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赖保护范文10篇

信赖保护范文篇1

然而，我们在概念术语的使用上却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比如，信赖保护、正当期望、正当期待、合法预期、合法期待、正当预期、合理期待，等等，[2]不一而足。可以说，很少有概念被搞得这么纷繁复杂，真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当然，这对于学术争鸣不无好处，但是，对于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的话语语境和对话平台却是有害而无益。本文拟对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概念用法——“政府信赖保护”、“正当期望”和“合法预期”进行分析，试图澄清一些认识，以期有助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建设。

政府信赖保护是发源于德国法的一个术语、原则与制度，其与德国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撤销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基础上会产生相对人对政府的一种信赖，当行政行为被撤销时，可能就会产生对这种信赖关系的法律保护问题。也许是传统上与德国法的制度继受渊源关系，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多使用这个概念。

从目前的很多行政法教科书和论文、著作看，采用“信赖保护”概念的频率比较高，该概念似乎已被行政法学界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我却不赞成引入德国法上的政府信赖保护。我的理由有二：

首先，与行政行为撤销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信赖保护制度，对行政诉讼已有的权利保护来讲，没有多大的制度突破，而且保护范围嫌小。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引入信赖保护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不算是引进了我们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合法预期制度，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已经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因为行政许可发放之后，基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拘束力，相对人自然可以确信：只要其不违法，许可期限未届满，政府就不能随便撤销或者收回已颁发的许可。只要政府撤销或者撤回，不管是否违法，被许可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都有权寻求行政救济。[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许可法》第8条并没有多大的制度创新。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只是在“（政府合法撤回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确认了行政补偿制度，但却没有给出补偿的标准等关键性规定；而且从合法预期的保护方式来衡量，补偿（赔偿）只是最消极的一种保护方法，根本没有缆括所有的保护方式（比如程序、实体的保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并不为第8条而鼓与呼。

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推行的合法预期制度（legitimateexpectation）可以对政府的行政指导、行政政策、对社会承诺等都发生约束作用。这些恰好是当前我们制度建设中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的案例显示出，现有行政诉讼制度在救济方面的缺失必须用类似这样的制度来弥补，否则对公民权益的保障是极其不利的。

其次，欧共体已经确立了合法预期制度为基本的法律秩序，在欧共体法的英文文献中涉及到这方面的制度时使用的都是“legitimateexpectation”。而且，欧盟正在推行制定统一的法律和建立统一的法院。德国作为欧共体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其法律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会迎合这样的发展趋势。沃尔夫、巴霍夫和施托贝尔也指出，“从超国家的欧共体法和德国参与欧洲联盟的进程看，行政法学应当积极推动‘欧洲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共同体’的立法、司法、研究和学习，从而推动统一协调的欧洲行政法制度的建立。”[4]因此，德国信赖保护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那么，对于正在着手构建相关制度的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引入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国家所沿用的、为欧共体成员国也熟知的legitimateexpectation概念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直截了当地选择一个国际通行的术语，建立一个与国际交流更为便捷、通畅的学术对话平台呢？

建议引进普通法国家的“legitimateexpectation”的学者中，在中文翻译上却出现了争执。马怀德、李洪雷在翻译英国牛津大学Craig教授的一篇重要论文“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P.P.Craig，“LegitimateExpectations：AConceptualAnalysis”（1992）108TheLawQuarterlyReview）时，将其译成“正当期望”。而我却始终认为应该翻成“合法预期”，[5]张兴祥博士的博士论文也采用了我的译法。[6]至于expectation译成“期望”、“期待”还是“预期”都无关宏旨，这只是语言选择上的个人偏好。我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legitimate到底应翻译成“合法”还是“正当”？这实际上又牵涉到我们对该制度核心问题的理解上：legitimate到底是“合法”还是“正当”的，才能受到法院的保护？

在legitimate（orlegitimacy）如何译成中文上，就有过争论。在词典上查到的legitimate，可以翻成“合法的”、“合理的”、“依法的”、“正统的”、“遵照法律的”、“真正的”等等意思。林硫生先生曾提议把legality译作合法性，把legitimacy译作正当性（199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关于韦伯的讲演）。可是，高丙中先生则异议道，汉语的“正当”比较接近just，justness，justification，并不能表达legitimacy在词根上与“法”的联系。[7]在我看来，仅仅从上述争议之中，我们似乎还无法得到充分的、让人十分信服的说法。类似的争议还可能继续持续下去，而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因此，我在这里关心的还不仅仅是词义如何翻译才算精当，我更关注的是其所体现的一种制度，尤其是其实际运行的状况，从中才能真正体察出、判断出选词的“信、达、雅”来。

Schonberg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论述，他说：“当有理性的人在一定情境下通过不懈努力就能够获得的，这种预期就算是合理的；而当法律制度确认了这种合理性，并赋予了程序上的、实体上的或者赔偿上的法律（保护）后果时，这种预期才是合法的。”（Anexpectationisreasonableifareasonablepersonactingwithdiligencewouldholditintherelevantcircumstances.Anexpectationislegitimateifthelegalsystemacknowledgesitsreasonablenessandattributeprocedural，substantiveorcompensatorylegalconsequencestoit.）[8]也就是说，这种预期不仅应当是合理的（reasonable），还必须是合法的（lawful）。光是合理的，不见得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和保护。

这里所说的“合法”，是指这种预期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由于在欧共体，合法预期保护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是“保护公民的欧共体法律秩序的诸多上位法之一”（oneofthesuperiorrulesoftheCommunitylegalorderfor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9]所以，当西方学者谈它是合法的（lawful），就不存在任何争议。

在我国，正在草拟之中的《行政程序法》有将合法预期（或者信赖保护）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的动向，但目前这项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法律原则，所以，在缺乏制度法支撑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理解“合法”预期问题上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困难、会吹毛求疵。但仔细去思考，强调预期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合法权益”一脉相承，[10]强调的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而把legitimate翻译成“正当”，尽管从英文字典上看，也不为错，legitimate的确有“合法的”、“合理的”、“正统的”等诸多涵义，但却无法完满地体现出上述法律保护的意境和要求。

因此，我更加倾向于引入“合法预期”概念，而不是“信赖保护”；在翻译上也最好能够统一译为“合法预期”，而不是“正当期望”（或者“正当期待”）。

「注释」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1]《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据张兴祥博士考察，legitimateexpectation一词的中文译名分别有“合法期待”（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于《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合法预期”（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正当预期”（莫于川：“论行政指导的立法约束”，载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正当期望”（「英」克雷格著：“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马怀德、李洪雷译，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正当期待”（胡建淼：《论公法原则》第22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参见，张兴祥：《论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答辩）。

[3]因为《行政诉讼法》第2条采取的是主观条件说，只要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都可以诉诸法院。至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则是由法院判断的问题，不影响原告资格的成立。

[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和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页。

[5]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58页。

[6]张兴祥：《论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答辩）。

[7]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8]Cf.SorenJ.Schonberg，LegitimateExpectationsin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6.

