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满祭祀范文10篇

萨满祭祀范文篇1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萨满祭祀范文篇2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萨满祭祀范文篇3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萨满祭祀范文篇4

小调满族民歌中以小调体裁数量为最多,这个题材不仅触及到历史题材,而且也反应当代的现实生活。满族人民英勇好战，这种崇尚武功的精神渗透于满族人的生活之中，同时也反映在满族民歌之中，小调《军歌》就及其具有代表性。满族自古就有尊老敬上、礼貌待客的传统美德。在一些群体性的大型活动之中，大都离不开民歌。在祭祀活动中演唱“祭祀歌”，在祝寿或结婚仪式上演唱“空齐歌”，在丧葬仪式中唱的“哭丧调”等等。满族的小调曲调活泼，情节生动，风趣幽默的诙谐歌曲也颇具特点。例如《拜年调》、《打花名》等，在人物神态的刻画和语言的表达上都较为准确细致。此外流传的现代民歌，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满族的生活。如《六月探妹》、《四季抗战歌》、《新五劝》、《黑龙江好地方》等等歌曲，都倾吐了满族人的理想和爱憎。儿歌与其他民歌一样，满族儿歌的内容除了反映社会生活外,大多与游戏及传播知识有关。至今流传的儿歌有《摇篮曲》、《对花》、《压板歌》、《庄稼十花名》等,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摇篮曲》。由于《摇篮曲》流传的地域极为广泛，并且千百年来一直在满族妇女中流传，因此唱调是多种多样的。《摇篮曲》的唱词一般都比较简练，而且大同小异，最初都是用满语演唱的，但随着满族人逐渐放弃民族语，现在流传下来的《摇篮曲》大都是用汉语演唱的，能够用满语演唱的人已经不多了。但不管语言如何变换，《摇篮曲》的曲调形式基本上没有改变，满族的《摇篮曲》，是最富满族民族特色的传统民歌之一。也是千百年来，一代一代人口耳相传的结果，不仅为我们保留下了极好的满族音乐，也保留了极好的满族古歌，同时也构成了满族独特的育儿风俗。萨满神歌“萨满神歌”是满族萨满祭祀时所演唱的歌。由于神歌与萨满教同时产生，因此有了萨满教，就有了神歌。所以萨满神歌更能代表满族早期音乐形式。每逢丰收吉庆之日，满族人民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演唱祭祀调，祭祀仪式的主司者便是萨满。祭祀活动多则三天至五天，少则也得两天，祭祖时主人家请“萨满”和“扎力”来家里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萨满”头戴神帽，身穿神裙，腰系神铃，手击神鼓。随着《祭祀调》的节奏且歌且舞。各地区和各姓氏的“萨满”在祭祀仪式和演唱程序上各有不同，因此也多种多样。与其他类型的满足民歌不同的是，满族萨满音乐有比较固定的曲调形式，神歌大多是用满语保存下来的。

满族民歌的音乐特征

满族民歌中的调式、音阶构成的特色以五声音阶和五声性调式构成的歌曲最为常见。随着历史的发展，满族民歌在清朝时期虽然很繁荣兴盛，但到了清末，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相当一部分民歌都发展成了说唱和戏曲，只保留下来很少一部分。除了萨满神歌以外的劳动号子、小唱以外，民歌还采用规整的五声音阶，音程的构成形式大多数都以大、小三度音程为主，音域多数在八度以内，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民歌都使用五声音列，很少出现七声音节。在萨满神歌中多数是多采用三、四声的调式音阶，有时也有二声调式音节的出现。满族民歌歌词内容丰富多彩，其内容与人们现实生活情况紧密相连。既有反映满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的内容，也有表现独特民风民俗和民族性格的歌词。歌词有纯满语的，也有满汉兼用和纯汉语三种。满族民歌经常采用以三音组为基础的各种基本调式，如以宫调式、商调式较多，其中强调以三音向上级进组成的旋律较多。由于调式功能性不强，在调性的转移上简洁明了，不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因此宫商角三音小组是满族民歌曲调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在演唱方面，满族民歌的唱法各具特色，根据不同的曲调不同的演唱形式大致可分：真声唱法、轻声唱法、真假声结合唱法等。以真假声结合唱法为例，在演唱时根据风格的不同，随时调整唱歌状态，大大提高了歌唱能力，丰富了音乐的表现手法，拓宽了演唱音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唱法一般运用在号子、山歌和小唱中。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演唱效果的运用，才使得我国各地的民歌具有独特的魅力和风格。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族民歌除了部分被汉族汉化以外，传承下来的很少。满族民歌作为一种表现手段，我们当今不仅要很好的传承下去还要开发新的演唱方式以适应当代审美需求，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做出更大的贡献。

民族融合环境下的满族民歌新发展

萨满祭祀范文篇5

原生态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积淀，是各族人民所创造出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产物，是独特的精神和文化，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有的感染力，原生态音乐是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深厚的内涵，历史文化的另一种展现，能够让人们提高审美，并且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是一种稀有的文化财富，我们是文化资源的大国，音乐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我们56个民族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原生态音乐今，原生音乐文化担负着重要的角色，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延续和积累。原生态音乐与我们民族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我们民族灵魂的体现。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原生态音乐从形成到渐变，再到发展，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结晶，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也传承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原生态音乐文化的教育在音乐教学中也越为重要，在社会上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原汁原味的音乐文化从逐渐消失到重新地回归，它让我们认识到了，如今的潮流就是弘扬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在我国璀璨的原生音乐文化中，萨满音乐文化则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代表。萨满教是人类社会早期的自然崇拜的产物，有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万物有灵的理念，因此萨满教也可以说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蕴含的哲理极为深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萨满文化是维系氏族家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支柱。

在东北诸族中，满族对萨满文化形成继承是最为突出萨满音乐在文化传承方面有着极为突出的社会价值。在历史的发展时期，萨满能够在中国北方各部族中得以生存和发展是因为萨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坚实根基。生存于各部族社会中的萨满，既是创造者，又是负载者，它创造者本民族的文化，特有的文化，对于音乐也是如此。经调查研究，在原始的部落里都有着较高的审美艺术，影响这一部人，并带动部落从而形成一种文化，在萨满文化构成的社会价值中，大部分就是音乐文化来体现的。一个民族音乐的灵魂和思想正是这个民族的音乐所展现出来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发源之根，通过文化我们才能深层次的了解音乐，对于满族萨满音乐可追溯到禹舜时代，满族祭祀音乐满足了古代的音乐文化，也为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经过了满族人民的不断发展很世代创造，使音乐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载史册记载中:官民岁时聚会做乐，先命善歌者数背前行，士女相随，更相随和。只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萨满音乐文化多赛用一唱众和形式，以萨满器乐伴奏，并构成相呼应的形式，并且多为同度，(大二度、大小三度)进行，因为受满语语音协和规律所制约;调式为两种:一种是能明显区分调式特征的，另一种调式不明显，旋律由三个音组成，萨满音乐文化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演歌舞表演贯穿于整个歌舞祭祀。萨满音乐文化中，神鼓、腰铃、抬鼓、晃铃、拍板诶主要打击乐器神鼓是萨满音乐中震撼心灵的乐器，是萨满跳神用的，在萨满文化中都:鼓是可以让人与神之间进行沟通、神可以听清的音乐语言，萨满全部活动都是神鼓，在中国鼓文化研究中写出在萨满鼓中保存最多的就是鼓的神秘，并且也是驱魔的重要法器。腰铃与神鼓配合演奏:抬鼓、晃铃、拍板等乐器也是在萨满宗教仪式中出现及使用，并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和一定的象征意义。

