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制度范文10篇

选官制度范文篇1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国祚长久,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主度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其形式和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又在众多的科目中首开“进士”一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所谓科举制，是一种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而选取人才的制度。李唐王朝建立后,继续开科取士,并使之定型化。唐初,科举考试分常举与制举两大类。常举设的科目非常多,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制举,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祥明政术可以理人等。两种举制共设有90多科。常举每年一次,由礼部主持;制举是皇帝据临时需要,不定期举行,取士也较少,故被视为“非正途”。常举众科中,有的是偶尔设置,有的很快停止,只有明经和进士经常举行。明经考试主要考背诵,易中;进士考诗赋,须构思,故难考。进士虽难考,但考中后容易飞黄腾达,故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的认识,说明人们比较推重。后来进士科独盛,士子更是趋之若鹜。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地延用了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的完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选用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这种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是内容空虚、形成呆板的八股文，牢牢主宰着当时的科举考试，造成社会空前的大悲剧。所以科举制极盛之日，也是它走向没落、衰亡之时。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从上述不难看出，世官制时代与奴隶社会、察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前半段、科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后半段，基本相若。因此可以这样说，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与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兴贤能”即“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但科举之外，还有多种选官途径，如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可借鉴的经验和原理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实行考选，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考选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此门。

（二）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无论是察举制时代，抑或是科举制时代，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是该时代具有标志的意义的仕途，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世官制时代，主导仕途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察举，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科举，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不过，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是指古代社会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古今之理相通，似应无疑义。

（四）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今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载：“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历史上选任官的回避制度，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曰籍贯回避，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回避就越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曰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五）保密

我国古代科举的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主要有这样几项：

1、锁院制度。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

2、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评卷官不知姓名。

3、誉录制度。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北宋时建立和健全的各项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一直沿用下来。这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的各种重要考试中，仍然是适用的。

（六）保任

“保任”即保举之意，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责任。如《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还是在科举制时代，在选官中都被广泛运用。由于实行保任制，荐举得人与否及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举主与之同其赏罚，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这对于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以及维护选政的公正廉洁，均有积极作用。

（七）储才

我国古代选官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这一做法即所谓的“储才”（亦作“贮才”）。上较早的储才形式是战国时的客卿制度。此制实是在以客出仕与军功拜授官爵之间，增加了一个储才的环节———客卿，而形成的。按此途仕进，第一步先由“客”拜“客卿”，此后便进入储才阶段。这时人才一般需要按军功授官爵制的要求，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才能实现第二步升迁———由“客卿”拜“相”（即当国之正卿）。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储才形式是郎官制度。所谓郎官，实际就是皇帝的卫士，郎官组织&主体为三署’即皇帝的卫队，郎官的首领郎中令（光禄勋）便是卫队的司令官。汉代选官，入仕者大率先拜郎，然后再内迁或外放；尤其孝廉拜郎，更为常见。这一做法时人谓之“宿卫”，其目的是让入仕者先在皇帝卫队中任职服务，接受锻炼，同时也各种礼仪，为以后出任其它职务奠定基础。郎署的储才性质正体现于此。科举制时代，储才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首先，由于举士、举官的分途，所举之士便成为后备官吏，故举士实际已具有了储才性质。其次，因为学校与科举合流，所以从广义上看，学校育才亦即储才，这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言：“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此外，该时代还存在同客卿制度、郎官制度一类的狭义储才形式，如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即其一例。庶吉士又称庶常，系从新科进士中经过考试（如清之朝考）选出。其与选者，称作馆选，俗称点翰林。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经散馆之试，然后按成绩授职。优者一般留翰林，次者则出为中央及地方官。显而易见，庶吉士这一储才形式，实际是经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后的再学习、再选拔，是较完善的储才形式。如果再把明清时的各种储才形式联系起来作考察，可以发现，从学校储才，举士储才，直到庶吉士储才，构成了一个以科举制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储才系统。尽管古代储才的形式和做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却完全一致，即“为慎重之意”。储才与我们今天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第三梯队建设（或称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相通之处。

三、古代选官制度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基本原理，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一）应防止重走读书做官的老路

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带来的最大，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尚书•周官》即有“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说。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订，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应记取这沉重的历史教训。

（二）应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变个人意志为社会意志

选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选用必须有退免。在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互为补充的矛盾运动中，一可防止某一阶层或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队伍的良性循环，为新进士子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避免造成中气不继，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断更新官吏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与稳定，从而提高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一般说来，官吏退免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是黜免，即官吏因触犯法律、纪律或因政绩拙劣而被罢免；二是正常情况下的非惩治手段的退休。对官吏队伍来说，后者应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调节。我国历史上把非惩治性的退免称作“致仕”，或作“致事”、“致政”。《礼记》有“七十致政”之说，从而可推测春秋战国已产生了比较原始的致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此制已初具规模。唐代致仕制度进一步有所发展。两宋，已相对臻于成熟，不仅其规章条目日益完备，而且实际执行情况也朝着经常化、普遍化和强硬化发展。明清基本上沿袭宋制。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退免制度，但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在制衡过程中君主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而社会意志完全没有制约作用，因此这种退免制度的逆向制衡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远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逆向制衡的有效性。这实际是造成中国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根源之一。所以，从此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三）应克服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作用，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最大的限度，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今天，运用唯物史观，总结这份珍贵的遗产，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管理服务，无疑是件意义深远的工作。

资料

○1刘铢.历史与家对话——关于历史管的思考[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2）.

选官制度范文篇2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国祚长久,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主度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又在众多的科目中首开“进士”一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所谓科举制，是一种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而选取人才的制度。李唐王朝建立后,继续开科取士,并使之定型化。唐初,科举考试分常举与制举两大类。常举设的科目非常多,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制举,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祥明政术可以理人等。两种举制共设有90多科。常举每年一次,由礼部主持;制举是皇帝据临时需要,不定期举行,取士也较少,故被视为“非正途”。常举众科中,有的是偶尔设置,有的很快停止,只有明经和进士经常举行。明经考试主要考背诵,易中;进士考诗赋,须构思,故难考。进士虽难考,但考中后容易飞黄腾达,故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的认识,说明人们比较推重。后来进士科独盛,士子更是趋之若鹜。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地延用了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选用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这种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是内容空虚、形成呆板的八股文，牢牢主宰着当时的科举考试，造成社会空前的大悲剧。所以科举制极盛之日，也是它走向没落、衰亡之时。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从上述不难看出，世官制时代与奴隶社会、察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前半段、科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后半段，基本相若。因此可以这样说，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与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兴贤能”即“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但科举之外，还有多种选官途径，如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可借鉴的经验和原理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实行考选，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考选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此门。

（二）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无论是察举制时代，抑或是科举制时代，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是该时代具有标志的意义的仕途，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世官制时代，主导仕途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察举，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科举，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不过，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是指古代社会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古今之理相通，似应无疑义。

（四）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今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载：“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历史上选任官的回避制度，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曰籍贯回避，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回避就越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曰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五）保密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主要有这样几项：

1、锁院制度。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

2、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评卷官不知姓名。

3、誉录制度。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北宋时建立和健全的各项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一直沿用下来。这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的各种重要考试中，仍然是适用的。

（六）保任

“保任”即保举之意，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时代还是在科举制时代，在选官中都被广泛运用。由于实行保任制，荐举得人与否及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举主与之同其赏罚，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这对于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以及维护选政的公正廉洁，均有积极作用。

（七）储才

我国古代选官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这一做法即所谓的“储才”（亦作“贮才”）。历史上较早的储才形式是战国时的客卿制度。此制实是在以客出仕与军功拜授官爵之间，增加了一个储才的环节———客卿，而形成的。按此途仕进，第一步先由“客”拜“客卿”，此后便进入储才阶段。这时人才一般需要按军功授官爵制的要求，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才能实现第二步升迁———由“客卿”拜“相”（即当国之正卿）。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储才形式是郎官制度。所谓郎官，实际就是皇帝的卫士，郎官组织&主体为三署’即皇帝的卫队，郎官的首领郎中令（光禄勋）便是卫队的司令官。汉代选官，入仕者大率先拜郎，然后再内迁或外放；尤其孝廉拜郎，更为常见。这一做法时人谓之“宿卫”，其目的是让入仕者先在皇帝卫队中任职服务，接受锻炼，同时也学习各种礼仪，为以后出任其它职务奠定基础。郎署的储才性质正体现于此。科举制时代，储才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首先，由于举士、举官的分途，所举之士便成为后备官吏，故举士实际已具有了储才性质。其次，因为学校与科举合流，所以从广义上看，学校育才亦即储才，这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言：“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此外，该时代还存在同客卿制度、郎官制度一类的狭义储才形式，如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即其一例。庶吉士又称庶常，系从新科进士中经过考试（如清之朝考）选出。其与选者，称作馆选，俗称点翰林。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经散馆之试，然后按成绩授职。优者一般留翰林，次者则出为中央及地方官。显而易见，庶吉士这一储才形式，实际是经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后的再学习、再选拔，是较完善的储才形式。如果再把明清时的各种储才形式联系起来作考察，可以发现，从学校储才，举士储才，直到庶吉士储才，构成了一个以科举制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储才系统。尽管古代储才的形式和做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却完全一致，即“为慎重之意”。储才与我们今天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第三梯队建设（或称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相通之处。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基本原理，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一）应防止重走读书做官的老路

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尚书•周官》即有“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说。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订，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应记取这沉重的历史教训。

（二）应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变个人意志为社会意志

选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选用必须有退免。在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互为补充的矛盾运动中，一可防止某一阶层或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队伍的良性循环，为新进士子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避免造成中气不继，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断更新官吏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与稳定，从而提高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一般说来，官吏退免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是黜免，即官吏因触犯法律、纪律或因政绩拙劣而被罢免；二是正常情况下的非惩治手段的退休。对官吏队伍来说，后者应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调节。我国历史上把非惩治性的退免称作“致仕”，或作“致事”、“致政”。《礼记》有“七十致政”之说，从而可推测春秋战国已产生了比较原始的致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此制已初具规模。唐代致仕制度进一步有所发展。两宋，已相对臻于成熟，不仅其规章条目日益完备，而且实际执行情况也朝着经常化、普遍化和强硬化发展。明清基本上沿袭宋制。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退免制度，但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在制衡过程中君主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而社会意志完全没有制约作用，因此这种退免制度的逆向制衡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远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逆向制衡的有效性。这实际是造成中国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根源之一。所以，从此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三）应克服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

选官制度范文篇3

但是汉承秦制举人失当者有罪。诏书的出现使得地方各级官吏不得不对辖区内人才的关注。在西汉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地方官吏如何得知本辖区的人才。才不会“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本文主要对西汉基层政权在这方面的作用做一些探索。

汉代具有十分完备的基层政权。《汉书•高帝纪》：

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汉书•韩延寿传》

武帝时，戾太子受江充诬陷，不能自辩，遂矫诏捕杀江充，兵败亡匿，武帝震怒，群下忧惧无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书上，武帝为之感悟。又《汉书•京房传》：“（焦赣补小黄令）爱养吏民，化行县中，举最当迁，三老官属上书愿留赣。有诏：许增秩留，卒于小黄。”汉成帝时，京兆尹王尊免官，“湖三老公乘兴等上书讼尊治京兆功效日著……书奏，天子复以尊为徐州刺史，迁东郡太守。”后王尊不避危殆，亲率吏民治水，“吏民嘉壮尊之勇节，白马三老朱英等奏其状。”王尊因而受到嘉奖。

