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流范文10篇

外流范文篇1

内容提要:在腐败犯罪案件中，如何追回外流腐败资产成为近年来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因应《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创设全新而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关键在于赋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实体以诉权；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旨在创建一种仅解决有关财物的没收问题，而不涉及行为人定罪量刑问题的刑事没收程序。

一、基于直接追回资产机制的公益诉讼制度及其构建

众所周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两种形式的资产追回机制。其中第53条确立的直接追回资产机制（measuresforthedirectrecoveryofproperty）规定，资产流出国在其资产因腐败犯罪被转移到国外时，可以通过直接在资产流入国提起民事诉讼的途径，主张对该财产的合法所有权，这为缔约国开展这方面的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

但问题是该机制同时意味着国家自身必将成为这种跨国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而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尽管个别情形下国家（如国家成为无主财产的所有人）可以成为国内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但成为跨国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现实中也非常敏感。关此，诚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有关实体以诉权，由其代表国家向资产流入国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是在这种公益诉讼中，具备什么资格的主体才是适格主体，才能以原告身份在资产追回程序中代表国家进行活动，才能独立行使原告的权利和义务，颇值关注。笔者认为，这种适格主体的确定既要具现实性能，又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还要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追回腐败资产这一目的。基于此种考虑，以下几种实体皆可充任适格主体。

其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即在中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家从事诉讼活动，在地方则由各省、自治区或直辖市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进行活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表我国在资产所在国提起民事诉讼，其在被请求国法院处于原告地位，享有原告的权利和承担原告的义务。[1]在我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实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职能部门，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应该说，由其代表国家从事诉讼活动，这种方案比较符合我国现行体制。

其二，国家检察机关。俄国法学家穆拉耶夫指出：“检察机关，……这些公职人员的使命，按职务来说，主要是使他们在司法方面成为法律的监督者，公共利益和政府机关的代表。”[2]正基于此，检察机关对某些公益诉讼案件向法院提起诉讼，成为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大陆法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都在民事诉讼制度中规定了检察官可以作为公益代表人参加与公益密切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也同样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如在美国，检察机关有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职责，检察官作为政府的代表在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有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规定。建国后，我国立法也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的职权，并且有着成功的司法实践。[3]故此，针对此类腐败资产外流、侵犯国家利益的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我国在资产所在国提起民事诉讼是合适的，因为此类民事诉讼本质上属于国家诉讼，因而由国家法定机关代表国家作为原告启动民事诉讼符合法理，同时也符合国际惯例和历史成例。

其三，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即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根据法律的授权，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这种类型的民事诉讼，在国外一般称之为“公益私人诉讼”，旨在允许私人代表国家向侵犯国家利益的人提起民事诉讼，并从赔偿额中得到一定回报。作为一种诉讼制度，在美国立法上早有先例。如1863年《美国虚假索取法》规定，个人可以政府的名义对违反该法规定的行为（即虚假索取行为）提起民事诉讼，一旦法庭判其胜诉，其就可以获得国家所得到的赔偿数额的15％—30％作为奖励。此举极大地激励了知情人的诉讼热情，并起到了良好的预防以及惩治腐败犯罪的效果，无疑值得我国借鉴。特别是随着我国由政治国家的一元社会结构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的演进，除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主体如上述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可以代表国家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外，市民社会主体如公民个人和社会组织，在公益诉讼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公益诉讼的重要推动力量。公民个人和社会团体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其优点在于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发现腐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迅速锁定拟追回资产的目标，及时启动诉讼程序；而缺点在于相对跨国诉讼存在的高成本、高风险而言，其防范和化解这种风险的能力有限。因此，为扶持和鼓励公民个人与社会团体到国外提起民事诉讼，建议国家在立法上完善腐败资产追回成功酬金安排机制，设立奖励基金和风险基金，以推动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进而最大限度地追回外流腐败资产。

二、基于间接追回资产机制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构建

（一）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除在第53条规定直接追回资产机制外，还在第54条规定了间接追回资产机制（mecha—nismsforrecovery0fpropertythroughinternationalcoopera—tioninconfiscation）。并且相较而言，间接追回资产机制应当成为我国追回外流腐败资产的主要途径。这是因为，即便通过引入公益诉讼制度，解决了被请求国参与民事诉讼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在直接追回资产机制下，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如由于资产追回涉及两个以上国家的法律，而这些国家可能由于分属不同的法系而产生法律上的冲突与协调，从而导致利用直接追回资产机制追回外流腐败资产成本较高、花费较大。不过，利用间接追回资产机制同样面临问题，这就是被请求缔约国在将相关财产没收后，应当“基于请求缔约国的生效判决”，才能将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缔约国，而关于“生效判决”的具体形式，尽管《反腐败公约》并非绝对排除民事生效判决，[4]换言之，在腐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的情况下，通过民事缺席审判并作出生效判决，或许也能满足《反腐败公约》关于追回外流资产的要求。但如果被请求国并不满足于民事生效判决，坚持要求必须得到请求国法院作出的刑事生效判决才予以合作，那么被请求国如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则非常被动而难以追回资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的情况下，除非对其进行刑事缺席审判并作出判决，否则将对请求他国把没收的腐败资产予以返还极为不利。

然而，现代刑事司法基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及程序参与原则的考虑，一般并不允许对被告人进行缺席审判。诚如德国学者克劳思？罗科信所指出的，“对未接受审判之人，不得对其为判决，此为今日刑事诉讼法之重要原则；由此也发展出直接审理原则，此原则要求，审判之法官不只对证人，也要对被告亲自观察，以对其人格（性格）获得真正的认识。”[5]但在少数例外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进行刑事缺席审判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缺席审判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控制犯罪、保障被害人权益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多重需要。

具体说来，第一，从审判的功能看，“庭审的意义是‘定纷止争’，其具体功能包括：（1）事实查验功能；（2）法理阐明功能；（3）冲突处置及其正当化功能。庭审的价值目标，一是实现客观公正，一是实现诉讼效率。”“法庭审判作为在特定时空按照特定程序进行的诉讼活动，有保障真实和保护人权的一系列制度保障，依靠庭审机制确定案件的事实并决定案件的实体处理，是现代刑事诉讼合理性的一般要求。”[6]可见，司法最终裁决是现代法治国家秉承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与否，关于犯罪的认定，关于涉案财物的处理，关于民事赔偿的解决等问题依然存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只有经由法院作出权威性的评判，才能真正“定纷止争”。第二，从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内在矛盾看，该制度充斥着三对矛盾，即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被害人权益与被告人权益的矛盾、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矛盾。然而，既为矛盾，就必然存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笔者看来，面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打击、控制腐败犯罪才是第一位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既不利于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也不利于刑事诉讼效益的提高。因此，就腐败犯罪而言，犯罪的控制、被害人权益的保障以及司法效率的提高应当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也应当守住正当程序的底线。况且强调犯罪控制、被害人权益保障和司法效益的价值，并不必然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益或者破坏司法公正。这是因为，缺席审判固然有“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之嫌，但此种“剥夺”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所造成的，更是其主动放弃庭审在场权和程序参与权的结果。再说，出庭接受审判不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某种意义上也是其应当承担的一项义务。该项义务，正如德国学者Stein所言，本质上乃植基于国家为了预防裁判错误之故。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故意破坏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就违反了该项义务，法院就有权对其进行缺席审判，以维护国家的司法权威。[7]此外，缺席审判因审理及时而有效克服了中止审理所带来的诉讼周期延长，诉讼成本增加的弊端，提高了司法效益，而这正是司法公正的题中之义。正如波斯纳在其代表作《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的，“公正在法律中的第二个意义是指效率”。

（二）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具体构建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增设固然有着实践必要性和法理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定程度上以抑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甚至牺牲司法公正为代价，因而在具体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问题上既要积极主动，又要谨慎周密。为此，有关学者提出了构建缺席审判外逃贪官制度的初步构想：其一，适用条件：（1）适用范围应当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犯罪所得物数额在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在逃者地点明确；（3）贪官拒不回国接受审判；（4）确实构成某种经济犯罪；（5）起诉程序已启动。其二，适用程序：（1）法院依法履行告知或送达程序；（2）书面告知并使其享有辩护权；（3）按常态审判程序开庭审判并作出判决；（4）允许辩方上诉；（5）重新审判。无论在一审或者二审期间，若外逃贪官对缺席审判作出的判决不服而愿意回国亲自参加庭审，法院应当重新依照正常程序开庭审判。判决以最后一次为准。若被告人在刑罚未执行完毕之前证明他未回国接受审判有正当的理由并请求回国参加审判时，法院可以撤销已作出的缺席审判的判决，重新对其进行公开审判。[8]应该说，这一制度设计富有创见，较为详尽而周密。

不过，有个问题即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能否对其定罪量刑不经意间被忽视了。或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本不是问题，因为按惯常思维既是审判就必然存在定罪量刑，在缺席审判情况下除行为人本身不足以构成犯罪外，其余均应定罪量刑。笔者认为这是一种误识，理由在于：首先，被告人缺席与被告人在场，两种情形是有差异的。在被告人缺席的场合，其最重要的辩护权无法亲自行使，许多重要的案件事实无法查清，此时如像被告人在场一样对其定罪量刑，似乎有失公允。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对外逃贪官缺席审判固然有对行为人定罪量刑以保证国家刑罚权实现的考虑，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目的却在于通过缺席审判来证明腐败行为以及因腐败行为而获取的资产，以明确财产的合法归属，进而为追回外流腐败资产创造条件。即是说，对外逃贪官进行缺席审判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被告人及其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而在于对涉案财产的法律定性与处置。当然，对涉案财物的法律定性与处置同对行为人及其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作为同一事物的两面，理应同等注重。但是在对行为人及其行为的法律定性与处罚存有难度时，基于正当司法利益的考量，将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暂时搁置，未免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何况在被告人已携款潜逃境外的情况下，无论是对其处以人身刑还是财产刑，都会因被告人已潜逃境外或者已将财产转移至境外而导致刑罚无法执行，此时若强行对其定罪量刑当然未尝不可，但囿于刑罚对象的缺失，刑罚暂时甚至永远不可执行，与其这样影响到刑罚权威，不如将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暂时搁置，仅对涉案财物作出没收的生效判决，以促进腐败资产的迅速回收。

