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备范文10篇

完备范文篇1

1病因治疗

这是治疗疾病的根本，只要能除掉病因，疾病就会好转以至治愈，是最理想的效果。那么，首先得找出病因，如最常见的肝炎，有病毒性、酒精性、免疫性、中毒性等不同性质的肝炎，而病毒性肝炎又分别由甲、乙、丙、丁、戊等不同类型的病毒所致，有些还是合并性的，因此病因治疗是不尽相同的。如果找不出或者不清病因，那势必给治疗带来不利，肯定无法收到最好的疗效。又如慢性支气管炎，可能由单一的原因引起，也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比如感染、过敏、抽烟或吸入有害气体、粉尘等等，都需要医生认真仔细地查找分析，尽可能把病因去掉，达到治本的目的。但致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以至于有些病，目前医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明确病因，如高血压病、癫痫、某些肿瘤，不明原因的疼痛、发热等，对于这些病症，就很难准确把握病因方面的治疗了。

2对症治疗

顾名思义，对症通常是针对病人比较突出而难以忍受的不适症状或表现，如疼痛、发热、恐慌、狂躁、腹泄、失眠等进行处理的办法。临床上最常见，必须慎重地进行相应的施治，以减轻病人的痛苦及对身体的危害，但绝不是所谓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是每一个病人一出现症状就马上用药，应作具体的分析，对非用药不可的一定要用；对可用可不用者，尽量不用；对尚待观察病情变化中的病人，如果没有生命危险或对身体有较大损害时，可适当等待选择时机用药，以免影响对病情演变的观察。对症处理的用药剂量、途径、间隔时间等也都要十分讲究，不能因为对症而造成对身体的其它损害或对功能的影响。

3针对发病机理的治疗

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诊疗技术的不断提高，现在很多病已经明确了其发病机理，为有效治疗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比如休克的主要发病机理是微循环的有效血循环灌注不足，因此必须使用一些疏通和改善微循环，增加有效循环血量、提升血压的药物，以改善血液和氧的供给，纠正休克。心功能不全是心脏自主搏动能力衰减，使心脏每搏输出量不能满足身体需要，要根据心衰的程度、急性还是慢性，及时应用针性强的抗心衰药缓解心衰，改善症状体征，使其它方面的治疗得以继续。

消化性溃疡是因各种原因使胃酸增多和/或反渗作用导致胃粘膜损害，要用抑制胃酸和保护胃粘膜的药物，减少或避免胃酸对胃粘膜的反作用，使溃疡好转。还有高血压病、糖尿病、急性胰腺炎等，都需要从发病机理方面去进行治疗，才能使病情稳定好转或治愈。

4支持治疗

患病时间较长或不能进食的病人，一些重症呕吐、腹泻的病人等，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或身体虚弱等，应给予支持治疗，可进行胃肠外营养补给或口服补充营养，主要是水和三大营养物质的支持治疗，也有一部分病人需要输血或血浆等。这点也比较重要，因为病人的一般身体状况差，其它的治疗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的，对病情的好转稳定有着不利的影响，所以还应当重视支持治疗，以保证其它方面的治疗发挥效用，提高和增强病人的体能，从而提高治愈率。

5补充治疗

主要是针对病人身体缺乏某些所需物质而出现的病症。如脚气病是缺乏维生素B1所致，只要补充足够的维生素B1，病情就会好转；对缺铁性贫血要补充富含亚铁的补血药；低钾者要补钾；生长发育慢的缺锌患者，要给予含锌丰富的食物或用些含锌的药物等等。总之，这是最为直接的补充治疗方法，只要把人体内缺乏的物质补充足够了，病就会好转而愈。但要注意观察，正确掌握补给量，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

上述治疗可归纳为对因、对症、支持、补充及发病机理，在对每一个病人治疗时，如能同时考虑到这五方面的治疗，根据诊断及病情，对病人需要的治疗用药和治疗手段都能及时用上，那么该治疗方案就具有了完备性，而并非是说对每一个病人，都需要同时具备全部五方面的治疗，当然，如果病人的病情需要同时用到全部五方面的治疗，那么就应该全部用上。比如一个贫血并发感染性休克的病人，对因治疗要使用敏感有效的抗菌药物，积极控制感染病灶，消除病毒血症；对症要提升血压、吸氧、控制发烧或保暖等；发病机理方面要改善微循环，保证足够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必要的输血，补充血液有效成分；适当的支持治疗。对这个病人而言，这就是完备的治疗方案，即需要治疗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到，并及时地用上了药。须要强调的是，不要遗漏了任何需要的治疗用药，也不要多余的任何用药，而必须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治疗，所用的每一种药或治疗手段都是病人病情所需要的，这才是最完备的治疗方案。

完备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预期信心

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金融市场动荡、交易规模下滑、失业率上升,原本写在书本上的景象正呈现在我们面前,衰退背后是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和无奈。走向复苏需要信心,但信心无疑是今天市场上最稀缺的东西,历史上有关危机过后经济萧条的描述让悲观预期成为此时行事的基础,因为人们相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然而单单基于过去预测未来属于适应性预期,只有最大限度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行动才是理性预期。本文置身充斥消极情绪的环境,分析经济周期自身属性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以期提升市场信心,实现中国经济的尽早回暖。

一、市场悲观预期蔓延加剧全球经济衰退

过去一年多来,全球经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挑战,自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以来,美国次贷危机逐渐完成由虚拟经济领域到实体经济领域、由发达经济体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蜕变,演化为一场世纪性的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市场参与者对市场环境、市场概况以及面临风险的看法,严重挫伤了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乐观态度。悲观预期,令经济效率源泉的自由市场运行的流畅程度大大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当前全球经济快速恶化正是交易伙伴间信任关系的断裂,市场体系内部信用崩溃的表现。

1.悲观预期促使金融机构纷纷“去杠杆化”

全球金融危机让金融机构脆弱性暴露无遗,此前已有一些机构由于过高的财务杠杆比率付出惨重代价(见图1),为了降低财务风险,金融机构纷纷降低杠杆率,防止陷入破产的绝境。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归入商业银行体系,投资银行传统的约30-35倍的杠杆比率将逐渐向商业银行十几倍的杠杆比率转化。与此同时,对冲机构破产与大幅度削减杠杆比率也将导致金融市场的杠杆率大幅降低。金融机构“去杠杆化”的行为不仅造成金融市场混乱,资产价格大幅下跌,流动性高度紧张,预计全球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累计损失将超过50万亿美元。同时“去杠杆化”行为会导致信贷萎缩,影响投资和消费,波及实体经济,在更大“去杠杆化”规模发生之前,金融市场难以恢复正常,实体经济稳定和复苏遥不可及。

