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论范文10篇

齐物论范文篇1

[关键词]庄子齐物论价值标准道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代表篇目，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战国百家争鸣，各不相让，陷于是非之中的人，激于意气，互相攻击。庄子主张忘彼此、齐是非、混成毁、一有无，让光彩含而不露，“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真宰”，即超越于万物是非变化之上的“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和争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

一、对是非争辩的齐一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此即“齐论”。因此，“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庄子解开心灵桎梏的方法。

庄子批判在理论思辨的观念市场中的争逐，批判那种汲汲营营，担心受怕，好胜好强的心态处境。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他认为，追求真理至道的人，应该有一种舒适愉悦的心境，因为自然的奥秘本也是如此的逍遥自适，庄子观念中的“道”就是一个“逍遥自适无目的巧妙的造化安排”，因此体贴了这个最高真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生活中体现一种自在轻松的情怀，但是战国时代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说客们，哪一个不是好强雄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彼此伤害呢？哪一个人物展现了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无胸怀呢？所以他们从生活情调上就已经悖道远甚了，所以庄子在生活情调上予以辛辣的讽刺，庄子说：“喜怒哀乐，虑叹变悊，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其萌。”（《齐物论》）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象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可见，在理念的战场上耗尽心神，消亡精力，真是人世间的悲哀，人们口口声声以此为追求真理，其实却正是在远离真理。庄子不禁发出感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因此，庄子就试图寻求一条解开心灵桎梏的道路，使之展现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的胸怀，“齐论”正体现了这一点，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予以彻底否定。

庄子否定社会议论的绝对性就是否定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所有议论。他对于战国百家的议论纷纭，虽然都不赞成，但却不正面反对任何一家的理论，反而是从知识的绝对性问题入手，瓦解所有的社会议论的绝对性。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和经历为背景，以自己的立场为坐标而作出议论的，因而议论总有一个观念上已经预设好了的出发点，总有一个特定的发言角度，所以永远不能无限地扩散这个观点的适用范围，当所有的议论都在一定范围使用时，它们是有效的。可惜的是，人们在辛勤地钻研出了任何自以为极端宝贵的观念之后，都是无穷扩散、任意解释，反而无限地普遍化了自己的观点，使之趋于僵化。任何的社会议论都不能有适用上的绝对性，如果我们心胸宽广，没有任何成见的话，我们都可以相当充分地理解任何观点的有用性，并进而欣赏这些观点的智慧形态，当然也同时清楚地知道这些观点的适用范围。然而世人心胸多不开朗，有了一点见解就要钻牛角尖，得了一点经验，就要无限地推演，于是理论市场中充满了排斥他人观点的绝对性意见，有你无我，非要辩个你死我活不可，生命的精彩就被这种心理的纠结给遮盖了，于是距离自然的逍遥也愈加地遥远了。所以庄子说：”欲是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与其喋喋不休于是非曲直，不如以平静的心情去关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

“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齐物论》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对于追求逍遥自适境界的意义便在于卸下人类繁重的心理包袱，从而为追求“至人”（内篇《逍遥游》）境界打开心理空间，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观念的纷纭。由此，庄子在本篇中提出了主体价值标准的“多元”的问题。

庄子说：“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不少论者依据上文断言庄子混淆是非，宣扬相对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将会认识到庄子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与否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价值反映的是主体需要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和需要，他们与客体之间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因而，人类、泥鳅、猿猴、麋鹿、蜈蚣、猫头鹰等这些不同的主体与客体世界理应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从人的居住、饮食和审美标准去观察周围的动物，人类就会”是非之途，樊然淆乱”（《齐物论》），迷惑不解，不知何为“正处”、“正位”和“正色”，不会谈论是非曲直。由此可见，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主体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存在问题。在庄子看来，如果人们仅仅从单一的价值标准（庄子称之为”自我观之”）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就会陷入价值认识的误区。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任何主体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存在，就象人类双脚踏出的万条道路一样，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如同世间万物的名称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任何主体价值评价标准都具有两面性：“然”与“不然”，即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肯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否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应该推翻的，这是所谓“不然于不然”。

庄子认为任何分析和评价都是个人的一偏之见，都是“分也，有不分也；辩也，也不辩也”（《齐物论》），都是有取有舍，有得有失。世人与其“自贵而相贱”，不如“是不是，然不然”（《齐物论》），以包容的心胸看待不同的个体价值趋向。庄子认为价值标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他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外篇《天地》），“有万不同之谓富”，希望人们宽容不同的价值趋向，号召人们“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庄子主张宽容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要求世人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人间的是是非非，这种处世态度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社会上的知识观念，才能在心境上达到不为外在情境所烦扰的境界，才可以尽情地追求心灵上的逍遥自适，真正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

三、向自然之道的回归

从理论上来说，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对“自然运行原理”本身的超越性的论点，“超越性”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的原理是难以把握的，是一般社会议论的层次无法掌握的，因为“道”只是一个自然、逍遥、自适、巧妙、无目的的造化安排，人们要善于体会这个“道”，而且只有对于“道”的理解才是人间智慧的极致，因此，一般社会议论之知的绝对性并不存在。

道家以道为其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统括一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始，是宇宙的总法则。道家确立道论的最主要目的是把道作为所有人事标准，要求人应遵循道，人合于道。人若能合于道，人类社会自然不会违道。道家追求人合于道的前提是：人出于道却背离了道。天地万物，均统辖于道，何以惟独人背离了道？

庄子作为道家之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如此论道的：“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内篇《大宗师》）。道论的确立，本身亦即确立了人出于道这一关系。庄子曾明确论述人是出于道的：“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内篇《德充符》）这里的“道”与“天”应是同义的。人出于道，这是人与道的第一层关系，但重要的是人与道的第二层关系人背离了道。《庄子》中讲：“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於心。”（外篇《缮性》）这就是讲人与道的背离。人出于道，但人往往背离了道。这一矛盾是人和人类社会所有痛苦与罪恶的根源。道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人与道的背离，使人合于道。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清楚矛盾起于何处，也就是说，道家必先知矛盾关键之所在，种种体道方法才能有的放矢。不然，如何能提出解决方法？人与道，首先，矛盾是起于人这一面，自不待言。但人出于道为何却背离了道？我们可以从道家对人的种种要求及体道方法中来分析，看究竟是什么使人背离了道。

庄子把人背离道的原因直接归于精神，虽然这在老子那里只是一个推论。《齐物论》中讲：“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魂交”指睡眠时做梦，“形开”指觉醒时感官形体功能开启，这所描述的正是人的普遍的精神活动，睡眠与觉醒都不停息。这与《德充符》中说惠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是同样的意思，说的也是精神驰逐外物这种状态。精神驰逐于外，劳而不休，这种精神状态庄子认为是背离道的。与此相反，体道“真人”则是“其寐不梦，其觉无扰”（内篇《大宗师》），这与“魂交”、“形开”正相反，是一种安静闲适的精神状态。以上已表达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精神。庄子的“坐忘”也明确反对人的精神活动，“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内篇《大宗师》）。这里虽未有表示精神的概念，但这是针对人的精神而言的。“堕肢体”和“离形”是指消除自我意识，“黜聪明”和“去知”是指摆脱对象意识，也就是忘掉自我和外物，达此“坐忘”境界才能体道。庄子还讲过：“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内篇《大宗师》）这也是对人的某种精神现象的反对。此外“造化”指的是道，“人耳人耳”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不祥”就是背离道。庄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人的这种刻意于物我之分或对立的自我意识使人背离道，这可以与庄子的齐物思想相对照：“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是在讲不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不是不承认物我之分别，而是不要刻意于物我之分别，应将物我混而为一。《齐物论》中的“吾丧我”是庄子对自我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反对的最典型的体现。“吾丧我”，把我自己主观的一切观念、意见、情绪、感受都予以化解摈弃，让“自己”不出现，从而进入“道的超越性”之中，让自我的心灵澄静下来，齐平地观赏议论的流动。以上这些都明确地说明庄子认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人之精神。把握住人背离道的根源，才能做到提纲挈领。天地万物受自然支配，自然有其不易之法则，但人与天地万物不同，人虽生于自然，但自然并未给人以固定的法则，因为人有精神，人受自己的精神支配。

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要使人合于道就必然要从这个“精神”入手。庄子是主张通过什么体道，是否要求去除精神？庄子逍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榖熟。”（内篇《逍遥游》）这是体悟大道的表现，“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的显然不是指形体，而是指精神。只有精神可以超脱现实，游于天地、人世之外，形体是不可能的。庄子是主张齐生死的，追求的是精神的逍遥，不是追求形体成仙（追求成仙是后来道教的事）。庄子在《齐物论》中是这样说的：“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差别，而是在承认差别实存的前提下，在精神上不刻意于差别，于是不生是非、好恶之情。若精神执着于是非、好恶，无疑是给自己戴上沉重的心理枷锁，人类将无法逍遥而游，而只能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齐物论》），纵观庄子的思想，齐物之论是为其逍遥以游的目的而发的。“逍遥”、“齐物”都是讲精神，而不是别的。此外，《庄子》中讲：“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伦。”（外篇《刻意》）这就更直接清楚地讲出惟有精神能体道。

结语

庄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庄子的著作是留给人间的悲剧曲谱。庄子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深受贫穷与痛苦的长期折磨。他不但能超脱于人世的哀乐之情以外，而且还从自然万物生生不已的变化中，找到了超越于悲哀之外的自然基础，甚至他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将要降临自身的死神。他求得与自然运行机制的合一，在这种合一里，找到心灵的慰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然而，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屈从中，却蕴涵着既是属于庄子个人的同时又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意志与能量，这在另一名篇《逍遥游》中便可见一斑。

注释

参见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参见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4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中国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3]黄坚：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6月

齐物论范文篇2

[关键词]庄子齐物论价值标准道

《齐物论》是《庄子》中的代表篇目，与“逍遥游”一并构成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主体。战国百家争鸣，各不相让，陷于是非之中的人，激于意气，互相攻击。庄子主张忘彼此、齐是非、混成毁、一有无，让光彩含而不露，“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真宰”，即超越于万物是非变化之上的“道”。庄子看到了客观事物的对立，但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他又认为这一切是统一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都是没有区别的，各种各样的学派和争论也都是没有价值的。是与非、正与误，从事物本于一体的观点看也是不存在的。

一、对是非争辩的齐一

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是千差万别，归根结底却又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既然世间万物是齐一的，那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此即“齐论”。因此，“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庄子解开心灵桎梏的方法。

庄子批判在理论思辨的观念市场中的争逐，批判那种汲汲营营，担心受怕，好胜好强的心态处境。庄子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杀如秋冬，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齐物论》）他认为，追求真理至道的人，应该有一种舒适愉悦的心境，因为自然的奥秘本也是如此的逍遥自适，庄子观念中的“道”就是一个“逍遥自适无目的巧妙的造化安排”，因此体贴了这个最高真理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在生活中体现一种自在轻松的情怀，但是战国时代奔走呼号的知识分子、说客们，哪一个不是好强雄辩、勾心斗角损人利己、彼此伤害呢？哪一个人物展现了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无胸怀呢？所以他们从生活情调上就已经悖道远甚了，所以庄子在生活情调上予以辛辣的讽刺，庄子说：“喜怒哀乐，虑叹变悊，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其萌。”（《齐物论》）他们欣喜、愤怒、悲哀、欢乐，他们忧思、叹惋、反复、恐惧，他们躁动轻浮、奢华放纵、情张欲狂、造姿作态，好象乐声从中空的乐管中发出，又像菌类由地气蒸腾而成。这种种情态日夜在面前相互对应地更换与替代，却不知道是怎么萌生的。可见，在理念的战场上耗尽心神，消亡精力，真是人世间的悲哀，人们口口声声以此为追求真理，其实却正是在远离真理。庄子不禁发出感慨：“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齐物论》）因此，庄子就试图寻求一条解开心灵桎梏的道路，使之展现自得其乐的宁静舒适的胸怀，“齐论”正体现了这一点，对社会知识的绝对性予以彻底否定。

庄子否定社会议论的绝对性就是否定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所有议论。他对于战国百家的议论纷纭，虽然都不赞成，但却不正面反对任何一家的理论，反而是从知识的绝对性问题入手，瓦解所有的社会议论的绝对性。人们都是以自己的知识和经历为背景，以自己的立场为坐标而作出议论的，因而议论总有一个观念上已经预设好了的出发点，总有一个特定的发言角度，所以永远不能无限地扩散这个观点的适用范围，当所有的议论都在一定范围使用时，它们是有效的。可惜的是，人们在辛勤地钻研出了任何自以为极端宝贵的观念之后，都是无穷扩散、任意解释，反而无限地普遍化了自己的观点，使之趋于僵化。任何的社会议论都不能有适用上的绝对性，如果我们心胸宽广，没有任何成见的话，我们都可以相当充分地理解任何观点的有用性，并进而欣赏这些观点的智慧形态，当然也同时清楚地知道这些观点的适用范围。然而世人心胸多不开朗，有了一点见解就要钻牛角尖，得了一点经验，就要无限地推演，于是理论市场中充满了排斥他人观点的绝对性意见，有你无我，非要辩个你死我活不可，生命的精彩就被这种心理的纠结给遮盖了，于是距离自然的逍遥也愈加地遥远了。所以庄子说：”欲是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与其喋喋不休于是非曲直，不如以平静的心情去关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

“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是《齐物论》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对于追求逍遥自适境界的意义便在于卸下人类繁重的心理包袱，从而为追求“至人”（内篇《逍遥游》）境界打开心理空间，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观念的纷纭。由此，庄子在本篇中提出了主体价值标准的“多元”的问题。

庄子说：“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蝍蛆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途，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不少论者依据上文断言庄子混淆是非，宣扬相对主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将会认识到庄子的多元化的价值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与否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价值反映的是主体需要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由于不同的主体具有不同的属性和需要，他们与客体之间自然就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因而，人类、泥鳅、猿猴、麋鹿、蜈蚣、猫头鹰等这些不同的主体与客体世界理应形成不同的价值关系。如果从人的居住、饮食和审美标准去观察周围的动物，人类就会”是非之途，樊然淆乱”（《齐物论》），迷惑不解，不知何为“正处”、“正位”和“正色”，不会谈论是非曲直。由此可见，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主体价值评价标准的多元存在问题。在庄子看来，如果人们仅仅从单一的价值标准（庄子称之为”自我观之”）出发观察和分析问题，就会陷入价值认识的误区。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在庄子看来，任何主体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存在，就象人类双脚踏出的万条道路一样，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如同世间万物的名称一样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任何主体价值评价标准都具有两面性：“然”与“不然”，即肯定的一面和否定的一面。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肯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所谓”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如果我们从主体价值评价标准否定的一面去看待它，任何价值评价标准都是应该推翻的，这是所谓“不然于不然”。