简言之，这种缺席审判情况下的刑事没收程序仅解决有关财物的没收问题，而不解决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此乃其要旨之所在，由此也就决定了缺席判决与其它相关诉讼程序的不同。具体表现为：其一，与正常审判程序不同。正常审判程序既解决行为人的定罪量刑问题，也解决涉案财产的定性与处置问题。其二，与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不同。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它要解决的是民事赔偿问题，并且其一般应同刑事案件一并审理，而不得在刑事案件审理之前先行审理。而刑事没收程序，一方面旨在解决涉案财产的没收问题而非民事赔偿问题，因而从本质上看，它属于一种刑事程序而与民事程序无涉；另一方面，它可以启动于正常刑事审判之前。其三，与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强制性没收措施不同。刑法规定的强制性没收措施可以分为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和非刑罚性质的特别没收措施。作为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根据《刑法》第59条的规定，是指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作为非刑罚性质的特别没收措施，根据《刑法》第64条的规定，是指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所谓追缴，是指将犯罪所得的财物由司法机关强制追回并上缴国库，相当于《反腐败公约》中的没收犯罪所得，笔者注）；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而无论是刑罚性质的没收财产还是非刑罚性质的特别没收措施，都应在审判程序中对被告人进行刑事责任宣告后才能予以适用，这与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之前予以适用的刑事没收程序显然不同。其四，与美国法上的民事没收程序不同。这种不同不在于其冠有“民事的（civil）”的字样，因为其实质上仍是一种以追缴犯罪所得为目的的刑事措施，而在于向法院提出请求对属于犯罪所得或收益的财物予以没收的机关不同。在刑事没收程序中只有检察院有权以提起公诉的方式实行之，而在美国民事没收程序中，检察机关以及政府执法机关（例如财政部长、邮政部长）均得有权实行之。尽管有学者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国民事没收程序的、独立的财产没收制度，笔者也赞成吸收该制度的合理内核，但不主张将向法院提出请求对腐败资产予以没收的权力授予政府执法机关。主要原因在于，虽然赋予政府执法机关这一请求权在美国或许行之有效，但在我国未必行得通。因为在我国行政权的扩张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若将这种毕竟关涉公民基本财产权的权力授予政府执法机关，可能导致行政权干预司法权现象的进一步恶化。

因此，笔者建议，针对《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腐败犯罪行为，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案发后或者在刑事诉讼进行期间死亡、潜逃或者缺席，只要能够查明有关的财物构成、起源或者来自于直接或间接通过犯罪取得的收益，即可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要求人民法院进行缺席审判，作出没收有关财物的生效判决。至于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问题则可暂时搁置，视以后被告人能否到庭而定。一旦被告人到庭，即可开启刑事定罪程序，如果最终判决判其有罪并对其处刑，且印证先前没收财物的判决无误，自当执行既判刑罚，将腐败财产收归国库；反之，如果最终判决判其无罪，并且证明先前没收财物的判决存在失误，则应撤销没收判决，对行为人作出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处理。公务员之家

那么，上述刑事没收程序究竟应以何种法律形式出现，有学者主张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为一个特别程序予以规定。[9]笔者倾向于这种认识。在德国，当被告人在逃时，不能对被告人的罪行进行缺席审判，但可以就有关物品或财产的保全问题进行缺席审判。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76条、第285—295条的规定，当被告人所在地不明或者被告人滞留国外，以及管辖法院不能使被告人到庭或者具有其他被告人不能到庭的情形时，对被告人的罪行不能进行缺席审判，但可以启动为被告人以后到案保全证据的审判程序。[10]笔者认为，这种立法体例值得借鉴，可以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下来，如此，一方面可以保障刑事诉讼制度的完整，另一方面也便于与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协调。[11]

行文至此，应当说问题愈来愈清晰，但追问尚未止步，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在《反腐败公约》“间接追回资产机制”框架下，没收只是追回腐败资产的一个前置程序，通过这样的缺席审判获得的“刑事没收生效判决”，由于仅涉及对财物的没收而不涉及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内容，是否满足《反腐败公约》第57条第3款第2项所要求的“生效判决”的强制性要求呢？这在理论上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从逻辑上分析，既然《反腐败公约》第54条第1款第3项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能够不经过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的刑事定罪而没收其犯罪所得，那么按照正常理解，没收财物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追回财产，或者说是为追回财产服务，也就是说，《反腐败公约》实际上已经暗含了“刑事没收生效判决”符合其所要求的“生效判决”的要求。如果不作如是理解，则《反腐败公约》第54条第1款第3项规定纯属多余。从文理上解释，《反腐败公约》文本对于“生效判决”是否必须包括行为人定罪量刑的内容并无明确规定，即是说仅涉及对财物没收而不涉及对行为人定罪量刑内容的判决应该符合《反腐败公约》对“生效判决”的要求。因此，在笔者看来，在被告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的情形下，无须对其定罪量刑，只要能够作出刑事没收的生效判决即为已足，就能实现利用《反腐败公约》“间接追回资产机制”追回腐败资产的目的，同时也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构成显著危害，可谓两全其美之举。

【注释】

[1]参见吴高庆：《惩治腐败犯罪之司法程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4页。

[2]转引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编：《检察制度参考资料》（第三编），1980年版，第11页。

[3]例如，1939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1941年《晋冀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中，都有关于检察员作为诉讼当事人或公益代表人参与民事诉讼的规定。1949年12月制定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第3条规定，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的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检察院有权提起诉讼。1956年，黑龙江省检察院共提起民事诉讼案件5件，其中3件得到了法院判决支持。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编：《民事行政检察参与资料》（内部资料），1989年版，第71—72页。

[4]笔者认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于“生效判决”是否绝对排除民事生效判决的形式，是否必须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内容等问题，未作明确规定，并非疏忽所致，而是基于在国际范围内展开最大程度的合作以期最大限度地追回腐败资产的考虑，以免某种固定的程式影响到相关的国际合作，就此而言，这恰恰是《反腐败公约》立法智慧的表达。

[5]（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70页。

[6]龙宗智：《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第28页。

[7]参见邓思清：《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8]参见刘根菊、李秀娟：《构建缺席审判外逃贪官制度探析》，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6期。

[9]参见时延安：《接轨：挑战与机遇的来临——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中国刑事法制的自我调整》，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6期，第100页。

外流范文篇2

关键词：居民消费;消费外流;外流控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居民的消费支出也越来越多。本地居民的消费支出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的源动力，但是当今社会交通越来越便捷、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居民的消费行为基本发生在居住的区域范围内，但是如今居民的消费不仅可以跨城市，甚至可以跨越国界，城市就会出现居民消费顺差和居民消费逆差。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何尽可能地留住本地居民的消费资金，这成为了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浙江省金华市是浙中区域内的中心城市，同时又是交通枢纽，与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的交通非常便捷，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金华居民在其他城市进行各类商品和服务进行消费，金华市居民消费外流的情况非常严重。消费外流使得金华区域内的百货业、旅游业、零售业等一蹶不振，发展停滞不前，这些会严重影响金华GDP的水平，各产业的发展都会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产业发展不好居民就越觉得本区域内能够提供的各类消费约差，就会更加出现消费外流的情况，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图1本地消费外流恶性循环怪圈示意图。通过对金华市的商业环境进行深入地调研走访，采用了个别访谈、专家访谈法、调查问卷等各种方法，大量收集各方面信息和数据，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筛选和整理，在此基础上对金华市目前的商业环境进行了梳理分析，最后运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居民消费外流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居民消费外流影响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A：总目标层，就是居民消费外流的影响因素；第二层次B：准则层，包括城市商业建设，居民因素，周边城市建设三个方面；第三层次C：指标层，包括购物环境、物价水平、商品种类、消费观念、消费习惯、消费宣传、购物环境、交通便捷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外流的因素主要包括本城市的商业环境建设、居民因素和周边城市建设三方面，首先，本城市的商业环境建设会直接影响本地居民的消费，本地的商业环境建设包括购物环境、物价水平、商品种类等因素，城市购物环境好可以吸引本地居民进行消费，而且目前信息发达，消费者能够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广泛，消费者能够对其将要购买的商品在网络上面进行询价，所以物价水平成为吸引本地消费者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购物渠道的多样化，如果消费者在本地总是买不到自己想买的商品，逐渐就会对本地的商业环境失去信心，所以本地的购物场所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也是防止消费外流的有效方法之一。其次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也会影响居民的消费地点，而且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是一个长期积累形成的因素，所以这两个因素对于居民消费地点的选择影响重大且持续时间很长。最后是周边城市的建设也是直接影响本地居民消费是否会外流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周边城市的购物环境远远好于本地，且交通便利，同时周边城市又经常在本城市进行宣传引导，那么本地居民的消费最容易流向的就是周边的城市。

外流范文篇3

论文摘要:由于制度上的原因和劳动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存在“异化”倾向和“异化弹性”，从而形成人力资本外流。我国目前是人力资本外流十分严重的国家，结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用发展的眼光分析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探知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从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

自20世纪50年代末始，人力资本理论在舒尔茨、明塞尔、贝克尔等人的努力下得以确立并逐渐形成。随着罗默的知识积累模型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的推广和使用，人力资本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人力资本属于西方经济学范畴，是指人们在教育、训练、获取信息、移民和维护身体健康等方面的支出所形成的资本。威廉·配第曾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按照劳动的运作形式不同，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当代，由于知识作用的大大提升，特别使活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创造作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力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劳动力资本是劳动力商品概念的逻辑延伸，是指“劳动者对自己劳动力要素的资本所有权”口，，包括对其自身具备的体力、知识、经验、能力等方面的所有权。因此，劳动力资本也同样可以分为从事简单劳动和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资本可以看成是西方经济学范畴的人力资本。

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人力资本正在迅速超过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成为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动力。现阶段，我国人力资本外流的现象十分严重，中国人事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6年底，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约达1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仅为27.5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指出，在国际移民大潮中，海外的中国大陆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中国现在已是全世界人力资本外流最严重的国家，而且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的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可以发现其深层的原因。

