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8 06:54:50
软预算范文篇1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李稻葵（1998）认为，由于掌握企业控制权，可以给控制人带来极大的个人利益，所以控制人往往非常重视自己手中的权力。进而，由于内部人对自己手中控制权的重视，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就会有很强的动机去寻求帮助，以维持企业的存在。其实，维持企业的生存，也就是维持了自己的权力，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由于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软预算约束，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即一个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得到救助，其他由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也会产生被救助的预期，当所有企业都形成这种预期时，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就发生了扭曲，更多的资源被用于在职消费等内部人控制行为上，更少的资源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低效率的产生也就不令人奇怪了。而当所有的企业都是低效率时，救助这些企业就成了政府事后有效率的选择。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如果经营者付出努力，即使是差项目，也可以获得与好项目同样的收益，但由于经营者存在委托人软预算约束的预期，当预期会得到救助的时候，经营者会选择不努力。可见，软预算约束降低了经营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硬化预算约束就要对经营者形成激励，使其有按照委托人目标努力工作的动力，避免经营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则是在下文要分析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
（一）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还可细分为政治晋升、荣誉激励、经济激励等内容。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激励、荣誉激励是主要的激励方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经营者激励方式趋于灵活和多样化，经济报酬激励的作用逐渐提高，奖金、年薪、股权、期权、期股、退休保障等多种多样的经济激励方式得到大力推广。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正在由精神激励为主向物质激励为主转变。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核机制。经营者激励是委托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原因在于，在委托关系下，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拥有对自己努力程度的私人信息，由于人努力程度的不可观察性，为了减少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指标间接地观察人的努力程度。这些间接指标反映了人的努力程度，因而与人的报酬水平直接相联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准确评价经营者的业绩，才会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这种考核指标是订立激励合同的关键因素。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经营者市场的发育都比较成熟，依据这些市场所提供的信号可以较为准确地判断企业经营者的业绩。比如，股价的高低变化就反映了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可以作为一种评判标准；产品市场上的销售情况说明了企业的利润高低，也可以作为判断标准；经营者市场上企业经营者的价值大小反映了经营者的才能和过往业绩，还可以据此判断经营者的能力。但在我国的转轨过程中，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几种市场还都不够完善，无法准确地反映企业经营者的能力和经营状况。首先，在股票市场上，由于我国企业股本的特殊结构，也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存在机构坐庄的情况，所以无法用价值投资的眼光去衡量企业的发展前景，更无法依据股价的高低判断企业的经营业绩好坏，所以无法通过股价的变化反映企业经营者的经营业绩；其次，我国劳动力市场还不发达，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政府任命而不是通过市场进行选择，所以本身就不完善的经营者市场更无法反映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水平，也无法依据经营者以往的业绩进行判断；第三，我国的产品市场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三种市场中可以说是发展最好的，但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其在市场中的份额大小、利润高低并不完全是由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水平）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策的结果。所以，产品市场的经营指标也无法准确反映企业经营者的努力程度。因此，如何为国有企业找到一个客观明了的业绩评价标准，成为激励合同制定中的一个难题。
（三）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造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机制，是提高经营者努力程度，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一种方法。经济学家在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股权激励是建立人长期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实践已证明，年薪制是各种短期激励方式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将年薪制与股权激励结合起来，构建以年薪制和股权激励为主的经营者激励机制，对解决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有较强的积极作用。年薪制是一种基本的经营者短期激励方式，但容易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所以还需要研究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股权激励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者长期激励方式，它从报酬水平和报酬结构两方面提高了激励效应。经营者股权激励是指公司制企业通过经营者享有公司股票期权或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方法，把经营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联系在一起，以激发经营者通过提升公司的长期价值来增加自己财富的一种激励方式。在西方，股权激励制度近20年来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不仅解决了长期激励问题，实现了经营者利益、股东利益与企业价值的整合，而且还有利于企业持续地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所以受到了企业的极大青睐，也得到了迅猛发展。不仅如此，在过去的10多年中，由于股权激励的迅猛增长，也使得公司高管薪酬中股权薪酬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两位著名的产权经济学家迈克尔·詹森和凯文·墨菲长期跟踪研究各种激励手段对经营者的激励效果，从薪金和股票期权的激励对比和研究中得出结论：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最大。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这种形式赋予了企业的经营者以物质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其所得不是一般的报酬而是特质资本的产权，而产权的激励作用一般来讲是绝对高于其他物质资本的激励作用的；第二，股票持有本身所具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投机性对企业绩效和其价值提高有更好的刺激作用，而对经营者则更有吸引力；第三，经营持有股权的方式也有利于解决“内部人”问题，通过持有股权使企业的经营者和非经营者自动减少非生产性消费，从而有利于企业的绩效提高。但目前我国的年薪制和股权激励这两种激励方式还处于发展初期，仍然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所以如何将年薪制与股权激励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科学、客观的经营者激励机制，是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
（四）约束机制。我们不仅强调经营者激励机制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关注对经营者的约束。其实，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种激励方式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越强，对其约束作用也就越强。对待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要有丰厚的物质激励，而且要有严格的约束机制。
而目前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激励不足，约束也不足。所以，在强调经营者激励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经营者的约束，否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计算。
在英、美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体系的建立已经非常完善，所起到的监督约束作用也比较明显。饶育蕾、李蕊（2008）论述到，英国的证券市场已经从高度分散的个人持股演变为相对集中的机构化持股，这种转变使机构监督成为英国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英国的机构投资者可以私下采取行动组成监控联盟，在不引起公众关注的情况下控制管理层的过度行为，他们没有义务公开整个控制过程。
软预算范文篇2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
———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
———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一）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还可细分为政治晋升、荣誉激励、经济激励等内容。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激励、荣誉激励是主要的激励方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经营者激励方式趋于灵活和多样化，经济报酬激励的作用逐渐提高，奖金、年薪、股权、期权、期股、退休保障等多种多样的经济激励方式得到大力推广。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正在由精神激励为主向物质激励为主转变。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核机制。经营者激励是委托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原因在于，在委托关系下，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拥有对自己努力程度的私人信息，由于人努力程度的不可观察性，为了减少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指标间接地观察人的努力程度。这些间接指标反映了人的努力程度，因而与人的报酬水平直接相联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准确评价经营者的业绩，才会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这种考核指标是订立激励合同的关键因素。
（三）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造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机制，是提高经营者努力程度，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一种方法。经济学家在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股权激励是建立人长期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实践已证明，年薪制是各种短期激励方式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将年薪制与股权激励结合起来，构建以年薪制和股权激励为主的经营者激励机制，对解决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有较强的积极作用。年薪制是一种基本的经营者短期激励方式，但容易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所以还需要研究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
（四）约束机制。我们不仅强调经营者激励机制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关注对经营者的约束。其实，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种激励方式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越强，对其约束作用也就越强。对待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要有丰厚的物质激励，而且要有严格的约束机制。
而目前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激励不足，约束也不足。所以，在强调经营者激励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经营者的约束，否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计算。
软预算范文篇3
因此，探讨软预算约束的形成机制，寻求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各种原因，进而针对各种形成原因，采取行之有效的硬化预算约束方式，成为软预算约束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同时，有效的软预算约束治理方式，对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功，促进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使之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一、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导致软预算约束的观点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软预算约束的成因。内部人控制意味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大部分控制权，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企业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说明企业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以自行做出决策，同传统经济相比，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经理拥有企业的控制权意味着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由于控制权与企业经理的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当企业面临困难时，内部人由于对企业控制权及其相关利益的重视，会想尽办法，通过进行院外活动等手段，以寻求政府的支援，或者通过利用私人关系进行融资等手段以挽救垂危的企业。”
控制权对内部人的重要性引起了软预算约束问题。当企业陷入生存困境时，对内部人来说，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让企业破产倒闭，自己冒失去权力、甚至失业的风险；另一种就是寻求保护，解救企业，这样自己可以保住地位，也就保住了权力和利益。那么，对于一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理人员来说，明智的选择自然是后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经理会想尽办法寻找外部救助了。而当企业所有者为企业提供帮助的时候，软预算约束也就产生了。
二、内部人控制导致的软预算约束的“硬化”治理机制———经营者激励硬化预算约束不能只依靠产权改革，特别是对“大型国有企业来说，所有权重要，但不是产权改革这一个口号可以解决问题的”。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就是不断硬化预算约束的过程。国家试图运用各种方法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改革经营者激励也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现代公司制企业往往规模较大，复杂程度高，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是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两权分离，必然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问题，委托关系中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可避免。国有企业重组，不仅包括权力的重组、资本结构的重组、生产的重组，还包括治理结构的重组，而形成经营者的有效激励，使经营者能从委托人的角度出发行事，保障委托人的利益，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企业的项目投资中，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也是一种委托关系。投资人投资的目的是从项目中获得收益，而经营者的目的是获得个人收益。国家是国有企业的委托人，而企业经营者则是人。作为理性经济人，经营者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在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缺乏信息，只能从一些外部信号上加以判断，而且随着专业化生产程度的不断提高，委托人对生产过程、经营决策具有不完全信息，这样经营者往往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
