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范文10篇

清政府范文篇1

一、财政困境下禁烟的缘由

清末,满清王朝一方面需要支付巨额的皇室开支,一方面又要应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清廷的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不道德的鸦片贸易税收在晚清财政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诚然,“在中国,财政无疑像一块礁石,而国家这只航船很可能触礁沉没。”[1](P651)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晚清政府冒着财政崩溃和政权灭亡的危险掀起了这次全国性的禁烟运动呢?

第一,鸦片烟毒耗银费财,导致国家白银大量外流。鸦片战争爆发前,西方列强对华鸦片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2](P28)白银的大量外流,引起政府的极度恐慌。从1870年到1890年的二十年间,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都在90000担以上,洋药价值每年平均三、四千万两,相当于鸦片战争前夕的二至三倍。[3](P859)尤其是在1865年之后,洋药进口每年五万余担,“价值银三千余万两,而民间完纳税厘,加以贩运水脚,及至煎膏吸食,视原来之价约加一倍,是洋药一项每年民间已耗银六千万两矣⋯⋯土药价值虽较洋药仅及其半,然出产之数视洋药多至六倍有余,则其价值之银计尚不止三倍。虽税厘较轻,贩运水脚较少,然至煎食之时亦必视原价加十之五,是土药一项每年民间耗银一万四五千万两矣。总计洋药土药两项,民间所耗之银,每年当在二万万两以外。”[4]禁烟谕令颁布前夕,还有朝廷重臣上陈奏折,力主清廷禁烟,并进一步分析了鸦片对中国经济的严重危害。

第二,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土种鸦片的产量骤然上涨,致使晚清农业受到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经济为鸦片所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为缓解财政困境,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威逼利诱之下,施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使鸦片贸易走上了合法化的道路,从此鸦片流毒一发而不可收拾。1839年,烟土输入5万担左右,本土1万箱左右,计600万斤左右,烟地30～40万亩。[5](P90)1906年,土烟洋烟合计有64万担,是道光时的12倍。中国本土大量种植鸦片,烟地达到18713,600亩,生产鸦片584800担。[6](P457)吸食鸦片的烟民遍及各个地域,几乎渗透了所有的行业,1906年竟达到2000万人。[5](P197)故此,清政府严厉禁止国内种植鸦片,督促和提倡种植棉花或五谷杂粮等,力图减少鸦片贸易造成的经济损失。清末,不仅洋烟大量合法进口,而且本土鸦片产量骤增,甚至超出进口鸦片。国内土产鸦片数量的遽然增加,虽然客观上抵制了洋药进口,但也使整个晚清社会陷入鸦片毒害之中,人民因之而失志,农业因之而减收。

第三,国际社会禁烟浪潮迭起,使清廷禁绝鸦片的信心日益增强。20世纪初,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实力已超出英国,雄居世界榜首,在世界政治格局中逐步取代英国充当领袖角色。此时,与英国积极开展对华鸦片贸易相反,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倡导禁烟,尤其是在东方积极支持清政府的禁烟运动,对中国禁烟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1903年美国同意中国限制进口吗啡,1905年又联合日本等国呼吁英国停止鸦片贸易,认为鸦片贸易“不但有损中国,亦有损于世界各文明国”。1906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又以属地菲律宾烟患严重为由向英国提议,由美、英、法、荷、德、中、日等国组成委员会,共同调查远东鸦片贸易问题,给予中国禁烟运动以国际支持,客观上也促成了《中英禁烟条件》的签订。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世界范围内的禁烟舆论,为清末的禁烟运动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范围内禁毒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契机。

第四,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强烈呼吁政府积极禁烟,拯救民生。鸦片对人的戕害,早已引起知识分子阶层的担忧,他们认识到鸦片不仅危害到清朝的国计民生,而且对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同时,一些政府官员也上奏鸦片烟毒之害,积极倡导和推动禁烟运动。1905年5月底,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在奏折中分析了“寓禁于征”政策的失败,并力陈嗜烟、聚赌和妇女缠足等社会毒害,尤其认为鸦片烟毒“为我岁费三四千万所购得之恶名,不可谓非至愚之甚矣”!同年,户部在有关禁烟的奏折中亦阐明了鸦片烟毒之害,可以说,如果没有民间强烈的禁烟舆论,仅有政府官员只言片语的禁烟策论是不可能促使清政府下定禁烟决心的,更不可能在重重困难中取得成绩。

二、财政困境下的禁烟措施

清末禁烟运动从1906年9月开始,直至清亡,历时五年。在这场运动中,清政府通过外交谈判,和英国缔结了两个重要条约:《中英十年禁烟条约》和《中英禁烟条件》,规定英国政府以每年递减十分之一的比例,十年后完全停止向中国输入印度鸦片。在内政方面,清廷始终把禁烟当作大政方针,颁布了诸多禁烟章程和法令,试图以此为契机,转弱为强,振兴中国。新政后期,清政府不顾政府财政的拮据,不惜牺牲巨额的鸦片税收,积极和西方列强交涉,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禁烟措施,制定了严密的禁烟章程和奖惩条例,在全国广泛设立了禁烟机构,以保证禁烟运动的顺利开展和如期成功,形成了以禁种为主、禁吸和禁贩为辅的禁烟程式。

首先,颁布一系列的禁烟章程、法规和条例。在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同时也为了树立励精图治、锐意图强的新形象,清政府在1906年9月20日颁布了禁烟谕令,历数鸦片之害,“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7](P5570),由此拉开清末禁烟运动的序幕。此后,清廷连颁谕令,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将禁烟的方法和措施具体化。1906年11月30日,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十条,不仅概括性地从禁吸、禁种和禁运等各个方面作了

规定,涵盖了这次禁烟运动的主要内容,而且还具体要求各地方以牌照作为购买鸦片的凭证,呼吁各地绅商成立戒烟会以助禁烟。[7](P5593-5596)1908年5月23日,民政部会同度支部又拟定《禁烟稽核章程》,共九章二十三条,主要是针对政务处原订章程的各项措施,把禁烟期限、检查、考核和奖惩方法加以明确规定,实质上是使《禁烟章程》更加具体化。同年6月8日,禁烟大臣拟定《禁烟查验章程》十条,令各省成立戒烟分所,检查各级官吏有无烟瘾。1908年8月20日,吏部奏定《严定禁烟考成议叙议处》六条,将禁烟成绩作为地方官考

成的重要依据之一,这无疑增强了地方官员禁烟的责任心。1909年4月14日奏定《续拟禁烟办法》十条,4月20日又奏定《续拟严定禁烟查验章程》十条,进一步严格执行调验官员吸食鸦片的规定,对吸食鸦片的官员严惩不贷。1910年1月28日,宪政编查馆奏拟《禁烟条例》,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了各项处罚措施,使禁烟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

其次,组织建立一系列官方和民间的禁烟机构。在颁布一系列禁烟章程、条例和法规的同时,清政府又着手建立政府性质的禁烟机构。1906年11月,清廷下令在京师设立禁烟总局,在上海设立禁烟总会,负责调查各省禁烟事宜。1908年4月7日,清政府著派恭亲王溥伟、协办大学士鹿傅霖、协办资政院事务景星和丁振铎等4人为禁烟大臣,并由他们精选中外良医,于京师设立禁烟公所,成立了中央的禁烟机构,随时对京内堂官以上、京外监司以上吸食鸦片的官员进行调验。[7](P5879)同时,由于禁烟运动深入以后,中央财政竭蹶不堪,清政府将禁烟的财政支出寄托在地方财政的收入中,要求各地督抚颁发各项章程,建立禁烟公所。1910年11月,北京成立了“中国国民禁烟会”,联合各省厅州县自治团体设立禁烟分会,要求缩短禁烟年限,并争取各国教会慈善会对禁烟进行声援。同时,民间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禁烟组

织。禁烟机构的不断完善和民间禁烟组织的勃兴,使中央和地方的禁烟运动连为一体,有利于加强政府对禁烟的领导,为禁绝鸦片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次,与各国签订阶段性的禁烟条约。在国内积极采取禁烟措施的基础上,在国内外禁烟舆论的支持下,清政府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多次与西方各国交涉,签订了一系列禁烟条约。1907年12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十年禁烟条约》六条,规定从1908年起以每年五千一百箱的定额削减英印鸦片的进口;并重征鸦片税厘,每百斤进口鸦片征收税厘银二百二十两。[8](P445)中英禁运鸦片条约的签订,不仅坚定了清政府的禁烟决心和信心,而且有利于清政府与其他各国的禁烟谈判。中英禁烟条约实行三年之后,中国禁烟已经初见成效,不少省份已禁绝罂粟的种植。清政府依据前一条约,又与英国续签了《中英禁烟条件》及附件,确保禁止印度鸦片的输入,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清末禁烟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中国禁绝鸦片的举措和决心,得到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认可和支持,尤其是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的支持。这在客观上大大激励了清政府的禁烟行动。

三、禁烟运动取得的成效

与以往历次禁烟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禁烟侧重于内地鸦片的禁种、禁运和禁吸。鸦片贸易合法化之后,清末鸦片本土种植较为普遍,由于土地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的限制,加之各地督抚对待鸦片的态度各异,因此各地鸦片烟毒泛滥程度不同,各地禁烟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如果大致划分,沿海省区的禁烟侧重于禁吸和禁贩,而内地省区侧重于禁种、禁运和禁售,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第一,禁种措施得力,土产鸦片数量急剧减少。我们可以通过禁烟谕令颁布前后三年间土产鸦片的数据比较得出。根据史料统计,光绪三十一年全国各省出产土药142698担,三十二年全国土产鸦片为148103担,三十三年由于禁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各省生产的土药骤降至119983担。其中,山西、四川两省的土药减产尤为明显,1905年山西的土药产量为13573担,到1907年时则仅有4946担;1906年四川的土药产量是57463担,次年迅速降至44519担。云南的鸦片更是减少了9016%,1906年从蒙自输出的云土达到4012担,在1909年减少到527担,到1911年又减至187担。这说明清末的禁烟运动遏制了土烟生产日益猖獗的势态,成绩斐然。

第二,签订禁烟条约,合理有效地减少了外国输入中国的洋药数量。1907年签订的《中英禁烟条约》,是晚清屈辱的外交史上力争国权的成果之一。按照条约规定,每年英印输入中国的洋药数量每年以五千一百箱递减,1906年输入洋药54225担,1910年降至35358担。这和国际禁烟会议的召开密切相关,也与国际禁烟团体的支持和协助紧密相连。同时,在中国政府的禁烟压力之下,外人居住的租界也被迫关闭烟馆,厉行禁烟,上海外国洋行用来储存鸦片的四艘鸦片趸船也在1910年被迫废弃。[9](P142)

第三,吸食鸦片的人数减少甚多。1911年,京师戒食鸦片的人数共有21000人,陕西有560000人,浙江有221000人,湖北有117000人,河南有100000人,山东有85000人,福建有55000人,湖南有20000人,其他省份虽然没有确切数据统计,但据此类推,人数亦属不少。就江苏一省而言,未实行禁烟以前“三十七厅县共有膏店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余户,每日销膏三万九百九十两”,到了1909年,全省“实存膏店二千八百三十余户,每日销膏一万八百余两,膏户已减去八成左右,销膏已减去六成有余,不可谓非明效大验。”[10](P363)由此可见,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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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范文篇2

论文摘要:近代军工业的兴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化尝试,其由盛及衰的过程折射了近代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与局限。探讨近代军工衰落的原因,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极政策则是关键因素。本文从舆论环境、经费保障、人才储备等方面入手,检视清政府的军工业政策。正是由于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近代军工业的大好开局终成昙花一现。

梳理以往学界在“洋务运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将近代军工业衰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企业的官营模式①,认为与封建政府同质的企业管理模式滋生了腐败、低效等问题,蠹蚀了企业肌理。笔者认为,军工企业背后的官方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范畴,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军工企业的认知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尤以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最为焦灼,二者力量的消长对近代军工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军工集团的崛起削弱了中央集权,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督抚成为地方的实权派,形成了军工业得以开展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地方督抚虽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守旧的满族贵族手中。与地方督抚的积极态度不同的是,保守的清廷权贵既没有严密筹划,又缺乏贯彻的决心,把军工业仅仅看做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权宜之计。可见,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既有地方督抚的殚精竭虑,又有中央政府的消极掣肘,不宜以“官营”之说笼统概括。

纵观世界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可知,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奉行农本经济的封建国家来说,能否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关键因素,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心是重要保证,日本明治维新即是很好的例证。反观清朝中央政府,在军工企业的资本筹集和人才储备上始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力,甚至连正面的舆论环境也很难维系,军工企业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

近代军工业初兴时期,地方督抚积极奔走,总理衙门又与之遥相呼应,进展比较顺利,国家颇有些振奋的迹象。但随着工业化向纵深挺进,清廷的急躁情绪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每年数百万库银的投入,更急于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移植西方工业体系毕竟是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清廷对此显然缺乏深刻认识。

