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范文10篇

趋利范文篇1

一、问题的提出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受利益引导的。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本能，利益导向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取向。趋利就是计算行为的收益，避害就是计算行为的成本。那么人们诚信与否取决于他对私人利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由此我们知道，当今社会失信现象蔚然成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失信成本过低。许多人都可以从失信中捞到好处，使得他们在失信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此，研究失信成本的构成就显得异常重要。

失信成本，正如其字面意思一样，是指行为人由于失信而付出的代价。它由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构成，可用表达式表示为：失信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

二、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失信者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直接付出的成本，它由四部分构成，用表达式表示为：直接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道德成本，心理成本）。

1、经济成本。即在经济利益方面受到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如毁约付出的赔偿、工作的失去、银行的不予贷款、银行收取更高的罚息等损失。

2、法律成本。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由于失信行为的发生而受到的法律制裁，主要有由法院执行的警告、判刑等，二是指行政执法部门给予的处罚，如限制消费、限制市场准入等。由于我国当前与诚信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惩治失信的刑法几乎没有，失信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造成法律成本偏低。不足以对失信者产生威慑力。

3、道德成本。道德成本的存在主要是由于诚信属于伦理学、社会学范畴，体现为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道

德准则。因此诚信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它更是一种社会价值观。它已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因此诚实守信的人会得到大家的推崇和信任，失信的人则将受到孤立和谴责。具体指由于失信导致社会信誉、名声等受损而付出的代价，主要指社会舆论的谴责，包括媒体的公开谴责、亲戚朋友蔑视的眼光、邻居、工作伙伴私下的指责等。虽然目前诚信环境不尽人意，但是一旦某人的失信行为被公开的话，那么周围的人们对其还是很反感的，甚至深恶痛绝。

4、心理成本。指由于失信所导致的心理压力、自责、恐惧等。它是从失信者本人的角度考虑的，而道德成本是从别人怎样对待失信人者的角度考虑的，它们考虑的角度不同。

诚信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人在进行着守信与失信的选择时都经过内心的挣扎，对于多数人而言，在他们选择守信后，会因为没有得到失信未被发现所带来的额外利益而感到一时的感伤，但不会在他们心里留下阴影。但如果他们选择了失信，若没有被发现，他们会窃喜，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来自他们内心的自责和被他人发现的恐惧，这会长期地缠绕着他们。对于心理承受力差的人来说，心理成本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多疑、精神失常是主要表现。

三、间接成本

这里的间接成本指由于失信行为的经常发生，导致整个诚信环境的恶化，而引起的失信成本（如图1）。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人们由于失信应该直接付出的成本，而是由于失信所导致的成本，更明确地说——它是为防止失信而发生的成本，是不必要的社会成本的浪费。失信成本与其成正比。

它包括两方面，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交易成本包括情感成本和谈判成本。在一个诚信环境恶化的环境中，交易道德水平会下降，因此，在交易活动中会出现大量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同时由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所以自利行为的存在就会使双方摩擦增大甚至反目成仇，致使双方都付出较大的情感成本。同样，如果交易双方缺少信任，在谈判过程中就会为了防止受骗，总是想方设法增加一些限制对方的条款，不惜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无休止的争执，甚至不惜人力、时间搞“情报战”、“间谍战”，无形中增加了谈判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这就是谈判成本。管理成本是指在诚信缺失的环境中，交易过程的正常运行变得异常困难，人们会利用“讨债组”、“打假队”等来防止对方失信行为的发生，增加了开支，造成管理成本的急剧上升。

趋利范文篇2

但是，如果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仅仅在这个层次上沾沾自喜而伫足不前，那么，只能满足观众最低层次的接受欲望，因为除了娱乐消遣、情感的宣泄和补偿以外，还有历史剧所应该具备的历史品格、审美品格和深刻内涵在焉，而这才是历史题材电视剧走上精品殿堂的通道。如果创作者不能在这几个方面提高品位、提升观众，而仅仅在“戏说”和“取乐”中打转转，那么观众也只能是“戏看”和一笑了之，不会动真的喜怒哀乐。当下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劣势正在这里：游戏历史、编造故事、随意为之、追求利润。这也正是造成其“弊”的根源所在。

因此，为了有效地使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趋利避害，从而使“量”的“繁荣”向“质”的飞跃转化，构筑出真正的精品乃至经典，必须重申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是创作观念问题。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有一个正确的创作观念，这种观念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现实的问题。这就要求编导者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何辨别历史中的精华和糟粕?在这里，要坚持历史主义唯物主义的原则，而克服非历史主义的倾向；要尊重历史规律，而不是违背历史规律；要以先进文化意识和历史批判精神来审视精芜并存、良莠难分的历史的原形态。这不是一个新解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已明确指出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来指导历史剧的创作。但在当下的创作实践中，这种观念常常缺席，因此，仍有重提之必要。否则，“帝王史观”、“贵族史观”、“盛世之梦”、“粉饰装点”必将泛滥成灾，“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就无从体现。

其次是创作态度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存在着严重的以游戏和玩笑的态度来对待创作的问题，一些编导不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创作，而是游戏历史，调侃历史，乱语讲史，随意拿古人开玩笑。这种极不严肃的创作态度，严重地消解了作品的意义内涵，损害了历史剧的艺术形象。甚至有人认为历史剧的本质是游戏而非历史。不错，历史剧绝非完全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剧的本质也决非是游戏。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学家吴晗就认为“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我认为这才是历史剧的本质所在。这就要求历史剧的创作者，要具备历史家和艺术家的双重品格，既尊重历史规律，也尊重艺术规律。而我们的一些编导却无视这一点，比如《康熙王朝》的编剧甚至说：“历史上的康熙怎么样，我并不知道，只能靠猜想和感情的期待去慢慢接近他，揣摩他。”这是历史剧创作的正确态度吗?仅仅靠猜想和揣摩能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艺术形象吗?这怎能不令人怀疑?

再次是创作方法问题。古代题材的电视剧究竟应该怎么写?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关键之点是创作者怎样对待历史，怎样对待现实，怎样对待虚构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坚持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坚持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水乳交融的创作方法。在这点上，近现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态度比较审慎，因此，成效也较大。相反，古代题材的电视剧创作，穿凿、附会、篡改，编造的痕迹更明显，“硬伤”也更多，不要说逃不过史学家的眼睛，就连一般的观众也往往能看出破绽。

历史剧，既然是写历史，写历史中的人和事，就要尊重历史，尊重过去生活的积淀，注重历史真实，这仿佛是历史剧创作的一种“宿命”。同时，历史剧又绝非是历史，绝非是历史教科书，它还是艺术，因此，自然也要加工、虚构、再造，这也是势在必然。但一定要遵循艺术真实的原则，尊重艺术规律，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注重挖掘历史精神。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针对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文艺界就展开过争鸣。60年代初又展开过讨论，史学家吴晗强调“历史剧必须有历史根据”。80年代初，还在讨论，戏剧研究家余秋雨强调，历史剧必须做到：一、著名历史事件的大致情节一般不能虚构。二、历史上实际存在的重要人物的基本面貌一般不能虚构。三、历史的顺序不能颠倒，特定的时代面目、历史气氛、社会环境须力求真实。四、剧中纯属虚构部分的内容，即所谓“假人假事”，要符合充分的历史可能性。五、对于剧中非虚构的部分，即“真人真事”的处理不要对其中有历史价值的关节任意改动(《历史剧创作简论》《文艺研究》1980、6期)。这些精辟的见解，仿佛也与时俱逝，所以，必须重提：虚构是有条件、有限度的。

趋利范文篇3

一、基本情况

1、**县总人口14万,城镇人口2.99万，农村人口11.1万，城市化率21.4%，农民人均耕地2.55亩。20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638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090元，全县大口经财政收入5571万元，地方财政收入3411万元。全县国内生产总值9.4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3.9亿元，第二产业2.6亿元，第三产业3亿元，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为40.6：27.3：31.1。从总体来看，**县城市化率低，财政薄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工业比重较小，服务业不发达。

2、**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业人口占78.6%，长期以来，受地域条件、外部环境和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农业效益低，种植品种单一，农业对财政的贡献率只占20%左右，2002年为1045万元（由于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比实际更少）。农业的发展事关全县农村11万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事关全县的社会稳定。近年来，**县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以西红柿、棉花、肉羊为主的“一红二白”产业，粮经草比例为13：81：6。2003年，全县棉花种植面积25万亩，皮棉总产量达到50万担，实现收入3.7亿元，农民人均来自棉花的纯收入达到1927元；肉羊产业上，全县羊只饲养量达到90万只，农民人均来自羊产业上的纯收入达384元；制种产业上，全县制种面积发展到3.8万亩,实现收入4700万元；日光温室产业则以有机无土栽培、托鲁把姆嫁接茄子、西甜瓜、鲜切花卉等为调整和推广重点。这些都为全县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后劲。

3、**县是一个工业弱县，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3%。全县共有工业企业492个（其中包括2000年以来改制的36户国有工业企业，现已全部民有民营），工业总产值在100万元以上的只有西域阳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矿冶有限责任公司、敦煌种业**棉花公司、砂业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等13户企业。工业主要涉及“一红（蕃茄）、二白（棉花、肉羊）、三黑（煤、铁、铜）”、脱水菜、建筑等几个行业。发展抓项目，**县走“盯住国家投资上项目、立足资源优势上项目、依托现有企业上项目、招商引资上项目”四条路子，坚持既抓新上项目，又要考察筛选储备项目，既抓一些“短平快”项目，更抓长远发展项目的原则，城乡同步，工农联动，集中精力上项目，一心一意谋发展。2003年，已完成投资7213万元，有西域阳光750吨蕃茄酱生产线、康源油脂精炼油生产一期工程、飞富粮油颗粒饲料技改、棉籽脱绒、剥壳等36个项目峻工。万锭棉纱纺织、铁合金冶炼技改、万吨饲草切快加工开工在建。2004年，县上还将有13个投资千万元以上的项目建成投产，并启动了总投资2700万元的工业园区建设。这些都将为**县“兴工强县”战略的实施奠定坚实而牢靠的基础。