（一）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机制。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还可细分为政治晋升、荣誉激励、经济激励等内容。在计划经济时期，政治激励、荣誉激励是主要的激励方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深入，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经营者激励方式趋于灵活和多样化，经济报酬激励的作用逐渐提高，奖金、年薪、股权、期权、期股、退休保障等多种多样的经济激励方式得到大力推广。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正在由精神激励为主向物质激励为主转变。
（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考核机制。经营者激励是委托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原因在于，在委托关系下，委托人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人拥有对自己努力程度的私人信息，由于人努力程度的不可观察性，为了减少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只能通过其他一些指标间接地观察人的努力程度。这些间接指标反映了人的努力程度，因而与人的报酬水平直接相联系。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考核机制，准确评价经营者的业绩，才会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激励。这种考核指标是订立激励合同的关键因素。
（三）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如何构造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激励机制，是提高经营者努力程度，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的一种方法。经济学家在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认为，股权激励是建立人长期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有效方法，而实践已证明，年薪制是各种短期激励方式中最为有效的一种方法，所以将年薪制与股权激励结合起来，构建以年薪制和股权激励为主的经营者激励机制，对解决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会有较强的积极作用。年薪制是一种基本的经营者短期激励方式，但容易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所以还需要研究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
（四）约束机制。我们不仅强调经营者激励机制所起到的作用，而且关注对经营者的约束。其实，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种激励方式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越强，对其约束作用也就越强。对待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要有丰厚的物质激励，而且要有严格的约束机制。
而目前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经营者不仅激励不足，约束也不足。所以，在强调经营者激励的同时，千万不能放松对经营者的约束，否则，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将难以计算。
软预算范文篇4
关键词：财政分权；软预算约束；成因；后果
一、财政分权
在财政分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政职能划分的研究备受重视。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认为，不同级次的政府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互相之间不能替代。从国家的经济职能来看，实现调控的职能要由中央政府来实施，社会福利分配的职能也应由中央政府来执行。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资源配置的最好效果。马斯格雷夫(Musgrave)则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对宏观经济稳定实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财力，另外经济主体的流动性也严重束缚了地方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尝试，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职能应由中央负责，但是资源配置政策则应根据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别，在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适合，更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改进。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指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夏普(Sharp)、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阐明了财政职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财政分权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
长期以来，关于财政分权对预算约束的影响的研究在财政分权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大批学者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从财政分权对政府预算约束的影响的角度出发，怀尔德森(D.E.Wildasin)认为联邦的转移支付给大地方比给小地方可能会使预算约束更软一些。钱颖一和罗兰（Roland）也从竞争的角度认为，在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体制下，官员倾向于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者浪费公共消费支出。在联邦制下，跨地区的资源流动增加了地方政府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浪费公共支出的机会成本，财政支出总是低效率的地方不可能吸引流动资源流到该地区。因此，竞争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改变了地方官员的激励。近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硬化，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花费其资源以吸引外国投资者进行竞争。而Bardhan则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足以解释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因为地方政府很难忽视政治压力，所以政治压力将会促进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进行兜底。国内学者姚洋也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并未导致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硬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深了软预算约束问题。Fornasari，Webb和Zou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提出，地方税收收入与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在长期内会存在正相关关系，此时在中央政府控制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是硬的。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腐败的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Hunther和Shah通过实证检验得出财政分权有助于减少地方政府的腐败行为，Arikan也用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Tanzi则认为财政分权与腐败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发生腐败行为，因为中央政府官员通常比地方政府官员理性，而且比地方政府官员有好的前途。
三、软预算约束的成因
科尔奈在讨论有关预算软约束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存在外生性和内生性两种解释(科尔奈,1998)。其中外生原因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而将预算软约束视为内生性现象起因于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讨论的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其它学者用它进一步解释了短缺经济的形成、政府官员的监督、多个投资者及“联邦制”与软预算约束的关系等问题。a.外生性解释：经济理论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某一经济变量在一定的时期中不随模型内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科尔奈(1980)用父爱主义来概括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首先提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认为“父爱主义是预算约束软化的直接原因”。而国家之所以会拯救即将破产的企业，是因为它不愿承担由于企业倒闭所带来的后果。
继科尔奈之后，不少学者采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这一类预算软约束的现象。Hillman等人(1987)从政府无法承受企业破产后引起的政治代价来分析，指出政府不能承受企业大批解雇工人所带来的政治代价非常昂贵是软预算约束形成的直接原因。Shleifer和Vishny(1994)、博尔考（Boycko，1996）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Goldfeld和Quandt(1988,1990)建立了一套预算软约束模型，利用父爱主义来解释破产企业获得事后拯救等软预算约束问题，指出亏损企业所获补贴的多少取决于企业花费多少资源进行游说。斯卡福（Schaffer，1989）建立了一个博弈论模型，第一次以模型的形式把软预算约束与动态承诺问题联系起来，从政府对企业作出承诺的可置信性程度论述了软约束的形成。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产生是因为有父爱主义倾向的政府不能够向企业作出可置信承诺(ACreditableCommitment)，即当企业破产时，它不会设法拯救。但斯卡福（Schaffer，1989）的模型相对显得简单，遗留下许多有待回答的问题。除内在作用机理有待完善外，斯卡福（Schaffer）没有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或转型国家比市场经济国家更容易患上软预算约束综合症。而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于1995年发表的论文通过最简单的跨期(两期)模型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国学者林毅夫和谭国富(1999)试图从政府或国家的责任归属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和转轨经济中预算软约束盛行的原因。他们认为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是为建立某种战略性的国有企业而设计的，而这类国有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中不具备自生能力。而且，转轨经济中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承担了许多政策性负担，因此企业亏损时，政府同样有责任给予补贴，预算软约束就这样继续存在下去。总之，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府对企业的父爱主义所致，是一种外生性变量引起的经济后果。b.内生性解释：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探讨预算软约束成因问题时，把注意力转向经济系统内部，从不同经济主体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探讨预算软约束发生的机制。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1990,1995)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在政治性等非经济因素之外，预算软约束的发生可能与经济因素相关，并把其归因于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即对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的投资项目追加投资，其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由于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一方的逆向选择和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运用于解释其他与软约束有关系的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成果。钱颖一(Qian，1994)从德瓦特里庞（Dewatripont）和马斯金（Maskin）的分析获得启发，将社会主义经济的物资短缺归因于时间非一致性产生的预算软约束，认为当银行无法对不赢利的项目实施取消追加贷款的行动时，预算软约束便产生了。黄海洲和许成钢(Huang&Xu，1998a)从投资者数量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多个投资者参与投资，有助于硬化项目的预算约束。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质上仅有一个投资者，所以形成预算软约束的可能性很大。钱颖一和罗兰（Roland，1998）构造了一个三层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国改革过程中财政分权与货币集权对预算软约束的影响，认为财政分权的改革有利于加强对预算的约束程度，而金融的分权则会降低对预算的约束程度。此外，米切尔（2000）分析了银行中存在的消极性或软性现象，指出银行预期政府将事后干预并解救亏损银行是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原因之一。
四、软预算约束的后果
科尔奈（1980）把短缺现象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导致的最重要后果，钱颖一（1994）则认为社会主义政府把短缺当作一种手段，通过有意识地制造经济中的短缺来减少坏项目再融资的收益，从而达到消除或缓解经济中广为存在的软预算约束现象。钱颖一在德瓦特里庞——马斯金（Dewatripont-Maskin）模型的基础上，用一个相似的模型解释了它的起因。考察一个存在软预算约束的中央计划经济，假定消费者和厂商(生产需要)对某些商品都有需求，而卖方没有(或不能)将厂商、企业家与居民区分开来这样，将商品价格定在市场出清水平以下以造成短缺，是克服部分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手段：如果不能用借款买到所需商品，则项目上马对企业家没有任何好处，因此，企业家一开始就不愿意让差项目上马。这意味着虽然消费者会因短缺而遭到损失，但软预算约束将会消失。黄海洲和许成钢(1999)在预算约束的制度框架内研究了金融危机的成因。他们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当地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的软预算约束所造成的，这种软预算约束不仅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效率，更扭曲了市场信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银行间贷款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长期来看，软预算约束将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对于软预算约束的后果，钱颖一和许成钢（1998）还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分析了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下普遍缺乏创新的问题。他们认为市场能够在事后作到有效率地挑选项目，而中央计划经济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不能做到在事后对项目进行有效率地挑选。
参考文献
[1]杨灿明，赵福军.关于财政分权后果的理论述评[J].财贸经济，2004，(7)：51-57.
[2]叶满城.软预算约束理论概述[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8(3)：22-25.
[3]杨灿明，赵福军.财政分权理论及其发展述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4)：3-11.
[4]方晓利，周业安.财政分权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1，(3)：53-57.
软预算范文篇5
中国第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在北京正式挂牌成立。1该公司是负责接收、管理、处置银行划转的不良贷款,并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为主要经营目标。信达管理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在清理银行不良债权、重塑银企关系这一问题上走出了关键且实质性的一步。
本文试图分析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银企关系重组中的作用,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略介绍不良债权的成因及旧的银企关系所存在的痼疾,第二、三部分则分析信达在重组银企关系中的作用及可能会遇到的困境。第四部分则是有关结论及对以后建立正确的银企关系给出一些建议思考。
一、中国不良债权的成因及道德风险
根据债务关系的理论,债权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硬约束(Gale,Hellwig,1985)。而中国不良债权的根本原因在于预算软约束,这一点已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下面将讨论软约束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并使不良债权不断累积。
1.预算软约束
在中国,预算软约束是政府主导型融资制度的必然产物。为保证经济的高速非均衡发展和工业化,银行对企业贷款主要依据是政府确定的优先顺序和额度控制。贷款项目的审查与评估都是软约束的,而且这种流于形式的审查主要出现在审批项目之时,一旦项目确定即可源源不断获得贷款。与此同时,对资金使用的事中及事后监督都很弱。由于在这种软约束下,对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以及偿还条件宽松。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需求总是非常旺盛。而银行既缺乏内在激励又缺乏外部可行的手段去对贷款项目进行有效甄别,于是贷款规模总是超出预定限额,导致贷款过度。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及缺乏监督,造成了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正是由贷款过度及低效使用使国有银行不可避免的出现不良贷款、银行资产恶化。可以说,中国不良债权的出现实际上是由银行与企业非市场关系所造成的,预算软约束正是其直接的原因。