在了解自己的民族音乐文化后，才能对祖国对民族有着无限的自豪和热爱，只有重视原生态音乐的发展，才能使我们的民族音乐快速发展。西方教育文化冲击着我们的民族文化，只有继承，我们的文化才不会消失。萨满音乐文化在高师教育中有一定的压力和阻力，受到语言的教学困扰和影响，我们要在教学中不断实践。如何更好的将原生态音乐在高师教育中进行发展，需要大力推广原生态音乐，我们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原生态音乐教育中去，要树立原生态音乐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地位，要以继承和传播为基础，我们要知道原生态音乐是发展民族的，最淳朴的音乐形式，坚持原生态的音乐教育，实践与发展一同并进。但是要与世界音乐教育发展相适应，要进行全面的音乐教育学习，要牢固树立以民族音乐教育为本，坚持原生态音乐的观念，进一步加强高校音乐的创新和实践。我们还要大力进行原生态音乐的宣传，让人们了解原生态音乐，使学生更加深入了解和体会原生态音乐蕴含的意义和独特魅力。并要提高原生态音乐的科技含量，将原生态音乐与现在相结合，必须要加大对于原生态音乐的研究与教学。其次，实践原生态音乐教育给学生们提供一个感受原生态音乐的机会，营造唱民歌的环境，加强民族音乐母语教育，要学习原生态音乐的各个方面，体会文化生态环境，加强原生民歌的演唱，对于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强了解和学习，为了增强原生态音乐文化得培养，高校要进行文化讲座，举办原生态音乐文化活动，加强对文化的考察，培养优秀的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人才，提高学生们去理解原生态音乐文化的意识。

现在，我们的民族在竞争中发展民族文化的坚守发扬传承是最重要的，民族音乐教育在高师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原生态音乐文化是凝聚着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原生态音乐反映出的是我们民族的深刻内涵，原生态文化在高师中不断地实践探索，促进的是我国文化的繁荣，也是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我们不能忽视着来自底层的原生态文化，原生态音乐文化将为我们中国高师音乐教育开阔新视野忽然和只是能源，传承人类文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谐文明的构建这些都离不开我们最民族最原生态的文化，就像萨满音乐文化，给世界带来了多少的研究价值，萨满音乐文化是无价之宝，这是原生态音乐文化，带给我们的财富也是无价的。现在，在多元化趋势下，我们中国的高校音乐教育对于原生态音乐的继承发展研究创新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脱离了本土文化的根，那就发展下去，原生态音乐是我们的本土文化，是最原生态活动，也是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宝贵财富的展现，展现了我们中或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原生态音乐文化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的探究和实践能增加学生们对原生态音乐文化的保护，发扬，继承。原生态音乐的培养对我们高校教育的建设有着重大意义。

作者：林代鑫陈特单位：吉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萨满祭祀范文篇6

关键词：舞者唱奏舞蹈音乐少数民族

舞者唱奏，即集歌、舞、乐于舞者一身的一种表演形式。这类舞蹈音乐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广泛存在，其内容非常丰富、种类繁多。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一、带有宗教色彩舞蹈音乐中的舞者唱奏

舞者唱奏的表演形式在我国的宗教性舞蹈中有着久远的历史。在原始社会，有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叫“葛天氏”，他们的舞蹈形式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八阕’即八首歌，分别是《载民》，歌颂大地；《玄鸟》，歌颂氏族崇拜的图腾；《遂草木》，祝愿草木茂盛；《奋五谷》祈祷五谷丰收；‘《敬天常》，向上天表达敬意；《达帝功》，歌颂天帝的功德；《依地德》，感谢土地德赐予；《总兽禽之极》，盼鸟兽繁殖’”。①由此可以看出，这是一部祭祀天地图腾的舞蹈。表演的过程中除了歌唱外，还有舞：“三人操牛尾”，同时还有伴奏：“投足”（踏足为节），体现了舞者歌、舞、乐相结合的表演形式。这种舞者唱奏的表演方式，如今在我国民间流传的各类宗教舞蹈中仍可以看到鲜活的实例。

萨满舞是萨满（即巫师）在祈神、祭祀、驱邪、治病等活动中表演的舞蹈，俗称“跳大神”。这种舞蹈是随着原始宗教（萨满教）产生的，反映原始狩猎、渔猎生活和图腾崇拜，产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至今，萨满舞在中国的蒙古、鄂伦春、满族、赫哲、维吾尔等北方十几个民族中还有遗存。各族萨满舞的表演依其道具、服饰不同而各有特点，但舞者唱奏这一形式却是各族萨满舞共有的特点。

锡伯族萨满舞使用抓鼓伴奏，有专门服饰，表演内容以模拟动物为主。他们在跳萨满时穿着特制的服装：头戴六股钢盔，胸挂护心铜镜，腰围红、黄、蓝、绿等色布条组成的飘带绣裙。模仿各种动物的形态和追逐、打斗、撕杀的动作。在整个“跳神”活动中，舞者击鼓歌唱伴随始终。不同的场合配有相应的固定曲调。如萨满在穿戴神帽时唱一首短小的《抗耳唱耳》歌曲。在请神敬神时唱《扎黑珠黑》等。蒙族萨满舞，是萨满巫师为人“驱邪治病”从事吟唱韵文，并伴以手舞足蹈的法事的祈祷活动。他们的服饰不同于锡伯族萨满舞，戴有鹰、神树等饰物的法冠，内着红衬裙。衬裙为布质，分左、右两片，每片略呈上窄下宽，用一根布带连接。外罩带有16—24条飘带的法裙，飘带很长，呈上窄下宽状，有些飘带的中间或末梢，分别缀有一只小铃铛和穗。从腰部两侧向后围腰坠有9—12面大小不同的铜镜，称为“腰镜”。舞者舞动时，腰镜互相碰撞而发声。因此，它既有装饰的作用，同时还是充当伴奏作用的乐器之一。萨满“跳神”时，左手持单鼓，柄端坠有小铁环，右手持榆木鼓槌。请神时分四部：一、唱祝祷词，由助手击鼓伴奏，边击鼓边走碎步；二、唱召神词。勃（蒙古族称男巫为“勃”）与徒弟边舞边唱，不时变换舞步图案；三、唱词结束，“勃”进入神灵附体的境界，鼓声激烈，“勃”上身微右倾，鼓面微右偏，分别向左右两侧连续转百余圈；四、送神。常表演踩火炭、舔铁烙等绝技。综上所述，萨满舞是舞者唱奏中具有宗教色彩的典型。此类宗教性舞蹈音乐通常程式性较强，舞者不仅有表演音乐的任务，同时兼有与神灵沟通、驱邪治病等职能。因此，舞者具有多面性，音乐为舞蹈增添神秘色彩，并与当地的民族特色紧密结合。

