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南范文10篇

陕南范文篇1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毕业文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范文篇2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毕业文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转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陕南范文篇3

在中国农业大国的现实国情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做了大量研究。

1．对农民健康现状情况的研究

胡勇、张宜民、李云伟（2007）认为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率低、可及性差，农民疾病经济负担重，医疗保障水平低。并认为农村公共卫生环境的恶化、农民卫生观念的滞后、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制约，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是影响农民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陈在余、王洪亮（2010）发现收入与健康存在内生性，因此认为提高收入水平是提高农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对建设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研究。彭翔、徐爱军（2012）重视政府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指出推动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不足导致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变迁的滞后。因此应重视制度变迁主体的力量，同时重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树兴（2006）认为应重点建设农村中心医院，限制城市大医院的规模，建立乡村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体系。

2．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效果及存在问题的研究

“西部农村合作医疗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2007）对中国西部农村医疗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西部地区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农民医药负担得到了减轻，但同时其中存在诸多问题———运行机制尚不健全，资金筹集困难；部分地区农民积极性不高，持观望和怀疑态度；服务和支撑体系不健全。作者进一步研究认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体制性因素、现有合作医疗发展基础薄弱、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差、人才缺乏，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一些不确定因素，是制约西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及推进新型合作医疗工作面临的制约因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课题组（2005）认为，必须构筑“能力密集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自动运行”机制，建设“广义”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认为广义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构筑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确保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制衡，从而保证制度的持续、自动、低成本运行。此外，齐良书（2011）指出新农合的减贫效果明显，并能显著降低村庄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封进、刘芳、陈沁（2010）认为当医疗供给方具有垄断定价能力,且以盈利为目标时,医疗保险的引入会导致医疗价格上涨,从而冲销医疗保险的效果，进而指出加强医疗供给方的竞争性是有效发挥新农合制度作用的必要条件。为了对这一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笔者对亲身调研所得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以期获得更直观确切的认识。

二、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沙河营镇的经济特征分析沙河营镇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城西7公里，人口近2万人。有耕地1.88万亩。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供电、供水、排水、通讯条件优越，基础设施良好。镇区有行政事业单位20余家、工商企业300多个、个体商业门店300多个。2008年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26586万元；农业总产值12749万元；招商引资达2593.4万元；完成地方财政收入24.7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021元，各项经济指标平稳发展。

2.调查方法简介本次调研主要采用基于问卷的面访式调研手段，对农户进行调查。同时对政府公务人员以及养老医疗经办人员、相关学者进行访谈调查，并结合当地相关文献资料获取必要的信息。

3.问卷发放回收情况本次调研范围涉及沙河营镇全部行政村，对每个村以户为单位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在十天调研过程中共计发放260份问卷。

4．问卷数据分析①农民家庭健康状况及健康观念调查。调研队首先对长期生病及残障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值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比值为0（家庭成员中没有长期生病及残障人员）为172户，占比78.2%，比值为1（家庭成员均有长期生病及残障情况）有3户，数据主要在0和0.25处集中，平均比值为0.06，标准差为0.156，总体来看该地区长期生病及残障人员与家庭总人数的比值不大，对此类无劳动能力人员的供养压力并不大，极端情况（家庭成员均无劳动能力）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扶持。随后，队伍又对农民医疗健康观念进行了相关了解。数据显示，当身体不适时，71.36%的村民持无所谓态度，待身体自行恢复；25%的受访者选择直接就医；3.64%的受访者选择自己买药医治。由此可见，受访者就医意识仍然比较淡薄，出于节约考虑，往往不愿在医疗上花费过多金钱，倾向待身体自己恢复。在受访者通常就医地点调查表中，数据显示，59.09%受访者选择卫生所；27.73%的受访者选择私人诊所；7.3%的受访者选择乡镇医院；