信赖保护范文篇2

有着“诚实守信”传统美德的中国，今天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严重的信任危机。今年北京、武汉等地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纷纷在地方“两会”期间提出议案，呼吁加强立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明确表示要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就此问题提出议案。在民间，有人倡议将每年的9月19日作为“诚信日”，借用“久又久”的谐音，将中国“诚实守信”的传统美德继续发扬光大，又有人提议成立信用管理服务行业协会，这种种倡议表明了人们对诚信重归社会的期盼。然而，在各种呼声中，最应受诚信原则约束的领域-政府行为，被人们忽视了，政府似乎超然于诚信社会之外。而事实上，实践中政府不守诚信的事件不时见诸新闻媒体。如某市政府文件规定能引来外资多少者，按比例给予奖励；某市民在引来外资若干后却拿不到奖励，一气之下将市政府告上法庭；某农民企业家在市政府苦口婆心游说之下，放弃正在经营的业务投资若干开办花卉市场，后因市政府拟将土地作它用被指令停工，前期投资全部化为乌有，未获分文赔偿，等等。

诚信在中国自古即为修身立国之根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意思是一个人不讲诚信，那么就不能立身处世。而法律意义上的诚信原则则源于罗马法，由主观的善意与客观的衡平所构成，要求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诚实、善意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现今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遍地规定和接受了此项原则，诚信原则也因而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成为规范私法活动的最高原则。作为私法原则的诚信原则能否超越私法领域而适用于政府的公权力行为呢？从国外的作法来看答案是肯定的。在联邦德国，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被适用于公法领域，并结合法的稳定性原则逐渐演化发展出行政法上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所谓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个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已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这种信赖利益，或者如果撤销必须补偿其信赖损失。根据联邦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在撤销违法的授益性行政处分时，如果受益人并无主观上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并已对该授益行政处分产生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该违法的行政处分。在此种情形下，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优于行政法治原则，行政法治原则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在美国，行政机关在改变长期适用的政策时，如果这种改变对于真诚信赖政策的人发生影响时，必须制定法规，不能采用裁决的形式。行政机关通过裁决建立规则时，不能违反原先得到行政机关同意而广为流行的习惯。我国台湾地区也多次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出尔反尔”或“强人所难”。

诚信原则在联邦德国等国家作为一项私法原则，扩张适用于公共领域的背景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改变。在20世纪现代化进程中，政府职能发生重大转变，社会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代替阶级统治职能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特别是社会服务职能处于不断扩张之中，政府在信息和商业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和保健服务，交通、通讯和能源服务，道路、照明、水电等市政服务方面，都大大拓展了服务的范围和内容。政府职能的转变引起行政机关的行为方式相应发生很大变化，现在比过去要求更多的是说服和合作，而不再是单纯的行政命令，私法领域中的行为方式开始引入公法领域，行政法开始援引私法中的有关规定，作为帝王条款的诚信原则成为首选。

就目前而言，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虽然都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但诚信原则还不能作为一项法律原则适用于行政机关，只能是在将来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时将诚信原则和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基本原则规定在其中，但现在要做的是，应该在政府中树立诚信政府的观念。因为要想构建诚信社会，首先就要求政府要作到守信用，言必行，行必果，使社会关系处于稳定状态。孔子在军备、粮食、诚信三者之比较中，指出诚信是为政之枢要，因为只有取信于民，民众才会接受其教化，服从其指挥和领导，才能团结一心，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现时的中国老百姓已形成对政府的朴素的信任感：人们相信盖着大红公章的东西，人们愿意到国有商场购买商品，人们愿意将钱存在国有银行，因为人们相信政府不会说假，相信政府不会坑害老百姓。一旦这种纯朴的信任感被打破，底线崩溃后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构建诚信社会也将只是一句空谈。

建立诚信政府、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因为责任政府首先是诚信政府，一个不守诚信、出尔反尔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建立诚信政府、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也是适应中国入世的需要。WTO是为市场经济设计的，市场经济的基本信条和准则就是“诚信”原则，即以诚取信。我们不能否认在中国的入世谈判中确有一些国家对中国政府能否履行承诺表示过怀疑。入世后，中国应积极履行承诺，维护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借入世之契机建立诚信政府，保护私人的信赖利益，使公众对自己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具有可预见性，进而构建诚信社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友善、和谐的社会氛围。

信赖保护范文篇3

信赖保护原则来源于民法的诚信原则。它作为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原则,始于德国“行政法之父”奥拓•迈耶之观点,确立于20世纪50年代德国柏林最高行政法院的一次判决。德国《行政程序发》、《租税通则》、《联邦建设计划法》等成文法上都明确规定了信用保护原则。

所谓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管理活动已经产生信赖利益,并且这种信赖利益因其具有正当性而应当得到保护时,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变动这种行为,如果变动必须补偿对方的信赖损失。

二、信赖保护原则存在的必要性

1.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总所周知,“信赖创造财产”。只有在国家保护人民的信赖的前提下,人民才有可能投资、储蓄、消费。行政机关如果做事没有规矩,那么他的行为就不具有可预测性,不值得信赖,就会降低公民参加社会活动,行政活动的积极性,更有甚者,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这种反复无常的行政行为的侵害,就会造成公民与政府的严重对峙,后果就是增加行政成本,降低了行政效率。

2.建立诚信政府的需要。在现代行政过程中,行政理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的角色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服务行政要求政府抛弃治民的观念树立由民做主的观念,将公众置于行政的中心位置上,政府与公民的地位真正地趋于平等,政府将改进服务质量,高效率的为民服务作为其追求和目的。公民与政府形成良好的合作与互动,再也不是原来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政府要有效的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公民的配合和支持,而这种配合和支持是建立在对政府充分信赖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3.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在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中,政府遵循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行和程序控制,使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得到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间寻求着一种平衡。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对于改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降低政府的执法风险,提升公民的人格尊严,都是一种有益的促进。

三、信赖保护原则的运用实例

行政机关应当确保管理活动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贯性,从而确立和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及其管理活动真诚信赖.但在一些商业活动中,有的政府部门发出采药许可证给企业后,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修改、废止,或许可发放依据的变更,为了公共利益而随意撤销已生效的许可。导致企业生计难以维持。

从立法、行政及司法实践看,行政行为被废止的原因一般包括:法规保留废止权;原行政主体保留废止权;行政相对人未履行授益性行政行为所附加的负担;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规或法律事实事后发生变更,若不废止之将危害公益;其他为防止或除去对公益的重大危害的情形。对于超出了行政相对人的预测能力的,应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在现代国家,无论是权力的行使还是义务的履行,都要求不得损害对方的信赖。根据该原则,经合法性和安定性、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权衡,如果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只能在给予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才能撤销。

