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范文10篇

日元范文篇1

《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

作者：[美]罗纳德·I·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美]罗纳德·I·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关于美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作用，永远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50年代中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站了起来；从此，直到整个80年代，其经济扩张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市场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纺织、消费品等轻工业，然后是诸多需要第一流工程技能的领域，如汽车、电机等。即使在1992—1995年，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是日元升值综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将加以解释)，日本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仍强劲增长。

大量书籍、杂志和新闻报道都试图对日本在贸易上的成功找到解释——并判断这是否将威胁美国特定产业，抑或整个美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作者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等情况，与日本的“不公平”作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日本利用工业、商业、汇率及国内金融等手段，阻止广大不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5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产业部类回顾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日本出现工业生产率与出口相对高增长等“问题”以后，两国的工资、物价总水平、利率如何相互进行调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时，这些变量的调整与1973年开始实行无平价的浮动汇率制后的调整有否显著区别?为了寻求一些答案，我们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国储蓄短缺；8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在过去20年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同时，我们还研讨了1985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其中包括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泡沫，1991-1992年美国的信贷危机，以及1992—1995年日本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这些内容似乎过于庞杂。我们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分析能够有的放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平价制度下，从1949-1971年初，日元一直平稳地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增减1％)的水平。自此直到1995年中，日元对美元不断攀升，时有波动(图1—I略)。到1997年初，1美元甚至只能兑换120日元。本书第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日元兑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劲升与美国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之所以产生这种压力，是因为两国爆发商业争端，贸易关系紧张。相应地，1995年中至1997年初，日元贬值与美国放松贸易压力密切相关。第11章符分析这一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的传统作法是，将国际金融研究(即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汇率决定有何影响)与贸易流动、商业政策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大多数时候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二分法无助于理解1971年以来美日宏观经济关系的持殊性。至少到1995年4月，商业冲突，时不时还以贸易战相威胁，是推动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1995年夏天威胁警报解除时，日元便贬值了。

我们研究方法中第二个异乎寻常的方面是，将日元汇率的变化视作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过去认为货币政策独立地决定汇率水平。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当时日本银行因为必须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将其国内信贷扩张政策置于从属地位(Suzuki1986)[1]。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70年代日本银行收紧银根，实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约，第7章、第9章对此将进行计量分析。反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自主决定通货膨胀水平。

本书的许多分析都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但尚未为人所知的因果关系链条，即从贸易压力到日元汇率，再从汇率到日本货币政策。

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Bergsten，Cline1985；Krugman1991；Henning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使各国通货膨胀率存在差异，汇率应据此进行调整。此外，这些作者认为，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可有效地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能确保资本从A国净流入B国。因此，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义汇率上去。

在许多重要情形下，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软通货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通货膨胀税来增加收入，必须让货币继续贬值下去。传统理论也适用于未遭受长期通货膨胀之苦、但经济十分封闭(指贸易及资本流动未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国家。第6章指出，汇率调整有助于管理国际收支。

但我们相信，对那些商品和资本流动向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硬通货国家来说，名义汇率的不断变动是有害的，这说明各国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汇率波动会干扰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没资效率(第3章)。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两个紧密相联的经济体之间名义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两国相对工资增长、利率及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调整(第4章)。1970年后的25年间，日元震荡上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中期看，汇率高估可以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第3、5章)。如果未来汇率不确定，那么资本更不容易从一国平稳流到另一国(第7、8章)。尽管本书作者之一麦金农(McKinnon)1996年出版的姐妹篇对这些问题作过更全面的研究，但当前对日本和美国的案例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验证据。说明相对货币价值变动的代价会何等高昂。

1、1商业争端的来龙去脉

从70年代初汇率开始脱离平价自由浮动以来，美日两国的商业争端是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响两国政府的行为，因而理解争端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美日之间的商业冲突会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呢?

50年代初以来，日本制造业平均生产率及产出增长远高于美国(第2章)，两国出现严重的商业冲突。日本的增长很不平衡：电机、汽车及家用电器制造业膨胀十分迅速，远远超过其他产业。整个日本经济(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1964年日本出门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但到了1995年，已大大超过3／4。因此，无论国际金融机制运行多么平稳，无论两国外交官为政治和谐如何不辞辛劳，两国之间仍不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两国政治经济的一些不良趋势也使经济调整复杂化了，第2章对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过久地依赖“极权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authoritarianism，参见第2章的定义)，或简单地说是“开发主义”(Murakami1992)来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力度已远远超过使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复苏可能需要的程度。几十年来，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几个大产业发展，帮助它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目标未完全选准，难以尽如人愿。为了防止政策倾斜过度扭曲国内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扶持或保护许多“劣势”产业——通常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产业，使它们免于遭遇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

由于日本多个官僚机构联手对市场进行管制——这股势力往往通过日本工商企业组成的贸易联合会起作用，因而给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人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而且还可能保护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串通一气。因此，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日本进行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劳尔·泰森(LauraTyson)出版的一本书，名为《谁冲撞谁？高科技产业的贸易冲突》(1992)。该书用数个章节描述了美国半导体、移动电话、超高速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打入日本市场时，所遇到的极度苛刻的管理障碍，以及冲突可能引起的紧张的政治对抗。之后泰森总结道：“美日之间贸易竞争的案例……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说明，日本市场一直存在着结构性及政策性障碍。虽然日本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步解除堂而皇之的保护，但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仍不利于外国供应商与占据天时地利的日本对手进行竞争。”(第266页)在一本更全面地研究日本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的书《差异能否弥合？——关于美日经济冲突》(1993)中，c·费尔德·伯格斯顿(c．FredBergsten)和马库斯·诺兰(MarcusNoland)得出结论：

除农业以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紧闭着的。进品管制的方法有：关联公司(Keiretsu)的网络是排外的；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产品标准、检测及合格证的发放程序来限制进口；没有严格保护专利权及商标权；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限制进品产品的销售渠道等等。仅列举几例就足够了。(第72页)

机场报刊亭充斥各种消遣性读物，绘声绘色地描述日本公司如何在国际贸易中串通一气，试图削弱美国经济。虽然日本放宽许多更为苛刻的限制，允许更多外国企业在其市场上销售商品——如设立大型让利零售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5)，但积极卷入贸易冲突的外国人脑海中总残留着这样一种印象，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太过分了。

对美国来说，同样残留着过去年代的有害物，贾迪什·巴格瓦蒂(JadishBhagwati1993)称之为“巨人萎缩综合征”(thediminishedgiantsyndrome)。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一方面一统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是自由世界抵制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固堡垒。随着1947年关税总协定、1948年马歇尔计划及1949年道奇(Dodeg)计划的启动，美国摆脱了国内目光短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利益，促成以市场开放、经济自由为原则的国际多边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为了鼓动欧洲各国及日本共襄盛举，美国在50年代愿意承受西欧国家对美国商品实行的过渡性贸易歧视，以鼓励这些国家相互进口产品；同时，允许日本实行(过渡性)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间之长，令人惊异。例如，直到1964年，日本才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第八条款义务，到80年代初才差不多实现了资本账户可兑换。

但是，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人萎缩综合征”。因为当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技术水平足以和美国相媲美时，美国精密制成品市场份额的下降已经无可挽回。这与19世纪末的英国何其相似。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风光不开，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结束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呼声渐高。现在美国也步其后尘。与19世纪英国的情形相似，今天美国主要把气出在新近崛起的对手身上。当年英国的对手是美国和德国，现在美国则主要针对环太平洋国家，日本更是首当其冲。(Bhagwati1989，第48-49页)

尽管美国不像英国那样受到军事威胁，但巨人萎缩症状暴露得更加明显。八九十年代，世界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开放丁，美国储蓄率下降使其出品相对下滑的局面更趋恶化(第2章)。美国不得不引进世界各地资金，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和贸易项目都出现巨额逆差，美国在世界各类制成品市场中的份额加速下降。

美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来自迅速强盛起来的政治盟国的贸易压力。早在1956年初，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aint)。[2]1966年，美国又劝说欧洲国家及日本对出口美国的钢材实施“自愿出口限制”，1970年该限制扩大到特种钢材。1968年，美国电视制造商针对日本制造商提出反倾销诉讼，1971年美国政府向进口的日本电视机课以沉重的反倾销关税。60年代末，美国国会提出许多全面保护制造业企业的严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最终流产，但还是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敦促政府“有所行动”，帮助美国制造业(RobertBaldwin1988)。

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平价保持稳定，并且美国经常项目出现盈余，如同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情况那样(参见第7章)，美元汇率就不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这是支撑汇率平价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1968年以后．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批发物价相对于德国和日本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第4章)。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坚持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工业国货币贬值。同年12月，美元对日元贬值约17％。尽管当时人们还未充分理解，但该行动实际上已说明美国不再承诺稳定汇率平价。

但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不能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70年代未，美国政府对进口钢材实行“触发价格”(triggerprice)。此举与“自愿出口限制”到期后，美国钢铁公司提出的大量反倾销诉讼紧密相联。这些诉讼针对所有外国钢铁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前后贯穿整个80年代，并延续到9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产品日益复杂化，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日本身上。日本对出口美国市场的自愿限制激增，70年代开始影响电视机产业，70年代至80年代波及机械工具，80年代轮到汽车。美国商业部的一系列作法，使美国公司越来越容易证实其针对外国企业，特别是货币升值国家[3](如日本)企业的倾销指控是成立的(Krueger1995)。

8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政府为缓解对美贸易压力进行协商，结果“自愿”实行专门的出口限制。这明显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宗旨，但却没有与其中任何一项具体条款相冲突。同样，民间的反倾销诉讼可能会与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相一致。但是，美国商业部评估外国商品在美售价的程序过于繁杂，反倾销诉讼(无论输赢与否)给外国公司造成难以置信的账面损失，以及判定美国制造商遭受损失的标准一降再降，这些都与关贸总协定的精神不相符(Krueger1995)。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但到了80年代末．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美国经济与军事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总统更难以压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有势力强大的代言人。到1988年．美国越来越飞扬跋扈，自行其是，把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现在人们通称的“超级301条款”在贸易法中固定下来。安妮·克鲁格(AnneKrueger)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悲剧》(1995)一书中指出：

1988年的《贸易与竞争综合法》将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纳入其中，从而大大扩展了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范围；使之远远超出关贸总协定的原则。特别是，国会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将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作法记录在案……每年5月末要向国会递交有关报告……1988年的贸易法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一旦未能通过谈判要求相关国家改变受到指控的不公平贸易作法，可以对这些国家的进口进行报复。(第64页)

301条款为美国贸易代表扫清了道路，他们可以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向美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而美国无需提供互惠待遇。一个结果是通过所谓的“自愿扩大进口”(voluntaryimportexpansions)，详细规定了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1986年就头一项“自愿扩大进口”协定展开谈判，以确保外国生产的半导体(据认为主要是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20％的份额；协定还有附加条款，要求日本保持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美国制造商在国内及第三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进入90年代出现了许多反指控，导致重开谈判，议题是日本是否违反上述附加条款(Itoh1994)。

克鲁格注意到，1990年超级301条款到期时，布什政府并没有加以延续。但她同时指出：

到1994年冬，在克林顿政府“数量目标”的压力下，美日双边贸易关系又趋恶化。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以政令形式重新启用超级301条款。他坚持认为，对日双边贸易平衡状况以至日本进口的具体项目数量都应该进行双边谈判。他扬言，如果日木不认真纠正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不公平贸易作法”，未能使美国满意，美国将施以报复(很可能是惩罚性关税)。(第67页)

日元范文篇2

梅利姆·韦伯斯持(MerriamWebster)大学词典第10版对“综合征”(syndrome)作如下定义：(1)同时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的迹象或特征；(2)同时发生的、通常形成可识别模式的一组事件(情感或行动)。

1971年以来，美日两国政府在执行商业政策、汇率政策及货币政策过程中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日元升值综合征”(syndromeofever-higheryen)。除了在政治上造成磕磕碰碰以外，日元震荡上行降低了两国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率，并导致日本宏观经济严重不稳定。