5.91%的受访者选择县市医院。由此可见该地区农民患大病的比例较低，同时村级卫生所的公共服务需求较大，医疗设施发展应该趋向小型化广覆盖，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②家庭周边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情况。通过对家庭周边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情况的调查，了解到在调查总体中距家庭住址0.5公里内存在卫生组织有130户，占比59.1%；四公里内存在卫生组织有217户，占比98.6%；住址附近卫生组织数量在1-2所的家庭有114户，占比51.82%；仅1户家庭周边没有卫生组织。由此可见该地区基层卫生组织建设水平比较高，农民的医疗卫生需求能够得到有效便捷保证。③就医满意度调查。队伍对受访者就医满意态度进行的调查的数据结果显示，满意、较满意和一般的占大多数，分别为34.55%、46.36%、9.09%。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对就医条件较不满意或不满意。④农民参与商业医疗保险情况调查。调研队亦对被访问者参与商业保险意识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95%的农民没有购买过商业保险，其中41.36%的人持不了解商业保险的原因；29.09%的人持没有多余资金投保的原因；18.18%的人持认为商业保险不可靠的原因。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商业保险意识地下组要原因在于商业保险在农村的宣传力度不够，使得大多数人对其不了解或则曲解。⑤新农合实施现状调查。其一，参与“新农合”情况。图2为参加新农合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值情况表。数据显示参与新农合比值为1（全家均参与新农合）为181户占比82.3%，均值为0.93，标准差为0.172.可知新农合在农村的参保率非常高，得到广大农民的认可。其二，农民对新农合制度了解程度及方式调查。在了解了参加新农合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值的情况后，队伍对农民对新农合制度了解程度及了解渠道的调查。数据显示对新农合“较为了解”的比例为86.82%，说明新农合制度在农村的宣传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明显的区别了商业保险的宣传瓶颈。在了解渠道上，宣传资料、社保经办机构、电视最为主要，占比分别为61.36%、24.55%、4.55%。由此可知，新农合制度的推广和宣传需要社保机构作出更大的努力，印制通俗易懂的宣传文件，同时加强社保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的当面解释，这样就能做到事半功倍。其三，参保原因调查。对农民参与新农和的主要原因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对于参保新农合主要原因占比最大的是有效的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投保费用低、给付便捷，分别为73.64%、16.82%、4.09%；由此可知，新农合制度参与的最大原因在于能够有效的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同时投保费率较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新农合，农民更多的是考虑到给付的便捷，因为新农合对于农民的收益是短时间就能够减小的。其四，对当前新农合制度满意度调查。调研队对农民对当前新农合制度开展的总体满意度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对新农合资金发放标准以及社保经办机构服务持满意态度占比分别为21.82%、20.91%，对二者持不满意态度占比分别为2.27%、0.91%，持较满意态度占比分别为44.09%、45.91%。由此可知，当前农村的新农合事业开展总体情况较理想，持满意和不满意态度占比均不高，持较满意态度占比接近一半，所以新农合制度以及运行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满意度。

三、进一步分析与相关政策建议

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可知，当前该地农民家庭健康状况及健康观念情况总体较为乐观，家庭周边基础医疗设施建设情况不错，就医满意度较高，新农合实施情况良好。但同时仍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如购买商业保险的比例很低，不购买的原因中占主要的是对其不了解和没有多余资金，折射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较为落后，有待提高。在实地调研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有待改善之处具体有以下几方面：

1．提高农民收入，鼓励农民致富，提高农民健康水平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收入与健康存在内生性，且收入差距与健康呈正相关关系。基于此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格外重视提高农民收入，鼓励农民合理致富，以提高健康水平。同时，在公共政策方面，加大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

2．增强政府在建设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中的主体作用，加强政策倾斜力度，科学规划，合理增加投入，完善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农村医疗人才培养，健全农村医疗服务体系虽然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目前已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农村医疗水平基础较差以及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瓶颈限制，我国西部农村的医疗服务水平仍明显落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与利用率低、可及性差。故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强化资源配置的政策干预，努力改变医疗服务体系城乡分割的双轨制，改善农村医疗可及性。

陕南范文篇4

1陕南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1经济增长方式有待转变陕南经济增长一直延续了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利用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致使资源、环境面临巨大的压力。主导产业带动作用不强，产业特色不明显，产业规模偏小，缺少大型企业集团，产业链延伸不足，专业化程度较低。

1.2矿产资源承载压力大陕南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储量较大，品位较高。现已发现的矿产资源83种，目前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有50多种，以有色金属、贵金属、黑色金属和非金属矿产为主，其中铁、钛、银、锑、镁、铼、重晶石等20种已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全省最多，金红石、钾长石储量亚洲第一。然而，长期的不合理开发，使得矿产资源的承载能力明显下降，粗放型、高耗费的经济开发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如果继续沿袭拼资源、拼消耗、拼能源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必将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经济效益低下。唯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才能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3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程度低工业固体废弃物由于回收、加工处理的技术落后，对废弃物综合加工、再利用的能力较低，资源综合利用体系尚未健全。大件垃圾、有害垃圾及厨余垃圾尚未形成单独处理系统，垃圾分类收运未能推广实施。垃圾处理大多数采取填埋方式，资源化和减量化程度低。

