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宪范文10篇

入宪范文篇1

中国人权发展经受过历史性挫折。新中国成立50周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首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跨越，公民政治权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我们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有人称它为政府领导型的模式，或者有人称之为政党领导型的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容易导致公民的权利不稳定，这极不利于我国公民对权利的真正享有。政策性的立法模式。长期以来形成了“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只对需要修改的并已成熟的问题作出修改，可改可不改的问题不作修改”，造成了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公民权利规定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人权人宪无疑指明了法律的未来走向，法律的权利本位特点得到了加强，这将会固定并实现法律品性的转变。法律具备独立的品格，不过多地依赖于政治。

政治调控和法律治理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两种调整机制。法律应以人权作为维度进行关于人的权利的规定。立法以人权为度，加强了法律的中立性，法律的技术性凸现出来。法治不单纯是一种“统治立法”，它不仅是法律的至上性，最高权威性，具有连续性，程序性的特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本必须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随着现代国家向民主化法治化和现代社会向多元化发展，以及经济的全球化，国家权力在不断地，逐渐地向社会让出地盘，由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发展到国家向社会分权。政府已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是惟一的权力中心，很多社会事务已由社会组织运用其社会资源与社会权力来治理。法律符合法治目标：要求加强了自身的特征，而人权入宪为法的自身提供了源泉，从而使法律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动力和源泉。

国家权力与法律的权力源自人民，法的实行有赖于全社会，全体民众的支持。法不应只是控制社会的工具，也是社会制约国家权力和社会自卫的武器。因此国家的法治化，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不能脱离社会的法治化。

法治社会包括社会基层群众性组织的自主自治，各事业企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权力等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权力，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的自律和法治范围内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裁。

人权人宪强化了权利在宪法中的地位，形成了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升了宪法的权利特征，从而从逻辑上将国家权力纳入了合法性评判的标准即人权标准。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必须要将权力纳入规制的渠道，从而理顺并完成了权利和权力的位次和逻辑关系。

有人提出了法律自创生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自组织是复杂系统演化时出现的一种现象，是指系统形成的各种组织结构的直接原因在于系统内部，与外界环境无关”。’。系统科学认为，自组织是系统存在的一种最好形式。’，因为它在一定环境下最容易存在，最稳定。法律再创生理论认为自创生系统是闭合的而非开放的，这是法治前提。要实现法治首先在于法律与政治的相对独立，在民主社会中，法律已不仅简单的就是当权者肆意妄为的工具，法律的产生有自身规律，法律首先代表了不同利益主体不断斗争、说服而产生的最终倾向，这种倾向依赖于法学家的思考和表述而成为法律草案，最终由民选代表来最终决定是否通过一项新的法律和制度。虽然说关于法律是否是自创生系统性，学者有不同的争论，尤其是法社会学派与规范学派对此不同的观点尤为尖锐，需要说明的是法律是否受外界的影响以及对于法律到底是什么的不同回答，虽是两者争论的焦点，但法律自创性系统理论在强调法律自创性的同时并非否定法律会受政治、经济环境等外界环境的影响，只是说法律首先是闭合的，同时对于外界的输入法律并未完全拒绝，在接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时，由法学家对其信息进行有关法律价值的判断并进行技术处理，并进而与法律系统内部进行整合。

人权入宪提高了权利的地位，无疑为宪法实现权利本位。宪法高价位特性，促使了法律系统以人权为核心的构造。人权入宪在立法上为法律实现自创性系统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二、人权入宪对司法的影响

由于宪法基本权利向部门法规定的具体转化存在着“内在精神失真“的可能，同时这种转化的具体化的实质使之既有不周延的可能，也有相互冲突的可能。这样就需要运用宪法解释制度化解矛盾，人权在宪法中的统率地位，也就决定了当法律冲突及法律缺漏时的人权解释了，具体体现为当权利与权力的取舍无疑倾向于权利，当权利之间冲突无疑应作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解释。司法活动与直接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其他情绪化的社会因素相脱离，从而将司法作为法律自创性系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门。“无救济便无法律”，司法的非政治化非道德化，外观上脱离社会，这会进一步从总体上加强法律的权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人权为指向，从而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正当性与否的判断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他认为，诉讼是实体之母。逻辑上说，决定权利存在与否，并不仅仅在于实体法这一层次，而应该说主要是在诉讼的层次决定的。另外博登海默对法的弊端也进行了分析，他为法律具有保守性的倾向。因为法律是一种不可朝令夕改的规则体系，一旦法律制度决定了一种权利义务的方案，那么为了自由，安全和预测性，就应该尽可能地快，这种“时滞”就会造成社会发展的障碍。其次是因为法律规范框架中因有的某种僵化性。由于法律规则得以一般的，抽象的术语来表达，所以它们在特殊情形中只能起到约束物的作用，给解决特殊案件带来困难。法律的第三个弊端源于规范控制的约束方面。制定规范是为了反对和防止无序状态的，然而，它始终存在着一种危险，即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可能超越了其职责的范围。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和人权利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法律和权利的有益形成就会受到窒息。基于以上原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便不可避免，但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权力制约。人权作为一种理论解释和实证发展的载体无疑为自由裁量提供了方向和共通的标准。

三、人权入宪促进权利观念的发展

以四代领导集体为比较，我们可以概括如下：第一代时期，人权被标列资产阶级的专利，对之态度若明若暗，从而导致缺失制度的保障。第二代时期，把人权分为“你的”，“我的”，注意区分二者是“两码事”，但已始注意建设“我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承认人权的普遍性，认为它是人类文明共同结晶，敢于与两方交流，合作与对话。第四代领导人实现人权入宪，实现了观念性的权利向实在性的法律权利的转变，从而深入展开的人权全面建设，社会保障法不断制定和落实。

人权强调的是国家对公民应有的态度，而不是一种个人的与某种宗教性信仰相类似的排他性的实体信仰。人权的主要防范对象是公

共权力，因此，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理解为“个人主义”的意义将使我们通过法律制定将人权观念转变为法律权利，使得那种认定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判断在法律意义上没有任何说服力。

中国由于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其长期以来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决定了传统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孔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学，将修身作为后三者必经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地位不同。按照孔子的观点，“仁者，人也”，处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人际关系都必须以仁德为指导。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在一个差序格局中，缺乏一个普遍性的道德标准。我们的社会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网络有个“己”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这与法律的统一性是背道而弛的，难怪有学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中缺少一种可以支撑法治的文化和宗教。

即使是解放以来的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出于改造社会的雄心大志，国家通过计划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并通过计划制度进行分配，由此，一个以身份为特征的社会逐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各自的身份为坐标。在计划体制中，所有社会成员被分别纳入到各种形式的组织之中。这一切都导致个人观念的缺乏，权利观念的缺乏使得缺失普适性的人性关爱。

结语

人权人宪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步骤，具有法治进程的里程碑．它实现了对国家的行为的合法性的评价，从而将国家的行为从无需自证的的合法性转变为对国家行为评价的正当性。这无疑拓展了宪法进行合法性评价的范围，从而提高了宪法的权威，使得法律的品性发生了转移。从而使法律从以往的片面依赖政治逐步转化为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权人宪改变了以往宪法仅仅作为决定和评判法律合法与否定的政治标准，而且它使宪法和民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从而必将提高宪法的权威和宪法的应用，法治以人权作为桥梁，构筑了广泛而坚实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卢云．法理学CM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0—191．

入宪范文篇2

论文摘要：对生命权未予以明确保障是我国现行宪法的一大缺憾。生命权是最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生命权其他权利皆无从谈起，宪法对生命权保护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生命权问题涉及死刑、正当防卫、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战争和反战、自杀、安乐死、堕胎、计划生育等多领域，需要刑法、民法、赔偿法、计划生育法、国际法等一系列部门法加以规范和解决。将生命权栽入宪法是其他部门法保护生命权的基础，是形成一套保护生命权的法律体系的前提。

一、案例分析

案例引发的思考：2007年l1月21日下午4点左右，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医院，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而其同来的丈夫却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单上面签字，焦急的医生、护士束手无策，院方试图联系该孕妇的其他亲属，并向上级请示“亲属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的紧急情况下，可否进行手术”，均未果。在抢救3个小时后，孕妇抢救无效死亡。

笔者认为，对生命权的漠视是造成这种悲剧的重要原因。生命权是人的最高利益，如果没有生命权，其他的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在我国，这—重要的权利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未得到宪法的保障，这不得不说是中国法律的遗憾!近些年来发生的对生命权的侵害的事件不胜枚举。矿难事故不断发生，“非典”、禽流感等致人死亡的疾病层出不穷，有关死刑犯的冤案也不时出现。这一切都与公民生命权保护的立法不足和不完善相关。人的生命是人之所以为人并进而成为法律主体的根本前提，因此生命权也就成了其他一切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生命权自18世纪被美国宪法确立以来，已经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宪法的确认，并载人多项国际人权公约。但由于我国宪法对生命权尚无明文规定，生命权在我国宪法中的地位只能算作—项隐含权利，这对于生命权的保障是极为不利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我国宪法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将生命权入宪，尽快建立生命权的保障机制。

二、生命权的义涵

“生命权’’旁白自西方人权理念，生命权是人权中的首位权利，指自然人的生命不被非法、任意剥夺，仅是一种“生命拒害权”，含义是消极、保守的，价值是有限的。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那个时代，涂炭生灵、草菅人命的现象普遍，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更使任意剥夺人的生命的行径受到空前谴责，所以二战后许多国家的宪法国际人权公约纷纷确立了公民拥有生命拒绝不法侵害的神圣权利。然而到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当法治与文明已成为世界发展主流、任意践踏生命的现象减少了很多之后，人类社会又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威胁生命的天灾人祸，特别是“人祸”，诸如邪教盛行、核威胁的存在、泛滥、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建设工程安全隐患增多、剧毒工业品的广泛使用、农产品消费中中毒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现代“人祸”对公民生命的危害已远远超过了“天灾”、凶杀刑事案件和司法滥施死刑对公民生命的危害。于是，公民仅有的生命拒绝非法侵害权，已无法保全生命，“公民应享有生命危难救助权”的呼声出来了。因为“无救济就天叔利”已逐渐成为各国公民的共识。与此同时，上个世纪80年代国际人权立法中，出现了所谓的‘‘第三代人权”，其中之一即公民享有“接受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是指所有人类团体在急需时都有得到国际社会援助的权利。例如遇到流行病、饥荒、地震、洪水、台风、雪崩、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以及集体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大规模集聚或类似事件等，不给予及时的、必要的援助就会引起人类大批死亡的后果，就需要国际社会及时伸出救援之手。特别是在援助任务已经超出任何单独的援助国或某一个机构(如国际红十字会或联合国救灾专员办事处)的能力的情况下，更需要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大力援助。