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庞大，并且历史上曾经在世界支付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因而总体上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日本的货币政策被迫仰人鼻息，实在令人惊异，尽管汇率脱离平价自由浮动被宣称(现在仍这么说，参见Obstfeld1995)是保证一国掌握宏观经济自主权的手段。一股来说，美国政府总是综合征的始作俑者，其实它自己也未完全明了种种行动的后果。而日本政府反应非常迟缓，不知自身行动如何给日元持续升值火上加油。两国相互纠缠，都染上了“综合征”。显然．这对两国都不利。

是什么机制引发了综合征？1971年尼克松总统停止黄金和美元自由兑换之时，他还对进口的工业制成品征收附加费，直到日本及欧洲的贸易伙伴将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为止。由于自那以后，日本贸易持续盈余，美国又故伎重演，在以贸易保护主义相威胁的同时，或明或暗地要求日元升值。(几次重大例外包括，1981—1984年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执行强势美元政策；1995年4月以后，戏剧性地放松对日本的贸易压力，导致日元定跌。第11章将对此进行分析。)图1—2显示，1970-1994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250％，这是美国贸易伙伴国货币的最高升幅。[4]因此，引发贸易争端的汇率问题主要发生在日美之间。

不管美元跌了多少，总有一些美国官员盯住日本的贸易盈余，并认为日元还可以进一步升值。1971年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相互兑换之后，历任财政部长——特别是1977年的布鲁门索尔(Blumenthal)、1985—1987年的贝克(Baker)以及1993年的本特森(Bentsen)，都认为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太高了。通常在要求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与日本紧锣密鼓地进行贸易谈判，以迫使日本开放或分享币场。如何在短期内提高美国对日本的竞争力？外汇交易商认为，美元进一步贬值可减轻甚至预先阻止美国施加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例如，1995年头4个月，正当美国贸易代表试图迫使日本设定目标，购买一定数量的美国汽车和零部件时，美元跌得特别厉害，从1美元比100日元跌到80日元(图1—I略)。

但说说毕竟容易。为什么短期内就应该迫使日元升值呢？尽管汇率是一种前瞻性资产价格，但外汇交易商和经济计量学家对(远期的)基本经济因素难以作出判断，更不用说建立模型来研究了。因此在一定情况下，财政部长对汇率问题发表评论，以及商业争端本身，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经济政策的看法，从而抑制日本投资者在近期内增加美元资产。

市场从两个方面感觉到，美国政府的行动很像是民粹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其一，制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节节败退(特别是输给日本人)，使政府更容易接受国内产业界的游说——这是巨人萎缩综合征的一大特征。这些说客强烈要求降低日本制造商的竞争力，可采用以下手段：实施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在反倾销诉讼中随意计算外国企业成本，进行惩罚性制裁，迫使外国人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等等，等等。他们还把日元升值视为短期内降低日本竞争力的另一种高招，尽管这一想法十分短视。

其二，美国政府民粹主义式的行为得到经济学家——可能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帮助和支持。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以贸易平衡弹性模型为基础的汇率制度。他们说服美国决策者，美元只要贬值，就能减少美国的贸易或经常项目赤字；可以把汇率视为正当的、易于接受的经济政策工具。由于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居世界第一——到1994年，约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规模相当(图1—3略)，美国政府便以日元兑美元汇率为重心，通过抬高日元来减少贸易赤字。

但对金融开放、经济稳定的工业化国家来说，旨在校正贸易失衡的弹性方法就不适用了(Komiyal994)。第2章表明，两国经常项目持续不平衡，一方面反映日本储蓄过剩，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储蓄率过低。第6章将从理论上说明，对金融开放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将价格影响和支出反应考虑在内，那么在短期和中期内，简单地调整汇率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这与弹性模型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第7章指出，长期内日元名义升值不可避免，但会被日本相对的通货紧缩所抵消，实际汇率最终不变。从图1—4可看出，自1971年汇率开始浮动以来，美国批发价格指数的上涨相对高于日本。

因此，与美国政府民粹主义式的作法不同，市场意识到，单靠日元升值无法降低日本经常项目盈余背后的过剩储蓄。经过一段日元升值、美国政府(暂时)按兵不动的时期之后，有远见的国际投资者预测，日本经常项目盈余和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状况还会继续。他们预汁，最终美国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又将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人们会抱怨日本进行“不公平”竞争；美国政府又将挥舞制裁的大棒，直到日本“做点什么”减少贸易盈余。这样，日元还会进一步升值。持有美元资产的日本私人投资者便有些惶惶不安，因为长期来看，近期刚升值的日元似乎没有回调的可能。

但在外汇市场上，民粹主义者的压力是如何影响长期货币状况并持续存在的呢?综合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国货币政策操作不对称。由于美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向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无需考虑其他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官方干预(McKinnon，1996)。另外，与日本不同，美国国内价格水平相对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第3章)。这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决定本国通货膨胀水平时，不必太留意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或货币政策。

这样，根据在美国货易压力下日元升值的多少，日本将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测，对短期内日元的不断攀升，日本政府只有忍气吞声，以免触怒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即使日本银行有能力打压日元，也是犹豫不决，缩手缩脚，因为它不希望看到外国或本国金融市场上流动资金充斥。在日元飙升期间，如1971—1973年、1977—1978年、1985—1987年及1993—1995年中期，日本银行确曾放松银根，以遏制日元上升势头(参见第9章)。但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日本短期利率已接近零(第3、5章讨论的流动性陷阱)，即使日本银行希望打压日元，它也完全无能为力了。

日元经常出现阶段性升值，迫使日本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尽管日本银行对日元短期急剧升值可能会抵挡一番——我们在第9章将进行讨论，但毕竟无力回天，挡不住经济滑向长期的(相对)通货紧缩。由图I—4可看出，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批发价格指数相对于美国上升十分迟缓，从1985年起，绝对值还下降了。

1、3长期利率和江汇率预期

尽管1971年在美国贸易压力之下，日元开始升值，但理所当然，日元不断走强的预期(综合征最主要的特征)还没有探深扎根在人们的脑海中。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美元平价体系崩溃之后，[5]人们较为担心美国给世界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特别是，日本严重的价格、工资轮番上涨已经拖到1974年，可能因美国的影响而愈演愈烈。这从图1—4可明显看出来。与汇率朝一个方向持续变动比起来，大起大落的问题似乎更令人担忧。

但仔细探究，1977年6月美国财政部长迈克尔！布鲁门索尔(MichaelBlumenthal)的一次讲话，更强烈地表明美日之间出现了综合征，这种病症与美国利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问题有明显的差异。布鲁门索尔在讲话中暗示，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又过高了(尽管按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衡量，美元币值已很低)。由于日本的产业政策和美日经常项目分别出现逆差和顺差，两国在商业战场上早已剑拔弯张，加上这次讲话，便导致市场在1977—1978年大量抛售美元。为此，所有主要的中央银行联手强力干预，卡特政府出台挽救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图I—1)，并大幅度提高美元长、短期利率，美元抛售狂潮总算在1978年11月被遏制住了。相反，1977一1979年日本长期名义利率下降，若与美国相比，下降幅度更大(图1—5)。很明显，市场上已经出现日元持续走强的预期。从1978年开始，日本长期利率平均比美国低3-4个百分点。

由于与近乎永久性的制度变迁相适应，因而尽管近中期内，日元兑美元即期汇率上下波动，但日元长期走高的预期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1980年未至1985年初里根执政时期，美元如此坚挺，日元长期升值的预期也末受到影响。在此期间，美元对日元净升值(图1—1)，对其他硬通货升值幅度更大。尽管市场对美元坚挺感到诧异，但按购买力平价标准采衡量，美元明显高估了。这似乎增强了市场的预期，相对于日元及马克等其他硬通货，美元最终会贬值。杰弗里·弗兰科尔(JeffreyFrankel1995)指出，1981—1985年出现有利于美国的高利差，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美元在外汇市场上调整过度，回调不可避免。

同样，当美元从1995年4月到1996年相对日元强劲升值时，美国各种期限的名义利率一直比日本高3—5个百分点。第11章将讨论这一不解之谜。实际上，当美元坚挺时，美元下调的预期明显加重了综合征。

但这种回调似乎不对称。如果美元被低估，人们预期日元兑美元汇率上升的空间很小，或根本就没有。1985—1987年和1993-1995年，当美元对日元跃至购买力平价以下时(第9章)，美国长期利率仍比日本高得多(图1—5)。如果日元对美元的比价高得不同寻常，确实存在日元下调预期，那么看得出来，预期对长期利差的影响微乎其微。原则上，短期利差的变动应更好地反映汇率回调预期，它们的期限应更准确地与汇率周期相匹配。但实际上，只要短期利率仍受到货币当局的管制，它们就不能准确预测汇率的变动(Frankel1995)。

据此，我们判定，到1978年，金融市场上与日元升值综合征伴生的预期已经稳固地确立下来，以后还将继续存在。同样，由于未来可能发生通货紧缩，日本经济其他市场上的预期包受到影响。第4章指出，企业和员工预计价格将下降，因而相对于美国同行，下调货币工资要求，甚至可能大大低于日本某些制造业生产率自然增长的水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但20多年来，为了支撑日元可能继续走强的信念，市场不得不相信日本银行也染上了综合征。由于美日两国时不时出现贸易争端，美国便施加贸易压力推动日元升值，日本银行只得忍受相对的通货紧缩，以使日元继续升值。虽然日本银行对此常常感到不快，但它——更一般地说是日本政府——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受到代价高昂的贸易战的威胁，只好忍气吞声。我们在第9章进行了一系列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先于日本价格变动，汇率变动不仅预示、而且实际上导致了日本长期要推行的货币政策。

综合征对两国的宏观经济稳定很重要吗？感兴趣的读者只有读完本书，才能明了！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都很高时，日本实行相对通货紧缩的政策其实有好处。由于在此期间，日本银行表现出色，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人们甚至还未意识到，它并不能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只是到80年代中至90年代中，当美国物价更趋稳定而日元仍继续升值时，人们才清楚地看到，日本银行紧缩通货实属迫不得已，必将产生大量严重的宏观经济管理问题。日语中有一个词“endakafukyo”，意为“日元升值引发的衰退”，英语也可以借用这个词。

1、4消除综合征

后面几章直接探讨如何消除综合征，以及利率稳定对利率走势有何影响。第8章从历史角度论述在不同的汇率制度下，利率是如何变动的。

第10章集中阐述建立美日商业协作关系的必要性，它可与两国的货币政策协调形成互补。本章为进行中的货币政策合作制订了8条规则，它们将有助于实现真正的汇率稳定，并使人们有理由预期，在较长时期内，日元兑美元汇率将接近一个双方认可的平价。但这样的货币新体制应允许汇率灵活浮动，使两国在近中期内，能够执行不同的货币政策。当然，如果两国无法进行商业协作，或尚未对此达成共识，即必须有效地使汇率免受商业争端的影响，那么，一切都是天方夜谭。

第11章探讨如何处理转轨过程中可能出观的种种复杂问题。此时，经济已经摆脱了综合征，正向汇率预期稳定、理想的货币新制度迈进。由于日元从1995年中到1997年初都呈跌势，日本银行可以有效地重整旗鼓，使经济摆脱1992—1995年的衰退．走向复苏。综合征是得到根治，还是潜伏下来，伺机复发，直到本书出版以后，一切才会水落石出。

注释：

[1]外文为作者名，年份为其著作出版年代，具体书名参见本书所附参考书目。——译者注

[2]早些时候，美日双方曾通过谈判达成棉制品出口限制。以此为铺垫，1961年各国签订约束力更强的“国际多纤维纺织品协议”。所有工业化国家（现在也包括日本！）共同限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但1994年底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该协议在10年内将逐渐失效。

[3]可以先看两国相同产成品目录中任一种商品的价格。如果出口国货币突然升值，即使目录价格不变，也可能受到“倾销”指控。实际上，商品价格不能随着汇率波动灵活进行调整。

日元范文篇3

作者：[美]罗纳德·I·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王信、曹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关于美日两国经济的相互作用，永远都是引人入胜的话题。50年代中期，日本从战争废墟中站了起来；从此，直到整个80年代，其经济扩张速度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日本取代了美国在世界制造业市场的霸主地位——首先是纺织、消费品等轻工业，然后是诸多需要第一流工程技能的领域，如汽车、电机等。即使在1992—1995年，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是日元升值综合征的部分特征，本章将加以解释)，日本高科技工业产品的贸易顺差仍强劲增长。