1.4循环经济技术应用存在障碍陕南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自身技术开发水平比较薄弱；缺乏专门研究开发清洁生产的科研机构，一些新技术由于宣传推广不够，未能转化为生产力；清洁生产技术推广性强的项目不多，由于投资成本大，获得清洁生产技术的渠道、途径不畅通，企业投入清洁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1.5节约意识不强陕南各地节约制度与措施尚不完善，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污水回用、中水利用设施建设滞后。城乡居民和企业对节能和节能产品认知不足，节能市场尚未发育，节能奖惩机制、节能服务体系和节能技术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2陕南循环经济发展的途径

2.1构建循环型农业在陕南全面推广生态农业生产模式，积极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通过沼气发酵等途径，提高秸秆的综合利用效率，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利用，有效减少化肥、农药等使用量和使用强度，降低土壤重金属、水体富营养化等污染程度，改善种植业生态环境。鼓励开展有机农产品认证，建立绿色生产基地，全面提高农产品安全质量。因地制宜鼓励引导农户之间联合，形成“生态种植业—生态饲料加工—生态养殖业—有机肥料—生态种植业”的循环产业链。培育“种-养-加工”一体化循环型农业生产模式，发挥农产品加工连接一、二、三产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努力提高陕南农产品综合加工利用能力。扶持“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循环型生产模式的农业深加工龙头企业，发展订单农业，建设高标准的绿色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和绿色食品生产企业，促进畜产品、水产品、农产品加工企业横向联合，促进加工废弃物集中利用，推进农产品加工业由资源消耗型向高效利用型转变，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2.2构建循环型工业陕南各地政府应依法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和原材料，采用绿色工艺、技术和设备，从生产的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强化环境准入和淘汰制度，依法取缔高能耗、高水耗、污染严重的生产企业。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落后工艺，减少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推广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集约循环使用、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在减少污染物排放的同时提高工业效益。

陕南范文篇5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毕业文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其次，汉中跳端公的“舞”继承了巴人的粗犷，融入了山民的憨直，“歌”(神调)，包含着山歌、民歌、川江号子，民谚小调。在远古时期。汉水上游流域是古巴国的辖地，巴人崇巫尚武，《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可见当时在巴师中有巫师参战。1976年，从城固县苏村出土的商朝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人、兽面具中可看出端倪。这些面具应是巴人的军傩面具。由于汉中历来是古代兵家必争之地。巴、蜀、楚、秦互相征伐而互有输赢，战后必有战俘、流民、奴隶，大量的移民迁入迁出，造成了汉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楚灭巴蜀，而秦又灭楚，楚人项羽、刘邦又灭秦，巴蜀文化、秦巴文化都给汉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外，三国时期魏、蜀争夺汉中，战争不断，诸葛亮久居汉中。摒除祁陇，重用羌人姜维、马超。以致在蜀国的军队中有不少的羌族的士兵，从此汉中、巴蜀和陇东的羌人有了频繁的交往，也使得汉中的端公戏除了打上巴蜀文化和秦巴文化的印记之外，还包含着羌文化的遗韵。如秦巴山区的端公所跳的《羊皮鼓》舞就浸透着“一方水土一方情”的地域风情。《羊皮鼓》中说唱的内容大都是即兴创作，这很自然带上本地浓郁的方言土语，民俗风情。曲调则趋向秦巴民歌，更多带有西南巴蜀的轻快、细腻、委婉风格。

综上所述，陕南汉中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历史文化形成了端公戏的独有的美学特征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以及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范文篇6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建筑技术；室外环境；室内环境；建筑构造

陕南地区是指陕西南部区域，属于秦岭南麓，南邻大巴山，商洛、安康、汉中三市自东向西依次排列，气候宜人、生态资源丰富，区域以山地丘陵为主，受限于陕南乡村经济发展、人口流出、社会建设等多方面影响，近年来，陕南乡村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改善，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资源浪费、生态环境受到威胁、室内外环境舒适度低、建筑能耗高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生态建筑技术是坚持贯彻“绿色、生态、健康”理念、实现自然资源在建筑营造运营过程中“有效、可持续”利用的技术。鉴于此，将生态建筑技术引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陕南乡村发展建设过程中，将助力乡村的振兴和发展。