由此可见，皇帝对三老的意见十分重视。同时三老既为民师，左右乡党舆论，对“乡举里选”的察举，征辟往往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西汉的基层官员和三老是如何发现人才的：

(一)孝廉，《汉书•文帝纪》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到了武帝时期，察举的科目设立了孝廉一项，并成为察举中最重要的一科。颜师古认为：“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孝成为乡里追求的标准，也成为三老评价和向上级推荐人才的标准。西汉的重民思想使国家很重视基层政权特别是三老的意见，在乡里三老的舆论成为政府选举官吏的重要标准。所以乡里的礼俗、舆论的作用就更显得突出了。

(二)家族，西汉的乡里社会，虽然是以地缘为主，但血缘与宗族在乡里的作用也同样重要。所以在提到西汉的乡里社会组织时，往往九族与乡党并称。如郇越“分施九族州里”《王贡两龚鲍传》，朱邑“禄赐以共九族乡党”《朱邑传》，所以说西汉是地缘与血缘的共同体。因为西汉的里大抵依自然聚落而成，所以一个里往往就是一个或是数个宗族。国家为了便于管理，就任命一些强宗大姓来统治乡里。三老往往由这些强宗大姓充任，因此这些强宗大姓的子弟更容易出任官吏。

原涉：祖父武帝时以豪桀自阳翟徙茂陵。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扶风谒请为议曹。举能治剧，为谷口令。(三)通过“社”的一些活动。秦汉时期，乡里皆有社，是乡里民众祀神祭祖的场所。

《汉书•郊祀志》：“（高祖）十年春，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祠稷以羊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制曰‘可’。”

随着乡里民众社会交往的增多，社内的活动内容也不断变化，由单纯的祀土神嬗变为多种庆典活动和一些娱乐性活动，男女欢腾，聚饮为乐，即使穷乡之社，也“扣瓮拊瓶相和而歌，自以为乐”。里社进行的集体活动，由社宰具体负责。

《汉书•陈平传》：“里中社，平为宰，分肉甚均。”

在神权笼罩的古代社会，由于人们思想意识的狭隘性，决定了人们对天地诸灵的敬怖和笃信，因此祭祀是古代社会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能够主持乡里民间“社”的活动，就会熟悉祭祀仪式和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具备了被选任高级官吏和升迁的机会。

(四)西汉的教育体制。《文献通考•学校考》：“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皆乡学也”，一般认为夏、商的学校只限于官学。西周从孔子讲学开始，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樊篱，私学才渐为社会所公认。《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学校的建立，其主要职能是行教化。所谓：“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乡则行礼而视化焉。但是西汉初期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没有多大的发展。《汉书•儒林传》“未皇庠序之事”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由于董仲舒“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以及“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汉书•董仲舒传》)的提倡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才开始在郡国范围内设立地方官学，且诏日：“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中国地方官学的教育模式在此时建立起来。至元帝时，更是“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为教，平帝时再次强调郡国遍立学官，“郡国日学，县、道、邑、侯国日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日庠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尽管西汉学校教育注重于道德教化，但是这些学校也部分承担了培养本郡所需的部分官吏和向上级输送人才的任务。

汉代选官制度尽管出自皇帝诏令，可是由于具体的操作依然集中在各级官吏手中，特别是最基层的政权已经被一些豪族所把持，因此尽管汉代察举制度协调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分配，奠定了以后历代平民参政的基础，部分地满足了中下层地主分子参政议政的愿望，对政权的巩固，无疑有巨大影响。但正是由于这套选官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基层政权被少数豪强地主所垄断。

【摘要】文章分析阐述了西汉基层政权在选官制度上的作用这一问题。

【关键词】选官制度基层政权西汉

汉代自高祖的天下以后，选任官吏主要的是两种人，第一，功臣；第二，文吏；文景以后，功臣的后裔也因旧有的资地，致位显通。但很多功臣后裔因为作奸犯科而被罢免爵位。到汉武帝推行推恩令中央政府把原来各个封国的权力收回。国家越来越需要人才来管理国家，功臣旧属的后代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更何况这些后裔当中不少人已经腐化。国家各级官员主要依靠一套选官制度来选拔。汉代国家的选官途径主要有：一，孝廉；二，茂才；三，贤良方正。通过这几条途径，地方官员向中央朝廷举荐人才。

参考文献：

[1]黄留珠.汉代的选廉制度.唐都学刊，1997-04-08.

[2]王彦辉.汉代豪民与乡里政权.史学月刊，2000，（04）.

选官制度范文篇4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国祚长久,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主度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又在众多的科目中首开“进士”一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所谓科举制，是一种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而选取人才的制度。李唐王朝建立后,继续开科取士,并使之定型化。唐初,科举考试分常举与制举两大类。常举设的科目非常多,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制举,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祥明政术可以理人等。两种举制共设有90多科。常举每年一次,由礼部主持;制举是皇帝据临时需要,不定期举行,取士也较少,故被视为“非正途”。常举众科中,有的是偶尔设置,有的很快停止,只有明经和进士经常举行。明经考试主要考背诵,易中;进士考诗赋,须构思,故难考。进士虽难考,但考中后容易飞黄腾达,故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的认识,说明人们比较推重。后来进士科独盛,士子更是趋之若鹜。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地延用了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选用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这种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是内容空虚、形成呆板的八股文，牢牢主宰着当时的科举考试，造成社会空前的大悲剧。所以科举制极盛之日，也是它走向没落、衰亡之时。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从上述不难看出，世官制时代与奴隶社会、察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前半段、科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后半段，基本相若。因此可以这样说，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与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兴贤能”即“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但科举之外，还有多种选官途径，如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可借鉴的经验和原理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实行考选，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考选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此门。

（二）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无论是察举制时代，抑或是科举制时代，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是该时代具有标志的意义的仕途，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世官制时代，主导仕途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察举，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科举，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不过，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是指古代社会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古今之理相通，似应无疑义。

（四）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今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载：“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历史上选任官的回避制度，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曰籍贯回避，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回避就越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曰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五）保密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主要有这样几项：

1、锁院制度。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

2、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评卷官不知姓名。

3、誉录制度。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北宋时建立和健全的各项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一直沿用下来。这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的各种重要考试中，仍然是适用的。

（六）保任

“保任”即保举之意，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时代还是在科举制时代，在选官中都被广泛运用。由于实行保任制，荐举得人与否及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举主与之同其赏罚，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这对于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以及维护选政的公正廉洁，均有积极作用。

（七）储才

我国古代选官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这一做法即所谓的“储才”（亦作“贮才”）。历史上较早的储才形式是战国时的客卿制度。此制实是在以客出仕与军功拜授官爵之间，增加了一个储才的环节———客卿，而形成的。按此途仕进，第一步先由“客”拜“客卿”，此后便进入储才阶段。这时人才一般需要按军功授官爵制的要求，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才能实现第二步升迁———由“客卿”拜“相”（即当国之正卿）。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储才形式是郎官制度。所谓郎官，实际就是皇帝的卫士，郎官组织&主体为三署’即皇帝的卫队，郎官的首领郎中令（光禄勋）便是卫队的司令官。汉代选官，入仕者大率先拜郎，然后再内迁或外放；尤其孝廉拜郎，更为常见。这一做法时人谓之“宿卫”，其目的是让入仕者先在皇帝卫队中任职服务，接受锻炼，同时也学习各种礼仪，为以后出任其它职务奠定基础。郎署的储才性质正体现于此。科举制时代，储才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首先，由于举士、举官的分途，所举之士便成为后备官吏，故举士实际已具有了储才性质。其次，因为学校与科举合流，所以从广义上看，学校育才亦即储才，这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言：“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此外，该时代还存在同客卿制度、郎官制度一类的狭义储才形式，如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即其一例。庶吉士又称庶常，系从新科进士中经过考试（如清之朝考）选出。其与选者，称作馆选，俗称点翰林。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经散馆之试，然后按成绩授职。优者一般留翰林，次者则出为中央及地方官。显而易见，庶吉士这一储才形式，实际是经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后的再学习、再选拔，是较完善的储才形式。如果再把明清时的各种储才形式联系起来作考察，可以发现，从学校储才，举士储才，直到庶吉士储才，构成了一个以科举制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储才系统。尽管古代储才的形式和做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却完全一致，即“为慎重之意”。储才与我们今天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第三梯队建设（或称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相通之处。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基本原理，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一）应防止重走读书做官的老路

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尚书•周官》即有“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说。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订，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应记取这沉重的历史教训。

（二）应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变个人意志为社会意志

选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选用必须有退免。在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互为补充的矛盾运动中，一可防止某一阶层或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队伍的良性循环，为新进士子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避免造成中气不继，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断更新官吏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与稳定，从而提高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一般说来，官吏退免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是黜免，即官吏因触犯法律、纪律或因政绩拙劣而被罢免；二是正常情况下的非惩治手段的退休。对官吏队伍来说，后者应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调节。我国历史上把非惩治性的退免称作“致仕”，或作“致事”、“致政”。《礼记》有“七十致政”之说，从而可推测春秋战国已产生了比较原始的致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此制已初具规模。唐代致仕制度进一步有所发展。两宋，已相对臻于成熟，不仅其规章条目日益完备，而且实际执行情况也朝着经常化、普遍化和强硬化发展。明清基本上沿袭宋制。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退免制度，但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在制衡过程中君主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而社会意志完全没有制约作用，因此这种退免制度的逆向制衡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远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逆向制衡的有效性。这实际是造成中国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根源之一。所以，从此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三）应克服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作用，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最大的限度，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今天，运用唯物史观，总结这份珍贵的遗产，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管理科学服务，无疑是件意义深远的工作。

参考文献资料

○1刘铢.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关于历史管理学的思考[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2）.