每当消极的朝议作祟,清廷的信心就会动摇。如福州船政局在1866至1871年的五年中,支出经费超过500万两,大学士宋晋上书指摘船政局靡费无功,请奏裁撤船政局[1](第五册,P105-106)。宋晋在经费上大做文章,击中清廷的“软肋”。针对宋晋的弹劾,清廷谕令各省督抚“通盘筹划”。在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的上谕里称:“如果制造适宜,可以御辱,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筹变通。”[1](第五册,P106)但同时又说:“暂时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1](第五册,P109)态度模棱两可,然而倾向也很明显,“廷旨虽下其议,而语意在于裁撤”[2](P156)。西太后的态度也与顽固派的立场暗合,对船政颇多疑虑。李鸿章曾向沈葆桢透露西太后对船政事务“其义不甚以为然”,“微露诿阻之辞”[3](卷13,P2)。恭亲王奕讠斤虽然支持船政,但迫于“京朝士夫不顾念中外大局,讼言船政之非”的压力,“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难,亦遂淟涊依违”[3](卷13,P2)。若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纷纷挺身力保,刚刚起步的船政事业险些就被断送。主持军工业的洋务派深受清廷的摇摆之苦。特别是当企业遇到困难,保守派的鼓噪愈发猖獗之时,清廷非但不能澄清舆论,为军工业的发展破冰护航,反而态度游移,动辄发动“通盘筹划”,使得地方督抚不胜其烦地说服清廷以坚定决心,在经营企业之外,更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件中曾表示出对前景的忧虑:比之东洋的明治维新,君臣一心,后来居上,反观本国“则一二外臣主之,朝议夕更,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终极也”[4](《遵议轮船未可裁撤仍应妥筹善后经久事宜折》,第251号,P386)。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二

由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只有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下,现代化的军工企业才能正常运转。同时又因为生产性质的特殊性,军工企业是国家安危所系,必须优先发展。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展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防压力巨大,尤其要对军工业倾注心血,坚持长期稳定的财政倾斜。

清朝在军工上的经费支出,起初还颇有决心,尤其是对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支持尤为卖力,这也是两局在短短几年内就初见成效的主要原因。但是清廷把在军工业上的支出始终看做是沉重的负担。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之间短暂的二三十年和平,使清廷放松了警惕,对军工制造态度日趋敷衍,出现了压缩经费挪为他用的现象。而且用于军工的经费多出自所在省份的海关关税和厘金,与地方经济挂钩,来源不稳定。例如在1878年,由于福建水患频繁,省财政收入剧减,殃及福州船政局,出现了“月款支绌、悬釜待炊”的局面,为了渡过难关,船政大臣吴赞诚不得不裁撤一批工匠,生产规模压到了最低限度。

经费短缺几乎成了每个军工企业最为头疼的难题。1876至1879年吴赞诚担任船政大臣的三年间,共上报奏折和公函67件,其中要求解决经费的就达31件之多,奏报造船情况的只有10件[5](P497)。由于经费无法保障,福州船政局技术进取的速度大幅收缩,技术更新方面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甚至被后来居上的日本甩在身后。福州船政局在1890年前与日本海军省的横须贺、吴和佐世保三大船厂相比略占优势,在造船数量和吨位上远远超过日本三大船厂的总和,在技术移植的水平上也高出一筹[5](P550)。但在1890年以后,由于造船经费被随意缩减,船政局经常陷入“等米下锅”的窘境,先进的造船技术无用武之地。而此时的日本军舰制造水平却在迅猛提升,福州船政局则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江南制造总局也同病相怜。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情况不无忧虑:“近因经费支绌,各局制造军火,均已分别减停。兵事一兴深恐后难为继。”“沪、宁两机器局,限于经费,规模未能扩充,所出军火无多,难期源源接济,不得不取资外洋。”[6](P319)

固然清末国运已成烂疴之势,国库竭蹶,财政入不敷出,缩减军工经费似有情可原,事实上清廷并未竭尽全力。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清廷对先后创办的34个军工企业总投入5700万两,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投入1400多万两,福州船政局1300多万两[7](第二卷,P1256)。而以奕劻为首的颟顸之辈,为讨好西太后,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1](第三册,P141)修建颐和园。据统计,从1891年到1894年,前后被挪用的海军经费竟达300万两之巨,“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作颐和园里的山水花木,中国水师欲不逊一筹,得乎?”[8](P153)正是清廷的短视和摇摆,使近代军工业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甲午战争后付出了2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的高昂代价,这无异于自断手足去养肥敌人。

三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地方督抚的崛起休戚相关,围绕地方督抚形成的洋务派成了近代军工业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清廷并未围绕军工业的统筹管理进行人才储备,为军工业的优先发展营造一个“软环境”。当近代军工业的肇造者退出历史舞台后,其发展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以福州船政局为例,自沈葆桢离任之后,船政大臣一职人事变动频繁。据统计,从1874年创办到清末停办,船政局先后有22人主事,任期大多只有两三年。主事者刚刚熟悉船厂情况,协调好各方关系,准备有所作为之时,就被调任他职。1875年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本来钦定丁日昌继任船政大臣。作为兴办近代海防的重要人物,丁日昌对船政的认识深刻,未到任即对船政局的后续发展有了详细的设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4](《议船政事宜》,第391号,P626)。无奈未等实行就被调任福建巡抚,他虽再三请辞,皆被清廷所拒,只好抱憾而去。船政创建初期,船政大臣颇受重视,政治待遇优厚,如沈葆桢以一品衔署理船政大臣,朝野威望很高。然而自1884年之后,船政大臣基本上由闽浙总督或福州将军兼理,已非专职专用。船政大臣在初期还享有“专奏请旨”的权力,不受地方官的牵制,但随着船政事务的停滞和衰落,继任者的权限不断被削减,其资历和威望也大不如前。频繁的人事变动使企业的发展失去政策的延续性,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而组织者权限的逐渐削弱也使军工企业的发言权越来越小。尤其在福州船政局后期,大部分船政主事者对洋务一知半解,既不能高瞻远瞩,也不具备专业素养,在经营上敷衍了事,加剧了船政的衰落。

由于近代军工业的官营性质,企业的机构设置与封建政府属于同一体系。两者在人事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的领导者往往脱身于旧官僚,技术人员在人事安排上很少获得合理晋升,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即便是采用技术人员,也不得其所,不尽其才,被囫囵吞枣地纳入官僚体系。如在军工业兴盛时期,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清廷先后选派了八批官费留学生赶赴欧美,累计人数为209人,但在专业比例上,专攻工业技术的留学生只有23个,散落在矿冶、机器、工艺技术等领域。即便是这23个留学生,在归国后被硬性指派到军政机构中充任各种差使的有14名,只有9名回到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9]。

清廷对军工企业的管理始终未摆脱旧衙门形式,不但无意识在管理和技术层积蓄人力资本,反而使人才不尽其用,大量流失。难怪李鸿章抱怨偌大的清朝,不管是有“贝”之财,还是无“贝”之才,不但远不如西洋,甚至还不如后来居上的东洋,对洋务事业的前途忧心忡忡。由此可见,近代军工业是一代政治家的心血之作,可当他们退出历史的舞台时却后继无人,筚路蓝缕之功逐渐坍毁。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同光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10](P4)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中兴”,那也不过是一代人的中兴罢了。

清末军工业的现代化开近代工业化之先河,其成败对近代历史的重大意义毋庸赘言。平心而论,破除近代军工业发展的障碍并非朝夕可至,其最终命运也难以摆脱深刻的社会根源。政府在主观上缺乏动力和诚意,加速了近代军工业的破产。

在落后国家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扮演“火车头”的角色。这时候,政府的政权性质、人力和财力就成了决定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条件。清廷在这些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军工企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可靠的制度保证,导致中国近代军工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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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范文篇3

关键词：郑氏集团清政府台湾统一策略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经历。1662年，郑成功率众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荷兰人侵占了38年的中国领土台湾。

清政府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凝聚了上自康熙皇帝下至满汉军政大臣们的群体智慧和不懈努力。经过历史的检验，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都能为我们最终和平统一台湾提供有益的启迪。

一、寻求政治和平解决的策略与得失

1、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和谈的根本分歧

寻求政治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力争通过谈判方式实现统一，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基本策略之一。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一系列和谈中,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讨价还价和利益冲突，但其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

2、清政府政治和谈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在统一台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以和谈方式统一作为对台基本策略，清政府为和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显示了充分的诚意，也作出过重大让步。但前9次和谈都失败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究其原因，除了郑氏集团坚持分裂、反对统一的客观因素之外，从清政府主观上讲，主要失误在于其和谈策略缺乏足以对郑氏集团形成威胁的军事实力做后盾。

在统一过程中，清政府针对郑氏集团高层决策者的和谈策略虽屡遭挫折，但其以郑氏集团中下层尤其是郑军广大官兵为主要对象的招降措施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先后有二十万郑军官兵和文职人员向清政府投诚，分化了郑氏集团的内部关系，瓦解了其社会基础，削弱了其军事实力，并促使台湾的军心民心发生了倾向清政府、倾向统一的变化，为最后的统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

1、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措施

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措施包括实施海禁和迁界移民，目的在于断绝郑氏集团粮饷和军用物资的供给，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所谓“禁海”，就是严禁一切船只出海贸易、捕鱼。这既包括中国与外国间的国际贸易，也包括大陆各港口间的国内贸易。“迁界移民”是“禁海”的扩大和补充，是更加彻底地切断海内外经济联系的封锁措施。清政府的目的就是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带来彻底隔断台湾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使其既不能与大陆进行贸易活动，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从而在经济上完全陷入困境。

2、清政府经济封锁策略的得失

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实施经济封锁，力图从经济上削弱、打跨郑氏集团，迫其就范，实现统一，从战略上看是可取的。其实施的封锁措施也确实多次使郑氏集团陷入经济困境。但是，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使清政府的经济封锁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清政府的经济封锁策略是消极保守的。从总的情况看，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的经济封锁失大于得，弊大于利，这是由于其在封锁策略和封锁措施两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在封锁策略上，清政府实行单纯的陆上封锁，没有采取任何海上封锁行动，以构成全面的海陆联合封锁，因而对以台湾岛为根据地，具有较强海上生存能力的郑氏集团所产生的封锁作用是有限的。从封锁措施来看，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禁海迁界的措施，不考虑这些措施会给沿海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没有认真做好善后安置工作，以尽量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其短期后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在沿海百姓中失去民心；其深远影响是，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成为使我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因剿寓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

康熙二十年，台湾郑氏集团内乱，导致其实力削弱，为清政府统一台湾提供了契机。此时清王朝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事强大，已具备了统一台湾的历史条件。

1、清政府武力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

（1）“因剿寓抚”，以剿促抚的战略方针。“因剿寓抚”这一战略方针是清朝杰出将领施琅在康熙七年（1668年）给朝廷的上书中提出来的。其核心是以战逼和，以军事手段促成台湾问题的政治解决，尽量避免在台湾本岛引发战争。“因剿寓抚”的重点在于“剿”，军事进攻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努力寻找政治解决的可能性。二者的关系是先剿后抚、以剿促抚，也就是采取武力行动，以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台湾郑氏集团接受和谈条件，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2）选择得力将领，赋予专征大权“闻颦鼓而思良将”。康熙皇帝下定以武力统一台湾的决心之后，就开始考虑清军水师主将的人选问题。他经过仔细斟酌，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担当率领清军进攻台湾的重任。

（3）施琅出色的指挥作战艺术。施琅的指挥艺术主要表现在他能够根据台湾海峡的气候特点，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还表现在其战场指挥和战术运用方面。

2、武力威慑与政治招抚并用，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

澎湖海战结束后，清军对台湾郑氏集团已形成了大兵压境的有利态势。这时，施琅为贯彻“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休整部队，补充弹药给养，作好进攻台湾的准备；一面采取措施，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他在澎湖禁止杀戮，张榜安民；优待战俘，放其归台；向台湾军民《安抚输诚示》，宣扬清政府宽大投诚者的政策。施琅的做法，符合康熙皇帝对台湾“抚之为善”的战略思想，康熙皇帝深表赞许，并及时向台湾郑氏集团颁布了赦罪诏书，严肃指出：郑氏集团割据台湾，人民饱受其苦，这种局面应尽早结束。郑克爽等人若能真心归顺，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而且将得到清政府的优待。

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以郑克爽为首的郑氏集团终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五日完全接受了清政府的和谈条件，放弃抵抗企图，向清政府缴械投诚。十三日，施琅率清军在台湾登陆，接管台湾全境。从此，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参考文献：

1、《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第272页。

2、《康熙统一档案史料选籍》，第70页。

3、《台湾外志》，第十五卷。

清政府范文篇4

通过本课内容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义和团的成员、组织形式和活动地区。平原大捷。“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辛丑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通过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因此口号的核心是“灭洋”，是义和团反帝爱国性质的具体表现。“扶清’说明义和团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反映了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培养学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通过学习、分析《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以培养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通过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教学，让学生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是波澜壮阔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是使中国免于沦为完全殖民地的主要原因。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19世纪末爆发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它沉重地打击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活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斗争的英勇表现，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失败，清政府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重点分析：

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是本课重点之一。这是认识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重要依据，义和团运动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具体表现，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斗争的精神。《辛丑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另一重点内容。《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了。

难点分析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是本课难点之一。它涉及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19世纪末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扶清灭洋”口号的含义学生也不易理解。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尖锐的集中反映，具有朴素的爱国意识，能够吸引和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但这个口号带有笼统的排外性质，也导致义和团对清政府放松警惕。