四、我国在信赖保护原则施行方面应做的努力。

信赖保护原则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我国《行政许可法》虽然也体现了信赖保护的理念,但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不应仅局限于一部法律之中,应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指导行政立法和实践。

(一)在行政法领域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应当得到广泛应用

信赖保护原则应当适用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行政领域。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指导产业结构调整,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的信赖而接受行政指导,并对预期利益的实现充满信心,由于政府决策失误或信息失真等原因,没有实现预期的决策目标,反而使行政相对人利益受损,基于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政府应当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失予以适当补偿。行政许可法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显然只是中国行政法对行政信赖保护原则的初步接受,这项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广泛适应,还需要行政立法上的不断努力。

(二)加快制定出台我国的行政程序法

行政程序法作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补充,主要是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法律。当代许多国家都对行政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制定并实施行政程序法有利于监督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救济不同的是行政程序属于事前监督和事中监督,能够防患于未然,有利于依法行政的实现。

(三)建立完善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

1.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必须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有权机关可随时依法撤销。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撤销不利具体行政行为通常不发生相对人既得利益或信赖利益的保护问题。但必须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也会发生其独特的作用。更准确地说,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违法的不利具体行政行为撤销是原则,不撤销是例外。

2.具体行政行为的废止应受到限制。在行政法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是针对违法行政行为而言的。而行政行为的废止则是针对合法行政行为而言的,它是指因客观情况的变化,原行政行为不再适应新的情况,有权机关决定终止该行为往后的效力。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行为的废止也应受到限制。一般情况下,对合法的不利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法裁量是否废止。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真正实践行政信赖保护原则,有利于促使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树立诚信意识,建立政府与公民、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和相关人的信任关系,有利于遏制行政许可的随意性,促进政府及其部门破除专断管理,严格依法行政,有利于实现公民对法律和执法的稳定的预期,形成公民和社会对法律和法治的信仰。

信赖保护范文篇4

行政许可法是一部规范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它包括确立行政管理信赖保护原则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制度创新。作为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信赖保护既具有实体性保护的性质，又具有程序性保护的性质。它要求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不得溯及既往，更不能反复无常，出尔反尔。

本来依法行政、有错必纠是行政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依法撤销。但是，与一般的民事行为不同，行政行为不但具有确定力而且有公信力。首先，相对人是基于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的信赖才与行政机关合作的，这种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应当受法律保护。其次，相对人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如果行政机关撤销其行为而使相对人造成损失，行政机关应当承担责任，否则行政机关将失去公众的信赖。第三，相对人取得行政许可，他人据此而与被许可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对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应予以考虑。因为第三人不知道行政行为有瑕疵而与相对人发生某种法制关系，其由于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授益而带来的利益也应当不受保护，因为相对人主观恶意不是对行政机关的信赖。所以，对相对人的授益性行政行为作出后，只要行为不是因为相对人过错所造成的，不能随意撤销行政许可；如果遇到必须撤销的情形，即事后发现撤销行政许可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大于不撤销行政许可保护的相对人利益时，非撤销不可时，行政机关对撤销这种行为给无过错的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给予赔偿。按照这一原则，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相对人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制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违法的行政许可，该撤销的应当予以撤销；但撤销行政许可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小于不撤销行政许可所保护的相对人利益时，即使是违法作出的许可，也不予撤销。如果因为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使该行政许可事项不再被允许，或者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行政机关在为了公共利益可以依法撤回或变更原行政许可，给行政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当然，这种补偿是对损益的一种弥补，不是惩罚性的。

行政许可法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制度纳入法制规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但有利于行政机关树立诚信观念，有利于相对人形成对法律的信仰，而且有利于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是与相对人一种互动的过程。行政机关要有效地实施行政管理，必须得到相对人的配合与支持，这种配合与支持是建立在对行政机关充分尊重和信赖的基础上的。现时中的老百姓已形成对政府朴素的信任感，人们相信盖着大红公章的公函，人们愿意到国有商场购物，人们愿意将钱存在国有银行，因为人们相信政府是守信用的，不会坑害老百姓。如果这种纯朴的信任感被打破，底线崩溃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构建的诚信社会也将只是一句空谈。所以，建设诚信政府、保护公民的信赖利益是负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传统的行政行为往往过分强调行政的纵向管理职能，强调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管理与服从关系，强调行政行为的“权力”要素，强调行政行为的单向性和强制性，比较忽视对权力的制约，忽视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贯彻行政许可法，应该在行政机关中进一步确立诚信政府的观念，行政机关一旦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就不能随意变更、撤回或撤销，并有责任依法采取措施保证相对人顺利地从事行政许可事项，如果因其过错撤销行政行为而对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要避免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类似以行政诚信为代价的“全面关闭”、“一律停业整顿”，也就是相对人常说的“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违法行为。对行政机关变动被许可人的合法性及由此引发的信赖补偿存在争议时，相对人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寻求法律救济。

信赖保护原则要求行使行政许可权在注重效率、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更强调公正，强调对相对人合理利益的保护，它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公正、平等、人权等基本精神，而且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公众而言，政府实施行政许可行为应当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使社会关系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使相对人的信赖损失降低至最小。当然，也只有政府切实转变行政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严格遵循诚实信用、信赖保护的原则，才有可能营造起全社会的诚信环境，市场经济才能走向成熟和完善。