2.软约束下的融资道德风险
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预算软约束下,由于贷款项目损失一般由政府(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隐含担保。国有银行无内在激励去仔细审查贷款风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可能更偏向给高风险项目融资,因为银行一旦遇到由此发生的损失将由政府承担。“银行是一场针对政府的不公正的受益者,它保留了不正常的利润,而不必承担高风险贷款所带来巨大损失的全部社会成本”(麦金农,1997)。上述观点可见于许多经济学案例中。放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中,软约束所造成的道德风险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软约束将会造成不良债权的累积。即在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被清算之前,银行面临着企业的融资道德风险:已经发生的不良贷款成为企业不断获得新的融资的“资产人质”,银行为保证旧贷款归还的可能性不得不向企业提供新的贷款。在中国企业破产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特别显著。也就是说,不良债权一旦形成,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自我增强的机制。二、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银行重组信达的建立,虽然一方面其主要目的在于推动国企改革,但另一方面又可将商业银行从巨额不良资产的负担中解救出来,使其继续发挥正常的金融中介作用。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与银行重组紧密相连。此次处理不良债权的主要思路是“债权转股权”,而《商业银行法》规定银行不得对企业持股。2从这个意义上讲,信达的建立是对《商业银行法》的一种规避。
根据规定,接收过来的不良贷款,一律由信达公司承继债权,并行使债权主体的权力。具体做法是,信达先向社会发行由国家财政担保的金融债券融资,然后用这些资金全额收购银行的不良债权。显而易见,一方面,通过信达全额收购银行的不良贷款,在短时间内可将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使其尽快摆脱不良资产的困扰,并且客观上是使银行再资本化。同时,通过承接不良债权,也为下一步对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清算和重组开辟了通道,不必再顾虑企业破产对银行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全额收购意味着银行不用去承担任何可能发生的债务重组损失,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无论如何,银行本身应对不良贷款的产生承担或多或少的责任。这样做实际上是使贷款损失社会化,银行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坏帐收回,企业也愿意看到自己的债务转为股权,而这其中的资产损失则由社会公众(或国家财政)承担。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重组,使银行通过信达的运作达到资产健全的目的,则在信达收购不良贷款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银行的管理和运行,真正实现业务经营商业化。同时更重要的是使银行形成“只此一次,下不为例”的预期。否则,不良贷款的清理仍然无法硬化对企业的约束。
三、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重组
解决银行不良债权,实质上也就是解决国企的不良债务,根据设计,信达对陷入困境中的国企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通道:(1)向境内外投资者出售债权和股权;(2)通过债权转股权对企业重组;(3)对确属资不抵债,需要关闭破产的企业进行破产清算。
从理论上讲,债权出售可以帮助资产管理公司尽早处理坏帐,不必进入旷日持久的谈判和法律程序。不良债权也可以被转移到最善于处理这些资产的人手中。对债务人企业而言,债权出售也是一种硬约束。然而,在东欧几个国家,如匈牙利、波兰的实践中,债权出售可能是最不成功的一个通道,债务双方及潜在的债权购买者都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利用这一通道。在债权人方面,银行担心这样做会损害自己与债务人企业的关系。对债务人企业而言,由于存在着其它约束较软的通道,使它们受到激励去争取回避债权出售。对于潜在的购买者,一方面,债权转股权会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另一方面,由于对现行的破产清算程序难以执行的担心,从而使非政府债权人,尤其是外国购买者,并不十分愿意去购买不良债权(张春霖,1999)。
由于上述几个原因在我国都是同样存在着,再加上我国企业重组的主要目的是避免企业大规模破产。这就决定了债权出售在信达的操作通道中只是一个次要的选择。下面将集中讨论重组与清算及相关的问题。
1.企业重组与清算
重组:通过债权转股权对企业重组,显然可优化企业资本结构,降低企业负债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但要使重组的企业重新活过来,除了进行债权转股权对旧债务进行豁免外,还需要外部新的融资及税收优惠等等。
由于存在这些优惠措施,信达在选择重组对象时极易出现逆向选择问题。由于亏损企业隶属于各级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使越是欠债多的企业越受到激励去游说上级主管部门推荐自己为重组对象,这样获得的债务减免额巨大。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及利益集团也愿意选择自己所属的亏损最
严重的企业去重组,从而为本部门获得较多的补贴。在这种逆选择下,信达极可能会选择最无盈利前途的企业进行重组,从而浪费社会资源。
在重组时遇到另一个问题涉及好企业对不良企业的收购与兼并,特别是国有企业之间的收购。最重要的是要避免“坏”企业把“好”企业拖垮,资产管理公司应通过各种形式对兼并方给予补偿。如果一味强调收购方承担收购对象的全部负债、职工安置等,结果可能使收购方望而却步。若勉强为之则会使收购方陷入沉重负担,甚至自己也失去了发展后劲。
最后,在企业重组时,目标不能只集中于减债、减人,更重要的应该是增加新投资、更换管理层以及推动企业创新等等。
清算:对没有任何盈利前景的困难企业进行清算,虽然短时间内会造成失业增加等社会问题,但它对于警示企业经营者,保障债权人利益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正是清算才体现了债务硬约束的本质。要真正进行清算,必须使失去生命力的企业在进入清算程序后不再继续消耗社会资源,否则破产清算程序就失去了作为企业退出市场通道的职能。在中国,许多进入清算程序的企业仍继续运营的主要原因是清算人担心失业的社会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些企业实行“封闭贷款”3也许是一种次优的现实的选择。
2.对企业的甄别
也许对于企业重组与清算,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对“好”、“坏”企业的甄别,理想的状况是,“坏”企业申请清算,“好”企业申请重组,然而这种“分离均衡”在现实中很难实现,由于选择等方面的原因,“坏”企业有可能伪装成“好”企业,对未来盈利前景做出虚假承诺。同时,由于此次企业重组的主要通道不是清算,那么对大多数企业进行重组又会出现“软预算约束”。“软预算约束”也开出了两条路,如果“好”企业获救,它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坏”企业获救,它就对社会有害,浪费社会资源。从我国企业重组过程来看,一方面应避免“好企业被迫破产清算”,另一方面也应避免“坏企业借债转股重组而转嫁负担”,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及实践问题。
3.防止重组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
由于我国特有的情况,债权人对重组及清算过程没有控制能力,因此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在重组过程中,破产企业经理层拥有最大的控制权,清算过程则完全由清算人所控制。在我国,清算人一般由政府主管部门组成,4而将债权银行排除在外。清算人认为自己代表着职工、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主要职责是重组和出售企业,而不是使债务得到最大限度的清偿。正是由于对清偿债务没有信心以及其它原因,银行债权人提出申请的清算案例在我国仅占很小比例。如曹思源(1996)指出,在1994和1995年,中国企业破产案例中分别只有1.7%和1.6%由银行提出的,其余98%以上是由企业或其它债权人提出的。更让人深思的是,在企业或其它债权人提出破产时,债权银行竟常常加以阻止。
因此,承继银行不良债权的信达公司,要真正行使债权主体的权力,就必须在债转股及清算过程中,应该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加强对重组过程的控制,防止内部人损害自己的利益。
四、结论及银企关系前瞻
实际上,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作用在于:对于由于预算软约束这一非市场关系所造成的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债务包袱,资产管理公司(信达)的出现,一方面通过划转不良债权实现银行重组,另一方面通过债权转股权等手段进行国企重组。目的即是将银行与企业置于一条新的“起跑线”上,这样就可真正健全企业破产机制,硬化债务约束,实现银企关系重塑。要实现这一目标,本文给出以下几个建议:1.政府一定要作出可信的承诺,使银企双方都意识到,这种由资产管理公司出面的重组“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否则,对银行不良债权的划转及对部分企业债转股会给银行和企业带来政府会继续出资救助它们的预期,从而无法硬化对债务企业约束。
软预算范文篇6
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对审计风险的考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所谓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的错报或漏报，而审计人员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高审计风险不仅可能会导致事务所支付高额诉讼费用和巨额赔偿，而且可能会使事务所遭受严重的声誉损失，因此，事务所在对审计风险进行定价时，通常会要求相应的回报以弥补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在现实的审计业务中，影响审计风险的因素有很多，尽管事务所既不能对这些风险因素都加以准确地衡量，也无法准确判断导致审计风险存在的具体事项，但是许多变量仍有助于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大小进行较为准确地判断(Firth，1985)。由于企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比较容易衡量，因此，在理论界，学者们主要通过研究审计收费与企业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①，借以考察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定价(Simunic，1980；Francis，1984；Beatty，1993；等等)。2001年12月中国证监会要求我国的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进行公开披露，由此我国的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事务所的审计风险定价行为进行研究(伍利娜，2003；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等等)，但是国内学者在研究设计中通常只是简单地借鉴国外学者所采用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轨经济中的国家而言，一方面，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对企业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Kornai，1986)，由此降低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中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渐深化，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硬化(BrandtandLi，2003)，由此提高了企业的财务风险。与此同时，对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由于两者产权性质的不同导致了两者预算软约束程度的不同，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程度也可能存在着差异。由此延伸出的问题就是，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是否会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呢?而且对不同性质的公司或者处于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是否会根据公司的预算软约束程度对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调整呢?本文具体针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拓展事务所审计定价的相关经验研究，而且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事务所对审计风险的定价行为。
二、文献回顾
在Simunic(1980)最早对审计定价进行的实证研究中，他就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三个变量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从而考察事务所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审计定价。Simunic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出现亏损或者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时，事务所的审计收费较高，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后来的学者在借鉴Simunic(1980)审计定价模型的基础上，用公司的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审计意见类型、总负债比率、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以及速动比率等变量来表示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②，从而研究事务所对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审计定价行为。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美国市场而言，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会考虑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例如Beatty(1993)以美国IPO的公司为研究样本，直接考察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对审计收费的影响，他发现对于IPO后申请破产的公司而言，公司在IPO时支付了较高的审计费用；O′Keefe、Simunic和Stein(1994)对美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总负债比率和内在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对于其他国家市场而言，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例如Francis(1984)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总负债比率、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公司是否出现亏损以及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收费之间都没有相关性，然而Craswell、Francis和Taylor(1995)对澳大利亚市场的研究却发现，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流动比率以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司的速动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Firth(1985)对新西兰市场的研究中，他发现公司是否出现亏损和公司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而公司股票的非系统性风险会影响事务所的审计收费；Seetharaman、Gul和Lynn(2002)对英国市场的研究发现，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资产收益率以及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相关性。对于上述不同研究结果产生的原因，Simunic和Stein(1996)认为除了国别之间不同法律环境的影响外，还因为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变量来表示企业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
随着中国证监会2001年12月要求上市公司对审计收费进行公开披露之后，我国学者也开始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收费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研究中他们也考虑了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对事务所审计收费可能产生的影响。例如伍利娜(2003)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刘斌、叶建中和廖莹毅(2003)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和是否出现亏损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关系；韩厚军和周生春(2003)发现上市公司的总负债比率和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与审计收费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与审计收费之间没有相关性；朱小平和余谦(2004)的研究则发现，被ST的上市公司其审计收费较高，而公司的速动比率和资产收益率对审计收费没有影响。虽然这些研究成果为考察我国的事务所对上市公司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的审计定价行为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但是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只是简单地借鉴国外学者所采用的变量来考察它们与我国事务所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具体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针对这一研究缺陷，本文立足于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环境，具体考察在上市公司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如何考虑上市公司的财务风险。