生命权的核心是生命安全。—个好的政府，首先应是—个对人民生命安全全面负责的政府；—个珍惜公民生命权的立法机关，应当重塑生命权的传统保护理念，与时代同步地正视危害其“安全”的因素，关注其“安全”的程度，寻求其“安全”的措施。笔者认为，现代宪法义上的公民生命之权，应由传统的“生命拒害权’拓展到“生命拒害权”与“生命危难救助权”的统一(生命安全权即二者的合一)；由生命危机之前的权利延伸到生命危机之后的权利；由消极的生命保护观过渡到积极的生命保护观。因此笔者认为，生命权简单来说就是每个人．都有安全活着的权利，具体是指自然人以维持其生命延续为内容，以生命安全为核心，以生命利益为客体的权利，也就是每个人的生命都平等地受法律保护，不容任何组织或个人非法侵害或剥夺的权利。

三、生命权的体系构架

生命权不同于一般的人格权，它的最大特点在于：生命权的客体一生命利益与生命权主体的权利能力融为一体。因此，宪法意义上的生命权应当是—个完整的权利体系。关于生命权的构成(内容)，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有几种观点为：生命权的内容包括自卫权和请求权；生命权的内容包括生命安全维护权、司法保护权和生命利益支配权。尽管上述观点各有可取之处，但也有不足之处：自卫权并不是独立的生命权内容，而是生命安全维护权的具体内容；司法请求权属于维护生命和安全利益的派生权利，是基本权利的必有内容。因此，笔者比较倾向于将生命权的内容划分为生命存续权、生命安全权以及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1．存续的权利

生命存续权是指自然人保有自己的生命依自然规律存续的权利。生命的延续是人体的正常功能，也是一种自然现象。生老病死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规律。法律规定生命权中包括生命存续权，并非确保人人．都长生不老，而是保护人的生命不因受外来的非法侵害而丧失。其实质是禁止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更高层次的生命存续权还应包含，当人的生命受到疾病等非人为因素的困扰而有丧失之危险时，有权得到尽可能的医治和救助。需要注意的是，生命存续权保护人的生命延续，不是通过提高身体健康程度而延长生命，这是健康权的内容。

2．生命安全权

生命安全权是指依法排除或避免危险与威胁，恢复生命得以正常存续所应有的安全情势的权利这是生命权的核心内容，包括防御权、救济权(亦称保护请求权)。防御权，是指当有非法侵害生命的行为和危害生命的危险发生时，受侵害人有权采取防御措施，防止危害生命的结果发生。它首先是针对侵害生命的行为的一种防御或抵抗。救济权，有学者称为“保护请求权”，是指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自然人有权向国家提出保护的请求，以得到必要的救济。当特定的环境对生命构成危险，但该危险尚未发生时，生命权人有权请求国家机关改变环境，消除危险。从时问段上讲，这是事前及事中的保护请求权。保护请求权的另—项重要内容即是请求司法机关救济生命损害，这是生命权受到侵害后的法律救济。是对生命权的事后保护。但是，生命权一旦受到遭受损害，则生命丧失，生命权人主体资格消失。因此，请求司法机关救济生命损害的权利实际上是由生命权人的近亲属或继承人行使的。

3．有限的生命利益支配权

生命利益支配权实质就是生命权归属于谁，生命权人是否完全拥有生命支配权?对此，很难作出全面的回答如果回答拥有生命权，存在以下几点悖论：从生命的周期看，人的寿命有长有短，这不能由本人来决定，而且还存在一些意外事件，如车祸。重大安全事故等，有时既无法预测又无法控制；保留有死刑的国家，对触犯刑律并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其生命权则属于国家。死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过，死刑制度来源于以血复仇。马克思曾说：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的表现。无数的传说和研究都表明，地球上的所有人种都在其发展的某一阶段依靠的是以血复仇制度，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里实行了几千年的以血复仇制度，有过初期、盛期和终期之分，以血复仇白．勺终结，便是作为国家刑罚制度的死刑的产生嘲。早期的死刑制度多具有报复意义。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础对死刑的有益和公正提出了质疑，主张用长期苦役来替代死刑。自此，人们一直都在争论死刑的存度问题，但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无论怎样，死刑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虽然目前世界上通过立法程序废止了死刑的国家已经超过半数，但还有小半数国家还未废除死刑。

如果生命权不属于本人所有，又会出现以下悖论：一是自杀。即生命权人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至于采取药物、刀杀、自缢、溺死或其他什么方式，则在所不问。如果生命权人拥有生命支配权，应包括自杀行为，但自杀行为不符合伦理要求，也违背社会价值。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人是E帝创造的，每个人的生命部属于上帝的，自杀就是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一种犯罪行为。人们将自杀规定为一种犯罪，在自杀未遂的场合还可进行处罚，如果既遂，怎样来适用刑罚，即使社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范自杀行为，也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表明，仅1997年，日本共有23500人自杀，近几年一直在3万人上下浮动，自杀已经成为日本第六大死因。二是献身行为。为了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挺身而出，见义勇为，是人类社会所提倡和鼓励的高尚行为，这时，生命权人有权支配自己的生命。三是安乐死。是指对于患了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为了消除其生理上的极度痛苦，经本人或其亲属要求，由医生采用医学方法提前终止其生命，使其安乐死去的行为。其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从以上可以看出，人不能完全拥有生命利益支配权，也不是完全没有生命利益支配权，而是有限制的生命利益支配权。公务员之家:

四、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及规制

1．将生命权入宪必要性

(1)生命权人宪是保障我国公民生命安全的现实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漠视生命、侵害生命的现象还不少。每年我国在煤矿、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成千上万。其中大多数事故属于责任事故，是有关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没有把公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而造成的。可见，生命权人宪，是全社会树立生命意识，自觉保护生命是当务之急。

(2)生命权人宪是完善我国现行宪法的需要。正因为生命权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葡萄牙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一、人的生命不可侵犯二、必要时将执行死刑。”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不得不说是我国宪法与世界各国宪法的一个差距。为i舌应世界立宪潮流并完善我国现行宪法，我国应尽快将生命权规定为公民的—项基本权利。

(3)生命权人宪还是实施国际人权的需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成为一项国际法准则，公民基本权利规定正呈现国际化趋势。《世界人权公约》把生命权列为人权中的首项权利。我国政府顺应国际潮流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一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只是时间问题。那时，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每是我国政府的义务。为适应签署特别是今后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需要，我们也应该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将生命权明确规定为我国公民的—项基本权利。

入宪范文篇3

一、世界各国生命权入宪的方式与内容

这里讲的生命权“入宪”，是指将生命权的有关内容载入宪法，使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在方式上，它不是狭义的“立宪”，它不限于宪法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内容，还包括通过宪法解释将有关生命权的内容赋予宪法意义和效力。总的来看，在世界上，生命权入宪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制定新宪法或修改宪法，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生命权。例如，1996年南非宪法第十一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二是通过解释宪法使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比如，韩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但1996年11月28日韩国宪法法院在有关死刑制度是否违宪的判决中指出，生命权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的基础，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构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前提，生命权是绝对的基本权利[2].当然，许多国家将生命权内容载入宪法的方式往往是两种方式并用，即在宪法明文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宪法解释加以补充，德国就是典型的例子。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和身体完整权……”。1975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判决一起有关堕胎案件时，认为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一句关于“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的规定可以直接推论出“国家有保护人类生命的义务”，国家有义务保护未出生的人类生命免于受到违法的侵害，包括来自母亲的侵害[3]笔者以为，德国这种宪法明文规定与宪法解释两种方式并用是生命权入宪的最好方式，因为先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基本内容，有利于确立生命权的宪法地位，而宪法解释能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补充和完善生命权的内容。至于生命权入宪的内容，一般来说，通过宪法解释方式入宪的，其生命权的内容一般较为简单、零散，而直接将生命权写入宪法的，其内容更为明确。这里主要拟考察一下各国宪法明文规定的生命权内容。当然，世界各国在宪法中所规定的生命权内容也各不相同，有的简单，有的丰富。概括起来，世界各国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一）生命权的享有。正如前面所举例的南非、德国宪法那样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或“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又如，1991年保加利亚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侵害人的生命被视为最严重的犯罪而受到惩罚。”

（二）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义务。例如，1989年匈牙利宪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匈牙利共和国，每个人对生命和人的尊严都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得任意剥夺。”

（三）国家对生命权的保护义务。比如，1994年白俄罗斯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国家保护个人的生命免受任何非法侵犯。”

（四）死刑的废除或限制。例如，1991年哥伦比亚宪法第十一条规定：“生命权是不可侵犯的。废除死刑。”又如，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二十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死刑在废除之前可由联邦法律规定，作为惩罚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的特殊措施，同时要为被告提供由陪审团参加的法庭审判其案件的权利。”

（五）合法使用武力剥夺生命的范围。例如，1999年尼日利亚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死亡是由于在法律允许的下列情形下合理必要地使用武力造成的，则不视为违反本条所规定的剥夺生命：（一）为保护任何个人免受暴力侵害或为保护财产；（二）为执行合法的逮捕或为制止被依法拘留的人逃跑；（三）为镇压骚乱、暴动或叛乱。”

（六）胎儿的生命权。例如，1983年修正的爱尔兰宪法第四十条第三款第（3）项规定：“国家承认胎儿的生命权，同时尊重母亲的平等生命权。保证在法律中尊重并尽可能通过法律保障和维护这一权利。”1992年巴拉圭宪法第四条规定：“生命权是人所固有的权利。一般情况下，从怀孕开始，生命权就受保护……”。

（七）克隆人的禁止。2006年已经分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在2003年其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和少数人权利及公民自由宪章》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人的生命不可侵犯。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不存在死刑。禁止克隆人。”

一般说来，宪法所规定的生命权的内容越丰富，国家对生命权的宪法义务就越明确，生命权的宪法解释任务就越轻，生命权的违宪审查就越好开展，生命权的保障也就越有可能得以实现。相反，宪法对生命权的内容规定得越简单，国家对生命权的宪法义务就越不明确，生命权的宪法解释任务就越重，生命权的违宪审查就越不好开展，生命权的保障也就更难以实现。例如，美国宪法没有规定胎儿的生命权，所以需要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亦即宪法解释）来界定堕胎是否违宪的问题。而爱尔兰等国的宪法明确规定了“胎儿的生命权”，显然在这些国家堕胎违宪的问题就不需要再作宪法解释。又如，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废除死刑，那么这些国家的立法就不能规定死刑，法院也不能判处死刑，否则就是违宪。再如，2003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家联盟宪章规定“禁止克隆人”，显然，当时在这个国家联盟有关克隆人的立法与实践行为就属于违宪，不必再通过宪法解释来明确。由此可见，为更好地保障生命权，应当在宪法中尽可能详细地规定生命权的内容。当然，这应以本国国民的看法达成共识为前提，否则即使宪法作了规定也难以得到落实。

需要指出的是，宪法规定生命权的内容并非绝对多多益善，如果有良好的宪法解释机制，即使宪法明确规定的内容不多，也能很好地保障生命权，甚至反而有利于灵活地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关于我国生命权入宪方式的构想

