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内容范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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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还是愿意追随巨人走出来的道路，即使这条路哪里稍有偏差。巨人的眼界高而广，只要我们不限于亦步亦趋，那么在巨人所领的方向上，我们多半会发现奇美的景观。侏儒看不出三步之外，即使他没走错路，也不会把我们引到哪儿。所以，我们还是愿意在前贤指引的方向上稍事摸索，在艺术和感人之间稍事停留。

我们经常受到感动。大到青年人为理想捐躯，小到母亲的眼光，快乐或忧伤。

你的行为举止感动我，因为我和你怀有共同的关切。你勇敢临阵，我受到感动。我们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生死相托。如果我根本反对这场战争，原被强迫入伍，我可能觉得像你那样子冲锋陷阵，简直傻冒。当然，即使这样，我仍然可能被你的勇敢感动。我的感动来自另一层次上的共同关切，超出这场战争之外。有人说，有一些行为品质，如勇敢和诚实，具有超越一切实际关切的价值，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都会为之感动。这里的争论也许只是字面上的，因为在我看，‘关切’这个词指的总是实际切身之事。‘祖国’这个观念可以十分抽象，但它也会成为非常实际的关切，实际到让人舍家撇业，更不说工资奖金这些实际关切了。唯因为它可以是非常实际的，人们才能没事儿拿它来空谈。关切总是以它有多实际来衡量的。对超越性质的价值的关切也一样。

感人不仅基于共同关切，而且它也增益和培育共同关切。我本来不大关心邻人。但我碰到难处，你总伸出援手，久而久之，我培育起了帮助邻人的热心。

英勇和善良感人，讲述英勇和善良也可以感人。你从激战之处来，目睹英勇行动，激动不已，迫不及待地讲给我们听。你讲述的事情感人。甚至讲述本身也感人。不在于你讲得艺术。差不多正好相反：我们不在乎你由于激动而没有把要讲的事情讲得足够清楚。你身处英勇战斗的环围，从而具有感人的力量。你作为事中人感动我们。

事过之后，你平静下来，原原本本把英勇行动讲给远离现场的我们听。你不再是感人场景的一部分，感人力量端来自所讲述的事情。非必激动不已才能感人。你刚刚离开英勇献身的战士，讲得声泪俱下。事隔多年，你经常讲到这番英勇事迹，每次都声泪俱下语无伦次，不是有点奇怪吗？让我们感动的方式有无数种，但它必须是‘自然的’。只有已经变得矫揉造作的灵魂才会被矫揉造作的方式‘感动’。

你自己并不富裕却解囊帮助另一个穷人，会感动我们。感动我们的是你的真实关切，对那个穷人的关切。若我们得知你这样作，目的就在感动我们，我们的感动会大打折扣，我们可能根本不感动，我们可能反而生出反感。你的善良感动我们。但你不是为了感动我们才善良。只有自身具有真实关切的行为，才可能感动我们。

意在感动我们的行为不再感人。一个人怎么会平白无故要感动我们呢？除非他别有所图。如果你确切了解到，我经常帮助你的孩子，目的是要感动你，从你那里谋取一个职位，你当然不会感动。因为这里没有对孩子的真实关切。我想谋取职位，而这不是你我的共同关切，最多我们会在这一点上互相利用。

有人可能会说，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帮助孩子这个事实并没有变。不然。我们从来不孤立地看待一种行为。我们说到‘目的’，也不指行为者的心理活动，而指他的这个行动和其它行为举止的联系。

感人的行为不可以意在感人。然而，讲述英雄的故事，目的总是感动我们吧？出于这个目的，讲述者使用艺术手法，有所增删有所虚构。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动。技术和艺术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目的不同。为了感动人服务的技术就是艺术。

只有在贬义上，感人才会成为目的。艺术也是人的行为，它从哪里获取特权？意在动人的艺术不再动人。这个根本之点当然不会逃过托尔斯泰的眼睛：‘观众、读者和听众一旦感觉到作者的写作、歌唱和演奏…是为了他们──为了感受者，…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反感。’[1]

这倒不是说，讲故事的人预料不到我们会被感动。我抽烟，并且知道抽烟会引起咳嗽，但我仍然不是为了咳嗽才抽烟。你帮助我，你知道我会感谢你，从这里却推论不出，你一定为了我会感谢才帮助我。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被目的领着走，而被爱护、关心、癖好、恶习推着走。如果我们不曾堕入目的手段的行为本体论，这原是明明白白的。并非任何行为都为目的规定，也非任何有意的行为都为目的规定。感人从来不可能是目的。所谓把感人变成目的，无异于说把感人变成手段，像大多数宣传和广告那样。宣传和广告本来不是什么坏东西。广告可以把所要介绍的产品介绍清楚。但它常常动用感人的手段，于是变成了坏东西。

我们从本性上抗拒感动我们的企图。我们不‘要’被感动，这是我们能被感动的先决条件。为了感动人而作点什么让人厌恶，为了被感动而作点什么一样让人丧气。我们能追求刺激，我们无法追求感动。使我感动和使我受到刺激稍有不同。

真的没有人追求感动吗？难道你不曾见过男女老少要出门去看一场内容悲惨的演出，兴致冲冲备足了手绢。是的，他们准备好了大受感动。是的，人什么都可以追求。渥仑斯基追求卓越，追求安娜。他都失败了。所以葛里高利什么都不追求，他爱他恨他生活他战斗。你也可以不追求安娜而追逐女人。你可以把什么都当作刺激来追求。那还有谁挡得住你追求感动。

我们因为怀有某种目的而行动。我们也因为怀有某种关切而行动。这岂不提示出关切本来就是一个目的吗？

我们有时被领着走，有时被推着走，有时就那么走着。目的在前面引导我们。还在起作用的目的总是未完成的目的。未完成既然是目的的明确规定，就不必再说‘潜在目的’了，除非我们是在一种极为寻常的意义上这样说：别有用心。‘内在目的’也不是一个良好的用语。不过，黑格尔所说的内在目的，的确接近于我们所说的关切、关心，因为他说内在目的无所谓完成不完成，它在，它就完成了。这正好是关切的特点。目的在前面引导我们因而可以是未完成的，冲动在后面推动我们因而可能受阻，而关心就在当前，能做的时候就去做，不能做的时候就惦念。

我当然关心我的目的，关心它的实现，因此也关心实现它的手段。然而我也可以关心他人的目的，他人的作法。我也可以没什么目的却有关心。他关心母亲的墓地，每个月都去打扫。我们设置目的，却不设置关切。关怀生长起来。并非说，关切是盲目的，而只是说，我们不从目的性方面来规定关切。

我可以目的明确，却不明白什么是正确的手段。你我合伙做买卖，目的是要挣钱，有一桩买卖，你想做，我不想做，你证明了做这桩买卖合算，最终把我说服了。你可以有十种办法说服我，没有一种需要感人。

我可能没有明确的目的，而你说服我设置一项目的。其实，你劝说我同意做的那桩买卖，说是手段还是目的，本来只是角度不同。为目的而设置手段，这个手段本身又需要手段，于是它成了目的。人们骄傲地宣称这里有一种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而且在这种辩证法里苦苦寻找人生的‘最终目的’。

理由可以打动我，但不能感动我。你基于我的既有利益使我改变了计划，但你并没有改变我的关切。只有通过感动才会改变爱与恨，关心与冷漠。感动具有深度。这话的意思是：只有打到深处的，我们才称之为‘感动’。同理，关切处在深处。只有受到感动，才可能转变关切，才可能生长出新的关切。你的英勇感动了我，增进了我对我们共同事业的忠诚，增进了我对你的敬佩，增进了我对某项事业和某些人的关切。胆小的变得勇敢了，新的热情生长出来。说服改变了我们所挑选的东西，感动改变我们本身。

感动一定会改变我们吗？詹姆士说到，太太小姐听了歌剧，为穷苦人眼泪汪汪，出门碰上要饭的，赶紧拿手绢捂了鼻子，登上奔驰车扬长而去。我们打哈歉是因为困倦，但我不困倦也可以打哈歉。我们握紧拳头，是准备狠狠一击，但我根本没打算出击也可以晃拳头。太太小姐不改变什么，但受到感动，在包厢里流眼泪。她伪装感动吗？伪装总是装给别人看的。但她深夜里独宿闺房，读《苦儿流浪记》读得泪流满面。伪装只是不真实的一种。由于这种形式比较简单，我们会经常用它作范式来说明不真实。虚伪非必装给别人看，它可以在血管里流动。有人流泪，既不是伪装，却也不曾真被感动，这我们见得多了，简简单单说那人爱哭。也许我们该说感而不动。只不过，感本来含有动，所以感而不动，就不该说是真有所感。我们也许可以界定某种‘纯粹的心理感受’，像个小小的黑洞，只受不出。只不过须记住，感动并不是由纯粹的心理感受加上行动合成的。因感而动是常态，纯粹的心理感受是感动的一种残缺形式。在当代的都市生活中，我们深怀关切的事情那么少，制造感动的动机又那么丰富，乃至于感而不动成了常态。假使语词没有历史，我们简直就要说，卡拉OK里的歌词才是真正‘感人’的，而那些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事情，倒是感人的一种变式，是在纯粹感情之外又加上了点见诸行为的变动。

你爱小动物，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你是个慈爱的父亲。你迷莫扎特，我有相当的把握认为你不是个刽子手。然而，我只能有相当把握，我不能断定。一个儒雅的日本将军从百般抚爱的小孙子身边转过身来，向下属指示怎样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四个法西斯军官像捕杀耗子一样射击地窖里的犹太人，然后回到宿营地奏起莫扎特的美丽的四重奏。没有哪条定律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这不可置信，这难以置信。这几乎违背逻辑。

我们的各种关怀之间是有联系的。但别一下子断定，我们关心的事情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爱小动物和爱孩子是有某种共同之处。但它们没有必然的联系。‘必然’这个词已经被数理逻辑和力学抢走了。那么，它们该有一种或然的联系啦？它们有很高的正相关系数？竟有人认为模糊数学和概率论表征自然科学终于向人文领域退让了一步。它们是在进一步侵夺心灵的领地。社会科学变得越科学，它的方法论越完善，它就离开心灵越远。

爱护幼儿和屠杀平民互相矛盾。矛盾是对人类心智的挑战，它要求解答，呼唤解决。我们这么说，本来没什么错。然而今天，自然科学──更确切地当然该说‘不自然的’科学──统治了我们的思想的今天，我们怎样聆听这种说法？逻辑不再努力贯通人生的各种基本关怀，它正忙着建立五花八门的符号学。矛盾不再是对健康心智的挑战，它不过是哪个公式里出现了差错。为了深入了解人心的矛盾，我们指望社会学提供更多的统计数据，仿佛四个军官屠杀犹太人之后去演奏莫扎特还不够我们思考。如果不满于社会学所提供的或然联系，我们还有精神分析呢。它会提供具有科学根据的解答，在演奏莫扎特和屠杀犹太人之间建立必然联系。

托尔斯泰明言，科学要求认识的统一，艺术要求感情的统一。是的，正如人类认识不断面对矛盾并努力建立统一，人也始终面对感情和关切的矛盾并努力建设统一的精神世界，只不过在这里，矛盾来得愈加错综复杂，融会贯通愈加艰巨。当然，融会贯通带来的‘快感’就愈加深邃基本。谁面对心灵的矛盾？谁建设精神世界的一统？我们后来称之为‘艺术’的那种人类活动。然而，艺术已经奄奄一息，虽然艺术家还在活动──他们正扛着他们的艺术产品在外国使馆门口游弋。

人生的基本关怀，欢乐与忧愁的统一，爱与爱的矛盾，这是一个久已遗忘的领域。最聪明的头脑都去做股票生意和基因分析了。一个歌颂天真的青年怎么会用斧头砍杀他的妻子，一个性情高傲的女人怎么会流落烟花，没有谁还把这些当作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接受下来。这些不过是些生活琐事，最多让记者们热闹一番而已。我们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却还在研究美学，研究艺术，研究逻辑。

逻辑，从它的高贵出身来看，旨在建立对世界的统一认识。不是靠把不合逻辑的现象砍掉。对矛盾掉头不顾，留下的当然是统一。然而，只有我们不合逻辑的，哪儿有世界不合逻辑的？正是在矛盾的现象面前，逻辑必须扩大自己的眼界，变换自己的视角，让那些隐匿的环节浮现出来，让整个现象呈现原形。

我们建造了数不清的炼油厂，但谁也没有发明过提纯感情的设施。也许有些感情会像油滴那样漂在生活的海面上。但感情愈真实，就愈深愈密地绞缠在责任、生计、欲望的一团乱麻之中。良心和纪律孰先孰后？亲情和博爱是否兼容？自然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奴隶？没有任何推理能够提供解答。我们亟需心灵的逻辑学。它身怀关切来认识，梳理种种关切的盘根错节。一个歌颂天真的诗人向妻子举起斧头是一幅荒谬的图画，画面上一定多出了什么，或缺少些什么。谁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图画？谁来洞见真诚下的虚伪，虚伪中的无奈？谁摆明爱与爱的冲突，并指点出路？谁为心灵的困惑求解？曾经常被称为‘艺术’的人类活动。那岂是心无所系游手好闲之徒所能成就的？这些活动曾召唤科学家的智力，苦行僧的赤诚，探险家的勇敢，隐者的高洁。非此就无能在这个领域里作出成就。这种活动可以取消，但无法替代。你要我们保护自然吗？如果我们不是热爱大自然的人，如果我们不变成热爱大自然的人，我们怎么会保护自然？你可以说服我们，为了更有效地掠夺自然，我们必须放慢掠夺的速度。掠夺者的寿命可能延长了一千年，但他还是掠夺者。一万种理由也无法让我们热爱自然。只有热爱自然的人通过他的行为，只有理解人和自然的深邃联系的人通过他的艺术，能让我们热爱自然。艺术曾经充满理解，远不是低能儿特有的自娱。回头看看我们今天的作品，智性的光华流失殆尽，还剩下什么──一点温馨；噢，有时还有一点吊诡。

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他生活在我们的关切之中。由于天职的敏感，他比我们更不安于各种感情的冲突。他关切得更深更广，也更为统一。

那种被称作‘艺术’的事业，像所有重要的事业一样，要求健全的头脑和人格。那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领域。它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生长出来，并始终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你教我物理。你借助于我关于物体的既有知识，把我引向新的公式，新的答案。你向我指明我真正的利益何在。你不能对我的既有利益一无所知，因为你必须借助某些显而易见的利益才能让我明白某些我不明白的利益其实是我的利益。以一种可以类比的方式，你可以把我引导到某种感情──从我已经具有的感情和关切出发，通过我所能承认的方式。艺术从寻常之事出发，感动不期而至，我们因感而动，进入从前对我们陌生的感情。

我们熟悉的世界和陌生骇异的世界接壤。能够找到通向陌生世界的道路，需要智性。能够踏上这条道路，需要勇气。震撼人心的艺术背靠常情，展现出骇异的景象。平庸的作品从常情到常情，一团温馨，无所触动。这样的作品，容易得到公认，容易流行，但不会被人记取，原是当然之事。

非必激动不已才是关切，非必大声疾呼才见真情。鏖战正酣，将军却仍然冷静，这不表明他较少关切。心怀深切关怀的人不见得一脸严肃，或者镇日愁眉苦脸。出于关切，可能讲得声泪俱下。出于关切，也可能娓娓道来。在峡谷激腾，在平原缓荡。已经到了平原，还激腾不已，不是很奇怪吗？

这是老生常谈。谁不爱说自己的艺术是真实感情的自然表达？

表现和表达可以是有意的。该同志一向争取入党，表现积极。表达也可以是无意的吗？我们说，落泪是悲伤的表达。那是我们说。落泪人却不表达什么。谁通过流泪表达？谁流泪流给别人看？敏感的诗人大为警惕。他说，我不为读者写作，我为我自己写诗。你不知道诗发表在诗刊上，会有人读到？你不曾希望有人读到它？当着人，你却尽量不流泪。的确，有时候你竟当着人流出泪来。你可能顾不得是否被人看见，但你肯定不曾希望被人看见。眼泪若不是挤出来的，它就不在意它表现了什么，怎样表现。诗人，你真的也不在意吗？你的诗歌像眼泪那样流出来吗？不是为了要让人看，你才完成自己的诗歌吗？是的。

我们对‘自然的表达’已经疑问重重，而‘真实的感情’同样游移不定。你既有高尚的感情又有低贱的感情。如果你单挑高尚的表达给我们看，是否有点不真实？很好，我把我低贱的也拿出来给你们看。且不说你可能没有那份勇气，就说你有，那算什么勇气？那些低贱的东西，留着自己享用还不够，谁希罕看？

归根到底，你的感情，高尚也罢，低贱也罢，干我们什么事？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喜欢谈论自己的程度，大致和他的无聊程度成正比。还没见到警察和大夫，干吗要谈论自己的借条、床上习惯、写作习惯，自己的失眠和痔疮？艺术怎么就给了我们特权，可以让絮絮不休地谈论自己的感情成了美好事业？流露出来的感情也许会动人，成心把自己的感情表现给别人看，不是只能惹人厌恶吗？当然，惹人厌恶也挡不住暴露癖把自己的感情表现给人看，否则怎么还有惹人厌恶的人呢？不仅如此，这种表现自有市场。因为有人专好窥人隐私，因为我们多多少少都爱窥人隐私。但这些精神病学上的案例，和艺术有什么相干？古典时期，即使自传也只限于心灵的共同关切。今天，诗歌、小说、绘画、散文竞相成为表现，进入了兜卖隐私和收购隐私的市场，这不过表明，从晚期浪漫主义到今天的市场经济，所谓艺术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幸亏我们还有一点感想化的艺术，感想化的学术，在把隐私打扫出来兜卖之前尚在徘徊。

“自然的表达真实的感情”这话并不错。但一个理解力低下的时代，只把随地大小便理解为自然的，只把我自己的东西理解为真实的。这种理解让不入流的才子横行霸市，让诚实的艺术家不知所措。他们只好悲叹艺术没有标准，甚至迂尊附和那类论调。他们甚至不敢想一想，我的不一定真实，随地大小便也不一定自然。

创作之际心里有没有读者，要不要有读者？如果这话问的是艺术家的心理活动，我们对这个问题就毫无兴趣。我们谁会关心芬奇在落下画笔的时候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有在特定情况下出于特定的目的我们才会琢磨作者的心理。

也许作者潜在地想到了读者？思路仍然指错了方向。读者不是守在前头等待读到作品的一群，等待作者去讨好他们的一群，而是站在后面支持作者的动力。作者从时代汲取灵感。他并不面对读者，而是生活在读者之中，分享他们的关切、感情、逻辑。他向时代关怀的深处多走一步，即使得不到时代的反响，他也仍然属于时代，为他的时代创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希金告诫：诗人，请不要关注群众的好恶。

诗不是眼泪，诗人知道有人读到他的作品，诗人关心他表达什么，怎样表达。所以他通过时代可以接受的方式──当然这也是他真实了解的唯一方式──表达时代的共同关切。知道有人看而仍然作，并非弄虚作假。明知有人看却装作自言自语，那才是弄虚作假。

托尔斯泰为艺术总结了三条标准：独特、清晰、真挚[2]。这是形式方面的标准。从内容方面说，艺术传达‘前人所体验过以及现代的优秀和进步人物所体验到的一切感情’[3]。

细加领会，艺术的形式特征只有从内容方面来看才有意义。母亲怀念远隔重洋的儿子，每来一封信，必捧读数过，感动落泪。她终于忍不住把这些信拿给她的二三好友读。她们读到的东西，文不成句，细琐凌乱。她们暗暗希望她不要再让她们受这份洋罪，丢开无礼，捧读无味。

只有那些能够引发共同关切的事情才是艺术的题材。这些事情只有通过对大家都有效的机制才能形成为作品。真挚，就是具有真切的关怀。独特，就是这种关怀虽然从我们既有的关怀中生长出来，却还没有成为共同的关怀。只有这种意义上的独特对艺术具有价值。你对自己腰间的小瘤子情有独钟，喔，独特倒也足够独特了。清晰，就是通过对大家都有效的机制成形。

诗人为谁写作？没这么问的。──眼泪为谁流淌？既不为别人，也不为自己。是的，诗人知道有人读到他的作品。知道有人看，未必有意作给人看。你说话，总是说给别人听，你照样大大方方说就是了，你无须有意说给谁听，也无须因为有谁在场就装腔作势语无伦次。我们从别人的习惯那里学会怎样说话，但我们不必专说别人习惯听到的话。读者教给诗人怎样开始写诗，诗人教给读者怎样读诗。

句里春风自剪裁，溪山一片画图开。诗既不是为自己写的，也不是为别人写的。诗自然涌现。

天文学家要观测一颗彗星，最自然的就是走到望远镜前面。莫扎特在钢琴上弹出生命的快乐和临终的弥撒，就像伏尔加纤夫唱起他们的劳动号子一样自然。对我们人类来说，不止生理活动才是自然的。她笑得多么自然──却没有哪种动物会笑。他愤怒地握起拳头，骂将出来──握拳和骂人都是后天习得的。农妇在丰收的田野上歌唱，那是自然，也是艺术。荷马在炉火边吟哦，那是艺术，也是自然。别一提艺术就只想到挂在画廊四壁标着高价的油彩。那是不是艺术，还有待探讨。一个舞姿，一句隽语，随手编织的花环，却是艺术。一笑复一歌，自然在哪里结束？艺术在哪里开始？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成，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丢勒说，艺术深藏在自然中。这话实在表达了所有伟大艺术家的共同经验。所谓理者，原是玉石的纹路；所谓文者，原是鸟兽的色彩。论理和艺术，到了至极之处，无非是让万物自身的理路和文采现象。艺术家的伟大，因此也无关乎皇室的奖掖，甚至无关乎百万群众来送葬。他像一片春风，所经之处，冰融花放，自己却消逝于无形。荷马，莎士比亚，曹雪芹，科尔乌坷夫，诗人中之最伟大者，只剩下空名，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平事迹，甚至不知是否确有其人，这绝不会是偶然的。就像我们每天都见到听到的艺术，一个舞姿，一句隽语，一曲高歌，没有谁去追索作者为谁。曲方终，人已不见。

我们这些俗物，自然不敢望此高远。即使不至于急功近利，难免还想以真正的艺术家之名传世。这也罢了。可是，还是让我们当心艺术。艺术就像一切最珍贵的品质，稍稍脱离自然的肌体，就立刻变成矫揉造作。一种感情可以自然流露。也可以用矫揉造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吗？我们不“用”艺术。我们生活在耕耘收获晨炊晚钟之中，我们也生活在艺术之中。为孩子准备好过冬的衣服，清扫母亲的墓地，劝说，歌唱，伏在显微镜上，写诗。是的，艺术是一种生活形式，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才可能既是自然的又是艺术的。而且它也必然是艺术的才是自然的，自然的才是艺术的。就像一种思想，必然是真实的才是自然的，自然的才是真切的。

艺术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自然的。因为它是形象，而不是象征。形象的意义就写在形象上，一览无余。形象的意义可深可浅，这只在形象本身塑造得有深有浅。形象不再象征什么，不再有什么隐秘的设置，不再通过神秘的含义来联系具有某种特别信仰的人群。

当然，作品必须通过某种机制成形。所以从悲伤中涌出来的，不是眼泪，而是作品。流泪依赖一种生理机制。作品也通过艺术的机制成形。艺术机制和语言机制一样，唯在传统中定型变化。语言的基本机制只有通过训练才能掌握。感谢传统在这一点上那么明智，它不会把基本机制设计得过于复杂，要我们大半辈子也掌握不了，不给我们留下运用机制的时光。艺术家掌握艺术机制，就像我们这些俗人学说话——我们要学习的只是基本的语言机制，至于话该怎么说，端由要说什么决定。说话人没有义务关心怎样改变语言机制，我好好把要说的话说清楚，语言机制自己知道它会因此产生何种改变。艺术家只学习艺术的基本机制，千奇万态的艺术手法自会应境而生，把太多精力花在艺术上的人，不会成为艺术家。

艺术机制经历生长成形积重的循环。一种艺术形式，只在一个时代允许一大批卓越作品涌现。和姜夔周邦彦相比，苏辛简直不谙音律，然而苏辛却是词坛盛世。艺术机制像所有体制一样，有自增生的倾向。艺术变得越来越精美，所能容忍的感情也越来越精细易折。到了清代，没有哪个进士举人不通文章词赋，没有哪个字不饱含典故，那时写就的文言诗词，却只能从文人雅士的小圈子里汲取关切，其为作品，大致只能由文学专家来欣赏了。广阔深厚的关切，则在白话文或半白话文的作品中成形。

奇尔科廷人的筐子编得很美。我把它当作艺术品买了回来。首先，人家都叫它艺术品，我也的确是在艺术品商店买到它的。其次，它很漂亮，据说，漂亮的东西就是艺术品。我把它摆在蔟新的组合矮柜上，既表明我曾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又表明我具有艺术鉴赏力。它是否含蕴什么关怀，它是否有感人之处，这些和我了不相干。是的，那个辽远的世界和我们这些旅游人了不相干。我想，他们也在生活，也在劳动。我们也劳动，我们在装配线上把同一零件装配到同一机壳的同一位置上面，或在电脑屏幕上紧盯着瞬息万变的股票行情。我们也爱美，我们在时装店里挑选今年夏季的国际流行款式，我们出入音乐厅和美术馆。美和劳动没有什么矛盾，它们只是风马牛不相及罢了。在一个辽远的世界里，橡树荫下，围坐着几个中年妇女，手里不停编织着箩筐，嘴里轻轻唱着。轻唱的旋律通过灵巧的双手编织到箩筐的形状里。他们从早到晚劳动，经常是十分累人的活计。然而，劳动不只累人，其中自有愉悦？编筐人的愉悦，用筐人的愉悦？生活从来不是田园诗，但也很少会是不堪忍受的重负。生活世界有它的方方面面，但它却是同一个世界。艺术沟通这方方面面，所以它不仅宜人，而且带着力量──如果我们不只把氢弹的爆破力称作力量。男人从女人手里接过筐子，转动着，微微一笑。他今天要到远处山里去采集果实，但他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那笑容也许和我在艺术品商店用半价买下这只筐子时的满意笑容不一样？我不知道。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不是艺术品。我们只能遥遥猜想，有一个社会，有一些关怀，他们在关心把筐子卖给旅游者之前，曾关心怎样把筐子编得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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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刻出凹凸起伏形象的一种雕塑，是一种介于圆雕和绘画之间的艺术表现形式。

浮雕的空间构造可以是三维的立体形态，也可以兼备某种平面形态；既可以依附于某种载体，又可相对独立地存在。一般地说来，为适合特定视点的观赏需要或装饰需要，浮雕相对圆雕的突出特征是经形体压缩处理后的二维或平面特性。浮雕与圆雕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相对的平面性与立体性。它的空间形态是介于绘画所具有的二维虚拟空间与圆雕所具有的三维实体空间之间的所谓压缩空间。压缩空间限定了浮雕空间的自由发展，在平面背景的依托下，圆雕的实体感减弱了，而更多地采纳和利用绘画及透视学中的虚拟与错觉来达到表现目的。与圆雕相比，浮雕多按照绘画原则来处理空间和形体关系。但是，在反映审美意象这一中心追求上，浮雕和圆雕是完全一致，不同的手法形式所显示的只是某种外表特征。作为雕塑艺术的种类之一，浮雕首先表现出雕塑艺术的一般特征，即它的审美效果不但诉诸视觉而且涉及触觉。与此同时，它又能很好地发挥绘画艺术在构图、题材和空间处理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圆雕所不能表现的内容和对象，譬如事件和人物的背景与环境、叙事情节的连续与转折、不同时空视角的自由切换、复杂多样事物的穿插和重叠等。平面上的雕凿与塑造，使浮雕可以综合雕塑与绘画的技术优势，保持手法上的多样性和多样化。二维空间中的透视缩减，陪衬主体形象的背景刻画或虚拟，使浮雕的塑造语言比之其它雕塑尤其是圆雕，具有更强的叙事性同时也不失一般雕塑的表现性。

压缩空间的不同程度，形成浮雕的二种基本形态——高浮雕和低浮雕。

高浮雕由于起位较高、较厚，形体压缩程度较小，因此其空间构造和塑造特征更接近于圆雕，甚至部分局部处理完全采用圆雕的处理方式。高浮雕往往利用三维形体的空间起伏或夸张处理，形成浓缩的空间深度感和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浮雕艺术对于形象的塑造具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和魅力。法国巴黎戴高乐广场凯旋门上的著名建筑浮雕《1792年的出发》，是高浮雕的杰作。艺术家将圆雕与浮雕的处理手法加以成功的结合，充分地表现出人物相互叠错、起伏变化的复杂层次关系，给人以强烈的、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感。

浅浮雕起位较低，形体压缩较大，平面感较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绘画形式。它主要不是靠实体性空间来营造空间效果，而更多地利用绘画的描绘手法或透视、错觉等处理方式来造成较抽象的压缩空间，这有利于加强浮雕适合于载体的依附性。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亚述人，大概是最善长于用此手段进行艺术表现的艺术家。在一系列的“亚述人狩猎图”中，他们很好地运用浅浮雕手法，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地表现出充满生气的艺术形象，并以复杂的动势贴切地展现出人物和动物的内在情感。

浮雕空间压缩程度的选择，通常要考虑表现对象的功能、主题、环境位置和光线等因素，其中环境与光线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优秀的雕塑家总能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从而使作品达到良好的视觉效果。

在充分表达审美思想情感的基本创作原则之下，浮雕的不同形态各有艺术品格上的侧重或表现的适应性。一般地说，高浮雕较大的空间深度和较强的可塑性，赋予其情感表达形式以庄重、沉稳、严肃、浑厚的效果和恢弘的气势；浅浮雕则以行云流水般涌动的绘画性线条和多视点切入的平面性构图，传递着轻音乐般的平和情调和抒情诗般的浪漫柔情。

雕塑艺术的发展使圆雕日益强化了它的相对独立性，相比之下，浮雕虽然更多地受制于一种依存关系，即对“平面”或“墙面”的依赖，但其独特的表现特质和丰富的雕塑性造型手段仍是其它艺术形式无法替代的。而且，其审美特性在现代艺术革命的促进下，也日益强化了它的相对独立性。对固定“墙面”的依赖性和适应性，在现代浮雕上已不再象古典浮雕那样显得那么地强烈、拘谨和不可动摇。对现代浮雕而言，作为载体或环境的“墙面”是自由的、可选择的，它因此具有自由发展的广阔空间。

二、浮雕的起源与发展

人类社会存在以来，艺术一直是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原始先民由于对自然现象还无法正确地解释，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他们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自然和神灵的崇拜。随着原始宗教的发展，原始雕塑艺术也作为祭祀信仰、崇拜观念的体现方式或表达形式而得以发展。山洞中的原始岩画和雕刻，最初表露出浮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原始特征。

人类的物质生活，往往影响到精神上的表现。在远古时期，原始人类用颜色和线条来表现狩猎采集生活所接触的自然对象，把它们描绘成平面的绘画，以表达人们对这些事物的关切。当人们发明线刻，意欲以岩石等硬质材料固定和保存这些形象时，最初的浮雕便产生了。随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发现了暗影表现法，逐渐由平面形相的涂绘进到对物象体积的关注。这种关注以及采用各种材料来达到体积表现的造型实践，促进了圆雕最初的发展。

原始时代的岩画、线刻，无论是模拟自然的写实物象或是装饰性的图案，其描写方法或造型模式多大同小异。尼罗河流域及地中海东部，各洞穴中所发现的线刻，其方法皆是先大略勾勒外面的形廓，然后予以着实的描写并刻成线形。随制作工具的发展，浅浮雕性质的岩刻也受到相应的促进。中国北方的原始游牧民族在绵延千里的阴山山脉，留下了大量记载他们生活历史的岩刻（或岩画）。这个地区的岩刻特点是，写实性强，多以牛、马、山羊、鹿、虎、豹等野兽和家畜为题材；原始艺术家们将图形绘于致密光洁的黑石上，后用专门磨出的尖锐硬石刻出图形，成为石刻浮雕艺术的早期表现。

新石器时代，人类发明了陶器。与制陶相关的塑造技术和装饰技术，进一步促进了雕塑形态的发展。除彩绘线画外，不断推进的陶器装饰还发展出具有雕塑感的装饰形式，出现了立体的印纹、划纹、刻纹和堆纹等，甚至出现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陶质圆雕、浮雕或透雕。考古资料表明，与石雕一道构成原始雕塑的丰富面貌的陶塑包括泥塑，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地中海、欧洲中部西部以及中国等广大的文明区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浮雕艺术逐渐走向繁荣。在许多文明古国，为祈求死后永生而修造的陵墓，为祭祀祖先神灵而营建的庙宇，以及为颂扬帝王功业而树立的纪念碑，无不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浮雕这种兼具雕塑的实体性和绘画的叙事性的表现形式，很大程度地适应于古代社会生活和精神取向，它为表现人们想象中的神圣世界或伊甸园般的天国理想，以及记录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提供了有力的方式和广阔的天地。

公元前25世纪，埃及已经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在那里大量的浮雕被用来装饰陵墓、庙宇和纪念碑。埃及人创造性地运用了三种典型姿态（①全部的正面；②绝对的侧面；③俯视的顶面）来塑造浮雕人物形象，努力营造一种静穆、神秘与威严

的气氛。“纳米尔石板”的浮雕风格形式，标志着影响持久的埃及艺术程式的形成。其单纯简练的曲线造型和几何因素，在埃及古王国时期已趋于完善。有力的线性的塑造，使浮雕与题目、铭文的刻划具有相同的意义。在这里，硬直的阴刻线条强调了有精神象征意义的“动势”，而不再局限于再现一个现实化的形象和场面。

西亚的两河流域，孕育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浮雕艺术在两河流域的各个王国中呈现出不同风貌，而亚述王国的浮雕无疑达到了最高峰。亚述浮雕遵循叙事原则，以宏大的构图和细腻的刻画，铭记了国王的伟大功业和历代王国的兴衰荣辱。写实风格的《纳拉姆辛纪功碑》朴素而庄严，其构图巧妙，人物安排得当，对国王、侍从和敌人都作了出色的描绘；对体积感的强调和肌肉的夸张表现，赋予浮雕形式以遒劲而蕴藉的张力。《受伤的牝狮》也是亚述浮雕的代表作，它以生动准确的线条，精妙地把握住感人的瞬间动态，充分显示了亚述艺术家刻划形象、渲染气氛的高度才能。新巴比伦时期的琉璃陶浮雕，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与亚述王国的平面式的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它以高浮雕的形式来塑造形象，然后再施以釉色装饰，这使得造型主体更加生动且具有真实感。新巴比伦的琉璃陶浮雕，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亚述的艺术传统。