清政府同义和团的关系是另一个难点问题。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从“镇压”到“招抚”再到“镇压”，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控制、利用，最终消灭义和团，只不过是手段不同而已。而义和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清政府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一开始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对清政府放松了警惕。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导入新课：可以联系所学知识提问。让学生回忆：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然后教师指出，紧接着农民阶级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2．义和团的兴起：

①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结合课本内容和多媒体课件，讲清义和团的活动地区、组织形式和主要成员，指出平原大捷是义和团从兴起到壮大的转折点。

②“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这是本课的难点之一，首先教师要讲清“扶清灭洋”的含义，然后引导学生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特别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正反映出中外民族矛盾异常尖锐，这一口号的核心是“灭洋”。最后以课堂讨论的形式引导学生认识这一口号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3．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这是本课重点之一，要充分利用教材和多媒体资料，讲清以下几个问题：

①帝国主义为什么要侵略中国？其目的是什么？与以前的侵华战争相比有何不同？

②义和团在天津、北京地区的英勇斗争。

③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引导学生了解清政府对待义和团策略上的变化，认识到：不管采取何种策略，清政府的目的是要控制、利用直至消灭义和团，充分暴露出清政府的反动本质。

④八国联军的暴行：通过教学，是学生认识到：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激发学生的爱国意识。

4．《辛丑条约》：这是本课另一重点。通过师生共同参与探讨的方式进行教学。首先，教师帮助学生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几个方面掌握条约的主要内容；然后引导学生逐条分析条约的危害性；最后得出结论：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教法建议

本课学习完以后，学生完整地学习和认识了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这时，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把这个过程用一种方式简单的展现出来，可以以列表、图示、问答、列举等各种方式。内容应该包括历次侵华战争、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影响等。主要想通过这个活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对历史问题的概括能力；培养学生进行单元小结的意识。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义和团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辛丑条约》的内容和影响

难点："扶清灭洋"口号及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教学思想：

本课内容较多，而且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有些内容学生理解起来有困难，在教学上要遵循"学生为主体"的原则，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师生、生生互动的方式，让学生在体验和感悟中学习历史。这一课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培养学生概括、分析历史问题能力的好素材。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一、导入新课：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进行了哪些斗争？（学生回答略）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民族资产阶级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紧接着农民阶级又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

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义和团在山东兴起（屏幕显示《义和团运动的形势》示意图）

①从义和拳到义和团：根据教材讲明义和团的名称、组织形式和主要成员；然后，请学生看书，进行师生问答：

师：19世纪末，义和团为何把斗争矛头从反清转向了反帝？

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

生：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最直接、最主要的敌人。

师：很好，那么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在山东爆发呢？

生（思考后）：山东受侵略最严重。

师：都有哪些国家侵略过山东？

生（思考、议论）：日本、德国、英国。

②"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解释这一口号的含义，然后进行师生问答。

师：我们都知道清政府是反动的，义和团为什么还要"扶清"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义和团不想同清政府以及洋人同时作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生：义和团对清政府抱有幻想。

生：说明义和团和愚昧，没有认清清政府的反对本质。

师：同学们回答得很好，"扶清"虽然有扶国、保国的含义，但也很容易让人们对清政府丧失警惕，后来，清政府果然在背后给了义和团一刀，是镇压义和团的刽子手之一。那么，"扶清"和"灭洋"义和团更侧重哪方面呢？

生："灭洋"。

师：为什么？

生：因为当时中外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义和团最恨洋人。

师：很好，"灭洋"是要消灭一切洋人的东西，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吗？

生：不完全正确，洋人也有先进的东西。比如武器，科技，这些我们应该学习。

师：非常正确。我们对待洋人的事务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突出的反映出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十分尖锐，表现了广大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恶痛绝，它能够有效的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来，但是也反映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对清政府和洋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2．平原大捷：略。

3．义和团发展到京津地区：先指导学生看书，并演示《义和团运动的形势》示意图，然后进行师生问答。

师：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生：以前是镇压，现在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

师：清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

生：义和团强大了，清政府感到害怕。

生：它要利用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

师：很好，那么，清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呢？

生：控制、利用，最后消灭义和团。

师：谁能用成语来概括？

生：借刀杀人、一箭双雕。

三、反对八国联军的斗争

这是本课重点，利用书中小字、插图和多媒体资料，讲清以下几个问题：

1．八国联军为何发动侵华战争？其目的是什么？

2．义和团的英勇抵抗：突出义和团的英勇抗争精神。比如：廊坊狙击战、攻打四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等。

3．义和团运动失败的原因：清政府在利用义和团打击帝国主义的企图破产后，决定绞杀义和团，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失败。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

4．八国联军的暴行：利用书中小字部分和多媒体资料中的图片，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

四、《辛丑条约》

1．《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略。

2．《辛丑条约》的严重危害：根据条约内容逐条分析。

师：为了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

生：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向帝国主义贷款。

师：对，这样会带来那些危害呢？

生：是人民负担加重；帝国主义会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

师：条约中规定"清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生：说明清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清政府范文篇5

一禁教政策下的容忍(1835-1844)

清政府对近代基督教在华行医的态度和政策可追溯到1820年。当时，马礼逊与李文斯顿在澳门开办诊所，行医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他们“常以水果、鞭炮等为酬；也有写信谢其‘恩重如山，情深似海’者”[1](p51)。清朝当地政府从慈善的角度看待行医，并未进行干预。清政府对传教士行医活动的漠视态度一直延续到教会医疗事业产生之初。后来，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清政府的态度与政策才有所变化。

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星豆栏医局，实行免费的施诊送药，由此正式开创了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对于这所教会医院，广州地方官员并未采取管理措施，他们对前往该院就医的民众并不干涉。以至于伯驾在第一次报告中说，“没有什么反对被激起，相反，我一直确信医院不仅被政府官员所知，而且为他们所赞同”[2]。1838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成立时，清政府也未加干涉。1839年，广州的医学传教界甚至说中华医学传教会“正为在中国获取永久的基地而前进，它的活动正获得中国官方的默许”[2](Vol.Ⅱ,p551)。事实正是如此。当时，不仅一般民众到伯驾的医院治病，许多官员及其亲属也前往求治。就连林则徐也通过间接方式请伯驾治过疝气等病[2]（Vol.Ⅲ,pp634-635）。1839年2月，一个无亲无故的妇女在伯驾的医院做手术后不幸死去。医院通过行商向地方官提出埋葬，地方官只“对尸体提出了询问，并要求将其埋葬”[2]（Vol.Ⅶ,pp551-552）。此事的处理表明，地方政府虽注意到伯驾医院的存在，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管理措施。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中国政府通知伯驾停办医院。在“以商制夷”的外交政策下，广州地方官是通过行商通知伯驾关闭医院的[2]（Vol.Ⅶ,pp624-625）。

虽然如此，教会医疗事业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下还是受到很大的限制。如伯驾在广州的医院只能依附于行商，不敢公开传教。这一切表明：1840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有效的直接管理，教会医疗事业只是在传教上受到清政府禁教政策的限制。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获得在通商口岸居住的权利。在没有获得中国政府允许设立医院的前提下，医学传教士先后在上海、厦门、宁波等新辟口岸从事医学传教，建立医院和诊所。各地官员仍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和政策。只是广州地方当局对待伯驾医院的态度有所变化。1842年11月21日，伯驾重开广州的医院。次年，时任钦差大臣的耆英到伯驾的医院治病。伯驾很担心中国官方会问起医院的情况及其目的，他说：“如果这些官员反对的话，医院就会被放弃。”出乎意料的是，耆英以及在场的按察使等官员都对医院相当称赞。事后，耆英不仅赠给伯驾一些小礼物，还赠了两个匾额，上书“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落款为“耆宫保书赠伯驾先生”[2]（Vol.Ⅷ,p303）。从此事可见，耆英虽然公开承认了伯驾医院的存在，但他却未能提出管理之策。

二接受与抗拒(1844-1860)

鸦片战争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改变了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地”。同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规定[3](p54,62)。从此，清政府承担了允许外国人在华创办医院的条约义务。1845年，英国与上海地方当局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其中规定“洋商租地后，得建造房屋……得修建教堂、医院、慈善机关、学校及会堂”[3](p67)。1847年，挪威、瑞典通过条约获得了在华设立医院的权利[3](p74)。于是，更多国家取得了在中国设立医院的条约权利。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医学传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设立了一系列的教会医院、诊所。

清政府在承担条约义务的同时，对教会医疗事业乃至整个传教事业仍持限制态度。一方面，清政府坚持条约规定，将教会医疗事业乃至整个传教事业限制在通商口岸，不允许传教士在内地传教和行医。当时天主教的遭遇即是一个例证。1858年，谭廷襄在天津拿获广东籍天主教徒邱云亭，虽经审讯是“上海孟掌教令伊在外行善施药治病，并未传徒煽惑”，但因携有夷书夷信，最后被解省审讯[4](p706)。清政府对传教士在其属国琉球行医传教也表示反对。1846年，英国医学传教士伯德令到琉球行医传教，遭到流球国的反对。在该国多次请求下，清廷屡次责令耆英、徐广缙等向英使交涉，要求撤回伯德令，均未能成功[5](p3069-3070);[6](p199-200,212-213)。

不过，也有个别例外。1848年，赫西贝尔在香港对面的九龙开办诊所，既未征得当地中国官员的同意，也未遭到他们的阻止。正如赫西贝尔所说：光顾过该诊所的大小官员“没有对我的到来说过任何反对的话”[7](p209)。这种例外也正反映了清政府对待具有慈善性质的教会医疗事业的特殊性。

另一方面，清政府仍想对不平等条约加以抵制。在“以民制夷”的外交政策下，地方官员利用民众的排外情绪对传教士的传教、租地等予以较多限制。如1850年，医学传教士温敦与另一位传教士在神光寺租房传教，遭到神州士绅的反对。官方的态度是“向城厢居民遍为告述，仍以士民公议为词，不准赴该寺叶经就医”[6](p83)。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和政策遭到了列强的反对。1854年，美使麦莲在修约时提出：《望厦条约》第十七条规定“合众国人在五港口贸易，无论久居暂住，均准租赁房屋，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地等语。向因欲得此款利益，频经艰苦，在节略内业已详载。嗣后必须专设一法，任从合众国人租赁住房及办事处所，或租地自行建造，如中土本国之人一般。”[6](p345)列强的这种态度对以后清政府的态度和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条约制度下的冲突与协调(1860-1901)

1.清政府对非通商口岸设立教会医院的态度和政策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通过武力取得了修约的成功。关于传教和设立医院，《中美天津条约》规定“大合众国民人在通商各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地”。《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也有类似规定[3](p91,98,106)。通过上述条约，传教士取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1860年，各国同清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不仅承认《天津条约》有效，《中法北京条约》还有传教士在内地“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规定[3](p147)。1860年以后，更多的国家同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注：1860年以后，继美、英、法、瑞（典）、挪五国之后，德、葡、丹、西、荷、比、意、奥、日等九国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中都规定了设立医院的特权。），各国医学传教士凭借条约特权广泛地在华开展医学传教，他们不仅在通商口岸设立医院，而且深入到内地非通商口岸。这里姑且不论“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是充当翻译的法国传教士擅自加入的，传教士在非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显然违背了条约的规定，因为条约根本没有规定传教士可以在非通商口岸以外从事经营活动。

1897年，美国公使田贝在致美国国务卿的信中说：“在任何协定和条约中，都没有说到外国人在内地居住有从事任何经常的职业活动的权利。但是，实际上中国各地教士从事于他们认为是辅助或附于他们的宗教和慈善工作各类的职业活动是很普遍的事。他们有印刷所、订书厂、工业学校、工场、商店、药房。他们是医生、街上散发圣经的人、新闻记者……”[8](p434)很明显，在内地非通商口岸设立医院是违背条约的。有些中国官员也认为在内地设立医院不附合条约规定。1888年，美国天主教在广西桂平的富利dūn＠①医馆被毁，张之洞为此致电总署指出：“美约只准在口岸开设医馆，各国条约亦无内地设医馆明文，富（利dūn＠①）到桂平所领系游历执照，不应行医。西医法奇，骇人听闻，内地尤易滋事，何苦冒险违约，令饬教士以后勿往内地行医，愿从则富案或可量为抚恤办结，不从，则彼自冒险，固无赔偿且难保护。”[9](p149)

但是，由于传教士有列强的武力庇护，许多地方官员对其违约之举大都不敢提出公然抗议，所以医学传教士违背条约规定，在非通商口岸租地建医院，从而造成了既成事实。而且，在清政府将外交事务地方化的政策下，对于传教士租地等问题，“政府悉听地方人民之处置，与地方官之裁断，若使教士个人，蒙官民之宽待，仗本身之机智，得在内地安居置业，则北京政府，从未发生异议，至政府准其入内地而见拒或见逐于地方者，政府亦常以人地不宜、人民仇视之故，为地方官解释，而不以教士个人本无此权利为辞也”。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减少纠纷，“大都视教士在内地久居及购置田地房屋之权利，为条约所保证”[10](p214)。因此，清政府对传教士在非通商口岸租地建房、创办医院采取了默许态度。