1研究对象现状

本文选取陕南代表性区域———商洛市为具体研究对象。商洛市位于陕西省东南部，是陕南三市之一，其主要生态资源和乡村发展现状如下。

1.1生态资源特征

商洛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位于暖温带和北亚热带过渡地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四季分明，属半湿润山地气候；市内具有明显的山地立体气候特点，各地光、热、水、气候资源和气象灾害均有明显的差异。近年来，商洛市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通过拆除没收违规建筑、复土复绿、信息化网格化监管全覆盖等一系列方式，整治和恢复秦岭生态，并取得初步成效；境内主要河流水质全部达标，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全覆盖。

1.2乡村发展现状

近年来，商洛市农业产业飞速发展，实现农业相关口径总产值已经超过193亿元。市域内实现贫困县区全部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1.03%，乡村建设蓬勃发展，一批移民安置工程（见图1）、特色小镇、特色产业建成运营。但是新的乡村环境在使用中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乡村建设机遇期对未来的建设发展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1.3生态建筑技术在商洛乡村建设中的应用现状

在商洛市域内乡村建设中，生态建筑技术的应用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仅应用了室外透水地面、集成污水处理设备等技术，且在使用推广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问题：尚未有评星的绿色建筑，亟需在村镇建设中普及绿色建筑评价相关标准；部分生态建筑技术虽在建造中有所体现，但未得到充分使用；智能技术与智慧技术的应用尚未普及。

2生态建筑技术在陕南乡村建设中的应用分析

2.1生态建筑技术特征分析

生态建筑技术具有环境、经济、社会三方面的特征（见图2）。1）节约能源，减少污染。2）提升效益，均衡经济。3）以人为本，因地制宜。

2.2应用阶段

生态建筑技术真正在陕南乡村建设中普及应用，让技术从理论到变为现实需经过多个阶段的尝试与完善。1）技术研发阶段即依据现实需求进行研发，有针对性地采取适宜的技术。2）设计阶段即充分调研评估场地环境条件（气候、资源、选址等），基于生态技术拟定设计方案，深化施工图。3）运营维护阶段即投入使用阶段，需做好维护管理，并将运营效果反馈给设计和技术研发者，促进技术进步与完善。

2.3运行环境

当下，商洛地区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每一个建造（改造）的建设项目都在试图最大程度做到节能、环保、节地、健康、舒适，以期建设具有商洛地域特色的生态空间环境。为此，探索生态建筑技术在商洛地区乡村建设过程中的应用和运营环境是必要的。

3生态建筑技术在陕南乡村建设中的优化策略

从项目特点来说，生态建筑技术运行环境可分为室外环境营造部分、室内环境营造部分、建筑构造部分。

3.1室外环境优化策略

室外环境是陕南乡村空间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陕南乡村环境重室外轻室内。室外环境的优化，要规划先行，以乡镇、村落为整体加强顶层设计，根据村落特征，将村落现状和发展结合起来，一村一品；要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将扶贫成果巩固、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生态经济发展有机统筹，推进商洛乡村生态与经济共同发展；要以舒适健康为发展方向，通过防灾减灾、节水节地、生态廊道、太阳能利用等生态技术，提升室外环境品质。

3.2室内环境优化策略

陕南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因此乡村建筑室内空间需要考虑防寒隔热。传统民居运用民间智慧采取的措施虽能起到防寒隔热的作用，但与现代人对室内环境的舒适性追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室内环境的优化，要立足现有采暖设备、照明设备、供水设备的运营维护，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降低能耗；要延续村落室外环境整体特征，积极融入区域性传统社情文俗元素；要在设计阶段考虑室内气流流向、风俗，在使用阶段充分利用传统的屏风、隔断等引导自然风，提升室内空气质量。

3.3建筑构造优化策略

建筑构造是陕南乡村建筑物具现地域特色的重点，现存的建筑构造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构造，是以木土结构为主体的传统民居；另一类是以现代标准化构造样本为基础的新建住房，常见结构为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无论是哪一类建筑构成，其构成的建筑物整体能耗均偏高。要将生态建筑技术与陕南乡村建筑物结合，通过对其建筑构造的重构和创新，提升乡村建筑的节能效率，实现陕南乡村的可持续发展。1）门窗通过降低窗墙比、改进门窗结构、选用当地特色材料，降低门窗能耗，提升建筑品质。2）屋顶沿用传统坡屋顶建筑，适当选用适宜的种植隔热屋面，实现突出乡村特色、美化环境的效果。3）外墙就地取材应用节能环保型墙材，采用外墙保温技术，提升外墙保温性能。

4结语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美丽乡村建设中，陕南地区作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限制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区域发展建设必然紧紧围绕“生态”二字展开。将生态建筑技术引入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陕南乡村发展建设过程中，将二者相结合，充分发挥生态建筑技术在乡村建设方面的巨大潜力与优势，助力陕南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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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彬彬，吕金易，曹旭.绿色建筑技术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的应用策略研究［J］.建筑节能，2019，47（3）：30-34.