信赖保护范文篇5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含义、产生与发展。目前学术界关于信赖保护原则含义的界定并没有统一的观点，各种学说也是层出不穷，但其基本价值理念基本是一致的，概括地说，行政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一方的公民对基于对行政权力的权威而产生的正当合理信赖，行政机关对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利益应当予以保护，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改变或撤销已生效的行政行为，因为客观事实或政策变化确需改变其做出的行政行为时，对于因此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补偿或者赔偿。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要言而有信，恪守承诺，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就不能随意改变或者撤销，朝令夕改，反复无常。二战之前，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还处于萌芽阶段，其并没有被系统的规定。二战后，随着自然法的复兴，实质正义和实质法治再次彰显，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才首先在德国得以确立，之后逐渐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其行政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56年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判决的“安寡金”案是信赖保护的一个关键案件。此后，联邦行政法院于1957年10月就信赖保护作出了一个日后遵循的判决。1976年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正式将信赖保护原则规定其中，信赖保护原则成为了行政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没有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那样明确规定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但也存在与信赖保护原则相类似的制度，如英国的合法期待原则，美国的禁止翻供原则等都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二）信赖保护原则的构成要件。了解信赖保护的构成要件即到底什情形下可以适用信赖保护是研究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成立信赖利益，对信赖利益享有者保护的同时可能会导致其他人的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受到相应的损害。1.信赖的基础。此为信赖保护原则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信赖基础，信赖保护自然就无从谈起。所谓信赖基础，就是足以使行政相对人产生信赖的事实和行为。通说认为构成信赖保护原则之基础是行政主体在履行职务活动时所产生的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总之，无论是抽象行政行为还是具体行政行为，都要求其具有国家权力外观，具有“法的外貌”。此外，作为信赖基础的行政行为应当是有效成立的且为相对人所知晓的行政行为，无效的行政行为自始无效，自始就不存在，当然就不会产生信赖利益；如果相对人从始至终不知道该行政行为的存在，就不会根据该行政行为做出自己的安排，自然也不会产生信赖利益。2.信赖表现。所谓信赖表现是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政府及公权力机关的敬畏和信任，于是产生了合理的预期，根据行政主体所做的行为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此外，信赖基础与信赖表现之间需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公民做出的行为不是基于对于行政主体所做行政行为的信赖，其信赖利益也不会产生。3.信赖值得保护。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其判断基准主要是根据无过错原则，只要是相对人是善意的且没有重大过失，其合法的利益就应该受到保护。不能让因为行政主体的原因导致的瑕疵或者违法的行政行为的后果让没有任何过错的相对人来承担，否则有违公平的原则理念。（三）信赖保护的方式。“无救济则无权利，”一般来说，信赖保护大致有两种类型的保护方式，一是实体性保护，这是大陆法系国家目前所采用的的最普遍的方式，实体保护又分为存续保护和财产保护两种方式。二是程序性保护，这是美国英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的方式。1.存续保护，又可称之为维持现状，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其继续存在。存续保护是信赖利益保护最完整最有效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下适用存续保护，需要在撤销原行政行为所欲维护之公共利益与信赖保护之私人利益之间进行衡量比较，如果信赖保护的私人利益明显超过撤销或改变原行政行为所欲维护之公共利益时，这时便不得撤销或改变原行政行为。2.财产保护，是指行政主体一方因为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者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发生改变时，如果不撤销或改变原行政行为就会损害到公共利益，在利益衡量下必须撤销或改变行政行为时，必须给予行政相对人因其信赖利益受到损失合理的财产补偿。财产补偿是比较常用的一种保护方式，但是金钱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行政许可的某种资格利益。3.程序保护。程序保护主要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这与英美法系国家程序法发达是分不开的。程序保护要求赋予行政相对人参与权和请求权，使相对人能够有充分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权利，促使行政机关在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后作出合理的选择。比如，在撤销某一行政许可时，要充分听取相对人的陈诉申辩，必要时以听证的形式作出决定。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的适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信赖利益保护在我国的确立。我国对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研究较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起步较晚，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行政主体一直以来都以公共利益为本位，只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产生冲突时，不管其私人利益是否合法，也不管与欲维护公共利益相比较孰轻孰重，一律以牺牲私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公共利益，这就使得个人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有效推进，政府的管理理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服务型政府正在逐渐形成，对于个体利益的保护也日益加强。著名的1999年“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被认为是中国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源头。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信赖保护原则就做了隐晦的规定。2003年通过的《行政许可法》对于行政信赖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将信赖保护的要求以立法的方式予以法律化、明确化，对推动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国务院于2004年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对信赖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此后，我国关于行政信赖保护的研究在不断地深入，信赖保护的适用也在不断增多。例如“郭翠华诉宿迁市宿城区人事局不依法办理退休手续案”，“李东彩诉玉环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撤案”，“益民公司诉河南省周口市政府行政行为违法案”等等都或多或少体现了信赖保护原则的精神。（二）我国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存在的问题。虽然我国《行政许可法》对信赖保护进行了规定，司法实务中对其也进行了适用，但立法上仅对授益行政行为进行了规定，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进而导致部分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缺乏依据。而且，立法上对于信赖保护的适用条件也不够明确，因为作为信赖基础的行政行为即可能是合法的行政行为，也有可能是违法的行政行为，基于合法行政行为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当然值得保护，基于违法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理论界尚存在争议，我国立法也未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务中对此案件的处理争论颇大。此外，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和衡量标准不清晰，导致了公共利益被大量滥用，行政机关假借公共利益的幌子侵害私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致使信赖保护的适用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三、完善我国行政信赖保护的几点建议

（一）扩大行政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仅《行政许可法》规定了信赖保护的要求，其他行政法律规范鲜有见到，这其实并不符合该项制度的设计初衷和发展趋势，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事实行为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也应纳入到信赖保护适用范围内。比如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相关规定，行政指导等事实行政行为并不属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相对人对于其受到的损害又该如何救济？这时信赖保护原则便会起到作用，弥补这一缺憾。（二）明确信赖保护适用的条件。我国目前尚未明确基于违法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是否适用于信赖保护，导致信赖保护适用上的困难，其实对违法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也反映出了合法行政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之间的冲突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设计信赖保护原则的目的就是规范公权力保护私权利，只要是行政相对人本身善意无过错，其合法预期就应该值得保护，即对相对人进行信赖保护时，应着重于相对人本身是否善意，而不是着眼于行政行为本身是否具有瑕疵。（三）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如何界定公共利益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公共利益受益范围广，所谓的公共利益指的就是社会全体成员所共同享有利益，所以它的主体具有广泛性，即不特定多数人所共同享有的利益，那些貌似公共利益实际上属于少数人或个别集团的利益就不属于公共利益。其次，公共利益是应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全社会成员的根本利益，能够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拥护，能够促进社会的不断发展。此外，由于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立法无法将其全部列出，故而可以采取概括式和正反列举式的方法进行规定，以此来保证在判断公共利益时的准确性。

四、小结

信赖保护原则首先源于私法领域，而后逐渐扩展到公法乃至行政法领域。信赖保护原则的兴起，体现了实质法治观的张扬。二战之后德国首先提出信赖保护原则，之后被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尽管其表现形式存在着这样的或那样的差别，尽管它是以法的一般原则的身份出现，但大多数国家纷纷将其成文化、法律化，将其纳入本国行政法律规范之中，这是实质法治的体现。在目前世界普遍要求加强人权保障的背景下，信赖保护原则的兴起便适应了这一发展大势。保护公民基于正当合理的信赖所产生的利益，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石。信赖保护原则的产生，对于建立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信赖保护原则正可以为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让信赖保护在法治的殿堂中翩翩起舞。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2

[2]应松年.当代行政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

[3]王贵松.行政信赖保护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

[4]马怀德.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信赖保护范文篇6

一、现代税法体系下信赖保护原则缺陷

信赖保护由私法领域类推入公法领域，其涵义通常是指，公民基于对行政机关所作行政行为的信赖，应得到行政机关的保护[①]。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尤以大陆法系国家德国为代表，其立法《行政程序法》中有明确条文加以规定。在英美法系国家也有类似的合法预期保护的规定。我国于2003年颁布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对自己的行为或者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出尔反尔，使信赖保护成为了行政法的一项特别原则。

