驯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13:52:17
驯化范文篇1
活性污泥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培养和驯化出来的。培养的目的是使微生物增值，达到一定的污泥浓度；驯化则是对混合微生物群进行选择和诱导，使具有降解污水中污染物活性的微生物成为优势。
1接种菌种
1.1接种菌种是指利用微生物生物消化功能的工艺单元，如主要有水解、厌氧、缺氧、好氧工艺单元，接种是对上述单元而言的。
1.2依据微生物种类的不同，应分别接种不同的菌种。
1.3接种量的大小：厌氧污泥接种量一般不应少于水量的8-10%，否则，将影响启动速度；好氧污泥接种量一般应不少于水量的5%。只要按照规范施工，厌氧、好氧菌可在规定范围正常启动。
1.4启动时间：应特别说明，菌种、水温及水质条件，是影响启动周期长短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讲，在低于20℃的条件下，接种和启动均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冬季运行时更是如此。因此，建议冬季运行时污泥分两次投加，水解酸化池中活性污泥投加比例8%（浓缩污泥），曝气池中活性污泥的投加比例为10??（浓缩污泥，干污泥为8%），在不同的温度条件下，投加的比例不同。投加后按正常水位条件，连续闷曝（曝气期间不进水）7天后，检查处理效果，在确定微生物生化条件正常时，方可小水量连续进水25天，待生化效果明显或气温明显回升时，再次向两池分别投加10??活性污泥，生化工艺才能正常启动。
1.5菌种来源：厌氧污泥主要来源于已有的厌氧工程，如啤酒厌氧发酵工程、农村沼气池、鱼塘、泥塘、护城河清淤污泥；好氧污泥主要来自城市污水处理厂，应拉取当日脱水的活性污泥作为好氧菌种，接种污泥且按此顺序确定优先级。
1.5.1同类污水厂的剩余污泥或脱水污泥；
1.5.2城市污水厂的剩余污泥或脱水污泥；
1.5.3其它不同类污水站的剩余污泥或脱水污泥；
1.5.4河流或湖泊底部污泥；
1.5.5粪便污泥上清液。
2驯化培养
2.1驯化条件
一般来讲，微生物生长条件不能发生骤然的突出变化，常规讲要有一个适应过程，驯化过程应当与原生长条件尽量一致，当条件不具备时，一般用常规生活污水作为培养水源，驯化时温度不低于20℃，驯化采取连续闷曝3-7天，并在显微镜下检查微生物生长状况，或者依据长期实践经验，按照不同的工艺方法（活性污泥、生物膜等），观察微生物生长状况，也可用检查进出水COD大小来判断生化作用的效果。
2.2驯化方式
2.2.1驯化条件具备后，连续运行已见到效果的情况下，采用递增污水进水量的方式，使微生物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条件，递增幅度的大小按厌氧、好氧工艺及现场条件有所不同。好氧正常启动可在10-20天内完成，递增比例为5-10%；而厌氧进水递增比例则要小的很多，一般应控制挥发酸(VFA)浓度不大于1000mg/L，且厌氧池中PH值应保持在6.5-7.5范围内，不要产生太大的波动，在这种情况下水量才可慢慢递增。一般来讲，厌氧从启动到转入正常运行（满负荷量进水）需要3-6个月才能完成。
2.2.2厌氧、好氧、水解等生化工艺是个复杂的过程，每个过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根据现场条件加以调整。
2.2.3编制必要的化验和运转的原始记录报表以及初步的建章立制。从培菌伊始，逐步建立较规范的组织和管理模式，确保启动与正式运行的有序进行。
3注意事项
3.1活性污泥培菌过程中，应经常测定进水的pH、COD、氨氮和曝气池溶解氧、污泥沉降性能等指标。活性污泥初步形成后，就要进行生物相观察，根据观察结果对污泥培养状态进行评估，并动态调控培菌过程。
3.2活性污泥的培菌应尽可能在温度适宜的季节进行。因为温度适宜，微生物生长快，培菌时间短。如只能在冬季培菌，则应该采用接种培菌法，所需的种污泥要比春秋季多。
3.3培菌过程中，特别是污泥初步形成以后，要注意防止污泥过度自身氧化，特别是在夏季。有不少厂都发生过此类情况。这不仅增加了培菌时间和费用，甚至会导致污水处理系统无法按期投入运行。要避免污泥自身氧化，控制曝气量和曝气时间是关键，要经常测定池内的溶解氧含量，及时进水以满足微生物对营养的需求。若进水浓度太低，则要投加大粪等以补充营养，条件不具备时可采用间歇曝气。
驯化范文篇2
一、西北地区
西北向来被认为与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一个地区。传说中的神农产生于陕西岐山西面的姜水。而神农在先秦以来的古代传说中正是农业和医药的创立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
传说中的神农以水为姓，即姜姓。一般认为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1)。《说文解字》中释羌字的意思为牧羊人。但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甲骨文中的羌字更可能是伪装成羊的猎羊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随着第三纪晚期以来青藏高原的迅速隆起，我国西北的甘青地区不断干旱化(2)，后来生活在这里的古羌族"猎羊人"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南迁进入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和长江支流的嘉陵江上游开始了农业生产。
进入渭河流域的古羌族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粟（稷）的驯化工作。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粟遗存可以发现这一点，这里地处富有森林的秦岭北坡，又处黄土高原南面，而且处在渭水的上游，既可以有森林作为庇护所，并从中采集、狩猎各种生物资源，又可以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这里得到莠（粟的野生种）等适合当地干旱和黄土等气候和地质条件的一年生禾本科作物的籽实，满足食物的需求，使人们对莠的周期性迅速繁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地人们开始了粟的栽培和果树的管理和培育。
上述过程在古籍中记载的传说中也可看出一些痕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采树木之实，时多疾病伤毒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条记载说明，由于采集和渔猎所得古人容易得病，因此神农发明了农业和种植业。但在《新语·道基》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民人食肉饮血，衣皮衣，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似乎是说，渔猎所得不足以养民，于是开始发展农业。《周书》中也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蓐，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食"(3)。开始了农业生产。
古人早期的农作方法，《国语·鲁语》是这样记述的："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4)这里的烈山氏可能指的是放火烧荒，柱可能指的是早期用木棍点播的一种栽培方式。形象地道出了神农驯化粟的"棍耕火种"过程。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里驯化的作物还有蔬、果。从大地湾文化的后继者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栗子，而现今秦安所在的天水地区仍然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野生栗子林这一情况分析，栗子这种坚果可能也是由这一地区首先栽培的。另外，桃子也可能首先是由这一地区栽培的。桃无疑是我国栽培史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虽然还未见有栽培的果实（或种子）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但河北藁城曾出土商代的栽培桃核，《诗经》中也反映我国黄河流域的人民非常熟悉这种水果，加之天水的小陇山（秦岭北坡)仍有大量野生桃（甘肃桃）的分布，这种野生桃与栽培桃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应当就是栽培桃的野生祖先，因此推测它在大地湾文化时期被栽培是有可能的。在蔬菜方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过罐装菜籽，很可能是芜菁（因为我国唐代以前北方似乎一直没有白菜），这种耐干旱的蔬菜可能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在农业社会中，除食物生产之外，穿衣是另一最受人关注的事情。因此纤维植物很早也为人栽培。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类型的大麻籽，说明大麻也可能最早起源于这一地区。这种作物在中亚和我国西北分布很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的底部有麻布纹，说明这种纤维植物的利用是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亚原产的小麦可能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传入我国的渭河流域。因为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陕西赵家来客省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小麦遗存(5)。
从上述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渭河上游的陕甘地区的秦岭山麓及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温带耐旱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这里发源的作物对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稷（粟）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图腾，不但神农的后代称作稷，而且周人的祖先因为从母亲氏族--神农族那里继承了这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被尊为稷。他们都被后人认为是五谷神，与土地神--社合称便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社稷。而其它几种作物都是适合早期粗放栽培的，对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的农业发端应当也是很早的。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这里在第四纪时期，植被主要是夏绿林。进入全新世初期，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占据统治地位。气候比较寒冷。从距今7000-8000年至5000年前，气候逐渐变得比现在还要温暖一些，阔叶树种逐渐占优势，草本植物也达到高峰(6)，说明这一时期是非常适于农业发展的。虽然早期的新石器遗址没有发现有栽培作物的存在。但是与上述大地湾遗址同期并处在黄土高原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却曾发现大量的粟的遗存。这里所见的贮藏粟量非常之大，说明它的栽培有相当的历史。但现在还很难说它是由黄河上游地区传来，还是当地起源。
上述遗址出土的其它作物包括核桃、榛子。值得注意的是核桃。这种坚果原先一直认为是汉代的时候，张骞"凿通"西域后才传进内地栽培的。但在河北容城曾出土过距今九千多年前的核桃，磁山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核桃(7)，此外，同处黄土高原边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过核桃(8)，这表明它的利用和栽培在我国有着异常古老的历史。而且我国西南的西藏林芝地区至今还分布有野生的核桃林，这说明这种果树很可能是我国本地起源的（磁山出土的核桃据说很小，虽在考古文献上标了核桃的说明，但我怀疑它可能是核桃属的其它种）。顺便提一下，从《诗经·庸阝风·定之方中》可以看出，榛子曾经是一种栽培的果树，但在后代似乎没有得到改良和发展。
另外，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酸枣，在新郑沙窝李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了枣核，这说明这种果树也开始为人们所栽培。这种果树与西北地区的起源的栗子在我国北方古代农业生产中有重要意义，它们一直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木本粮食"(9)。华北地区起源的重要作物可能还有桑，这种植物的果实可能很早就被人采食，传说黄帝的妃子发明了养蚕，甲骨文中已有桑字(10)，《诗经》中不但有20余处提到桑，而且有大规模种桑的记述。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都非同寻常，可能有很久远的栽培历史，估计在5000年前已被栽培。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三、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农业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栽培水稻的地方。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暖湿。据孢粉研究，我国东南部地区距今11000-8000年前，以松或栎等（阔）叶树种为主，植被从森林草原型向森林植被方向发展，属于落叶阔叶树稳定上升期，这个时期气温迅速上升。距今8000-6500年前的常绿林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气候温暖潮湿。距今6500-3500年前的前半段为亚热带植被发育期，而后半段草本植物蒿属达到高峰，常绿阔叶林成份逐渐减少(11)。大体上以森林植被为主。可能很早就有人类在各大湖的周围捕鱼拾贝、采集植物果实和嫩芽。传说中的蛇身人首的伏羲（包牺）可能就是爬行动物众多长江下游和华东地区人们的远古始祖。《易传·系辞下》记载他曾："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后来"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意味着农业就从这里开始了。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这一地区驯化的最重要的作物无疑是粮食作物水稻。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水稻栽培在我国有很悠久的栽培历史。距今1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曾经出土过水稻的植硅石(12)。