选官制度范文篇5

一、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

选官制度是与国家同步出现于人类历史舞台。苏东坡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这段话,实际上划出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几个发展阶段。我国古代选官制度，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禅让制，而它的正式形成，则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选官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大阶段，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三个时代。

夏、商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据《礼记•礼运篇》记载，当时诸侯传位和官吏任用，均是“世及以为礼”，即实行世官制。在这种制度下，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赏不能劝其努力，罚亦不能戒其怠惰。至奴隶社会鼎盛的西周，世官制也进入鼎盛时期。周世官制的特点是：它与当时推行的宗法制、分封制紧密结合。那些担任王室或诸侯国官职的大小贵族，便是受封的各级封君，他们均遵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代代相袭，占有封地，所以也就世代垄断官职。春秋时，社会开始大变革，出于争霸斗争的需要，一些大国突破世官制的框架，实行明贤主义。到了战国，社会变革更加剧烈，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唯功唯贤的新选官制度逐步建立起来，例如：“以客出仕”是战国最风行的仕进途径。“客”,据史家解释,就是“宾客”。战国以客出仕的史实中,仍以秦国最为典型。到此，世官制时代终告结束。

秦汉是我国古代出现的空前的大一统时期。秦统一前后的仕途主要有：保举、军功、客、吏道、通法、征士等，其中保举又称作“任”，是负有法律责任的荐举，即“举其显，复保其微；举其始，复保其终”；吏道即由“吏”（狭义的“吏”，指官府的低级公务人员如“佐”、“史”之类）选“官”的入仕途径，主要通过考课制度实现；通法是指凡通晓法令者，即有可能入仕；征士，即以征召的方式收罗人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焚书”的建议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便几乎垄断了秦仕进之途。刘邦建立汉王朝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幅员辽阔,国祚长久,自然需要大批官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统计,汉朝“吏员自佐吏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么众多的官员显然需要相对稳定的选官制度培养与选拔。考汉代选官,主要通过吏道与文学两条途径。汉王朝首先创立了察举制度。此制选官，先经官吏察访，然后推荐给中央予以任用；举荐的标准，主要看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大体说来，汉武帝以前，是察举制产生、确立时期；其后则是此制的规范发展时期。东汉末，由于天下丧乱，人士流移，考详无地，魏王曹丕采纳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发展了的察举制，它规定在地方州郡分别设立大小中正，负责以九个等级品评本地区的士人，作为授官的依据，并对已评定的品级定期予以升降。九品中正制初行时虽有选贤用意，但不久即被门阀势力左右，成为世族把持政权的工具，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

隋唐之间发生了祸及天下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争中士族主度和门阀势力衰落，中小地主逐渐兴起，九品中正制遂为新兴的科举制所取代。科举制在中国古代实行了1300多年,其形式和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隋文帝于开皇十八年(598年)“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又在众多的科目中首开“进士”一科,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所谓科举制，是一种按照不同的科目通过考试而选取人才的制度。李唐王朝建立后,继续开科取士,并使之定型化。唐初,科举考试分常举与制举两大类。常举设的科目非常多,如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等;制举,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祥明政术可以理人等。两种举制共设有90多科。常举每年一次,由礼部主持;制举是皇帝据临时需要,不定期举行,取士也较少,故被视为“非正途”。常举众科中,有的是偶尔设置,有的很快停止,只有明经和进士经常举行。明经考试主要考背诵,易中;进士考诗赋,须构思,故难考。进士虽难考,但考中后容易飞黄腾达,故时人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的认识,说明人们比较推重。后来进士科独盛,士子更是趋之若鹜。

两宋时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以及宋之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也都无一例外地延用了科举制度。明清时期，科举制度达到了极盛，完全臻于成熟，科举与学校教育的完全合流，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选用官吏包含着学校育才、科举选才、铨叙用才三个完整的环节。这种培养选拔人才的模式，从当时世界范围来看，无疑是十分先进的。但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明清的科举完全笼罩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之下，尤其是内容空虚、形成呆板的八股文，牢牢主宰着当时的科举考试，造成社会空前的大悲剧。所以科举制极盛之日，也是它走向没落、衰亡之时。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终结。

从上述不难看出，世官制时代与奴隶社会、察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前半段、科举制时代与封建社会后半段，基本相若。因此可以这样说，世官制是奴隶社会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和科举制分别是封建社会前期和中期与后期具有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当然，标志意义的选官制度并不等于唯一的选官制度，特别是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复杂，官僚机构的日益完善，统治者总是采取多种途径来选用官吏，以达到政治上的平衡。在世官制时代，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员实行世族世官，而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皆出自“乡兴贤能”即“乡举里选”。在察举制时代，察举固然是选官制度的主体，但除此之外，比较典型的仕途还有征辟、太学生、任子等。科举制时代，科举无疑是最重要的选官途径，但科举之外，还有多种选官途径，如学校试、封荫、吏道、荐擢等。

二、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可借鉴的经验和原理

通过回顾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历史，可知自三代到明清，选官制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显然独具特色，其系统、完整、严密与历史悠久，堪称世界之最。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中有一些基本原理可供今人借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考选

这里所说的“考选”，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之意，其与西方人事行政学中“考选”概念大体相同。以考试来选用人才，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探求之后做出的最佳选择。考选制度，应该是也必须是包含着这几种基本精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量才使用、内行管理。我国科举时代的考试，基本上体现了这些原则——尽管存在着极大的不彻底性。由此带来的重大社会效应之一，便是产生了所谓的社会流动———主要指社会下层人物进入统治阶级。这种社会流动有利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有利于扩大封建统治基础，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活力和生机。同时，科举制时代的考试又是多层次的，多层次的考试，不仅对于保证选取人才的可靠性、正确性与客观性起着积极作用，而且对于“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也有一种抑制作用。此外，实行考选，对提高封建官员的素质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考选制度天然具有一种强大的约束力，它制约应试者只有具备良好的素质方能胜利通过此门。

（二）多渠道选拔

我国古代选拔官吏，无论是察举制时代，抑或是科举制时代，其选用人才的途径都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在世官制时代，亦有乡举里选制度作为世官的补充。古代选官之所以要多渠道，目的在于保持社会各种势力的政治平衡。每一个时代的各种仕途，又有主次之分，有一种仕途居主导地位，是该时代具有标志的意义的仕途，其它多种仕途与主导仕途共同构成该时代选官制度的总体。具体地说，世官制时代，主导仕途为世官，其它仕途主要是乡举里选；察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察举，其它仕途有任子、军功、辟除、荐举、征召、太学生、吏道等；科举制时代，主导仕途为科举，其它仕途有学校试、荐举、补荫、吏道等。这种多渠道、分主次的选官模式，有利于调动社会各层次的能动因素，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德才兼备

历史上曾经存在各种选用人才的标准———或以血统、或以军功、或以赀财、或以德行、或以才干，等等，不过，从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发展来看，其总趋势则是倾向于德才兼备。就以表面上看起来纯粹以才学取人的科举而言，实际上德行的因素无处不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对应试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凡娼、优、隶皂、罪户子弟，均不得参加考试。换言之，只有封建统治者认为符合德行条件的人才能参加考试。二是科举考试全被封建道德说教所充斥，它制约应试者不能不就范于封建统治者的德行要求。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德才兼备”，是指古代社会而言，它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与今天所讲的德才兼备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如果从原则上着眼，古今之理相通，似应无疑义。

（四）回避

回避是选官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关于选任官吏的限制规定。今史籍中能够见到的较早的回避制度，是东汉制定的“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李贤注载：“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历史上选任官的回避制度，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一曰籍贯回避，即本籍人不任本籍官。三互法中便有籍贯回避内容。越到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回避就越复杂，如明代不仅郡县守令要回避乡邦，而且有时还限制同一籍贯者不许在同一机关中任职，甚至有某些官不由某些籍的人担任的特殊规定。二曰亲属回避。东汉时关于婚姻之家不得交互为官的规定，即为亲属回避的一种形式；而北宋时确立的“别试”制度，则是科举考试方面亲属回避的典型制度。回避原理有着广泛的实用价值，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制度即是一例。

五）保密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保密制度的全面建立，始于北宋。其具体做法，主要有这样几项：

1、锁院制度。锁院制度即一经任命为知贡举（即考官）的官员必须立即锁宿，在大约五十天左右的锁院期间，不得回家，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后来，负责各类发解试的考官也需与知贡举一样锁宿。这实际是采用隔离法达到保密的目的。

2、封弥制度。“封弥”又作“弥封”，亦称“糊名”，即把试卷封起来，糊去举子试卷上的姓名、乡贯以及初考官所定的等级。大凡封弥官不评卷，评卷官不知姓名。

3、誉录制度。所谓“誊录”，就是抄写试卷。举子的亲笔试卷称真卷，誉录后送归封弥官存档；誉录的卷子称草卷，送给考官评阅。誊录与封弥合称弥封誊录制。

北宋时建立和健全的各项保密制度，在后世的科举考试中，一直沿用下来。这些做法，即使在今天的各种重要考试中，仍然是适用的。

（六）保任

“保任”即保举之意，它的最基本特征是人事与法制挂钩，任人者要对被任者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保任的原则不论在察举制时代还是在科举制时代，在选官中都被广泛运用。由于实行保任制，荐举得人与否及被荐人任职后的功过优劣，举主与之同其赏罚，所以就能比较有效地防止滥举现象发生，这对于保证人才选拔的质量以及维护选政的公正廉洁，均有积极作用。

（七）储才

我国古代选官过程中，每每将已选出的人才，放在某种特定的位置进行考察培养，然后再择优任用。这一做法即所谓的“储才”（亦作“贮才”）。历史上较早的储才形式是战国时的客卿制度。此制实是在以客出仕与军功拜授官爵之间，增加了一个储才的环节———客卿，而形成的。按此途仕进，第一步先由“客”拜“客卿”，此后便进入储才阶段。这时人才一般需要按军功授官爵制的要求，经受严峻的战争考验，立下军功为主的功劳，才能实现第二步升迁———由“客卿”拜“相”（即当国之正卿）。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储才形式是郎官制度。所谓郎官，实际就是皇帝的卫士，郎官组织&主体为三署’即皇帝的卫队，郎官的首领郎中令（光禄勋）便是卫队的司令官。汉代选官，入仕者大率先拜郎，然后再内迁或外放；尤其孝廉拜郎，更为常见。这一做法时人谓之“宿卫”，其目的是让入仕者先在皇帝卫队中任职服务，接受锻炼，同时也学习各种礼仪，为以后出任其它职务奠定基础。郎署的储才性质正体现于此。科举制时代，储才被赋予了更加广泛的意义。首先，由于举士、举官的分途，所举之士便成为后备官吏，故举士实际已具有了储才性质。其次，因为学校与科举合流，所以从广义上看，学校育才亦即储才，这正如《明史•选举志》所言：“学校储才以应科目者也”。此外，该时代还存在同客卿制度、郎官制度一类的狭义储才形式，如明清的庶吉士制度即其一例。庶吉士又称庶常，系从新科进士中经过考试（如清之朝考）选出。其与选者，称作馆选，俗称点翰林。庶吉士三年学习期满，经散馆之试，然后按成绩授职。优者一般留翰林，次者则出为中央及地方官。显而易见，庶吉士这一储才形式，实际是经最高一级科举考试后的再学习、再选拔，是较完善的储才形式。如果再把明清时的各种储才形式联系起来作考察，可以发现，从学校储才，举士储才，直到庶吉士储才，构成了一个以科举制为基础的金字塔式的储才系统。尽管古代储才的形式和做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目的却完全一致，即“为慎重之意”。储才与我们今天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第三梯队建设（或称后备干部队伍建设）有相通之处。

三、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应汲取的历史教训

我国古代选官制度不仅有着许多宝贵的可供今天借鉴的基本原理，而且从中亦可吸取不少有益的历史教训。

（一）应防止重走读书做官的老路

选官制度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由它所造成的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我国历史上，把读书和做官相连结的思想出现很早。《尚书•周官》即有“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之说。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是这方面的集大成性的总结。世官制以后的各种占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基本上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制订，并为实现这一思想而服务，而科举制对这一思想的贯彻是最全面最彻底的。在科举制下，读书的目的更加一元化，那就是做官。社会上一切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失官便失一切。随着科举制向成熟阶段的发展，读书做官的道路日益凝固，与之同时俱来的官本位思想也日益严重化。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不无关系。我们应记取这沉重的历史教训。