希腊古典雕塑是西方雕塑艺术的典范。古希腊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家，建造大规模的神庙是出于对神的崇拜，这些神庙成为浮雕的主要载体。公元前5世纪，进入鼎盛时期的古希腊开始大量地运用浮雕来装点城市和建筑。包括三角楣墙雕刻、浮雕间板和饰带浮雕在内的巴特农神庙上的浮雕艺术，无疑是希腊古典雕刻遗迹中最伟大的作品。楣墙雕刻的高浮雕近乎于圆雕，；占据饰带矩形空间的是为数不少的浮雕间板，它们描绘了勒庇底人和堪陀儿、神祗和巨人、希腊人和阿马戎人的战斗场面。这些显然出自不同学派艺术家之手的浮雕间板，尽管雕刻风格和手法各不相同，但都能将多样丰富的内容巧妙、得体地安排在特定的平面空间中，没有生拼硬凑之嫌。饰带浮雕象间板浮雕一样，沿着建筑向四面伸展，规模宏大。《游行行列的骑手》对透视缩短理解得更为完美，表现技法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如恰当地缩小形象的最远的部分，而凸出的部分却保持高度上的一致；形象之间用相互穿插、依偎、重叠的方法，连续地传达浮雕的深度，以造成人的错觉。这种不断成熟的错觉深度的表现技巧，在珀加蒙的宙斯与雅典娜祭坛浮雕饰带《神祗大战巨人》中发挥到了极致。近似圆雕的高浮雕手法和渐远形体的大小交错排列，最大限度地暗示了空间的深度，整个构图形式则给予观者以强烈的运动感和冲击力。希腊浮雕艺术建立在卓越的写实基础之上，其人物造型结构严谨，解剖准确，表现出希腊人在写实造型方面的高超技巧。希腊人有注重“逻辑”和“求真”的传统，他们的艺术家通过对自然的观察，逐步找到了描写自然的方法。希腊早期的雕塑，衣服通常用凹线来表现，随着求真的发展，这些衣纹变为凸起的造型线，传统的二度空间被三度空间所取代。古希腊浮雕为西方艺术创造了一种美的典范，并在西方艺术史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中国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浮雕艺术以装饰形式在礼仪性器物上获得突出的成就。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周青铜器上的浮雕装饰纹样，它“以怪异形象的雄健线条，深沉凸现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感情、观念和理想。”（李泽厚语）“饕餮”纹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上最有特色的一种浮雕装饰样式。作为平展的兽面纹，它以鼻为中心，向两侧展开，形象十分地图案化，雕塑技法的运用使之在器表的平面上表现出一种浑厚、凝重的立体效果。中国古代浮雕艺术的繁荣，集中体现在汉画像石、画像砖以及魏晋以后佛教造像与陵墓建筑之中。两汉时期为数众多的画像砖，是中国特有的浮雕艺术样式。它把叙事性和表现性统一起来，以生动的情节和传神的塑造，对当时的社会风俗、生产生活场面和神话故事予以形象的描绘。它的造型手法具有写实性，但其构图和空间处理却采用中国绘画的散点透视方法，因此在把握对象方面显示出一种高度的自由。画像砖中最常用的手法和表现形式是“平面浅浮雕”，其一般做法是在印模压印出的凸起却细腻平整的画面上再加刻阴线，勾勒出画像的细部，穿插其中的面和线使造型形象丰富而生动。对中国浮雕艺术而言，作为造型语言的“线”的大量运用，是富有审美表现力和民族气质的特点。除汉画砖外，西汉的石刻艺术如陕西霍去病墓的石雕，也呈现出线性表现的重要特征。在这里，线比立体块面具有更大的灵动性和流动感，通过雕刻线条的运用，浮雕和圆雕结合一体，带给人以巨大的力量感、运动感和扩张感。东汉的墓室石刻艺术，突出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浮雕艺术的基本面貌。尽管它在内容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其雕刻技法或手法却变化较多，或剔地平雕阴刻，或剔地浮雕阳线，十分注重线型的凹凸处理，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和聪慧才智。

在古代印度，最受重视且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是雕塑。浮雕形式成为寺庙雕刻的主要装饰手段。作为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的巴尔胡特宰堵波的围栏浮雕，可谓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以线刻为主的浅浮雕，丰富内容的形象挤满了画面，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充实感和独具匠心的构图处理。密集紧凑的填充式构图和一图数景的连续性构图，一定程度地突破了现实的时空局限，获得了艺术上的表现自由。作为神圣的象征，理想的人体造型为印度和古希腊人所认同，所不同的是，印度人强调人体的肉感，坦诚接受并歌颂肉体的存在。《约克西像》以优美的S形曲线，体现了合乎印度审美规范和艺术程式的标准的女性人体美，象所有代表印度教或佛教信仰的神像一样，该作也表露出惹人注目的性特征。这一切构成并赋予印度浮雕以独特的艺术魅力。

大致上，柬埔寨浮雕艺术比它的印度原型更强调抽象性。偏爱对称而不喜欢有机的线条，造型以近乎几何形的对称为主要特色，这种特质似乎暗示着有别于其它宗教体制的思想信仰上的奥妙与神秘。柬埔寨的浮雕艺术较少印度式的肉体真实感，它似乎更加关注超越尘俗的神圣力量。在东南亚，吴哥浮雕所显示的高超技巧和艺术倾向，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

以墨西哥为中心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早已闻名遐尔，在那里，浮雕以其独特的形式装饰着巨大的神庙建筑。玛雅的装饰性浮雕，将政治变化、宗教事件和日常生活的复杂场景，表现于墙板、楼梯、门楣及方柱。与世界其它地区的古典艺术不同，玛雅文化的这些浮雕作品，有一种方正的块状感和庄重感，加上以剪切手法处理的造型，使玛雅艺术显得十分独特。

佛教艺术的传入给中国的浮雕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石窟造像的兴起为浮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飞天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显示了中国艺术家对外来文化的创造性接受。（图6—23）其飘逸的动势以及极富节奏和韵律感的飘带，体现了中国浮雕以线造型为主的风格。三度空间所特有的体积感、重量感，在这一时期的浮雕上显现出增进表达深度和造就凝重气氛的优势。魏晋的飞天浮雕形式，初步表现出对深度的探索。魏晋浮雕艺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把以往那种近乎于平面的线刻形态，发展成突出主体的丰满浮雕。这里所表露的、出于显示统治者的威严和佛的庄重之需要的对“体量”的兴趣，使天王、力士造像随后大大地繁

荣起来。多置于石窟外壁的力士造型，总处在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中，因此浅浮雕显然不如近乎圆雕的高浮雕装饰更为适合。

在欧洲，与中国秦汉王朝遥相呼应的是强大的罗马帝国。罗马人凭借其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创建了庞大的帝国。作为希腊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他们讲求实际，从希腊文明中取其所好，然后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罗马人的浮雕艺术延续着东方和希腊的古典法则，他们为庆祝胜利高奏凯歌修筑起凯旋门和纪念碑，并使之遍布浮雕饰带。象奥古斯都的《和平祭坛》《图拉真纪念柱》等最富罗马特色的浮雕代表作，对于罗马人来说，无疑充分地满足了他们叙述帝国故事的爱好和热情。为纪念图拉真皇帝的功绩而建造的《图拉真像柱》，柱高27米，1米宽的浮雕饰带围之盘旋23圈，它完整地叙述了图拉真征服达西亚人的战斗故事。雕塑家将希腊艺术几百年来的技法和成就都用在这些战功记事的作品之中，但罗马人为使后人牢记其功德，而强调清楚的叙事和全部细节的准确表现。艺术的性质出现了某种改变，其主要目标已不再是和谐、优美和戏剧性的表现。与纪念柱同样著名的《和平祭坛》，在浮雕的技巧上略有突破。罗马艺术家在处理空间和深度上比希腊古典艺术家有所进步，如祭坛浮雕，他们处理平面化人物背景的柔软性，在技术上更到位些，几乎把后面的人物消失在背景之中的处理手法，将前面的人物浮雕层次托得更高。

公元4世纪至14世纪，基督教的盛行，使欧洲中世纪艺术蒙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在法国，多为建筑装饰的哥特式雕刻，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随宗教观念由“神圣化”向“人性化”的转变，建筑雕饰也由浅浮雕向高浮雕发展，并逐步从墙面上独立出来，促成了新的雕塑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突显于法国沙特尔教学正门上的浮雕，其人像比例适应建筑柱身形状的要求，形体被极度拉长，形成瘦长清秀的风格。裹住柱身的人像浮雕，头部探出柱身，浑圆且真实，它们不再是浅浮雕，而是几乎独立于柱头的高浮雕。这种力图摆脱建筑框架制约的尝试，使以后二、三百年的法国雕刻走向真实的空间和真实的生命。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佛教盛行的中国隋唐，石窟造像的营造和布局，为浮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使这一时期成为继商周、秦汉之后，浮雕艺术空前繁荣的时期。它的最大突破是，变从前的浅平线刻形式为立体而丰满的高浮雕。

中世纪热带非洲的浮雕艺术，可以与世界各国同时代的浮雕艺术相媲美。它们通常以雕花的门窗、浅浮雕和铜质饰板等形式出现。它们对宗教生活保持着某种独立性，不属于崇拜观念的产物或注释。虽不具备建筑特征，可它们与建筑或与王宫和圣殿建筑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镶板》一作，在其中央的一位女性形象，是以近乎圆雕的手法雕刻的，性的特征被突出地加以强调；背板所刻满的几何形纹饰可能代表这样一些象征意义：三角形表示三位一体神，棱形代表女性特征。在这里，尽管意义是具体的，但其符号形式却是抽象的。贝宁的青铜饰板《将军与士兵》，严格遵循对称原则来构图，其变化因素在于装饰纹样的区别。雕塑的主体部分采用近于高浮雕的手法，突出了所要强调的中心人物。饰板上用点、线、面相结合的手法处理的细部装饰，将青铜铸造的精致性予以充分的发挥，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文艺复兴时代，在新的时代精神——人文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一种不同于中世纪表现性艺术的新艺术风尚应运而生，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人生和社会生活，努力将科学、艺术结合起来。雕塑家以理学的明智去认识世界，在肯定希腊、罗马写实雕塑的基础上，注重透视、解剖等科学的艺术研究，促使浮雕艺术日趋发展和繁荣。由吉贝尔蒂所作的佛罗伦萨洗礼堂铜门《天国之门》，运用科学的透视学原理，巧妙地将绘画透视法跟雕塑的主体空间效果相结合，其中背景部分的建筑物几乎是以画家的单一视点透视法来构成的。浮雕下部的人物采用了高浮雕形式，一部分人物的头部甚至被处理为圆雕。这种由高浮雕向浅浮雕过渡的表现形式，被艺术家运用得自然、妥贴和悦目。这一时期，浮雕线性透视技法的发现，使西方浮雕写实技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多那太罗在浮雕《希律王的宴会》中，通过运用绘画性的线性透视方法，对其背景作了引人注目的实验，即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用制造空间深度错觉来取代中世纪绘画或浮雕中的平面装饰效果。这种背景处理方法，成为西方美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色。

16世纪法国在浮雕方面的突出代表首推让·古戎。他的浮雕《无罪的喷泉》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既有古典韵味，又富有人情味。作品中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形象，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思想的冲击，是对人和自然的赞美。

经过文艺复兴运动洗礼的艺术家们，面对前人所创造的伟大成就，不得不试图以形式上的创新去进行超越。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的扩展及资本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西方城市文明的进一步繁荣，促使浮雕艺术在建筑、园林、广场、街道等方面以持续的发展向前推进。

《1792年的出发》是雕塑家吕德为巴黎星形广场凯旋门创作的高浮雕。与凯旋门上的其它三块主题浮雕相比，它显得更为庄严、雄伟。雕塑家巧妙地运用了联想与照应的处理手法，通过一面向前迈进，一面伸手向后召唤的自由女神和蓄鬓男子的动势，让人们自然地感受到跟随其后的人流；由于运用照应手法把人群分上下两层，越发使人感到他们向前的运动是急速有力和真实的，以至造成雕像人物似乎要走出墙面的感觉。《出发》是这一时期法国浪漫主义雕刻的典范之作，采用类似手法的作品还有吕德的学生卡尔波所作的《舞蹈》，它们所表现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不仅善于处理雕塑的动态节奏和起伏变化，而且能很好地适应建筑墙面的整体。这一切突破了古典浮雕稳定而又显死板的格式，使浮雕在有限的空间中具有无限的活力与生机。

19世纪末以来，整个西方世界受工业文明的影响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同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传统的审美价值和观念受到挑战。在变革的形势之下，各种主题的浮雕纷纷脱离所装饰的主体而趋向独立发展，风格形式日趋多样化。

法国雕塑家罗丹，以它卓越的创新意识和实践，启动了雕塑变革的引擎，使他成为西方雕塑艺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界标。罗丹在浮雕领域的天才力作是倾注他毕生精力的《地狱之门》。他几乎下意识地将自己对人物、社会的自我体验和真知灼见反映在了作品中，使其具有深刻的人性和巨大的魅力。《地狱之门》不同于以往的建筑性装饰浮雕。以前类似的浮雕多是按故事情节来构图，分割布局显得有条有理，合乎情节发展的逻辑。而这件作品虽然只表现一个主题，但其构图却是不规整的。它当然包含着精心的构思和布局，但整体看去，一切似乎铺天盖地而来，在门的每一空隙处都雕刻有被打下地狱的人。由于平面上起伏交错的高浮雕和浅浮雕，形成了复杂而变幻莫测的暗影，整个大门显得阴森沉郁，充满运动感，并仿佛响彻着地狱的嘈杂之声。当作品第一次以独立的石膏代替品竖立在巴黎公共广场的时候，竟遭至巴黎美术学院学生们的攻击，以至砸成上百碎片。今天，当人们由衷地欣赏罗丹的作品时，是很难想象作者当年受到怎样的冷遇和指责。但历史最终选择了罗丹，这真是很有嘲讽意味的。

在浮雕领域，罗丹的学生布德尔表现出了比先生更具挑战性的形式探索和实

践。他吸收埃及、印度特别是中世纪哥特式雕塑的装饰特性，强调在浮雕上追求建筑感，注意将建筑中的构成因素运用到浮雕中去。他的浮雕作品总是将背景进行平面的几何化处理，简洁、概括、方直的塑造手法和风格面貌，形成了布德尔雕塑语言独特性。

浮雕在整个20世纪百年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圆雕愈益趋向独立发展的革命性变化，浮雕也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展示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与绘画、圆雕一样，这一时期的浮雕艺术受到众多流派风格的影响，象征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波普艺术等等，在浮雕领域都有所表现。就整体而言，最近一百年间的浮雕艺术呈现二大走向。一种沿着罗丹的路线继续推进，大体属于写实范畴。一批卓有成效、影响广泛的雕塑家活跃其中，如布德尔、马约尔、柯勒惠之，麦尼埃、贾克莫·曼组、奥古斯丁基奇以及稍后时期的乔治·让克洛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氛围中，他们始终坚持作为雕塑传统的体量和具象形式，同时也根据自身的感受和接触到的新思想，进行各有特色的现代风格形式探索。一种则另辟蹊径，背道而驰。这是一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汇集诸多流派或主线的庞大队伍，他们以趋向多元化极端的各种形式探索，在反传统的道路上高歌猛进。高更、马蒂斯、阿尔普等一批雕塑家，于20世纪的初期将绘画上的革新实验引入雕塑领域，为现代浮雕突破传统体量观念的空间拓展迈出了第一步。

回顾世界浮雕艺术的演进过程，可以说浮雕艺术是在继承、借鉴与变革中不断发展的。各个文明区域、各个民族和各个历史时期的艺术家，都对浮雕艺术建设与探索做出过值得记取的贡献，毫无疑问，来自整个人类的所有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都为浮雕艺术的未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浮雕的表现样式与风格类型

（一）浮雕的表现样式

试图对浮雕的样式进行分类，可以说是很困难的。在古今中外的漫漫艺术长河中，浮雕的样式早已呈现出纷繁多样的面貌，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浮雕的内涵和外延更趋宽泛。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已经了解和掌握的资料，从浮雕的从属性、空间性及实用性几个方面，对它的表现样式，作一粗略的划分和梳理。

1、建筑装饰浮雕

建筑装饰浮雕是指依附于建筑，为配合、适应并装饰建筑表面空间而存在的浮雕形式。根据建筑物的功用性及装饰角度和装饰部位不同而又可划分为纪念性、主题性和装饰性三种浮雕类型。

（1）浮雕的创作要适应建筑的需要，同时也应充分展现自己的独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纪念性和主题性浮雕多遵循叙事性构图的原则，并含有指示象征意味。它适应着纪念性建筑深远意义的表达，具有延展建筑精神的作用。它为表达人们某种向往、崇敬、膜拜的情感，以及记录重大事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形式也由古至今，不断被使用和发展。

在雕塑史上，纪念性浮雕在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它常被用在为死后希望得到永生而建造的陵墓中，更被广泛地应用于为祭拜祖先、神灵而建造的庙宇以及为庆祝胜利或举行盛典而建造的纪念碑、纪功柱和其他纪念性建筑上。如古希腊的雅典卫城，罗马、巴黎的凯旋门及纪功柱；还有埃及、亚述神庙前的石门、石柱、方尖碑；还有古代中国龙门、云岗等的石窟造像，以及随处可见的牌坊、华表。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古代文明的这些纪念物，往往将建筑、雕塑、浮雕和绘画综合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现代思潮的影响，传统的纪念性浮雕的面貌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改观，但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里尤其要提到的是，那些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为题材和反映人民社会生活为主题的大型纪念性、主题性浮雕，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和震撼力而为世人注目。例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英雄纪念碑》和《胜利纪念碑》等纪念碑综合体，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另外，在东欧许多国家和中国，由于相当一段时间内积极提倡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鼓舞号召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艺术创作成为表现和宣传这些内容的重要手段，因此纪念性、主题性浮雕艺术便有了丰厚肥沃的土壤。浮雕所具有的叙事性功能的优越性被充分地展示了出来，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不断创新发展。诸如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国的一些代表性作品，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纪念性浮雕等。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落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上的汉白玉浮雕即讴歌了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奋斗牺牲和爱国主义精神，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实主义雕塑的经典之作。

1999年，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全体教员共同参与、创作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群雕》，立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在研究古今中外纪念性雕塑形式的基础上，从本土艺术传统中特别是传统木刻浮雕中，借鉴到能有效解决群雕造型关键点的散点布局结构和压缩叠加的构形方法，以巨大的时空转换和自由性情景性描述的兼容，满足了群雕大跨度、大容量的叙事要求。该系列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充分发挥高浮雕、浅浮雕等不同语言的塑造优势，显得生动而活泼；还通过盘旋流转的造型布局，造成既无主次面之分而又连续不断地有机整体感，让观者在环顾中感到无穷的兴味和深远的空间效果。抗战组塑的突出成就，在于打破了西方化的纪念碑浮雕模式，在借鉴吸收中国传统表现技法的基础上，开创了中国当代纪念性浮雕创作的新领域、新纪元

（2）作为对建筑妆点美化的装饰性浮雕来说，同样更多地依附于建筑主体并因此而存在。装饰性浮雕，一般总是雕刻在某座建筑物的部件或局部的表面，例如门框、窗边、梁柱、墙面、转角等或其它建筑物的表面。巴特农神殿的三角客墙和长浮雕饰带；巴黎凯旋门的浮雕和法国阿尔弗雷德、穰尼埃设计的巴黎现代艺术馆浮雕，都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装饰性浮雕与主题性和纪念性浮雕的区别，主要在题材的处理和意境的表现上。装饰性浮雕一般不重情节描述和叙事性，也不着意于表现重大主题，而更多地是追求抒情性和赏心悦目的形式感，内容形式和装饰部位也相对地自由和活泼。它更强调对装饰对象的依附和烘托，更强调空间形态上的适应性功能，以及对平衡、对称、条理、反复等形式美的规律和装饰艺术语言的运用。20世纪以来，装饰浮雕的风格经历了从简约、抽象到多元繁荣的变化过程，被广泛地运用于城市建筑空间，起到了装饰建筑、美化环境的作用。

2、架上表现性浮雕

架上表现性浮雕是指依赖于建筑而存在，更注重雕塑家个人情感与观念表达的一种浮雕类型，它可作为架上陈列也可独立置放在特定环境中，在空间表现上独立性较强，题材表现也非常广泛，是一种较自由的表现形式。

随着艺术家对雕塑空间探索的不断拓展，浮雕这种形式已不再完全作为建筑装饰附属物而存在，而是开始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展现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魅力，传达着更具独立意义的精神内涵。罗丹的作品是架上的，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家，他打破了传统的封闭、均衡方式的纪念性浮雕的实体和空间概念，预示和启发了现代浮雕对新的空间概念的认识，其意义是深远的。对雕塑空间的重新认识，形成了20世纪以来

浮雕艺术的多元、多种形式并存的态势。浮雕在和圆雕的手法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适应、相互影响中发展。实际上在中国汉代的霍去病墓石刻群像中，已经出现过类似形式。布朗库西的《吻》在技法上就是以浮雕的表现技法赋予了雕塑强大的生命力的表现。浮雕的意义已不再仅仅通过纯浮雕形式而体现。

真正具有独立意义的浮雕更多地存在于个别雕塑家的作品当中，浮雕作为独立的雕塑形式发表使浮雕更能展示其自身的存在价值。立体主义的一批雕塑家如杜桑·维龙利普希茨、亨利·劳伦斯等等都创作了大量的架上表现性浮雕。利普希茨的作品把立体主义绘画的原则运用于雕塑，从比较单纯的几何形体出发，分割并穿插成人形。他尝试着实与虚的颠倒，探索着形体与空间的互相渗透，显示出一种复杂的情绪和个性。劳伦斯的作品受毕加索的影响完成了一系列陶土、青铜、木材与石材的浮雕，其特点是将美丽清雅的色彩融合进低浮雕。色彩对于劳伦斯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许多立体主义雕塑家都探索过色彩，就像立体主义画家追求浮雕和拼贴效果一样。劳伦斯认为色彩对于雕塑的功能，在于消除雕塑上光的变化，使雕塑具有它自身的光泽。

马蒂斯的作品《背·第5号》就象在他的野兽派绘画中一样，统帅其雕塑的是所谓“阿拉伯风”，即一种线条的观念和装饰的观念。4件“背”的作品反映了马蒂斯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倾向和心态的转变，所追求的是平衡、纯洁和宁静境界。

让·阿尔普和本·尼克松的浮雕都属于抽象形态，都被一种坚固形体的限制所支撑，却基于不同的前提。前者是“自由浪漫”的，后者是“古典持重”的。尼可松的《彩绘浮雕》是在蒙德里安的传统中完成的几何抽象；而让·阿尔普的“自由形式”则来自于达达派的艺术信条。阿尔普一直采用新奇的手法创作，并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创作抽象的浅浮雕、抽象拼贴画、着色木质浮雕，创造了一种简单而富有韵味的、具有隐喻和象征性的优美而单纯的形式。

奈薇尔逊的集合艺术风格是独树一帜的。在《天国大教堂》中，他把现成的物体和各种形体的箱子以格状分割排列，组织并堆积成一堵大规模的“浮雕墙”，构成一个抽象图案般的整体效果。旧木作的精细雕琢给作品增加了一种罗可可式的优雅，仿佛是对过去时代的辉煌文明的重新发掘和缅怀。

同样风格的雕塑家还有法国的阿曼，他创作的作品《长期停放》是一个嵌进了60多辆汽车的方体水泥柱。作者没有肢解和破坏对象，而是把完整的旧汽车等物品集合起来，构成一件独立的浮雕作品。

波普艺术家西格尔，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浮雕作品，他表现的对象是人体，但他采用的手法是直接从活人身上翻制，材料是石膏，道具通常是现成品。他有意保留下翻制的痕迹以及石膏的质感和颜色。以期既打破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又保持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他把雕塑当成一种整体环境来考虑，不仅建立起了一种具有波普艺术内容的独特雕塑风格，而且积极地推动波普艺术向环境艺术深入。

现代艺术的发展，促使艺术形式日趋繁荣和丰富。相对独立的浮雕语言和形态的形成，为架上表现性浮雕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功用审美性浮雕

功用审美浮雕是适应、并装饰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一种雕塑形式，它具有实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它通常适应大众审美心理，适合工业和手工业生产，是物质生产与精神表述的综合产物。一般情况下它完全依附于载体，是一种在有规定和有限的空间内进行的艺术创造，但同样也可以表达艺术家个人的审美创造。它是古往今来一直倍受钟爱和重视的浮雕表现样式。

实际上，功用性浮雕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最早的艺术大概都与实用性有关。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民族、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功用性装饰浮雕出现。公元前6千～2千年，这种装饰形式就大量出现在不同造型的陶器表面，在实用器皿的外表和局部，以浮雕的形式表现人物、动物和几何形纹饰。商周时代青铜器的装饰，使浮雕的表现技法在实用审美领域推到了高峰，也使浮雕装饰手段成为各时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公元前4世纪出产于多瑙河流域的《包雷斯银杯》，展示了浮雕手段与锻造技术的独特魅力。埃特鲁里亚时期的赤陶《骑士》，以浮雕的几何化造形图案装饰，构成了一个富于装饰性的整体，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和展现了审美和实用功能的结合。

同样的例子在实用器物方面是数不胜数的。在各国的徽章、硬币、纪念币的设计制作中，浮雕形式显示出它独一无二的作用和意义。这类作品虽尺度不大，空间有限，但题材、内容和形式的表现均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我们通过一些章牌雕塑即可感受到其精致和完美的程度。这类浮雕多考究处理手法，做工精细，铸造精良，具有很好的艺术欣赏和收藏价值。一些现代艺术家从这种形式中得到灵感并大大拓展了其表现空间，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浮雕在实用功能上的表现潜质。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随时展而发展，随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实用审美性浮雕也是如此，它肯定会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不断提高而得到更大的发展。

（二）浮雕的风格类型

大体上，可以对浮雕艺术的风格类型作以下几种划分：

1、具象写实型

这是一种源自欧洲古典传统尤其是古希腊传统的、覆盖古代和现时代的浮雕风格类型。在整个西方艺术史以至20世纪的世界艺术史上，它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早在古希腊时期业已确立的西方雕塑传统，受古典美学思想支配，始终遵循写实主义原则。其美学理论的依据是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它强调客观真理的存在，追求对现实世界的如实反映或客观再现。经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和自然科学的用力发展，古希腊的模仿理论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模仿技能不仅仅是一种反映自然的技艺，更是一种揭示自然真实的科学。相应的写实原则要求艺术家限制个人的想象和主观情绪，以便不偏不倚地、冷静客观地对待自然，从而理性地把握世界的真实性。新古典主义继承了这种写实原则，并把自古希腊以来的追求普遍真理的思想加以片面化，强调用单纯的形式、准确的结构、实在的体量、静穆的风格以及更多取自神话的高贵题材，来表现理想化的社会思想主题，追求普遍与永恒的理性价值。

在总体上，具象写实型浮雕吻合于西方雕塑传统和概念的古典内涵以及相应的要求。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雕塑实践，历史地建立起有关雕塑观全部古典内涵。它大体包括：按几何学方式描述的长、宽、高三维形式架构；具有现实占据性的体积和实在质量的封闭静态实体：形体状态模拟客对观对象的自然结构和视觉特征：以石料、青铜等硬质材料为载体，以社会化、理想化的理念为内涵，种种形式要围绕理性规划的中心构成有机整体：这个整体最终依附于一个更大的具有限定意义的人文空间环境，并与其功用目的保持一致。

雕塑概念的古典内涵构成具象写实型浮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一般地说来，具象写实型浮雕因此所要接受的规范，体现为它针对建构预先规划的中心式雕塑整体和社会化、理想化的理念表现要求，必须以尊为审美标准或原则的写实性塑造手法、合乎主题思想与情节发展逻辑的结构、模拟事物自然特征和状貌的形式、以

及切合建筑载体的功用目的与形态品格的风格来展开自己。显然，这一切意味着对它而言的高度的限制性，它在本质上不能与传统规范相悖，否则就是一种不合格的东西。在现代艺术革命崛起之前，这些限制性甚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首先表现为浮雕对建筑、器物等载体的必然依附。这种作为前提的依附性，决定了作为浮雕本体特征的“平面性”——一种从雕塑角度理解的、依然有别于古典绘画平面的“平面性”。

就上述方面而言，“具象写实”作为类型化的浮雕艺术的规定或限制，其含义远不只是风格学或形态学上的，实际上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正因如此，现代艺术运动中的各种雕塑革命和反叛姿态，都把矛头集中地指向这一类型的浮雕艺术传统。就现代艺术实践的实际情形来看，各种雕塑革命所强调的创新理念以及所取得的创新成果，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对这一类型的原则、旨趣和特征的突破来确立或实现的，无论它们是部分的、有限的突破还是全盘的、彻底的突破。

在这一风格类型范围内，还可以析出一种亚型即“写实变异型”。其特点是：在不触动写实主义理念本质和审美理想的前提下，其风格形式上的变异并没有完全背离常规欣赏习惯、放弃视觉形式的还可以辨识的具象特征。这种变异形态，可以包括属于欧洲古典时代的、相对古希腊典型样式的一些非典型的风格形式；还包括属于20世纪的、相对典型具象写实型的一些非典型的风格形式。

写实主义雕塑传统，在20世纪遭到现代主义的激烈冲击。就现代雕塑的整体格局而言，它失去了以往一统天下的主导地位，仅仅作为多元构成的一部分或一种手法。但是，它不仅从未中断，还通过深刻的价值调整，以某种变异的形态不断向前推进。写实变异型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在于它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求从其它风格中吸收营养以丰富自己，不断革新自己的面貌。艺术家从各种文明文化传统、各个地域或民族的艺术创造以及现代科技成果中汲取营养，在形式结构方面对具象写实造型加以变异，产生出各种新的变体或者说新的风格，运用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等手法强化具象形式的新面貌。

2、具象表现型

这是一种源自西方文明传统之外的所有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传统、覆盖广泛、成分复杂、形态多样的浮雕风格类型。其一般特点是，在遵循人类欣赏习惯、保持艺术表现可以辨识的具象特征基础上，更加强调浮雕空间结构或视觉形象的象征性、寓意性以及种种非单纯审美的复杂社会功能，因此它的风格形式与欧洲古典雕塑传统相去甚远。

纵观世界范围的人类艺术史，在西方文明实行大规模扩张之前，包括亚洲、非洲、澳洲、拉丁美洲在内的各地域各民族的本土艺术创造，早已形成体现自身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需要的艺术传统或艺术体系。它们以不可磨灭的文化特性和美学特征，提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话语却与非西方民族的社会生活休戚相关的艺术概念。像许多非西方艺术实践皆有体现的那样，这种艺术概念并不以可以独立看待和单纯把握的艺术性为艺术的本位价值，它强调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全面融入、全面承诺或全面体现，承担社会生活所期望、所需要、所赋予的且又非其不能的价值担待。与其说这样的艺术不存在本位价值，不如说它的本位价值所执不以西方话语的艺术性、而以本土话语的艺术性为据。

就活跃并作用于本土社会生活的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而言，其艺术性体现在一种样式、一种造型、一种结构或一种塑造方式，切实地实现了它的某种或某些价值担待。失去这一定的价值担待，或者所担待的不是社会化的价值，那么，作为艺术形式的上述任何成分，其本身则不足以自立自为，无从可言艺术性。因此，以社会价值担待为本的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总是和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宗教信仰以及伦理道德等广泛的社会实践混合交融、并作为载体或媒介在整合社群、规戒示范、鼓动生产、记述历史、交流思想、传播知识、证明身分、昭示责权、惩罚褒奖、祈禳疗治以及寄情娱乐等复杂的社会功利方面，发挥积极而特殊的作用。大量材料表明，传统非洲艺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果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是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需要，而且这种关联往往以随俗的方式得以实现。原生形态的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是本土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或价值独立性。一言以蔽，这种风格类型的浮雕艺术，是不具有独立性质也不以独立性质为终级价值追求的艺术，它拒绝任何意义上的单纯性、独立性企图。

在遭遇西方文明的分裂力量并受其破坏之前，非西方民族的浮雕艺术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文化特性。尽管各民族信仰和文化并不统—，但如同中国人、印度人、印尼人、澳洲土人、玛雅人以及包括巴拉人、多贡人、塞努福人、巴加人、巴库巴人、区卢巴人等在内的热带非洲土人所创造的浮雕艺术所显示的，诸多非西方文明的艺术传统经受了巨大时空跨度的考验，而不曾为政治演变、朝代更替或外族入侵所改变。这是文明活力的使然，是民族信仰和文化内在连续性的使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浮雕艺术是可以诉说一切的语言、沟通一切的途径、体现一切的载体，它被那里的人民视为与普遍灵性打交道的适当方式。

3、抽象表现型

这种风格类型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世界各民族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创造的古典浮雕艺术，也包括西方现代艺术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流行的现代浮雕艺术。一般说来，这种风格类型的艺术造型很大程度地或完全地摆脱了模拟自然对象的倾向，而强调以非具象的视觉形式对人文理念或主观感受的表现；它在形式上的共同特征是，艺术形象失去了可供辨识的具象特征，而多采用抽象的或几何的造型元素来构造。

当然，古典的抽象表现型和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在精神内涵方面却有很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区别。

古典的抽象表现型浮雕，虽象现代抽象艺术一样表现为非具象视觉元素的结构，但它并不取决于单纯的形式趣味和形式法则。它强调并体现“意义”的联结，以“意义”本身的圆满构成为原则。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与纯粹个人的旨趣无缘，其根本来源是以传统风俗信仰为载体的历史性集体意识或社会意识。对于这类浮雕的内在结构，视觉形式元素本身，诸如其性状如何、关系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问题，紧要的是它们必须顺应圆满构成一种“意义”的中心需要。我们由许多非西方民族的古典浮雕形式上所感受到的，那种一应的抽象、夸张、变形和概括，都是结构表意化的自然形式效应。对这种古典抽象表现型浮雕来说，其抽象的艺术风格不能仅从艺术风格学上理解，而特别需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把握。它是这类艺术针对“意义”的圆满表达和传递所呈现的一种静态形式特征。

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是20世纪发展起来的以抽象主义、构成主义为主体的现代艺术，体现了一种基于非具象倾向的广泛艺术思潮。早在罗丹的时代，这种艺术思潮便从反叛写实传统的细微处悄然滋生。早期现代艺术探索的各种非具象倾向，逐渐形成一种合力或趋势，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以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形式明确化，抽象主义由此崛起。艺术史家们，大体将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一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标志，该书首先从理论上论证抽象艺术。在抽象

主义的崛起过程中，除康定斯基外，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蒙德里安和风格派集团、塔特林等人创立的构成主义、以及包浩斯学院等个人与集体，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广泛的艺术思潮，抽象主义确立了二十世纪的“抽象艺术”概念。它的含义一般被限定在这样两个层面：“一是指从自然现象出发加以简约或抽取富有表现特征的因素，形成简单的、极其概括的形象，以致使人们无法辨认具体的物象；二是指一种几何的构成，这种构成并不以自然物象为基础。”（邵大箴：《西方现代美术思潮》第232页，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依此，抽象表现型浮雕又有“抽象有机”和“抽象构成”之分。不管在哪一层含义上，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都最能体现现代文明精神，在风格形式上代表着20世纪浮雕艺术的一种主流。