［3］付恒阳，张静，习妍平.陕南已建移民安置点选址适宜性评价———以略阳县为例［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54（6）：124-130.

［4］毛蓝平.新型城镇化建设视角下乡村生态搬迁策略研究———以浙江省泰顺县为例［J］.城市住宅，2021，28（3）：177-178.

陕南范文篇7

关键词：陕南；循环经济；现代农业；循环工业；生态旅游业

在党的报告中，“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1]40“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1]40被列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1]40的重要途径，成为了我国“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1]42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党的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2]由此可见，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为代表的生态文明理念始终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相关实践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入，引导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在质量和水平上持续优化和提升。陕南地区北依秦岭，南倚巴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水源地。基于突出的生态意义，实现该区域的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成为推进当地“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为兼顾陕南发展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均衡，以环境保护和资源循环利用为特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并被专家学者关注。张田英[3]、马靖[4]、李天芳[5]等宏观描述了陕南采取循环经济发展策略的必要性，分析了陕南实施循环经济产业模式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些研究成果一致强调了做好陕南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对陕南循环经济体系建设也提供了诸多有益建议，但在如何从地方主要产业的生态发展着手构建循环经济体系框架及相关实施路径等问题上仍留下了有待继续探讨的空间。因此，本文结合陕南地区发展实际，分析了该区域循环经济体系建构进程中以升级现代农业、强化循环工业、凝练生态旅游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生态化路径及其成效。

1升级现代农业：筑牢陕南循环经济压舱石

陕南地处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区，兼具南方亚热带稻作农业和北方暖温带旱作农业（小麦、玉米种植等）特征，是我国传统农业区之一。汉中盆地盛产水稻、油菜、柑橘等亚热带农作物，是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安康、商洛虽地处秦巴山区，但桐油、蚕桑、冬桃、核桃、板栗等特色农产品同样蜚声国内，兼具种植历史久远和生产规模较大双重优势，具有较高的农业经济价值。在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古代社会，陕南农业和特色种植业一直是地方经济的基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区位交通的局限，陕南农业科技升级缓慢，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直至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交通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通畅了农业信息交流，才使陕南升级现代农业的基础和技术条件日益成熟。其中，循环发展理念就是这一时期引入的促使陕南启动现代农业升级的重要思想资源。升级现代农业的主要技术路线基于现代农业循环发展理念———“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农业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和对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处理。”[6]类似现代农业升级技术路线与农业生态化发展路径高度统一，着重强调绿色环保的属性，全面兼顾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鉴于陕南生态系统、生态作用以及地形地貌的特殊性，陕南现代农业的升级重点不在于农作物种植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原始农产品质量的提升、加工全链条的开发和优秀品牌的打造。陕南农业基础最为雄厚的汉中市，在近十年的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大力扶持有机稻米、绿色稻米基地、“双低”油菜基地建设，用先进加工技术规模化生产“胚芽米”和“低芥酸菜籽油”，形成“汉谷源”“芳祥”“定军春”“建兴”等多个较有影响的绿色粮油品牌。以“汉白猪”为代表的特色养殖业不仅积极致力于部级标准化示范猪场建设，更与以上海东方希望畜牧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国内著名企业合作，共同打造集种植、饲料、养殖、屠宰、肉食品加工为一体的“现代环保健康”的农业产业示范基地，力求建立生猪养殖循环产业样本。汉中在推广种植紫色玉米及紫玉米花青素萃取和相关生物食疗、理疗产品方面取得突破，成为了传统农业依托现代科技产出绿色高附加值大健康产品的代表。正因为有诸如上述现代农业发展升级的良好成绩，如今汉中市不仅巩固了国内优质粮油产区的地位，也成为陕西循环经济产业领域向稳向好的发展。汉中现代农业发展的实践证明，“完善现代农业科技支撑”“打造现代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7]是实现农业生态化升级过程中一体两面、内外呼应的重要途径。鉴于农业生态化在陕南循环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汉中为代表的陕南现代农业更注重有效发挥循环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对陕南循环经济未来发展而言，推广现代农业科技和扩展农业循环经济示范区工作仍须持续深入，以确保陕南循环经济体系的基础更加坚固稳定。