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13)遗址曾出土栽培稻谷的果实(14)，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湖南澧县八十土当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距今约八九千年的栽培稻谷(15)。这无疑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现今我国从东南的福建、台湾到西南的云南，北到江西、南到海南都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我国广泛分布的这种普通野生稻和我国栽培的普通栽培稻的亲缘关系很近，同具24条染色体，可杂交和产生可育后代。我国已故著名水稻育种专家丁颖认为：中国的普通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栽培发源地向南传播，经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岛屿，演化为籼稻；北路进入黄河流域演化为粳稻。我国是粳、籼稻两个亚种分化地之一(16)。他关于水稻栽培起源地的说法可能是不对的，但关于普通野生稻是普通栽培稻的祖先这种观点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湖南、江西这一地区不但至今仍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并且是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因此以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认为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的说法大约是比较可信的(17)。笔者认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大湖区周围应该是它的栽培起源地。这类"大泽"向来是古人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早期。作为一种食物经长期的采集，加上适当品种的选择导致栽培，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另外，湖南道县还可能是柑橘的栽培起源地之一。因为历史上早期记载都说洞庭湖一带的柑橘很有名，屈原还写过《橘颂》，至今浙江的温州，江西的南丰还是我国著名的柑橘产区。道县还有野生橘的分布。两湖则有近缘种宜昌橙的分布。另一近缘属金橘属的野生种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我国另外一种果树梅应当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它的果实早期可能主要用于调味，从《尚书》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它的野生种在我国湖北等地山区仍有分布。它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汉水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南部一些地区，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过夏代的梅核(18)。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是我国最早大量使用竹类植物的地区，因为在浙江吴兴钱三漾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过竹编的器物。后世《禹贡》中提到荆州的贡品包括竹产品；《尔雅·释地》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此外，苎麻可能也是由这个地方首先驯化而成为栽培植物的，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曾发现有较多的碳化苎麻平纹布和细绳(19)。这表明此种作物的栽培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个漆碗，表明漆树这种经济植物很早就为人们所利用了。上述情况表明这里当是我国一个栽培植物的发源中心。
这里驯化的水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它很快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过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稻粒印纹，说明向淮河流域发展很早，而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出土了大量七千多年前的栽培稻谷(20)，似乎表明水稻向周边传播似乎是同步的。不仅如此，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水稻后来很快向黄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传播。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谷物，为我国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另外，这里首先大量运用的竹子，到后来栽培竹子对我国文明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我国这一地区有大量的竹林分布，因此当地的百姓除了食用竹笋之外，还广泛运用竹子制作各种生产和生活器物，它充斥在我国南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代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曾指出竹子在我国有大大小小的600多种用途，以至于有些外国人称我国的文明为"竹子文明"。
此外，漆树的利用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漆树分布较多和现今栽培较多的是在我国的川东和湖北一带山区。
长江流域应当是首先利用这种植物的地方，很可能这种树脂的利用在长江中游大巴山区的汉水流域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并通过那一地区将漆树的利用方法传到中原地区。河北一些商代的遗址曾出土过漆器，这说明漆的利用历史从南到北都很久远。《诗经》的有关记述表明，漆树在周代的时候肯定是一种栽培植物。战国时期的庄子还当过漆园吏，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也有相当规模的栽培。漆树也是很有我国文明特色的一种栽培植物，对我国后代的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
上述"猎羊"的古羌人或他们生活在陇南的后裔可能有部分进入四川的岷山山地的岷江和嘉陵江上游地区(21)，成为"三星堆"远古居民的先祖。从《史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这里应当是芋头驯化地和分化中心之一，这一地区至今仍有野生芋分布。但这种作物的驯化的时间还有待推考。
驯化范文篇3
关键词：引种驯化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生长质量；生物学特征；种植规模
齿瓣石斛为多年生附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省及缅甸、越南、老挝和泰国等国。云南省年平均温度较高、相对湿度较大、平均海拔较高，适用于栽培野生齿瓣石斛的引种和驯化。通过整理云南地区成功引种驯化栽培野生齿瓣石斛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扩大齿瓣石斛种植规模，增加当地农户经济收入有着积极作用。
1齿瓣石斛生物学特性分析
齿瓣石斛为多年生附生草本，多悬垂附生于树上，也可生长于半阴半阳的岩石上。茎丛生，多节，呈圆柱形，细长，长短不一，最长的可以达到170cm，秋冬收获季节，除去叶鞘膜可见茎的表面多为紫色；叶互生，质地薄，长3~11cm，宽0.6~4.0cm，卵状披针形，叶鞘灰白色，膜质，抱茎，冬天落叶，叶鞘仍然附着在当年生的嫩茎上。总状花序侧生，具1~2朵花，萼片和花瓣白色，先端带紫色；萼片长约2.5cm，花瓣卵形，与萼片等长而较宽，先端尖，边缘具短流苏；唇瓣近圆形，基部具短爪，两侧具紫色条纹，边缘具流苏；唇瓣两侧各有一个黄色斑块，密布短毛。蒴果，长约3~5cm，具棱，种子呈粉末状。因此俗称紫皮石斛或紫皮兰。多生长于海拔600~2000m的森林里，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
2云南野生齿瓣石斛引种驯化栽培技术
2.1引种栽培地处理
结合野生齿瓣石斛的生物学特性，在对其进行引种驯化前也需要做好栽培的选择和整理工作，通常情况下，优选自然环境良好、植被覆盖比较丰富、光照度充足、通风环境良好的地区来作为栽培地。结合云南省的基础情况，可以选择海拔1300~1800m、年最高气温不超过34℃的地区作为主要种植用地，提前做好土壤翻耕、施撒基肥和田间除虫等工作，从而为后续引种驯化工作的展开奠定基础。
2.2植物繁殖处理
2.2.1分株繁殖模式进行植物繁殖处理时，分株繁殖属于常用的繁殖方法，该方法主要是在野生齿瓣石斛进入休眠期后进行，为提高繁殖结果的成效性，会优选长势良好、根系比较发达、无病虫害的野生齿瓣石斛植株。将野生齿瓣石斛整体挖出、保留较多的根系，将原植株上的枯枝和破损枝条清理干净后，也会将2~3根枝条作为1组并分开，将其固定在提前准备好的基质土当中，枝条埋深在5~10cm，做好基质土的保温、保湿工作，等待野生齿瓣石斛恢复生长后，便会从枝条的假鳞茎基部或茎节处，重新生长并发育出新的植株，等待其根系比较发达后，可进行移栽。2.2.2扦插繁殖模式在野生齿瓣石斛繁殖方式的选择上，也会使用到扦插繁殖模式，该方法主要是在野生齿瓣石斛生长期进行。结合云南省当地气候条件，一般会选择在5—6月份进行扦插繁殖。在具体操作中会从已有野生齿瓣石斛植株中选择生长健壮、无病害的茎条，修剪掉上面携带花芽、已经开花的部分，随后将其剪成若干茎段，每节茎段的长度控制在10~15cm，随后将其转移到基质中进行浅埋，埋深在2~5cm，保持基质土的营养供给和保温保湿工作，一段时间后会沿着茎段茎节萌发，继续对其进行培养，等待其根系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次年幼苗处于休眠期时对其进行移栽，以确保移栽后的成活率。2.2.3种子繁殖模式除上述提到的繁殖方式外，种子繁殖模式属于较为原始的繁殖方法。齿瓣石斛的种子较小，而且需要在非常适宜的环境下才会萌发，其繁殖率相对较低。因此在种子繁殖时需要对基质中营养物、真菌含量等内容进行控制，而且齿瓣石斛种子种植时需要将埋深控制在2~5cm，保持良好的湿度和温度环境，以此来提高发芽率。种子发芽后，在生长出根系后对其进行移栽，控制好移栽间距，确保植株的稳定生长。
2.3栽培模式选择
2.3.1木槽栽培技术齿瓣石斛栽培时，木槽栽培技术属于比较常见的栽培方法，其具体的应用流程：（1）选择木材加工废屑、树皮锯木屑作为主要的栽培原料，经过裁剪、拼装后形成15cm×10cm×30cm的木槽。（2）对木槽进行消毒和杀菌，随后向其中铺设粉碎的树皮发酵原料，粉碎料的粒径在2~5cm，摊铺厚度在2~4cm。（3）进行基质填充，一般都会就地取材，如使用草木灰∶腐殖质∶农家肥∶树皮∶米糠=10∶15∶15∶50∶10的比例拌和均匀，所有基质都需要经过消毒杀菌处理，随后摊铺到木槽内，厚度控制在3~5cm。（4）按要求将种苗固定在木槽内侧，根部和基质保持2~3cm的距离，摆放整齐后将其放置在木架上，根据云南省日照规律，木架会有15~35°的倾角，以满足幼苗生长所需的光照和透水要求。2.3.2床式栽培技术齿瓣石斛栽培时，也会使用到床式栽培技术，其具体的应用流程：（1）选择木材加工废屑、树皮锯木屑、石棉瓦作为主要原材料，床体高度为10~15cm，而宽度也会控制在1.0~1.2m，具体的长度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同时会制作0.8~1.0m的支架，提高床体的离地高度，满足植株生长时的光照需求。（2）按照一定比例来配比基质，可以参考木槽栽培技术中的拌和比例来拌和基质，随后将基质均匀摊铺到制作好的床体上，铺设厚度在5~10cm，随后将繁殖好的石斛幼苗直接种植在基质上，确保基质保持良好的透气与滤水性，从而维持良好的栽培环境，提高植株生长结果的可靠性。2.3.3仿野生放养技术除上述提到的栽培技术外，在具体应用中也会使用到仿野生放养技术，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会将自然生长的树木作为主要载体，营造出野生齿瓣石斛生长环境，以此来起到提高植株成活率的作用。在具体应用中，优选含水量较高、树冠茂盛、树皮厚度较大的袋植株来作为齿瓣石斛的生长载体。而且在栽培之前也会对目标树木进行疏枝，确保树木生长环境的透光率在25%~35%。进行放养时，会利用塑料薄膜来固定种苗，并且在对其进行捆绑时，会将部分齿瓣石斛的茎条紧贴在树木表层，同时也需要对其根系进行固定，固定高度需满足方便管理的要求，提高应用结果的可靠性。
2.4生长过程管理
2.4.1做好浇水管理在齿瓣石斛的生长过程中，确保浇水水量合理性是促进其健康生长的重要保障。齿瓣石斛在生长中需要维持较为湿润的环境，如果出现缺水问题，也将导致齿瓣石斛生长高度下降、叶片萎缩的问题。但水分含量过高也会引起烂根、叶片脱落等问题，进而影响到齿瓣石斛的成品品质和最终产量。因此在齿瓣石斛生长过程中，第一，做好土壤中水分含量监测，在出现含量较少的情况时，也会及时进行人工补水，以维持土壤水分含量的合理性。第二，在进入到雨季时，除做好排水系统布设外，还需要在合适位置布置遮雨棚，以减少土壤中的水分含量，提高齿瓣石斛生长环境的稳定性[1]。2.4.2做好追肥工作齿瓣石斛的稳定生长，也需要养分的充足供应，基于云南省的基础情况，在追肥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齿瓣石斛幼苗生长出新的根系后，开始进行追肥，追肥频率为每周进行一次，所使用到的肥料类型以农家肥为主，搭配着绿肥或化学肥料，稳定促进齿瓣石斛幼苗的健康成长。该工作一般会在每年的3—5月进行，所使用的肥料比例和施加量也会根据土壤中营养物含量进行确定，以确保追肥结果的合理性。第二，在齿瓣石斛植株生长到中后期之后，也会对其进行再次追肥，所使用到的肥料类型以绿肥和农家肥为主，追肥时会集中在齿瓣石斛的根部，采用喷灌的方式进行处理，施肥周期控制在10~15d。另外，在追肥时也会搭配一些微量元素肥料来补充土壤中的微量元素，并且在休眠期时不能进行追肥，以提高土壤生长环境的舒适性[2]。2.4.3除草和修枝在实际应用中也需要做好除草和修枝工作，具体的作业内容：（1）进行除草作业时，主要目标为清除一些杂草和苔藓类植物，而且需要在齿瓣石斛生长前边进行一次除草，同时在齿瓣石斛生长过程中也需要进行不定期除草和松土，以此来提高土壤根系的透气性，促进齿瓣石斛对土壤养分的吸收。而且在除草时也需要避开齿瓣石斛根系，以免影响到齿瓣石斛的健康生长[3]。（2）做好植株修枝工作，在植株春季发芽前，需要先对植株上的老茎、枯茎进行去除，同时对于生长过密的茎条也需要做好清理，以此来促进植物生长出新的茎条。对于部分种植在树木上的植株，除了修剪齿瓣石斛植株外，还需要对树木枝条进行修剪，以此来提高齿瓣石斛植株生长时的透光度，满足齿瓣石斛的生长要求。2.4.4防冻和翻兜在齿瓣石斛生长过程中，也需要做好防冻和翻兜作业，具体的工作内容和要点：（1）云南省的平均气温相对较高，但是依旧存在气温低于0℃的情况，这对于齿瓣石斛的生长也会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在当地气温低于-2℃后，也将对石斛茎和根带来较大影响。对此，在出现低温问题时，会在齿瓣石斛生长时利用搭建温室棚、盖草帘的情况来避免霜冻问题，以维持齿瓣石斛健康的生长状态[4]。（2）在对齿瓣石斛种植3~5年后，也需要进行翻兜操作，在自然腐蚀作用下，木材和基质已经出现了老化问题，这样也无法为齿瓣石斛生长提供必要营养，同时也会增加病害发生概率。对此在齿瓣石斛生长过程中，也会选择齿瓣石斛休眠期来进行翻兜处理，并重新筛选新材料进行种植，以满足齿瓣石斛的持续生长要求。