二、其他类型舞蹈音乐中的舞者唱奏

除了宗教性的歌舞音乐，其他类型如劳动歌舞、娱乐性歌舞、狩猎歌舞等舞蹈音乐中也存在舞者唱奏的表演形式。劳动歌舞的内容主要体现劳动生产。杵歌是民间劳动歌舞的一种，也称舂米歌,流行于黎族、高山族、景颇族等地区。它以木杵敲舂为特点，载歌载舞的舞蹈形式，以居住在台湾日月潭边“邵人”的杵歌最为著名。表演时，舞者随歌挥杵，高低不同的木杵碰击石板，发出如钟似磬的音响，奏出参差不齐的节奏；伴唱歌曲多是古调民歌和传统的词曲，也有新作，但都充满田园风味。如名为《丰收的喜悦》的歌中唱道：“湖光闪烁着绿影，粟米丰收一片欢欣；父母开镰幼童相助，不怕劳苦协力齐心”，②反映了高山族人诗情画意的田园生活。

娱乐性歌舞，如藏族弦子舞，是在乐器弦子的伴奏下，集歌、舞、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歌舞艺术。主要分布在藏族聚居区，是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自娱性歌舞。这种歌舞在表演时没有固定场所，院坝、房顶、房间内都可以成为舞场。由男子拉弦子，女子舞彩袖，随着弦子节奏的变化，歌声舞姿变化多样。弦子舞的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迎宾舞，以迎宾、相会为内容；二是赞颂歌舞，以尊敬长辈、热爱家乡为内容；三是爱情歌舞，主要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纯洁的爱情等内容。藏族弦子舞在舞蹈时男女舞队各围成半圈，时而聚圆，时而疏散，载歌载舞；男子舞姿重在舞靴、跺脚，“拖步”与“点步慢转”是常用的步法，以显示豪放粗犷之美；女子则注重突出长袖轻柔的舒展之美。弦子舞伴奏曲调大都高亢嘹亮、粗犷豪放。音乐结构一般为二乐句和四乐句，音域多在十一度和十三度之间，绝大部分为五声或六声音阶，每个曲调都有一套相应的舞蹈动作，歌词即兴性强，常运用比、兴、赋等方法创作，比喻生动、朴素自然。

由上可知，舞者唱奏在我国少数民族舞蹈音乐中是一种较为广泛的表演形式。舞者在整个音乐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多才多艺，传达着整个舞蹈的核心与精髓。各舞种之间交相辉映又各有特色，有些表演是歌、舞、乐并重，有些主要以演唱为主，如佤族玩调等等，都充分地显示出了我国少数民族舞蹈音乐的独特魅力！

注释：

萨满祭祀范文篇7

关键词:民间艺术；地域性；民族；历史；信仰；民俗

在两千多年前，《考工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成为当时评判一件器物是否精美的标准。所谓地气，在传统造物观念中多是指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即受到各地不同地理条件的影响，所产出的自然资源各有特色。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各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风貌，又由于人口迁徙等原因造成了文化的传播，使得地方的文化特色不仅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更多的是人文环境和历史传承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艺术作为文化的独特组成部分，每一个民族或时代的艺术都是民族文化和时代文化的体现。同样，地方的民间艺术也与地域文化特色有着密切联系。

1.民族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讲，文化的发展都与人种及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一个民族艺术的发展往往依靠着该民族的文化，而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1955年，美国进化派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就已经认识到环境与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理论。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早期人类文明的发生都伴随在河流两岸，出现了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这些地方资源丰富，土壤肥沃，适合渔猎和采集，从而发展出早期的农业和畜牧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农业大国，《易经》中有记载：“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这就说明在神农氏时期，或者可以确定在石器时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使用木制的农用工具，使得人类社会由采集、狩猎转向农耕社会发展。山东地处黄河下游，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远古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人们用石头和木头等材料制作工具、建造房屋，甚至学会了烧制陶器，过上稳定的生活，逐渐形成了聚落和城镇，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作为以农耕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民族，安居而思静，有着勤劳、节俭、团结、友爱的文化传统。从石器、骨器到陶器、铁器，这些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而制作出来的生产生活工具，是人类创造出的最早的艺术品。游牧民族的文化与农耕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游牧民族就不会创造出犁、锄头、铁锹等农用工具。生活在中国东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东胡系民族，是比较典型的游牧民族。由于这一地区资源匮乏，生活环境恶劣，无法从事种植业，对农耕社会有所依赖，迁徙、战争、掠夺是他们为了生存而发展出来的文化传统。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最贴近原始社会的文化，他们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而居，以肉类为主要的食物，强壮且善战。动物毛皮成为他们主要的一种工艺材料，不仅可以做衣服、毛毡等物，还能够制作酒囊，是取代了陶器、青铜器等笨重器皿的盛酒器。游牧民族是生长在马背上的民族，为了适应草原上的生存环境，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得他们对生活用具有着轻便易携的要求，蒙古包、折叠家具、皮质酒囊等物品的出现既是资源的合理利用，又符合当地人们的需求。

2.历史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柏林皇家民族学博物馆创始人阿道夫•巴斯蒂安主张人类精神的一致性，即人类在最初时的基本观念是一致的，他将这种一致的基本观念称之为“原质观念”。而这些相同的原质观念却因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条件，主要是地理环境因素的不同，进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具体形态。他的主张一方面指出地理环境差异对地方文化特色产生重要影响；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出地方环境的差异能够对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也仅仅在于其起源时期。后来所发生的变化，则在于其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所带来的冲击。文化传播学派认为：“在某些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文化要素，通过民族的移动和接触，传入到其他民族中，从而扩展开来。”[1]每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会带来民族文化的融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地方文化的特色，不仅有原始文化传承下来的结果，更多的是历史上社会发展和人口迁徙、文化传播所带来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东北地区满族以兽皮、树皮等材料剪刻萨满文化内容的剪纸是其民族自身的特色，而纸张和剪刀的普及，是社会科技的进步，从而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发展。民国时期“闯关东”的人口迁徙潮流将中原地区，尤其是山东地方的剪纸技艺带入东北，才有了现在所看到的东北地方特色的剪纸艺术。另外，东北地区的皮影和面塑也都是受山东地区的影响。山东地区的杨家埠年画也是由于人口迁徙带动的文化传播才得以出现并扬名的。传说是在明代洪武初年由四川梓潼县被迫迁徙的兄弟三人，流落到当时莱州府的三个地方，后在隆庆二年，由于自然灾害，迁居潍县。根据姓氏、地形、方位等多种因素发展成为现在的东杨家埠和西杨家埠。这种说法是据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研究所的张殿英先生考证，并被现在人们普遍认同。因此，杨家埠年画在题材和内容上有许多与四川绵竹年画相类似的地方。而山东的另一个年画中心，东昌府年画的形成则主要是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东昌府与山东东部的潍县杨家埠有山东东、西两大年画产地之称。东昌府年画起源于山东阳谷县张秋镇，该地交通便利，又有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商业发达，是当时鲁西第一大镇。后来由于航运逐渐衰败，经济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当时府地所在的东昌府。因此，这里的年画受到了山西、陕西、东北、河北、河南等多个地方的影响，进而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特色。