2.信心不足引发投入要素价格大幅跳水

受预期需求和产出下行的影响,国际能源、金属矿石、农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经历剧烈波动。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跳水,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从2008年初90美元/桶攀升至年中147美元/桶,年末又大幅降至44.6美元/桶。农产品、黄金、矿产资源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也经历了相似的调整。次贷危机显现之后,各经济体也纷纷下调了其国内利率水平。为了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干预力度,美联储多次降息,联邦基金率自去年年初的4.25%降至0%-0.25%,降至历史新低。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采取协调行动,推动数轮大幅联合降息。与此同时,劳动力价格水平也呈现出下滑趋势。由于预期消费水平降低,企业主正在压缩产出、裁员或降薪,在不确定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企业首先考虑的是谨慎行事。

3.市场悲观态度弱化了政府干预的效果

市场信心与政府干预存在微妙的关系,此前美国政府对贝尔斯登的救助曾一度使危机趋于平缓,但此后拒绝援助雷曼兄弟的战略性失误,令危机全面升级,此前暂时重建的信心最终随雷曼兄弟的倒台烟消云散。丢失信心的市场呼唤政府的介入。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出台了规模庞大、层次多样的救市计划,减息、注资、推出扩张性财政刺激计划等等。政策效果地释放离不开市场主体的积极配合,但在悲观预期的环境中,市场对于刺激政策的冷漠会弱化干预效果。例如,之前美国政府向银行系统注资来迫使银行解除拆借限制,但是银行本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仅仅遵循自身利益行事,银行间融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又如,美国政府希望建立公私合营投资基金购买问题贷款和证券的计划很可能也是一厢情愿,毕竟当前“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很难激发私人资金介入这一领域。

二、客观审视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经济走出困境的过程,伴随着市场信心的重建,如果在经济衰退时一味强调不利因素,无视经济运行中的有利因素,就会让悲观预期拖延经济复苏的时间。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国没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定局。正因如此,中国更加需要客观审视此次金融危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为市场主体重建信心奠定基础。

1.经济周期具有不可避免性和内在合理性

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正处在经济周期的衰退期,尽管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但是不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治愈衰退,衰退总会在一轮繁荣过后不期而至。立足经济周期视角,当前经济衰退与8年前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有极为深远的联系,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激活了美国国内的房地产市场,令经济很快复苏并趋于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并非经济自我调整后健康机体,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一个泡沫,并且比此前的互联网泡沫更大。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造成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美国乃至全球不可避免的陷入衰退,事实上,今日的严重衰退正是一场姗姗来迟的衰退。

2.外部与内部原因致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增长趋于放缓。自2008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0.6%,此后四个季度渐次回落,至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速度降至6.1%(见图2)。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冲击了深度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经济体,随后波及了高度负债和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体,最后影响了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存在资本项目管制并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中国经济受到冲击的程度远远低于欧盟、韩国、冰岛等经济体,但是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转化,中国由于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成为危机损失的被转嫁方之一。与此同时,在危机来临前的一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趋于紧缩,为了医治久久不能平抑的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调高准备金率、加速货币升值甚至直接控制信贷规模和流向,也给经济增长不小的内在压力,但是随着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的出台,来自政策方面的压力转变为增长的动力。

三、保持中国经济发展信心的力量源泉

温总理指出,在经济困难便面,信心与合作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心是战胜危机的力量源泉。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来自于国内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同类型国家的事实以及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力实施。

1.中国经济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和金砖四国另外三个国家

外部冲击和此前紧缩性的政策冷却了一度过热的中国经济,但是和全球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自2008年第三季度,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陷入衰退,纷纷出现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的情况;金砖四国的另外三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在2008年前三季度实现了6%-7%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同期增长速度达到9.9%。从投资和消费情况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略有提高。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比上年同期加快4.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趋于平稳,200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0%,未来,消费依然是GDP中相对稳定的因素。

2.中国政府具备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信心和能力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出手快、出拳重的特点充分显示了我国政府捍卫经济增长的决心与信心。去年11月份,国务院宣布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其中政府筹措1.2万亿,其余来自配套贷款和自筹资金。投资方向集中于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中国政府家底厚,国有经济部门资产规模大、质量优的特点保证了中国政府有能力落实刺激计划:第一,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增至19460亿美元,过去的5年时间中,财政收入一直保持了较为快速的增长,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30%左右,银行和社保基金的隐性债务大幅降低。第二,国有经济部门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达到43%左右,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量增至中国商业银行总资产的近60%,且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降至7%左右。随着各项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刺激计划已初见效果,自2008年12份至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四个月回升,并与2009年3月一举突破标志着经济扩张和收缩分界点的50点关口,达到52.4。

参考文献:

[1]吉尔•福斯乐.2009:全球经济预测与展望.国际金融研究,2009.2.

[2]黄益平.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国际金融研究,2009.1.

完备范文篇3

1正确认识当前高职院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新特点

1.1用人制度改革新机制。

当前由于相关政策和条件的限制，还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部分新人实行人事制度，由人才交流中心与聘用人员签订合同。

1.2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新定位。

紧紧围绕学科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和指导思想，吸引、培养和造就高层次创造性人才。

1.3人才引进新观念和新举措。

本着“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多种方式筑巢引凤、开门引才。如以某一学科小组或团队为引进对象的“成组引进”；不转关系兼职工作的“柔性引进”；在国内外两头都保持工作的“哑铃方式”以及学科群横向与国内外单位进行学术科研合作的“球链方式”等。

1.4津贴分配制度改革新趋势。

建立以岗定薪、按劳取酬、优劳优酬、以岗位工资和岗位津贴为主要内容的校内分配办法，教职工待遇有所提高，高层次人才待遇提高幅度尤为明显。津贴分配向教学科研一线倾斜，突出学科、梯队建设，把确定学科发展方向、组建高水平的学科群和学科梯队作为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优秀的中青年学术人进入学科梯队负责人岗位。

2人事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2.1人事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几年来，学院推行以聘任制和分配制度为重点的人事制度改革，取得不少成绩，但也遇到一些困难。如何完善人事制度改革的配套条件，克服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是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1.1人事制度改革中，要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

职业院校应以“立足地方，以人为本，崇尚品位，办出特色”为办学理念，在整个人事制度改革中，要贯彻以人为本，做到以教师为本；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宗旨是为了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归根到底，是要合理调配校内资源，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不是为了简单的将终身制改为流动制，既要强调效率，但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短期目标，而是要按照高等教育的规律来办事。

2.1.2用人机制配套问题。

从根本上说，实行聘任制是为了建立高校良性的人才竞争机制，形成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局面，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促进高教事业的快速发展。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一良好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2.1.3分配机制配套问题。

学院在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首要的是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资金是分配机制的物质基础，资金充足与否，直接关系到分配制度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其次还需要营造一个以人为本、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

2.2深化高职院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建议。

2.2.1推进聘任制改革，增强用人机制活力。

高职院校人事制度改革涉及的问题较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推进教师聘任制是《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的法律规定，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迫切要求，符合国家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加强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措施，是关系高校改革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重要问题。