庄子认为任何分析和评价都是个人的一偏之见，都是“分也，有不分也；辩也，也不辩也”（《齐物论》），都是有取有舍，有得有失。世人与其“自贵而相贱”，不如“是不是，然不然”（《齐物论》），以包容的心胸看待不同的个体价值趋向。庄子认为价值标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他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外篇《天地》），“有万不同之谓富”，希望人们宽容不同的价值趋向，号召人们“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

庄子主张宽容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要求世人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人间的是是非非，这种处世态度有利于发展人的个性，激励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以自然齐一的胸怀对待社会上的知识观念，才能在心境上达到不为外在情境所烦扰的境界，才可以尽情地追求心灵上的逍遥自适，真正破除社会议论的绝对性。

三、向自然之道的回归

从理论上来说，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就是要建立一个对“自然运行原理”本身的超越性的论点，“超越性”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道”的原理是难以把握的，是一般社会议论的层次无法掌握的，因为“道”只是一个自然、逍遥、自适、巧妙、无目的的造化安排，人们要善于体会这个“道”，而且只有对于“道”的理解才是人间智慧的极致，因此，一般社会议论之知的绝对性并不存在。

道家以道为其最高哲学范畴，认为道是统括一切的，是天地万物的本始，是宇宙的总法则。道家确立道论的最主要目的是把道作为所有人事标准，要求人应遵循道，人合于道。人若能合于道，人类社会自然不会违道。道家追求人合于道的前提是：人出于道却背离了道。天地万物，均统辖于道，何以惟独人背离了道？

庄子作为道家之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如此论道的：“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内篇《大宗师》）。道论的确立，本身亦即确立了人出于道这一关系。庄子曾明确论述人是出于道的：“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内篇《德充符》）这里的“道”与“天”应是同义的。人出于道，这是人与道的第一层关系，但重要的是人与道的第二层关系人背离了道。《庄子》中讲：“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於心。”（外篇《缮性》）这就是讲人与道的背离。人出于道，但人往往背离了道。这一矛盾是人和人类社会所有痛苦与罪恶的根源。道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就是人与道的背离，使人合于道。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清楚矛盾起于何处，也就是说，道家必先知矛盾关键之所在，种种体道方法才能有的放矢。不然，如何能提出解决方法？人与道，首先，矛盾是起于人这一面，自不待言。但人出于道为何却背离了道？我们可以从道家对人的种种要求及体道方法中来分析，看究竟是什么使人背离了道。

庄子把人背离道的原因直接归于精神，虽然这在老子那里只是一个推论。《齐物论》中讲：“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魂交”指睡眠时做梦，“形开”指觉醒时感官形体功能开启，这所描述的正是人的普遍的精神活动，睡眠与觉醒都不停息。这与《德充符》中说惠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是同样的意思，说的也是精神驰逐外物这种状态。精神驰逐于外，劳而不休，这种精神状态庄子认为是背离道的。与此相反，体道“真人”则是“其寐不梦，其觉无扰”（内篇《大宗师》），这与“魂交”、“形开”正相反，是一种安静闲适的精神状态。以上已表达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精神。庄子的“坐忘”也明确反对人的精神活动，“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内篇《大宗师》）。这里虽未有表示精神的概念，但这是针对人的精神而言的。“堕肢体”和“离形”是指消除自我意识，“黜聪明”和“去知”是指摆脱对象意识，也就是忘掉自我和外物，达此“坐忘”境界才能体道。庄子还讲过：“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内篇《大宗师》）这也是对人的某种精神现象的反对。此外“造化”指的是道，“人耳人耳”是指人的自我意识，“不祥”就是背离道。庄子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是，人的这种刻意于物我之分或对立的自我意识使人背离道，这可以与庄子的齐物思想相对照：“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这是在讲不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不是不承认物我之分别，而是不要刻意于物我之分别，应将物我混而为一。《齐物论》中的“吾丧我”是庄子对自我意识这种精神现象的反对的最典型的体现。“吾丧我”，把我自己主观的一切观念、意见、情绪、感受都予以化解摈弃，让“自己”不出现，从而进入“道的超越性”之中，让自我的心灵澄静下来，齐平地观赏议论的流动。以上这些都明确地说明庄子认为人背离道的根源在于人之精神。把握住人背离道的根源，才能做到提纲挈领。天地万物受自然支配，自然有其不易之法则，但人与天地万物不同，人虽生于自然，但自然并未给人以固定的法则，因为人有精神，人受自己的精神支配。

既然已经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要使人合于道就必然要从这个“精神”入手。庄子是主张通过什么体道，是否要求去除精神？庄子逍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榖熟。”（内篇《逍遥游》）这是体悟大道的表现，“游无穷”、“游乎四海之外”的显然不是指形体，而是指精神。只有精神可以超脱现实，游于天地、人世之外，形体是不可能的。庄子是主张齐生死的，追求的是精神的逍遥，不是追求形体成仙（追求成仙是后来道教的事）。庄子在《齐物论》中是这样说的：“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并不是否认事物的差别，而是在承认差别实存的前提下，在精神上不刻意于差别，于是不生是非、好恶之情。若精神执着于是非、好恶，无疑是给自己戴上沉重的心理枷锁，人类将无法逍遥而游，而只能是“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抅，日以心斗”（《齐物论》），纵观庄子的思想，齐物之论是为其逍遥以游的目的而发的。“逍遥”、“齐物”都是讲精神，而不是别的。此外，《庄子》中讲：“纯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与神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伦。”（外篇《刻意》）这就更直接清楚地讲出惟有精神能体道。

结语

庄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庄子的著作是留给人间的悲剧曲谱。庄子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深受贫穷与痛苦的长期折磨。他不但能超脱于人世的哀乐之情以外，而且还从自然万物生生不已的变化中，找到了超越于悲哀之外的自然基础，甚至他是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将要降临自身的死神。他求得与自然运行机制的合一，在这种合一里，找到心灵的慰藉。“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齐物论》）然而，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屈从中，却蕴涵着既是属于庄子个人的同时又是属于我们民族的冲决一切网罗的意志与能量，这在另一名篇《逍遥游》中便可见一斑。

注释

参见王先谦《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参见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4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中国哲学教研室/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3]黄坚：思想门：先秦诸子解读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6月

齐物论范文篇3

[摘要]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方法，从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性、认识标准之主观性、认识对象之变易性和言说之困境四个方面，对认识活动之障碍予以揭示并对其作了相对主义的消解，对最高本体“道”的认知则提供了神秘主义的“体道之方”。庄子的认识论是其逍遥人生理想的理论支柱，也是如何实现从安命向逍遥过渡的方法论。

关键词：庄子道怀疑主义相对主义认识主体能力

一个哲人在追寻他的精神家园时总是与他当时的历史境遇有关。庄子生活在一个战争频发，性命朝不保夕的时代。面对世道的昏暗和死生的无常，乱世中的庄子感到了人生的虚妄。此外，当时的诸子百家，在学术上各执一己之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这些学术争论常常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庄子对此深感厌恶。他认为这些认识论上的独断论严重破坏了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加速了昏暗世界的“沉沦”。“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1]274如何打破诸子百家的独断论，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手段，发展了其独特的认识论。庄子的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之障碍作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此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决。

一、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

1.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

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一种对象性活动，人的认识除了要有所依待的对象外，还需凭借主体的认识能力，“闻以有知知者也，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1]117这里所谓“有知”与“无知”的“知”就是“智”，指主体的认识能力。而人作为认识主体，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庄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在本性上是亏缺不全的，其认识能力受到属于自身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秋水》)[1]418这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只能是“物粗”等“有形”的现象领域，而至于不属于“精粗”范围的无形的“物之质”的领域则是人的理智所不能达到的。庄子充分意识到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渺小、孤独、无助。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心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认识对象无穷，人生在世之时与宇宙的无限过程相比微不足道：“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之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1]416所以人们不应企望能够认识世界，而应放弃一切认知活动。

2.认识标准的主观性

庄子认为认识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这是因为认识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是主观的。由于个人的立场、角度的不同，要想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十分困难。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往往会只依据个人自我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且常常习惯于“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己者为非之。”(《寓言》)[1]728故是非根本无法分辨清楚。扩展来看，人类在与他物之间，又常会持执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庄子以相对主义为基础，打破异类不比的原则，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同其他类生物都当作认识的主体同等看待，用其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好恶和反应来否定人们用以检验是非的感觉经验标准，从而说明是非根本无法得到检验。“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1]80庄子用人和动物对“正处”、“正味”、“正色”各以自己的感觉嗜好定取舍，来比喻利害、是非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和可靠的尺度，彼此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以自己的“成心”为师法，所以儒家有儒家的是非，墨家有墨家的是非，他们又各以对方所非为是，以对方所是为非，究竟谁是谁非，是辩论不清楚的，也是无法判断的，庄子的“辩无胜”就揭示出在一个充满皆是皆非的相对性的世界里，论辩的双方都偏于一曲，它们需要第三者做出仲裁，而第三者的仲裁的结果是否可靠，这又需要另一个人做出判断，而另一个人的结论是否可靠又需要另一个人做出判决，这样就产生无穷的循环，谁是谁非最终仍不能确定。

3.认识对象之变易性

作为认识对象的外在客观事物一直都处于变易流转之中，它们如白驹过隙一样，始终变动着，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人们是无法区分清楚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1]425认识的确定性要有所待的对象才能产生，但所待的对象却是变化无定，那么确定性的认识显然无从判断，这个观点在《齐物论》中得到了更明确地体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1]54庄子在此向我们表明事物是随生随灭、没有停止的。由于对象的变化不息，永不停留在一定状态，一切对待的关系也变幻不定。这颇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万化如长流，所有的认识关系常处在转变中，因此价值判断产生了无穷的相对性，故人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不可靠的。

4.言说之困境

庄子认为，由于事物变动不居，人们的言说不能揭示事物的本然的真相，言说的话语是对事物“真”相的遮蔽，也许人的言说就像鸟鸣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口彀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1]49言说和吹风不同，言说必“有所待”，即言有指向某个对象的意图。人们的认识只有与对象符合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所言者本身却是变易不定、瞬息万变的，而表达这个“所言者”的概念却是静止的、僵死的，当我们说“什么”(言)的时候，这个“什么”(所言)已经变了。所以在庄子看来，要用概念语言来表达事物是不可能的，即语言不能揭示其“真”，因为概念语言反映事物总要求有一一对应的相对静止关系，而事物的变化却是绝对的。

人的言说不仅不能反映一般客观事物的真，更不能准确表达“道”。庄子吸收了老子论“道”的观念，且对“道”又作了前所未有的升华与神化，使“道”上升到了类似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夫道，有情有信……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1]181“道”生天生地，却不是万物本身，而是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广，日月之所以行，万物之所以昌的那个“所以是”。但庄子的“道”又不完全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东郭子问“道”就说明在庄子这里“道”不仅是“物物者”，而且是“每下愈况”、“无所不在”，既先于物又在物之中，这个“物物者”在共时态中主宰物。作为万物本源性的道是大全，是一，具有无形性、超越性，这是人的言语无法把握的。“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1]74道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不能分割，而人的语言概念总是进行抽象，总是有一定的外延，需把具体事物分割开来把握，而道一经分割，就有了界限，那就不是整体了。所以，人们用抽象概念、语言是无法把握具体的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1]580

庄子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对人类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的揭示，告诉人们：是非不可区分，“道”不可言，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一些相对性的意见，而非终极性的真相。在庄子的认识论中，“认知的相对性是在起点就被充分揭示了的，相对主义成了庄子观察、对待自然、社会、人生各个领域内具体事物的立场和态度的认识论的基础。”[2]275

二、认识困境的消解

庄子在揭示人认识活动障碍时，把人的认识活动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一是对事物现象认识，即“小知”；一是对“道”的把握，即“真知”。与此对应，在如何消解障碍时，他提供了不同的方法。用相对主义消解获得“小知”之障碍，保持心之宁静，其最终目的是用神秘主义去达到“道”的真知境界。

1.“小知”障碍之消解

在庄子看来，万物殊性，不同的人作为不同的判断主体对这些本性殊异的万物会厚此薄彼，从而滋生是非问题。如何消除这些矛盾?庄子提出了“齐一万物”，物之所以可齐，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不真实的，都没有质的规定性，不要将它们看作不同的东西，相反倒可以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1]59任何事物从表面上说，都有然与不然，可与不可两方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事物的区别，都是人们给它们贴标签，起名字的结果，若以道的眼光来看都是一样的，万物是“一指”、“一马”。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个事物的分，对它自己来说是毁，而对新事物来说是成，而总体的物无成与毁。庄子用相对主义的方法泯除和兼容事物之间观念上的界限和实际的对立，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为一。”(《齐物论》)[1]59万物都和我们同生于无，都与我们同为一体。事物的贵贱、大小、功用之有无，全都取决于观察认识的角度与立场，若从道的角度看，这些区别是不存在的。于是圣人便游心于虚无的道，天人合一，可见，齐万物乃是精神自由的开始。

庄子由齐万物进而齐是非。由于每个人会对各种事物进行区分取舍，从而导致是非纷扰、争辩无度乃至人心不宁，所以他还须齐是非，也即须齐“物论”。人们曾经讨论《齐物论》这一标题究竟是“齐物”之论，还是齐“物论”?其实，这两者并无矛盾，它既齐“物论”，也“齐物”论。著名学者钟泰说：“‘齐物论’者，齐物之不齐，齐论之不齐也。言论先及物者，论之有是非、然否……”[3]

2.体道之方

庄子以相对主义为基础去怀疑人类正常的认知活动，导致了不可知论。但庄子又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求“真知”的活动中，他却并不怀疑绝对“道”的存在，也不怀疑直觉体验的作用，他甚至通过很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直觉体验是认识“道”的途径。庄子虽然说“道不可言”，却没有说“道不可知”。冯友兰说：“庄周认为道不是用知识所能知道的，这并不是说，道不可能知。这是说，道不可能用一般的知识知。必须否定一切的知识，才能‘知道’。”[4]414冯先生的看法无疑精湛。庄子虽说过：“道不可言”，可他的“道”又离不开言，他具体通过“卮言”、“重言”、“寓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去言“道”，庄子陷入了“道”的言说悖论。如何超越这个不能言却又不能不言的困境从而实现对“道”的认识，获得大知、真知?庄子认为只有“忘言”，只有通过“心斋”、“坐忘”、“见独”等方法。何谓“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1]117要达到虚静，必须抛弃耳目心思，纯凭神秘之直觉体验。“斋”就是内省的工夫，主要是对贪欲和智巧做洗净的工夫。要“体道”，除了“心斋”之方，庄子还讲了“坐忘”。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1]205同于大通即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官和思虑，这种境界，实也即一种直觉的认识，是一种个人与最高存在合为一体的神秘体验。徐复观指出：“在坐忘的境界中，以‘忘知’最为枢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5]“坐忘”境界，也可称之为“见独”，庄子通过“见独”对体道的过程和感受描绘的最为清晰。“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吾犹守而告之参日……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1]183“见独”即是忘怀一切以后对道的直接体认，这种体验也就是身心俱忘，物我不分，在想象中与道或宇宙融为绝对和谐的一体。“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1]884所以，见独既是直觉主义的真知，也是神秘主义的体验。