众所周知，我国现行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生命权，也尚无有关生命权的宪法解释。可以肯定地说，目前在我国生命权还不是一项明示的宪法基本权利。显然，这不利于充分保障我国公民的生命权，这也是当前我国侵害生命的重特大事故和事件不断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当尽快将生命权载入宪法。

那么，我国应当采取何种方式将生命权载入宪法呢？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制定新宪法的条件还不成熟，可能性也不大，较有可行性的方式是修改宪法或解释宪法。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宪法》中，生命权属于一项隐含权利，即没有明文规定，但从其他条文中可以推导出的权利。例如，第三十六条关于人身自由的保护、第三十八条关于人格尊严的保护、第四十三条关于休息的权利、第四十五条关于弱者的特殊保护等条文，都是以生命权为前提的，是生命权的延伸。”[4]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又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中推论出来，我国宪法中也有关于保护公民生命权的规定和含义[5].这些看法都很有道理，但目前它们只是学理解释，没有法律效力。只有通过法定机关的宪法解释，才能真正使生命权成为一种宪法基本权利。

固然我们国家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将生命权载入宪法，例如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的“人权”进行解释，宣布人权首先包含生命权，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一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宪法解释也相当于立宪，因为宪法解释往往是给宪法赋予原来条文上没有的内容，它与制定新宪法、修改宪法在实质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它同样必须得到实施并具有至上效力。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还曾经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宪法的“话语霸权”抱怨到，最高法院“在不间断地开着制宪会议”[6].但是，对于我国生命权的入宪，笔者仍主张通过修改宪法方式明确规定生命权，理由主要有三：

（一）目前我国尚未真正建立宪法解释制度，通过宪法解释明确生命权的可行性不强。虽然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宪法，但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一次宪法。然而，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制定以来，已经进行4次修正，已有31条修正案。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国家修改宪法比解释宪法更为频繁、更为容易。

（二）通过修宪明确规定生命权，更有利于督促国家机关履行宪法义务。在我国，宪法是部门法的立法基础和依据的观念比宪法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控权法的观念更为人们接受，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此背景下，在宪法中明确规定生命权，显然有助于国家立法机关积极立法，保护生命权。

（三）宪法明文规定与宪法解释相比，更有利于开展违宪审查，保障生命权。宪法明文规定生命权的内容，往往比宪法解释更完整、更具体，这显然更有利于我国今后违宪审查机构开展宪法监督活动，并不易引起争议。

三、关于我国生命权入宪内容的构想

在生命权入宪的内容方面，我国应当将哪些内容写入宪法呢？笔者以为，我国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立宪经验并根据我国国情而定：

（一）关于生命权的享有。我国完全可以借鉴外国立宪经验，明文规定“人人享有生命权”，以明确生命权的宪法地位，使之成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宪法基本权利。

（二）关于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和保护义务。也可借鉴国外经验，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生命权”，以督促国家机关履行保障生命权的宪法义务。

（三）关于合法使用武力剥夺生命的范围。也应借鉴外国立宪经验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比如可这样规定：“法律严格限制武器和警械的使用范围，禁止违法使用造成公民死亡”，以促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尽快制定一部有关武器、警械使用的基本法，改变当前有关武器、警械使用剥夺生命只有行政法规规定这种有悖立法法精神的局面，防止武器、警械的滥用，切实保障公民的生命权。

（四）关于胎儿的生命权问题。基于目前我国的人口压力与计划生育政策，宪法可暂不作规定。相关的堕胎问题也先由法律去调整，宪法的调整可随着时展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来补充。

（五）关于克隆人的禁止，目前我国已有明确的态度。2005年3月8日第59届联合国大会批准了联大法律委员会已通过的《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中国投反对票。在法律委员会表决中担任中国代表的苏伟在接受记者采访解释中国投反对票的原因时表示：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一贯是，生殖性克隆人违反人类繁衍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的人的尊严，引起严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中国政府积极支持制定一项国际公约，禁止生殖性克隆人。但是，治疗性克隆研究与生殖性克隆有着本质的不同，治疗性克隆对于挽救人类生命、增进人类身体健康有着广阔前景和深厚潜力，如把握得当，可以造福人类。中方反对将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我们认为治疗性克隆和生殖性克隆是可以区分的，而在这次通过的联大宣言中却没有将这两种克隆区分开，表述非常含糊不清，提到的禁止范围可能会被误解为也涵盖治疗性克隆研究，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7]为此，我们可在宪法上作出明确规定：“禁止克隆人”。当然，宪法也可暂不作规定，而先由法律作出规定，最终是否入宪由宪法解释来决定。

（六）关于死刑问题。死刑，就是生命刑，它意味着剥夺罪犯的生命权。正因为世界各国愈来愈重视人的生命权，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家废除了死刑。据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世界上已有86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了所有犯罪的死刑，11个国家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战时犯罪除外），还有26个国家在事实上废除了死刑（虽然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在过去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没有执行过死刑，而且不执行死刑已成为一个原则或习惯），三者相加，全球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只有73个国家和地区保留了死刑[8].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而且成为许多国家宪法上的明文规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目前至少有63个国家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废除死刑。还有许多国家在宪法上对死刑作了限制。然而，正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在关于死刑的第6个五年报告中所指出，中国是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9].我国不但没有废除死刑，而且在宪法上也没有对死刑加以限制。鉴于传统观念等国情，显然目前废除死刑的条件在我国还不成熟。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限制乃至废除死刑毕竟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也是我国政府已签署加入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而且死刑是一种剥夺人的生命的最严厉刑罚，人死不能复生，一旦错杀，就无法挽回，因此我国今后应尽可能限制死刑的适用，首先我们最好在宪法中明确对死刑的限制作出规定。为此，笔者建议借鉴世界各国限制死刑的立宪经验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正如我国刑法学界的学者们所提倡的，首先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10]，将死刑的适用限制在故意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上。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我们国家尽快通过修改宪法将生命权写入宪法，并且至少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以下内容：“人人享有生命权”、“国家尊重和保护生命权”、“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生命。死刑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惩罚故意侵害生命的特别严重犯罪”、“法律严格限制武器和警械的使用范围，禁止违法使用造成公民死亡”、“禁止克隆人”。

注释：

[1]关于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可参看拙文《生命权应当首先入宪》，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

[2]参见韩大元、莫纪宏主编：《外国宪法判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3]参见陈爱娥：《宪法对未出生胎儿的保护——作为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一例来观察》，载《政大法学评论》1997年第58期，第68、69、76页。

[4]谢鹏程著：《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5]参见屠振宇、李剑锋：《宪法学者聚焦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修正案座谈会”综述》，载中国宪政网（/include/shownews.asp?key=生命权&newsid=4237）。

[6]转引自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2页。

[7]参见马宁：《联大通过关于人的克隆宣言，中国代表解释投反对票原因》，载《北京青年报》2005年3月10日A1版。

[8]参见“AbolitionistandRetentionistCountries”，/article.php?scid=30&did=140#de%20facto.

入宪范文篇4

关键词：环境权；法律体系；必要性；生态文明

一、环境权的产生与发展

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利用资源、改造环境的过程，都在产生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彻底点燃了民众捍卫环境安全及生存权利斗争的怒火，人们为争取清洁、良好的生活环境而提出了公民环境权。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在1969年基于“公共信托”理论，率先提出公民享有环境权的观点。此后，环境权的理论和立法实践工作均取得了长足进步，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逐年为更多的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立。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在1972年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该宣言被视为环境权在全球范围内被认可的基础。截至目前，全球的191个主权国家当中，已经有140个国家将环境保护的相关内容纳入宪法文本，有86个国家在本国宪法里已经明确规定环境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数字还将不断增加。

二、环境权的含义及性质

（一）环境权的含义。将环境权的本质含义界定清楚，是环境权纳入宪法的前提。国内诸多环境法研究者下过环境权的定义，有学者主张：“环境权是指公民享受良好的、适宜的自然环境的一种权利。”有学者认为：“环境权就是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健康的环境中，合理地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包括获得良好环境的权利以及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还有学者主张：“环境权即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可以享有在良好和适宜其健康的环境中生活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基本权利。”虽然学者们对“环境权”的概念认识有细微差别，但对环境权是客观存在的认识是一致的。笔者主张，环境权指的是公民享有的在适宜其健康的环境当中生存、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一项权利，以及负有使生态环境资源免受恶化的一项义务。环境权不应只是人的一项实有权利，它也应当是一项应有义务，人们在享用环境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势必应负担相应的环境保护层面的义务，这是环境权概念的应有之义。（二）环境权的性质。1.环境权是社会性权利。从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体系上分析，公民的权利类型大致分成四种：①经济性权利；②政治性权利；③文化性权利；④社会性权利。从环境权的概念上分析，把环境权归入社会性权利类型更为合适。社会性权利是指：“以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一项权利，它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其表征着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性利益、共同的利益继而维护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对比其与环境权的定义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看出，公民的环境权与宪法上社会性权利在归属上有着内在一致性。2.环境权是生态性权利。环境权发挥着保障环境的生态价值的作用，护卫公民对于生态性权益的享有本身是环境权概念里蕴含的内容，因而，环境权应作为一项生态性权利而且也应当是一项生态性类型的权利。再三强调：“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见，生态文明理念也要求我国的环境权不只是为保护经济利益，更要为生态利益而服务。3.环境权是复合性权利。环境权既是公民的一项应有权利，也是公民应当履行的一项重要义务，权利与义务的复合性是环境权的又一性质。如果过分强调公民享有的环境权利而对其负有的环境义务视而不见，必将导致环境权不能有效实施和实现的困窘。因而，环境权是一项集权利和义务于一身的权利类型。

三、环境权入宪是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合法性构筑的“权利基石”

环境问题的处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是需要国家运用法治思维来予以应对和处理的，而宪法环境权能够为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筑提供合法性基础，进而推动环境问题通过合理合法的司法手段解决。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合法性的意思指的是，同样一种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被认为是正确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有着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预示着此种类型的法律制度应拥有最起码的尊严。将环境权纳入宪法的文本当中予以保障，会为环境保护基本法、民法上的环境权利的保护，诉讼法环境权利的救济，以及其他单行环境法律、环保法规等构筑起一整套环境资源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体系奠定一个良好基础，扫清法理障碍。因而，将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应有权利写入我国《宪法》文本，不但可以织密公民的基本权利保护这张大网并使其得到推进和完善，而且还能对公民的此项权利通过合理合法手段获得程序上的救济提供必要的根本法上的支撑。因而，环境权入宪是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合法性构筑的基石。