2.2.2加大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健全高职院校的分配激励机制。

分配制度改革是我们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的又一重要环节。这个环节的改革，“触动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触动了个人的实际利益，必然引起震动。但不改革这种分配制度，就很难建立起适应新时展要求的人事规则”。为此，我们要以岗定薪。将全部岗位分为教学岗位、管理岗位、教学辅助岗位(行政、教辅等部门职员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人员岗位四大类。其中教学岗位又细化为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核心课程或实训基地负责人、主讲教师、助理教师、见习教师等7种；管理岗位细分为院级、副院级、处级、副处级、科级、副科级6种；教学辅助岗位细分为高级技术(职员)一岗、高级技术(职员)二岗、中级技术(职员)一岗、中级技术(职员)二岗、初级技术(职员)一岗、初级技术(职员)二岗6种。工勤人员则以岗位减薪点或定薪制方式，按能力和技术水平确定相应待遇。教学岗、管理岗和教学辅助岗的工资结构由基本工资、工龄工资、职称津贴、岗位津贴和绩效津贴五部分构成。

2.2.3完善以岗位津贴为主的高校津贴分配制度，从普遍提高教师待遇，向更加强调激励、拓宽精神境界、营造符合人才成长特点的人文环境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方向发展。

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认为，薪酬分配的依据主要包括岗位价值、技术能力和业绩，其实这是基本的内部结构分配依据。中国现阶段国有单位的工资总量依靠财政拨款，这是改革难以逾越的约束条件。工资改革会碰到工资总额的控制及如何突破；教师的价值如何评价；不同工作的薪酬如何确立等难点。此外，还要打破原来按照级差很小的等级工资制“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主要按岗位职责和工作量计酬的结构工资制度，贯彻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工资金额浮动、合理拉开差距等原则和方法，把教职工个人收入与本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有效调动教职工劳动积极性。

完备范文篇4

1.听力的培养

听力是指接受声音、分辨声音的能力。音乐的注意力、记忆力、曲调感、节奏感以及多声部音乐感、对音乐的共鸣等都与听力有关。听力的培养与训练在钢琴学习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和训练手指同等重要。在学生初学钢琴阶段就应该重视听力的培养与训练，以增强他们对音乐的听辨力和独立练琴的能力。

2.读谱习惯的培养

教师要认真培养学生严格读谱的习惯。学生读谱不严格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些学生在练琴时只重视音符、节拍，而对其他小标记，如指法、休止符、连线、跳音、保留音等经常忽略，有时是因为粗心，有时是因为学生还不明白为什么必须照谱弹奏。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应该明白这些小标记的重要性，同时老师应当告诉学生，只有使用正确的指法才能把乐曲弹得准确、流畅。

3.背奏能力的培养

背奏是视觉、听觉、运动神经等共同配合的综合运动，只靠运动神经的记忆，也就是只靠手指的习惯动作来背谱是靠不住的，只让学生在琴上从头到尾把曲子反复背奏并不是好方法。在背奏中要注意发挥学生头脑、视觉、听觉的积极作用，让他们一边背奏，一边用耳朵听自己的弹奏，脑子里对乐谱要有清楚的印象。背奏还可以按乐曲的结构采取分段背的方法，对于那些基本上相同，只是稍有变化的乐段要特别注意。例如，奏鸣曲的呈示部和再现部，有时旋律音型完全相同，只是调性不同，如果脑子里有调性转换的记忆就不会背错。再如，三段体乐曲的一、三段往往一样，只是结尾略有变化，要注意把变化的乐段或乐句抽出来背熟。有时还可以让学生先不打开琴，只用眼睛看乐谱，唱出旋律，或心里默唱旋律，训练记忆；也可以让学生试试既不打开琴，也不看乐谱，用脑子把整个乐曲回忆一遍。

4.旋律的弹奏方法

在钢琴上弹奏的旋律，是没有歌词的，把没有歌词的旋律在钢琴上弹奏出来，怎样才能弹得富有表情、优美如歌呢？这在钢琴学习中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学生练习时，如果教师能用唱来启发、带动学生的情绪，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只有使学生体会用手指在琴上“唱歌”，才能把旋律弹得优美动听。

让学生学会连奏是弹好旋律的前提，连奏时要求声音明亮、圆润、均匀、如歌。即使在学生练习音阶、琶音、练习曲时，也应要求他们一样有旋律感、有歌唱性。要想弹好旋律，还要引导学生分析乐句。一个乐句就像一句话一样要有语气。音乐有走向、骨干音，通过弹奏把这些表现出来，旋律就会变得有生气、有表情、有流动感。一般乐句的尾音应该轻下来，乐句进行中不要乱加童音，乐句之间要有呼吸，还应注意乐句之间往往有起承转合的关系，在弹奏中应把它表现出来，这些都是弹奏旋律时必须注意的。另外，弹奏方法不正确也是弹不好旋律的重要原因。胳膊不放松，重量沉不下去，手腕僵硬、缺少柔韧感，手指力量不均匀，下键生硬，指尖缺乏弹性等，都会影响旋律的表现。

5.节奏和速度的训练

音乐节奏和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人们在生活中的多种行为动作（如走路、劳动、舞蹈、划船等等）所特有的节奏韵律，在乐曲中往往有所反映，如舞曲、进行曲、摇篮曲、船歌等。当学生们练习这些乐曲时，教师如果能用学生们熟悉的动作启发他们的想象力，比如，练习进行曲乐曲时，引导他们联想解放军的队列行进；弹摇篮曲时，让他们做拍洋娃娃睡觉的动作等，这样他们就能较快地掌握住乐曲的音乐形象。此外，几乎所有的音乐作品都要根据作曲家标明的各种速度来表现乐曲。如果在演奏中选用了不适合乐曲性质的速度，必然影响演奏质量，以致破坏音乐形象的准确性。

节奏不稳、速度不统一是学生在弹奏中容易出现的毛病，这里包括技术和心理两方面的因素。有些学生在弹奏较难的地方时速度会一下子放慢下来，弹奏容易的部分时又可能把速度加快，渐强时加速，渐弱时减速，弹快速的乐曲时越弹越快，弹慢板的乐曲则越来越拖。还有些学生在演奏前没有想好速度就开始弹，结果弹奏的速度不符合乐曲要求等。对这些容易出现的毛病，教师的经常提醒和具体帮助是十分必要的，要让学生养成数拍子的习惯，边弹边数拍子，也可以先不弹，用手打拍子唱几遍，不论是伴奏部分或是旋律部分，如果把拍子唱对了，再用手弹时就比较容易掌握了。在练习快速的乐曲时，要注意提醒学生不要紧张慌乱，特别在碰到有长串的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的乐句时，一定要以慢速或中速练习打好基础，再逐渐加快速度。

完备范文篇5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现状及特殊性分析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现状

根据《指导意见》以及2011年实行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新农保基金实行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的办法：国家行政方面监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以及财政、监察、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经办机构内部监督；社会监督—群众自觉监督。