一、人力资本的“异化”与人力资本外流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力资本不是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的资本，而是占有者即资本家的资本，即劳动力资本存在“异化”问题。许多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非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存在，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存在，劳动力资本也存在“异化”问题;在公有经济中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不存在，则劳动力资本不存在“异化”。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追求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因为剩余劳动、剩余产品“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和周其仁都把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的不可分离性看作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但是产权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转让权、收益权等多种权利，因此从产权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分离性。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实现其资本价值的过程中，由于服从、妥协或是无意识的作为而损失或让度了部分产权，客观上存在着“异化”倾向。只是相比较而言，普通的劳动力资本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处在弱势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更愿意遵守契约;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高、增殖性强，在与企业的谈判中相对更加主动，甚至对契约会产生一定的背叛性。这样，普通的劳动力资本由于其能力资本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大，而人力资本则由于其能力资本强，当对其不利时能够有更多的选择，比如离开企业另谋高就，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由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所有者自身的有限理性，人力资本仍然存在弱化或“异化”问题，只是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其“异化弹性”相对较小。作为主动性的特殊资本，只要存在“异化”倾向，人力资本肯定会从“异化弹性”较大的地方流向“异化弹性”较小的地方，如果超出国界，从一个国家流向另外一个国家就形成人力资本外流。

二、人力资本外流的原因分析

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是价值规律的根本要求。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从一个部门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该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从世界范围来说，它的价值量是由国际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从国际范围来考察，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力资本的价值低于其应有的价值，长期出现与价值规律不符的现象，在政府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大量的人力资本外流成为必然。这样，对于人才流人国，是以有限有偿的人力资本现期投人(较好的经济待遇、生活与工作条件、业务培训等)，获取了超额的投资收益。而对于人才流出国，则是在进行了大量人力资本投资之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

按照剩余价值理论，人力资本能创造大于自身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是存在累进性，加上其自身所具备的外溢性，与它的贡献相比，人力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索取明显存在反差。在发达国家，拥有技术和知识的劳动相对于资本而言逐渐成为稀缺要素，劳动雇佣资本正逐步取代资本雇佣劳动。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理应在获取工资的同时取得其资本部分产权出让的收益，以分享剩余价值作为投资回报。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企业利润分享制、企业价值分享制、企业所有权分享制等方式参与剩余价值分瓦，而这恰恰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

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资本的和土地的所有权，就是商品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把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转化为他们的收人的原因，阎。因此，价值源泉与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虽然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依附于劳动力，但在可分配收人中，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全体和个体来看，其收益权并不能完全实现。而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等量投资并不能取得等量收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存在差异。但人力资本作为主动性资本，其所有者必然要追求收益最大化而形成人力资本流动，我国的人力资本外流正是这一问题的集中表现。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则出国的预期收益越高，从而导致大量的精英滞留国外，其中很大一部分形成永久性的人力资本外流，将会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三、抑制人力资本外流的思路及对策

按照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出国留学人员的回归人数与滞留人数比例的最佳状态是2:1，这个比例被称为“最佳黄金回归比例”。在现阶段，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很难彻底摆脱人才国际流动中的不利地位。我们可以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某些启示，将消极因素转变成积极因素，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就能够减少人力资本外流及其造成的损失。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但劳动的内涵、外延和具体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脑力劳动与复杂劳动日益居于主导位置。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人力资本对社会的价值贡献具有“马太效应”的增长趋势，使生产的收益呈递增状态。更有意义的是，在不可再生资源匾乏时，人力资本积累还可以促使人们创造或发现新的资源作为替代物，这对存在严重资源隐患的中国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公务员之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剩余劳动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式。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剩余价值。只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我们如何来看待剩余价值的分配问题。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的增长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要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存量的有效投资，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抑制人力资本外流，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首先，加快国内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宽松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只有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留住人才，同时吸引外流的人力资本回流，初步改变永久性人力资本外流与过渡性人力资本外流的比例，最终彻底扭转人力资本外流现象，实现人力资本的双向与均衡性流动。

其次，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人力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比例，同时把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内容。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了一种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网。

第三，建立健全人力资本市场配置机制，促进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和基础，政府应积极创造良好的条件，消除对劳动力的自由迁移、流动和职业的自由选择上的障碍，使人力资本保持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经济自由选择权，促进人力资本在国内各区域之间的合理流动。

第四，把“绿色通道”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并逐步加以完善，吸引人力资本和激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海归“绿色通道”的建立是对保障留学人才合法权益的很好定位，但政府还可以把它上升到立法层面，以便更好地吸引海外人力资本的回归。

外流范文篇4

内容提要：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权宜现象，对农村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从劳动力外流影响的正负效应出发，以横村镇农村劳动力外流为例，分析了外流的原因，并对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作了一定的对策分析。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外流根本原因政府职能

一、概述

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任在最不何一个欠发达国家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国民产品和劳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发达的国家，70％～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于城市来说更为低下，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但90年代以后，农民相对城市居民收入不断下滑。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下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了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多，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浙江省为例，十五期间，我省GDP以年均12.8%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对我省GDP的贡献率达到21.35%，农民工对浙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矛盾不断趋于激化。对流入地来税，由于外来农民尚未融入当地社会，而处于边缘地位和失控状态。因而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于是，当流动中无固定寓所的农民其愿望与现实发生矛盾之时，他们就很容易走向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是反社会的道路，通过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其直接后果就是给当地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构成严重的冲击和威胁，触发了各类刑事案件的发生。对流出地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出去的往往是农业中的主要生产者，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或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劳力，剩下的大多为老弱病残，或者是文化较低、观念落后的年轻人，直接后果引发了农村精英阶层缺失，阻碍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由于村组年轻、能干的农民大量，这给农村的民外流，村级组织面临管理者后继乏人的新情况，村组干部老龄化、农村党员老年化已成为普遍现象。

以上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从横村镇经济发展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此种现象，但也有其独特性。

据有关资料统计，横村镇农民在横村镇或在铜庐县打工的占72%，在杭州及其他市打工的占20%，在外省打工的只占8%，具体见图1：

与之对应是2006年全镇财政总收入54亿，农业2亿，仅占1.08％，农业收入减少，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外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农业劳动力外流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

纵观各地，多来的外流和转移是农民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正是因为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才导致了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转移。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发展足可证明一切。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收入在短期内显著增加。提价措施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为了不使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恶化，政府对粮食的销售价格保持不变，粮食购销差额由政府财政补贴。由于政府不堪重负，于1993年取消。取消之后，粮食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这样，粮食价格下降，农业的贸易条件恶化。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产品的销售，而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价格的下降必然导致销售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农民购买的化肥、农具和各类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这样，不管是用哪类商品衡量，农民的实际收入都是下降的。与之相反的是，城市的工业部门在原材料的需求和工业品的供给都处于有利地位。城市与农村的贸易好比行业间贸易，而城市与城市或城市内部则是行业内贸易。显然，创造城市就业和收入主要得益于行业内贸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90年代之后的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兴起，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很快，城市的行业间贸易剧增，而国家工作的重点又不在农村，这一期间农民的相对收入急剧下降。

（二）改革开放使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包括劳动力的有效配置。80年代初，中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给农民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力，使农村潜在剩余劳动显化，加重劳动力剩余程度；80年代中期，国家放松政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自筹资金到集镇就业落户；粮食生产的发展，使粮食市场逐步放。这些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外流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在就业、生存上的限制逐渐减少。另外，城镇中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和保障体制的改革，又使人们生活中的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对农民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的实际制约，也逐步减除。从而使农村劳动力外流在政策上得到保证，能够较为自由地向外流动。

（三）观念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员流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不管外出打工实际情况如何，看到他人外出打工，自己也要想办法出外“掏金”。结果导致谁家子女不外出打工挣钱，会被左邻右宿歧视，认为没出息。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外出打工潮，并把外出打工当成一种时尚和发家致富惟一出路。

（四）自然条件问题。

横村镇属山区农业，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条件较差，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还比较低，交通又相对不便，农业人均年收入低下，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物质生活需求，更难以改变农村的贫困现状，所以只好选择外出打工挣钱“脱贫致富”。

三、采取的措施

从我镇实际出发，因镇制宜，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具体如下：

（一）发展高技术农业产业链

吸引外来投资和本地游散资金，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使农业变成一种生态型、科技型产业，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应加强科技的推广力度，具体来说，一是加大对农民技术培训，据横村镇农业办的统计数据表明，仅2006年我镇利用成校和外出聘请专家对我镇农民进行一竹三笋、高山蔬菜等农业技术已达六百多人次。二是广泛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引进，帮助和指导好农民。三是对农业科技推广所需资金给予进一步的倾斜，提高农业的“造血”机能，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

（二）以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特色农业

发展壮大农村特色产业，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们追求环境的品位发生质的转变，回归自然，享受纯自然气息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如农家乐，生态游等，既体现现代农业高效、外向、生态的本质内涵，又很好地展示现代农业，传播农业文化，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同时也转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给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门路。我镇的阳山畈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全村总人口900多，但种植桃花却达2600多亩，每年桃花盛开时，举办桃花节，吸引八方来客，来观光赏玩，等到桃子成熟时，邀请游客来采摘，开办农家乐，给游客提供吃、住。这一方面给游客提供了配套设施，另一方面给农民提供了增收的另一种渠道。

（三）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农业引导作用

一是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农业基础设施亟待加强建设和完善。同时当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又面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难得的机遇，国家财政中将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农业水利、生态和农村道路等方面。就横村镇来说，2006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横村镇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政策》，对农村饮水、文化娱乐场所和村庄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补偿政策。二是引导好农业产业化经营，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把农产品的产、供、销联结起来，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从而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渠道局限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局面，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多部门就业的新局面。三是政府要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农村的经济基础差，发展经济困难重重。要想从根本上让农民富起来，可依托农村优势资源，对一些有潜力的特色农业进行补助。根据横村镇《关于加快横村镇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政策》指示精神，我镇已对竹子产业，刚架大棚，高山蔬菜等出台了不同程度的补助政策，还对创建品牌的农产品和各类基地进行了补助，补助力度总体在2000元以上，最高达到8000元，极大鼓舞了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四、结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目标，即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然而，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一定素质的建设主力军，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正是本文的根本目的。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必将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同时也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影响》陈土根