四、我国宪法环境权存在缺位

据范进学教授的统计：全世界195个国家，宪法文本中将环境权作为基本权利的有69个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义务的有8个国家，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或者公共政策、目标的有44个国家，其中将其作为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国家有17个；未将环境权或环境保护入宪的国家有72个。通过范进学教授对各国宪法文本的考察分析，可以得出把环境权作为宪法权利的国家是逐步增加的，环境权入宪势必成为世界各国立宪的基本趋势，也就是说，环境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为现代多数国家的宪法所普遍承认，这将是一个必然结果。对比世界上已将环境权纳入宪法保护的有关国家的规定，我国《宪法》文本当中与环境权最贴近的条款，也存在着明显的缺位。即便是2018年3月11日将生态文明写进《宪法》序言，也不能得出我国《宪法》承认和规定环境权。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问题的规定有且仅有两条，分别是第9条第2款规定以及第26条第1款规定。第9条、第26条虽已涉及公民环境权利的部分内容，但这两个条款规定太过原则和笼统，无法直接体现环境权利的实有特征，基本属于国家管制层面的立法。我国《宪法》对公民环境权的这种不明确规定甚至可以说是宪法环境权的缺位，势必会阻碍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筑。

五、环境权纳入宪法保障的必要性及未来价值

（一）环境权入宪是宪法绿色化的必然趋势。从历届联合国气候大会通过的国际公约以及诸多环境法学者对各国宪法环境权规定的分析可以看出，环境权进入各国宪法文本，使得宪法绿色化的脚步将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越来越快。学界对环境权作为一项人权的研究更加成熟，必将推动宪法绿色化的步伐，加之各类数据影响和推动的这种趋势将会使环境权入宪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而我国也必将顺应这种大势。（二）环境权入宪有利于公民权利体系的构筑与完善。我国《宪法》将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独立章节置于总纲之后，国家机构章节之前，与前四部《宪法》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进步，充分彰显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在未来修宪中，把公民环境权写进《宪法》文本中，将从国家根本大法上对这种应然权利做出法定权利的确认，这将对构筑和完善我国《宪法》的公民权利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价值。（三）环境权入宪有利于我国环境权救济制度的完善。环境权作为公民生存和发展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此项权利缺乏直接有效的救济渠道。以至于公民即便遭受到惨重的环境污染损害，其切身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之时，也不能直接有效提起诉讼，这造就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尴尬境遇，而现实诸多环境问题是直接导致个体权益受损的主因。《宪法》文本上将公民应有的环境权利予以确立，势必会为救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而环境权这一被诸多学者认同的基本人权，应该获得我国法律恰当的救济。（四）环境权入宪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持续推进。党的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获得了极大丰富和完善，《宪法》在2018年也将生态文明纳入指导思想中。法律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出公民普遍遵守的特殊行为准则，但我国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目前还不够完备，环境权还没有在司法和执法部门得到普遍确认，这无疑给生态文明建设进程设置诸多障碍并增加司法保护上的难度。《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对环境权予以回应，环境权入宪无疑会助推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筑与完善，加之环境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相互配合势必会促进生态文明和环境法治向纵深发展。

六、结论

环境权作为一项已被法学界公认的公民权利，只有入宪才能得到更好的实施与保障，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环境权只有入宪才能实现从应然权利向宪法权利继而向法定权利的演进。此外，环境权入宪也能更好地推动我国《宪法》统领下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补充与完善，环境权法律保护网也能因此编制得更细更密。随着环境权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环境权入宪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环境权保护法律体系也势必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法学研究资料，1982（2）：3-11.

[2]李艳芳.环境权若干问题探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4（6）：61-64.

[3]吕忠梅.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1995（6）：63．

入宪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宪法中的公民义务国家的构成要素理论

一、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之理论概述

(一)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之概念界定

对于本文所谓的”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我国宪法学界通用的概念乃是”公民基本义务”，但是，学界对于”公民基本义务”的内涵，又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界定标准，包括：形式标准(即只要是在宪法中加以规定的公民义务就是公民的基本义务)、实质标准(即公民义务系统中最重要根本的义务)以及形式实质双标准(即由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最基本的义务)。

由于实质标准的难以确定，而且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能为它所规定的事项当然在该国被普遍认为具有根本性，所以，笔者认为双标准没有必要。笔者个人倾向于形式标准，但如果用”公民基本义务”来指称，那么，难以排斥另两种界定标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可能造成”公民基本义务”不仅仅只能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有些义务也有可能成为”公民基本义务”；其次，”基本”这个词，本身就带有太大的迷惑性，极易引导他人陷入实质认定标准，与笔者的观点截然相反；所以，笔者采用”宪法中的公民义务”这个概念来指称公民为宪法所课予的义务。

(二)宪法中的公民义务之相关理论

1．从社会契约论、权利义务平衡论看公民义务的产生和变动

按照社会契约论，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的让渡，那些让渡出来的权利随之演变为公民的义务。(如上图)

按照权利义务平衡论，公民的权利义务此消彼长，自古希腊到欧洲中世纪再到现今经历了由权利本位到义务本位再到二者局部调整平衡的转变。(如上图)

笔者无意去评论社会契约论和权利义务平衡论的是非曲直，笔者只是想指出，无论是社会契约论中的义务产生还是权利义务平衡论中的义务变动，不外都是为了适应客观变化而使国家得以产生存续从而再去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罢了。

2．从国家的构成要素看宪法中公民义务的根源(见下图)

(1)之于主权

主权是构成国家的本质属性，拥有主权的国家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地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2)之于公民

国家是由一定数量的公民组成，公民是国家行使权力的对象。

(3)之于领土

国家应有确定的领土，在一国领土范围内的资源是该国公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4)之于政权组织

政权组织是执行国家职能的机构它包括军队这一暴力机关。

为了维护国家赖以存续发展的要素，公民应当服从国家对内最高的主权、应当养护领土范围内的资源、应当致力军队建设以保护国家安全。在笔者看来，这三大类义务即是一国宪法中公民义务的根源或者说母体，一国宪法以这二类为核心，根据该国具体国情来设定一些自认为舆根本性基础性的公民义务。

二、宪法与公民义务的关系

(一)公民义务是否应当入宪

彻底的自由主义论者认为宪法绝对不应该规定公民的义务。他们认为：一部标准的宪法应该包括且只包括对个人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结构的规定。”因为宪法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而确立有限政府，那么就应该只针对公权力机关来设定义务。在宪法中去规定公民的义务，有点是非颠倒的味道。但笔者认为他们这样的论点过于理想主义，不切合实际，原因如下：

1．权利权力，都易膨胀，义务入宪，辅助预防

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也写道：”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这里他所谓的”辅助性的预防措施”即是”依宪行政”。依照笔者个人理解，麦迪逊该段话实质上是将宪政的目的拓宽为不仅要规范公共权力的责任，对公民权利毫不设防也会导致公民滥用权利而影响国家共同体秩序的维持，削减国家共同体的统，因此宪政也应当规范公民的义务。我国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张友渔先生也抱有同样的观点，这可以通过他对宪政的定义看出来，他认为：”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种规定之下，享有应享有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允许违反和超越这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换言之，宪法既然是公民与国家之问的契约书，其旨在于公民和国家之间分配对等的权利、义务，那么依据宪法，公民与国家互事权利(力)之时也必然互负义务。

2．公民权利——国家义务，国家权力——公民义务

在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和国家义务，国家权力及公民义务这两组关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之间其实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关系。首先，保障公民的权利乃是国家的义务或者说职责，国家为了履行职责必须行使宪法赋予它的权力，而它行使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将自身义务转嫁于公民义务的过程，最后，公民就因为自己履行了义务而保障了自己的权利。也就是说，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本质上仍然是公民对公民的义务。在这里，笔者可以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国家有义务为满足公民的利益需要而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国家履行这种建设职责当然需要大量财政支出，那么财政收入哪里来呢?税收。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纳税看上去好像只是公民的义务，实际上它也是国家建设职责的转嫁，公民通过义务纳税间接满足了自身对经社文化发展的需要。由此不难看出，宪法中的公民义务规定仍然是为了满足公民的权利，不违背宪法保障人权的初衷。

3．宪法义务，义务之母，严格限制，下位标准

有学者认为”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义务，因为这是普通法律的任务。”他们认为，由普通法律来规定公民义务会更灵活，更有效。没有宪法的国家或者没有在宪法中规定公民义务的国家它们在其普通法律中规定的公民义务更多更详尽。

笔者承认跳过宪法而由普通法律来规定公民义务会使国家管理活动更灵活有效，但却不能赞同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样会使义务设定的标准和范围变得非常宽广。众所周知，宪法作为效力位阶最高的根本大法，它的制定和修改程序一般都要来得比普通法律更为严格，它制定和修改的过程一般是由人民行使主权的过程，是公民割舍自己权利而赋予国家权力的过程，故而，于宪法中规定公民的义务显然不那么简单。那么，经过制宪或修宪程序的严格筛选，最后能在宪法中”幸存”下来的有关公民义务的规范实属有限。而这些有限的原则或规则就为下位法规定公民的义务提供了标准。下位法在规定公民义务之时必须以宪法相关规则或原则为标准，不得超出其所涵盖的范围。换言之，普通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派生于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或者说普通法律所规定的公民义务实际上只是宪法中公民义务的细化。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更有利于保障人权。

(三)何种公民义务应当入宪

“对国家制定宪法义务(即在宪法规定公民义务)而言，只有那些国家建立和持续发展必可少的条件方能成为宪法义务(即宪法中的公民义务)。”笔者之前在分析宪法中公民义务的根源时就已经提到过，为了维护国家赖以存续发展的要素，公民应当服从国家对内最高的主权、应当养护领土范围内的资源、应当致力军队建设以保护国家安全。在笔者看来，这三大类义务即是一国宪法中公民义务的根源或者说母体。它们分别可以孕育出诸如遵守宪法法律、依法纳税、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等应在宪法中设定的公民义务。此外，同公民权利一样，公民义务也在不断地进化发展，所以，笔者认为一国在设定宪法中的公民义务时还应当考虑时代背景以及该国具体国情。

入宪范文篇6

首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模式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体制特征。

在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以单位为依托，包涵各个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而在农村则以和生产大队以及小队等集体组织为依托。基于这种模式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行政决定的作出过程往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炉内灶”，个人依托单位获得福利措施和相关保障，而单位也须依托国家的财政支持给予个人一定的福利资格享受。

在这种壁垒式的体系中，由于欠缺妥当的表达机制，在立法和政策形成过程中，个人以及弱势群体的利益常常会被漠视乃至牺牲。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民营化和社会化发展，政府承担的职能开始转由民间组织或企业来承担，利益层次也日趋复杂化。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入宪，有助于保障弱势群体对社会政策形成过程的参与，使得他们的利益得到更充分的表达，使得公共政策和行政决定能更好的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依归。

其次，在宪法中写入“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从其表述上看，强调了国家负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义务和职责，并赋予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地位。

国家存有保障公民生存权实现的义务，而重要的保障方式之一，就在于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来保障公民的生存权的实现，进而促进公民其他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与公共财政状况和公共政策设计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更需国家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职责，发挥更为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也印证了这点。

