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率范文10篇

通胀率范文篇1

摘要：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今后我国可考虑逐步建立起以通胀率为核心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并在直接盯住通胀率的同时，将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长、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有利于公众理解并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也能更富灵活性。

不过，与往年不同，今年央行的工作会议并未对外公布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未对信贷规模目标提出具体要求，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与新增信贷规模正在逐步淡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的通胀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央行工作会议为此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金融宏观调控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指为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而选定的便于调控，具有传导性的金融变量。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应当具备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和适应性。

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迄今已历时15年。但是最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了年初设定的调控目标。央行十多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也证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在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与最终目标关联度上与当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先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测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创新，资产流动性提高，货币和金融工具的替代性空前加大，不仅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难以区分，而且交易账户与投资账户、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界限日益模糊，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困难与复杂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市场弹性的增加，必然要求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长，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也使得货币供应量的测定变得更加困难。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测性，遂在金融改革深化和创新的过程中逐步降低。

再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自从1996年我国开始把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0和M2作为观测目标以来，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几乎就没有实现过。仅以最近几年为例，央行年初制订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一再被突破，政策调控目标无形之中形同虚设。比如，央行制定的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目标为16%，2009年M2的控制目标预期增长17%左右，2010年M2的控制目标为预期增长17%左右。但是，2008年M2的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1.8个百分点（多增7221亿元），2009年M2的实际值比目标值更是高达10.7个百分点（多增5.4万亿元），2010年M2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2.7个百分点（全年多增约1.2万亿元），三年累积连续多增约7.3万亿元。如此巨大幅度的偏差，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很低，政策调控效果很不理想。换句话说，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目标已不再有效并失去了应有的政策意义。

上述变化和差异，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怀疑与思考。多年的经济实践表明，随着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物价稳定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在下降。而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时，货币供应量目标已经不再有效并渐渐失去意义，既然货币供应量已不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笔者认为，此时就应当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及时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通胀率范文篇2

摘要：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今后我国可考虑逐步建立起以通胀率为核心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并在直接盯住通胀率的同时，将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长、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有利于公众理解并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也能更富灵活性。

不过，与往年不同，今年央行的工作会议并未对外公布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未对信贷规模目标提出具体要求，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与新增信贷规模正在逐步淡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的通胀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央行工作会议为此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金融宏观调控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指为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而选定的便于调控，具有传导性的金融变量。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应当具备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和适应性。

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迄今已历时15年。但是最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了年初设定的调控目标。央行十多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也证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在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与最终目标关联度上与当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先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测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创新，资产流动性提高，货币和金融工具的替代性空前加大，不仅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难以区分，而且交易账户与投资账户、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界限日益模糊，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困难与复杂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市场弹性的增加，必然要求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长，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也使得货币供应量的测定变得更加困难。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测性，遂在金融改革深化和创新的过程中逐步降低。

再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自从1996年我国开始把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0和M2作为观测目标以来，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几乎就没有实现过。仅以最近几年为例，央行年初制订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一再被突破，政策调控目标无形之中形同虚设。比如，央行制定的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目标为16%，2009年M2的控制目标预期增长17%左右，2010年M2的控制目标为预期增长17%左右。但是，2008年M2的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1.8个百分点（多增7221亿元），2009年M2的实际值比目标值更是高达10.7个百分点（多增5.4万亿元），2010年M2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2.7个百分点（全年多增约1.2万亿元），三年累积连续多增约7.3万亿元。如此巨大幅度的偏差，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很低，政策调控效果很不理想。换句话说，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目标已不再有效并失去了应有的政策意义。

上述变化和差异，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怀疑与思考。多年的经济实践表明，随着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物价稳定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在下降。而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时，货币供应量目标已经不再有效并渐渐失去意义，既然货币供应量已不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笔者认为，此时就应当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及时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通胀率范文篇3

摘要：结合主要发达国家的实践，今后我国可考虑逐步建立起以通胀率为核心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并在直接盯住通胀率的同时，将货币供应量、贷款增长、利率、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经济景气指数等其他重要经济变量作为监测指标。这有利于公众理解并形成稳定合理的预期，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也能更富灵活性。

不过，与往年不同，今年央行的工作会议并未对外公布2011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未对信贷规模目标提出具体要求，这也就意味着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与新增信贷规模正在逐步淡出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今年的通胀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央行工作会议为此把稳定物价总水平放在金融宏观调控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指为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而选定的便于调控，具有传导性的金融变量。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应当具备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和适应性。

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迄今已历时15年。但是最近几年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了年初设定的调控目标。央行十多年来调控货币供应量的实践也证明，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指标，在可测性、可控性、相关性与最终目标关联度上与当初的期望值相去甚远。