4、非公经济快速发展。**县通过大力实施民营主体战略，全县民营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止2003年底，全县非公经济总户数达5570户，从业人员达到11786人，注册资金22548万元，上缴税金完成274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8.8%、23.3%、60.6%、50%，非公经济已成为县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经济总体形势是好的，但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加快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艰巨的任务。

二、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主要矛盾

1、县域经济综合实力上有差距。纵向比，近几年是大发展，但横向比，还比较落后，与周边县市发展距离进一步拉大。以2002年为基准，我县与全市相比：①济综合实力为19.65，在全市七县市中排名第7位，在全省86个县市中排名第20位。GDP总量9.5亿元，不足全市GDP总量95.07亿元的十分之一，人均GDP6786元，低于全市平均水平3119元，排名第7位。③地方财政收入3411万元，仅占全市财政收入3.98亿元的8.5%，人均地方财政收入243元，低于全市人均水平171元，排名第7位。④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6111元，低于全市平均水平814元，排名第6位，农民人均纯收入4090元，全市排名第6位。

2、发展后上有差距。项目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基础，没有项目的大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县工业弱就弱在缺乏能大幅度增加税收的工业骨干项目。从投资总量看，2003年，**县完成投资7550万元，占全市项目总投资量的9%；从项目领域看，工业项目单一是存在的最大问题，虽然近年来，工业项目逐年扩大，但新上项目仅集中在棉花等农副产品初级加工领域（**县仅棉花加工企业就有28家），还没有摆脱出卖原料的状况，农产品深加工项目还是空白；从工业效益看，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较小，低于全市1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市水平，且大部分企业是季节性生产，设备效益都是“半年闲”，整体经济效益不高。

3、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尤其是工业产品科技含量低，工业缺少重点发展的大企业、大集团，产品不能形成品牌，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投资项目单一，融资困难，农民增收渠道狭窄。“棉花经济”成为农业的支撑力量，容易受国际国内棉花行情、气候的影响。虽然农业产业化对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推进农村工业化具有重要作用，但农业水平还是很低，有龙头无基地，有基地无龙头的现象同时存在，农业处于出售原料产品的原始阶段。

4、思想观念上存在问题。部分干部群众角色转换慢，思维模式转换慢，工作方式方法转换慢，驾驭市场经济思路不广，办法不多，措施不力，大多数农民缺乏市场意识，不懂得搜集、整理和运用市场信息来科学地调整结构，习惯于凭经验，跟风跑，缺乏科技增效意识，不热心钻研和应用农业新技术，习惯于传统的粗放式经营，缺乏诚信意识，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和产品品牌的树立。

5、就业形势严峻，剩余劳动力转移难。由于工业企业规模小，数量少，非公经济不发达，劳动力知识结构所限，一些有能力，有才干的专业人员，我们无法消化利用，而一些靠出力气的活，下岗职和农民又不愿干，使劳动力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就业和再就业难上加难，城乡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三、对策及建议

针对**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今后发展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5年时间发挥农业优势，积蓄工业后劲，推进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第二阶段：用8年时间，发挥工业优势，巩固农业基础，加快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稳步推进各项改革的进程中打好“四张牌”即项目建设、农业结构调整、民营经济发展、城镇化建设。

1、打好项目建设牌。**县是一个工业弱县，要实现“兴工强县”的战略目标，就必须抓住项目建设这个关键，依托项目建设这一载体。发展抓项目，改革抓企业，已成业全省上下的共识。对于**县这样一个县来说，项目战略的实施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财政的增强，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就业的增加。抓项目主要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义无反顾地把工业项目建设摆在全县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要走依托现有企业上项目和立足资源优势上项目的路子，主要依托县内看好的蕃茄酱、脱水菜、棉花、金属镁、铜、铁等产品上项目，主要在产品精深加工和做大做强上下功夫。例：金属镁厂是90年代中上期**县投资的一家乡镇企业，投资3000万元，但建厂后由于镁市场不景气，现已停产，近一两年，市场镁价看好，为金属镁厂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由于无资金重新点炉，象这样的企业应加大招商力度，千方百计，克服困难，让其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还要走招商引资上项目的路子，树立立克困难上项目的决心，要在全县干部群众中树立不抓项目就是失职，不抓项目就是不称职的思想，重点围绕棉花、草畜、绿色食品、矿产品、建筑材料、新型制造业，棉纱纺织、皮革加工、饲草加工，新型包装材料等项目，逐步形成大中小微型的不同规模，不同层次，不同行业，不同类型，星锣棋布的工业革局。

二是一如既往地抓好农业基础项目建设。要做好水利工程建设，重点做好鸳鸯池、解放村、黑河三个事关全县14万人口生产生活的重大工程，积极做好灌区的节水改造，加固工作，防风护沙工作，不断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和抗旱保灌能力，围绕改善农村生存条件，切实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建立一批农业开发示范区，改造一批中低产田。

三是千方百计加快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要重点放在公路、电力、通信和城市基础设施方面，通过长远规划，重点建设，为投资者提供一个设施齐备，环境优雅，便利实惠的投资环境。

2、打好农业结构调整牌。加大农业结构调整，是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而农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突出重点就是农业产业化问题，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有效地延长农业产业链条，通过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增加农业附加值，使农业的整体效益得到显著提高，因此，**县农业结构调整要按粮食创优质，经作创品牌，特色增效益和“稳棉、扩草、增菜”的思路，加大粮经二元结构向粮经草三元结构的转变，发展农业产业化，重点做好四大产业，一是做大做强棉花产业，重点加快推广杂交棉、制种、彩棉的种植。二是巩固提升制种产业，依托县内制种行业和龙头企业，按巩固传统制种，扩大高效制种，增加外贸制种的思路，全县制种面积落实到3万亩，实现50%的面积亩收入达到2500元以上。三是发展日光温室产业，要增加种植效益，扩大种植规模，优化品种，创新技术，搞活流通，完善机制，积极引导，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有机无土栽培，鲜切花卉和茄果类蔬菜的推广和种植，日光温室效益达到9000元/亩，使日光温室种植成业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实惠，。四是壮大特色产业，蕃茄、洋葱、孜然等特色农产品要依据市场需求引导龙头加工企业和流通大户按合同订单种植，使农产品加工增值。

3、打好民营经济发展牌。发展民营经济，必须本着保护、扶持的原则，选好项目，搞好引导和服务，要在优化环境、拓宽发展领域上下功夫。在优化发展环境上，一要用政策“引”的办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公正的法制环境，高效的政务环境，亲商重才的社会环境；二要采取金融“扶”办法，倡导诚信经营，为金融部门提供可靠的信誉保证，完备贷款程序和担保机制；三是采取典型“促”的办法，对棉花、脱水菜、蕃茄等企业，要培育、扶持、树立、推广，使它们快速成熟，尽快实现自身扩张。在民营经济发展领域上，一要拓宽现有领域，从建筑、餐饮、商品等极少数领域的狭隘中走出，寻找门路，形成多业发展态势；二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有志之士进行投入小，工艺简单，市场看好的小商品加工；三要加快市场培育，解决市场流通难的问题，市场培育应加强销售和营销网络建设，畅通外销、出口渠道，吸引外地客商来我县交易土特产品，使用权民营企业产品优、品牌响、价格好、销路畅。

趋利范文篇4

一、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当代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蓬勃兴起。它标志着人类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历史性的跨越。在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中，科技进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表现出六个方面的特点：

1、科学技术急剧发展，呈现知识爆炸的现象。近30年来，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果比过去2000年的总和还要多。以此推算，人类在2020年所拥有的知识当中，有90%现在还没有创造出来。今天的大学生到毕业的时候，他所学的知识有60%～70%已经过时。预计今后100年从事科研工作的人数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0%，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主要活动。

2、科学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成果商品化的周期大大缩短。20世纪前，人类从发明到应用电，时隔282年，电磁波通信时隔26年，而到20世纪，集成电路仅仅用了7年的时间就得到应用，而激光器仅仅用了1年。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在短短50年里，经历了5次大的科技变革：1945～1955年，人类相继开始利用核能；1955～1965年，人类开始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外层空间；1965～1975年，人类开始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1975～1985年，微处理机大量生产和应用，扩大了人脑的能力；1985年以来，以软件和网络化为标志，人类进入了信息化和网络化等新时代。这5次大的技术变革，构成了上个世纪最为壮观又多姿多彩的历史画面。

3、各学科、各技术领域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多种学科的综合、渗透和交叉，用于解决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导致了一系列新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的出现，比如环境科学、信息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空间科学等等。学科的分支已从20世纪初的600多门，发展到现在的6000多门。

4、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科学的发展揭示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所存在的内在紧密联系。比如环境问题，既是科技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超出了自然科学家的技术范围。

5、研究与开发的国际化趋势明显加快。全球性的信息网络，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科研人员、科研机构、科研仪器、资料等基础设施的流动和信息共享，大幅度降低了研究成本，使得全球研究开发资源有了可以充分流动和利用的新的、巨大的空间，逐步地形成了一个全球的研究村。在这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受益者，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一个挑战。