在精神内涵方面，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与古典的抽象表现型浮雕相区别根本点，在于它的非具象视觉元素的结构，多取决于单纯的形式趣味和个人意旨。它所强调的意义表现，更多地是强调个人旨趣的表现，强调艺术家个性或个体生命价值的表现，如罗丹所言“颂扬自己的灵魂”。对于这类浮雕而言，视觉元素的构成形式往往是紧要的东西，它直接体现艺术家的个性，这包括他自己的思想观念、情感情绪和主观体验。因此，现代的抽象表现型浮雕在价值追求和形态面貌上是五花八门、难以理喻的。象所有现代艺术那样，它整体地卷入到反叛古典原则的激烈变革过程，以致很少有某种稳定的风格形式能够贯穿整个变革过程。因此，姑且可以总结的，或许就是一种似乎巳经特化为现代艺术精神的创新姿态本身。它所强调的对一切权威的、主流的或既成因素的否定，是本世纪行如穿校的各种主义流派确立自身的普遍策略。

4、观念综合型

这是一种充分体现现代叛逆精神，力图挑战、突破雕塑以至整个艺术的界限，创造全新“艺术”概念或形态的浮雕风格类型。

就极端状态而言，这种风格类型的前沿追求，已突破界定浮雕或艺术的底线，而消融于难以与现实本身相区别的“身体行为”或“思想活动”。不过，就一般特点而言，这种类型的追求往往不再考虑“具象”或“抽象”、“写实”或“写意”、“再现”或“表现”这类风格或手法方面的问题，也不再计较载体、材料、结构、形态、成品这类涉及艺术的空间存在性的问题，而是致力于“观念”、“创意”、“设计”等思想理念意义的表述与实施，并强调这种表述与实施的完整性、巧妙性、超常性或颖异性。所重的是关联“观念”的“装置”，以及“表现观念”的“过程”。象前一种类型那样，它所表述与实施的思想理念意义，绝多缘自单纯的个人范畴，具有极强的个人主义色彩。目前流行的属于观念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的种种试验，在一定意义上，即还可以从形态上视之为“浮雕”的意义上，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型。

现代雕塑运动在持续的空间突破中，于80年代进入往往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很难再像以前那样，去辨析各种风格间的关系。支持人们作出确切判断的艺术规范，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已不存在也未再产生。其实，多元化本身已无形地成为反规范的“规范”——任何一种东西，无论它怎样极端怎样地缺乏认同者，只要被谁认作“艺术”它就是艺术。在此情况下，艺术只剩“艺术”这一词语形式，而毫无足以界定它的实质性的内涵。观念综合型浮雕也已处在难以规范和界定的境地，并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化趋势中逐渐走向对浮雕自身以至艺术自身的彻底消解。

参考书目：

《世界美术史》山东美术出版社

《现代艺术中的原始主义》（美国）罗伯特·戈德沃特

《黑非洲艺术》让·洛德

《世界雕塑全集》河南美术出版社

《艺术发展史》（英国）贡布里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详细内容范文篇3

牙齿具有咀嚼食物的功能，是保证营养摄取的重要前提，孕妇牙龈受大量雌激素影响而肥厚，易发生牙龈炎致牙龈出血等，所以孕期需要加强牙齿的护理。孕妇正常的牙齿护理是：（a）孕妇于起床后，进餐后以及睡前要认真用软毛牙刷仔细正规刷牙，注意去除牙刷间的乱丝；（b）饭后口腔内酸性唾液分泌增多，所以主张使用碱性漱口液中和，因为这种酸性唾液最损害牙釉质并为细菌……

1、乳房的支托

怀孕期乳房在体内激素的刺激下，乳腺管增生、乳腺泡发育，乳房组织发育增大。乳头易勃起，对刺激敏感。孕妇常有触痛、胀和沉生等不适感。此时，穿戴合适的乳罩可达到满意的效果。首先，穿戴乳罩支托乳房，避免乳砂与内衣的接触，可能性减轻不适。其次，穿戴乳罩可以维持正常而又美观的乳房外形。由于乳房没有随意肌，若不用乳罩支托，孕期的乳房外形则容易改变。合适的乳罩应该具备可以随意松紧的特点；随着胸围的增大，乳罩大小需要相应调整；乳罩支持乳头所在的正确位置应是乳头连线在肘与肩之间的水平位，防止乳房的重量将乳罩往背部方向牵拉。

2、乳房的清洁

清洁乳房不仅可以保持乳腺管的通畅，又有助于增加乳头的韧性、减少哺乳期乳头皲裂等并发症的发生。在初乳出现阶段，初乳易在乳头处形成结痂，应该先以软膏加以软化，然后用温水试除。如果产前使用肥皂或酒精清洗乳头，除去了乳头周围皮脂腺所分泌可保护皮肤的油脂，乳头过于干燥，很容易发生皲裂而受损害。所以计划母乳喂养的孕妇，不主张使用肥皂和酒精来清洁乳房。乳房的护理应该暴露于阳光和空气中进行。孕妇每天准备一条干净毛巾和温水清洗乳房，擦洗时切勿造成乳头的刺激感或酸痛。在怀孕的最后3个月，使用干毛巾磨擦乳头以增强乳头的韧性，有助于预防乳头破裂。也可指导孕妇，在清洗乳房后，用少量油脂置于大拇指和食指上然后拇指和食指轻柔地旋转乳头30秒，将油脂均匀地涂在整个乳头上。

3、乳头的护理

正常的乳头为圆柱形，突出于乳房平面，呈一结状。乳头扁平或轻度凹陷者，往往在分娩之后会自然突出。如果乳头内陷，可致产后哺乳发生困难，甚至无法哺乳，乳汁淤积，继发感染而发生乳腺炎。故对乳头内陷者，应该于怀孕5～6个月时开始设法纠正。人体做法是以双手大拇指置于靠近凹陷乳头的部位，用力下压乳房组织，然后逐渐向乳晕的位置向外推。每日清晨或入睡前做4～5次，待乳头稍稍突起后，用手指轻微提起使它更突出。也可用拔火罐方法向外吸出，或用一个5ml空注射器的外管扣在乳头上，用一橡皮客连接另一个5ml注射器，利用负压抽吸方法也有助于乳头外突。每次清洗乳房，软毛巾擦干后，以手指捏住乳头根部轻轻向外牵拉，并揉捏乳头数分钟，长期坚持，可克服内陷使乳头凸。

皮肤的护理

妊娠期新陈代谢旺盛，孕妇的汗腺、皮脂腺分泌增多，阴道分泌物也增加，常导致不适感。经常沐浴、更换内衣可以促进舒适。沐浴和擦身可以在孕期任何时间进行（胎膜已破者禁止沐浴）。经常洗澡既可以保持全身皮肤清洁，又可以刺激皮肤、促进血液循环，有助于松弛肌肤、清除污物、消除疲劳、振作精神、促进心神爽快，同时促进皮肤的排泄功能，减轻肾脏的排泄负担。妊娠的最后3个月阶段，由于沉生的腹部致使孕妇身体不易保持平衡，进出浴盆动作苯拙，容易滑倒，所以不主张盆浴，建议采用坐位淋浴方式。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护士要提醒孕妇：（a）沐浴时，地面加用防滑垫；（b）沐浴时间不宜过长，以防发生头晕；（c）沐浴水温适中，过冷或过热均可刺激子宫，诱发早产。转孕妇的衣着

理想的孕妇服装标准是能有助于纠正膨胀的外形，衣着既美观富有时代感，又不紧缩身体。因此，孕妇服应该依据不同季节，选择不同的质料制成，其式样应该符合从肩以下宽松、无腰带、便于洗涤。孕期提倡穿弹性好的连裤袜，避免穿环形袜带以及园口松紧的长筒袜，因为它们防碍下肢静脉回流，加重静脉曲张。孕妇身体的重心发生前移，常常需要改变身体姿势才能维持身体的平衡，此时孕妇穿鞋要考虑安全性，为此不能穿高跟鞋或容易脱落的凉鞋。穿高跟鞋会增加腰和后背肌肉的支撑力量，加重姿势改变的程度而导致背痛和疲倦。许多平底鞋，缺乏支托作用，走路时振动会直接传到脚上，也不便于行走，同样会造成疲倦、腿痛、背痛情况。孕妇的鞋最好：（a）脚背部分能与鞋紧密结合；（b）具有牢固支撑身体的宽大后跟；（c）鞋后跟高度在2～3cm左右；（d）鞋底带有防滑纹。

详细内容范文篇4

酒在民俗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可以说酒与习俗共生存。甚至中国人将能否饮酒当做是否有“门面”的标准。饮酒的说法也是世界上最多的，如：薄酌、萌酌、樽酌、小酌、革酌、菲酌、粗觞、豆觞等。祭祀是人类久远的习俗，而酒是祭祀不可或缺的祭品，如若无酒，要把水称为玄酒，也得供上祭坛。历史学家吴其昌对甲骨文、钟鼎文及古文献都有很深的造诣，1937年他对酒提出一个新颖见解。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的主食原本是肉类，他们开发农业乃是为了酿酒。他认为中国人的祖先种稻黍的目的是酿酒而不是作主食米饭，农耕是从酿酒业中带出来的。这一观点可能不被多数人接受，但它可说明酒在中国人生活习俗中的作用(引自《中华食苑》一书)。

日本作为中国东方的一个近邻，对酒有很高的评价，酒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日常习俗中更是不可短缺之物，例如把祭祀用酒称为神酒。由于中日是两个国度，习俗中对酒的应用也有很多不同，加以比较，会加深对异域文化的理解。

一、酒的主要成分与功效

酒的主要成分是水和酒精，酒精的化学名称叫乙醇。酒精的语源来自阿拉伯语的“aikunui”，原本是妇女化妆用的一种粉末，后转化为“酒之精华”，谓酒精。一般的酒，除含乙醇外，尚含酯类、酸类、酚类及氨基酸等物质。加之多是由五谷杂粮、果实制成，酒有水谷之气，味辛甘、性热，易入心肝二经，所以有通畅血脉、行气活血、祛风散寒、清除冷积、医治胃寒、强健脾胃以及行药势的功效。适量饮酒，可使人思维活跃，激发人的智慧，尚可强心提神、消除疲劳、促进睡眠。酒进入体内，可扩张血管，增加血流量。酒对味觉、嗅觉是一种刺激，可反射性地增加呼吸量、增进食欲。经测试得知，人体内少量酒精，可以提高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和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为此少量饮酒可减少因脂肪沉积引起的血管硬化、阻塞的机会。

酒的功效异常广泛，酒既是一种独特的物质文化，也是一种形态丰富的精神文化。酒的主要功效有解乏、提神、助兴、调味、待客、引发诗情画意等，在此将主要的加以说明。

1、酒可载情

酒使人精神镇静、畅快，即饮用时有快感，这是酒自古以来能流传至今的一种精神力量。纵观中华古今饮品，酒所起的文化功效甚为显著：高兴时“葡萄美酒夜光杯”；颓废时“今朝有酒今朝醉”；怀念亲友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与友人会聚一堂时“酒逢知己千杯少”；孤独时“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惜别时“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可说助兴者酒、浇愁者亦酒，酒渗透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被人们誉为“酒文化”，为人类文化生活增加众多色彩光辉。

俗语说：“无酒不成席”，酒给席间增添很多话题，边饮边侃，融融浓情和酒一起暖遍全身，酒兴所致，心扉敞开，欢声笑语，笼罩席间。故此，中日两国的人们认为酒使喜庆添异彩，酒使亲朋增友情。

然而人生并不是时时事事都顺遂，烦恼时，如有朋友解颐释道使人豁然开通，是最理想不过的，但一般不易遇到及时雨，很多人则借助于酒，所以有“一酌千忧散，三杯万事空”等诗句。人们认为酒是急救良方，可淡漠苦恼。当然如沉湎滥饮不仅不解忧，反而影响健康。

2、酒可入药

酒不仅可载情，尚可治病、滋补。酒是“救人的良药”，但有时也是“杀人之利器”，鸠酒一类的毒酒便可治人于死地。酒可入药是因为酒精是一种很好的溶剂，它可溶解许多难溶甚至不溶于水的物质，用它来泡制药酒，有的比水煎中药疗效好。而且药酒进入体内被吸收后立即进入血液，能更好发挥药性，从而起到治疗滋补之功效。为此，中医常有处方让患者用酒冲服，或煎药时使用药引。酒不仅可内服，而且能用于外科。最常见的除酒精消毒外，酒可以涂于患处，治疗跌打扭伤、关节炎、神经麻木等，如虎骨酒、史国公酒等。东汉名医华佗，曾用酒冲叫作“麻沸散”的药，作为麻醉剂完成外科手术，并获得成功。此为公元2世纪的事情，系世界首创，当今科学发达了，虽不再使用，但在未发明麻醉剂的时代，酒可起到了救助外科病患者的作用。不同的酒有不同医疗作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说，每天饮一两烈性酒，可减少冠心病发作，从而减少冠心病引起死亡的危险性。

近年来红葡萄酒在中国很畅销，备受青睐。因为适量饮用葡萄酒不仅可防衰老，而且尚可预防因机体老化引发的有关疾病。红葡萄酒中有一种属于多酚的化学物质叫花色素(anhocyanidin)，是红色的来源，它有很强的抗氧化的功能。若能抗氧化，便能抗衰老。花色素主要存在于红葡萄的皮和籽中，在酿制过程时，转变为抗氧化作用的物质。

3、酒与健美

酒有健美之功效早在唐代苏敬等人所著的《新修本草》一书中已有记述：“暖腰肾、驻颜色、耐寒”。这里是指葡萄酒，在7世纪中叶，葡萄酒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发展。还有桃花酒，是将三月新采的桃花阴干后浸泡在上等酒中，贮15日便为桃花酒，饮用该酒，有润肤、活血的功效，使人青春美容长驻。白鸽煮酒、龙眼和气酒也有美容作用。为使毛发肌肤健美，中国古代就有用酒洗浴的做法。例如古人颂扬始于唐宋的荔枝酒时，日本盛行一种酒浴。入浴前，将075公斤的“玉之肤”饮浴两用酒加入浴池水中，洗浴后皮肤洁白如玉，周身暖和。“玉之肤”浴酒是把发酵酒糟和米酒混和，再经蒸制而成，是清酒的一种。

日本酒浴是一个日本人在一次偶然机会中有所感悟而发明的。一天，斋藤外出回来准备洗澡，他妻子不慎打翻置于浴室的一瓶酒，洒在注满浴水的浴槽内。其妻要换水，斋藤说无妨，入浴槽浸泡20分钟，这次有酒的沐浴觉得比平常洗浴后更舒适、温暖，以后每次加入一些酒，洗好了关节炎，而且皮肤变得光滑柔软。后经医学专家研究，酒对皮肤有良性刺激，能加速血液循环，对身体大有裨益。为此，此后日本流行酒浴。

4、酒与烹饪

在烹饪美味菜肴时，适量用酒，能去腥起香，使菜肴香甜可口。因为酒的主要成分是乙醇，沸点较低，一经加热，很易挥发，便把鱼、肉等动物的腥膻怪味带走。鱼、肉腥味多是因为三甲基胺、六氢化吡啶、氨基戊醛等化学成分作怪，而乙醇能溶解这些物质，在加热的同时将其形成腥膻的物质一起挥发掉。同样，使用动物脂肪烹调菜肴时加点酒，也会取得美味功效。一分子的甘油和三分子的脂肪酸构成动物脂肪，又称甘油三脂，如遇热，甘油与脂肪酸开始松散，此时加酒，脂肪酸便与乙醇化合成酯类，漂出芳香气味，并因乙醇挥发而香气四溢。在烹饪过程中，何时加酒是一门学问，通常以锅内温度最高时加酒为宜，而且酒要先于其他佐料下锅。总之，绝大多数菜肴在烹制过程中，当酒一喷入，能立即爆出响声，并有一股水气冒出，便足以证明放酒的时机适宜。当然用酒过多会破坏蛋白质的胶体结构，使它脱水分解。若是鱼虾作馅，酒多则会NFDF7出汤来，皮不易包紧。

烹饪用酒最理想的是黄酒，因为它含乙醇量适中，介于啤酒和白酒之间，而且黄酒中富含氨基酸，在烹饪中与盐生成氨基酸纳盐，即味精，能增加菜肴的鲜味。加之黄酒的酒药中配有芳香的中药材，用它作料酒，菜肴会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当然，在无黄酒的情况下，其他酒也可以用。不过中国菜用黄酒为最好，西菜则多用葡萄酒、啤酒。即不同菜肴使用的酒不同，用酒时间也不尽相同。即使是中式菜肴，也有不同技艺。在蒸炸鱼肉鸡鸭之前，用啤酒浸腌10分钟，做出的菜肴嫩滑爽口，没有腥膻味。

日本人烹饪也使用酒，一般为“味NFDF8”(MIRIN)。它是一种与烧酒混合而成的料酒，在烧酒中放入半曲和蒸过的糯米，使其糖化，置放一两个月，过滤而成。味黄色、

透明、味甘，可作烹饪用，也可当饮料。味NFDF8起源于何时何地，尚未弄清楚。据推断为庆长德川幕府时代，即17世纪初酿造成功。用味NFDF8烹制的日本菜呈淡甜味，比用砂糖味道好，而且使鱼、肉有光泽。

二、中日健康饮酒法

1、中国的健康饮酒法

(1)适量和适度。首先言明，这里所说的量是指酒量而不是含酒精的量，这里说的度是酒的适宜温度。有些饮法，如适量有节，还要在后文的酒德中提到，此不赘述。

那么喝多少为适量呢?据金盾出版社《饮酒知识》一书得知，白酒每次不超过20毫升左右，葡萄酒每次不超过60毫升左右。当然即使这个量也要根据自己当时健康情况、心情而酌定。总之身心健康时方可饮酒。

关于饮用酒的适宜温度，酒不同要求温度不一。白酒最好的温度是70℃左右。因白酒中，除乙醇外，也含少量甲醇和其他物质，对人体有害，甲醇侵害视神经，而甲醇的沸点是64℃，当然甲醇蒸发后饮用最好，但也不能太热，以免伤害消化系统。

葡萄酒种类多，就一般而言，甜红葡萄酒12～14℃，甜白葡萄酒13～15℃，干红葡萄酒16～18℃，干白葡萄酒为10～11℃为最佳。

其他酒如香槟酒类9～10℃。甜黄酒、半甜黄酒及干黄酒20℃左右为好。啤酒是充有二氧化碳气体的酒，若温度在10℃左右，二氧化碳不易损耗，口感也好，会给人以爽快感。(2)好酒配好菜。首先切忌空腹饮酒，哪怕饮用少量酒对身体也是有害无益。因为饮酒后，20%由胃吸收，80%由十二指肠和空肠吸收。腹中无食容易酒精中毒。而且空腹饮酒，酒精直接刺激胃壁，易引发胃炎、溃疡、胃出血，所以最好是边吃边喝。喝酒时吃什么菜肴最好呢?因饮酒促进新陈代谢，损耗体内蛋白质，因而食用含蛋白质多的下酒菜为宜。如松花蛋、花生米、鸡鸭鱼及瘦肉等，再配以碱性菜肴如蔬菜、水果。另外，饮酒刺激肝脏，要食用些保护肝脏的菜肴，豆制品内因含维生素B，能保护肝脏。含糖的一些甜食，如拔丝山药、糖醋鱼等。

饮酒时忌吃凉粉，因凉粉中有白矾，它会减慢胃肠蠕动。如果酒精积存消化系统，容易中毒。

(3)老年人饮酒有讲究。老年人饮用些黄酒、果酒等低度酒，有利于健康。因为适量的低度酒可以活血行气、壮神、御寒。细品小酌，使老年人神怡气舒，还能增进胃液分泌，促进食物消化吸收。冬季饮用适量补酒、蜂蜜酒，可减延老年人体肤衰老。老人不宜饮用啤酒，因啤酒中含有一定量的铝元素，老人新陈代谢慢，如积存于体内，会导致老年性痴呆。

(4)饮酒禁忌。掌握饮酒禁忌，也就等于懂得健康的饮酒方法，是很必要的。烟酒不可同用。因为酒精是烟草中致癌毒物的溶剂。如烟酒同用，烟草中毒物很快溶于酒精进入体内，输送到人体各部位。而且边吸烟边喝酒还使得人体血液对烟草毒物溶量增大，这是因为酒精具有扩张血管和加速血液循环的作用。烟草中有毒物质溶于酒精后会很快进入血液，使人兴奋，所以边吸烟边饮酒，误导人感觉更有味道，殊不知这使肝脏承受双重毒物侵害，实在是应该去掉的不良饮酒习惯。边吸烟边饮酒不仅仅侵害肝脏，医学专家已告诫世人，吸烟者患喉癌比例比不吸烟者高出10倍，而吸烟又同时饮酒者，患喉癌率再高出8倍。

孕妇和儿童不宜饮酒。孕妇饮酒，即使少量，也会延缓胎儿的发育，甚至使胎儿异常，如胎儿智力低下、丑陋、损害视力。也可说会出现“胎儿酒精综合症”，而且容易出现自然流产。

嗜酒成性，或长期大量饮酒的男女，会导致性机能障碍。男子阳萎，女子月经紊乱，甚至患不孕症。长期酗酒还容易得肺炎、哮喘和皮肤瘙痒症等。有些疾病患者不能饮酒，如肝炎病人。因酒精进入病体肝脏后，会使肝细胞坏死和肝炎病情恶化。为此肝病发作期不宜饮酒，即使肝病治愈以后，也应注意不饮酒，以免引起复发。糖尿病人也不宜饮酒，因患者本来解毒功能较差，饮酒会使胰腺分泌的消化酶和胰腺液发生变化，导致胰腺内蛋白质过分浓缩，堵塞胰腺导管，易患胰腺结石。同样，高血压病人如饮酒，会使血浆及尿中儿茶酚胺增高，因儿茶酚胺是血压的元凶。如过多饮酒，高血压患者难免发生脑溢血及猝死。

在服用某些药物前后，也不宜饮酒，如安眠药类由于酒精对人的大脑各部位抑制先后不同，初期有兴奋作用，使人不易入睡，而安眠药对大脑起抑制作用，如酒后服药，会出现呼吸变慢、血压下降、休克甚至呼吸停止而有死亡危险。

饮酒后不宜洗澡。饮酒抑制肝脏的正常生理活动，妨碍体内葡萄糖的储存，使人机体疲劳，会出现低血糖，如果立即洗澡，加速血液循环，大量消耗葡萄糖，等于火上加油。酒后忌饮浓茶。一是浓茶含很多鞣酸，影响对蛋白质和脂肪的吸收。二是浓茶含过多单宁，影响对铁的吸收，会造成贫血。三是浓茶与乙醇均使大脑兴奋，大脑功能容易失调。但淡茶可饮，不仅生津止渴，清心怡神，还可解毒。

2、日本的健康饮酒法

可以说因为酒的成分是大体相同的，所以中日健康饮酒方法也基本相同，不过日本对酒的科学分析较细，有些独特说法、饮法，在此加以阐述。

日本人认为酒只有热量而缺少营养，所以如过多饮酒，会减少食欲，加之酒精对胃粘膜产生刺激，使胃不能充分吸收营养，还会使营养失调。同时大量饮酒会增加经济压力，引起家庭纠纷等。为此，日本专家劝人们少饮或不饮酒。为使饮酒者不影响健康，庆应大学上屋雅春教授提出酒肴三原则：①食用不直接刺激胃肠道的食物，如毛豆、纳豆、蔬菜、水果等；②通过肝脏加工，易使酒精氧化的酒肴为好，如富含维生素C及含糖食品，它们可帮助酒精氧化。③不食用动物内脏，少吃兽肉、鹌鹑肉、蛋等胆固醇多的食物，特别是有痛风、高血压、糖尿病的人忌食。日本人因为醉汉多，对醒酒饮食有较深入的研究。例如，若遇酩酊大醉，最好去医院点滴果糖类注射液，或饮用较淡的日本茶或红茶，茶中单宁可使胃粘膜收缩，保护胃肠。饮用冷开水，减缓胃肠酌热。也可喝醋解酒毒，食醋中的有机酸可醋化乙醇。喝豆浆、吃豆腐也可，其中的氨基酸能解酒中的乙醛毒。此外尚有吃白萝卜、蜂蜜、半熟鸡蛋、生梨，喝鲜牛奶、芹菜汁、绿豆汤、果汁等，均有解酒作用。

3、中国的酒德与酒

中国人常说：“物无美善，过则为灾”。中国人的酒德简言之就是：“量力而饮，节制有度。”如果不讲酒德，每饮必酩酊大醉，失掉自我控制，胡言乱语，行为颠狂，那就和酒德大相径庭。量力而饮就是正确估计自己的饮酒能力，不勉强饮酒。一不伤身，二不伤雅。考虑自己酒量有三个要素：合理酒量，经验酒量和实际感受。所谓合理酒量，经过科学试验，一个正常人每公斤体重，如果每天一次饮用纯酒精0、6-0、8毫升有益无害。如每公斤体重增加到1—2毫升会微醉；到4-6毫升会昏迷；超过6毫升会酒精中毒。如用公式表示：

合理酒量(毫升)＝体重×07÷酒度

如果你的体重为60公斤，酒度为50度的大曲，则饮用84毫升以内是安全的，如超出其一倍，可能会醉。当然，饮酒时本人的精神状态、疲劳程度不同，对酒量有一定影响，这时可根据以往的经验、体会将酒量加以调剂。节制有度是一种自我克制，有十分酒量喝六七分，最多不超过八分为好。为提倡酒德，周代曾专设“萍氏”官职，督察人们饮酒要节制。前秦赵整曾见大臣们终日饮酒不务正业而写了一首《酒德歌》：“地列九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倾。”他以前人酗酒亡国之例警告后人。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陈敬仲奉召赴宫中陪齐桓公喝酒，君臣喝得很高兴。但时至傍晚，桓公令侍从点灯，欲继续下去，而陈敬仲谢辞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意思是说陈只计划白天喝酒，没计划晚上喝。说明他喝酒有节制。倘若陈继续喝下去，饮酒过量，若失礼犯上，不定砍头罪，也有可能造成君臣不欢，扫兴而归。明人陆容在《菽园杂记》中云：“古人饮酒有节，多不至夜。”因夜幕饮酒易越酒德之规，性不自禁会犯“酒后不可色”的行为规范。

中国医术高明的大师们，也极力提倡酒德：战国时的名医扁鹊说：“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元代忽思慧《饮膳正要》云：“饮酒过多，丧身之源。”李时珍也说：“过饮栉，杀人顷刻。”他们多从保健看待酒德。

中国古诗说得好：“好花乘着半开时，好酒宜在半醉中。”明代的莫云卿在其《酗酒戒》中说：“唇齿间觉酒然以甘，肠胃间觉欣然以悦”为限，过限前应立即“覆觞止酒”，即把杯倒置，表示不再喝酒。总之饮酒要有度，饮时讲文明，互不强求。饮酒不仅要有酒德，还应讲究饮酒的基本方法。小酌慢饮，才能领略酒的美妙。先看其色，闻其香，再品其味。呷上一小口，用舌尖沾酒，品尝其甘美，再用舌的两侧和后根部体会酒的酸甜苦辣。最后咽下，然后再从口腔鼻腔返回酒那悠悠余长的醇厚、浓郁香味，这样才能享受酒的美妙和乐趣。当然不要忘饮酒前配以佳肴，最好是清淡、芳香的大豆制品、蔬菜及水果。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讲酒德，因饮酒而丧身亡国者屡见不鲜，为此中国曾多次禁酒令。每当酗酒成风时则禁，禁酒阶段好转一些，过一段又死灰复燃，这是因为酒与一样，容易上瘾。当今，随着经济发展，饮酒风又起。中国是饮酒大国，据1989年统计，中国常饮酒者达16亿人，已有各种酒厂3万多家，酒年产量达1340万吨，其中白酒400万吨，啤酒800万吨，果酒54万吨、黄酒86万吨。出口不到40万吨，大部分酒几乎都被中国人饮用了。据1996年统计，仅白酒年产量就达60亿公斤，每人每年平均5公斤，每年消耗粮食200亿公斤。看看近年来的劝酒歌，会使人害怕，已到非讲“节和度”不行的时候了。中国的北方人比南方人酒量大一点，不过全国的劝酒歌却大同小异，收录一些如下：“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吐血。感情浅，舔一舔，没有感情赏个脸。”待到宴会气氛上来后，劝酒则更深一层：“喝酒不喝醉，不如打嗑睡，何况还是酒，不是敌敌畏。人生难得几回醉，要喝一定要到位。”当大家微醉时，还要更上一层楼：“你不醉我不醉，马路旁边谁来睡。你也醉我也醉，咱们医院再相会。只要感情有，什么都是酒。”……这样劝酒，被酒所害者不断增加。据1986年统计，我国因酒后开车酿成车祸，全国达28万多起，伤死32万余人。酗酒后引起家庭纠纷、离婚者也日益增多。

中国人善于攻关，饮酒的“哲学”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加之请客劝酒是公家报销，所以三令五申，也禁不住劝酒。文件通知，不让喝白酒，他们喝洋酒开销更大，甚至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办法总比困难多。”

总之，有的中国人劝酒让人产生恐惧症。有个别外国人因无法应付这一场面，而不敢到某地投资。产生负面作用，这就事与愿违了。真是到节制饮酒的时候了。

4、日本的酒德与酒害

日本是礼仪之邦，甚为注重酒德。在正式宴会或酒会上，没有中国人那么多的劝酒歌和劝酒方式。只有纯日本式宴请时，为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在蹋蹋米上饮酒时，主人有时来敬酒，是跪在你面前为你斟酒，不好意思不喝，只要喝下一点，他为你斟满就算主人尽到礼仪。一般情况下，日本人不强求对方饮酒，喜欢饮酒者可以自斟自饮。加之日本的酒度数都不太高，即使是白酒也不过40°左右，这样不容易醉，但日本清酒比中国白酒容易上头，喝得太猛也一样致醉。

日本的酒害，我认为是精神使然。日本因为是个不大的岛国，使日本人心胸不太开阔。遇不顺心事，容易消沉，便去喝闷酒。加之饮酒习惯多为干喝，也是容易伤害身体的一个原因。日本人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紧张，平时彼此之间无暇沟通想法。工作一天容易疲劳，所以一到晚上便与同行、上司去酒馆喝酒、聊天，时间长则容易醉。日本人喜欢晚酌，认为它可为明天的工作增加锐气。在家晚酌一般饮用量不多。还有日本人为调节环境，改换口味，不愿意总在一处饮酒，一晚上可能去喝几个酒店，也是容易成为酒鬼的一个原因。据日本出版的《酒之健康科学》一书载，日本人的体质不宜于多饮酒，因其新陈代谢较之欧洲人慢，日本人每年的酒精饮用量为63公升。总之，饮酒掌握度，要节制饮酒，说时容易做时难，需要经常提醒，让人们健康地生活。

日本在1997年生产清酒872053kl，如加上白酒、果子酒、洋酒等总共生产酒类为9399274kl。如谈到日本的酒害，有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是酒精依赖者。所谓依赖者就是每天必须饮用150ml纯酒精，大致相当五大瓶啤酒。据日本厚生省调查，日本有酒精依赖者40万人。这种人有时需要住院，甚至到精神医院住院治疗。他们的平均寿命51岁，比平常人短命20年。常年酒精依赖者多患肝硬化、消化系统紊乱等病症。

第二是饮酒开车造成交通事故。以1997年为例，事故达1000件左右，其中造成人身死亡件数400起。

第三是酗酒引发社会问题。如家庭纠纷、打架、离婚、偷窃、畸形儿等等，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因素。

三、中日酒俗比较

1、酒与祭祀

古代社会，中日两国均把祭祀视为生活中的大事，而且祭祀的内容颇多，如祭天地、山川、鬼神，祭社稷、祭祖先等，都离不开酒，而且中日两国最初均是为了祭神而造酒。当然祭祀都有一定仪式，将规定的酒食供奉给信仰和崇拜对象。上古时酒未问世以前，古人用水、用血上供，那时以水当酒，称为“玄酒”。待到学会酿酒后，才用酒祭祀。中国古人最初是用醇香的NFDF9NFDFA酒进行祭祀的。最初，中国人酿酒是专门用来敬神、祭祖的。这是基于“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的思想，此语出自《礼记·贡礼》。古人云：“凡祭，皆祭所造食者。”古人对创造饮食的人很尊敬，在《周礼·膳夫》一书中有“礼，饮食必祭，示有所先。”饮酒是祭祀典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多数礼仪都与酒有关或需要用酒，除此之外，普通人生活中的场面仪式也要用酒，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酒礼。这说明酒一开始就高居庙堂朝会之所，赋予它高贵地位和身份，而且酒起着颐神定人等维持天道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巨大作用。

中国古人祭祀时，要手持杯盏，默念祈祷，将酒先分倾三点，然后将余酒按半圆形洒于地上，称为酒酹地。古人以为这样做，即酹三点一长钩，是个“心”字，表示献心之礼。这一祭祀礼仪后来扩大，形成饮前必先酹酒的习俗。这一习俗至今还在蒙古族、苗族等民族中保留着。在祭祀时，中国还有把酒置于酒杯供奉神、祖先的习惯，意谓让神、祖先同享人间美酒。供酒最后洒地以祭。

古代，特别是周代礼法颇严，平日饮酒受限制，但祭祀时可畅饮，所以盛宴多在祭仪之后。日本人的祭祀与酒也和中国一样，关系极为密切。日本是无处无时不祭祀的国度，其目的是寻求民族的团结与互相了解，而每次祭祀都离不开酒。日本有各种各样的祭祀，天皇主持的祭祀有专用酒，称之为神酒。一般是“白酒”(SHIROKI)与“黑酒”(KUROKI)。日本祭祀用白酒并非中国的白酒，而是白色浊酒，类似中国酒酿。黑酒是在白酒中加入久佐岐(或写常山木，日文发音一样：KUSAKI)即一种树根的灰，而呈现黑色。这种神酒是由特殊种植的大米——玉荣米酿造而成。插秧均由处女担任，在皇宫由指定的地方酿造。其酒用于天皇主持庆丰收的新尝祭。数不尽的祭祀用酒，多由村民、市民或政府部门、各种机构奉献好酒。日本人很重视祭祀，也同时重视酒。祭祀仪式结束后，日本有神人共食的习俗，把供奉给神的酒、食品取下来，大家开怀共饮，快快乐乐地美食一顿，用以消除一天的疲劳，而且这种聚餐不再拘泥礼仪，不分上下级，使参与者痛痛快快地欢聚一堂，日本人称为“无礼讲”，可自由自在地畅饮、品尝美味佳肴。喝醉后，发泄一下平日不满也无人说他无理取闹，说错话也不予追究。总之，日本人对饮酒后的言行较宽容。这种场合酒给人们带来欢乐，人们感谢酒，把酒奉为神，把饮用完的盛酒木桶摆放在神社供奉，如京都市岚山脚下的松尾大社是日本最古老的酒神神社，神社内摆放着很多酒樽。每年11月上卯日举办祈愿酿造安全的祭祀。此外，在日本有名的酒神神社还有梅之宫、三明轮神社。日本没有酹酒的习惯，一般把整瓶整桶的酒供奉神灵、祖先，看来比较讲究实用，把供奉用的酒取下来神人共饮，既满足尊敬神灵、祖先的心愿，也创造了活人聚集一堂的团结气氛，而且日本人认为饮用供奉神的酒，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