先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测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和创新，资产流动性提高，货币和金融工具的替代性空前加大，不仅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难以区分，而且交易账户与投资账户、广义货币与狭义货币、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界限日益模糊，货币的定义与计量日益困难与复杂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市场弹性的增加，必然要求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长，而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也使得货币供应量的测定变得更加困难。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测性，遂在金融改革深化和创新的过程中逐步降低。

再看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自从1996年我国开始把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M0和M2作为观测目标以来，货币供应量的目标值几乎就没有实现过。仅以最近几年为例，央行年初制订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一再被突破，政策调控目标无形之中形同虚设。比如，央行制定的2008年货币供应量M2增长目标为16%，2009年M2的控制目标预期增长17%左右，2010年M2的控制目标为预期增长17%左右。但是，2008年M2的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1.8个百分点（多增7221亿元），2009年M2的实际值比目标值更是高达10.7个百分点（多增5.4万亿元），2010年M2实际值比目标值高出2.7个百分点（全年多增约1.2万亿元），三年累积连续多增约7.3万亿元。如此巨大幅度的偏差，说明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可控性很低，政策调控效果很不理想。换句话说，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目标已不再有效并失去了应有的政策意义。

上述变化和差异，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怀疑与思考。多年的经济实践表明，随着金融深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与物价稳定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在下降。而当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时，货币供应量目标已经不再有效并渐渐失去意义，既然货币供应量已不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笔者认为，此时就应当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及时建立起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通胀率范文篇4

摘要：改变以CPI作为单一的通胀目标，提高对广义价格指标通胀率（如GDP平减指数通胀率）的决策信息度，是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维护经济与金融双重稳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虽然CPI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CPI的动态走势并不足以成为警示经济系统性、结构性风险的有效通胀指标。

公众以及众多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我国CPI中各项权重不合理，造成CPI不能客观地反映国内物价变动情况，使得通货膨胀水平的度量失真。特别是CPI八大类组成中，食品权重被认为过高，而居住类的权重过低。对于居住类的权重问题，有学者认为房地产价格应该纳入CPI。人们还认为在居民生活中教育、医疗费用等权重也过低。最近一段时期，甚至有人声称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可能被人为低估了7%。近年来，中国CPI组成成分的权重问题备受关注，而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工作也经常因为权重问题而受到质疑和责备。

但是笔者认为，在不做调查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对中国官方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进行批评和质疑，是不妥当的。特别是经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评论更需要有理有据，否则对公众形成误导而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笔者研究发现，从现实情况看，我国CPI子成分的权重确实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应的子成分权重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以美国为例，中美两国CPI子成分中，食品、烟酒及用品以及居住这三大类的权重形成鲜明的反差。美国的食品与烟酒及用品大类的权重合计只有15%，而中国则为38.3%；相反，美国居住类权重为42.7%，而我国只有15%。

但是，这样的差异是否就暗示着大幅调整CPI编制的权重就可以解决CPI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低估问题呢？为了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笔者曾依据美国的权重标准重新核算了我国自2001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的CPI通胀率，并与我国CPI通胀率的原始数据的动态运行轨迹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根据美国CPI各大类权重对我国CPI进行重新核算之后，新的CPI时序轨迹与原始数据基本完全一致。虽然在个别年份新核算的CPI序列略高（如2006年）或略低于（如2008年）原始数据，但高低幅度一般不超过1%。

通胀率范文篇5

摘要：改变以CPI作为单一的通胀目标，提高对广义价格指标通胀率（如GDP平减指数通胀率）的决策信息度，是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维护经济与金融双重稳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虽然CPI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CPI的动态走势并不足以成为警示经济系统性、结构性风险的有效通胀指标。

公众以及众多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我国CPI中各项权重不合理，造成CPI不能客观地反映国内物价变动情况，使得通货膨胀水平的度量失真。特别是CPI八大类组成中，食品权重被认为过高，而居住类的权重过低。对于居住类的权重问题，有学者认为房地产价格应该纳入CPI。人们还认为在居民生活中教育、医疗费用等权重也过低。最近一段时期，甚至有人声称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可能被人为低估了7%。近年来，中国CPI组成成分的权重问题备受关注，而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工作也经常因为权重问题而受到质疑和责备。

但是笔者认为，在不做调查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对中国官方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进行批评和质疑，是不妥当的。特别是经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评论更需要有理有据，否则对公众形成误导而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笔者研究发现，从现实情况看，我国CPI子成分的权重确实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应的子成分权重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以美国为例，中美两国CPI子成分中，食品、烟酒及用品以及居住这三大类的权重形成鲜明的反差。美国的食品与烟酒及用品大类的权重合计只有15%，而中国则为38.3%；相反，美国居住类权重为42.7%，而我国只有15%。

