亚太范文10篇

亚太范文篇1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亚太地区；经济周期

协同性国际分工格局的新变化源于上个世纪，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让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得到大力发展，因为要素禀赋与地理优势，产品内贸易最集中的地区已经变为亚太地区，因为运输成本的降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产品内贸易在亚太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作用极为突出。

1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现状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多边区域经济集团，成员分布较广，其中的成员国可以分为发展成员国和发达成员国，在内贸易方面，如我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成员国的经济都在高速发展中，在经贸合作中，其资源十分充足、商品较为丰富，有利于国际资本的流动，让贫困人口数量得到减少。发达成员国中出口的初级产品、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呈现出增长趋势，我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发展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有着逆差表现，逆差额增长倍数较大，我国需要从其他发展国家中进口中间产品与初级产品，经过加工后完成出口工作，在国际产品分工中，我国所处的位置依然相对较低。在产品内贸易当中，其国别特征相对明显，发达成员会将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而一些国家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或是货币升值等原因，也会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尤为明显，让我国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得到进一步发展。

2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

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得以形成，对相关经济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动态面板计量的方法[1]，可以对亚太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到的各个因素影响予以求出，其中协同性变量核心是增长率，而因为经济增长具有连续性，因此，需要对滞后项予以引入，让动态性得到有效控制。对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产品内贸易强度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增强的作用，属于正向促进关系，且经济结构在双边的相似度越大，协同性也就越强，金融一体化会对各国专业化水平予以提升，因此，金融一体化的加深会对各国周期协同性强度予以削弱。亚太地区本身是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十分集中的地区，在分工体系中，区域内各国都已有所融入，其本身又具有着极为明显的地理优势，因此，亚太地区国际分工格局发展的未来主要趋势是产品内贸易与产品内分工的继续发展，其协同性也就会随之加强。造成这种影响的主要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1）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虽然各个成员之间具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但是在非关税、关税、投资与服务等领域的开放使得其投资和贸易更为便利化，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新加坡、我国香港、韩国就转变了战略导向，出口收入得到了明显提升，而进口中间产品也促进了技术得到引进，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东盟国家与我国国内，促进的了经济的崛起，推动发达成员体的要素流动，让亚太地区的分工格局更为清晰，就我国而言，在装配制造方面的技术及生产力得到了明显提升。（2）经济技术合作加强。利用技术外溢效来让亚太地区各国技术得到进步的产品内贸易，可以让经济技术合作得到加强，通常情况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产品内贸易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利用直接投资方式让发达国家将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当中，二是发达国家采取外包手段，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成员国家之中。就我国来看，当前情况下，我国是各大跨过企业的主要投资国，跨国企业之间的交易、本地企业和跨过企业之间的交易成为我国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之间贸易增长的主要部分，主要产业领域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推动技术合作，来为社会福利的改善作出贡献。但就全球范围来看，亚太地区所拥有的增长活力是显著的，可同时，亚太地区的文化、政治、社会结构也是最具多样化的，资源竞争问题、文化冲突问题、政治影响问题都较为复杂，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在各个领域，让增长模式具有和谐、稳定、互信与包容性，这样可以让亚太地区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发展[2]。（3）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在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会让各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得到发展，以我国为例，在1998年，对于贸易进口来说，加工贸易的贡献率为-174.67%，对于贸易出口来说，贡献率为-227.79%，而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后，在2009年，在贸易进口方面的贡献率变为43.94%，在贸易出口方面的贡献率是38.84%。也就是说，产品内贸易可以让本国优势贸易在贸易进口与出口方面的贡献率得到大幅提升。（4）创造就业机会。在亚太地区，产品内贸易的发达成员国主要是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进出口，我国尚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较低位置，比重较大的是加工贸易，这会让我国就业压力得到缓解，而产品内贸易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可以让劳动力资源得到更为优化的配置。综上所述，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经济技术合作加强、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让产品内贸易强度的提升对于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具有增强作用，通过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的加强，可以让各国经济发展得到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邵军，李爽.产品内贸易对亚太地区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分析[J].经济经纬，2014，31(03)：48-53.

亚太范文篇2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其四，亚太地区旅游业具有“比较优势”。如前所述，欧洲旅游业接待游客人次总量规模难以提高，与此同时，欧洲区内国际旅游者对本区各主要旅游目的地旺季时的拥挤和人满为患感到不满和失望，加上他们对新旅游胜地向往，流失于欧洲之外的国际客源与日俱增，而亚太旅游区作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既有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又是各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混和体,既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因此，欧洲流失的本土客源将可能有部分作长距离旅游，前赴亚太地区，近几年欧洲赴亚太出国远程旅游呈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就证实了这一点。就北美而言，由于美元对欧洲主要货币持续疲软，美国游客在欧洲的购买力下降，美国客源对欧洲旅游目的地需求受到抑制，必须寻找转移地区，相反，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同美元直接挂钩，美元的价值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对而言又较为坚挺和稳妥，因此，美游客选择亚太地区为旅游目的地的人逐年上升。以中国大陆为例，1990年赴华美国游客为233193人次，仅两年时间，1992年就达到346303人次。

（二）

传统上，现代化都市一直都是亚太地区旅游目的地，亚太地区接待的国际游客，66％是为了一睹亚太区现代化都市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风貌，旅游消费结构中购物和美食占有相当比重。进入90年代，由于国际客源旅游消费偏好改变，亚太地区热点旅游目的地发生转移，度假旅游地取代现代化都市成为国际游客出访亚太地区的首先目的地，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旅游基础设施、雇员短缺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基础设施方面：亚太地区过去20多年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引起了道路、电讯、公交系统等公共设施的老化和短缺现象，据预测,本世纪内更新亚洲基础设施需耗2．5万亿美元巨资。在旅游业中，民航客机是亚太地区区内、区外国际客源的主要输送渠道，尽管航空运力不断提高，但在香港、孟买、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等地，国际机场都几近或已达到饱和的警诫线。据资料统计，香港启德机场每年最多能处理13.4万航班和2400万人次乘客，而1994年机场接待乘客人次高达2609万，仅在1993年，因机场无法容纳飞机频繁的升降，6700个航班被机场当局拒降,造成140万客源流失。在机场趋于饱和的同时，亚太地区新机场建设项目数量有限，依据对供求双方的估测，只有新加坡、台北等地新机场落成启用后能满足游客的增长；而老机场扩建、改建工程进展又不顺利，在日本、纳里它机场已趋饱和，但其扩建工程因当地农户拒售农田而受阻，在南朝鲜，由于资金难以落实到位，汉城附近扩建机场计划亦被无期限地搁置起来。

亚太地区地面，尤其是城镇区交通有较大改观、由于区内各国（如中越两国）相互开放边境地区，区内长距离公路、铁路网络覆盖面得以扩展。尽管如此，亚太地区内仍有不少地方过度使用原有陈旧老化的基础设施,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挤等问题产生，泰国政府正是迫于交通压力，才在公路出口建设尚未全部竣工的情况下，在曼谷开放其新建的公交系统。

二、环境方面：环境是旅游业的“生财之源”，它和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共同构筑旅游产品的整体框架。综观整个亚太地区，环境质量却是每况愈下，对旅游业构成了极强的杀伤力,欧洲旅行团就曾因污染严重而取消赴曼谷的旅游计划。虽然工业化一般被公认是亚太地区环境质量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旅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人所皆知的。亚太地区开发资金奇缺、开发技术落后，过度砍伐树木、大量侵占土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之地，所有这些掠夺性开发无一不加剧环境质量恶化，引起生态系统失衡。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亚太地区度假旅游目的地成批量开发，度假地中必不可少的高尔夫球场也相应迅速增加，整个亚太地区高尔夫球场泛滥。新加坡是全球面积较小的国家，而其高尔夫球场密度却是全球最高。1992年，泰国高尔夫球场多达200个，朝鲜也已超过178个。预计到2000年，亚太地区将有3000个高尔夫球场。这些高尔夫球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工程宏大的高尔夫球场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用水量大（仅一个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就可供2000户人家使用），而且污染严重，随着高尔夫球场的大量入侵，泰国主要农作物用水受到威肋，大米产量因缺水而不断下降。在马尼拉的海滨地区，高尔夫球场

产生的污水和工业废水结合形成“红潮”，严重危及海洋生物资源。

三、人力资源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的永续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人力资源开发。然而目前亚太地区旅游业人力资源开发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以旅游企业员工利用效率较低最为突出，在饭店方面，员工利用效率低表现于饭店具有较高的员工——客房比率

资料来源：东盟饭店业人力资源调查报告1991年

其原因是亚太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价格低廉，饭店雇佣员工边际成本很低，人浮于事自不见怪。与此相反，少数大都市却出现员工短缺现象，香港饭店业平均空缺约为4000人，且香港雇员流动性很强，饭店业雇员年更换率达30—40％，饭店业唯有以高薪相聘才能留住老雇员，吸引新雇员，进而加重工资成本。