3.民间信仰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从精神方面看来，民间造物都有趋吉、辟邪、纳福等精神内涵，多是民间宗教信仰、祈福祭祀等活动的工具。同时，民间艺术是一种“本源文化”，它记录了人类社会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人们在最原始的社会环境下的生活状态。早在史前时代，人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而创造出来第一件劳动工具的时候，就预示着艺术的诞生。随之，“自意识”的出现也标志着人类审美意识和艺术的发生。[2]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有意识地在器物中赋予了许多期望，有祈求多子多孙的，如仰韶文化中的蛙纹，被原始先民用以象征女性怀孕的子宫来祈求生育繁衍；有祈求收获的，如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中的《野牛图》，这与人们祈求狩猎成功的巫术活动有关等等。信仰是人们对某一事物的信服和尊重，从而形成的行为准则，而任何的宗教、科学都是“从野蛮部落对于鬼怪恶魔的原始信仰开始的”。[3]地理环境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人们的基本夙求和表达方式各有不同，这些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信仰中也能体现一二。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如蒙古族、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由于对大自然的依赖和敬畏，同时又希望得到它的护佑，从而产生了最初的原始宗教——萨满教。萨满教出现于史前时代，崇尚万物有灵，中间虽然受到佛教或伊斯兰教的冲击，但仍然保留至今，对东北地区的民间艺术产生着巨大影响，这在当地的剪纸艺术中有着具体体现。剪纸是在东北地区分布较广的一种民间艺术，反映着人们的精神夙求和生活习惯。尤其以满族剪纸为例，为了服务于萨满祭祀而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如嬷嬷神、佛托、白挂签等。传说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里，第一位女萨满“他拉伊罕嬷嬷”就用鹿皮剪嬷嬷神偶祭祀。满族人以兽皮和桦树皮等为材料，以其祖先的形象为造型，制作出可以站立的嬷嬷人，以其作为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中介，表达了对祖先的敬畏和崇拜，有着驱邪纳福，祈求吉祥的象征意义。佛托也是满族普遍祭祀的一位女神，有送子保婴之能。白挂签则是在满族人家祭祖时贴在祖宗板上的剪纸。满族“色尚白”，认为白色是吉祥，而红色凶险，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狩猎的生活方式有关。挂签上刻着有奇、瑞之意的满文，意为追忆祖宗功德，以求吉祥。[4]可以看出，萨满祭祀最重要的是祭祖，以求得家族兴旺，获得祖先庇佑。山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以发展农业为主，农民的精神生活空虚，对民间信仰更为依赖。在这一地区，人们不分是道教还是佛教，根据需求来创造神灵进行供奉，山、水、火、石，日、月、星、辰，甚至床、灶、门、厕皆有神灵。同时，山东又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民间的精神信仰在年画的内容和题材中都表现了出来。神像类年画是民间祭祀供奉的主要载体，而且便宜易得，深受民间百姓的喜爱。不拘于神仙体系，各类神像，只要可以解决社会问题，都受到人们的供奉。而贴在不同位置的神像也有着不同的功能，如门神一类贴于大门，以达到驱邪避鬼，保家镇宅的目的；在房门两侧也会成对张贴有镇宅、祈福之意的年画，如《山林猛虎》《神鹰镇宅》等；在房屋正堂，会以福禄寿喜神或是财神一类为主，以保佑财源广进、福气满满；另外还有一些用于祭祀的神像，如《灶王爷》《观音菩萨》等则需要在特定的位置进行供奉。这一地区神的形象多而完备，有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凡人所求，皆有神灵。

4.民俗因素对地域性产生的影响

民间造物从其本质上讲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的造物活动，作为造物主体的人，除了其本身的宗教崇拜之外，其周围的民俗习惯、审美思想等在造物过程中都有所体现。民间艺术是艺术化的生活，体现着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静态的、以审美造型为主的民间艺术是民俗活动的媒介和道具，是民间文化的具体表现。丹纳的艺术哲学也认为：“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民间艺术受到其周围的风俗、宗教信仰以及精神观念的影响。民间艺术是民俗活动的物质载体及其固化形态。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有着不同的民俗文化也使得作为其载体的民间艺术各有特色。简单来说，民间艺术取自于民间，是手艺人根据自身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反映了劳动群众真实的生活面貌。这就出现了反映社会风情的剪纸、年画等艺术作品。例如东北剪纸中的“关东十八怪”、《祭山神老把头》，山东年画中的《十美图》《春牛图》等。“关东十八怪”反映了东北地区十八种不同的风俗习惯，这一题材不仅在剪纸中出现，在东北的其他民间艺术种类中也多有应用。其中包括“窗户纸糊在外”“草苫土房篱笆寨”“烟囱贴在山墙外”“除病驱邪萨满舞”“火盆上炕烤老太”“百褶皮鞋脚上踹”“双腿没有单腿快”“冰上钓鱼单线拽”“大姑娘上树比猴快”“大碗白酒轮着喝”“嘎啦哈姑娘爱”“女人叼个大烟袋”“养活孩子吊起来”“年节喜庆吃豆包”“上贴饼子下炖菜”“家家户户有酱缸”“不吃鲜菜吃酸菜”“南北大炕对脑袋”。这些体现了东北满族的生活习惯，大多与东北地区的生活环境有关。东北地区冬季严寒，这些特色的窗户纸、草苫土房、火炕、百褶皮鞋都是保暖的工具；大碗喝酒、炖菜都有驱寒暖身的效果，也与东北人火热的性格有关；抓嘎啦哈也是少有的在室内炕上可以做的游戏，广受东北小姑娘的喜爱；又由于东北寒冬较长，新鲜蔬菜不易保存，所以家家户户有酱缸，吃酸菜。满族虽然不像东胡族系住在帐篷里，但也仍是游牧民族，为防备野兽对初生婴儿的伤害，就用桦树皮编制成最初的摇车，把孩子放进去，挂在树上。即便是后来生活条件改善，吊着养孩子的习俗也仍然保留了下来。《祭山神老把头》则是体现了东北人民采参前祭祀山神的习俗。山东年画的《十美图》表现的是春季踏春放风筝的习俗。放风筝又称放秽气，人们认为将病痛和秽气写在风筝上，在清明节将它放走，就可以将灾病和秽气一起放走了。在传统的中国风筝中，人们又将吉祥寓意融入其中。风筝造型表达着人们的美好愿望，就《十美图》中的风筝造型来说，金鱼造型有年年有余，家中富足有余的意思；蝴蝶则有多子、长寿这样的求生寓意，蝶与“瓞”同音，取“瓜瓞绵绵”之意，寓意子孙延绵不绝，又与“耋”同音，常与猫在一起意味着“冀衍耄耋”，耄耋是指八十、九十岁，在这里是希冀长寿的意思；“五蝠”即是“五福临门”之意。年画以十个姐妹结伴放风筝的欢快场景，表现了她们愉悦的心情，通过风筝又表达出对求生、纳福等美好愿望的希冀。以上几种是在民间艺术作品中体现出了百姓的民俗生活，而有的民艺作品则是参与到了民俗事项当中，成为民俗习惯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枕顶是东北地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民间艺术品类，这与满族婚礼中“过嫁妆”的习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枕顶是满族方枕两端方形的刺绣作品，多以富贵、多子等吉祥寓意为题材。枕顶在东北妇女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结婚时，女方家里过嫁妆、晒嫁妆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晒枕头帘子，因为它体现了新嫁娘的刺绣手艺，新妇的手艺对决定她在婆家的地位起着重要作用。同时，枕顶也是新妇送给婆家长辈兄弟的必需的礼物。祭灶神，是山东民间比较重要的一个风俗习惯。每年腊月二十三的晚上祭灶神，多是用一些糖瓜、果品进行祭祀。传说灶王爷是天帝在人间的耳目，专门监察一家老小的善恶过失，定期返回天庭向天帝汇报。人们为了让灶王爷多说好话不言过失，便都用糖瓜儿、麦芽糖、汤圆等甜腻的东西上供，有的甚至直接用蜜抹在灶王画的嘴上。祭祀完成后，要将旧的灶神画揭下来烧掉，是为送灶神。等到除夕再贴上新的，所以每年都需要新的灶神画进行替换。民间传统的灶神画都是以年画的形式出现，是民间过年时必不可少的年货。