6、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已经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当代，生产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出现逆转现象。科学理论不仅走在生产和技术的前面，而且为生产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各种可能的途径。比如，先有了量子理论，而后促进了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又比如，利用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成就，发展了生物技术。所以，当代重大技术工艺或者工程往往是理论超前的。这种特点，决定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成为主导力量。

高技术及其产业是当代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我国手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2000元，传统工业人均年产值大约2万元，而高技术产业的人均年产值超过20万元甚至上百万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高技术及其产业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所以高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主要因素，成为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总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它与社会、经济、文化互动的多样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启示和新的理念，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

1、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今后5年至10年，因特网将迅速发展。计算机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软件技术及其产业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产业，美国的计算机和通信社会的投资占资本设备总投资的40%，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高薪就业机会。这种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变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人类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变革的影响。转贴于2、生物技术的突破，正酝酿着新的主导产业。20世纪70年以来，以DNA重组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技术蓬勃发展，全世界每年受益的1万项专利技术当中，有近1/3出自生物技术。生物技术已在酝酿大突破，表现在这几个方面：人类基因组计划、生物芯片技术、缘于生物技术的新药、农业生物技术，等等。

3、技术创新能力成为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决定因素。从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技术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在过去提到的亚洲四小龙中，台湾地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最小，新加坡次之，韩国最重，它们的科技竞争力强弱也和这个顺序一致。在科技竞争力的排名表上，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的名次分别是第7名、第9名、第28名。所以，迅速提高科技实力特别是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自强自立的当务之急，是事关民族利益、地位乃至民族生存的迫切任务。

4、在激烈的技术创新能力竞争中，企业组织结构经历新的调整。有如下特点：高新技术大企业研究开发生产、经营、销售服务的一体化；生产经营的分工专业化；公司之间强强合并、技术结盟，谋取在行业国际市场中的垄断地位；跨国公司加强网络化和国际化。

5、高新科技的发展强烈影响国家安全观念和格局。这种国家安全观念有：(1)经济安全。集中表现在对一体化国际市场的占有，在当前的国际竞争中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2)文化安全。西方发达国家赁借着科技优势，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靠文化传播和渗透的潜在影响不可低估。(3)国防安全。高技术已经成为国家军事安全的核心技术和支撑力量，是决胜的关键。(4)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广义的安全包括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了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

6、人类生产工作和生活方式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终身职业的概念将会成为历史的陈迹。信息革命对生活方式的变革，标志着人类在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大踏步的跨越。

三、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对策

首先是要在科技发展战略指导思想方面做出必要的调整，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1、要更加强调创新和跨越。从加入世贸组织的角度来看，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跨国公司通过在中国抢注专利，特别是高技术领域的专利，设置这种专利壁垒，已经对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设置了很大的障碍。在这种条件下，只有一条路，就是横下一条心，强调原始创新、强调跨越、强调走在人家前面。

2、要更加注意各种技术的集成和在集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产品和产业。注重单项技术，从技术发展角度是必要的，要继续做好基础性工作。但从科学技术和经济的结合特别是面对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出发，更加要注意强调在研究开发当中，贯彻以产品和产业为中心，实现各种技术有效的集成。

3、要集中力量，突出重点。一是要以产品或者新兴产业为中心，把我国的力量集中起来，办几件大事；二是把一些创新型的小项目适当分散，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形成新的重点。

4、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科技界有些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科学技术发展上，很多问题是可以并行的，不一定哪个就一定是错的，哪个就一定是对的，往往是大家意见都一致的时候，也就是技术发展的机遇或市场已不再存在或没有太大效益的时候。

5、要在应用开发研究当中，贯彻以企业为主体的原则，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在今后的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选择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电动汽车、信息安全和电子政务、电子金融、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奶业发展、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等一批重大关键技术专项。科技部下了很大的决心，准备投入55亿元，和企业的投入、地方的投入结合起来，在一些重大的产业技术方面力争实现突破，形成新的产品和产业。

四、应对加入WTO挑战，中国的科技工作的重要举措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总体上是机遇大于挑战。能否过好入世这一关，主要在于我们能否积极应对，趋利避害，争取主动。

1、实施人才战略。国际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核心是尖子人才的竞争。要在国家科技计划当中，把发现、培养和稳定青年人才特别是青年尖子人才，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要在国家科技计划当中广泛地采用课题制，要大幅度地提高经费当中人员的经费比例，克服科技管理当中“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更好地利用股权、期权奖励等方式建立新的激励机制，来体现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创新价值。

2、积极实施专利战略，强化知识产权的管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面临着很尖锐的挑战。有两组数字：一是有关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对专利的占有情况。在生物工程领域，美国拥有世界专利总量的59%，欧洲19%、日本17%，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5%；在药物领域，美国拥有51%以上的专利，欧洲33%，日本12%，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仅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高技术产业发展当中所面临的严峻的挑战。二是外国公司在中国抢注专利的情况。根据统计，在信息通信、航空航天、医药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国外公司发明专利的占有量大约为60%～90%。这两组数据说明，如果我们要发展自己的高技术产业，就必须跨过国外所设置的专利壁垒，特别是在高技术产业方面，我们面临着很艰巨的任务。要更多地关注专利，要把专利问题作为重大的战略问题来加以切实解决。

趋利范文篇5

一、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评析及革新原则的确立

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门针对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立法，目前外资并购的审批工作主要参照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执行。而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表现在：(1)审批程序严格，无自动审批规定，所有外资项目都必须经过外资主管机构的批准，而且一旦审批内容有所变更，又必须报经原审批机构重新审批；(2)审批时间较长，又兼官僚式的拖延，工作效率低下；(3)审批部门、环节过多，报批手续复杂，而且还有不同地区、行业、项目乃至外资设立形式的差别，纵横交错、权限不一；(4)一部分审批权的下放，引发各地程序、宽严度不一的问题，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盲目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和规模，不惜超越权限范围，出台形形色色的“土政策”，实行所谓审批的“特事特办”，常使外资审批制度形同虚设。

由此可见，现行外资审批制度并不具备现代市场经济对审批制度的科学、高效与透明度的要求，其费时费事的繁杂程序、层层重叠的审批机构、权限不一的种种标准，不仅使审批效率大受影响。而且众机构之同的内部协调以及审批结果的权威性也不一定有保障。况且，现行外资审批制度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针对“刨建式”外资进入而构建，并没有考虑到外资并购的特性，所以生搬硬套到外资并购的审批上更显矛盾重重。比如反垄断本应是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关键部分，但现行外资审批制度显然无所考虑，致使造成目前外资在许多行业占据垄断或控制地位的严峻局势。

毋庸置疑，各国实行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目的，皆是为能在最大限度的抑制外资并购对国内经济的消极影响，从而促进国内经济健康地发展。但是，缺乏科学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却可能导致迥异的效果。所以，欲达外资并购审批制度趋利避害的功效，其本身的科学与合理至关重要，必须符合以下原则：

(1)宽猛相济，适时调整。即在具体掌握其实质性标准和尺度时，一般都应注意避免走向过于宽泛或过于严格的两种极端，而应适时地根据本国在特定时期的社会情况、经济结构、企业制度、重点项目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要求，建立起相应的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从而有效地保证该项制度的实施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既定目标，又使其消极影响得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2)繁简得当，由繁趋简。因为实质性标准的宽严固然决定着审批制度实施的结果，但程序的繁简也会直接影响审批制度效能的发展，所以应随着外资并购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国内抵抗经济风险的能力增强，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走向规范化和效率化，包括审批期限缩短，审批机构与程序的简化等；

(3)透明度原则。审批制度缺乏透明度是外商抱有怨言的重大缺漏，为此必须做到：无论是国家层次还是地方层次的外资并购审批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审批程序，都应公开，透明，以求法的公平、公正目标。

二、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革新

笔者认为外资法应对外资审批制度作出统一规定，统一适用外资创建和外资并购，而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的特殊问题，应作出专门规定。具体的讲，包括外资并购审批机构、审批标准、审批种类、审批程序等。

（一）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制向单一制转变

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英国《公平交易法》规定为公平交易局，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定义为联邦卡特尔局。这些国家主要是有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和有序的竞争规则的基础，所以将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的审批统一于国家反不公平竞争机构负责。而我国具体国情决定对国内并购与外资并购必须适用不同审批制度，这引致审批主管机构的当然有别。即国内企业并购的审批以反不公平竞争机构为主，而对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应以外资主管机关为主。外资法应对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的审批和管理的具体权限作出详细规定，并从复合制审批向单一制审批转变。即改变原来审批机构层层叠叠，交叉混乱的局面，原来委托多个国家部门的权限，向国家外资主管机构集中，力争减少不必要的部门介入。

单一制审批是将审批权限完全统归中央，这种集权制度似乎与我国一贯倡导的简政放权政策不符。因为就一般规律而言，分权或放权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便于灵活简便地处理各项事务，缓解中央压力以及加快速度、缩短周期。但外资并购审批问题却有其特殊性：第一，外资并购审批要求统筹全局，从宏观上全面考虑国家安全、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等重大事宜，各地方政府一般难胜此任。第二，外资并购审批更多的是要求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有时甚至要以牺牲地方局部利益为代价。当两者之间产生冲突与矛盾时，地方政府往往不容易摆正位置。第三，由于各地方的发展不平衡，人员素质、执法水平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难免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一的混乱状况。第四，对国家政策精神、法律原则，从理解、领会到贯彻、执行，再加上一些请示和汇报，可能反而延误时间、降低效率。所以外资并购审批实行统一的集权管理体制似更为恰当。世界各国实行单一制审批的实践也表明，这一制度不仅极大地克服了复合制审批的诸多弊端，而且有效地防止了程序延误。