亚太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培训设施、培训人员质量和数量都不够理想，有的国家甚至一片空白，象越南就根本没有正式的接待服务管理培训机构或单位。旅游培训不完善、不规范直接接导致旅游从业人员较低的素质（见表三）、表三显示，东盟各国饭店业中熟练雇员仅占34．4％，低于40％的国际通行标准，而半熟练雇员和非熟练雇员比重高达48．31％,表明就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准不高，从而直接影响服务质量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旅游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三）

相对于西欧、北美的衰退而言，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欧美、亚太可望在21世纪三分国际旅游市场，但从目前来看，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扰的现象：其一、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同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联系，然而，步入90年代，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要起动机的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又面临各种结构性问题，亚太地区旅游业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悄然兴起的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市场成熟尚需一些时日；其二，随着冷战结束，和平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旅律，大洋洲各岛国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从西方国家获取的各种援助减少，直接影响其未来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其三，亚太地区局部（如菲济、泰国、柬埔寨）政局动荡，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错，不时酿成军事冲突，脆弱的旅游业经济受到冲击。亚太地区未来旅游业要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早日成为三强之一，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完善旅游供给体系。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应致力于改善旅游环境、扩建机场、道路和通讯设施，鼓励各界人士投资兴建酒店和新的旅游景点，逐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完整旅游供给体系，并使之成龙配套。例如，香港政府为缓解启德机场压力，耗资1582亿港元在90年代后半期开展新机场核心项目建设。由于旅游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各国政府难以承担全部项目建设成本，因此可同私营部门展开合作，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同时，对建成基础设施严加管理，合理使用，为避免对基础设施造成过大压力，印尼政府就曾暂时冻结过巴厘的饭店开发项目。

亚太范文篇3

一般而言，亚太贸易合作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类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区域贸易安排，这类区域经济合作通过有关国家和地区签订贸易协定，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一系列制度性的紧密贸易安排，签约方要按照要求相互开放市场，而且这种开放幅度相对较大。比如《曼谷协定》、内地与港澳CEPA、中国一东盟FTA、中国一新加坡FTA等。第二类是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由地理上相邻的合作区内各成员的地方政府来推动合作。其目的在于利用经济互补性，发挥地缘临近的区位优势，通过渐进方式探索潜在的合作方式和合作领域。比如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和泛北部湾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图们江增长三角等。第三类为相对比较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论坛，这一类论坛性质的合作机制一般不具有约束力，其目的一般也是探索性的，通常是以政策对话、促进贸易和加强信息交流为主。比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亚欧会议(ASEM)等。

(一)双边贸易机制

自从2004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代表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协议》之后，中国加快了FTA步伐，截至2009年6月，中国已经签署了9个FTA，正在与冰岛、挪威等6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谈判，与印度、韩国进行FTA官方可行性研究，并与韩国、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或地区进行FTA民间可行性研究，如中日韩FTA、ASEAN+3、ASEAN+6等。其中的多个FTA都采取了类似日本EPA形式，捆绑签订了囊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投资等多个领域的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表1显示，中国的已签署FTA中，亚太地区占绝大多数，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必须指出，在双边FTA积极进展的同时，多边FTA进展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在“东盟+3”为基础的地区合作框架中的影响表示担心，极力推动“大东亚”范围的合作，即“东盟+6”框架下的“东亚峰会”机制。“东亚峰会”把本不属东亚的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进来，这样，东亚合作就出现了两个框架并行的态势，一个是“东盟+3”，一个是“东盟+6”。尽管领导人会议对两个机制做了分工，但是实际发展并不明确，二者带有竞争性发展的特征。(张蕴岭，2009)这种以东亚峰会面目出现的“东盟+6”机制使得东亚合作的政治构架变得更为复杂，凸显了东亚合作政治利益的多元特征，同时合作方案间的博弈，也延缓了亚太地区多边FTA进程。

(二)多边贸易机制

由于亚太经合组织“开放的地区主义”的性质，它的象征意义一直大于实际意义，其开放性和非约束性特征决定了它在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不会真正有所作为。(李向阳，2002)即便如此，这仍然引起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内的单边行动中，关税减让水平也都基本与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保持一致。但是伴随着《贸物宣言》决定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两个时间表，大阪会议制定了实现这两个时间表的行动议程，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应分别于2010和2020年实现贸易自由化的压力逐渐增大，尽管进展并不顺利，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收效。例如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亚太地区以APEC为核心，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开展了贸易便利化工作。第一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已经完成，它成功地使得亚太地区在2002-2006年间贸易交易成本减少了5％，作为它的后续计划，APEC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旨在2007-2010年间使得亚太地区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易成本再降低5％。同时，APEC已经开始实施为期2008-2010年的投资便利化行动计划(IFAP)。目前，中国参与APEC的承诺基本没有超出对WTO的承诺，同时参与APEC的方式，也以功能性建设为主。

(三)次区域经济合作

中国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并不局限于贸易领域的合作，但是贸易合作是次区域合作关键领域之一。1992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起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确定了贸易便利化、投资、交通、能源、电讯、农业等九个优先领域，投入大量资金，实施了许多项目。目前中国也积极参与这个合作，使西部落后省份与邻近的周边国家扩大相互贸易和投资，实现共赢。图们江地区开发合作参与方主要是中国的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以及俄罗斯、蒙古、朝鲜和韩国。目前参与各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衔接、跨境运输、跨境旅游、跨境投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经过十多年的合作开发，图们江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据亚行最近的一项统计，1992-2006年次区域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6，5％，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同时，贸易占GDP的比重从48％上升到90％，开放程度显著提高，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易小准，2007)在目前积极关注GMS、泛北部湾、海西区等次区域外，还需要关注东北亚地区的次区域合作，以期将民间的合作提升至官方合作水平，更好地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进程

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进程主要受到两次金融危机的推动，第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了“清迈协议”的出台，而此次金融危机则促使中国签订了多项货币互换协定，并大幅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

(一)双边货币互换

所谓“货币互换”是指两笔金额、期限和计算利率方法相同、货币不同的债务资金之间的调换。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把本国及本地区货币作为抵押交给对方，同时获得对方借出的货币或美元，从而使本国及本地区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200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宣布签署双向货币互换协议，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按2008年12月9日汇率计算)。中韩货币互换协议的有效期为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该项协议旨在向两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自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与其他央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

2009年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协议实施有效期为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延期，协议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这是继中韩达成货币互换协议以后，央行第二次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在不到两个月之后，中国人民银行第三次签署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已与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800亿元人民币或400亿林吉特。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央行称，此次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主要是为了推动双边贸易及投资促进两国经济增长。这与此前两次央行与韩国和香港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时的表述有所不同，这次有关金融稳定的表述几乎完全被淡化了。此次货币互换协议可以视作是与东盟货物贸易结算试点“有着紧密联系的一项举措”。官方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目前已是中国内地在东盟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双边贸易额为534，7亿美元。与双边贸易额比较起来，此次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并不小。2009年3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印度尼西亚银行建立货币互换安排，规模为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中国与印度尼西亚银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目的是支持双边贸易及直接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并为稳定金融市场提供短期流动性。协议实施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此外，中国央行还表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积极研究与其他国家(地区)中央银行(货币当局)比如泰国和越南等建立类似的货币互换安排，以维护区域及全球金融稳定。目前，中国已经开始积极缔结双边货币互换，这样做不仅有助于国际贸易稳定，同时也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说双边货币互换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区域金融合作的主要方式之一。

(二)清迈协议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就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但在美国与中国的反对下销声匿迹，代之而出的是“清迈协议”框架。2000年5月，“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协议》(ChiangMaiInitiative)。《清迈协议》主要包括两部分：首先，扩大了东盟互换协议(ASA)的数量与金额；其次，建立了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双边互换协议。清迈协议前期是以“双边制”为主导的决策机制，框架内签署的绝大部分货币互换协议均为双边协议。但是这一情况在2006年5月4日召开的第九届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发生了变化。会议对“清迈协议”的主要原则进行了修订，根据修订后的原则，各国在启动双边货币互换过程中，将执行集体决策机制。执行集体决策机制有利于清迈协议向“多边制”过渡。在清迈倡议(CMI)框架之下，中国与包括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多个亚太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条约。2008年5月在马德里结束的“10+3”财长会议宣布，13国同意为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出资至少800亿美元，以帮助参与国抵御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2009年1月22日，“10+3”财长特别会议决定，为增强亚洲货币抵抗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意扩大清迈协议，将筹建中的共同外汇储备基金规模从原定的800亿美元扩大至1200亿美元。同时，在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1200亿美元额度中，东盟10国负责20％，中日韩三国负责出资80％，具体而言，中国和日本各出资384亿美元，韩国出资192亿美元。(即中国32％、日本32％、韩国16％)虽然区域内多边金融合作已有所进展，但是进展仍然显得缓慢，而且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在操作上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此轮金融危机能否成为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动力，还有待观察。