2、酒与婚俗

酒在中日两国婚俗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书《酒谕》中载：“非酒无以成礼，非酒无以成欢。”订婚、成婚、婚礼等程序，均贯串礼仪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就是表现着欢乐，酒起着积极的角色。中国古代汉族议亲时，男方要送酒到女方家中，以示求婚，至今少数民族中傣、景颇、拉祜族仍有此俗。

中国很多民族不仅订婚礼品中要有酒，而且订婚名称与酒相联。如苗族人订婚叫“吃小酒”，水族订婚叫“吃宵酒”，因男方去女方订婚要住一夜，宵夜饮酒用餐。订婚、纳彩(或称彩礼)和成亲是婚俗的重要环节。订婚仪式必须有酒，中国很多少数民族干脆就叫吃订婚酒。订婚后就得考虑纳彩，酒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彩礼之一。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男方要担上“许口酒”给女方。女方要回礼，就是将接受的许口酒酒瓶内盛入淡水，放入活鱼三五条，筷子(箸)一双，谓之“回鱼箸”。日本在订婚、纳彩时都喝酒，但彩礼中并没有酒，多是象征吉祥的海产，如“寿留女”，是切成长丝的尤鱼干，象征长寿。还有“鲣鱼干”，表示忠贞节义等。这因为日本是个岛国，海产得天独厚而导入婚俗中。

中国的成婚即婚礼，酒是不可或缺的，酒筵是成婚的高潮，亲朋好友入席吃喜酒。从先秦时代起，新郎新娘要举行“合卺仪式”。即司仪把匏瓜一分为二，再以线相连，新郎新娘各执其一，相对饮酒，以示夫妇心心相连，百年合好。此俗在《礼记·昏义》中记有：“妇至，婿揖妇以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醑(音：XU，意：美酒)，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待到宋代，便演化为喝交杯酒。

日本人的婚礼上，夫妻也喝交杯酒。无论任何形式的婚礼，新郎新娘在宾朋的祝福声中举行“三三九度”交杯换盏。用三只浅的漆制酒杯，每杯喝三次，共九次。日本的数字信仰为奇数。源于中国阴阳说，奇数为阳，偶数为阴，而三和九均是“易经”中有缘的阳数。三杯分别表示天、地、人。三与三乘为阳数中最高的九，表示没有比它更庆幸的喜事。日本婚俗中的“三三九度”交杯换盏，斟酒用的酒壶盖上，一定要有一对图案。中国古时用其比喻兄弟和睦，不知何时传入日本成为兄妹亲睦了。《日本书纪》说，伊那邪岐和伊邪那美兄妹，初次性交时，不知如何，看见振翅飞翔的姿态而受启迪，性交成功，有了日本后代。所以用此酒壶，寓意性生活和谐，种族繁盛。3、酒令

从古至今，世界上有众多国家饮酒，然而惟独中国人创造了酒令，使饮酒活动增添了欢乐和文化气氛，也可说既助酒兴，又增情趣。当然，如酒令走偏则变为逼酒、赌酒的手段，贻害也很大。

中国的酒令始于西周时期，当时的酒令并非助兴劝酒，而是辅助酒礼，换句话说就是在饮酒时听从酒官的号令，依礼饮酒。酒令初，本意是禁止酗酒，不能擅自饮酒，原则是劝人少饮，后世变成饮宴中一种助兴游艺活动。

春科战国以后礼崩乐坏，帝王权贵嗜酒成风，酒官行令的目的便发生了变化，开始助兴取乐。劝人畅饮，酒令演变为“敬酒”的手段。酒令虽使宴席气氛热闹，表现中国人好客，但有时也难免强迫性饮酒，伤害健康。酒令问世已有两千多年，岁月推移，酒令不断翻新、丰富。射箭、投壶、抢红、笑话、拆字、联句、猜拳等均成为酒令。如分类说明，大体有律令、游戏令、赌赛令、文字令、歌舞令等。

律令是对宾主都有约束作用的酒令，有的成为法律条文。如隋代规定：“末座者，连饮三杯，为‘兰尾’”。游戏令是用游戏来行酒令，内容丰富简单易行。如传花、拍七、说笑话等。赌赛令是宴席间角逐各种技艺，胜者促使负者多饮酒的酒令。最常见的有射箭、投壶、赛棋、掷骰子、划拳等。举投壶为例说明。投壶是从射箭发展而来，晋、齐时很流行，两汉极普遍，唐宋时代由于雅令时兴而衰微，但明清仍有人使用。投壶就是持箭向壶口投去，壶口有大有小，壶内装有小而滑的豆子，如用力过猛，箭会反弹出来。最终以投进壶中箭多为胜，少则负，负则饮酒。

文字令，又曰雅令。它是历代文人创作，涉及文化艺术现象多而杂，几乎涵盖所有文字游戏，如谜语、诗词、拆字、绕口令等。举一幽默对话的酒令：宋代文人刘〖FJF〗窸〖FJJ〗和苏东坡一起共饮，东坡欲先走一步，刘〖FJF〗窸〖FJJ〗便用三种果子和一味药酒调于酒中说一酒令——“幸早离(杏枣梨)，且从容(苁蓉)。”东坡听后也用三果一药扣于酒令中——“奈这事(萘蔗柿)，须当归。”很得体。

歌舞令是用歌舞乐曲佐酒侑食。周代已有其酒令。《周礼·天官·膳夫》载有：“以乐侑食。”大宴用大雅乐，一般宴会用小雅乐。汉代歌舞侑酒之风盛行，还出现专供官宦文人饮酒取乐的歌舞伎，此风直至盛唐，并让她们助兴送酒，有的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常被技艺超群、花容月貌的美女倾倒，纵情豪饮。

歌舞令有时是机敏的交锋。明代的赵时逢指着一盘炒栗子说一个酒令：“栗绽缝黄见”。在座的文人雅士一时对答不上来，一旁的歌伎朱云楚稳稳当当地夹取一片藕片说道：“藕断露丝飞”。在场的人对这位女子的机敏聪慧表示佩服。

总之，酒令是饮酒者文化素养和个性的表现，酒令表现人的幽默、机敏、才华，也是知识和智慧的结晶，当然反映人们的生活。不过酒令苛刻，罚酒太多，会带来弊害。明清有一段时间就是如此，清人黄九烟为此撰文《酒社刍言》提出饮酒三戒：苛令、猜不透的“酒底令”、捋拳振臂、叫号喧争的拳哄，不仅伤雅而且妨碍生趣益智的享受。

日本没有酒令，但在盛宴时有余兴。一般由陪酒妇女们弹三味线，唱歌或跳日本古典舞。也有擂当地日本大鼓或表演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技艺的习俗。

4、中日酒店、酒旗之不同

根据刘军等人编写的《中国古代的酒与饮酒》一书，中国的酒店的前身酒肆，至迟出现在夏末商初。中国古人在刚刚开始饮酒时，并无酒店，而是自家酿酒自家饮。酒肆、酒店、酒楼的出现是以商品交换的发展，城廓的建立、饮食业的兴起为前提条件的。到周代，王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以及数十个都邑的营建，使市、肆包括酤酒之肆普遍兴旺起来。加之酿造业的发展，一般平民也去酒肆聚酒。

春秋战国时，买卖酒已很普遍。酒肆为招揽顾客，便高高地挂起酒旗。但当时的酒旗是什么样子，因难以保存，说不清楚。是否后来人用一块布，上写酒字，高悬店门，使人能远远看到的幌子，但不少嗜酒者如此推断。《史记·高祖本纪》中云：“高祖每酤留饮，酒储数倍。”这是刘邦作皇帝以前的记事，可见卖酒之最晚在战国至秦代这一时期。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前179年—前117年)娶卓文君后，夫妻着犊鼻当垆卖酒，垆是酒店的代称，这是古代关于卖酒的一则故事。汉代，酒肆已明显地具有卖酒与供人饮酒的双重职能。《汉书·食货志》注：“酒家开肆待客设酒垆，故以垆名肆。”

唐初无酒禁，大小酒肆遍及全国城乡。唐代史籍及文人墨客的诗词中留下许多描述酒肆、酒楼的好诗句。如杜牧的“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廓酒旗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摇指杏花村。”唐代酒肆沿袭悬挂酒旗以招徕顾客的传统方式，皮曰休《酒旗》诗云：“青帜阔数尺，悬于往来道，多为风所飓，时见酒名号。”

唐朝时，各大城市都有胡人开酒店，并有胡姬陪侍作为吸引客人的重要手段，后人有不少关于酒店胡姬的记述。恕不一一赘述。

宋代，由于经济发达，城镇市场甚为繁荣，《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都是反映东京汴梁，即今开封的活跃景象。大街小巷中的酒店、酒楼鳞次栉比，其建筑、装潢豪华，用彩色酒旗装饰楼门，酒座潇洒。而且在宋代酒店已分类很细，据《古杭梦游录》所记，有宅子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庵酒店等。

待到北宋，除大酒店外，尚有各种各样小酒店，被称为“脚店”、“拍户”、“子库”等。

宋代因酒店的繁荣，酒旗的式样、色调，均有发展。窦革所撰的《酒谱》中说：“无小无大，尺之布可缝。或素或青，十室之邑必有。”当时在酒肆聚集的地方，就出现“绣旆相招，掩翳天日”的盛况。

与宋并存的金国，也以豪饮为尚，嗜酒成风，到处可见酒肆酒楼。在山西繁峙岩上寺有一幅绘于金代的壁画，其中就有酒楼，楼内顾客盈门，还有卖艺者。酒楼外有高挑的酒旗，上写：“野火攒地出，村酒透瓶香。”

明朝之初，朱元璋命令大建酒楼，迎接四方宾客。其中高级酒楼已不再挂酒旗或幌子，改挂名人题字的扁额，楼内派专人迎送客人，除山珍海味佳肴外，有歌伎舞女，尚有专供文人墨客饮酒题诗的诗碑，酒楼四壁任客人挥毫，以助酒兴。明代酒肆已发展到成为人们社交的重要场所。为迎奉高层次的顾客，有的酒店店主和店小二，已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素养。

清代酒肆又见进一步发展，大城市内酒楼饭馆难以数计，而且不少可承办大型酒宴。待到清末民初，许多西餐馆、酒吧，在北京等各大城市和港口应运而生。民间各类酒肆名目繁多，经营手段因宾客要求多样化。中国的饮酒文化得以体现，酒帘处处飘，凝香贯九霄。酒肆大街灯火辉煌，如同白昼。不言而喻，铺张浪费，腐化堕落也达到顶点。

当代中国人由于多种经营可获得更多利润，纯酒店不多，而重视既能就餐连带饮酒的地方，当然在大酒楼、大饭店内有单设的酒吧。近年来，日本式酒店已进入北京城，如海淀白颐路上的“泽之鹤居酒屋”。

日本的酒肆名为“酒屋”或“居酒屋”，与中国的酒店有所不同。日本的酒店何时问世，日本没有统一的说法。不过在中国人撰写的《魏志倭人传》中已谈到日本有了集市，日本酿酒史研究家加藤百一认为，其集市是中世纪日本酒店的萌芽。《日本书纪》载：“在饵香(现

今大阪)集市，有标着价钱但人们买不起的美酒。”樱田胜德认为，日本的酒店名为“居酒屋”，它既不是造酒的作坊，也并非卖酒的店头，而是供人饮酒的地方。大概于江户时代初期，首先出现在大阪、江户的城外，那里有借宿住宅、渔场，卖苦力或手艺人在其居住，因经济上无条件，便去居酒屋饮酒，自斟自饮。后来发展到备有酒菜和用餐的肴馔。因在酒店入口处外侧，有从上挂到半腰中似绳子一样的门帘，酒店又称“绳暖帘”，其绳多为麻制品。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酿酒和贩卖酒的经营者为酒屋，卖酒量大大增加而变为批发商。由批发酒的商人分化出零售业者，在店头供人饮酒，被称为“居酒屋”，即酒店，而销售酒类者称“酒屋”。

详细内容范文篇5

一

话剧《切·格瓦拉》是一部激情诗剧，这是它之所以能够在演出过程中，激起观众一阵又一阵强烈共鸣的主要原因。坦率地说，我坐在剧场里欣赏《切·格瓦拉》，也时时为之打动，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篇文章正是我的剧场体验的产物。一部戏剧作品只有令观众感动，才有足够的理由引发人们思考，思考这部作品何以会令人感动，以及这种感动的性质与价值之所在——《切·格瓦拉》毫无疑问找到了观众情感领域最为敏感的某些部位，拔动了观众的心弦，否则就不可能获得目前的成功。

不过，当我说这部戏是激情诗剧时，同时还在考虑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当戏剧的编导与演员们以他们独特的手法勾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时，我们还需要细加分辨，看看它所藉以感动观众的是什么手段——虽然一部能引起观众兴趣并且引起共鸣的戏剧作品，从艺术层面上看就是成功的，然而这种艺术层面上的成功或者说“美”（感动），并不完全等同于“善”（好、优秀）或“真”（正确）。引起观众的共鸣或兴趣并不是一部艺术作品的全部价值所在，毕竟我们还是需要考虑，它与观众是在哪些点上形成了共鸣，共鸣的指向是什么。

话剧《切·格瓦拉》所使用的艺术语汇是中年以上的观众相当熟悉的，虽然编导大量使用包括影像在内的现代戏剧常用的拼贴手法，虽然编导让主人公格瓦拉始终象征性地缺席于具体的舞台情境，以营造出一种强烈而独特的戏剧氛围——这些手法都具有很强的实验色彩，但是，我们还是不难从戏剧整体的叙述手法中触摸到一个熟悉的幽灵。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两分法，在灯光烘托下正面人物的英雄定位与反面人物的漫画化处理，舞台人物的群体造型以及台词的语调，以及这种形体与声调在戏剧逐渐推向高潮时起到的特殊作用；舞台上正面人物基于历史决定论，将自己或者所代表的社会群体看作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自信，②敌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所有西方思想，手握绝对真理因而不容旁人分说的话语逻辑，都或多或少地会让人感受到，话剧《切·格瓦拉》在艺术表现领域，堪称“”期间常见的红卫兵风格近年里最为精彩的再现。尤其是正面人物昂首挺胸的舞台表演，一味亢奋激昂直至声嘶力竭，藉以营造出一种典型却单调的崇高风格；甚至就连剧本的文字风格也是高度“”化的，对“”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很容易地从《切·格瓦拉》联想到《西沙之战》一类作品。因此，我把《切·格瓦拉》称为一部激情诗剧时，脑海里浮现出的范本，正是“”时期最为常见的那类曾经被命名为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的特殊的舞台艺术作品，至于它是否能够称为“史诗剧”，我还持有保留。

当然，我不会简单地将话剧《切·格瓦拉》与“”期间最为盛行的御用文学等量齐观，平心而论，在“”时期绝对不可能出现像《切·格瓦拉》这样的作品。

一份有趣的历史资料说明，在第二批“样板戏”里的典范之作《杜鹃山》创作过程中，曾经明确说过要反对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游击中心主义”。①无论这是不是的个人见解，按照这样的说法，话剧《切·格瓦拉》在“”期间就已经绝对没有可能生存，至于卡斯特罗是不是因受格瓦拉的株连而被冤枉了，倒在其次。

除了这个偶然原因，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切·格瓦拉》显然带有对现实社会强烈的批判色彩，而这样的批判，在“”期间更是完全没有可能。有评论凳尽肚小裢呃酚徐远按竺裰鳌钡那阆颍绻傅氖恰啊逼诩淠茄摹按竺裰鳌保峙录仁嵌哉獠孔髌返奈蠖烈彩嵌浴啊钡奈蠼猓导噬显凇啊逼诩洌」苤诙喔呒陡刹渴艿嚼醋悦裰诘某寤鳎钦嬲庖迳系摹懊裰鳌辈⒉淮嬖冢覆簧稀按蟆薄＞窒抻谝帐趿煊蚩矗裰诶靡帐跏侄我耘老质瞪缁嶂械囊醢得娴目赡苄越咏诹悖烁吒琛靶问拼蠛迷嚼丛胶谩币酝猓帐醯呐辛χ荒苡玫健巴创蚵渌贰敝稀R帐醯谋硐肿苁谴嬖谝恍┚圆辉市砩孀愕慕颐恳唤锥伪辉市砉械亩韵螅急谎细裣抻谇斩ǖ姆段е凇R虼耍飧鍪贝乃健按竺裰鳌保涫抵徊还恰懊裢酢弊萑菹碌姆浅V坑胗邢薜摹懊裰鳌薄?/P>

话剧《切·格瓦拉》的批判指向，虽然不乏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来觉得不方便与之正面交锋的某些对象，但我宁肯相信这样的批判并没有得到任何纵容与暗示；何况话剧《切·格瓦拉》确实尖锐地批判了一些为公众所深恶痛绝的现实社会弊端，我也真诚地相信该剧因如此激烈的批判而经常不慎误伤他们的“同志”决非出于本意。在民众缺乏顺畅的言路，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又日渐萎缩的时代，话剧《切·格瓦拉》所表达的这种直率与激烈的批判，确实可以看作一种独立的声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民众的心声是合拍的。在这个意义上，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们不像“”期间的红卫兵文学那样，在其虚张声势的外表下隐藏着趋附强权的委琐，它之有可能——哪怕只依赖于其中的片言只语——赢得公众同情与共鸣，也就不难理解。

认识到这样两个重要区别，我们才有可能避免将话剧《切·格瓦拉》完全等同于“”戏剧。但即使存在这两个重要差异，话剧《切·格瓦拉》与“”期间盛行的艺术风格之间的联系，却并不能因之被排除，因为《切·格瓦拉》的编导们所赖以实现其社会批判的工具，包括编导们刻意追求的煸动性，至少有一多半来自“”；至于它所用以从事社会批判的思想资源，与“”以及孕育了“”的那些理论，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惜话剧《切·格瓦拉》是在“”已经结束之后二十多年出现的，因此它所体现的只能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崇高，设若不考虑它所讴歌的对象，其表现形式在“”时期或许能够引起更大的轰动，放置在今天，就多少显得有些虚张声势。至于它是否会像“”那样导向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则是另一个研究的课题，不宜于在这里讨论。

二

不合时宜的崇高也是崇高。我要再次重申，不管它是否与“”艺术有渊源关系，话剧《切·格瓦拉》确实有许多令人感动之处——实际上“”之所以能让那么多人颠狂，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成功地采取了那些极具情感蛊惑力的手段——因此我们还是需要讨论该剧藉以打动观众的是些什么思想与情感内涵。

如果要寻找话剧《切·格瓦拉》与观众思想与情感的契合点，我们很容易想到该剧不时涌现出的对弱势群体乃至国际政治领域的弱国的关切与同情，而这样的关切与同情，又是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这样，话剧《切·格瓦拉》就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它揭露了社会上普遍存在压迫与剥削的事实，将社会上存在贫穷与不公正的根源，归之于以这种压迫与剥削为本质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同时希望以一种格瓦拉式的革命，推翻这一制度，消除贫困，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进而是国与国之间互相平等，公正得以维护的理想社会。

这样的主题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也确实在有意建立他们的精神取向与远至陈胜、吴广和斯巴达克思等平民起义者的联系。但是建立了这样的联系并不等于就天然地获得了历史价值，《切·格瓦拉》的编导们显然并没有意识到，如果纯粹从情感的层面上讨论这部戏剧作品，那么我们会发现，其中最令观众感动的那些内涵，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内在矛盾。

简单地说，话剧《切·格瓦拉》最具感染力的内涵，主要基于两个均具有崇高风格的维度，其一是理想主义，其二是人道主义。前一个维度指的是编导们为之心醉神迷的格瓦拉式的为乌托邦而献身的牺牲精神。由于20世纪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普遍挫折，以及80年代以来理想主义精神在中国社会受到普遍怀疑直至日渐丧失其生存空间，使这种格瓦拉式的牺牲精神一度被公众所唾弃，但是理想主义本身的魅力、社会平等的乌托邦非同寻常的号召力却并不会因为时势一时的变易而消失，相反，正由于它在现实社会里的稀缺，才显得特别珍贵。兼之这种牺牲精神是过去几十年里成长起来的几代人耳熟能详的，所以它在观众群中，非常易于引起敬仰与怀恋交织在一起的共鸣。后一个维度则体现出编导们对社会中存在的弱势群体的深切同情，在国内它指向的是对“穷人”这个群体的同情，这样的同情还理所当然地延伸到了国际政治领域，延伸为对所有因为与强国为敌而遭受打压的国家（尤其是因涉嫌在科索沃地区实行种族清洗的南斯拉夫和野蛮践踏国际法入侵吞并科威特的伊拉克）的同情。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现象日益凸现，这样的同情很容易让观众联想起自己不如意的处境；由于媒体在报道国际事件时进行了严格而有意识的信息过滤，人们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的同情超过了对更弱势的科索沃阿族和科威特的同情，因此，它在剧场里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并不令人意外。

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都是非常值得推崇的价值。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就是为有缺陷的现实社会提供理想，尽管所有理想都必然具有乌托邦的性质，但理想和乌托邦的存在始终代表了引领社会与人类进步的巨大力量，而为这种乌托邦献身的精神，更是人类所可能拥有的最优秀的品质这一。抗击强权与同情弱者，为弱势群体争取其应有的社会权利，更是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负的社会与文化责任，任何一个社会，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政治领域，都需要这样一种可贵的声音。

但是在实践领域，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却存在着一个令人忽视的缝隙，甚至可以说，存在无法弥合的鸿沟。人道主义是以人类那些最为直接与最为真实的需求和欲望为出发点的，它的精神实质，是从正面肯定人类诸如食、色乃至基本的温饱、居住空间与隐私、自主支配其生命与财产、免受威胁、参与公共事务、信仰或改变信仰、尊严等不同梯度的需求与欲望的合理性，包括肯定《世界人权宣言》所说的“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权利①。而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恰恰意味着实施者为了某种非个人的目标，而放弃自己某一部分个人需求和欲望；理想主义的牺牲精神的要义，以及它之令人敬仰的高尚情怀，正在于不管是否真正出于自愿，它总是指向为了某个集团的和远大的目标，而放弃某些个人的和现实的基本需求，遏止自己的某些欲望。理想主义歌颂以放弃这些个人需求与欲望为表征的牺牲，并且要求每个人都必须以牺牲精神，投身于为理想而奋斗的事业。这样的事业，可以是消除贫困，可以是追求社会平等与公正，可以是民族或国家的兴盛，也可以是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是无法共存于同一个精神空间的——因为理想主义的根本在于，它对理想主义者本身并不施以人道的标准，它似乎是要以牺牲自我的人权为前提以追求他人的人权，牺牲现实的人道为前提争取将来的人道。它并不以人道的标准来设计与实现自身的生命，甚至往往以放弃对自身的人道的尊重做为是否奉行理想主义的铁门槛。因此，虽然理想主义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往往与人道主义有诸多重合之处，在20世纪的国际共运实践中，我们却不断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现象——以理想为旗号要求人们无节制地放弃个人利益、压抑个人欲望，而种种非人道的甚至是反人道的行为，经常在这样的理想主义幌子掩饰下堂而皇之地、不受谴责地出现，其中既有远至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那样残酷的杀戳，也有近至北韩普通百姓普遍陷入极度贫困的事实。这就导致了从“冷战”时期直到今天，人权总是被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喜欢称之为“旧社会”的国家当作向“新社会”施压的工具而不是相反；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以反抗强权为由实施非人道的独裁统治，也远不止于伊拉克的萨达姆和阿富汗的塔利班。“二战”以后仍然有一些以先知或使徒自命者，在继承着格瓦拉们的事业与行为方式，像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秘鲁的“光辉道路”，本·拉登的原教旨主义武装等等，它们之渐渐被这个世界唾弃，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想主义信念与牺牲精神，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坚执理想主义过于狂热，缺乏对人道的尊重和对不同意识形态的受容，而堕入戕害同类的恐怖组织之列。

实际上，即使人道主义可以成为或者经常成为理想主义的最终目标，它也很容易遭到有意无意的曲解与阉割。这和革命成功之后的格瓦拉每个季度究竟是参加240小时还是480小时的义务劳动无关。关键在于当理想主义仅仅是一种个人的自觉行为时，为了理想主动克制个人合理的需求与欲望是令人敬仰的；然而，当它衍化为群体的行为规范，牺牲就已经不再限于每个人的主动选择，它必然成为所有社会成员是否能被群体受容的先决条件，而对那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生理与心理的需求与欲望驱动的个体，形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就像话剧《切·格瓦拉》所呈现的那样，格瓦拉不仅仅要求自己苦行僧般地自我殉道，他还希望自己是一个榜样，即希望他的下属、他的战友与同事也成为像他一样的人，至少是接近于他的人。在这种场合，人道主义就不再有可能成为衡量是非的维度，人道主义精神本身甚至有可能成为禁忌。②

在这种场合，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是一目了然的。鲁迅曾经以他惯有的尖锐，借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质问“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们：“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③当一项事业——哪怕是很高尚的事业——要求众多的参与者长久地放弃自己的个人利益，甚至要以普遍牺牲那些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与欲望为代价时，它就必然要走到其初衷的反面，必然导致虚伪与欺骗。悲剧还在于一旦虚伪与欺骗成为维系一个社会的主要手段，我们再也不能对它抱有任何的希望，期待这项事业能引领我们走向它曾经许诺的光明未来。

确实，为了某种终极关怀，人类有时不得不放弃某些现实的利益。就像卢梭所说，为了社会秩序人们不得不将自己一部分天赋的权力让渡给另一些人以组成负责管理社会的政府，然而，人权即人道的考虑，应该是这种放弃的底线。也就是说，无论为了什么理想，都不应该以普遍人道作为牺牲的祭品。尤其是不应该以普通民众的人道需求为牺牲，一个人为理想的自我牺牲是可贵的，但是为了理想动用权力要求甚至强迫别人做出牺牲，就不仅不再可贵而且是一种暴政。我不否认少数社会精英自觉与主动的牺牲的价值，只是说这样的牺牲不能推之于广大民众，不能作为针对民众的行为规范与要求；更不用说那些以未来为借口要求甚至强迫民众牺牲当下基本利益的理想主义，倡导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总是率先背叛这种理想；尤其因为那些倡导者比起被倡导者有更多的机会背叛这一理想，这样的理想主义更是必然导致双倍的虚伪。

坦率地说，那些以社会公正与平等为理想的运动，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它们的初衷，而今天中国社会里人们所感受到的贫富差距以及不平等，也未见得比他们所怀念的那些似乎更符合理想状态的日子更甚。诚然，近二十年多来权钱结合的巧取豪夺确实越来越令人发指，如话剧《切·格瓦拉》所揭露的“大亨寡头翻云覆雨”和“黎民百姓任人宰割”；“富婆款姐挥金如土”和“布衣寒士度日如年”；“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和“一生辛劳化一无所有”的强烈对比的存在无可讳言，而且事实可能更为触目惊心。但是，在仿佛令人怀念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又何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平等？

在那样一个完全不允许异见存在的社会环境里，要想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简直是幻想和无知。由于政治运动频仍，哪个领导都可以给某个他看不顺眼的下属戴上一顶什么帽子，将他打入万劫不复之境，冤假错案之多，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至于“平等”云云也只不过是谎言。且不提“三年困难时期”宣布自己半年不吃肉的例子（满脑子特权思想的人们把这看成与民众同患难的惊人之举，但是他们忘记了这句话背后的潜台词：能够说他不吃肉是因为他只要想吃每时每刻都有肉可吃，而几亿老百姓是连想吃一点粗菜淡饭都极其困难，饿殍遍野，能吃的草根树皮都已经被吃光）——我只想以自己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我有幸生活在父母均系城镇居民的家庭里，节衣缩食之后总算能保证基本的温饱，还多少会有点零花钱，但我知道那些和我一起读书游玩的同龄的农民孩子，他们父母的勤俭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父母，但许多家庭却要等鸡生了蛋才有钱买盐；同样，我每天自己去学校读书，而我所在的那个区的区委书记和我同龄的孩子，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由保姆护送，更不用说他每天都能喝上牛奶，这一点可怜的享受在我们孩提时代简直是无法企及的奢侈。这些现象确实发生在号称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消灭了贫富差距的年代。虽然1949年的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国大陆的阶级结构，然而社会的不平等从未真正消失。大到城镇居民与农民这两个巨大的社会群体之间与阶级差异极其雷同的不平等，小到不同级别与不同岗位的人拥有公共资源不同程度的支配权，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在不平等的两极，角色发生了变化。理想主义者想当然地以为只要革命成功就能够建立由“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乌托邦，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事实。

应该认识到，20世纪的国际共运，无论是在阶级斗争还是民族解放运动层面上，始终都是以对最广大平民以及殖民地国家的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出发的，也即是从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出发的，但是其结果却往往是南辕北辙。用话剧《切·格瓦拉》的台词说，“面对旧世界的收买、围剿、招安，革命的股民自然高官厚禄大宅子小车子服务员保健员，很快实现了投资回报利益返还。他们经营的，那点不是旧世界？只不过改了作者，换了封面，准确地说，是张旧世界的‘盗版’。”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何以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曾经因为拥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而获得普遍拥护的运动，成功之后却几乎无一例外地丢弃了人道主义？难道真是由于“旧世界的收买、围剿、招安”吗？真正理想化的“新世界”又在哪里，难道只有在格拉玛号上才可能存在，只有像格瓦拉那样“不断革命”才能保持其理想的一贯性？

我想决非如此。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是完全不能融合，它只不过是在格瓦拉式的宗教狂热里无法融合。事实上有许多例子能够让我们看到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并存的可能，中国古代的圣哲孔子就是其中之一。孔子无疑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他的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理想主义最为直观的写照。然而，假如我们把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坚毅与格瓦拉相对照，就不难看到，在那样的情境里孔子能够接受“从我者，其由与？”①的事实，他那只木筏与“格拉玛号”本质的区别，正在于他不会将那些不随同他远征的人看作是叛徒、懦夫或者落后者，他的理想并不需要以自虐为前提，更拒绝他虐。

由此可见，天理可以出于人情，或者至少可以不太悖于人情。“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的理想主义才是社会的灾祸。正由于人道以及人类的基本需求与欲望被当成理想的祭品，20世纪那些试图建立理想社会的努力，几乎无一例外总是以基于人道主义立场的理想主义始，以反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终。也正是在这个悖论面前，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们误入了一个历史的圈套。因此，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在于革命还是改良，而在于如何避免走到人道主义的对面；格瓦拉式的革命以前没有给人类带来社会公正与平等的理想状态，而今天社会存在的诸多“黑暗邪恶”，其中的不公正与不平等，也决不可能通过一场格瓦拉式的革命而铲平。

三

由于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对立，因此话剧《切·格瓦拉》不断在这样两个维度之间转换，使得观众很难真正理解编导们究竟想要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而一种缺乏对艺术效果的明确定位的社会批判，只能触及一些皮毛，只能算做是一番长达两个小时的牢骚，虽然是一番发得很精彩的牢骚。

首先谈两个细节。

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在从事他们非常有意义的社会批判的同时，也毫不容情地批判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并不能认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许多思想观点，但是我还是不能不指出，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们这样的批判，像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新左派”一样片面，却没有“新左派”所注重的学理依据。他们义正辞严地指责道：“为换取剥削社会的良民证，有些人公开放弃了对正义的追求、理想的探索，当众宣布与格瓦拉们的事业一刀两断”②。这一说法就很不符合实际，事实不仅远比这复杂得多而且很可能恰恰与之相反。正由于“格瓦拉们的事业”包含了太多虚伪的成分，隐含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破坏性，因此，当众宣布与这个事业一刀两断的，恰恰包括一大批代表社会的良心、比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们更自觉、更无私地为追求正义、探索理想而献身的人，将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成只是为了“换取剥削社会的良民证”，岂止是不公，简单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亵渎。我相信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们不会不知道他们所处的特殊语境，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为穷人说话”未见得比“为富人说话”更困难，而直言不讳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某些合理性比起歌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仍然具有更大的风险，因而也就需要更大的道德与理论勇气。在这个意义上说，宣扬格瓦拉和宣扬革命的人们，比起那些批评格瓦拉以及呼吁告别革命的人们，更容易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亲睐——实际上这一点已经无需置喙，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们已经在享受着这种亲睐。

有趣的是，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并不是没有看到，格瓦拉当年想推翻的“旧社会”不仅没有如其所愿纷纷崩溃，相反它们自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剧本试图用当年历史学家挖空心思想出的“让步政策”解释这样的变化，从侧面证明“格瓦拉们的事业”的价值。剧本是这样写的：

正C：没有革命，他们肯改良么？！

反丙：咱们肯么？

正A：没有农民一次次起义，会有历朝历代的让步政策么？！

众反：（歪头）嗯！

正B：没有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战后会出现福利国家么？

众反：（侧脸）嗯！

正C：没有古巴人民站立起来，美国会在经济上给拉丁美洲小恩小惠么？

反甲：有这事儿？

正A：没有中国人民站立起来，集团会在台湾实行么？

众反：（扭胯）嗯！

众正：没有被剥削者攥紧拳，剥夺者会解囊么？！

众反：估计，不──会──吧！

这段表演既牵强附会，也很难自圆其说。即使国际共运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改良的动因之一甚至是最主要的动因，这样的论述也很难真正讲清，何以应该更关心民众利益的社会主义阵营，反而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方面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那些经历了革命的国家，在民主、人权和经济发展等重要指标上，与那些仅限于改良的国家相比何以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至于在国际政治领域，“二战”以后南北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关系，已经成为国家交往的新模式，由于穷国与富国之间确实有可能通过谈判与协商，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途径，“剥夺者”因为对“被剥削者攥紧拳”的恐惧而“解囊”的描述，也显得很矫情和荒唐。我不愿意用小偷盗窃手段的提高与警察破案能力的增强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比附这样的逻辑，至少可以用《切·格瓦拉》式的口气质问道：“没有美国的封锁，我们能造出原子弹么？”回答也断然是：“估计，不会吧！”然而，你觉得中国政府真会把原子弹的研制成功归功于美国当局吗？