当然，由于外资并购的特殊性质，外资主管机构与某些专门部门的“联合”审批却是必不可少。如由于外资并购极易引发控制或垄断现象，所以外资并购除国家外资主管部门审批外，还应经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审批；再如外资并购的国内企业可能是国有企业与上市公司性质，这时参与“联合审批”还包括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还应当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等；外资以受让大综股权或其他方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证券管理部门审批等。所以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外资并购审批机构由复合审批制向单一审批制转变，主要是排除意义不大的一些政府部门的参与，而不是绝对的由外资主管部门的单一审批。

（二）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向有限核准制过渡

我国原有的外资并购普遍审批制具有不可避免的低效率的弊端，所以有必要按照国际惯例实行有限度的核准制。而要实行有限度的核准制，合理的审批类型的确立是关键，这对于减轻审批机构的负担、提高外资并购审批的效率以及外资市场准入政策和法律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影响。对于外资并购审批类型的划分，笔者以为德国的做法很值得借鉴，德国法律规定所有并购案件均须向联邦卡特尔办公室申报，这种申报根据不同情况可分三种：(1)事前申报。如果并购一方年营业额超过20亿马克，或并购双方的每一方年营业额超过10亿马克的并购案件，必须在并购交易完成前提交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审批。(2)事后申报。如果并购双方或多方合计年营业额在5亿马克以上10亿马克以下的案件，可以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报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审批。(3)事后备案。如果并购双方或多方合计年营业额在5亿马克以下的案件，免于进入并购审批程序，但在并购完成后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办公室备案。

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先进经验，笔者以为我国对于外资并购的审批亦可以分成事前申报、事后申报、事后备案三种基本类型。具体可为：(1)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不超过法定数额的，可采用事后备案形式，即免于进入并购审批程序，但在并购完成后须向审批机构备案。(2)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超过法定最低限但未超过法定最高限的，或者外资并购属国家允许类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未超过法定最高限的，可采用事后申报形式，即在并购交易完成后报审批机构审批。(3)如果外资并购属国家鼓励或允许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且并购规模超过法定最高限的，或者外资并购属国家限制外资准入行业的国内企业的，适用事前申报形式，即并购交易完成前必须提交审批机构审批。此外，对国家禁止外资准入的行业或一些重要产业（主要是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但未划入禁止类产业，如交通运输业中的铁路建设和经营管理、水上运输、航空运输、各类矿产资源开发等），应规定禁止或限定非控股比例。

（三）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

制定合理的审批标准对促进外资并购的积极效益和抑制其负面影响具有关键性意义，各国一般都是根据其具体国情而考虑多种因素。如加拿大投资法对外资并购审批标准的认定是综合以下因素：(1)这种并购对加拿大经济活动的投资效应；(2)加拿大公司及其涉及产业的参与程度与作用；(3)这种并购对提高加拿大生产率、产业效率、技术发展和产品革新等方面的效应；(4)这种并购对加拿大竞争的影响；(5)这种并购对加拿大民族工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6)这种并购对提高加拿大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的贡献。考虑到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的多方面冲击，我国外资并购的审批标准也应采纳综合标准，即应包括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效率等因素，使之既能通过外资并购的方式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并购方的所有权优势，又能防止并购方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同时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有效竞争并防止保护落后。

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标准，国外普遍采用的市场集中度是判断外资并购后是否会形成垄断或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较好选择。所谓市场集中度，是指市场上的企业数目和它们各自市场份额的函数。在美国1992年《合并指南》第1节规定使用赫尔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简称HHI）说明市场集中，若企业并购后市场上赫尔芬达尔指数不足1000，则并购不具反竞争效果；若并购后市场赫尔芬达尔指数在1000到1800之间，且并购后较并购前的指数提高不足100个点，并购也不具反竞争效果，但若提高了100个点以上，则是反竞争效果而可能遭禁止；若并购后市场赫尔芬达尔指数达到1800以上，且并购后较并购前的指数提高了不足50个点，则并购不具反竞争效果，但若提高了50个点，特别是提高100个点以上，便可断定并购可能产生市场势力而可能遭禁止。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2条确定与美国《合并指南》不同测度方法。该款规定，就某种特定的商品或工业服务，如果一个企业至少占有其它的市场份额或者3个或3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其50%或50%以上的市场份额，或者5个或5个以下企业共同占有其2/3或2/3以上的市场份额，则可推定这个或这些企业已取得市场支配地位。两种测度方法相比，德国规定比较简单、直观、对比性强，而且这种方法只是关于一个或少数几个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这对于相关的企业或执法机构都是比较容易取得的数据，而赫尔芬达尔指数据的计算需要复杂的统计工作，操作不方便。所以，我国对外资并购的反垄断审批标准应该依照德国做法，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对合理限度的“量”的标准作出合理界定。

（四）外资并购审批程序由繁到简的转变

对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效率性的追求，实现由繁到减的转变，包括：(1)缩短审批时间；(2)减少审批环节、审批手续及审批机构；(3)增强审批的透明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现有外资并购审批制度革新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对外资间接并购的特殊规定

外资间接并购大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在中国境内设立并由其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并购国内企业；二是外国投资者通过收购国内企业的原外资股东股权而并购国内企业，如“福耀模式”（注：1996年3月，法国圣戈班工业集团在香港收购福耀玻璃两家发起法人股东——香港三益发展有限公司和香港鸿侨海外发展有限公司，从而持有福耀42.166%的股份，取得了福耀第一大股东的地位。——资料来源：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外资间接并购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外资直接并购，表现在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间接并购方式规避有关外资并购法律，如其通过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已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并购国家产业政策不允其外资控股或独资的国内企业，从而逃避外资并购的审批制度的控制，如外国投资者也可以通过直接并购和间接并购的方式隐蔽地达到对国内某一产业的实质控制，从而规避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反垄断标准。因此，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对外资间接并购作出特别考虑，其除对外资间接并购的各种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外，还应针对外商间接并购产生的不同于直接并购的特殊问题作出专门的规制措施（比如将外商对被并购企业直接与间接持有股份合并计算；对某些外商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对国内企业并购视同外资并购等），以达抑制和消除外资间接并购产生的各种危害。

当然，上述外资间接并购的两种方式中，前者毕竟属国内企业之间的并购性质，其适用的主要法律规范应属规制国内企业之间并购的法律内容；后者的发生常常是在中国境外，按国际私法应由股票上市地或产权交易地的法律调整。这些因素决定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间接外资并购的规定只限于某些特殊问题，集中在外商通过间接并购方式规避国家产业政策和竞争法方面。

（二）对外资“增资扩股”并购的特殊规定

目前，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的形式并购经济效益好的合营企业已经成为外资并购的重要形式。与前述外资间接并购相似的是，外国投资者通过“增资扩股”并购合营企业，极易规避外资并购审查制度与外资产业政策。但由于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间增加资本的数额和程序以及外资出资比例的上限缺乏具体规定，导致对增资扩股式并购之法律规制几近空白，因而成为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当解决之任务。具体言之，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应规定在某些限制或禁止外资控股的产业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运用“增资扩股”式并购，杜绝外国投资者以此方式规避外资产业政策的行为。同时法律应规定合营企业章程与合同还应设立合资企业增资的效额和程序，当合资企业的一方单方面要求增加资本，并且增资的数额（一次或多次增资）会导致控股发生变化时，必须经过合资企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设立此程序的实质是赋予合资企业中方成员对外方成员的恶意增资的否决权。

（三）与外商出资比例规定相协调

规定外商出资比例的做法为大部分国家采用，其实质是体现东道国对外国资本的准入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并不是在于在某一行业完全排除外国投资者，而是在外商投资企业中增加当地资本的参与，从而有助于促进外商投资企业溶入东道国的的经济体制。目前各国对出资比例法律规定大体有两类：一是在不同的行业，适用不同的投资比例，对于本国越重要的行业，外商投资控股比例的限制越严格；二是规定一个适用国内一切行业的出资比例。后者又可细分为：(1)有下限而无上限，如我国外资法；(2)有上下限，可在此幅度内选择，如土耳其外资立法；(3)无上下限，只有一种选择比例，如东欧各国立法多采用49:51的比例。

我国现行外资法对外商出资比例的规定显得过于简单，表现在：一是只规定一个适用国内各行业的比例；二是只规定出资比例的下限而无上限的规定。凡此这些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不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外资产业政策标准相协调，体现不出外资产业政策对外资并购准入的鼓励、允许、限制以及禁止等指导精神。(2)不能与外资并购审批制度的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相适应，未能正确体现出外资并购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的轻重程度，从而增加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目标的实现难度。鉴于此，有关法律应对外商出资比例问题作出合理规定，具体包括：一是规定一个适用国内一切行业的比例，可只作下限规定而不规定上限；二是对不同的行业作出不同的上限规定，对于鼓励和允许外资进入产业，上限可为100%，对于限制外资进入的产业，应根据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程度分别给予最下限至100%之间的上限规定。只有这样，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对外资通过并购形式的进入程度的具体把握才能有效实现，并防止或减少外资并购给我国经济安全带来的负面效应。