传教士在内地租地、建医院俨然成为一项特权。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地方官员表示反对，交涉起来也比较困难。1882年，医学传教士洪士提反等在济南租地建教堂、医院遭地方拒绝，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为此照会总署时称“置办此房，亦非违约”，美约虽没有在各省买地置房之语，但也没有“不允置买之明文”，“二十年来各国教士在内地均有置买房屋，即济南亦有法教士所置宽大之房；谅贵亲王不至于美教士与法教士待之有异，致或于彼所置之房无异词，于此则谓为违约也”[11](p26)。

2.清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保护、支持和利用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基本形成[12](p12)。从此，清政府被迫承担起保护在华传教事业的条约义务。在民教纠纷和教案发生时，清政府往往从执行条约、减少纠纷出发，申令地方官保护医学传教士及教会医院。有的地方官还在西方列强的要求下，告示要求所辖地方保护教会医院。1879年，江苏松江府华亭县就为范约翰在该地设医院而告示，要求地方保护[13]。清政府为保护教堂还对教会公产进行调查。1891年，总理衙门令各省清查教堂，并专门指出要确查“堂内有无育婴、施医各事”[14](p10947)，以作为保护教会医院的依据。

洋务运动开始后，传教士发现同官员交结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十分有利。医学传教士在这方面大显身手，他们通过给官绅及其家属治病得到了官绅的信任与支持。如李鸿章因马根济给其夫人治病而与马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对马氏以及参与治病的女医学传教士郝维德的行医传教采取支持态度[15]。许多地方官员因为医学传教士的医术高明，对他们的活动采取支持态度。如美国传教士在神州设立医院时，“闽督部院亦曾捐助五百洋元”[16](p460)。

由于办理洋务等方面的需要，有些医学传教士还被清政府所聘用。如德贞自1872年起长期担任同文馆的生理学教习。1881年，李鸿章聘用马根济建立了近近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有些医学传教士因海关检疫的需要被聘到海关工作。如玛高温被赫德聘为温州海关帮办兼医务官，梅滕更曾任杭州海关外科医师等。不惟如此，清政府还聘请一些医学传教士参与战争的救护，如查尔斯·卫理(CharlesWenyon)曾在中法战争中被中国政府聘为军医等。清政府还对有功的医学传教士予以奖励。如医学传教士达斯维特(A.W.Douthwaite)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救治了不少受伤清兵。战后，他不仅得到一位将军赠给的匾额，还得到中国皇帝赐给的双龙宝星，此外还获得在休假时配有一名荣誉卫兵的殊荣[17](No.1,p54)。这与1856年医学传教士合信的经历明显不同。当年，合信主持的惠爱医院参与救治受伤清兵，清政府后来对医院表示感谢时，只有合信的一位中国籍学生得到政府的赏赐，合信则没有得到清政府的任何奖赏[7](pp190-191)。

3.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态度和政策

19世纪末，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对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有的地方官员从排外出发对义和团的反教给予支持。一些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遭到较大的破坏。清廷对外宣战后，一些原本不反对教会医疗事业的地方官员改变了态度。以东北为例，1900年6月中旬，不少官员对教会医疗事业还表示支持；6月底，随着义和团在东北的发展，许多官员不再保护教会医疗事业等传教事业。6月21日，医学传教士司督阁致书总督要求制止动乱，得到的回答却是“冷酷的、正式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不令人满意的”，“唯一的解释是他得到了来自北京的指令，指令要求执行正在公开宣称的排外”。继6月30日著名的盛京施院被毁后，东北的许多教会医院先后被毁[17](No.4,pp290-291)。教会医学教育也被迫中断。诸如此类的态度和政策在北方的山西、河北、河南等省表现得尤为突出[17](No.4,pp275-278)。南方的情况与北方有所不同。由于东南互保的实行，参与东南互保的省份除个别地方遭到轻微破坏外，教会医疗事业基本上仍处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之下。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各地官员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有所不同，但是义和团运动毕竟给教会医疗事业以沉重打击。

四清末新政中的特殊政策

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双重打击之下，清政府为求生存而举办新政。新政期间，清政府在列强的要求下对传教事业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其基督教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1902年，清廷保护教堂的上谕还称，“西人入中国已二百余年，其宗旨本劝人为善，教士远涉重洋，艰苦卓著，施医疗病，周济贫穷，无非克己利人”[18](p41)。就地方政府而言，1902年，山西省拟订教案善后章程规定对教堂造册登计，内容涉及教堂式样、地基、房间数及造价、教士姓名、籍贯、人数、执事及服役人数、器具财物、田地、产业等，“其施药院保赤堂等项，并为标明，照此填注”[19](p232)。这些都表明清政府又回到了保护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上来。

清末新政是中国实行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在举办各项新政的同时，清政府开始注重本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各地官员不仅对教会医疗事业严加保护，还积极支持教会医疗事业。当重建被毁教会医院或新建教会医院时，各地官员都予以租地等方面的支持。当新医院、新医学校建成、医学校学生毕业时，大小地方官员不仅给予捐助，而且都亲往参加以表支持。如赵尔巽对盛京施医院曾慷慨捐银4000两，并在出席新院建成仪式时又捐1000墨元[20](p290)，他对医学传教士司督阁筹建医学校也表示支持。在以排外著称的湖南，地方官员在20世纪初对教会医疗事业表示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态度。1908年，郴州美国长老会医院建立时，湖南巡抚和衡州道均接到教会的邀请函，出乎传教士意料的是，他们不是发来贺信，而是派出代表他们的官员不顾路途之远前往出席[21](No.4,pp257-258.)。这些举动在1900年以前都是很难见到的。

出于本国医疗卫生的需要，清季各级官吏还充分利用教会医疗事业。为防疫治病，各级官员以官方的名义寻求教会医院的支持。在广州，地方官员从1904年起向嘉约翰创办的疯人病院送疯人，并给予津贴[22](p185)。在京师，外务部委托北京协和医院为驻京的各国外交人员治病，并每月津贴100两白银[23]。1911年东北发生鼠疫时，清政府还向医学传教士求助等。为举办本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各级官员常常向医学传教士咨询，有的直接得到医学传教士的支持。1901年，直隶布政使周馥请医学传教士皮克(A.P.Peak)在保定府建一所医学校和一所医院，皮克欣然同意[24](No.1,p37)。1907年，直隶总督袁世凯聘长期在教会医院服务的中国人金韵梅任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后来在金氏的推荐下，该学堂又聘英国的卫淑贞任教习。但是，清政府在利用医学传教士创办医学校方面是很保守的。1901年周馥的计划虽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同意，保守官员却认为“在教堂附近让医学传教士办学校、医院，正是把一切都交到了教会手中”[24](No.3,pp.131-132.)，由于他们的反对，聘用医学传教士在保定建医学校的计划未能实现。对于金韵梅任女医学堂总教习，清政府也规定：“委任办事之处，不得有牵涉宗教之举动及语言。”[25]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清政府与医学传教界合作创办医疗事业。

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管理外国教会的医生、医院、医学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清政府在最后十年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卫生行政，对于教会医疗事业也无从形成一个明确的管理政策。所以终清之世，在医疗卫生管理方面，清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政策未能超出笼统的保护——支持——利用的框架。但是，清政府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教育制度，并有比较明确的教育政策。它对教会医疗事业中的教会医学教育行使了一些有效的管理政策，并体现了特殊性。

20世纪初，基督教在中国建立了一系列教会学校，其中包括不少教会医学校。学术界一般认为清政府对于教会学校的政策是不予立案，毕业生不给奖励。事实上，伦敦会医学传教士科龄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是一个特例，当时清政府不仅准其立案，而且给予资助。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1.关键是由于科龄与当时政界的关系所致。科龄在20世纪初给慈禧太后等人治过病，赢得了中国政治最高当局的好感。2.与其他的医学传教士不同，科龄在创办医学堂时还通过本国驻华使节向中国政府请求支持。其具体情形如下：

1904年，科龄为创办医学堂通过英使萨道义向庆亲王奕kuáng＠②递交禀文，他在禀文中指出设立医学堂的重要性，因经费不足，故请奕kuáng＠②“据情代奏，并吁恳天恩颁赐银款以资经费，以成善举事”[23]。接着，科龄通过萨道义向庆亲王及各王公大臣请求资助。结果慈禧赐银一万两，那桐、赵尔巽二人合捐银一万多两，其他京内外大臣也各有捐献[26]。以后，科龄又向中国政府请求资助，外务部、税务处、总税务司等部门均同意每年捐款资助。1905年，科龄致信庆亲王，提出学校要向中国政府立案，他说：“唯是本学堂之文凭为学生卒业出身地步，若无中国学务处盖印，则各学生所持以为文凭者，毫无实在凭据，特恐各学生到处行医，而人之信从者不能广且众，即为所拯救者，亦不能众且多。”他请求依照医学馆办法，“所有本医学堂开学之日，拟请钦派大员来堂查阅，并诸生卒业文凭俯准交学务处盖印”[23]。此信经外务部咨送学部。1906年2月6日，学部在给外务部的咨文指出，“查奏定章程，公立私立学堂应先呈请立案，其学生毕业时得与官立学堂一律办理”，并要求外务部“转行传知该医士，将学堂开办年月，教科课程，学生人数一并呈报，由本部派员考查，果与定章相合，准予立案，将来毕业时，与官立学堂一律办理”。至于协和医学堂的“自发文凭由本部盖印一节，定章所无，碍难照办”[23]。学部只是在学生毕业时派人考察，“如果及格加给准其充当医生执照”[23]。可见，学部同意了科龄的立案请求，并没有同意给予协和医学堂毕业生以官立学校毕业生的同等待遇。1906年初，协和医学堂在学部立案。同年9月，学部咨文各省“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27](p1065)。因此，北京协和医学堂是晚清惟一在政府立案的教会学校。

1908年，北京协和医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科龄通过英国署理公使麻穆勒向中国政府提出给予出身，遭到学部的反对，学部认为：“至该学堂所请按所考之高等程度给与相当之中国功名一节，查为奏定章程及原案所无，碍难照准。”[23]后来，科龄又呈请此事，学部均未同意。不过，学部确实给其合格毕业生发放了行医执照。

清政府范文篇6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民族政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满族的先民可追溯到商周时期的肃慎、东汉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宋至明时的女真,居住在松花江之东,长白山下。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袭建州左卫都督,授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次第收复附近各部,“归附日众”,对“有抗命者,皆削平之”,[1]势力日益强盛,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帝,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皇太极改女真为满洲,第二年,改国号为清。1644年3月,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兵北京,推翻明朝统治。驻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投降关外的满清,与清军勾结,打败李自成农民军。1644年5月1日,清军进入北京,定北京为都城,建立统治全国的政权。清政权由一个东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一跃成为统治全国的中央政权,满族也从一个被压迫民族成为统治全国的统治民族。在这时期,全国少数民族大多已发展成为现代的比较稳定的族体,并且他们的族称也确定下来。有清一代,少数民族主要的分布地区为:东北有满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和朝鲜族等;北方有蒙古族,分为内蒙、外蒙两大部分;西北有维吾尔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裕固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西南有藏族、白族、彝族、傣族、拉祜族、哈尼族、景颇族、僳傈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门巴族、珞巴族、羌族、佤族、基诺族、苗族、瑶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等;东南中南则主要有壮族、黎族、高山族、毛南族、土家族、畲族、京族等。中国民族繁多,各民族历史传统、社会发展迥异。清入关后,在建立全国政权的同时,在中央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

二、中央民族行政管理机构的演变

清政府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机构理藩院。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设立于1636年,原来是专管蒙古事务的机构,1638年更名为理藩院。随着清朝统治在全国的确立,理藩院逐步成为管理蒙古以外的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央机构。理藩院初设时,仅设承政、参政之官,各官三四员。1644年,改承政为尚书,参政为侍郎,副理事官为员外郎,置官二十一员。1661年,设录勋清吏司、宾客清吏司、柔远清吏司和理刑清吏司四司。[2]接着规定理藩院与六部相同,理藩院尚书与六部尚书一样参与议政,进一步提高理藩院的地位。1699年,分柔远司为前、后司。1757年,改录勋司为典属司,宾客司为王会司,柔远后司为旗籍司,柔远前司仍为柔远司。1761年,将旗籍司、柔远司合二为一,增设专管回部事务的徕远司。1762年,仍分旗籍司、柔远司为二司。1764年,改典属司为旗籍司,原旗籍司为典属司。[2]理藩院的组织机构庞大,大体由中枢机构、直属机构、附属机构和派出机构四部分组成。中枢机构“设尚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设额外侍郎一人,以蒙古贝勒、贝子之贤能者”[2]充任;直属机构则包括旗籍司、王会司、柔远司、典属司、理刑司、徕远司、司务厅、蒙古翻译房、满档房、汉档房、领办处、当月处等,任职官吏除汉档房等外,绝大多数由满洲或蒙古人充任;[2]附属机构包括唐古忒学、稽查内馆及外馆、木兰围场、则例馆、托忒学、蒙古官学、喇嘛印务处、俄罗斯馆等。