当然，我不能满足于指出话剧《切·格瓦拉》的编导们这种枝节的失误。如前所述，话剧《切·格瓦拉》具有很强的社会批判色彩，但关键在于批判本身不能成为目的，批判只能是一种手段，也即用以表达作者立场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不仅要分析《切·格瓦拉》的批判，同时更应该从这些批判出发，探究与考察作者所用以从事社会批判的立场。

有关“穷人”的“富人”之间的两分法，在国际政治领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的两分法，是话剧《切·格瓦拉》重点提及的，也可以看做是话剧《切·格瓦拉》一以贯之想要强调的主题之一。

把贫富差距这样一些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归之于社会学层面上的阶级差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之所在。我想《切·格瓦拉》的编导们也是这样想的，他们也许正是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从事社会批判的武器。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像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样的理论巨著，假如将它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的高度抽象，那么它确实是非常之深刻的，不过，正由于这种规律是对社会整体进行高度抽象得出的结论，因此它们并不能直接用之于具体的社会现象的描述。抽象理论假如确实有足够程度的抽象性，那么它就不可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它的对应物，正如抽象意义上的“人”不可能存在于现实社会中一样，否则就不能成为抽象。对贫富差距的渊源的揭示以及社会阶级的区分，正是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抽象。

因此，我们决不能将这种宏观的理论，庸俗化为社会每个具体单元的微观描述。容我举个例子，当说95%的群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时，不管他这段话说得是否正确得体，都不能将这样的宏观描述理解为必定能在每个单位里揪出5%的坏人，需要在每个单位深挖5%的“资产阶级代言人”。我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将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的根源归之于阶级的存在，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将现实社会里的人分为几个不同的、互相对立的阶级，更不等于说由于人类每个群体里必然存在相对意义上的富人与穷人，他们就会天然地分成为互相对立的两个阶级，或者用话剧《切·格瓦拉》形象的说法，把人类分为生活在街的北面和南面的两群；社会确实存在剥削与压迫，但也并不是说通过一场由被剥削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革命，就可能完全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与贫富差距。更不用说马克思的理论虽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却并没有给出更具合理性的新的社会模式，或者说，他非常明智地将新的更理性的社会模式系之于遥远的未来，由此我们当可以理解马克思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良苦用心①。

以拥有社会财富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标准，进而把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差异视为评价一个国家意志之善恶的标准，把社会不公正现象归之于富人与强国的存在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原罪，将社会丑恶现象完全归之于富人或强国，这是连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自己也感到力不从心的指责。格瓦拉的游击队想要彻底改变其被压迫剥削命运的农民中的一员却出卖了这支队伍的事实，更消解了将整个人类分为穷人与富人两大阵营的两分法的迷思，进一步说明将马克思对社会的抽象分析与理论机械地应用于具体情境，会带来什么样的谬误。②毕竟“朱门酒肉臭”并不是“路有冻死骨”的全部根源，把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原因全部归结为对后发达国家的掠夺，就像把近二十年中国东南地区的迅速发展视为对中国西部的剥夺的结果一样简单化和非理性。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并不是完全找不到利益的契合点，而随着人类文明水平的提高，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不同国家之间通过互相协商，达成尽可能兼顾各方利益的妥协，这种方法比起对抗与战争，可能是成本更低，也更符合绝大多数人以及国家利益的途径。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这些事实的存在，并没有指引《切·格瓦拉》的编导们继续深思其根源，他们只是停留于社会丑恶与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本身，试图通过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批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使自己膨胀成为道德巨人。

客观地说，编导们对穷人这样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同情，以及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控诉，确实是充满正义感的，足以打动人心。然而无论是在阶级关系领域还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他们都是徒有热情而缺乏理性，因之，也就使话剧《切·格瓦拉》成为一部虽然煸情，但却幼稚的即兴之作。而且，这种煸情的幼稚，足以锻造许多艘新的“格拉玛号”，虽然不无理想主义光辉，却充溢着于世事无补甚至有害的非理性的狂热和冲动。

我想话剧《切·格瓦拉》的作者们其实拥有足够的才华和智慧，完全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社会批判背后隐含的误导；我也充分理解话剧市场的低迷，使得想在这个市场分一杯羹的任何人，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以险招取胜。但我还是想用最善意的词语为话剧《切·格瓦拉》的主创人员们开脱，就引用当年鲁迅为易卜生开脱的话吧，他说易卜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③如果确实如此，我们要感谢话剧《切·格瓦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思当前中国现实问题的绝好文本，不过我仍然怀疑，《切·格瓦拉》剧组对于我为他们做的开脱，并不领情。那么，我们还应该对这部话剧说些什么？

注释：

①见黄纪苏：《关于史诗剧《切·格瓦拉》创作及演出的一些情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5期。作为一个当事者，黄纪苏的文章写得非常客观，令人敬佩。

②话剧《切·格瓦拉》尽管含有挑战“规律”和“必然”的意味，实际上它本身就隐含有很浓厚的历史决定论色彩。剧本充满信心地写道：“从罗马到伦敦，从孟买到墨西哥城，格瓦拉为弱者拔刀为正义献身的精神，在世界各地点燃了一颗颗心灵。剥削压迫社会的长夜正在酝酿下一次革命。从星火往前，将是燎原；从燎原往前，将是黎明！”（引见话剧《切·格瓦拉》剧本。在演出节目单上，该剧署名为“黄纪苏编剧”，但是网络上的文本署名为“《切·格瓦拉》剧组集体创作”。本文有关这个剧本的引文，均下载自网站黑板报,但是没有人能为这种信心提供足够充分的来源和依据，有关论述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①参见杨健：《第二批样板戏的产生及艺术成就》，《戏剧》2000年第3期。

①参见《世界人权宣言》中文版，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公室官方网。

②一个可以用以为佐证的事实就是，80年代初提倡人道主义者就曾经被当做“精神污染”。

③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①孔子：《论语·公冶长第五》。

②话剧《切·格瓦拉》“创作大纲”，引自黄纪苏：《关于史诗剧《切·格瓦拉》创作及演出的一些情况》，《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年第5期。

①恩格斯：《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9页。

详细内容范文篇6

第二节美术多元试验取向和拍卖化的反差

第三节先锋音乐的摇滚化与古典大众化话语

先锋艺术作为思想解放的产物，在8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然而，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氛围的总体转型，先锋艺术姿态的身份变得日益暧昧、日益复杂，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先锋已经成为变化迅猛世界的旁观者，或许可表述为：先锋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后卫"。对这一言人人殊的文化景观，应对中国先锋艺术怎样进行文化阐释？怎样揭示前卫艺术困境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精神的内在变异？怎样透视当代审美文化的平面多元景观所掩盖的先锋衰退的真相？怎样在新的层面超越文化民族主义视域而进行富于建设意义的东西方文化对话？

在我的研究中，我并不将小说、美术、音乐作为"史"来研究，而是作为"知识范型"来研究，不关心排行榜上那些自封为前卫或时髦的艺术家，只关注具有文化学术意义的文本与创作，将一些尽管是贸一时，但不具有文化表征意义的作家、画家、歌手淡化掉，而将我所关注的具有思想推进意义的"沈默的一群"的创作，作为这一时期的意义延伸的"问题表征"来处理。作为学术史描述，我力求客观而非面面俱到地评述各种存在的文化现象和为人物排座次，并不以个人的好恶决定取舍标准。当然，任何阐释都必然会带有论者的自身思想烙印，这也是反复被当代解释学所证明的道理。

第一节小说叙事技术化与先锋身份焦虑化

也许，90年代的小说是最领风骚的，但它也是最为寂寞的。因为，它再也不是艺术领域中一道最明亮的风景线了。据中国作协统计，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超过一百部，可到了93年，就已经超过200部，94年接近四百部，95年为七百部，96年据说已达近千部，97年和98年几乎超过一千部，到了99年，一些知名作家已经公开向媒体坦言，自己基本上不看当代的长篇小说，因为这既费时又是低水平的重复。

这种愈演愈烈、粗制滥造的小说，这种大多兑了水分的小说，这种人人都可以将自己私生活一览无余的所谓"私小说"，却促使读者日益扭身而去。它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读者收回了期待视野而将目光投向了其它更为现实的行业。小说的旺年旺季却如此背运，一方面是由于小说的粗制滥造和过分的欲望化使读者感到其中精神的贫瘠，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快的生活节奏让人很难再读完厚本的虚构小说。1999年一开始，不少纯文学刊物就纷纷宣布倒闭，实行了商品社会冰冷逻辑的"安乐死"。

此外，小说在形式上愈来愈玩"叙事魔方"而远离生活本身，因此，尽管小说出版年复一年日益增多，但读者却年复一年日益减少。虽然《大家》等刊物推出联网作家，甚至以重奖来招徕读者，甚至作家刘震云闭门八年写出长达200万字的超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仍不能恢复小说在80年代那种一部风行而天下争阅的盛况。小说回到了想象虚构叙事，回到了个体私人内语言的描写，回到了语言的重新组合，不再负载小说以外的精神及道义，小说只是小说。于是，充满语言游戏的小说，在当代文学中已不可能再领昔日的风骚了。

一，本能欲望写作与私人化写作。

更深一层看，小说创作事实上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写作危机。当某些作家打出文学世俗化旗号时，他们强调的是一种私人写作，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于是，在现代化即世俗化这个新神话面前，他们以世俗化为依据，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崇高、神圣和一切有关价值的问题，全身心地告别精神而回到私人性的欲望化写作。但殊不知，现代化是从中世纪神学的压制下逃离出来而标榜人的合法性的，而现代的作家在标榜人的合法性时并未遭受到神学的压制，相反，他们是在反人性、反人的尊严、反人性深度时，过分张扬了人的自然性成分，或者说告别了人性而逐渐走向人的本能性。

这样，90年代的文学就似乎出现此种情况，即那种欲望化身的西门庆、贪婪化身的达尔丢夫和否定的化身梅菲斯特成了小说中的当代英雄，成了融大众趣味为一体的倒立的"高大全"。于是拥抱世俗就是拥抱消费，就是拥抱大款大腕，拥抱无边的欲望与现世的生活质量。从而某些人的写作在消解了所谓的神性，剥离了所谓的人性以后，变成赤裸裸的金钱欲望和本能欲望的展示，并标榜为"个体性文学"或"身体型创作"。对此，不难看到创作界和批评界确乎遭遇到形而上的迷茫与形而下的误区了。

其实，福科早就发现，现代的先锋派文学与学院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正是在大学教师和学生的阅读评论中，先锋文学才得以通过选择权威化和制度的合法化发挥功能，因此，大学在现代先锋文学的传播和再生产中，既是权力操作者，又是话语的接受者和播撒者。小说不再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而是成为作家玩弄叙事的狭窄领域，以及搞当代文学的大学教师的研究对象而已。这或许可以说明，小说创作是怎样变成文化游离中的本能叙事的，成为游离于时展之外的个体的身体自恋的玩弄者，成为现实价值之外的冷漠旁观者。于是"文学革命"变成了个人角色化的转换，叙述人据说不再超越叙述而成为叙述中的一个自恋角色。小说展现的仅仅是一些卑微灵魂的卑微生活，以及卑微的欲望和卑微欲望的些许满足。小说不再成为大众反省生活、直视灵魂和感悟世界的窗，也不再具有文学自身的超越性和提供他者经验的参照性，而仅仅成为世界沉沦中的自我身体抚摩的确证。

同样，拉康认为，"欲望"是与"需求"相区别的概念，因为"需要"总是对一个特殊对象的需要，而"欲望"是与匮乏相联系的，即欲望是超越了需要层面而产生出来的。欲望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产生，主体的欲望是对他人的欲望，这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欲望便成了主体和个人形成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无意识是语言赋予欲望以结构的结果，语词没有把握住能指的实质，因为被命名的只是表面上的命名，欲望能够给予能指以意义。但意义只为主体所感，所以无意识是一种呈现，是对未被指认的欲望的呈现。于是，从一个能指转向另一个能指的可能性是没有终结的欲望运动，所有的欲望都肇因于匮乏，欲望不断蠕动，以求获得匮乏得满足。人们的语言正是依靠这种匮乏而产生作用，因为，符号所表示的恰好是真实对象的进入，而词语仅仅因为他者的进入或拒斥才具有意义张力。所以进入语言就等于变成了欲望的牺牲品，语言被挖空而成为了欲望之物，在欲望中语言遭到分裂。沉入语言就等于脱离了拉康所说的真实世界，而永远无法接近这个领域。人们只能用一些替换物来代替另一些替换物，用一些隐喻来代替另一些隐喻，这样，使自我在想象和虚构中得以完成。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几年小说领域滋长这一重写私人话语和本能欲望的氛围。我认为，当代作品中对"个体"或"身体"欲望写作的关注，以及其向世俗性写作发展的理论根据，都有其合法性的一面。我承认人的合理欲望，不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表达，认为在否定人的合理欲望之后，应该给真正合理的欲望正名。但是，我强调"度"的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人与神、人与兽之间的度，人一方面可能被重新异化为神，重演那种世界性的神话灾难；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握好人的生存之间的状态而滑向兽性，同样也会出现大面积的兽性爆发。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中的几次兽性大爆发和欲望大暴露，仍然存在我们痛苦的历史记忆中。

世纪末文学的身体欲望展示，并非完全是积极健康的，里面也残存着不少历史已经淘汰的东西。仅仅是展示欲望并不能说明文学拓展了什么，因为根本问题还在于：这种欲望展示，是展示个人经验世界的哪一个方面？是展示反历史、反精神、反常识甚至反审美的一方面？还是展示具有不断提升自己的既逃离神性又逃离兽性的健康平和的人性方面？无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也大体上不会仅仅让西门庆成为时代的性崇拜者，也不会全然让达尔丢夫和梅菲斯特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主人。相反，人类会在这个世界中不断抛弃自身创作的误区而把握真正的"度"。我有理由认为，那种非此即彼的充满误区的创作将在逃离时代的同时，使自己在低俗趣味和平面价值中，在商业炒作和欲望冲突中弄脏自己，并最终成为时代泡沫文化中的泡沫。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

需要注意的是，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性热潮"问题。不管是乡土气十足的"陕军东征"出现的让文学界为之瞠目的性热浪，还是所谓张扬金钱本能之类的城市市民小说中涌动着的当代欲望价值观，都表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世俗化文学浪潮中，所有新的"主义"、新的"旗号"所掩盖的恰恰是那种陈旧的个人欲望，恰好包装的是那种已成为历史并丧失了合法性的生命观。因此，这种写作是对读者审美期待的挑衅，是对真正的个体写作、边缘化写作和人性对话写作的瓦解。尽管这类文本，能够在不断刷新的大众传媒排行榜上呆一段时间。9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告别政治话语时，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有效性话语，仍在一种虚假的个体私人生存意趣上从事着暧昧的语义缠绕，甚至满足于在个人欲望话语的泡沫中剔除残存德诗意。但是，我仍可以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文学将在告别"政治化写作"与"欲望化写作"之后，走出写作困境和价值迷茫，找到自己真正的"生命写作"位置。

近十几年来，先锋小说遭遇到市民性小说的强有力挑战，其中，尤其以王朔式的"世俗关怀"的调侃性和日常口语凡俗性，日益明显地消解着先锋们的实验性书面语的深度性、批判性、超越性。这无疑在整个文学界使先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危机，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想、批判精神在顽主文学中被消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的语言也被口语的凡俗反衬得失去了合法性。大体上说，"顽主"文化之所以能在精英文化和意识文化对峙的空场中登台，主要在于他在特殊的时间嵌进了历史的缝隙。90年代初，它以"政治波普"的方式嘲弄了意识话语的神圣感，并对极左思潮那一套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使精英文化误以为1968年风行欧美的消解浪潮可以再次在中国重演，从而使得现实无力感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然而，顽主文化在"收编"了世俗文化以后，指向了精英文化--它要打掉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批判精神，嘲笑知识分子"思想"的权力、拆解书面"语言"的批判魅力，消散价值关怀的"道体"光辉，使犬儒哲学消解英雄主义精神的同时，使意识话语从终极理想转向世俗实用。如此一来，取消了严肃文化、消解了当代最值得正视、讨论、关注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于是，在主流意识衰落、社会中心价值解体、知识分子陷入本世纪第三次低迷、先锋文化缩小地盘之际，大众文化全面兴起，领导人们生活的新潮流，并同市场文化的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合谋，基本左右了民众从物质到精神的个层面世俗性需求。先锋小说进一步让出自己的地盘，并失去了左右市民社会审美风尚的能力。

二，泛审美时代中颓败的先锋姿态。

先锋存在的基本处境，是对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身份"那无可名状的网状压力的承担，以及对自身历史的质疑（虚无化）和对整个"全球化"世界的对抗式隔膜。于是，先锋作家在向传统开战的同时，又得承受西方的后殖民文化的压力；在对理性的反抗中，参与感性审美的颠覆活动使文化秩序失调，同时又必须面对自我价值失效的商业化时代的冷酷和知识价值的贬值；而世俗化社会的个体性多元选择，又使得先锋的"悲壮突围"显得不合时宜。于是，如何在当代社会变革历史语境中，以当代个体生存根基和"自我"意义为基点，对当代文化语境及其困惑进行深切自审，变得尤为急迫。

处在这种语境下，四处飘散零落的个人书写（海子、马原、洪峰、苏童、余华、格非、莫言、池莉、叶兆言、刘恒），具有了一种时代的错位形式。也许，先锋就是时代错位的的产物，他总是超前性地感领到某种新的存在状态，某种掀起历史一角的新可能性。因而，他能在拒绝"媚俗"中显出自己的批判勇气，在"冷漠叙述"中，还原世界在技术-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主体被物化的事实，从而展示出当今世界数字化复制系统中，个体存在的整体性被肢解、个体生存方式处于零散化的当下状态。这种先锋的命运，使得价值的非确定性、意义的非有效性、语言的非传达性成为存在模式的新阐释代码。在文本空洞的技巧试验和叙事游戏中，将"意义空间"转化为"意义空洞"，并使反先锋的世俗文化得以乘机对无意义存在加以更虚无的"填空"。

先锋小说于历史记忆有着深层次关系。在这个世纪中的人类生命的脆弱和意识权力的暴力，使得人性被不断扭曲变态。先锋作家因为对历史血腥痛苦的体验记忆，而在自己的写作中呈现暴力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创伤，并进而揭露人生经历中那挥之不去的噩梦。杨小滨在《中国先锋文学与历史创伤》中认为："先锋派的努力就是对原初压抑的语言性毁形，从而瓦解和抵抗对过去的霸权式解释。先锋文学所要把握的不是话语及其后果的具体残暴，而是它储存在意识之外的野蛮的、可怖的、癫狂的感受。而那个不可识别之物永远作为不能记忆的东西，无法再现的东西遗留在意识之外，而只有通过语言毁形的现时运作中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生动地衬现出来。先锋通过召唤毁形的力量，不是指明原初的震惊，而是把由震惊传送来的精神创伤的感受用畸形的语象叙述出来。……中国先锋文学的反历史主义存在于对现时的绝对关注，无意识的感受只能在本亚明意义上的现时中涌现，其中过去的事件不是呈现出历史的总体性，而是弥漫成废墟、断裂或拼贴从而促使革命的、虚无主义的力量一闪而出。"的确，这个时代的先锋是艰难的。当先锋用一种全身心全灵肉辐射的连通感觉对外在世界的断然拒绝，使心灵世界变成生命中的唯一的绝对尺度，使日常的沉沦生活感受和生命欲望透射出内在的超越性的空灵，使当代人存在的瞬间在现世社会意识的淡化退隐中成为精神性的存在时，他无疑是在对习惯性的审美群体惰性的一种冒犯，同时也是对新形式的了无边际的痛苦摸索和塑形。

为了不在真正的心灵伤痕中持续磨难震惊自己的神经，为了对历史保持沉默而达到对历史苦难的忘却，甚至为了加速历史的断裂中而中断历史的反省，并保持自己的成功地将深度体验转转成浅层次的呢喃独白，于是有了"先锋式表演"--轻轻松松地获得先锋的身份，但是又无需承担先锋的风险。先锋在这种模仿与被模仿的尴尬场景中，变得急于自我辩解，或自我显示、自我确证。先锋终于变成有限性的存在，甚至成为有人所说的堂·吉科德式的过时人物。在我看来，如何破除人云亦云的先锋表演氛围，超越当前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双重困惑，走出面对审美文化复杂现象时"阐释框架失效"，将文学艺术看作基本的社会文化现象症候加以总体审视，从而在世纪末清醒与困惑胶着的文化语境中，对当代中国的审美精神的嬗变以及这一个嬗变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阐释理论，突破封闭的思维向度，面对的真实问题域。可以说，只有在认真调整自己的心态，以一种积极的文化批判精神，在文化的整体意识面临被现时代的片面发展消解的时代，重申整体意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锋，没有任何一个先锋会成为永恒。悲壮是先锋必得禀有的命运，而批判和自我批判是希望的表达和超越的地基。无疑，泛审美文化时代是一个"遗忘苦难"的"无情的抒情时代"，是在泛审美泛世俗中使人类精神患上"健忘症"的时代。在平面化游戏中，在媚俗误以娱乐为审美中，诗性的沉重的反思被遗忘；"生命意识"仅仅被还原为个体内在生命甚至本能生命，而群体生命和类超越性生命被遗忘；欲望写作、冷漠写作、技术写作、商业写作走红，而反思写作、心灵写作被遗忘。如今，新世纪将临之时，"历史记忆"是我们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历史记忆不是个体无意识的本能性，也不是集体无意识的神秘性，更不是意识话语的权力性，而是民族魂魄中素朴、内在而永远毁灭不掉的东西，是时代遭遇苦难、直面苦难的内在禀赋，是个体不走向虚无、不游戏崇高、不误读意义、不造当代俗人神话的人性光辉。

先锋在90年代似乎无法真正地解构传统和当代问题，其叙事话语成功使其迅速在文化上体制化，反叛消失了思想的内核，空剩下反叛的形式或反叛的姿态。艺术家们在一巡视本身为本体的操作中，使艺术的魅力荡然无存。当然也使得注入挪用、拚贴、组合、改写之类技法，变得让人感到了无意趣。先锋话语建构了先锋阵营，同时也解构了先锋自身的地基。先锋的匮乏和消逝，是历史的之笔的杰作，因为先锋们曾经在历史之壁书写过了，更何况，消解永恒是先锋的最初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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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美术多元试验取向和拍卖化的反差

与先锋文学具有相近之处，90年代也是一种多元美术观的世界。但与文学不同的是，如果说，某些文学家仅仅是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追求梦想或文化想象，并以此作为全部努力的动机，那么，当代中国美术则具有多种渠道能够和商品渠道挂起钩来，比如通过同内外大博物馆的收藏，众多大大小小的画廊不断地推出，海内外买家在拍卖市场上竞标，以及美术杂志的评价、估价和炒作，而使自己身价百倍。

当然，最主要的还有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作为一种相对公允的参考标准，如苏富比（Sotheby）和佳士德，在对中国传统美术和20世纪的美术拍卖时，都创出了历史的高价位。这使画家们终于告别了80年代那种要画出永恒，走向西北走向黄土高原走向青海西藏，寻找文化之根，以肉体苦难换取精神的升华的思想，而"转型"为眼睛盯着市场，盯着国际拍卖市场的价格和富翁钱包。于是，在市场价格与永恒价值之间，日益聪明的画家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位和寻求的目标。

一，几代主流画家的价值取舍。

当然，拍卖行一方面会使艺术品、艺术家的心态染上过浓郁的金钱色彩，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一些真正的艺术家走出国门，获得世界性的评价--而使"中国走向世界"，在美术界成为可能。尤其是拍卖市场是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价格浮动，所以有些颇有名气的画家，由于急功近利粗制滥造，作品价格一落千丈。而有些名不见经传的画家则可能大爆冷门，炒出好价钱。但是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美术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时候，仍然处在一种苦涩的心境中，因为当其太青睐市场时，艺术的真谛就离他们而去，而当其拥抱艺术的魅力时，也许就向市场关闭了自己的门。

进一步看，90年代的画界可分为庙堂派（学院画家）和在野派（自由画家），旧学院派画家而言，共处在一个几代艺术家积累扩大的阵营，每一代都在其中表征出自己不可磨灭的精神烙印。

"老一辈画家群"，早年西欧学成归国如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大多已经过世。但在国家的博物馆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各拍卖行也名列中国画家之前茅，并频频推出新的价位，使"走向世界"成为风靡一时的话题。

"现代画家群"，是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以及在中国描摹西方的有成就的画家，如王征骅、吴小昌、靳尚宜、朱乃正等。在第一代画家作古以后，他们已上升为"大师级"，其作品在美术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并已然获得了当代美术的话语阐释权。

"当代画家群"，主要包括活跃在国内外画坛上的陈逸飞、杨飞云、陈丹青、艾轩等，他们反省过去的技法和观念，而开始用传统古典方式进行创作，将西方的细腻写实揉合进东方的雅趣和神秘朦胧，又被称为"新古典主义"或"新写实主义"。这一代画家正活跃在拍卖市场，可以说在90年代独拔头筹，在艺术与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名利双获。

"类后现代画家群"，这是一群更具有西方现代或后现代艺术气息的年轻画家的聚集，尽管他们在市场上已经引人注目，但由于文化资本尚不雄厚，在美术界的稳固地位也还未真正建立，对西方的实验性挪用之处较多（所以称之为"类"后现代），画风也在探索过程之中尚未定型。

大体上说，真正处于当代美术主流话语，主要是资历深厚的"现代画家群"，既有宽广的艺术思维和多年的艺术积淀，又有对现实清醒冷静的商品意识，因而在拍卖市场上赢得了不容忽视的地位，并有着不断升值的看好前景。

如果说这几代画家是"学院派"的代表，代表了当代中国"正宗"的美术风格的话，那么一批更年轻的，持有"边缘"思维和挑战思想的画家--"自由画家"，从事着自己另一渠道的开拓，作为新的审美意识、新的精神意象和新的艺术阐释代码，同样对当代中国美术做出了自己的重要的推进。任何忽略他们的存在的做法，都将是短视的。

中国当代美术在80年代一次次的先锋突围，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然而90年代美术的疲惫使它自身困难重重。90年代涌起的商品大潮将中国先锋艺术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即追求永恒之物之同时又必须把握当下机遇。有的人成功地进行了"话语转型"，而终于登上了经济快车，有人还成功地为海外画商所"收编"，过起了锦衣玉食的日子。然而，仍有一批真正有意义的先锋艺术家，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将理想之火照亮被金币薰黄的大地。

当代中国画家的困境在于，不仅要面对工业文明甚至后现代工业文明对当代人造成的无力感，同时还要表现出一种生命存在状况中所赖以生存的人性魅力，尽管这种人性魅力是在"平面化"当中表达出来的。画家必得通过以可表现的形式去表现不可表现之物，通过表象自身的形式去达成对永难企及之物的缅怀。他在寻求新的表现形式时并不需要从中获得美的享受，而是通过形式本身构成的紧张焦虑，使人感领到当代文化中的"表征危机"，使得这一绘画文本成为对现实"说不"而分裂出来的产物，就犹如一连串惊人的符码公式描绘出现代人生存的"合法性危机"，并在欲望的循环延展中感喟生命的飘逝。因此，在这种对现实重构的艺术力量中，那种激进的扇情的冒险主义的绘画语式已经沦丧，那种深度模式、焦虑和一种现代情怀被消解。真正的艺术家在不断发现的新的游戏规则、新的线条转折方式和审美幻象，构成其绘画的新图式，而这种表达的明澈性和色彩的原色性，又使人感觉到解构的困境和问题同时出现在画家的笔下。

当代中国美术事实上同时面临诸多问题，如自我膨胀，挪用西方，闭门造车，回避重大题材表现内容，只求构图轻、浅、简、软，以取媚这个市民社会。拼凑应景之作日多，独创大气之作日穷，盯着外国拍卖市场多，沉心流连于真正的艺术之林少。以至于在第八届全国美术大展上，居然选不出金、银、铜牌奖。这说明在市场诱惑下的中国主流画家，还没有坚强的神经，在真正的艺术探索中"遗世独立"。

二，美术政治波普的先锋姿态。

这几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西风东渐"，美术界新生代或实验派们，确乎以东方式的智慧重组了"后"话语。无论是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后现代性"挪用，还是90年代艺术家的群体分化，无论是由《析世鉴》的高蹈还是"猪交配"的东西方文化冲突隐喻的粗陋，甚至是利用西方的拼音拆解中国汉字笔法而形成的西方字母组合式"中国书法"（徐冰），无论是吕胜中具有傩文化基因的剪纸小红人，还是马六明、张洹等人的自虐式的"行为艺术"，都表征出当代中国美术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困境，以及走出这种困境的全部悲壮性努力。

后现代式的"挪用"、"拼接"、"平面"，在中国90年代美术的观念上、实践上、价值上造成了"实验化"和"反美学化"品质。于是，运用新技法、新材料、新方式表现个人话语和私人思想，展示自身"肉体知觉化或思想化"的存在境遇，强调"解构"策略、政治"Pop"和艺术"游戏"，使当代艺坛在呈现个性化、边缘化势态的同时，也出现了后现代"耗尽"式的虚无感，一种玩世不恭中的深切的愤世嫉俗，一种标新（西方）立异（东方）中的"后殖民式"的无可奈何。我不禁要问：中国美术的当代精神何在并何往？而且，当代画家在进行话语解构传统的同时，往往只重视到解构力量本身，这无疑使解构在消解中心的同时变成新的中心。有谁可以对这种解构的力量、这种政治Pop暴力加以新的解构？有谁可以对解构本身的中心化加以消解，使其永远处于边缘？有谁可以不断地超越这种中心和这种中心解构而返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这在当代美术界无疑是一份很难回答的考卷。

中国先锋美术贯穿着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脉络，如果说，80年代后期，尤其是89前后，中国的现代艺术更多地充满着政治式的绘画思维，因此，现代画展无疑充满着政治波普和解构性的政治因素，它们消解传统的理想，嘲弄意识话语，挑战保守的秩序，因此，在"89中国现代画展"上出现了众多为评论界所热衷的后现代因素。然而，真正进入所谓中国先锋美术的后现代因素，可以说是在90年代初期。

一般认为，在90年到94年，是中国现代或后现代美术进行反思自我的身份和政治地位，寻找自己独特的语汇和挑战的地基，寻找自己独创性的艺术语言，并进入到深层的价值追问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政治性成分日益浓烈，包括个人权力、自由反省、艺术挑战和流派纷争，都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显现出一种相当复杂的局面。不少画家采取一种政治波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尤其是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们，更是将政治波普用来表现当下生存状态，国人的当下精神状况和生命境遇。

这方面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画家方立钧。方立钧是北京西郊圆明园附近的画家村中入住最早的画家之一，也是受到各方关注的一位。他将一种新的画风置之于自己的艺术构想中，对80年代的理想主义风尚、理性主义话语和绘画的古典主义形态加以质疑。90年代，更是对怀疑主义本身加以怀疑，对政治性的中国形象加以解读，对国人形象加以反讽，其利用画笔同社会的惰性对抗，强调凝视当代人内心的平板及社会群体的保守一面。于是，他的画面上充斥的不再是高大英武的工农兵，也不再是柔和优美略带忧伤的现代男女，甚至也不是学院派绛红色的调子所描摹的百无聊赖的刻意雕琢的模特，而是直将笔深入国人的灵魂加以摹写，尽管这种模写是变形、夸张甚至极端化的。

他的画面特征是傻大呆痴的愚农和城市群氓，从中看不到文化传统，也看不到所谓现代化对他们的洗礼，充斥于画面的是一种愚笨憨蠢，无所事事，咧着嘴打着哈欠不知如何打发日子的一群，将那种语言的高歌猛进式和80年代的高瞻远瞩式的反思都抛在了一边，而是以面无表情去表现其盲目茫然的心态。画面人物大都是光头，是一种新的"类型化"的构型--其背景一片浑沌，背景人物千篇一律，目光方向一致，躯体形态相近。这无疑是在""类型化创作之后的90年代最具有"类型化"意义的作品。当然也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呆痴化、类型化、似笑似哭、似喊似叫中，漂浮着传达着一种难以捉摸的虚无感、迷茫感、浑沌感和麻木感。

同时，他以一种领袖形象般的尺寸的大画面表现这种似农民又似城市人，似传统人又似现代人，似大彻大悟者又似浑噩迷惘者。藉此来形容和代表当代人的形象--那种秃头，有可能是泼皮、可能是和尚、也可能是普通人，但唯独不可能是英雄，这就是方力均心目中的当代人形象。这也是中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转换时期中国的前卫波普艺术家所观察体会和亵渎着的国人形象。这种类型化的国人形象，使方力钧获得了国际画坛的关注，因而频频出国参展，并卖了一个好价钱。

于是，画题从政治波普问题，就从挑战意识话语和质疑当代生存境况问题，变成了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和重新观看。方力钧只好面对这种苦涩，仍然用西方的技法颜料、绘画工具和思维惯例，来表达国人自身的存在状况。同时又将这一切推销到西方，迫切需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获得西方的认同，使得他在得到一切的时候，却失掉了中国当代变革性，失掉当代中国文化的全新的萌芽。他在反思中却在萎缩，他在挑战中却又失去了中国自身的新的生长点。也许，由于他对那种空心人，对无聊感、调侃性和政治波普感的过分强调，使他的画很难为变革中的国人所接受。

在我看来，当一个画家甚至一群画家的画仅仅是被西方人所欣赏时，那么，中国先锋艺术的前途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画家的宗教性情结与当代性纠缠。

对艺术的宗教阐释，或宗教阐释中的艺术表征，成为90年代的一道风景线。如丁方等人的画，在90年代初期引起了美术界的注意。但是，真正具有本体象征阐释的宗教性艺术，在我看来，当数《临界·大十字架》。我是在寻找个体话语中所闪烁的灵魂光芒的路上，遇到高强兄弟的《临界·大十字架》的，并试图由此展开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认为，高氏兄弟的作品，具有一些几个鲜明特点。

十字架：由"本色"到"装置"的隐喻。"十字架"最原初的意义指极刑刑具--一种"死亡装置"。正因为它作为生与死的界面划出了人存在最内在本质和最素朴的法则，并成为痛苦的象征和苦难的标志。然而，当耶稣被钉十字回受死、复活、升天并为世人的罪作了挽回祭以后，要基督教中，十字架就超越了痛苦耻辱层面而成为神与人和好的福音象征。而到了20世纪，当虚无绝望成为时髦，而希望理想成为过时之时，布洛赫的《希望原理》、莫尔特曼的《希望神学》将十字架的苦难记忆和人类的希望紧紧连在了一起，因为"绝望原罪"（莫尔特曼）。