三、对中国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展望

(一)对中国参与亚太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再认识

目前，无论是贸易合作还是金融合作角度看，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都显得进展缓慢。李向阳(2005)指出，如果东亚的大国不选择相互合作，该地区将最终形成以双边区域贸易协定为主导的格局。因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东亚国家整体被边缘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问题的出现首先就与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构想相关。一直以来，中国在参与亚太经济多边合作时，基本没有将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纳入考虑范围，其主要思路集中于东亚地区，当然这也与为了提高多边合作谈判效率而适当控制参与方有关，尽管这样，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对于“10+3”机制多少感到了不满。而日本为了取得多边合作机制上的主导权，针锋相对的提出了“10+6”的合作机制，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东亚峰会的范畴，但是其他地区的代表却对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东亚身份感到了怀疑，就连印度自身也对将其纳入东亚感到不满意。在目前两个多边合作机制方案的博弈中，事实上谁都没有取得胜利，反而导致了亚太地区多边合作进展缓慢。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方案加以妥协或者让步，国内学者张蕴岭(2009)设计的方案是将“东亚峰会”转型为“亚洲峰会”，突显其亚洲合作的框架性质，这样，也可以吸收其他亚洲国家参加，同时，把“东盟+3”发展成实实在在的东亚合作机制，把“亚洲峰会”发展成亚洲大区范围的合作机制。这样，两个框架并行发展，各有功能，相互补充，相互合作，这就把机制和路径理顺了。不仅避免了多个多边合作方案久拖不决，，也有利于中国加快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在下一轮经济增长中找到新的增长平台。除此以外，由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两难困境”的存在(李向阳，2005)，短期内深化一体化较困难，东亚合作的范畴可以突破金融贸易领域，延伸至能源合作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

(二)关于中国参与亚太贸易合作的思考

中国在积极签署双边FTA的同时，不应该轻视多边贸易合作机制以及次区域合作。关于多边贸易机制，如“10+3”框架下建立的东亚自贸区(EAFTA)，如果进展缓慢，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采取“先行措施”，正像“早期收获”做法那样，让参与合作研究的各国尽快享受多边贸易合作的好处，并以此作为推动东亚自贸区的动力。一方面，以“功能性建设”(functionalinstructionalbuilding)作为推进亚太贸易合作的手段之一，也就是说，在亚太地区，可能存在亚太、亚洲、东亚地区三大区域，在任何一个地区内进行贸易合作，特别是进行自贸区式的谈判，都将是困难的，因此在每一个区域机制内，都应该有一个重点推进的领域。比如人员流动、海关措施、透明度等等。这样针对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功能性建设，根据轻重缓急来安排合作进程，非常适合目前亚太地区复杂的文化、经济、历史背景，将有效地推动贸易合作的进程。

另一方面，贸易便利化先行。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世界发展指数(WDI)，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关税都以大幅下降，以其全部商品加权平均关税为例：欧盟2.1％、中国4.3％、日本1.5％、加拿大0.9％、印度14.5％、韩国7.4％、美国1.6％，而全世界加权平均关税为3.1％，这些数据表明，除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外，大多数国家的关税水平已经处于较低水平，在此基础上进行关税减让所剩操作空间不大，而且这一部分关税涉及到许多国家的敏感产业，如果为了签署FTA而冲击这些部门，必然会导致国内严重的反弹情绪，正如韩国牛肉风波一样，会极大地阻碍FTA的签署。因此，鉴于目前关税水平和操作上的可行性，可以考虑对某些谈判受阻的FTA，实行贸易便利化先行战略，即先不考虑具体的货物贸易协定，而采取“早期收获”的做法，只是现在的收获方式改成贸易便利化而已。特别是考虑到相对于单位关税水平减让而言，单位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贸易流量更大水平的提高。(Wilson，2003)尽快对涉及谈判国家较多的FTA实施贸易便利化先行战略，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三)关于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的设想

中国参与亚太金融合作应该主要在东亚金融合作框架之内进行的，具体措施集中于地区救援机制、地区监督机制和亚洲债券市场三个方面。除已经建立了1200亿美元的“10+3”共同储备基金外，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关注：

首先，加强汇率合作，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各国实行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被认为是东亚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事实证明每个国家完全的浮动汇率又会导致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市场风险。因此，汇率合作就成为继清迈倡议和亚洲债券市场之后下一个最主要的合作目标。其次，夯实信息共享平台，完善地区监督机制。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金融合作，可以考虑建立地区的金融监督预警机制，把这个框架下的功能机制、网络做实(比如，基础设施网络、次区域发展合作)。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技术性机构，对东亚13国经济发展和政策进行独立分析，并定期向两国有关部门递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报告，通过同行评估和同行监督机制协助对方发现并应对潜在危机。最后，鼓励企业交叉上市，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建设。对于东亚国家金融机构进驻中国资本市场给予开放，同时也应该扩大中国金融机构进人其他东亚国家资本市场的范围，并允许一些资质良好的企业同时在东亚多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当然这需要我们加强双方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推进债券市场的地区一体化。具体措施包括：成立指导内部债券市场发展的有效主导机构，完善内部机制为地区合作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建立债券交易市场和高效的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完善债券市场所需要的担保和评级等制度，营造有利于债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信用环境、税收环境和法律环境等。

亚太范文篇4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其四，亚太地区旅游业具有“比较优势”。如前所述，欧洲旅游业接待游客人次总量规模难以提高，与此同时，欧洲区内国际旅游者对本区各主要旅游目的地旺季时的拥挤和人满为患感到不满和失望，加上他们对新旅游胜地向往，流失于欧洲之外的国际客源与日俱增，而亚太旅游区作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既有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又是各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混和体,既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因此，欧洲流失的本土客源将可能有部分作长距离旅游，前赴亚太地区，近几年欧洲赴亚太出国远程旅游呈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就证实了这一点。就北美而言，由于美元对欧洲主要货币持续疲软，美国游客在欧洲的购买力下降，美国客源对欧洲旅游目的地需求受到抑制，必须寻找转移地区，相反，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同美元直接挂钩，美元的价值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对而言又较为坚挺和稳妥，因此，美游客选择亚太地区为旅游目的地的人逐年上升。以中国大陆为例，1990年赴华美国游客为233193人次，仅两年时间，1992年就达到346303人次。

（二）

传统上，现代化都市一直都是亚太地区旅游目的地，亚太地区接待的国际游客，66％是为了一睹亚太区现代化都市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风貌，旅游消费结构中购物和美食占有相当比重。进入90年代，由于国际客源旅游消费偏好改变，亚太地区热点旅游目的地发生转移，度假旅游地取代现代化都市成为国际游客出访亚太地区的首先目的地，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旅游基础设施、雇员短缺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基础设施方面：亚太地区过去20多年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引起了道路、电讯、公交系统等公共设施的老化和短缺现象，据预测,本世纪内更新亚洲基础设施需耗2．5万亿美元巨资。在旅游业中，民航客机是亚太地区区内、区外国际客源的主要输送渠道，尽管航空运力不断提高，但在香港、孟买、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等地，国际机场都几近或已达到饱和的警诫线。据资料统计，香港启德机场每年最多能处理13.4万航班和2400万人次乘客，而1994年机场接待乘客人次高达2609万，仅在1993年，因机场无法容纳飞机频繁的升降，6700个航班被机场当局拒降,造成140万客源流失。在机场趋于饱和的同时，亚太地区新机场建设项目数量有限，依据对供求双方的估测，只有新加坡、台北等地新机场落成启用后能满足游客的增长；而老机场扩建、改建工程进展又不顺利，在日本、纳里它机场已趋饱和，但其扩建工程因当地农户拒售农田而受阻，在南朝鲜，由于资金难以落实到位，汉城附近扩建机场计划亦被无期限地搁置起来。

亚太地区地面，尤其是城镇区交通有较大改观、由于区内各国（如中越两国）相互开放边境地区，区内长距离公路、铁路网络覆盖面得以扩展。尽管如此，亚太地区内仍有不少地方过度使用原有陈旧老化的基础设施,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挤等问题产生，泰国政府正是迫于交通压力，才在公路出口建设尚未全部竣工的情况下，在曼谷开放其新建的公交系统。