[3]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陶文达等，《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外流范文篇5

一.我县教师外流状况

根据调查统计，我县从2000年开始出现教师外流现象，当时以平原一中、平原镇最为严重。从2000年到2003年，每年学期初、学年初都有教师外流，范围由县镇学校蔓延到农村中小学，全县11个乡镇、8处县直学校共19个单位，存在教师外流现象的有11个，占58%。截止到2003年9月，全县教师外流共计111人，占全县在岗专任教师总数的3.2%，其中流向县外的56人，流向县内各民办学校主要是平原师范初中部的55人，各占50%。仅一中和平原镇两个单位就有63人。在111名外流教师中，有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更多的是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从学历看，学士学位的9人，大学本科的34人，专科的68人，分别占8%、30.6%、61.2%；从职称看，高级教师31人，中级教师64人，分别占28%和58%；从年龄看，平均年龄31岁，最小的24岁，最大的42岁。自98年以来，我县共有4名省级教学能手，目前已流失2名，另有省、市、县级优秀教师18名，省市级教研课题承担者6人。

由此可见：（一）教师外流已经成为我县的普遍现象，出现时间早，发生频率高，涉及范围广。（二）外流教师普遍学历高、职称高，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正是在教学上出成果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支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是一笔教师优势资源。（三）相对而言，我县教师流入县外的不是很多，有一半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入县内民办学校，仅流入平原师范初中部的就达41人，另外由乡镇流入县直学校或跳槽改行的也有一部分。

二.教师外流原因分析

（一）市场经济社会大环境使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社会中的人才资源在全社会广泛流动。人才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而人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也是在不断流动中实现的，人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不断流动，能够使人才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产生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说教师的流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让所有的教师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上，一次分配，终身不变，已经不适合当前市场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

（二）教师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人生价值观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早已破除了“从一而终”的传统意识，改变了那种“当了中小学教师就终生不能改变”的思想，把流动、跳槽、改行当作一种时尚，合则留，不合则走，另谋高就，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在这种情况下，再像从前那样要求教师爱岗敬业、以校为家，已经显得苍白无力；运用行政手段禁止、堵塞，也无济于事，县教育局于2003年初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的意见》，要求各单位“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事实上是门难以看好，人难以管好，要走的人不辞而别，想走的人留人留不住心。教师人生价值观的转变使教师外流成为必然。

（三）工资收入偏低，待遇较差。近几年来，我县教师工资、待遇逐步提高，2002年乡镇教师工资上收到县以后，教师工资发放有了保障，未再出现拖欠现象。但是，与经济发达地区教师和工资待遇较高的私立学校教师相比，我县教师特别是乡镇教师工资收入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我县乡镇教师平均月工资500元，与平原师范初中部教师平均月工资1200元有700元的差距，与县外私立学校如德州跃华、临沂双月园等学校的教师工资收入差距更大，每月在1000元左右。而且在老师们看来，这种差距短时期内很难解决。收入低、待遇差，给教师的工作、生活等带来诸多困难。受经济利益驱动，一部分学历高、有能力的中青年教师，在私立学校优厚待遇的吸引下便离岗外流。

（四）工作环境不良，教师精神不愉快，心情不舒畅。某些学校在中青年教师培养这个关系教育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上，不是从学校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搞论资排辈，搞亲亲疏疏，诸如评优选模、教师培训考核，特别是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职务聘任等。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教师得到肯定，基本上是一个“媳妇熬婆”式的成长过程。由此导致教师工作环境不良，人际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精神不愉快，心情不舒畅，一些埋头苦干又有能力的青年教师对前途感到无望。与其苦熬苦等，不如一走了之。

三.教师外流对我县教育造成和将要造成的影响

教师外流对我县教育造成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影响将愈来愈严重。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对教师外流，学生、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都有反映、有议论。学生们对自己喜爱的老师弃他们而去感到伤心，知道老师要走了，他们流下了眼泪，但学生们的泪水不能挽留决心离去的教师；学生家长对教师外流比较严重的学校多有不满，有的家长干脆把学生转到其他学校去了，我县初中、高中生在临沂双月园、德州跃华、武城二中、甚至济南、天津等地就读的不在少数，这种生源的流失不能说与教师外流无关；社会各界对教师外流一方面表示理解，一方面极力呼吁，在春节后召开的全县人大、政协“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师外流及其给我县教育造成的影响给予格外关注，呼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教师外流现象，采取措施稳定整个教师队伍。

教师外流对我县教育造成和将要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教师队伍不稳定，人心思动。教师外流对整个教师队伍的思想形成了持久冲击，看到流入外校外地的同事工资收入翻了番，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校“留守”教师心理十分不平衡，人心思动。有的教师遍览报刊杂志上外地招聘师资的广告，待时机成熟，便“孔雀东南飞”；有的教师在外流教师的宣传鼓动下，难于安心教学工作，“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无疑给原本就困难重重的教师队伍管理工作雪上加霜，学校管理者束手无策。

（二）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由于外流教师绝大部分是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在教学岗位上，尤其是在英语、计算机、音体美等学科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的甚至独挡一面，他们的外流严重影响了这些学科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的学校课程无法开全、课时无法开满，有些学科在校教师工作严重超量，给教师身心健康和教学质量带来严重危害，校长在安排全校教学工作时捉襟见肘。很多学校不得已重新聘任已经提前离岗的老教师或已经辞退的代课教师，或者外聘其它学校的教师，这不但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而且要支付外聘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工资，又促使学校乱收费。

（三）教师队伍出现断层，整体素质下降。由于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外流，且呈现逐年蔓延上升趋势，加上教师离退休、自然减员、内部转岗、提前离岗等，更重要的是师资补充工作滞后缓慢，我县整个教师队伍出现大龄化、老龄化和断层现象，整体素质下降，结构矛盾突出。自2001年至2003年，全县师范类本、专科毕业生分配就业的仅95人，远远不抵同期教师减员（包括教师外流、离退休、自然死亡、提前离岗等）。初中生源高峰即将到来，而教师资源却无法满足需求，这种供需矛盾将日益加剧。

（四）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滑坡。由于以上种种影响，农村中小学甚至全县整个基础教育质量将走下坡路。目前，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徘徊不前、难以提高，有的学校教育质量呈下滑趋势，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教师外流现象不无关系。

另外，教师外流给我县教育造成的影响还有：（1）国办学校的生源流失，校际间的生源大战愈演愈烈，这种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也应引起高度重视；（2）教师流动的随意性和无序化，给学校和全县的人事管理带来了困难。

四.建议和对策

对教师外流现象，我们认为，从社会大环境看，它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教师自主流动，有利于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发挥教师个人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全社会教师资源的优化组合。但是对我县教育发展而言，确实产生了釜底抽薪的后果，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流失对我县的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带来长期都无法挽回的损失。由于经济欠发达，我们这个地区不可能引进更多的人才，人才得靠我们自己去培养。人才资源是强国之策，教师人才资源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和根本保障。所以，我们建议，一方面鼓励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另一方面强化教师队伍管理、稳定教师队伍，疏堵结合，逐步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师流动机制，形成教师流动新秩序，同时加大措施做好师资补充工作。

（一）进一步强化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各单位要着力提倡对教师的爱岗敬业教育，教育我们的教师自觉增强大局意识和为振兴家乡而艰苦奋斗、以身立教的使命感、责任感，务必使老师们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县还比较落后，孩子们渴望学习知识、脱贫致富，正是需要每位教师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的时候，没有理由只为追求那点经济利益或为了一己的人生幸福而舍弃自己的学生，降低自己的师德，远走异乡。有的单位没有教师外流现象，老师们人心稳、干劲足，教育教学质量一年一个新台阶，就在于这些单位在教师队伍管理上，坚持爱岗敬业职业道德教育常抓不懈。除此之外，还要使老师们认识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大有作为，只要有理想、有能力，农村更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二）要真正做到用待遇留人。各单位、各学校要很好地研究制定并认真落实留住人才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在目前我县教师工资水平还不高的现实情况下，要真正打破大锅饭，加大奖励工资的比例，对教师定岗、定责、定报酬，绩酬挂钩，优绩优酬，将福利待遇向教学一线骨干教师倾斜，用较高的待遇留住教师优势资源。同时要经常关心教师生活，在教师病灾、红白事、住房条件改善、子女入托就学就业等方面，要不断满足教师的合理需要，做到用感情留人。

（三）落实好县教育局文件规定，依法规范教师流动。教师以“停薪留职”形式流动，必须经所在单位同意，教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方可进行；对第一学历为大学本科和获得市级以上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的教师以及参加过市级以上培训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省市级实验课题承担人，限制流动；对拒不执行规定擅自离岗的教师，坚决予以除名，对发生教师擅自外流现象的学校负责人，要严肃处理。

（四）加强校长队伍建设，消除教师管理工作上的腐败现象，为教师创造宽松民主的工作环境。一个处处体现公平、公正、民主、竞争原则的德才兼备的好校长，能够使老师们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工作带劲，不正之风难以兴风作浪，老师们人心稳定、人心思干，比学赶帮超，有利于控制教师外流，形成合理有序的流动秩序。

外流范文篇6

一、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稽征制度比较

对于涉外流转税法受到的来自电子商务的挑战，尤其是交易对象是无形货物、劳务的时候，相关国家与组织进行了构想和应对政策的设计。其中，欧盟与OECD表现得十分积极，通过增值税的立法实践，欧盟形成了电子商务十分完备的税收稽征相关制度，OECD关于电子商务则提出四种征收消费税的相关稽征制度，这四个征税制度都进行了有效性、可行性、政府行政成本、企业遵守成本等方面的评估。自行报缴的制度也叫逆向征税的制度，其纳税的义务人是买方，征税的对象是进口的无形货物或者劳务，买方的所在地点是征税地点，买方所在地点的税务机关是征税的机关。注册登记的制度从本质上看是注册登记非居民的企业，因此又叫非居民注册登记的制度，指的是税收管辖范围相同条件下，非居民的企业进行了此区域买受人无形货物、从事劳务等远距离销售，就应在这个地区税收机关进行登记注册手续的办理。转交税款的制度指的是货物在出口的过程中，卖方应对非居民货物进行出口消费税的缴纳，然后把此税款邮寄到当前国家税务机关，然后税务机关把这个税款交到消费国家。第三方制度是税收稽征的一个全新制度，指的是接收方与提供方进行电子交易支付时给予金融机构等第三方对消费税进行的义务，然后第三方之后将税款交到消费国。

