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伤害案件范文10篇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1

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的这种做法有许多不妥之处：

第一、轻伤害案件一律由公安机关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1998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颁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在案件管辖问题中明文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一）故意伤害案（轻伤）；（二）……”该条第二款规定：“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轻伤害案件分为自诉和公诉两种。公安机关将轻伤害案件不分案件情况，一律交由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

第二、将本应由当事人自诉的轻伤害案件一律提起公诉，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诉权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对一定的人提出诉这种请求的权利。依照法律，当事人不仅有提出诉的权利，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当事人还享有放弃自己诉权的权利。这不仅体现在民事案件中，而且也体现在刑事自诉案件中。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至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自诉人有如下权利和义务：1、向人民法院提供足够证据，证明犯罪事实；2、必须按时到庭参予诉讼，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3、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自诉人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

但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这些权利则完全丧失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许多轻伤害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利害冲突，往往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时言语不和，引起打斗，造成一方轻伤。事后双方都很后悔，只要双方谈谈，经济上给予一定赔偿，事情就化解了。但由于司法机关的介入，往往会引起肇事一方的强烈不满。再加上案件反正要起诉，肇事一方不但不赔偿被害人的各种损失，反而会故意制造一些虚假证据，造成侦查机关取证困难。如有的因多人、多种原因引起的轻伤害案件，由于谁是直接致害人很难查清楚，这类案件根本不具备起诉条件。如司法机关在当事人中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工作，由共同加害人给予被害人一定的经济赔偿和赔礼道歉，不但缓和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可有些公安机关不管案件具体情况，甚至于明知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强行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这不但给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增添了很大的压力，而且也容易造成错案。

另外，在自诉案件中，被告人可以提出反诉。但在公诉方式时，被告人没有反诉权。这无形中又剥夺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将轻伤害案件一律采用公诉的方式，不符合我国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

早在1991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在《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中，要求政法机关“采取各种措施改变就案办案现象，尽力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依法积极疏导、调处各种民间纠纷、化解社会矛盾”。

公安机关在办理轻伤害案件中，放弃调解工作，凡案必诉，这显然与上述要求相悖。

轻伤害案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大多事出有因。如邻里关系不和；双方存在债权债务；酒后失言、失态；个体摆摊户因摊位、争夺客户等等。（2）突发性。很多都是先由言语争执引起的，当事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事后大都认为不值得。（3）多数是由年青人造成的。这是由于年青人尚不成熟，遇事不冷静，喜欢争强好胜。（4）一般来讲，这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较小。（5）案发双方大都有一定的过错。（6）在多人引起的轻伤时，很多情况下难以查清直接致害人。（7）依照法律，这类案件可诉可不诉。

从以上几个特点看，对这类案件应采用以教育、调解为主，打击为辅的原则。政法机关应尽可能地帮助当事人化解矛盾，以提高办案的社会效果。

再者，就轻伤害案件的性质看，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把所有致害人都以罪论处，这种就案办案的方式，其社会效果并不好。从审判实践看，法院对轻伤害案件中的被告人绝大多数都不判处实体刑，而是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据北京市西城区法院统计：2002年至2003年6月，该院共受理故意伤害案件286件，判处实刑的被告人占30，判处缓刑的占70.-见肖志勇《对故意伤害案件的调研》，中国法院网2003-9-12）

而对其民事赔偿也大都是采用调解方式来解决。这样本来可在公安机关或人民调解组织中解决的事情，现在却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过公检法三机关的层层工序，其最终还是在法院以民事赔偿来告终，这有什么意义？

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中，经常会遇到被害人报怨，反映他们早就和致害人相互达成民事协议，可要求公安机关撤案，公安机关就是不撤。据我们了解，一些公安人员对此也有看法。看来其原因在于公安机关内部的规定。

第四、将轻伤害案件一律提起公诉的方式，不利于公、检、法三机关集中主要精力，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

近几年来，各类刑事犯罪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严重刑事犯罪居高不下。公、检、法三机关一直在人员少、任务重、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超负荷工作。而轻伤害案件一般占各类刑事案件的20左右。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再不从这类本应由被害人自行起诉的案件中解脱出来，是必影响到大、要案件的侦破、起诉和审判工作。