这样对"十字架"的阐释框架经历了"原初性"的死亡痛苦象征，"神性"的福音的象征和"当代性"的象征的三层演进。然而，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高氏兄弟那样用装置艺术来强调这个苦难的世纪和预示人类希望的作品。高氏兄弟的《临界·大十字架》系列（由5个高约3米多的大十字架组成，分别命名为：《世界之夜》、《世纪黄昏》、《黎明的弥撒》、《人类的忧虑》、《福音书--文明启示录》）这一"装置艺术"，使十字架的意义由"本色"进入新的隐喻。《大十字架》是创作者对十字架进行的一次解构、整合与重构的实验，它已超出宗教的语境，切入现实存在与当代文化的语境，是对现代艺术堕落倾向的不满、反抗与超越，是从文化理想主义的高度对人类生存的异化状况作批判性的考察。

不难看出，创作者在原初本色的物质十字架上，"装置"了圣经、地球仪、时钟、手枪、镀金数码、有机镜片、小灯泡、太极图街等新的现成品时，在观念上也对"十字架"的意义进行了重组。这种物质的赘物附加增加了新的语境和空间序列，并以红色基调改造了黑色十字架的本体象征（死亡）模式，而成为警示（红灯闪烁）、生命（红色）、耻辱（红字）、拯救（红十字）的意义迭加，而又以倾倒的十字架在观念上突破了人与神的和好话语而再一轮强调了人将自己重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世纪灾难的降临。于是，十字架的意义经"装置"以后，呈现后退势态，由当代的希望-神人和解的象征-苦难的死亡装置。由这种装置所产生的人的缺席、神的缺席、在场的缺席，暗示出绝望、人神失和、苦难已成为"世界之夜"中的"人类的忧虑"。爱与死的十字架，又一次显现出"牺牲"的本体隐喻性，在泛十字架情结中重新书写世纪末人类的命运，并在红色和各种"赘物"中指向或暗示了"真"。

临界：超越绝望的希望界面。"临界"是一种生命状态、一种精神节点、一种超越狂妄无知而抵达自由希望的契机。作品的界面是作者精神界面的"踪迹"之所在。我注意到，高氏兄弟历经充气主义"（性喻）"的复印机艺术"（权喻）"两个界面以后，终于在自己的路上找到了"临界"之点，从而以十字架装置（神喻）作为自己灵魂的证明和艺术风格的界面转换，实现了由摹仿艺术到走向真实内在创造艺术的转型。在心灵之路上，不再仅仅盯视性政治的问题，而是由性、金钱、权力的批判上升到新理想价值的重建，由个体话语走向新的群体话语。这一由摧毁、打破到重建重组的临界点，标志出作者心性归界的扩展和艺术趣味内在提升，并由此顺理成章地抵达由绝望到希望、绝望中的希望的临界点。

在十字架静默无言的巨大空间张力中，一切世俗的犬儒主义、机会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都失去了合法性。当今世界，在"上帝死了"（尼采）、"人死了"（福科）、"知识分子死了"（利奥塔德）以后，出现文化侏儒与艺术矮化共舞、自恋话语与欲望操作合谋的世纪末景观。在"渎神"成为一个世纪的话语的优先权的体现时。我注意到高氏兄弟"拯救"主题的意向性。然而，当我的眼光被这个相当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装置"弄得过分零乱时，当我不断看到手枪、暴力、镀金（虚幻的假饰光辉）、血浆（血腥）、地球仪（人类生态）、小柜（内在空虚），以及小灯泡过分装饰后，我蓦然感到，这些外加赘物不仅没有集中我对人类命运之根的形而上思考，反而使我的思想游弋于过分琐碎的具体物象上，仅使我看到的是一个个"世俗化了"的十字架。十字架原初状态反而淡化开去，或许说作者在一心"造神"之时却不期然地潜在"解神"。是世俗和表面使"本真"逃逸了，这意味着，过分的美化装置甚至装饰化，使作品的内在厚重感遭到形式的解构，从而使绝望成为"美丽的绝望"，而忘记返朴归真悟得真理。

我以为，人类陷入"已知"的网套中太久了，所以总以为只有"增加"知才能获得超越。其实从"知者无知"中，我们去深深领略哈耶克的"无知"知识观批判，方能明白人在事实上处于无知状态时，主观上却最以为自己有知。人类的狂妄（胜天灭神）缘于自信有知，真是"神欲其亡，必令其狂"。狂妄是灭亡的前奏，是绝望的因。拯救之路也许可以换言之："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致于无为"（老子）。我更欣赏那种"现象学态度"：做减法，即将生命和艺术的赘物去掉，使本真之物得以敞亮。也许这是人类重新发现背负苦难十字架的本真含义的"希望"之路，也许这是艺术由小我视野上升到人类拯救大视野的"临界""思维"，亦未可知。

苦难记忆：超越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后殖民话语使任何文化阐释都充盈着一种"阐释的焦虑"。当赛义德、斯皮沃克们在大谈"东方主义"、"文化帝国主义"，进而抨击西方按自己的文化规则去解读、书写、编码甚至误解并重造一个"东方"神话时，作为"他者"的东方被置换成一道"被看"的文化风景，同时，也滋长献媚西方这一"他者的他者"的情调，并为其提供"被看"和"看"的最佳角度。

然而，当我们东方人眼中出现的西方核心符码--"十字架"时，会怎样呢？是按照东方的语码重新编码呢？是将这西方符码移植为东方的景观呢？还是中国人眼中的西方所指位移--泛化的能指呢？是以对抗的姿态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东方对西方的误读和重组）成为"文明的冲突"呢？还是超越东西方"主义"而成为"人缺席"的时代审判和人类拯救的人类主义？这些问题至为复杂而又相当关键。

在我看来，高氏兄弟是要超越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而走向世界主义。近十几年的中国美术，不夸张的说成为了西方风格、形式、思潮、流派的东方实验地。中国现代艺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西方现代艺术的翻版和摹仿。这一处境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将在国际艺坛永远处于挪用西方话语而最终难以超越的地位。这一"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的夹缝，使一种无可奈何的次等文化情绪漫延周遭，并通过艺术品转嫁给了观众和社会，使文化艺术中的后殖民问题进入先锋们痛苦思考的视域。那么，这一学术前沿问题，在高氏兄弟那里获得了怎样的解决呢？他们将"十字架"这一西方"元话语"作为中心主题，是怎样处理既搬用西方"重典"又去安顿自我根基以对付"看"与"被看"的二元对立的？用一中国太极图对应地球仪是想显示十字架上的真呢，还是认为可以将太极图与地球仪在十字架光辉中整合为"世界主义"呢？谁能保证《大十字架》不是中国人所理解的"这个"十字架？正如太极图在西方人眼中是东方主义的"太极"一样，《西风中的中国》与中国人眼中的《大十字架》有何微妙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书写自我并获得身份认同的？

事实上，高氏兄弟面对了这些绕不过去的"问题"，进而认为，十字架既然根植于人性，那么，它就属于全人类，它是人类历史厄运与现状的象征。当作者理解了东方西方二元对立以后，以一个世界主义者、人类主义者自居时，的确有可能从视"十字架"为"他者"的文化殖民角度转化为他者与本我的"合二而一"。因为对人类来说，价值虚无和精神绝望不仅威胁到西方与东方，而且威胁到整个人类。人类面临"生存还是毁灭"这一同一命运。核战争阴影、生存环境的破坏、人口能源危机、意识形态和种族性别冲突，使人类共同面对绝望与希望、苦难记忆与文化对话的现实。

人性中的苦难意识和信念是人战胜命运并最终走向"大同"的内在依据。真正的十字架上的真理是人性的实现。时间将使人类走出互相仇视、相互冷战的东西方"挑战-应战"模式，而最终整合到文化的普遍价值有效性的精神超越涵摄性品质--对人类和世界的终极关怀上。十字架的苦难预示着苦难的解除，是苦难记忆使这种解除得以实现；十字架上的死亡昭示着新的复活，是战胜绝望的希望使这复活成为人类的启示性救赎。苦难记忆与人类希望使人类终将能打破"希望-绝望"的恶性循环并最终战胜绝望。而且，在历经苦难并开始对话的人类，还有什么理由虚无游戏和悲观绝望呢？

四，超越后现代图式的新理性代码。

在艺术家强调游戏、苦难、希望、平面等多元价值观时，96年出现了周末的艺术拍卖会，于是，艺术与经济、艺术与金钱的关系愈加紧密。拍卖市场的建立使中国艺术真正走向了市场，而市场也日益左右着中国艺术家的创作，艺术和金钱就这样在90年代完美地"结合"起来。当然，象张大千、傅抱石的作品拍出了千万元以上的好价钱，这更使当代新潮或先锋艺术家怦然心动。但我仍然不能放弃这样的追问:在金钱与艺术之间，中国先锋美术究竟向何处去？

进入90年代以来，北京画家申伟光并不在乎身边的拍卖浪潮和金钱诱惑，而是在绘画观念和语言上进行这一种"全新转型"。通过这种转型，他不断地扬弃着自己绘画语言上那些不纯净的和停留在生活表面上的东西，从而在绘画语言、绘画图式、绘画动机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形态。当90年代中国现代或后现代绘画出现了一种从精神到欲望、从现实到世俗、从批判到顺应的一个"降解"过程时，申伟光的绘画却表现出一种超越这种后现代性的"退行"的绘画思路--一种新理性的思路。因此，申伟光的绘画，粗看起来在点、线、面的语汇交织中并不觉其深，甚至会感觉他是在走向抽象和形式。但是，当你再细看的时候，当你联系到"当代中国语境"的时候，就会感到他的绘画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而当你通过一种超越了"物性"的人性的境界去反观这种"色彩"鲜艳、"线条"变动不居，而"点"呈现出的一种新的深度时，就可以看出扩充这种张力之后所达到的精神升华的努力。

对图式解构的再度解构，使得申伟光的画充满线条铺天盖地的纠结、对抗、缠绕和冷暖色调对比。不少人认为这种线条反映了工业文明与有机生命机体的一种对抗，也有人认为它表现出一种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的冲突。在我看来，申伟光是在实行解构的权力或运用解构的力量，即他解构了绘画的具象性，使得整幅画面处于具象与抽象之间，形成抽象中的具象、具象中的抽象的一种独特的图式。其后他解构了中心，整幅画面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心，看不到一个焦点透视，甚至看不到画面中的倾向性主体。相反，他在平面的多元并置中，在一种点线的交织搓揉纠缠中，使人看到一种运动的断片。最后，他解构了叙事。传统绘画甚至现代绘画总是要叙述一个故事，总是要通过叙述故事以达到高潮凝聚的那一瞬间。而在这些画面前，你看不到那种叙事，它消解了"元叙事"的可能性。这消解本身变成了零零散散的分离点，使得线条的游走成为了平面并置和穿插在一些互相冲突的空间中的符码。因此这种点线，这类强劲的线条和柔性的线条之间，呈现出一种阴阳的对比，也显示出生命的肠腔动物般的欲望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对欲望的直线切割和束缚的冷漠。

为表现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欲望，申伟光通过变形的手法，在绘画技法的压力下将现实欲望强化、凝聚、扭曲、拉长、颠倒，通过艺术的"陌生化"而将日常世界疏离开来。在现实生活当中，人的欲望变得沉浮、庸俗、麻木、本能化，而在作品中，通过变形使人对这种欲望和本能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使之偏离了日常生活的存在，从日常语言的惯性中超越出来，获得一种批判性表达。因此，画家通过自己本源性的艺术语言，去呈现生活中的日常感觉，以创造一种新的方式去观察人和人的"欲望生产"。申伟光的画将生命的存在从日常生活的链条中切割出来，变成一个结构的平面化的并置状态，使"历时态"的时间流逝变成"共时态"的当下结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无疑是一种艺术的"中断的瞬间"，即它不是用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感觉，或者是在感性存在中直接用生存欲求的利害关系的眼光，去看待世俗秩序中那种表层的欲望。《无题系列》通过现代工业文明和生命状态的切片，通过这种对日常生活加以"中断"式的方式而对时空世界进行全新的审美关注。使人面对他的奇奇怪怪的画面时，所感受到时间的中断和流逝，生命和艺术的本体关联，进而感受到一种超越欲望本身的超越性价值直观。

在这个意义上，申伟光以他那种后现代式的线条的纠葛、交缠、冲撞和变形，表达了欲望的宣泄、欲望的纠葛以及社会对这种欲望的满足与欲望的中断。我们从这些画中，不仅可以领会到现实社会过分张扬人的欲望，仅仅满足人的欲望，仅仅重视沉重的肉身的偏颇，也可以感觉到现代社会对人的生存的压抑和精神的裂变。因此，站在画前，通过视觉效果的放大和艺术语言的张力，不仅使人感受到只有欲望的升华才能创造新的理性，同时也感受到当今世界所显示的精神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画家无疑就在走出欲望和欲望的死亡之中，对这种"欲望"进行了总体的拒绝和疏离。正是因为以艺术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拒绝和疏离，申伟光才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状态的荒谬本质。现代社会以虚假整体的完整来否定个人个性的完整性，个人就以自我破碎和集体精神的分裂来否定社会的完整，并以此揭示出现世本质和群体性格的破碎性。

然而，我仍然感到走出这种心灵压力、走出这种欲望的空洞，应该找到一种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既要力求拒绝那种以性本能与禁欲主义病态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愚钝麻木、无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无理性的群盲社会，同时也要拒绝那种追求商品、追求消费、追求一种欲望的总体满足的神话，而是将心灵革命融入到日常生活行为中去，强调去掉压抑性以获得心灵解放，通过改造人性格中软弱和愚蠢的部分而形成社会新境界和个体的人生的新境界。因而，我又感觉到一些不满足，因为在他过分冷静甚至冷漠的新理性表达中，在他那鲜艳色彩的不和谐的对比中，我想要追问的是:申伟光是在借用新技法解决西方式的艺术观问题，还是要解决中国艺术家本身存在的问题，还是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他是要对世俗的人的欲望化揭底，还是要对生存机会主义、现世拜金主义的反动？是强调个人化言述的倾向，还是对物态化问题的穿透？是把创造当作生命的修炼，还是在一种后殖民的语境中以东方画家的身份对整个世界发言？这无疑不仅仅是申伟光个人的问题，也是中国艺术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世纪末这个严重的时刻，中国艺术家对这些严竣问?獗氐米龀鲎约旱幕卮稹?

五，先锋书法与前卫美术的意象合一。

书法是一种抽象的造型艺术，历来属于美术的范围。中国书法在当代的转型同样也是相当惊人的。在这种现代书法和后现代书法的时代浪潮中，尽管有数不清的艺术家在进行着怪异艺术实验，但是，我以为，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真正践行者的名字，那就是曾来德。

曾来德是一位在近些年具有相当影响并引起持续争论的当代书法家。他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变革着中国传统书法。他似乎不满足于笔墨无言的倾诉，而要直接宣示自己的书论纲领。我在他那大气盘旋的线条和拙掘的空间构成中，在他努力进行后现代式的理论阐释中，感到当代书法已经面临了"曾来德现象"。因为，他使得当代书法理论阐释遭遇到一种深刻的焦虑。他从传统中走来，又打破并刷新了传统，在传统和现代"双重变奏"中，改变着书法的性质。他强调书法时空的裂变，突出书法线条运行和空间切割的音乐感，在书法音符（点划）流淌所构成的"旋律线"中，在生命节奏和墨法对立映衬的和声织体中，淋漓尽致地从事自己的黑白世界的"演奏"；他在语词-文字-非文字的试验性创造中，改写了书法的"谱系"，并尝试在"最高的抽象法则"中，确立"汉字的精神性存在"。曾来德在生命意识、书艺境界和艺术精神几个方面向传统书法本体论提出了异议，并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推倒我们面前。

生命意识：精神自由的书法呈现。曾来德不是乡愿者，因为他相当讨厌人云亦云；他也不是中庸者，因为他觉得那些四平八稳一辈子不变风格，写出字来千篇一面，简直是非夷所思；曾来德是狂狷者，一个蔑视匠气，拒斥循规蹈矩，一意创新的先锋书法探索者。

造神是一切凡俗者获得安宁的最好方式。然而造神又是对一切创新者提供了一个最好的靶位。曾来德在那种一味神话传统，过分沉重的背负传统的匠气书法中，先行看到率性自然和精神觉醒魅力。他坚持在获得传统精华后"走出"传统。但他不是以解构方式去拆解、毁损、游戏传统，而是变革、重建传统。他的策略有二：一，返回古典传统（二王以下的帖学碑学）以前的原初性的中国文化源头，从远古的蛮荒气息中，从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线条和空间分布中，从汉代简牍民间书法，敦煌写经中，去寻找那稚拙、天趣、神骏的、未经过"古典"过分修饰束缚的原生态书法，使当代艺术精神与"原始意象"接通。二，走向现代后现代，使中国书法走出历史隧道而进入与世界当代艺术平行对话的前台。他热心地从事从"语词"的现代书法（类似日本的少字数，象书）创作，其时空裂变的视觉革命与感情革命的轨迹相当明显。也就是说，传统书法重视汉字的形音义的和谐统一，而曾来德更强调"形"甚至"纯形""纯线条"的构成和分布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和心灵律动之间的微妙关系。他这一"革命"的"延伸"方式，将古典传统两端无限延伸了。于是，反传统在曾来德那里似乎又成为延伸传统。

活在自己新的创造美感中，既兴奋而又焦虑不安。因为当你走得很"前卫"时，你将冒着迷路的危险前行，但退路更为危险，因为复制他人是可悲的，而复制自己则实属可叹。而书法界袭用自己的书法范式，千幅一面，从小到老皆是一面的书家何其多也！曾来德不屑于复制自己，其作品风格各异，千幅千面。他要突破昨日之我而成为今日之我、明日之我、"后"之我，使书法真正成为"达其性情，形其哀乐"的多维形式。

书法境界：在文化张力中求"道"。大凡生命境界不低的人，艺术境界都能上一定的层次。任何人只要在搞艺术就有个境界问题，反境界的人也正在谈境界。曾来德的书法，不太谈论笔法、墨法、章法之类的传统话题，而喜欢谈论线条、音乐感、空间切割、时空张力。其实，他正是以这种方式来重新审视书法的本体奥秘。

书法是音乐。曾来德如此说，因为书法写情性心境，情感化的线条是生命的迹化。书法将情感物化为变幻莫测的线的直曲枯润，成为时间的、节律的、生命气息运行轨迹的真实写照。书法线条的本质在于，它与生命具有某种神奇的同构关系，通过书家特殊的提按使转，正侧逆衄，起折违和，甚至象曾来德那样手握笔管，横空落笔，打破习惯用笔而寻找新感觉和生命，通过腕接笔尖与纸面磨擦的偶然性和最原初的感性存在，以及线条墨痕的轻重坚柔、光润滞枯、瘦硬曲直的变化，传达类似音乐般的心灵焦灼、畅达、甜美等情感意绪。

习惯于创作中以自然之心遇自然之境而得自然之书，使曾来德在下笔之快和长锋之柔之间产生的矛盾，使笔成为控制与反控制的合力--如果过分控制会使字变得板滞而俗气，而过分非控制又会使字变得洇晕而失神。正是处于二者之间就很好地解决了这熟则俗，生则变之弊，而处在生熟之间往往收到自然之致。

线条飞动而具有"火气"，但曾来德并不想写得空灵又山林气，而是以历史化的"做旧"来消除火气。书法线条契合着元气淋漓的道，在虚空中流出动荡。线条作为书法的生命依据老子"为道日损"的哲学信条，将空间时间化，将时间空间化，一切都被简化为黑白二色，而成为"唯恍唯惚"的存在。对"做旧"，我持一种保留态度，因为这种人为地强加历史只能偶然为之，如果作品只考虑后期底色做旧，恐怕明眼人仍能透过古色斑斓看出线条上的瑕疵。说到底，书法是线条由空间的张力转化为时间的伸展，而成为时空相叠的四维存在，这是书法的生命之所在。

曾来德的书法境界集中体现在他的技中法，艺中境，境中道三个方面。"技中法"前面已述，而"艺中境"即在"技中法"上叠加主体的情思，因之用笔力求造成一种变化无穷、莫测端倪的徒手线完美结合，并使人通过这种指腕相生律动留下的踪迹反观其心路历程。可以说，看曾来德书法，不仅可以透过线之脉动看到心之脉动，而且可以在舒张险厉中看到情感的一阴一阳之道中的冲和张扬。而"境中道"则要追问作品中人性魅力和道德光辉的存在。也就是要问：为何书写？是为钱写？为名写？为评论些？为参展写？为外国人写？为自己写？这些都是无可回避的问题。曾来德保持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在一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自然中，通过手笔纸传递内在的光辉--心仪自由精神的"游"的境界，抛弃一切刻意求工的努力，从线条中解放出来，忘掉线条，以表现所领会到的超越线条之上的精神化境。当然，曾来德尚需要克服自己书法一些明显的败笔和线条的粗疏，使自己最终能心手双畅。

艺术精神：后现代定性。无疑，曾来德的书法具有后现代性，起码以下几点是相当明显的了：首先，对传统的身世与对现代的追求，强调时空裂变而非和谐，使曾来德整个创作倾向具有探索性、试验性、前卫性特征，尽管他时时返回经典和传统，但这一并不构成其主流，只是一种减少误读的策略罢了。其次，风格多变，明显的非中心主义意向。曾来德每一幅书法从字体、用笔、结构、章法、墨色都绝不相类，每一幅作品都是一次新风格的尝试。他追求大、险、奇的书风，反对一元风格，反对定型化、确定性、确定性、体系性、封闭性，而张扬非定型化，不确定性，非体系性，开放性风格，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思维倾向。再次，重过程轻目的，既讲用笔控制又讲反控制，既浸染文化又反已经僵滞的文化，既追求形式又反对形式的凝定，既求审美又反审美，既反文人书法神话又重视文人和民间书风，既从中吸收有用成分又对其媚俗倾向加以警惕，既讲书艺达情又讲究形式构成。这种"既……又……"的态度，是典型的后现代反二元对立那种非此即彼态度以后的"亦此亦彼"、"或此或彼"的思维方式。因此，他的创新已经具有后现代性的创新素质。

当然，只要思想存在，盲点就必然存在，曾来德在迈出太大步伐的时候，出现了对他创作和理论的"阐释的焦虑"。他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当代书法批评家感到难以下言，而他创作的成果又令人感到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当代书法现象"。曾来德书法的确实90年代中国美术界书法界的一个需要阐释的现象，尽管次从事后现代书法试验的人在不断增多，但大多仅仅是一种西方话语的挪用，而真正具有自己的独创性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尚不多见。在我看来，只有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真正的探索者，才有可能使中国先锋精神获得持久的魅力。

六，美术的传统重写与市场契合。

陈逸飞的"民国人物画"无疑是与市场有缘的。

陈逸飞在70年代就创作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油画作品《金训华》、《黄河颂》、《刑场上的婚礼》、《金光大道》，以及《踱步》、《占领总统府》（合作）等，引起了国外美术界的关注。尽管他的画打上了那个时代的高大全红亮光的历史烙印，但仍以其构图的独特和气势的横绝，充盈的激情和写实主义的风格，而饮誉画坛。

作为70年代颇有影响的一位中年画家，他对绘画艺术语言的掌握纯熟，具有广阔的艺术视角和坚实的造型能力。80年代第一年，陈逸飞到了美国，在短短的三年后，他开办了首次个展，引起了西方画界的关注。这期间，他的画风产生了相当的转型，从狂放不羁到优美亮丽，从男性的宽广到女性的内秀--其水乡系列和《拉大提琴的少女》，以其独特的东方魅力带给西方人以强烈的"他者"文化冲击力。而其名作《浔阳遗韵》、《罂粟花》等，更将一种人性的深度编织在无尽的哀怨中。

更深一层看，80年代的陈逸飞经历了西方商品社会的洗礼，同时又经过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艺术手法的重新塑造，在反复探索寻求之后，发现只有展现东方魅力、东方色彩、东方神秘和朦胧，才可能获得西方画廊、拍卖市场和购买者的青睐。于是其画风出现了有意味的转变：那种充满力度的大色块对比，变成柔和朦胧圆润细腻的线条，对现实人物和事件的描摹，也走向对清末民初碧轩幽窗人物的演绎。他圆熟地揉和着他的清丽朦胧，造成一种距离感，那倩影依依、可怜可爱的民初少妇，无一不是柔若无骨、顾影自怜，以一种希望被看的温顺的目光凝视着，画面上充溢着一种温馨的把玩的情调，笼罩着一层薄薄轻纱的恰到好处的神秘。人物分明身着清末服装，吹箫引琴，但眉宇之间又依稀可辨现代女性的神情。画家在西方殖民语境中，重新塑造了想像中的中国--"中国形象"不再是一种进入现代语境的中国形象，而是前现代的、传统的、带有乡土气息的小家碧玉式的中国形象。于是，西方读者在阅读时，恰好与西方传教士所描摹的中国形象经验相重叠呼应，从而获得了当代解读的圆满和阐释的非困难性。

这种方式的成功促使陈逸飞向前又推进了一步，不仅以这种被称为"照像现实主义"和"朦胧现实主义"的方式去描摹东方美人，同时也描摹西方美人，诸如《琵琶女》、《长笛女》等。在现代派野兽派的疯狂与变形将画坛的优美氛围捣毁以后，西方画家重新在东方人的笔下嗅到了这么一股优美温馨的气息，于是，陈逸飞的画在拍卖市场上价格直线上升，名利不菲。

如果说陈逸飞的民国风情画仅限于其自身的画风转向和商业头脑，是不能说明他真正的艺术特色的。事实上，他的新转向对整个中国90年代中期，中国画家在徘徊四顾，在政治淡化、商业脱节、不中不西的困境中投入了一线新的希望。画家们纷纷开始摹仿陈逸飞，而陈逸飞也频繁地穿梭于国内外举办画展，并在上海开始拍卖和出售自己的作品，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陈逸飞热"。一时大街小巷，各个画廊各种画册中，充斥着那种纨扇琵琶、似怨似艾、得形失神、非清非民非现代的女郎，甚至一些颇有前途和实力的美院青年画家和个体画家，也不得不放弃自己原有的画路，开始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加以"摹仿的摹仿"。其背后的深层语境，一是放弃了90年代初激进的政治话语，以及绘画风格的后现代转型；二是向越来越炒得热的画廊和拍卖市场靠拢，将目光从艺术本身的探索和艺术意象的政治波普性逐渐收回，而开始紧紧盯住洋人、海外华人巨商和东南亚富翁的腰包。被买下一幅画，拍卖出一幅画，成为94-98年画家们的碰头语和自我标榜身价的重要"行话"。

在90年代，陈逸飞除了画那种身着民国服装的浔阳艺伎式的静态美人，在命名上也从古典诗词中挪用一些典雅意向，用新时代情态技巧演绎博取西方对东方的"新想象"，具有明显的后殖民倾向之外，还画了一组西藏组画。可以看到，这组画在形式上具有相当强烈的雕塑感，背景以其空灵而显出人物的永恒生命的浮雕感--呈现出他圆满的技艺、老练的笔触、新颖的构图等作为成熟画家的所有标志，其中那种真正艺术品的雄强张力和饱满力度，以及用色彩对这个世界进行的形而上思考，使得其艺术价值大抵应高于那种形式构图过于和谐完美的新古典主义风格民国人物画。

也许，一个先锋画家在进行画风迁变的过程中，在他向西方后殖民话语臣服和不断挣脱的过程中，他自身那份勃勃的生机和充满锐气的灵感也在努力寻找新的表象方式。愿陈逸飞除了获得了现实性的诸多认同以外，更为执着地寻求值得留恋的华夏精神灵光。

七，艺术拍卖市场与艺术行为化。

在商品逻辑进入艺术思维时，艺术家不再在乎自己的笔墨，而在乎市场的晴雨表。在这种文化经济的转向过程中，先锋日益让位于画廊。在北京上海等地，人们总是谈苏富比的价格，只关注价格的上升或下跌，一如炒股者对股市的热情，而且这种以价论画不仅是对西洋油画，也逐渐侵向了国画领域。国画大师徐悲鸿、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画陡然价值连城，"天价"成为人们羡慕不已、议论不休的话题。

在先锋让位于画廊之后，画廊主人的趣味开始全面主宰着画家的沉浮，画家由画笔的主人逐渐沦为金钱的奴隶，成为为市场左右的"追风族"。90年代中期由于商品逻辑浸入整个中国绘画市场，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失序。人们将金钱当做第一需要的时候，所有的艺术品如果没有金钱的定格，就几乎一无所值。有些艺术家邀请西方人到圆明园观赏自己的行为艺术，其目的并不在于艺术本身，而醉翁之意在"钱"。中国绘画到96年是最为迷惘的时候，很多艺术家在艺术堕落、颓废、沦丧之时，终于抛弃了在纸和布上做画，而开始了行为艺术。拍卖市场也在假画风行真画如凤毛麟角的情况下，转向了对传统的明清绘画的拍卖，以及对瓷器、玉器、陶器等工艺品的拍卖，由精英的纯绘画转向了工艺美术，甚至发展到对明清硬木雕花家具等"准艺术"类型的嗜好。

90年代中国美术已经走向了实验化、行为化、政治波普化和拍卖化，这是一个极为奇怪的多元景观。其真实的处境是：中国先锋艺术一部分艺术家离开国土到西方，成为流浪画家或街头画家；一部分被国外一些画廊包养起来，在养尊处优中逐渐丧失自己的独创精神；还有一部分只有在京郊进行所谓的"身体绘画"，以此作为存在的标志。

画家们已经开始从用新的技法表现个人思想，展示个体生存境遇的个性化边缘化势态，退行到直接用身体或裸体语言进行创作，热衷于时髦的行为艺术。世纪末的先锋美术家已不再满足于画布、画板、画笔，而要用自己的身体直接创作对象了。如马六明、张洹等人在晚上北京效外火车桥下相聚，分别表演了带有本能性、感官性的"行为艺术"，但没有人欣赏使其表演更多些自虐的成份。另外，庄辉95年4月在近海地区沙滩打洞的行为艺术，朱发青《第十三》的毛笔划体毛的行为艺术，女画家张彬彬95年在北京东村完成的区分人兽界线的《界线》行为艺术--请诸位男艺术家分别进入她的闺房，她脱衣闭目躺在床上，考察男女之间的界线。

不妨说，艺术家从热衷油画到热衷行为艺术，可以看到一种试验性的意向，一种玩世不恭中掺杂着愤世嫉俗，一种标新立异中的无可奈何。在商品逻辑浸入整个社会生活层面时，这种已经难以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的身体绘画的行为艺术，仅仅成为一种先锋艺术的谢幕表演，其沉重的内涵应当引起当代美术界的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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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先锋音乐的摇滚化与古典大众化话语

80年代的精英音乐家谭盾、叶小刚等的音乐作品，曾在中国音乐界引起不小的反响。但是随着他们走出国门，这种试验性音乐或技术性音乐很快被更具有煽情性的摇滚乐所取代。于是90年代的各类音乐犹如索罗门的瓶子放出的妖魔，风靡一时，卷起阵阵旋风。

90年代先锋性音乐一方面要同大众传媒的世俗性抗衡，另一方面又要同古典音乐的精神性拉开距离，这使其在突出音乐两大因素之一的"节奏"要素时，却只是将"旋律"的精神感加以削平。也就是说，其在节奏中突出了生命感，而在旋律中抹平了精神感。尤其是摇滚乐大都在消解旋律的精神性，而着重强调其震撼效应和宣泄功能。所以，听着摇滚乐那强劲的节奏，人心中既没有神圣感，也没有内在的深层感动，只是强劲的节奏反复敲打人的神经，不断刺激人的内在欲望和本我生命，将生命中那些非精神性的东西全部调动出来，使人趋于一种暂时性遗忘状态，忘掉所有精神与超越性甚至忘掉自己的当下处身性。因此在这种震耳欲聋、声光电一体的后现代场景中，个体全身心象弹簧支撑的软性动物一样扭动翻滚，人处于高度亢奋状态或高度的放纵状态，在精神的"格式化"空白状态中，生命本能活力得以尖锐喷发。

然而，摇滚尤其是其歌词在世纪末的精神废墟中，尽管有诸多问题，但仍然有其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根基和文化精神向度。在这种刺激了自我欲望，满足自己生命节奏和生命本能的音流中，人在获得彻底身心解放的同时，又被悄悄地抹平淡化了精神性深度。

一，摇滚的先锋文化精神。

摇滚在90年代作为文化先锋的代表，对当代音乐的雅化倾向具有巨大冲击力。崔健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代，他的音乐中包含着一种重金属般的音色。在80年代流行音乐浪潮中，崔健身着军服，扎腰带挽袖子留长发，一种典型的"形象"，同时又是一种当代城市的无业游民形象，抱着电吉它在台上闭目一吼《一无所有》，这被港人称为"后现代行吟诗人"形象，便留在80年代后期的历史记忆之中。

崔健的《一无所有》所反映出80年代向90年代转型的过程中，后一代青年的痛苦、失落、迷惘和无可奈何的精神状态。在现代社会日益精密化、商品化、制度化和科层化的过程中，这一批所谓"自由"的栖身于世的青年，却成了精神的萎靡者。在学科上，他们既不能入大学深造；在城市中，不能寻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在经济上，大多穷愁潦倒而生活在社会底层；而在个人身份上，也不可能具有主体的精神胜利法。因而感到自己从骨头到心灵都是历史错位般的赤贫--"一无所有"。这种生活在历史断层中的心灵呼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群中获得了异样的反馈和各自不同的阐释，而这种阐释倾向，正是"时代多余人"重新寻找苦闷发泄渠道的一种表征。

当然，由于崔健这"一无所有"的一声呐喊，是借助于西方最前卫的艺术即摇滚方式和最现代的文化传播方式而达成的，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后现代效果。如果他是以黄土高坡上信天游的方式来喊，抑或以东北大秧歌二人传的方式来喊，其革命性无疑将大打折扣。正因为他运用了现代或后现代重金属摇滚的方式，摧枯拉朽，惊天动地，震耳欲聋地反映当代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台上台下的同摇共扭、前俯后仰的疯狂达成一种共同的"气场"，使他成为风靡一时的"星族"。

但我认为，无论他处在夹层中的时代空档，还是呼出了历史的某种盲点和误区，甚至借用了西方的音乐技法，这些都不很重要，重要的倒是他的歌词所具有的政治波普含义。他的《一无所有》写出了在经历了""的狂热后，又经历着经济的大转型，在时代不断拚贴中的"这一代人"的"精神身份"的"空无"。于是，崔健就这样展开了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噢……你何时跟我走。"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我与你"的爱情问题，而是一种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还有他的《一块红布》，在随意的吟唱中指向了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的问题："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看不见你也看不见路，我的手也被你攥住，你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要你做主。我感觉，你不是铁，却象铁一样强和烈，我感觉，你身上有血，因为你的手是热乎乎。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你问我还要去何方，我说要上你的路。"至于《红旗下的蛋》，可以看作是对一部中国现代简史的象征性演绎："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现在机会到了，可谁知道该干什么，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象红旗下的蛋。……"