但是，这样的差异是否就暗示着大幅调整CPI编制的权重就可以解决CPI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低估问题呢？为了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笔者曾依据美国的权重标准重新核算了我国自2001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的CPI通胀率，并与我国CPI通胀率的原始数据的动态运行轨迹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根据美国CPI各大类权重对我国CPI进行重新核算之后，新的CPI时序轨迹与原始数据基本完全一致。虽然在个别年份新核算的CPI序列略高（如2006年）或略低于（如2008年）原始数据，但高低幅度一般不超过1%。

通胀率范文篇6

摘要：改变以CPI作为单一的通胀目标，提高对广义价格指标通胀率（如GDP平减指数通胀率）的决策信息度，是当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效维护经济与金融双重稳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虽然CPI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CPI的动态走势并不足以成为警示经济系统性、结构性风险的有效通胀指标。

公众以及众多专家学者都普遍认为，我国CPI中各项权重不合理，造成CPI不能客观地反映国内物价变动情况，使得通货膨胀水平的度量失真。特别是CPI八大类组成中，食品权重被认为过高，而居住类的权重过低。对于居住类的权重问题，有学者认为房地产价格应该纳入CPI。人们还认为在居民生活中教育、医疗费用等权重也过低。最近一段时期，甚至有人声称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可能被人为低估了7%。近年来，中国CPI组成成分的权重问题备受关注，而国家统计局对CPI的统计工作也经常因为权重问题而受到质疑和责备。

但是笔者认为，在不做调查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情况下，对中国官方统计工作和统计数据进行批评和质疑，是不妥当的。特别是经济学者，对相关问题的评论更需要有理有据，否则对公众形成误导而造成的社会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笔者研究发现，从现实情况看，我国CPI子成分的权重确实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应的子成分权重存在较大的差别。例如，以美国为例，中美两国CPI子成分中，食品、烟酒及用品以及居住这三大类的权重形成鲜明的反差。美国的食品与烟酒及用品大类的权重合计只有15%，而中国则为38.3%；相反，美国居住类权重为42.7%，而我国只有15%。

但是，这样的差异是否就暗示着大幅调整CPI编制的权重就可以解决CPI对通货膨胀水平的低估问题呢？为了明确回答这一问题，笔者曾依据美国的权重标准重新核算了我国自2001年1月至2010年6月期间的CPI通胀率，并与我国CPI通胀率的原始数据的动态运行轨迹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根据美国CPI各大类权重对我国CPI进行重新核算之后，新的CPI时序轨迹与原始数据基本完全一致。虽然在个别年份新核算的CPI序列略高（如2006年）或略低于（如2008年）原始数据，但高低幅度一般不超过1%。

通胀率范文篇7

反应模型这一双边约束条件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是以非线性损失指数函数为基础，以总供给以及总需求为约束条件，将总供给函数视作凸函数，并在线性指数偏好的前提下，增加两项指数参数：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可对货币政策的惰性行为以及非线性特征进行同时捕捉。若将t视作时期，T视作样本观测数量，那么t=1,2,3，T；在t时期中，设其目标通胀率为P*，通货膨胀率为Pt，货币政策偏好为Lt，则通胀缺口为（Pt-P*）。同样设产出缺口为yt，均衡利率为：，it为名义利率，并设在利率上施加的相对权重为：，产出缺口上施加的相对权重为：，yt与（Pt-P*）的指数项参数分别为整数参数：βy与βp，分别决定着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非对称与惰性属性；此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非对称幅度与斜率分别由变量即αy与变量即αp的指数决定。那么政策偏好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描述为下式：在对参数施加相应约束的基础上，式中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可退化成如下较为简单的损失函数形式：（1）当βy与βp皆为1时，则退化成非对称线性指数损失函数；（2）当βy与βp皆为1，且αy与αp→0时，式中损失函数则是一个二次损失函数。无惰性区域、通胀缺口与产出缺口对称是该二次损失函数的特点；（3）当参数βy或者参数βp取整数且大于1时，式中损失函数具有惰性属性。由于产出与通胀在此惰性区域范围内的边际损失是0，所以当产出或者通胀在该惰性范围内时，政府无需采取对产出或价格调控的货币政策；（4）当βy或者βp取偶数且大于1时，式中损失函数对产出以及通胀的反应为对称的；（5）当βy或者βp取奇数且大于1时，式中损失函数对产出以及通胀的反应为非对称的。此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对通货膨胀与产出所反应出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参数情况下，其相应的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属性不尽相同：当参数αp→0且βp取1时，损失函数表现出对称性且无惰性区域；当βp取1时，则呈现出非对称性，也无惰性区域；当βp取2时，呈现出对称性且存在惰性区域；当βp取3时，呈现出非对称性，也存在着惰性区域。若设预期算子为1，实际利率的反应系数为γ，独立同分布的需求冲击为，在给定信息的条件下，t期对（t+1）期的预期产出表示为：Etyt+1，那么，总需求函数则可表示为式：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EtPt+1,测度通货膨胀率对产出缺口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分别为：，独立同分布的总供给冲击为,以新凯恩斯总供给函数的形式表示总供给函数为式：若假设在每一时期的利率初选择时，货币当局没有将货币冲击考虑在内，那么在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约束条件下，货币当局在名义利率的选择时，则会采用最小化线性指数损失函数的方式进行，表示为式：，其中，表示为贴现因子，对求解，可得出最优利率为，表示为式：将上式视作货币政策规则，为产出缺口的权重，为通胀缺口的权重，且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两者的权重接呈现出实变的特性，则有：则，。从上式可看出，最优利率对通胀缺口以及产出缺口的调整的属性是一致的。但当参数取值不同时，利率在进行通胀缺口的调整时，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具体如下：1）当参数βp取1时，表现为非对称特性；2）当参数βp取2时，存在着惰性区域，且是对称特的；3）当参数βp取3时，存在着惰性区域，但表现为非对称性。进行货币政策的估计时，可选取（βy，βp）的不同的整数值进行组合的方式进行，但由于式中只有两个变量，却存在着四个未知的参数，不能对参数进行有效地识别，因此，本文选择用来对利率平滑调整的过程进行描述。其中，利率平滑参数为p。在给定信息条件下，vy与vp分别为货币当局在（t-1）期的预测误差，复合误差为vt，同时也是vyt与vpt的线性组合，则有：相较于泰勒规则而言，构建的货币政策模型，是以添加指数项参数于损失函数中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之中的方式，进而获取利率规则，也即是货币政策规则。运用这一规则，既能够对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的惰性行为以及非对称反应等进行识别与检验。