（二）应建立有效的逆向制衡，变个人意志为社会意志

选官制度的逆向制衡，指的是官吏的退免制度。官吏有选用必须有退免。在选拔与退免互为制衡、互为补充的矛盾运动中，一可防止某一阶层或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政治，有利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二是可以形成官吏队伍的良性循环，为新进士子提供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避免造成中气不继，才路壅塞；三可以不断更新官吏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智力结构，保持其应有的活力与稳定，从而提高国家机构的运转效能。一般说来，官吏退免可以分作两种情况：一是黜免，即官吏因触犯法律、纪律或因政绩拙劣而被罢免；二是正常情况下的非惩治手段的退休。对官吏队伍来说，后者应是最大量最经常的调节。我国历史上把非惩治性的退免称作“致仕”，或作“致事”、“致政”。《礼记》有“七十致政”之说，从而可推测春秋战国已产生了比较原始的致仕制度。到了秦汉时期，此制已初具规模。唐代致仕制度进一步有所发展。两宋，已相对臻于成熟，不仅其规章条目日益完备，而且实际执行情况也朝着经常化、普遍化和强硬化发展。明清基本上沿袭宋制。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有了退免制度，但由于它是自上而下的集权型的，在制衡过程中君主个人意志至高无上，而社会意志完全没有制约作用，因此这种退免制度的逆向制衡功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远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逆向制衡的有效性。这实际是造成中国社会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的根源之一。所以，从此中吸取应有的历史教训，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三）应克服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持皇权的“万世一系”和宗法等级社会的长治久安，特别重视以明人伦为核心的道德伦常教育，并使之与选官制度相结合，而儒家的经典，则是实施这种教育的基本教材。诚然，在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适应不同的政治需要，治才教育的重点有所变化，内容也有所增益，但不管如何变化、增益，这种教育总体上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学用脱节，轻视实际才能。由于治才教育与选官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古代的官吏选拔也就不能不具有这一弱点。明清两代，由于科举制、八股文的强化作用，学用脱节的距离被扩展到了最大的限度，轻视实际才能的弊端，亦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历史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今天，运用唯物史观，总结这份珍贵的遗产，剔其糟粕，取其精华，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事管理科学服务，无疑是件意义深远的工作。

参考文献资料

○1刘铢.历史与企业家对话——关于历史管理学的思考[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12）.

选官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人事管理；中国古代；选官；用官。

一、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进人封建社会以后，我国封建官员选拔制度经历了一个从军功制、察举征辟制、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

第一，军功爵制度的创立。军功爵制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需要出现的，它产生于奴隶社会开始瓦解的春秋时代，确定于秦，延续到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选官制度。其基本宗旨是按照军功的大小，赐给臣民田宅和食邑，封给爵位。这种选官制度，使一些家境贫寒、出身低微的人或获得了建功进身的机会。

第二，察举征辟制度的实行。封建地主阶级在彻底战胜奴隶主贵族势力，为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于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察举征辟制。察举即由三公、九卿、列侯、刺史、郡守、国相等官吏，根向朝廷推荐人才，经过考核授予官职。皇帝有时也下诏征聘名人出任较高的官职。察举征辟制扩大了选官范围，增加了中、小地主做官的机会，保证了封建政权统治的需要。但是，也会出现营私舞弊现象。

第三，九品中正制度的运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品第人物时一般均能以德才为主要依据，不专重家世门第。

第四，科举制的建立。科举制是由国家定期举行分科考试，以考试成绩的好坏作为选拔各级官吏的主要标准。

二、中国古代用人思想。

（一）关于治世之本，惟在尊贤、尚贤思想。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实行“人治”的社会。在孔子之前，周代在用人上重视宗法血缘关系。孔子除了“亲亲”之外，竭力主张“尚贤”。由此可见贤才在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性。

（二）关于德才兼备，任贤使能，唯才是举，量才授职的选才和用人原则。在举贤时，要“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举才择人不分亲疏，惟贤能是举。

（三）关于查审考绩，是非功过，赏罚分明的思想。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认识到用人中察审考核的重要性。如荀子认为，“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所以，必须严格察审，黝险幽明。

三、中国古代的官员能力素质我国古代官员的素质是指官员自身应具有的品德，战略眼光、宽广胸怀等。而所谓“领导艺术”是指领导者应具有的外在行为，是二种卓越的领导才能，其内涵要求领导者具有丰富的经骏，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力，开拓的创造性和独具慧眼的用人之道。

（一）战略决策。在中国古代的领导活动中，决策者大多凭个人经验进行决策。但其中不乏科学决策的范例，如孙武的战略决策思想，其科学性举世公认。

（二）以身作则。孔子主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的“九思”、“三戒”要求领导者看问题要明晰，听意见要清楚，平易近人，谦恭和蔼，对事业忠诚，对工作负责，钻研问题，注意后果，正确处理利益关系；时刻注意克服腐化堕落、好狠斗勇和贪得无厌。

（三）自我完善。领导素质的提高，必须经过实践锻炼以实现自我完善。“舜发于吠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赢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士。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炼领导者的意志，增强领导者的见识。

选官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科举制度；人事制度；任用制度；改革；中国

一、历史嬗变：科举取仕的兴亡及原因

科举取仕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绵延长达1300余年。但是对科举制度的确立年代、其兴亡因缘与历史功过，学界则纷纭众说。求诸历史，辟析众说，本文试图对科举制度的起始时代及兴亡原由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科举取仕制度的缘起、确立、兴盛与衰亡

中国古代历史上完备成型的选官制度有三种：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取仕制。前两种制度的核心是举荐，而科举的核心是考试。西汉初年，开始实行了“察举”、“征辟”制。察举是由州、郡等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举荐人才给中央政府；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①西汉初年高祖皇帝颁诏天下，要求地方官吏“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众为善，置以为三老”；②汉文帝也曾“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③汉代的察举和征辟比起先秦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来说是一大进步，一些真正有才之士被举荐给中央政府并被授予官位，例如汉朝著名的政治家晁错就是被荐举为官的，“诏有司举贤良文学士，(晁)错在选中，上亲策诏之。”④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称帝，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正式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立“中正”官，负责察访、评定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划为九品向吏部推荐为官。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没有本质的区别，实行之初虽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社会底层布衣寒士能得到举荐的毕竟少数，地方官僚在举官过程中的个人好恶和徇私舞弊之风日益严重，豪门世族把持着举荐门槛，被举荐者人身依附现象严重。汉明帝曾怒斥“，今选举不实，邪佞未去，权门请托，残吏放手，百姓愁怨，情无告诉。”⑤西晋诗人左思的诗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尚书刘毅的名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都形象地刻画出了当时的门阀社会状况。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也并非全凭举荐便可获得官职，有些官职人选经举荐后还要通过考试区分高下最后才确定，考试科目有对策、射策、策试等，这种举荐为主、辅以考试的做法，是为后来科举考试的渊源。隋朝统一中国后，随着世家大族的没落和寒门地主势力的日益上升，九品中正制的流弊越来越妨碍了隋皇权统一专制的强化，于是隋文帝在开皇(581-600)年间以分科考试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⑦所举科目二科、四科、十科不等，至“炀帝始建进士科”，⑧隋炀帝大业三年(606年)设置了明经、进士二科，以试策取仕。进士科以文学与儒学为考试主要内容，成为后来唐、宋、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以致有人认为“科举制度从此开始了”。⑨高祖李渊于公元618年灭隋建唐朝，武德四年(621年)诏令诸州学士以及早有明经、秀才、俊士、进士资格者，通过州、县地方预试，合格者每年十月赴朝庭应试。⑩次年(622年)的选举诏书指出，分科举荐往往“举非其人，滥居班秩”，故而指示，布衣寒士得不到举荐者可以“投牒自应”“，自举”“、自进”。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明文规定投身仕途的考试不再需要官府举荐的制度。

唐除了继承隋分科举人的制度外，还制定了地方、中央二级考试，定期进行，自由报考，以考试结果定去留等制度。唐代的考试主要有常科和制科，另有武举等衍生形式。常科每年分科定期举行，制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常科的考生可以是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学生，也可以是社会上学业有成的人，制科的考生可以是常科及第的人，也可是庶民寒士。

常科的科目多达十几科，众科之中以进士科最贵。常科考试意味着科举取仕成为长期化的国家选官制度，唐朝仅进士科及第者就达六千人以上，占唐代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很大一部分。这说明科举制在唐代的太平盛世中得到了相当的发育。

宋朝吸取了晚唐、五代武官骄横跋扈、篡逆相继的教训，全面推崇孔孟儒学，提倡文官治国，对科举极为重视。宋太祖曾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宋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的发展和变革，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即各州主持的取解试、礼部主持的省试以及皇帝主持的殿试)，还不断完善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为宋王朝选拔了大批俊才，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晏殊、柳永、黄庭坚、秦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沈括等重要历史人物，都是科举出身。元朝的统治者以蒙古贵族为主，用吏制度民族色彩极浓，倚重蒙古贵族和军功吏才，科举制几经波折勉强设立，但始终处于衰落过程。明朝是通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建立的政权，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政权的重要性，洪武三年(1370年)诏告天下：“朕将亲策于庭，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可见对科举重视的程度。明发展完善了宋科举的三级考试和武举制度，还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建立与科举制相适应的学校制度，是中国教育史和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事。科举在明不断兴盛，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是到了明末，开始出现对科举考试内容和文体过分雕琢、抑本求末的颓风。清兵入关以后，满洲贵族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和消除汉人的反清情绪，保留了科举制度。然而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没落，明末科举的颓风在清代越刮越盛，科举制度也开始走向下坡路，八股形式导致思想僵化和愚昧落后，终于使科举走向了历史的边缘。清朝末年，在中国资产阶级“兴学校、废科举”的舆论压力下，慈禧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宣布：“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取仕制度正式废止。

科举取仕制度起始时代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学界关于科举制起始时代大致有6种说法，即汉、南北朝、隋开皇、隋大业、唐、宋，各种说法前后时间相差超过千年。本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点应引起注意：

第一，要把制度和萌芽现象区分开。关于科举起始时代问题是把科举作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作为一种现象来进行讨论的，如果说分科举人、辅以考试已经在汉朝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中出现，那么最早源头甚至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举贤才”“因能而授官”现象。考试在汉、魏晋南北朝只是推荐的辅助手段，而不是选官的主要手段。所以，只能说汉、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科举的萌芽现象而尚未建立起科举取仕制度。

第二，要从科举制度的本质特征、核心内容全面整体地把握，而不是凭部分和枝节来判断科举制度的起始时代。科举制度与之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以考试而不是以推荐作为选官标准，它的核心内容是分科考试、定期进行、自由报考、考试结果定去留。隋用“分科举人”取代了九品中正制，“科举”的名称从“分科举人”而得，隋开设的进士科成为后来历代科举的主要考试科目，影响甚大，可以说隋奠定了科举制度的基础。但隋短暂的三十来年江山只进行过三次分科考试，科举制的其它特征也未具备，科举取仕在隋也未能成为一种制度。

第三，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把握，而不能机械地把某时间确定为科举取仕制度的开始之日。任何一项社会制度的产生都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科举制度也是这样，它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就有了萌芽，到隋奠定了基础。唐武德四年、五年两次诏令天下：经地方考试合格者每年十月进京应试，平民可自由报考。此时，科举的根本特征和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可以说是科举历史演进过程中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宋以后历代科举得到继续发展，但基本特征和主要内容与唐科举变化不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科举取仕制度源于汉魏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肇基于隋，确立于唐。此制后历经唐、宋衍变，极盛于明，瓜瓞绵绵，几度衰落繁荣，明末开始衰败，及至清末被废止。