2.5病虫害防治
2.5.1常见病害防治在齿瓣石斛生长过程中，常见的病害包括立枯病、锈病、黑斑病、疫病和炭疽病等。在对这些病害问题进行处理时，需注意以下内容：第一，在植株移栽和种植前，需做好相应的基础处理，即使用70％甲基托布津试剂，配比成1∶500的溶液，对于栽种树苗、基质和苗床进行预处理，并且在种植期间也会进行预防，定期更换新的处理试剂，如更换为65%代森锌、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等，配比成相应的稀释液，减少病害的抗药性。第二，在发生病害问题后，也需要及时展开处理。以立枯病为例，在发现植株生长时出现病害特征时，会使用20%甲基立枯灵乳油来进行防治，试剂的配置比例为1∶600~1∶800，每周施撒1~2次，施撒两周后使用75%敌克松按照1∶1000的比例配置溶液，以降低病害的耐药性[5]。2.5.2常见虫害防治在齿瓣石斛生长过程中，常见的虫害问题有蜗牛、蛞蝓、红蜘蛛和蚜虫等。在对这些虫害问题进行处理时，需注意以下内容：第一，在植株移栽和种植前，需做好基础消毒和灭菌处理，而且也会在种植区域施放毒饵，对这些虫害进行预防，定期更换新的毒饵，以营造良好的植株生长环境。第二，在发生虫害问题后，也需要及时处理。以红蜘蛛为例，在发现植株生长时出现红蜘蛛虫害时，会使用阿维菌素来进行防治，试剂的配置比例为1∶600，每周施撒2~3次，施撒2周后使用螨死净或者三锉锡试剂进行灭虫，试剂比例控制在1∶800~1∶1000，以降低虫害的耐药性，达到更好的虫害消除效果[6]。
3结束语
综上所述，云南省气温条件、湿度条件良好，适用于野生齿瓣石斛的生长，为了保护野生齿瓣石斛数量，需采用可靠的引种驯化栽培技术来处理野生齿瓣石斛，整理技术应用时的相关内容，可以积累相应的栽培经验，这对于促进当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宗应，张明，刘焕安.高山杜鹃引种驯化栽培技术实验研究[J].现代农业研究，2021，27（10）：110-112.
[2]林贵灿，李泳宁，林玲.野生水果长叶轮钟草在福建地区引种驯化栽培技术[J].现代园艺，2021，44（19）：74-76.
[3]董冰，乔艳辉，李奎先，等.珙桐在胶东地区的引种栽培管理关键技术[J].山东林业科技，2021，51（2）：71-73.
[4]赵亚兰.观赏类中药材引种驯化栽培技术集成研究及示范推广[Z].甘肃省，兰州市农业科技研究推广中心，2021-02-25.
[5]宋述芹，张欣，阿拉坦图雅，等.赤峰市敖汉旗野生杜鹃引种驯化及栽培技术研究初探[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6（7）：5-9.
驯化范文篇4
一、西北地区
西北向来被认为与我国文明起源和发展有重要关系的一个地区。传说中的神农产生于陕西岐山西面的姜水。而神农在先秦以来的古代传说中正是农业和医药的创立者。这种情况的出现恐怕不是偶然的。
传说中的神农以水为姓，即姜姓。一般认为姜姓是古羌族的一支(1)。《说文解字》中释羌字的意思为牧羊人。但诚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甲骨文中的羌字更可能是伪装成羊的猎羊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随着第三纪晚期以来青藏高原的迅速隆起，我国西北的甘青地区不断干旱化(2)，后来生活在这里的古羌族"猎羊人"狩猎变得越来越困难，所以南迁进入黄河支流的渭水流域和长江支流的嘉陵江上游开始了农业生产。
进入渭河流域的古羌族人可能很早就开始了对粟（稷）的驯化工作。从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粟遗存可以发现这一点，这里地处富有森林的秦岭北坡，又处黄土高原南面，而且处在渭水的上游，既可以有森林作为庇护所，并从中采集、狩猎各种生物资源，又可以在干旱的黄土高原这里得到莠（粟的野生种）等适合当地干旱和黄土等气候和地质条件的一年生禾本科作物的籽实，满足食物的需求，使人们对莠的周期性迅速繁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逐步地人们开始了粟的栽培和果树的管理和培育。
上述过程在古籍中记载的传说中也可看出一些痕迹，《淮南子·修务训》记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虫龙之肉，采树木之实，时多疾病伤毒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这条记载说明，由于采集和渔猎所得古人容易得病，因此神农发明了农业和种植业。但在《新语·道基》上还有这样的说法："……民人食肉饮血，衣皮衣，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似乎是说，渔猎所得不足以养民，于是开始发展农业。《周书》中也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蓐，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食"(3)。开始了农业生产。
古人早期的农作方法，《国语·鲁语》是这样记述的："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4)这里的烈山氏可能指的是放火烧荒，柱可能指的是早期用木棍点播的一种栽培方式。形象地道出了神农驯化粟的"棍耕火种"过程。
当然，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这里驯化的作物还有蔬、果。从大地湾文化的后继者西安半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大量的栗子，而现今秦安所在的天水地区仍然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野生栗子林这一情况分析，栗子这种坚果可能也是由这一地区首先栽培的。另外，桃子也可能首先是由这一地区栽培的。桃无疑是我国栽培史最古老的果树之一，虽然还未见有栽培的果实（或种子）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现，但河北藁城曾出土商代的栽培桃核，《诗经》中也反映我国黄河流域的人民非常熟悉这种水果，加之天水的小陇山（秦岭北坡)仍有大量野生桃（甘肃桃）的分布，这种野生桃与栽培桃在形态上十分相似，应当就是栽培桃的野生祖先，因此推测它在大地湾文化时期被栽培是有可能的。在蔬菜方面，西安半坡遗址出土过罐装菜籽，很可能是芜菁（因为我国唐代以前北方似乎一直没有白菜），这种耐干旱的蔬菜可能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在农业社会中，除食物生产之外，穿衣是另一最受人关注的事情。因此纤维植物很早也为人栽培。甘肃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类型的大麻籽，说明大麻也可能最早起源于这一地区。这种作物在中亚和我国西北分布很广，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的底部有麻布纹，说明这种纤维植物的利用是有相当久远的历史的。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亚原产的小麦可能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传入我国的渭河流域。因为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陕西赵家来客省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小麦遗存(5)。
从上述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渭河上游的陕甘地区的秦岭山麓及周边的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温带耐旱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这里发源的作物对中华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稷（粟）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图腾，不但神农的后代称作稷，而且周人的祖先因为从母亲氏族--神农族那里继承了这种作物的栽培方法，也被尊为稷。他们都被后人认为是五谷神，与土地神--社合称便成为国家的代名词社稷。而其它几种作物都是适合早期粗放栽培的，对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二、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的农业发端应当也是很早的。根据地质学家的研究，这里在第四纪时期，植被主要是夏绿林。进入全新世初期，以松属为主的针叶林占据统治地位。气候比较寒冷。从距今7000-8000年至5000年前，气候逐渐变得比现在还要温暖一些，阔叶树种逐渐占优势，草本植物也达到高峰(6)，说明这一时期是非常适于农业发展的。虽然早期的新石器遗址没有发现有栽培作物的存在。但是与上述大地湾遗址同期并处在黄土高原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却曾发现大量的粟的遗存。这里所见的贮藏粟量非常之大，说明它的栽培有相当的历史。但现在还很难说它是由黄河上游地区传来，还是当地起源。
上述遗址出土的其它作物包括核桃、榛子。值得注意的是核桃。这种坚果原先一直认为是汉代的时候，张骞"凿通"西域后才传进内地栽培的。但在河北容城曾出土过距今九千多年前的核桃，磁山文化遗址也出土过核桃(7)，此外，同处黄土高原边缘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同样出土过核桃(8)，这表明它的利用和栽培在我国有着异常古老的历史。而且我国西南的西藏林芝地区至今还分布有野生的核桃林，这说明这种果树很可能是我国本地起源的（磁山出土的核桃据说很小，虽在考古文献上标了核桃的说明，但我怀疑它可能是核桃属的其它种）。顺便提一下，从《诗经·庸阝风·定之方中》可以看出，榛子曾经是一种栽培的果树，但在后代似乎没有得到改良和发展。
另外，在裴李岗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不少酸枣，在新郑沙窝李的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了枣核，这说明这种果树也开始为人们所栽培。这种果树与西北地区的起源的栗子在我国北方古代农业生产中有重要意义，它们一直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木本粮食"(9)。华北地区起源的重要作物可能还有桑，这种植物的果实可能很早就被人采食，传说黄帝的妃子发明了养蚕，甲骨文中已有桑字(10)，《诗经》中不但有20余处提到桑，而且有大规模种桑的记述。人们对它的重视和熟悉程度都非同寻常，可能有很久远的栽培历史，估计在5000年前已被栽培。这是一种非常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栽培植物，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三、长江中下游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农业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开始栽培水稻的地方。这里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暖湿。据孢粉研究，我国东南部地区距今11000-8000年前，以松或栎等（阔）叶树种为主，植被从森林草原型向森林植被方向发展，属于落叶阔叶树稳定上升期，这个时期气温迅速上升。距今8000-6500年前的常绿林达到顶峰，这个时期气候温暖潮湿。距今6500-3500年前的前半段为亚热带植被发育期，而后半段草本植物蒿属达到高峰，常绿阔叶林成份逐渐减少(11)。大体上以森林植被为主。可能很早就有人类在各大湖的周围捕鱼拾贝、采集植物果实和嫩芽。传说中的蛇身人首的伏羲（包牺）可能就是爬行动物众多长江下游和华东地区人们的远古始祖。《易传·系辞下》记载他曾："作结绳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后来"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意味着农业就从这里开始了。但其中的原因并不清楚。
这一地区驯化的最重要的作物无疑是粮食作物水稻。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水稻栽培在我国有很悠久的栽培历史。距今1万多年前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曾经出土过水稻的植硅石(12)。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湖南道县玉蟾岩(13)遗址曾出土栽培稻谷的果实(14)，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湖南澧县八十土当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距今约八九千年的栽培稻谷(15)。这无疑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有一个很好的理由，那就是，现今我国从东南的福建、台湾到西南的云南，北到江西、南到海南都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我国广泛分布的这种普通野生稻和我国栽培的普通栽培稻的亲缘关系很近，同具24条染色体，可杂交和产生可育后代。我国已故著名水稻育种专家丁颖认为：中国的普通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演化而来。从喜马拉雅山麓的栽培发源地向南传播，经马来半岛、加里曼丹、菲律宾等岛屿，演化为籼稻；北路进入黄河流域演化为粳稻。我国是粳、籼稻两个亚种分化地之一(16)。他关于水稻栽培起源地的说法可能是不对的，但关于普通野生稻是普通栽培稻的祖先这种观点大体上是站得住脚的。湖南、江西这一地区不但至今仍有普通野生稻的分布，并且是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因此以前苏联学者瓦维洛夫认为水稻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而认为起源于我国长江中游的说法大约是比较可信的(17)。笔者认为，我国长江中下游大湖区周围应该是它的栽培起源地。这类"大泽"向来是古人生活资料来源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早期。作为一种食物经长期的采集，加上适当品种的选择导致栽培，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的事。