二、货币政策非线性与惰性区域检验及结果

（一）货币政策非线性与惰性区域检验

在完成货币政策反应模型的构建之后，要对其进行估计，其首要步骤即是利率变量（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优选，从而对产出缺口以及通胀缺口进行测度。第一，利率变量的选择。就利率市场化国家而言，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主要采取设置短期名义利率的方式加以调控。经研究表明，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不仅具有较高的交易比例，同时还具有平稳的利率的走势，此外，资金的真实价格还能够通过拆借利率体现出来，因此，本文将名义利率的变量设定为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第二，目标通胀率与通胀缺口的选取。GDP平减指数、生产者价格指数以及消费价格指数是衡量通胀的主要指标。其中，消费价格指数的实践性较强，是与居民关系最为紧密的综合指数，因此，本文将通胀的变量设定为消费价格指数，通胀缺口通过季度通胀率与目标通胀率相减而得到。第三，潜在产出与产出缺口的选取。本文在进行潜在产出的估计时，选用H-P滤波方法，且运用实际产出数据与H-P滤波方法，得出产出缺口。

（二）结果

通胀率范文篇8

[关键词]购买力平价人民币汇率偏离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回顾及对汇率决定因素的描述

绝对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含义是：一种货币同另外—种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两种货币在各自国内购买力之比决定的。当本国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汇率水平上升,本币购买力下降,本币贬值；当本国价格水平相对下降时,汇率水平下降,本币的购买力上升,本币升值。

相对购买力平价表述了汇率与通货膨胀率间的关系: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对外价值,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地调整。

影响汇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来讲这些因素可分三大类:一是基本经济因素。二是政治因素。三是汇市的“人气”状况。对过去信息的分析,以及对将来行情的预期,都会影响汇率的走势。

二、人民币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比较

1.人民币汇率与绝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

最早对中国经济实力进行购买力平价分析的是美国的克拉维斯教授。他估计1975年中国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0.46人民币。中国学者首先系统研究此问题的是任若恩教授。他估计1991年中国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1.13元人民币。易纲和范敏估计的1995年中国购买力平价1美元等于4.2人民币。可以看出,绝对购买力平价对汇率的预测往往与实际汇率偏差较大。

虽然各种测算结果都不一致,但一个共同之处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存在被低估的情况,因此汇率应升值。这也是目前国内外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学者所持理论依据之一。不过,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如此之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按照所得到的PPP数值对汇率进行如此大幅度的调整,是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2.人民币汇率与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含义是,汇率的升值与贬值是由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决定的。以中美两国为例,若中国通货膨胀率超过美国,则人民币将贬值,反之人民币将升值。根据易纲、范敏的研究,从1980年～1996年17年中,除了1980年～1984年,1990年～1991年间美国的通胀率高于中国通胀率外,其余年份里中国通胀率均高于美国。当美国通胀率高于中国通胀率时,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如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言而升值,反而贬值了。而在人民币升值的年份,中国通胀率却高于美国通胀率。由此可知,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是背离的,中美两国通胀率的变化与汇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三、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离的原因