(二)科举取仕制度衰亡的原因分析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一直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取仕制度，在清末终被废除，究其因缘，学界见仁见智。多数学者认为，科举衰亡原因在于它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羁绊，科举八股文的迂腐和对思想的桎梏，足以证明这种制度的腐朽。但是，科举“失之华夏”却“得之四夷”，欧美国家巧妙地借鉴了科举考试选官的思想精华，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并得以发育传播。由此可见，科举衰亡不在于考试选取官吏这种形式本身，而是另有原由。笔者认为其衰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考试内容僵化不变。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要服从于封建政治统治的需要。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奉为修身治国的经典理论，所以始终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中心地位。从唐代开始，贴经、经义、墨义等儒家经文考试就是科举的主要考试内容。宋朝科举考试的内容经过变革，经义成绩几乎成为决定考生是否被录用的最终根据。明末和清的科举，更是发展到几乎就是考对经义的记背，达到了“非圣人之言不言，非经中之语不用”的地步，考试题目主要摘自《四书》，答卷所论，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成》等书中内容，不许自由发挥，所以明末和清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除了成为封建君主的驯服工具，鲜有成就者。科举考试内容僵化和封闭，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者培养、选拔出驯服、愚忠的官吏，但与社会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开放、革新精神是格格不入的，被历史所抛弃是其必然的结局。

第二，考试文体形式走向极端。明末和清，科举考试的文体形式演化成为八股文，“破题、承题、起讲、领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成为考试文体的定制，非八股文章一概不录。在清乾隆年间，纪晓岚奉旨编纂《四库全书》时，就把八股文作为“士林之标准”，而其他的文体文本，则被斥为“一切支离幻渺之说，咸斥不录”。l{清科举甚至书法不佳者纵有惊世才华也不能录取，道光年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龚自珍在殿试、朝考两次答卷都压倒众人，“阅卷诸公皆大惊。而卒因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僵化的八股文形式强化了对考生的限制，要想进入仕途就只有死背四书五经，严重禁锢了考生的知识和思想。使这种本来极富生命力的考试制度最终沦落为除了能够为读书人提供当官的机会外，对社会发展已无积极作用。

第三，监督机制不健全舞弊成风。“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科举作为成名登科的唯一途径，一旦及第，则山川变色，天地为宽，引得不少人敢于科场作弊，冒险一搏。

明清科场舞弊现象日益严重，形式五花八门，有怀挟、传递、冒考、窜换、冒籍、关节等，尤其是关节之弊已超出科场范围，成为社会流弊。由于封建王朝的专制集权管理而无法建立起有效、民主的监督机制，所以尽管明清统治者对科场舞弊者处以的酷刑令人怵目惊心，舞弊之风却越禁越盛，也就不足为奇了。明清的科举已腐败透顶，或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对科举都已失去了信心。一种制度的社会基础到了如此地步，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第四，不能适应历史潮流进行自身改革。科举考试是为封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建立的官吏选拔制度，它不可能超越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因而它必然包含着保守、封闭、僵化、驯服、官本位等消极因素。当封建社会处于上升发展时期，这些消极因素往往处于不明显的潜伏阶段；而当封建制度本身到了没落衰败时期，这些消极因素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破坏力。由此而论，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一种手段和制度本身并无过错，科举制度衰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它处于封建制度日薄西山、维新思潮汹涌澎湃之时，仍未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而铲除腐败、吐故纳新、不断进行自身改革，所以最终被历史浪潮所湮没。

二、理性思考：科举取仕的合理要素

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事物都有其一分为二的特性。科举取仕制度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官吏体制的建设、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曾经发挥过较大作用。时至今日，它的影响也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科举的形式确实有不少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东西。由此看来，对它进行理论思考，追析其历史价值，挖掘其合理因素，就显得非常必要。

(一)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要素

德国先哲黑格尔有过一句名言，“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合理的都是存在的”。科举的千年存在，证明了它有着一些的合理因素，而如何挖掘出其中有益部分，就有一个标准的问题。毫无疑问，科举的合理要素与科举制度的内容、形式、特征有关，但并非科举制度的内容、形式和特征就都是它的合理要素。所谓合理要素应该是科举制度中最有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它不会因帝王的更替和好恶而改变它的色彩，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磨灭它的光芒。据此，笔者认为科举的合理性是“贤能治国、为我所用；竞争公平、标准客观；立法保障、稳定连续。”具体论述如下：

第一，“贤能治国、为我所用”。选用什么样的人治理国家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历来是最高统治者首要考虑的问题。科举制度出现之前，历代官场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官位世袭使无能之辈充斥官场，吏治腐败，社会停滞不前，甚至导致政权崩溃。春秋时代，先秦儒家曾提出“贤能治国”思想，但缺乏一种社会机制去推行。科举将“学”与“官”通过考试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要入仕登科就必须读书的良好社会风气，使“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治国思想通过制度化变成了现实。科举制度还在选才目的、考试内容、录取标准等诸多方面强烈地体现了“为我所用”的核心思想。这个“我”就是国家政权的统治者。科举分设了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明字等10多个科目，要考贴经、策问、诗赋、杂文、经义、墨义等不同类项，尽管名目繁多，但科举考试的一切，始终围绕儒家经典理论这个核心进行，为什么呢?因为儒家学说是封建王朝治国的理论依据，它是“为我所用”的“主心骨”。当然，历代统治阶级通过考试选官所要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统治、镇压人民以巩固本身的封建政权。但如果撇开时代和阶级的因素，单就考试选拔与国家政权关系、考生知识结构和政治思想与国家政权需要之间关系的角度而言，不能不说科举设置的选官形式和考试内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但在古代中国，就是从中国科举制脱胎而来的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也是通过贤能治国、考试选才去为“我”服务，以达到稳固政权、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角度来看，这证明了“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思想的合理性和生命力。

第二，“竞争公平、标准客观”。中国古代社会人身依附现象严重，国家选拔人才始终被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权力、宗族关系所羁绊，任何一种选官制度都不可能摆脱权贵把持、徇私舞弊的通病，但是相比较而言，科举取仕制度比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要公平合理得多。科举竞争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报考公平、录用公平两个方面。科举实行“投牒自进，按科应试，共同竞争，试后有黜落，中试才举用之”，使得在历代社会最关注的在“谁有资格做官”的重大问题上，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问士人的出身门第，人人平等。而以考试成绩为依据，“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录取标准的客观性和规范性，使得这一制度多少能堵塞主观随意、任人唯亲的漏洞，比较有效地避免权贵者对制度的干扰。

第三，“立法保护、稳定连续”。一种社会制度只有保证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它的作用。封建专制社会主要弊病之一就是皇帝主宰一切，皇帝可以凭个人一时喜怒对规章制度朝令夕改。科举取仕制度虽然有时也难免遭此不测，但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稳定，连续地得到了推行。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一度“罢科举不用”，恢复荐举制时达10年，但后来发觉还是科举比举荐更好，于是复设“科举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后遂以为永制”。历代科举的主要规章制度，都是由皇帝通过诏告形式颁布的，皇帝的诏告就是法，这就使科举得到了立法的保护。尽管历代科举的规章程文有这样那样的变动，但它的核心制度，比如“自由报考、定期举行、三级考试、以考试结果定去留”等，却没有发生过根本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象科举取仕那样一直稳定连续地坚持下来。科举取仕制正是由于有了“立法保护”和坚持了“稳定连续”性，才能使它对推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也是它的合理性之价值所在。

(二)科举取仕制度的历史价值

科举取仕对古今中外影响之大，波及领域之广，很难完整详尽地对它进行评价，所以它的千秋功过，一直是学界长期纷争难以了断的公案。笔者认为，如果从宏观角度着眼，举其大要，这项制度有三大历史价值。

历史价值之一：促使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比较完善的文官治国政治制度。衡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准，不能仅仅看表面拥有的财富，更不能仅仅看炫耀的武力，而是要看它的治国根本制度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历史舞台上，贵族政治由世卿世禄的贵族把持国家权力，昏庸无能、骄奢淫逸之辈占居社会要害职位；武人政治是按军功论赏，不管懂不懂治国之道，军功高则官阶高、权力大；宗教政治则是靠虚幻、神秘的意识形态去愚弄人民以统治社会，与现实世界相逆相悖。治理国家是最大的学问，只有忠于职守、文化素质高、精通社会管理的官员才能胜任，文官政治是人类社会历史总的发展趋势。中国古代的文官政治是随着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取仕制的演变发展而成熟的，北宋(960年起)基本建立了文官治国体制。而在西方，15世纪前的英国、16世纪前的法国、17世纪前的德国，都未建立文官治国体制，统治国家的官员不是封建领主与贵族，就是教士。中国的科举取仕制梳理了封建社会纷杂的政治体制，使得中央政府的官员机构设置严密，分工精细，层层节制，互相关联，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行政网络“，不仅那些除了收税和征战以外不知政治为何物的西方封建领主望尘莫及，连初期资本主义国家也有所不如。”文官政治冲破了官吏任用的垄断，加快了官吏的更新，提高了国家统治机器的效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价值之二，促进了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华传统文化得以完整延传，造就出无数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其它领域的学问家。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学校教育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夏商周时代，当时学校雏型四种“，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但是，古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则是随着科举制度确立和兴盛而形成的。教育界有观点认为“，科举考试是学校教育的指挥棒，学校教育是科举考试的附庸。从隋唐到清末，学校教育也日益发展，教育制度也愈益完善。”这对封建社会的旧式教育来说有一定合理性。隋朝的学校教育开始兴盛“，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在科举制度确立和兴盛的唐、宋以后，学校教育随之发达，教育逐渐系统化，并深入乡里庶人。唐朝的中央学校有“国子、太学、广文、四门、律、书、算”七种，前四种为官员子弟就读，后三种是专科学校供庶人就读；地方办学更是“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其诸州乡贡。”这时的学校教育制度比中古任何时代都完备，也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学校教育。宋代书院兴起，明清的官学国子监更是规模浩大，学规周密严格。科举考试这根历史“指挥棒”，按“政府选官、学校育才”的旋律指挥着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不断进化发展，使得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和一些科学技术居于世界前列；使得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能够延绵不断完整保留下来，其精华部分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柱，今人仍有幸吸吮到它的营养精华；它指挥着历代的知识分子寒窗苦读、奋发图强，其强音必定是历史人才的高峰点，如中唐与北宋的历史第一流人才很大一部分是进士出身，涌现人才的密度也是历史上的两个制高点。

历史价值之三，对现代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现代文官制度对提高政府效能的优越性已被世界各国所认同，目前世界各国所实行的文官制度，或是英式的直接翻版，或是从英国学过去的，以致许多西方学者误以为英国是文官制度的起源地。然而仔细研究考证，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有关。科举制西传比较大的影响有两次，“第一次是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归国后介绍中国的考试制度；第二次是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把有关我国考试制度的文献资料，带回本国。”从16世纪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仅以英文撰写或译成英文的关于科举制度的文章书籍就达70余种。1870年，英国政府枢密院令，在仿效清政府科举考试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官考试、录用等一系列详细规定，并开始实施，这是英国文官制度确立的主要标志。可见，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中国科举取仕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的讲演中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m}西方学者罗纳德.S.苏也指出，“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者都没有注意到当今世界现存的高级公务员制度起源于中国这一个事实。⋯⋯我们认为，中华帝国科举制度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传播并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实施和发展行政精英制度的基础。毫无疑问，美国公务员竞争考试的特点主要受英国影响，而英国公务员制度则来源于中国。”如果把今天各国的种种考试制度与科举制度相比较，不难发现它们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着和科举制度千丝万缕的联系。毫无疑问，现代文官制度、现代教育制度都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吸取了许多合理的成份，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三、现实观照：科举取仕的启示