二、环境方面：环境是旅游业的“生财之源”，它和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共同构筑旅游产品的整体框架。综观整个亚太地区，环境质量却是每况愈下，对旅游业构成了极强的杀伤力,欧洲旅行团就曾因污染严重而取消赴曼谷的旅游计划。虽然工业化一般被公认是亚太地区环境质量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旅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人所皆知的。亚太地区开发资金奇缺、开发技术落后，过度砍伐树木、大量侵占土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之地，所有这些掠夺性开发无一不加剧环境质量恶化，引起生态系统失衡。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亚太地区度假旅游目的地成批量开发，度假地中必不可少的高尔夫球场也相应迅速增加，整个亚太地区高尔夫球场泛滥。新加坡是全球面积较小的国家，而其高尔夫球场密度却是全球最高。1992年，泰国高尔夫球场多达200个，朝鲜也已超过178个。预计到2000年，亚太地区将有3000个高尔夫球场。这些高尔夫球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工程宏大的高尔夫球场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用水量大（仅一个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就可供2000户人家使用），而且污染严重，随着高尔夫球场的大量入侵，泰国主要农作物用水受到威肋，大米产量因缺水而不断下降。在马尼拉的海滨地区，高尔夫球场

产生的污水和工业废水结合形成“红潮”，严重危及海洋生物资源。

三、人力资源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的永续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人力资源开发。然而目前亚太地区旅游业人力资源开发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以旅游企业员工利用效率较低最为突出，在饭店方面，员工利用效率低表现于饭店具有较高的员工——客房比率（见表二）。

资料来源：东盟饭店业人力资源调查报告1991年

其原因是亚太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价格低廉，饭店雇佣员工边际成本很低，人浮于事自不见怪。与此相反，少数大都市却出现员工短缺现象，香港饭店业平均空缺约为4000人，且香港雇员流动性很强，饭店业雇员年更换率达30—40％，饭店业唯有以高薪相聘才能留住老雇员，吸引新雇员，进而加重工资成本。

亚太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培训设施、培训人员质量和数量都不够理想，有的国家甚至一片空白，象越南就根本没有正式的接待服务管理培训机构或单位。旅游培训不完善、不规范直接接导致旅游从业人员较低的素质（见表三）、表三显示，东盟各国饭店业中熟练雇员仅占34．4％，低于40％的国际通行标准，而半熟练雇员和非熟练雇员比重高达48．31％,表明就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准不高，从而直接影响服务质量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旅游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三）

相对于西欧、北美的衰退而言，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欧美、亚太可望在21世纪三分国际旅游市场，但从目前来看，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扰的现象：其一、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同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联系，然而，步入90年代，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要起动机的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又面临各种结构性问题，亚太地区旅游业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悄然兴起的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市场成熟尚需一些时日；其二，随着冷战结束，和平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旅律，大洋洲各岛国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从西方国家获取的各种援助减少，直接影响其未来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其三，亚太地区局部（如菲济、泰国、柬埔寨）政局动荡，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错，不时酿成军事冲突，脆弱的旅游业经济受到冲击。亚太地区未来旅游业要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早日成为三强之一，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完善旅游供给体系。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应致力于改善旅游环境、扩建机场、道路和通讯设施，鼓励各界人士投资兴建酒店和新的旅游景点，逐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完整旅游供给体系，并使之成龙配套。例如，香港政府为缓解启德机场压力，耗资1582亿港元在90年代后半期开展新机场核心项目建设。由于旅游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各国政府难以承担全部项目建设成本，因此可同私营部门展开合作，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同时，对建成基础设施严加管理，合理使用，为避免对基础设施造成过大压力，印尼政府就曾暂时冻结过巴厘的饭店开发项目。

亚太范文篇5

【摘要题】国别经济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元以这次大幅贬值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政府主导型的货币贬值。综合两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表现，我们发现，这次日元贬值不过是日元近期走势的一种延续，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贬值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大多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存在着直接竞争。各国纷纷表示对日元汇率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本国货币将追随日元进行贬值，这更加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焦点。

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它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扩大出口，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并使国内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各国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经济形象而不主张采取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有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大幅度上涨或下跌。下面，我们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90年代日元汇率与各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经济、外交活动，对此次日元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模型设计及相关分析

我们对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不是要了解日元汇率变动对各国民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而是要分析日元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为控制或刺激这些国民经济指标的变动而引起的。即我们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们选取的国民经济指标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长率，日本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长期对外投资净值，出口、进口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等8项。

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指标数据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P增长率、进口贸易增长率等5项指标与日元汇率的相互系数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贸易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相互系数最高，达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率、对外长期投资净值及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只在0.2～0.4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说明日元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出口、民间投资、对外投资等项目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选作统计分析数据的日元汇率是经过处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兑美元汇率，期间必然存在汇率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的影响相互抵销的部分。我们分析的结果体现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倾向。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在下面要进行的回归分析中将排除上述3个变量，而只选择剩下的5项，它们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口贸易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

表1

附图

注：①表中增长率为百分数，长期对外投资及国际储备为亿美元。

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汇率为根据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长期对外投资净值根据同期日元汇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统计年鉴之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选取值为最新版本中的数据。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选取的各国民经济指标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个别指标间相关系数达到0.7以上，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或类似方法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所选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日元汇率变动，X则代表解释变量，即各个经济指标数值的变动，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是：

表2

经济指标X参数估计值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sig值

常数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长率

参数3.22.5191.270.251

常数123.7426.85718.0470

财政赤字/GDP

参数-2.9471.513-1.9470.099

常数118.135.4521.6770

进口增长率

参数-0.8200.523-1.5660.168

常数124.43511.16411.1460

国际储备

参数-8.3110.007-1.1380.299

常数123.3608.63214.2920

中日贸易增长率

参数-0.9910.541-1.8330.141

统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差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表明我们选取的各统计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从t检验值来看，各常数的估计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而各项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偏小，除财政赤字与GDP比值一项检验的显著性较为合理外，其它4项指标估计值的sig值均偏高。综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和显著性sig值，我们发现，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表1所统计的8项国民经济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各经济指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日本汇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日元此次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日元大幅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贬值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品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夺取了大片原属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日元贬值提升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了贸易出口的增长，使日本不断下降的对外贸易盈余大幅上涨。虽然如此，从2001年统计资料我们看到：日本全年贸易出口额仅占GDP总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盈余对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无特殊意义。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元的大幅贬值却将对其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给予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东南亚及东亚几国形成了与日本大致相同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也十分类似，而且对日本市场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多个出口领域与日本同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日元贬值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韩国出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以往日元每贬值10%，韩国出口将减少27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9%，进口也将减少8亿美元。而事实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降幅度已超过28%，可以讲，日元贬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削弱了亚洲其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了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压力。据统计，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外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是来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元贬值导致大量本国资本留在国内寻找机会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极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外资来源。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的国家甚至政局动荡，已经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难度。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经济增长本已放缓的亚洲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加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思考，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形势恶化，引起亚洲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一场新的亚洲经济灾难将会来临。

日元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曾多次表示：为了保障亚洲经济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的贬值意味着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的升值，也将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表3

经济指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兑美元汇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对中国进口增长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3-1999年版。

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以最新版为本。

③日元兑美元汇率为日元年度平均汇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虽然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回调，使日元相对于人民币仍然是升值，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由6.2%一跃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间，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虽然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转移到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为主，但贸易出口的增长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也已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资金投放国。日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产生影响，无疑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正常的对外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障碍，也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新讲的“单靠日元大幅贬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次日元贬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却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经济的信誉，也使投资者和居民对日本经济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以及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同时，日元的大幅贬值却使得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雪上加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货币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各国货币处于竞争性贬值的边缘。