另外，湖南道县还可能是柑橘的栽培起源地之一。因为历史上早期记载都说洞庭湖一带的柑橘很有名，屈原还写过《橘颂》，至今浙江的温州，江西的南丰还是我国著名的柑橘产区。道县还有野生橘的分布。两湖则有近缘种宜昌橙的分布。另一近缘属金橘属的野生种也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我国另外一种果树梅应当也起源于这一地区，它的果实早期可能主要用于调味，从《尚书》的有关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它的野生种在我国湖北等地山区仍有分布。它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通过汉水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南部一些地区，在河南驻马店杨庄出土过夏代的梅核(18)。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能是我国最早大量使用竹类植物的地区，因为在浙江吴兴钱三漾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过竹编的器物。后世《禹贡》中提到荆州的贡品包括竹产品；《尔雅·释地》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此外，苎麻可能也是由这个地方首先驯化而成为栽培植物的，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曾发现有较多的碳化苎麻平纹布和细绳(19)。这表明此种作物的栽培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过一个漆碗，表明漆树这种经济植物很早就为人们所利用了。上述情况表明这里当是我国一个栽培植物的发源中心。
这里驯化的水稻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它很快在周边地区传播开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过距今约8000多年前的稻粒印纹，说明向淮河流域发展很早，而长江下游的浙江河姆渡出土了大量七千多年前的栽培稻谷(20)，似乎表明水稻向周边传播似乎是同步的。不仅如此，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水稻后来很快向黄河流域和南方的珠江流域传播。成为我国广泛栽培的谷物，为我国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至今仍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也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
另外，这里首先大量运用的竹子，到后来栽培竹子对我国文明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我国这一地区有大量的竹林分布，因此当地的百姓除了食用竹笋之外，还广泛运用竹子制作各种生产和生活器物，它充斥在我国南方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近代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曾指出竹子在我国有大大小小的600多种用途，以至于有些外国人称我国的文明为"竹子文明"。
此外，漆树的利用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漆树分布较多和现今栽培较多的是在我国的川东和湖北一带山区。
长江流域应当是首先利用这种植物的地方，很可能这种树脂的利用在长江中游大巴山区的汉水流域也有相当长的历史，并通过那一地区将漆树的利用方法传到中原地区。河北一些商代的遗址曾出土过漆器，这说明漆的利用历史从南到北都很久远。《诗经》的有关记述表明，漆树在周代的时候肯定是一种栽培植物。战国时期的庄子还当过漆园吏，说明当时黄河流域也有相当规模的栽培。漆树也是很有我国文明特色的一种栽培植物，对我国后代的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重要的影响。
四、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
上述"猎羊"的古羌人或他们生活在陇南的后裔可能有部分进入四川的岷山山地的岷江和嘉陵江上游地区(21)，成为"三星堆"远古居民的先祖。从《史记》等有关文献记载来看，这里应当是芋头驯化地和分化中心之一，这一地区至今仍有野生芋分布。但这种作物的驯化的时间还有待推考。
云南地区可能是我国最早栽培葫芦和小豆、豇豆的地方。这一地区的人们有许多关于人类源于葫芦的传说，有许多葫芦崇拜的习俗，盘瓠（盘古）创造人类的神话可能与这一地区有关。虽然我国现今出土葫芦的文化遗址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阴湘城遗址、河姆渡遗址、罗家角、崧泽、水田畈等新石器遗址中。但很可能是由上游向下游传播的结果。当然，也不排除此种植物由华南传入的可能性。至于小豆，上述阴湘城遗址据说出土过豆角(22)，笔者推测那不可能是由美洲传进来的那种"豆角"。更可能是小豆（或饭豆）抑或豇豆。这两种植物的野生种至今在我国云南地区仍有分布。葫芦的利用和种植对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在早期这种植物的嫩果是供食用的。后来它的成熟果实就被当成日常家用的容器，甚至早期的一些陶器的形状都是模仿葫芦做的。很可能还被当作浮水的用具。葫芦还被古人作为乐器，即笙，传说笙是女娲发明的。在华南和西南这种形式的乐器一直在封建社会都存在着。当然它在古人的审美艺术和宗教发展过程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从上面的简单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作为一个有悠久农业发展史的文明古国，栽培植物的出现也是很早的。而且很早的时候，在不同地域的人民就在长期利用自然的过程中驯化出了各具特色的栽培植物，并且一些重要的栽培植物很早就在各部落中开始了互相传播和交流。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例子外，像葫芦很早就出现在河南的裴李岗遗址中，粟和大麻出现在阴湘城的大溪文化遗址中。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于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中华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结合上述各地后来青铜技术的发展，如陕西临潼出土过仰韶文化早期的黄铜残片，甘肃永靖出土过齐家文化时期的铜刀等器物；地处华北的河南新郑、安阳出土个不少商代的铜器；而地处长江中下游江西新干和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在同一时期都有各自发达的青铜技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广汉的青铜器物与中原的类型有较大的差别；另外江西新干出土的不少商代铜器农具显示当时江南的青铜冶炼技术水平更高，产量更多。反观中原地区，青铜农具是很少见的。这些清楚地表明后来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各地大地域--至少是各大河流域区域文明相互影响、会同而成长壮大的。不是仅仅哪儿有个"摇篮"，然后往周边传播、扩张的。
注释：
（1）《后汉书·西羌传》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
四凶，徙之三危（注：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
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似乎西
羌是由中南到西北的。此说似有问题，因为神农（姜姓）氏据说是发源姜水的。无论如何姜和羌是同源的氏族。
（2）周廷儒：《近三十年来我国第四纪古地理研究的进展》，《地理学报》，1979，34（4）282。
（3）转引马马肃《绎史》卷四，四库全书，365册，86页。
（4）《国语四·鲁语上》，四部备要本，33页下
(5)(14)(19)任世楠，吴耀利：《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11-22。
（6）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古地理》上册，科学出
版社，1984年，78页。
（7）河北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管理所：《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3）303。
（8）赵世纲：《裴李岗文物的几个问题》，《史前研究》，1985（2）33。
（9）《战国策·燕策》。
（10）于省吾等：《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1399页。
（11）袁靖等：《中国科技考古五十年》，《考古》，1999（9）62。
（12）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得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2月28日1版。
（13）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1版。
（15）裴安平：《澧县八十土当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第一版。
（16）丁颖：《中国栽培水稻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8（3）：243-260。
（17）卫斯：《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的三条补充》，《农业考古》，2000，（1）：114-121。
（18）《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192页。
（20）浙江文管会：《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物》，1976，（8）：6-14。
（21）据武汉晚报（2000.12.29）报道：在川西的汶川姜维城发现距今5000-7000年前的新
驯化范文篇5
一、草乌的特征特性和药理作用
（一）特征特性
野生滇南黄草乌是植物卡氏乌头的侧生块根，品种有本地藤乌、滇南黄草乌、大海小草乌、属毛莨科藤本耐寒植物，生长于高寒冷凉地区，背荫半潮湿地带，为一年生草本植物，生育期天左右。株高－公分公分左右，叶片－个，块根肉质黄色，红色，呈倒卵形、纺锥形、外皮黑褐色、红色、黄色，下部有须根，一般结块根个，茎杆直立和匍匐，圆柱形，皮色青绿、紫红，叶互生，有短柄，表面深绿色，背面浅绿色，叶片呈三杈深裂状，花期月，串形花色乌蓝色，果期月，在海拔米米地区种籽可以成熟，种籽黄棕色，种皮如海棉状，种仁白色芝麻状，草乌适应性差，属喜荫凉、喜光，半潮湿植物，适宜在海拔米米地区栽培，最适宜地区是米米海拔区，最怕高温干旱及涝灾等。下面以无性繁殖栽培方法，每亩生产鲜块根公斤公斤，提出具体栽培技术措施。
（二）草乌的药理作用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⒈药理作用
草乌的主要化学成分有乌头碱、次乌头碱、中乌头碱，动物实验证明，乌头碱，次乌头碱有镇痛作用。乌头总生物碱，熟附片白附片或黑附片煎剂有消炎作用。熟附片煎剂具明显的强心作用。附子煎剂有促肾上腺皮质功能的作用。
⒉性味功能
附子味辛，性大热。有毒。有回阳补火，散寒止痛的功能。
⒊主治用法
用于元阳虚脱，四肢厥冷，汗出脉微；肾阳不足，畏寒肢冷，阳痿尿频，虚寒泄泻，脘腹冷痛，阳虚水肿；风寒湿痹，周身骨节疼痛等症。水煎服，久煎可减低毒性。
二、土壤选择及整地理墒
草乌为块根植物，对土壤性能选择较为严格，应选择半向阳背荫地段，土壤潮湿，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水源方便，能排能灌，中性和酸性反应的红壤、沙壤土及灰汤土栽培最为适宜。种植后生长良好，植株健壮，支根多，病害少，块根大，产量高，质量好，但草乌切忌连作，前作最好是洋芋和荞麦，要合理轮作，否则易产生病害，严重影响产量。
整地，草乌对整地要求严格，洋芋、荞麦、油菜收获后，应及时耕翻、炕土、使土壤充分熟化，增加肥力，减少病虫害。播种前再抄犁次。清除杂草曝晒数日打垡，使土壤充分匀细、疏松、做到地平垡细。
理墒：按东西向每墒米米宽，拉直绳子，再开沟墒间沟宽公分公分，沟深公斤公斤，播种后，依次按相同方法和距离进行理墒。
三、品种选择及播种节令
根据几年试验结果和经验，必须选择滇南黄草乌和藤乌，最佳播种节令为立冬、小雪节令，以月中下旬至月中旬播种产量较高，过早过迟都会影响产量。
四、播种方法及施足底肥
⒈块根整播繁殖法：将野生或人工栽培的草乌块根播种，做种的块根单个重量以克克为宜。块根过大，用种量增大，成本增高；过小，虽然用种量减少，成本低，但出苗生长差，经济效益不好。
⒉块根切芽繁殖法：在收挖后，用酒精或草木灰消毒后的刀具，将较大的草乌块根上部顶芽公分公分左右切下做种用，切口上要摸染草木灰，下部做商品药用。试验证明，无产量影响。
⒊大田块根播种量
草乌块根的大小关系着产量的高低。几年的试验结果：播种块根以每公斤个为宜，每亩播种量公斤公斤左右。过大过小产量都不理想。过大虽然收获时单位面积产量高，但减去播种量，其产量还不如个的，过小虽然单位面积的播种量减少，但由于母体养份供应不足，幼苗细弱，长势差，产量低，经济效益也不好。
⒋合理密值
每亩以株为宜。具体方法是：每墒墒宽米米，播种行，行距公分公分，株距公分公分，过密通风透光条件差，个体生长发育不良，产量低，质量也不好；过稀虽然个体生长发育良好，但群体产量不高，经济效益不好。只有合理密植才能获得高产。
⒌具体播种和施肥方法，一律采用开沟条播，沟深公分公分，按块根大小分开播种，先播种后盖肥，再盖土的原则，以每亩施用腐熟的农家肥公斤公斤，磷肥公斤公斤，尿素公斤公斤，最好是磷肥与农家肥拌合后施用，或农家肥公斤公斤，加复合肥公斤公斤，施肥后再盖上一层公分公分厚的细土，盖土过深影响出苗率。
五、科学追肥及合理灌溉
幼苗有片叶子时，第一次追施厩粪水或人粪尿，具体方法是：先把优质的羊、猪粪泡成粪水或人粪尿，以公斤公斤水兑公斤公斤粪水或兑尿素公斤公斤施用。促使茎叶快速生长，施用的原则是：浓度要稀，施用量要大，既施了肥又抗了旱。第二次追肥应在植株生长至米米左右，每亩施复合肥公斤公斤，或尿素公斤公斤，或碳铵公斤公斤，具体方法是：干旱时水施，以公斤公斤水兑肥公斤公斤，浇施在植株的根部。
下雨后，地块潮湿，可干施，先用锄头将塘边刨开，把化肥施入塘内，再盖上泥土，减少肥效损失，提高利用率。
合理灌溉，播种后出苗困难的，要合理灌水才能保证苗齐苗壮，出苗以后，整个生长发育时期都需要经常保持土壤湿润，过干或过湿都会使草乌生长不良，草乌生长前期正处于干旱季节特别是在春旱严重的地区，为了保证草乌生长发育，应适时灌溉，但不能渗灌，这样才能保证稳产、高产。
六、中耕管理及病早害防治
⒈幼苗出土前，应将墒面上大的土块抓入沟内，用锄头打碎，然后把沟内的泥土完全提到墒面上。雨水节前后，幼苗全部出土，如发现病株，应拨出烧毁，利用预备苗带土移栽，时间宜早不宜迟，草乌属深根作物，中耕时宜深。雨水落地以后，杂草易于生长，应及时中耕除草，保持地无杂草，沟无积水。开花前结合施肥中耕一次，使块根在短期内迅速发育膨大。滇南黄草乌属藤蔓形植物，为了高产，还可进行搭架。
⒉封顶打杈除需要养留种子以外，为了抑制草乌地上部分徒长，让养份集中于地下块根发育膨大。根据几年的试验结果，一律实行封顶打杈的产量高，质量好，其具体方法是：一般在植株现花蕾时开始打尖，最迟在开花时必须打尖，一般每株留叶个，打尖公分公分，经过打尖后的植株，叶腋又会长出腋芽消耗养份，应随时摘除，但摘芽时不要伤害老叶，以免影响叶片光合作用，如藤蔓上长出腋芽果也应摘除，一般要进行次打尖和摘芽，避免影响块根生长发育。总之应做地无乌花，株无腋芽。
⒊病虫害防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草乌的病害、虫害很少。发现的病害有霜霉病、白粉病、根腐病。现将病害的主要特征和防治方法分述如下：