科举取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制度。选官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朝代、不同国度的选官制度都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就选官制度的形式与机制来说，则在科学性与效用性等方面存在许多相通之处，有许多可资借鉴。我们今天回顾科举制的历史嬗变过程，目的之一就是要从中挖掘出有效的东西，为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为深化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服务。因此，析辟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要素和衰亡教训，古为今用，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干部人事制度必须随社会发展要求不断深化改革与发展

国家政事，除了政治路线之外，莫大于官制，官员制度是国家统治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份。同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指出，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在此之前，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甚至把官员制度看得比法律还重要。他说：“国家除了官吏之外，还有什么重要呢?其次就是法律。”

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非常强调国家的官员制度必须与社会历史发展同步，不断进行变革。近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提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试图倡导改变科举取仕的弊端，在选官过程中注重能力，注重绩效。太平天国时期，在沿用科举制度的同时，改变了历来女子不能参加科举的旧制，首次设女科考试，“凡识字概令考试，以江宁人傅善祥为女状元，又女榜眼钟姓，女探花林姓”。女子中举，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选官制度史上的重大创举。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变革是非根本性的，但是强调选官制度必须随着时势的发展而发展，则是其思想的共同特征。

新中国建立后，对旧制度下的官僚制度进行了彻底革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制度。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和革命实践锻炼的优秀人才被选拔任命到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上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应该说，这种干部选拔任命制度是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解放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这一段历史，我们在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把中国历史上的考试选官制度以及西方的文官制度统统当作反动的东西全盘否定了，没有从中分析吸取合理的成份和积极的因素加以利用。干部终身制和任命干部过程中的体制缺陷，影响了干部人事制度建设的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0多年来，我国的干部制度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全面推行了公务员制度，干部任用由单一的“任命制”发展到选任、选举、民主推荐、考试选拔等等形式。从这一段历史中可以看到两种互相对应的现象：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欣欣向荣，各个领域的工作效率与发展速度的提高，使国内生产总值连年快速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综合国力逐渐强大。

干部人事制度的优劣也许不能与国家的发展速度相提并论，但是反过来，如果干部人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那就肯定会严重影响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我们从历史中可以悟出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官员选拔制度，必须与社会历史的发展齐头并进。如果官员选拔制度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果官员选拔制度不能根据时展的需要进行变革和创新，最终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这也许就是所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句名言的精义所在。

(二)科举制的合理要素和衰亡教训的现实启示

如何吸取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因素及其经验教训，古为今用，为深化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服务，这是本文的落脚点和归宿。

当然，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用扬弃的科学态度对待科举取仕制度的功过得失。“扬弃”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克服、摒去旧事物中消极的因素，保留和吸纳其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科举取仕制度是封建王朝的选官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已经完成了它自身的历史使命。但它的基本形式，它的合理精神和积极因素却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从它脱胎而来的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它在种种考试制度中的影响，就是一个佐证。我们在当今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就是要敢于和善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中的积极合理因素。

科举制度中积极合理的因素很多，至今仍然值得借鉴的有：投牒自进，公平竞争，考试为据、择优录取，标准客观、操作独立，立法保护、连续稳定等。科举制不分出身高下，均可应考，并且以考试结果为录用标准，保证了人才选拔的宽阔视野。这些对于我们今天选拔干部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考，防止黑箱运作都很有借鉴意义。科举制的整个考试运作过程和机构设置都是独立的，除了皇帝，级别再高的无关官员也无权过问；科举还得到法律的保护，使之有效地防止了官僚权贵的干扰。这些对于我们今天如何保证选拔干部能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来说，不无启发。历代王朝把儒家经典思想始终长期稳定地摆在科举考试核心地位，因为这是封建统治阶级“为我所用”的需要。今天我们选拔干部同样也有一个“为我所用”的问题，这个“我”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选拔干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素质放在第一位，坚决反对只重业务能力轻视政治素质的倾向。科举制在立法保护、连续稳定性这一点上，至今也很有借鉴价值——我们的选拔公务员和干部公开选考等人事制度必须法制化、制度化，这是保证法治、防止“人治”的最好办法。

从科举制度衰亡的历史中我们还应记取一些教训，使我们在今天推行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制度的过程中保持高度警觉。

在干部人事制度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近年来各地普遍试行了公开选拔干部考试的做法，这种改革的主流和热情当然要充分肯定，但同时有一些问题和倾向也应引起注意。一是要警惕“公开考官”的导向性。近年来的一些宣传有让人产生“公开考官”的感觉。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旧社会的科举考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通过考试衡量选拔升任领导岗位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才智用于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孙中山先生就曾严厉指出：“求富不能为官，为官不能求富”。二是要吸取科举考试“一考定终身”、升官后松懈懒散或碌碌无为的教训。考试胜出是常规，但并不意味胜出者就能够或一直能够胜任职位。所以，要对录用的干部加强任职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培训，做好岗前培训与在职培训，并伴之定期的工作业绩考核。三要保证“公开选拔干部考试制度”的独立性，加强和完善监督机制，警惕科举舞弊腐败现象的重演。历代王朝对科举舞弊的防范非常严厉，对舞弊案处置更是血淋淋的，比如明洪武朱元璋在“南北榜案”中曾处死考官2人、状元1人，清顺治帝在“丁酉科场案”中将北闱考官“李、张等7人处斩”，南闱方、钱等18房考官“全部绞决”。但是舞弊之风却屡禁不止，明清科场防范最严，舞弊之风却最盛，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见光靠刑罚不能根除舞弊现象，关键要有一个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这对于如何有效防范“打招呼”、考生夤缘请托、疏通关节现象，很有警戒意义。四要防止形式主义抬头，警惕科举考试内容僵化、形式走极端的教训。近年来中央连续下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等文件，各地公开选拔干部的步伐也大大加快。比如某省公选21名副厅级干部，应考者达2686人之多，可见社会对公开选拔干部反应之热烈。但是改革步伐越快，越要警惕形式主义抬头的现象。目前，有的考试试题缺乏科学性，过于偏重知识测试而忽视了干部政治思想素质和实际能力的测试。历史经验证明，形式主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百害而无一利。在改革势头迅猛的形势下，反思科举制衰亡的教训，冷静审视现实，很有必要。

逝者如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科举取仕制度的合理要素，曾使古代中国某些历史时期人才辈出，繁荣昌盛。面对21世纪的改革时代，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研究它，挖掘它历史积淀的价值，使之古为今用，选好人事干部，忠实践履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当今国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

①⑦⑨王道成：《科举史话》，第1页，第3页，第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②③④《汉书》，卷1《高帝纪》，第33页，卷4《文帝记》第116页，卷49《晁错传》，第2290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后汉书》，卷2《明帝纪》，第9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⑥⑩lvl|mvnx金铮：《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第39页，第50页，第50页，第199页，第8页，第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⑧《文献通考》，卷28《选举一》，第2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第360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明史》，卷70《选举志二》，第1695-1696页，第169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光绪政要》，卷31《上喻》，转引自《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第433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

王丽君：《科举制度的重要特征及起源标志探究》，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四库全书》，卷38《，经部·易类》，第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论语.子张》：《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第190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引自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见燕京大学《，史学年鉴》2卷1册。

《孟子·滕文公上》：《新编诸子集成.四书章句集注》，第25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第3页，第164页，第5页，第566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

《隋书》，卷75《儒林传序》，第1707页，中华书局，1973年版。

参见《新唐书》，卷48《百官三》，第1266-126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国父全集》，第1册《五权宪法》，第2-9页，第2-13页，(中国台湾)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版。

石怀庆：《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与西方近现代公务员制度的传承》，载《东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2期。

选官制度范文篇8

1、西周的井田制和分封制

概念解析：井田制始兴于商朝，盛行于西周。其实质是奴隶社会的国有土地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井田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诸侯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自由买卖，并要交纳一定的贡赋。

分封制是西周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产生于商代，完善于西周。周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拱卫王室。诸侯要服从周王的命令，按期向周王贡献财物，并随从作战。“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作用及影响：分封制是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起着维系、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保证奴隶制国家对奴隶和平民进行统治的作用，是西周奴隶制国家强盛的政治保证。井田制规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决定奴隶制经济形态存在、发展和西周政治统治的经济基础。分封制和井田制相互影响，二者的存在成为西周奴隶制国家兴盛的支柱，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2、秦汉开创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概念解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该制度由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部分内容构成，专制主义指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控制一切军国大事.中央集权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听从于中央。战国时的韩非提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理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践了这一理论。

基本内容：秦始皇通过创设皇帝制、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地方推行郡县制等，开创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制度的早期模式，保证了中央政令的贯彻。通过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文字、货币、车轨等措施，既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汉进一步完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开创了刺史制度和察举制。刺史制度是汉武帝时开始实行的一套比秦朝更为严密的监察制度，主要监察地方上的高官和诸侯王。刺史的官阶低(低于郡守)，但权力大，代表中央。东汉时，刺史的监察权进一步加强，并逐步增加了地方行政权和军权，后成为州的最高长官。察举制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西汉的统治基础，汉武帝实行自下而上的选官制度。由地方州郡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选拔德才兼备者举荐给朝廷，经考核合格者，授予官职。察举制的实行，使大官僚子弟垄断官位的局面有所改变，一般地主人仕的门径比过去宽广，皇帝可以在较大范围内选择称职的官吏。

作用：秦汉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在封建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政治、经济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相对于分封制来说，是一个大的历史进步。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持社会安定，防止分裂割据，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也是汉王朝繁荣和鼎盛局面形成的制度保证。

3、隋唐制度的革新

概念解析：隋唐制度的革新，包含中央官制、选官制度、兵制及赋税制度等全方位的变革，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创新的典范。

基本内容：三省六部制：隋文帝时开始创立，唐太宗时进一步划分三省的职权。三省即中书、门下和尚书省。三省长官都称宰相。六部指吏、户、礼、兵、刑、工。

科举制：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始用分科考试方式选拔官员。隋场帝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唐太宗时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

从府兵制到募兵制：府兵制始于西魏，隋文帝时加以改革，将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寓兵于农”、“兵农合一”。武则天时，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制失去了赖以推行的经济基础，开元年间，府兵制崩溃。

募兵制，唐玄宗开元年间，为增加军事力量而实行募兵制。即由封建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粮食，免征赋役。

租庸调制：隋朝已开始部分推行以庸代役的制度，唐朝在隋的基础上，以轻摇薄赋思想改革赋役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它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人丁是其征税的基本标准。租庸调制与以往赋税制度相比，其主要变化是以庸代役，也是最突出的特点。

作用及影响：隋唐从中央官制、选官制度、兵役制度一直到赋役制度，进行了革新和完善，从而奠定了唐朝鼎盛的基础。

三省六部制的建立，标志着隋唐时期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中央各部门、各官吏之间，既互相牵制又相对独立，提高了工作效率，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我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标志着封建政治制度的成熟。科举制在我国延续了1500多年，为庶族地主进人仕途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基础。将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制作为一种封建的选士任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选贤任能的公平竞争性。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政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同时，科举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府兵制实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制度，有利于农业生产，增加了政府管理的户口和赋税收入，扩大了兵源，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和民族融合。募兵制的推行，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国家军队的建设。租庸调制的实行，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赋税收人，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是唐王朝走向繁荣的基本因素。同时也反映出封建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开始放松。