三、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理论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时是否会对公司的财务风险进行定价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公司是否存在财务风险；二是事务所所处的法律环境。具体对于我国而言，由于我国正处于转轨经济之中，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对公司的预算软约束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Kornai，1986)，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问题的考虑，通常会通过财政补贴或者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来援助公司，由此降低了公司的财务风险。然而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逐渐转变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逐渐深化，使得公司的预算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硬化(BrandtandLi，2003)，由此提高了公司的财务风险③。对于我国事务所面对的法律环境而言，我国投资者诉讼门槛高而事务所赔偿责任小的法律现状，极大地降低了事务所承担的法律风险，并导致了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低下(刘峰和许菲，2002)。但是2001年在证券许可证的年检中，中国证监会对国内八家事务所所做出的市场禁入的监管处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事务所的审计风险意识，李爽和吴溪(2003)和李爽和吴溪(2004)的实证研究结果就表明，与自愿性事务所变更相比，在这次的监管诱致性事务所变更中，后任事务所在审计报告行为上会更加保守，对公司的风险评价水平有所提高，并增加了相应的审计收费。2002年1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民事赔偿机制的正式启动，由此将增加我国事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监管措施的加强和法律环境的改善将促使我国的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重视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即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越高，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就越会收取较高的费用，原因在于：一方面，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越高的公司越可能在会计报表中进行错报或漏报(KreutzfeldtandWallace，1986；KinneyandMcDaniel，1989)，相应的，事务所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审计这些公司，由此导致审计收费的提高；另一方面，公司的经营风险或财务风险越高，事务所面临被起诉的可能性越大(Palmrose，1987)，事务所因此就会收取较高的审计收费来弥补未来可能遭受的损失。Altman(1968)、Ohlson(1980)以及陈静(1999)等国内外的经验研究结果都表明，公司的负债比率越高，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公司的财务风险也越高。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虽然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而言，其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而言，当国有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和国有商业银行出于政治目标和个人私利的考虑更愿意对国有上市公司提供援助(BrandtandLi，2003)，由此会更加软化国有上市公司的预算约束。因此，即使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陷入相同程度的财务困境，国有上市公司更为软化的预算约束进一步降低了它的财务风险，相应的，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就可能对它收取较低的费用。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负债比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减弱。
虽然我国的公司普遍存在着预算软约束，但是在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公司存在的预算软约束的程度却可能存在着差异。具体来说，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处于该地区的公司其预算软约束的程度会有所减轻，原因在于：一方面，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也更加深入，与其他银行之间的相互竞争以及对盈利目标的追求由此会硬化国有商业银行对上市公司的预算约束(BrandtandLi，2003)；另一方面，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可能比较低，分散化的银行体系也有助于硬化对上市公司的预算约束(DwatripontandMaskin，1995)。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预算软约束程度的减轻会提高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的财务风险，相应地，事务所在审计定价时就可能对公司收取较高的费用。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事务所的审计收费与公司负债比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会有所增强。
四、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1年至2004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且上市至少满三年的公司。在样本选取的过程中，本文剔除了以下公司：①金融类公司；②ST、PT公司；③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④当年所聘事务所为国际“五大”的公司④；⑤财务数据异常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之所以选取上市至少满三年的公司，是因为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的面板数据(paneldata)。本文最后得到900家样本公司，共计3501个样本观测值。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香港理工大学和深圳市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以及北京色诺芬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证券市场数据库》。
软预算范文篇7
关键词：工程造价；定额消耗；费用标准；软基处理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离不开道路工程建设的贡献，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着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伴随着大规模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特殊地质情况，特别是孔隙比大、含水量高、压缩性高、地基承载力小等问题的软土地基，容易引起道路的不均匀沉降，为道路安全使用埋下重大隐患。因此,兼具经济性和可靠性的软基处理成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一系列的软基处理技术不断更新与发展，为工程建设方案的选择提供了更多更有力支持。但是选择科学的软基处理方案，其本质是多因素综合考虑分析的过程，如果仅依赖于工程技术人员的主观经验作出选择方案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方案容易出现偏差。为了选择高效且经济的软土地基处理方案，本研究通过收集大量的基础资料，分析对比各种软基处理方法，结合实际工程案例，从常用的软基处理方法知识库中初选软基处理方案，得出四种比选方案，即深层水泥搅拌桩、挤密砂石桩、高压旋喷桩、CFG桩；通过对四种方案的技术及经济比较分析，确定深层水泥搅拌桩为最经济且适用的方案［5］。
1技术方案对比分析
深层水泥搅拌桩［5］是指通过特制的深层搅拌机在地基深处将固化剂喷入土体并进行充分搅拌，利用固化剂和软土之间所产生的一系列物理和化学反应，使软土固结成具有一定强度、水稳定性的整体，以达到改良土体特性、加固软土地基的一种桩。深层水泥搅拌桩技术特点［5］如下：（1）无振动、噪声低、对周边环境污染小，从而避免城市建设施工噪声污染，即使在城市密集区、建筑群区也可施工。（2）最大化地利用原土，通过固化剂与原软土地基混合搅拌且强化过程无侧向挤压，能有效保护周边的建筑物。（3）使用方法和布置形式灵活，对不同的基础类型可以选择不一样的固化剂配方，不一样的加固形式。深层水泥搅拌桩与其他处理方案对比如表1所示，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施工简便快捷，处理效果明显，沉降变形小，变形稳定快，工期短，对周边环境影响小，具有明显的社会及环境效益。
2直接经济效益分析
2.1工程概况
福州市华林路东延伸段道路工程位于福州市中心城区内，项目起于站东路南延伸段，止于三八路南侧规划路。道路实际修建长度1.283km，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双向八车道，设计车速60km/h。根据道路设计纵断面图和现有地面标高，道路的路基土以杂填土、填碎石、填块石、粘土、淤泥、粉质粘土、残积砾质粘性土、全风化花岗岩、砂土状强风化花岗岩、碎块状强风化花岗岩为主。经路基软弱下卧层承载力及变形验算，路基承载力不满足要求，需进行软基处理，施工前先清表层腐殖土，而后超挖至路床顶面以下50cm，特殊软基处理面积为11178m2。
2.2方案造价比对分析
（1）计费依据选取①计价计量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②预算定额FJYD-101-2017《福建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FJYD-401-2017~FJYD-409-2017《福建省市政工程预算定额》。③费用定额：《福建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17版）。④材料信息价：《福州建设工程造价管理信息》2021年6月中《2021年5月福州市建设工程主要材料综合价》。⑤机械台班：《2019年第三季度福建省施工机械台班单价》。（2）各类软基处理方式的综合单价计算深层水泥搅拌桩主要工作内容：清理现场，放样定位、钻机就位、预搅下沉、制备水泥浆、提升喷浆搅拌、重复搅拌提升至孔口、成桩。综合单价具体情况，详见表2。挤密砂石桩主要工作内容：清理现场，放样定位，成孔机具就位，安放振冲器，振冲、提升振冲头，运输、填入碎石料，振实，挖泥浆沉淀池，疏导泥浆至沉淀池。综合单价具体情况，详见表3。高压旋喷桩主要工作内容：清理现场，放样定位，钻机就位，钻孔，配制浆液，喷射装置就位，喷射注浆，移位，泥浆池清理，机具清洗及操作范围内机具搬运。其综合单价具体情况，详见表4。CFG桩主要工作内容：清理现场，放样定位，钻机就位，钻孔，混凝土配运料，拌和，灌注，提管移位，凿桩头及操作范围内料具搬运。综合单价具体情况，详见表5。
2.3方案指标比对分析
表6列出了各类软基处理方式指标对比情况，由表6可知：挤密砂桩比深层水泥搅拌桩综合单价高99.73元/m2，高压旋喷桩比深层水泥搅拌桩综合单价高551.05元/m2，CFG桩比深层水泥搅拌桩综合单价高517.26元/m2。福州市华林路东延伸段道路工程软基处理面积为11778m2，采用软基处理方案桩长为57067m，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方案较挤密砂桩软基处理方案造价节约117万元，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方案较高压旋喷桩软基处理方案造价节约649万元，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软基处理方案较CFG桩软基处理方案造价节约609万元。
3结论
软预算范文篇8
近年来,随着高校经费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预算管理工作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从预算编制方法来看,零基预算法正逐步替代“基数+因素”法,预算编制渐趋合理。从预算内容看,收入预算由重视拨款转向同时关注自筹收入。支出预算由宽打宽用变为精打细算,控制的目标更具体。从预算控制上看,各级财务活动由不重视预算到月、季、年对照预算分析执行进度等。但当前,许多高校也存在着约束软化现象,这是造成大学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预算约束软化及主体构成
20世纪70年代末,匈牙利籍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著作《短缺经济学》中首次提出“预算约束软化”(SoftBudgetConstraint,SBC)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匈牙利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其国有企业的经济行为及其绩效。科尔奈指出:由于总是受到财政补贴或政府追加投资、减税等其他形式的救助,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并不会被市场所淘汰,国企的经营者通常情况下也将会预期得到国家财政支持,从而严重削弱市场机制,造成对整个市场肌体的腐蚀。上述现象,科尔奈称之为“预算约束软化”。
预算通常存在两个主体:一个是预算约束体(budgetconstraintor-ganization),即当实际支出超过政府预算确定的支出数时,如果没有外来资金的支持就无法继续存续的组织;另一个是预算支持体(budgetsup-portingorganization),即当预算约束体入不敷出、出现赤字时,给予资金支持的机构和组织。
据我国审计署最近几年就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所展开的审计结果分析,预算约束软化并非国有企业等营利性组织独有的现象,在我国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如高校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只要存在控制联系,组织之间都可能会有预算约束软化现象产生。
二、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现状
预算约束软化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而且存在于高等教育领域。在我国,高等教育被视为准公共产品。高校在生产和提供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的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资源消耗,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即准公共产品成本。高校准公共产品成本,是指高校生产和提供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准公共产品所消耗的以货币表现的全部实有资源的总和。高等教育准公共产品成本其中一部分由国家承担,集团经济研究2007·7月中旬刊(总第236期)原则上说,高等学校不管负债多少,政府(国家)都不会容忍该校破产。另外,政府的拨款与学校上一年度的资金使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挂钩的。如果一个学校精打细算有余额,则这个学校就有可能在下一年度中获得较少的拨款,而支出大于收入的学校可能反而会获得较多的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学校倾向于追求办学成本最大化,而不是最小化,造成资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具体而言,高校预算的软化现象表现为:
第一;许多高校重视预算资金分配,而忽视预算资金管理,在资金的合理使用方面无法做出统筹安排,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偏离预算计划轨道的现象常有发生,导致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由于预算编制存在不科学、不实际等问题,单位将精力多用于凑预算,应付预算的调整和追加,而较少关注预算的执行情况,资金投向是否正确。资金使用效益如何,有无超预算支出等等问题得不到足够重视,为预算而预算。预算应有的作用被削弱,浪费现象屡见不鲜。
第二;预算管理财务措施不到位。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财务预算只有收支预算。同时部分高校由于财务措施的不到位,使预算内外资金不能完全融合,甚至人为地将预算外资金不纳入预算。虽然有些院校对自主办学增加创收有所认识,但由于受本位主义的影响,没能把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学校的预算之中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核算,仍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遗漏、隐匿现象。尤其是个别下属学院、下属部门仍存在着截留创收项目收入、另立“小金库”、搞资金体外循环的违规行为,这就造成资金统筹安排程度低,不同部门的经费水平也存在调节不均,削弱了预算管理的完整性,整体性。
第三;在缺乏举债可行性研究的情况下,突破预算约束,以举债方式应付增加的预算支出项目。忽视有关政府预算约束,举借债务缺乏调查论证,当债务导致其无以为继时,上级主管部门为维持其日常运转,只能提供资金支持,以专项补助、补贴等方式来消化这些历史包袱。
三、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原因
预算约束软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JanosKornal,EricMaskin和GerardRoland(2002)认为,预算约束体的生存动机是预算软约束的主要诱因。预算约束体的领导总是把自己的机构看得特别重要。而且,他们的职位不仅为其提供了物质条件,还带来特权、声望和权利。所以,多数机构的领导都会为本机构的生存而顽强努力。他们认为,预算支持体之所以愿意提供资金支持,可能出于以下原因:政治安定、温情主义驱使它援助预算约束体,为了自己的前途而挽救发生财政危机的组织。另外,机构间的裙带关系、政治压力和贿赂等对预算支持体的不良影响软化了政府预算约束。就我国高校而言,预算软约束现象严重的原因或多或少与上述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笔者认为,高校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有五方面:
第一;预算约束体管理意识薄弱。一部分高校在自主办学方面缺乏法人意识,对预算管理的宣传力度不够,没能把各方面的理财意识和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部分高校尚未意识到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包括预算组织、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及考核具体办法的必要性。预算管理工作松散,预算编制粗糙,预算执行随意性大,随意追加支出或更改预算清单现象仍有存在。