5.结语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所谓“地气”，已经不能仅仅用地理环境及其自然产物的地方特色来解释了，它可以说是地方的风貌、风气。地理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但是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材料的地方局限性已经变小，而地方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历史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特色的传承对民间艺术的影响则越来越大。在两千多年前，人们认为“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越）之剑”是好的，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原材料质量较优；而现在的人们认为潍坊的风筝、烟台的面塑、高密的剪纸是好的，则是因为这些地方有这一类文化的传承，不论是文化语境的传承还是技艺的传承，使得这些民间艺术在这一地方是活态的，具有文化内涵的，所以它较之其他地方的更具灵性。注释：[1]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页。[2]邓福星在《艺术的发生》中认为“自意识”是艺术产生的关键环节。[3]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页。[4]王纯信：《满族的“白挂签”》，《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绫部恒雄主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周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3.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4.李新华主编：《山东民间艺术志》，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

萨满祭祀范文篇8

高等艺术院校专家学者都对各地区、各民族的独特剪纸这一原始艺术形式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吸取民间剪纸艺术形态进行了多种样式的艺术创作及教学研究"比如:中央美术学院吕胜中先生对于民间剪纸等民间美术进行了系统研究，将民间原生态中极为丰富的剪纸语汇加以提炼，并通过在中央美术学院开辟了实验艺术系"不断提倡深入发掘本土文化精神，开拓民间原生态艺术与当代艺术思想观念的表达两者之间的对接"

二、东北高校版画专业吸取民间剪纸艺术形态进行艺术创作及教学研究的基础

作为东北特殊地域环境下的高校版画教学，其任务是在承扬传统西方创作性版画的教学基础上融入多维的教学资源，制定趋于现代意识和学术意识的多元化教学氛围，转变版画形式化的肌理符号和游戏性的创作倾向，恢复版画在当代开放性艺术环境中专业语言的宽泛和张力，特别是应吸取东北地域长期根存和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理由如下:

1.版画艺术自身具有较强的民间艺术根基

中国民间版画历史悠久，不但在民间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且以它广泛的表现内容、精湛优美的表现技巧、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普遍丰厚的审美层次，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精美一页"民间木版插图画自唐宋起，便作为印刷雕版技术印刷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中国木版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特别是以陈老莲为代表的画家亲自参与到木刻版画设计并创作的/水浒叶子0等作品，在中国木版画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了中国木版年画各地不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并辗转流传至今"。

2.东北地区民间剪纸艺术具有较强的民族审美特征

满族民间剪纸最早起源于巫术活动，即北回归线附近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原始人类母系氏族时期原始的多神教，不但信奉天神、地神，还信奉万物有灵，据统计，东北地区原始萨满教信奉的各类自然及非自然神灵总计约有一百七十多个，原始萨满教在祭祀和巫术活动中，常常由巫师装扮或使用图画装饰来表达巫者与某些神灵取得了沟通"此外，在古萨满教诸多神灵中，有众多的母性缠缠神，这些缠缠人都是正面站立，两手下垂，五指平分，五官阴刻，身着典型满族服饰，发式也具有满族特色，男性的巫者脑后的长辫子表现为竖直向上，女性缠缠人头戴满族发替，衣服阴刻镂花，剪技粗犷、古拙，造型古朴，疑似典型的巫神信仰文化时期的图腾遗存，部分剪纸还配有古老的满族文字，增添了造型的神秘色彩"。

3.长白山萨满剪纸艺术具有自由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美感

神秘的长白山萨满剪纸，起源于为萨满通神所服务的实用功能，在其发展初期和其他古老艺术门类一样有着一个巫术与艺术共存的阶段，此时的萨满剪纸多用于萨满通过剪纸的符号化过程将某些自然物象征化、神秘力量实体化，或是利用创造未知形象使人对神灵的力量增强信心，或是借助剪纸的力量来驱赶一些不可见的恶灵"如果我们把萨满的活动看作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话，那么保存至今的一些萨满剪纸就从民俗文化、戏曲文化、历史文化等诸方面向各阶层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珍贵的形象资料"人们有以剪纸、绘画等视觉图像作为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来沟通情感和认识的习惯"这些原始时期流传至今的视觉符号形象，以自由充沛的想象力和稚拙朴素的情感在今天依然感染着我们，是人类积累下来的共同的艺术财富"。

三、长白山萨满剪纸艺术的研究对东北高校版画专业

萨满祭祀范文篇9

关键词：俄罗斯；埃文基；民间信仰中俄比较；结论启示

一、俄罗斯埃文基人的人口与分布

1931年，苏联进行民族识别期间，生活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鄂温克族（包括鄂伦春族）被官方认定为埃文基人（эвенки）。2010年，俄罗斯的埃文基总人口为37843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1926年至2010年，埃文基人口增长缓慢，变动情况如表1，具体分布情况如表2。埃文基人的经济活动具有地域特点，北部地区以渔猎、驯鹿、毛皮和养殖业为主，并有石墨、煤炭等采矿业，南部以加工业和制造业为主。埃文基自治区成立于1930年12月10日，隶属于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土地面积为76.76平方公里。自治区中心为图拉镇，距莫斯科5738公里。目前，仅有五分之一的埃文基人能讲本民族语言。萨哈（雅库特）共和国是埃文基人的主要聚居区之一，也是埃文基传统文化保留较为完好的地区。