【参考文献】

[1]郑海航主编《中国企业兼并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60页。

[2]刘李胜等：《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60页。

[3]肖冰：《外资审批制度的法律问题研究》，《现代法学》1997年第5期，第86页。

[4]史建三：《跨国并购论》，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46页。

趋利范文篇6

关键词：创业教育；大学生；价值取向；心理健康

当前，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和“双一流”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高校创业教育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大学生作为高校创业教育的主体，也是未来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但大学生创业者的价值取向、心理健康等问题，客观影响了其创业项目生命周期及创业成功率，迫切需要通过深化创业教育改革予以解决。

一、问题的提出

在实践层面上，大学生创业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失败风险，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增长趋缓的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者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容易出现多种心理、思想上的问题。同时，在大学生创业者中普遍存在创业就是创办企业、追求个人利益至上、追求财富最大化等认识误区。部分大学生创业者对创业抱有理想化的认知，特别是在创业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对学校甚至对社会产生不满。实际上，这些现象既是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冲突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内在使然，也是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冲突导致心理困惑的外在表现。加之，高校创业教育过程中出现的精英化、泛知识化、工具化以及实践功利化等现象，进一步激化了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的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心理健康，进而成为影响创业成功率的重要诱因之一。在理论层面上，创业者价值取向、创业者心理健康等问题一直是创业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对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有关联，创业教育对二者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目前研究较少。因此，结合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知识，实证研究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分析创业教育的调节作用，对促使高校创业教育改革始终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增强其价值引领过程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假设

价值取向和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属于人格心理学范畴。哈佛大学人格心理学创始人之一All-port提出，心理健康的关键在于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坚定且明确的价值取向是区分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成熟的标志（Allport，1950，pp.35−78），其提出的“个人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在心理学领域拥有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社会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的价值观与其认识、实践等活动密不可分，人格是促使人的价值观作用于活动的中介。价值观是人格形成的基础，但同时人格也是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形式，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国内学者黄希庭较早将价值观引入心理学，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诸多合理的教育建议（黄希庭，2014，第30—58页），论证了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紧密关系。（一）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关系。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是大学生在一定价值观的支配下，根据其自身需要对创业目的、创业功能及应然状态进行判断和选择时所呈现的倾向性。通俗地讲，可以将其理解为大学生对创业价值的取舍和追求，贯穿于其创业活动全过程，不仅会影响其设定创业目标，也影响其创业活动选择（Morris&Schindehutte,2005）、创业效果评价等方面，并对创业生涯意向有显著的影响（Gorgievski，Stephan，La-guna，&Moriano，2018）。从心理学视角，可将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视为一种创业认知，是刺激与反应的中介，同样的刺激之所以在不同大学生创业者身上会产生不同的反应，都是由于认知（主要是价值取向）的转换，通过认知对刺激赋予了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而各种认知之间的协调，是维持心理平衡，促进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Biberhofer，Lintner，Bernhardt，&Rieckmann，2019）。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着一定的影响。价值取向具有实践品格，与行为存在着一致性（陈莹、郑涌，2010），而创业行为的产生受创业者的动机驱动，根据需求层次理论，构建了受经济需要激励和社会需要激励的二维动机模型（窦大海、罗瑾琏，2011）。孔孟义利观是构建中国企业家价值取向的文化基础之一，“义利观”肯定了义与利的统一，承认“利”是“义”的物质基础，“义”是“利”的精神指导（赵薇，2013）。根据孔孟义利观已有研究，构建了“企业家”“企业的企业家”“社会的企业家”3种类型（吴颖，2010），分别对应创业者或企业家价值取向的经济趋利、满意客户和服务社会三个维度。创业者价值取向根据不同情境下的身份认同既有经济需要激励和社会需要激励，也有满足特定目标客户群体需要的归属需求（Yitshaki,&Kropp，2016）。基于此，本文将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分为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和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三个维度。当然，这三个维度在大学生创业者身上可能是层次关系，也可能是共存关系，并且是动态发展的，可用三向度图表示如图1。1.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对很多创业者而言，积累个人财富或提高收入是其主要创业目的之一。评估其创业盈利能力是创业者自我评价心理满意度的一个关键维度（Fauchart,&Marc，2011）。赚钱与企业家角色的传统观念有林刚等：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关，而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在创业者身上（Powell,&Baker，2014）。因此，部分大学生选择创业时往往把创业看作是对其有经济回报的活动，并需要一个可接受的收入水平，从心理上感到作为企业家的回报（Khelil，2016）。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a：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2.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尽管收入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至关重要，但许多大学生创业者还关心其他成就。除了为自己创造价值，创业者还通过创业活动为他人创造价值（Rindova，Barry,&KetchenJr，2009）。为他人创造价值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很重要，往往会增加其成就感，进而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创业者可能是第一个引入新的独特的产品或服务，以满足其客户的特定需求。尤其是在大学生中，有创造力并创新一些新的产品或服务成为创业者的基本动机之一（Diener,&Seligman，2004）。大学生创业者通过为其目标客户群体提供一些独特的产品或服务，获得了特定群体认可，将可能转化为心理满足和更积极的心理状态（Bergmann，Hundt，&Sternberg，2016）。目标群体的认可对年轻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这是促使他们成为创业者的动力之一。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b：大学生创业者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3.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通过创办企业或者非营利组织来创造社会效益也与创业者的角色有关，许多大学生创业者热衷于为一系列环境、健康、扶贫等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将其商业化（Adner,&Kapoor，2016）。创业者的新创企业还可能提高公众对未得到解决的社会需求的认知，并促使其他企业采取更可持续的做法。正如现阶段有很多大学生创业者的“公益创业”目标为了服务社会，他们更有可能被贡献社会的创业理念所吸引，满足社会成就心理。扮演服务社会角色是自我效能感的来源，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Stets，&Burke，2000）。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c：大学生创业者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二）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高校创业教育既包含对大学生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的引导与培养，也包含对大学生创业知识技能的传授与提高（李元元，2018）。当前，高校创业教育既要适应大学生个人发展的需求，更要适应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杜建群，2018）。当然，创业教育的前提和关键是培养大学生创业者良好的心理素质（陈灿军，2004），这样才能使其自如应对创业中的多方压力。基于此，在分析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关系时，需要考虑创业教育发挥的调节作用，提出以下假设：H2a：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被创业教育负向调节。H2b：大学生创业者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被创业教育正向调节。H2c：大学生创业者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被创业教育正向调节。本文将实证分析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及创业教育的调节机制（如图2所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19年1月组织开展的《大学生创业素养与价值取向调查》。调查利用问卷星平台，以网上定向问卷的形式，面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大学、扬州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36所高校创业孵化园的大学生创业者和创新创业班参加过创新创业实践的大学生，共收到网络问卷1855份，其中有效问卷1518份，有效问卷率81.83%。基本信息部分包含高校、性别、生源地、家庭月收入等信息，主要考虑到城市、城镇、农村等不同生源地来源的创业者、家庭收入不同层次的创业者，其创业经济压力可能不同，这与价值取向、心理健康可能有关联，作为控制变量考虑。（二）测评及信度效度检验。Goldberg（Goldberg，1978，pp.41−42）开发的心理健康问卷测评因简便、省时等特点而广泛用于创业者心理健康测评（Uy，Foo，&Song，2013）。国内有学者用Goldberg问卷测评了解公务员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其心理健康状况及与应酬压力、职业倦怠感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宋佾珈、张建新、张金凤，2014）。本文根据Goldberg开发的量表来测评创业者心理健康，依据Goldberg（1978）、Uy（2017）等学者的测量方式，采用5级Likert量表进行测量。问卷问题分为正向心理状态问题和负向心理状态问题：如“您最近能将精力专注于你正在做的事情上吗”“您觉得自己在做有用的事情吗”等6个方面的正向心理状态问题，见表1；“最近您因为担心焦虑而失眠吗”“经常感到紧张和压力吗”等6个负向心理状态问题，见表2。问卷质量高低对调查结果的真实性、适用性等具有决定性作用，为确保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对问卷进行试测，并对试测结果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判定Goldberg心理健康问卷的实用性和适切性。本次大学生创业者心理测量量表通过SPSS22.0进行效度分析，正向维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798，KMO值为0.828；负向维度的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46，KMO值为0.835；均大于0.7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性P值均小于0.001，表明选取测评问题均具有显著性。通过信度、效度分析以及测评问题的显著性分析，得出Goldberg开发的量表适合本次大学生创业者心理健康测评。大学生创业价值取向测评分为三个维度。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根据Palmroos&Kautonen（2010）提出的创业者收入与满意度，设计了创业者对创造个人财富方面表现的评价及满意度的问题，采用7级Likert量表进行测量，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94，大于0.7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KMO值为0.500，0.5以上表明可以做因子分析。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和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根据前文提到的Fauchart（2011）等学者测量方式。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包括“在目标客户群体中获得强大的社会认可”“成为解决目标客户需求的第一个推动者”等问题，采用7级Likert量表进行测量，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51，大于0.7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KMO值为0.902，0.7以上表明具有较好效度。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包括“对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提高公众对特定问题的认知”等问题，Cronbach’sAlpha系数为0.907，大于0.7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KMO值为0.861，0.7以上表明具有较好效度。各因子的显著性均小于0.001，表明选取的测评问题均具有显著性。创业教育测量根据Leeetal.（2005）等设计的创业教育激发大学生意识，丰富创业者的创业知识，对创业者成功创业起到重要作用，设计了“您对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满意度”“您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对您工作选择、事业帮助如何”等问题。创业教育测量采用7级Likert量表进行测量，Cronbach’sAlpha系数为0.825，大于0.7表明具有较高的信度；KMO值为0.681，0.6以上表明可以做因子分析。各因子的显著性均小于0.001，表明选取的测评问题均具有显著性，如表3所示。