四、日本亚太发展战略及其面临的障碍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变动与日本外汇储备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无论日元汇率如何剧烈振荡，日本外汇储备除个别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势，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稳定日元汇率。这次日元大幅贬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干预汇率的政府行为造成的。那么究竟为何日本政府要以邻为壑，采取这种损人利己的贬值政策呢？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其意图已超越单纯的刺激出口、挽救颓势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在它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日本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曾构想过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等国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技术和服务的供应者，同时成为利润的吸纳者。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在日本建成联合国亚太总部，使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如果这些构想能成为现实，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想和实施其亚太战略，而东盟以其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往来，二者贸易额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额的4倍以上。日本通过技术、资本的输出，已将东盟融入其构想的“雁形经济体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称“10+3框架体系”只不过是日本与东盟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以及日本—东盟开放区域的延伸。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但进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导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仍以传统的制造、电子等行业为主导产业，从而使其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活动方向的控制权。90年代中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不再是亚太地区资本的唯一提供者，资本和技术可以不经过第2梯次而直接到达第3甚至第4梯次的国家和地区。另外，亚太区域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完整性，在生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产品出口结构趋同，加上本地区对产品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导致在销售上对外部市场产生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要在欧美国家市场上得到实现，这使得日本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体系的脆弱、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效率低下，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欧美国家的竞争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等外界压力，日本已没有能力控制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亲美入亚”的亚太战略、日美贸易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都遭到了一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各国的一致反对。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亚太战略构想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其他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经济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时，在亚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01年中国提出成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并且在WTO多哈会议召开的前4天，东盟领导人正式宣布启动该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始。我们认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下，先于在“10+3框架协议”下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下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它表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盟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日益递减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在逐年上涨。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进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的通畅。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为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与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这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或亚元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已开始了这一战略的实施，但实施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及美国的反对而被迫搁浅。伴随着亚洲各国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欧元诞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将日元国际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与美元、欧元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认为，世纪之交，国际货币体系又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欧元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还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极货币体系”还未成定数，值此关键时刻，加紧推进日元国际化、谋求建立3种货币的鼎立局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出口、投资、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严重阻碍了日本日元战略的实施进程。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强迫人们接受日元，日元国际化更像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非经济贸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论认为，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作为一个“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当事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纳什均衡”，支付了相应的政策损失之后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理由为了特定目的在一个没有冲突和政策矛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制造出一个“区域货币”或“货币区”出来。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而日元仍旧没有成为亚洲货币的真正原因。虽然这其中有亚洲各国对强势货币的认同和接受以及各国的“民族情结”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这是由亚洲的整体经济环境决定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这就要求各国保持经常性的贸易盈余，这直接导致各国制定了几乎相同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义强调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获得稀缺的国际硬通货，而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则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以各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与互补为前提的。几十年形成的亚洲产业结构使得各国之间很少存在互补性的贸易往来，结果不但形成不了独立的区域货币或货币区，而且还使本地区经济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与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国政府则一直着重于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更注重于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低成本的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纺织产品及部分农产品与东盟各国、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电子产品、汽车及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形成明显的贸易互补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有50%以上的产品具有互补性。中国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中也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明显不同。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来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走势为人民币塑造了一个强势货币的形象。此时的日本忧心忡忡，担心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融合，人民币汇率放开并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将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并最终取代日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届时，日本的亚太战略将不得不宣告破产。

五、结论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振兴乏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在高速增长，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中国—东盟10+1框架协议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抛开韩国、日本单方面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直接威胁到日本亚洲经济霸主的构想，也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战略实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此时采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认为的：日本经济几年内将持续恶化，像以前一样半死不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爆发信心危机，日本政府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并容忍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而这必然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至此，日元大幅贬值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日本诱导日元大幅贬值表面上为的是刺激出口与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亚洲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干扰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降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活力，并对人民币及其它亚洲货币形成巨大贬值压力，进一步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削弱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其在亚洲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减少人民币可能对日元国际地位产生的冲击，与此同时，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将来能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新的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高辉清.人民币应该贬值吗？[J].中国经济信息，2001,(23).

[2]远东经济敏感格局[J].经济展望，2001,(12).

[3]何力.改变亚洲格局[J].智囊，2001,(12).

[4]陆来.重新认识货币区[J].当代经济科学，2001,(6).

亚太范文篇6

一、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

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地区战略的角度，中国都需要建立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的三个单独关税区，又互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两岸四地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两岸四地经济繁荣与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两岸四地同为中国人，彼此间的互补远大于竞争。作为腹地的祖国大陆经贸发展潜力巨大，庞大的消费人口和市场，多层次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两岸四地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演进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会。因而建立中华自由贸易区应成为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首要选择。

二、以周边睦邻成员国为重点，积极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亚太地区是21世纪最具经济活力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实体。中国作为亚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谋求与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体来看，要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按既定目标建立“10＋1”自由贸易区，以此为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依托和坚实的基础；积极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并探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方式方法。为此，应进一步参与APEC的活动，争取在制定有关规定中有更多的发言，更加主动地倡议和提出各种富有战略型、前瞻性的议题，增大在重要合作议题上的声音和分量，以充分维护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积极倡导建立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睦邻友好合作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并侧重加强次区域化经济合作，如环黄渤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等。

三、构筑多元重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

多元重心的区域合作模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融合的趋势。中国应谋求在亚太地区实现由单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转变。根据经济依存度和经济互补性的强弱，可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与中国互补性最强，地缘、人文优势条件最佳。范围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华经济圈、欧洲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第二层次：与中国的互补性较强，地缘、人文条件良好。范围大体包括东南亚经济圈、南亚经济圈、中亚经济圈、西亚经济圈。第三层次：与我国的互补性弱，地缘、人文条件一般。范围大致包括中东、非洲、拉美和某些独联体国家、东欧诸国，这一层次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较弱。显然第一层次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地区。而第二层次的东南亚经济圈处于亚太地区，也是中国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点。从总体看，中国应以两岸四地为核心，推动东亚经济圈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强与亚太经合成员间的经济合作，同时在各个战略方向上推进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北推动与俄罗斯及东北亚的区域合作进程，由优惠贸易和项目开发向更高层次合作方式过渡，积极筹划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向南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区域圈；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发展与中亚五国的多边合作；向西南谋求与南亚各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为今后深化双边合作奠定基础。

四、正确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进展与大国的推动是密切相关的。欧盟的发展离不开法德两个大国的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是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促成的。两者都经历了由大国牵头，逐步扩大升级的道路。中国作为地区和世界大国，应积极参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在亚洲地区大国关系十分复杂，中日、日韩、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戒备心理和紧张关系，而且都想在区域一体化中掌握主导权，这种基于本国利益而产生的相互猜忌和戒备心理会阻碍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因此，中国作为错综复杂关系中的重要角色，应首先妥善处理与大国的关系，积极倡导互信机制。

五、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综合国力

亚太范文篇7

【摘要题】国别经济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元以这次大幅贬值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政府主导型的货币贬值。综合两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表现，我们发现，这次日元贬值不过是日元近期走势的一种延续，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贬值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大多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存在着直接竞争。各国纷纷表示对日元汇率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本国货币将追随日元进行贬值，这更加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焦点。

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它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扩大出口，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并使国内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各国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经济形象而不主张采取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有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大幅度上涨或下跌。下面，我们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90年代日元汇率与各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经济、外交活动，对此次日元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模型设计及相关分析

我们对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不是要了解日元汇率变动对各国民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而是要分析日元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为控制或刺激这些国民经济指标的变动而引起的。即我们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们选取的国民经济指标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长率，日本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长期对外投资净值，出口、进口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等8项。

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指标数据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P增长率、进口贸易增长率等5项指标与日元汇率的相互系数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贸易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相互系数最高，达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率、对外长期投资净值及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只在0.2～0.4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说明日元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出口、民间投资、对外投资等项目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选作统计分析数据的日元汇率是经过处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兑美元汇率，期间必然存在汇率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的影响相互抵销的部分。我们分析的结果体现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倾向。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在下面要进行的回归分析中将排除上述3个变量，而只选择剩下的5项，它们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口贸易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

表1

附图

注：①表中增长率为百分数，长期对外投资及国际储备为亿美元。

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汇率为根据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长期对外投资净值根据同期日元汇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统计年鉴之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选取值为最新版本中的数据。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选取的各国民经济指标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个别指标间相关系数达到0.7以上，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或类似方法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所选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日元汇率变动，X则代表解释变量，即各个经济指标数值的变动，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是：

表2

经济指标X参数估计值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sig值

常数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长率

参数3.22.5191.270.251

常数123.7426.85718.0470

财政赤字/GDP

参数-2.9471.513-1.9470.099

常数118.135.4521.6770

进口增长率

参数-0.8200.523-1.5660.168

常数124.43511.16411.1460

国际储备

参数-8.3110.007-1.1380.299

常数123.3608.63214.2920

中日贸易增长率

参数-0.9910.541-1.8330.141

统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差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表明我们选取的各统计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从t检验值来看，各常数的估计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而各项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偏小，除财政赤字与GDP比值一项检验的显著性较为合理外，其它4项指标估计值的sig值均偏高。综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和显著性sig值，我们发现，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表1所统计的8项国民经济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各经济指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日本汇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日元此次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日元大幅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贬值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品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夺取了大片原属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日元贬值提升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了贸易出口的增长，使日本不断下降的对外贸易盈余大幅上涨。虽然如此，从2001年统计资料我们看到：日本全年贸易出口额仅占GDP总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盈余对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无特殊意义。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元的大幅贬值却将对其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给予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东南亚及东亚几国形成了与日本大致相同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也十分类似，而且对日本市场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多个出口领域与日本同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日元贬值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韩国出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以往日元每贬值10%，韩国出口将减少27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9%，进口也将减少8亿美元。而事实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降幅度已超过28%，可以讲，日元贬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削弱了亚洲其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了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压力。据统计，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外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是来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元贬值导致大量本国资本留在国内寻找机会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极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外资来源。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的国家甚至政局动荡，已经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难度。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经济增长本已放缓的亚洲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加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思考，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形势恶化，引起亚洲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一场新的亚洲经济灾难将会来临。

日元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曾多次表示：为了保障亚洲经济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的贬值意味着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的升值，也将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表3

经济指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兑美元汇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对中国进口增长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3-1999年版。