第二;预算支持体父爱情结严重。科尔奈指出:国家或政府同高校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类比,父爱情结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最直接原因(Kornai,1980)。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和高校之间存在着长期隐含合约关系,即国家有责任维持高校的长期生存,而高校对国家则负有服从其指令的义务。这种隐含式合约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科尔奈意义上的父子关系,即指令———服从的关系,而非平等合约关系。在这种隐性合约中,国家或政府作为合约方不能“退出”,也不能中止合约关系,从而对合约承担无限责任,面对一些高校不切实际的大幅扩张,办学效率极其低下,国家却只能以高额财政拨款为代价来维持这些低效高校的生存。另外,政府除了有经济目标之外还有非经济目标。当政府官员可以对高校进行有效控制时,高校的某些预算方面的管理和运行能力,就可能由于要适应政府的非经济性目的的需要(例如增加就业率和保持稳定等)而有所降低了。
第三;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机制。一些高校的财务预算在实施过程中,约束力偏弱。预算制定后没有设定分层控制制度,预算管理责任也没能做到层层落实,,因此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支出很少受到预算的约束。开支前不计划,开支后审批不严的现象仍有存在。有时费用开支标准遇到某些“具体情况”时,强行打破预算,从而费用得不到及时控制,预算约束力降低。
第四;预算约束缺乏有效的事后评估与审计制度。由于单位性质决定,高校往往以社会整体效益为重,较少关注经营效益,故一般未建立一套完善的预算执行的分析、考核、审计制度。在编制支出预算的过程中缺乏充分的量化分析和科学论证,无法做到以收定支。考核监督意识不强,指标不明确,预算执行结果未能与经济责任人的经济责任挂钩,未能与职工的激励机制挂钩。预算执行没有约束力,致使高校整体管理水平得不到提高。
第五;高校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及其准公共产品本身的难计量性。高校所提供的高等教育这一准公共产品的质量本身具有难以计量的特性。教育服务质量,教学水平高低以及科学研究的价值很难精确确定,因此我们在确定高校的投入和产出关系时也不可能有精确标准,这必然造成事前无法准确制定研究项目的预算。且由于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交易没有价格信号的标识,会计信息不对称的特点使某些研究者可以此为借口要求追加经费。信息不对称也使高校的预算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使其预算约束软化。
四、我国高校预算约束软化的改进建议
高校应当改进预算约束软化的现状,使其预算制定可信可行,具有操作性,预算管理规范、合理、有效。
第一;强化预算主体管理意识。无论高校还是有关政府主管部门都应转变观念,提高对高校预算管理的认识,广泛宣传加强财务预算管理的深远意义,树立正确的高校财务预算管理意识。作为预算约束体的高校应当认识到:
(一)实行财务预算管理是高校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发展的良好机制的有效办法,能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单位管理,提高高校行政办事效益。
(二)增强财务预算法制观念,强化预算约束,实现预算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是全面贯彻《预算法》的要求。作为预算支持体的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也应当摒弃父爱意识,认识到:财务预算管理不仅仅是高校的工作,而是整个社会各项资源的优化整合,它的战略性和系统性要求社会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共同监督,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二;提高高校预算组织体系的完整性。建立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管理组织体系,包括组织机构、制度建设等。第一,各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财务预算管理委员会。财务预算管理委员会是财务预算管理中的领导性组织,在财务预算的编制执行与控制、调整分析与考核中起着不可或缺的“舵手”作用。第二,高校要建立健全各种预算管理制度及相关实施细则(包括预算编制、执行调整、分析考核各阶段),使高校财务预算工作既有法可依,又有规可循。
第三;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硬约束监督和控制。硬约束是相对于软约束而言的,其目标是建立让收入制约支出的机制。健全高校财务预算的硬约束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建立预算执行岗位责任制,以制度定责任。
(二)完善高校内控机制,利用不相容职务分离控制,会计系统控制,风险控制等方法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自我检查、制约和调整,保障预算良好实施。
(三)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用,利用内审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内审不仅要对财务状况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鉴证评价,还要对预算执行过程进行监督评价,发现问题及时查明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四)建立担保的制度,以借贷者本人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作为担保,提高借贷风险。
(五)健全外部会计监督制度,高校可聘请专业的注册会计师,严格监督高校会计制度的执行。注册会计师的作用在于监督和信息沟通,其职责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负责将学校资金流转情况制成报表,定期呈送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将根据报表对资金使用效益作出评估,将评估结果纳入对高校经营者的评价中,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为高校偿还债务。另一方面,注册会计师负责及时向学校经营者汇报本校各部门的资金使用情况,以避免出现各部门财务支出不合理的情况。
笔者认为,高校预算软约束的主要原因有五方面:
第一;预算约束体管理意识薄弱。一部分高校在自主办学方面缺乏法人意识,对预算管理的宣传力度不够,没能把各方面的理财意识和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部分高校尚未意识到建立一套完整的财务预算管理体系,包括预算组织、预算制度、预算执行及考核具体办法的必要性。预算管理工作松散,预算编制粗糙,预算执行随意性大,随意追加支出或更改预算清单现象仍有存在。
第二;预算支持体父爱情结严重。科尔奈指出:国家或政府同高校之间的经济关系可以用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经济关系来类比,父爱情结是造成预算软约束的最直接原因(Kornai,1980)。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和高校之间存在着长期隐含合约关系,即国家有责任维持高校的长期生存,而高校对国家则负有服从其指令的义务。当政府官员可以对高校进行有效控制时,高校的某些预算方面的管理和运行能力,就可能由于要适应政府的非经济性目的的需要(例如增加就业率和保持稳定等)而有所降低了。
第三;预算执行缺乏控制机制。一些高校的财务预算在实施过程中,约束力偏弱。预算制定后没有设定分层控制制度,预算管理责任也没能做到层层落实,,因此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支出很少受到预算的约束。开支前不计划,开支后审批不严的现象仍有存在。有时费用开支标准遇到某些“具体情况”时,强行打破预算,从而费用得不到及时控制,预算约束力降低。
软预算范文篇9
[关键词]不良资产；经济转型；财政分权
Abstract:Thepaperprovidesatheoreticframeworktoanalyzethemechanismwhichresultsinbigvolumenon-performingloansinChinastate-ownedbanks.Intheframework,thefiscaldecentralization,localgovernmentbehaviorsandstate-ownedbank-basedfinancialsystemplaykeysrolesinexplainingChina’snon-performingloans,butallthesefactorscanbeseenasendogenousfactorsofChinaeconomictransitionintheframework.
Keywords:non-performingloans;economictransition;fiscaldecentraliz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问题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自1999年以来，中国曾先后多次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进行了剥离。1999年4家国有商业银行向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剥离了近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2003年底核销了建行569亿元、中行1400亿元损失类贷款，2004年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又分别剥离了1498亿元和1289亿元的可疑类的不良资产，2005年中国工商银行剥离了包括损失类和可疑类在内的不良资产近7050亿元。[1]这些不良资产的剥离以及随后的国家再注资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再注资、股份制改造以及商业银行强化内部控制和管理能否阻止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人们仍然心存疑问。
表1给出了1994—2005年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资产余额的估算情况。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后，近12年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率平均高达37.51%，占GDP比重在20%以上，1994—2003年10年间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后不良资产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均超过150%。从表1中也可以看到，虽然从2002年起国有商业银行按五级分类标准调整后的账面不良资产余额和不良资产率连续实现了“双降”的监管目标，但是如果剔除政策性剥离因素后，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资产余额并没有显著的下降，不良资产率一直处于35%的高位上。此外，截止2005年年初，城市信用社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也仍然高达30%以上。[1]在监管当局采取多种积极的改革措施、商业银行不断强化内部控制和管理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仍然高居不下的事实表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非常艰巨和复杂，需要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特殊性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进一步去追问我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根本成因，以便在国有商业银行陆续实施股份制改造后，真正能够从机制上控制国有商业银行新增不良贷款的形成和累积。
表11994—2005年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和不良资产余额
注：(1)将1994—2001年每年的账面不良资产率均加5%，得到按照五级分类标准的不良资产率；(2)从2000年开始每年不良资产余额均加上剥离的13932亿元、2003年开始再加上剥离的1969亿元、2004年开始再加剥离的2787亿元，2005年再加上剥离的7050亿元，得到剔除政策性剥离影响后的不良资产余额。
资料来源：施华强（2005）、谢平和李德（2003）、国家银监会网站、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财政部网站。
尽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余额长期在高位徘徊，但是我国却没有像世界许多经济体那样出现系统性银行危机，而且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还表现出一些独有的典型特征：一是地域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地理趋同性”特征；二是在不良资产中借款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具有明显的“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特征。所谓“地理趋同性”特征是指尽管同一家国有商业银行在不同地区的分行不良资产率相差较大，但对于不同的国有商业银行而言，其不良资产率具有非常近似的地区分布特征，在比率低的地区，各家商业银行（或分行）的不良资产率都低；而在比率高的地区，各家银行不良资产率都高。易钢就指出“银行不良资产率高低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一事实是基于对各种所有制类型的银行的一个普遍观察”。[2]李杨等的经验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3]所谓“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特征是指，中国各家银行的不良资产中借款企业的所有制结构非常相近。表2给出了1999年中国工商银行、2003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按贷款对象的经济性质划分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剥离出的不良资产是因贷给国有企业而产生的，中行占46.78%，建行占46.02%，工行占62.36%。无论是中行、建行、还是工行，国有企业不良资产大约都占了一半左右，各行之间的不良资产具有明显的“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
表21999年工行、2004年中行和建行剥离的不良资产的所有制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内部资料。
注：建行数据为对江苏、河北、陕西三省抽样调查的结果。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银行业积累起了巨额的不良资产？为什么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会具有这些特征？显然，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和理解直接关系到我国银行业改革的推进和金融体系的建设，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又在于我们对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认识。
二、文献评述
目前，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生成机制大体上存在下述四种不同的看法：
(一)基于中国整体融资结构的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导致了不良资产在银行的积聚
周小川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绝大多数企业在改革初期都是依靠信贷来支持高速发展，相当多的企业资本金不足，这直接导致了银行的不良资产。[4]而吴敬琏也提到“通过银行中介，中国的高储蓄实现为高投资率，进而拉动了GDP的高增长。但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导致了资金的大量浪费，高成本、低效率的增长使银行系统的不良资产进一步积累起来。”[5](373-375)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基于对各商业银行基层行的调查也发现，1985年后，中国通过投资体制、财税体制、物价体制和信贷体制的改革，使企业经营行为在缺乏市场化成本的条件下走向市场，财政不再承担对企业投入资金的责任，企业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一切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也随之转嫁给了银行，再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纵向集权导致不良资产难以稀释，低劣的信用环境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剥而又增、居高不下。[6](113-121)
应当说，在中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和巨额的不良资产并存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是否是不良资产产生的原因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首先，中国为什么会形成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众所周知，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而同这些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率要高得多，这又该如何解释？其次，如何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这一因素来解释中国不良资产的“地理趋同性”特征，显然，如果不引入其它因素，要解释这些问题是难以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
(二)基于银行产权制度的分析，认为国家拥有银行所有权使得政府干预银企关系，导致了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王一江、田国强认为强政府制度安排下特殊的政府与银行关系是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形成的深层原因。政府作为银行的直接所有者和控制者，为了自身的政治与经济目标而介入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如为保证就业而补贴国有企业、为调节地区差距而向不发达地区转移资金、为拉动内需而要求扩大贷款规模等，这使得银企之间形成非经济借贷关系，政策负担导致资金配置效率低下，不良资产规模膨胀。[7](28-36)与之类似，沈梅、聂庆平、夏馨也认为银行的所有者代表——政府行为目标的多元化，导致了政府行政干预银行的经营行为，是不良资产形成的重要原因。[8](23-25)[9](22-31)