崔健的歌词以直白的方式道出了当代青年某种被变形后的曲致心理，如"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将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和在封闭状态中自我的无力感和新异感表现出来，表明了在时间空间的分割和瞬间重合中主体的当下失落。而且将"跟谁走"这种表层的爱情语言的能指，引申进入一种社会现状以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巨大差异的深层追问中。人们在歌与词之间，在词与词之间，在词与意之间，形成了某种"链形环绕"结构。于是，每个人也按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宣泄，每个人按自己的方式去获得某种解脱。

当然，在崔健看来，摇滚乐带有挑逗性。其音乐强调节奏，节奏是用身体带动情感，能找到一种力量、一种乐观情绪、一种不撒谎的真实。他通过摇滚的身体直接性，使人能够在"新长征路上"的迷惘之中品味到历史的辛酸，感受到生命的狂热和某种看不见的内在骚动。

崔健之后，"黑豹"于1980年异军突起，以一首《无地自容》（与《一无所有》一样，也是以否定词方式出现），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黑豹"演出时身着黑色T恤长发披肩。高分贝的电子乐打击乐和叫喊声混成一片构成相当的震撼性和冲击力，歌词以口语化语言，代替了传统性的修饰婉约，直接将人世间的沧桑与挫折，痛苦与欢乐，触目惊心地展示给众人。"人潮人海是有你有我，想一想是相互捉摸。人潮人海中是你是我，装着正派面带笑容。不必过分多说你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不必在乎许多更不必难过，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不再相信，相信什么道理，人们已是如此冷漠。不再回忆，回忆什么过去，现在已不是从前的我。"将人和人、你和我、历史和现实、陌生和相似融为一体，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和无依无靠感，使这种现场感成为个体文化传播的新方式。当然，"黑豹"摇滚乐更重视的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和吁求，却已然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摇滚的革命性和先锋性。

此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北京第一支重金属乐队"唐朝"、第一支女子摇滚乐队"眼镜蛇"、"呼吸"、"兄弟宝贝"、"时效"等，也将在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留下自己的一章，另有"1989"乐队、"指南针"乐队等，也曾在中国摇滚乐章中热闹过一阵子，各有特色。其组成人员多是具有音乐专长的待业或退职、留职青年，所以他们在摇滚中表现个人的魅力风采多于强调歌词的革命性穿透性，追随"盛世风采"和重金属的华丽震撼多于对社会迷茫心态的揭示，充盈乐曲中的幻想浪漫和虚无混茫，多于对摇滚的先锋性和摧枯拉朽的张力。因此，有人又把后者称为"软性摇滚"，以同崔健的重金属"硬性摇滚"相区别。

可以说，从硬到软，从"重金属"到"软摇滚"，能够看到90年代的商品文化和市民文化确实消解着革命性和先锋性的因素，于是，中国的音乐就沿着这条由硬到软的路走了下去。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国摇滚没有重视自己的革命性震撼性，反而过多地重视诸如出场费和媚俗的一面，加之很多歌手衣着古怪、言行粗鲁、吸烟酗酒，有的甚至性欲混乱，暴力吸毒，所以摇滚从重金属般的精神革命到开始玩弄精神，再到彻底走向欲望化，逐渐疲惫在它惊天动地在喊叫之中，并日益平面化消失在它的千万歌迷之中。于是，出现了黑鸭子歌唱组、四兄弟歌唱组、两兄弟歌唱组等甜腻腻的流行歌曲，逐渐取代了摇滚的革命性。

二，MTV的火爆与排行榜。

在市民文化的发展过程中，90年代无疑将革命性化解为时尚性，将对生命存在状况的关注，变成对生命存在本身的保健。于是，老来俏在街头开始扭起了秧歌，开始出现了时装的表演，人们在一种盛世氛围中感受到生活的温馨。80年代诞生于日本的"卡拉OK"飘洋过海，在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市场和前所未有的"群众性基础"。本来日本人在周末到歌舞厅，以不太美妙的喉咙喊上一曲作为其生活优裕的佐证，或生活压抑的一个释放口。但当这种娱乐形式传到中国以后，却变成五音不全却喜好风雅者寻找美妙感受的便捷方式。高档卡拉OK厅成为有钱人的自娱和炫耀的场所，把听别人唱跟别人哼置换成听自己唱和让别人听自己唱，在这种自满自得自娱产生出一种生活恰如这轻歌曼舞一样美妙。尤其是当声光电MTV与唱同步一词时，整个荧屏充斥的无外乎是南亚东洋的泳装美人，生活显得如此之情趣盎然，成为唱卡拉OK者之间回荡着一种看不见的氛围和世俗生活的证明。

卡拉OK使一些末流的歌唱者在各种低档歌厅走穴而大赚其钱，有些暴发的大款为了"斗富"也对歌手一掷千金。90年代中期，各大电台推出了"音乐电视"，音乐电台，MTV成为时尚。而歌曲排行榜令歌手歌迷都趋之若鹜，进入排行榜并逗留在排行榜，或在排行榜上升级，成为歌手自傲自矜的重要资本。当然，被某个公司包下，凭借其资金为某一歌手包装制作MTV的广告效应，成为一夜成名的捷径。

MTV的盛行一方面说明了大财团、制作人和经纪人的经济行为已经大规模地侵入音乐肌体，同时也说明跨国资本已经深入中国内陆和人们的音乐神经。MTV这一美国的流行音乐的样式，从80年代初发展以来，迅速弥漫全世界，其中翘楚有迈克尔·杰克逊、麦当那、玛丽亚·凯瑞、邦·乔维。那种声光电一体的大众传媒的现代最新科技，运用了信息社会电视体制中的权力话语运作。列维在《广告的符码》中说："摇滚乐与传媒结合让人惊讶，相对而言，本来是不发达的传媒，在MTV的驯服下，摇滚乐已然变成极度商业化的音响产业，在带子里面，商品就是商品，再也没有其它身份，在娱乐和促销的广告差别无复可认。"摇滚乐的革命性和先锋性在MTV的刺激和镜像中，变得日益破碎和虚幻飘渺，而这一切进入中国以后，使得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与后工业社会的现代化生产复制相整合，同时使对现代社会消费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最新的后现代信息音乐的现象相揉合，于是，跨国资金和民间资金在90年代的中国竞相投入音响市场，音像公司如雨后春笋，93-96年兴起的歌手签约热和包装热，而97年变成了解约热和跳槽热年。加之，西方大量的CD和VCD进入中国和盗版现象，人们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为那种资本的眩惑和音乐的软唱光环所击中。这样，中国先锋艺术的当代性便在这软绵绵的温馨之中，失去了阳刚健美的风格。

另一方面，由于中心话语的介入，中国的MTV相当一部分是为了迎合一年一个主题，如94年的主题是民族化的民歌联唱，95年主题是"世妇会"，96年的主题是音乐电视大赛等等，使得许多人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创造精神纳入一种主流话语状态，因此，中国的MTV事实上在消磨先锋意识和摇滚精神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精神按摩作用，相当多的人通过MTV获得了名利双收的现世利益，滋长了进入大众传媒而一夜暴得大名的心态。而真正的音乐却日渐消离，已至于有人感慨，从MTV到LTV，艺术说不清是自救还是自戕。我以为这并非是盛世危言。

在这种情况下，蓦然听到一曲《阿姐鼓》，其新的风格新的音乐范型使人耳目一新。

三，乐坛的后殖民意向与后现代空间。

朱哲琴的名字是从西方反过来传到中国大陆的。她一出现，其音色和演唱风格便显示出与众不同。我们从她的《阿姐鼓》中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西藏风情，从《黄孩子》中能感觉到东方人在西方所感受到的后殖民的压抑情绪。

《阿姐鼓》以厚重的、古典交响乐式的多声部的织体，现代的电子合成器和多种音响的采集和大制作，以及词曲的独特心计，形成一种立体的音乐空间，构成音乐语言的巨大张力。再加上传媒的精心宣传和包装，以及她触及到的相当敏感的西藏问题，这些使朱哲琴在西方一炮打响，征服了西方听众精细的耳朵。"我的阿姐从小不会说话，在过去的时候离开了家，从此我就天天地想她，阿姐啊。一直象到了阿姐那样大，我才突然间懂得了她，从此我就天天地找她，阿姐啊。那门前坐着一位老人，反反复复念着一句话。……天边传来阵阵的鼓声，那是阿姐对我说话。……"当那鼓声响起时，那鼓却是阿姐的皮蒙上的，这种血性刺激使西方人在如泣如诉的音流中感受到某种心灵的震撼。

《黄孩子》唱道："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的目光，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的目光，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在无人的巅峰上，有一面飘场扬的旗帜，在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这份清醒难能可贵，她以一种质疑的眼光地质疑西方的单维性，对自己的文化身份、文化地基、文化氛围和文化基因加以重新寻求。那位中国的黄孩子在西方的街头意识到自己的黑眼睛时感触，通过近乎完美的乐曲和演唱细腻地传达出来，在西方世界深受欢迎，并久居排行榜的前列。然而，这两张CD，在本土的消费浪潮中，却难以勾起人们对巍峨神秘的世界屋脊文化宗教和自身黄皮肤后面的"中国心"的深层联想。

当朱哲琴那忧郁的歌声，变化莫测的音响从耳边刚刚飘逝，艾敬的后现代声音又灌满耳朵。那不阴不阳、不咸不淡、不高兴也不悲伤的《1997香港》，又说又唱，"我妈妈是个唱京戏的，我爸爸是个工厂的，我来自沈阳。我到了北京进了王昆领导的著名的’东方’。我往南去了广州，在那儿认识了我的他，他家住在香港"。此时香软的伴唱随之飘出，"香港啊香港，它怎么就那么香？怎么就那么香？"艾敬接着说唱出香港的地位："就是他来来得了我去去不了的这么个地方"。然后，将"一国两制"的问题轻松解释为--之所以盼望1997，只是因为"回归"后就能随便进出香港了："快让我到那大染缸，快让我到那大染缸。"整首歌曲从头到尾似笑非笑地把"香港回归"的政治性情绪，转换成"我去见我男朋友"这类小儿女之间的私情，将社会性国体性的东西消解个体性约会，因此，乐评人将艾敬那种无所驻心的演唱称为"后现代之声"。

另外，音乐的电脑化和多元化倾向，同样值得注意。刘欢等人歌手借用电脑做音乐，相当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电视剧的音乐水准。但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Midi制作问题，以及音乐的电脑化倾向，乃至后现代无声音乐的倾向的出现，使音乐越发走向形式化，越来越维持一种争夺排行榜话语权的功能。在世纪末，呼唤音乐的清洁化、纯洁化、精神化变得尤其可贵而急迫，其中民乐的正规化、音乐语言的纯净化将成为世纪末音乐必得面对的问题。

谭盾《天地人--1977》的东方色彩。当时光进入1997，谭盾这位80年代的先锋音乐家，却选择了交响曲式的方式，从边缘的先锋状态走向了主流艺术话语。他对香港1997采取了一种全新的表现方法，即调用了中国古老的编钟表现最时髦的主题，构成了十三章的混声大合唱。其交响曲《天地人》曲目分别为：1、序歌：天地人和，2、天，3、龙舞，4、风，5、庆典，6、街的戏与编钟，7、底，8、水，9、火，10、金，11、人，12、摇篮曲，13、和。

《天地人--1997》，这部为庆祝香港回归之作，一反先锋姿态的个体叙述和所谓的边缘状态，而进入到97年中国一个重大叙事--香港回归。雪百年国耻，张扬民族精神，因此在作曲的曲式、曲调、歌词上多有回归正统模式。谭盾对中国文化有独到的体会，尤其是早年的创作，大多是出入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甚至"神秘"之中。而长期国外留学的经历，又使他能够得鉴于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音乐，并能够通过后殖民主义的自我反省、身份反省和文化反省的角度，去反思自己的音乐语汇和音乐动机。

在香港这个现代化与后现代、殖民与后殖民、民族与西方的一个话语的敏感的接触点上，谭盾将他的"天地人"的构思，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本土意识，因此，天是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之天，地是"皇天厚土"的黄土地，人是"龙"的传人。这种宏伟叙事使他的音乐充满着张扬和激荡。尤其是挪用中国古代思想意象，将大宇宙和大群体（民族）融为一体，达到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之境"。他的音乐中以华夏精神为主体意识，而在形式上挪用移植西方拓展现代，在东方西、现代与传统之间进行了某种折衷。在他的旋律展开中，可以听到山歌民谣、江中号子、迎亲吹打、佛堂祈颂、丝竹管弦，以至西洋的交响曲式和"大提琴独白"，同时，又有中国民族乐器汇入其中。这使得在全球化语境中，东西方融汇成一种和谐的大音乐意识，由此升华到一种大哲学宇宙精神，即天、地、人交织。

无疑，谭盾的"天地人"已经排斥了阶级、革命、暴力、帝国主义等冷战性的思维，而向传统的古典式的"天地人"这种宇宙根本本体升华，逃避了政治性的言说方式，而回归到传统话语模式，这一点在他以"编钟"这种中国古老音乐的象征，即孔子所推崇的"成于乐"的黄钟大吕，令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上古韶乐，同时也是中国先秦时代祭祀天地神灵列祖列宗的礼器的象征，作为《天地人--1997》的支柱性的音乐语汇和音色的取舍。可以说是构成了传统与现代遭遇渗透，并相生相发的一个典型的跨世纪的基调。

当然，这部匆匆写成的"大曲"，仔细听来也有若干拼凑、匆促和不和谐之处，这似乎说明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进行完美无缺的融合，绝非一己之力可以达到，因为这一世纪性的难题，将横亘在整个中国先锋艺术面前。

音乐界的另一景观是，90年代中期，古典交响乐终于走出了困境，赢来了自己的听众。北京音乐厅场场爆满票价居高不下的演出和国外大型乐团的轮翻轰炸可以见其一斑。各地的民乐热和民乐学习热也表明，在音乐上，大众的趣味正在日见分化，无论是古典的、西方的、还是古典中国的、现代西方的、当代或者后现代西方的、均可以获得自己的听众和自己的地盘。

总体上说，90年代的先锋艺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又以前所未有的毅力力图挣脱这种困境。它在制造大众神话的同时，又在力求破除这种大众神话，它在为满足大众的欲望的最低纲领即世俗关怀的同时，什么时候又能走出这种平面化的低迷状态，开始指向最高纲领即人生的精神升华状态呢？这也许是文化艺术的中国式的世纪末之问。

详细内容范文篇7

下面就结合美术课堂教学来谈一谈如何点燃孩子们的艺术火花，让学生爱上美术课堂。

一、寻找创作的源泉

在教学中，我们往往被纯技能、技巧的追求的所垄断，并将此放在教学目标之首位，用它作为衡量美术学科成与否的标尺，在这样一种教学动机的指导下，学生就会跟在教师后面去模仿，他们观察到什么？感受到什么？一切很难找到答案。我认为在美术教学中，首先应考虑的是孩子对生活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的密切接触、认识、体验，就如同盲人摸象，根本不能理解事物的构造、形象，又何谈有新的创造呢？

我在教学“交通工具”一课时，发现有很多学生的作业上出现了多次抹擦的痕迹，还有学生在下面小声地自言自语：“我不画了，我不会画！”我感到很奇怪，开始他们一个个兴趣盎然，举着手，争先恐后地告诉我自己知道的交通工具。于是，我把一个原先要画摩托的小男孩找来，问他为什么不想画了，他指着自己只画了几笔的摩托告诉我，不知道那里该怎样画。这时，我才突然领悟：创作源于生活！没有生活中的接触与观察，学生怎么画得出原本的摩托的部件、构造都不明确，难道我还能要求学生凭空来设计、想象吗？那不是闭门造车吗？

生活处处有美，艺术就善于从生活中捕捉。而孩子们还不是艺术家，就像一头刚刚学习捕食的小狮子，还必须在母狮的循循善诱下学习捕获，掌握时机。学生的各方面能力正处于发展阶段，潜在的能力需要教师的引导、开发学生对美的感受能力、欣赏能力和评价能力，从而使学生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并从中捕捉到美，产生对美的表现欲望，以达到创造美的目标。

二、激起创作的兴趣

美术这门学科，从总体上看是大多数学生喜欢的科目。但具体到每一个学生对这节课有没有兴趣、感情有多深、持久性有多长，就要看老师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激起学生创作的兴趣。

小学阶段的学生，年龄跨度相对大些。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般跨越两个阶段。低年级与中高年级的学生除了对色彩的敏感具有共同性，低年级的学生注重于外观形象，高年级则偏重于设计和制作。如五年级的《画脸谱》，假设简单地让高年级的学生仿造涂鸦，必定会兴趣大减。老师将课题稍稍一改，变成让学生来当京剧演员大师，顿时，场面马上变得热情高涨起来。脸谱上涂满了五颜六色的浓厚色彩，以前学生们只是在电视上观赏过，现在要他们自己动手，来给这些“演员”涂脂抹粉，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教师再因时制宜地组织学生先观赏京剧录像片段，再借机把一些民族传统艺术的有关知识，诸如脸谱色彩的含义、脸谱的勾勒等知识介绍给学生。等到他们亲自动手时，一个个挥笔抹彩，似乎人人都像个化妆师。不过最后的作品如何，是否够标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至少在这堂课上学生的参与率达到100%，学生的兴趣激增，情趣高涨，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并了解了一些简单知识，提高了自己的知识面，并从中感受到艺术创作的愉悦。

其次，电教媒体作为信息的载体，在教育目标与教育内容实践的操作中搭上桥梁。它声形并茂，色彩艳丽，生动直观，吸引学生的视觉、听觉，让学生留恋、向往。

再次，我们的教材中，有不少课题需要学生走出教室，实地写生，如四年级的《用色彩画风景》等，如果教师只在教室中讲，该画哪些部分是画面需要的、哪些不需要等等，这样的闭门造车，不如让学生去实地走走看看，感受一下小巷两边的商店、理发店、小饭店、行人及往日熟悉的地方，然而，现在要学生用画家的眼光去感受它，感觉生活一下子是一幅完整的画。学生在走进环境感受生活的过程中，感悟能力增强了，绘画能力提高了。

三、用信心架起成功创作的桥梁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全部知识进化的源泉。一幅小小的作品，就是一个小小世界的探索。其想象之奇特，构思之大胆，手法之自由，尽情宣泄之色彩不受约束，这正是儿童作品最动人、最精彩的价值。

美术课上，我经常发现，学生的创作各有其独具魅力的地方，尽管有些创作上比较欠缺，但是，当你换一种角度去欣赏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是很完美的。我看到这样一个学生，他的写生作品总是和实物相差甚远，有时还遭到同学的嘲笑。他害怕上美术课，害怕自己的画被人看见。其实，哪个孩子不想表现自己、展示自己，享受成功，这是孩子的天性。于是，我给他看了一张“凡高的自画像”。于是，那个孩子自信的举起了自己的“印象派”，这至少是个好的开端。

详细内容范文篇8

一

20世纪以来，伴随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媒介产业的迅速发展，好莱坞电影一直是世界电影工业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从世纪初期就开始进口好莱坞电影，"国片"一直处在洋片的冲击下，早在1946年11月，"中美商约"签定以后，好莱坞电影当时的年进口量就多达了200多部，"米高梅"等八大电影公司还试图利?"中美商约"垄断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业务，甚至提出要自由支配电影院线的营业方针并限制国产片的放映。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在1949年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宣告结束，美国电影几乎完全被拒之门外。

直到70年代末，好莱坞电影又重新逐渐进入中国。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切互动的网络，全球化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动力，交互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中国大陆电影则正处在这种全球化互动语境之中，再次面对好莱坞的挑战。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允许按照分帐发行方式进口外国"大片"，美国电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尽管中国国产电影具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政府规定各电影院必须保证国产电影占有2/3以上的营业放映时间，但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10部左右的进口影片（其中多数为美国电影）、1/3以下的放映时间，在中国各大城市却几乎占有了电影票房的60%以上。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根据协议"入世"后，每年将可能有20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与1946年相似的是，美国也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电影院线，好莱坞各大公司甚至已展开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全面研究，有的还设立了"中国部"，以进行更适合中国市场的调整。好莱坞已经对中国电影市场虎视眈眈。显然，加入WTO以后，中国电影将面对美国电影更大规模的进入，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既是政治权力问题，也是工业经济问题，同时还是文化主权问题。许多人担心，好莱坞电影所贯穿的美国式神话是否会在影响国族认同的同时创造一种美国情结，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人英雄的叙事原型是否会解构民族发展的自我凝聚力，好莱坞电影那种奇观化趋势是否会压抑人们对本土生存状态的关怀和体验，好莱坞电影那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否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观念产生负面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艺术规则是否会完全替代中国叙述美学的传统，好莱坞电影是否会彻底摧毁中国的民族电影工业，好莱坞电影是否会使中国电影丧失所有的本土意识和本土责任。应该说，在中国电影目前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威胁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威胁，来自于美国国家力量和"现代化"文化的强势背景，也来自于百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电影工业机制的经验，还来自于其对国际电影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年培育，当然也来自于它利用自己的优势对于电影人才、资金、技术的广泛吸纳和融合。面对这种威胁，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行政措施来支持国产影片的生产和流通并限制和控制进口电影的数量和传播，并采用制作、发行、放映业的体制变革和走大型化集团化的方式来与外来电影抗衡，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电影人则试图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有限空间中通过电影文化的选择来寻找本土电影的生存道路：或者，通过国际化策略扩展电影的生存空间，如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或者通过本土的产业化运作，制作消费娱乐电影，如冯小刚的"贺岁片"；或者，通过对本土文化和民族生存现实的关照来提供一种本土人文关怀，突出好莱坞重围，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民族的视野，如黄健新的城市影片。……显然，正如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学术刊物《电影艺术》2000年第二期的首栏标题一样，"面对WTO增强中国电影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电影面临的现实考验。

二

当前世界这种被称为"后殖民"图景的不平衡互动性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状态中的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结：走向世界。而所谓"世界"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支配世界主导经济文化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而所?"走向"则意味着试图受到西方本位的世界主流经济文化秩序的接受和肯定。因而，进入世界市场一直是中国电影积极争取进入电影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方式。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中国电影人采用各种方式来寻求进入国际电影市场的通道，在投资上，有的中国电影从海外获得相对于本土投资更为雄厚的制作经费以提供能与世界电影发展相适应的制作水平；在发行上，中国大陆电影借助于与海外的合作制片来开发更具回收潜力的海外市场；在途径上，中国大陆电影依靠各种国际性电影节和跨国电影交流来获得世界命名和被世界认可，获得国际通行权；而在制作上，一些中国大陆电影也努力按照所谓的世界性标准来进行意识形态/文化/美学包装和改造。

90年代初期，随着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纷纷成功地"走向世界"，一种"国际化电影"类型在当时便流行于中国大陆。这种类型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的手段，同时也为这些影片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于是，在滕文骥的《黄河谣》、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等影片之后，经典"国际化电影"创造了它新的摹本：从黄建新的《五魁》，我们看到了对《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和影像造型的临摹，从何平的《炮打双灯》，我们看到了《红高粱》、《黄河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各种文学元素和电影元素的奇特的混合，从周晓文的《二嫫》，我们看到了对《秋菊打官司》的有意无意的重复，还有《桃花满天红》和青年导演刘冰鉴的《砚床》，都走着几乎同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规化策略：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由注重空间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状态的影像构成所形成的风格，使这些电影具有了一种能够被辨认的能指系统，获得了一种公共形象走向了世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样的电影商标或者说品牌。尽管电影的这种全球化策略如今仍然还为一些后来者摹仿，但随着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逐渐进入国际艺术电影的主流，这些电影所具备的边缘性优势开始消失，尽管张艺谋、陈凯歌都试图改良他们的全球化电影策略，但是他们电影的国际影响却已经减弱。随着这些电影的类型化，它曾经在一定意义上所具有的某些艺术和观念的前卫性和探索性消失殆尽，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因为不断的自我复制而失去了精神震撼力和美学震撼力，中国电影通过国际电影节进入全球化的道路应该说已经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了。

如果说，从80年代后期张艺谋的《红高粱》到90年代中期新生代导演张元等人的《北京杂种》等几乎都还是通过国际电影节来开辟国际化道路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从《秦颂》、《兰陵王》到后来的《红色恋人》、《鸦片战争》、《红河谷》、《黄河绝恋》、《洗澡》等影片则试图通过一种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方式强化电影的全球性，进入国际电影市场。这些影片都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达到国际通用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西方通用意识沟通交流。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基本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这种国际化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批按照赛义德所谓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进行文化编码的中国影片。而1999年最典型的影片样本之一就是青年导演张扬执导的由西安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外资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洗澡》。

《洗澡》具有特殊的文本意义，这不仅因为该片在加拿大、在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获得了各种大奖小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90年代末期全球化背景中的一部具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并试图进入西方世界的样本。这是一部贯穿父子关系的影片。80年代，在第五代电影中，作为一种精神依托的"父亲"形象悄然退场，陈凯歌、张艺谋在《黄土地》中所塑造的那个苍老、沧桑、愚钝的父亲形象正如同罗中立那幅经典油画《父亲》中的形象一样，是对"父亲"/传统的一种含泪的追忆和无奈的告别，小憨憨与父辈们的逆流而动，正象喻了与过去的艰难而执着的决绝。进入90年代以后，当第五代解开了那个曾经让他们神采飞扬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断出席各种国内外的加冕仪式的时候，60-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电影人则开始了新一轮的电影冲击，在他们的影片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出"父亲死了"的空洞、绝望和寻找"父亲"的迷惘、努力。先是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青年人的成长故事，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拒绝与认同，在那个教育他成长的"父亲"一样的老人死去以后，这位青年也告别了那个试图豢养他的"母亲"一样的款姐，最后成了一个孤苦无告的流浪者；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一开始，就借用唐山大地震来隐喻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时代的降临，直到故事结束，一对青年男女还在继续他们寻找早已失踪的父亲式的"朱赫来"的心路旅程。新生代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青年人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处处洋溢一种没有家园和憩居的青春骄傲。但是，在《洗澡》中，那个被告别、被遗忘、被丢失的父亲却重新款款登场，而且不仅是以一种家庭身份出场，还以一种文化符号出场，在影片所提供的父与子的冲突中、父与子的隔膜中，最后以子对父的全面认同而结束了叙事。影片中的父亲老刘，是一?"澡堂"老板，不仅外貌造型慈祥、温和，而且性格开朗、豁达，倔强但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叙事极力回避"澡堂"作为经营实体的经济运作和金钱效益而极力渲染"澡堂"对于社区、对于远亲近邻的亲和作用和凝聚作用，"澡堂"似乎是一个供人们共享天伦之乐、人情之乐的大家园，而老刘就是这个家园的家长。不仅各种各样性格各异、年龄各异、身份各异的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快乐，而且即便是二明这样的傻儿子也能够在这一世外桃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似乎更像是一个老少咸宜、妇孺同乐的人间天堂。而影片中唯一与这个天堂般的"澡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老刘的大儿子大明。大明因为不认同父亲"澡堂"生活，曾经离开（背叛）了父亲和他的澡堂，离家出走到了被80年代中国文化符号化为与"内地文化"、"传统文化"迥然区别的"他者"--深圳淘金，显然，父与子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情的冲突，而是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的冲突，或者可以更准确发说是父/传统/东方与子/现代/西方的冲突（由濮存昕饰演大明，显然与这位演员被当作消费社会中男性偶像的广告象征有互文本联系）。而影片的意义并不在于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背叛在影片中是被作为过去时来间接叙述的，或者说，背叛在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仅仅只是当二明用一幅图画将大明从深圳"误骗"回北京以后，大明如何亲眼目睹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过程，如何亲身体验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魅力，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早年叛逆的轻狂，而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父亲慈祥的形象面前，不仅成为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quot;的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孝子，而且也成为了告别叛逆、皈依传统的父亲所维护的"澡堂"文化的精神遗产继承者。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个被动的观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他只是一个被教育者，如同我们所有观众一样，是通过看而成为了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虏，我们被父亲的宽厚、被父亲的亲切、被父亲与周围人的和谐和睦、被父亲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东方人伦情感所感动、所征服，于是我们也同大明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恋父认同，也完成了"澡堂文化"的认同。

"洗澡"离不开"水"，但是在《洗澡》中，"水"却是负载了明确文化意义的符号。在影片中，当老刘回忆陕北缺水的过去时，插入了一个相当突然的陕北农民祈求雨水的画面，无论是画面造型或是秀儿、弟弟的人物设置，都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段落其实就是想让我们联想到《黄土地》。而在《黄土地》中人们所祈求"雨水"渺茫无望，翠巧消失在黄河的滔滔急流中，憨憨仍然在绝望地期待，但《洗澡》中，人们终于有了源源不断（但隐逸了来源）的水，这水就是所谓东方的仁慈、宽厚、和睦、亲情，是一种以老刘和他的"澡堂文化"所代表的东方人伦。在《黄土地》中，"水"是一个悲剧性的期待，而在《洗澡》中，"水"则成为了一个正剧性拯救。《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的确显示了张扬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求"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水"的滋养。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几乎可以说，影片中所有对"水"的赞美，其实都是对父亲、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澡堂文化"所像喻的东方传统的赞美，我们不仅在影片中看到了赫然醒目的"上善若水"的匾额，而且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水的崇拜和留念，水之万能在影片中被作为一种意念反复被强调。当然，我们可能会提出质疑，水（传统人伦）之万能作为一种神话，它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走向现代化的危机和我们每天体验的生存危机。

任何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市场与天伦进行二元对立的设计的，我们也会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将传统、将人伦想象为人间天堂的，尽管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强势文化诱惑"走向世界"、"国际接轨"、"现代化"的现实。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中，东方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双面人，一面是面目狰狞的妖魔化的东方，专制、愚昧、落后，那是西方人通过一个"反面"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则是含情脉脉的天使化的东方，温馨、宁静、祥和，这是西方人借助一个"正面"的"他者"来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种文化/心理策略，其实，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天使化的中国，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无关，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只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正如我们从义和团、直到现在也常常有一种将西方想象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强盗的西方主义一样。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试图"文化输出"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则正是在一个西方人精心策划下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的精巧文本，它将澡堂文化为象征的东方传统人伦书写得如此暖气融融，无论是澡堂内那腾腾的热气，或是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大量的全景镜头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镜头，或是关于父与子关系的叙述、关于"水"的隐喻，都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安全、温暖、平和、干净的东方家园，那也许可以为处在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饭后茶余提供一点多愁善感，为他们在丰衣足食、灯红酒绿之外呈上一盆奇花异草。《洗澡》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野中那种天使化东方的需要有谋而合。加上影片本身制作精良、节奏流畅、造型鲜明，一些细节也相当精彩，它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接纳（当然，作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这种认可和接纳的空间相当有限）并不奇怪。

显然，《洗澡》是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权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在满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自我"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权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弘扬传统的主旋律化策略与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叠和在一起。尽管这两种文化策略的立场和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却殊途同归。正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用一个人道博爱、高大英俊的美国男性（阳性/主动者）对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中国女性（阴性/被动者）的认识、理解、崇拜来证明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一样，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来强化传统的承传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众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则借用主旋律将中国故事变成了一个情意绵绵的文化传奇。《洗澡》和它的制作人通过对主旋律化和东方主义的双重满足，获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报。

应该说，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往往只能像《洗澡》这样，通过将自己奇观化来作为以好莱坞电影为中心的世界主流电影市场的陪衬。对于大多数中国电影来说，它们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的公正性，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的位置是与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使得中国电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

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电影试图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但是却举步艰难；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试图通过对电影工业的商业化改造来抵御好莱坞电影对国内市场的占领。现在，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入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试图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然而，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式的商业/类型电影，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弑父原型的叙事策略与中国主旋律文化所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并不和谐，因而，中国模仿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电影往往又或多或少地被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出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1999年出品的由张建亚导演的《紧急迫降》就是一部体现了在好莱坞与主旋律之间尴尬徘徊的当前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处境的典型文本。这部以一次飞机空难事件为题材的影片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好莱坞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

影片不是一个灾难的故事而是一个救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是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在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以及当前许多中国的所谓商业类型电影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关于信仰、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这是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差事灾难性事件得到了完整呈现。因此，这些电影讲述的不是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一种"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种美国/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情绪的疏通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意念。而在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意识中，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生存空间却相当狭窄。因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往往很难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念与观众的观影快感之间达成共识。而这正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面对"症候性"难题。从《龙年警官》到《烈火金刚》直到《紧急迫降》，都是当前处在市场产业与规划控制、消费领域与政治领域夹缝中中国主流电影应对好莱坞电影进入的一种方式，当好莱坞电影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观众的时候，民族商业电影这种"欲学还休"的尴尬很难为国产电影保存广阔的市场疆域。

四

尽管全球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未必公平、公正但却越来越自由的竞争环境，尽管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民族电影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民族电影正如本土文化一样，始终是这个民族文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纷繁复杂的现实处境、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都仍然为民族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本土民族电影都显示出了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力。如日本1997年以来票房纪录前10位的影片中都有多部本土电影，1977年国产电影《幽灵公主》还以100亿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在波兰，国产影片《凶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380万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影片《空中大掼篮》24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而在中国大陆从1995年到2000年，各地都有国产影片突破进口大片票房纪录的现象。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以前，好莱坞影片曾经大量进入中国，但据当时的票房记录，30年代最卖座的影片是《渔光曲》，40年代票房纪录的保持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90年代以后，国产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我的父亲母亲》、《黄河绝恋》、《不见不散》，以及神话题材的动画片《宝莲灯》等，都在每年10部外国"大片"进入中国以后创造了辉煌的市场成绩，许多影片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进口好莱坞电影，1997年《甲方乙方》在北京的票房达到1150万，创造了当时北京单片票房的历史纪录。可以说，华人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有其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这些都是民族电影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当我们们被像《橄榄树下的情人》这样朴素地展示人性善恶的伊朗电影所打动，被《中央车站》这样细腻地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沟通的巴西电影所感染，被《美丽人生》这样凄地苦叙述生命故事的意大利电影所征服，被《香港制造》这样富于想象力地表达都市人困惑和迷乱的香港影片所震动，被《青青校树》、《给我一个爸》这样娓娓地透视人的心灵的捷克电影所吸引的时候，甚至也被《真实节目》这样创造性地揭示当代人梦幻困境的美国电影所惊异的时候，反省民族电影，也许会意识到，中国电影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电影市场运作机制，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不仅仅是艺术能力和艺术想象，最缺乏的还是对于本土生活的真诚、洞察和热情。应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中国民族电影真正能够具有生存优势的，还是在广泛融合和吸收世界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关注本土的社会人生，与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相联结，成为对于人，首先是中国人的生命、生存和心灵的观照、呵护和热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转型和发展的过渡时代，面对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经历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仅仅需要电影教导我们如何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也不仅仅需要电影带给我们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