1.购买力平价理论前提难以满足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是一价定律,其隐含的假设条件是:没有交易成本,没有贸易壁垒,商品是同质的,市场信息是完全的等等。理想状态很难在现实中得以满足,所以作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基础的一价定律较难成立。2.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差程度的大小与一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中美之间的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是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偏好也显著不同。因此,存在较大的偏差也是自然的了。另外，由于往往贸易商品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快于非贸易部门,高生产力水平的国家的贸易商品价格就相对低生产力水平的国家要低。这样,若两国生产力差距越大,根据全部商品与劳务价格之比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和主要反映贸易商品价格之比的汇率,其偏差就越大。

3.汇率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1979年起,人民币名义汇率不断上升,人民币呈现明显的(名义)贬值趋势。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扭曲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物价指数变动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通货膨胀率低于美国的时期,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没有升值。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际上是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人民币汇率更偏离购买力平价水平。另外，滞后的政策调整也使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物价产生背离,货币的贬值经常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之后。

除了以上原因外，物价指数的选择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购买力平价。商品分类上的主观性、基期的选择等也会使购买力平价产生扭曲。

四、结论

通胀率范文篇9

[关键词]购买力平价人民币汇率偏离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回顾及对汇率决定因素的描述

绝对购买力平价的基本含义是：一种货币同另外—种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两种货币在各自国内购买力之比决定的。当本国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汇率水平上升,本币购买力下降,本币贬值；当本国价格水平相对下降时,汇率水平下降,本币的购买力上升,本币升值。

相对购买力平价表述了汇率与通货膨胀率间的关系: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对外价值,两国货币的汇率水平根据两国通胀率的差异而进行相应地调整。

影响汇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大致来讲这些因素可分三大类:一是基本经济因素。二是政治因素。三是汇市的“人气”状况。对过去信息的分析,以及对将来行情的预期,都会影响汇率的走势。

二、人民币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汇率的比较

1.人民币汇率与绝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

最早对中国经济实力进行购买力平价分析的是美国的克拉维斯教授。他估计1975年中国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0.46人民币。中国学者首先系统研究此问题的是任若恩教授。他估计1991年中国购买力平价为1美元等于1.13元人民币。易纲和范敏估计的1995年中国购买力平价1美元等于4.2人民币。可以看出,绝对购买力平价对汇率的预测往往与实际汇率偏差较大。

虽然各种测算结果都不一致,但一个共同之处是: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人民币存在被低估的情况,因此汇率应升值。这也是目前国内外主张人民币升值的学者所持理论依据之一。不过,人民币是否被低估如此之多,我们是不是应该完全按照所得到的PPP数值对汇率进行如此大幅度的调整,是个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2.人民币汇率与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含义是,汇率的升值与贬值是由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决定的。以中美两国为例,若中国通货膨胀率超过美国,则人民币将贬值,反之人民币将升值。根据易纲、范敏的研究,从1980年～1996年17年中,除了1980年～1984年,1990年～1991年间美国的通胀率高于中国通胀率外,其余年份里中国通胀率均高于美国。当美国通胀率高于中国通胀率时,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如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言而升值,反而贬值了。而在人民币升值的年份,中国通胀率却高于美国通胀率。由此可知,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是背离的,中美两国通胀率的变化与汇率变化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三、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离的原因

1.购买力平价理论前提难以满足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基础是一价定律,其隐含的假设条件是:没有交易成本,没有贸易壁垒,商品是同质的,市场信息是完全的等等。理想状态很难在现实中得以满足,所以作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基础的一价定律较难成立。2.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以及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汇率与购买力平价偏差程度的大小与一国市场经济发达程度有密切关系。中美之间的生产力水平的差距是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偏好也显著不同。因此,存在较大的偏差也是自然的了。另外，由于往往贸易商品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快于非贸易部门,高生产力水平的国家的贸易商品价格就相对低生产力水平的国家要低。这样,若两国生产力差距越大,根据全部商品与劳务价格之比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和主要反映贸易商品价格之比的汇率,其偏差就越大。

3.汇率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1979年起,人民币名义汇率不断上升,人民币呈现明显的(名义)贬值趋势。缺乏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扭曲了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美物价指数变动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通货膨胀率低于美国的时期,人民币应该升值但没有升值。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际上是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人民币汇率更偏离购买力平价水平。另外，滞后的政策调整也使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物价产生背离,货币的贬值经常在恶性通货膨胀发生之后。