尽管国家拥有银行所有权，并对银行经营进行干预是中国银行业的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基于产权视角分析不良资产形成的文献没有能够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中国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银行产权制度安排？政府干预银企关系是否存在某种合理性？如果政府对银行业务、人事、经营和决策的干预是内生于中国经济转型需要的话，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另一种视角来看待由此而产生的不良资产了，也需要进一步追问这种导致产权制度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对中国不良资产的生成机制给予合理的解释，并给出正确的防范措施。Dwight就建立了一个基于公共财政视角来看待不良资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表明，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并且企业的成本难于验证的条件下，政府为提高就业水平，让企业承担政策性负担，利用银行贷款来补贴企业的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区分，并提供适宜的补贴数量，降低转移支付成本，因此，同直接的财政补贴和低利率政策相比，不良资产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政府的就业目标。基于这一逻辑，Dwight指出改革银行产权制度，或者对银行进行再注资可能无助于银行不良资产的下降，问题的关键在于剥离国有企业的公共服务职能和政策性负担，由政府通过财政来承接工人的失业成本。[10]
(三)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的分析，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是巨额不良资产高居不下的根本原因
在转型经济学文献中，不良资产通常被视为软预算约束的一个证明。[11](1095-1136)施华强用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和国有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形成的双重软预算约束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内生性。通过对国有企业沉没成本的维持成本、国有商业银行复活投机和地方政府利用双重软预算约束而形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公共的悲剧”的分析，讨论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和积累的动态机制，指出逐步硬化商业银行软预算约束预期对从根本上解决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12](1-16)类似地，廖国民和周文贵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也认为由于政府不仅关注投融资的经济效益，还关注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收益，因此，政府总是偏好给陷入困境的企业实施再融资，结果导致不良资产的产生。[
应当说，软预算约束现象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确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但是基于软预算约束理论讨论中国银行不良资产形成的文献，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难于有效解释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地理趋同性”和“企业所有制性质趋同性”的现象。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文献也没有清楚分析银行对国有企业实施软预算约束的动机以及产生这一动机的原因，也没足够的数据来支持银行是否真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在显著的预算约束区别。
(四)基于银行经营的分析，认为银行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来选择贷款项目，以及委托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从由信达总公司审批的2001年到2005年5月底的项目中选择了1100多个案例(涉及购入债权775.32亿元)来研究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成因和分布，发现大约有20%左右的不良资产是由银行经营管理水平造成的。[14]而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中国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中，也发现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违约占30%，政策上要求国有银行支持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违约的约占30%，国家结构性调整的约占1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力的约占10%，而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资产则占全部不良资产的20%。如果前述文献关于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20%是由银行经营不善引起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银行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不良资产率为7%(＝35%×20%)。2004年世界前50名银行不良资产率平均数为2.73%，也就是说，与国际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水平低下，内控机制不健全为不良资产率多贡献了约4个百分点。除此而外，还有约28%（＝35%－7%）的银行不良资产率需要用银行经营以外的因素加以解释。此外，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中国银行业为什么不能建立起，或者说为什么没动力来健全内控机制，以防范道德风险，提供有效激励来解决项目选择。
三、解释框架
下图给出了本文解释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理论框架。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信息和激励的原因导致生产效率不断下降，而计划经济本身又要求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这样，生产效率低下使得一方面政府财源出现萎缩；另一方面为保持同样的产出，政府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巨大的国家财政压力。在意识形态的限制下，中央政府不可能通过直接放弃对经济建设的投入，实行经济自由化来减轻财政压力。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试图解决信息和激励问题的改革努力，以及中国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形成了多层级、多地区的政府组织架构。中央政府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面对意识形态的约束，在改革目标的不确定以及多层级、多地区政府管理架构的现实条件下，便选择了向地方政府转移财政压力，走上财政分权之路，但同时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保持了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而由于各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不同，计划经济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各地区所形成的轻重工业比重、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也不相同，这使得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不完全一致的财政分权形式，而且随着改革的进行，财政分权形式也被不断调整。这样，不同的财政分权形式和不同的经济结构就对地方政府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激励和约束机制，进而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差异，出现“强化市场型”、“勾结型”和“掠夺型”地方政府行为的分别。而政治集权下，使得立法总是滞后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立法滞后使得投资者产权的保护更加依赖于行政决策机制，再加上政治集权下中央政府为加强对社会资源的汲取能力，通过银行来实现其政治目标，比如提供就业、企业补贴、调节地区差距等，这导致了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以及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同时，在银行主导型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下，在“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使得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代价积累在银行系统，形成大量的“经济周期性的不良资产”；而在“勾结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地方政府倾向于与全国性银行的本地支行合作，干预银行经营，从而形成“金融财政化的不良资产”；在“掠夺型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集权制银行的理性选择是减少贷款，从而导致该地区出现金融压抑的特征，使得中央政府出于平衡地区发展的考虑，干预银行在当地的经营，导致“政策性的不良资产”。
对于上述理论框架，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
1.理论框架中所谓“强化市场型地方政府”是指那些受到财政分权、地区经济结构以及相关政治因素的激励和约束而致力于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而不是去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的地方政府；[15]“勾结型地方政府”则通常是利用通过产业政策、进入管制、甚至直接对企业的控制等方式，以“援助之手”对特定企业进行支持，同时也抑制某些产业或企业的发展；[16](3-21)“掠夺型地方政府”则意味着该地方政府组织松散，由一群各自为政，很少受到统一公共政策指引的官僚组成，各自利用手中的职权来对经济主体进行掠夺、竞租，对市场实行掠夺性管制。[17](354-58)而框架中关于地方政府行为类型的划分，并不意味着某一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始终是不变的。随着整个国家经济环境的变迁，其它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本地区经济结构的变化，该地区地方政府的行为会不断演化，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同时，该地区地方政府行为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国家整体和其它地区的经济环境。正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不断演化，使得同一地区的不良资产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成因，既有经济周期积累而致的，也有金融财政化和政策性干预所致的不良资产。基于这一逻辑，就可以很好地解释前面不良资产“地理趋同性”、“企业所有制性趋同性”这些主要特征了。
2.在该框架中中央与各地方财政分权的具体形式是由该地区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的谈判等因素所决定的，是内生的。本文的理论框架可以把经济转型过程中许多改革措施看作是内生的。比如，在中央和地方已经实行财政分权，而中央政府仍实施着计划价格体制的条件下，地区之间商品贸易将促使地方政府之间引入市场价格机制，从而形成价格双轨制的格局。
3.在本文理论框架中，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和不同类型地方政府行为的结合，构成了分析中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生成机制的关键所在。而该理论框架认为，在转型经济中，政治集权使得立法总是滞后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立法滞后使得投资者产权的保护更加依赖于行政决策机制，再加上政治集权下中央政府为通过银行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从而导致了中国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以及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结构体系。这一逻辑来源于政府参与金融的“政治型”视角，这一视角得到了La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经验实证研究的支持。[18]
4.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立即得到如下结论：(1)要降低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可能不能仅仅依赖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还必须要进一步改革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完善分税制，实现地方政府行为的转变；(2)发展资本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将有助于降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
四、结束语
软预算范文篇10
关键词：财政补贴；竞争能力；软预算约束；经济转轨
一、前言
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相比于俄罗斯、东欧等转轨国家，我们的改革成绩显著。但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革、债转股等改革措施也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反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额在不断增加。这种不断增加的亏损的直接后果就是给财政、银行带来大量的债务负担，国有企业竞争能力的低下又使这种负担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隐忧，而国有企业要承担改革的社会成本是这种隐忧的存在的直接原因。我们知道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和稳定的社会局面，而这种稳定和公平局面的形成要求有一个经济主体来承担转轨成本。显然，由于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只有国有企业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承担这种改革成本，保证改革政策和措施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为其他成份的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外部条件。正因如此，这种承担改革成本的理由，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国有企业通过各级政府向财政和银行索要各种补贴和银行贷款的筹码。那么这种导致国有企业财政软约束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改革进程和企业的竞争能力如何影响财政约束的硬化程度？转轨中财政软预算约束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财政预算的“软”与“硬”的转换条件是什么？这些正是本文在力求回答的问题。
亚诺什·科尔奈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国家软预算约束是由外生因素导致的，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父爱主义”，国家追求就业目标或领导人获取政治上的支持等等。而DewatripontandMaskin则认为，软预算约束是由内生原因导致的，起因在于时间非一致性问题（timeinconsistentproblem），对于一个未完工的无效率投资项目，政府或贷款者有积极性追加投资，因为追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可能大于项目废弃产生的边际成本。[8]考虑到转轨中导致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众多，林毅夫等在同意软预算约束源于内生性的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企业软预算约束的观点，并进而认为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减少企业的社会负担是改变企业软预算的关键。而张维迎则认为，导致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在于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安排的非对称性。因此，改革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民营化，将企业的国有资本变为债权、非国有资本变为股权。林、张等人的观点代表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两种思路，对应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认识，两个派别自然也就会提出不同的改革措施，林毅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促进竞争，而张维迎则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核心在于改革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实施产权改革。本文坚持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由内生变量导致的看法，但不同于林毅夫、张维迎单纯把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归结为是由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或者产权原因导致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而是从产权改革、社会负担、国有企业竞争环境等方面，将上述各因素统一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内，研究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问题，并认为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是内生于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单纯的产权改革论或者外部竞争的环境论都不能比较信服地解释财政软约束。
本文以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给出本文的逻辑起点和分析脉络，第三部分为基本模型建立。通过建立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间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得出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最优补贴率或最优税收税率，并分析影响国有企业最优税率主要因素，然后在该模型基础上进一步作比较静态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基本逻辑框架