在此我们看到庄子把“我之外”的客观性的、本体论的道转换为“我之内”的主观性的经验范围内的道，他在“与道为一，与天地为一”的精神境界中的到了莫大的精神自由。可庄子在他自己构筑的道的世界里停滞不前，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庄子之“道”观念“抑制了庄子认识论沿着相对主义所固有的经验论性质的、不可知论方向的发展，阻止了庄子相对主义所包含的怀疑论因素向近代怀疑论所显示的那个方向跳跃。”[2]283公务员之家

通过庄子对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及提供的消除之方，我们认为，庄子超越一切逻辑差别的逻辑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是非、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他提出的观点对当时独断论者起了矫正作用，启发人们对既有的理论体系乃至意识形态大胆怀疑，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可我们也看到，庄子的这种怀疑与批判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把相对主义发展到了绝对主义，即根本否定了一切“万物”之别、“是非”之异有客观的标准和依据。庄子虽区分了小知和大知，但他拒绝用语言、逻辑对事物进行切割划分、反对破坏天

然的“混沌”，否定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是”的存在。这便潜藏着一种消解人类逻辑本身的危险，而实践告诉我们，逻辑的作用主要在于辩伪和区别事物。这与中国古代哲学中人生论与认识论相一致的传统是合而为一的。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从怀疑主义开始亦以怀疑主义终结，但其怀疑不是为了纯粹的否定，不是去揭示关于世界最后的根源本质，而是把人放在自然之中，使人如何在自然的万化中运用直觉主义安顿自己的生命，从而开辟高度的人生境界，这在中外哲学史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庄子的这种独特的认识论对中国以后哲学的发展—“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而轻视逻辑”的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现在，在形式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和理性仍然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补上的一课。

[参考文献]

[1]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6.

[2]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1.

齐物论范文篇4

[关键词]庄子；道；怀疑主义；相对主义

Abstract：Zhuangzi，standingonthepositionofrelativismandtakingskepticismasamethod，clearsuptheobstaclesofcognitionbywayofrelativismandalsooffersamysteriousmethodtoexplainthehighestnoumenon，“originalsubstance“of“Tao”fromfouraspects，i.e.，thelimitationofsubjectiveabilityunderstanding，thesubjectivityofcriterionunderstanding，thechangeoftargetsunderstandinganddilemmaofexpression.ThetheoreticalpillarofZhuangzi’sunfetteredidealityisbasedonhisepistemologywhichisalsoregardedashismethodologyofhowtorealizetheunfetteredidealityfromfateobedience.

Keywords：Zhuangzi；Tao；Skepticism；Relativism

一个哲人在追寻他的精神家园时总是与他当时的历史境遇有关。庄子生活在一个战争频发，性命朝不保夕的时代。面对世道的昏暗和死生的无常，乱世中的庄子感到了人生的虚妄。此外，当时的诸子百家，在学术上各执一己之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而且这些学术争论常常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庄子对此深感厌恶。他认为这些认识论上的独断论严重破坏了人们心灵上的宁静，加速了昏暗世界的“沉沦”。“儒墨毕起，于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诞信相讥，而天下衰矣。”(《在宥》)[1]274如何打破诸子百家的独断论，庄子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上，以怀疑主义为手段，发展了其独特的认识论。庄子的认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人所从事的认识活动之障碍作了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揭示，另一方面是对此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决。

一、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

1.认识主体能力之局限

认识是作为主体的人观念地掌握客体的一种对象性活动，人的认识除了要有所依待的对象外，还需凭借主体的认识能力，“闻以有知知者也，未闻以无知知者也。”(《人间世》)[1]117这里所谓“有知”与“无知”的“知”就是“智”，指主体的认识能力。而人作为认识主体，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庄子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在本性上是亏缺不全的，其认识能力受到属于自身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秋水》)[1]418这告诉我们，人的认知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只能是“物粗”等“有形”的现象领域，而至于不属于“精粗”范围的无形的“物之质”的领域则是人的理智所不能达到的。庄子充分意识到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渺小、孤独、无助。在他看来，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心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认识对象无穷，人生在世之时与宇宙的无限过程相比微不足道：“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之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1]416所以人们不应企望能够认识世界，而应放弃一切认知活动。

2.认识标准的主观性

庄子认为认识的标准是难以确定的，这是因为认识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是主观的。由于个人的立场、角度的不同，要想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标准，十分困难。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往往会只依据个人自我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且常常习惯于“同于己者为是之，异于己者为非之。”(《寓言》)[1]728故是非根本无法分辨清楚。扩展来看，人类在与他物之间，又常会持执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庄子以相对主义为基础，打破异类不比的原则，把作为认识主体的人同其他类生物都当作认识的主体同等看待，用其对同一对象的不同好恶和反应来否定人们用以检验是非的感觉经验标准，从而说明是非根本无法得到检验。“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齐物论》)[1]80庄子用人和动物对“正处”、“正味”、“正色”各以自己的感觉嗜好定取舍，来比喻利害、是非没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和可靠的尺度，彼此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以自己的“成心”为师法，所以儒家有儒家的是非，墨家有墨家的是非，他们又各以对方所非为是，以对方所是为非，究竟谁是谁非，是辩论不清楚的，也是无法判断的，庄子的“辩无胜”就揭示出在一个充满皆是皆非的相对性的世界里，论辩的双方都偏于一曲，它们需要第三者做出仲裁，而第三者的仲裁的结果是否可靠，这又需要另一个人做出判断，而另一个人的结论是否可靠又需要另一个人做出判决，这样就产生无穷的循环，谁是谁非最终仍不能确定。

3.认识对象之变易性

作为认识对象的外在客观事物一直都处于变易流转之中，它们如白驹过隙一样，始终变动着，所以对事物的认识人们是无法区分清楚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秋水》)[1]425认识的确定性要有所待的对象才能产生，但所待的对象却是变化无定，那么确定性的认识显然无从判断，这个观点在《齐物论》中得到了更明确地体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齐物论》)[1]54庄子在此向我们表明事物是随生随灭、没有停止的。由于对象的变化不息，永不停留在一定状态，一切对待的关系也变幻不定。这颇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万化如长流，所有的认识关系常处在转变中，因此价值判断产生了无穷的相对性，故人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不可靠的。

4.言说之困境

庄子认为，由于事物变动不居，人们的言说不能揭示事物的本然的真相，言说的话语是对事物“真”相的遮蔽，也许人的言说就像鸟鸣一样，没有什么意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口彀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齐物论》)[1]49言说和吹风不同，言说必“有所待”，即言有指向某个对象的意图。人们的认识只有与对象符合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所言者本身却是变易不定、瞬息万变的，而表达这个“所言者”的概念却是静止的、僵死的，当我们说“什么”(言)的时候，这个“什么”(所言)已经变了。所以在庄子看来，要用概念语言来表达事物是不可能的，即语言不能揭示其“真”，因为概念语言反映事物总要求有一一对应的相对静止关系，而事物的变化却是绝对的。

人的言说不仅不能反映一般客观事物的真，更不能准确表达“道”。庄子吸收了老子论“道”的观念，且对“道”又作了前所未有的升华与神化，使“道”上升到了类似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高度。“夫道，有情有信……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1]181“道”生天生地，却不是万物本身，而是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广，日月之所以行，万物之所以昌的那个“所以是”。但庄子的“道”又不完全同于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东郭子问“道”就说明在庄子这里“道”不仅是“物物者”，而且是“每下愈况”、“无所不在”，既先于物又在物之中，这个“物物者”在共时态中主宰物。作为万物本源性的道是大全，是一，具有无形性、超越性，这是人的言语无法把握的。“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齐物论》)[1]74道是无限的，不可穷尽的，不能分割，而人的语言概念总是进行抽象，总是有一定的外延，需把具体事物分割开来把握，而道一经分割，就有了界限，那就不是整体了。所以，人们用抽象概念、语言是无法把握具体的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1]580

庄子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对人类认识困境作了相对主义的揭示，告诉人们：是非不可区分，“道”不可言，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一些相对性的意见，而非终极性的真相。在庄子的认识论中，“认知的相对性是在起点就被充分揭示了的，相对主义成了庄子观察、对待自然、社会、人生各个领域内具体事物的立场和态度的认识论的基础。”[2]275

二、认识困境的消解

庄子在揭示人认识活动障碍时，把人的认识活动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一是对事物现象认识，即“小知”；一是对“道”的把握，即“真知”。与此对应，在如何消解障碍时，他提供了不同的方法。用相对主义消解获得“小知”之障碍，保持心之宁静，其最终目的是用神秘主义去达到“道”的真知境界。

1.“小知”障碍之消解

在庄子看来，万物殊性，不同的人作为不同的判断主体对这些本性殊异的万物会厚此薄彼，从而滋生是非问题。如何消除这些矛盾?庄子提出了“齐一万物”，物之所以可齐，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不真实的，都没有质的规定性，不要将它们看作不同的东西，相反倒可以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1]59任何事物从表面上说，都有然与不然，可与不可两方面，这些形形色色的事物的区别，都是人们给它们贴标签，起名字的结果，若以道的眼光来看都是一样的，万物是“一指”、“一马”。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个事物的分，对它自己来说是毁，而对新事物来说是成，而总体的物无成与毁。庄子用相对主义的方法泯除和兼容事物之间观念上的界限和实际的对立，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为一。”(《齐物论》)[1]59万物都和我们同生于无，都与我们同为一体。事物的贵贱、大小、功用之有无，全都取决于观察认识的角度与立场，若从道的角度看，这些区别是不存在的。于是圣人便游心于虚无的道，天人合一，可见，齐万物乃是精神自由的开始。

庄子由齐万物进而齐是非。由于每个人会对各种事物进行区分取舍，从而导致是非纷扰、争辩无度乃至人心不宁，所以他还须齐是非，也即须齐“物论”。人们曾经讨论《齐物论》这一标题究竟是“齐物”之论，还是齐“物论”?其实，这两者并无矛盾，它既齐“物论”，也“齐物”论。著名学者钟泰说：“‘齐物论’者，齐物之不齐，齐论之不齐也。言论先及物者，论之有是非、然否……”[3]

2.体道之方

庄子以相对主义为基础去怀疑人类正常的认知活动，导致了不可知论。但庄子又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求“真知”的活动中，他却并不怀疑绝对“道”的存在，也不怀疑直觉体验的作用，他甚至通过很多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直觉体验是认识“道”的途径。庄子虽然说“道不可言”，却没有说“道不可知”。冯友兰说：“庄周认为道不是用知识所能知道的，这并不是说，道不可能知。这是说，道不可能用一般的知识知。必须否定一切的知识，才能‘知道’。”[4]414冯先生的看法无疑精湛。庄子虽说过：“道不可言”，可他的“道”又离不开言，他具体通过“卮言”、“重言”、“寓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去言“道”，庄子陷入了“道”的言说悖论。如何超越这个不能言却又不能不言的困境从而实现对“道”的认识，获得大知、真知?庄子认为只有“忘言”，只有通过“心斋”、“坐忘”、“见独”等方法。何谓“心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1]117要达到虚静，必须抛弃耳目心思，纯凭神秘之直觉体验。“斋”就是内省的工夫，主要是对贪欲和智巧做洗净的工夫。要“体道”，除了“心斋”之方，庄子还讲了“坐忘”。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大宗师》)[1]205同于大通即与道为一，要与道为一就必须抛弃感官和思虑，这种境界，实也即一种直觉的认识，是一种个人与最高存在合为一体的神秘体验。徐复观指出：“在坐忘的境界中，以‘忘知’最为枢要。忘知是忘掉分解性的、概念性的知识活动。”[5]“坐忘”境界，也可称之为“见独”，庄子通过“见独”对体道的过程和感受描绘的最为清晰。“南伯子葵问乎女偊曰：‘子之年长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闻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学邪?’曰：‘恶!恶可﹗……吾犹守而告之参日……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1]183“见独”即是忘怀一切以后对道的直接体认，这种体验也就是身心俱忘，物我不分，在想象中与道或宇宙融为绝对和谐的一体。“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天下》)[1]884所以，见独既是直觉主义的真知，也是神秘主义的体验。

在此我们看到庄子把“我之外”的客观性的、本体论的道转换为“我之内”的主观性的经验范围内的道，他在“与道为一，与天地为一”的精神境界中的到了莫大的精神自由。可庄子在他自己构筑的道的世界里停滞不前，并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庄子之“道”观念“抑制了庄子认识论沿着相对主义所固有的经验论性质的、不可知论方向的发展，阻止了庄子相对主义所包含的怀疑论因素向近代怀疑论所显示的那个方向跳跃。”[2]283

通过庄子对认识活动障碍的揭示及提供的消除之方，我们认为，庄子超越一切逻辑差别的逻辑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是非、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他提出的观点对当时独断论者起了矫正作用，启发人们对既有的理论体系乃至意识形态大胆怀疑，并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可我们也看到，庄子的这种怀疑与批判却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把相对主义发展到了绝对主义，即根本否定了一切“万物”之别、“是非”之异有客观的标准和依据。庄子虽区分了小知和大知，但他拒绝用语言、逻辑对事物进行切割划分、反对破坏天然的“混沌”，否定具有普遍意义的“公是”的存在。这便潜藏着一种消解人类逻辑本身的危险，而实践告诉我们，逻辑的作用主要在于辩伪和区别事物。这与中国古代哲学中人生论与认识论相一致的传统是合而为一的。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从怀疑主义开始亦以怀疑主义终结，但其怀疑不是为了纯粹的否定，不是去揭示关于世界最后的根源本质，而是把人放在自然之中，使人如何在自然的万化中运用直觉主义安顿自己的生命，从而开辟高度的人生境界，这在中外哲学史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庄子的这种独特的认识论对中国以后哲学的发展—“重人生而轻自然，长于伦理而轻视逻辑”的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现在，在形式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和理性仍然是我们中国人需要补上的一课。

[参考文献]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钟泰.庄子发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6.