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以最新版为本。

③日元兑美元汇率为日元年度平均汇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虽然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回调，使日元相对于人民币仍然是升值，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由6.2%一跃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间，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虽然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转移到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为主，但贸易出口的增长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也已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资金投放国。日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产生影响，无疑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正常的对外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障碍，也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新讲的“单靠日元大幅贬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次日元贬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却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经济的信誉，也使投资者和居民对日本经济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以及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同时，日元的大幅贬值却使得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雪上加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货币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各国货币处于竞争性贬值的边缘。

四、日本亚太发展战略及其面临的障碍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变动与日本外汇储备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无论日元汇率如何剧烈振荡，日本外汇储备除个别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势，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稳定日元汇率。这次日元大幅贬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干预汇率的政府行为造成的。那么究竟为何日本政府要以邻为壑，采取这种损人利己的贬值政策呢？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其意图已超越单纯的刺激出口、挽救颓势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在它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日本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曾构想过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等国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技术和服务的供应者，同时成为利润的吸纳者。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在日本建成联合国亚太总部，使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如果这些构想能成为现实，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想和实施其亚太战略，而东盟以其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往来，二者贸易额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额的4倍以上。日本通过技术、资本的输出，已将东盟融入其构想的“雁形经济体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称“10+3框架体系”只不过是日本与东盟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以及日本—东盟开放区域的延伸。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但进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导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仍以传统的制造、电子等行业为主导产业，从而使其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活动方向的控制权。90年代中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不再是亚太地区资本的唯一提供者，资本和技术可以不经过第2梯次而直接到达第3甚至第4梯次的国家和地区。另外，亚太区域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完整性，在生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产品出口结构趋同，加上本地区对产品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导致在销售上对外部市场产生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要在欧美国家市场上得到实现，这使得日本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体系的脆弱、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效率低下，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欧美国家的竞争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等外界压力，日本已没有能力控制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亲美入亚”的亚太战略、日美贸易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都遭到了一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各国的一致反对。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亚太战略构想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其他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经济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时，在亚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01年中国提出成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并且在WTO多哈会议召开的前4天，东盟领导人正式宣布启动该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始。我们认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下，先于在“10+3框架协议”下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下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它表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盟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日益递减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在逐年上涨。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进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的通畅。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为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与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这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日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或亚元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已开始了这一战略的实施，但实施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及美国的反对而被迫搁浅。伴随着亚洲各国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欧元诞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将日元国际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与美元、欧元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认为，世纪之交，国际货币体系又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欧元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还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极货币体系”还未成定数，值此关键时刻，加紧推进日元国际化、谋求建立3种货币的鼎立局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出口、投资、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严重阻碍了日本日元战略的实施进程。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强迫人们接受日元，日元国际化更像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非经济贸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论认为，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作为一个“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当事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纳什均衡”，支付了相应的政策损失之后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理由为了特定目的在一个没有冲突和政策矛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制造出一个“区域货币”或“货币区”出来。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而日元仍旧没有成为亚洲货币的真正原因。虽然这其中有亚洲各国对强势货币的认同和接受以及各国的“民族情结”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这是由亚洲的整体经济环境决定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这就要求各国保持经常性的贸易盈余，这直接导致各国制定了几乎相同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义强调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获得稀缺的国际硬通货，而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则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以各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与互补为前提的。几十年形成的亚洲产业结构使得各国之间很少存在互补性的贸易往来，结果不但形成不了独立的区域货币或货币区，而且还使本地区经济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与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国政府则一直着重于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更注重于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低成本的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纺织产品及部分农产品与东盟各国、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电子产品、汽车及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形成明显的贸易互补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有50%以上的产品具有互补性。中国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中也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明显不同。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来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走势为人民币塑造了一个强势货币的形象。此时的日本忧心忡忡，担心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融合，人民币汇率放开并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将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并最终取代日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届时，日本的亚太战略将不得不宣告破产。

五、结论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振兴乏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在高速增长，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中国—东盟10+1框架协议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抛开韩国、日本单方面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直接威胁到日本亚洲经济霸主的构想，也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战略实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此时采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认为的：日本经济几年内将持续恶化，像以前一样半死不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爆发信心危机，日本政府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并容忍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而这必然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至此，日元大幅贬值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日本诱导日元大幅贬值表面上为的是刺激出口与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亚洲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干扰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降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活力，并对人民币及其它亚洲货币形成巨大贬值压力，进一步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削弱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其在亚洲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减少人民币可能对日元国际地位产生的冲击，与此同时，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将来能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新的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高辉清.人民币应该贬值吗？[J].中国经济信息，2001,(23).

[2]远东经济敏感格局[J].经济展望，2001,(12).

[3]何力.改变亚洲格局[J].智囊，2001,(12).

[4]陆来.重新认识货币区[J].当代经济科学，2001,(6).

亚太范文篇8

FTAAP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简称，FTAAP倡议一直受到APEC的重视，并发展成APEC的愿景和目标。有研究曾指出，FTAAP是能够为亚太地区带来最大经济福利的安排。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推进FTAAP的具体方案，这一倡议仍停留在“愿景”阶段。关于实现FTAAP的路径，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看法。一种观点是包含了中国的TPP可以发展成FTAAP，另一种看法则是包含了东盟成员、中国、印度等亚太重要经济体的RCEP更具发展成FTAAP的现实性。其他的观点还包括使RCEP和TPP长期共存，共同发展，最终有一个发展至一定程度成为FTAAP。但是我们要看到，FTAAP的主导者无法由单个经济体或是自贸区来担任，而是应该由作为其发起者、引领者和支持者的APEC来推动。在此过程中，APEC成员应尽快共同讨论确定一个推进FTAAP实现的方案以及时间表，然后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促进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FTAAP的具体方案时，不可忽视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性和多样性，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矛盾点，具体的方案一定要采纳多方意见确保其可行性。也不可忽视现存的TPP和RCEP的重要作用，应该为他们继续提供一个继续发展、交流、协调的环境，使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提升亚太区域合作的水平，共同为FTAAP的实现做贡献。但是从目前的状况看，FTAPP的最终实现还很漫长，虽然中国在起积极的推动作用，2014年APEC北京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贸区路线图，但未来各成员国还需共同努力探讨建成FTAPP的方案，这将是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此过程中还需继续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协调各方，争取促进FTAAP的早日形成。

2TPP及其发展

TPP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英文简称，TPP的发展目标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跨区域、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若TPP能够最终实现将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甚至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改变未来的世界贸易体制和规则。但是TPP目前存在着高质量但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问题。TPP在启动之初将目标定为一个“高标准的、全面的、面向21世纪的自由贸易协议”，其讨论议题除传统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之外，还加入了环境、劳工等敏感话题。此外，TPP还首次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加入了有关国有企业、监管一致性、供应链竞争力等议题。若是谈判最终能够成功，TPP将成为现存的最高质量、最高标准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有可能塑造下一代的全球贸易规则。但是目前由于TPP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如成员国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内部已有的多个FTA协议的融合困难、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利益和结构关系以及部分议题对于国家主权的侵犯等都使得TPP谈判推进困难。另外，现在的TPP进程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致使谈判受阻，短期内无法如愿完成。另外，亚太地区对于美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亚太地区特别东亚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区域合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形成了多样的合作与对话机制，“东盟”内部一体化程度提高成为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如中、日、韩与东盟的经贸关系不断加强“，东亚一体化”成为区域内国家的共同诉求。美国开始积极主导和推动TPP的谈判进程，希望借此重建与东亚国家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保障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主导亚太区域新格局的形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经济影响力的中国，目前并没有参与到TPP的谈判，短期内也不会参与，因为TPP的很多议题的过高标准以及超过了自由贸易的范畴，涉及到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同时很多领域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也无法达到其要求的高标准。因此，缺少了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力量中国以及诸多东盟国家，由美国主导的TPP目前看起来其战略意义远远大于其推进亚太区域合作的经济意义。