（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特殊性分析

首先，新农保基金来源于农村，资金短缺又是农村发展面临的问题之一。新农保实行的是三方供款，即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可以看出，新农保基金主要来自于农村，基金的累积额与当地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资金短缺是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故在新农保基金投资营运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这部分基金投入到农村，如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真正做到基金的“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农民”。既实现了保值增值，又解决了农村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投资渠道的扩展与变化，必然引起监管体制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投资方式，设立相应的监管模式。用于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的那部分资金，安全性较有保障，主要是确保其符合国家规定；投入农村资本市场部分，鉴于农村资本市场本身较弱，发展很不成熟，应实施比较严格的监控。其次，目前大部分试点地区实行的是县级管理，管理层级较低。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较弱，对于新农保基金的管理，尤其是保值增值方面，受于人才、信息及投资能力的限制，效果不甚乐观，监管尤为重要。同时，基金监管的统筹层级也较低，不利于政策的统一规划，监管工作过于分散也会损失效率。在逐步提高管理统筹层次的同时，构建适合管理层级较低的监管模式是新农保基金监管特殊性的又一表现。

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制的构建

（一）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模式的选择

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模式一般可分为审慎性模式和严格限量模式。审慎性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成熟，金融体制完善，基金管理机构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严格限量模式适用于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管理制度初步建立、市场中介机构不发达、法制不健全的国家。目前，我国农村面临的仍是发育程度较低的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中介机构以及严重缺失的法律体系，所以严格限量的监管模式仍是新农保基金监管的首选。

（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制构建的具体建议

1．基金监管的目标

新农保基金监管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基金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实现保值增值，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参保人的切身利益，实现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

2．基金监管的原则

(1)法制性原则。法制性原则是指基金监管的各项工作要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在有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对社保经办机构以及基金管理机构的业务进行监控，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

（2）公平公正原则。公平公正原则是指基金监管主体对于各经办机构和基金管理服务机构要本着一视同仁的态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按照统一的标准，公平的对待各被监管对象。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要保证监管主体的独立性，负有监管职责的机构要独立行使监督控制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干预，公平客观的开展工作，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3）严格谨慎原则。新农保基金的安全完整是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保证，关系到参保人的切身利益。在管理过程中，既要不断拓展投资渠道，寻求多样的投资方式，又要建立严格的审查制度，最大限度的控制风险的发生，保证基金运营的安全平稳。

（4）公开透明原则。公开透明原则是指新农保的经办机构和村民委员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及财政、审计等相关职能部门，包括建立的独立的基金监管部门都应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向社会公示新农保基金的收支和结余情况，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为社会和个人的监督提供信息渠道。

（5）集中管理与分层管理相结合原则。集中管理是指基金的监管要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制定统一的规范，使监管工作在统一的框架下进行。集中管理有利于提高效率，保证政策落实的统一性、连续性及畅通性。分层管理是指不同层级的管理机构都要建立起与之相对的监管机构，实现纵向的分层管理，保障基金运行自上而下的安全性、可靠性。除此，还要针对不同的投资运营模式，制定具体的监管政策，根据不同投资方式的特点，运用多种监管手段，实现横向的分类管理，做到宽严相济，弹性灵活。

3．基金监督的内容

新农保基金的管理涉及到从征缴到给付多个环节，基金的监管必然渗透到管理的全过程，才能实现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管。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内容：

（1）基金预、决算的监管。通过对基金的收支计划及实际运行情况的监控，及时的发现基金是否偏离预定的发展方向，把握整体财务动向，从宏观上了解制度的发展形势和趋势，确保政策目标的实现。

（2）基金征缴的监管。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构成。对于基金征缴的监管，也应从三方面入手，督促参保人及时缴纳保费，保证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及时到位，防止资金被侵挪。

（3）基金投资运营的监管。基金保值增值的关键在于投资运营，此过程面临的风险也是最复杂的，对于投资运营的监管是重中之重。新农保基金要根据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原则，选择合理的投资组合方案。相比其他社保基金或企业年金，新农保基金的安全性要求更高，故安全性高、风险小的投资方式是首选，如存入银行或购买国债等。但低风险意味着低收益率，为了实现增值应从农村的实际出发，拓展多渠道的投资方式。新农保基金的运营过程中，基金被挤占、挪用现象屡见不鲜，一方面反映了监管中的漏洞和制度上的缺失，特别是相应法律政策的不健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村建设中的资金短缺现象。新农保基金账户中存在大量的结余，基层政府将这部分基金暂时挪用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基金的流失。前面提到，将新农保基金投资到农村的部分建设项目中是一种双赢的投资渠道，国家应尽快就此制定相应的规范，限制高风险的投资，确保基金的安全性，使操作规范化、合理化、法治化。

（4）基金给付的监管。此环节的监管主要是针对社保经办机构是否严格按照程序和政策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参保人，按照既定的标准及时发放养老金待遇，同时确保专款专用。除此，也要关注参保者个人有无骗保行为。

（5）基金结余的监管。为了确保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新农保基金要有一定结余，防患于未然。对于结余基金，首先要确保其存在于新农保的基金账户中，避免被挤占挪用；其次要实现保值增值。

4．基金监管的手段

传统意义上的基金监管手段分为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主要表现为立法和司法两方面，完善的立法是前提，司法方面体现在监督主体要依据基金监管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被监督对象的活动进行监控。行政手段是指履行监管职能的相关国家行政机构运用行政指令、命令、规定等行政措施规范和调控被监督对象。经济手段是指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实现政策目的。通常包括税收监管、银行监管、财政监管、审计监管等。

5．基金监管的主体及各自的职责

新农保基金的监管可以借鉴已经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相关制度，建立起多方主体共同参加的监管体制，即实现政府部门、社会专业机构、参保者个人以及社会舆论相互补充、相互制衡的基金监管体制。同时可以参照企业年金的监管模式，建立独立的新农保基金监管机构对新农保基金进行全面的监控。新农保基金监管的主体由三部分组成，政府部门、社会专业机构以及参保者和社会舆论。具体安排如下：首先，政府部门的监管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经办机构的内部监督管理，二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财政、监察、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管理，三是独立的基金监管机构。

（1）新农保的经办机构主要负责基金的日常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以及参保人的缴费和待遇领取等，是最基层、最直接的部门。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做好监督和管理工作，可以从源头上降低风险，提高运行效率。因此，经办机构应实现有效的内部监管，规范日常工作流程。

（2）各级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要充分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能，在职责范围内发挥作用。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财政、监察、审计等各部门都纳入监管体系，实现不同角度的监控。

完备范文篇6

助推“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为扎实推进全县畜牧产业化建设。现就2011年畜牧产业化建设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农户万元增收为主线，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作支撑，龙头来带动，以草食牲畜和林下养殖为重点，强力实施畜禽品牌战略，继续坚持“突破牛羊，稳定生猪，壮大家禽，发展蜂业，扩大加工，强化防疫”发展思路，努力构建现代畜牧产业体系，全面推进畜牧产业化建设。

二、目标任务

出栏115万头；牛饲养量26万头，全年实现生猪饲养量186万头。出栏5.8万头，雪龙黑牛杂交改良1万头；山羊饲养量115万只，出栏62万只；家禽饲养量1200万只，出栏1000万只;存栏蜜蜂5.5万群，年内新增和改扩建适度规模养殖户5050户，实现畜牧产值16.8亿元。确保无规模性动物重大疫病发生，全县清净无疫。