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罗斯福总统试图通过实施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来营造一个“开明的福利行政国家”，于是美国于1935年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之后还相继通过了医疗照顾和援助法案，并在教育、住房与城市发展等诸多方面推行了多项福利计划。

最后，建立一种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意味着要尊重因经济发展水平而带来的制度差异，做出符合各地需要的更为求真务实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

入宪范文篇7

试图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伟大的思想努力当属黑格尔和马克思。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中国官方推崇的历史哲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日趋边缘化。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失势以后，在解释历史和预测未来的领域，现代化理论占据了主导地位。简而言之，现代化理论预言人类的归宿是唯一的，各地区、各民族都将殊途同归，而西方社会是人类的先驱，非西方将步西方的后尘。李普塞特的理论充分体现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自信精神。而福山则把现代化理论和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结合起来，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从而把现代化理论推向了极端。亨廷顿还算清醒，他指出“好事不会一起都来”，欠发达国家有必要经过一个权威主义阶段，才能更好地走向民主。这就是所谓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普沃斯基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提出了风行一时的民主过渡论。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是现代化理论的各个流派几乎都认定市场和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作为给转型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出的弃旧图新的药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关于改革或转型的理论——“华盛顿共识”。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和中国的预言家根据现代化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预言。试举几例：中共经受不住对外开放的冲击；“八九”之后中共将很快垮台；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与中共势不两立；政权交替要出问题；市场将埋葬专制，带来民主；专制制度无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香港将成为一个死港；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西藏和新疆要独立；中国会威胁世界和平……有人觉得这样说还不过瘾，干脆直接说“中国即将崩溃”！这类预言有的稍纵即逝，有的长盛不衰，有的反复出现，它们或是此起彼伏，或是蜂拥而来。这类预言在国内外的大众传媒、学术论文、政府报告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我在这里罗列的仅仅是冰山一角，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角。

二、中国经验对上述预测的检验

中国的经验是否支持这些预言呢？事实胜于雄辩。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验事实吧。

开放带来的信息洪流并没有冲垮中共政权。甚至互联网也成为中共“为我所用”的对象。9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国际比较反倒打击了“民主迷信”，提高了中共的合法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这意味着中共的合法性在90年代后期有所提高。

“八九”之后中共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真正的“第二代”顺利接班。如今，也开始了一个势头良好的接班过程。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中共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中共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通过“行政吸纳政治”，中共使“政治行政化”，从而有效地回避了“政治民主化”，在市场与权威主义政治之间找到了新的平衡。

中国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而且中国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回归之后，香港成功地保持了“一国两制”，并且成功地抵御了金融危机。虽然自1997年以来无数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但是，5年后的今天，当初言之凿凿的预言就如同一个笑话。

西藏没有独立。新疆也没有独立。而且中国还顺利收回了香港和澳门。台独趋势没有恶性发展。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打破了“八九”之后的制裁重返国际社会。加入WTO，申奥成功。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台湾海峡危机也没有过度发展。尽管屡受美国的欺凌，但是中国并没有破釜沉舟、铤而走险。可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威胁世界和平。

实践证明上述预言几乎全都没有经受住检验。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

那么，中共做的是不是“十全十美”了？不是，问题还很多，而且正是那些给中国带来了发展与稳定的东西，也孕育了威胁其进一步发展与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领域，政治领域的问题包括意识形态失效、专制、腐败以及台湾问题；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低效率、失业、金融风险和WTO冲击问题；社会领域的问题主要是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中共能解决上述那些威胁自身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吗？暂时还没有人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从目前已经显现的征兆来看，中共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其一，在维护精英联盟的同时，适当限制精英的利益。对经济精英，一方面保护合法利益；另一方面，限制非法利益，如强化征税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打击走私、规范资本市场、打击钱权勾结。对政治精英则着重打击腐败。同时，加大对知识精英的收买力度。其二，强调公正，公共支出开始向弱势集团倾斜。如完善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以限制阶层差距；实施西部开发以限制地区差距；保护农村和农民利益，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禁止拖欠工资，统一保险规则，以限制城乡差距。其三，加强意识形态建设。一方面，向传统回归，官方表述的发展目标从“四个现代化”演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今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另一方面，强调“为人民服务”、“执政为民”等“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其四，提升政权的形式合法性（如扩大选举），同时强化政绩合法性（如注重经济增长）。其五，继续坚持权威主义，推行政治行政化，拒绝狭义的政治民主化（如多党制、普选、结社和新闻自由）。

内容提要：此次宪法修正案中提出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将“人权”二字引入宪法，无疑，这一举措对我国人权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通过对我国宪法文本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宪法中有关人权的内涵和外延还存在缺失。因此，为确保这一人权条款的实现，我国有必要从立法、制度、组织等方面进行保障。

关键词：人权宪法修改缺失保障

从康有为《大同书》推崇“天赋人权”，人权理念就开始在中国公开传播，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们在追求人权道路上已步履蹒跚地迈过了一个多世纪。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使我们逐渐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及其现实意义，认识到人权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休戚相关。人权的保障日益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此次宪法修改明确提出了“人权”二字，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规定：“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款相应地改为第四款。”这一修正案的出台，得到了宪法学者们普遍赞许，因为这标志着我国对“人权”的保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人权”入宪的积极意义

在这次宪法修正案中，首次将“人权”写入宪法，与前三次宪法修改相比，是一大进步。前三次宪法修改一共形成了17条宪法修正案，其中有11条是有关经济制度的，较少甚至几乎没有涉及公民权利特别是人权保障方面的内容。而从当代宪政的发展看，人权保障制度的完善，无疑是宪法完善和宪政制度完善的核心内容。此次修宪不仅增添了有关人权的保护，还涉及了公民的财产权保护等内容，表明我国的人权保护事业迈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对我国的人权事业发展具有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首先，列宁曾说过：“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权是宪法惟一的内在精神，同时又是对宪法进行价值评价的最为重要的标准。宪法中载入“人权”概念，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保障人权的重视程度，突出了人权保障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从根本上保障我国公民的基本人权，推进我国的人权建设和保障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另外，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地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主体界定为“国家”，因而“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为了国家的“宪法义务”，这标志着我国宪政理念的进步和升华。它一方面是对政府公权的限制，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约束公权对人权的侵害。另一方面，国家作为义务主体，处于强势地位，这也有助于义务履行的现实性和积极性，从而实现有效地保障人权。

其次，加强人权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大趋势，人权保护已进入国际领域。所谓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各国应当按照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承担普遍的或特定的国际义务，对基本人权的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与保证，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防止和惩治。[2]目前，各国对人权保护的一个共同的做法，就是通过宪法来正式确认人权的普遍价值，在规定公民的各项具体权利的同时，进一步从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因此，我国宪法中写入“人权”，有利于我们与国际潮流相融合，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人权对话和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

最后，从价值取向上看，“人权”入宪，事实上表明人权成为国家的价值观。一直以来，法律中只规定有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概念，有人误以为公民权即为人权，其实不然，公民权与人权是有差别的。从内涵上看，公民权是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身等各项权利，人权是指人之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从外延上看，人权的范围比公民权的范围要广。我国宪法中一直规定的是“公民基本权利”，造成了我国宪法在价值取向上的缺失，对权利的保护仅局限于法律的范围内，因而对人权的保护不够，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宪法中引入“人权”，表明了国家开始重视对人权的保护，这样才能符合现代宪政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和时代精神，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宪法在价值取向上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二、“人权”入宪存在的几个问题

“人权”写入宪法，固然是我国宪政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一笔，但稍作冷静分析之后，又不禁会产生一系列的追问。我国宪法中引入“人权”二字，但什么是人权？人权到底包括哪些权利？我国宪法又作了怎样的规定？

（一）我国宪法中人权内涵的缺失

人权的内涵一般分为三个层面：应然层面，即应然权利；规范层面，即法定权利；实然层面，即实有权利。我国此次修宪中虽然创造性地引入了“人权”二字，但对宪法中规定的人权到底是什么意义上的权利？我国是否承认人权的应然层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宪法中再无进一步地规定了，这不得不说是这次修宪的一大缺陷。

目前，世界上已有许多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了人权，我们不妨看看其他国家宪法中是如何规定的，也许会对我国提供参考和借鉴。

西方国家，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背景，从宗教层面论证了人权，因而他们承认“天赋人权”，承认人权的自然性，认为人权是应有的权利，即承认了人权的应然层面。在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人人都享有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依照此种价值取向，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各项权利，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予以保留。”另外，一直作为法国宪法序言而长期保留的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也庄严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可以看出，美国宪法与法国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了人权的自然性，从价值层面论证人权为应然权利，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律的规定，从而使人权具有宽阔的发挥领域，权利的保护范围也随之相应扩展。

在亚洲，日本宪法第十一条也规定：“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妨碍。本法所保障的国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赋予国民。”在这里，日本宪法将“基本人权”定义为“永久权利”，实际上也表明了其对人权的价值追求，它所界定的人权也是一种应然的权利，因而才可能具有永续性。

然而，我国长期以来只承认人权的社会性，否定其自然性。因此，我国关于人权的主流意识是，人的权利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此次修宪，在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突兀地加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但对人权的内涵，人权是否具有自然性？人权究竟是何种人权？这些

问题都未作具体的阐释，必然会导致实际操作中的困难和误解。

事实上，人权的社会性与自然性是密切相关的。人的自然性、“天性”是人权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人的社会性则是人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二者是统一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人的社会性是人权的主导因素，人的自然性是人权的前提。同时，人的自然性也受社会性的影响而有所发展变化。强调人权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核心在于“把人当人”，从而懂得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与自由，珍视人的生命。[3]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宪法中的“人权”概念作扩大解释，承认其自然性，从价值层面对人权进行界定，认识到其应然性。这样才能实现对权利的充分保障，从而实现人权入宪的初衷。

（二）我国宪法中人权外延的缺失

此次宪法修正案的另一大缺陷在于，将“人权”二字写入宪法，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然而，人权的外延是什么？我国是否存在一套完整的权利体系与“人权”相对应呢？