各机构任职官吏,亦多由满洲或蒙古人充任;[2]派出机构与官员,包括乌兰哈达等处驻扎司官、察哈尔游牧处理事务员外郎、喜峰口等处管理站员外郎、神木与宁夏管理司员以及热河都统衙理事司官等。理藩院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具体分工如下:尚书、侍郎掌管内、外蒙古、回部及诸番部的爵禄、朝会、刑罚等;旗籍司承办内蒙及游牧之内属者的疆域、封爵、谱系、会盟、赈济等;王会司承办内蒙六盟王公、台吉、公主、格格、额附等年班、进贡、给奉、燕赍;柔远司承办外蒙汗、王、台吉以及呼图克图喇嘛年班、进贡、给奉、燕赍、内外寺庙喇嘛钱粮;典属司承办外蒙、西藏、青海等处汗、王、台吉官员的升降、袭替、赈济,库伦、西藏等处司员的更换等;徕远司承办驻京“回子”王公、台吉,回疆各城“回子”王公、台吉、伯克袭爵、家谱、年班、进贡,四川土司以及外裔朝觐、进贡;理刑司承办少数民族地区的刑罚,以及内外寺庙、喇嘛并太仆寺牧丁逃逸诸事务,审定重大案件等。理藩院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制度完备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清朝晚期,清政府管理边疆民族机构的最大变化,就是将理藩院改称理藩部。

1906年,清政府宣示立宪,仿行宪政,实行官制改革,“理藩院改为理藩部,设尚书一员,侍郎二员,不分满汉”。[1]1911年,清政府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以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内阁下设外务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九部,各部尚书皆改称大臣,侍郎改称副大臣。理藩部尚书寿耆为理藩大臣,下属诸司未改名称。清政府官制改革的方针是“大权统诸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企图通过实行所谓的仿行宪政,达到“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1]的目的。奕劻所组织的内阁虽然已经成立,由于皇族居多数,时人又称“皇族内阁”。全国人民看清了清政府实行所谓立宪的本质,“皆晓然其意旨之所在”。[1]清政府立宪欺骗破产,不久即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分崩离析,走向灭亡。清末所谓的“新政”,理藩部也不过是把理藩院的“院”字改为理藩部的“部”字罢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也没有在民族地区发挥有效的作用。清政府除了在中央设立专门行政机构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外,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采用了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

三、民族地区行政管理机构的演变

清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设置,前期在东北、新疆实行军府制,在西藏因袭政教合一制,在西南继续推行土司制度。清朝后期,清政府在东北和新疆先后改省,设道、府、州、县;在西南民族地区,对经济较发展的土司地区先后进行了改土归流。东北地区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清政府从康熙起,在东北就实行军府制度。1662年,清政府改镇守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改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1665年,改辽东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1683年,增设黑龙江将军。至此,东北地区确定三将军体制,即以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管辖东北地区的军民事务。光绪年间,东北三军府体制逐渐发生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道、府、州、县。至清末,奉天省设有四道、八府、八厅、六州、三十三县;吉林省设有四道、十一府、五厅、一州、十八县;黑龙江省则设有三道、七府、六厅、一州、七县。[3]在新疆,1760年清军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统一。1762年,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总管新疆全境军政事务。在伊犁将军之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职,分别驻守天山南北各地,管理本地的军政事务。经过康、雍、乾三朝的经营,西北边疆基本平定。道光年间虽然先有张格尔,后有其子弟加他汉等聚众叛乱,但很快都被平定。同治年间,陕甘发生回民起义。中亚细亚浩罕国的阿古柏乘机侵入新疆,逐步占据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并与英、俄等国勾结,宣布独立,建立“哲德沙尔国”,自立为汗,分裂中国。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军西征,消灭了阿古柏的反动政权,收复新疆,粉碎了英、俄企图利用阿古柏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为了加强西北边防,左宗棠、刘锦棠等多次上书清政府,要求在新疆建立行省。左宗棠奏称,“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1]

如果此时撤“西防”而专注“海防”,那么蒙古则不安,甚至直至陕甘、山西各边,都将受到侵犯;即使是“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1]左宗棠的奏疏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1884年清廷采纳了刘锦棠的方案,正式批准建立新疆行省。各地原设都统、参赞、办事大臣等官“概予裁撤”,南、北疆统统置府、厅、州、县,层层节制,办理地方行政事务。至1902年,新疆共设四道、六府、十一厅、二直隶州、一州、二十一县及二分县。藏族地区,除青海与四川的一些地区设立土司统治外,大部分藏族地区仍保留着藏族政教分治的行政管理制度。清政府除授僧官封号外,还封汗、王、贝子等职衔。这样就造成藏族地区的宗教势力与地方政府处于权力的争斗之中,长期陷入动荡不安。为了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多次派军入藏。1727年,清廷派驻藏大臣,以统前藏、后藏,而理喇嘛之事。驻藏大臣初设二人,后改为办事大臣一人,帮办大臣一人,由满、蒙重臣充任。设置驻藏大臣总揽藏政,是清治藏政治的核心和加强对西藏行政管理的关键,也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主要手段。1793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西藏章程》二十九条,进一步规定驻藏大臣的职权高于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章程》规定达赖管理前藏,班禅管理后藏,而驻藏大臣总揽全藏。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政治上,“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1]但同时又规定“所有噶伦以下的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4]这就从法律上、制度上明确了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平等的社会、政治地位,明确了驻藏大臣作为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经济上,驻藏大臣派汉官会同噶伦对西藏地方所铸造的货币进行检查。

以前达赖和班禅的收入开支,是不经过驻藏大臣审核的。为了防止达赖和班禅的管事人员中饱舞弊,清朝皇帝“特命驻藏大臣进行审核”,每年在春、秋两季各汇报一次,“一有隐瞒舞弊等情事发生,应即加以惩罚”。[4]军事上,清政府向前后藏派驻3000军队,其中前后藏各驻军1000名,江孜驻军500名,定日驻军500名。所有征调的兵员,应填造两份名册,一份存驻藏大臣衙门,一份存噶厦。驻藏大臣每年分春秋两季出巡前后藏各地和检阅军队。外交事务上,一切外交事务都必须以驻藏大臣为主。“关于边界的重大事务,更要根据驻藏大臣的指示办理”,[4]外方所贡献的贡物,也必须请驻藏大臣查阅。宗教上,关于寻找活佛及呼图克图灵童,清政府实行金瓶掣签制度。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拉穆寺、乃琼寺、嘎东寺和桑耶寺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蒙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嘉庆时,根据1793年清中央政府颁行的二十九条章程,编修《大清会典》,第一次记叙了驻藏大臣的法定政治地位、职责职权,又对每一项职权职责作了具体说明和规定,以便施政实行。光绪朝编修的《大清会典》因袭未变,只是对具体说明作了个别文字修改,明确规定了驻藏大臣管辖前后藏的重大事务。清朝后期,清王朝的统治日益衰落。清廷在西藏的行政设置和管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驻藏大臣不仅逐渐失去了对达赖和班禅收支的审核权,而且又失去了校阅军队、操练番兵的控制武装力量的权力。1911年,清政府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在中央统治力量削弱的情况下裁撤驻藏帮办大臣,使得驻藏大臣的实权大为削弱,在达赖地方当局与中央离心离德、投靠英、俄帝国主义的情况下,更难以控制西藏地方政局,不仅纵容了达赖地方分裂势力,也便利了英、俄等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61年,郑成功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清军于1683年进入台湾,台湾正式归入清朝中央政府的管辖。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清政府将台湾的原著居民高山族分为“生番”和“熟番”,高山族和汉族人民一道为开发台湾辛勤劳动,促进了台湾社会生产的发展。1873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派外务卿副岛种臣到北京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交涉。1874年更借口在交涉过程中我方有“生番系化外之民”[1]之语,出兵入侵台湾。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此事件后,清政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在台北设立一府三县。中法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东南海防,于1887年正式建立台湾行省,辖三府四厅一州十一县,以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台湾建省后,不仅加强了与大陆的联系,而且有益于台湾各族人民经济的发展。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台湾岛给日本,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清政府在西南民族地区的设置,自顺、康以来,“袭明旧制”,[1]实行土司制度,分设土官。清朝在承袭明代土司制度的基础上,对土司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清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势力的日益深入,在明代还未建立土司制度的一些少数民族,到清朝时都授予各部的土酋以土司职衔,建立土司制度。在云、川两省的藏族地区,自康熙年起加封不少土司,统属于四川总督。

随着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司制度的封闭、割据状态越来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利于清政府的统治。因此,清政府从雍正以后各朝都实行改土归流。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清政府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命令各地土司“献土纳贡,违者剿”,[1]在广大的西南地区,强行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在清代民族政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改土归流的结果,不仅使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消除了土司割据的状态,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土官“苛敛虐使,恣为不法”[1]的状况,有利于打破少数民族封闭的状态,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各民族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清王朝在推行改土归流的过程中迷信武力,这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清政府的统治力量,反而因此受到较大削弱。改土归流后,流官、土官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人民,这是苗族等少数民族在雍、乾、嘉期间不断爆发起义的重要原因。近代以降,西南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不断起事反抗清廷。据不完全统计,较有影响的就有近二十起,不仅使我国边境地区长期陷入动荡,而且给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可乘之机,加剧了中国的边境危机。

清政府范文篇7

[关键词]预备立宪；宪政；政治近代化；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始终没有跳出“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与“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循环往复的怪圈。每隔三五百年，就要在经济大萧条当中，通过暴风雨式的起义和革命实现改朝换代。大清王朝也毫不例外，在历经康、雍、乾三代的兴盛和繁荣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为了减轻和消除人民反抗斗争的“心腹之害”和外国侵略的“肘腋之忧”，也为了适应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明显变化，清政府逐渐意识到对上层建筑实施某些“变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01年，清政府终于宣布实行“新政”。先是照搬大陆法系模式进行法律修订，若干年后又推出“预备立宪”。试图通过法律的变革和“宪政”的允诺最终实现“皇位永固”。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没落与灭亡之路。但是，清末修律客观上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基本完成了从古代法制向近代法制的转变。而对于晚清预备立宪活动，学术观点颇不一致，多数学者往往从保守性和欺骗性角度出发加以批评和否定，笔者认为，事实并非仅仅如此。

一、晚清预备立宪概述

晚清预备立宪实际上就是晚清政府政治上预备实行宪政的活动。宪政（ConstitutionaiPolitics）指的是以宪法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它源于古希腊文的“民主”（Democracy）一词，意为“人民的权力”。宪政最基本的要求是政府应受制于宪法以及公民权利的广泛保护。

晚清政府之所以实行预备立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际环境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粉碎了他们企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迫使他们转而采取“保全”、扶植清朝傀儡政权，实行“以华治华”，从而维护其殖民利益的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要求清政府披上“民主宪政”的外衣。就国内形势而言，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正在兴起，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与不断高涨的民主思潮的矛盾，都已十分尖锐；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民主革命蓬勃发展，而代表资产阶级右翼和一部分地主官僚的君主立宪派也积极活动，企图通过立宪分得一点权力。不愿接受任何变革的清朝统治集团，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和资产阶级革命的震撼下觉察到，如再不作任何“革新”的表示，必将“全局糜烂”，“溃决难收”，必须慎重选择“善后之策”，才能苟延残喘，保持危在旦夕的统治地位。而所谓“善后之策”，就是“一曰用严峻之法，摧锄逆拭氛，二曰行公溥之政，潜消戾气”，即在加强镇压的同时，用“政治上导以希望”的策略，欺骗人民，瓦解革命，拉拢立宪派。

对于立宪活动得以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却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那样一个专制大国，给清廷上下以很大震动。“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1]朝野上下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2]。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因为日本于明治十五年曾派员赴欧洲考察宪政。清廷遂于1905年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先后回国，上书指出立宪有三大利：“一曰皇位永固，二曰外患渐轻，三曰内乱可弭”，[3]建议进行“立宪”。但是，他们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4]清朝统治者看中的正是“预备”两字。1906年9月1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颁发了《宣示预备立宪谕》，“预备立宪”由此而来。

1906年，清政府设立考察政治馆，次年改建为宪政编查馆，作为预备立宪的办事机构，此后，进行了一些预备立宪活动。一、设立咨议局和筹建资政院。咨议局作为各省的议事机构，其权限是讨论本省应兴应革事宜，讨论本省的预决算、税收、公债以及单行章程规则的增删和修改，选举资政院议员，申复资政院或督抚的咨询等。但是，它的权力受到本省督抚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是极少数有产阶级上层男子的代表活动场所，它并不具备资本主义制度下地方议会的性质。资政院于1907年开始筹建，它的宗旨是“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议会，从它的人员组成、议事内容和程序看，它是完全受制于皇帝、毫无实际权力的一个御用机构。二、制定颁布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清政府在宣布预备立宪之初就采取了无限拖延的策略，但慑于革命运动和为了拉拢立宪派，不得不于1908年宣布立宪以九年为期。并同时公布了“宪法大纲”，作为今后的制宪刚领。大纲的精义有三：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是君主独揽统治权；三是臣民按照法律有应得的权利义务。清末钦定宪法大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皇帝专权，人民无权，以维护封建专制主义为根本目的，它一方面激起了人民的激愤，同时也让立宪派大失所望。《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则是在武昌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为了渡过危机而临时炮制的“宪法”。没有实质意义，并成为清朝政府预备立宪最后走向跛产的记录。