大量书籍、杂志和新闻报道都试图对日本在贸易上的成功找到解释——并判断这是否将威胁美国特定产业，抑或整个美国经济。在七八十年代，许多作者把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贸易赤字居高不下等情况，与日本的“不公平”作法联系在一起，他们指责日本利用工业、商业、汇率及国内金融等手段，阻止广大不同种类的外国商品进入日本市场。

本书的重点在于，研究5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美日两国宏观经济与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按照产业部类回顾国际贸易的发展变迁。日本出现工业生产率与出口相对高增长等“问题”以后，两国的工资、物价总水平、利率如何相互进行调整？五六十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固定时，这些变量的调整与1973年开始实行无平价的浮动汇率制后的调整有否显著区别?为了寻求一些答案，我们考察了以下方面：美国储蓄短缺；8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自由化，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以及在过去20年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同时，我们还研讨了1985年开始出现的宏观经济不稳定，其中包括80年代末日本的资产泡沫，1991-1992年美国的信贷危机，以及1992—1995年日本严重的通货紧缩。

但这些内容似乎过于庞杂。我们需要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使分析能够有的放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平价制度下，从1949-1971年初，日元一直平稳地保持在1美元兑360日元(增减1％)的水平。自此直到1995年中，日元对美元不断攀升，时有波动(图1—I略)。到1997年初，1美元甚至只能兑换120日元。本书第一个突出特征是，将日元兑美元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劲升与美国的贸易压力联系起来，之所以产生这种压力，是因为两国爆发商业争端，贸易关系紧张。相应地，1995年中至1997年初，日元贬值与美国放松贸易压力密切相关。第11章符分析这一重大事件。

经济学家的传统作法是，将国际金融研究(即研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汇率决定有何影响)与贸易流动、商业政策及贸易争端的研究相分离。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在大多数时候适用于大多数国家。然而，我们认为传统的二分法无助于理解1971年以来美日宏观经济关系的持殊性。至少到1995年4月，商业冲突，时不时还以贸易战相威胁，是推动日元升值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当1995年夏天威胁警报解除时，日元便贬值了。

我们研究方法中第二个异乎寻常的方面是，将日元汇率的变化视作决定日本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而过去认为货币政策独立地决定汇率水平。这一点在五六十年代十分突出，当时日本银行因为必须维持日元兑美元的固定汇率而将其国内信贷扩张政策置于从属地位(Suzuki1986)[1]。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70年代日本银行收紧银根，实在是受到日元升值的制约，第7章、第9章对此将进行计量分析。反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自主决定通货膨胀水平。

本书的许多分析都贯穿着两个重要的、但尚未为人所知的因果关系链条，即从贸易压力到日元汇率，再从汇率到日本货币政策。

大多数研究汇率及国际收支调整、并著书立说的学者(如Bergsten，Cline1985；Krugman1991；Henning1994)都把名义汇率视为调整变量而不是决定变量。自主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使各国通货膨胀率存在差异，汇率应据此进行调整。此外，这些作者认为，大幅度调整实际汇率可有效地调节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也就是说，能确保资本从A国净流入B国。因此，他们不愿意再回到固定的名义汇率上去。

在许多重要情形下，我们不能否认传统理论是有效的，对那些软通货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些国家的政府依靠通货膨胀税来增加收入，必须让货币继续贬值下去。传统理论也适用于未遭受长期通货膨胀之苦、但经济十分封闭(指贸易及资本流动未能与外部世界完全融合)的国家。第6章指出，汇率调整有助于管理国际收支。

但我们相信，对那些商品和资本流动向国际市场高度开放的硬通货国家来说，名义汇率的不断变动是有害的，这说明各国的货币政策缺乏协调。在微观经济的层面上，汇率波动会干扰商品的相对价格，从而降低没资效率(第3章)。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两个紧密相联的经济体之间名义汇率的波动不利于两国相对工资增长、利率及价格水平的长期平稳调整(第4章)。1970年后的25年间，日元震荡上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中期看，汇率高估可以引起严重的经济衰退(第3、5章)。如果未来汇率不确定，那么资本更不容易从一国平稳流到另一国(第7、8章)。尽管本书作者之一麦金农(McKinnon)1996年出版的姐妹篇对这些问题作过更全面的研究，但当前对日本和美国的案例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迫切需要的经验证据。说明相对货币价值变动的代价会何等高昂。

1、1商业争端的来龙去脉

从70年代初汇率开始脱离平价自由浮动以来，美日两国的商业争端是决定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核心要素。由于它影响两国政府的行为，因而理解争端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就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美日之间的商业冲突会比其他工业化国家更严重呢?

50年代初以来，日本制造业平均生产率及产出增长远高于美国(第2章)，两国出现严重的商业冲突。日本的增长很不平衡：电机、汽车及家用电器制造业膨胀十分迅速，远远超过其他产业。整个日本经济(现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快速增长：1964年日本出门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4左右，但到了1995年，已大大超过3／4。因此，无论国际金融机制运行多么平稳，无论两国外交官为政治和谐如何不辞辛劳，两国之间仍不免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

但两国政治经济的一些不良趋势也使经济调整复杂化了，第2章对此有所涉及。就日本而言，政府过久地依赖“极权开发主义”(developmentalauthoritarianism，参见第2章的定义)，或简单地说是“开发主义”(Murakami1992)来推动工业部门的发展——其力度已远远超过使经济从战后废墟中复苏可能需要的程度。几十年来，政府有意识地扶持几个大产业发展，帮助它们获得国际竞争力，但目标未完全选准，难以尽如人愿。为了防止政策倾斜过度扭曲国内收入分配，政府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机制，扶持或保护许多“劣势”产业——通常是制造业部门以外的产业，使它们免于遭遇国际、国内的激烈竞争。

由于日本多个官僚机构联手对市场进行管制——这股势力往往通过日本工商企业组成的贸易联合会起作用，因而给试图打入日本市场的外国人设置了可怕的障碍，而且还可能保护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串通一气。因此，越来越多的作者认为日本进行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2-1996年任克林顿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劳尔·泰森(LauraTyson)出版的一本书，名为《谁冲撞谁？高科技产业的贸易冲突》(1992)。该书用数个章节描述了美国半导体、移动电话、超高速计算机及其他高科技产品的制造企业在打入日本市场时，所遇到的极度苛刻的管理障碍，以及冲突可能引起的紧张的政治对抗。之后泰森总结道：“美日之间贸易竞争的案例……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证据说明，日本市场一直存在着结构性及政策性障碍。虽然日本主要在美国的压力下逐步解除堂而皇之的保护，但日本式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仍不利于外国供应商与占据天时地利的日本对手进行竞争。”(第266页)在一本更全面地研究日本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业的书《差异能否弥合？——关于美日经济冲突》(1993)中，c·费尔德·伯格斯顿(c．FredBergsten)和马库斯·诺兰(MarcusNoland)得出结论：

除农业以外，日本不存在明显的高关税及配额限制。但是，世人皆知日本制造业产品市场实际上是紧闭着的。进品管制的方法有：关联公司(Keiretsu)的网络是排外的；政府官员对进口中间商进行行政指导；滥用海关程序、产品标准、检测及合格证的发放程序来限制进口；没有严格保护专利权及商标权；政府采购偏袒国内供应商；限制进品产品的销售渠道等等。仅列举几例就足够了。(第72页)

机场报刊亭充斥各种消遣性读物，绘声绘色地描述日本公司如何在国际贸易中串通一气，试图削弱美国经济。虽然日本放宽许多更为苛刻的限制，允许更多外国企业在其市场上销售商品——如设立大型让利零售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5)，但积极卷入贸易冲突的外国人脑海中总残留着这样一种印象，日本政府干预经济太过分了。

对美国来说，同样残留着过去年代的有害物，贾迪什·巴格瓦蒂(JadishBhagwati1993)称之为“巨人萎缩综合征”(thediminishedgiantsyndrome)。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一方面一统世界高科技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又是自由世界抵制共产主义发展的坚固堡垒。随着1947年关税总协定、1948年马歇尔计划及1949年道奇(Dodeg)计划的启动，美国摆脱了国内目光短浅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利益，促成以市场开放、经济自由为原则的国际多边贸易新秩序的建立。为了鼓动欧洲各国及日本共襄盛举，美国在50年代愿意承受西欧国家对美国商品实行的过渡性贸易歧视，以鼓励这些国家相互进口产品；同时，允许日本实行(过渡性)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时间之长，令人惊异。例如，直到1964年，日本才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第八条款义务，到80年代初才差不多实现了资本账户可兑换。

但是，正是这项伟大事业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巨人萎缩综合征”。因为当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技术水平足以和美国相媲美时，美国精密制成品市场份额的下降已经无可挽回。这与19世纪末的英国何其相似。

英国在世界经济中风光不开，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抬头，结束英国单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呼声渐高。现在美国也步其后尘。与19世纪英国的情形相似，今天美国主要把气出在新近崛起的对手身上。当年英国的对手是美国和德国，现在美国则主要针对环太平洋国家，日本更是首当其冲。(Bhagwati1989，第48-49页)

尽管美国不像英国那样受到军事威胁，但巨人萎缩症状暴露得更加明显。八九十年代，世界金融市场实际上已经开放丁，美国储蓄率下降使其出品相对下滑的局面更趋恶化(第2章)。美国不得不引进世界各地资金，造成美国经常项目和贸易项目都出现巨额逆差，美国在世界各类制成品市场中的份额加速下降。

美国很早就开始关注来自迅速强盛起来的政治盟国的贸易压力。早在1956年初，美国政府就向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棉纺织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exportrestraint)。[2]1966年，美国又劝说欧洲国家及日本对出口美国的钢材实施“自愿出口限制”，1970年该限制扩大到特种钢材。1968年，美国电视制造商针对日本制造商提出反倾销诉讼，1971年美国政府向进口的日本电视机课以沉重的反倾销关税。60年代末，美国国会提出许多全面保护制造业企业的严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最终流产，但还是给政府施加了压力，敦促政府“有所行动”，帮助美国制造业(RobertBaldwin1988)。

只要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平价保持稳定，并且美国经常项目出现盈余，如同五六十年代大多数时期的情况那样(参见第7章)，美元汇率就不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这是支撑汇率平价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1968年以后．美国通货膨胀率上升，批发物价相对于德国和日本不断攀升，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增强(第4章)。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坚持要求美元对其他主要工业国货币贬值。同年12月，美元对日元贬值约17％。尽管当时人们还未充分理解，但该行动实际上已说明美国不再承诺稳定汇率平价。

但是，美元一次性贬值不能缓解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70年代未，美国政府对进口钢材实行“触发价格”(triggerprice)。此举与“自愿出口限制”到期后，美国钢铁公司提出的大量反倾销诉讼紧密相联。这些诉讼针对所有外国钢铁制造商，尤其是日本制造商，前后贯穿整个80年代，并延续到90年代。随着日本工业产品日益复杂化，在贸易领域，美国政府的目光越来越集中在日本身上。日本对出口美国市场的自愿限制激增，70年代开始影响电视机产业，70年代至80年代波及机械工具，80年代轮到汽车。美国商业部的一系列作法，使美国公司越来越容易证实其针对外国企业，特别是货币升值国家[3](如日本)企业的倾销指控是成立的(Krueger1995)。

80年代中期以前，各国政府为缓解对美贸易压力进行协商，结果“自愿”实行专门的出口限制。这明显违背关贸总协定的宗旨，但却没有与其中任何一项具体条款相冲突。同样，民间的反倾销诉讼可能会与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相一致。但是，美国商业部评估外国商品在美售价的程序过于繁杂，反倾销诉讼(无论输赢与否)给外国公司造成难以置信的账面损失，以及判定美国制造商遭受损失的标准一降再降，这些都与关贸总协定的精神不相符(Krueger1995)。