除了以上原因外，物价指数的选择不同,会导致不同的购买力平价。商品分类上的主观性、基期的选择等也会使购买力平价产生扭曲。

四、结论

通胀率范文篇10

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是货币当局和经济学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指出，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会导致较差的政策效果，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会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在阐释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对其在国际实践中的应用进行分析，接下来运用该理论于我国，从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的进程和货币政策实践两个方面来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问题，并对如何提高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货币政策；可信性；规则；相机抉择

一、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发展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提出经济政策中存在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又称动态不一致性(dynamicinconsistency)，它是指一个关于未来政策的决策，构成了初始日期时形成的最优政策，但从后来的角度看，即使在这同时没有新的有关信息出现，该决策也不再是最优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得出的结论是，政府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优于相机抉择，也就是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credibility)。政策可信性理论的提出，对于由来已久的规则与相机抉择之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研究的基础上，巴罗一戈登(1983)建立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们所建立的模型成为后来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础。该模型的关键假定是中央银行的产出目标高于自然率水平。在这一假定下，中央银行会通过实行意外的通货膨胀来提高产出水平，也就是说中央银行有通胀倾向(inflationbias)。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如Glarida，Gall和Gertler(1999)，Woodford(1999)等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应用于货币政策分析中，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行了重新的阐释，这大大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他们指出即便不存在通胀倾向，中央银行按照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仍然优于相机抉择，同样论证了货币政策应该具有可信性。在无通胀倾向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相机抉择行事，则存在稳定倾向(stabilizationbias)，即针对外来的成本冲击，中央银行会做出较大的反应以使经济很快恢复到均衡状态。这种稳定倾向带来的不利后果是降低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的产出下降为代价。如果中央银行按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行事，则针对成本冲击，中央银行会保持反通货膨胀政策的连贯性，即政策调整的幅度小，并且在较长的时期里保持这种政策调控方向不变。这种连贯性增进了中央银行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降低公众对通胀率的预期，从而使得降低通货膨胀只需以较小的产出下降为代价。

既然相机抉择会导致较差的政策效果，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国家没有在宪法上或者通过立法程序来确定预先承诺的最优规则呢?原因是规则不能顾及到完全未预期到的情况。制定一个规则使得货币增长对正常的经济发展(如失业的变化)做出反应并不困难，但是有时会出现一些事先无法预料到的事件，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大的股市崩溃。这次股市崩溃造成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导致经济活动和货币存量的许多标准度量之间关系的失效。很难以想象一个规则能预期到这一事件的发生。规则性有助于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消除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而相机抉择能够处理事前无法预料到的外部冲击，从而避免了因固定规则过于僵化而造成较大的经济波动，也就是说相机抉择能够使得货币政策具有灵活性(nexibility)。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既考虑到政策的规则性，又考虑到政策的相机抉择性，实行一定规则范围内的相机抉择。

二、货币政策可信性的国际实践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如新西兰、瑞典、加拿大等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以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及新的欧洲中央银行的制度设计，都是利用了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的重要结论。

(一)通货膨胀目标制

自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例如新西兰、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瑞典、芬兰和以色列等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采取了不同形式的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是指货币当局预测通货膨胀的未来走向，将此预测与已经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或目标区相比较，根据这二者之间的差距决定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操作。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高于目标或目标区上限，则采取抑制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低于目标或目标区下限，则采取松动性货币供给调整；如果通货膨胀预测结果在目标区范围之内，货币政策倾向可以保持不变。在实践中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征体现了规则与相机抉择的结合，即一定规则范围内的相机抉择，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政府、中央银行或者由这二者共同宣布在未来将把通胀率保持在接近某个具体的水平。通胀率目标常常被设定为一个范围，如1％～3％，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例如，瑞典通胀率目标是2％，允许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新西兰的通胀率目标范围为0～2％。澳大利亚的通胀率目标范围为2～3％。宣布通胀率目标起到了规则的约束作用，有助于降低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同时通胀率目标为一个范围，这又体现了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相机抉择权。

第二，中央银行通常发表声明，指出控制通货膨胀是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这意味着中央银行会竭尽全力地实现通胀率目标，体现了规则的约束性。例如，1989年修改后的《新西兰储备银行法》第8条规定，中央银行的法定职责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以实现和保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而没有提及与之相冲突的目标。尽管如此，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仍然有一定的空间来考虑产出的稳定。如前所述，通胀率目标通常是一个范围，这就使得中央银行在短期有一定的灵活性。

第三，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有较大的差异。新西兰法律把储备银行行长的任期同实现通胀率目标联系起来。在其它国家，对于中央银行偏离通胀率目标的行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处罚规定，但是较大程度地偏离通胀率目标也会通过声誉或威望的丧失而产生隐含的制度成本或个人成本。中央银行对实现通胀率目标负有责任，这也起到了规则的约束作用。