作为公法的组成部分之一，税收法律体系中的一些条款虽然有税收征纳信赖保护的间接意思表示，但理论冲突和实务缺位表现得较为突出。

㈠理论冲突

针对税收法律关系，一直有“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两种理论。前者以德国法学家奥特•麦雅为代表，把税收法律关系解释为国民对国家课税权的服从关系，特别强调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分配，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强调国家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而后者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尔，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国家作为债权人所具有的优越地位，是税收所具有的公平性与公益性的要求，故国家的税收权力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②]。

虽然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吸引了一部分私法概念，但理论基础仍然建立于“税收权力关系说”之上，把税收的概念定义为“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政治权力，运用法律手段，按照预定标准，向社会成员强制、无偿征收，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③]。在“国家行政主体”强势主体结构下，税收征纳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纳税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而信赖保护原则作为一个由私法外部类推入公法的概念，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提倡遵守“社会契约精神”，强调的是“国家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主体”的平等主体结构，即税收征纳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而存在，税收征纳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相对平等的。

㈡实务缺位

实务缺位是理论冲突在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表现。如《税收征收管理法》在第一章《总则》之后的各个章节中，主要强调了税务机关的管理地位、管理方式方法，而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对税收征纳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保护、客体保护、对象保护未作相应规定。特别是在第五章《法律责任》中，较为突出地反映出一个问题，即：税务机关及其职责人员违法行政行为、错误行政行为、过失行政行为、即或是正确的行政行为，在造成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财产资金被非法占有，正常生产生活受到外来影响的既成事实后，只是采取撤消行政行为、恢复原状、消除影响和处理责任人员的单方做法，而没有结合到信赖保护原则，在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信赖利益大于恢复合法性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维持原有行政行为，维护“善意”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权益，或者是在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撤销、行政行为废止的情况下，给予“善意”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合理补偿、依法赔偿。

上述因素直接产生后果是，不利于从法律层面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保护纳税人因为合理信赖而产生的相应权益，进而不利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如果税收征纳激烈冲突，还会对和谐社会全面构建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完善信赖保护原则思考

在税收法律体系中完善信赖保护原则，首先必须在理论基础上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税收征纳的法律关系，另一个是税法的原则冲突。

㈠理论基础完善

1.明确税收征纳的法律关系。如前所述，“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对税收征纳法律关系有着根本区别的定位，这个定位区别也影响着小到优化纳税服务的方向、大到宏观税制改革的全局，需要权衡利弊，慎重对待。因而，在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时，无论是税务机关，还是纳税人，都应更多地关注税收立法，积极参与税收立法活动，尤其是在目前拟制的《税收基本法》中明确税收征纳法律关系，平衡税收征纳双方权益，使整个税收立法过程建立在一个和谐的环境当中。

2.理清税法的原则冲突。本文所指是税收法定原则（或者称为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有一定冲突。税收法定主义，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税收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④]。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之一，具有根本地位。它与信赖保护原则冲突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税收行政行为必须满足法律要件才能产生法律效力，而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必然有导致税收行政行为偏离税收法定原则的情形。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播电视事业单位广告收入和有线收视费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对广播电视事业单位广告收入和有线电视费收入有关企业所得税进行了免征规定；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规定。以税收法定原则而言，这个部门规章显然不具备产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要件构成；但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基于对国家机关公信力信赖而执行此项税收政策，则应该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并且产生相应税收法律效力。

二是税收法定原则要求依法行政、有错必纠，而适用信赖保护原则就要区分具体情况，不是绝对意义的有错必纠。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接受了税务机关的错误指导，产生了少缴税款行为，按照税收法定原则处理，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的规定，税务机关就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及时征收漏征的税款。而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处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对税务机关的税收指导行为产生了信赖，并且基于这种信赖对税收活动作出了与税收指导行为相适当的安排，如果税务机关重新作出处理决定，会打破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信赖局面，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所以信赖保护原则要求维持税务机关原有的意思表示，保护纳税人的信赖价值。除非有证据证明，税务机关税收指导结果来源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的错误税收信息，或者受到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而作出。

问题明显，但是对税收法律体系进行大规模修订、完善、充实目前而言不是太现实。因此对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笔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虽然冲突，但并非不可协调，可以权宜地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指导，局部、个案协调规范税收行政行为。其理由有三：

一是信赖保护原则要遵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原则，地位的重要性相当于税收法律体系中的“帝王条款”，起到了指导、监督税收法律体系立法、执法的作用，信赖保护原则应当遵从税收保护原则，在其适用上不能损害税收法定原则的根本地位。

二是信赖保护原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正义延伸。税收法定原则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法律的正义性，由于我们税收法律体系还不是很完善，法律救济手段不是很健全，正义保护难免缺位，因此信赖保护原则就表现出明显的以人为本的特点，正义地积极维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正当利益，以保证税收法定原则在具体适用时不会产生非妥当性。

三是两者处理税收法律关系的角度不同。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指导整个税收法律体系，规范所有的税收法律关系，追求整体的法律形式性；而信赖保护原则作为特别原则，主要适用于处理局部、个案的税收法律关系，追求局部、个案的正义妥当性。

㈡完善法律执行

信赖保护原则于税收法律体系产生的法律效力，一般可以导致五种法律后果：税收行政行为无效、税收行政行为撤销、税收行政行为废止、合理补偿和国家赔偿。

1.税收行政行为无效。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特别原则，在其确立以后，税收行政行为如果与此相违背，应当视为无效行政行为，因此不产生法律效力。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请求有权国家机关宣布该行为无效。但是，如果宣布该行为无效导致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损失远大于恢复以前状态得到的利益，并且这种恢复并非确实必须，也可以维持该“善意”行为的连续性直至完成。

2.税收行政行为撤销。税收行政行为在主体、内容、程序三个方面有不合法，应当依法给予撤销；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之前已经发生，并且当时符合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的条件，但是现在不适合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也应当给予撤销，“不适当也是撤销行政行为的条件之一”。但是，如果该行为撤销导致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损失远大于撤销以后得到的公共利益，并且这种撤销并非确实必须，也可以维持该“善意”行为的连续性直至完成。

3.税收行政行为废止。在信赖保护原则确立之前已经发生的税收行政行为，如其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等同信赖保护原则的相关规定产生根本冲突，该行为应当废止。

4.无效、撤销、废止税收行政行为的合理补偿。税收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和废止，即使没有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财产、正常生产生活等造成直接的损失，只要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财产资金进行过占有、对其正常的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也应当给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合理适度的补偿。

5.无效、撤销、废止税收行政行为的国家赔偿。税收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和废止，如果已经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财产、正常生产生活等造成了直接的损失，应当给予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赔偿。其中，有人认为因为税收行政行为废止，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但笔者认为，只要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是“善意”的，除非有证据证明维持其废止税收行政行为会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不然可以维持其废止税收行政行为直至终止；即使不能维持，也应当给予其损失赔偿。

总而言之，信赖保护原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充分体现了法治人性化的特色，又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对构建和谐税收征纳关系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税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作者：黄河舟杨凌云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国税局兴安县地方税务局）