齐物论范文篇5

对老子思想加以继承并有较大超越和突破的是生活于战国中期，后被誉为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的庄子，其所建构的生命哲学反映了他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与价值的思考。据《史记》记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②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姓庄，名周，宋国蒙人，曾在家乡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吏，后归隐，与梁惠王、齐宣王生活在同一时代。庄子虽家境贫困，居于穷街陋巷，靠编草鞋为生，但也不愿为有国者所用，表现出鄙弃荣华富贵和权势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隐者风范，这成为其生命哲学形成的背景。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其中的《渔父》、《盗跖》、《胠箧》诋訿孔子之徒，以彰明老子之说，表现出对老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仅存由郭象编辑注解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被认为代表了庄周本人的思想;外篇十五和杂篇十一为庄子后学的作品，但也间接地反映了庄子的思想。鲁迅(1881－1936)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庄子》说:“其文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③揭示出《庄子》中所具有的瑰丽奇伟的浪漫主义情怀和才思高超的思想智慧。这也是千百年来《庄子》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深受人们喜爱而得以广传的重要原因。庄子学说对老子学说既有所继承，更有所发展，使其生命哲学建立在宇宙论基础之上。从宇宙本原论上看，以“道”为本根虽是老庄之学的共同旨趣，但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又对“道”的“先天生地”存在作了哲学论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老子之“道”作为宇宙万物的生化之源与存在之本，本质上是虚无的，无始无终，无名无象。庄子则认为，“道”虽然不能为人的感官所感知，但它“自古以固存”，先于一切事物存在，是有与无的统一，由此进一步提升了本根之“道”的超越性与遍在性，宇宙万物、人的生命乃至天下国家，都是“道”大化流行的结果。

从宇宙本体论看，老子提出的“道”通过阴阳二气的运动来化生万物，道“周行而不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等思想中虽已含有“道无所不在”的意义，但并没有直接指明“道”如何“无所不在”。对此，庄子在《知北游》中通过一则小故事作了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东郭子问庄子“所谓道，恶乎在?”庄子回答“无所不在”。东郭子请他说得具体一点，庄子就说“在蝼蚁”。东郭子奇怪，道怎么会如此卑下?庄子又说“在稊稗”。东郭子问，怎么更卑下了呢?庄子则说“在瓦甓”。东郭子惊讶，怎么越发卑下了，庄子干脆说“在屎溺”。庄子之所以用这么普通的东西来比喻“道”，主要是强调“道”生于天地万物之前，它既是超越时空的无限本体，又无所不包，无所不在，表现在一切事物之中。“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为事逆之则败，顺之则成。故道之所在，圣人尊之。今之渔父之于道，可谓有矣，吾敢不敬乎!”(《知北游》)如果说，以“道”为本的思想提升了生命的高度，那么，“道”无所不在的思想中所蕴含的万物平等观念则扩展了生命的宽度，这为后来的道家与道教关注现实的感性生命和具体事物的存在依据提供了理论说明。从宇宙生化论看，庄子通过“援气入道”，用一种经验性的方法来证明老子之“道”是“无在而无所不在”的，使原本抽象的生命哲学具有了一种质感。庄子认为，“道”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本根，虽无形无象，但其表现方式则为“气”:“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为之公。”(《则阳》)万物之化生都是阴阳二“气”相交相融的结果:“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出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田子方》)“气”是构成万物的始基，故“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人的生死也是由阴阳二“气”的变化决定的:“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至乐》)庄子“援气入道”是以“气”为无形之“道”而生成有形万物提供的一种理论说明，更为人如何顺气养生而得道成仙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庄子要求摒弃人性中那些“伪”的杂质，以本真之心仿天道行事，顺应阴阳之气自然地与天地相沟通，这就是他所提倡的“德”。如果说，老子的宇宙论更多地表现在对“道”本根的论述，那么，庄子的宇宙论则凸显了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探寻。庄子以个体生命为关注对象，用心来调节生命、运转生命和安顿生命，由此将一种生命哲学契入人的心灵世界之中。

庄子在老子以道为本的宇宙论基础上，又建立起以“齐物论”为核心的认识论，从相对主义的角度，对老子关于事物之间相反相成和事物运动返本复初的辩证认识作了发展，以帮助人认识复杂的生命现象。《齐物论》认为，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构成一种彼此关系。从彼的角度看，则彼是此;从此的角度看，则此是彼，可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庄子否认事物之间存在着差别，认为事物彼此之间的区别与对立都是相对的:“因是因非，因非因是，由是而有非，由非而有是。”每一事物都是自是其是，又为其他事物非其所非，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既然事物彼此的区别并不存在，那么，评价生与死、美与丑、大与小、物与我等对立面差别的客观标准也就不存在了。从生死观上看:“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齐物论》)从美丑观上看:“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齐物论》)从大小观上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秋水》)从物我观上看:“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秋水》)这是因为从“道”具有的本根性、至上性、超越性和统一性来看，宇宙万物存在的一切差别，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美丑都是人自我分辨的结果，故以道观之，则鲲鹏高举，小鸟穿林，朝菌暮死，大椿千年，其实都是“道”的“物化”现象而已，故千姿百态的事物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人的生命变化也是如此:“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知北游》)“齐物论”作为庄子认识论的核心，是以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为特色，宣扬齐彼此，齐是非，齐物我，齐生死，从“道无终始”出发将事物变动不居的性质推到极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庄子从否定认识的主观标准到消除事物本有的客观差别，由此宣扬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那么，人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物，若站在天道的环中，就能把握道的关键———“道枢”:“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齐物论》)当个体生命与宇宙世界之“环中”同在，就可能祛除“是彼”的视角而被真正中心化，也才能够以不变应付万变，认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

庄子从注重人的个体生命存在出发，将老子对人的生命关怀发展为对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精神与身体关系的“生命哲学”之特征。在庄子眼里，人处于自然大化之中，死亡是人的感性生命无法跨越的最终界限。“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知北游》)人来到世间，寿命非常短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之大哀乎!”(《齐物论》)庄子喜欢生机勃勃的生命，但又了然于人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常困于个体与生俱来的哀乐之情与名利之欲带来的悲哀与烦恼，故曰:“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至乐》)“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盗跖》)庄子借用孔子的寥寥数语就将人生活于现实中，时刻遭遇着生死穷达、贫富毁誉、饥渴寒暑等烦恼，而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情状揭示出来:“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个体生命处于自然、社会的网络和情欲的羁绊中，故无时不遭到戕害、扭曲的状态，庄子称之为“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由此将命运左右人生的被动状况呈现出来:“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大宗师》)庄子在面对各种人生痛苦境遇和生活艰难状况时，并没有从改变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去寻找解决的出路，而是期望通过在精神世界中去追求理想人格和超越境界，以美好的理想来消解人现实的痛苦。庄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有“至人”、“神人”、“圣人”、“真人”等，虽然名称不同，但都表达了他的理想人格是那种能够泯灭了物我界限、以顺任自然的心态，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实现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规定、因果规律的束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的绝对自由。这是一种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境界:“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能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庄子在《逍遥游》中，以浪漫笔法描写了背负青天、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嬉戏于树林的蝉与学鸠，泠然御风而行的列子。庄子指出，它们看似很潇洒，但还是有所待，即需要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故而并未达到绝对自由。只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无所待的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了逍遥自由的境界。《逍遥游》中通过超迈高远的想象和神奇瑰丽的描写，塑造了一个“藐姑射神人”，以此来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理想人格:“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藐姑射神人假道而行，具有超人的神异之术，能够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过着一种绝对自由的生活。庄子笔下的古之真人，能够“登高不溧，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假于道者也若此”(《大宗师》)，后成为道教所信奉的神仙的一种象征。“逍遥游”既是庄子追求自由与境界的形象化描述，也凸显了庄子对个体生命本真状态的一种眷念之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要真正做到“逍遥”并不容易。“在不得其‘逍遥’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把人生看作一场梦吧。庄周梦蝴蝶，醒来还是庄周。也许是庄周梦为蝴蝶吧?也许是蝴蝶梦为庄周吧?”④庄子以诗性语言表达的对自由为中心的理想人格的向往，千百年来给生活在自然与社会重重制约下的人带来了精神寄托和美好希望。“逍遥游”既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成为庄子思想的核心。这种理想人格在千百年来受到了广泛的赞赏，在政治、哲学、文学和宗教等领域中都曾大放异彩。三庄子的“逍遥游”突破了老子学说偏重社会政治哲学的一般形态，与老子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批判文明的异化以实现对人生的关怀不同，庄子突出了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庄子对老子思想的最大发展，是他把在老子那里主要是宇宙论及本体论意义的道转化为心灵的境界，从而使庄子哲学主要成为一种境界哲学。”⑤庄子尤为关注个体存在的境遇、解脱痛苦的途径与方式、理想人格的实现和精神境界的超越，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说，是一种温暖人心的“心灵鸡汤”。

“逍遥游”的主体是心灵，“游心”所游之处是幻想中的“无何有之乡”，是顺事物自然本性而清静无为，“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这是纯粹的心灵自由和精神逍遥而非寄身于世外。如《大宗师》曰:“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因此，庄子思想有离世倾向，但不是出世，而是超世，其应世的态度是无心无情。无心即无思无虑，无情即无好无恶，也就是绝对不动心，如《德充符》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庄子的无心无情是老子无为思想的主体内化，“吾所谓无情者，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对待社会、人生的根本态度，也是庄子追求超脱名利、好恶、是非、生死等，实现精神自由的关键。因此，庄子将老子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⑥的看法推至极端:“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胠箧》)如果河水枯竭了，谷底洼地才能显示出它虚空般的巨大容量;如果把山丘夷平，深渊也能被填起来成为山丘;如果圣人都死了，向圣人挑战较劲的大盗也不需要起来闹事了，天下就自然太平无事了。换言之，如果圣人不死，大盗就会不断出现。谁要是尊崇圣人，提倡圣道，实际上就是推崇盗跖，创造有利于盗跖出现的环境。庄子用“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这种惊世骇俗的道理来说明对圣人的任何推崇、提倡、表彰等都会引发人心的贪念，由此而导致天下的纷争，因此，只有泯灭美恶之对立与分别，去掉儒家圣人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等伪饰包装，废止各种打着美好名目的争名夺利活动，天下才能自然地复归于太平状态，人才能按自己的本性来生活。庄子认为，最端正的“正道”就是那些不违背自然天性的情理。“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齐物论范文篇6

[关键词]：自然庄子独化此岸彼岸

[作者]程剑平，1963年出生，文艺学硕士。E-mail:jpcheng69@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天即自然”[3]。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4]“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5]。尽管在老、庄那里，“自然”一词的义涵极其复杂，如果不计细节，可以理解为“天与人的分限”。其“彼岸”性和本体论义涵十分浓厚。更为典型的表述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6]这个“一”虽然具有超越时间、超绝“言”“象”的性质，但它的“超形而上的优位”（transmetaphysicalpriority）[7]性质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人的理智无法把握的。实际上，庄子总是努力去把握这个“一”，他的方法就是“游”，哪怕只能是“游心”，他总是期望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去趋近那个神秘的存在。

庄子后学则扩展放大了“人之自然”，即既与庄子“天之自然”相别，又与人的社会性相对的人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庄子的基本倾向是扬“天”（本真的自然生命）抑“人”（人的社会性）的话，庄子后学则是扬“人”（人的自然属性）抑“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庄子用来反抗现实的利器是远高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真的生命”的话，庄子后学用来反抗现实的武器就是“个人的身体”。《庄子·马蹄》以马为喻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啮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8]“昔赫胥氏之时，居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9]

郭象对此也不能认同。

（二）天与物：回到此岸

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试看他对“天”的解说：“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10]在庄子那里明显有差等分限的“天籁”、“地籁”、“人籁”，在郭象看来并无分别“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天”，而这“天”又是什么呢？“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也就是世间万物的整体，除此之外，它并无别的义涵。所以，郭象说：“天然耳，非为也”，其内涵与庄子并不完全一样，“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生自化，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谁主役物呼？”所有的，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

郭象也常用“理”来解释“自然”。据钱穆先生统计，《庄子·内篇》中，“理”字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处出现，而在《庄子注》中，郭象用“理”字共有70条[11]。那么，“理”又是什么呢？郭象以为，有“自然之理”、“必然之理”、“无为之理”、“至理”、“万理”、“群理”、“正理”，“理”虽万有，其中心义涵只有一个，即万物自生自化自得自适的“独化之理”。

理是万物与生俱来的禀赋：“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栽？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于其间哉？”[12]

“厝”即“措”，《说文》：“措，置也”。在此，“自然”即本然，是世间万物与身俱来的禀赋。这是人或“心”所无法更改的。既不能改易，也就无须改易：“夫物不尝有谢生于自然者，而必欣赖于针石，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动，与至理为一，故无功。”[13]

“理至”即“至理”，“至理”即“自然”即本然之理，。成玄英疏曰：“诣于灵极，故谓之至”。它是与“迹”，即人事、人为相对待的。世间万物只须顺应自然之理，就能达到无功的神人境界。到这时，就能“无往而不安，则所在皆适，死生无变于己，况溺热之间哉！故至人之不婴乎祸难，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与自然会。”[14]

“理”即“自然之理”。只有“顺”之或“适”之，就能达到与自然冥然为一的境界：“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闻之者听荧。虽复黄帝，犹不能使万物无怀，而听荧至竟。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而玄合乎视听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计，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见弹而求鴞炙之实也，夫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当生而虑死，执是以辩非，皆逆计之徒也。”[15]

“自然”与“至理”虽为最高之境界，但并不外在于万事万物，而就在物自身，“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16]所以，“循而直往”，就能“冥然”与自然为一。在这种境界，任何言语、感官的强行介入，都是多余的，都只能增加疑惑和迷茫。：“既禀之自然，其理已足。则虽沈思以免难，或明戒以避祸，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趋。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为哉？任之而自至也。”[17]

实际上，这个“理”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分”，所以，郭象说：“以其知分，故可以言理也。”[18]

既然禀有自然之性，那么，其定分已具，任何“定分”之外的思虑、忧戒和人为都是有违自然之理的。

郭象也常用“性”与“分”解说万事万物所禀赋的“自然”。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自尔，突然而生，掘然而逝，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蹊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19]“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所以，万物各自独立，各为中心。实际上，这就取消了中心，取消了绝对者。如果说还有什么绝对的话，万物自尔自生，独立自存的“自然之素”“自然之理”才是唯一的绝对。所以，人生天地之间，既不可使人从己，也不必舍己从人。