1.逻辑框架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指令和财政手段被用来调节生产要素配置和收入分配。财政政策和计划指令的制定是服从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企业则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执行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如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独立微观主体，微观主体的所有利益要从属于国家利益。因此，在计划经济中微观个体从事生产活动并不需要考虑自身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以及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盈亏关系。只要在国家给定的生产资料配额限度内，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就算完成任务，其产生的社会利益由政府部门统一核算，费用由财政部门给予直接拨款，企业收益则全部上缴国库。如果这样的体制确能保证政府财政总量不断增长，以及全社会福利的不断增加，我们就没有理由说该体制是无效率的，当然也就没有转轨的必要和可能。尽管微观个体不关心本身收益问题，也不会感受到整个体制的效率问题，但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却是可以如实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收益水平。当微观主体的收益下降导致财政不断恶化，以至于不能维系原有体制正常运转时，经济体制开始转轨也就成为必然。
中央财政不堪负担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导致的财政状况恶化，是各个国家选择经济体制转轨的主因，而这种负担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国有企业因完成国家计划任务而发生亏损导致的生产补贴，亚诺什·科尔奈（Kornai）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国有企业一旦发生亏损，国家（或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减税，并提供其它补贴，国有企业经理也预期会得到国家的财政支持现象称为“预算软约束”，并认为为了取得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功，消除预算软约束刻不容缓。尽管研究转轨经济的学者大都认同“财政约束硬化”是国有企业成功转型的前提，但转轨的实践却并没有对此结论给予有力的支持。东欧以及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中不仅国有企业依旧在向财政获取补贴，就是被民营化以后的国有企业，也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现象。[9]从中国的改革实践看，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在实践中不断深入，相继经历了“放权让利”、“承包制”、“股份制改造”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阶段，在这些不同改革阶段中强化企业自主权，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摆脱对国家财政依赖始终是改革国有企业的主线，但改革过程中诸多问题的交织，始终没有能使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能够彻底明晰，政企关系始终未能分开，财政补贴也就从未能够停止，尽管后来国家采取“拨改贷”等措施，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从原来的财政直接拨款转为由银行贷款，但银行的国有性质使得这一改革不过是国家从左口袋拿钱转换为从右口袋拿钱对国有企业予以支持，补贴国有企业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而且为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在国有银行的账户中还专门为国有企业设立坏账准备金，而这部钱完全由财政支付。由此看来，导致国有企业低效并进而导致软预算约束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并非某一种单独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分析导致转轨国家财政软约束问题时，既要考虑到国有企业社会负担的承担角色，也要考虑到国有企业本身也是被改革的对象，而强化预算约束和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改革目标，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所以，要分析转轨进程中国有企业财政约束问题，就必须把产权改革和强化竞争环境等改革措施统一在转轨过程中来研究。
经济转轨中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国有企业的重要措施，民营化的目的在于提高企业效率，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财政补贴。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同时也把大量的社会负担抛给了社会和政府，如果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可以消化这部分社会负担，加快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当然也就毫无问题。例如，前东德在西德强大财力支持下的国有企业迅速民营化，或者国有企业自身竞争能力比较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迅速适应市场机制顺利转型，这样迅速推进国有企业民营化也顺理成章。但如果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允许承担国有企业民营化中产生的大量由“隐性”转化为“显性”社会负担，则对国有企业的迅速民营化就不会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选择，对国有企业财政软约束的优惠就会一直继续维系，防止社会产出过度萎缩，社会福利水平大幅度下降以及失业激增，从而中断改革进程。如此一来，中央政府考虑的重点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国有企业产权变革问题，还要思考如何通过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来弥补转轨中国有经济产量下滑导致的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从而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福利水平稳定和提高。因此，如果中央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改革，则政府就有义务承担因国有企业改革而分离出来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而承担这些社会负担就要求有充足的财政收入作保证。对于财政收入而言，其来源主要是两个部分：一个是存量改革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增量改革部分。就采用渐进式改革方式的中国而言，在改革初始阶段，存量部分的国有企业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改革的深化，后一部分民营经济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存量部分则成为被改革的重点，而不再是税收主要来源。激进转轨国家则是在经济体制经历“休克”和“阵痛”后，完全依靠市场发育出来的民营经济发展来提供税收，市场化后的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转轨国家整体财政水平。但从转轨实践看，大部份采用休克治疗的国家其效果并不理想，不少国家的产出和社会福利水平下降比较大。相反，实行渐进转轨的中国，市场化进程是在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下进行的，不仅没有发生实行激进转轨国家的社会动荡，而且人民生活水平随着改革推进还得到不断改善。进一步研究我国渐进转轨的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在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主要依据中央掌握财政的状况决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和进程。在改革进程中如果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就可以吸纳大量剩余劳动力并提供充足税收，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就会好些。与之相应，财政就有能力承担国有企业改革中卸下来的大量社会包袱和负担，并从资金上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改革支持，从而保证改革的平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稳定。此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也就会大些，改革进程也就会快些。否则，国有企业的改革速度就要放缓。因此，中央政府推进改革的速度、增量部分与存量部分改革带来的财政状况、改革的各项措施力度和国有企业改革程度之间存在逻辑联系。
2.模型建立
由上面的讨论以及逻辑关系我们知道，在我们讨论的模型中存在三个博弈主体，即中央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借鉴FjellandHeywood建立的关于混合寡占市场条件下民营化与财政补贴关系的模型。但与该模型不同的是我们假设中央政府在民营化的过程中始终持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股份，并且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渐进改革的改革思路，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所以，市场结构是在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开始市场化进程，这样市场结构就不同于FjellandHeywood模型中的“古诺”竞争，而是以国有企业为领导者的“Stackelberg”模型，并假设市场中存在一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由于所有制原因导致的企业间效率存在差异，民营企业的生产边际成本小于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假设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为c，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为1这里我们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成本标准化处理，假设国有企业的成本为1。，并且c≥1。假设市场需求函数为线性需求形式：p=a-Q，其中p为市场的价格，a为市场的规模（a≥0），Q=qsqp为市场中企业对商品的总供给量，其中qs、qp分别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产出量，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产品间可以完全替代。
以下我们建立基于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首先政府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出发，社会福利水平代表了改革成效，是评价转轨成功与否的最重要指标。在经济转轨中，国有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政府就要给予补贴从而保证社会稳定，为改革创造宽松环境。但政府补贴也是在满足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政府的行为是选择最优的国有企业财政补贴率，最大化下面形式社会福利函数：
max0≤s≤1W=CSπsπp-sqs（1）
其中，W为社会净福利，CS为消费者剩余，πs、πp分别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s为政府对转轨中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率，0≤s≤1；而其中的SF=CSπsπp社会福利水平。
在第二阶段，国有企业选择自己产量最大化目标函数。由于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中仍然保留部分国有股份，而保留国有股权就要履行社会责任，兼顾社会福利水平，所以转轨中的国有企业一方面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具有国有股份就要接受政府的调控，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大众福利。政府为此给予国有企业一定量的财政补贴。因此，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是利润和社会福利的线性组合，并加上政府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财政补贴，三者的总和构成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
maxqs≥0G=θπs（1-θ）SFsqs（2）
其中，θ表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程度，若θ=1，则表明国有企业完全民营化，与民营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θ=0，则表示国有企业完全归政府所有，并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若0在第三阶段，民营企业在国有企业之后选择自己的产量，最大化自己的利润，其目标函数为：
maxqp≥0πp=qp（a-qs-qp-1）（3）
下面我们采用逆序法，从第三阶段开始对该模型求解，国有企业为“Stackelberg”模型结构中的领导者，民营企业为追随者，两者之间进行Stackelberg数量竞争，在完全信息的假定下，民营企业根据国有企业的的产量设定选择自己的生产数量。首先，民营企业选择自己的生产数量，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对式（3）微分最优化求解得到：qp=a-qs-12（4）
将（4）式带入（2）式中，并对求导可以得到：
qs=4（s-c）2（a-1）（1-5θ）（5）
把（5）式带入（4）中可以得到民营企业的生产数量为：
qp=4（c-s）（a-1）（3-5θ）4（1-5θ）（6）
从上面的（5）、（6）两式可以得出总产量、国有和民营企业利润以及消费者剩余为：
Q=4（s-c）3（a-1）（3-5θ）2（1-5θ）（7）
CS=124（s-c）3（a-1）（3-5θ）2（1-5θ）2（8）
πS=4（s-c）2（a1）（1-5θ）（a-4（s-c）（a-1）（3-5θ）2（1-5θ）-c）（9）
πp=4（c-s）（a-1）（3-5θ）4（1-5θ）（a-4（s-c）（a-1）（3-5θ）2（1-5θ）-1）（10）
接下来我们分析转轨中对国有经济最优补贴（课税）问题，将式（8）、（9）、（10）分别带入（1）中并对社会净福利求导数，其一阶导数最优解为：
s=2θ（2a-3c1）4（ac）12（1-5θ）（11）
由（11）式可我们可以看出如下的关系由于p-c≥0，可以推出a-c≥c。
Ws=2［2sθ（3a-2c-1）（a-1）］（5θ-1）2≥0。：0≤θ≤0.2，s≥0，
Ws≥0，表明政府应给予国有企业补助、社会福利增加；0.2≤θ≤1，s≤0,Ws≤0，表明政府应对国有企业进行课税、社会福利增加。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命题：
［命题1］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应视国有经济的民营化程度而定。但经济转轨在起始阶段时，对国有经济的适度补贴可以增加社会福利；但经济转轨到一定程度，国有经济民营化程度达到一定界限后，政府就应该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代之以课税，社会福利会继续增加。
由上面命题知道，在转轨初期对国有企业给予适度的补贴既可以缓解改革压力，保证社会稳定，也可以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主要是在转轨初期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比较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明显，对国有企业适度的补贴可以提高企业的产量，弥补转轨伊始民营经济供给的不足。我们知道，计划经济一方面表现为财政软约束，另一方面还表现为供给短缺。如果在经济体制改革一开始，我们就“硬化”财政约束，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国有经济就会自然选择主动甩掉包袱，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是由于在转轨初期民营经济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国有经济还处于垄断地位，所以国有企业就会缩减产量独占市场排挤竞争对手，供给产品的数量比转轨前还要少，从而全社会的福利就会大幅度下降。选择“激进式”转轨方式的俄罗斯、东欧等国家的经济改革基本验证了我们的分析结论。这些国家在转轨初期都选择了“大爆炸”的“激进”转轨方式，而这种转轨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财政约束的硬化”。但这些国家的转轨实践表明，转轨初期强化财政约束后，整体经济总量与转轨前相比平均都下降了1/3，俄罗斯则下降了约50%，而后这些转轨国家的财政又开始对国有企业补贴，并没有能够始终坚持财政硬化约束的做法。
但是，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只能作为一种策略性改革手段。当经济转轨到一定阶段，民营经济可以与国有经济展开竞争，而且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民营经济的效率优势逐渐明显起来，国有企业的成本劣势成为转轨中的突出问题。如果政府继续保持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其补贴的数额会越来越大，因为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即使在补贴之后，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相比也不具竞争优势，补贴也不会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此时，更为妥当的办法是停止对国有企业补贴。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原应国有企业承担的社会包袱，可以被充分发展的民营经济所吸收。因此，对国有企业在该阶段实行课税可以缓解财政负担，加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却不会导致社会产出的减少。本命题说明国有企业财政补贴内生于“转轨方式”和“转轨进程”，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支持了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内生性命题。
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也是影响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率的重要因素。而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可以用其成本函数衡量。当c越小，表明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越强；当c=1时，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与民营企业相同。依据（11）作最有均衡条件下比较静态分析知道，我们可以得出国有经济民营化程度、竞争能力和补贴率有下面的关系：