但到了80年代末．由于国际共产主义势力对美国经济与军事不再构成威胁，美国总统更难以压制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有势力强大的代言人。到1988年．美国越来越飞扬跋扈，自行其是，把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现在人们通称的“超级301条款”在贸易法中固定下来。安妮·克鲁格(AnneKrueger)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悲剧》(1995)一书中指出：

1988年的《贸易与竞争综合法》将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纳入其中，从而大大扩展了所谓不公平贸易作法的范围；使之远远超出关贸总协定的原则。特别是，国会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将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作法记录在案……每年5月末要向国会递交有关报告……1988年的贸易法还授权美国贸易代表，一旦未能通过谈判要求相关国家改变受到指控的不公平贸易作法，可以对这些国家的进口进行报复。(第64页)

301条款为美国贸易代表扫清了道路，他们可以单方面要求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向美国商品开放本国市场，而美国无需提供互惠待遇。一个结果是通过所谓的“自愿扩大进口”(voluntaryimportexpansions)，详细规定了美国商品在外国市场中所占的份额。1986年就头一项“自愿扩大进口”协定展开谈判，以确保外国生产的半导体(据认为主要是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占20％的份额；协定还有附加条款，要求日本保持足够高的价格，以保证美国制造商在国内及第三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进入90年代出现了许多反指控，导致重开谈判，议题是日本是否违反上述附加条款(Itoh1994)。

克鲁格注意到，1990年超级301条款到期时，布什政府并没有加以延续。但她同时指出：

到1994年冬，在克林顿政府“数量目标”的压力下，美日双边贸易关系又趋恶化。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以政令形式重新启用超级301条款。他坚持认为，对日双边贸易平衡状况以至日本进口的具体项目数量都应该进行双边谈判。他扬言，如果日木不认真纠正导致双边贸易严重失衡的“不公平贸易作法”，未能使美国满意，美国将施以报复(很可能是惩罚性关税)。(第67页)

日元范文篇4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升值的序幕，日本政府为应对日元升值压力，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具有好的出发点，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综合考察日元升值的历史过程，以及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相关经济政策与政策效果，可以获得以下经验教训：

（一）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

从经验角度看，货币大幅升值后需以低利率缓解由此对国内经济所引起的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所造成的短期冲击在1986年已达到顶峰，1987年日本GDP增长率开始回升，此时应适当上调利率。然而在1987年2月召开的旨在稳定美元汇率的卢浮宫会议上，日本又接受了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提出的“国际政策协调”建议，即日本和联邦德国维持本国跟美国形成的利率差，使得美国的利率始终高于本国的利率，以此通过两国间的利率差来保持美元兑本国货币利率的稳定。而当时美国出于担心影响国内经济的增长，不愿通过提高本国利率稳定美元，而要求日本和德国两国降低本国的利率。日本此时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于1987年3月将公定利率降到2.5%的战后最低水平，并将此低利率保持了两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期内保持日本国内利率低于美国国内利率达到3%以上。上述货币政策是一种以牺牲国内均衡来达到外部均衡的经济政策，忽视了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已开始出现的过热现象，正是日本政府这种缺乏独立性的货币政策，美日两国过大的利率差使得日本国内资金大量地流向美国，导致此后国内其他政策的制定也陷入了被动局面。

（二）金融自由化过快与监管放松

战后日本政府在金融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些限制措施确保了日本金融机构能够在宽松的环境中获得超额利润，支撑了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这些限制政策特别是外汇管制把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和国外金融市场分开，减少国内金融市场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干扰。但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于1980年12月修改了《外汇法》，新的《外汇法》允许居民外币存款自由化、外币借款自由化，原则上允许自由外汇交易，这使得日本资金可以合法地投资海外。1984年日本大藏省出台了《关于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该报告提出放宽或者废除对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允许日元自由兑换，允许企业和投资者自由地进行外汇期货交易，允许外资银行进入日本，实施日元国际化的战略等。日本在推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误将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监管，结果导致在放松管制的同时，监管也全面放松。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大藏省银行局的职员只有131人，而其中真正有经验的不超过15人。正是由于1980年以来实施的金融快速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改革，使得拥有大量资金的日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大量购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当时金融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政策使得国内大量美元储备从美元现金转换为美国国债，对于避免美元汇率变动的风险无法起到保护作用，反而导致国内基础货币过多，减少了政府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整空间。正是由于日本政府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过快，且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助长了经济泡沫的形成和扩大，也使得金融机构所累积的风险不断增加，导致在危机来临时金融机构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反而成为危机的“重灾区”。

（三）产业政策失误

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对经济造成过大冲击，日本开始实行从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产业政策，但在这些政策推行过程中忽视了两点：一是在拉动内需的过程中，要注意防止经济泡沫和经济过热；二是对外转移部分产业时，要培育国内新的主导产业。日本在1987年制定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和《休养地法》中，将房地产和相关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促使大量的闲置资金投入房地产行业以及相关产业。这样一方面促使大量闲置的资金流入房地产业和证券市场，导致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暴涨，形成了经济泡沫；另一方面由于日本没能培育正确的主导产业，没能利用当时日元升值的有利时机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因而没能赶上世界经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导致其产业结构仍然是以汽车和家用电器等传统产业为主。由于日元升值导致国内成本过高，使得传统行业的企业大量到海外投资，但以信息、生化等行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还未形成主导产业，在传统产业外移之后，日本国内出现产业衔接的空白，导致了所谓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同时，科技发展方向的决策失误也导致了日本在高科技产业方面落后于美国，日本政府当时确定的是以发展大型计算机和电视模拟技术为主，而美国政府则把发展信息产业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实施“信息高速公路”和发展个人计算机为主的信息产业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等更具竞争力的产业，使得日本在此后的技术竞争中败于美国，这进一步影响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四）货币政策调整失误

在日元升值初期，货币政策失误与国内外汇储备快速增加等因素导致了国内资金供给远远大于资金需求，随后的产业政策又将过剩的资金引向房地产和证券行业，这些助长了经济泡沫的形成，形成了泡沫助长信贷、信贷助长泡沫的恶性循环，国内经济泡沫也因此被越吹越大。日本股票市场从1986年1月开始飙升，当时日经指数为13000点左右，而到1989年底已拉升到最高39000点，在四年时间内上涨了两倍。在房地产方面，1990年日本土地资产总额为2400万亿日元，而同期美国土地资产总额约为600万亿日元，而日本的土地面积仅相当于美国土地面积排名第五位的一个州大。但是此时的泡沫只出现在资本市场上，虽然资产价格飞涨，但是商品价格上涨并不明显，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初期，对泡沫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持视而不见的态度，更没有针对国内飞涨的资产价格和浓厚的投机氛围相应地调整货币政策。随着国内泡沫经济的过度发展和来自各方的压力，日本政府已意识到国内经济过度泡沫化，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但采取的不是渐进式方式，而是过激的调控方式。一方面修正已经实施两年多的低利率政策来抑制国内过热的经济。1989年5月，日本银行将2.5%的公定贴现率提高到3.25%，在同年12月与1990年3月分别将公定贴现率提升至3.75%与4.25%，为了防止“海湾战争”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对日本国内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1990年8月又将公定贴现率从4.25%提升到最高点6%。另一方面对银行贷款的增长额进行了控制。1990年，大藏省要求银行对房地产公司贷款的增长速度不得超过其贷款总额的增长速度，同年9月日本银行又通过“窗口指导”要求所有的城市银行把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0%。由于日本政府在泡沫经济形成初期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而在泡沫过度发展之后对货币政策的调整又操之过急，在利率和资金供给等多个渠道同时采取过激的紧缩措施，使得市场的资金骤然紧缺，经济泡沫即刻破灭，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萧条。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日本政府为应对日元升值压力采取了以牺牲国内均衡以期达到外部均衡的缺乏独立性的货币政策，而且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过快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加之产业政策的失误等共同促成了泡沫经济的形成。泡沫经济形成后，不是渐进地对其进行调整而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进行金融收缩，最终导致经济泡沫在短时间内破灭，国内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银行乃至实业部门均遭受重创，日本陷入经济萧条。

二、日元升值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启示

从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中，可以获得重要的政策启示：即应对人民币升值应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优先考虑国家内部均衡，在内部均衡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外部均衡，应推行稳健的金融改革和有效的金融监管，采取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以及实施渐进式的货币调整政策，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具体而言，这些政策启示主要包括：

（一）采取内部均衡优先的独立货币政策

目前我国经济已出现某种程度过热现象，从国家统计局最新的2007年10月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看，10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5%，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从企业投资方面看，固定资产的投资热情依旧不减，从国家统计局的情况看，2007年1-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高达88953.32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增长26.9%，其中住宅和房地产开发同比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1.3%和31.4%。因此，目前经济形势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整应以抑制国内通货膨胀为主。根据著名的“三元悖论”，即开放条件下不能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两者只能取其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讲，内部均衡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外部均衡，我国已经逐渐放开对资本账户的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通过对汇率的控制来调节外部均衡，独立的货币政策是必要的。当年日本正是通过对日元汇率进行控制以期达到外部均衡而允许国内通货膨胀，结果导致了泡沫经济的不断发展。尽管汇率政策在本质上是国际性政策，它受国际约束以及国际监管的程度较大，但是货币政策本身是针对国内情形所制定的，不应受国际因素过多影响，更不能为了调节外部的国际均衡而牺牲内部的国内均衡。因此，当前应把控制国内日益明显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摆在首要地位，在此基础上，争取实现外部均衡。

（二）实施稳健的金融改革和有效的金融监管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就紧锣密鼓地推出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加大了资本流动开放的力度，如扩大价格浮动的幅度、推出做市商制度、扩大香港人民币业务等，并允许开展远期和掉期等外汇衍生产品的交易。央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不仅扩大了汇率浮动的范围和幅度、完善了汇率形成机制，而且扩大了人民币可兑换的程度，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在人民币兑换的自由度方面都更加宽松。从日元升值的经验看，在目前金融体制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要加强对金融领域的市场监管和预留必要的调控空间，不能放任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根据目前金融研究领域的通识，资本项目开放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在国内银行体系的问题逐步解决、资本市场发展较为充分、利率实行市场化、整个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都比较健全后进行，而不应一味加快资本项目的自由化。这样不仅能避免当年日本在实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外汇风险的累积以及对金融领域放松监管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能够防止当年东南亚国家和拉美国家在金融自由化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国际资本的冲击，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发生。

（三）出台提升产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

从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看，要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经济应拥有足够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而培育产业竞争力与调整国内产业结构才是根本。通过产业竞争力的培育，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增强出口产品竞争力，逐步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产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高附加值产业过渡。在我国目前技术研发能力薄弱的情况下，在政策上应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收购国外企业的研发部门，以最快的速度获取最新的技术，并将这些先进的技术运用在国内子公司的生产中，迅速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另外，通过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步将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转为产业内部消费，以减少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经济体系和比较完整的产业链，在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方面基本具备产品结构升级的条件，而中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充裕的土地和廉价而充足的人力资源，具有承接从东部转移过来的低附加值企业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政策上应鼓励西部地区生产上游产品，然后再供应给东部地区，继续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下游产品，最终出口，以改变原来东部地区产品出口别国下游生产链再生产的状况。这既可以解决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低附加值产品出口竞争力降低的问题，又可解决由于人民币升值导致产业外迁而造成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对国民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平衡起到促进作用。

（四）推行渐进式的货币调整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尽管高通货膨胀率得到控制，社会商品和零售物价上涨幅度不大，但资本市场的波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和证券市场价格也可能会出现大幅而非理性上涨，并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目前我国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问题：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不很明显，但从2002年起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股市从2006年开始发动牛市行情。造成中国目前资本市场价格飞涨的部分原因是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而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与人民币升值压力存在很大关系。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我国的外汇资金增多，更多的货币资金将被投放出去，使得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加剧。因此，如何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控制国内货币流动性，避免经济泡沫的产生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国内各方已充分意识到经济过热的问题，而且在货币政策上也不断出台控制措施。鉴于当年日本为抑制经济泡沫进行政策调整操之过急、力度过大而导致泡沫破灭的经验教训，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调整始终采取渐进方式。在控制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方面，央行从2006年7月开始连续9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的幅度为0.5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7月5日之前的7.5%调整到目前的12%。央行在2007年连续五次加息，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从2.52%上调到3.87%。而在人民币升值幅度方面，中国政府始终控制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提供的数据，到2007年10月2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7.4718，较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来累计升值了10.79%，折合年率4.8%。人民币缓慢升值避免了汇率过快变动而在短期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日元升值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为有效应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今后的调控政策应继续采取这种渐进方式，不断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变化进行小幅多次地调整，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王允贵：“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及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04年第1-2期。