郭象的“自然”观既有别于庄子的“天之自然”，有不同于庄子后学的“人之自然”。庄子以自然的本真生命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在其展开过程中势必以拒绝人类社会历史文明为提升进路。但是，这一价值原则的真正建立，又必须回答现实地生存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人生中都会构成难以调和的悖论。向秀们是看到了这一悖论的乖谬的：“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隽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20]这不能仅仅看作向秀们在政治上的退却与趋附。在玄学第三阶段，个人的现实生存始终是士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庄子对“天之自然”即本然世界的无条件认同而又不否定个体感性生命,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极端绝望正是基于对生命之在的挚爱眷恋。这一矛盾恰恰使庄子思想中闪耀出强烈的终极关怀色彩。只是这种终极关怀一旦落实为人间关怀，便会矛盾百出、捉襟见肘。于是，庄子无为无待的逍遥之境就成为让人永远企慕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境。向秀所谓“巢许不达尧意，不足多慕”，郭象所谓“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正是在现实困境中对这种“可爱而不可行”的超越之途的自觉放弃。郭象以“性分”解说“自然”，以“独化”明“逍遥”，以万物“相与不相因”消解终极存在，化解了庄子思想中不可解除的悖论。注释：

[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学》第407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2]《王弼集校释》第65页，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3]见王叔岷《庄子校释》附录。

[4]《庄子·养生主》。

[5]《庄子·秋水》。

[6]《庄子集释》第97页。

[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94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8]《庄子集释》第页。

[9]同上，第页。

[10]《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P50。

[11]钱穆《庄老通辩》第364页。

[12]《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P4。

[13]《逍遥游》：“神人无功”注，P22。

[14]《逍遥游》：“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注，P3。

[15]《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鴞炙”注，P99。

[16]《齐物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P56。“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17]《德充符》：“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注，P219。

[18]《庄子·缮性》：“尔将可以语大理矣”注，P565。

齐物论范文篇7

[关键词]：自然庄子独化此岸彼岸

[作者]程剑平，1963年出生，文艺学硕士。E-mail:jpcheng69@

（一）天道自然的彼岸感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天即自然”[3]。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4]“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5]。尽管在老、庄那里，“自然”一词的义涵极其复杂，如果不计细节，可以理解为“天与人的分限”。其“彼岸”性和本体论义涵十分浓厚。更为典型的表述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6]这个“一”虽然具有超越时间、超绝“言”“象”的性质，但它的“超形而上的优位”（transmetaphysicalpriority）[7]性质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人的理智无法把握的。实际上，庄子总是努力去把握这个“一”，他的方法就是“游”，哪怕只能是“游心”，他总是期望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去趋近那个神秘的存在。

庄子后学则扩展放大了“人之自然”，即既与庄子“天之自然”相别，又与人的社会性相对的人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庄子的基本倾向是扬“天”（本真的自然生命）抑“人”（人的社会性）的话，庄子后学则是扬“人”（人的自然属性）抑“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庄子用来反抗现实的利器是远高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真的生命”的话，庄子后学用来反抗现实的武器就是“个人的身体”。《庄子·马蹄》以马为喻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啮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8]“昔赫胥氏之时，居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9]

郭象对此也不能认同。

（二）天与物：回到此岸

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试看他对“天”的解说：“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10]在庄子那里明显有差等分限的“天籁”、“地籁”、“人籁”，在郭象看来并无分别“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天”，而这“天”又是什么呢？“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也就是世间万物的整体，除此之外，它并无别的义涵。所以，郭象说：“天然耳，非为也”，其内涵与庄子并不完全一样，“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生自化，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谁主役物呼？”所有的，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

郭象也常用“理”来解释“自然”。据钱穆先生统计，《庄子·内篇》中，“理”字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处出现，而在《庄子注》中，郭象用“理”字共有70条[11]。那么，“理”又是什么呢？郭象以为，有“自然之理”、“必然之理”、“无为之理”、“至理”、“万理”、“群理”、“正理”，“理”虽万有，其中心义涵只有一个，即万物自生自化自得自适的“独化之理”。

理是万物与生俱来的禀赋：“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栽？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于其间哉？”[12]

“厝”即“措”，《说文》：“措，置也”。在此，“自然”即本然，是世间万物与身俱来的禀赋。这是人或“心”所无法更改的。既不能改易，也就无须改易：“夫物不尝有谢生于自然者，而必欣赖于针石，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动，与至理为一，故无功。”[13]

“理至”即“至理”，“至理”即“自然”即本然之理，。成玄英疏曰：“诣于灵极，故谓之至”。它是与“迹”，即人事、人为相对待的。世间万物只须顺应自然之理，就能达到无功的神人境界。到这时，就能“无往而不安，则所在皆适，死生无变于己，况溺热之间哉！故至人之不婴乎祸难，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与自然会。”[14]

“理”即“自然之理”。只有“顺”之或“适”之，就能达到与自然冥然为一的境界：“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闻之者听荧。虽复黄帝，犹不能使万物无怀，而听荧至竟。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而玄合乎视听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计，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见弹而求鴞炙之实也，夫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当生而虑死，执是以辩非，皆逆计之徒也。”[15]

“自然”与“至理”虽为最高之境界，但并不外在于万事万物，而就在物自身，“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16]所以，“循而直往”，就能“冥然”与自然为一。在这种境界，任何言语、感官的强行介入，都是多余的，都只能增加疑惑和迷茫。：“既禀之自然，其理已足。则虽沈思以免难，或明戒以避祸，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趋。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为哉？任之而自至也。”[17]

实际上，这个“理”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分”，所以，郭象说：“以其知分，故可以言理也。”[18]

既然禀有自然之性，那么，其定分已具，任何“定分”之外的思虑、忧戒和人为都是有违自然之理的。

郭象也常用“性”与“分”解说万事万物所禀赋的“自然”。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自尔，突然而生，掘然而逝，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蹊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19]“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所以，万物各自独立，各为中心。实际上，这就取消了中心，取消了绝对者。如果说还有什么绝对的话，万物自尔自生，独立自存的“自然之素”“自然之理”才是唯一的绝对。所以，人生天地之间，既不可使人从己，也不必舍己从人。

郭象的“自然”观既有别于庄子的“天之自然”，有不同于庄子后学的“人之自然”。庄子以自然的本真生命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在其展开过程中势必以拒绝人类社会历史文明为提升进路。但是，这一价值原则的真正建立，又必须回答现实地生存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可能性。这在理论上和现实人生中都会构成难以调和的悖论。向秀们是看到了这一悖论的乖谬的：“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隽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20]这不能仅仅看作向秀们在政治上的退却与趋附。在玄学第三阶段，个人的现实生存始终是士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庄子对“天之自然”即本然世界的无条件认同而又不否定个体感性生命,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极端绝望正是基于对生命之在的挚爱眷恋。这一矛盾恰恰使庄子思想中闪耀出强烈的终极关怀色彩。只是这种终极关怀一旦落实为人间关怀，便会矛盾百出、捉襟见肘。于是，庄子无为无待的逍遥之境就成为让人永远企慕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境。向秀所谓“巢许不达尧意，不足多慕”，郭象所谓“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正是在现实困境中对这种“可爱而不可行”的超越之途的自觉放弃。郭象以“性分”解说“自然”，以“独化”明“逍遥”，以万物“相与不相因”消解终极存在，化解了庄子思想中不可解除的悖论。

注释：

[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学》第407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2]《王弼集校释》第65页，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3]见王叔岷《庄子校释》附录。

[4]《庄子·养生主》。

[5]《庄子·秋水》。

[6]《庄子集释》第97页。

[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94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8]《庄子集释》第页。

[9]同上，第页。

[10]《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P50。

[11]钱穆《庄老通辩》第364页。

[12]《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P4。

[13]《逍遥游》：“神人无功”注，P22。

[14]《逍遥游》：“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注，P3。

[15]《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鴞炙”注，P99。

[16]《齐物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P56。

[17]《德充符》：“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注，P219。

[18]《庄子·缮性》：“尔将可以语大理矣”注，P565。

齐物论范文篇8

凡道家无不谈“自然”。在《老子》中，“自然”一词出现5次，在《庄子》中“自然”一词共出现4次，在王弼《老子注》中，“自然”一词共出现27次，而在郭象《庄子注》中，“自然”无疑是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仅在《庄子·内篇》注中，涉及“自然”一词共有46条，其中《逍遥游》注9条，《齐物论》注12条，《养生主》注1条，《人间世》注4条，《德充符》注8条，《大宗师》注12条。出现频率之高，恐怕没有哪本书可与之相比论文。难怪有人据此称郭象为“彻头彻尾执守道家自然之义”[1]

但老庄所谓“自然”多是指与人、人为相对的“天之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解释说：“法，谓法则也。人不违地，乃得全安，法地也。地不违天，乃得全载，法天也。天不违道，乃得全覆，法道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无极之辞也。用智不及无知，而形魄不及精象，精象不计无形，有仪不及无仪，故转相法也。道法自然，天故资焉。天法于道，地故则焉。地法于天，人故象焉。”[2]“自然”无论其为“价值原则”还是“终极实在”，显然具有形而上的绝对性和独断性。

庄子则常以“天”言“自然”:“天即自然”[3]。而“天”具有与“人”相对的不可通约性：“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4]“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5]。尽管在老、庄那里，“自然”一词的义涵极其复杂，如果不计细节，可以理解为“天与人的分限”。其“彼岸”性和本体论义涵十分浓厚。更为典型的表述是《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6]这个“一”虽然具有超越时间、超绝“言”“象”的性质，但它的“超形而上的优位”（transmetaphysicalpriority）[7]性质依然存在，尽管它是人的理智无法把握的。实际上，庄子总是努力去把握这个“一”，他的就是“游”，哪怕只能是“游心”，他总是期望着“与造物者游”，“游心于物之初”，去趋近那个神秘的存在。

庄子后学则扩展放大了“人之自然”，即既与庄子“天之自然”相别，又与人的性相对的人的自然属性。如果说庄子的基本倾向是扬“天”（本真的自然生命）抑“人”（人的社会性）的话，庄子后学则是扬“人”（人的自然属性）抑“人”（人的社会属性）；如果说庄子用来反抗现实的利器是远高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本真的生命”的话，庄子后学用来反抗现实的武器就是“个人的身体”。《庄子·马蹄》以马为喻说：“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啮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8]“昔赫胥氏之时，居民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9]

郭象对此也不能认同。

（二）天与物：回到此岸

郭象吸收了道家“自然无为”的基本原则，并把这一原则推到了极致，把一切还原为万事万物自然独化的现象过程，消除了《庄子》中保留的“彼岸”感的痕迹，把人生的超越完全安放在“此岸”。

试看他对“天”的解说：“此天籁也。夫天籁者，岂复别有一物哉？即众窍比竹之属，接乎有生之类，会而共成一天耳。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岂苍苍之谓哉！而或者谓天籁役物使从己也。夫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莫适为天，谁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10]在庄子那里明显有差等分限的“天籁”、“地籁”、“人籁”，在郭象看来并无分别“夫天籁者，岂别有一物哉？”“天籁”与“人籁”“地籁”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天”，而这“天”又是什么呢？“故天者，万物之总名也，”，也就是世间万物的整体，除此之外，它并无别的义涵。所以，郭象说：“天然耳，非为也”，其内涵与庄子并不完全一样，“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在这里，只有万物自生自化，物与物之间各自块然独立，相与而不相为，没有不可知的彼岸，没有高高在上的主宰，“莫适为天，谁主役物呼？”所有的，只有“物”的自生自得，自适自化，只是可感可即的当下。

郭象也常用“理”来解释“”。据钱穆先生统计，《庄子·内篇》中，“理”字只有《养生主》：“依乎天理”一处出现，而在《庄子注》中，郭象用“理”字共有70条[11]。那么，“理”又是什么呢？郭象以为，有“自然之理”、“必然之理”、“无为之理”、“至理”、“万理”、“群理”、“正理”，“理”虽万有，其中心义涵只有一个，即万物自生自化自得自适的“独化之理”。

理是万物与生俱来的禀赋：“非冥海不足以运其身，非九万里不足以负其翼。此岂好奇栽？直以大物必自生于大处，大处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于其间哉？”[12]

“厝”即“措”，《说文》：“措，置也”。在此，“自然”即本然，是世间万物与身俱来的禀赋。这是人或“心”所无法更改的。既不能改易，也就无须改易：“夫物不尝有谢生于自然者，而必欣赖于针石，故理至则迹灭矣。今顺而不动，与至理为一，故无功。”[13]

“理至”即“至理”，“至理”即“自然”即本然之理，。成玄英疏曰：“诣于灵极，故谓之至”。它是与“迹”，即人事、人为相对待的。世间万物只须顺应自然之理，就能达到无功的神人境界。到这时，就能“无往而不安，则所在皆适，死生无变于己，况溺热之间哉！故至人之不婴乎祸难，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与自然会。”[14]

“理”即“自然之理”。只有“顺”之或“适”之，就能达到与自然冥然为一的境界：“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极。循而直往，则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闻之者听荧。虽复黄帝，犹不能使万物无怀，而听荧至竟。故圣人付当于尘垢之外，而玄合乎视听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计，放之自尔而不推明也。今瞿鹊子方闻孟浪之言而便以为，妙道之行，斯亦无异见卵而责司晨之功，见弹而求鴞炙之实也，夫不能安时处顺而探变求化，当生而虑死，执是以辩非，皆逆计之徒也。”[15]

“自然”与“至理”虽为最高之境界，但并不外在于万事万物，而就在物自身，“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岂远之哉！”[16]所以，“循而直往”，就能“冥然”与自然为一。在这种境界，任何言语、感官的强行介入，都是多余的，都只能增加疑惑和迷茫。：“既禀之自然，其理已足。则虽沈思以免难，或明戒以避祸，物无妄然，皆天地之会，至理所趋。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为哉？任之而自至也。”[17]

实际上，这个“理”只是物与物之间的“分”，所以，郭象说：“以其知分，故可以言理也。”[18]

既然禀有自然之性，那么，其定分已具，任何“定分”之外的思虑、忧戒和人为都是有违自然之理的。

郭象也常用“性”与“分”解说万事万物所禀赋的“自然”。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块然自尔，突然而生，掘然而逝，物各有其性分，彼此绝对不同：“各以得性为至，自尽为极也。向言二虫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毕志榆枋，直各称体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辩，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蹊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异。”[19]“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所以，万物各自独立，各为中心。实际上，这就取消了中心，取消了绝对者。如果说还有什么绝对的话，万物自尔自生，独立自存的“自然之素”“自然之理”才是唯一的绝对。所以，人生天地之间，既不可使人从己，也不必舍己从人。