第四，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通常对与中央银行有关的法律做出修改，以增强中央银行，尤其是其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方面的独立性。例如，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赋予了英格兰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独立性的增强防止了政府对中央银行的干预，既避免了中央银行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而被迫增加货币发行，也避免了中央银行在不能实现通胀率目标的情况下推卸责任，有助于增强中央银行实现通胀率目标的责任性。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

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在现实中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它影响到了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1998年6月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之时，在制度设计上就非常注重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CentralBank，ECB)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第105条第一款规定，ECB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的稳定。然而该条约并没有对价格稳定给出具体的定义。1998年10月ECB行长理事会把价格稳定定义为，欧元区消费价格调和指数(HarmonisedIndexofConsumerPrices，HICP)年增长低于2％，并且是在中期里保持价格的稳定。在2003年5月对ECB货币政策进行全面评价后，行长理事会确认了这一定义，并将其表述为“在追求价格稳定过程中，ECB的目标是在中期保持通胀率低于或接近2％。”

“低于2％”是对与中期价格稳定相一致的HICP通胀率规定了一个明确的上界。而“接近2％”是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做出的规定。保持价格稳定的期限是中期，这一规定反映了货币政策不要在很短的时期里对价格的变动做出调整。货币政策变化对价格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这说明在短期里，货币政策不可能抵消所有未预期到的价格水平冲击，通货膨胀在短期里发生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以价格稳定为首要目标的规定相当于对ECB的政策行为施加了规则的约束，有助于消除ECB的通胀倾向；同时达到目标的期限是中期，这有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连贯性，避免为了实现目标而在短期里采取较大幅度的货币政策调整，所有这些有助于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提高ECB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第二，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受政治影响。欧洲中央银行具有高度独立性是其实现价格水平稳定这一目标所必需的。中央银行的独立不仅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价格稳定这一首要目标，而且相对于听命政府的中央银行来说，独立的中央银行也更具有可信性。ECB的独立性写入了《马约》和欧洲中央银行系统(Europeansystemofcentralbank，ESCB)的法令中，而不是次要的法律中，因而具有“宪法”的地位。

第三，欧洲中央银行对实现目标负有责任。《马约》和ESCB的法令中包括很多条款，要求欧洲中央银行的行为和决策受到公众的审查。由于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时滞，中央银行不可能在短期抵消未预期到的价格冲击。由于传导机制的不确定性，适当的货币政策反应取决于冲击的性质，冲击持续时间以及冲击的大小。基于这些考虑，规定一个固定的时期来评价货币政策是不适合的。另外，采取正式的制裁机制会阻止中央银行恰当地履行职责，因此这里采取的是由议会和公众对中央银行的行为不断地进行审查。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分析

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欧洲中央银行设计都利用了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同样地，该理论对于剖析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自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真正成为中央银行，以下仅对198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予以分析。另外，我国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存在相当大的关联，因而根据改革进程把货币政策主要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对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问题，既从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这些制度层面来分析，又从货币政策实践来进行分析。

(一)1984年到1993年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1)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体制开始确立。这个阶段中国人民银行仍然主要采用指标控制办法，如贷款限额控制。与此同时，货币政策工具有了一定的发展，利率、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贷款等政策工具已开始被运用。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运用计划指标和其它政策工具来控制货币发行量和信贷总规模以达到最终目标。

在这个阶段，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占主导地位，在运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时采取强制控制信贷投放。这种行政手段的运用会导致调控力度过大，出现急刹车，对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此外，1986年1月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都应当以发展经济、稳定货币，提高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为目标。这表明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发展经济和稳定货币，这导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常常在稳定币值与促进经济发展这两个目标之间摇摆不定，又常常顾此失彼，从而引起政策的出台具有突然性，同时引发在政策实施上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相机抉择特点，从而缺乏可信性。政策的不可信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需要以更大的产出下降为代价，这必然造成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产生较差的政策效果。

(2)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史料来分析

第一，中央银行存在通胀倾向。通胀倾向的存在可以从1988年中央银行的政策中看出。当时一些领导部门认为物价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提出了物价改革闯关的口号。先是各大城市调高粮油等主要副食品价格，继而部分沿海地区率先提高物价，各地紧跟看齐，引起价格的轮番上涨，造成物价失控。从8月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出现了群众恐慌性抢购商品的现象。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银行的货币供给大量增长，到8月底各项贷款增加936亿元，比1987年同期多增加558亿元。此外，在1993年出现通货膨胀，党中央、国务院采取16条综合治理措施后，货币市场秩序迅速恢复了正常，但进入第四季度后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的局面加剧。为避免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央银行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1993年第四季度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是历史上第四季度投放基础货币最多的，这有利于缓解当时工业企业流动资金极度紧张的状况，但是也引起第二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增大。