（）霜霉病：苗期危害较为普遍，植株发病时，以叶片背面有一层霜霉层为主的主要特征。霉层初为白色，后变为灰黑色，致使叶片枯黄而死。一般常见于晚秋低温多雨、多湿时，发病迅速而严重，造成植株死亡。防治方法：苗期及时拔出病株烧毁，病窝用石灰消毒后补苗，可用：：倍的波尔多液喷施预防，初发病时可用的多菌灵倍液或者霜疫灵，乙磷铅，的瑞毒霉，甲基托布津进行叶面喷施防治，使用浓度见农药说明书。
二白粉病：植株叶片受害时，初期出现圆形白色绒状霉斑，使叶片布满一层象白面状的霉层。此霉层为病原菌的菌丝或分生孢子，霉层中的小黑点为病菌的子裹壳，破裂后散出子裹孢子危害植株。此病常在高温干燥季节或施氮肥过量，植株过密，通风透光不良的环境发生。
防治方法：发病前，用波尔多液进行预防；发病后，用粉锈宁或的甲基托布津等，按：至倍液喷施防治。
三根腐病，主要是因气候有关，过分高温干旱及过湿引起，先是须根支根腐烂，逐步感染主根，导致全株死亡，发现时应及时连根挖塘消除。
四草乌虫害，主要是地老虎危害根茎，一是早晨或下雨后人工捕杀，二是用敌杀死：倍喷施塘边，效果最好。
驯化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分析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遵循引种驯化的基本原理及园林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能为野生观赏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指导。
我国地大物博，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极其丰富，高等植物约3万种，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达6000种以上。我国不仅原产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而且观赏植物栽培有极其古老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1至公元前7世纪的西周，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园圃中培育花木了。尽管如此，在我国城市绿化中，应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一般为200～300种，上海有近400种。而且，除了生境条件极特殊的区域，如热带、寒带或干旱地区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植物材料单调、雷同，造成千城一面的状况，这与植物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1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现状
1.1家底不清，保护不力
我国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即资源家底还未摸清。目前，不论野生还是栽培的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均由于多种原因而面临许多种类散失和濒于绝灭的严重威胁。野生的如兰属和金花茶系的某些种、变种、变型，栽培的如凤仙花品种，均为最突出的例证[1]。因此，进一步开展资源考察，摸清家底，加强保护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做了些保护和管理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如金花茶20世纪80年代由林业部通令全部种类一律禁止出口，后经再度修改，有些种类已对外开放，并在广西设立金花茶保护区与基因库，在洛阳建立中国洛阳牡丹基因库，在武汉建立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等。
1.2科技落后，盲目引种
①我国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虽很丰富，但大量可供观赏的种类却久居深山无人问，仍处于野生状态，未被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育种水平还相当落后，如我国是山茶属的起源和分布中心，有不少优良茶花的传统品种和新品种，但与美国、日本、新西兰等茶花育种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现国际茶花协会登录的品种达2.2万个，而我国山茶栽培品种仅300多个，云南山茶140多个。②有盲目从国外引种的趋势，尤为严重的是我国缺乏对野生植物开发利用的深入研究。各地开发利用缺乏技术支撑，很多个体经营者直接从山上挖掘野生植物；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缺乏长远的眼光或追求短期的政绩效应，造成资源的极大破坏，无异于杀鸡取卵。
1.3“产用研”脱节
①科研与生产脱节。由于科研体制问题，当前科研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生产相脱离，为科研而科研，通常是或课题结题之后就束之高阁，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较低。②生产与应用脱节。生产者由于技术、投入或风险等原因，无力也不愿进行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随大流，生产“大路货”；而设计者在园林设计中力求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应用尽可能多的植物种类来创造园林景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又因为植物应用的新材料、新品种的缺乏逼迫修改设计方案。
2野生观赏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植物造景是应用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充分发挥植物本身形态、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2]。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首先要有丰富的植物材料。因此，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当地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既能丰富园林植物种类，克服各地园林植物种类单调，又能突出地方特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1丰富植物种类，提高城市品位
虽然我国具有十分丰富的观赏植物资源，但是各地城市园林绿化中运用的植物材料显得单调、雷同，缺乏地方特色，观赏植物能代表城市的例子并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运用一些新的植物种类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将成为一种趋势。而野生植物，尤其是乡土植物不仅能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更具有适应性强、容易引种成功的优势。现在正是野生观赏植物开发利用的大好时机。
2.2开发野生资源，建设生态城市
城市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各得其所。它是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小桥流水”、“岁寒三友”之类的诗情画意已不能满足现代人游赏及改善环境生态效应的需要了。在生态园林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的复层次生态位，而且要尽量丰富各层次内的植物种类。要让苔藓类、蕨类、草本类、藤本类、灌木类、乔木类植物都能在城市园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长处。野生植物是植物与环境相适应的最好样板，野生植物资源在生态园林中将起巨大作用。
2.3合理利用野生植物，增加城市物种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3个层次中，最基本的就是物种多样性。在城市中绿地本身有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人工引进野生植物，再现植物的多样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城市绿化中，近年也提出重视物种多样性，如从2000年开始，上海实施城市植物多样性3年行动计划，3年来，使常用园林植物由原来的400种增加到800种。其他城市也都希望能将物种多样性运用在园林绿化的实践中。
3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
要将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成功地运用到城市园林绿化中，首要的工作是引种驯化。引种驯化是将野生或栽培植物的种子或营养体从其自然分布区域或栽培区域引入到新的地区栽培。如果引入地区与原产地自然条件差异不大或引入观赏植物本身适应范围较广，或只需要采取简单的措施即能适应新环境，并能正常生长发育，达到预期观赏效果的称为简单引种。如果引入地区自然条件和原分布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或引入物种本身适应范围较窄，只有通过其遗传性状改变才能适应新环境或必需采用相应的农业措施，使其产生新的生理适应性的方式为驯化引种[3]。追溯引种驯化理论的历史时，一般都把达尔文学说作为起点，其观点使引种驯化成为可能并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真正在国际上最受重视和应用的是德国著名林学家迈尔（MayrH.）1906年提出的气候相似论。
3.1气候相似论
气候相似理论认为树木引进时，引进地和原产地的气候必须相似，引进的树木才能正常生长发育。这一理论明确了气候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制约作用，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不失为现代树木引种驯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成功的引种例证。如杭州植物园从气候相近或相同的天目山、黄山、九华山等地引进大量树种，成活率较高；而南京地处北亚热带，其引种范围则没有浙江、江西等地广，很多常绿树种受到气候的限制，在南京不能安全越冬。
3.2生态历史分析法
这一方法是前苏联总植物园在试验了3000多种植物后总结出来的，并由库里基阿索夫于1953年提出[4]。其理论基础是根据某一植物区系成分起源的分析和揭露这些成分的生态历史，在引种工作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外来的区系成分，把它们迁回原来生存过的生态条件下，这些植物不但极容易引种成功而且生产率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最著名的事例是天山苜蓿，它不是天山植物区系的成分，当将其从天山的旱生条件引种至湿生条件下时，它的生长状态比在天山好，而且其后代的植物体结构和功能也由旱生类型迅速地变回湿生类型。许多孑遗植物的推广种植成功是对生态历史分析法强有力的支持，比如，水杉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广布种，但由于冰川的袭击其分布范围变得十分狭窄，目前该种在很大范围内的推广栽培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目前此方法对于自然区系植物的引种工作具有特殊的价值。
3.3米丘林学说
米丘林的引种驯化理论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之上的，因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把植物引种驯化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有机体与环境是矛盾的统一体，通过改变环境和遗传育种两条途径能够改造植物的本性，创造新的类型，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米丘林主要是依据他在果树园艺方面的引种驯化经验，所创造的一套研究方法和他所揭示的一系列规律，对于各类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例如，他确定的实生苗法、斯巴达式锻炼法、定向培育法、逐级驯化法、亲本选择法、远缘杂交法（包括营养体接近法、混合花粉授粉法、媒介法、杂种培育法及蒙导法）等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应用的方法。对于植物驯化的定义，米丘林始终认为，驯化必须与改造植物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同时，米丘林提出的有关植物引种驯化的许多观点，至今在我们的工作中仍是重要的参考。
3.4区系发生法
本法是建立在对区系成分、区系成分的形成历史和自然生态的研究基础上的，认为引种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和有某些共性的区系之间的植物容易成功。这一方法可供乔灌木引种时选择原材料之用。南京中山公园从北美大西洋区系引种松属植物的成功率很高，其原因就是该地与北美植物区系在起源上和发展历史上具有较密切的联系，现在植物区系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5生态相似法
这一方法由中国学者朱彦丞提出，认为植物引种驯化应从整个植物生态环境出发来分析，在生态条件相似时所选择的植物材料引种就容易成功，生态条件相差悬殊的植物材料引种不易成功。
我国劳动人民在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贡献，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就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引种原则。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总结出“顺天时，量地利”和“人力之至，抑或可以回天”的引种驯化原理，指出了植物是可以驯化的，20世纪30年代庐山植物园的建立使得植物引种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对野生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已经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科学的原理，建立引种—繁殖—栽培驯化的完整体系，并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种质基因，培育新品种，在园林运用上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4参考文献
[1]陈俊愉.中国花卉品种分类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苏雪痕.植物造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
[3]程金水.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M].北京：林业出版社，2000.