郭象的“自然”观既有别于庄子的“天之自然”，有不同于庄子后学的“人之自然”。庄子以自然的本真生命为最高的价值原则，在其展开过程中势必以拒绝人类文明为提升进路。但是，这一价值原则的真正建立，又必须回答现实地生存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个体生命的自由的可能性。这在上和现实人生中都会构成难以调和的悖论。向秀们是看到了这一悖论的乖谬的：“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隽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20]这不能仅仅看作向秀们在上的退却与趋附。在玄学第三阶段，个人的现实生存始终是士人们关注的中心。庄子对“天之自然”即本然世界的无条件认同而又不否定个体感性生命,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极端绝望正是基于对生命之在的挚爱眷恋。这一矛盾恰恰使庄子思想中闪耀出强烈的终极关怀色彩。只是这种终极关怀一旦落实为人间关怀，便会矛盾百出、捉襟见肘。于是，庄子无为无待的逍遥之境就成为让人永远企慕而又永远不能实现的梦境。向秀所谓“巢许不达尧意，不足多慕”，郭象所谓“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正是在现实困境中对这种“可爱而不可行”的超越之途的自觉放弃。郭象以“性分”解说“自然”，以“独化”明“逍遥”，以万物“相与不相因”消解终极存在，化解了庄子思想中不可解除的悖论注释：

[1]傅伟勋《从西方到禅佛学》第407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2]《王弼集校释》第65页，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3]见王叔岷《庄子校释》附录。

[4]《庄子·养生主》。

[5]《庄子·秋水》。

[6]《庄子集释》第97页。

[7]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94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8]《庄子集释》第页。

[9]同上，第页。

[10]《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注，P50。

[11]钱穆《庄老通辩》第364页。

[12]《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注，郭庆藩《庄子集释》P4。

[13]《逍遥游》：“神人无功”注，P22。

[14]《逍遥游》：“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注，P3。

[15]《齐物论》：“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鴞炙”注，P99。

[16]《齐物论》：“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注，P56。

[17]《德充符》：“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注，P219。

[18]《庄子·缮性》：“尔将可以语大理矣”注，P565。

齐物论范文篇9

夏基松认为：后现代源自“世界经济全球加剧”，“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矛盾激化。各种社会危机……普遍深化”［5］。刘放桐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对传统西方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以及对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和发展的浪潮中”［6］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二位哲学大家分别从社会背景和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对后现代主义产生根源进行了认识。总之，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社会“危机”到来时人们思想所产生的不同反映，从揭露的社会问题分析：福柯认为诸如边缘性的性问题、精神病问题、监狱问题是资产阶级的权力运用造成的，且权力具有为统治者服务的创造性。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强调了资产阶级运用文化异化人的思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揭示了人的一切被打上了商品、货币的烙印。德里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已“脱节”、“断裂”，是“灾难”、“危机”、“死亡威胁的世界”，时代需要马克思，“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利奥塔认为后工业科技的消极影响使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出现了危机，一切值得怀疑。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判从各角度批判了后现代工业社会。查伦·施普莱特耐克要求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统一和谐，主张个人、家庭、邻居、社团、民族、全人类社会和平统一，个人、生物、地球、星体、宇宙和谐繁荣，认为女权与和谐的关系是必然的。从哲学的发展看：后现代主义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合流的反映，诸如科学实在论与新实用主义，代表有罗蒂、普特南等。后现代主义有反中心、反逻各斯、反基础的特征：海德格尔“此在”包含了主客是对黑格尔以前主客二分思想的批驳，福柯的“主体死亡”，拉康的“消失主体”都是对中心地位的批判，德里达要求对“他者”的关注，对“边缘”性的重视是反对中心主义、反对逻各斯主义。其实，后现代主义更多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权威、理性的思维方式提出的反抗，一部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史，更像是一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驳史，一切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价值都要重新衡量、认识。哲学的思维方式走向了一条新路子。

冯友兰认为：道家思想源于“奴隶主贵族被夺了权，失去了他们原有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地位，降为平民或奴隶”，而他们的“地位变了，可他们的思想没有变。”［7］也有的把它作为反儒家礼教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庄子·人间世》中“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显示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无奈，暗含了他们的消极出世的思想。庄子又说“全形葆真，不以物累形”是一种消极的抵抗，故发出感叹“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均出自《庄子·人间世》），所以应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至此，由反抗无门，只好明哲保身，形成了自己的全套养生、修身思想。其实老子也想救国：“道常无为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是其积极献言，但奴隶主阶级大势已去，他只得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小国寡民”的梦想，虽其思想是一种倒退，但也反映了他无奈的反抗。纵观道家对儒家批判的言论，那就更多了。《庄子·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是对儒家礼教思想奉行者的道貌岸然却干着鸡鸣狗盗的勾当的揭露。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是对儒家弘扬的知识、分辨术、礼义的批判，认为只有丢弃了它，才能回复人的本性。总之，道家思想“是在对儒家思想的理论观点和它所产生的社会后果的直接的、批判性的反应中形成。”［8］儒道两家的思想具有解构、批判、否定的关系。

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思想渊源上去探索，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的出处均有惊人的相似点，后现代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的文明而作的深深的反思，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理论的负面效应全面解读，是对现代社会生活如何重建的一种献言，而老庄思想是对上层制度的欺骗性进行的揭露，是对儒家正统思想颠覆性的剖析，是对人生生活方式、人生的价值意义的有益探索。

二、思维方式相通，年代久远的联姻

后现代主义与老庄思想都可称得上反思的楷模，虽相隔两千多年，却有着异曲同工的思维方式，难怪张志伟说：哲学“它更像是围绕着智慧‘圆心’而运转的圆周运动。”［9］因为有着同样的思维方式，比较起来也容易进行了。

（一）强烈的批判性

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是对传统思想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批驳、否定。海德格尔“此在”的思想是对主客二分的认识的批判，他的“此在”否定了思维与存在的二分模式。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游戏说是对所谓“科学的”逻辑语言的否定，德里达的“反逻各斯思想”是对中心主义提出的挑战，并重新提出了对文本阅读的新方式，它打破了千百年来文本习惯的建构方式。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是对启蒙理性的欺骗性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性。批判应该是后现代主义一种精神，一种本质，一部蕴涵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史就应该是一部批判史。老庄思想同样也具有丰富的批判性，老子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是对以往道的认识方式的批判，认为应该正确认识“道”和“名”，应该辨证看问题。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能出，有大伪”是对儒家鼓吹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批驳。在《老子·十九章》中，“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不但批判儒家思想，更要求抛弃它，并尝试着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方略。而《老子·列御寇》中“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是对当时统治阶级虚伪性、欺诈性的批判。在《庄子·胠箧》篇中：“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是对儒家提倡的善恶标准的批判。

（二）反理性倾向

无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想里，还是在道家思想中，都表现出对理性批判、抵制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他们虽不否定理性的作用，却表现出了消极理性的倾向。福柯的考古学、语言学揭露了它们非连续性、非层次性、边缘性、陌生性、复杂性的特征，是反对理性的系统性。后期维特根斯坦“日常语言游戏说”是对逻辑语言的非系统性认识。拉康的“语言游戏论”更表现出非理性倾向，认为“无意识”是“主体之家”，是对主体理性的否定。而德里达的“反逻斯中心主义”就是对理性的批判。在老庄的认识论中有很多篇章主张“直觉”，《老子·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迹，其知弥少，是以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认为“道”是超验、不可感知的，只有用直觉的方式才能体验“道”。老子的“绝圣弃智”是对理性的否定。所以老子主张依靠“内心之光明”，“不行而知”（《老子·四十七章》）。《庄子·齐物论》中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事物都是差不多的，无原则区别，“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理性根本不能把握它，既然不能认识它就不如放弃它。庄子认为“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通过“坐忘”达到“以无知知”，这里更是完全放弃了理性的运用。

（三）解构性、游戏性

解构（Deconstruction）用于消解结构，此时结构不仅指文本结构，“这里的结构实质上指西方文化之根”［6］428，意指对结构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在场主义的批判、否定。对于文本，德里达注重两者间的差异性，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思想文化的变化、发展，使思想文化更具有生命力和创造性［10］。解构强调“不在场”、虚无，不愿束缚于条条框框，强调否定性、差异性、自由性、游戏性。“颠覆”、“消解”、“改变”是其手法，目的达到开放、动态、可变、自由、脱离枷锁束缚。

后现代主义批判传统的“主体性”，批判理性至上，批判普遍性，统一性，蕴含了一种解构的思想，利奥塔的语言游戏说及要求“重写现代性”，罗蒂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任何具有普遍性的东西。女权主义者反对“父权制”，利奥塔模糊性、差异性理论，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及对经验论的批判以及约定的本体论承诺。其思想都是对以往的思想的否定批判，这种批判蕴含着强烈要求取消以往的思想，而倡导一种崭新的思想。这不是对以往的思想的修补，而是完全的抛弃、毁坏。

解构的思维方式在老庄思想中亦有源可寻。“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一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承认“虚无”为万物之本，这是对儒家认识方式的一种反叛、否定。《庄子·大宗师》中“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不可变，可得而不可见”，是对主体的一种消解，体道只需“坐忘”、“心斋”就可以了。《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思想是对统一善恶标准的消解［11］。故“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物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已。”《老子·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无为”的思想，要求“天人合一”是对儒家积极“求知”、“达仁”的解构。（《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远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是对认识方式的解构，此时的认识方式简直是一种游戏了，而在《逍遥游》中的解构思想则更多，此不多叙。（四）思想多元化

无论在后现代主义之前，还是在老庄思想之前，追求“齐一化”、“同一化”思想是大的趋势，建立宏大哲学体系在后现代主义出现之前一直是追求的目标，包括现代哲学中的柏格森想建立生命哲学，罗素想建立逻辑哲学，胡塞尔想通过“现象学”恢复哲学体系，追求“齐一化”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德里达认为：“西方形而上学具有历史置换的嬉戏性质，应该使限制自由嬉戏的结构‘断裂’、‘瓦解''''”。博拉古宣称：“在后现代世界里，理论已经穷尽了自身，世界已经摧毁了自身，剩下的只有碎片。”［12］所以形成的思想参差不齐。德里达重在消解文本结构，福柯从事权力分析，拉康从事精神分析，保尔·费耶阿本德致力于认识论，罗蒂在新实用主义上下工夫，女权主义者为女性争取更多权力等。他们都在努力的摆脱“齐一化”模式，其思想从多方面、多角度认识社会，揭露现实，他们的思想有着更多的可用性和实在性。

老庄思想同样出现了多元：《庄子·齐物论》中的“庄周梦蝶”要求认识多元化。《逍遥游》中语言的放荡不羁性，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本来就应当思想多元化发展。《庄子·齐物论》中认为善恶无统一标准，主张多元化的衡量标准。而老子思想更是庞杂，既有治国思想，又有自己的宇宙观，对生活主张淡泊名利，又想回复到“小国寡民”的“理想国度”去。

这两种思想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化的全方位繁荣给予了很好的启发。当然，它们还有诸多其他的相似的认识方式，如共同关注他者、开放性、动态性等，由于篇幅限制，不多做比较。

三、价值互补，两种思想共促哲学发展

在这两种思想体系中，都体现出了对传统理论的强烈的破坏性、否定性，都有着向虚无、向理想方式发展的趋势，但认识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又迥然不同。

（一）老庄思想保守,而后现代思想常向激进

相对于儒家上进求索的积极入世的理论，老庄的言论中常向往着避世、保身。老庄主张的“无为”治世，相对来说是一种保守的思想。如《老子·四十八章》中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不主张知性，只要求以直觉体“道”，对于“为学”奋发精神是种退步。更甚者他认为“为天下者，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认为在道德方面，还不如儿童时期。在《老子·二十五章》中，提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按自然方式去认识解决问题，认识事物，这也是“无为”方式的延伸。“无为”之中的“理想国”是庄子思想的写照，他主导“无用”“己用”：“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于无为其侧，逍遥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在政治方面，老子希望回到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中：“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犬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认识问题更极端化，更缺乏可实践性、操作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针对现代哲学中的问题的批判。其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它由于不肯定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合理性，更加排斥理性、主体、本质，一切现代性理论在它那里都被解构、消解、否定。哲学理论成为了虚无，一切都变成了“语言游戏”，致使人类建筑的最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被推倒了。所以其理论不但没有超越，在某种程度上，由于过分的激进，反而成为一种倒退了。两者若能结合起来，后现代主义如果能正确的对待现代社会的问题，而老庄思想能从出世上下工夫，对我们当今社会问题解决是有益的。诸如多关注他者，多考虑生态问题，辩证的思索现实问题，遇到问题敢于解决问题而不回避问题等。当然，对其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本身也是对我们当今社会建设进行的有益的探索，社会的建设需要理想，但也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才有利于社会更好的发展。

（二）老庄思想丰富辨证，而后现论常指向偏锋

老庄的理论中有丰富的辨证思想，诸如“道恒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指出了道是变化的。《老子·一章》开篇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对“名”的辨证看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指出了一切事物对立统一。在《庄子·知北游》中“夫昭昭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体现了自然与宇宙的运转流变。《庄子·知北游》中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也是辨证的：“生也死之续，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后现代思想认识常使用一种否定。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否定、颠覆、背叛。无论对理性、本质的否定，还是对基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在他们那里都没有可肯定之处。萨特认为，存在就是虚无。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3］。他们缺乏两面性看问题，虽然他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影响很难成为空前，所以招致了一系列批判之声。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中出现的“硬伤”，如若与道家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它更具有现实可用性。后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现实问题批判史，而不过是认识问题方式过激罢了。

（三）老庄思想常于幻想，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认识深刻

老子幻想回归为“小国寡民”以避现实：“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多么美好的一幅原始纯洁质朴生活的图画呵！而在庄子那里，他的幻想近似于神话，气势很恢弘，天地与我共生，我无所不能，我就是自由，逍遥就是我。诸如《庄子·逍遥游》中：“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庄子·在宥》中：“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同在《庄子·逍遥游》中：“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还可从《庄子·齐物论》中看到：“天泽焚而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

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对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一些危机的反思，福柯运用权力分析监狱、癫狂、性、知识等问题，他运用的考古学、谱系学从边缘入手，是对当今存在的问题全新解读，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是对资本主义权力全面统治的深刻揭露，女权运动者对同性恋者正常生活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工业社会对科技的重视带来的人类生存的隐患，他们呼吁人类要自我认识，改变以前价值观念，要求对生态环境问题给予关注。

老庄思想是对自然回归生活的向往，而后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披露为我们解决问题指明了方向。而一切问题由于当时社会的矛盾决定不能解决，只能带来某种社会制度的革命。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厌倦，但又找不到新的出路而抑郁，它的虚无、反叛也是制度本身带来的。

［摘要］老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皆标志着一种文明，虽相隔两千年，却又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从思维方式上，还是从思想内容上，都有着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批判、解构、甚至颠覆，语言上的不拘一格，内容上的不确定性，如若放在一起探讨，能否带来新的价值呢？

［关键词］老庄思想；后现代主义；二者关系

老庄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是两种不同的哲学思想。第一，产生背景不同，后现代主义主要是对西方“文明工业社会”的反思，对哲学发展到高峰的质疑，对盲目追求理性带来的哲学危机的批驳，对现代性进行的拷问。哈贝马斯认为：“没有什么更为‘人道的’东西可以代替进行技术控制这种功能”［1］，是对科学作用的质疑；而“老庄面对的主要是儒家的经学中心和礼教中心”［2］，所以更多侧重于对伦理、道的化解，倡导消极出世，提出“节制”生活方式。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3］；第二，中心问题探讨的方式不同，后现代主义探讨的问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道家思想主要集中在对道的认识，对本原的追求，对人生的体会、理解，然后展开讨论，以此引出一系列的思想批判；第三，体现的最终价值不同：后现代主义注重只立不破，而认识、解决问题更容易走向极端，对于精神和价值体现虚无化，只是“在琐屑的环境之中沉醉于形而下的愉悦之中”［4］，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真理、价值、精神、道德有很大的破坏性。而道家思想对修身养性的倡导可以作前者的有益补充，它是对人生价值意义的积极探索，而没有自毁性。

然而，把这两种思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既有哲学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二者都有着深度的反理性，强调虚空性，语言的放荡不羁性，对以往思想的深刻反思、批驳、否定，要求自由、逍遥，倡导对他者的关怀。一方面，二者本身虽有时间之距，却象征着中西哲学合流、融合的趋势；另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互取精华，为我服务。如果我们能较准确的去把握、认识二者的思想，对于哲学的新的研究可指明方向。且其中的思想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积极意义。所以，对二者既不要过分摒弃，也不应生搬硬套，而是要试着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去解析它，以达到发展哲学、建构思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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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71.