四、实证检验

（一）假设检验。根据调研数据，首先对变量进行均值、标准差、相关程度分析，然后采用最大平衡值法旋转的因子分析法，降维得到结果值进行回归分析验证假设。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大学生创业者的心理健康程度与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创业教育均在P<0.01显著正相关，表明提出假设的可能性。同时，进一步采用最大平衡值法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值，通过回归模型对各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在回归分析之前，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心理健康程度与经济趋利型、满意客户型和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的容许度值分别是0.502、0.208、0.245，均大于0.1；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分别是1.993、4.812、4.082，均小于5，说明解释变量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序列相关DW检验值为1.933，表明不存在序列相关性。本研究对变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归一和去中心化；对提出的各项假设采用分层多元回归进行验证，在考虑基本信息中控制变量的性别、生源地、家庭收入、工作经验之外，重点探寻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创业教育调节变量分析按照温忠麟等提出的调节效应分析步骤（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本研究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假设模型分层回归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分层回归结果，创业教育对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进行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创业教育的偏回归系数检验，确定调节方向和调节效用，如图3。（二）结果分析。模型Ⅰ考虑了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家庭收入、工作经验是否对创业者心理健康有影响。从模型Ⅰ可以看出，性别、生源地、家庭收入、工作经验都对创业者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但性别、工作经验对大学生创业者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影响均不显著。模型Ⅱ考虑了在控制变量基础上，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对创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模型Ⅱ结果显示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回归系数0.252（P<0.01），表明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的核心支配地位，验证了假设H1a“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对创业者心理健康影响结果均是正值，验证了假设H1b“大学生创业者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H1c“大学生创业者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对心理健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较弱，不显著。模型Ⅲ考虑了创业教育的影响，创业教育对创业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正向的，但当前的创业教育对创业者心理健康影响较弱，不显著。模型Ⅳ考虑了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者价值取向和心理健康影响的调节作用。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经过调节其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得到了抑制，证明了创业教育的有效性，因此验证了假设H2a“大学生创业者经济趋利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被创业教育负向调节”。研究还表明，创业教育对大学生创业者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的调节也起到微弱抑制，H2b的假设得到反向结果，应该是“大学生创业者满意客户型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被创业教育负向调节”；创业教育对创业者服务社会型价值取向的调节微弱增强，初步验证了H2c“大学生创业者社会价值取向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被创业教育正向调节”。

五、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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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事业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它所包括的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医药服务、城市大医院的疑难疾病诊治服务等具有比较强的正外部性，社会效益明显，属于准公共产品。公共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纯公共产品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人人都不想出钱生产却想坐享其成；准公共产品的正外部效益可以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增进他人的利益，但并未因此得到报酬，导致准公共产品如果由私人生产将远远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卫生资源的最优配置，必将大大降低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必然导致布局不合理，降低服务可及性、干预重点和技术路线选择走向高端，降低卫生投入绩效以及服务价格攀升等一系列问题；在需求层面，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则必然带来部分社会成员无力求医的问题，并会带来诸多社会矛盾，全社会的健康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大。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脱不开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大环境，卫生事业都必须坚持公益性质，这是卫生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医改的总体走向决定着公立医院平衡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改革的具体措施。

但公立医疗机构在坚持公益性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平优先的同时，当然不能是坐吃山空的机构，更不能是花财挣钱的机器。公立医院不赚钱，即便是不亏损，那如何发展，财政投入的钱就这样一直维持现有的规模吗？医生同其他行业一样，上有老下有小，职业风险很大，也要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要有合理的收入，这就成了医院的成本。医疗服务还有其他的物质性的成本。公立医院不赚钱，至少意味着收入加财政补贴与成本相等。“成本=收入+财政补贴”的这个公式有三个变量，其中收入这个变量，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收入低于成本，要把公式两边做平，要么就增加财政补贴，要么把成本降低。我们搞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医疗，就是这种思路：财政补贴也补了，医生的工资水平也通过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价格也控制了，药品价格也一降再降，似乎我们应当感到受益了（医院少收了），但是没有，那只能是医院收高了。在这样的机制下，成本是可以人为搞大的，比如管理不善、浪费、效率不高等，这个收入可能让老百姓难以负担。不赚钱的机构，可能是效率极低、浪费很大的机构。

公立医疗机构不赚钱，似乎与坚持公益性质，坚持政府主导，坚持公平优先没有必然的联系。那医院的公益性体现在哪呢？最近，比尔·盖茨退休拿着毕生赚得的近4000亿搞慈善去了，如果中国只有4000万的穷人，每人可以分到1000元。这1000元可以花多久？他搞了个赚钱的慈善基金，这与慈善不矛盾：4000亿与相对于广大的慈善需求存在巨大的差距。市场机制不可回避，是经济的固有属性，是本身存在的。面对目前公益性淡薄的公立医院，如何处理宏观公益性与微观趋利现象的矛盾是公立医院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使公益与趋利和谐共存，公立医院要正确地创新改革，关键是要正确对待公益性和趋利性。公立医院的出资人是政府，政府没有趋利性，它要求的回报是人民的满意度最大。公立医院法人及职工有趋利性，他要求个人利益回报，追求职工利益最大。这就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也是当前公立医院改制改造面临的迫切任务。

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绝大多数是扩张型医院，政府应创办节约型医院，对公立医院实行总额预算控制，即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上缴、差额补助。在核定收入之内的结余政府并不要求上缴，超收才上缴，所以此举并不是恢复大锅饭、鼓励懒人，而是要解决让公益性和趋利性和谐发展的问题。医院可以在此基础上追求结余最大化，比如实行以循证医学为理论基础的临床路径管理和单病种付费制，在总收入不提高的情况下，降低总支出，增加结余，患者的人均医疗花费同时也减少了，达到共赢的效果。一个服务或者商品在公平的市场价格下，如果公众可以低于这个价格能够获得，公众就受益了，而能够保证这种获益的机制才能称其为具有公益性。至于这是否是合理的价格，就由那个为他报销的地方和医院去谈吧。因为为他报销的地方有时间、有精力去和医院谈判，也不存在什么“信息不对称”，就一定能谈出一个公平的价格。公立医院还是要赚钱的，如果硬要有个公益的标志的话，把赚来的钱别分掉而是用来发展，这就是公益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公立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要以盈利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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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推干部”，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许多地方都有过尝试，不少地方还有相当成功的经验。这种由“伯乐相马”向“赛场选马”式的过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体现，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选拔人才的方式。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公推干部的岗位都是经过“慎重”筛选的，一般都是人们印象中的“清水衙门”，间或地有一些如财政局一类单位的副职，这些岗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技术要求比较高。即便如此，这类岗位的竞争也比较激烈。这次之所以出现这种意想不到的结局，说到底还是高校的中层岗位太多的缘故。

针对这种情形，常州有关方面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职位受冷遇的情形，是因为“专业性强”，“能达到条件的人不多”。然而，47个岗位，有45个是高校的中层职位，此次公选的职位分布呈如此不对称局面，是导致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首因。常州此次公选高校中层职位领导干部与此前江苏各地公选厅长、市长、局长的火爆场面相差甚远。有专家针对这一情况一针见血地指出，高校中层干部不像厅长、局长那样吃香，对社会缺乏吸引力就很正常了，这从中也反映出社会对当什么官是有一套很功利的价值体系的。而人民网针对这种现象，就发出了“当官只为功利”的诘问。

官员的功利价值体系是切实存在的，并且是必须加以正视的。什么样的官位具有什么样的含金量，这是连不具有官场经验的老百姓也心知肚明的事情。何止官位，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岗位上也会有不同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力权限，正因如此，才有什么“清水衙门”、“肥缺”一类的说法。有些地方针对这种现象，曾用强制性的手段统一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即使如此，人往“肥”处走的趋利冲动也不曾停歇。而不时地见诸报端的有人为平级调动至“油水”多的部门、岗位，不惜进行巨额贿赂，也可看出“肥缺”的所谓含金量。而“交通厅长落马”现象，则是这一问题的最现实、最生动的注脚。

对官位或岗位的功利考量，是一种自然的冲动。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这个道理不差。但在制度设计时，不能先入为主地假定官员就一定是个心无尘埃的人民公仆。现代政治理论认为，和人一样，任何政府都是有趋利性的，必须假定其是一个“坏政府”，然后设计制度来扼制和约束它，防止政府使“坏”。对官员一样，必须用各种规范来防止官员滥用权力和资源。如果官员不能随意地支配和滥用权力，那么职位的差别就不会太大，官员对职位趋利“位差”就不那么明显了。杜绝了寻租的可能，所有的同一级别的职位在理论上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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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论的起点:红利之谜

1.红利之谜——主流金融学的“死穴”?行为金融学家们很早就声称从与分红相关的一些现象的研究中找到了当前主流金融学的“死穴”(ShefrinandStatman1984)。

1973年至1974年能源危机期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ConsolidatedEdisonCompany,CEC)准备取消红利支付。在1974年该公司的股东大会上,许多中小股东为此闹事,甚至有人扬言要对公司董事会成员采取暴力举动。显然,这一事件是主流金融学所无法解释的。Shefrin和Statman(1984)尖锐地提出:按照主流金融学的分析框架,CEC的股东只会对能源危机对公司股价的影响敏感,而绝不会为公司暂停支付红利的决定如此激动。因为在主流金融学的框架下,投资者遵循米勒(Miller)和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套利定价理论。他们知道,在不考虑税收与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一美元的红利和一美元的资本利得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随时可以通过卖出股票自制“红利”;而在收入税率高于资本利得税率的现实世界,减少股利支付会使股东的境况更好。那么为什么这么多股份公司还要发放红利呢?CEC的股东为什么会对公司停止支付红利做出如此激进的反映呢?