3RCEP及其发展

RCEP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简称，是东盟在已经签订的5个“10+1”自由贸易协议的基础上倡导、构建的一个更加广泛、开放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RCEP的目标是使东盟成员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伙伴国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品质、利益互惠的经济协定。RCEP能够大幅改善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提升东亚经济圈的国际竞争力。RCEP的形成有着内外因素的推动。首先，近几十年来东盟渐渐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力量，东亚的经济合作多是以东盟为核心，在此过程中，多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因此东盟有意愿继续推进东亚一体化，周边国家也乐于参与其中。其次，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以及其力推的TPP，寻求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给东亚各国带来了压力，TPP的高标准限制也使得很多国家无法参与其中，因此在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以东盟为核心的合作机制RCEP应运而生。与其他经济协议相比，RCEP更加务实。RCEP的主要目标不是制定新的贸易规则，而要整合区域已有的各项FTA协定，以求消除内部贸易壁垒，创造和完善投资环境，扩大区域贸易等。考虑到区域内部国家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RCEP包含了经济技术合作，但没有政府采购、劳工、环境等较为敏感领域的内容。这对于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成员国来说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另外，在RCEP的10项一般性原则中，特殊和差别待遇、能力建设等原则将有利于力量较弱的国家充分参与谈判，在保证其实施RCEP责任的同时，享有RCEP的利益。相对来说，RCEP较为符合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政策需求。因为周边区域是中国外交的首要重点，中国对周边地区一贯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实现“睦邻、安邻、富邻”。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参与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必须的选择。同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以及由此带来的区域和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也都使中国有能力积极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中并发挥积极作用。在过去的发展历史中，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经贸联系并签订了多项FTA协议，中国也一贯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综上，RCEP符合中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要求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保障东亚国家主导东亚一体化的意愿，同时RCEP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也有较强的可行性，能够有效保障区域国家的经济利益，真正促进区域自由贸易发展，提高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另外，从战略的角度来看，RCEP的发展也有助于中国缓解来自TPP带来的压力。

4我国的应对之策

亚太范文篇9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其四，亚太地区旅游业具有“比较优势”。如前所述，欧洲旅游业接待游客人次总量规模难以提高，与此同时，欧洲区内国际旅游者对本区各主要旅游目的地旺季时的拥挤和人满为患感到不满和失望，加上他们对新旅游胜地向往，流失于欧洲之外的国际客源与日俱增，而亚太旅游区作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既有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又是各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混和体,既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因此，欧洲流失的本土客源将可能有部分作长距离旅游，前赴亚太地区，近几年欧洲赴亚太出国远程旅游呈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就证实了这一点。就北美而言，由于美元对欧洲主要货币持续疲软，美国游客在欧洲的购买力下降，美国客源对欧洲旅游目的地需求受到抑制，必须寻找转移地区，相反，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同美元直接挂钩，美元的价值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对而言又较为坚挺和稳妥，因此，美游客选择亚太地区为旅游目的地的人逐年上升。以中国大陆为例，1990年赴华美国游客为233193人次，仅两年时间，1992年就达到346303人次。

（二）

传统上，现代化都市一直都是亚太地区旅游目的地，亚太地区接待的国际游客，66％是为了一睹亚太区现代化都市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风貌，旅游消费结构中购物和美食占有相当比重。进入90年代，由于国际客源旅游消费偏好改变，亚太地区热点旅游目的地发生转移，度假旅游地取代现代化都市成为国际游客出访亚太地区的首先目的地，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旅游基础设施、雇员短缺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基础设施方面：亚太地区过去20多年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引起了道路、电讯、公交系统等公共设施的老化和短缺现象，据预测,本世纪内更新亚洲基础设施需耗2．5万亿美元巨资。在旅游业中，民航客机是亚太地区区内、区外国际客源的主要输送渠道，尽管航空运力不断提高，但在香港、孟买、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等地，国际机场都几近或已达到饱和的警诫线。据资料统计，香港启德机场每年最多能处理13.4万航班和2400万人次乘客，而1994年机场接待乘客人次高达2609万，仅在1993年，因机场无法容纳飞机频繁的升降，6700个航班被机场当局拒降,造成140万客源流失。在机场趋于饱和的同时，亚太地区新机场建设项目数量有限，依据对供求双方的估测，只有新加坡、台北等地新机场落成启用后能满足游客的增长；而老机场扩建、改建工程进展又不顺利，在日本、纳里它机场已趋饱和，但其扩建工程因当地农户拒售农田而受阻，在南朝鲜，由于资金难以落实到位，汉城附近扩建机场计划亦被无期限地搁置起来。

亚太地区地面，尤其是城镇区交通有较大改观、由于区内各国（如中越两国）相互开放边境地区，区内长距离公路、铁路网络覆盖面得以扩展。尽管如此，亚太地区内仍有不少地方过度使用原有陈旧老化的基础设施,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挤等问题产生，泰国政府正是迫于交通压力，才在公路出口建设尚未全部竣工的情况下，在曼谷开放其新建的公交系统。

二、环境方面：环境是旅游业的“生财之源”，它和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共同构筑旅游产品的整体框架。综观整个亚太地区，环境质量却是每况愈下，对旅游业构成了极强的杀伤力,欧洲旅行团就曾因污染严重而取消赴曼谷的旅游计划。虽然工业化一般被公认是亚太地区环境质量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旅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人所皆知的。亚太地区开发资金奇缺、开发技术落后，过度砍伐树木、大量侵占土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之地，所有这些掠夺性开发无一不加剧环境质量恶化，引起生态系统失衡。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亚太地区度假旅游目的地成批量开发，度假地中必不可少的高尔夫球场也相应迅速增加，整个亚太地区高尔夫球场泛滥。新加坡是全球面积较小的国家，而其高尔夫球场密度却是全球最高。1992年，泰国高尔夫球场多达200个，朝鲜也已超过178个。预计到2000年，亚太地区将有3000个高尔夫球场。这些高尔夫球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工程宏大的高尔夫球场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用水量大（仅一个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就可供2000户人家使用），而且污染严重，随着高尔夫球场的大量入侵，泰国主要农作物用水受到威肋，大米产量因缺水而不断下降。在马尼拉的海滨地区，高尔夫球场

产生的污水和工业废水结合形成“红潮”，严重危及海洋生物资源。

三、人力资源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的永续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人力资源开发。然而目前亚太地区旅游业人力资源开发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以旅游企业员工利用效率较低最为突出，在饭店方面，员工利用效率低表现于饭店具有较高的员工——客房比率其原因是亚太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价格低廉，饭店雇佣员工边际成本很低，人浮于事自不见怪。与此相反，少数大都市却出现员工短缺现象，香港饭店业平均空缺约为4000人，且香港雇员流动性很强，饭店业雇员年更换率达30—40％，饭店业唯有以高薪相聘才能留住老雇员，吸引新雇员，进而加重工资成本。

亚太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培训设施、培训人员质量和数量都不够理想，有的国家甚至一片空白，象越南就根本没有正式的接待服务管理培训机构或单位。旅游培训不完善、不规范直接接导致旅游从业人员较低的素质（见表三）、表三显示，东盟各国饭店业中熟练雇员仅占34．4％，低于40％的国际通行标准，而半熟练雇员和非熟练雇员比重高达48．31％,表明就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准不高，从而直接影响服务质量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旅游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三）

相对于西欧、北美的衰退而言，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欧美、亚太可望在21世纪三分国际旅游市场，但从目前来看，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扰的现象：其一、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同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联系，然而，步入90年代，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要起动机的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又面临各种结构性问题，亚太地区旅游业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悄然兴起的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市场成熟尚需一些时日；其二，随着冷战结束，和平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旅律，大洋洲各岛国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从西方国家获取的各种援助减少，直接影响其未来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其三，亚太地区局部（如菲济、泰国、柬埔寨）政局动荡，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错，不时酿成军事冲突，脆弱的旅游业经济受到冲击。亚太地区未来旅游业要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早日成为三强之一，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完善旅游供给体系。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应致力于改善旅游环境、扩建机场、道路和通讯设施，鼓励各界人士投资兴建酒店和新的旅游景点，逐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完整旅游供给体系，并使之成龙配套。例如，香港政府为缓解启德机场压力，耗资1582亿港元在90年代后半期开展新机场核心项目建设。由于旅游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各国政府难以承担全部项目建设成本，因此可同私营部门展开合作，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同时，对建成基础设施严加管理，合理使用，为避免对基础设施造成过大压力，印尼政府就曾暂时冻结过巴厘的饭店开发项目。

亚太范文篇10

亚太地区旅游业迅速发展，区内各国或地区因此获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香港，1993年旅游的外汇收入高达600亿港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与下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

其一，亚太地区经济稳步增长。过去20多年时间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全球其它任何地区，亚洲“四小龙”更是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世界旅游组织指出，1980年至1991年10年时间内，亚洲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5％，是世界平均增长率2．2％的两倍半多,90年代以来增长率也一直维持在4％的水平上。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发展，一方面，人们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加，将有更多的区内国际客源产生，另一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不断走向成熟，旅游产品日趋多样化和标准化，也会吸引更多的区外旅游者来访。

其二，旅游环境改善。旅游环境改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指亚太地区各国或地区旅游管制逐步宽松，例如，日本不断地放宽居民出国旅游签证管制，台湾当局亦于1989年放松签主管制；二是指交通“可进入性”提高,这主要又是指区内、区外航空运力增大，对区内、区外国际客