二、埃文基人的民间信仰

（一）萨满。说到埃文基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观，就不得不提及他们的宗教———萨满教。千百年来，埃文基人在与大自然的相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系统的行为规范，并制定了各种戒律和禁忌。他们认为，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些自然法则。人与神之间的媒介是萨满教的核心，只有被称为“萨满”的人，才可以担当人与神之间沟通的使者。萨满教不仅是埃文基人对超自然力量的一种信仰，也是他们理性看待人与自然、动物、世界和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什么样的人才能配得上萨满的称谓呢？埃文基人认为，只有多才多艺、智慧超群，且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可以成为萨满。萨满不仅是他们精神文化的传人，也是古老风俗的行家，还是出色的歌手和民间故事的讲述者，是具有旺盛精力和特异功能的人，熟知祭祀仪式的隐藏秘密，掌握传统民族医学的奥秘和经验。萨满是人与天上力量———诸神之间的使者。在古代埃文基人的观念中，世界上不存在等级制度，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永远也不可能征服自然。大自然对埃文基人来说，不是无生命的“僵尸”，而是鲜活的“生命体”。当埃文基人接近大自然的时候，他们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给予的微妙回应。埃文基萨满的主要任务是关怀族人的心灵和他们的平安，这也是萨满教仪式和跳神作法的主要内容。萨满教仪式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仪式是关于对族人的心灵关怀，倾听族人的疾苦和诉求。这个仪式反映的是，对从人体“分离”或者“脱离”的心灵，进行寻找和安置，“捕获”孩子的魂魄，以及将逝者的灵魂送往另一个世界。第二种仪式反映的是，对氏族物质欲望的期盼，赋予猎人护身符“神”的力量，以及各种算卦和占卜仪式。第三种仪式则与萨满的成长、萨满教精神和萨满教法器的制作过程有关[1](P26)。民间医生是萨满在埃文基社会扮演的主要角色和最有价值的角色之一。埃文基萨满会用各种植物、矿物质、昆虫和小动物制作特殊的“民族药物”，长达几个世纪的医学经验，帮助他们研制出数百种草药，而且这些草药的成分从来都不重复。这些不寻常的医疗方法只有他们知道，从而使得他们与普通的巫师绝然不同。例如，在雅库特英格拉小村，有两位著名的萨满。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库里巴尔金诺娃，是纽儿玛干家族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萨满。她出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奥廖克明斯克兀鲁思村一个孩子众多的贫苦家庭。她在家中14个兄妹里排行老大，从小就帮助父母操持家务，教育自己的弟弟妹妹们，没有时间上学。后来她们全家搬到了英格拉小村。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知晓很多故事和神话传说，在漫长的夏夜里，孩子们聚集在她的周围，听她讲述关于人类、动物和小鸟儿的精彩故事。她在50周岁的时候，正式成为萨满。当她跳神作法、吟唱、治疗病人、占卜未来的时候，她会穿戴自己的萨满服，击打萨满鼓。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深信，萨满的使命即治病救人，帮助人们减轻痛苦，并获得快乐。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是药用植物方面的行家，她通常使用草药医治那些找她看病的人。她能够预知天气，预测狩猎人是否能打到猎物，救人于危难之中。当她跳神作法的时候，她会用有节奏的击鼓声，为自己的歌声伴奏，同时轻轻地跳跃和舞动，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相连接的特别氛围。马特廖娜•彼得罗夫娜度过了漫长、艰难但同时也充满幸福的人生。她养育了9个孩子、7个孙子、25个重孙和14个玄孙，在其生命的第112年去世[1](P26)。这位伟大的女萨满不仅闻名于整个雅库特共和国，而且也为域外人士所熟知。在英格拉小村，还有一位萨满———色明•斯杰潘纳维奇•瓦西里耶夫。1936年1月10日，色明•斯杰潘纳维奇出生在纽克扎镇一个埃文基世袭萨满家族中，属于伊尼阿拉斯（伊内特）家族。这个家族的名称直译过来就是“夜间飞行的小猫头鹰”。色明•斯杰潘纳维奇是一位老兵，退役后从事养鹿、狩猎和赶雪橇。1973年，在巴塔卡氏族元老会上，通过了关于选举色明•斯杰潘纳维奇为萨满的决定。1975年春天，他在阿累拉克河边举行仪式，正式成为萨满，开始主持各种宗教活动，开展萨满医疗救治。许多患有肾病、软骨病、癫痫、心血管疾病和内分泌疾病的人，前来向他寻求帮助[1](P25)。尽管在现代人眼里，尤其是在其他民族的眼里，萨满活动充满了很多神秘的色彩，但萨满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长期积累的民族智慧、民族传统，以及民族医学奥秘和精神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开展的。（二）动物崇拜：埃文基人生活中的熊埃文基人历来十分崇拜大森林的主人，包括一切动植物。每一代人都崇拜，过去崇拜，现在也崇拜。由于他们长期在森林里生活，所以，很多野生动物便成为他们图腾崇拜的对象。埃文基人把熊尊为最早的人类，对熊的图腾崇拜尤为明显。中国的鄂伦春人同样如此，他们对熊的崇拜和诉说，仿佛无法用世间的语言来表达心中的敬畏、依赖、慈悲和相互的接纳。在鄂伦春人的心目中，他们与熊第一次目光交流的瞬间，人与熊的灵魂就已融为一体，无法分离。作为丛林霸主的森林熊，天赐神力，鄂伦春人尊称它为“阿玛哈”（鄂伦春语“大爷”之意）。在过去原始的狩猎过程中，鄂伦春猎人用古老的狩猎工具很难捕猎到它，不仅如此，熊可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雄性拥有人类一样的生殖器。被剥皮后的雄性肢体，仿佛是一个沉睡的拳王，冥冥之中，那无畏一切的人型兽，以它不可动摇的威力牵引着森林人的心灵，仿佛另一个我，以另一个目光审视着这个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之，俄罗斯的埃文基人和中国的鄂温克、鄂伦春人，作为同源民族，他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和理念是十分相似的。在很久以前，埃文基人是不准猎熊的。随着狩猎工具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宗教观念的变化，禁止猎熊的禁忌也逐渐淡漠。但是，埃文基人对熊依然充满敬畏，图腾崇拜的文化遗存延续至今。埃文基人猎熊的方法与猎取其他偶蹄类动物没什么两样。一般来说，熊很少被逮住，除非是受伤或者不冬眠的熊。当熊追逐鹿群的时候，只要在被咬死的鹿旁边设伏，或者安放带有诱饵的捕兽器，就可以将熊捕获。出于本能，埃文基人不会放过任何猎取熊的机会。当熊被射杀后，所有的旁观者和参与狩猎的人都向它奔去，杀死熊的埃文基人对熊说：“杀你的人不是我，是某某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所有在场的人都跟着杀死熊的猎人反复说着类似的话。然后，人们把熊的身体翻过来，背朝下，在地上铺上一些树条或者青苔，就开始剥皮。杀死熊的猎人第一个走过来，用刀在熊的肚子上划一道口子，然后，在场的人按照长幼顺序依次重复这个动作。任何一个参与狩猎的人都可以参与剥熊皮的过程，但必须从一个方向进行，因为在猎熊的时候不可以一开始就从两边围捕。在大家剥熊皮的时候，一些参与狩猎的猎人会用落叶松的树皮制作一些平面乌鸦塑像，在“乌鸦”嘴上蘸上熊的血液，再在上面放上一小块肉。然后他们把“乌鸦”挂在附近的树桩上，或者挂在守候野兽的台子上。埃文基人想以此证明：杀死熊的凶手不是人类，而是这些“乌鸦”，铁证如山！除了熊掌，熊皮被完整地剥下来。然后，划开熊的胸腔，每一个参与狩猎的人都切下一小块熊心，生吞下肚。按照熊的骨节对熊肉进行分割，尽量不要把肉弄碎。分割过程中，每次遇到骨节的时候，猎人都要对熊说：“老爷爷，小心，这儿有根木头！”。如果是母熊，他们则称熊为“奶奶”或“伯母”。待熊肉冷却后就分给大家，髌骨以下的肉，以及四只熊掌、内脏、腹内油脂、臀部油脂、熊头和熊皮归杀死熊的猎人，剩下的部分猎人们平均分配[1](P35)。埃文基人认为，熊不仅是人类的朋友，更是森林之王，所以对熊很崇敬。但这种观念在年轻人当中，开始逐渐淡化。（三）“万物有灵”观念埃文基人相信万物有灵，特别崇拜祖先神“玛鲁”，同时崇拜其他各种神灵，比如“舍利神”，他们深信，惹怒“舍利神”会使人生病。埃文基人的信仰体现在方方面面，如占卜、梦兆、神话传说等。梦境、幻觉、预测等现象在埃文基人的生活中司空见惯。他们把做的梦分为吉凶两种，好梦三天之内不能告诉他人，凶梦必须尽快说出来，并用一些法器和咒语破解，以免灾难发生。梦到捕鱼和见到大鱼，预示能打到猎物，梦见太阳升起，预示有好事发生。梦到渡河，预示全家平安。梦见掉牙或剪头发，预示家人生病或驯鹿将要死亡[2]。此外，埃文基人对“火”充满无限敬畏，祭火仪式，涵盖了埃文基人生活的所有领域。例如，埃文基人的“巴噶腾”节（欢庆节），是指生活在阿穆尔河（中国称：黑龙江）流域和雅库特地区的埃文基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夏季举行。这个节日的主要目的是，使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埃文基人有机会经常交流，建立广泛联系，在节日期间，教授孩子学习传统文化，以活跃和复兴埃文基语言。通过传统技艺比赛，增强埃文基人的文化自信，不让埃文基的文明之火熄灭。在教育孩子熟悉自己家园的过程中，让他们爱上自己的文化。节日庆典开始以后，首先进行祭火仪式，伴随着赞美歌声，参加庆典的人穿越“天门”，驱邪净化，祈祷幸福平安。埃文基人在所有的场合都要祭火，因为人类生活始终与火为伴。埃文基人认为，火神魔力巨大，可以祈求给予自己一切，可以祈求得到野兽，火神能够让你过上温饱的生活，可以保佑你的父母健康，保佑你和家人远离不幸和疾病。节日当天，要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如服饰展演，埃文基礼仪比赛，歌舞比赛，传统体育竞技比赛，民族工艺品展示，学术研讨，等等。舞蹈如：《埃文基人的土地》《冻土苏醒》《森林的色彩》《小鹿的生日》，歌曲如：《雅库特姑娘》《鹿———你是我的朋友》《北方的夜》《春天来到驯鹿的故乡》等。这些传统歌舞，自上演以来，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埃文基人在歌声中唱道：“我们是埃文基人，我们有皮袄，为了好好地活着，为了不挨饿，请热爱大自然，请亲吻我们脚下的土地！大地孕育了一切，人类只是她的一粒尘埃。天神，请赐予我们食物，请赐予我们幸福！火神，请赐予我们光明，请赐予我们温暖！”[3]