罗纳德·麦金农：为什么中国的汇率要盯住美元，《财贸经济》，2007年第1期。

祁好英：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消费导刊》，2006年第10期。

皮江智、杨建荣：从日本经验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与货币汇率问题，《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王伟旭、曾秋根：警惕美国的第二次阴谋，人民日报出版社。

黄梅波：世界经济国别经济，厦门大学出版社。

魏加宁：日本的教训：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西安金融》，2006年第1期。

范幸丽：广场协议、日本长期经济萧条与人民币升值，《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日元范文篇5

【摘要题】国别经济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元以这次大幅贬值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政府主导型的货币贬值。综合两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表现，我们发现，这次日元贬值不过是日元近期走势的一种延续，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贬值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大多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存在着直接竞争。各国纷纷表示对日元汇率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本国货币将追随日元进行贬值，这更加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焦点。

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它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扩大出口，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并使国内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各国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经济形象而不主张采取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有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大幅度上涨或下跌。下面，我们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90年代日元汇率与各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经济、外交活动，对此次日元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模型设计及相关分析

我们对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不是要了解日元汇率变动对各国民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而是要分析日元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为控制或刺激这些国民经济指标的变动而引起的。即我们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们选取的国民经济指标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长率，日本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长期对外投资净值，出口、进口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等8项。

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指标数据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P增长率、进口贸易增长率等5项指标与日元汇率的相互系数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贸易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相互系数最高，达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率、对外长期投资净值及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只在0.2～0.4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说明日元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出口、民间投资、对外投资等项目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选作统计分析数据的日元汇率是经过处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兑美元汇率，期间必然存在汇率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的影响相互抵销的部分。我们分析的结果体现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倾向。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在下面要进行的回归分析中将排除上述3个变量，而只选择剩下的5项，它们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口贸易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

表1

附图

注：①表中增长率为百分数，长期对外投资及国际储备为亿美元。

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汇率为根据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长期对外投资净值根据同期日元汇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统计年鉴之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选取值为最新版本中的数据。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选取的各国民经济指标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个别指标间相关系数达到0.7以上，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或类似方法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所选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日元汇率变动，X则代表解释变量，即各个经济指标数值的变动，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是：

表2

经济指标X参数估计值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sig值

常数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长率

参数3.22.5191.270.251

常数123.7426.85718.0470

财政赤字/GDP

参数-2.9471.513-1.9470.099

常数118.135.4521.6770

进口增长率

参数-0.8200.523-1.5660.168

常数124.43511.16411.1460

国际储备

参数-8.3110.007-1.1380.299

常数123.3608.63214.2920

中日贸易增长率

参数-0.9910.541-1.8330.141

统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差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表明我们选取的各统计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从t检验值来看，各常数的估计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而各项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偏小，除财政赤字与GDP比值一项检验的显著性较为合理外，其它4项指标估计值的sig值均偏高。综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和显著性sig值，我们发现，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表1所统计的8项国民经济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各经济指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日本汇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日元此次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日元大幅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贬值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品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夺取了大片原属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日元贬值提升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了贸易出口的增长，使日本不断下降的对外贸易盈余大幅上涨。虽然如此，从2001年统计资料我们看到：日本全年贸易出口额仅占GDP总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盈余对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无特殊意义。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元的大幅贬值却将对其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给予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东南亚及东亚几国形成了与日本大致相同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也十分类似，而且对日本市场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多个出口领域与日本同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日元贬值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韩国出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以往日元每贬值10%，韩国出口将减少27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9%，进口也将减少8亿美元。而事实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降幅度已超过28%，可以讲，日元贬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削弱了亚洲其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了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压力。据统计，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外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是来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元贬值导致大量本国资本留在国内寻找机会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极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外资来源。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的国家甚至政局动荡，已经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难度。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经济增长本已放缓的亚洲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加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思考，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形势恶化，引起亚洲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一场新的亚洲经济灾难将会来临。

日元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曾多次表示：为了保障亚洲经济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的贬值意味着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的升值，也将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表3

经济指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兑美元汇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对中国进口增长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3-1999年版。

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以最新版为本。

③日元兑美元汇率为日元年度平均汇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虽然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回调，使日元相对于人民币仍然是升值，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由6.2%一跃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间，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虽然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转移到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为主，但贸易出口的增长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也已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资金投放国。日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产生影响，无疑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正常的对外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障碍，也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新讲的“单靠日元大幅贬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次日元贬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却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经济的信誉，也使投资者和居民对日本经济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以及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同时，日元的大幅贬值却使得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雪上加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货币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各国货币处于竞争性贬值的边缘。

四、日本亚太发展战略及其面临的障碍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变动与日本外汇储备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无论日元汇率如何剧烈振荡，日本外汇储备除个别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势，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稳定日元汇率。这次日元大幅贬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干预汇率的政府行为造成的。那么究竟为何日本政府要以邻为壑，采取这种损人利己的贬值政策呢？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其意图已超越单纯的刺激出口、挽救颓势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在它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日本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曾构想过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等国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技术和服务的供应者，同时成为利润的吸纳者。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在日本建成联合国亚太总部，使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如果这些构想能成为现实，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想和实施其亚太战略，而东盟以其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往来，二者贸易额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额的4倍以上。日本通过技术、资本的输出，已将东盟融入其构想的“雁形经济体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称“10+3框架体系”只不过是日本与东盟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以及日本—东盟开放区域的延伸。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但进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导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仍以传统的制造、电子等行业为主导产业，从而使其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活动方向的控制权。90年代中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不再是亚太地区资本的唯一提供者，资本和技术可以不经过第2梯次而直接到达第3甚至第4梯次的国家和地区。另外，亚太区域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完整性，在生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产品出口结构趋同，加上本地区对产品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导致在销售上对外部市场产生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要在欧美国家市场上得到实现，这使得日本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体系的脆弱、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效率低下，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欧美国家的竞争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等外界压力，日本已没有能力控制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亲美入亚”的亚太战略、日美贸易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都遭到了一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各国的一致反对。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亚太战略构想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其他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经济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时，在亚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01年中国提出成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并且在WTO多哈会议召开的前4天，东盟领导人正式宣布启动该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始。我们认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下，先于在“10+3框架协议”下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下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它表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盟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日益递减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在逐年上涨。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进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的通畅。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为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与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这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或亚元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已开始了这一战略的实施，但实施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及美国的反对而被迫搁浅。伴随着亚洲各国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欧元诞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将日元国际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与美元、欧元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认为，世纪之交，国际货币体系又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欧元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还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极货币体系”还未成定数，值此关键时刻，加紧推进日元国际化、谋求建立3种货币的鼎立局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出口、投资、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严重阻碍了日本日元战略的实施进程。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强迫人们接受日元，日元国际化更像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非经济贸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论认为，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作为一个“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当事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纳什均衡”，支付了相应的政策损失之后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理由为了特定目的在一个没有冲突和政策矛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制造出一个“区域货币”或“货币区”出来。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而日元仍旧没有成为亚洲货币的真正原因。虽然这其中有亚洲各国对强势货币的认同和接受以及各国的“民族情结”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这是由亚洲的整体经济环境决定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这就要求各国保持经常性的贸易盈余，这直接导致各国制定了几乎相同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义强调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获得稀缺的国际硬通货，而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则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以各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与互补为前提的。几十年形成的亚洲产业结构使得各国之间很少存在互补性的贸易往来，结果不但形成不了独立的区域货币或货币区，而且还使本地区经济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与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国政府则一直着重于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更注重于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低成本的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纺织产品及部分农产品与东盟各国、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电子产品、汽车及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形成明显的贸易互补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有50%以上的产品具有互补性。中国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中也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明显不同。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来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走势为人民币塑造了一个强势货币的形象。此时的日本忧心忡忡，担心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融合，人民币汇率放开并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将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并最终取代日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届时，日本的亚太战略将不得不宣告破产。

五、结论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振兴乏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在高速增长，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中国—东盟10+1框架协议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抛开韩国、日本单方面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直接威胁到日本亚洲经济霸主的构想，也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战略实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此时采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认为的：日本经济几年内将持续恶化，像以前一样半死不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爆发信心危机，日本政府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并容忍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而这必然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至此，日元大幅贬值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日本诱导日元大幅贬值表面上为的是刺激出口与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亚洲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干扰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降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活力，并对人民币及其它亚洲货币形成巨大贬值压力，进一步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削弱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其在亚洲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减少人民币可能对日元国际地位产生的冲击，与此同时，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将来能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新的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高辉清.人民币应该贬值吗？[J].中国经济信息，2001,(23).

[2]远东经济敏感格局[J].经济展望，2001,(12).

[3]何力.改变亚洲格局[J].智囊，2001,(12).

[4]陆来.重新认识货币区[J].当代经济科学，2001,(6).

日元范文篇6

一、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贬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从日元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日元的汇率政策是服从于美元的，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2、建立严密的监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并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大对跨境“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日元范文篇7

一、日元汇率波动与浙江对日出口变动优势

（一）日元汇率走势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元汇率跌宕起伏。从日元汇率走势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90年代前半期持续升值。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尖锐化，美对日一再施压，国际投资者增加对日元资产的需求，日元升值。1995年4月升至79日元兑1美元的历史最高点。

90年代中后期开始持续贬值。1995年5月西方国家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取得成效，同年9月日元兑美元汇率降至100:1。后由于日本经济形势恶化，加之亚洲金融危机，日美贸易摩擦缓和，美不再迫使日元升值，故日元汇率持续贬值直到1998年上半年。

90年代末至2000年止跌逐渐回升。1998年4月中旬日本曾干预外汇市场，但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高潮，日元跌至146日元兑1美元才止跌，后随着亚洲金融危机平息日元逐渐升值，到2000年1月105日元兑1美元，全年月度汇率基本在108日元兑1美元，年平均汇率为107.8日元兑1美元，基本处于比较正常水平。

2000年下半年之后继续贬值。200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经济的低迷，日元再度贬值。“9·11”事件后特别是2001年11月以来日元大幅贬值，日本政府未采取干预措施，曾突破133日元兑1美元，创下近3年来最低点，至今走势仍不明朗。

表一日元兑美元平均汇率

2000年2001年2002年

1月105.23117.19132.83

2月109.41116.16133.48

3月106.74121.07131.24

4月105.54123.94131.14

5月108.20121.96126.43

6月106.33122.20123.54

7月107.94124.59118.06

8月108.21121.67

9月106.81118.87

10月108.39121.34

11月108.94122.31

12月112.22127.16

年平均107.84121.58

数据来源：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总行。

（二）浙江对日出口的变化

从浙江对日出口的增长态势看，与日元汇率的变化有较大的相关性。对应日元汇率的不同变动时期，对日出口走势如图一。

附图

图一浙江对日出口与出口总额增速

90年代前半期日本仍处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期，对外需求大，加大日元汇率急剧升值，既大大降低了日本国民消费成本，扩大了购买力，也大大降低了出口国的相对成本。浙江对日贸易获得了大发展，对日出口总额1992年为3.3亿美元，居香港后，为第二出口市场。从1993年开始超过香港升至第一位。到1995年遭受日元汇率贬值的影响，对日出口6.25亿美元，当年对日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为-3.8%。整个90年代前半期，对日出口占浙江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稳定在10%左右。

90年代中后期对日出口困难逐渐加大。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经济衰退日益显现，改变了日本消费者的预期，对海外需求的程度明显下降。另一方面日美贸易摩擦缓和，以及贸易赤字的出现，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精力对付其他贸易伙伴，并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第三方面，日元汇率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则呈持续升值，这种汇率逆向变动，大大提高了浙江企业对日的出口成本。种种因素累积使得浙江扩大对日出口困难逐渐加大。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浙江对日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1996年出现高增长，比1995年增长近2倍，对日出口占浙江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3%后，1997年、1998年对日出口增速依次为5.7%、-5.9%，比重也逐年下降。1998年下降至17%，比1996年下降5个百分点。浙江的第一海外市场让位于美国，欧盟也超过日本。