表一：亚太地区旅游的接待人次增长情况（单位：百万）地区1980年1992年1980—1992年年均增长率1992年占亚太地区比重

亚太地区

东北亚

东南亚

大洋洲

21

10

8

3

58

32

21

5

8．9％

10％

8％

8％

—

55％

36％

9％

源市场而言，亚太地区航空“可进入性”得以改善，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指出，1990年，亚太地区国际航空客运量达8700万乘客人次，预计1995年将会达到1．32亿人次，2000年达到1．89亿人次，到2010年，亚太地区区内、外国际航空客运量预计会占到全球航空客运总量的51．1％。

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徘徊不前。欧美是世界上国际旅游最集中、国际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1986年共接待全球国际旅游客总人次的72％，而传统上，欧美地区的国际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区内对流客源，即各国、地区互为主要客源,因此，欧美始终是亚太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扩大占有份额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加之全球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德国居民的出国旅游市场规模已接近“封顶”程度，因而各国、特别是德国出境旅游人次规模和增长速度已是强弩之末，很难提高，作为旅游目的地，欧美各国在接待国际游客（多数是欧美本土居民）人次不会有太大起色，亚太地区各旅游目的地得此契机，在国际旅游的市场上大显身手。

其四，亚太地区旅游业具有“比较优势”。如前所述，欧洲旅游业接待游客人次总量规模难以提高，与此同时，欧洲区内国际旅游者对本区各主要旅游目的地旺季时的拥挤和人满为患感到不满和失望，加上他们对新旅游胜地向往，流失于欧洲之外的国际客源与日俱增，而亚太旅游区作为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既有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又是各个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混和体,既有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具有很强的旅游吸引力，因此，欧洲流失的本土客源将可能有部分作长距离旅游，前赴亚太地区，近几年欧洲赴亚太出国远程旅游呈增长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就证实了这一点。就北美而言，由于美元对欧洲主要货币持续疲软，美国游客在欧洲的购买力下降，美国客源对欧洲旅游目的地需求受到抑制，必须寻找转移地区，相反，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货币汇率都同美元直接挂钩，美元的价值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相对而言又较为坚挺和稳妥，因此，美游客选择亚太地区为旅游目的地的人逐年上升。以中国大陆为例，1990年赴华美国游客为233193人次，仅两年时间，1992年就达到346303人次。

（二）

传统上，现代化都市一直都是亚太地区旅游目的地，亚太地区接待的国际游客，66％是为了一睹亚太区现代化都市如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风貌，旅游消费结构中购物和美食占有相当比重。进入90年代，由于国际客源旅游消费偏好改变，亚太地区热点旅游目的地发生转移，度假旅游地取代现代化都市成为国际游客出访亚太地区的首先目的地，其中以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尤为明显。与此同时，旅游基础设施、雇员短缺以及环境破坏等问题已成为制约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基础设施方面：亚太地区过去20多年的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东亚、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引起了道路、电讯、公交系统等公共设施的老化和短缺现象，据预测,本世纪内更新亚洲基础设施需耗2．5万亿美元巨资。在旅游业中，民航客机是亚太地区区内、区外国际客源的主要输送渠道，尽管航空运力不断提高，但在香港、孟买、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等地，国际机场都几近或已达到饱和的警诫线。据资料统计，香港启德机场每年最多能处理13.4万航班和2400万人次乘客，而1994年机场接待乘客人次高达2609万，仅在1993年，因机场无法容纳飞机频繁的升降，6700个航班被机场当局拒降,造成140万客源流失。在机场趋于饱和的同时，亚太地区新机场建设项目数量有限，依据对供求双方的估测，只有新加坡、台北等地新机场落成启用后能满足游客的增长；而老机场扩建、改建工程进展又不顺利，在日本、纳里它机场已趋饱和，但其扩建工程因当地农户拒售农田而受阻，在南朝鲜，由于资金难以落实到位，汉城附近扩建机场计划亦被无期限地搁置起来。

亚太地区地面，尤其是城镇区交通有较大改观、由于区内各国（如中越两国）相互开放边境地区，区内长距离公路、铁路网络覆盖面得以扩展。尽管如此，亚太地区内仍有不少地方过度使用原有陈旧老化的基础设施,导致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挤等问题产生，泰国政府正是迫于交通压力，才在公路出口建设尚未全部竣工的情况下，在曼谷开放其新建的公交系统。

二、环境方面：环境是旅游业的“生财之源”，它和旅游设施、旅游服务共同构筑旅游产品的整体框架。综观整个亚太地区，环境质量却是每况愈下，对旅游业构成了极强的杀伤力,欧洲旅行团就曾因污染严重而取消赴曼谷的旅游计划。虽然工业化一般被公认是亚太地区环境质量恶化的罪魁祸首，但旅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是人所皆知的。亚太地区开发资金奇缺、开发技术落后，过度砍伐树木、大量侵占土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之地，所有这些掠夺性开发无一不加剧环境质量恶化，引起生态系统失衡。由于市场需求旺盛，亚太地区度假旅游目的地成批量开发，度假地中必不可少的高尔夫球场也相应迅速增加，整个亚太地区高尔夫球场泛滥。新加坡是全球面积较小的国家，而其高尔夫球场密度却是全球最高。1992年，泰国高尔夫球场多达200个，朝鲜也已超过178个。预计到2000年，亚太地区将有3000个高尔夫球场。这些高尔夫球场对整个亚太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工程宏大的高尔夫球场不仅会占用大量土地，用水量大（仅一个高尔夫球场耗水量就可供2000户人家使用），而且污染严重，随着高尔夫球场的大量入侵，泰国主要农作物用水受到威肋，大米产量因缺水而不断下降。在马尼拉的海滨地区，高尔夫球场

产生的污水和工业废水结合形成“红潮”，严重危及海洋生物资源。

三、人力资源方面：亚太地区旅游业的永续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其中之一便是人力资源开发。然而目前亚太地区旅游业人力资源开发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以旅游企业员工利用效率较低最为突出，在饭店方面，员工利用效率低表现于饭店具有较高的员工——客房比率（见表二）。

表二：主要国际城市饭店客房员工比率对比东盟国家发达国家

雅加达1：1．6

曼谷1：4．5

马尼拉1：1．3

新加坡1：1．0

吉隆坡1：1．0

伦敦1：0．6

巴黎1：0．6

旧金山1：0．7

东京1：0．6

资料来源：东盟饭店业人力资源调查报告1991年

其原因是亚太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富裕，价格低廉，饭店雇佣员工边际成本很低，人浮于事自不见怪。与此相反，少数大都市却出现员工短缺现象，香港饭店业平均空缺约为4000人，且香港雇员流动性很强，饭店业雇员年更换率达30—40％，饭店业唯有以高薪相聘才能留住老雇员，吸引新雇员，进而加重工资成本。

亚太地区多是经济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旅游业人力资源的培训设施、培训人员质量和数量都不够理想，有的国家甚至一片空白，象越南就根本没有正式的接待服务管理培训机构或单位。旅游培训不完善、不规范直接接导致旅游从业人员较低的素质（见表三）、表三显示，东盟各国饭店业中熟练雇员仅占34．4％，低于40％的国际通行标准，而半熟练雇员和非熟练雇员比重高达48．31％,表明就业人员专业服务水准不高，从而直接影响服务质量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旅游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表三：东盟国家饭店业技术水平构成技术等级比重（％）

管理雇员

高层雇员

熟练雇员

半熟练雇员

非熟练雇员

6．40

10．89

34．40

24．60

23．71

资料来源:见表二

（三）

相对于西欧、北美的衰退而言，亚太地区旅游业发展前景较为乐观，欧美、亚太可望在21世纪三分国际旅游市场，但从目前来看，却出现了一些令人担扰的现象：其一、亚太地区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同日本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直接联系，然而，步入90年代，作为地区经济发展主要起动机的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又面临各种结构性问题，亚太地区旅游业增长速度可能因此放缓，尽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悄然兴起的中国居民出境旅游市场成熟尚需一些时日；其二，随着冷战结束，和平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生活的主旅律，大洋洲各岛国的战略地位相对下降，从西方国家获取的各种援助减少，直接影响其未来经济增长和旅游业发展；其三，亚太地区局部（如菲济、泰国、柬埔寨）政局动荡，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相互交错，不时酿成军事冲突，脆弱的旅游业经济受到冲击。亚太地区未来旅游业要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早日成为三强之一，至少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完善旅游供给体系。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应致力于改善旅游环境、扩建机场、道路和通讯设施，鼓励各界人士投资兴建酒店和新的旅游景点，逐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完整旅游供给体系，并使之成龙配套。例如，香港政府为缓解启德机场压力，耗资1582亿港元在90年代后半期开展新机场核心项目建设。由于旅游基础设施耗资巨大，各国政府难以承担全部项目建设成本，因此可同私营部门展开合作，共同建设基础设施；同时，对建成基础设施严加管理，合理使用，为避免对基础设施造成过大压力，印尼政府就曾暂时冻结过巴厘的饭店开发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