4、元朝的行省制度

概念解析：行省制是元朝实行的一项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政治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行使宰相职权，并直接管理“腹里”(河北、山西、山东)。在地方，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由中央委派官员管理。

地位及影响：元首创行省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从中央到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对秦汉以来郡县制度的发展，也是强化中央集权的一项新的举措，大大加强了中央对辽阔疆域的有效统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行政区划的基础。

5、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含义：君主立宪制，亦称“有限君主制”。是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君主是名义上的世袭国家元首，但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国家的权力中心在议会。君主的职责大多是礼仪性的，国家的象征地位更为突出。

形成发展：1689年《权利法案》的通过，为限制王权提供了法律保障，君主立宪制初步建立。随着议会的不断立法，议会的权力日益超过国王的权力，国王逐渐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随着近代政党的形成和议会作用的加强，英国逐步确立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制度下，议会掌握立法权，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国家的权力中心逐渐转移到内阁和首相手中。

影响：英国首创的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与旧势力妥协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管理国家的基本政权组织形式之一。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有很大的灵活性，在不断的调节中，避免了激烈的社会革命，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断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它适合英国的国情，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6、美国共和制的确立

基本内容：美国的共和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重要政体，主要是通过1787年宪法确立的。其基本内容有：

其一，规定美国为联邦制国家。联邦由若干成员单位(邦、州、共和国等)组成的统一国家，联邦政府拥有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大权。

其二，根据三权分立学说把美国的国家职权分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分别由国会、最高法院和总统执掌。

其三，确定美国实行资产阶级共和政体，规定总统和议员由选举产生。

作用及影响：美国1787年宪法的规定，强调了中央权力的核心作用，从法律上保障着国家的统一和行政完整。宪法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美国国家职权的设置，有利于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暴政的出现。宪法关于民选政府的规定，在形式上把主权在民的理论付诸实施，成为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重要模式之一。1787年宪法体现了独立革命的重大成果，使联邦政府建立在资产阶级民主法制的基础上，给美国带来了长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一系列治国原则的确立，使美国完成了广泛的政治改革，建立了相对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所建立的分权制衡体制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有效防止专制的机器，也被多数国家所仿效。

7、德国、日本的二元君主立宪制

含义：二元君主立宪制，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任命内阁，内阁对君主负责(不是对议会负责)，君主拥有行政权，议会则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

建立原因：二元君主立宪制，君主掌握着实权，控制着议会，这是由德日两国的国情决定的。德国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封建统治者用“铁血政策”采取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统一后实现的，统一后建立起容克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日本倒幕派以天皇的名义相号召，推翻幕府统治，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新政权为巩固其统治，从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资本主义改革，并用法律的形式维护其改革的成果。由此可见，尽管德国、日本通过王朝战争或维新的办法步人资本主义，实现了国体的根本改变，但君主的权力并没有象英国的君主那样受到宪法的限制，相反，加强了专制统治。

影响：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加强了君主(或天皇)的权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局势的稳定，为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19世纪末，德国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旧本成为亚洲强国，树立起富国强兵的典范，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并挤进帝国主义大国的行列。但都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使德国和日本都成为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德日后来分别成为欧亚战争策源地，这与它们君主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不无关系。

8、苏俄的新经济政策

主要内容：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工业方面，除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工、矿企业外，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经营；商贸方面，从产品交换到允许自由贸易；分配形式上，废除平均主义配给制，实行按劳分配。

作用及影响：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是恢复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其实质是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扩大生产、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实施的结果，一是消除了社会危机，二是促进了经济恢复，三是巩固了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运用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力量，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对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胆探索和尝试，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

选官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唐朝科举制度作用影响

要想谈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作用及影响，首先要弄明白的是什么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指官府经过定期举行的科目考试，根据成绩的优劣来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它和以前的选举制度最根本的区别是，凡普通的读书人均有参加官府考试，从而被选拔做官的机会，这就是封建皇朝能在更大的范围内选拔官员。我国科举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它的正式产生一般认为以隋炀帝创制进士科为标志。隋朝建立之初，也实行过九品中正制。但由于这种选官制度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隋文帝很快废除了这种选官制度，把选官任人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朝廷的吏部。摆脱九品中正制的旧路子，开始向科举取士过渡。

隋炀帝大业三年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又将十科减为四科。其中的“文采秀美科，即进士科”。进士科以考试策问为主，可把其作为科举制度正式产生的标志。科举考试取士的特点是录取标准专评试卷，专重资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这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一个大分界线。是中国历史的一大进步。不过隋代的科举考试尚属开创阶段，还很不健全。唐代继承并发展了隋代创设的科举制度，使我国古代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科举考试制度的开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门阀士族把持选士的局面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道路，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那么，唐代科举制度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来分析：

一．国内影响

1.从政治上看，唐王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官吏选用大权由中央朝廷来行使，这就大大加强了全国政权的统一和集中；选官有统一标准，全国要想做官的人都以权力去适应这些标准，这就大大加强了思想的统一；像各地方的庶族地主甚至广大平民打开了门路，刺激与网络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了参与政权的机会，这就调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政权的稳定；科举考试看起来好像是最公平不过的，任何人只要好好读书，都有资格应考做官，这样不仅掩饰了官僚政治的阶级实质，还可吸引全社会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埋头读书，养成极其驯服的性格，不易发生不满封建统治的不稳思想。这也就是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维持130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2.从文化教育上看，唐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由于选择人才和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科举考试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和繁荣。因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一定的官职、出身、名位，所以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少年都强烈要求进学校读书。这就从客观上推动了古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和发展；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典著作，从学校到社会都重视读书、习文、作诗赋，并钻研儒家经典，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和社会所流行的清谈学风与玄虚思想，对于造成当时“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都具有积极意义；科举考试中有明法、明算、明字、童子、武举等等，这对于当时学校与社会出现的重文轻武、重文轻算、重成人而轻少年儿童的陈规陋习，或多或少进行了冲击，这当然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3.从不良影响上看，科举考什么，学校和社会也跟着注重什么。在学校教育完全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的情况下，科举考试本身的缺点和弊端，也就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儒家的几部经典、诗赋，考试方法又注重死记硬背，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也就重文辞少实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恶习。这既不利于选拔和培养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养成了空疏学风；科举考试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起来，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成为他们取得高官厚禄的最好门路。因此读书进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十载寒窗，一举成名，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为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读书目的与人生哲学，支配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严重地影响着一般读书人的思想；科举考试的最终取舍权是主考官、礼部、吏部、宰相、皇帝等，录取标准又往往以权势门第为转移。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如果没有靠山、门路，就很难有被录取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重门第、通关节、贿赂、请托、科考舞弊以及私门谢恩等等风气就公开泛滥起来，这严重地污染与腐蚀着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毒害着学校和社会的风气。

二．国际影响

1.对新罗的影响：7世纪中叶，新罗统一了朝鲜。统一后，新罗和唐经常保持友好的关系，新罗人入唐求学的人很多。公元840年，一年之内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就达105人之多。唐朝盛行科举，准许新罗人参加考试，当时很多人考取登第，录取从官，其姓名可考者有金云卿、崔致远、崔匡裕等。崔致远名声最大，《全唐诗》中收有他的诗。不仅如此，新罗还仿唐制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公元788年朝鲜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公元918年，高丽王朝建立后，也多次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据《高丽史（卷七十三）·志（卷二十七）·选举（一）》载：“光宗九年（公元958年）五月，双翼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可见高丽的科举考试制度是受唐代影响才实行的。朝鲜前后推行了1100多年的科举制度，直到公元1893年才废除。

2.对越南的影响：公元1010年，越南建立起李氏王朝。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三）·李纪（二）》载：李仁宗太宁“四年公元1075年春二月，诏选明经博学及试儒学三场，黎文盛中选，进侍帝学”，此即为越南以儒学为准实行科举考试之始。公元1185年，李高宗“试天下士人，自十五岁能通诗书者，侍学御筵，取邓严等三十人，其余并留学”。陈朝建立后，沿袭李朝，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科举考试制度，《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全书（卷之五）·陈纪（一）》载，陈太宗建中八年（公元1232年）“二月试太学生。中第一甲张亨、刘琰，第二甲邓演、郑缶，第三甲陈周普”。公元1239年再次开科取士，之后，科举考试按期举行，其科举之法大致和中国相同。直到1915——1919年间，越南才正式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

3.对日本的影响：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越南那样引进中国的考试制度，但唐朝的科举考试制度依然深深的影响了日本。自公元630年到公元894年，日本共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到达唐朝的为13次。每批遣唐使来华，必派众多的学生来唐朝留学，有时一次多达500多人。日本在天智天皇时（公元676年）设立大学寮。大学寮分经、音、书、算四科，而经科占正科地位，书科及音科为经学的入门。入学的资格及手续、科目考试的内容及方法等，都与唐代科举考试类似。

4.对西方的影响：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影响了西方各国。法国思想家魁奈（公元1694——1774年）认为：“中国无世袭贵族，官爵仅靠功绩与才能获得”。他盛赞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使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借以抨击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的官僚制度。18世纪末到19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也是吸取了中国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经验。1791年，法国首先实行了文官考核制度，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实行文官考核制度，1855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度。当时，在欧洲封建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来越不适应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构的需要，这就是隋唐创立的科举考试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原因。孙中山先生在所著《五权宪法》中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美国之文官制度最初是由罗德岛的任克思提出的，他于1868年五月呈送到美国众议院的报告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了“中国之文官制度”。在波士顿市政府于1868年月盛宴款待中国大使馆外交官的时候，爱麦生亦曾赞扬中国的考试制度，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有一点是我们很感兴趣。我想在座的诸君还记得罗德岛的任克思阁下曾经两度想提到国会通过的那个法案，就是主张文官必先经过考试及格取得学问上的资格，而后始能任职。的确，在纠正恶习这一点上，中国是走到我们前面了，也走到英国和法国的前面了。同样，中国社会上都非常尊重教育，也走到我们的前面，这就是中国值得光荣的唯一凭证。”一位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也认为，中国科举制对西方文官体制的影响，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日本著名史学家福井重雅认为，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远比造纸、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重要得多，他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最初的模式。它“传到西洋”，打破了中世纪欧洲“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的犹如死水一潭的贵族政治的宁静，激励新生的资产阶级奋发进取、积极竞争的精神，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经验。

总之，唐朝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它，既要看到其积极的方面，也要明白其弊端，对其采取正确的态度。

参考书目：

1.《中国文化史论纲》，许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选官制度范文篇10

[关键词]：清末官制改革

一、官制改革的背景

1898年以改革清末政治制度为中心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失败,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同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光绪出逃西安,清廷政局动荡,1901年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辛丑条约》。面对清朝社会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以及各种内、外矛盾,清政府感到再也不能“因循粉饰”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