然而,米勒(Millerl986)却将这些攻击蔑视为“天大的玩笑”。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行为金融学形成的初期,其理论体系远未完善,各种“软肋”和“硬伤”成为主流金融学攻击的靶子。很少有人意识到其日后会对金融学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

2.行为金融与红利之谜。行为金融学独特的分析框架很好地解释了红利之谜。Shefrin和Statman基于Kahneman和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期望理论认为,投资者习惯于在潜意识中将其资产组合放入不同的意识账户(mentalaccounts)。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养老的,一些账户的资产可以偶尔赌一把,一些账户的资产是用来接受高等教育的,还有一些账户的资产是为度假准备的,如此等等。马柯维兹试图说服投资者考虑不同意识账户之间的协方差而将其看成一个投资组合,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仍然习惯于将资产划分为应对资产价格下跌的意识账户(持有现金和债券)和应对资产价格上涨的意识账户(持有股票、期权以及其它未定权益)。而投资者对这两类账户的风险偏好特性是马柯维兹协方差的所不能解释的(前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厌恶,而后者表现为极度的风险偏好)。CEC股票价格的下降属于资本意识账户的损失,而停止支付红利则是红利意识账户的损失。两个账户中同等数额的美元对投资者而言并不相同。

马柯维兹(Markowitz)指出,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忽略了不同资产之间的协方差,会使投资组合位于资产组合理论导出的有效前沿的下方。但Thaler和Shefrin(1981)针锋相对地指出,现实生活中受情绪等行为意识影响的投资者并非主流金融学框架下的完全理性人。他们不具有完美的自控能力,容易趋于各种诱惑。将资产划入不同的意识账户的做法实际上更有利于投资者提高自控能力。至于马柯维兹的有效前沿只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罢了。

制定行动规则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方式。正如对于沉迷于酒精的人来说“最多喝到第一次摔倒”是一种很好的自控标准一样,“消费红利、绝不动用资本利得”是消费欲望强烈的投资者的自控标准。那些认为停止红利支付会使其丧失收入来源的CEC的小股东们实际上是在忠实地执行绝不动用资本利得的自控规则。这些人将持有CEC的股票放到了获得稳定收入来源的收入意识账户。他们担心,一旦开始自制红利(卖股票),就会像酒鬼碰到酒一样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失去一切。

对于遵循行为金融的投资者而言,自制红利还有另一个不足之处——它开启了遗憾之门(doortoregret)。Kahneman和Tversky(1982)将遗憾(Regret)定义为投资者发现不同的选择本能得到更好的结果时的痛苦感觉。设想一个投资者用分红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另一个投资者用卖掉股票所得的1000美元购买了一台同样型号的电视机。Kahneman和Tversky问道:当股票价格上升时,这两个投资者会感到同样遗憾吗?遗憾总是和责任相连的,而责任来源于选择。买卖股票是一种重大的抉择,自然可能导致重大的遗憾。而等待分红是一种不必选择的选择,自然遗憾较少。

二、争论的核心:市场有效性

过度反应(overreaction)与滞后反应(underreaction)是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争论双方所使用的一个重要武器。但对过度反应与滞后反应的研究涉及到金融学领域至今还未形成统一认识的市场有效性问题。对市场有效性通常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意味着投资者不可能找到系统有效地打败市场的方法。另一种理解认为,有效市场下证券价格是理性的(rational)。理性价格仅仅反映市场对风险收益进行权衡的理性趋利特性(数理金融中的无套利均衡),而并不反映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value-expres-sive)特性。

资产分配策略(tacticalassetallocation,TAA)反映了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性和理性价格意义上的有效性的差别。秉承资产分配策略的投资者试图在股市出现泡沫时抛出股票,在股市出现恐慌时买进股票。在对泡沫与恐慌的判断中实际上包含着投资者情绪这种价值感受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是容易被打败的。Philips,Rogers和Capaldi(1996)发现,资产分配策略在1977-1988年非常成功,1988年以后就失效了。其中,这一策略在1987年的股市大恐慌时最为成功。大多数秉承这一策略的投资者在股市崩盘之前已经抛空头寸。不过,遗憾的是,这些投资者大多在股市达到最低点时仍然驻足不前,从而丧失了在随后的股市复苏中大赚一笔的机会。看来,打败市场决非易事。

在金融学家们对市场有效性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似乎忘记了Fama(1991)的论述:市场有效性是不可检验的。对市场有效性的检验必须借助于有关预期收益的模型,如CAPM、APT等。如果实际收益与模型得出的预期收益不符,则认为市场是无效的。我们经常见到的验证某一金融市场低价股和具有较高B/M(book-to-marketratios)的股票存在超额收益率的实证研究,其实都是在试图否定市场有效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得出超额收益的预期收益模型本身就是错误的呢?因此,市场有效性必须和相关的预期收益模型同时得到证明。这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预期收益模型的建立以市场有效为假定前提,而检验市场有效性时,又先验假设预期收益模型是正确的。用市场有效性前提下的预期收益模型是无法检验市场有效性的。以最为常用的CAPM和APT为例,市场有效性不成立,CAPM和APT就不成立。但反过来并不能因CAPM和APT导出的结论与市场有效性不符而否定市场有效性——因为CAPM和APT本身有可能是错误的。

由于以上原因,尽管关于市场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如火如荼,却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研究者们都极力试图使市场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佐证。他们往往对不同时期、不同市场的数据采用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处理,研究结果不免有失客观性。Hawawini和Keim(1998)曾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全面的研究。他们采集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数据,与不同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一塌糊涂。最终,Hawawini利Keim不得不回到Fama(1991)的论述:现有金融手段无法验证是资产定价理论有错误还是市场是无效的。他们无奈地写道:我们希望这一问题能够在下一个百年得到解决。

尽管如此,价值感受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资产价格具有重要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纯理性的价格并不存在。因此,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市场不可战胜意义上的有效市场)似乎更为科学。

行为金融学正是基于对市场有效性的第一种理解致力于探索同时反映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资产定价模型。

三、争论的新发展

1.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主流金融学认为行为金融学对投资者价值感受的过分关注已经走入歧途。比如,Miller指出,股票价格不仅仅是一个回报率。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故事,家庭的支出变化、家庭矛盾、遗产划分、离婚协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研究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定价理论就是要从扑朔迷离的市场中寻求决定市场发展方向的主要因素。过分关注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只会使我们迷失研究方向。

然而,行为金融学家则坚持认为对投资者行为进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MeirStatman(1999)指出,其实CAPM也是从投资者行为人手的。在CAPM中,所有投资者均被假设为只关心投资回报和投资组合的协方差(风险),二者的均衡便导出结论。现在,行为金融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改变CAPM的假设,使其更接近现实,怎么能认为它不重要呢?Shefrin和Statman(1994)构筑了BAPM(be-havioralasset-pricingmodel)作为主流金融学中CAPM的对应物。BAPM将投资者分为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rs)和噪声交易者(noisetraders)两种类型。信息交易者即CAPM下的投资者,他们从不犯认知错误,而且不同个体之间表现有良好的统计均方差性;噪声交易者则是那些处于CAPM框架之外的投资者,他们时常犯认知错误,不同个体之间具有显著的异方差性。将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以及两者在市场上的交互作用同时纳入资产定价框架是BAPM的一大创举。

BAPM中证券的预期收益决定于其行为贝塔(behavioralbetas),即正切均方差效应(tangentmean-variance-efficient)资产组合的贝塔。因为噪声交易者对证券价格的影响,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并非市场组合(marketportfolio)。比如,噪声交易者倾向于高估成长型股票的价格,相应的,市场组合中成长型股票的比例也就偏高。为了纠正这种偏差,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较之市场组合要人为调高成熟型股票的比例。

标准贝塔和行为贝塔的估计是一个难点。在CAPM中,我们都知道市场组合的构成原理但却找不到精确构造市场组合的方法,因此在计算标准贝塔时只好用股票指数代替市场组合。行为贝塔的计算就更加困难。因为正切均方差效应资产组合随时都在变化,这个月还在起重要作用的行为因素下个月可能变得微乎其微,我们很难找到它的有效的替代物。

当然,这些问题决不能阻止金融学家们对资产定价模型的追求。CAPM也好,BAPM也好,究其根本,所有资产定价模型都是经济学中供求均衡基本思想的一个翻版。供求曲线既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如对产品成本、替代物价格的分析),也决定于消费者的价值感受(如口味等)。在CAPM中,供求仅仅决定于理性趋利特性下的标准贝塔,在三因子APT中,供求决定于公司规模(size)、B/M以及市场组合本身,但对公司规模和BM的判断是具有理性趋利特性的客观标准呢,还是反映了投资者的价值感受特性呢?Fama和French(1992)持前一种观点,Brennan、Chordia和Subrahmanyam(1992)则持后一种观点。

BAPM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的诸多因素。比如钦佩(admirafion)这种价值感受特性。《财富》杂志每年都对职业经理人和投资分析家最钦佩的公司做一次调查。Shefrin和Statman(1995)发现,回答者明显偏爱其钦佩的公司的股票,而且这种偏爱已经明显地超越了预期回报(理性)的解释能力。在股票市场上,人们对成长股的追捧同样超越了理性。事实证明,价值感受特性和理性趋利特性一样,应当成为决定预期收益的参数。