2强化循环工业：建好陕南循环经济主阵地

生态效率在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是资源利用效率及生态环境效益的综合表征指标，被认为是循环经济的合适测度指标[8]。这一指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循环工业的发展水平。较于陕北、关中地区，陕南工业发展相对落后，但随着“关中—天水经济区”“一带一路”的实施和不断深入，陕南工业经济的发展得到有力驱动。在此过程中，陕南传统工业结构调整和工业生态化进程显现出后发优势，在新能源、新材料综合开发与利用等循环工业领域发展得尤其迅速，循环工业已成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陕南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商洛市矿产资源丰富，铁、钒、钛、钾长石等矿产储量位居陕西省前列。矿产开发在支撑商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尾矿处理的巨大压力———“商洛市有尾矿库130座,库内尾矿存量1.25亿吨，其中37座为大宗尾矿资源，存量1.02亿吨，大量的尾矿堆积成为商洛市生态和安全‘双隐患’”[9]。随着循环工业理念的深入和相关高新技术推广应用，商洛尾矿综合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尾矿资源化途径不断拓展。2016年底，商洛“全市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矿产回收率、共伴生矿综合利用率分别达到76.5%，65%，70%，年消纳利用尾矿（含矿山废石）能力1000万吨。尾矿作为二次资源被普遍接受并开发利用,形成较好的发展势头。”[9]2017年初，商洛市尾矿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发展到81家,已形成以有价组分回收和建材产品及配料为主的两大门类27种产品。”[9]近年来，随着以新能源材料及制品、尾矿建材等为重点的新材料产业发展加速，商洛境内百余座尾矿库更成为了潜在经济价值逾千亿元的经济库存。此外，商洛与以天士力为代表的国内著名生物医药企业积极开展经济战略合作，在以丹参为代表（商洛丹参药源基地为全国首家通过GAP认证）的道地中药材及现代植物药绿色工业化和国际化领域开拓地方循环经济增长点，成为了推动市内省级循环工业经济园区（现商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新引擎。经过“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努力，陕南循环工业建设已颇具规模。就其代表指征之一的工业循环经济园区建设而言，陕南全域已建成“部级高新区1个、经开区1个，省级高新区4个、经开区2个，省级重点县域工业集中区55个，各类园区成为绿色循环产业发展的载体和最具活力的增长极。”[10]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充分认识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比如，“陕南绿色、循环、生态的发展理念还未完全形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任重道远”[10]，“大部分园区传统产业多且规模小、布局分散，产品科技含量普遍不高，多以初加工产品为主，市场竞争力较弱，存在产能过剩风险，也存在低水平、低产出、重复建设的现象，园区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能力有待加强。”[10]就陕南工业发展的前进方向而言，今后应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加快工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二是要做好工业企业供给侧改革、形成现代工业产品高端规模效应。在新型材料、新能源、绿色装备制造、特色生物资源及农产品加工等循环工业建设领域都要深入贯彻2020年4月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继续依托先进科技、抓紧研发应用，朝着低碳循环、智能精细的方向不断做大做强，最终实现工业产业生态集群优势，真正建好陕南循环经济主阵地。

3做强生态旅游：彰显陕南循环经济新风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迅猛发展，旅游业蓬勃兴起，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日俱增。为避免在此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新世纪以来，国家大力提倡旅游业发展与循环经济建设相结合，推动了传统旅游向生态旅游的转变。其主要路径即是“以生态学原理及其规律为指导思想，把旅游业中的各项经济活动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各种资源要素视为联系紧密的整体，来实现旅游经济数量、环境质量的提高和改善，实现GDP的‘绿化’”[11]。这一转变使得旅游业在循环经济体系中具有了全新的风貌。陕南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滋生出了优美的生态景观与丰富的历史文化，具备旅游业发展的先天优势。自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陕南旅游产业一直是地方政府积极扶持的经济增长点，始终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十三五”时期，陕南三市景区数量已形成较显著规模（商洛有5A级景区1处、4A级景区5处、3A级景区20处，汉中有4A级景区7处、3A级景区15处，安康有4A级景区8处、3A级景区11处），旅游产业年总收入逾600亿元，对推动区域经济总量增长贡献可观[12]。但与此规模效应形成落差的是，陕南旅游产业对循环发展理念的贯彻及实践相对滞后，“生态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旅游发展效率不高（主要由于环境质量和资源质量发展水平较低）[12]。在此情形下，加快凝练形成更加符合循环发展规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必然成为汉中、商洛、安康三地旅游产业生态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这种产业发展模式所“凝练”的核心内涵在于：以陕南生态保护的责任意识为统领，坚持在此前提下开展合乎生态发展规律的产业规划。而相关规划应坚持的主要路径原则上至少有三条：一是明确循环经济与生态旅游在发展要求上的一致性———“采用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向生态化发展”[13]。二是在具体规划和规划实施过程中坚持对循环经济理念和方法的全面应用———“从各个环节、细节入手，预测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的可能性损害，提前做足保护工作。”[14]三是以循环经济思维积极融合陕南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两大特色———“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和谐自然生态与文化区域新形象和全新的区域经济新机制。”[15]当前陕南旅游业的发展仍需要政府、景区、企业和社会加大相关工作的实施力度。但值得肯定的是，陕南倡导生态旅游的意识起步较早。这从商洛、安康、汉中长期不懈推广且产生了全国影响力的城市旅游宣传语中可以见出。无论是“秦岭最美是商洛”“汉水秦巴秀·自在安康游”，还是“两汉三国·真美汉中”，都体现出了陕南树立地方生态旅游良好形象的决心。在此氛围下，陕南旅游产业生态化进程理应得到激励与促动，并通过生态旅游发展效率的提升而使地方循环经济新风貌得以名副其实的彰显。