[①]应松年《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之现状》，载于2002年9月2日《法制日报》第3版。

[②]资料引自翟继光《税收法律关系研究》，《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第2卷第2期。

信赖保护范文篇7

●行政许可法草案还在立法机关审议之中，其中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是否有所修改以及作了何种修改，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缺失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创新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解说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早期的“不准翻供”原则，二战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法治实践中提到广泛认可和运用。其中德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贯彻最为到位，因而该国又被称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

信赖保护的内涵何在？

德国学者何意志这样概括：“撤销违法行政为必须区分负担性和授益性行政行为，对于违法的负担性行政行为，在其相对人已经不可诉请撤回之后，行政机关仍得全部或一部分撤销之。但对于确认权利或法律利益的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受益人对此行政行为的信赖应受到保护”。何氏还进一步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高于‘法律优先原则’”。

人们日渐注意到，因政府行为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行政决定一旦作出，法律要求相对人对此予以信任和依赖。基于这种信赖因素的存在，法律也理应充分认可并保护相对人基于其信赖所生之利益，禁止政府行为以任何借口任意变更既有行政决定甚至反复无常，哪怕是“有错必纠”也应予以必要的限制。基于这一考虑，行政机关自我纠正错误，主要限于以课以义务为内容的违法行政行为方面，在此领域，即使相对人已逾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令期限，行政机关仍可随时撤销这类违法行政行为；但在授益性行政行为方面，信赖保护原则取代法律优先原则而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对于违法的授益性行政行为，尤其违法原因可归责于行政机关的情况下，应当首先着眼于保护受益相对人权利或者利益，行政机关原则上不得径行撤销。如确实出于明显重大公共利益需要而收回该项权利或者利益，也必须给予受益相对人充分补偿，以免让相对人承担政府自身违法的责任。

简言之，信赖保护原则适用于存在违法授益性行政行为的场合，处理方式以维持现状为原则，以特别事由撤销并予以充分补偿为例外，以体现特定领域侧重保护私益的要求。

信赖保护原则的形成，既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的需要，也是民主与法治相互渗透交融的结果。通过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理性平衡，促进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反观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与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尚有相当大的差距。

比如，某著名景点的政府部门一度违法审批大量违章建筑，直至有关国际组织出面交涉，行政机关又一纸命令拆除了这些早就发了“准生证”的建筑，业主损失惨重。又如，每当某一行政管理领域违法现象猖獗、社会反响强烈的关头，政府就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整治”运动。

在此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相对人，不论是否已经获得有关部门的行政许可，也不论是违法还是守法，要么全部重审核发证，要么一律予以取缔。政策制度可以朝令夕改，具体行政行为当然也没有多少信赖可言，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严重损害。长此以往，不仅行政法治的目标难以实现，社会公众也会丧失基本的安全感。

行政许可立法体现信赖保护原则的模式选择

行政许可属于授益性行政行为，理应受信赖保护原则的约束。在对待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时，显然应当以一般不撤销为原则，以因公共利益特别需要而个别撤销为例外。笔者无从得知行政复议法草案有关条文的具体内容，但是，如果仅仅是以一般撤销为原则，以避免公共利益重大危害或者私益重大损害而不撤销为例外，尚不能说已经真正贯彻了信赖保护原则。这样一种以撤销为原则、以不撤销为例外的规定，与其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赖保护原则，还不如说重在承继传统的有错必纠观念，因为信赖保护原则侧重于私益的保护，而有错必纠观念与以往的法律优先原则一样，强调的是无条件地维护公共利益。

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历史背景的国家，如果过于绝对地强调公共利益，必将导致对个人利益的某种漠视。

按照这个思路构筑行政许可制度，就可能使本来完全合乎获得行政许可条件的相对人，仅仅因为行政机关一方的违法行为而导致行政许可决定的瑕疵，也将“依法”面临一律予以撤销的命运，而相对人如若企望保留现在权益，只能被迫走上重新申请行政许可这条狭路。

信赖保护范文篇8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有关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安全性、稳定性、秩序性，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这就进一步要求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以诚信为本，讲实话、办实事，遵守信用。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决定了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

广义的信用是指社会主体之间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它既是私人交往的起码准则，也当然应是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准则。“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政府不能保护公民正当的信赖利益，公民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交易中就会层层防范，交易成本就会激增，经济效率很难提高。信用可以视为一切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立足点和归宿。可以这样说，信用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经济制度就贯彻到什么程度，法治就进行到什么程度，体制的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信用缺失不仅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存在着失信行为，而且在政府及执法者中也存在着信用低落现象。信用缺失，尤其是政府信用缺失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也使广大公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障碍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而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所以，当前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应把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建诚信政府放在首要位置。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建设诚信政府的一项有力举措。

二、行政信赖保护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

行政信赖保护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和宪法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等。

就其涵义而言，行政信赖保护是指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基于保护人民正当权益的考虑，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可预期的行为、承诺、规则、惯例、状态等因素，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时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补救安排。

行政信赖保护要求政府守承诺讲诚信，禁止政府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如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变更行政行为而损害人民利益时，应当予以赔偿或合理补偿。其目的是为私人对国家的信赖提供一定形式和程序的保护，即保障私人的既得权并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行政信赖保护在行政领域的运用可以增强行政机关的责任感，通过明确的责任承担机制来约束和监督行政行为，使得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行为时不得不三思而后行，由此起到事先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行为随意性的效果。它适用于行政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兼具实体和程序价值，对羁束行为与裁量行为都具有规范作用，尤其对行政裁量行为有着不可替代的控制功能。因此，行政信赖保护是化解政府执政“合法性危机”的良药，也是维护政府公信力的最重要的保证，它由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又反过来指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可以说，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是专门针对政府信用问题的，是防止政府失信的有力武器。简言之，行政信赖保护的最直接功能是打造诚信政府。

三、我国行政信赖保护的立法现状与问题

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推动下，体现现代实质意义的“法治”精神的信赖保护原则已经逐步在我国立法上予以体现。199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涉及信赖保护问题；2004年3月14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被理论界视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规范上确立的宪法依据；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颁发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将“诚实守信”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之一明确规定下来；2004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提出了信赖保护原则。该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废止，或者准许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然而，拿真正的信赖保护制度进行对照，我国的行政信赖保护还有许多缺憾。

1.观念上漠视个人利益的保护

长期以来，由于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国家利益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起，社会成员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整体利益之外的个人利益。有意或无意间以牺牲个人利益来保全整体利益。目前，这种漠视个人利益的思想在我国政府及其官员中仍一定程度的存在。