第二，政策出台的突然性。1988年初物价改革导致价格上涨，这使得公众认为物价改革就是涨价，这增强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8月份开始出现的较大范围的抢购现象就说明了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可是此时中央银行采取的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抑制通货膨胀问题，9月份中央银行突然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由扩张性政策转向紧缩性政策，这显然超出了公众的预期。由于开始时所采取的紧缩力度过急过大，带来了市场疲软，自1989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开始由紧变松，进入1990年，中央银行进一步放松银根，以信贷启动经济。政策的再次转向反映了中央银行并不是以抑制通货膨胀为唯一目标，而是要考虑到经济的增长，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央银行的双重目标，导致制定政策时具有很大的相机抉择性，增加了公众对中央银行政策的不信任。

第三，中央银行存在稳定倾向。物价改革引起1988年上半年的物价上涨过快，为此自9月份，中央银行开始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严格控制货币信贷的增长；把法定存款准备率由原来的12％提高到13％；采取强硬管理措施调整贷款结构，明确提出“十不贷”规定；提高中央银行贷款利率，以抑制专业银行对中央银行过度的资金需求；采取了计划的手段，对贷款规模实行限额管理，严格现金管理。在1988年下半年紧缩政策的基础上，1989年人民银行采取了更为严厉的“紧缩银根”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全社会信用总量监控制度；对国家银行贷款实行限额管理，严格控制信贷总量的增长。为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这一系列紧缩政策力度过大过猛，这表明政策的出台根本不考虑公众的反应。同时，这种剧烈的调控也反映了中央银行期望在短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具有稳定倾向。

(二)1994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1)从制度层面来分析

1994年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具体的改革措施中包括国务院决定自1994年开始不再以中央银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自1979年到1993年，财政出现赤字时就向中央银行进行大量借款，透支数额逐步增加。货币政策可信性理论指出中央银行有通胀倾向，而消除中央银行通胀倾向的各种途径都涉及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财政是否向中央银行透支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因此国务院的这一规定有助于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此外，1995年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法律规定也有助于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增进了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这个阶段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市场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的间接调控逐步扩大。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取消贷款规模管理，这标志着直接调控的终结。尽管如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可信性仍有待提高。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来进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且这四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并不充分，形成了垄断格局。结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最终能否有效地作用于经济，取决于这四家银行的行为。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相继成功上市，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它们的行为会与货币政策调控的方向相一致，从而使得货币政策信号的传导更为顺畅，这有助于中央银行运用市场性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因此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个阶段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大幅提高。

(2)从货币政策实践的史料来分析

第一，通胀倾向的消除。由于实行的紧缩政策产生作用，自1996年通货膨胀水平开始回落。这时各方面要求加快经济发展，特别是要求上新的建设项目的呼声很高，部分国有企业资金紧张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中央银行通过分行长会、专家座谈会、新闻会、理论研讨会、研修班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宣传实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揭示通货膨胀的危害。这反映了中央银行政策的透明化，在制定政策时要让公众了解，考虑到公众的反应，同时也说明了中央银行坚持以稳定货币为目标，这有助于消除通胀倾向。

第二，避免政策出台的突然性。2003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相关文件，对房地产信贷和按揭贷款进行风险提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信贷市场的发展。通过这一信号的，表明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对经济的局部过热予以调控，起到了发出调控信号的作用，从而引导公众的预期。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9月21日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提前一个月宣布，给金融机构流动性管理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减小对经济的冲击。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到公众，特别是金融机构的反应，以避免政策出台的突然性。

第三，稳定倾向的减小。中央银行在1995年1月1日和7月1日两次提高银行贷款利率，提高的幅度不大，但表明了中央银行坚决实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方针政策，保持了政策的连贯性，这有助于增进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度，从而有助于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进一步下降。此外，从1996年4月9日开始以国债为交易对象的公开市场操作试运行，于6月1日正式放开同业拆借利率。间接调控手段所占比重的加大，避免了急刹车，减小了调控的剧烈性，减少了政策的稳定倾向，这有助于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理论表明，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该理论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欧洲中央银行的设计都利用了该理论，从制度上消除中央银行的通胀倾向和稳定倾向，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该理论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我国货币政策可信性的提高，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有所提高。1993年以前，经济波动更大，例如，1988—1989年反通货膨胀时经济增长率从1988年的11.3％下降到1990年的3.8％。1993年以后经济运行更为平稳，经济的波动更小。然而，我国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和有效性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中央银行独立性仍需进一步加强。由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与过去相比，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仍需进一步加强。我国目前是由中央银行提出政策建议，由国务院批准。由于在特定的情况下，国务院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有可能不一样，结果经国务院批准后的政策会更多地体现了国务院的目标，而不是中央银行的目标，这必然会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继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