三、工作重点

（一）抓好养殖小区建设。将畜牧产业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和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同规划、共部署，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按照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高效益的发展方向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力实施雪龙黑牛产业化建设项目，集中建设畜禽养殖示范小区，年内重抓雪龙黑牛产业发展重点乡镇10个，新建各类畜禽养殖示范小区30个。围绕“牛、羊、鸡”三朵金花和“猪、鸭、蜂”三大产业，抓好县级示范点建设。

（二）推进畜禽品种改良。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完善良种繁育体系。进一步加大标准化、规范化种畜禽场和以猪、牛、羊为重点的人工改配站（点）建设力度，完善基础设施，配置仪器设备、加强技术指导管理，提高供种能力，不断推进畜禽良种化、供种本地化进程。年内建成生猪二级扩繁场4个，生猪供精中心1个，山羊二级扩繁场5个，种牛场1个，种鸭场1个，新建猪、牛标准化人工改配站（点）10个。

（三）抓好遗传资源保护。做好“全国山羊优势区域优势县”生猪调出大县“乌羊及麻旺鸭国家畜禽遗传资源”雪龙黑牛产业发展“四大文章，实施品牌兴牧战略。大力提升畜产品品质，加强包装和宣传，发展一批名、特、优产品，走品牌兴牧之路。加强与市畜科院的合作，建设好畜科院武陵分院，对我县部级畜禽遗传资源”乌羊“和”麻旺鸭“进行系统研发，加强资源保护区建设和采取胚胎移植等方式保种扩繁，建立保种场、纯繁户、生产场（户）三位一体的畜禽品种资源保护模式，实现保护与开发相结合，打造地方特色品牌。加强与大连雪龙产业集团的协作，大力发展雪龙黑牛产业化建设，建成优质、高端牛肉品牌。加大无公害绿色食品创建申报，完成”乌羊“麻旺鸭”地方标准的评审工作。

（四）提高畜牧科技含量。加大对乡镇畜牧站技术人员和养殖户的畜牧科技培训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科普工作宣传，让广大养殖户自觉接受和使用科学的养殖方式,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加快牛羊人工授精、胚胎移植等现代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从良种、良法、良料、良管入手，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努力提高畜禽规模养殖比重。利用重庆市畜科院专业技术优势认真开展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

（五）建设节粮型畜牧经济。重抓人工种草和草地改良，实施种草养畜。大力实施种草养畜，以草定畜，加快草畜配套发展步伐，推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饲草青贮技术，降低养殖成本，建设节粮型畜牧经济。

（六）促进农户万元增收。紧紧围绕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合理开发利用我县丰富的林地资源，推行林禽、林羊、林牛、林蜂等林下养殖模式，发展林下经济。年内实现新增林下养鸡出栏300万只，新增林下种草养羊出栏5万只、养牛出栏0.5万头,发展林下养殖。实现林下养殖户均增收300元，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林禽、林畜”立体经济模式。

（七）构筑安全屏障。各乡镇要严格执行动物重大疫病防治工作首长负责制，强化动物防疫。制定完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预案，加强重大动物疫病、疫情预警预报工作，逐级落实防控责任制，实行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畜禽标识管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加强动物防疫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兽药和饲料等投入品的安全监控和整治，强化动物卫生执法监督，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严格实行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责任机制。结合各单位、部门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细化任务，认真贯彻落实。

（二）强化职能。切实搞好畜牧生产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做好各阶段各环节相关的物资调运和供应，做好畜牧养殖项目申报，积极向上争资立项，努力做好畜禽品种改良、种草养畜、动物疫病防治、科研课题、科学养殖技术的推广应用。

完备范文篇7

摘要：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可以为一国带来垄断利润，但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竞争模式风险、资源竞争风险、信息风险、国外报复风险、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等。因此在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注意一些具体问题，以克服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

关键词：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风险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涵、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研究中，Brander和Spen—cer(1981，1984，1985)描述了政府如何将外国生产者的垄断利润转移到国内生产者手中来，并得出结论：一国政府总存在出口补贴的单边干预动机。他们运用“第三国市场”模型，分析了一国政府通过对生产者干预如何提高本国生产者从双头垄断的共同出口市场中所获得利润的，在自由贸易和Coumot竞争的情况下，企业间会达成一个Coumot—Nash均衡，该产业最终趋于均衡状态。但当有一方政府进行干预时，竞争就会演变为Stackelberg竞争，有政府补贴的一方厂商就会处于Stackelberg领导者的地位，而外国竞争企业则处于跟随者的地位，外国企业会做出向本国企业让渡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反应，此时，即产生利润转移效应。也就是说，政府已经承诺对行业的干预行为，并且外国企业也会认为，即使其拒绝退却而使得转移利润失败，补贴也会持续下去，此时的政府补贴成为可以置信的威胁。因此，政府最佳反应是给予一定的出口补贴。

Krugman(1984，1987，1992)设计了一个模型从保护幼稚产业的角度进行了战略方面的分析。他通过一个含有一种机会的非正统假定，从根本上改变了分析的焦点，该假定使一个国家通过限制进口的战略部署来实现另外一种福利。其分析依赖于两个基本要素：卖方的国际垄断和规模经济。对于卖方的国际垄断，类似Brander和Speneer的分析，他假定有两个企业，一个国内企业和一个外国企业，每个企业只生产单一产品，企业之间进行Coumot竞争，但有一点的差别是，Brander和Spencer仅分析第三国市场，而Krugman的模型允许产品向多个市场销售，这样，国内和国外市场由于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被分割开来。其结果是获得了一个多元市场的Cournot模型。对于规模经济，他通过给予本国生产者在本国市场上拥有特权的地位，这样，本国生产者可以获得一种较外国生产者在生产规模上的优势，这种规模上的优势即使在没有保护的市场上也将转化为较低的边际成本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规模经济的获得有静态的规模经济、动态规模经济以及干中学。而当一国政府把外国生产者从开放的市场中挤出的时候，干预行为会在竞争双方的边际成本上引起相反的变化，结果是国内生产者产量扩大，边际成本继续降低，而外国生产者产量减少，边际成本增加，这样就形成了从产量到边际成本再到产量的循环的因果关系链条，而这一循环过程就形成了进口保护和出口促进的机制。

二、我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风险分析

1、扭曲的规模经济风险。规模经济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存在的理论假定，但在一些国家和一些行业却存在很大的扭曲。在相当多的国家和行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该行业存在着高效率与低成本，而有可能是政府垄断的结果，在中国就存在这种大量的情况。尽管目前我国国内市场巨大，规模经济明显，但是全国并没有形成统一有序的国内大市场，这种分割的国内市场严重阻碍着一些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所需要的规模经济。另外，Markusen和Ven—ables(1988)以及Horstmann和Markusen(1986)认为，如果该行业是自由进入的，出口补贴给本国企业带来的利润会诱使新的企业加入，这将会造成行业集中度的降低，提高行业的平均成本，从而降低利润转移效应。对于中国来讲，如何设定行业准入机制，既保证行业的一定寡头垄断来保证规模经济的存在，又要保持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获益的重要因素。