1901年1月清廷颁布上谕：切实整顿“一切政事”,“以期渐致富强”,“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同年春夏之间,清政府提出“考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实施新政。但由于新政只是对原有的封建政治制度修修补补,并没有给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带来转机,清朝社会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且更趋激化。为缓和各种矛盾,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命运,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在“新政”破产后,又接过了维新派“立宪”的旗帜,打出“预备立宪”的招牌。1905年7月慈禧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访欧美、日本,考察各国宪政。同年10月设考察政治馆,研究各国政法,招揽人才。1906年7月五大臣回国后,面陈慈禧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同年9月1日慈禧正式下诏“预备立宪”。并规定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西方列强可以说是清末官制改革的主要动因：随着国内外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特别是辛丑条约签定以后，清政府已经变成了“洋人的朝廷”。西方列强也清楚的知道，清嘱咐虽然不堪一击，但它毕竟有一定的统治基础，还能控制相当的社会资源足以发动一场变法改革，列强寄希望于改革成功，以便利益能得以维持和兑现。帝国主义分子赫德为清政府拟定的《更新节略》就反映了侵略者的这种要求。此外，为了缓解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及民主潮流的兴起和汉族军阀官僚势力的崛起等各种政治力量所造成的社会压力，也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主要动机之一。在各种力量的搏弈推动之下，清廷在行将没落之际，终于推出新政，开始实施大规模的官制改革。

二、官制改革的内容

维新派仿照日本进行变革，把建立君主立宪制作为奋斗目标，在实际步骤上是从“改官制”开始的。清朝末期，官僚机构臃肿庞大，数以万计的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识”。封建守旧势力是他们赖以寄生的社会基础。时期，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改革腐朽的官制，是变法维新的关键。1898年初，翁同和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有为回答说：“宜变法律，官制为先”。他指出，当今是列国并雄之时，非复一统之世，而现行的法律，官制都还是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认为，要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为第一要义”。

如果以今日之法、今日之官，虽然皇帝“日下一上谕言维新”，也是徒劳无益（《康有为传》，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改官制，就算皇上每天都下一条上谕，那也是无济于事的。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所以把变官制提到变法维新的首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手握重权的守旧官吏是推行新法的极大障碍。因为变法维新将触动他们的利益，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荣辱存亡，因此必将百般阻挠，使维新变法运动不能顺利进行。为了推动革新官制。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清朝的官制吏治进行了改革。

1、裁詹事府等六衙门

清朝官制的一大弊端就是冗员太多，行政效率极为低下，六部之中的官员经常互相推诿，堂倌推给司员，司员推给书吏，常常是一些重要的文件变为一纸具文，外省督抚大臣要办一件事，往往要从县一级开始逐级上报，到他们手上最快有时也要数月，清政府还常常在一个职位上设置数人，以达到互相牵制的作用，最后各个官吏均懒于从事，导致一事无成。可以举个例子，清初漕运每年四百多万石，戊戌年间上有一百多万石，运米本来是商人的事，政府却设总督一级的官员办理，沿途各舱搬丁，搬运船丁等达十万人，由于冗员过多，只是每担米的运费高达18两，仅漕运一项，国家每年要支付千万两白银，成为才财政上的一大负担。新政对于官僚体制的改革，主要措施是裁减闲散衙门，裁减冗员，改变以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现象，以达到一种条理贯通，事权专一，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的目的。光绪帝于七月二十四日颁发上谕，裁汰冗员。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谕指出“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境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今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虽未必尽可准行，而参酌情形实亦有亟当改革者，朕惟授事命官不外综合名实，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至碍当务之急需。如詹事府本属闲曹，无事可办，其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注即行裁撤，归并内阁及礼兵刑等部办理等因，钦此。”

除了裁撤詹事府等六衙门，外地还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东河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输销之盐道，均着裁汰。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及归并事宜，命大学士、六部及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切实办理。“又外省入直隶甘肃四川等省。皆系以总督兼管巡抚事。唯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原未划一……所有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东河总督，著一并裁撤……至各省漕运，多由海道，河运已属无多，应征漕粮，以多改折。淮盐所行省份，亦各分设督销。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仅管输销之盐道，亦均著裁缺……将现有各局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限一月办竣复奏……”（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上谕）

2、酌置散卿以议庶政

裁撤衙门之后，一大批被裁人员如何安置，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被裁衙门的人员中间不乏通达时务的人才，因此维新派除主张选拔一些有识之士充实新政机构，如农工商总局、矿务铁路总局之外，还提出一项新建议，比如康有为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起草的《请酌置散卿折》中提到，自古设官，有行政之官，有议政之官。行政之官不可冗，议政之官不厌多。意思就是，行政官员的机构不可以太庞杂太臃肿，而议政的官员，特别是那些不担任实际职务，只负责对新政改革发表意见的人员应当多一些，并授予散卿头衔，于是在《请酌置散卿》一折中，建议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光绪帝据此颁行上谕，并按品阶给予俸禄。“遵仪翰林院伺读学士徐致靖请酌置散卿一折。古有侍从之臣。皆妙选才能以议庶政。现当朝廷振奋百度。自应博采众论，广益集思，以期有俾政治。著照所议酌置三四五品卿，三四五六品学士各职……即由吏部一体开单，请旨录用，以备献纳。人著按品给予俸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上谕）。结果不少被裁人员不仅得到妥善安置，而且还不同程度的被纳入新政改革的轨道，让他们为新政改革出谋献策。这一举措不仅有效得缓和了官员集团中可能产生的矛盾，减少了变法的阻力，而且壮大了变法的队伍，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到新政中来。

3、澄清吏治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晚清官吏的腐败极盛，贿赂成风，卖官鬻爵，官员京察，门生考试全凭送礼多寡，这种情况不仅使百姓受苦，更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于是光绪帝在二十四年六月十五颁布上谕，澄清吏治。

朝廷求才愈殷，而后下之所以应之者愈急，往往轻为举荐，不免博采虚声，受人干求，遂致瞻徇情面，甚且有不肖之徒，藉为进身竭尽贿赂……朝廷破格旁求之盛典而使有才无行之人滥竽充数，欲广登进之路适开悻进之门，若非严定滥保处分何以去固弊而敬效尤……以后如有言行不符以及干求贿赂劣迹，一经查出或被人纠参，除将本员立予罚处严加惩处外，并将原保之大臣照滥保匪人之例交部议处，示以惩敬。（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上谕）

在这一上谕中，光绪帝针对朝廷广纳贤良以助变法的方针，要求朝中官员在举荐有识之士时不得上下其手，中饱私囊，以避免某些不学无术之辈乘机混入官吏队伍，滥竽充数，更是警告官员要随时注意自己的行为，不得收受贿赂，贻害变法革新，从上面的这条上谕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在整饬官吏队伍这方面的决心。

七月十四日光绪再颁上谕，命各直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劝办农业，并严禁胥吏扰民，以澄清吏治。上谕写道：……近来仕途冗难，非严加考察不足以别贪廉。钱粮之浮收，胥吏之肆扰种种殃民之事。该管上司果能悉心考核，既不肖官吏亦断不至无所忌惮。著各督抚禀遵六月十五日谕旨，与所属州县认真查核，勿令贤否混淆，仍随时秉公举劾，以资惩劝。吏治清则民生自裕……此即封疆大吏之责。无复朕再三申诫焉。

4、删改则例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根据李端棼关于删改则例的奏折颁布上谕，各衙门例案太繁，堂司各官不能尽记，吏胥因缘为奸，舞文弄法，无所不至。时或舍例引案，尤多牵混附会，无论或准或驳，皆恃例案为藏身之固。是非大加删订，使之归于简易不可。……实多窒碍者，概行删去，，另定简明则例，奏准实行，尤不得借口无例可援，滥引成案，致起弊端。（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上谕）

事隔半月，光绪看了理藩院派司员删改则例的奏折后，又再次谕令：迅速认真删订。总期尽人意晓，吏胥无从高下其手，始为尽善。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十，又命令衙门将办理则例情形先行具奏。“前经谕令各衙门删订则例并令各堂官督饬司员限期速办，现在已经匝月，著各衙门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钦此”。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上谕，吏部户部奏遵旨删订则例具奏办理情形各一折。“各衙门例案太繁。业经谕令迅速删订。吏部铨选处分二项。头绪纷纭。户部收支款项名目繁多。一切章程难免歧义。著各该堂官督饬司员，悉心删订，务极简明”同日，谕旨：“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现已裁撤，一切事宜归并六部，并酌各堂官分别妥速筹议，县五日内具奏”（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六日谕旨）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再度颁布上谕，“命删订则例各衙门，按照吏户二部删订则例，督饬司员悉心编辑，不要产生分歧。内阁昨据吏部户部奏删订则例办理情形，当经谕令将核定例章，仿照史表，分门别类列为一表，使人易晓因私删订则例，各衙门均当照此办理，以归划一。著该堂官等督饬司员，悉心编辑，勿稍纷歧。”

三、官制改革的评价

1906年开始的清末中央官制改革在很小程度上实现了三权分立,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中,司法权首先独立出来,行政权分立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较之改革以前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同行施,是一大进步。

其次清末中央官制改革改变了过去行政长官兼职过多的弊病,使之事权专一,有利于推行政务,专心政事。内阁成员由各部大臣组成,参与政务,使其“分之为各部,合之皆为政府,入则同参阁议,出则各治部务”,这一方式使内阁成员能够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处理政务。中央机构通过留、改、并、增的改革,其部局较改革前更为合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官员的任用上采取以事而定,以职而定的方式,“郎中、员外郎、主事以下,视事务之烦简,定额缺之多寡”,符合行政管理以事定人的精神,改变了过去滥设官职,官多而又无人负责的弊病。

但是,清末的官制改革是在“大权统一于朝廷”的原则下进行的,一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的任用都是围绕这一原则来展开的：对涉及皇族、宫廷事务的机构,如宗人府、内务府等或予保留,或改换名称,皇族利益未受到触动；行政大事要禀报慈禧定夺,只有慈禧首肯才可实行,就连官制改革中要留、改、并、增什么机构,要动哪些人员,不动哪些人员,都要慈禧一人同意后,才能实施,所以官制改革“分权以定限”是很有限的。此外,在军机处和11个部中,由满人、王公亲贵占据了重要的行政职位,且中央大员中满人和王公亲贵占有多数,从而保证了行政大权由皇族垄断,达到了“大权统一于朝廷”,进而集中于慈禧的目的。因此,清末官制改革形似进步,实际上要害问题、即皇权的再分配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经过这番改革,皇权不是被分散了,而是更集中了,更集中到一批满族亲贵手中,由此引发了汉族官僚的不满情绪,增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所以,这种在维护封建专制,使皇权永固基础上的官制改革终究是要失败的。

究其清末官制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清朝统治者不肯放松自己手中的权力,不管是中央官制的改革还是地方官制的改革,只作了些表面文章,未能触动最根本的皇权专制问题,所以改革失败势所必然。其次官制改革中应有竞争陶汰机制,如官员的任用、选拔应以什么为标准,这一点在清末官制改革中几乎看不到,所以没有竞争陶汰机制的官制改革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也是长久不了的。

清末官制改革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是：官制问题是和政府体制紧密相联的,而政府体制如何又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密切相关的。如果政治体制还是原来的样子,官僚体制即使改了,也难于改得彻底、改得科学。置身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情景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各种集团都是经过充分的分化组合才出现官制改革的如此格局。也许我们不能求全改革的当事人缺少足够的诚意，也不应该责备社会大众缺乏先进的政治素质，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真正理解历史运动带来的影响。历史总是一面借镜，总能为今天的人们提供经验和教训、减少不必要的考虑和抉择，并指示相对明确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周小玲，魏琦，清末官制改革，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122页，2003年第5A期

[2]《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30页

[3]清实录424卷6-8页

[4]清实录425卷5页

[5]东华绪录146卷第10页

[6]清实录卷424第9页

[7]清实录421卷第11-12页

[8]清实录424卷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