二、晚清预备立宪评析

对于晚清预备立宪的保守性和欺骗性，频频见诸专著、教材和学术论文，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项政治活动除了具有它的保守和欺骗的一面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积极意义。这场宪政改革涉及的内容极其庞杂，触动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造成极大混乱的同时，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并为摧生新的政治制度作好了准备，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

（一）预备立宪的直接后果：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摧生了新的政治制度。

预备立宪的措施加剧了中央与地方、满汉之间、阶级之间的矛盾，引起了社会的极大混乱，加速了它的覆灭。

1、督抚离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首的汉族地方督抚迅速崛起。他们手中握有地方的政权、军权、财权，几乎不受中央控制，清王朝从此呈现出强枝弱干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随着中央政府在一系列内外战争中威信及政治意志力不断衰弱，清王朝后半期的统治就严重依赖汉族督抚来支撑。这种情况当然为中央政府所不容。从1901年实行新政开始，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督抚的军权和财权，而把它集中于满人之手。1903年，设立练兵处，企图控制各省编练的新军。实行宪政改革后，这种情况明显加剧了：1906年设立陆军部，由它统率帝国的全部陆军，该部的尚书及两位侍郎都由满人担任，这样陆军就全部由满人统率；设立度支部，控制地方的收支，宣布只有中央才拥有对外借款及铸造、发行货币权。宪政改革越往前推进，汉族官僚手中的权力不断丧失，而中央政府集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在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的十三名成员中，满人八名，并且皇族就占了五名，汉人仅四名，载沣的两个兄弟分别掌握着陆军和海军。这样，行政和军事大权就全部集中于皇室之手。汉族官僚普遍感到被欺骗了，他们对满洲政府的不满就空前表现出来。

2、立宪派的背弃。绅士是传统社会的精英。一方面，他们有传统的科举功名，或曾经担任过政府官员，在地方社会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在晚清，绅士们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是清朝统治的基石。另一方面，清政府也给予绅士种种特权，如减免税负，可以出入官厅、参与地方审判等。因此，绅士和清政府可以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关系。一般来说，绅士是保守的，他们比较倾向维护传统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这与维护他们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但在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后，他们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那一套不行了，于是逐步放弃了过去保守的观念，致力于兴办新学、投资实业。有些人成为实业家，有些人还出国留学、游历或进新学堂学习，因而在思想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这表明，绅士阶层已经从一种传统社会精英向现代社会精英转变，正在成长为新绅士。在清末新政之前，绅士们虽然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但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预备立宪给他们登上全国舞台提供了机会。朝廷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并使绅士阶层实现了全国性的集结，形成了当时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力量-——立宪派。他们以咨议局和资政院为阵地，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务和舆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立宪派形成后，怀着对国势日衰的深切关注，他们急切希望在中国能实行宪政，以抵制日益严重的革命，并在宪政中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同时，他们对满洲贵族垄断政权核心的状况越来越不满，在咨议局和资政院会议上他们同清政府不断发生激烈冲突。为了速开国会，1910年他们掀起了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当“皇族内阁”成立之时，他们感觉到清政府已经无药可救，许多人转向革命，成为清政府的对立面和掘墓人。立宪派的离心倾向和最后对清政府的绝望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武昌起义爆发的7个星期内，15个省以咨议局为中心纷纷宣布独立，立宪派抛弃清政府是个很大的因素。

3、农村骚乱。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些费用都以各种名目强加到百姓头上，再加上许多官吏在推行改革过程中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百姓负担不断加大，许多处于绝境中的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当时上海的《东方杂志》作过调查，1909年曾发生起义113起，1910年285起。[5]清政府在农村推行禁种鸦片、人口普查、革除陋习等运动也引起了极大的骚乱。例如在1909年至1911年中，浙江、甘肃、贵州、满洲和山西等地发生的与禁种鸦片的禁令有关的持续几个月骚动；同一时期在华中数省发生的反对谷物涨价和提高田赋的暴动；1906年以后各省因人口普查、资助新学和改革运动而引起的动乱等等，情况都是如此。起事者捣毁公共建筑、辱骂、监禁甚至处死地方官。[6]民众力量的不断打击，动摇了农村中旧的生产关系，并瓦解了清政府在农村地区政权的根基。

（二）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过程中，相应地对旧有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它缩小了皇帝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调整和改造了君主专制制度，直接冲击了二千多年的专制政体，不自觉地向政治近代化建制迈进。

清政府宣布实行“预备立宪”之后，逐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推行宪政改革。1908年8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大纲》由“君上大权”14条和“臣民权利义务”9条组成。该法以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它规定君主拥有广泛的权力，这也是该法颇受世人诟责的原因。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纲》的公布，这本身就是对在中国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权神授”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否定。因为从此之后，皇帝的权力就必须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它已不再是“至高无上”了。该法明确规定由议院制订法律，皇帝不得以命令改变法律。它的确缩小了皇帝和国会之间的权力比例，这无疑在当时是进步的。该法还规定了广大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财产、居住、人身自由；有诉讼、依法担任官吏及议员的权利，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加以逮捕、监禁及处罚。这表明，清政府在近代化价值取向上的进步，同时，中国政治近代化也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咨议局先后成立。咨议局是省立法机构的前身，由地方士绅选举产生，可以就本省的预决算、税收与公债、地方性法规、资政院成员的选举及其它改革事宜作出决议。这种决议如督抚无异议时，应负责执行；如督抚表示异议时，应重审；双方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时，应征求资政院的决定。督抚有权召开、中止或解散咨议局的会议。因此，咨议局还算不上是一个立法机关，只能算是绅士们的表达意见机构。但是，“咨议局的出现完全可能约束各省督抚专断地使用他们的权力。”[4]因为，绅士在地方上有重要的影响，他们是督抚在地方社会和经济的支柱，就是在以前，督抚们也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咨议局的成立，给督抚的压力无疑是增大了。绅士们不断地利用咨议局的各种会议和活动，反映民意，维护公众利益，日益影响着地方政局的发展。同时，绅士们的实践，又不断地提高了自身的民主自治能力和参政水平，这为辛亥革命后立宪派迅速接管地方政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适应立宪政体的需要，清政府对行政和司法机关进行一系列改革。首先，精简了许多臃肿的国家机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都被并入礼部，旧兵部、练兵处和太仆寺合并成陆军部，户部和财政处被改组成度支部，刑部被改组为法部。为了明确责任，各部改原来的双头领导制为单一领导制。在各部之外还单独成立了大理院、审计院和资政院。大理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与之相适应的，在省的各级还设立了审判厅。审计院则是负责审计各部帐目的部门。而资政院是国会的前身，由它制订法律，为将来实行上下议院打基础。这些措施，显然都有利于建立一个高效、清廉、责任明确的现代政府。到1911年5月，旧内阁、军机处和政务处都被撤销，成立“责任内阁”。内阁由一名总理大臣和两名协理大臣，以及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海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理藩部和外务部各部大臣组成。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立宪制政府，尽管它因为五名皇族入阁而颇受非议，但它却是中国用责任内阁制取代君主专制，以和平方式改造专制政体的第一次大胆尝试，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还有必要指出，这场宪政改革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失去意义，因为革命不能代替宪政。所谓宪政，亦即立宪政体，是指由社会多数人制定的或被多数人承认的宪法性法律（通常指成文宪法），所确立的公共权力的组织、相互关系、职责权限、活动规则，以及旨在保护公民权利的政法体制。[8]立宪政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使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中国要实行宪政，并不仅仅针对皇帝，即使打倒了皇帝，也还是要实行宪政。宪政是对权力的限制。无论掌权者是谁，以什么样的名义掌握权力，其手中的权力都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而在革命没有推翻君主专制之前，改变君主专制而实行君主立宪的进步性更不容否定，人们没有理由放弃努力，坐待民主共和的到来。

（三）预备立宪大大传播了宪政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初步民主自治能力的知识分子，为我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海内外立宪派欢呼雀跃，热烈拥护，他们纷纷组织政党性质的团体，准备投入到宪政运动中去。当时规模较大的有海外的帝国宪政会和政闻社，国内的预备立宪公会和宪政讲习会等。他们通过出版宪政刊物、书籍，举办法政讲习所，从事调查并编辑法律等形式，大力宣传宪政知识，培养司法和地方自治人才，为宪政出谋划策。清政府成立咨议局、资政院和推行地方自治，极大地激发了整个知识阶层的参政热忱，他们纷纷投入到议员的选举中，把其作为参政的阶梯。以江苏省咨议局为例，第一届常年会共收到议案184件，其中属议员提95件，占一半以上，还有71件是人民清议案。[9]说明议员极具参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也说明各阶层群众也把咨议局看成反映意见进而采纳他们意见的民意机关。正是通过咨议局的议政实践，立宪议员们不断提高自身的民主意识和管理水平，为辛亥革命后迅速从政打下了基础。1910年，立宪派为推动清政府速开国会，掀起三次规模巨大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一次参加者达20万人，第二达30万人。[10]这是一场群众性的爱国的、冲击君主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运动。它沉重打击了清朝专制政权的权威，给人民以普遍的民主教育，并把宪政知识广泛地传播到知识群体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末预备立宪为我国宪政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1]、[2]林乾，赵晓华：《百年法律省思》[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第104页；

[3]、[4]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见《辛亥革命》第四册；

[5]汪诒荪：《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问题》[J]，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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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周光辉：《论宪法的基本精神及其思想蕴涵》，载《社会科学战线》[J]1994年第6期，第126页；

[9]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M]，武汉大学出版社，第31页；

[10]耿云志：《论清末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J]1980年第5期。

清政府范文篇8

关键词：国家能力；清末；衰败；表现

国家能力是国家实现自己愿望或意志的能力，一些学者把国家能力等同于中央政府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财政汲取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以及强制力，其中财政汲取能力是最主要的能力，因为财政是国家的命脉[1]。国家权力的扩张必须以自己的能力为边界，超过了国家能力的扩张最终会导致国家和社会的不稳定，进而危害国家能力。在清末，我们既可看到国家能力的不断衰退，也可以看出清政府为恢复国家能力所作的努力及其失败。

一、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

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2]。中国的中央政权结构到县级为止，作为地方基层官员的县令，大概管辖有20万左右（一说30万）的人口[3]。管辖这么多的人口，县令必须雇用人手（师爷和吏役），吏役不属于官僚体系，从而正式的官僚机构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作为回报，这些下层吏役被默认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知县以及上一级官员同样有如此陋习。这些知县属于正式官员，因此受到升迁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吏役却不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其最大的制约来自于他们的上司——县令的个人影响。同时，中国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同时，家族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绅士阶层、家族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县令通常通过下属与地方乡绅和名门旺族合作，实现征税、征兵等国家功能。绅士也乐于同政府合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

在这一结构下，王朝政府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政府力图恢复对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二、清末的治理危机

从当时的情况看，清末的危机表现在：

1.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和农业歉收

满清帝国从顺治立国开始，国力渐增，“康乾盛世”是清朝帝国辉煌的表征，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王朝开始受到侵蚀，不无讽刺的是，这正是清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平稳的鼎峰。罗兹曼认为，19世纪事态的发展证明18世纪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人口可能出现过剩的征兆，实为人口因战乱而锐减的序曲，而前代因袭而来的社会组织也未能经得起来自国内外的挑战[4]。人口的增长达到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极限。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人口大量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何炳棣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显示，1750年的人口为2.15亿，到了19世纪初，人口总量已近3亿。

到了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6亿，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基本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平均每人不到2亩。斯考切波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内容，到了19世纪，有用的土地全部开垦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发展的顶点[5]。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农民的收入锐减。以四川省巫山县为例，该县县志显示，该县从咸丰二年（1852）到光绪十七年（1902）发生了六起灾荒[6]。“天府之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灾害之严重。

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将债务转嫁给地方，而腐朽的地方官僚又将这种债务成倍放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世纪以来，中国村庄中接近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量增多。现代一些局部研究表明，这类人占居民总数的一半或更多……他们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不仅从生理上看，他们在死亡线上啼饥号寒；而且从社会学上看，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他们与上层阶级关系。愈益疏远[7]。天灾加人祸，清王朝日渐衰落。

2.农民起义频繁爆发

痛苦不堪的农民一再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形式，“1796年到1803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主要是反满清政府，但却起源于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不平衡的不断增长”[8]。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源于人口过剩与中国南部省份的管理不当。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历时15年的捻军起义。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成为了王朝的衰败和王朝更替的征兆。清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抵抗农民起义，因战乱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岁入。“清代军制就给王朝衰落的螺旋形下降趋势增添了势头：军队越糟，它们镇压起义耗费的时间就越长；它们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叛乱的发生率也就越高。”[9]王朝在战乱中日趋衰败。3.地方主义的兴起