2、微观基础的缺乏风险。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中需要通过一定的市场途径来进行。如果一国不存在微观基础，或者国内市场处于分割的状态，就会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缺乏国内市场运行传导机制，政策就缺乏实施的渠道。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中，市场主体、市场机制及市场体系等因素发育不全，创新机制还没有有效建立，在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缺乏企业和企业家的推动。

3、竞争模式风险。Eaton和Grossman(1986)指出，根据战略贸易模型的Cournot竞争假定，每一厂商的最佳产出是假定对手的产量给定而推测出来的，但是，如果厂商进行的是Bertrrad竞争而非Coumot竞争，那么最佳政策应该是出口税而非补贴，因为出口税可以使得本国厂商做出不与外国厂商打价格战的承诺，这样，两家厂商可以维持较高程度的合谋；另外，他们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只有一个本国企业，如果本国企业的数目大于1，在确定政府干预政策时会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这种矛盾会存在于以出口补贴来转移利润的动机和传统的为改善贸易条件而施加出口税的动机之间，所以，只有当本国的企业数目不太大，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如果寡头双方致力于不变的推测变量，而且每一厂商的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4、资源竞争风险。Dixit和Grossman(1986)放松了经济中只有一个寡头行业的假定，考虑了存在多个寡占行业的情况。他们研究了与一种固定供给资源相关的几个垄断性行业的情况，称之为“科学家”，其研究表明，当国内出口行业面临共同的外部环境，具有相同的生产能力时，被补贴厂商大量使用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对其中一两个行业进行补贴，会把国内竞争性稀缺资源“科学家”从其他行业转移到被补贴的行业，从而使得被补贴行业的出口增加是以其他行业的规模缩小和出口萎缩为代价的，其代价往往要高于利润转移效应，因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佳选择。在中国很多行业都存在类似的资源竞争状况，如何化解不同行业对于同一资源竞争的状况将是中国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及实施能否获益的关键。

5、政府行为的非理性风险。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而成本却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经常被误导。因此，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政府为了履行政策的承诺对厂商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比追求生产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寻租行为。

6、收入分配风险。Gruenspecht(1988)和Neary(1991，1994)认为在Brander和Spencer模型中，隐含了出口补贴和企业利润被同等对待的假定，政府并不关心国内收入的转移支付，但在实际生活中，筹集补贴资金会给经济带来扭曲的成本，这意味着1美元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大于1，另外两国企业的成本也被认为是一致的。Gruenspeeht和Neary分析了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只有当公共基金的机会成本不太高时，出口补贴才是合理的。另外，政府的有效干预不可避免会产生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出口补贴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补贴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的增加。

7、信息风险。Qiu(1994)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风险进行了分析。他首先假定外国企业的成本是公共知识，而本国企业有可能是高成本也有可能是低成本，本国企业完全了解自己，但外国企业和本国政府不了解。得出结论，在信息不对称时，如果企业进行的是Coumot竞争，那么政府倾向于设计分离政策，分离政策具有信号作用和信息甄别作用，提高社会福利。但如果企业进行的是Bet-trand竞争，政府将选择一个统一的政策，允许本国公司隐藏其信息，这样，利润转移效应较大。Wong(1991)、Brainard和Martimort(1992)以及Collie和Hviid(1993)也对不完全信息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共同的结论，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政策对于信息依赖的重要性。而政府要获得这些信息却是几乎不可能的。

8、国外报复风险。Collie(1991)指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很容易引起对方国家的报复，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这样，即使政策是有效的，也只是一方受益另外一方受损，世界总体福利水平并没有上升，而只是全球福利的再调整。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存在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和可能。具体说，市场化的总体推进程度已达到60％以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有独立的决策能力，信息完备性比较差，但有改进的可能，并且在中国有一些特定的寡占行业，如汽车等行业(胡昭玲，2002)。但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因条件的不完备而带来实施效果的弱化。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已经加入WTO的背景之下，必须正确处理好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及遵守WTO规则的关系。中国在加入WTO后，在适应WTO规则的同时，受到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不可能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应根据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要求，对某些不完全竞争和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行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保护或其他产业政策进行支持，但也必须确定适度的保护时间和保护强度。

完备范文篇8

一、我国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概况

（一）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组成。在中央层面，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其下设的专利局是管理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以及统筹协调知识产权事宜的机构；商标和著作权分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和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负责。除上述外，知识产权管理中的其他客体则由其他相关的国家部门负责：不正当竞争行为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平交易局的反不正当竞争处管理；地理标志归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农业部管理；植物新品种权由国家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的植物新品种办公室负责；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由国家商务部负责；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由国家科学技术部管理；与进出境货物有关的知识产权由国家海关总署负责；互联网域名则由信息产业部管理等。同时，地方层面也是采取分别管理的方式，将专利、商标、版权等客体归属不同的与中央管理部门对应的机构负责，涉及地方知识产权局、工商行政管理局、版权局（新闻出版局）、科技局（科技厅）、技术监督局、海关等多个部门[2]37。由于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管理机构设置也是多元化。以专利为例，管理专利工作的机构有的地方归知识产权局或专利局负责，有的归科学技术局或其下设机构负责，有的则是由地方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这些管理机构有的是行政机关（如河北、江苏知识产权局，为省科技厅下属局），有的则是由直属事业单位（如北京、天津知识产权局，为政府直属独立局）[3]。纵向来看，现行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可以分为多个管理层次。著作权由国家版权局实行垂直领导，商标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统一注册，分级管理，有较统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专利方面，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有正厅级的机构（如北京、上海、湖南知识产权局），也有副厅级（如天津、河北、浙江知识产权局）、正处级（如山西、西藏、青海知识产权局）的机构，级别设置不统一。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主要采取“分而治之”的管理方式，专利、商标、版权等归属不同部门分散管理。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呈现“多层级”的特点，不同地方层级和编制设置不同。

（二）现行管理体制的实证效果

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分散管理体制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虽有利于分工专业化，有利于开展专项活动，却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1．管理成本过高，资源利用率较低我国管理知识产权相关事务多达十几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又从中央到地方设置若干级对应机构。除此之外，还设有多个协调机构、联合执法机构等。每一个机构都有其独立的组织机构、办公设施、人事编制和工作程序。运行如此庞大的机构组织形式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因此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成本过高，国家财政负担较重。同时，分散的管理体制导致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资源的配置不均，客观上导致了某些部门的资源闲置，而另一些部门的资源匮乏。如2006年的“陶小京‘电动执行机构’案”，历时11年经过一系列程序才取得专利权，其原因除了复审和诉讼的拖延，还有重要的一点在于专利审查人员相对不足、专利申请积压较多[4]。因此，行政管理资源的分散管理不利于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集中利用，易造成资源浪费，资源利用率较低。