2.立法缺失，适用范围有限

我国目前单行行政法中唯一引入信赖保护原则的是《行政许可法》。虽然该法第8条作出了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生效的行政许可，如撤销或变更应补偿等规定，但这种规定只是泛泛而谈，何为公共利益？实践中具体如何补偿，受害人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主张权利的时效，补偿限额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操作困难，公民的合法权利很难得到实际保障。而其他重要的法律法规尚未规定信赖保护原则，行政程序法尚处在起草建议阶段，信赖保护的适用范围还很有限。

3.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缺失

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法上主要体现为对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设置必要的限制，然而，我国立法并没有严格区分无效行政行为和可撤销行政行为，实践中可撤销行政行为范围极其宽泛。在机械的依法行政观念的支配下，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基本上采自由主义，结果是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政府的公信力无法得到提升。

4.行政补偿和国家赔偿制度不完善

有损害必有补偿或赔偿，这是法治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承诺。然而，就补偿而言，目前，在立法上我国有关行政补偿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各个单行法中，而且过于笼统，补偿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缺乏统一性。在实际操作中，补偿不公、补偿不到位甚至应补不补的情况比比皆是;而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更是因为赔偿范围过窄，赔偿标准过低、赔偿条件程序过于苛刻，“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被人们戏称为“国家不赔法”。

5.监督救济制度缺失

一方面，立法的缺失，使得司法机关对信赖利益进行司法救济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无法可依的局面；另一方面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规章及以下的行政规范排除在复议和司法审查范围之外，不能对行政行为的随意改变形成全面有效的司法监督和制约，公民因上述行政行为的改变而使信赖利益受到损害也难以寻求法律救济。

四、建立完善我国行政信赖保护制度的构想

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最大的危害是行政权力的滥用，在公法领域引进私法的诚信原则，建立行政信赖保护保护制度，制约行政权的运行，是一个必然选择。在此，笔者对信赖保护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初步的构想。

1.树立诚信政府的观念，培养“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

这里关键是要使每一个政府官员都能对政府的权力来源和行使规则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依照“社会契约论”理论，政府的每项权力都来自人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政府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诚实守信的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一切国家权力皆来源于人民，它为民所有，更要为民所用。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以人为本”，正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执政理念从“以国家为本”向“以民为本”的转变。

2.加快行政信赖保护的法制化建设

冷观我国现状，目前尚不具备适用信赖保护原则的条件，首先是立法缺失。“我国法官消极主义的作风和司法权孱弱的现状使得寄希望于法官造法，大胆运用原则判案恐怕还需假以时日。”因此，将信赖保护原则写入立法是关键的一步。

(1)制定我国的行政程序法：要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在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明确确立信赖保护原则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拓宽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领域。具体做法可以借鉴德国行政程序法和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就信赖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构成条件、程序等作出原则性的规定。

(2)在各单行行政法中明确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运用和制度:要完善行政许可法中关于行政信赖保护的规定，并在其他相关单行行政法中对行政信赖保护加以具体规定。

除了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很难会有制定统一法典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信赖保护原则就有被搁置的危险，因此笔者强烈渴望将来的行政程序法中能接纳这一体现法治进步的重要原则。

3.建立完善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

要在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中以信赖保护原则为统率，建立完善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制度。将无效的及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排除在可撤销行政行为之外，科学界定可撤销行政行为的范围。然后仿照大陆法系国家的通常做法，将可撤销行政行为区分为授益、负担及复效的行政行为，针对不同的行为设置不同的制度。行政行为的废止可参照撤销建立制度。

4.完善行政补偿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

为了切实保护公民对行政的信赖利益，必须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关键是要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修改国家赔偿法。并以此为依托，扩大补偿、赔偿的范围；提高补偿、赔偿的标准；完善补偿、赔偿的程序。

5.建立完善监督救济制度

（1)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兼具对行政的监督功能和对公民权益的救济功能。我国目前的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还不能担当这个重任，所以笔者建议适时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做大的修改，将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规章及以下的行政规范都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短时期内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补充。

(2)建立行政判例制度。信赖保护原则属于比较抽象、具有弹性的法律原则，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信赖保护原则的良好适用，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并通过司法判例加以固定化，保证国家法律适用的统一，我国应当予以借鉴。

6.推进政务公开，完善政府责任制度

没有了解，何来信赖？政务公开既是公民参政、议政、监督行政的前提，也是构建政府和公民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因此，要积极推进政务公开，增加行政的透明度，有效监督政府行为，防止其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同时，通过公开，保障公民参政、议政，增加官民之间的了解、沟通和信任，建立现代社会官民之间相互信任的良好合作关系。

当前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关键是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于2007年1月17日由国务院颁布，并已于2008年5月1日开始施行。

政府失信和政府责任制的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建立行政信赖保护，进行政府信用建设，还必须完善政府责任制度。当前特别需要强化政府的政治责任，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在政府工作中出现重大违法、失职、滥用职权等情形时罢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职的责任制度。

笔者最后还要强调，政府不能把信赖保护视为是对社会成员的恩惠，而要明确这是一项必须履行的公法义务。将信赖保护作为论题决不限于介绍该制度本身，而是诚盼借此推动整个行政法治体制的革新，经济的发展。

[摘要]政府信用缺失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建设诚信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项有力举措。

[关键词]市场经济信赖保护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1]余灵灵:哈贝马斯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86-107

[2]潘荣伟:政府诚信一一行政法中的诚信原则[J].法商研究，2003(3):72

[3]肖金明:法治行政的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47-148

信赖保护范文篇9

今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这不仅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因改变行政许可引发的行政补偿、行政赔偿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政许可行为的正当信赖应当予以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或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依法确需改变或撤销，由此给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或致使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补偿或行政赔偿。

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主要体现在《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和第六十九条。该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该条的规定标志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得到了确认。同时，《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对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的行为，规定了“可以撤销”、“应当予以撤销”、“不予撤销”的情形。“可以撤销”的情形包括：一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是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是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是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是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仅限于“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不予撤销”的情形是“依照前两款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另外，依照“可以撤销”的条件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赔偿；依照“应当予以撤销”的条件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限制了政府的行政权，极大地保护了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被许可人权益的保障比过去更有力、更有效。如，对依法取得采矿许可的小煤矿、依法取得营运许可的车辆，如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被许可人取得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撤回小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车辆的营运证，由此对被许可人造成财产损失的，作出撤回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信赖保护范文篇10

然而，我们在概念术语的使用上却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比如，信赖保护、正当期望、正当期待、合法预期、合法期待、正当预期、合理期待，等等，[2]不一而足。可以说，很少有概念被搞得这么纷繁复杂，真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感。当然，这对于学术争鸣不无好处，但是，对于我们建立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的话语语境和对话平台却是有害而无益。本文拟对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概念用法——“政府信赖保护”、“正当期望”和“合法预期”进行分析，试图澄清一些认识，以期有助于我国相关制度的建设。

政府信赖保护是发源于德国法的一个术语、原则与制度，其与德国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撤销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在行政行为的确定力、拘束力基础上会产生相对人对政府的一种信赖，当行政行为被撤销时，可能就会产生对这种信赖关系的法律保护问题。也许是传统上与德国法的制度继受渊源关系，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多使用这个概念。