2.行为金融组合理论(BehavioralPortfolioTheory)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金融机构在实践中所使用的资产组合和主流金融学中马柯维兹均方差组合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Fisher和Statman(1997)发现共同基金为一些投资者采取了较高比例股票的投资组合,对另一些投资者却采取了较高比例债券的投资组合,这显然有悖于主流金融学中的两基金分离定理(two-fundseparation)。因为两基金分离定理证明所有有效组合都能够表示为一个股票与债券具有固定比例的风险组合和不同数量的无风险证券的组合。

Shefrin和Statman(1999)提出了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替代马柯维兹的均方差组合理论。均方差组合投资者将资产组合看成一个整体,他们在构建资产组合时只考虑不同证券之间的协方差,并且他们都是对风险的态度不变的风险厌恶者。行为金融组合者则具有金字塔型层状结构的资产组合。资产组合金字塔的每一层都对应着投资者特定的投资目的和风险特性(方差)。一些资金投资于最底层防止变得不名一文,一些资金则被投资于更高层次用来争取变得更富有。

行为金融组合理论较之均方差组合理论较好的和目前十分流行的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构筑资产组合的方法达到理论与实践上的一致性,但仍有许多具体问题有待进一步突破。比如,如何将各种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进行定性、定量的区分与描述,如何具体构筑层状组合结构每一层的资产组合,等等。

3.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CAPM等主流金融学模型都在关注不同股票的预期收益差异,但同一股票不同时期的预期收益如何变化,风险补偿会不会变化,抑或说如何衡量泡沫呢?在这方面,行为金融学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解释能力。

风险补偿是金融工具(这里指股票)预期收益率与无风险证券收益率之间的差值。风险补偿的名称是针对金融工具的接受方而言的,对于金融工具的转让方而言,它又被称作风险贴水。它名义上是对风险的补偿,但它实际上涵盖了包括理性趋利特性和价值感受特性在内的决定股票收益的所有因素。Shefrin(1999a,b)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得出基本因素和市场情绪(sentiment)共同决定风险补偿。Porter和Smith(1995)则在实验室环境下成功模拟了泡沫的形成过程。

四、前景展望:行为金融学——新的主流金融学?

众所周知,主流金融学建立在米勒和莫迪利安尼套利定价理论、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夏普一林特纳一布莱克(Sharpe,LintnerandBlack)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以及布莱克一斯科尔斯一默顿(Black,Scholes,andMerton)期权定价理论(OPT)的理论基石之上的。主流金融学之所以至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以最少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似乎能够解决所有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

几乎没有理论体系会与所有的实证研究相吻合,主流经济学也不例外。米勒承认红利问题对于主流金融学而言是一个迷,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通常情况下的金融市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和有关红利的特殊模型联合起来,将是很完善的,至少不会比其它任何模型差。对现有金融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基于行为金融或是其它理论的重建既非必要,也决不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Schwert(1983)十分不情愿地接受了需要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以解释反常现象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新的资产定价理论也必须是在所有投资者都理性地追求最大化的框架之内。而DeBondt和Thaler(1985)强调,股票价格超涨超跌的过度反应实际上是一种超越理性的认知缺陷。Shiller(1981,1990)则明确指出,股票价格的涨落总是被非理性的狂热所左右,理性并不可靠。由此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目前的争论是水火不容的。

和主流金融学一样,行为金融学也由许多有用的工具构成。这些工具有些为主流金融学与行为金融学共有,有些则是行为金融学独有,如人类行为的易感性(susceptibility)、认知缺陷(cognitiveerrors)、风险偏好的变动(Varyingattitudestowardrisk)、遗憾厌恶(aversiontoregret)、自控缺陷(imperfectself-control)以及同时将理性趋利特性和投资者情绪等价值感受作为自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等等。

一些人认为,行为金融学不过是将心理学引入了金融学,但是心理学从来没有离开过金融学。尽管行为模型不一样,但所有的行为都没有超越心理学。主流金融学又何尝不对投资者的行为(指导行为的是心理)做出假设呢?只不过主流金融投资者的行为被理性(rational)所模型化,行为金融投资者的行为则被置于正常(normal)的模型之中。理性与正常并非完全相悖。理性行为通常被定义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而追求效用最大化被认为是很正常的。面对10美元与20美元的选择,理性人和正常人都会选择20美元。公务员之家

综上所述,在很短的时间内,行为金融学迅速崛起。无论认同还是反对,任何一名金融学者都在对行为金融学提出的问题与得到的结论进行仔细推敲。这一事实本身足以展示行为金融学在当今金融学领域的地位及发展前景。从对主流金融学的假设与结论提出质疑,到对市场有效性、风险、资产定价模型等问题提出自己独特的观点,一直到提出自己的资产组合理论,行为金融学正在逐步向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发展。可以预见,行为金融学和主流金融学围绕本文上述问题的争论也将随之深入。虽然行为金融学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学还只是行为金融学家的一厢情愿,但行为金融学必将对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也许正如Thaler(1994)所说,终将有一天“行为金融学”作为一个名词将不再被人提起——这是多余的。人们在对资产定价时将很自然地考虑各种“行为金融”意义上的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更相信行为金融学与主流金融学在争论中不断融合,形成新的更具实践性的主流金融学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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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利范文篇10

关键词：虚假会计信息；违法成本；内部审计；外部审计；会计诚信

虚假会计信息问题自会计的产生而产生，随会计的发展而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其中不乏法规、制度本身的不完善而使会计信息难以保证完全真实、公允（制度性失真）；会计规则执行人由于未能对会计规则透彻理解而做出了错误判断（行为性失真）；以及为使自身利益膨胀而损害他人利益而编造的虚假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其中历史悠久，普遍认同的当属违规性失真。

虚假会计信息的泛滥触目惊心，近年来一桩桩涉及国内外知名公司、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造假案件使人们不仅对企业自身，甚至对证监会、注册会计师等中介机构产生了重重置疑。是什么原因使“泛假主义”如此猖獗、有恃无恐？造假者的趋利动机难以根除，但动机转化为结果是需要条件的，如何防范虚假信息已不仅仅是会计界的问题，它已经演变成了政治界、经济界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

1加大违法成本，健全制约机制

1.1对违法者的相关处罚

有人曾把上市公司比作足球，证监会是守门员，地方政府、会计师及证券商都是射手，射手们齐心协力、一定要把上市公司这个球踢进大门！这么多人齐心协力，也难怪造假猖獗，难于治理了。

如今，公司上市的数量越来越多，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更是数不胜数，其中，虚假会计信息占很高的比重。由于查处力度不够，某一公司的虚假信息被查出的可能性很是微小，这本足以另造假者欣慰，即使被查出，处罚又很轻微，一般的处罚主要有公开谴责、通报批评、警告、罚款、市场禁入、禁业、吊销执业证书等。除非达到红光实业、琼民源、大庆联谊之流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才见有所举措———追究刑事责任。刑事处罚最重一般也不会超过5年的有期徒刑。针对民事赔偿问题，更是无依据可循。

再说对涉案的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的处理，“重单位处罚，轻个人处罚”，仍以行政处罚为主。即便如此，对于投资者来说，过高的诉讼成本和过低的诉讼收益使其将注册会计师推上被告席的几率也是很低，这就更加助长了注册会计师充当“射手”的风气。

1.2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

在这里，我们要很好地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加大“泛假者”的违法成本———通过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真。虚假会计信息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时期法律环境的具体情况。目前，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治理虚假会计信息最有效的途径也恐怕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来得最快。如果法律条文对会计违法行为规定明确（包括有关的民事赔偿问题），可操作性强，便于执法部门对虚假会计信息认定和管理；同时严格执法程序，加大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使其违法所获收益难于弥补其违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其造假行为自会加以收敛。诚然，即使对于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的再完善，但是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处罚不到位，或者疏于对违法行为的检查，客观上就会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导致虚假会计信息的有增无减。

2发挥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的作用，严格控制虚假会计信息的发生

只有可参照的法律条文还不够，要想加大对虚假会计行为的处罚力度，首先必须将违法者从众多的企业中查找出来，这是前提。我们不能总是指望造假企业如滚雪球般将造假规模越滚越大，最后实在包不住了，才被披露出来。这时，无论采取怎样严厉的惩治手段，投资者的损失都已难以得到弥补，只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而已。在这之前，我们应该想到的是审计———必须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与评价功能，将虚假会计信息制造者扼杀于其壮大之前。政府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内部审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审计监督体系。在国际上，作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载体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主要有独资、普通合伙、有限责任公司制、有限责任合伙制四种组织形式。我国目前主要有普通合伙制和有限责任公司制二种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另外两种形式：独资会计师事务所和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独资会计师事务所由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的个人独立开业，承担无限责任。虽然承担无限责任，但实际发生风险的程度相对较低，非常适合于小型企业记账、纳税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有限责任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最明显的特征是合伙人只需承担有限责任。无过错的合伙人对于其他合伙人的过失或不当执业行为不承担责任。除非该合伙人参与了过失或不当执业行为。这种组织形式是为顺应经济发展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要求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兴起，到1995年底，原“六大”国际会计公司在美国的执业机构已完成了向有限责任合伙制的转型，在它们的主导下，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也陆续开始转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降低审计风险，从而有利于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财务报告的监督。

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企业内部控制与预算管理”专题研讨会上说：财政部会计司正加快研究，制定一批新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以推动我国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建设。过去，我们多注重外部审计监督作用而忽视内部审计评价职能，一手硬，一手软。企业管理者对内部审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内部审计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尊重，无法发挥其在虚假会计信息治理中的监管作用。为“内部人控制”带来了更多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