2．信息交流不畅，效率偏低效率是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原则，需要各部门之间的配合与信息交流，而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需要一个统一的部门进行统筹管理。当前各行政管理机构各自为政，虽然国家设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小组等协调机构，但仅为非常设性的组织机构，联合执法机构和联席会议等也是临时性的行政管理组织，都未制度化，无法起到高效统筹管理的作用。国家知识产权局虽被赋予统筹协调全国知识产权工作的职能，但实践中还是以专利管理为主，相关知识产权的管理仍分属其他部门。当前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的缺失不利于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交流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客观上增加了行政管理协作和贯彻行政执法计划的难度，降低了行政管理的效率。

3．产生权利冲突和灰色地带知识产权分散管理体制下不同部门管理范围存在交叉和重叠，同一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可能被赋予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知识产权，不同权利主体依据各自被授权的知识产权进行不同的权利主张，便会产生权利冲突。形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能对同一客体认定为不同的知识产权类型，如外观设计和著作权、商标与域名、商标和地理标志或原产地名称的权利冲突等。“金华火腿”、“白蒲黄酒”、“贵州茅台酒”等权利冲突案件的产生便是源于同一名称既被授予了商标权，又被相关机构认定为地理标志。面对权利冲突的存在，由于缺乏相应解决的规定，相关管理部门只能寻找权宜之计，如“水井坊酒案”中，驰名商标“水井坊”被授予原产地名称保护，但将其原产地名称保护限定在水井街附近的狭小区域。随后“水井坊”商标持有人四川全兴股份有限公司便迅速买下受保护地域的地皮，从而独享“水井坊”原产地名称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商标所有人和原产地名称权利人为同一人，虽避免了权利冲突，却导致了重复授权。同时，各部门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进行条块分割，出于权利扩张和责任承担上的考虑，可能会产生有利争办、无利推诿的局面[5]，进而导致知识产权管理上的灰色地带，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

4．管理标准和执法力度不一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职权范围和管理方式不同，对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管理标准不同，其保护力度亦有所差异。如版权盗版案件，不仅国家版权局有权进行保护和处罚，文化机关和工商机关也都可以进行查处，不同机构有不同的处罚手段和标准，导致同案不同处理。植物新品种权的管理同样存在此问题，我国农业部和林业局分管农业新品种权和林业新品种权，对国家制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分别有各自的实施和保护办法，导致认定方式、申请程序和审查标准的不一致。地理标志的保护上也存在国家商标行政管理部门以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保护，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农业部以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的不同规定。因此，各部门不同的管理政策导致管理标准、执法力度不一，不利于树立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工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5．不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和开展国际交流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我国行政管理机制改革倡导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的管理理念，把政府定位于公民和社会的服务者。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也应顺应改革方向，建设便利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服务型机构。应当明确各机构管理范围，创新文化激励机制，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简化行政申请程序，建设维权服务中心，完善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亲民、便民、为民”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但当前各部门条块分割，职能分散，政策不一，给相关市场主体带来不便。出现知识产权侵权或违法行为时，知识产权权利人经常要求助于多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多个程序，增加了其维权成本。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而我国当前的机构设置过于分散，使得其他国家在与我国进行知识产权合作时不得不判断应与众多机构中的哪一机构洽谈，或者要分别进行协商和签订协议，这为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发展带来不便，不利于开展知识产权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

（一）完善的思路

当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呈现出现代化、体系化和国际化的特点，对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的科学性提出了新的要求[2]303。现代社会科技水平不断提高，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社会方方面面呈现出现代化的迹象，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也应及时做出变革。除了要提高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更需要简化管理程序，完善管理政策，创新管理方式，从而节约管理资源，提高管理效率，便于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注册申请，满足知识产权现代化的需求。知识经济时代“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进程的加快，使得知识产权的权利体系不断扩张，域名权、商品化权、信用权等新的权利类型不断出现。这此背景下，知识产权制度随之愈加体系化，对行政管理系统的统一性要求更高，这无疑增加了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的难度，更需要有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来进行科学管理。同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不断加强，我国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也需顺应国际发展趋势，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TRIPs协议等国际公约鼓励各国管理机构有效管理本国知识产权事业，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有学者统计得出：全球约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二合一”体制，74个国家和地区实行“三合一”体制，而类似我国采取“分而治之”的分散管理体制的不到10个国家[6]。所以从全球范围来看，设立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为主流，更有利于国家整合行政管理资源，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国内外贸易政策，促进国际合作，顺应知识产权管理国际发展规律。

（二）完善的原则

科学合理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是知识产权管理事业的基石，任何体制的构建都需要有一定的原则来指导。作为体制构建的核心和基础，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设置需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1．综合管理、相互协作知识产权管理是一项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层级，多个方面，需要有统一的综合领导机构，合理设置、分工明确的管理部门，以及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唯此才能实现知识产权管理的效率最大化。我国现有知识产权管理体制机构繁杂，各部门分散管理，各司其职，易出现权力重叠和管理空白等现象，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构建需要设立统一的综合领导机构，从而合理分配管理权限，避免机构重叠、管理冲突以及条块分割导致的灰色地带。各部门之间也要加强信息交流和相互配合，建立沟通和协调机制，努力构建一个有机统一的、高效的、协调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系统。

2．精简建制、高质高效精简行政管理体制是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精简和规范各管理机构，减少行政层级，降低行政成本，可以有效解决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我国正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就要求行政管理机构高质高效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为最大程度地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构应合理设置，讲究工作效率，切实提高为民服务的质量和时效性。

3．分工合理、权责一致、监督有力知识产权管理的系统性和专业性要求在统筹管理下合理划分管理范围，明确管理职责，促使各部门各司其职并相互协作，以产生最大化的合力效应。同时，根据依法行政原则，有权必有责，职权和责任需一致。一个机构有多大责任，就应赋予多大职权；有多大职权，就应承担多大责任。权责一致是行政管理法治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对知识产权行政决策和行政执法等行为要加强监督，建立公开、透明的行政管理制度，以解决某些方面权力过于集中，权力滥用、保护不力、执行不力等问题。有效的监督是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保障。因此，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明确各机构管理权限和责任，合理分配管理任务，科学制定管理方案和程序，完善各部门协调机制，完善行政执法机制，设立督促有力的监管部门，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完备范文篇9

关键词：《环境保护法》基本法律制度协调

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18年。

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1]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

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众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此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曾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归纳为八项，即所谓“老三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新五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理论界并未形成定论。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制度归纳起来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及处理制度。

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现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这一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其应有之义。而《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第1条的规定表明了该法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公益追逐经济私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便直接导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从宏观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过多的集中在污染防治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是少量的政策性宣示，规定非常抽象、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该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适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是在《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许可证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而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这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不符，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第二，《环境保护法》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立法背景的，其基本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计划、行政主导色彩。行政命令性、行政强制性措施条款占据全篇，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预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很难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比如，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体现区域性、灵活性特点，政府行使限期治理制度的决定权，环境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足等。