驯化范文篇7
论文摘要在分析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遵循引种驯化的基本原理及园林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能为野生观赏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指导。
我国地大物博，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极其丰富，高等植物约3万种，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达6000种以上。我国不仅原产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而且观赏植物栽培有极其古老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1至公元前7世纪的西周，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园圃中培育花木了。尽管如此，在我国城市绿化中，应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一般为200～300种，上海有近400种。而且，除了生境条件极特殊的区域，如热带、寒带或干旱地区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植物材料单调、雷同，造成千城一面的状况，这与植物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1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现状
1.1家底不清，保护不力
我国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即资源家底还未摸清。目前，不论野生还是栽培的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均由于多种原因而面临许多种类散失和濒于绝灭的严重威胁。野生的如兰属和金花茶系的某些种、变种、变型，栽培的如凤仙花品种，均为最突出的例证[1]。因此，进一步开展资源考察，摸清家底，加强保护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做了些保护和管理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如金花茶20世纪80年代由林业部通令全部种类一律禁止出口，后经再度修改，有些种类已对外开放，并在广西设立金花茶保护区与基因库，在洛阳建立中国洛阳牡丹基因库，在武汉建立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等。
1.2科技落后，盲目引种
①我国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虽很丰富，但大量可供观赏的种类却久居深山无人问，仍处于野生状态，未被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育种水平还相当落后，如我国是山茶属的起源和分布中心，有不少优良茶花的传统品种和新品种，但与美国、日本、新西兰等茶花育种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现国际茶花协会登录的品种达2.2万个，而我国山茶栽培品种仅300多个，云南山茶140多个。②有盲目从国外引种的趋势，尤为严重的是我国缺乏对野生植物开发利用的深入研究。各地开发利用缺乏技术支撑，很多个体经营者直接从山上挖掘野生植物；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缺乏长远的眼光或追求短期的政绩效应，造成资源的极大破坏，无异于杀鸡取卵。
1.3“产用研”脱节
①科研与生产脱节。由于科研体制问题，当前科研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生产相脱离，为科研而科研，通常是或课题结题之后就束之高阁，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较低。②生产与应用脱节。生产者由于技术、投入或风险等原因，无力也不愿进行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随大流，生产“大路货”；而设计者在园林设计中力求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应用尽可能多的植物种类来创造园林景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又因为植物应用的新材料、新品种的缺乏逼迫修改设计方案。
2野生观赏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植物造景是应用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充分发挥植物本身形态、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2]。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首先要有丰富的植物材料。因此，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当地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既能丰富园林植物种类，克服各地园林植物种类单调，又能突出地方特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1丰富植物种类，提高城市品位
虽然我国具有十分丰富的观赏植物资源，但是各地城市园林绿化中运用的植物材料显得单调、雷同，缺乏地方特色，观赏植物能代表城市的例子并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运用一些新的植物种类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将成为一种趋势。而野生植物，尤其是乡土植物不仅能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更具有适应性强、容易引种成功的优势。现在正是野生观赏植物开发利用的大好时机。
2.2开发野生资源，建设生态城市
城市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各得其所。它是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小桥流水”、“岁寒三友”之类的诗情画意已不能满足现代人游赏及改善环境生态效应的需要了。在生态园林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的复层次生态位，而且要尽量丰富各层次内的植物种类。要让苔藓类、蕨类、草本类、藤本类、灌木类、乔木类植物都能在城市园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长处。野生植物是植物与环境相适应的最好样板，野生植物资源在生态园林中将起巨大作用。
2.3合理利用野生植物，增加城市物种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3个层次中，最基本的就是物种多样性。在城市中绿地本身有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人工引进野生植物，再现植物的多样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城市绿化中，近年也提出重视物种多样性，如从2000年开始，上海实施城市植物多样性3年行动计划，3年来，使常用园林植物由原来的400种增加到800种。其他城市也都希望能将物种多样性运用在园林绿化的实践中。
3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
要将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成功地运用到城市园林绿化中，首要的工作是引种驯化。引种驯化是将野生或栽培植物的种子或营养体从其自然分布区域或栽培区域引入到新的地区栽培。如果引入地区与原产地自然条件差异不大或引入观赏植物本身适应范围较广，或只需要采取简单的措施即能适应新环境，并能正常生长发育，达到预期观赏效果的称为简单引种。如果引入地区自然条件和原分布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或引入物种本身适应范围较窄，只有通过其遗传性状改变才能适应新环境或必需采用相应的农业措施，使其产生新的生理适应性的方式为驯化引种[3]。追溯引种驯化理论的历史时，一般都把达尔文学说作为起点，其观点使引种驯化成为可能并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真正在国际上最受重视和应用的是德国著名林学家迈尔（MayrH.）1906年提出的气候相似论。3.1气候相似论
气候相似理论认为树木引进时，引进地和原产地的气候必须相似，引进的树木才能正常生长发育。这一理论明确了气候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制约作用，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不失为现代树木引种驯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成功的引种例证。如杭州植物园从气候相近或相同的天目山、黄山、九华山等地引进大量树种，成活率较高；而南京地处北亚热带，其引种范围则没有浙江、江西等地广，很多常绿树种受到气候的限制，在南京不能安全越冬。
3.2生态历史分析法
这一方法是前苏联总植物园在试验了3000多种植物后总结出来的，并由库里基阿索夫于1953年提出[4]。其理论基础是根据某一植物区系成分起源的分析和揭露这些成分的生态历史，在引种工作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外来的区系成分，把它们迁回原来生存过的生态条件下，这些植物不但极容易引种成功而且生产率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最著名的事例是天山苜蓿，它不是天山植物区系的成分，当将其从天山的旱生条件引种至湿生条件下时，它的生长状态比在天山好，而且其后代的植物体结构和功能也由旱生类型迅速地变回湿生类型。许多孑遗植物的推广种植成功是对生态历史分析法强有力的支持，比如，水杉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广布种，但由于冰川的袭击其分布范围变得十分狭窄，目前该种在很大范围内的推广栽培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目前此方法对于自然区系植物的引种工作具有特殊的价值。
3.3米丘林学说
米丘林的引种驯化理论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之上的，因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把植物引种驯化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有机体与环境是矛盾的统一体，通过改变环境和遗传育种两条途径能够改造植物的本性，创造新的类型，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米丘林主要是依据他在果树园艺方面的引种驯化经验，所创造的一套研究方法和他所揭示的一系列规律，对于各类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例如，他确定的实生苗法、斯巴达式锻炼法、定向培育法、逐级驯化法、亲本选择法、远缘杂交法（包括营养体接近法、混合花粉授粉法、媒介法、杂种培育法及蒙导法）等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应用的方法。对于植物驯化的定义，米丘林始终认为，驯化必须与改造植物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同时，米丘林提出的有关植物引种驯化的许多观点，至今在我们的工作中仍是重要的参考。
3.4区系发生法
本法是建立在对区系成分、区系成分的形成历史和自然生态的研究基础上的，认为引种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和有某些共性的区系之间的植物容易成功。这一方法可供乔灌木引种时选择原材料之用。南京中山公园从北美大西洋区系引种松属植物的成功率很高，其原因就是该地与北美植物区系在起源上和发展历史上具有较密切的联系，现在植物区系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5生态相似法
这一方法由中国学者朱彦丞提出，认为植物引种驯化应从整个植物生态环境出发来分析，在生态条件相似时所选择的植物材料引种就容易成功，生态条件相差悬殊的植物材料引种不易成功。
我国劳动人民在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贡献，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就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引种原则。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总结出“顺天时，量地利”和“人力之至，抑或可以回天”的引种驯化原理，指出了植物是可以驯化的，20世纪30年代庐山植物园的建立使得植物引种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对野生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已经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科学的原理，建立引种—繁殖—栽培驯化的完整体系，并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种质基因，培育新品种，在园林运用上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4参考文献
[1]陈俊愉.中国花卉品种分类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苏雪痕.植物造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
[3]程金水.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M].北京：林业出版社，2000.