0≤θ≤0.2,s≥0,sc=-3θ21-θ≥0
0.2≤θ≤2/3,s≤0,sc=-3θ21-5θ≤0；（12）
2/3≤θ≤1,s≤0,sc=-3θ21-5θ≥0。
（12）式表明，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初期、对国有补贴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成本越高，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率也越高；但当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程度达到高20%以上之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应该是课税因为sc=-3θ21-5θ≤0，表明国有企业成本越高补贴就应该越小。而s≤0，所以也就意味着|s|就越大，说明对国有企业课税越高；当s≤0，sc≥0，则在课税的情况下|s|就越小，说明对成本越高的企业课税率应该越低。。此时，国有企业的成本越高，政府对其课税也越大，而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课税也即等同于政府对国有企业要采取严厉的民营化措施，加速民营化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所以，国有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决定了经济转轨中财政对国有企业是补贴还是课税这样，这与林毅夫（2001b）提出的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是决定改革进程关键的结论相一致。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命题2］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影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程度。在转轨初期（0≤θ≤0.2），国有企业竞争能力较弱，政府愿意对国有企业补贴，并且国有企业竞争能力越弱补贴率越高；在转轨中期（0.2≤θ≤2/3），政府应该对国有企业课税，并且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越弱，就越要加速推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加大课税）；在改革最后阶段（2/3≤θ≤1），市场竞争体制已经确立，政府按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对所有企业都采取课税的公平方式，但政府对存在的少量国有企业应该采取优惠税率的课税方式，保证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在该阶段实际上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存在的国有经济大多在公共事业领域从事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垄断的特点，国家对该领域的企业一般都有严格的管制措施，以保证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但国有企业由于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目标导致的利润减少则由政府给予税率优惠来弥补，课税率应该低于其他企业。
国有经济改革在不同阶段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由命题2知道，在转轨初期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比较弱，对国有企业补贴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见命题3），这对于转轨初期的计划经济非常重要。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经济短缺，但改革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选择的是渐进转轨的方针，走了一条“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路线，所以，在改革初期对国有企业依旧保持补贴政策可以防止生产的大规模滑坡。但要改革政府又不能把市场全部硬性划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垄断者，从而排挤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政府不得对国有经济给予补贴，保证其在一定阶段内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并维持原有生产的数量确保市场的供应水平，为改革创造外部环境。但是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应该加速对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进程，但完全的民营化也不是改革的最优策略选择，经济体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特别是当经济中民营化比例比较高时，对一些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由于其生产具有外部性，给予其适度的税率优惠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由此可见，对国有经济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补贴和课税措施是符合改革需要的策略性手段。一味强调对国有企业改补贴为课税，或者一味强调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不断要求政府给予补贴等观点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改革中不断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入手，逐渐从补贴过渡到征税，取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这也正是“渐进式改革”的精髓。
而由（5）、（6）、（11）知道，在最优均衡条件下，当0≤θ≤0.2，s≥0,即在有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则比较静态分析有：qss>0，qps0，说明在转轨的中期，对国有企业课税，将减少国有企业的产量，但却会提高民营企业的产量。上述结果表明，在转轨初期阶段，国有经济的成本比较高、竞争能力较弱，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补贴相当于帮助国有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有企业竞争能力，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的成本优势就不过于突出，从而国有企业的生产萎缩减缓，但将要降低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份额，当然也就减缓了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速度，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在转轨初期也会受到挤压，导致民营经济发育受到阻滞。特别是，由于各个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不同，国有企业的补贴会对各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带来不同的影响。国有经济集中的地区，由于国有企业补贴对民营经济市场空间的挤压，在一定时期内会抑制该地区非公有经济发展。图2表示市场容量一定的前提下，在补贴以前国有企业的生产供给曲线为DS，在接受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后，相当于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供给曲线下移至D′S，其供给的数量由OpB变为OpA。而民营企业的产量此时则由OsA变为OsB，减少了AB的生产量。但是当转轨进入到中期阶段后（0.2≤θ≤2/3,s≤0），对国有经济补贴转为课税。此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地位变为平等，对国有经济的优惠不再存在。成本高的国有企业将会因为课税而缺乏竞争能力倒闭或被民营化，市场空间完全为民营经济开放，所以对国有企业课税而非补贴将会加速民营化的进程，导致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开始趋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不断缩小。所以，我们得出下面的命题：
［命题3］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将会提高国有经济在市场中份额，降低民营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阻止市场中民营经济的发育，从而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初期，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将会缩小。
由该命题2以及命题3，我们可以解释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育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90年代初期，中央、地方两级政府责、权、利分离以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东部沿海地域经济发展迅猛，特别是民营经济在这些地区发展中更是突出的亮点，而且越是民营经济比重大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因此，多数的解释把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归结为地理区位优势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观察的事实看，这种解释的确没有任何错误，但是仔细思考却也有不妥之处。如果区位优势是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那么，像辽宁、上海这样的地方区位优势也很明显，也具有沿海、沿江优势，为什么改革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发展出大量的民营经济？还有一种解释是假定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和竞争力。因此，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就发达，国有经济多的地区就落后，而像上海、辽宁等老工业基地，由于国有企业比较集中，历史包袱沉重，国有企业占用了大量当地经济发展的资金，导致民营经济落后经济发展缓慢。这种解释也不能说明民营经济在当地发展滞后的原因。我们知道，改革以来国有经济一直是政府的包袱，国家一直没有停止过从财政和银行角度对国有企业予以支持，但银行和财政在改革开始的很长时间内是几乎不给民营经济提供信贷和资金支持的，民营经济是增量改革部分，完全是依靠自己发展起来的，也就根本不可能同国有经济争抢政府的资源。如果上述事实存在，那就意味着上海、辽宁等国有经济比较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的包袱重，抢占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资金支持的观点就不正确。再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国有企业集中的地区，人们的思想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比较保守，商业文化的氛围比较淡薄。这种解释就更加离谱，上海从来就不是一个缺少商业氛围的城市，可是上海的民营经济还不如其周边城市无锡、苏州等，所以这种解释也靠不住。
下面用命题3对该原因进一步解释。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分成改革以来，地区间的分割越来越严重，我们把这个现象作为分析的重要前提，即首先承认不同地区间在区域市场上存在分割，也就是说各个地区的区域市场具有独立性。国有经济集中的老工业基地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在经济转轨中既要适应市场需求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要肩负大量的社会责任保证社会稳定。因此，国家也就要给与这些国有企业一定数量的补贴。而命题1告诉我们，在转轨初期存在补贴的情况下，补贴后的国有企业更具竞争力，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受到抑制。在区域经济中由于市场被分割，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比国有企业少的地区要艰难，市场进入的空间更小。可见，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的真正原因在于，在市场分割条件下的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由此看来，解除这些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的措施自然就是消除市场分割、减少或停止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也是中央政府近几年来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比如，对国有企业从无偿拨款、拨改贷、再到后来的股份制改造和出售国有企业。而对市场分割则采用完善和健全法律手段，并结合行政强制的措施统一国内市场。上海和辽宁等地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事实也证实了我们的分析。
因此，国有经济改革在不同阶段和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由命题3知道，在转轨初期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产量，这对于转轨初期的计划经济非常重要。转轨初期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存在经济短缺，但改革必须要得到民众的支持，我们选择的是渐进转轨的方针，走了一条“帕累托”改进的改革路线，所以，在改革初期对国有企业依旧保持补贴政策可以防止生产的大规模滑坡。但政府又不能把市场全部硬性划给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垄断者，从而排挤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政府不得不对国有经济给予补贴保证其在一定阶段内能够参与市场竞争，并维持原有生产的数量，确保市场的供应水平，为改革创造外部环境。但是在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就应该加速对国有经济的民营化进程。但完全的民营化也不是改革的最优策略选择，经济体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经济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特别是，当经济中民营化比例较高时，对一些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国有企业，由于其生产具有外部性给予适度的税率优惠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由此也可见，对国有经济在改革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补贴和课税措施是符合改革需要的。一味强调对国有企业去除补贴改为课税；或者一味强调国有经济在改革中充当社会稳定器的作用，而不断要求政府给予补贴等观点是片面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改革中不断调整政府与企业间的关系，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入手，逐渐从补贴过渡到征税，取消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
三、结论
本文从转轨经济中政府财政与国有企业改革之间关系角度，分析了国有企业改革以来财政软约束问题，并认为在改革到一定阶段后这种局面会自然改观，而中国的改革实践也正在证明这个结论。
长期以来，对于国有企业在转轨中是否应该接受补贴就存在争论，但不同的理论依据把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原因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产权论者把补贴的原因归结为无效的激励机制和产权结构；外部环境论者认为补贴的原因在于强加于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但本文的命题1、命题2的分析却发现，国有企业补贴的发生是受改革进程和改革战略影响，即财政对国有企业补贴还是课税内生于转轨的战略选择和转轨进程，即使在完全民营化的情况下完全解除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对国有企业给予课税优惠也是政府的最优选择。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初期阶段，政府主要的工作是加速低效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而在改革初期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财政补贴制度。这样，可以保证在民营经济还没有发育和壮大的初期阶段，低效率的国有企业不至于大面积倒闭，导致社会总产出在转轨初期就急剧减少，社会福利大幅度下降，使社会福利水平能够稳定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并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而不至于导致转轨期间的社会动荡，招致改革对立面的攻击，并且转轨的初期阶段，片面地强调民营化的产权改革并不会给社会带来更高的收益水平。但是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确实会影响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而且在国有企业改革的不同阶段，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影响到对国有企业是课税还是补贴。但总体而言，对于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补贴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一概而论。不能一味认为只要发生政府对国有企业补贴就认为出现了财政“软约束”，也不能认为只要财政约束硬化了就是高效率的，而是应该把财政的补贴作为改革中的一种策略性手段来对待。并从渐进改革要求帕累托改进的视角，来看待改革中财政约束的“软”与“硬”，把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课税）看作经济体制转轨进程的内生变量。
另外，本文的命题3说明，在增量改革的条件下，对国有企业的财政补贴会影响各个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在地区封锁的情况下，财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会导致不同地区市场内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妨碍了本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生产要素流向效率更高的企业和地区，但随着改革不断推进，各地民营经济发展开始缩小差距，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随着市场化率的趋同也开始缩小，因此，国有企业民营化将会缩短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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