第三，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强烈影响，以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创新为基本目标，[2]1993年以后，共有18部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被制定修改，有的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制定、修改的法律在顺应了新的环境保护理念、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修改。这些变化没有及时地反映在《环境保护法》中，使得该法处于尴尬地位，有损其作为基本法应有的效力，且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重复规定多，更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制的建设和完善。

三、《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

（一）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不断的发展，在2002年8月通过并于2003年9月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它是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环境立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产物。

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已显陈旧、滞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12条和第13条，有三点明显不足：一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单一。第13条只规定对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把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排除在外，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也只是针对建设项目。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的规划环评只字未提；二是忽略对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后评价。第13条规定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只包含了预测性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而《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还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进行跟踪监测；三是公众参与的规定缺失。《环境保护法》全篇中对公众参与未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当然就得不到体现。而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一项重要内容，虽有不完善之处，但较之《环境保护法》是有进步的。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无疑要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提升，囿于其基本法的地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侧重于基本性规定即可。

首先，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增加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文件审批等可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依据。只要对环境能够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就包含了涉及到生态保护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点不容忽视。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评价对象也不尽全面，尤其是对法规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作出规定，成为该法的一大硬伤。另外，虽然规定了规划环评，但有一部分规划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未被囊括，还有部分规划的环境评价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事实上被轻视的可能。[3]为了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环评必须得以重视。它除了包括规划环评，还包括法规和政策环评。但是，开展战略环评的难度也不小。缺乏系统的战略环评理论和技术方法，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等。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能否全面引入战略环评将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其次，增加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不仅包含评价的结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后续的跟踪监测同样重要。这样的规定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条款更完满，也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遥相呼应。

最后，对于公共参与，应该放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其能贯穿到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

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

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

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

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02年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

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

（四）明确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4]其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控制，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减少污染，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法》第25条是对清洁生产的规定，但仅仅是作为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规定义务违反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责任也未有提及。2003年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我国的清洁生产制度较详细地作了规定，比较丰富和完善了清洁生产制度，但很多地方存在不足，例如，着重于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清洁生产的推广和实施，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如何消费产品的问题没有涉及；同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的规定不足。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法》有必要对清洁生产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基础上，将相关规定的原则性与全面性体现出来，如明确清洁生产制度的主体、实施、责任等。

（五）增加许可证制度的规定

许可证制度是指环境法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5]实行许可证制度意义重大。它是加强对排污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战略思想三个转变的具体手段。我国许可证制度广泛地被运用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大气、水、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方面，对矿产、森林、渔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等。相关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等为许可证的实行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即使该法的内容偏重污染防治方面，也未对排污许可制度有所涉及。在理论和实务界探讨最热烈的也是针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要将许可证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特别是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防治一章中，更应予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具有明显和丰富的功能多样性、灵活机动性，适用于污染防治管理的全过程，是环境监督管理中普遍采行和优先适用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集中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上，环境噪声污染没有在单行法中作出规定，对占海洋污染绝大部分的陆源污染物排放没有设置许可证制度；并且各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法律依据不同，设定主体不明，层级混乱，程序也不健全。[6]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未规定水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学许可证暂行办法》、《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对完整作了规定。《办法》自行设定行政许可权，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定。对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确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统一规范，将对散落于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生指导性意义，也易于对该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与拓展。

（六）增加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和排污费制度是征收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内容，它是对“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的反映，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制度之一。而《环境保护法》因侧重于污染防治领域，仅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其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太过原则、模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而实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和治理提供资金保障，凸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我国除了《森林法》规定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法》中规定的草原植被恢复之外，在生态环境补偿费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增加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征收的对象、范围、标准等基本内容作出说明。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期待这次的修改能为环境保护法律事业的欣欣向荣推波助澜。

参考文献：

[1]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2]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年第3期。

[3]李淑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思考》，载《求索》2007年第1期。

[4]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完备范文篇10

1.1一般资料

手术间的空间是有限的，整理好这个空间，更好地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和患者的安全，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1.2目的

通过组织品管圈活动，提高术毕手术间整理完备率，推行精细化管理。

1.3方法

1.3.1组圈：手术室腔镜组取九名护士组圈，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一名圈长，八名圈员，护士长任辅导员。通过圈会讨论圈会为每月一次，每月具体时间待定，品管圈活动时间为2016年7月～2016年12月。1.3.2活动主题：以头脑风暴的方式征集活动主题，再以投票的方式确定活动主题为提高术毕手术间整理完备率。1.3.3现况调查：利用查检表调查四周的不完备例数，统计结果。见表1。1.3.4活动目标：通过品管圈活动，提高术毕手术间整理完备率，推行精细化管理，目标值=现状值-现状值×改善重点×圈能力。1.3.5原因分析：根据统计数据，圈员采用鱼骨图的方式对手术间不完备率的原因进行分析讨论，主要原因在于人为因素、环境因素和其他因素。1.3.6根据分析要因，拟定相关对策。（1）制定手术间物品放置的标准，统一各手术间物品的摆放位置；（2）把手术间整理纳入手术人员岗位培训内容；（3）落实书面交班制度；（4）建立完善的房间整理标准，及时主动更新学习；（5）加强责任心教育。1.3.7对策实施与检讨（1）根据完善的手术间整理标准进行操作整理，把标准放入每个手术间的操作流程本内，护士按照整理标准进行整理，护士根据归位标识将各类仪器设备、物品进行整理；（2）新护士进行全面培训，人人掌握手术间整理制度，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切合手术间最便捷有效的手术间整理培训制度；（3）交接班者以认真执行交接班制度，专科组长不定期抽查手术间，积极落实书面交班制度，每次交接班，交接者最后确认无误后双方签字；（4）组织手术间管理护士学习物品补充标准，并加以实施，将手术间特殊物品进行归类整理，实施个性化整理措施；（5）认真学习晨会中强调的物品补充整理的重要性，时刻自我提醒，专科组长每天术毕后不定期督促巡查，互相监督，明确个人职责，认真做好物品整理工作。

2结果

术毕手术间整理不完备例数统计结果。见表2。QCC活动后，我科的手术间整理不完备率由每周平均300例下降到到100例，通过现状调查表分析得出，手术间整理不完备率有明显改善。

3讨论

通过QCC活动的开展，不仅仅提高术毕手术间整理完备率，还制定了手术间整理标准化，这样更有利于护理人员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护理质量。另一方面，在活动的过程中，使成员的自身价值得到最佳体现，提高了护士的工作责任感，发挥团队精神，充分调动护士的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在工作中获得满足和荣誉。护士不再只做传统上医生的“执行者”，应针对问题不断提出解决的方式方法。在本次的实验中，护士不断丰富着自身的职业内涵，也更深程度掌握了PDCA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提升护理工作打下基础。

作者:刘秀琳 单位: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潘海燕,颜波儿.品管圈活动在ICU医护人员手消毒管理中的应用[J].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2(10):2154-2155.

[2]许晨耘,柯雅娟,陈茹妹,等.品管圈活动在手术病理标本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护理管理,2012,12(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