官僚集团腐败，无法适应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新问题。清政府的税收因为战争而大量减少，地方行省肆意截留中央财政，镇压农民起义客观上使这种截留合法化，从而为地方势力的膨胀埋下了隐患。正规的军事集团无力镇压民变，这为地方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孔飞力的研究显示：地方团练的兴起，成为地方社会崩溃的组成部分，为地方精英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地方团练的兴起帮助政府渡过了农民起义的危机，代价就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虽然清政府千方百计想把团练纳入官僚体系，但是清政府薄弱的财政收入无法做到这一点。清政府再无力重新强化中央权威。罗兹曼准确地指出，清政府力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抑制自主性组织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也并未大力去扩张自己的组织。在19世纪，地方上的紧迫需要使现状很难再维持下去。出于地方安全和财政实力之考虑，国家有选择地批准士绅基层领导下形成某些新组织。这些新组织并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反而是进一步分裂的源泉，因为它们通常是某个地方或某些精英集团的自保组织[4]。

清朝以军事立国，却无力抵抗后期的内忧外患。财政的内卷化[10]为地方政权的扩张埋下了隐患，地方的军事化为乡绅的扩张提供了机会。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或加速了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加剧了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制能力，催生异端宗教，农民起义频发。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发展在不断削弱中国社会，清代中叶开始兴起的种种弊端，已经超出了王朝的限度，中央权威的逐步丧失，地方势力开始兴起，这两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传统中国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遭到了破坏。上述现象既是清末新政的原因，也是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表现。清末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

三、地方自治：清王朝努力的失败及其分析

清末地方自治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通常称清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从1901年至1911年清政府灭亡，恰好十年。清末地方自治，并没有恢复王朝能力，反而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清政府试图重新集权，建立起逐步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权力网络（nuxusofpower），这种网络组成了以一个等级组织的正式关系网（官僚制），它要能深入和影响并控制各种非正式的关系网，如宗族或者血缘关系。它不仅指国家重新确立对上层和中层的基本行政区域（省、市、县）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特别是乡村）的过程。杜赞奇的研究表明，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破坏了传统的“保护型经济组织”，形成了“国家型经济组织”。一方面是半官僚化、雇员增生、财政需求增大；另一方面，上层政权却缺乏控制这些机构和人员贪污中饱的能力，这使国家政权的深入蜕化为将赢利型经济体制推向到社会最下层。黄宗智分析了华北小农的半无产化——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伴随着小农半无产化的是村庄整体关系的逐渐松弛。官僚化与半无产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新的矛盾。

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着基层社会的利益。而无论是通过地方绅商僭取官僚职权，还是官方为了吸收或者抵消绅商权力而采取的措施，其结果都是地方绅商的官僚化，实际上变成了国家政权的扩充和渗入村庄的主要工具。当地方精英的功能被简化为管理民族国家，而不是参与政府的时候，地方自治便最终让位于地方行政。而当民众直接面对着国家政权的时候，导致了他们之间更尖锐的对立。所以，清政府试图对吏役的和乡绅官僚化，却让地方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国家权力的扩张矛盾，是任何国家的现代化所必须面对的；清末地方自治，就是力图处理这一矛盾，不过它破坏了旧秩序，却没有来得及建立新制度。所以，在被释放出来的“非法”力量冲到之前，过渡政权必须建立起新的合法性，这是一场关系着政权命运的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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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EdmundClubb,The20thCenturyChina,NewYorkandLondon1964,ColumbiaUniversityPress:p11.

清政府范文篇9

[Summary]thistextreview,conductedtrialjointlytomaketocarryondetailedtreatisetowardsresultingintheconsularjurisdiction,viewthatthejudiciarysemi-colonyoflateChingdynastyturns,andintroducedgreatpowersinbrieftoestablishinthe华ofconsullawcourt.ReturntotaketeachingplaninTienjinasanexampletorefractthelateChingdynastyofajudiciaryproblemfromit,emphasizedcomplementargumentthisproblem

[关键词]领事裁判权观审制会审制教案

[目录]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狭义的司法制度指法院制度即审判制度,[1]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指鸦片战争后，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为标志，清朝的司法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不但对在华洋人失去司法管辖权，而且其正常的司法审判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帝国主义列强操纵，逐渐失去自主权的现象。

一、领事裁判权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一)领事裁判权概述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一个完整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指形式上独立、实际上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控制的国家。[2]西方列强借口中国的司法制度过于野蛮残酷，不能适用于西方人，因此强迫清朝政府承认外国的领事裁判权。从此，清朝的司法主权开始遭到破坏，对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案件的审判管辖权受到分割。

领事裁判权指外国侨民不受居留国法律管辖的特权，外国侨民在居留国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时，只受本国领事或其在居留国所设立的法庭依照本国法律审判，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于半殖民地国家的特权之一。[3]它是清朝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突出表现，也是清朝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开始。

（二）领事裁判权对清朝司法主权的危害

列强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始于1843年在香港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英人在中国犯了罪，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中国政府也不得过问，“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这就大大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年签定的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其中第五、六款对领事裁判权又作了补充规定,不仅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罪，中国政府不得过问，即使英、华人之间的债务纠纷，亦得“由华、英该管官一体从公处结”。英国人违反禁令“擅到内地运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并不许中国人民对这种目无中国法律、心怀叵测的人“擅自殴打伤害”。这不是只让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不许中国人起而自卫，给予应有的处罚吗？

1844年中美签定《望厦条约》，其中不但规定美国人在华涉讼由本国领事处理，而且规定“若合众国人民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据此，清政府也无权管辖美国人与其他各国人之间的在华案件。领事裁判权实际上扩大了，清朝的审判主权进一步受到了侵犯。

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当时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为：

一、原、被告均系有约国人（依不平等条约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人），由其驻华领事审判，中国官员无须过问也不得过问。

二、原、被告，一方为有约国人，另一方为第三国人，由有约国领事按照其与第三国订立的条约办理，中国无须过问。

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有约国人，由该有约国领事衙门审判。

四、原告为有约国人，被告为中国人，案件由中国地方官员审判，但得通知该国领事派员“莅审”。

五、原、被告一方为无约国人，另一方为中国人，或均系无约国人，其案件虽由中国官府受理，但须邀一有约国领事会同裁判。

六、为外国人船上服务的中国人犯案，中国地方政府也无权单独审断，须通过就近税务司转告该船领事官派员前往观审。[4]

以上六点，表明清王朝的司法主权已大为旁落。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签定新约，领事裁判权被延伸，所有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享有这种特权。

领事裁判权在华确认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清政府，对于洋人在中国犯罪或洋人之间的诉讼，已经完全失去了司法管辖权。在国际交往中，各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必须遵循民族自决和维护主权完整的原则。在中国历史上，“浦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中央王朝大多拥有完整的领土主权和司法审判的主权。直到清朝中叶，凡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涉外案件，仍然由清政府审理。清朝对外国侨民犯罪，规定只适用属地主义原则，防止其逃避罪责，并针对犯罪行为科以重刑。“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5]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确立，使这一制度开始发生根本改变。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横行，清朝的法律对其没有了约束力。可以说，领事裁判权在华的确立是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开始的重要标志。

（三）领事裁判权的行使机构---领事法庭

为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还依不平等条约先后在中国设立了各自的司法机构。以英国为例，它在华设有审理其侨民案件的领事法院、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

领事法院设于每一领事区，由领事兼任审判官。它审理领事管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刑罚在徒刑一年以下、罚金在一百英镑以下的刑事案件。英国驻华高等法院常设在上海，它除了作为第二审法院外还有权审理在华侨民的一切民刑案件，并是各地海事、破产、离婚与谋杀等重大案件的第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受理不服高等法院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诉讼标的在二十五英镑以上）的上诉案件。诉讼标的在五百英镑以上或有重大影响的民事案件，还可向伦敦枢密院上诉，但刑事案件的判决，不经枢密院允许，不得上诉。[6]

以上可知，列强不仅在中国设立了行使领事裁判权的司法机关，并且公然确认为其本国法院的下级司法机关。明目张胆地破坏了清朝司法组织的完整和统一。可以说，列强在华设立的领事法庭，是对清政府司法管辖权和司法组织的双重侵犯，使之更加半殖民地化。

二、观审制和会审制是对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一）观审制

为了扩张领事裁判权，资本主义列强还蓄意谋取观审权。1876年。，中英签定《烟台条约》时，英国侵略者强行规定了“观审”制度：“凡迂内地各省地方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议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该处观审。”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在条约中承认观审制。

观审制是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以后强行干预中国司法审判的制度。即在原告是外国人、被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原告所属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中国承审官应以观审之礼相待。如果观审官员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有权提出新证据、再传原证，甚至参与辩论。[7]观审双方似乎是平等的，其实大不相同。外国领事以战胜者自居，其观审名之曰“莅审”，中国官员应以“礼相待”。而中国观审的官员处于半殖民地之地位，更不懂外国法律，其观审只是一种形式，甚至有少数人因漠视或不屑卑躬屈膝而不前去领事衙门观审。所以，这种“观审”，实际上是享有此特权的外国领事发号施令，操纵审判，为所欲为。

虽然这项特权起初只有英、美两国，但因清政府对各国列强均有最惠国待遇，故各列强纷纷借口利益均沾而取得了观审特权，清朝司法主权遭到更严重践踏。列强在华观审制的取得表明，其不但利用领事裁判权使本国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的制裁，并开始利用这一制度插手清朝的审判制度，甚至对中国人民定罪，这就将领事裁判权又向前迈了一步，是对原有领事裁判权的扩充。

(二)会审制

所谓“会审”制度，指在列强霸占的中国领土“租界”内，由中国政府所委派的官员与驻该地的领事馆派遣的官员组成会审衙门，审理“租界”内案件的制度。是列强在租界中强行实行的殖民主义制度之一。

1853年刘丽川小刀会起义时，英、美、法驻上海领事乘机攫取“租界”内两起均为中国人的诉讼案件的审判权。因当时时局未定，清政府也无人过问。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两国交涉案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以昭允当”。1864年，清政府命上海道与英、美、法驻上海租界领事达成协议，设“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作为中国派驻租界的常设司法审判专门机构。在上述三国领事参加下，专门负责审理“租界”内的英美人为原告、中国人及无约国人为被告的民刑案件。会审制度于此开始。

“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由上海道委任理事，英美副领事等任陪审官，其刑事审判权限为监禁一百天以下，枷锁三十天以下，笞杖三百以下；民事方面，以诉讼总额不超过一百元的案件为限。这是旧中国第一个实行中外会审的混合法庭。表面上，上海道委任的官员任主审，英美两国理事为陪审，实际上，审判地点在英国领事馆内，审判依据是租界当局制定的《巡捕房章程》，审判程序是西方的，中国理事不过是个摆设，完全由洋人说了算。[8]

（三）会审公廨

为了把中外会审的组织和方式确定下来，1868年，英美领事又与上海道订立《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改“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为会审公廨，进一步确立了会审制度。

根据会审公廨章程的规定，原被告均为外国人的案件，只能由外国领事审理，中国政府无权干涉；原告为中国人、被告为外国人的案件，由外国领事“主审”，中国只能派会审官员前往“观审”。虽然观审官员如果认为审理不当，可以逐细辩论，实际上意见往往不被采纳。至于被告为中国人的案件，只有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才允许中国官员判决，其余较大的案件，均由外国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实权却由外国领事掌握。其所适用的法律，由外国领事从西方国家的法律中选择。会审权的范围，最初只限于一般民事案件，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逐渐扩展到涉外纠纷和海关争议案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乘机占领会审公廨，将其改由各国驻上海领事团全权控制。通告确认租界内纯数中国人的民刑案件，外国领事亦可直接派员参加审判，刑事可判十年、二十年的重刑，民事案件只以一审为终审；不承认上海道为上诉机关；凡与外国人有关的案件，即使发生在租界外，或被告居住在租界外，只要洋人告发，会审公廨也可越界捉拿审讯犯人。[9]

中外官员会审制度，是外国侵略者侵犯中国司法主权、迫害中国人民更为狡猾和隐蔽的手段。如果观审制尚不能满足侵略者，那么，会审制则让侵略者堂而皇之的在中国做起了法官，各国领事已由陪审、会审，发展到主审。进一步践踏了清朝的司法审判主权。总之，这种所谓会审是：对外国人犯罪是否科刑，中国官员“例不过问”；而对中国人，不仅钱债、斗殴、盗窃等在枷杖以下的罪可以判处，而且外国领事可以超越权限，“径定监禁数年者”。在中国领土上出现了“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10]的现象。更进一步加深了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使得中国人民在涉外纠纷的审理中处于受侮辱和被歧视的地位，露骨地践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

（三）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朝司法主权的武力干涉

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教案”中，资本主义侵略者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对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清政府按照列强的意愿对中国人民定罪，干涉清朝的司法主权，笔者认为，这类事件也可视为清末司法制度半殖民地化的表现。本文以此作为对这个论题的补充。

教案是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派遣天主教和基督教新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进行非法活动。因传教士经常强占土地，包揽诉讼，欺压人民，挑起教徒和非教徒纠纷，因而激起公愤，各地先后发生捣毁教堂或殴杀有民愤的传教士事件，于是列强向清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11]

1860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吸收恶棍入教，拐骗人口，强占民地，激起民愤。1870年6月21日天津人民因育婴堂虐待死婴儿数十名，聚众到教堂说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持枪往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并开枪恫吓，又在路上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随从一名。群众怒不可遏，打死丰大业，焚烧法、英、美教堂及法领事署。事件发生后，法、英、美等七国军舰集结天津、威海一带示威。清政府对侵略者屈服，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将爱国人民当作凶手查办，杀死20人，充军25人。赔偿教堂洋楼修造银二十一万两，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