当“人权”一词被谨慎使用时，人权并不是某种笼统抽象的“善”。它在特定、明确、通俗的意义上表达了对个人尊严和真正的个人自主性的尊重，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正义和非正义观念。在国际文件中，尤其是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被列举的每个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不受任意处决权和获得身心完整权、不受酷刑和虐待权；不受苦役的自由权和不受任意逮捕、拘禁或其他人身束缚的自由权；刑事程序中的公平受审权；在自己国家中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包括离开任何国家的权利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良心、宗教信仰、表达和结社的自由权；参政权；获得法律平等保护权；以及要求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后，联合国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人权公约，规定了一些补充性的权利。如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中，政治自决和控制自然资源都被作为权利。后来，又争取使和平权、健康环境权以及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不断发展的社会里的生存权得到承认。[4]（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我国宪法中目前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分四大类：（1）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批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2）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3）公民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的休息权，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4）特定人的权利，包括：保障妇女的权利，保障退休人员和烈军属的权利，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成长，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等等。[5]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与联合国人权国际标准大致是可以兼容的，并无显著冲突。但是，我国宪法中这些规定囿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视角，对人权外延的概括不全面，缺乏某些权利的规定，如未规定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罢工权，知情权，请愿权，生命尊严权，沉默权，财产权，安全权，隐私权，不受任意逮捕监禁的权利，寻求司法保护权，不受双重审判或处罚的权利，创制权，复决权，抵抗权，公共事务参与权，良心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更正权，学术自由，安全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雇佣机会平等权，享受适当工作条件权，文化遗产继承权，迅速获悉所受指控的权利，在合理时间内受审或释放的权利，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权利，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死囚寻求赦免权等。[6]

虽然国际人权公约确立了普遍的、国际的人权标准，以便于各国遵循，但它并不是强制性的。国际人权法是被设计用来帮助引导各国社会尊重它们的居民的权利的，一个国家究竟将人权哪些内容列入宪法保障的范围,还必须依赖国家所赞许的权利观念，依赖国家的风俗和习惯，依赖国家的政策以及社会的力量等等。因此,要使宪法真正发挥对人权的保障作用,就必须在人权的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将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

三、人权条款得以有效实现的保障

仅仅在宪法条文中明确规定“人权”，并无法保证这一条款的有效实现。我国宪法的规定往往是原则性、纲领性的，这些规定要落实到人们的实践生活中，还需要一系列的中间桥梁及制度构建来完善和引导这些规定的具体实现，切实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笔者认为，可以借助以下途径实现。

（一）立法保障

宪法中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从而确认了公民享有基本人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立法，通过普通法律的制定以确定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来的具体权利。目前，我国已存在一些关于权利保护的下位法：在政治权利方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在特定人权利保护方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另外，司法执法中也有一些有关人权保障的法律法规，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律援助条例》等。但就整个权利保障的法律体系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须进一步改进、完善。

首先，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过去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新的历史发展的需求，甚至出现了前法与后法、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况。比如说，在人身自由方面，依据行政法规、规章而执行的劳动教养制度、收容遣送制度等不仅与《立法法》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必须由法律规定”的原则相抵触，而且就这些制度内容本身而言，事实上与宪法也是相抵触的，并且其具体裁决的程序也不够正当、中立。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法律、法规加以修改，抑或废止。

其次，我国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立法体系本身也不完备，因而事实上宪法条款虽对一些权利有所规定，但这些条款却无法得到间接实施，更不可能直接实施。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然而，对公民的这一权利具体应该如何实现以及怎样对其保护，却没有法律进行进一步规定，造成了事实上公民的这些权利在很多情况下是形同虚设的，须进一步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等下位法使之具有可操作性，成为公民真正能够切实享有的权利。因此，需要进一步立法，从而对公民的这些权利进行相应的法律保障，或者对行使这些权利的具体程序和条件进行立法，以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最后，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针对这些新兴事物，会产生相应的一系列新的权利。在宪法中已明确的规定有保障人权，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规定，实践中可以以此作为引导，制定下位法对新兴的权利进行规范和保障。

一方面，“人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第一代人权主要指“某些政治和公民权利”，即个人的自由权利；第二代人权“主要指那些需要国家积极参与来实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则包括“和平权、争取一个健康的生态平衡的环境的权利以及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的权利”和“发展权”。[7]

从我国目前有关权利保护的法律体系来看，缺乏对第三代人权的法律保护，但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些方面的权利的保护是非常关注的。宪法作为根本大法，为维护其权威性，不应经常修改，所以，可以通过制定下位法的形式来规范和保障第三代人权，从而完善我国的人权保障的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会对法律产生影响。比如克隆技术，会导致新权利主体的出现，如何对这些新兴主体的权利进行保护？除此之外，对艾滋病人、乙肝病人等特殊主体权利的保护，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值得欣慰的是，年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日前已制定完毕，在本届人大五年任期内，将安排审议59件法律草案。紧急状态法、护照法、公务员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榜上有名，此外还将修订选举法、传染病防治法、个人所得税法等。[8]

（二）制度保障

宪法中虽然规定了“人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宪法规范，并不当然意味着人权就可以得到保障。黑格尔有句名言：“公民必须体会到宪法是自己的权利，可以落实到实处。否则，宪法就只是徒有其表，不具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因此，制定宪法只是手段，实施宪法才是目的，要使宪法真正得以有效实施，就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保障。

一般而言，宪法保障有两种方式：一是宪法自己的保障，即宪法自身确认和规定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如宪法中关于其自身的地位、效力、作用的规定；二是宪法监督，主要是通过合宪性审查、违宪性审查和宪法诉讼等方式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宪法自己的保障已在宪法序言中有所规定，我们现在有待完善的是宪法监督制度，也即为在我国如何建立一整套完善的宪法审查制度。

合宪性审查，是指法律法规颁布生效前，法定机关进行审查，审查其是否合宪或是否符合上位法。违宪性审查，指的是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9]1982年宪法第62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第6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有权撤销同宪法相抵触的法律、行政法规或决定。这里对法律、法规等的撤销的时间没有限制性规定，表明既可以是在它们颁布生效之前，也可以是在它们颁布生效之后进行撤销。从而也就说明在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享有对法律、法规等的合宪审查权与违宪审查权。另外，在《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中规定了司法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这些表明了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结合，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统一的违宪审查模式。[10]

宪法诉讼，是指公民在对自己宪法基本权利受侵害时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手段。宪法诉讼与违宪审查是密切相关和相互包涵的，但又不是等同的。当宪法诉讼的目的是提起违宪审查时，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称呼。但是，当公民提起宪法请求仅仅是为保护自己遭受其他公民或社会组织侵犯的宪法权利时，宪法诉讼就是一种引用宪法为保护宪法中的私权的诉讼。[11]我国目前的宪法诉讼机制是及其不完善的，常常会面临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相矛盾的窘境。然而，宪法诉讼制度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又是极为必要的，当“齐玉芩案”、“孙志刚案”、“乙肝歧视案”等一系列有关公民宪法权利的诉讼出现后，这一制度的必要性更加凸现。

因此，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为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笔者建议在我国构建如下的宪法监督模式：一方面，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法规等法律文本本身的合宪性及其违宪性进行审查，保证国家的立法不得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另一方面，法院对国家机关依宪法行使职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保证其行政行为不得侵害公民的宪法权利。同时，法院还行使宪法的私权诉讼，可以在具体案件中适用宪法。这样就是说，在我国建立起一套人大对法律文本进行审查与宪法诉讼相互依存、并行不悖的宪法监督机制。

（三）组织保障

我国人权保护的不足不仅表现为法律法规的缺乏、保障制度的不完备，同时也还表现为组织方面的缺失。

随着人权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日益显现，如何对其进行有效保护也越来越为各国所重视和关注，世界性、区域性的人权保护机构相继出现。联合国设有人权委员会、人权事务委员会等。欧洲的人权机构有欧洲人权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非洲设立了非洲国家间人权法院和非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等。

不仅如此，各国也都纷纷设置专门的人权机构来专职负责人权事务。例如，菲律宾有人权委员会，泰国有人权保护委员会，美国司法部下设权利平等处，国务院下设人权局，日本也有一套完整的人权保护机构：中央设有法务部人权拥护局，地方设有8个人权拥护部作为分支机构；在41个地方法务局中设有人权拥护科；另外，由法务大臣任命了198名民间人权拥护委员会。除了官方的专门人权保护机构之外，国外还有许多民间人权保护机构。[12]

对我国而言，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权保护的专门机关，仅有一些民间性质的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然而，学术团体的纯学术性质，其他社会团体的“官办”性质，决定了它们的工作具有较大随意性，做出的决定也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它们对人权保障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为有效保障人权，我国目前需要设立专门的人权保护机关。

笔者建议，在我国设立专门的人权委员会，同时，对其工作程序进行规范，赋予其决定的国家强制力和约束力，这样既可以使该委员会有针对性地，切实有效的实施各项人权保护措施，又有利于我国的人权事业与国际接轨。对于如何设立人权委员会，有学者提出，可以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的信访办公室改造为人权事务委员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性委员会，受理关于人权问题的来信来访、控告和申诉，并就人权保障中的重大问题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和建议，利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实现有效保障人权的目的。[13]

总得说来，宪法中写入了“人权”，虽然还存在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是，它实质上是标志了我国宪法价值取向的变化，对我国人权发展而言，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笔。因此，我们对这一修正案应进行辨证的思维，认识其积极的一面，同时，通过一些制度的设计和法律的制定来对其进行完善，以促进我国人权事业的不断发展。

[1]《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页。

[2]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页。

[3]郭道晖：《人权的本性与价值位阶》，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2期。

[4]参见[美]路易斯·亨金：《当代中国的人权观念：一种比较考察》，夏勇主编《公法（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

[5]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1——278页。

[6]参见李林、肖君拥：《中国宪法的宪政取向与缺失——基于中国现行宪法的文本分析》，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期。

[7]姜峰：《多元世界中的人权观念——自由主义人权理念之重申》，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8]王晨波、孙展：《让“人权”之光普照每一位公民》，摘自新浪网：http:

[9]前引7，第403页。

[10]前引7，第408页。

[11]参见蔡定剑：《宪法实施的概念与宪法施行之道》，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入宪范文篇8

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基本权利;入宪

一、分析与阐释：公民环境权的概

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是全球化的环境危机和自然资源稀缺背景下的产物。它的提出为的是协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限制经济发展的无序自由入手，保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实现人类社会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学者对公民环境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公民环境权的讨论当中，相关的论著也相继发表、出版。但是对于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究竟该如何定义，学者们依旧各持己见，难以统一。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权法律关系主体对其赖以生存的环境既享有基本权利，也需要承担基本义务。①他提出，环境权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分为三部分：国家、法人和公民，因此环境权也应当划分为国家环境权、法人环境权和公民环境权。吕忠梅教授则将环境权定义为：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②她认为，公民环境权的权利客体应该是人类生存的整体自然环境，也就是说无论是天然存在的还是人工创造的环境，都应当成为公民环境权的对象。陈泉生教授所持的观点与吕忠梅教授的类似，即她所使用的“环境权”概念指的也仅仅是公民环境权。徐忠祥教授则从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剖析了公民环境权的含义，他提出，真正的环境权则是产生于环境危机时代，以自负义务的履行为实现手段的保有和维护适宜人类生存繁衍的自然环境的人类权利。③这种权利不同于生存权，是一种自得权利，其权利主体是人类，义务主体也是人类。不同的学者对于公民环境权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产生分歧的本质原因还是由于权利主体和客体的不确定导致权利的内容模糊不清，以至于无法在概念上形成统一的认识。此处就权利主体而言，鉴于国家并无实体，其所享有的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其实只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自然资源事实上的所有人是全体公民，且国家对环境的好坏并无感知能力，将其列为环境权主体并无必要，还会造成混淆权利与权力概念的风险。而对于法人而言，一些学者所主张的法人环境权实质上只是排污权和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权，其内容完全可以被财产权涵盖，这与本文所讨论的应当由宪法规定的环境权存在本质的区别，故而认为法人也不适宜成为环境权的权利主体。因此，本文拟将公民环境权定义为：指公民能够有尊严地在一个舒适良好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并且有权享有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的权利。其中舒适良好是指公民所生活的环境应当不受一定程度的污染，能够适宜居住且可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各方面需求，使得人类能自由、尊严地生活，继而推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这也是公民环境权中最核心的部分。