三、埃文基人与中国鄂温克族当代萨满教的异同

（一）鄂温克族萨满文化现状。一般来说，鄂温克族萨满还是按照传统萨满教的规矩来办事。少数鄂温克人在感到心里不适或出现其他一些个人问题时，还会求助于萨满。但在鄂温克地区，萨满只是个体存在，没有形成一个职业或群体团队，他们与自己的族人生活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或做一些公益活动。但他们没有把这个义务变成生存的来源。萨满没有什么社会职能，也不会主动宣传自己的理念，不愿意抛头露面，也不想成为民族文化的标签。萨满一般不公开身份，也会参加一些祭祀活动，但大部分时间只是在亲属内部进行宗教活动。当萨满，已经不再是民族核心的因素，也不过多参与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活动。萨满仅仅是一种文化遗存，社会地位并不高，社会影响力也很有限。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职权范围、组织资源和得到更多东西的目的，还因为社会并不需要他们的服务，也不想承认萨满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忽略并且隔绝萨满[4]。中国鄂温克族的萨满教是秘密存在并且没有得到宣传，究其原因还是和国家的体制、文化的变迁有关。中国的社会制度有足够的能力独立解决大部分的社会问题，不需要萨满来解决。另外，萨满的状况取决于人们对待这些社会问题的态度。当人们遇到无法治愈的疾病时，人们很希望得到萨满的安慰和帮助。但在中国，人们却羞于承认这些问题。如果人们带着各种关于自己未来的问题来咨询萨满，这些都会被看成是软弱和不自信的体现。在中国，人们大都不愿意让他人知道自己向萨满寻求过帮助[5](P55)。在鄂温克聚居区，平时能看到的萨满仪式也就是治病仪式，偶尔也有一些祈祷祭祀仪式，但形式与以往有所不同。以前治病主要是跳神，现在主要是默默祈祷。尽管如此，对萨满的信仰及崇拜依然留存于鄂温克人的思想观念中。（二）当代俄中萨满教比较。俄罗斯的埃文基人与中国的鄂温克、鄂伦春族过去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萨满教在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7世纪中期以后，埃文基（鄂温克、鄂伦春族）政治归属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隶属于中俄两国的跨界民族。此后，俄罗斯的埃文基人与中国的鄂温克、鄂伦春族踏上了不同的民族发展之路，其所信奉的萨满教也开始呈现出差异。在俄罗斯，当代萨满教是消费社会的产物。人们拜访萨满不会引起任何的不良反应，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而在中国，鄂温克萨满一般都生活在农村或牧区，社会地位不高，“有组织的萨满教”这个理念无法在现有的社会环境中形成，更多的是传统萨满教的残存。鄂温克萨满没有形成一种规范的职业，他们不是为了氏族或者社会的利益而工作。他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在私人范围内解决人们的个人问题，作为一个医生和心理专家来为人们消除积累的问题。他们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机构，人们拜访萨满被认为是一种“迷信”活动。人们尽可能地减少萨满对他们生活的参与，不公开求助于萨满。因此，中国鄂温克萨满的活动十分分散，经常是内部的，他们的活动是私人的[5](P56)。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俄罗斯埃文基“神灵”主要栖息在诸如岩层、急流和“远处”的森林等外部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它们主要居于“内部”位置，如帐篷、食物、亲属和墓地的内部范围[6]。而在中国，“山神”始终以外部自然空间为主。俄罗斯埃文基萨满和中国鄂温克萨满在现代社会需要完成的任务也不相同。相同的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还是会请求萨满治疗一些无法治愈的疾病。不同的是，俄罗斯的萨满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威解决社会问题。他们可以促进民族文化传播的连续，组织传统集会并且从事教育和知识普及工作。因此，俄罗斯社会欢迎萨满，并且尊敬他们，承认他们的社会地位。而在中国情况则不一样，萨满的任务仅仅局限于解决一些私人问题。萨满教在中国仅被看作是文化遗存现象，学术界对萨满教的研究也仅限于“遗失”的传统文化之列。此外，萨满教在俄罗斯埃文基人和中国鄂温克人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同。在俄罗斯，萨满和埃文基人一起度过生活的周期。从出生开始，埃文基人就请求萨满保护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及结婚都要向其求助。人死以后，埃文基萨满还会送死去的人走向另一个世界。埃文基萨满始终保持与祖先的联系。而在中国，萨满在社会成员中，并没有起到真正重要的作用[5](P56)。