二、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产品税法定性比较

不同的数字产品定性会出现不同的税法效果。从国内角度来讲，由于税种不同，会使相应的税率不同或者免税。从国际角度来讲，电子商务的数字产品在定性成货物时适用GATT，定性成劳务时适用GATS，法律的后果主要包括关税应当征收和不应当征收两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在关税方面的收入，而且GATS和GATT两者在国民待遇与最惠国待遇、配额制度与数量限制等方面如果存有差异，将会给各方带来不同法律效果，由此可见，合理的数字产品税法定性十分重要，不过各个国家与组织的观点都不一致。美国没有进行明确的数字产品相关税法定性，但是，美国觉得数字产品适用GATT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并觉得数字产品的物理特性也应如此。欧盟界定了相关劳务范围，只要交易过程中不提供货物都属于提供劳务，这是一种利用排除法对劳务交易适用范围进行确定的方式。对于不视为货物的情况，OECD指出如果以消费税为目的提供数字产品不能视为提供货物，该共识反映出OECD每个成员的共同意志，各个成员国通过妥协达成了一致，明确了数字产品并非货物这一定性。

三、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税收管辖标准比较

确定税收管辖权主要是依靠税收的连接因素，不同的税收连接因素会有不同的确定税收管辖标准，如来源地标准、消费地标准、物理出现标准等。物理出现标准较为具体而形象，对确定税收的管辖权十分有利，不过该标准相对僵硬，无法将税收连接的实质体现出来，在电话采购、邮购的时代变得十分落后。从来源地标准上看，当前欧盟的增值税法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在提供货物方面都对来源地标准进行了体现，还针对提供劳务方面对特殊规则与一般规则进行了规定。一般规则是来源地标准的体现，特殊规则是消费地标准的体现。OECD将消费地分成提供无形劳务、提供有形劳务、提供货物三种情况。在提供货物上，一旦对收货人地址进行确定就能对跨国交易消费地进行确定。在提供有形劳务上，应为相应区域内劳务的销售，具体的劳务履行地就是消费地。在提供无形劳务上，如会计、法律服务等，暂时没有明确地对其消费进行定义。

四、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是否征税的比较

对于电子商务征收流转税的问题，应首先解决是否应对涉外流转税进行征收。美国在上个世纪末就通过相关法律的颁布指出互联网的劳务、商品传送的关税应免征。欧盟在21世纪初通过了相关修正案，表现出和美国不同的态度，认为应对电子商务的流转税进行征收。OECD通过深入探讨认为可以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不可以对歧视性新税进行征收。新型数字、产品征税的原则、框架等和传统商务一致。

总之，比较研究电子商务中涉外流转税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关人员应积极进行电子商务涉外流转税法的稽征制度比较、电子产品税法定性比较、税收管辖标准比较以及是否征收比较，从而合理定性数字产品、对税收的管辖权进行确定，采取科学的税收稽征制度，使我国的国家利益得到维护。

参考文献：

[1]江欣.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与实践模式[J].产业创新研究,2018(09):57-58.

外流范文篇7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5月20日，备受关注的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已全部追回，彩绘石椁和仕女壁画先后归国，实现了中国唐陵文物史上首次“破镜重圆”。陕西历史文物资源丰富，长期以来文物盗掘现象十分严重。2004—2005年，以杨彬为首的文物犯罪集团对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庞留村附近的唐代贞顺皇后陵墓(敬陵)实施疯狂盗掘，将陵墓内一套彩绘石椁和5幅壁画分批盗出，并破坏了陵墓内6幅珍贵壁画。随后杨彬将石椁以100万美金倒卖走私到美国，5幅壁画下落不明。为了追缴流失文物，有关部门在将杨彬犯罪集团成员抓捕后，迅速联络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开展追索文物工作。2010年4月，流失美国达5年之久的珍贵文物石椁无偿追索回国，境外追索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工作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追索石椁过程中，警方调查发现被盗5幅壁画也流失到美国，被某古董商存藏。经严正交涉，美国古董商同意无条件将涉案5幅壁画文物归还。2011年3月6日，5幅壁画文物被安全押运回西安。经鉴定，5幅壁画中一级珍贵文物3件，二级珍贵文物2件，具有非常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至2011年5月20日，唐贞顺皇后敬陵被盗文物全部追索回国［1］。分析这次成功追回海外流失文物的经验，主要可以归纳为法律保障、专业技术和国际合作三个方面。首先，在法律保障方面，2009年中美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的规定，公元1760年之前的中国相关文物，以非法途径进入美国不再受保护，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显然属于此列，这也是我国首次运用法律途径成功追回的被盗文物。其次，专业技术方面，此次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追索，由公安部、国家文物局为主导进行指导督办。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供石椁证据资料;文物部门则向国内外热衷于保护中国文物的民间团体组织发送石椁图片资料，希望在国际文物市场上发现石椁的信息。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成功地解决了专业技术上的障碍，为石椁和壁画的追索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最后，国际合作方面，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力量，为寻找流失文物的下落和成功追索带来了较大便利。在欣喜欢庆之余，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仍很严峻。据统计，在47个国家200多个博物馆里，有不下百万件中国文物珍宝［2］，并且珍贵文物仍在持续流失。我们应总结和借鉴国内外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成功经验，并上升为法律规定，为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面临的主要法律困境

我国是1954年《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和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的缔约国，这些国际公约都可以作为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国际法依据。此外，国际法上关于“战争期间被掠夺的文物”的先例已演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原则。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一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二是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的要求，这个原则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3］。但是，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只依靠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保护还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国际公约在这一方面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因而欲成功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必须有完善的相关的国内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国内主要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该法第六十一条规定:“文物出境，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经审核允许出境的文物，由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发给文物出境许可证，从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口岸进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也就是说，我国实行文物出口许可证制度。但该法并未规范海外流失文物的问题。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2月国家文物局在其官方网站《全国文物拍卖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会议严格确定文物拍卖标的审核重点，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流失文物等九类文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或应严格审核。因我国存在海外流失文物追索问题的立法空白，因此我国海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面临着一系列的法律困境:1.流失文物历史资料证据搜集。我们在追索以百万计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的过程中，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要提供确凿有利的证据证明这些文物归属我国。但由于历史久远，原因复杂，对于很多流失在外的文物，我们无法搜集到确切的证据资料，证明其是什么时候流失出去的，出境时情况如何，因而无法提供有力的法律证据，成为法律技术上的一个瓶颈［4］。2.缺少适格诉讼主体。以2008年“鼠首兔首拍卖案”为例，即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法国佳士得公司在巴黎拍卖圆明园十二生肖铜像中的鼠首和兔首铜像案，为追索流失海外的中国国宝，国内80多名律师于2009年1月自发成立了“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律师团”，意图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阻止拍卖、追索国宝，这是国内首次以律师团发起诉讼的方式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然而此案，仅在诉前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这一关即被驳回。主要原因即是因为缺少适格的诉讼主体，原告资格问题即为外国律师攻击的重点。这不是一个个例，并在今后也将成为制约我国成功追回流失文物的主要问题［5］。3.欠缺稳定的专业技术支持。因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工作的特殊性，在其追索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会涉及对流失文物资料证据的搜集、文物的甄别、鉴定，以及对文物的侦查、追踪等。因而，这就需要一定专业技术的支持。分析埃及、意大利等国家成功追回流失文物的经验，可以发现在追索流失文物过程中很重要的因素即在于其通过专门机构的形式，实现了对追索工作专业技术的保证。此次我国成功将唐贞顺皇后被盗陵墓文物追索回国的有益经验也在于公安部和国家文物局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解决了专业技术上的障碍。但是，我国对于流失文物的追索多是以专案组，或者爱国人士等志愿者的形式进行，虽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业技术，但因其多为临时性、非专业性，往往缺乏足够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从而也就导致了在追索流失文物的过程中欠缺扎实的专业技术。4.缺少专门的追索机构。纵观世界各国，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方面以埃及和意大利最为成功，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在于两国均设有专门的追索机构，由专门人员组成，专门负责流失文物的追索。而我国缺少这样一个专门机构，也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员，以至于对流失文物的追索不能制度化、体系化，不仅造成适格主体的欠缺，在追索过程中也缺乏专业技术，包括文物方面的技术和法律技术，严重制约了追索流失文物的效率和成功率。此次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的追索主要是以协商方式得以解决的，不涉及法律诉讼。在需要进行诉讼的案件中，则不难想象会再次遇到适格法律诉讼主体等问题，成为追索的障碍。因此，整合文物、法律、侦查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专门追索机构还是很有必要的。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相关国际公约在海外流失文物的善意取得、取得实效、消灭时效和管辖权归属等问题上均处于空白状态，从而导致我国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的诉讼中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而面临重重困境。这些问题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已经得到详细的阐述，本文不再赘述。

三、关于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的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国际公约在追索海外流失文物方面仍存在诸多的缺陷，以及我国国内相关法律制度的空白，致使我国流失文物的追索工作面临着许多困境。鉴于此，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流失文物追索法》，对海外流失文物的所有权予以确认，明确宣示中国享有永久性的所有权和索回权，同时对一些相关问题予以具体规定，从而为我国在追讨文物时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和行动准则，促进海外流失文物的尽快回归［6］。在此，笔者主要针对《流失文物追索法》中以下几项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流失文物概念的界定

在《流失文物追索法》中，应首先对何谓流失文物作一明确界定，便于流失文物性质的判明，以及追索适用方式的确定，更好地促进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针对这一问题，笔者赞成国内一些学者的意见:凡是未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进出境审核机构审核同意，未持有其发给的文物出口许可证，而采取其他方式出口、出境的文物就是非法流失文物。