二、剖白与定位：公民环境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将公民环境权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经基本达成了一致，在我国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的当下，将公民环境权归入基本权利中意味着保护环境的生态价值可以与财产权所保护的经济价值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一，良好舒适的环境是人类生存必要基石之一，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这段时间里，其生活与发展都离不开适宜的生存环境这一必要条件。只要是人，对于生存所需环境都会有要求，其中包括对清洁水源、洁净空气以及阳光日照等生态性环境资源的要求，也包括对土地使用、矿藏开发利用等经济性环境资源的要求。这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是人获得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展现人格的必要一步。第二，公民环境权是其他权利无法取代的。在实践中，侵害公民环境权的行为并不必然侵害公民的人身权或财产权，例如建筑物之间距离不符合规定标准导致室内日照不充足通常被认为是侵犯了权利人的日照权，但这种侵权与人身侵权和财产侵权又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认为可以用财产权和人身权来替换公民环境权的理论其实存在逻辑上的漏洞，公民环境权应当属于单独的一种基本权利，其具有不可取代性。第三，公民环境权和其他基本权利一样，具有不可转让性。放弃享受良好舒适的环境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的举动无异于自杀。人类无法在过度污染的环境下存活，也无法在不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下进行发展。公民环境权中的生态性环境权利与其他基本权利一样，是按人格分配的，即便将该权利转让给他人，他人也无法享有双份的权利。第四，基本权利作为宪法修改的限制和立法权划定界限的尺度，其必然具有稳定性。而公民自出生开始便自然平等地享有在舒适良好的环境中生活发展的权利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但与人的生死存亡息息相关，也跨越人一生的始终。从必要程度和时间跨度上来说，它都是一种必须稳定享有且具有永久性的权利。第五，公民环境权具有繁衍其他权利的功能，它在整个权利的大系统中起着中轴的作用，以它作为轴心起始可以推导出很多权利，它们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宪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例如，从公民环境权可推出良好生存环境所必须的净水权、洁净空气权、日照权、通风权、安宁权等等子权利，这些子权利都是使权利主体享有公民环境权所必须实现的内容。第六，在以保障人权最低限度为文明标准的现代各国之间，基本权利应当是具有共同性或者相似性的。公民环境权便具有这样的特质，它既存在于许多国家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内法中，也出现在了宣言性及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当中。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将公民环境权作为一种基本权利予以法律规定，对于国家人权水平的发展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公民环境权的共似性自然不言而喻。

三、需求与探讨：公民环境权入宪必要性

（一）公民环境权入宪有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七大战略之一，其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可持续发展并非限制发展，相反可持续发展理念正是在肯定发展的正当性的前提下所提出的。发展是人类通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必经之路，无论是发展中国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谋求更好发展的权利。但这种发展的权利又是受到限制的，即需以不损害其他国家、个人当下的发展和未来发展的能力为限度。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应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不能超过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在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之后，全球自然观念经历了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演进。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不但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秩序产生了变革，法律制度的重心也在保障生存权的基础上向保障环境权迈进了一步。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伟大目标，将公民环境权引入宪法作为基本权利之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二）公民环境权入宪能够整体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我国的环境危机并非单一的工业化发展所致，环境保护治理方面的压力也不仅仅在城市区域。近几年来政府在乡村环境治理上大刀阔斧，各省市也出台了一批城市环境保护的相关文件，却都没有起到理想中的效果。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国多年以来长期推行的环境保护政策均以政府为主导，公民的环境保护参与程度较低，长此以往使得公民在环境保护方面已经形成一种惰性，环境保护与治理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由于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使得它仅作为一项应有权利而非法定权利，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导致其他法律法规对于这项权利的保障力度削弱，进而也影响到了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将公民环境权归入宪法的基本权利范畴，随着宪法普法的深入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此举必然能够起到提高公民环境意识、调动公民环境保护积极性的作用。（三）公民环境权入宪有利于保障公民实现环境诉权。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具有现实意义的权利，都是能够成为决定当事人利益的审判规则的权利。英美法系主张无救济即无权利的理念，认为救济是权利的来源。这一点在大陆法系中虽然并无体现，但一项权利若是缺少了救济途径，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便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权利至此形同虚设，其自身价值更是无从实现。因此，救济对于权利而言是其发挥作用的必要保障。诉权便是一种救济性权利，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原权利受到侵害时，请求政府或司法机关对自己正当的权利进行救济和维护。我国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其中尚未规定公民环境权有关的内容，这导致了其他下位法中相关权利内容的缺位，也使得大量以侵害公民环境权中某些子权利——例如日照权——为由提起的诉讼案件中，原告绝大数因无正当的法律依据而失去了胜诉权。公民环境权是直接与公民生活的尊严和质量相关的权利，若不为之设定相应的救济，是否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观念相冲突呢？

四、结语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需要承担起大国责任，对内则需要直面环境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挑战。想要越过环境问题造就的这道发展鸿沟，我们就必须将公民环境权作为梯子的一部分加以利用。这种严峻的环境危机形势使得将公民环境权宪法化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没有公民的支持和参与，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终究面临孤掌难鸣的局面。无论是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还是为了提升全民参与环保的意识，从立法的源头上对环境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公民环境权明文写入宪法的解决路径，都不失为一种最优解。而将公民环境权列入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中，亦是为其他环境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开山引路的良策，这对于保障公民的环境相关权利，让他们活得更有质量、更有尊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蔡守秋．环境权初探[J]．中国社会科学，1982，3(1)．

[2]徐祥民．环境权论——人权发展历史分期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04（4）:125-138．

[3]蔡守秋．论环境权[J]．金陵法律评论，2002(1)．

[4]谷德近．论环境权的属性[J]．南京社会科学，2003(3):66-73．

[5]吕忠梅．再论公民环境权[J]．法学研究，2000(6):129-139．

[6]徐祥民，张锋．质疑公民环境权[J]．法学，2004(2):68-74．

[7]吕忠梅．环境权入宪的理路与设想[J]．法学杂志，2018(1):23-40．

入宪范文篇9

关键词：隐私权；人权；公民基本权利；宪法；隐私权入宪

隐私权是一个自然人个体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关乎其切身利益的权利。但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的加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隐私权受到侵犯的几率与可能性。我国现有法律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已有规定是不争的事实，但尚不足以发挥根本性作用。我国《宪法》中有些条款间接地体现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但是这种间接保护性规定缺乏直接性和明确性，从而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大打折扣。笔者认为，隐私权保护入宪在我国十分必要且具有现实可能性。我们应当在借鉴西方国家对隐私权进行宪法保护的有益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创新性地提出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的最佳路径。

一、隐私权的基本意涵及我国的立法保护现状

“隐私权”这个法律术语的首先提出者是美国的两位教授———路易斯·D·布兰迪斯教授和塞缪尔·D·沃伦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他们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阐释他们关于隐私权的观点时，在标题之中首次使用了“隐私权”这一术语。这篇论文开启了隐私权概念法律化之先河，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底。他们解读“隐私权”的意涵时强调：“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有被赋予决定自己所有的事情不公之于众的权利，都有不受他人干涉打扰的权利，并认为用来保护私人著述及其他智力和情感产物的理念，就是隐私权的价值，而隐私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和公众往往侵犯这一标志着个人私生活的神圣禁地。”[1]此后，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隐私权的基本含义进行了种种探索。例如，王利明学者的观点是：隐私权是公民个人依法应当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不关涉公共利益的纯私人的活动、纯个人的信息以及纯私有的个人领域进行自由支配、自由掌控的一种人格权[2]。张新宝学者的观点则认为：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个体享有的其个人的私生活之安宁秩序与个人的私人信息受到法律之保护，不被非法无故地侵害打扰、搜集、知晓及利用和公之于众等的一种人格权[3]。我国新近实施的《民法典》就隐私权做了如下规定（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从此规定看出，隐私权具有如下属性：第一，隐私权系一种民事权利，隶属人格权；第二，隐私权的内容包括个人生活安宁权益以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关于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方面的个人权益。除了我国新近实施的《民法典》就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立法规定外，《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部门法也多少涉及一些与隐私权相关的内容，但这些立法规定不足以形成对公民隐私权的根本性保护。此外，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中也间接地涉及公民隐私权益保护相关的内容。下文就此展开专门探讨。

二、我国《宪法》对隐私权间接保护的现状

我国现行《宪法》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吗？答案是否定的。现实情况是：只有少许条文勉强地体现了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下述《宪法》条文非常勉强地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些许沾边。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我们说《宪法》上述条文非常勉强地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些许沾边是有根据的。《宪法》第三十七条系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立法保护。而“人身自由”一般是指公民个人的身体行动自由不受非法的干涉和侵犯。从广义上讲，“人身自由”还涵盖与狭义人身自由含义相关联的住宅不受非法侵扰、人格尊严不受践踏、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不受非法侵犯等与公民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由此可见，《宪法》第三十七条对公民人身自由的立法保护与我们探讨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宪法》第三十八条系对公民人格尊严权的保护规定，但这样的规定内容与我们探讨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比起来也不能够得出完全一致的或者本质上等同的结论。《宪法》第三十九条对住宅权的保护与我们探讨的对隐私权的保护距离相差较大（当然也不是一点都不相干）。《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之内容与我们探讨的主题倒是存在一定的相似度，但这也无法满足我们所探讨的主题的全部要求。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把隐私权单独列出来直接明确地加以规定，隐私权依据《宪法》予以保护的根据并不十分充分。

三、隐私权保护在我国入宪的必要性

（一）改变下位法对隐私权有规定而上位法却无依据尴尬局面的需要

从民法上看，我国先前的《民法通则》没有规定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将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纳入侵害名誉权的范畴，这实际上是把隐私权当作一种名誉方面的利益，但实际上隐私权并不同于名誉权，以这样的解释对公民隐私权进行保护理由并不充分。刚刚实施不久的我国《民法典》在公民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上发生了质的飞跃，其于第一千零三十二条鲜明无误地明确规定了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将一些重要的（包括一些民事权利在内）公民权利纳入宪法之中进行规定是理所应当的，当然，宪法对重要的公民权利的保护还要借助于部门法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具体化才能真正落实，因为在我国，《宪法》本身不能适用于具体案件。宪法系母法、根本大法，其是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依据，如果宪法把隐私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做出了保护性规定，其他具体部门法便可以以此为依据加以具体贯彻和实施，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作为下位法的我国《民法典》已经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而在作为上位法、根本大法的我国《宪法》之中却找不到直接明确的有关隐私权保护的规定，这显然是有悖法理的，也是不应该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可见，《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以列举加兜底相结合的立法方式非常详细地列出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的六类侵害自然人隐私权的行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做出了如此细致的规定，而在我国现行《宪法》之中居然找不到明确的依据，这无论如何是无法交代的。