90年代末至2000年恢复增长。随着日元汇率从146日元兑1美元的谷底止跌逐渐升值至基本正常水平。浙江对日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1999年、2000年对日出口增速分别为23.5%、45.8%。

2000年下半年之后对日出口形势再度严峻。此一时期，对日出口不仅面对日本经济的低迷、日元再度贬值的压力，同时日本为了提振出口，放任日元贬值，并采取种种技术壁垒，限制对日出口，浙江对日出口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增速逐步走低，到2001年浙江对日出口增速为13.6%，比上年下降30.2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对日出口负增长，三季度虽有所回升，但前三季度累计仅增长2.9%，到11月累计也只增长4.4%，形势严峻。对日出口比重继续下降，但市场地位仍居美国后，为第二（欧盟超过日本，就国家而言，日本仍是第二出口市场）。

附图

图二浙江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二、日元汇率波动与浙江对日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汇率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关税更加广泛，如汇率风险与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结算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相关影响。

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汇率平均水平的变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贬值促进出口，而升值使出口下降，从而改善国际收支。J曲线效应理论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的调节有一个时滞问题，即汇率变化后的一段时期内，贸易收支并不能立即发生预期的变化，而是先表现为一个向相反方向变化的过程，然后汇率变化的正向效果才会逐渐显现出来。（注：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袤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中译本，第43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J曲线持续的时间一般为6个月到1年之间。二是汇率波动剧烈程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经济学一般假设厂商是风险厌恶的，汇率波动会增加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风险，因此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这就是各国货币当局和工商业人士极为重视汇率的波动并希望尽量减少波动，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和欧洲国家建立欧元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对本国以及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影响，则要复

杂得多。1.货币贬值在某种意义上会被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行为所冲销。当进口国货币贬值，出口国货币相对升值时，作为宏观主体的出口国预期出口收入下降，为支持扩大出口，将采取出口退税、财政补贴等方式变相地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抵消进口国货币的贬值效应。作为微观主体的出口企业则可以通过定价纠正的手段，根据货币贬值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状况适时调整出口价格，来应对进口国的货币贬值。2.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据199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估计，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通过内部人控制可以降低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3.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由于对冲工具，如远期市场操作、货币期货、货币期权及货币互换的广泛运用和成本降低，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时可以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规避风险工具与采取风险补偿措施等来避免或降低汇率风险或对汇率风险进行控制等等。（注：参见陈平、熊欣：“进口国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6期，第7页。）

通过分析，日元贬值对浙江对日出口的影响有以下特征：

（一）日元汇率变动与浙江对日出口总量紧密相关，日元贬值使对日出口困难加大，影响前6个月最为明显，持续时间约为1年。

21世纪以来，日元的持续贬值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政府的广泛关注。传统理论认为，汇率作为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必然会影响两国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继而对贸易产生影响。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现象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可以概括为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由于影响汇率以及出口变动的因素非常复杂，故而难以非常严格确定性地描述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附图

图三2000年以后月度日元汇率及对日出口变动情况

观察图三，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当日元汇率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曲线走势向上，则浙江对日出口的增速曲线向下，随着时间的推延，日元汇率的贬值，对日出口增速在波动中越走越低，两条曲线之间的开口越扩越大。在此期间，日元汇率一出现短暂的升值，对日出口便出现反弹。表明汇率波动与出口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而相关分析就是针对现象之间非确定的数量依存关系进行研究的有效工具。相关系数r从数量上具体说明了现象之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密切程度。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系数为负，表明为负相关，系数为正，为正相关。一般而言，相关系数｜r｜＞=0.8，为高度相关；而｜r｜＜0.5为低度相关。

将2000年至2002年上半年的月度日元汇率与同期浙江对日出口的月度增速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0.8221。进一步考虑汇率影响的时滞，将出口数据作平滑，再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图四。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日元汇率波动对浙江对日出口有较大的影响。相关系数｜r｜＞0.8，表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2.日元汇率对浙江对日出口的影响是逆向的。相关系数r=-0.8221。表明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则浙江出口下降；反之则上升。

3.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从影响程度上看，前6个月比较大，相关系数｜r｜＞0.8，其中前3、4个月影响最大。此后，影响渐次弱化，12个月后，｜r｜弱至0.5左右，影响程度下降。

附图

图四汇率对出口影响的时滞分析结果

（二）人民币相对日元升值，提高了浙江对日出口成本。但以一般贸易为主和以美元为主的结算方式对汇率风险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和规避能力。

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策略，日元兑美元升值，则人民币对日元贬值，出口成本降低；日元兑美元贬值，则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出口成本提高；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元汇率贬值提高了浙江对日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证分析表明，贬值对出口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贸易方式看，浙江对外贸易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2001年比重达80%左右。一般贸易不仅“含金量”较高，而且具有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较强的特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国出口增长0.5%，浙江外贸出口仍然增长8%，其中一般贸易增长率高达11.0%，增长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而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广东出口只增长1.5%。1999年浙江总体经济运行状况好于上年，出口增长率达18.5%，一般贸易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增长率更是高达22.1%。从日元贬值所造成的影响来看一般贸易抗汇率风险能力也明显强于加工贸易。2000年与2001年浙江对日出口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比重基本持平，分别为63%和36%左右，到2002年上半年在日元贬值负面影响加深的情况下，两者所占比重进一步拉开，一般贸易比重为67%，较上年上升了3.3%，加工贸易比重为32.8%，下降了3.5%。

从微观层次分析，汇率风险的承担者取决于结算货币的选择，如果以进口国货币计价，汇率风险将由出口商承受。具体到对日出口来说，由于目前日元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在浙江对日出口贸易中，以日元计价和结算的仅占10%左右，而美元占85%以上（见表二）。对于以美元结算方式为主的出口贸易，理论上出口商和进口商应分别面临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但在人民币汇率实际钉住美元的情况下，应该主要受日元对美元的波动影响。对于浙江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以美元结算能形成对出口利润的准确预期。

表二浙江对日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币种结构表

2000年2001年2002年

美元计价比重(%)89.788.6486.94

日元计价比重(%)10.211.311.8

数据来源：浙江省国际收支统计。2002年为1-10月数据。

（三）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以纺织服装、机电、食品类为主，虽然这些产品具有低需求收入弹性的特征，加上中日产业分工的互补性，市场需求较为稳定，但这些产品同样具有较高的替代性。目前出现了纺织服装、食品类产品比重下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上升的趋势。

浙江对日出口的产品结构主要是纺织服装类、机电产品类、食品饮料类等，其中，纺织服装类位居首位，基本占据浙江对日出口的“半壁河山”。2001年，在日元平均汇率比上年贬值11%的情况下，全省对日出口37.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其中：纺织服装19.2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占总额的50.9%；机电产品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1.9%，比重17.1%；食品饮料3.63亿美元，增长3%，比重9.6%。纺织服装、机电产品两大类商品出口呈快速增长势头，而食品饮料增幅大大低于全省对日出口的平均增幅(13.58%)，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日发生贸易摩擦，日本设立“绿色壁垒”如水产品氯霉素超标等手段对我食品饮料进行进口限制。

持日元贬值对浙江对日出口影响甚微者的主要理由：一、对日出口商品需求弹性较低。由于浙江对日出口以纺织服装、食品和其他科技含量中低档的商品为主，这类商品的最大特点是需求弹性较低，市场稳定性相对较高。二、中日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日本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高。而浙江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无论日元汇率出现多大的跌幅，都难以抹去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

但事实证明这种论断一是忽视了日元贬值影响的滞后性。从2002年上半年浙江对日出口实绩来看，日元贬值不仅对浙江对日出口总量有较大影响，对日出口同比下降1.1%，与同期全省出口增长19.52%形成强烈反差，而且恰恰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所受冲击最大。2000年、2001年纺织服装类对日出口分别占对日出口总额的49.5%和50.9%，而到2002年上半年比重下降为41.9%。相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日出口情况明显好于纺织服装业，出口额及其比重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机电产品比重分别为15.9%、17.1%和23.1%，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分别为1.86%、1.57%和4.4%。高新技术产品虽然金额小、比重少，但2002年上半年其出口额已经大大超过上年全年，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见表三）。二是忽视了浙江出口产品的替代性。对于纺织服装等中低档商品来说，日本市场既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分析，“浙江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固然不假，但更需要比较竞争对手的成本。三是不同的汇率制，在日元贬值的条件下，使替代者的竞争力增强。亚洲其它国家普遍实行与美元、日元等一揽子货币挂钩的浮动汇率制，本币汇率随日元贬值而相应贬值，人民币因钉住美元则相对日元贬值而升值，因而亚洲其它国家出口成本基本不变，而我国出口成本则大大增加，价格成本竞争优势下降，不断面临被替代的压力。

对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1.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换汇成本相对较低，出口企业有能力根据日元贬值的具体情况和市场反应重新定价；2.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越是不易被替代，更具有差异竞争优势。3.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本许多电子、机械制造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然后将生产加工后的制成品返销日本国内，极大地促进了机电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日出口的稳定增长。这些产品出口的较快增长，表明在面临汇率等风险的条件下，差异竞争相对于价格成本竞争具有更多的优势，也成为在纺织服装等产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稳住日本市场规模的有力武器。

表三浙江对日出口主要产品

2000年比重2001年比重2002年比重

（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纺织服装16.4449.5319.1850.97.341.9

食品饮料3.5211.03.639.61.7610.1

机电产品5.2815.96.4317.14.0223.1

高新技术产品0.621.860.591.570.774.4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数据分类统计。2002年为1-6月份数据。

（四）不同经济类型的对日出口企业受日元贬值的影响不同，浙江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受日元贬值的影响明显小于国有等其它类型的企业，并具有日资企业拉动的特征。

2001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5.7%和111.54%，比全省对日出口平均增长水平高出12.1个百分点和97.94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比重分别达50.4%和7.3%，比上年分别提高3.1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而对日出口下降最为明显的是国有企业，2001年在全省对日出口增长13.6%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对日出口不增反减，下降7.3%，比重由上年的44.1%下降为36.1%，2002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为32.2%。（见表四）

统计结果表明浙江对日贸易一半是由三资企业实现的，准确地说是随日资企业的增加而发展的，具有明显的“日本投资拉动型”特点。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为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亚洲各国特别是我国成为日本企业向外转移生产基地的重点地区。2001年日本转移到我国的生产基地数量第一次超过转移到美国的生产基地数量。2002年1～10月浙江实际利用日资2.68亿美元，占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的10.4%，位居第二。从92年至98年日本对华投资产业结构看，电气设备行业占18.7%，机械行业占9%，纺织行业占10.37%，与浙江对日出口主要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产品基本吻合。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对日出口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强劲，除了缘于近几年来浙江个私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经营权放开，私营出口企业增多等原因外，也显示出私营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多年磨练，有较强的经济活力、竞争力，应对出口变局的能力较之其它所有制企业要强得多。私营企业应变能力强相当部分得益于浙江特有的“块状区域发展模式”。与国内的国有企业以及国际大公司相比，一方面具有更大的成本优势，大多数产品的成本往往只有国外同类产品成本的1/3；另一方面，市场反应迅速，新产品批量上市的速度非常快。面对汇率波动，私营企业更能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应变能力。

表四浙江省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对日出口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2000年比重2001年比重2002年上半年比重

(%)(%)(%)

国有企业14626144.1%13598436.1%5619832.2%

三资企业14191242.8%17838647.3%8786250.4%

集体企业329369.9%4094210.9%173369.9%

私营企业83902.5%177484.7%126977.3%

根据海关数据分类统计。

三、若干启示

1.从长期看，依靠成本价格优势的出口竞争战略必须向依靠产品差异竞争优势的战略调整。从浙江的出口竞争战略看，似乎形成这样一种路径依赖，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降低价格，占领市场，面对加剧的市场竞争，又通过引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产品质量，进一步降低价格，巩固和扩大市场。还应看到，这种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不仅会使出口方形成一味强调价格和成本竞争的惯性思维，还会使进口方也形成中国的出口商品可以不断压价的预期，使得出口企业的价格越压越低，利润十分微薄，很多企业依靠出口退税和有关优惠政策才能维持出口。如果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汇率风险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需要在产品的差异性上多下功夫。构建差异性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比重，使商品从低档次、低价位向中高档、中高价位提升，目前对日出口中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趋势。这样在面对汇率风险时，可以采取降价让利等手段从容应对，又可以凭借较强的产品品牌、品种等非价格竞争力，有效避免或减少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