(二)《流失文物追索法》的立法原则

笔者认为应当在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秉承以保护文物为首要目的的出发点树立以下几点原则:1.保护文物的原则。关于流失文物的追索，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应当以保护文物为首要目的。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时期科学技术水平的反映，是人民智慧的结晶，不仅是原属国民族文明的载体，也是整个世界文明的见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因而，禁止一切以不惜损害文物为代价的冒险追索行为。2.所有权归原属国所有原则。保护文化遗产，促进文物返还原属国，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更是人类社会正义和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文物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国际社会中，国际法倡导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因而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强弱，其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都应予以维护。因此，在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上，我们也应坚持保护流失文物原属国所有权原则。3.区别对待原则。由于我国文物流失时间跨度较大，流失原因较为复杂，因而在文物追索工作中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回顾我国历史，我国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殖民扩张与侵略战争中的文物劫掠。第二类是以偷运、盗卖与盗抢等非法手段占有。第三类是国际文物走私而致的流失，这是目前中国文物面临的最大风险。以上三类是海外文物流失的主要方式，其中不包括合法的中国文物交换、转送和赠馈，如国际间文化交往，私人文物捐赠等。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应首先判明文物流失海外的性质，即文物是历史上一般交易出境，还是被掠夺或盗掘走私出境，从而在对不同性质的流失文物追索时，采取针对性的有区别的方式。例如，对历史上一般交易出境的文物，可以在考虑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基础上，由政府酌情出资购回;此外，根据日前国家文物局的《全国文物拍卖管理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中的规定: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流失文物等九类文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或应严格审核。因而对于非法出境的文物，笔者认为应坚持无偿返还的原则，申明中国立场，锲而不舍地追索。此次对于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的追索，其是因走私而流失海外，属于会议纪要中所指的文物范围，所以我国在与美国古董商协商过程中，坚持无条件返还，并最终获得成功。4.专门机构追索原则。鉴于我国先前追索流失文物未果的前例，在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时，我们应考虑借鉴埃及、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成功追索的经验，设立专门机构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追索。实践证明，专门追索机构对于流失文物的成功追索具有重要的意义。以首创这一模式的意大利为例，“意大利在1969年成立意大利艺术遗产防护指挥部之后，迄今为止，TPA的侦查人员已经追索15万件馆藏文物以及超过30万件盗掘的考古珍品［7］。埃及自2001年成立专门负责文物追缴工作的独立机构之后，已成功追讨回文物300多件”［8］。5.和平、便捷、高效原则。当今世界的主题为和平与安全，在流失海外文物追索方面，我们也应树立大国风范，坚持国际法确立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以和平方式为主导，全力追索流失海外的文物。此外，针对不同性质的流失文物，我们应尽可能地选取便捷、高效的追索方式，以更好地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节省国家成本。6.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宣言》都确立了世界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国际合作原则。加快解决海外流失文物的返还问题，促进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维护国家尊严、民族文明、平等基础上的国际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2011年3月1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将收缴的14件非法流入美国的疑似中国文物移交中国。这是中美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对旧石器时代到唐末的归类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迹雕塑和壁上艺术实施进口限制的谅解备忘录》后，美方首次向我国移交其收缴的中国文物。目前我国先后与13个国家签署了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文物安全的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三)海外流失文物所有权的规定

确认海外流失文物的所有权，是依法成功追回流失文物的重要依据。因而，笔者建议依据文物的性质和流失的途径，对其所有权予以确认，进而确保我们在对流失文物进行追索的过程中有法可依。由于文物的特性，流失海外的文物多为可移动文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保管、收藏单位的终止或者变更而改变。因而，对于此类文物，笔者认为不论其流失的历史原因如何、现存状态如何，都应明确其国家所有权，明确宣示中国享有永久性的所有权和索回权。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条的规定，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而流失海外的文物，可依其流失的历史原因进行分别规定:第一类:集体、个人所有的，但因国际文物走私，非法文物买卖等而流失的文物，国家可依法剥夺其所有权，从而确认其国家所有权。第二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收藏的对其依法取得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所以对于集体、个人所有的，因国际间文化交往，而进行的合法的文物交换、馈赠、捐赠等，国家应当保护其集体、个人所有权，但可对其实施有效监管。此外，对一部分流失文物，也可采取一些变通条款:规定中国和文物所在国共有或中国委托文物所在国保有等，进而通过多种途径保护我国文化遗产。

(四)文物返还后的保管问题

对于国家、公益组织或者个人成功追回文物的保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立法精神进行确定。其中可以确认原属地的，应当送还原属地，由原属地专门机构进行保管;不能确认原属地或因其他原因原属地无法或者无力保管的，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以保护文物为原则，由当地文物管理机关首先出具意见，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根据具体情况，进而确定其保管地。例如，此次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在从境外成功追回后则移交由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笔者认为这种方式一方面利于文物的保管，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护当地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此外，在《流失文物追索法》中，我们也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对集体个人持有的文物上交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的规定，在不放弃流失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按照国际公约精神和惯例，适当考虑给予善意文物持有人以公正合理的补偿，鼓励和欢迎境外友好人士和机构，包括爱国华人华侨，捐赠、归还流失海外的文物，以促成更多的流失文物顺利回归祖国［9］。“近年港澳同胞、海外华人在流失文物的回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著名企业家何鸿燊出资购回圆明园兽首铜像并捐赠国家，英籍华裔陈俊将一件八国联军时流失的明代琉璃制品捐赠中国政府;美籍华人陈哲敬先生收藏的五件龙门石窟佛雕顺利回归中国;美籍华人范世兴、邓芳等十四位海外侨胞共同捐赠三十一件西汉珍贵文物。”

(五)建立全国性的文物追索机构

如前所述，制定《流失文物追索法》的原则之一就是专门机构追索原则，关于专门的追索机构的规定，主要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追索机构的性质。任何一个主体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都应具有特定的法律地位，明确其特定的权利、责任义务。而对于文物追索机构来说，它能否顺利开展工作，以及取得何种成效，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法律地位。在此笔者建议成立全国性的专门文物追索机构，将其纳入国家行政机关之列，隶属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专门负责文物追索方面的工作，并授予其独立的职权。并在针对流失文物的工作方面，赋予其独立的法律地位，允许其在特定情况下，例如跨国诉讼中可以代表国家利益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从而避免在诉讼中因为诉讼主体不适格问题而败诉的情形。2.机构人员组成。与其他工作不同，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重点在于追索文物，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即是文物的甄别、鉴定等专业技术性工作，这些工作往往专业性很强，须有专业队伍才可胜任。而考虑到在流失文物追索方面，也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特定文物的侦查、追踪，以及针对特定文物提起的诉讼，这就需要在组建专业队伍之外，也要考虑该机构与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问题，例如与外交、公安、海关部门的协调配合。3.机构的职能。由于文物追索工作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成立全国性专门性文物追索机构，应授权其主要负责以下工作:国内方面:(1)建立全国性失盗文物资料库，在世界范围内对各国博物馆、收藏机构等进行调查、核实，对我国流失文物资料情况归档整理，建立详细完备的资料库。在此，可以借鉴意大利里奥纳多•达•芬奇数据库的成功经验。(2)文物的甄别、鉴定，确保文物信息的准确性。(3)严格监管文化交易市场，禁止非法交易，并对非法流失文物进行密切追踪。(4)接待民间力量，广泛搜集流失文物信息，并防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国际方面:(1)作为诉讼主体，代表国家利益参与涉及文物提起的诉讼。(2)负责与国际组织的磋商合作，通过多种途径，促进文物的回归。例如国际刑警组织，2002年5月，埃及曾在它的支持下，从荷兰成功地索回了法老阿门三世的头像。本文所述唐贞顺皇后陵墓被盗文物得以成功从海外追回，也得益于国际刑警组织的支持和帮助。

外流范文篇8

一.我县教师外流状况

根据调查统计，我县从2000年开始出现教师外流现象，当时以平原一中、平原镇最为严重。从2000年到2003年，每年学期初、学年初都有教师外流，范围由县镇学校蔓延到农村中小学，全县11个乡镇、8处县直学校共19个单位，存在教师外流现象的有11个，占58%。截止到2003年9月，全县教师外流共计111人，占全县在岗专任教师总数的3.2%，其中流向县外的56人，流向县内各民办学校主要是平原师范初中部的55人，各占50%。仅一中和平原镇两个单位就有63人。在111名外流教师中，有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更多的是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从学历看，学士学位的9人，大学本科的34人，专科的68人，分别占8%、30.6%、61.2%；从职称看，高级教师31人，中级教师64人，分别占28%和58%；从年龄看，平均年龄31岁，最小的24岁，最大的42岁。自98年以来，我县共有4名省级教学能手，目前已流失2名，另有省、市、县级优秀教师18名，省市级教研课题承担者6人。

由此可见：（一）教师外流已经成为我县的普遍现象，出现时间早，发生频率高，涉及范围广。（二）外流教师普遍学历高、职称高，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丰富，正是在教学上出成果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支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队伍，是一笔教师优势资源。（三）相对而言，我县教师流入县外的不是很多，有一半的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入县内民办学校，仅流入平原师范初中部的就达41人，另外由乡镇流入县直学校或跳槽改行的也有一部分。

二.教师外流原因分析

（一）市场经济社会大环境使然。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要求社会中的人才资源在全社会广泛流动。人才资源的配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而人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也是在不断流动中实现的，人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不断流动，能够使人才在更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产生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说教师的流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让所有的教师长期固定在一个岗位上，一次分配，终身不变，已经不适合当前市场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

（二）教师的思想观念尤其是人生价值观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容易接受新事物，他们早已破除了“从一而终”的传统意识，改变了那种“当了中小学教师就终生不能改变”的思想，把流动、跳槽、改行当作一种时尚，合则留，不合则走，另谋高就，决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在这种情况下，再像从前那样要求教师爱岗敬业、以校为家，已经显得苍白无力；运用行政手段禁止、堵塞，也无济于事，县教育局于2003年初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管理的意见》，要求各单位“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事实上是门难以看好，人难以管好，要走的人不辞而别，想走的人留人留不住心。教师人生价值观的转变使教师外流成为必然。