（二）扩大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范围的需要

现代宪法虽然基本上都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用语的用法上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不同国家的宪法领域，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称谓，除了“基本权利”外，人们还会使用“基本人权”“人权”“宪法权利”“公民权”“人民权利”等概念。但无论宪法采取哪种用语，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是指某种最为重要的权利。我国《宪法》使用了“基本权利”这一用语，所谓“基本”，无非是要强调这些权利是制宪者认为最为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权利。人权是指，肯定和保持人的质的规定性的、理所应当被作为个体的个人依法应当享有的、而且没有理由不被承认的权利。在人权保护条款写入我国《宪法》之前，我们讲公民的基本权利指的是那些被规定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之中的权利；在《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之中找不到的权利不能算进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但是，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人权”这一概念在我国宪法中的出现，使得我国《宪法》上公民基本权利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扩充和延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为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的扩充和延展提供了立法依据，一些在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篇章中未列举的权利，可以找到解释的规范出处[4]。隐私权符合属于人权范畴的公民基本权利的特质，把隐私权的保护写入我国《宪法》既合乎理性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

（三）隐私权入宪符合世界各国立宪的趋势和国际法规定

随着现代人权概念的兴起，隐私权作为人权所应包含的内容也受到极大的关注。从世界各国人权发展趋势来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以不同的形式对隐私权的保护进行了形式多样的种种规定，甚至还有专门的隐私权立法。除了宪法上有关于公民个人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规定之外，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这样的法律也非常关注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例如，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第十二条即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联合国大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通过）第十七条也规定：“一、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人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二、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在这种国际大环境下，欲从根本上改变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宪法》立法中的尴尬境况，必须紧随国际社会对隐私权保护立法的步伐，将隐私权的保护明确写入我国《宪法》之中。

四、隐私权保护在我国入宪的可能性

（一）域外国家隐私权宪法保护的先进立法经验可资借鉴

已如前述，在一个国家的宪法中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作出明确性规定甚至就此专门立法在世界上并不鲜见。但也有些国家的宪法并没有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保护问题予以明示性规定，而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实施宪法性保护。例如，美国宪法即采取了这样的方式。美国是通过司法解释这样的技术操作方式使公民的个人隐私权成为宪法意义上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范畴的。即通过宪法判例间接解释具体的宪法权利条款的方式，得出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属于宪法规范保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结论。美国法律体系采取判例法制度，通过司法解释这样的技术操作方式将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纳入宪法规范保护的视域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德国也是采取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款解释的方式，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问题实施宪法性保护的。其解释的宪法条文之一是德国宪法第一条关于公民个人人格尊严保护的宪法规定；其解释的宪法条文之二是德国宪法第二条关于公民个人人格自由发展的宪法规定。具体的操作步骤是：首先，宪法法院先以司法判例的形式，把刚才所说的两个宪法条款释义为具有最高人权保障价值且具有普遍法律约束力的一般人格权；尔后，再在一般人格权的原则指导下，演绎出对公民个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再次，再以民法典为借助手段而促使公民个人的人格权的保护体系得以最终实现。由上可见，美国和德国关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宪法规范性保护都不是通过宪法直接对隐私权加以明确规定的方式实现的。但无论保护方式如何，对公民个人的隐私权进行宪法性保护的条款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域外一些国家的上述立法经验，我们可以“洋为中用”，结合我国国情予以认真借鉴。

（二）部门法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为隐私权保护入宪奠定了基础

虽然我国现行《宪法》并没有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问题做出直接明确的规定，但查阅我国各部门法，我们还是能够查到立法对公民隐私权加以保护的有关规定的。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二条规定：“隐匿、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有关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当庭宣布不公开审理的理由。”《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证据应当保密，需要在法庭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第九百九十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上述这些部门法关于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规定，为我国现行《宪法》从部门法之中汲取“养料”进而把公民隐私权保护写入《宪法》打下了坚实的底基。

五、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路径选择的思考

在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具体采用哪种方式入宪则需要慎重选择。笔者认为，应当以本土为根基，以域外为参考，就隐私权宪法保护的途径和方法找出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首先，美国模式不适用，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是判例制度，美国对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是通过判例的方式来实现的。而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不适用美国模式。同样德国模式也不适用于中国。德国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是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而进入宪法规范的。我国虽与德国同属大陆法系国家，但采取德国模式也有不足之处，因为以通过对宪法相关条款的解释的形式使公民隐私权进入宪法的立法保护，还是对隐私权的立法保护有不明确之嫌。因此，我国隐私权保护入宪必须走修宪之路，针对《宪法》中有关人身权保护的规定来修改。把隐私权单独列出来直接明确地加以保护或者把人格尊严条款独立成条入宪作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宪法依据并将现有的具体人格权包括隐私权罗列出来以彰显其不可或缺性，但应增加此条款：“本法所明确罗列的诸权利不能成为否定公民应享但本法尚未列明的各种权利之依据。”这样就既解决了隐私权保护入宪的问题，又为其他新兴权利的保护留下空间。

六、结语

尊重和保障人权已成为时展的主旋律，隐私权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人权对它的保护不容忽视。隐私权在我国是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其理应受到宪法规范的保护，强化和提升对隐私权的宪法保护是大势所趋，而且我国现行宪法并不缺乏隐私权保护入宪的基础，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隐私权保护入宪都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举措。

参考文献：

[1]塞缪尔·沃伦，路易斯·布兰代斯.论隐私权[A].徐爱国编译.哈佛法律评论侵权法学精粹[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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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63.

入宪范文篇10

当前，随着我党治党思想的日益成熟与完善，许多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理论相继产生，“三个代表”便是其中之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它的提出对于我们推进我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走向胜利的思想保障。十六大报告中，“三个代表”的地位被提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高度，并被正式载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此后，举国上下掀起了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思想的热潮。甚至有不少人认为，为了巩固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成果，我国应当修改宪法，使“三个代表”入宪，得到宪法的确认与保障。一时间，修宪和“三个代表”入宪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那么，修宪是否必要和适宜呢？“三个代表”入宪是否恰当呢？笔者对此深表异议。

首先，从修宪的必要性上来看，笔者以为，在我国刚刚于1999年修改过宪法的背景下，再次修宪没有必要。这是因为，我国宪法自颁行以来已经因我党治国思想的逐步转变而进行过多次修改，其中，1999年的修宪全面肯定了党在过去二十年中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巩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成果，是我国宪法内容变动较大的一次。而其之所以变动较大，其中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体制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动。在这期间，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转变，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只有通过修宪的方式才能够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修宪是现实所需。而自1999年修宪之后的几年来，尽管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又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基本上还都没有游离出1999年宪法所确立的条条与框框。1999年宪法仅仅是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不适应当前社会关系变动的需要，就总体而言，它还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当前尚不存在修宪的必要性。

其次，从修宪的适宜性方面来看，我国短期内不适宜修宪。在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保障法律的权威以保障法律发挥其应有的实效应当是我们在实践依法治国过程中所必须要作好的一项基本工作。而法律权威的保障首先需要以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为前提。所谓法律的稳定性，就是指法律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宜朝令夕改、随意变动。从法理上来说，保持立法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权威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立法过程中所理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法律的稳定程度直接影响甚或决定着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好感和信任感，而公众对法律的好感与信任感又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法律的权威。一般而言，稳定性较高的法律较易为公众所熟知，从而使公众较易建立起对它们的亲切感和信任感，法律也较易树立起其应有的权威。反之，法律的频繁变动性则会导致人们对其内容的难于把握，引发法律信用的危机，并进而减损法律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在那些立法稳定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其公民对法律往往具有较强的感情和较高的信任度，其法律也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威；而在那些法律稳定性相对缺乏的国家里，由于对法律内容的难于把握，人们对法律往往会产生一种本能式的不信任感甚或反感，认为法律出尔反尔，没有完全实践其先前做出的承诺，这往往是造成法律信用不足和缺失并进而降低法律所本应具有的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点上来说，保持法律所应有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护法律信用并进而保持法律权威的一个内在要求。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显然更应当具有权威，更应当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这既是作为依法治国核心的“依宪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使宪法保持较高的公众信任感以维护其应有权威的客观需要。宪法变动过于频繁，势必会影响公众信任度，弱化其权威，甚至会最终使其成为一纸具文。自我国1999年修宪以来，法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宪法这一国家根本大法的预期也有了突变。在1999年宪法已基本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保持宪法的稳定性并进而保障其确立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稳定性，已经是广大人民的呼声。因此，在1999年宪法所确立的内容刚刚稳定之后不久，人们还需要在心理上进一步接受和强化1999年宪法内容的形势下，我国在短时期内是不宜修宪的，否则，就会破坏我国在我国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减损宪法的权威，影响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

最后，就“三个代表”入宪的可行性来说，“三个代表”也还不具备入宪的可行性。从“三个代表”的提出及其实践来看，“三个代表”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不少人主张“三个代表”入宪，很大程度上是受了邓小平理论入宪的影响，认为二者同为党的指导思想，理应共同为宪法所确认。殊不知，“三个代表”思想入宪与邓小平理论入宪所面临的条件是不同的。首先，邓小平理论从其提出到最终完善历经十余年的时间，走过了一个有点到面、由部分到体系的逐步完善的长期发展过程，它的入宪是在该理论发展成熟并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且经过了实践的充分检验之后才进行的；而“三个代表”的提出则是最近几年内的事，其内容体系还不是很成熟，也还没有在实践中充分运作和检验，将“三个代表”入宪很可能会产生一些理论上难以澄清的问题。其次，邓小平理论不仅是我党治党的科学理论，也是我党治国的重要思想；而“三个代表”思想尽管也含有治国的内容，但就总体上来说，它基本上还是一种治党的理论。治国理论宜由法律尤其是宪法来加以保障，而治党理论则只宜由《党章》来加以认可。可见，在我国宪法中载入“三个代表”也不具备可行性。

综上，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具有适应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当前，在我国现行宪法还能够适应调整现实社会关系的需要也就是还有足够适应性的情况下，保持其相对稳定性以维护权威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内在基本要求。而在“三个代表”思想主要还是一种治党思想且其理论体系尚未完全成熟的情况下，修改宪法，将“三个代表”入宪在理论上也缺乏可行性。为此，需要我们把握宪政的真正内涵与宪法的基本要求，慎言修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