从目前的很多行政法教科书和论文、著作看，采用“信赖保护”概念的频率比较高，该概念似乎已被行政法学界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我却不赞成引入德国法上的政府信赖保护。我的理由有二：

首先，与行政行为撤销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信赖保护制度，对行政诉讼已有的权利保护来讲，没有多大的制度突破，而且保护范围嫌小。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8条实际上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引入信赖保护的。其实，在我看来，这不算是引进了我们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合法预期制度，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已经得到较为妥善的保护。因为行政许可发放之后，基于行政行为的确定力和拘束力，相对人自然可以确信：只要其不违法，许可期限未届满，政府就不能随便撤销或者收回已颁发的许可。只要政府撤销或者撤回，不管是否违法，被许可人依据《行政诉讼法》第11条规定都有权寻求行政救济。[3]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许可法》第8条并没有多大的制度创新。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只是在“（政府合法撤回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确认了行政补偿制度，但却没有给出补偿的标准等关键性规定；而且从合法预期的保护方式来衡量，补偿（赔偿）只是最消极的一种保护方法，根本没有缆括所有的保护方式（比如程序、实体的保护）。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并不为第8条而鼓与呼。

而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推行的合法预期制度（legitimateexpectation）可以对政府的行政指导、行政政策、对社会承诺等都发生约束作用。这些恰好是当前我们制度建设中所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大量的案例显示出，现有行政诉讼制度在救济方面的缺失必须用类似这样的制度来弥补，否则对公民权益的保障是极其不利的。

其次，欧共体已经确立了合法预期制度为基本的法律秩序，在欧共体法的英文文献中涉及到这方面的制度时使用的都是“legitimateexpectation”。而且，欧盟正在推行制定统一的法律和建立统一的法院。德国作为欧共体最重要的成员国之一，其法律制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会迎合这样的发展趋势。沃尔夫、巴霍夫和施托贝尔也指出，“从超国家的欧共体法和德国参与欧洲联盟的进程看，行政法学应当积极推动‘欧洲行政法学’和‘行政法共同体’的立法、司法、研究和学习，从而推动统一协调的欧洲行政法制度的建立。”[4]因此，德国信赖保护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还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那么，对于正在着手构建相关制度的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引入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普通法国家所沿用的、为欧共体成员国也熟知的legitimateexpectation概念呢？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直截了当地选择一个国际通行的术语，建立一个与国际交流更为便捷、通畅的学术对话平台呢？

建议引进普通法国家的“legitimateexpectation”的学者中，在中文翻译上却出现了争执。马怀德、李洪雷在翻译英国牛津大学Craig教授的一篇重要论文“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P.P.Craig，“LegitimateExpectations：AConceptualAnalysis”（1992）108TheLawQuarterlyReview）时，将其译成“正当期望”。而我却始终认为应该翻成“合法预期”，[5]张兴祥博士的博士论文也采用了我的译法。[6]至于expectation译成“期望”、“期待”还是“预期”都无关宏旨，这只是语言选择上的个人偏好。我们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legitimate到底应翻译成“合法”还是“正当”？这实际上又牵涉到我们对该制度核心问题的理解上：legitimate到底是“合法”还是“正当”的，才能受到法院的保护？

在legitimate（orlegitimacy）如何译成中文上，就有过争论。在词典上查到的legitimate，可以翻成“合法的”、“合理的”、“依法的”、“正统的”、“遵照法律的”、“真正的”等等意思。林硫生先生曾提议把legality译作合法性，把legitimacy译作正当性（199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关于韦伯的讲演）。可是，高丙中先生则异议道，汉语的“正当”比较接近just，justness，justification，并不能表达legitimacy在词根上与“法”的联系。[7]在我看来，仅仅从上述争议之中，我们似乎还无法得到充分的、让人十分信服的说法。类似的争议还可能继续持续下去，而似乎没有一个尽头。

因此，我在这里关心的还不仅仅是词义如何翻译才算精当，我更关注的是其所体现的一种制度，尤其是其实际运行的状况，从中才能真正体察出、判断出选词的“信、达、雅”来。

Schonberg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论述，他说：“当有理性的人在一定情境下通过不懈努力就能够获得的，这种预期就算是合理的；而当法律制度确认了这种合理性，并赋予了程序上的、实体上的或者赔偿上的法律（保护）后果时，这种预期才是合法的。”（Anexpectationisreasonableifareasonablepersonactingwithdiligencewouldholditintherelevantcircumstances.Anexpectationislegitimateifthelegalsystemacknowledgesitsreasonablenessandattributeprocedural，substantiveorcompensatorylegalconsequencestoit.）[8]也就是说，这种预期不仅应当是合理的（reasonable），还必须是合法的（lawful）。光是合理的，不见得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和保护。

这里所说的“合法”，是指这种预期的利益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由于在欧共体，合法预期保护是一项基本的法律制度和原则，是“保护公民的欧共体法律秩序的诸多上位法之一”（oneofthesuperiorrulesoftheCommunitylegalorderfor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9]所以，当西方学者谈它是合法的（lawful），就不存在任何争议。

在我国，正在草拟之中的《行政程序法》有将合法预期（或者信赖保护）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的动向，但目前这项制度迄今为止还没有完全上升到法律原则，所以，在缺乏制度法支撑的情况下，有的同志在理解“合法”预期问题上就可能存在着某种困难、会吹毛求疵。但仔细去思考，强调预期的合法性，实际上是和《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合法权益”一脉相承，[10]强调的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必要性。而把legitimate翻译成“正当”，尽管从英文字典上看，也不为错，legitimate的确有“合法的”、“合理的”、“正统的”等诸多涵义，但却无法完满地体现出上述法律保护的意境和要求。

因此，我更加倾向于引入“合法预期”概念，而不是“信赖保护”；在翻译上也最好能够统一译为“合法预期”，而不是“正当期望”（或者“正当期待”）。

「注释」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1]《行政许可法》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2]据张兴祥博士考察，legitimateexpectation一词的中文译名分别有“合法期待”（马怀德：“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于《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张越：《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合法预期”（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正当预期”（莫于川：“论行政指导的立法约束”，载于《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正当期望”（「英」克雷格著：“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马怀德、李洪雷译，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正当期待”（胡建淼：《论公法原则》第22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参见，张兴祥：《论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答辩）。

[3]因为《行政诉讼法》第2条采取的是主观条件说，只要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都可以诉诸法院。至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则是由法院判断的问题，不影响原告资格的成立。

[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和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页。

[5]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余凌云：《行政自由裁量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258页。

[6]张兴祥：《论行政法上的合法预期保护原则》（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答辩）。

[7]参见，高丙中：“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8]Cf.SorenJ.Schonberg，LegitimateExpectationsin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