齐物论范文篇10

庄子与惠施是战国中期的两位卓越哲等家。他们的生卒年在史书上皆无明确的记载，按现在学术界一般接受的观点，庄子约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惠施约生于公元前370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庄子·徐无鬼》篇云：“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据此，惠施比庄子早卒是可以肯定的。如按他们的生年说，庄子与惠施大致可说是同时代的同龄人。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云：“庄子者，蒙人也……”刘向《别录》云：“宋之蒙人。”《吕氏春秋·淫辞》篇高诱注云：“惠子，惠施，宋人也……”据此可知，庄子与惠施同为宋人；说得亲近点儿，他们是一对同乡（中国历有“尸骨还乡”之俗，观“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至乐》篇所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二人相居可能不会太远）。这一对同乡早年是否有过交往，史书上无记载。侯外庐等在《中国思想通史》中所作“惠施年行略表”云：公元前334年，惠施“三十六岁，为魏相……”公元前322年，惠施“四十八岁，被张仪逐至楚，转入宋。与庄子相晤论学。”[1]钱穆著《惠施公孙龙》亦云：“（魏惠）王果听张仪，施见逐之楚。……楚王……乃奉施而纳之宋。时梁惠王之后元十三年也。遂与庄子交游。”[2]如果这里所谓“与庄子相晤论学”、“遂与庄子交游”是说惠施与庄子初次相见，那么二人的交往是比较晚的。但我们还不能这样认定。可作为参考的是《庄子·秋水》篇云：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

如果这段话不是全出于杜撰，那么庄子与惠施至少在“惠子相梁”时即惠施被逐至楚的十多年前就已有过交往。如果再考虑到惠施身为魏相，庄子以一介隐士欲往见之，恐不是素昧平生而突兀造访，两人在此之前曾有过一些接触，庄子要去见一见以前的老朋友，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秋水》篇说，惠施对于庄子的到来很不理解，轻信了别人说“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搜于国中三日三夜”。惠施恐不至于真的这样器量狭小，这段话可能是要说明惠施当时不知庄子之清高，于是引出庄子“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一段话。如果说在此之前惠施与庄子已有过交往，而惠施不知庄子如此之清高，那么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惠施对庄子知之不深；二是庄子本人的思想有很大变化。我倾向于后一种可能性。

庄子思想的清高、冷峻、深刻、洒脱，决不是一个少年或青年所能企及的。他的思想饱含了对社会黑暗、生活酸楚、世态炎凉的人生体验，说他的思想形成于中年时期是比较合理的。

庄子早年曾在蒙做过漆园吏，也就是说，他并非一开始就超然物外，而是也曾被世所“用”。这一段被世所“用”的经历可能对庄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庄子·人间世》篇中有几则关于被世所“用”和不被世所“用”的寓言，作为一篇之总结的一段话说：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照些话是说，被世所“用”而致伤。其中“漆可用，故割之”当是庄子从做漆园吏的社会实践中体验得来。“漆”被世所“用”而致伤，这不仅是指“漆”而言，而且是指庄子曾做漆园吏被世所用而受到世俗的伤害而言。文中有“栎树”所云：

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这段话凝聚着庄子从被世所“用”到“无所可用”而“为予大用”这样一段人生转折的艰难困苦的经历，这段经历也是庄子思想逐渐形成并愈发坚定的过程。

庄子在世上求“无用之用”，这样一条人生道路虽使他陶然于精神之逍遥，但也窘迫于物质之贫困。《庄子·山木》篇云：“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说明了庄子当时的社会身份——他是一个穷苦的布衣之士、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庄子·外物》篇载“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云云，也正是庄子生活贫困，受到权势阶层的怠慢，而庄子奋力作精神抗争的写照。

庄子做漆园吏之前的身世如何，今人无从确考；他辞去或被罢去漆园吏之后的家境，肯定是很贫穷的。这种贫穷不是由于仕途受阻，而是由于庄子看破了仕途的险恶，不甘为世所“用”。庄子把通过仕途而得富贵比喻为在“骊龙颔下”得珠，他对谄媚于君王而侥幸于富贵者更有“舔痔”之讥（见《庄子·列御寇》）。《秋水》篇和《列御寇》篇有两段庄子拒绝受聘的叙述，司马迁把这两段话作了综合，写入了庄子的传记（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是否真的曾被楚威王“许以为相”，今人也无从确考，但那两段话确实表明了庄子不为世“用”、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的态度。

与庄子相比，惠施在政治上走着不同的道路。据侯外庐等所作“惠施年行略表”：公元前338年，惠施“初至魏，见魏相白圭。应魏王召，论齐、魏战马陵事”；公元前334年，惠施“为魏相，主谋齐、魏相王”。如果说楚威王聘庄子“许以为相”确有其事的话，那么楚威王于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30年在位，这段时间也正是惠施初至魏、然后任魏相的时候。庄子对相位避之唯恐不及，而惠施则被视为“新娶妇”加入了魏国卿相的行列。《吕氏春秋·不屈》篇载惠施初至魏，向当时的魏相白圭诉说使魏国强盛之策，白圭竟以“新娶妇”不该指责夫家的弊端陋习而责怪之，可见惠施在魏国旧卿眼中的地位是很低微的，而这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惠施在任魏相前的社会身份。《吕氏春秋·不屈》篇又载，魏惠王欲让贤传国于惠施，惠施说：“……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这段话说明了惠施为什么被魏国旧卿视为“新娶妇”——惠施原本属“布衣”之士，同庄子一样是平民知识分子。

惠施的社会政治主张除“止贪争”外，还有“泛爱万物”（见《庄子·天下》）、“去尊”（见《吕氏春秋·爱类》）、“偃兵”（见《韩非子·内储说上》），这些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非攻”等思想很相近。墨学代表了小生产者的利益，惠施之学虽不是小生产者的利益所能范围，但它反映了一般平民阶层的愿望还是应该肯定的。《吕氏春秋·淫辞》篇云：

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

翟翦先说“善也”，但又说“不可行”，并将其喻为“郑卫之音”。翟翦是翟璜之后，翟璜又是魏文侯欲举为相的私友（见《吕氏春秋·举难》）。翟翦反对惠施所立之法，与“民人”异，很可能是出于旧臣权贵的偏见。而“民人皆善之”，这说明惠施所立之法照颇到一般民众的利益。荀子说惠施之学“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这也说明惠施这位“布衣”卿相确有一套与上层统治阶级不同的社会政治学说。

今人或因匡章喻惠施为“蝗螟”，惠施自称是“治农夫者”（见《吕氏春秋·不屈》），而说惠施此论与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说甚为近似，而与墨家的社会学说极端相反。其实，惠施此论只是强调社会分工的必要，而不带有“大人”与“小人”阶级对立的色彩。观匡章之意，主要是责难惠施及其随行没有“与农夫并耕而食”，这是农家许行派的观点（见《孟子·滕文公上》）。惠施的回答与孟子论“劳力”、“劳心”之分确有些相似，但惠施并没有像孟子那样作“大人之事”与“小人之事”的区别，他自比于“筑城”活动中的“操表掇者”，很有些出身于“布衣”的学者兼政治家的色彩。

庄子与惠施同为布衣之士，前者“求无所可用”而“为予大用”，“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后者则怀抱“去尊”、“偃兵”、“泛爱”、“止贪争”的社会理想，被视为“新娶妇”加入到卿相阶层的行列。前者的道路是退隐逍遥，后者的道路是进取致用。以前者观后者，则后者不免因“用”而致伤；以后者观前者，则前者虽“大”而“无用”。《庄子·逍遥游》的篇末有庄子与惠施关于“大瓠”、“大树”之“用”与“无用”的两段对话，最能显出二人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对立，读者可参见之。

二、一对诤友两种学说

庄子与惠施所选择的人生道路虽然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二人成为一对诤友。《庄子·至乐》篇云：“庄子妻死，惠子吊之。”且不论庄子借此机会对惠施作了一番人之生死“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的开导，仅从惠施亲往吊丧而言，两人之间是确有情谊的。《徐无鬼》篇云：

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斲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

这段话最足以说明庄子与惠施在学术思想上的关联。庄子之所以能够“运斤成风”、“洸洋自恣”，其实是以惠施的思想为“质”的（今人或谓“惠施为庄子的思想作逻辑论证”，恰好颠倒了二人孰为“质”的关系）。观庄子所言，庄子本人的著作起码可以说大部分作于惠施去世之前，而且大部分是以惠施为辩论的对象，或者说是在与惠施争辩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展开的。

惠施的思想为庄子提供了何种材质？由于惠施学富“五车”的著述全部佚失，我们现在只能从散见于《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关于惠施的记述和评论中观其端倪。当然，保存惠施思想最集中的就是《庄子》书中的《天下》篇。

《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以此知惠施学问广博，著述宏富，而其思想与庄子不合。接下来，《天下》篇列举了惠施“历物之意”的十大命题。何为“历物之意”？成玄英《疏》云：“心游万物，历览辩之”；马叙伦《庄子天下篇述义》引章炳麟云：“陈数万物之大凡也”；用我们今人的哲学术语说，这是一种自然哲学或素朴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天下》篇又云：惠施“徧为万物说……弱于德，强于物……散于万物而不厌……逐万物而不反……”这些都说明惠施是以“物”或“万物”为研究对象的。今人或以概念的思辨或逻辑的诡辩来解惠施之学，其实是有违惠施“历物之意”的本意的。

我在拙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试解惠施的几个命题”一节中，曾尝试从气论哲学的角度对惠施的“历物之意”作了诠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之。本文为探讨庄、惠思想的异同，对有些命题再作些重点的分析。

惠施的十大命题之首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大一”与“小一”的概念是惠施从宇宙构成论的角度立论，简言之，宇宙的全体谓之“大一”，构成万物乃至整个宇窗的谓之“小一”。《庄子·秋水》篇云：

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

这段话可视为对“至大无外”和“至小无内”的正确解释。用今天的术语说，“不可围”、“数之所不能穷”就是无限大；“无形”、“数之所不能分”就是无限小。惠施认为，宇宙的全体是无限大的“大一”，而构成宇宙中的万物乃至整个宇宙的，则是无限小的“小一”。惠施为什么要提出“大一”和“小一”的概念？这从《庄子·知北游》篇中可得到解释：

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扁（遍）然而万物，自古以固存。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

惠施提出“至大知外，谓之大一”，就是要解决“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的问题；提出“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就是要解决“秋毫为小，待之成体”的问题。这里的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所说：“最基本的元素物质应该是由它们的并合来组成最初的事物的。这种质性是属于实体中（最）精细的微粒。”[3]在惠施看来，这种“最精细的微粒”就是“至小知内”、“至精无形”的“小一”。但这里立即出现了逻辑矛盾：“至小无内”、“至精无形”的东西还能称为“微粒”吗？如果一个东西小到了“无内”、“无形”，那么它不就等于零、等于不存在吗？古希腊的埃利亚学派在批评伊奥尼亚哲学揭示了这一矛盾，并将其作为存在只能是“一”（“大一”）而不能是“多”（“小一”）的证据。这里的另一个逻辑矛盾是：如果说“最初的事物”由“至小无内”、“至精无形”的东西“并合”而成，那么“无内”加“无内”、“无形”加“无形”，不是仍然等于“无内”、“无形”吗？它们又怎能“并合”成“最初的事物”呢？古希腊的埃利亚学派也将这一矛盾作为存在不能是“多”的证据，而原子论者则认为存在是“多”，但这种“多”不是“无内”、“无形”，而是有形、“不可分”的“原子”。“原子”概念的出现首先是因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要避开以上矛盾（“虚空”概念的设置则是要避开“充实与运动”之间的矛盾，为“原子”提供运动的空间）。惠施的哲学接触到以上矛盾，但他不是要避开它们，而是承认它们，因此才有惠施的第二个命题：“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无厚”即“无内”、“无形”，是指“小一”。所谓“无厚不可积也”，是说“无厚”、“无内”、“无形”的东西相加，仍然等于“无厚”、“无内”、“无形”，此为避辑上的“不可积”；所谓“其大千里”，是说“无厚”、“无内”、“无形”的“小一”事实上积成了“其大千里”，然而又不止千里，宇宙万物乃至整个宇宙（“大一”）都是“小一”积成的（《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苟其可积，何但千里乎”）。

如果明白了“大一”“小一”的道理，那么另外的几个命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如“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以“小一”的概念解之，则天与地、山与泽皆由“小一”积聚而成；既然它们的本质构成相同，那么它们之间可谓没有尊卑的差别了。如果用“大一”的概念解之，则天与地、山与泽皆处是在“至大无外”的“大一”之中；如果将天与地、山与泽之间的有限差别比起无限大的“大一”来，那么这种差别也就近似于零了。

与“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意思相近的命题有“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以及《荀子·不苟》篇提到的“齐秦袭”。燕在北，越在南，齐在东，秦在西，它们之间的距离比起无限大的“大一”来，也是近似于零的。因为宇宙是无限大的，所以燕之北、越之南、齐之东、秦之西皆可谓之为“天下之中央”。