4结语

2020年4月20日至23日，第二次来到陕西考察。此次考察过程中，总书记亲赴位于陕南的商洛市柞水县和安康市平利县，就秦岭生态保护和秦巴山区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标志着陕南经济社会发展步入了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陕南循环经济建设的新阶段。5月13日，陕南绿色循环发展工作座谈会在安康市召开。陕西省委主要领导在会议讲话中一致强调深入学习贯彻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性，明确了陕南以绿色循环发展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的目标任务。陕南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必将不断取得循环经济建设新进展，迈上生态宜居、产业兴盛、社会和谐的历史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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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桃红.循环经济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J].科技与创新,2015(24):25,29.

[14]张丹辉,易丰,王艳丽.循环经济与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71-72.

陕南范文篇8

[关键词]生态环境；陕西南部；清代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八九年、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淫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高潮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高潮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高潮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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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范文篇9

关键词：陕南汉中端公戏美学特征人伦关怀民俗粗旷豪放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由上古人类跳傩衍进为巫师(现称端公)在“庆坛”中唱歌跳舞娱神娱人的一个地方剧种。端公戏的产生与陕南地区的风土民情密切相关。陕南重镇汉中位于中国腹心地区。它北通秦川，南接巴蜀，西连陇东，东达荆楚。古达的汉水、嘉陵江水系的水运交通和金牛道、褒斜道等发达的陆路交通，使得汉中成为古代军事、商贸、文化往来的交汇地带。此外，汉中历史悠久。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古代文化分布区，也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南北交融的结合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地域性文化积淀形成了陕南端公戏的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

陕南范文篇10

关键词陕南汉中端公戏美学特征人伦关怀民俗粗旷豪放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由上古人类跳傩衍进为巫师(现称端公)在“庆坛”中唱歌跳舞娱神娱人的一个地方剧种。端公戏的产生与陕南地区的风土民情密切相关。陕南重镇汉中位于中国腹心地区。它北通秦川，南接巴蜀，西连陇东，东达荆楚。古达的汉水、嘉陵江水系的水运交通和金牛道、褒斜道等发达的陆路交通，使得汉中成为古代军事、商贸、文化往来的交汇地带。此外，汉中历史悠久。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古代文化分布区，也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南北交融的结合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这片土地独特的文化内涵，这种地域性文化积淀形成了陕南端公戏的独特的美学特征。

一、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

陕南汉中端公戏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傩是中国古代驱逐疫疠、祈祷平安的宗教仪式，是人们在特定季节、特殊环境驱疫逐鬼的祭仪。端公戏体现出的傩文化同中国其它各地的傩文化一样，信奉的是系列傩神，这些傩神同人之间渗透着复杂的人伦关系，表现出鲜明的通过神灵文化展示人伦关怀的伦理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端公戏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的形式。傩文化起源于农耕社会小农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农耕时代笨拙的手工工具以及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使得人们认识、改造和征服自然和人自身的能力的低下脆弱，经常面临种种天灾人祸而无能为力、一筹莫展。长期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农耕者，不断地涌现出团团疑难与困惑。也不断地萌生出把给人带来幸福快乐和灾难痛苦的种种事、物、现象虚幻化和神秘化的观念。如奉五谷为神，奉风、雨、雷、电、瘟、痘为神，奉犬、虎、蛇、鸟为神等等。认为人世间的灾难祸福是这些神支配的。于是滋生出对这些神的种种敬畏和祈愿，企望风调雨顺、远离瘟疫、无病无灾、人畜安宁。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育化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企盼神灵降福于他们，赶走可恶的鬼疫，寻求精神的慰籍。如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就有为人辟邪攘灾、遣瘟设送、遇旱则祈雨、遇丰则庆坛等内容。