四、结论与启示

从俄罗斯埃文基人和中国鄂温克族当代萨满教的状态来看，尽管俄罗斯埃文基人和中国鄂温克、鄂伦春族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二者的现代萨满教发展进程和特点却有很大差别。而真正的差别不在于发展的速度和新萨满的数量，而是两种萨满教在特征、完成的使命、在人类生活和社会中的作用各自存在着差异，并且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互不相同。在俄罗斯，萨满教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其在埃文基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调节着社会内部的关系。在俄罗斯，无论是从其社会制度的角度来讲，还是在其生活中占据的地位来看，萨满都受到尊重和认可，也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并且为社会的利益而工作。而中国萨满教目前处于社会结构之外，社会不需要萨满教并且被边缘化。鄂温克、鄂伦春萨满没有社会功能。他们的活动主要局限在私人空间，处于社会结构的边缘。萨满教在此基础上，保持了所有边缘性特征的标志，并且处于无组织状态[5](P56)。埃文基人的萨满文化传承和展示形式多样，比如家族传承，传承人传承，社会传承、博物馆展示等。特别值得学习的是，埃文基人的博物馆建设非常完善，无论是展品还是活态传承，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为中国树立了一面镜子。以勘察加埃文基社区为例。俄罗斯勘察加边区的埃文基人聚居地为贝斯特拉亚区，位于勘察加半岛的中部。区政府所在地为埃索镇，坐落于一个小盆地，四周山高林密，是典型的偏远山区小镇。全区总人口为1928人，其中埃文基人口最多，有981人。埃文基人能歌善舞，把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保护得很好。区内有三个艺术团，经常外出演出。两个村的艺术团很有名，已经成立42年了。阿纳夫嘎依村的少年艺术团非常有名，经常外出参加观摩、比赛和演出，萨满鼓舞蹈蜚声国内外。埃文基语言及宗教信仰方面的成就令人羡慕，从小学开始，开设埃文基语课，教材是自编的。为此，中国鄂伦春族知名学者韩有峰先生指出：“俄罗斯勘察加边疆区对埃文基传统文化保护得如此之好，由此不免联想到中国对鄂伦春族文化的保护问题。如中国黑龙江省黑河市，是鄂伦春族相对集中的地方，人口有1300余人，有三个民族乡，以人口及自然村数量来说，我们优于勘察加。同时，我们也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有许多能歌善舞、能写善讲的民间艺人，应该说中国的鄂伦春人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我们还有差距。尽管近年来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新生乡和新鄂乡，建了两个民族博物馆，三个乡也建了文化活动广场，过年过节也能演出一些节目，但是无法与俄罗斯埃索镇的博物馆和艺术团相比。我们的博物馆没有懂行的专职人员，馆内空空荡荡，可以说没有几个像样的、有价值的文物，特别是萨满服饰和萨满法器非常缺乏。”[7]一直以来，世界对东北亚关注的焦点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军事”，其实最应该关注的是那里的文化和那里的民族。东北亚地区生活着众多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的存在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也为东北亚地区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机遇。埃文基人（鄂温克、鄂伦春族）作为跨界民族，是东北亚各国不可忽略的文化纽带。在全球化背景下，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如是，建议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俄罗斯远东建立埃文基文化研究基地，对东北亚满通古斯诸族进行全面了解，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互通有无，互利共赢，关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生态与环境，以中俄两国人口较少民族为课题，阐述东北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参考。

参考文献：

[1]Вкраюоленьих-ЭвенкийскомуселуИЕНГРА80летТРОП，ХабаровскИздательскийдомПриамурскиеведомсти.2007.

[2]唐楠.小民族大生态———俄罗斯远东埃文基村落文化振兴考察[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7.

[3]刘晓春.俄罗斯埃文基人的“巴噶腾”节[OB/OL].iea.cssn.cn.2017-07-13.

[4]М.С.马克思.中俄当代萨满教发展的比较研究——以中国内蒙古布里亚特蒙古族和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为例[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13.

[5]侯儒.俄罗斯埃文基人萨满教研究———兼与中国鄂温克族萨满教比较[D].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6.

[6]NikolaiSsorin-Chaikov，EvenkiShamanisticPracticesinSovietPresentandEthnographicPresentPerfect，AnthropologyofConsciousness12(1):1.2001.

萨满祭祀范文篇10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

在西方，“人文精神”一词应该是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

狭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主张灵肉和谐、立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

广义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化传统。按照我对这一传统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对生活意义的追求。简单地说，就是关心人，尤其是关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价值，尤其是尊重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

“人文精神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陈旭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志坚在《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所说:“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们关于“人应当如何生活”，“人之为人的价值标准”等一系列命题的自我意识，这便是人文本体，人文本体是决定着人文世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客观依据。”而人文本体——人文精神的核心也正是不同时代和历史背景下使用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有所区别的关键。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依然承继了人文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桎梏的对治和超克。故此时的人文主义还是停留在外在比照之后的补救，而不是人自身的自觉自立。Renanissance的本来意思是“人的再生”，即把人从神的蛰伏之下解救出来。所谓“再生”，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生，现实的自我，个性的自我，有一种春天之情的喜悦感，而且有一种现实的人间爱。这样，因重视个性的自我，人的普遍的理性的一面被忽略，而特别重视人的气质性的一面。因此，可以说，此时的人文主义因对治基督神学而标举的人的再生，实乃对人的才情等气质之性的肯定。所以，文艺复兴时期有很多在才情上表现其创造力的科学家、艺术家。

二、舞蹈艺术中的人文精神元素

作为一种最古老的、接受范围最广泛的、影响力最大的艺术门类--舞蹈，其本身蕴含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可以想象，在远古社会，必定会有反映先民最原始、最自然、最本质的精神状态融在先民的舞蹈之中。在近现代和当代社会，舞蹈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精神成为舞蹈艺术不可或缺的灵魂支撑。

（一）远古时期舞蹈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元素

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们最早产生的舞蹈，大致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自娱自乐型的游戏舞蹈。舞蹈的目的就是一种情感的渲泄，就是为了引起异性的注意而加固族群的力量。

还有一类巫术型舞蹈。这类舞蹈的目的具有较强的社会性，比如祭祀，以求风调雨顺五祈望丰收；比如驱邪，以求上苍保佑四季平安；比如逐鬼，以求消除瘟疫人口康宁。

我们在远古先民的舞蹈中不难发现一种人文精神的元素。比如，在自娱自乐性的舞蹈中，他们需求的正是一种维护种族内部秩序、牢记先辈种族之血统、诱惑异性、增强团结等等方面的情感渲泄。而在巫术类型的舞蹈中，就是要让上苍神灵保佑丰收、平安、康宁、族群兴旺等等。在中国北方，有一种相传已久的《萨满舞》，据史料记载，这《萨满舞》非常盛行。舞者头插翎毛，腰挂一圈响铃，赤脚，手持一面萨满鼓，表演时先要祭祀神灵，然后请神驱逐邪魔，口中一边念念有词，一边舞动双臂，敲击萨满鼓，围观者甚众。建国初期，有关部门把《萨满舞》当做＂封建迷信＂加以打击；改革开放以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一些舞蹈工作者与老艺人合作，把《萨满舞》挖掘整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萨满舞》中所传达的人文精神元素和历史积淀是不言而喻的。

（二）现代舞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