惠施之学被概括为“合同异”，此处之“合”不是相对主义的混同或概念的诡辩，而是以“物”为根据的；惠施的有些命题看似带有相对主义的色彩，但其潜在的条件却是“大一”与“小一”概念必然存在的矛盾。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正视并且要避开这些矛盾，因而走向了原子论。与惠施同时的庄子则借用惠施提供的自然哲学的思想资料，以其为“质”，走向了另一条道路。

《庄子·秋水》篇在解释“世之议者”所云“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之后说：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

在这里，“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只是为庄子的思想作了铺垫。惠施所言论、所意致者只是物之精粗，而庄子从中引申出的则是“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的相对主义结论，他所追求的是不能言论、不能意致、“不期精粗”的“道”。

《庄子·德充符》篇云：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

这段话的前一句与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思想可谓相近或相同，“夫若然者”则是铺垫之辞，庄子从中引申出的结输是：万物并非耳目的适宜对象，只有“德之和”——“道”才是游心之所。

惠施在提出万物之差别具有相对性、同一性时，其潜在的条件是与“无穷”的“大一”相比。依此客观的条件，只能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而不能说“天比地卑，山比泽低”。庄子则取消了客观的条件，把万物之差别看作主观上可以任意颠倒的，因此他提出：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庄子在强调万物之差别可以任意颠倒时，实际上否认了人们对物质世界进行客观认识和理性分析的必要和可能，万物之差别也就只能在主观上达到最终的冥同合一：“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道通为一。”（《庄子·齐物论》）

惠施提出的“万物毕同”、“天地一体”，是从对宇宙之构成的概念分析中所得。庄子认为，这种从概念分析中得出的万物统一性并非“以道观之”的冥同，它仍在作理性的计较，作“朝三”与“暮四”的区别，因此他说：“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云：“夫达者之于一，岂劳神哉？若劳神明于为一，不足赖也，与彼不一者无以异矣。”）观此可以明确，庄子与惠施所同者是他们都提出了天地一体、万物为一的命题，但惠施的命题是“劳神明”从对物质世界的概念分析中所得，而庄子则是摈除理性，弃绝对物质世界的分析计较，达到“以道观之”的冥同。惠施在通过“心智谋度”而提出“万物毕同”时并没有否认“万物毕异”，而庄子则把“万物毕同毕异”作为否定理性认识的可靠性的铺垫，最终得出“道通为一”的结论。

庄子在说“劳神明为一……谓之朝三”时，提出与之相对的概念：“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庄子·齐物揄》）此“道”在认识论上就是停止对物质世界的分析计较，停止对万物之所然和所以然的认知，“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同上）。惠施的“合同异”在本质上是自然哲学的命题，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而庄子的“齐物论”则是把自然辩证法转换成相对主义，最终提出了“弃智”“休心”的认识论。惠施与庄子在认知内容上的不同在于：惠施以“物”为认识对象，“散于万物而不厌……逐离物而不反”，庄子则以“道”为认识之终的，认为“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同上）；在认知形式上的不同表现为“辩”与“不辩”：“惠施日以其知与人之辩……卒以善辩为名”（《庄子·天下》），庄子则提出“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

惠施与庄子在认识领域的分歧开启了他们对人是否“有情”的争论（见《庄子·德充符》）。惠施的“历物之意”是主客对置的思维方式，当他提出“万物毕同”、“天地一体”时，并没有泯灭物我、天人的区别。因此，他才有发自“人之情”的爱心，提出“泛爱万物”的命题。也因此，他才有“以石代爱子头”，“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之喻（见《吕氏春秋·爱类》）。庄子的“齐物论”与惠施的“历物之意”不同，他采取了“丧其耦”、“吾丧我”（《庄子·齐物论》）的思维方式，他的“道通为一”不仅齐万物、和是非，而且同天人、均物我，进入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同上）的境界。这样，庄子就“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德充符》）“形固可使如稿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庄子·齐物论》），他的“人之情”便泯灭了。在惠施看来，人如果“无情”就不可以叫作“人”，人如果“不益生”也就算不上“有其身”。庄子则以“无情”而求“不伤其身”，以“无用”而“为予大用”，以“无己”而用诸己，在这近乎悖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昏上乱相”、“仅免刑焉”的社会的折射，可以听到对“递相为君臣”、“相刃相靡”而“损乎其真”的世道的抗议！庄子以“弃智”“休心”的认识论菲薄惠施的自然辩证法，而其“弃智”“休心”的认识论在更深层的本质上又是一种向往自由、反抗异化的社会批判学说——尽管它在当时不能取得积极的现实成果，而只能为庄子这样的布衣隐士提供一种在“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的精神的“逍遥”。

三、一种感慨两般命运

庄子与惠施虽然持不同的学说，走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但这两个布衣处在同一种社会情势下，因此他们也不免发出同一种感慨。

惠施是被视为“新娶妇”而步入魏国卿相阶层的行列的，这位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初见魏相白圭便“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而且不得不承认“新娶妇”所言“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惠施的强国宏略在当时的情势下很难施行，尤其是很难得到魏国旧臣权贵的支持。观白圭把“惠施之言”比作“无所可用”的“市丘之鼎”（见《吕氏春秋·应言》），翟翦把惠施所立之法比作“郑卫之音”，匡章把惠施及其随行比作“蝗螟”，最后魏惠王听信张仪之言而逐惠施至楚，可以看出他在当时受到了各方面政敌的反对。《韩非子·说林上》载惠施对陈轸说：“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子必危矣。”这段对政界官场相互倾轧、争宠的揭露，可谓是惠施遭受各方面排挤和攻击的经验之谈。《韩非子·说林下》又云：

伯乐教二人相踶马，相与之简子厩观马。一人举踶马，其一人从后而循之，三抚其尻而马不踶，此自以为失相。……惠子曰：“置猿于柙中，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后面这段话可能不仅是惠施对其强国之策因有各方面的掣肘而不能顺利施行的感慨，而且是他对“泛爱”、“去尊”、“偃兵”、“止贪争”的社会理想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的感慨！

庄子不像惠施那样用于世，但观其所言“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当今之世，仅免刑焉”，他的不用于世恐怕不是不想用于世，而是当时的世道不能用于世。惠施在用于世的过程中对于世道情势之“不便”有所感慨，庄子在不用于世的道路上对于世道情势之“不便”更有所感慨。《庄子·山木》篇载“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魏王问：“何先生之惫邪？”庄子答曰：

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徵也夫！

魏惠王见到庄子“衣弊履穿”便谓之“惫”，庄子借题发挥说，“衣弊履穿”只是“贫”，“士有道德不能行”才是“惫”。“贫”只是庄子的外表，“惫”才是他的内心感受。庄子“怀道抱德”，而当时却是“天下无道”；身处“昏上乱相之间”，欲“无惫”而不得，庄子不能不发出“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的感慨！

庄子与惠施有同样的感慨，但二人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庄子由此感慨而“外天下”、“外物”、“外生”（见《庄子·大宗师》），惠施则仍然以“天下”为事，“逐万物而不反”，执“有情”而“泛爱万物”。惠施之所以能够如此，这与他在“处势不便”时仍有一种“利民”的淑世主义精神和“当其时而已矣”的现实主义态度有很大关系。请看他在回答匡章“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倒）也”的驳难时说的话：

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吕氏春秋·爱类》）

惠施之学本为“泛爱万物”但当“欲必击其爱子之头”时，他便衡别轻重，以“石”（物）代“爱子头”（人），这是惠施之学“爱类”（爱人）更重于“爱物”的一种表现。惠施之学本为“去尊”，但在战国时期王权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去尊”之说不能行于世，为“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他采取“王齐王”而“偃兵”的政策，这是惠施顺应历史潮流，持“当其时而已矣”的现实主义态度的一种表现。

庄子不同于惠施，他认为当时是“仅免刑焉”的世道，任何有为的政治措施不但于世无补，而且会被人所“窃”，流于虚伪，加重世情的苦难。在庄子看来，“爱民，害民之始也；为义偃兵，造兵之本也”（《庄子·徐知鬼》）。因此，他不是像惠施那样“当其时”而有所作为，而是“安时而处顺”（《庄子·养生主》），“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人间世》）。

尽管惠施在政坛上屡遭排挤，历经沉浮，但他毕竟为魏国的政治和外交奔波了一生。其功过得失有待于史家作公允的评价（《吕氏春秋·不屈》篇将“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等等，作为惠施“大术之愚”的治魏败绩。但据《史记》，这些都是惠施“初至魏”以前的事）。钱穆谓：惠施“忧魏者深矣，要为异于三晋权诈之士也”（《惠施公孙龙》）。这是对作为政治家的惠施仍不失其布衣学者之正直本色的正确评价。

庄子比惠施晚死20余年。惠施死，庄子失其“质”，“无与言之矣”，其学术思想上的寂寞可想而知。但观庄子“过惠子之墓”以及“庄子将死”时，他身边已有一些“从者”、“弟子”服侍，其晚年的生活可能不是很凄凉。从《庄子·列御寇》篇所载“庄子将死”时与弟子关于是否“厚葬”的一段精彩对话，可知这位哲学家真的实践了他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可谓生得逍遥，死得潇洒！

哲学家的命运不足以用其穷达生死来说明，最重要的还要看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后世发生了何种影响以及受到后世何种的评价。从这个角度说，惠施的命运远不如庄子。

在惠、庄在世时，惠施的影响可能要大于庄子。《庄子·徐知鬼》篇载：

庄子曰：“然则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相拂以辞，相镇以声，而未始吾非也，则奚若矣！”

观此可以说，惠施之学是战国中期的显学之一。当时，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杨朱，所以孟子排杨、墨而未论及庄子。宋儒朱熹曾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是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但杨朱说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朱子语类》卷一二五）从《孟子》书也没有论及惠施来看，孟子有可能是把惠施视为墨家一类的。然而到了战国后期，思想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荀子开始重点攻击惠施“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还说“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荀子对庄子的批评可能仅此一句，而他对惠施却屡番攻击，而且十分严厉。荀子批评惠施“蔽于辞而不知实”，此处之“实”不是指万物及其规律（荀子是主张“不求知天”的，见《荀子·天论》），而是指儒家的“君道”、“人道”。惠施“弱于德，强于物”，儒、道两家对“德”的理解不同，但用这句话批评惠施却是两家都可以接受的。惠施“卒以善辩为名”，而荀子对何为“辩”之善作了严格的划分，他说：

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荀子·非相》）

荀子是只许“君子辩言仁”，而不许“小人辩言险”的！因此，他又说：

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荀子·天论》）

除了这种对“辩”的二分法之外，荀子还有三分法，即“有小人之辩者，有士君子之辩者，有圣人之辩者”（《荀子·非相》）。惠施之辩当然不属于后两者。就在这种对“辩”的三分法中，荀子更透露了对“小人之辩”的杀机：“圣王起，所以先诛也，然后盗贼次之。”（同上）荀子是把惠施等辩者视为头号敌人的！荀子之仁学的核心是礼论，在荀子看来，与其“礼之理”相违背的也首先是辩者之辩。因此，他说：“礼之理诚深矣，‘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荀子·礼论》）

在先秦哲事中，最先提出停止“辩物”的是庄子。他批评惠施“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在停止“辩物”这一点上，荀子与庄子是相同的，其区别只是庄子主张知止于“至道”，而荀子则主张知止于“圣王”（见《荀子·解蔽》）。

在庄子之“至道”、荀子之“圣王”面前，先秦名辩思潮受到了重大挫折，然而给先秦名辩思潮以最致命打击的可能是战国末期异峰崛起的法家。韩非子在“以功用为之的彀”、弃“无用不辩，不急之察”这一点上是与荀子的思想相同的。但荀子主张“君子辩言仁”，韩非子则将言行标准完全诉诸“法令”，提出“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依此，则“辩”全无必要。“上之不明，因生辩也”，“‘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同上）。只要君主颁明“法令”，则“辩”在“必禁”之列。

韩非子在禁“辩”的同时，对主张“大道不称，大辩不言”、持“恬淡”“恍惚”之说的道家思想也露出了杀机。他说：

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韩非子·忠孝》）

在韩非子的政治王国里，是不允许庄子那样的“逍遥”隐士存在的：“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这在韩非子看来，是在“首诛”之列（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庄子似乎早已预料到这种结局，并预设了对付的办法。所以，在《庄子·山木》篇中，其弟子问：“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在严酷的君主专制下，庄子一类隐士欲得到完全的“无累”是不可能的；为了“保身”“全生”，他们只能“处乎材与不材之间”，而这与儒家的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实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在历史上，庄子的“逍遥游”不知为多少宦海失意的儒生提供了精神的避风港！魏晋时期，郭象注《庄子》，提出“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更化解了“材”与“不材”之间的矛盾：“材”即“不材”，用于世即不用于世，“应帝王”即“逍遥游”。

法家思想的独尊随着秦二世灭亡而成为过去，汉初崇尚黄老，“恬淡之学，恍惚之言”有了发展的转机。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阴阳五行家的思想被儒学大量吸收，“阳儒阴法”、“儒道互补”渐成为中国政治、学术的基本格局。在先秦的“六家”显学中，实际上只有墨家和名家中道断绝，而其中最带有悲剧性的就是惠施之学了。惠施的著作全部失传，以致惠施的思想除了被人遗忘之外，就是遭人讥贬了。但从客观上分析，惠施的有些思想仍然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大潮之中。例如，他的“大一”和“小一”概念就成为中国传统哲学自然观中不可或缺的概念（尽管名词表述可有不同，参见《管子》之《心术上》、《内业》、《宙合》，《楚辞·远游》，《吕氏春秋·下贤》，《淮南子·俶真训》，以及刘禹锡《天论》，张载《正蒙·太和》，王夫之《正蒙注·太和》等）[4]，这是惠施之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贡献！然而，后世哲学家在沿用“大一”“小一”的思想时，对其中深刻的自然辩证法内涵已经漠然不解了。古希腊的哲学家正是从对类似于“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以及“充虚之相施（移）易”这样的命题的矛盾解析中，建构了原子论哲学[5]。惠施之学为中国传统哲学埋下的原子论的种子，被“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的思想扼杀了！此外，惠施的“去尊”思想、把王权视为“当其时而已矣”的权宜之计的思想，也被“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思想掩埋了。这些不仅是惠施之学的悲剧，而且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悲剧。

与惠施的命运相比，庄子要幸运得多。他的思想影响的广泛深入已无庸赘谈，仅以其著作而言，《庄子》一书不但一直流传，而且为之作注者古今相续。魏晋时期，《庄子》倍受玄学家和佛学家的青睐，此时难得的是竟也有人想起惠施：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世说新语·文学》）

庄子思想之“妙处”可以通过《庄子》书和《庄子注》不断地领会，惠施思想之“妙处”则需于“不传”中艰苦地挖掘。

注释：

[1]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22页。

[2]转引自王蘧常主编《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先秦两汉分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7页。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