然而，这一切恰恰被许多民族电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民族电影的危机不仅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更多地也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电影脱离了人文关怀，也脱离了人们对于电影的期待。因而，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应该期望真正的民族电影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期待一些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现实境遇、人生困境和人性经验的电影的出现，这样的电影将不再是对好莱坞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应该说，90年代以来，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的夹缝中，这种民族电影，依然还是在默默地坚守和默默地生长着。这些影片虽然一直不是电影市场运作和电影政治活动的中心，但却一直是中国电影中最具艺术震撼力和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李少红的《四十不惑》、《红西服》，宁嬴的《找乐》、《民警故事》，刘苗苗的《杂嘴子》，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一个也不能少》，黄亚洲的《没事偷着乐》，黄建新的《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埋伏》、《红灯停绿灯行》等系列影片，特别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新生代青年导演拍摄的影片如《巫山云雨》、《城市爱情》、《美丽新世界》、《那人那山那狗》、《天字码头》、《爱情麻辣烫》、《成长》等，都显示了对于人性、对于艺术、对于电影的诚实，这些影片最基本的艺术动机不是去演绎先验的道德政治寓言或政治道德传奇，也不是去构造一个超现实的欲望奇观或梦想成真的集体幻觉，而是试图通过对风云变幻的社会图景的再现和对离合悲欢的普通平民命运的展示，不仅表达对转型期现实的体验，而且也表达人们所表现出来的生存渴望、意志、智慧和希冀。

详细内容范文篇9

基耶斯洛夫斯基出生1941年波兰华沙。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一样，在共产党文化制度的乳汁哺育下长大，然而他的思想又与深厚的天主教文化渊源和波兰社会的嬗变有很深的关系。基耶斯洛夫斯基时常以冷静而理智的目光注视着紊乱与脱序主宰着的波兰社会，他观察到紧张、无望的情绪和对未知未来的恐惧笼罩着波兰人，而整个世界也普遍弥漫着犹疑，微笑背后却是隐藏着彼此的漠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在波兰任何事都是一片混乱，没有人确切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或许我们应该回头去探求那些教导人们如何生活最简单、最原始的生存原则。”

二、电影《十诫》

提起最简单、最基本、最原始的生存原则，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了一部讲十诫的系列电影。

当年以色列民曾在埃及当奴隶作苦役，上帝救赎以色列人出离埃及，行神迹分开海水使他们逃脱埃及士兵的追杀。上帝要带他们到人们乐土——流奶与密之地——迦南美地。但没过多长时间以色列人竟忘记上帝为他们所行的拯救和所行的神迹，他们忘记了上帝的恩典与爱，不再信靠上帝，开始背逆上帝，拜偶像(人所造之事物)，抛开一切禁忌，于是败坏、淫乱等各样的犯罪遍地皆是，整个民众落入一种无秩序的状态下。此时，上帝为要管教他们归正，也是为了爱，颁布十诫。“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密之地得以享福。”以色列民从此开始过一种有神的律法、法律、道德伦理规范的生活。在1900多年前，以色列的基督徒发现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守全律法，过完全圣洁的道德生活，他们发现律法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的不义、败坏、软弱、无知等等的罪性。“正如有了法律规范就有了犯罪，有了道德规范就有了道德困境。”人到了一个尽头看见自己的智慧能力都信靠不住，只有信靠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活出圣洁、公义、平安喜乐自由，心灵饱足的生命——进入迦南美地。电影《十诫》及其它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描绘了一个独特的人文景观，一次精神家园的重构。“诫条对他所关心的爱情、死亡、救赎孤独来说是个跳板。”《十诫》不是对圣经《旧约》中十条诫命的简单阐释，它是一部现代戏，是对波兰人或者说现代人道德困惑的一次深刻的探讨。

基耶斯洛夫斯基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些神秘的话，隐密不可以告人的一隅。”《十诫》的叙事不仅关乎的是道德意识的冷漠，更多的是关乎道德行为的艰难。

《十诫》是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现代人崇拜的科学理性、人道主义、享乐拜金主义，自由伦理以及各样偶像的一次深入且广泛的质疑。以及使人看见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婚姻家庭神圣性的破坏。他的质疑令人无可辩驳。

基耶斯洛夫斯基善用命运中的偶然来最集中最突出最充分地揭示出一些人们习惯了的人生价值观的谬妄和虚无，以及人在生存困境中的软弱无力，无出路，无帮助，迷茫，仿佛让人看见个人自己在人智慧能力尽头处，苦难中向神发出的呼号。影片表现出他对各样处境中的人们深刻的关切。

《十诫》代表圣经基督教信仰的一些基本信息，它说明只有人处理好了与神的关系才能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

《十诫》今年被美国影评人推荐为美国人必要看的十部现代经典作品之一。

三、作家式导演

身材修长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匆匆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这与悲观主义，怀疑论的世界观有某种天然的联系，他的世界观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他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因素，使他最终成为“后工业时代”或曰“多媒体时代”人文电影的作家式导演，成为为数不多仍在孜孜以求地探讨人类的精神困境和终极价值的导演。

还在童年时代，父亲就患上了肺结核，需要不断地住院接受治疗。每当父亲住进一家疗养院母亲便带着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妹妹在那家疗养院所在的城市住下，寻找工作，等到父亲换到另一家疗养院时，他们一家又搬到另一城市。这样持续了12年，直到父亲慢死去。父亲久病缠身，母亲薪金微薄，有时母亲不得不把基耶斯洛夫斯基和妹妹送到一种叫“预防院”的儿童疗养院，这种预防院是免费为那些可能感染肺结核或特别虚弱的儿童设立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回忆道：“我父母总是为了必须把我们送去，感到万分悲伤。不过，他们大概没有选择。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会来探望我们。而我们也总是引颈期盼。尤其是我。通常来的都是母亲，因为父亲缠绵病榻。我很爱他们，我想他们也很爱我和妹妹。一家人被拆散使我们柔肠寸断，但当时的境况就是这样。”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使基耶斯洛夫斯基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他时常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的目光藏在眼镜片后面，深邃殷切，仿佛思考寻索不断。他说：“我天生很悲观，我父亲也一样，想必我那素未谋面，也没有印象的祖父也如此，当然，我父亲病很重，他不能养家。我想见得他有很好理由感到悲观，觉得一切都无意义。”1997年4月13日基耶斯洛夫斯基因心脏手术不成功，离开人?溃砟?4岁，面对人生的短督，和死亡的幽暗悲凉，他对人生终极去向定有长久的探求和思考，人生的意义何在?如何述此一生才能在面对死亡时对自己有一个交待，说：“我可以离开了”；什么叫我们此生心灵极大的饱足死而无撼?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答案是爱。《红》是他的封箱之作，表达了基耶斯洛夫斯基对爱的肯定和盼望。

“至于我，年轻时便赐于了肉申刺。若非如此，早已平庸一生了”这是克尔凯郭尔对自己的一个认识。天才是上帝创造的，而非学院造就的，是个人特殊的生活经历——“肉中刺”的果效，使天才常常思想人生终极的价值问题，他们对于人生有更丰富更细腻更深刻更长远的认识。基耶斯洛夫斯基正是这样的作家式导演、电影思想家。

四、影片《红》的评价

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红》是他探讨人生终极价值的一个结论，他为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们揭示出一条出路。《红》主题表达了他对于神圣的爱的盼望。这爱是非属人间的、而是属天国的爱。

此片分二部分：爱的失落和爱的盼望。

(一)爱成为碎片

基耶斯洛夫斯基以一个独特的视角，一开始就带我们进入我们城市密如血管的电话网内。让我们听见许许多多，我们每天在大街上，街房邻居的众人，内心世界及人性最隐密处的声音……故事发生在瑞士日内瓦。

美丽动人的女学生瓦伦婷在学业之外为一家广告公司作兼职模特儿。

街道斜对面住着一位学法律的大学生奥与斯特，小伙子正热恋着一位比他大的名叫卡琳的女郎。

一天夜里，在拍完一系列以红绸为衬景的广告照片后，瓦伦丁开车回家。在路上她不小心撞伤了一只狗，系在狗脖子上的卡片使她找到了一个带院子的平房住宅前，门敞开着，仿佛渴望人的进入，一道又一道门好像住宅的主人一层层深沉的内心世界，敞开的门又像是在邀请人一同说话。如找到狗的一个主人一个古怪的老人。老人对这件事十分漠然，瓦伦丁一气下把狗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在英国出差的男朋友米歇尔常跟瓦伦丁通电话。每当电话铃一响，她便兴奋异常，而米歇尔却总是以一种不信任的口吻问这问那，使人感到很压抑，“我想安静一下，和平和安静的”；男友却在电话另一头说：“和我在一起永无安宁之日，你跟其它人外出了?”瓦伦丁说：“我准备洗澡正在宽衣”，男友说：“没有人替你宽衣??”奥古斯特在电话里对卡琳说：“我爱你”。

在瓦伦丁的精心照看下那只受伤的狗迅速痊愈，有一天它竟然跑掉了。瓦伦丁找到了狗主人家，意外地发现这个怪老头正在窃听别人的电话。”…这是违法的，”瓦伦丁说。“可我干了很多年…我是一个退休法官。”老人回答到。

收音机里传出一个男人与情人通话的声音。“他就住在对面，有位贤惠的妻子，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你可以去告诉他们……”老法官说。

老法官从窗子里向外看，带着审视凝思的目光，他要看见瓦伦丁将遇到的他们时，该会如何反应。妻子热情地招呼着并对小女儿说不要听大人的电话。

瓦伦丁看见了什么?她看到人们生活和睦的表面之下的不那么美好和无奈。女儿是知道，妻子也会知道丈夫的婚外情，那怎么办?能过就过下去，象没发生，逃避这个现实。

瓦伦丁发现之后惊讶，慌乱逃走之时险些被拌跌倒。道德能解决问题吗?“你告诉她们了吗?”老法官问：“没”瓦伦丁感觉到自己不知该如何反应，她迷茫仿佛进入了一个荒无一人的旷野。“我回来是要你不要再作这种事了”瓦伦丁说。

“我一辈子都在作这种事”老法官直直的眼光仿佛能看穿人心，看见里面的阴暗。他说：“你有没有见过真正的法官，”他要对人内心进行审判。他接着说：“我对所听见的无法判断对错，但至少是真实的，比法庭上看得更真实。”生活真的是如我们平常眼所见到的吗?这就好像夏天揭开石板砖头，下面有惊人的飞脚虫，各种爬虫使人惊慌。法律有能耐吗?“掀起你的思绪了吗?”老法官问。

“有一个男孩子，…发现自己不是爸爸亲生的，当时他只有15岁。”瓦伦丁想起自己的弟弟他的弟最近因吸毒被捕。

此时，夕阳西下的余晖射入阴暗的房间。当我们彼此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软弱时，就看见了优美的光线，人与人的冷漠被打破。瓦伦丁要老法官为自己倒一点葡萄酒渴，他们的对质变成了交谈。又传来电话里的声音。

“从来没有那么长久，我望着你时感到害怕”，奥斯特说。“什么原因?”卡琳问。

“担心将来能否满足你?”涉世不深的奥吉斯特在中感到不安。

老法官说：“只是他碰不到真正的女人。”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仿佛对已经开放自由多了。但在这样的自由伦理中谁有平安吗?卡琳后来投到了一个更有钱更有魅力的大概是事业有成的男人的怀抱里。电话里又传来声音。

“感到很伤心，十点钟了碾转反侧，不能入睡，冰箱里的食物吃完了，不能上街……”老太太对她女儿叙说事情。……“你会替她购物，这样你会心里好受些”…老法官再说：“她若死了几天也无人知道。她需要的全有，只是想见她女儿罢了。”老太太孤单寂莫。亲人之间也竟如此疏离。今天社会人们的亲情也快去失了。贪困的人不仅是在金钱上，贫困也在情感上。人人都有需要别人真诚的关心关怀。人生不仅是在于吃喝，对心灵的关切更加重要。老法官指着窗外草坪上花园别墅里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正拿着手机打电话。说：“他牵涉日内瓦买卖，我奈何不了他”。……基耶斯洛夫斯基为波兰人民道德处境感到焦虑，他说：“对于越来越扩大的社会生活领域中蔓延的腐败来讲，道德焦虑电影是一种力所能及的选择”。

以红绸为衬景的巨幅广告在大街上展示出来，画上的瓦伦丁的脸被映得绯红。

那位摄影师主动地追求瓦伦丁，而她却在觉悟地思念着米歇尔，盼着他的电话，然而，电话越来越少，甚至充满了火药味儿。

广告词为“生命的一口气”确实生命在呼吸之间，旦夕祸福；人不能掌管自己的寿数。

瓦伦丁知道人是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脆弱的，但她却以热情抱慰苦难中怆痛中破碎的心灵，她对人心的回转悔改的明天寄以深切的热望。老法官因此而被打动，久已冰封的心化冻了，他为了看到瓦伦丁的反应，他竟跑到法庭自首。

奥吉斯特给卡琳打电话，还是没有人接。他再也忍不住了，抓上卡琳的窗户，见到的居然是卡琳和另一个男人赤裸裸在床上……，奥吉斯特脸上震惊，心灵破碎……。

人天生是孤独的，还有精神和情感巨大的空洞需要不断地填补，于是从一个人怀抱中再扑向另一个人的怀抱，依然无法满足，这世上的人能使我们的心灵饱足吗?让我们不失望吗?生命仿佛轮回，老法官年轻时发生的事情与奥吉斯特的经历如出一辙。两者的巧合是暗示出这个时代的某种带有普遍性的事件，“爱情理想的破碎”今天人们常说的“思想解放自由”的另一面是罪性与解放自由。今天有太多的因素击碎我们“爱的理想”爱怎么可能?爱对于大多数今天的人来说是一种想象，人无能力把握，无力量持守。

日光之下无新事，老法官过去发生了的，奥吉斯特今天发生了，明天该轮到谁遭遇呢?老法官告诉瓦伦丁，他年轻时曾深深地爱过一个女人。谁知竟在大学门口撞上了她正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那个人很有钱……十几年后，那人因豆腐渣工程害死了许多人，由他主审，被判有罪……。

“她对你不忠，但你依然深爱着她”瓦伦丁问。

“我不能满足她所需要的，我总跟着他们，直到她意外死亡的一天，她喜欢有色彩的家俱她美丽照人，自此以后，我没爱过任何女人。”老法官已经无法能够再爱人了，人是多么地不可爱，自己曾深爱过的女人不过如此，世上不存在着想象出来的自己追求的“天使”。爱成为碎片，老法官于是长久地沉浸在麻木、冷漠、绝望黑暗的光景之中。但活着终究不能没有美好不能没有爱。既使爱成了碎片，依然要把碎片捧在手里，一点点悉心地拼合起来。人天生是有缺欠的，这是人性自我的真实写照。但这残缺破碎之美有待拼合。

奥吉斯特决定去英国看朋友，暂时离开这片伤心之地。

瓦伦丁也终于下决心乘船去伦孰找米歇尔。

一阵狂风暴雨过后，老法官在电视上看到英法海峡传来噩耗：由法国开往英国的客轮因气候问题不幸翻船，130多人中仅6个幸存。

电视镜头前幸存者一一走过，解说员介绍到…“其中有两位瑞士人：23岁的学生瓦伦丁…法律学院毕业生奥吉斯特……”红布衬托着他们那可爱又可悲的脸，他们好像认识，却又是陌生。

仅画面上出现瓦伦丁的“生命中的一口气”广告的摄影。也许面临死亡的人们才会震惊，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终极价值的问题。也许经过大难不死的“死亡”的洗礼，他们好像有一个新的重生生命。

基耶斯洛夫斯基把对纯净无暇爱的盼望寄托在这一对“新”人身上。

片尾黑色的字幕传出古典的歌声，仿佛从教堂的穹顶上飘下，带着浓郁的宗教音乐的音韵，意味着让人思想：“人往何处去?”歌声飘荡在至高天庭，使听者安宁平静，仿佛能呼吸到天际飘来的洁净的空气。

《红》象一幅经典名画，是可以反复观看、思索玩味，吸引人不断深入再深入，进入再进入，去一同体验和经历主人公爱情理想的被毁、精神的阴郁、深沉地不断地对人生、以及对人性的思索、探究和产生对真、对美、对爱、对光明的盼望。

基耶斯洛夫斯基常用隐喻，“生命中的一口气”，喻表了基耶斯洛夫斯基为瓦伦丁的明天忧虑，此时美好的生命，带着荣耀、青春、圣洁、健康、善良、可亲，可是明天生少右有种种的诱惑、各样的试探，未知的她将能走出这些迷宫、幽谷、泥潭吗?她还能依然充满美好、温暖、圣洁的爱吗?生命中的一口气容易一吹，一生的呼吸却有百种样式，千种煎熬，万般无奈……。

基耶斯洛夫斯基不是批判现实的作品，而是批判人性的作品。《红》片中表现的爱不是浪漫的，而是严肃的；不是现实的而是真实的；不是喜剧的是正剧。不是悲剧抒情而是理性挖掘；不是爱的圆满而是爱的缺憾；不是爱的轻松愉悦而是爱的恶心灰色；不是爱得自然而然而是爱的不能持守。这些就是编导对《红》爱的主题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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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不能十分清楚，艺术究竟是什么?但我们依然承认艺术是存在的，且是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大多数的人不能肯定地自谓懂得「艺术」，但又不稍迟疑的认为自己或多或少也能欣赏一些「艺术」或「伟大的艺术品」。那么，先不论不懂艺术的人到底可不可能欣赏艺术，或他们欣赏的到底是什么；艺术之包含主观成份是没有问题了。它既没有数学的准确性，也缺乏物理学的验证性；它容许某些「误差」，容许独特的个性，并以此为其基本的质素。如果「艺术」不为「独特」，那便容许被取代，则其似乎只能算是一种技术；也可以被完全的分析，亦即我们全然的掌握它的构成，或者可以控制它的效果、影响；如此，则「艺术」是可以预期的，可以被精密计划的，且有理由为求取群众间最广大的感动而制作；这样说来，艺术并不需要独立个性，而是以群众心理为依皈。那么，便只能说是一门实用科学。

但则，艺术容或是一种主观的认知，却又绝非如此单纯。当我们承认某作品为「艺术品」时，艺术已经具备了客观的普遍性了。如果说，艺术是全然独特的，绝对的不与人同，则艺术不单背离了文化，也并非人「类」活动，这样，它便消失于人群之中，而我们竟无法承认艺术是存在的了。因此，尽管我们不认为完全取决于大众口味的作品可以构得艺术的资格，也赞同「独特」才是艺术所在，但这种「独特」是必须他人可以，或可能感知的；这毋宁说是对于所见、所感的一种不落俗套的见解。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独立个性」是所谓「艺术」的基本质素，这就是说，艺术虽然不能脱离人类文化，但它的精义正在于能(无论我们是否为此目的)超脱并提升人类文化，它的地位必得处于高过「普遍性」之上的境界；那么，我们当研究的，是否应该仅是其价值所在的此种「独特」，而非它的客观原则?这却是一种含混的意解，「独特」并非就不能具有客观原则，如果我们从它的相对面来探讨的话，将可更容易明白，而不致为词意所误。「概念」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概念，那必是因为它不同于其它概念；如果我们要辨明什么是「独特」的，至少要对什么是「一般的」，求得一个明确的概念。「独特」不能舍「一般」成立，假使「一般」并不存在，则所有的造型、符号皆为「独特」，亦皆可称为「艺术」，则我们实在并不需要「艺术」这个词汇，但这显然是荒谬的。而我所说的艺术的「客观原则」并非在说明它的「一般性」；相反的，正在基于「一般性」来探讨艺术所以「独特」的原理，把「其所以为独特」从我们所见的表象由概念中抽离出来，看看它们的性质维何。在「不外于所见的表象」中「为什么这是艺术?」，「为什么那是艺术?」，如果这些的「为什么」具有相类或呼应?睦砺?所谓「客观原则」)，则「什么是艺术?」就并非不可以概念化。

我们已经知道，「独特」，是可以用来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但是我们还是不明白，「艺术」指的是什么?

所谓「艺术」(Art)一语，源自拉丁文Ars，原意近于「技艺」之属。大凡意指手工、冶铁、外科手术、雕塑、制器等等的技术。亚理斯多德(Aristotle)说:「艺术是自然的模仿」，这里面含有一种「根据规则」(Rules)的意思。在希腊、罗马时代，人们还没有与技艺不同而我们所称之为艺术的观念。

到了中古拉丁语的Ars，则类似早期英语的Art，指任何型式的书本学问。例如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剧作“TheTempest”(或译「暴风雨」)中，潘鲁庇罗(Prbspero)，脱下法衣时，说道“Liethere，myart”(躺下吧，我的法术)；到了十八世纪，兰姆姊弟(MaryLamb与CharlesLamb)作「莎士比亚故事集」时，也还把Art这个字当作「学问」来使用(如:theknowledgeofthisart)。可见当时，艺术只是隐藏、寄托在其它的学问之中，并未被充分的认知、探讨。迟至十八、九世纪，「实用艺术」与「优美艺术」的分野愈趋明朗，最后，艺术在理论上，终于完全从技艺中分离出来了。

所以，我们当清楚，「艺术」的意义，不在它原来是什么，因为它原来也并不是什么。「艺术」不像花、草、树等，经由观察、归纳而赋予的名称。它是纯然人为的，我们用它特指一种我们所要指称的意态；然而，它虽然可以是一种「概念」，我们又无法分析它的构成(如前所言)，则我们竟无法说明「艺术是什么」么?亦不至于此，诚然我们不能解剖「艺术」的内蕴，但且让我们像伟大的达芬奇(LeonadoDaVenci)所做的，微笑的蒙娜丽莎是可描摹的；至于她的微笑，让画中的蒙娜丽莎自己表述罢!

艺术与艺术媒介

当一件作品发生「非艺术」与「是艺术」的争议时，通常我们是在说，这个形象或意象的建构，只是一种技艺的完成；或是它并不代表技艺本身，而是另有所指。我们认为精良的技艺绝非艺术，但我们又为何常常须要在这当中将之区别开来呢?可见技艺与艺术间确有某种重要的连系。

艺术为何总是不能摆脱与技艺的纠葛呢?或许是我们误解了，其实它与技艺之间的关系不如我们想见的暧昧。

克洛齐(BenedettoCroce)在其著作「美学原理」中提到:

审美的全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一，诸印像；二，表现，即心灵审美的综合作用；三，快感的陪伴，即美的快感，或审美的快感；四，由审美的事实见到物质的现象翻译(声音，音调，动向，线纹与颜色的组合之类)。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真正可以算得审美的，真正实在的，那首要点是在第二阶段…。

------第十三章

审美的事实在诸印像的表现工夫之中就已完成。我们在心中作成文字，明确地构思一个图形或雕像，或是找到一个乐调，这时候表现就已产生而且完成了，……艺术作品(审美的作品)都是「内在的」，所谓「外在的」已不复是艺术作品。---------第六章

这个看法是实在的，但只说明了部分的事实，我们承认艺术本身是「内在的」，但不能同意「艺术作品」也是「内在的」。「作品」的本身就是外在行为，是一种传达艺术的媒介。

丰子恺谓:「艺术品尚潜伏在艺术家心中而未曾表现于外部时，叫做『内术品』。表现于外部，称为『外术品』。」是。

「艺术」是独立的意象，如果不经传达，虽不为人所知，却也不能就说它是没有的。而「艺术品」并不等于「艺术」，敷于造型，它只是石块、泥团或铁堆而已；敷于音乐，它只是具有某些规律的一串声响而已；敷于文学，它只不过是一些纸张、墨水而已；敷于戏剧，又不外是一群活动的人偶。它们的价值全在忠实的模仿或传达艺术，所以它们的价值可上拟艺术，但终究不是艺术本身。

如果米开兰基罗(Michelangelo)已然断臂，或贝多芬(Beethoven)在失聪之后，并不将他的感受再度化为具体形质(这里是说声响)表现出来，亦不因此就说他们已经失却了「艺术」，这是极容易明白的。

因此，艺术是艺术，要将艺术近于真实的传导出来，就得依赖精湛的技艺为之，藉由一个技艺的表象--我们所制造的艺术媒介，来传达艺术。

英人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曾对技艺与艺术之关系作过一番明白的剖析，他认为:

称一幅肖像是艺术品时，我们所指的东西比这幅肖像更多。我们除了指画家屈从于描绘逼真任务的艺术技巧之外，还指高于逼真任务的进一步的艺术性。

---------艺术原理.第三章.第二节

这就是说，技艺与艺术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然而技艺却可以为艺术服务。经由艺术的主导，借着技艺的表象完成艺术创作。因此，技艺是达成实用目的的手段，且我们将「艺术的传达」看做一种实用目的，并由技艺负责执行。

这里，我节录罗丹(AugusteRodin)的遗嘱来阐明技艺对艺术所做的供献:

艺术就是感情。如果没有体积、比例、色彩的学问，没有灵敏的手，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最伟大的诗人，如果他在国外，不通其语言，他能做什么呢?不幸在新一代的艺术家里面，有不少拒绝学习怎样说话的诗人，所以他们只能含糊其词了。

要有耐心!不要依靠灵感。灵感是不存在的。艺术家的优良品质，无非是智慧、专心、真挚、意志。像诚实的工人一样完成你们的工作吧。

你们要真实，青年们；但这并不是说，要平板的精确。世间有一种低级的精确那就是照相和翻模的精确。有了内在的真理，才开始有艺术。希望你们用所有的形体，所有的颜色来表达这种情感吧。

------------------PaulGsell笔记

在这段话里，罗丹把艺术叫做「情感」、「内在的真理」，而「体积、比例、色彩的学问」、「灵敏的手」、「学习怎样说话」、「像诚实的工人」，这不是在说「技艺」么?这不正在说明技艺的重要，与技艺及艺术之间的关系么?且「最强烈的感情也是瘫痪的」(只是瘫痪，不是没有)、「他能做什么呢?」、「来表达这种情感吧」，又不正表示艺术的传导正是一种实用目的么?至于「平板的精确」、「低级的精确」，实在就在说技艺之所以为技艺，技艺之所以不为艺术。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所谓的「技艺」、「实用目的」等，只发生在「传达」之过程--即艺术的创造过程与艺术欣赏的实现。例如作诗，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意象，甫一构思，便流入理性，亦开始了传导的过程，直至得句、推敲、完句(此时亦可能得到更多意象)，乃至他人吟哦讽诵，这些都包含在艺术活动当中；但自从「甫一构思」开始，到「他人吟哦讽诵」的这一串内、外行为，都应算是传达的过程，它们不是艺术，而是技艺。至于被传达物--「艺术」则非如此。艺术的位置在本初的意象，衍生的意象，及「吟哦讽诵」后产生的意象。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艺术」、「艺术品」与「非艺术」(技艺)的区别及关系，将这些经常混迹于艺术概念中的杂质廓除后，便可对于「艺术是什么?」好好的探索去。

托尔斯泰(LeoTolstoy)在他的「艺术论」里说道:

祇要视者听者能感到创作者同样的情感，这就是艺术。

艺术行为是引出自己所受的情感，而借着行动、线、颜色、声音以及语言所显出的样式，来传达情感于他人。艺术是一种人类行为，其中一人以一定的外部标准传达所受的情感于他人，他人对这种情感也同样的感受起来。

-----------第五章

艺术真是这样的吗?果是如此，则艺术可以「感同身受」一语括尽。托尔斯泰认为，艺术不但与「美」无关，也并非人类疲劳余暇的游戏、情绪的发散、快乐等，而是「为人类生命及趋向幸福宜有的一种交际方法，使人类得以相联于同样的情感之下。」

这的确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质，但这只能说明艺术之可以传达与艺术传达的目的；重要的是，他厘清了其余心理活动对于艺术涵义的不必要联系；不过，这犹不足以描摹艺术的形貌，且立论也嫌粗略。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即「艺术是感情的精确传达，并引发相同感受」。他又说道:「区分艺术真伪的唯一标准是它的传染性。」(「艺术论」，第十五章)然而，有时我们有些简单的情绪或浮浅的感受，未始不能透过既有的、俗套的型式清楚传达。例如「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设使这句话真是一名男子的心声，同时，作为对像的女子也感到「我真是他见过最美的女人」，此时是否就构成了艺术?如果这对男女的心意都是真诚的，我们可以承认这当中的确带有某些类似艺术的成份，但真正的艺术则远较为深刻。我们在前面说过，艺术必须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否则便落入现实生活的实用性，而非较高的精神层面。在这一方面，叔本华(ArthurSchopenhauer)有比较深入的发挥:

艺术家当作描写的目标的艺术对象，从柏拉图的立意来讲，说穿了就是一个理念，再不是别的了。对艺术对象的认识，必须在艺术家的作品以前，而形成为它的根本、它的来源；这个对象不是特殊的事物，不是普通体会的对象，也不是概念--那科学与理性思考的对象。……概念是抽象的、反省的，在概念的领域内它自己完全不能被决定，……理念，或许可以当作概念适切的代表来定义，它是绝对属于知觉方面的，……只有那把自己超然高举越过了一切意志活动、一切独立个体性而达到了纯粹认知主体的人，才把它认知(理念)。……艺术作品中体会出来重复出来的理念，只按照每个人自己智能高低的水准，而对他有或多或少的吸引力。

-----------意志与表象的世界--49节

艺术是「理念」，但他所说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据他自己的解释，「概念」是综合的思维及判断，像个死板的容器，除了你放进去的，再也不能产生其它什么。「理念」则像有机的生命，自己发展，并孕含创造力。模仿者、讲究形式的人，从概念来制造他的作品，他们注意到什么是讨喜的、感人的，并将之固定在概念中，故其作品是没有生命的，且无法消化，其杂质总是存在，只能是时代的产物。「天才」正为相反，他透过知觉的印像(理念)来转化所吸收的东西，创造新的出来；最高度的文化熏陶也不致干扰他的创造性、原始性，这样的艺术可长可久，永远保有新鲜的吸引力。

例如我们常言的「空、有」义。设若杯为「空」器，水为「有」物；当「空」、「有」为「概念」时，它只是一种相为对待的关系，即空则不有，有不为空；我们以为这已经明朗清楚了，就「概念」(这是「物象」)而言，是的。「理念」(此为「物情」)却不从此见；「杯中无水」是「空」的「物象」，但其「物情」则同时包含「空、有」；杯中无水固成其「空」，但因此「空」恰为盛水之因(空才有盛水的可能性)，故已具「有」性，而若执此「空」不令为「有」，其与「有」同，失去「空性」，亦落「有」；亦即执「空」不使水入，此与「水满不复得入」同，皆为「水并不入」，故称「已有」。「有性」亦是，如水旋入旋倾，则此杯等如空杯，因其保持「可令水入」的状态；若执「有」不令水入，其性又与「空」同，「空」为水不入，「有」则水不得入，二者水皆不入，为同一「物情」。是故，以理念而言，「空、有」的概念只是对「现象」的一种浅薄认识而已，且所有的概念亦都是一种浮浅的「计执」。

我们当明白，「概念」是死的，是「执着」的，它是一种「理性」的了别，尽管工夫做到极端的细密，至多能让我们组织一个「物理」式的心理结构，它能助我们初步的掌握物象，但也就是如此了。「理念」的看待世界则是「了然对境」，可以无入而不自得；可以终日随缘，终日不动。因为「理念」是对物的一种超脱「自我意志」的观察及觉知，它用「世界的意志」来看世界，所以能够尽得其情而无所偏颇；也唯有心灵的「自我意志」泯灭净尽，才得一见「纯然的理念」。

定论艺术

因此，艺术是一种心灵高度的、纯净的发挥；它是一种对事物超然的感受，一种完全脱离社会观点、理性思维的观照；它之所以「独特」，在于断然去除一切人类习性的沾染，它只是把事物本身，干净的还给我们而已；它既不在意既成的概念，也不屈从于普遍的误解。如果我们能感受到纯然的艺术(无论是原创或被传导。就另一个角度来看，感知只能是相类的；在这个意义之下，「感受」事实上也正在创作。)，这个时刻，我们是清净无瑕的，是卸去「原罪」的；道家的「能婴儿乎」与佛教的「直观」可说是相类的境界。正如华格纳(RichardWagner)所言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是「通往天国之钥」。然而，这样的陈义，是否太高，而自绝于群众?纵使真是这样，也是无可奈何的。堪称「艺术」的，原本不多，能达到艺术顶峰的，更是难得一见；这是为什么绝顶的艺术总是不被了解，甚至不能为其时代所认同。只是，我们要说，艺术其实是有程度等差的，绝对纯然的艺术可说是绝无仅有，若不是相攘的心灵也无从判断起；且艺术也不应被赋予「难、易」的概念，只能说是心灵如何，便感受如何。一个心灵高渺的人，当他接触到较近于通俗的艺术时，通常感知到较多的杂质干扰，便不易感动起来；这是因为此艺术纯化的程度原本较少。而凡夫日日浸淫于此类杂质之中，亦不能觉其不妥处，对于其中偶有的数笔超脱处反能认真的咀嚼一番，领略一番，而觉其颇堪玩味。反过来说，一个俗子不意进入艺术殿堂，由于彼此心灵相距太远，至于完全不能契合，便得入宝山空手回而不自知；这中间的信道是截然不通的，并没有难易之别。而具此心灵的人则自能领受不尽，亦没有难易。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的心灵越能纯化、净化，则达到的艺术境地也就越高；我们的心灵越明澈，我们的直觉就越不受到杂质的干扰，越能让事物的本相不经扭曲的照入，即是，不受「自我意识」的扰乱，例如我们以为玻璃是完全透明的，不知它正造成折射而我们并不自觉，这就是「观」的障碍；此时，我们与外界其实是隔绝的，观察不清的；当我们越能打破这层层障碍，就越能认清世界；果能彻底破尽此种障蔽，便与万物打成一片，水乳交融。所以，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我们摆脱固有的或被形成的个性(意志)的一种成就。是以，我们且不要过度注意艺术作品的外在面貌，如梵谷(VincentVanGogh)的炽烈，拉斐尔(Rapheal)的静谧，这当然是感人的或可喜的，且这是他们为人们揭示艺术秘奥与自然真理的方法，我们固然赞叹这些方法运用得如此高妙，但这还只是意志的一种表象，柏拉图(Plato)说:「人们应该观察的，并不是那些被称之为美的个别对象；而是美。」艺术也一样，一幅画作，就是一个画家的心血所寄；就像一个学者的文凭，文凭或许是我们评判的标准，但重点是，所以造成文凭的学识究是那些?这才是价值所在，我们能够追究出来么?「艺术作品」是我们观察的对象，我们要是能够观察到它的「艺术」所在，也就是对于我们的心灵做一番洗涤了。

尽管艺术外显的形貌依着人文发展而时时变动，它却始终是人类对于洗净不绝沾染、累积的尘垢所做的努力。

余渖附笔

艺术不同于试图将人性「类化」的伦理学，也不是准备开启「上帝之门」的形上学，更不是操作情绪反应的心理学。我们不否认这些形形色色的哲学(或科学)体系对艺术心灵的探究多少有些帮助，但艺术只是一种独立的现象，不当与其它科目混同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