还有一例，1895年5月28日，成都人民过端午节举行掷果会，英美传教士将掷果小孩捕入教堂，民众派三人到教堂交涉，亦被扣押，激起众怒，当晚即将英美传教士住宅及教会医院焚毁，并将天主堂内埋藏的尸首送官府检验。接着有数十地发生反洋教斗争。法、英、美各国派军舰在长江示威，并向清政府恫吓。清政府媚外投降；将四川总督刘秉璋，乐山、灌县、大邑、冕宁及新津等各县知县撤职，又将朱瑞亭等六人杀害，其他17人充军。并赔成都各教堂银七十万两、川南各教堂银二十万余两、四川其他英、美各教堂十万余两。另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扬州教案、曹州教案、清浦教案、酉阳教案等，结局大致都是如此。

弱国无外交。今天看来，这一系列教案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可能是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但在这一系列教案解决的同时，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内外交困下的清政府的司法主权问题。以天津教案为例，1858年，法国通过《中法天津条约》在华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因此，法国侵略者在天津为所欲为，有恃无恐。天津教案中，广大爱国官民对法国领事及传教士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此类华洋冲突事件，根据领事裁判权“华民如何科罪，应以中国法论之。”法国侵略者无法亲自对中国人民定罪，但在尝到战争带来的甜头后，早已摸透了清政府的心理。便动用军事力量，强行要求清政府惩办“凶手”，对中国人民定罪。而清政府为取悦侵略者，更置家国主权和司法主权于不顾。

且不说清政府如何丧权辱国，单说清政府对爱国人民的“惩办”，便与当时的清朝法律规定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关于民众聚众事件，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为有效弹压不法闹事，通过颁布条例，严厉规定：“刁民……约会抗粮……借事罢考、罢市，……（或）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为首“斩立决”，为从“绞监侯”。[12]但爱国人民的行为实在难以适用此法规。再来看看刑法的规定，“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监侯），故杀者，斩（监侯）”。[13]那么，即便打死了激起民愤的法领事，至多也就是“斩监侯”，还要待每年秋审与朝审后在决定行刑与否。也决不可能“即行正法滋事人二十人，发配安置二十五人”，并“所杀领事及英法各国人以殡葬银两二十五万两”。二者之间相差可谓不小。

对于爱国民众焚烧的教堂洋楼，根据《大清律例》“并记所烧之物减价，尽犯人财产折锉赔偿，还官给主”。那么，烧毁的几座教堂和洋楼价值又怎能高达银二十五万两？显然是侵略者在趁机明目张胆的掠夺钱财。对于将“天津知府和知县革职充军”，我们先来看看《大清律》是怎么规定的，“至刁民滋事，其同城武职不行捉拿，及地方文职不能弹压抚恤者，俱革职；该管之上司文武官徇庇不即申报，该督抚、提镇不行题参，俱交部议处”。[14]即何处出现聚众滋扰闹事，主管该处的督抚、文武职官均应承担职务连带责任，但充其量也不过革职。而在天津教案中，天津知府和知县却被处以仅次于死刑的发配充军。以上无理和过分的片面要求，是法国侵略者通过清政府强行达到的。在外交和军事巨大压力下，清政府根本无法按照清朝律例审判，完全按照法国侵略者的要求草草结案。清政府和其司法机关再一次充当了列强的工具。可想而知，清政府连国家主权都已丧失贻尽了，司法主权更无从谈起。

领事裁判权和观审、会审制是帝国主义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侵犯中国司法主权的制度。在中国一直存在了一百年之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数不尽的苦难和耻辱。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新中国之后，才永远废除了这种反动制度。总之，清末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地化是生产力落后的结果，是清政府腐朽没落、屈膝投降的结果。现在我们研究和学习这段历史，就一定要以史为鉴，努力学好科学文化知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更加富强，牢记只有国家的强大和独立，才有司法的独立。

参考书目

[1]《中国司法制度新论》熊先觉中国法制出版社第4-5页

[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3]《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4]《中国近代法制史》范明辛雷晟生陕西人民出版社

[5]《大清律集解附例》

[6]《中国近代法制史》范明辛雷晟生陕西人民出版社

[7]《中国法制史教学参考书》郑定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68页

[8]《中国审判制度是史》程维荣上海教育出版社

[9]《中国审判制度是史》程维荣上海教育出版社

[10]《清史稿·刑法志》

[11]《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3850页

[12]《清朝法制史》张晋藩638页

清政府范文篇10

[关键词]清末新政；留学生；欧美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人京师；辛丑约签，九亿白银赔列强。一时间，中华大地，仁人志士，热血沸腾，激情满腔，俱思报国。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罹此大祸，西出避难，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痛定之余，图谋振作。从此筹划新政，开张变法，意欲自强。

一、清末新政留学政策的推动

清政府最早派到欧美的留学生可追溯至19世纪70年代。1872年，在容闳的倡导下，曾国藩派出了第一批30名留学幼童。随后每年派一批，到1875年共派出五批120名幼童留学美国。这些留美学生由于多种原因于1881年先后全部撤回国内。正式选派到欧洲留学的是1876年和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的几十名学生。他们在国外的优异表现给欧美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大都有着出色的表现。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新政伊始，清政府“着军机大臣、在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工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第一次会奏变法事宜，其中一条就是奖励游学，随后的第三次会奏变法事宜中有广派游历的条款。张之洞极力推荐日本，加上日俄战争中新兴的日本打败了传统欧洲强国俄国，还有更早的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的惨败，都刺激了大批人留学日本。这也就是留学日本人数居多的原因。

在会奏三折之后的1901年9月16日，清政府正式下令各省选派学生出洋留学。1903年12月1日，张百熙《奏派学生赴东西洋各国留学折》。1904年9月15日，外务部、学部大臣奏准《游学西洋简明章程》。规定“择年自十五至二十五，已通西文者，出洋期以三年、五年，学成致用”。1906年练兵处奏定《陆军学生留学欧美暂行办法》。1905年9月1日，清政府命各省督抚再多派游学欧美，并命出使大臣监督考查。1909年7月10日外务部、学部《会奏为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从上可以看出，清廷为出国留学欧美的学生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及办法。这些都为留学欧美的学生提供了制度保障。

清政府不仅是选派官费生出洋留学，同时还鼓励自费留学。留学伊始，清政府对公费生和自费生是一视同仁的，后自费生太多才有所区别。1909年外务部、学部制定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中仍规定津贴在美自费生，即庚款“经费如有盈余，每年酌拨若干为奖赏自费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约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

清政府除了鼓励未人仕的人出洋，还奖励职官、贵胄出洋游学。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请《奖励职官游历、游学片》。“拟请明降谕旨，无论京外大小官员，凡自备资斧出洋游历游学者，分别从优奖励以劝之。”1907年12月5日，外务部、宪政编查馆、学部、陆军部会奏《请派贵胄出洋游学折》。“派贵胄游学”，“学成而归”，“其效验自必异常”。

清政府在鼓励出洋留学的同时，为了能有效利用这些拥有先进科技知识的留学生替大清王朝效命，制定了考试奖励的章程。1903年张之洞奉召拟订《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十条，为奖励留学生有定章之始。决定对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分别给予奖励，授予相当于科举各级的功名。1904年12月学务大臣奏定《考验出洋毕业生章程》八条。根据考验章程，学务处于1905年举办第一次留学毕业学生考试，并于同年7月3日在保和殿举行廷试。清廷的笼络政策弥补了1905年科举考试终结所带来的些许遗憾。有着科举情结的士人可以通过出洋留学回国考试来获得进身之阶。对怀有爱国热忱，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者同样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机会。

姑且不论清廷意图的正确与否，积极与否，其政策客观上促使大批人员到欧美留学，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二、留学救国意识的内在驱动

甲午战争后，尤其是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图存的思潮牵动着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心。如何去救亡图存?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而出国留学就被当时人们视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之一。他们认为：“望中国之日新，必不能不望留学生之日众。”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留学生们自己也认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二十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当时的留学生还向国内大量散发劝人留学书，几乎把出国留学看作是爱国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游学译编》曾刊登过一篇《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国破家亡的悲愤和盼望通过派留学生来爱国救亡的急切心情，书中明确提出：“惟游学外国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之方针。”这是时代的共同呼声——留学救国。

留学救国本质上是一种爱国的进步的思想，是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留学救国意识的内在驱动下，大批留学生远涉重洋奔赴欧美，寻求科学救国的良方。

伴随着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近代化的潮流需要新式的人才。新兴的工矿企业、新式的机器设备等等，都在呼唤新式的人才。而到日本留学已经不能满足他们救国救民的需要。随着留学阅历增多，中国留学人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日本在科教实力上明显落后于欧美各国。日本毕竟不是近代“西学”的发源地，而是在明治维新后模仿学习欧美等国发展起来的，其“西学”是经过选择过滤的“西学”，与真正的欧美“西学”有较大的差异。对此，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日人之政治学术”，“未能并驾泰西”。而早在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鼓励留学日本的同时也认为：“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因此，直接到欧美去留学，学习真正的科学知识，就成了众多中国学子的必然选择。三、欧美各国对留学生的吸引

清政府推行的留学政策，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列强们洞悉了日本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的深远的政治意图，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也竞相吸引中国的留学生。随着日本对华扩张的加剧，日本与欧美列强的矛盾逐步上升。为了更好服务于国内对华政策，在对待留学生问题上，欧美列强与日本展开了争夺。

美国本是最早吸收中国留学生的，但在20世纪初却显得落后了。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下，意识到要从长远利益出发，用美国式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渗透来改变中国，从而把中美关系建立在更有利的巩固基础上。美国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不断向中国表达好意，力劝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1903年12月，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从京师大学堂速成科成绩优良的毕业生中，挑选16人，赴美留学。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在美考察教育时，他们与各校长“情意大为款洽”。耶鲁大学愿每年捐赠学额十一名，干尼路大学愿赠六名，威尔士利大学愿赠三名。均免收学费，意在“辑睦邦交，广敷教育”。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UniversityofIUinds)校长詹姆士(EdmundJ.James)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我们相信，只要花极小的努力，就可极大地而且是极为满意地赢得中国人的善意。”

日本大批吸引并影响中国留学生的景象之热烈。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和西欧各国。所以，中国留学日本学生发起“反取缔规则事件”以来，美国当局极为兴奋，派人到东京专门从事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活动。相当一部分留日学生产生了向往美国的愿望，有的人径直要求改为留美。

1905年中国发生的“抵制美货”事件中，在校学生和教育界人士是最为激进的一群。美国政府意识到有必要改变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而吸引中国留学生，对他们进行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

促成中国学生留学美国的还有那些教会学校。当时中国的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七所著名教会学校，都属于基督教教会系统。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就正式通过了退还“美国应得赔款之余额”给中国的议案规定了所退款项不得“移作他用”，而应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欧洲各国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争夺中也不遗余力，也都从自己的长远利益出发，大量吸收中国留学生。

四、清政府政策导向的转移

清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多派学生留学日本。可以用先进的科技知识来武装自己，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然而留日学生却并非像清政府想象的那样。按照他们的意识成为维护其王朝统治的支柱。这些留学生一走出国门，反身回顾满目疮痍的大清国土，不由得把满腔的愤怒归咎于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于是反满反清的思潮也就慢慢浮现出脑海。而促使这一政治转向的事件就是1903年的拒俄事件。

1903年三四月间，日本各报纷纷刊登了俄国自1900年占据中国东北至今仍不撤兵的消息，留学界群情激奋，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

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声讨沙俄侵略东北罪行，激昂奋发，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者决一死战。义勇队日日操练，准备随时开赴战场。另外，还向国内各地发电或寄信鼓动发起拒俄。

从这次由留日学生发起进而席卷全国的拒俄运动中，清政府看到的是学生们思想的异动。他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留学政策，思考着如何作出调整。学生们看到的是清政府的腐败落后和无可救药。视死如归的爱国情肠，非但不被清朝统治者所理解，反而被视为“造反”，并要求日本政府设法取缔。留学生清醒地认识到了：要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必须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他们随后的实际行动，诸如组织反满反清会党、办鼓吹革命的报刊、发动反清起义等等，都在实践着他们的认识。

清政府也在实践着他们思考的结果，对留学生所去的国别加以调整。从1903年起，清政府开始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张之洞从江南水师学堂选派学生16人赴英国、法国留学，学习军事技艺。湖广总督两次从湖北各学堂选拔学生58人，派往欧美各国留学。其中德国20人，美国10人，俄国4人，比利时24人。管学大臣张百熙派出16名学生分赴欧洲各国。

接下来的1904年更进一步派学生留学欧美。是年春天，端方续派45人赴欧美各国。其中比利时23人，德、法各10人，美国2人。11月，端方又派出40人，分赴德、英、法、比利时留学。山西从山西大学堂考送23名公费生，另加两名自费生派赴英国学习路矿。川督锡良派出33名学生赴欧美留学。湘抚赵尔巽派6名学生赴欧美留学。出使比利时大臣杨晟奏请派学生赴比利时学习实业，各省派10至40人，并拟章程十二条。外务部、学部大臣制订《留学西洋章程》，规定选拔十五至二十五岁已通西文的青年出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