驯化范文篇8
论文摘要在分析野生植物资源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应遵循引种驯化的基本原理及园林运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能为野生观赏植物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指导。
我国地大物博，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极其丰富，高等植物约3万种，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达6000种以上。我国不仅原产观赏植物种类繁多、品质优良，而且观赏植物栽培有极其古老的历史，早在公元前11至公元前7世纪的西周，我国劳动人民已在园圃中培育花木了。尽管如此，在我国城市绿化中，应用的植物种类并不多。如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一般为200～300种，上海有近400种。而且，除了生境条件极特殊的区域，如热带、寒带或干旱地区外，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绿化没有很明显的区别，植物材料单调、雷同，造成千城一面的状况，这与植物资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1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现状
1.1家底不清，保护不力
我国丰富多彩的观赏植物种质资源尚未得到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即资源家底还未摸清。目前，不论野生还是栽培的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均由于多种原因而面临许多种类散失和濒于绝灭的严重威胁。野生的如兰属和金花茶系的某些种、变种、变型，栽培的如凤仙花品种，均为最突出的例证[1]。因此，进一步开展资源考察，摸清家底，加强保护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门做了些保护和管理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如金花茶20世纪80年代由林业部通令全部种类一律禁止出口，后经再度修改，有些种类已对外开放，并在广西设立金花茶保护区与基因库，在洛阳建立中国洛阳牡丹基因库，在武汉建立中国梅花品种资源圃等。
1.2科技落后，盲目引种
①我国野生观赏植物资源虽很丰富，但大量可供观赏的种类却久居深山无人问，仍处于野生状态，未被开发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育种水平还相当落后，如我国是山茶属的起源和分布中心，有不少优良茶花的传统品种和新品种，但与美国、日本、新西兰等茶花育种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现国际茶花协会登录的品种达2.2万个，而我国山茶栽培品种仅300多个，云南山茶140多个。②有盲目从国外引种的趋势，尤为严重的是我国缺乏对野生植物开发利用的深入研究。各地开发利用缺乏技术支撑，很多个体经营者直接从山上挖掘野生植物；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缺乏长远的眼光或追求短期的政绩效应，造成资源的极大破坏，无异于杀鸡取卵。
1.3“产用研”脱节
①科研与生产脱节。由于科研体制问题，当前科研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与生产相脱离，为科研而科研，通常是或课题结题之后就束之高阁，科研成果的转化率较低。②生产与应用脱节。生产者由于技术、投入或风险等原因，无力也不愿进行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随大流，生产“大路货”；而设计者在园林设计中力求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应用尽可能多的植物种类来创造园林景观，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又因为植物应用的新材料、新品种的缺乏逼迫修改设计方案。
2野生观赏植物在园林中的应用
植物造景是应用乔木、灌木、藤本及草本植物来创造景观，充分发挥植物本身形态、线条、色彩等自然美，配置成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画面，供人们观赏[2]。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植物景观，首先要有丰富的植物材料。因此，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利用当地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既能丰富园林植物种类，克服各地园林植物种类单调，又能突出地方特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1丰富植物种类，提高城市品位
虽然我国具有十分丰富的观赏植物资源，但是各地城市园林绿化中运用的植物材料显得单调、雷同，缺乏地方特色，观赏植物能代表城市的例子并不多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运用一些新的植物种类来进行城市园林绿化将成为一种趋势。而野生植物，尤其是乡土植物不仅能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更具有适应性强、容易引种成功的优势。现在正是野生观赏植物开发利用的大好时机。
2.2开发野生资源，建设生态城市
城市生态园林主要是指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所建设的园林绿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乔木、灌木、草本和藤本植物被因地制宜地配置在一个群落中，种间相互协调，有复合的层次和相宜的季相色彩，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植物各得其所。它是现代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最高层次的体现，是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小桥流水”、“岁寒三友”之类的诗情画意已不能满足现代人游赏及改善环境生态效应的需要了。在生态园林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的复层次生态位，而且要尽量丰富各层次内的植物种类。要让苔藓类、蕨类、草本类、藤本类、灌木类、乔木类植物都能在城市园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各自长处。野生植物是植物与环境相适应的最好样板，野生植物资源在生态园林中将起巨大作用。
2.3合理利用野生植物，增加城市物种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的3个层次中，最基本的就是物种多样性。在城市中绿地本身有限，在有限的范围内人工引进野生植物，再现植物的多样性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城市绿化中，近年也提出重视物种多样性，如从2000年开始，上海实施城市植物多样性3年行动计划，3年来，使常用园林植物由原来的400种增加到800种。其他城市也都希望能将物种多样性运用在园林绿化的实践中。
3野生观赏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
要将野生观赏植物资源成功地运用到城市园林绿化中，首要的工作是引种驯化。引种驯化是将野生或栽培植物的种子或营养体从其自然分布区域或栽培区域引入到新的地区栽培。如果引入地区与原产地自然条件差异不大或引入观赏植物本身适应范围较广，或只需要采取简单的措施即能适应新环境，并能正常生长发育，达到预期观赏效果的称为简单引种。如果引入地区自然条件和原分布区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或引入物种本身适应范围较窄，只有通过其遗传性状改变才能适应新环境或必需采用相应的农业措施，使其产生新的生理适应性的方式为驯化引种[3]。追溯引种驯化理论的历史时，一般都把达尔文学说作为起点，其观点使引种驯化成为可能并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真正在国际上最受重视和应用的是德国著名林学家迈尔（MayrH.）1906年提出的气候相似论。3.1气候相似论
气候相似理论认为树木引进时，引进地和原产地的气候必须相似，引进的树木才能正常生长发育。这一理论明确了气候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制约作用，对树木引种驯化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不失为现代树木引种驯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成功的引种例证。如杭州植物园从气候相近或相同的天目山、黄山、九华山等地引进大量树种，成活率较高；而南京地处北亚热带，其引种范围则没有浙江、江西等地广，很多常绿树种受到气候的限制，在南京不能安全越冬。
3.2生态历史分析法
这一方法是前苏联总植物园在试验了3000多种植物后总结出来的，并由库里基阿索夫于1953年提出[4]。其理论基础是根据某一植物区系成分起源的分析和揭露这些成分的生态历史，在引种工作中我们可以选择那些外来的区系成分，把它们迁回原来生存过的生态条件下，这些植物不但极容易引种成功而且生产率可以得到大大的提高。最著名的事例是天山苜蓿，它不是天山植物区系的成分，当将其从天山的旱生条件引种至湿生条件下时，它的生长状态比在天山好，而且其后代的植物体结构和功能也由旱生类型迅速地变回湿生类型。许多孑遗植物的推广种植成功是对生态历史分析法强有力的支持，比如，水杉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广布种，但由于冰川的袭击其分布范围变得十分狭窄，目前该种在很大范围内的推广栽培取得了很好的结果。目前此方法对于自然区系植物的引种工作具有特殊的价值。
3.3米丘林学说
米丘林的引种驯化理论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之上的，因而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把植物引种驯化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理论的基础是有机体与环境是矛盾的统一体，通过改变环境和遗传育种两条途径能够改造植物的本性，创造新的类型，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一理论的提出，米丘林主要是依据他在果树园艺方面的引种驯化经验，所创造的一套研究方法和他所揭示的一系列规律，对于各类植物的引种驯化工作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例如，他确定的实生苗法、斯巴达式锻炼法、定向培育法、逐级驯化法、亲本选择法、远缘杂交法（包括营养体接近法、混合花粉授粉法、媒介法、杂种培育法及蒙导法）等都是我们现在还在应用的方法。对于植物驯化的定义，米丘林始终认为，驯化必须与改造植物的本性联系在一起。同时，米丘林提出的有关植物引种驯化的许多观点，至今在我们的工作中仍是重要的参考。
3.4区系发生法
本法是建立在对区系成分、区系成分的形成历史和自然生态的研究基础上的，认为引种起源上有亲缘关系的和有某些共性的区系之间的植物容易成功。这一方法可供乔灌木引种时选择原材料之用。南京中山公园从北美大西洋区系引种松属植物的成功率很高，其原因就是该地与北美植物区系在起源上和发展历史上具有较密切的联系，现在植物区系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3.5生态相似法
这一方法由中国学者朱彦丞提出，认为植物引种驯化应从整个植物生态环境出发来分析，在生态条件相似时所选择的植物材料引种就容易成功，生态条件相差悬殊的植物材料引种不易成功。
我国劳动人民在植物引种驯化的理论和方法上也有自己的贡献，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就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引种原则。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总结出“顺天时，量地利”和“人力之至，抑或可以回天”的引种驯化原理，指出了植物是可以驯化的，20世纪30年代庐山植物园的建立使得植物引种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对野生资源的掠夺性利用已经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在保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科学的原理，建立引种—繁殖—栽培驯化的完整体系，并充分利用野生植物种质基因，培育新品种，在园林运用上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4参考文献
[1]陈俊愉.中国花卉品种分类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
[2]苏雪痕.植物造景[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
[3]程金水.园林植物遗传育种学[M].北京：林业出版社，2000.
驯化范文篇9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区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迈向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般说来，农业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产生和驯化动物的起源。系统探索家畜的起源，对于了解家畜发展史、揭示家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家猪SusScrofaDomesticus缘自野猪的驯化。目前，野猪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即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部天山山脉的欧洲野猪，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爪哇、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的亚洲野猪。相比之下，家猪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几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种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家猪与野猪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差别明显，家猪的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躯加长，体重增大，体幅变宽，胃肠发达，腹围增大。它们一般白天活动，黑夜休息，性情也颇为温顺。人们不禁要问，凶猛的野猪是如何驯化为形态、习性迥然不同的家猪呢？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系单一起源，抑或多个起源呢？诸如此类，皆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驯化，业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诸如驯化之初，鉴别家猪和野猪等关键问题，至今仍茫然无绪。本文在评述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上述关键问题，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诞生以来，发掘成果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颇为翔实的实物资料。当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为家畜，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比较骨骼、牙齿的尺寸、形状等特征信息，以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2、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可认为属于家养动物。3、把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与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
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一认识的根据如下：即1、该遗址窖穴中发现有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3、猪上下臼齿的测量数据，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
关于新石器时代家猪饲养的前提条件，袁靖先生认为有以下三条：1、传统狩猎获得的肉食已显不足，需要寻求新的肉食资源；2、居住环境周围存在着一定量的野猪，容易获得驯化对象；3、农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为家猪饲养提供了足够的饲料。由此可见，出土了许多猪骨的广西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0000年，因不满足上述条件，故不能认为是家猪的发源地。与此同时，有关专家正在积极探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出土猪骨，不久应有明确结论。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研究家猪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长期的进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遗传，又容忍偶然变异的产生。显然，DNA分子的遗传稳定性，保证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而DNA的变异，又使得子代与亲代出现差异，导致了物种的进化。研究表明：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这种变化的速率是恒定的，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clock。这样，若探明现存物种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计它们共同祖先的分离时间，即其物种的起源。由于动物体内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DNA，简写为mtDNA具有母系遗传、变异速率快、拷贝数目多的特点，故常将其作为研究物种系统进化的首选。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简称RFLP分析了家猪包括亚洲猪和欧洲猪、日本野猪的mtDNA限制性酶切图谱，结果发现亚洲猪和欧洲猪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表明两者应有独立的起源。Huang等对29个中国地方猪种、1个欧洲猪种以及野猪的mtDNA也进行了RFLP分析，除证实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发现中国野猪与中国家猪更为接近，暗示着中国地方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起源。Giuffra等测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野猪、家猪中mtDNA细胞色素b的全编码序列、mtDNA控制区的440碱基序列和三个核基因碱基序列，经系统发育分析后发现，一些家猪的mtDNA序列与欧洲野猪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则与亚洲野猪密切相关，表明家猪应分别缘自欧洲和亚洲野猪的驯化。之后，蒋思文等对中国9个品种的140头猪的线粒体控制区440bp和细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统发育分析，而Kijas等对中国梅山猪、瑞典长白猪以及两个欧洲野猪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结果均证实了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分别起源于亚洲野猪和欧洲野猪，即现代家猪有着两个母系起源。