（三）工资收入偏低，待遇较差。近几年来，我县教师工资、待遇逐步提高，2002年乡镇教师工资上收到县以后，教师工资发放有了保障，未再出现拖欠现象。但是，与经济发达地区教师和工资待遇较高的私立学校教师相比，我县教师特别是乡镇教师工资收入还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我县乡镇教师平均月工资500元，与平原师范初中部教师平均月工资1200元有700元的差距，与县外私立学校如德州跃华、临沂双月园等学校的教师工资收入差距更大，每月在1000元左右。而且在老师们看来，这种差距短时期内很难解决。收入低、待遇差，给教师的工作、生活等带来诸多困难。受经济利益驱动，一部分学历高、有能力的中青年教师，在私立学校优厚待遇的吸引下便离岗外流。

（四）工作环境不良，教师精神不愉快，心情不舒畅。某些学校在中青年教师培养这个关系教育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上，不是从学校长远发展考虑，而是搞论资排辈，搞亲亲疏疏，诸如评优选模、教师培训考核，特别是关系到教师切身利益的职务聘任等。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教师得到肯定，基本上是一个“媳妇熬婆”式的成长过程。由此导致教师工作环境不良，人际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精神不愉快，心情不舒畅，一些埋头苦干又有能力的青年教师对前途感到无望。与其苦熬苦等，不如一走了之。

三.教师外流对我县教育造成和将要造成的影响

教师外流对我县教育造成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影响将愈来愈严重。从调查中我们发现，对教师外流，学生、学生家长以及社会各界都有反映、有议论。学生们对自己喜爱的老师弃他们而去感到伤心，知道老师要走了，他们流下了眼泪，但学生们的泪水不能挽留决心离去的教师；学生家长对教师外流比较严重的学校多有不满，有的家长干脆把学生转到其他学校去了，我县初中、高中生在临沂双月园、德州跃华、武城二中、甚至济南、天津等地就读的不在少数，这种生源的流失不能说与教师外流无关；社会各界对教师外流一方面表示理解，一方面极力呼吁，在春节后召开的全县人大、政协“两会”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师外流及其给我县教育造成的影响给予格外关注，呼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教师外流现象，采取措施稳定整个教师队伍。

教师外流对我县教育造成和将要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教师队伍不稳定，人心思动。教师外流对整个教师队伍的思想形成了持久冲击，看到流入外校外地的同事工资收入翻了番，工作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在校“留守”教师心理十分不平衡，人心思动。有的教师遍览报刊杂志上外地招聘师资的广告，待时机成熟，便“孔雀东南飞”；有的教师在外流教师的宣传鼓动下，难于安心教学工作，“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无疑给原本就困难重重的教师队伍管理工作雪上加霜，学校管理者束手无策。

（二）严重影响了教学工作。由于外流教师绝大部分是一线中青年骨干教师，在教学岗位上，尤其是在英语、计算机、音体美等学科上，一个萝卜一个坑，有的甚至独挡一面，他们的外流严重影响了这些学科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有的学校课程无法开全、课时无法开满，有些学科在校教师工作严重超量，给教师身心健康和教学质量带来严重危害，校长在安排全校教学工作时捉襟见肘。很多学校不得已重新聘任已经提前离岗的老教师或已经辞退的代课教师，或者外聘其它学校的教师，这不但无法保证教学质量，而且要支付外聘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工资，又促使学校乱收费。

（三）教师队伍出现断层，整体素质下降。由于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外流，且呈现逐年蔓延上升趋势，加上教师离退休、自然减员、内部转岗、提前离岗等，更重要的是师资补充工作滞后缓慢，我县整个教师队伍出现大龄化、老龄化和断层现象，整体素质下降，结构矛盾突出。自2001年至2003年，全县师范类本、专科毕业生分配就业的仅95人，远远不抵同期教师减员（包括教师外流、离退休、自然死亡、提前离岗等）。初中生源高峰即将到来，而教师资源却无法满足需求，这种供需矛盾将日益加剧。

（四）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滑坡。由于以上种种影响，农村中小学甚至全县整个基础教育质量将走下坡路。目前，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徘徊不前、难以提高，有的学校教育质量呈下滑趋势，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教师外流现象不无关系。

另外，教师外流给我县教育造成的影响还有：（1）国办学校的生源流失，校际间的生源大战愈演愈烈，这种影响虽然是间接的，但也应引起高度重视；（2）教师流动的随意性和无序化，给学校和全县的人事管理带来了困难。

四.建议和对策

对教师外流现象，我们认为，从社会大环境看，它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教师自主流动，有利于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有利于发挥教师个人主观能动性，有利于全社会教师资源的优化组合。但是对我县教育发展而言，确实产生了釜底抽薪的后果，特别是中青年教师的流失对我县的人才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带来长期都无法挽回的损失。由于经济欠发达，我们这个地区不可能引进更多的人才，人才得靠我们自己去培养。人才资源是强国之策，教师人才资源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和根本保障。所以，我们建议，一方面鼓励教师合理有序流动，另一方面强化教师队伍管理、稳定教师队伍，疏堵结合，逐步建立起一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师流动机制，形成教师流动新秩序，同时加大措施做好师资补充工作。

（一）进一步强化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各单位要着力提倡对教师的爱岗敬业教育，教育我们的教师自觉增强大局意识和为振兴家乡而艰苦奋斗、以身立教的使命感、责任感，务必使老师们充分认识到，目前我县还比较落后，孩子们渴望学习知识、脱贫致富，正是需要每位教师贡献力量、添砖加瓦的时候，没有理由只为追求那点经济利益或为了一己的人生幸福而舍弃自己的学生，降低自己的师德，远走异乡。有的单位没有教师外流现象，老师们人心稳、干劲足，教育教学质量一年一个新台阶，就在于这些单位在教师队伍管理上，坚持爱岗敬业职业道德教育常抓不懈。除此之外，还要使老师们认识到，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大有作为，只要有理想、有能力，农村更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更能实现人生价值。

（二）要真正做到用待遇留人。各单位、各学校要很好地研究制定并认真落实留住人才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在分配制度改革上，在目前我县教师工资水平还不高的现实情况下，要真正打破大锅饭，加大奖励工资的比例，对教师定岗、定责、定报酬，绩酬挂钩，优绩优酬，将福利待遇向教学一线骨干教师倾斜，用较高的待遇留住教师优势资源。同时要经常关心教师生活，在教师病灾、红白事、住房条件改善、子女入托就学就业等方面，要不断满足教师的合理需要，做到用感情留人。

（三）落实好县教育局文件规定，依法规范教师流动。教师以“停薪留职”形式流动，必须经所在单位同意，教育行政部门审查批准方可进行；对第一学历为大学本科和获得市级以上优秀教师、教学能手的教师以及参加过市级以上培训的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省市级实验课题承担人，限制流动；对拒不执行规定擅自离岗的教师，坚决予以除名，对发生教师擅自外流现象的学校负责人，要严肃处理。

（四）加强校长队伍建设，消除教师管理工作上的腐败现象，为教师创造宽松民主的工作环境。一个处处体现公平、公正、民主、竞争原则的德才兼备的好校长，能够使老师们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工作带劲，不正之风难以兴风作浪，老师们人心稳定、人心思干，比学赶帮超，有利于控制教师外流，形成合理有序的流动秩序。

外流范文篇9

一、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现状

1、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数量估计。境外流通的人民币主要来源于边境小额贸易、旅游贸易中的现金支付。由于在统计上存在困难，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准确数字无从知晓，不同的人得出的数据差异较大。

（1）姜波克教授1994年对1993-2003年10年期间的人民币输出数量进行了估计，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到2003年，人民币累计输出总额应达到2000亿元。

（2）其它有关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数据主要是国家外汇管理局、人民银行各沿边分局（分行）的零散研究报告。①外汇管理局西双版纳中心支局的唐东宁等（2002）认为：人民币在缅甸有“小美元”之称，当作硬通货使用，流通范围较广，老挝东北三省人民币完全可以替本代币在境内流通，最远深入到老挝首都万象一带；而在中缅边贸及旅游活动中，缅甸禅邦重镇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币多达几亿，以至于缅甸本国货币几乎不作为流通及结算媒介。据保守估计，目前境外流通存量高达10亿。②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调统处（1999）对新疆边境贸易和人民币境外流通进行了调查，指出新疆有8个地州分别与蒙古、俄罗、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接壤。1996—1998年在哈萨克斯坦流通（或滞留）的人民币约为645、1082和604万元。同期在吉尔吉斯斯坦流通（或滞留）的人民币约为540、557和570万元；在巴基斯坦为90、130和160万元；蒙古国是新疆周边国家中人民币流通量最大的国家，人民币现金交易量占双边全部交易量的1／3强，其流通量占蒙古全国货币流通的50％。以蒙古巴颜省为例，人民币流通量就在3000万-5000万之间。人民币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和乌孜别克斯坦等国的流通量不多。

（3）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李永和、朱健伟（1999）对云南省边贸地区人民币流出人情况进行了分析。据人行德宏州中心支行调查估算，1998年沉淀在缅甸的人民币数量约在3000万元以上；人行思茅地区中心支行调查反映，与该地区边境4个县相连的国外地区有5—8亿元左右的人民币在流通。

（4）人民银行西双版纳中心支行的郑宁华（1999）对人民币在与西双版纳接壤的国家流通及其对西双版纳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西双版纳边境贸易主要有三种结算手段，一是人民币现金结算，占60％；二是易货贸易，占30％；三是出口收汇，占不足10％。

（5）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在目前人民币还不能合法地在香港流通，其流通量的准确数字难于得到，得到的仅仅是一个估计值。据统计，在1996年到2001年之间，香港接待了中国内地1890万游客，如果这些游客仅仅将6000元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则目前香港市场上就应当至少有570亿元人民币。瑞银华宝公司作了一个测算，假定2002年内地游客增长50％，随后假定每年增长15％，如果内地游客将6000元中的3000元花在香港，香港市场上在2005年的人民币规模会达到1570亿元；如果内地游客将6000元全部花在香港，则2005年香港市场上的人民币会达到3130亿元的规模（巴曙松，2002）。