2.从短期看，多元化开发国际市场的策略是规避市场和汇率风险的有效手段，“走出去”是扩大出口的有效方法。九十年代末，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浙江从实际出发，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了扩大外贸出口的“四个多元化”战略，即“出口经营主体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产品多元化，贸易方式多元化”，外贸出口由此取得了大发展。为了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出口企业特别实现产品、市场的适度“多元化”，加紧开拓新兴市场，90年代末欧盟、中东、东欧等市场迅速扩大，有效地抵消了日本市场出口困难的不利因素，使出口增速在沿海地区连续三年居首位，2002年继续保持这一强劲的势头。

日元范文篇8

【摘要题】国别经济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元以这次大幅贬值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政府主导型的货币贬值。综合两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表现，我们发现，这次日元贬值不过是日元近期走势的一种延续，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贬值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大多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存在着直接竞争。各国纷纷表示对日元汇率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本国货币将追随日元进行贬值，这更加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焦点。

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它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扩大出口，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并使国内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各国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经济形象而不主张采取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有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大幅度上涨或下跌。下面，我们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90年代日元汇率与各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经济、外交活动，对此次日元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模型设计及相关分析

我们对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不是要了解日元汇率变动对各国民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而是要分析日元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为控制或刺激这些国民经济指标的变动而引起的。即我们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们选取的国民经济指标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长率，日本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长期对外投资净值，出口、进口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等8项。

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指标数据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P增长率、进口贸易增长率等5项指标与日元汇率的相互系数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贸易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相互系数最高，达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率、对外长期投资净值及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只在0.2～0.4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说明日元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出口、民间投资、对外投资等项目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选作统计分析数据的日元汇率是经过处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兑美元汇率，期间必然存在汇率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的影响相互抵销的部分。我们分析的结果体现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倾向。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在下面要进行的回归分析中将排除上述3个变量，而只选择剩下的5项，它们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口贸易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

表1

附图

注：①表中增长率为百分数，长期对外投资及国际储备为亿美元。

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汇率为根据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长期对外投资净值根据同期日元汇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统计年鉴之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选取值为最新版本中的数据。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选取的各国民经济指标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个别指标间相关系数达到0.7以上，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或类似方法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所选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日元汇率变动，X则代表解释变量，即各个经济指标数值的变动，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是：

表2

经济指标X参数估计值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sig值

常数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长率

参数3.22.5191.270.251

常数123.7426.85718.0470

财政赤字/GDP

参数-2.9471.513-1.9470.099

常数118.135.4521.6770

进口增长率

参数-0.8200.523-1.5660.168

常数124.43511.16411.1460

国际储备

参数-8.3110.007-1.1380.299

常数123.3608.63214.2920

中日贸易增长率

参数-0.9910.541-1.8330.141

统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差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表明我们选取的各统计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从t检验值来看，各常数的估计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而各项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偏小，除财政赤字与GDP比值一项检验的显著性较为合理外，其它4项指标估计值的sig值均偏高。综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和显著性sig值，我们发现，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表1所统计的8项国民经济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各经济指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日本汇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日元此次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日元大幅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贬值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品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夺取了大片原属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日元贬值提升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了贸易出口的增长，使日本不断下降的对外贸易盈余大幅上涨。虽然如此，从2001年统计资料我们看到：日本全年贸易出口额仅占GDP总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盈余对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无特殊意义。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元的大幅贬值却将对其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给予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东南亚及东亚几国形成了与日本大致相同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也十分类似，而且对日本市场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多个出口领域与日本同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日元贬值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韩国出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以往日元每贬值10%，韩国出口将减少27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9%，进口也将减少8亿美元。而事实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降幅度已超过28%，可以讲，日元贬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削弱了亚洲其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了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压力。据统计，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外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是来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元贬值导致大量本国资本留在国内寻找机会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极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外资来源。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的国家甚至政局动荡，已经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难度。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经济增长本已放缓的亚洲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加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思考，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形势恶化，引起亚洲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一场新的亚洲经济灾难将会来临。

日元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曾多次表示：为了保障亚洲经济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的贬值意味着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的升值，也将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表3

经济指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兑美元汇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对中国进口增长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3-1999年版。

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以最新版为本。

③日元兑美元汇率为日元年度平均汇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虽然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回调，使日元相对于人民币仍然是升值，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由6.2%一跃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间，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虽然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转移到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为主，但贸易出口的增长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也已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资金投放国。日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产生影响，无疑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正常的对外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障碍，也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新讲的“单靠日元大幅贬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次日元贬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却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经济的信誉，也使投资者和居民对日本经济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以及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同时，日元的大幅贬值却使得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雪上加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货币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各国货币处于竞争性贬值的边缘。

四、日本亚太发展战略及其面临的障碍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变动与日本外汇储备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无论日元汇率如何剧烈振荡，日本外汇储备除个别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势，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稳定日元汇率。这次日元大幅贬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干预汇率的政府行为造成的。那么究竟为何日本政府要以邻为壑，采取这种损人利己的贬值政策呢？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其意图已超越单纯的刺激出口、挽救颓势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在它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日本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曾构想过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等国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技术和服务的供应者，同时成为利润的吸纳者。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在日本建成联合国亚太总部，使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如果这些构想能成为现实，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想和实施其亚太战略，而东盟以其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往来，二者贸易额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额的4倍以上。日本通过技术、资本的输出，已将东盟融入其构想的“雁形经济体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称“10+3框架体系”只不过是日本与东盟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以及日本—东盟开放区域的延伸。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但进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导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仍以传统的制造、电子等行业为主导产业，从而使其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活动方向的控制权。90年代中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不再是亚太地区资本的唯一提供者，资本和技术可以不经过第2梯次而直接到达第3甚至第4梯次的国家和地区。另外，亚太区域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完整性，在生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产品出口结构趋同，加上本地区对产品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导致在销售上对外部市场产生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要在欧美国家市场上得到实现，这使得日本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体系的脆弱、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效率低下，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欧美国家的竞争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等外界压力，日本已没有能力控制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亲美入亚”的亚太战略、日美贸易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都遭到了一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各国的一致反对。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亚太战略构想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其他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经济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时，在亚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01年中国提出成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并且在WTO多哈会议召开的前4天，东盟领导人正式宣布启动该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始。我们认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下，先于在“10+3框架协议”下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下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它表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盟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日益递减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在逐年上涨。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进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的通畅。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为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与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这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日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或亚元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已开始了这一战略的实施，但实施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及美国的反对而被迫搁浅。伴随着亚洲各国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欧元诞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将日元国际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与美元、欧元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认为，世纪之交，国际货币体系又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欧元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还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极货币体系”还未成定数，值此关键时刻，加紧推进日元国际化、谋求建立3种货币的鼎立局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出口、投资、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严重阻碍了日本日元战略的实施进程。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强迫人们接受日元，日元国际化更像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非经济贸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论认为，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作为一个“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当事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纳什均衡”，支付了相应的政策损失之后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理由为了特定目的在一个没有冲突和政策矛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制造出一个“区域货币”或“货币区”出来。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而日元仍旧没有成为亚洲货币的真正原因。虽然这其中有亚洲各国对强势货币的认同和接受以及各国的“民族情结”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这是由亚洲的整体经济环境决定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这就要求各国保持经常性的贸易盈余，这直接导致各国制定了几乎相同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义强调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获得稀缺的国际硬通货，而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则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以各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与互补为前提的。几十年形成的亚洲产业结构使得各国之间很少存在互补性的贸易往来，结果不但形成不了独立的区域货币或货币区，而且还使本地区经济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与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国政府则一直着重于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更注重于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低成本的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纺织产品及部分农产品与东盟各国、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电子产品、汽车及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形成明显的贸易互补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有50%以上的产品具有互补性。中国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中也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明显不同。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来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走势为人民币塑造了一个强势货币的形象。此时的日本忧心忡忡，担心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融合，人民币汇率放开并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将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并最终取代日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届时，日本的亚太战略将不得不宣告破产。

五、结论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振兴乏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在高速增长，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中国—东盟10+1框架协议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抛开韩国、日本单方面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直接威胁到日本亚洲经济霸主的构想，也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战略实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此时采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认为的：日本经济几年内将持续恶化，像以前一样半死不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爆发信心危机，日本政府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并容忍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而这必然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至此，日元大幅贬值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日本诱导日元大幅贬值表面上为的是刺激出口与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亚洲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干扰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降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活力，并对人民币及其它亚洲货币形成巨大贬值压力，进一步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削弱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其在亚洲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减少人民币可能对日元国际地位产生的冲击，与此同时，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将来能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新的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参考文献】

[1]高辉清.人民币应该贬值吗？[J].中国经济信息，2001,(23).

[2]远东经济敏感格局[J].经济展望，2001,(12).

[3]何力.改变亚洲格局[J].智囊，2001,(12).

[4]陆来.重新认识货币区[J].当代经济科学，2001,(6).

日元范文篇9

一、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贬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从日元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日元的汇率政策是服从于美元的，处于被控制的地位。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来源

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2、建立严密的监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并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大对跨境“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日元范文篇10

关键词:日本;离岸金融市场;人民币国际化;经验借鉴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我国加快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步伐，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的政策不断完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如火如荼，人民币区域化阶段目标加速实现。2013年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我国开始稳步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尤其是创新设立了FT账户体系，凭借“一线放开二线管住”“负面清单”的制度设计，使其在投融资体制方面优势明显。目前，上海自贸区已形成了一个涵盖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本外币一体化、国内外金融市场高效接轨的金融市场，对进一步助推人民币国际化意义非凡。但我们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跨境资金流动更加便利化的背后，也蕴藏着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汇率风险，这在2015年的“811”汇改期间表现较为明显，由于制度设计方面的优势，上海自贸区的跨境资金流动特别是资本项下的流动规模巨大，并给香港人民币市场带来较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汇率的贬值压力。为了更快更好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全面分析国外相关国家发展离岸金融市场的经验，详细了解其发展模式、制度设计、战略规划等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方面，邻国日本的经验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因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二战以后的日本在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例如，日本和中国都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经济结构较为依赖外需，国内的融资渠道都以银行等间接融资为主，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同时日元的国际化战略采取了率先设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和“亚洲优先”的区域化战略，也与我国的积极探索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和“一带一路”战略不谋而合。然而，从实践结果看，日元的国际化历程并不成功，其中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分析。