其次，农耕社会形成的以家庭和宗族为细胞的宗法关系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使人们感到个人力量、家庭力量的弱小，于是幻生出对在生时的好人、能人、杰出人物和坏人、奸人等的神化。于是就有三清、三元、玉皇大帝等等。祈求这些神能奉请必到，到则显灵。保佑自己。陕南汉中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届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官圣等神灵。这实际上就是把人世间的伦理道德转化为神的伦理道德，借助神伦，维护人伦。借助正义之神及其神伦、神力，驱逐邪恶及妖魔鬼怪，迫使坏人恶报，好人好报，以便维护人伦。老端公作为人神的沟通者，借助神力、神伦而彰显神善，显示和弘扬人伦。在陕南汉中，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略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神药两解；与常人。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如陕南端公戏《庚关躲煞》，唱到十月怀胎、生育、养育、抚养的过程，母亲由青春少女到耄耋龙钟，教育人们尊敬老人《十望郎》、《十盼姐》则唱到了爱情的美好和企盼。

二、古朴、豪放的表现形式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有着悠久的历史，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其表现形式呈现出粗旷性与豪放性的特点。首先，是坛戏布置较朴实粗旷。事主按老端公的要求与安排。就地取材，用竹子、木头、纸张扎就傩堂和傩坛。取材简陋，不要求做太多的加工制作，剪纸制作的各种图像线条粗犷明快，傩堂布置的粗犷中也显示朴实大方的豪放之气。

其次，法器、道具的朴实、粗犷和豪放。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陕南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令、法印、法铃、脚卦、号角、师刀、令旗、令箭、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等等。老端公的法器道具众多，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置办，法衣是由一般红布裁剪制作而成，没有复杂的图案，法帽为五佛冠，冠面上的图像线条粗犷简洁。其它法器大都也比较简单。毋需精致。如果太精致昂贵，作为普通农民的老端公就购置不起了。此外，端公戏中使用的面具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具有古朴、豪放的典型特征。端公戏的面具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其制作大都选用杨、柳木制作，柔韧、易刻、轻巧。造型是根据传说故事进行绘制雕刻的，七窍镂空彩绘，线条粗犷豪放。

最后，唱腔朴实无华、粗犷豪放。老端公的唱腔种类虽然较多，但故意装腔作势之处极其少见，少有美声唱法，一般是通俗的大众性的唱法，张口即可诵唱，曲调也朴实无华。人人皆可，唱法和Ⅱ昌词都体现出山里人的粗犷与豪放的性格特质。

三、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陕南汉中的端公戏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而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显现出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

首先。陕南汉中的端公戏和当地群众的民俗功利紧密结合。每当农户家里有久病不愈，误认为是鬼邪作崇，急需斩妖除邪时，或为消灾免难，亨运相通，为“神”庆贺，以表酬谢时，都需请会跳端公戏的端公前来举办“坛式”。如汉中古老的《羊皮鼓》的坛式内容有“领神鼓”、“占卦开坛”、“升幡请神”、“坎肩滴血”、“招兵降魔”、“起坛攘鼓”、“扎灶”、“登坛打路”等。这些“坛式”因场面各有取舍，按端公可分“三十六坛”、“七十二坛”不等。祭祀活动的内容相对也不确定。不具体。端公作为坛式的主持，时而是表演的艺人，时而是虚拟的神，贯穿整个祭祀活动的始终。使“人神同娱”的表演不仅具有随意性，而且具有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写意性。其表演形式主要是跳打羊皮鼓。这种鼓舞的表演形式和风格特点都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民俗特征。如《羊皮鼓》的征战内容和表演中有模拟“盾牌”的羊皮鼓，藤棍“火枪”道具的使用就和秦汉流传在嘉陵江流域的“巴渝舞”征战内容，“盾”、“矛”器械表演有相似之处。这反映了《羊皮鼓》中表现的古代巴蜀文化同羌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汇后形成的美学特征。同时，鼓的运用也丰富了当地“祛灾、消难”的祭祀活动，由于增添了一种质朴的艺术美感而使其更具诱惑力，加之祭祀活动给《羊皮鼓》的表演铺垫了神秘的典型氛围。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综合表现出这一地区人民的民俗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