2、人民币流出的主要渠道：（1）边境贸易，主要是通过边境小额贸易和边民互市贸易流出；（2）出境旅游支付人民币，其中量较大的有旅行社以人民币支付境外团费；（3）通过劳务输出、境内居民因私出境、境外投资等渠道流出；（4）非正常渠道流出也是人民币流出境外的重要渠道，主要包括走私、交易、地摊银行等。

3、人民币流入的主要渠道：通过边贸进出口顺差流回境内；通过银行信用渠道流回境内。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类是境外居民直接在我口岸金融机构存入人民币，另一类是外方银行吸收境外存款后，以普通商人的身份将境外吸收的存款转存我境内银行；境外居民（含机构）以人民币在境内投资；通过境外居民探亲、旅游等渠道流入。

4、人民币流出入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风险较小，使之在云南周边国家和地区享有“第二美元”的美誉，成为主要的边贸结算货币；二是周边国家外汇储备匮乏，外币结算困难，有的还对外汇实行严格管制，为保障经贸活动的开展，并确保资金安全，就只有选择人民币结算；三是双边贸易、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人民币大量流出、流入成为必然；四是双边银行不通汇路，加大了外币结算难度，而人民币结算尤其是现钞结算快捷、方便。

二、人民币境外流通变化特点

1.从流通区域看，人民币流通范围越来越广。早期的人民币流通仅限于口岸和边贸互市点，如今则在外方境内较广泛使用。据人行文山州中心支行调查，人民币可在越南北部流通；人行西双版纳中心支行反映，在老挝对中国开放的北部三省，无论是省会还是偏僻村寨都可流通人民币。近年来，由于中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以及外方政府对人民币在其境内流通作出一定限制，人民币境外流通受到影响。

2.从使用频率看，因边贸结算汇路不通，而人民币在双边交易中的优点是稳定、方便和快捷，愿意使用人民币的人越来越多，人民币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3.从流通量看，则有逐步缩小之势。主要原因：一是人民币信誉较高，外方边民乐于存储银行；二是我方贸易顺差较大，人民币大量回流；三是近年来边境双方开始互设人民币结算账户，并逐步提供其他结算方式，现金交易有所减少；四是随着边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一些大宗贸易实行美元计价结算，并可享受出口退税政策，加之美元坚挺，贸易结算有从以人民币为主向以美元为主转变的趋势。

三、人民币境外流通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境外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币已经国际化了，但是人民币境外流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有重要影响的。简单说来，人民币境外流通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如若人民币仅在中国范围内流通，谈何国际化；另一方面，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最终必然导致人民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世界货币。我国货币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在国际上执行计价、支付和储藏等功能。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主要为铸币税（seigniorage），使本国货币成为世界货币进而成为储备货币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可以要求其他国家接受本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从而把这种逆差作为对世界贸易进行融资的必要手段。储备货币国创造新货币金额的成本与利用这种货币余额所能获得的实际资源之间的差额叫作“铸币利差”，也就是所谓的铸币税。由于储备货币被当作世界货币来使用，因此铸币利差是对储备货币的一种自然增长的财政报酬。美联储认为，在美国国外流通的3000亿美元就像是提供给美国政府的一笔无息贷款。外国生产商品已经接受了美元，为的是换取实际的商品和服务。只要海外有美元流通，美国就不必为获得其它商品或服务偿还美元，而且这也不会增加美国国内的货币供应或助长通货膨胀。美联储估计，美国每年因此可节约150亿至200亿美元的费用。否则，纳税人将必须替政府支付3000亿美元贷款的利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尤其依赖于资金财富，[来

因此，一旦实现了人民币国际化，不仅可以减少我国因使用外币引起的财富流失，而且将为我国利用资金开辟一条新的渠道。根据钟伟博士的测算，如果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能够在较长的时段内保持稳定，并且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那么到2010年人民币区域化带来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可能为152.8亿美元，到2015年约为224.6亿美元，到2020年约为300.2亿美元，因此，中国将因人民币的国际化获得的年均铸币税收入至少可稳定在25亿美元左右，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前景。但麦克尔等人认为铸币收益并不大，且一国货币成为国家货币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

人民币区域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将促进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事实上，近些年来，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中，人民币已经被普遍作为支付和结算的硬通货，人民币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可以自由地兑换。在香港、澳门、泰国、越南、缅甸、朝鲜、蒙古、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可以全境或局部通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还将人民币作为一种储藏手段加以保存，而一些国家甚至官方正式承认和公开宣布人民币为自由兑换货币，并逐日公布人民币与本币的比价。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人民币已经成为一种区域性的国际货币。可以预计，随着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国际贸易和经济往来的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接受人民币在境内流通的行列；同时，由于贸易依存度的加深，这些国家对人民币的储备需求也将进一步增强，因此，人民币区域性国际化的范围必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地位也将日益稳固，而这些都将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世界货币。

四、人民币境外流通对经济的影响

1、对贸易的影响。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产生于边境贸易，边境贸易的扩大使人民币境外流通增加，反过来，人民币境外流通增加会更进一步加快边境贸易的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对进出口商来说，汇率风险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规避它的最好办法是用本币计价、结算。这样做，一方面能使我国进出口商免去了对外汇收支进行套期保值的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能够便于我国出口商对国外进口商提供本币的出口信贷，从而进一步提升出口竞争力。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以及贸易收支的顺差，人民币必然趋向升值，因而国外出口商也乐于以该币计价、结算。因此，随着我国外贸的拓展，占全球贸易比重的上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接受性将不断增强。

我国周边国家大多是资源较为丰富而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其外汇储备短缺现象较为普遍。从进出口商品种类上看，进口大都属资源类商品，如木材、矿产、农副产品等；出口则以中低档工业加工晶为主，主要有针纺织品、大小百货、五金交电、小型农用机械、汽车等。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总额1999年为126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180亿美元，增速较快。1999年的逆差约为10亿美元，2000年的逆差约为20亿美元。如果用人民币计价结算，一方面有利于周边国家在外汇短缺的情况下从我国进口，节约外汇资源；另一方面，我国可以通过输出人民币以进口实际资源。如果人民币境外流通量足够大，周边国家手中持有的人民币不会立即形成对我国商品的需求。这就相当于周边为我国提供一笔无息贷款。因此，人民币境外流通的扩大，会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增加。上述分析的仅仅是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对外贸易，事实上我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规模大得多。2001年，中国大陆与亚洲其它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为：中国香港1576.28亿美元；日本883.37亿美元；韩国319.71亿美元冲国台湾106.47亿美元；印尼40.43亿美元；马来西亚76.23亿美元；菲律宾17.46亿美元；新加坡125.28亿美元；泰国65.78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境外流通范围和流通量扩大的话，将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

2、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货币政策调整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要加以考虑，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地位的迅猛变化。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实力的明显增强，人民币正在周边小范围地区逐渐变成一个强势货币。换句话说，以前不管投放多少基础货币，它只是在我国境内流通。但现在的情况不同，它有相当一块在境外流通，这使得有部分货币投放以后，对国内物价却不发生任何作用。虽然还没有很准确的数据，但这种现象的发生大家有目共睹，在香港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人民币实际上在当美元使用，成为地地道道的硬通货。大量的人民币流出境外，一旦时机成熟，大量人民币涌回国内将影响正常的货币流通和币值稳定。境外的人民币大量涌入，将会对通货膨胀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3、对资本项目管制的影响。我国的资金会很容易转移到周边国家，再从周边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可以逃避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

五、相关措施

1、从对外贸易的角度看：（1）允许边境地区各外汇指定银行在适当的时候，开展出口信用证融资业务。此举将有利于解决边境地区出口公司短期流动资金的缺口，有利于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2）鼓励各商业银行跨境设点，经营人民币存贷业务。（3）明确边贸进出口核销的含义和目的。边贸进出口不论以何种货币结算都是居民和非居民之间的经济交易，属于国际收支范畴，因此，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出口业务应当实现核销。（4）鼓励国内厂商在对外贸易时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核算。

2、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

外流范文篇10

1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形成了农村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这种分散式的农业产业模式弊端开始显现，而大量的农民工外出打工后，农村大量的土地开始流转，农业生产由分散化向集约化、规模化发展，农村的种田能手可以将闲置的大量土地租借过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管理，大大提高了农村土地的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民素质的提高农村劳动力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农民进城后身份发生了转变，由农民变化为产业工人，为了适应工作岗位需要，农民工需要进行培训，学习工作需要的技能，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自身素质不断提高，而且在大城市中，潜移默化中他们的眼界不断开阔，了解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些都是宝贵的财富和资源。这些农民工日后返乡后，不仅将打工所得收入带回家，还有先进的理念以及有价值的咨询和信息，一些佼佼者还在农村进行创业，带动大量的农民一起致富，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2农村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经济的消极影响

2.1降低了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率农村劳动力外出后，部分土地实现了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同时也有大量的土地被搁荒。农村外出的劳动力大多是有知识、有文化、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又以男性为主，留在农村的大多是妇女、小孩和老人以及一些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者，这部分人群缺乏劳动能力和种田积极性，大多采用传统的粗放式种植方式，土地生产效率低下，农田单产难以提高，很多中低良田改造工程被搁置，有的地方因为劳动力大量外流，耕地抛荒面积己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对农业生产带来釜底抽薪的影响。

2.2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困难当前，由于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不高，使得现代化科技不适用于农户的小规模经营。随着外出农民的日益增多，留守农民大多是老人和妇女，思想保守，为政府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带来了难题，一些农村即使完全免费，农民也不愿意应用新的农业技术，一些农民表示自己年纪大了，收入靠孩子们外出打工，自己种点地够口粮就可以了，没有积极性去参与技术推广，抱有这种心态的农民不在少数，导致现代农业无法进行很好的推广。

2.3农村第三产业萎缩尽管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增加，会增加生活消费，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但是在很多农村，第三产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农村个体工商业的萎缩。过去，在农村经营小商店、理发店以及修理部的农民被认为是农村经济的带头人，对于解决农民生活生产需要，带到农村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大量农民外出打工，一些本来打算在农村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也开始去大城市发展，而且随着大量人口的外流，农村个体工商业的需求市场也开始萎缩，直接导致了大量个体工商户的倒闭，很多农村甚至一个理发店和电器维修店都没有。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