一、日元离岸金融市场设立的宏观背景及主要内容

日本推进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是伴随着国内日元国际化呼声和欧美国家外部压力两个方面的影响而诞生的，初期东京离岸金融市场是日本实施日元国际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重要战略举措，其设立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国内和国际背景。(一)国内经济高速发展，贸易不平衡加剧。从二战后到70年代前期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黄金时期，在1955－1973年间日本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0%左右。当时日本通过大力发展工业和制造业，扩大国际贸易来追赶发达国家，国内制定了较为优惠的利率和汇率政策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短期的实际贷款利率维持在零左右，汇率维持在360日元兑一美元的比率。在高速增长时期，几近一半的GDP增长来自于贸易盈余。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日元及其他发达国家的货币逐步放弃了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开始自由浮动。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爆发，暴涨的石油价格给日本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日本实行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衰退，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至3%左右。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成功走出了石油危机，其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更强的竞争力，出口贸易顺差大幅增加，不断增长的经常账户盈余导致了与美国频繁的贸易摩擦［1］。(二)国际金融开放诉求强烈，日元快速升值。为缓解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美国以日本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为手段，要求日元升值并开放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与此同时，日本也对日元国际化的兴趣不断加强，希望摆脱美元的过度依赖，甚至相信日元可以取代美元成为关键货币。1983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日本，向日本提出在美国的主导下，推进日元国际化战略，逐步提高境外机构对日本金融市场投资和交易等要求。1984年初，双方共同创立“日元美元委员会”，并推动建立了欧洲日元市场。1985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宣布实施广场协议，随后日元快速升值，至1988年大约从240日元兑一美元升值到120日元兑一美元。随后，日本在外汇交易、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国内金融自由化等方面的压力明显增大，境外市场主体对日元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在此背景下，日本探索实施了一系列日元国际化的行动规划，日元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也着力推动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多项改革。(三)设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制定“黑子还流”计划。1980年12月，日本大藏省颁布实施新《外汇法》，日元在经常项目上基本实现了自由可兑换，1984年撤销远期外汇交易实需原则，日元在资本项目上也基本实现了原则上的放开管制。1984年5月，日本大藏省制定出台《金融自由化与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正式提出推动日元国际化的战略目标，该战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金融自由化、欧洲日元交易的自由化、设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JOM)。1986年12月，日本借鉴美国于1981年设立纽约离岸金融市场(IBF)的经验做法，推动建立了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开始发展日本本土的离岸金融业务。与此同时，为了平衡贸易顺差(贸易黑字)的不断扩大，日本亦效仿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谋划了“黑字还流”计划，即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协力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银行机构，以及日本政府对外援助措施，重点针对亚洲相关国家发放日元贷款，将部分外汇储备转为对外投资。

二、日元离岸金融市场的模式及其制度设计

为了在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强化风险防范，特别是避免国内金融市场受到离岸金融市场的冲击，保持国内金融业务的相对稳定，日本借鉴了美国IBF的监管条例，建立了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①，制定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包括对市场主体、资金流动进行限制，同时也在利率、汇兑、存款准备金率、存款保险制度和税收等方面予以优惠，以吸引资金参与。(一)内外分离型离岸金融市场模式。东京离岸市场并无具体的交易场所，只是获准进行离岸业务的银行把境外业务另外设立离岸账户分别处理，分别管理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由于JOM内外分离的特点，日本政府要求东京离岸金融业务必须通过“特别国际金融账户”进行，同时，“特别国际金融账户”的境外资金回流国内也必须通过“资金划拨相关账户”进行，并缴纳一定的存款准备金［2］。实际上，“资金划拨相关账户”是连接日元离岸金融市场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合法渠道。一方面，有利于金融监管部门通过监控“资金划拨相关账户”的资金往来，实时掌握离岸资金与境内市场的交易情况;另一方面，也为日本政府保留了相机抉择的权利，即可通过调整“资金划拨相关账户”的存款准备金率对离岸市场和境内市场的资金流动进行调控。(二)采取的限制措施。为了在积极发挥东京离岸市场跨境资金流动便利性的同时，强化风险防控，日本政府对JOM市场的交易主体范围、在离岸资金流动条件、以及离岸市场的资金筹集和使用等方面设置了一系列限制性条件。一是限制离岸交易主体(者)范围。JOM的参与者包含两部分，即经财务大臣批准的在日本注册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在日本注册银行的外国银行。其中，对外国机构参与东京离岸市场严格限制，仅限于外国的法人企业、外国的政府机构、国际机构组织以及日本商业银行的海外分行，而外国的个人、日本法人企业的境外机构则不在业务允许范围之内。同时，要求商业银行在办理离岸业务时必须确认交易对象是否为外国居民。如果商业银行未按规定对交易对象的相关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金融监管部门有权利停止其开展外汇业务，并进行必要处罚。二是限制离岸与境内账户之间的资金流动。当时日本面临着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根据宏观管理需要，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对从离岸账户向境内账户的资金净流入进行了诸多限制。1986年12月开设时，东京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资金流动采取了内外分离型管制方法，主要内容为，一方面，日本政府规定每天从离岸账户到境内账户的净流入额以及从境内账户到离岸账户的净流出额，必须控制在上月非居民资金平均余额的5%以内，1989年调整为上月非居民资金平均余额的10%以内，上限调整为10亿日元［3］。另一方面，规定每个月从离岸账户到境内账户的资金划转不得出现净流入。三是限制离岸资金的筹集和使用。在资金来源方面，只限于从境外非居民、其他离岸账户吸收的存款，不允许发行大额存单等。在资金运用方面，规定从事离岸业务的商业银行在进行贷款时，必须取得借款者将该笔资金用于日本境外的保证书，确保该笔资金不回流国内。同时，规定从事离岸业务的商业银行要对离岸交易资金的使用范围进行核实，要求资金不进行外汇买卖、票据交易和掉期交易等相关业务，其中证券买卖业务被逐渐放开。(三)出台的优惠政策。日本离岸市场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在存款准备金制度方面，日本政府规定，存放在离岸账户的资金本身不需要缴纳存款准备金，但离岸账户的资金在向境内账户进行转移时，就需要缴纳一定的存款准备金。该存款准备金政策的制定，实际上是日本政府调控离岸与境内的资金流动的一个有效工具。为了推动离岸市场发展，鼓励境外资金回流境内，可以持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如JOM市场设立之初，其存款准备金率设定为25%，1991年10月日本政府将其下调至15%(表1);但如果日本国内流动性过剩，日本政府不希望离岸资金回流到境内市场，则可以对其征收100%的存款准备金率，从而达到政策目标［4］。除此之外，为了提高JOM的国际吸引力，日本政府采取了逐渐放松政策管制的策略。如在JOM建立之初，规定不允许开展债券业务，随后开始允许投资外国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1989年4月，日本政府进一步放宽了政策限制，如放宽了离岸账户与境内账户资金转移的条件，简化了非居民及其资金交易所需的证明文件，大幅降低了“资金划转相关账户”的存款准备金率等。1994年，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互换业务快速发展，进一步推动了JOM的发展。日本离岸市场的金融税收政策。在税收优惠政策上，日本对离岸金融市场免除20%的资本利得税，相比美国离岸金融市场而言，更优惠的是对利息和股息预提所得税均免除征收，只征收0．01－0．3%印花税(表2)。离岸金融市场对日元国际化的积极作用有两个方面［2］:一方面，建立JOM市场是境内市场尚未实现自由化的限制条件下，日元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可行路径，既维护了跨境资金的平稳流动，又推进了资本项目的有序对外开放;另一方面，JOM市场不仅为日元走出去提供了逐步开放的平台，也有助于日本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快速融入国际市场，有效积累利率和汇率自由浮动的经验。

三、JOM市场的发展进程及日元国际化战略的调整

日本当局逐步放松对JOM的监管制度之后，其市场规模开始快速发展，并于1995年达到经济衰退前的峰值，在2002年左右达到谷底，随着一系列国内金融改革的推进和“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实施，特别是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JOM市场规模又开始恢复性增长。然而，从促进日元国际化的角度看，东京离岸市场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实现其预期目标，自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元国际化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一)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情况。JOM市场成立以后，境外的欧洲日元市场资金开始回流，JOM市场的资产规模快速增长，并陆续超过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等地区，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全球第二大离岸市场。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86年至1995年的快速发展阶段。从资产规模看，该阶段JOM市场整体处于政策红利期，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资产规模从1986年的89亿美元快速扩大至1995年的66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5%左右。从资产币种看，JOM市场中的日元资产占比也快速上升，从1986年至1995年，JOM市场中日元资产占比从21%提高至68%，而外币资产则从79%下降至32%。二是1995年至2006年的逐步下滑阶段。随着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以及资产泡沫的破裂，JOM市场上资产规模明显下降，其资产规模从1995年持续下滑至2006年的387亿美元，资产规模共计减少了40%左右［6］。与此同时，日元资产的比重也不断下降，2006年降至36%，而外币资产的比重则上升至64%。三是2006年以来的恢复发展阶段。2007年以来，由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避险资开始回流日本，JOM市场的资产规模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是，日元资产的占比却仍在减少。截至2016年，JOM市场上的资产总额已增长至96万亿日元，但是以日元计价的资产规模却只有13万亿日元。(二)金融大爆炸和日元亚洲化战略。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开始意识到倘若没有国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只有JOM市场的单兵突进，日元国际化的终极目标难以实现，因此日本政府下定决心对国内金融市场实施自由化改革，以增加境外非居民对日元的接受和使用程度，进而推进日元国际化，即著名的“金融大爆炸”，在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同时进行改革，全面放松管制;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允许境内外资金双向自由流动、简化外汇市场手续、进一步减免金融税等。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促使日本政府深刻反思前几年推动日元国际化的战略，开始积极谋划推动日元国际化的新战略。随后，日元国际化战略出现新的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日元国际化的战略重点转变为推进日元区域化。长期以来，日元国际化战略的目标及其措施是推动日元成为国际货币，进而推动日元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为贸易和投资交易的计价货币，最终成为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储备货币。而日元区域化的战略目标则在于，重点推动日元的贸易、投资以及储备等货币功能在亚洲地区的实现。另一方面，在日元区域化的具体措施上，日本政府更加注重改革国内金融市场体系，以求尽快实现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1999年，日本政府将日元国际化的内涵重新定义为:不断提高日元在跨境交易及海外交易中的使用比例，切实提高境外非居民资产中的日元计价比例，积极提升日元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交易和储备作用”;同时设立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其主要任务是推进日元亚洲化和区域化，通过区域化的战略调整来实现日元国际化。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和“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实施，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离岸中心金融资产规模恢复性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元推出日元亚洲化战略以后，没有有效提高日元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比例，也没有提升日元在国际外汇市场中的交易份额和活跃程度。尤其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日元大幅贬值让东南亚国家对其较为失望，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日元亚洲化”战略没有取得较好效果。直到2013年，安倍经济学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积极推动日元贬值①之后，日元在国际外汇交易市场份额的下降趋势才有所遏制。

四、日元离岸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日元国际化却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职能来衡量，日元在全球各国储备货币中的份额已由1995年的6．7%减少至2016年的4．2%，低于英镑的4．4%，远远低于美元的64%以及欧元的19．7%;以作为计价结算货币来衡量，日元也要远逊色于美元、欧元乃至英镑，东京离岸市场的地位也渐渐被香港和新加坡赶超。(一)JOM市场并没有做到有效的内外分离。尽管JOM实行在岸和离岸账户分离制度，以降低国际资本流动的外部冲击，但日本政府较为激进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政策却使内外分离变得无效。在外汇兑换限制取消后，外汇资金原则上可以自由兑换为日元，且可以转移到境内使用。虽然通过离岸账户转移到国内账户需要交纳一定的存款准备金，但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银行机构往往先将JOM筹集的资金集中于其设在新加坡或香港分行，然后再将这些资金由境外分行放贷给日本境内的企业，于是离岸资金得以变相进入国内市场(如图1);此外，日本境内的一些跨国公司还会在境外避税地区设立经营机构，并借道这些经营机构和离岸账户将资金流回国内进行避税(如图2)。上述做法规避了境内账户和离岸账户的分离限制，大量境外资金流入境内套利［7］。(二)JOM离岸金支持实体经济程度不高。金融脱实向虚导致日元国际化进程面临着一个较大困境。实际上，在日元离岸金融中心并没有大规模的投资活动，日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很少用到日元，而大量的对外证券投资投向了非日元计价的资产。这意味着大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只是在离岸账户和境内账户之间转移，一方面导致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进行着一场银行和跨国企业之间自己人的再贷款游戏;另一方面，实体资本的金融化，不仅催生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等资产泡沫，而且实体经济也逐渐陷入了空心化。(三)宏观政策失误致使JOM市场成为金融风险点［8］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资产泡沫的主要根源在于:一方面，在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允许日元大幅度持续升值，但也担心日元升值可能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为了限制由于升值预期引发的资本流入，日本政府采取了错误的低利率政策，1986年至1987年，日本央行将基准贴现率从5%降至2．5%的水平，最终导致了境内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另一方面，在日元升值预期较为强烈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过快放开外汇管制，导致了大量外汇资金进入国内，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资产泡沫。总的来说，当时JOM市场成为了境外资金进入日本的重要渠道，并助推国内资产泡沫的产生和破灭，成为加大金融危机风险的重要因素。

五、从日元离岸金融市场得到的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