此外，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估算了家猪的起源时间。Huang等首先根据哺乳类动物mtDNA每百万年2％的进化速率，估算出欧洲家猪和中国家猪可能在280000年前来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则认为两者分离的时间大约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方猪种和欧洲野猪的mtDNA序列变异发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亚洲野猪的变异发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亚洲家猪的驯化发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计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分离时间为90000年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学推断出家猪的起源时间绝大多数远早于考古实物资料，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项研究估算家猪起源时间的显著差异，与分子标记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选择密切相关。
中国国土辽阔，养猪历史悠久，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众多的中国猪种。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外形、生态特点来考虑，中国家猪可以分为：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类型。至于中国家猪的起源问题，兰宏等利用RFLP技术，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家猪和野猪的mtDNA，发现西南地区的家猪与当地野猪极为相近。而常青等对华东地区家猪和野猪的随机扩增多态DNARandomAmplifiedPolymophismDNA，简称RAPD作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江苏地区家猪的品种或类群内，变异幅度相对较小，群体的遗传趋异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而华东地区的家猪和野猪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证实中国猪种的遗传资源缺乏，其暗示着中国家猪的单一起源，而各地猪种的不同表型应为人工长期选择的结果。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iseChainReaction，简称PCR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使人们可望通过古代猪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进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据mtDNA控制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复原了日本冲绳岛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DNA，并对其与现代野猪、琉球群岛、日本岛、亚洲大陆等地家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古代猪系东亚家猪血统，与琉球群岛的本地野猪相关；清水贝丘（shellmidden）遗址弥生－和平时代，Yayoi－HeianPeriod出土的猪，出现一个独特核苷酸的插入现象，表明其与琉球群岛的现代野猪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弥生－和平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亚洲大陆的家猪已被引入到冲绳岛。综上所述，不难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古代DNA技术，探索家畜起源及发展的工作必将日益增多。
存在问题
无疑，家猪起源的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众所周知，野猪经驯化演变为家猪，其过程极其缓慢。而在驯化初期，家猪和野猪间，形态上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完全没有差别。欲鉴别这一时期的家猪和野猪，主要依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动物考古学显得无能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术，原则上也同样难显其能。这一点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学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个单位点的分子标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揭示父系血统对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思考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显而易见，家猪的起源应当发生在初级开发型阶段，即驯化的开始阶段。
Price认为，所谓驯化，就是经过不同世代的变异积累和环境诱发产生的发育变异之后，一大群动物逐步适应人类需求和封闭环境的过程。Bruford等的驯化定义为：改变动物或植物的遗传特征，使之更符合人类需求的过程。Diamond则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固定的食物来源；2、生长相当迅速；3、在封闭环境中繁殖；4、性格柔顺；5、不易惊慌等。以上学者的意见，可将家畜的驯化条件归纳如下：1、动物在人类的干预下经过世代的积累；2、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其食物主要来自人类的供给。显然，如何采用科学方法判断这两个条件是否形成，当是探索家畜起源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有如下四种方法：
1、食性分析。相对而言，家猪的栖息环境较为狭窄，其食物的来源也十分稳定，并与饲养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遗址出土猪骨为对象，分析它们的稳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与先民们的食谱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家猪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驯化初期，交通极为不便，文化交流颇为困难，猪只能近交繁殖。这样，利用RAPD、微卫星等多位点分子标记，可望捋清古代猪个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探明它们的世代和谱系关系。无疑，若发现有三代关系，即可推断猪已驯化。
驯化范文篇10
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也是区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为人类社会从蒙昧、野蛮迈向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般说来，农业革命主要包括栽培作物的产生和驯化动物的起源。系统探索家畜的起源，对于了解家畜发展史、揭示家畜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家猪SusScrofaDomesticus缘自野猪的驯化。目前，野猪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的南部，即分布于欧洲、北非和亚洲中部天山山脉的欧洲野猪，分布于中国大陆、台湾、爪哇、苏门答腊和新几内亚的亚洲野猪。相比之下，家猪的分布范围要大得多，几乎遍及全世界，其品种也千差万别、多种多样。家猪与野猪在形态和习性上的差别明显，家猪的下颌骨、头骨和泪骨较短，犬齿退化，鼻部上移，颜面凹陷，面部加宽，后躯加长，体重增大，体幅变宽，胃肠发达，腹围增大。它们一般白天活动，黑夜休息，性情也颇为温顺。人们不禁要问，凶猛的野猪是如何驯化为形态、习性迥然不同的家猪呢？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系单一起源，抑或多个起源呢？诸如此类，皆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孜孜以求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驯化，业已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然而，诸如驯化之初，鉴别家猪和野猪等关键问题，至今仍茫然无绪。本文在评述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上述关键问题，尝试提出新的思路，希望能有助于研究的深入。
动物考古学的证据
考古学诞生以来，发掘成果日新月异、层出不穷，为探索家畜起源提供了颇为翔实的实物资料。当前，探索家畜起源主要借助于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说来，判断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是否为家畜，主要依据以下三个原则：1、基于骨骼形态学的判断，即通过观察和测量，比较骨骼、牙齿的尺寸、形状等特征信息，以区分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2、考古遗址中某些动物经过了古代人类有意识的处理，可认为属于家养动物。3、把动物的年龄结构及骨骼形态上的反常现象与考古学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判断。
据报道，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安那托利亚东南部的Cayonu遗址土耳其之亚洲部分，其年代约距今9000年。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家猪，一般认为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这一认识的根据如下：即1、该遗址窖穴中发现有完整猪骨，在其上面堆积着小米；2、绝大多数猪的年龄介于1－2岁间；3、猪上下臼齿的测量数据，与新石器后期遗址出土猪的数据相近；4、稳定碳同位素的分析表明，猪以C4类植物为主要食物，表明与饲养相关。
关于新石器时代家猪饲养的前提条件，袁靖先生认为有以下三条：1、传统狩猎获得的肉食已显不足，需要寻求新的肉食资源；2、居住环境周围存在着一定量的野猪，容易获得驯化对象；3、农产品有了一定的剩余，为家猪饲养提供了足够的饲料。由此可见，出土了许多猪骨的广西甑皮岩遗址距今约10000年，因不满足上述条件，故不能认为是家猪的发源地。与此同时，有关专家正在积极探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年的出土猪骨，不久应有明确结论。
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借助分子生物学方法，是研究家猪起源的另一重要途径。分子生物学理论指出，长期的进化道路上，生物的DNA分子既保持着基本稳定的遗传，又容忍偶然变异的产生。显然，DNA分子的遗传稳定性，保证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而DNA的变异，又使得子代与亲代出现差异，导致了物种的进化。研究表明：突变导致的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与时间的累积成正比，即时间越长，DNA中核苷酸序列的改变越大。这种变化的速率是恒定的，两种生物分离的时间越长，其分子的差异则越大，这就是所谓的“分子钟”（molecularclock。这样，若探明现存物种DNA的核苷酸序列，便可望估计它们共同祖先的分离时间，即其物种的起源。由于动物体内的线粒体DNAmitochondrialDNA，简写为mtDNA具有母系遗传、变异速率快、拷贝数目多的特点，故常将其作为研究物种系统进化的首选。
Watanabe等首先利用限制性片断长度多态性restrictionfragmentlengthpolymorphism，简称RFLP分析了家猪包括亚洲猪和欧洲猪、日本野猪的mtDNA限制性酶切图谱，结果发现亚洲猪和欧洲猪存在着很大的遗传差异，表明两者应有独立的起源。Huang等对29个中国地方猪种、1个欧洲猪种以及野猪的mtDNA也进行了RFLP分析，除证实了Watanabe的研究成果之外，还发现中国野猪与中国家猪更为接近，暗示着中国地方猪可能只有一个单一起源。Giuffra等测定了来自欧洲和亚洲野猪、家猪中mtDNA细胞色素b的全编码序列、mtDNA控制区的440碱基序列和三个核基因碱基序列，经系统发育分析后发现，一些家猪的mtDNA序列与欧洲野猪密切相关，而另外一些则与亚洲野猪密切相关，表明家猪应分别缘自欧洲和亚洲野猪的驯化。之后，蒋思文等对中国9个品种的140头猪的线粒体控制区440bp和细胞色素b基因798bp的作了系统发育分析，而Kijas等对中国梅山猪、瑞典长白猪以及两个欧洲野猪的mtDNA作了近全序列分析，其结果均证实了欧洲家猪和亚洲家猪分别起源于亚洲野猪和欧洲野猪，即现代家猪有着两个母系起源。
此外，各学者还利用“分子钟”理论估算了家猪的起源时间。Huang等首先根据哺乳类动物mtDNA每百万年2％的进化速率，估算出欧洲家猪和中国家猪可能在280000年前来自同一祖先。Giuffra等则认为两者分离的时间大约为500000年前。Jiang等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中国地方猪种和欧洲野猪的mtDNA序列变异发生在413000－875000年前，亚洲野猪的变异发生在7000－15600年以前，即亚洲家猪的驯化发生在7000－15600年前。Kijas等估计亚洲家猪与欧洲家猪的分离时间为90000年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利用分子生物学推断出家猪的起源时间绝大多数远早于考古实物资料，其原因尚需进一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各项研究估算家猪起源时间的显著差异，与分子标记及核苷酸序列的不同选择密切相关。
中国国土辽阔，养猪历史悠久，各地气候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形成了众多的中国猪种。研究指出，若按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外形、生态特点来考虑，中国家猪可以分为：华北型、华南型、华中型、江海型、西南型和高原型等六大类型。至于中国家猪的起源问题，兰宏等利用RFLP技术，分析了我国西南地区家猪和野猪的mtDNA，发现西南地区的家猪与当地野猪极为相近。而常青等对华东地区家猪和野猪的随机扩增多态DNARandomAmplifiedPolymophismDNA，简称RAPD作了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下游江苏地区家猪的品种或类群内，变异幅度相对较小，群体的遗传趋异程度处于较低水平；而华东地区的家猪和野猪可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之后，Huang等和Jiang等的研究成果，均证实中国猪种的遗传资源缺乏，其暗示着中国家猪的单一起源，而各地猪种的不同表型应为人工长期选择的结果。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iseChainReaction，简称PCR技术的出现和成熟，使人们可望通过古代猪骨DNA的分析，更直接地探索家猪的起源与进化。2002年，Watanobe等根据mtDNA控制区域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复原了日本冲绳岛考古遗址出土猪骨的DNA，并对其与现代野猪、琉球群岛、日本岛、亚洲大陆等地家猪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们指出，古代猪系东亚家猪血统，与琉球群岛的本地野猪相关；清水贝丘（shellmidden）遗址弥生－和平时代，Yayoi－HeianPeriod出土的猪，出现一个独特核苷酸的插入现象，表明其与琉球群岛的现代野猪有所不同，反映了在弥生－和平时代早期或更早一些时候，亚洲大陆的家猪已被引入到冲绳岛。综上所述，不难预见，随着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的不断成熟，利用古代DNA技术，探索家畜起源及发展的工作必将日益增多。
存在问题
无疑，家猪起源的研究业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新的问题也不断出现，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众所周知，野猪经驯化演变为家猪，其过程极其缓慢。而在驯化初期，家猪和野猪间，形态上几乎没有差别，甚至完全没有差别。欲鉴别这一时期的家猪和野猪，主要依赖于形态学研究的动物考古学显得无能为力。即便利用古代DNA技术，原则上也同样难显其能。这一点是最令人困惑的。此外，就目前而言，分子生物学的工作还主要集中在mtDNA方面。而mtDNA是一个单位点的分子标记，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难以揭示父系血统对后代基因的作用和影响。实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思考
袁靖先生认为，人类获取肉食的模式，按时间先后可分为三种，即依赖型、初级开发型和开发型。早期，渔猎是肉食的主要来源，肉食的丰富程度与获取的难易，完全受环境资源的制约，这种获取肉食的模式称为依赖型。之后，除渔猎外，人们学会了某些动物的驯化，开拓了获取肉食的新资源。此时，肉食资源还主要以渔猎为主，原始畜牧业仍然居于辅助地位。这种模式被称为初级开发型。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渔猎的比例逐渐下降，人们的肉食来源发生了质的飞跃，即肉类的大部分来源于某种驯化家畜，周围环境野生动物已下降成为肉食的次要来源，人们将这种模式称为开发型。显而易见，家猪的起源应当发生在初级开发型阶段，即驯化的开始阶段。
Price认为，所谓驯化，就是经过不同世代的变异积累和环境诱发产生的发育变异之后，一大群动物逐步适应人类需求和封闭环境的过程。Bruford等的驯化定义为：改变动物或植物的遗传特征，使之更符合人类需求的过程。Diamond则认为，野生动物的驯化，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固定的食物来源；2、生长相当迅速；3、在封闭环境中繁殖；4、性格柔顺；5、不易惊慌等。以上学者的意见，可将家畜的驯化条件归纳如下：1、动物在人类的干预下经过世代的积累；2、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极为密切，其食物主要来自人类的供给。显然，如何采用科学方法判断这两个条件是否形成，当是探索家畜起源的关键所在。具体说来，有如下四种方法：
1、食性分析。相对而言，家猪的栖息环境较为狭窄，其食物的来源也十分稳定，并与饲养者的食物基本一致。因此，若以考古遗址出土猪骨为对象，分析它们的稳定同位素C、N和微量元素，了解它们的食性及其变化，并与先民们的食谱相比较，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为家猪的起源提供重要的信息。
2、古代DNA研究。驯化初期，交通极为不便，文化交流颇为困难，猪只能近交繁殖。这样，利用RAPD、微卫星等多位点分子标记，可望捋清古代猪个体间的亲缘关系，进而探明它们的世代和谱系关系。无疑，若发现有三代关系，即可推断猪已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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