第五、公安机关介入一般轻伤害案件极易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当伤害案件发生后，由于一时不能判断其伤害程度是轻伤还是重伤，公安机关介入后，一般采用刑事拘留的方式。而对于无能力进行财保的犯罪嫌疑人，往往采用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方式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在这期间，有些办案人员常常利用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这一强制措施来逼迫犯罪嫌疑人交付被害人赔偿金。犯罪嫌疑人不交钱，办案人就将已侦查终结的案件拖着不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如有这样一个案例：2002年11月10日10时，王某到同院张某家喝酒喝醉了，张某就送王某回家。到王家后，王不让张走，非要张某陪他再喝。张某不喝，王某从茶几上拿起一把水果刀捅在张某左腹部，造成张某轻伤。同年11月11日，王某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2月12日逮捕了王某。对于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简单轻伤害案件，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侦查手段。可公安机关直到2003年2月10日才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侦查用时3个月。检察机关和法院紧审查紧判决，最终还是造成王某实羁押时间比判决应羁押时间多了11天。

综上所述，公安机关现行所采用的将轻伤害案件一律自侦自查，并全部移交检察机关公诉的方式应予改变。笔者以为，对轻伤害案件可按以下方式分别处理：

（1）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安机关应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可告知当事人到法院自诉。

（2）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但致害人有较重罪过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双方虽达成调解协议，公安机关也应给予致害人以治安处罚。

（3）对多人共同造成的轻伤害案，虽然查不到具体致害人，但由于是共同行为所致，应由共同人承担被害人的一切损失。如共同致害人拒绝赔偿损失，公安机关除应对共同致害人给予治安处罚（必要时可建议劳动教养），可告知被害人自行向人民法院起诉。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2

一、适用范围

（一）本意见所称的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是指在受理、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等办案机关根据双方当事人申请,将符合条件的轻伤害案件委托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区联调委)、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二）本意见所称的轻伤害案件是指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且社会影响不大的案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轻伤害案件，不宜委托人民调解：

1、雇凶伤人、涉黑涉恶、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欺行霸市及其他恶性犯罪致人轻伤的；

2、行为人系累犯，或在服刑、劳动教养和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因纠纷致人轻伤的；

3、多次伤害他人身体或致三人以上轻伤的；

4、轻伤害案件中涉及其他犯罪的；

5、携带凶器伤害他人的；

6、纠纷已在调解过程中或经调解已平息，重新挑起事端致人轻伤的；

7、其他不宜委托人民调解的案件。

二、基本原则

（一）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原则。符合本意见规定的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均申请人民调解的，办案机关应当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二）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依法、合理、合情地进行调解，对涉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及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调解等情况的案件，应当不公开调解。

三、管辖

（一）在受理、立案侦查阶段，区公安机关一般应当委托加害行为发生地、当事人居住地的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由重大疑难纠纷、群体性纠纷等引发的案件或其他不宜委托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案件，可以由区公安分局商请区联调委进行调解。

（二）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区检察院、区法院一般应当委托区联调委进行调解。

对更适合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案件，区检察院、区法院可以商请区联调委指派街道（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三）对需要由2个以上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调解的案件，办案机关应当商请区联调委决定。

（四）对于管辖权有异议的案件，办案机关可以商请区联调委推荐并征得当事人同意，由区联调委指派有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四、程序与期限

（一）办案机关应当在受理、收案之日起三日内，依据本意见的规定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委托人民调解的范围，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告知双方当事人有自诉、申请人民调解等权利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

（二）双方当事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的，应当在被告知权利之日起五日内向办案机关递交《人民调解申请书》。

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日内将案件委托有管辖权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并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向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移送相关材料。

（三）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由其下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承担委托人民调解工作。

（四）调解和履行调解协议期限合计为十五日。

情况特殊需延长的，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办理。

（五）经人民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

（六）调解结束后，受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五日内将《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反馈函》移送办案机关，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还应当按照《若干意见》的具体规定移送相关材料。

（七）对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的，办案机关可以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作出如下决定或处理：

1、区公安机关根据立案与否作出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的决定；

2、区检察院可视情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3、自诉案件由区法院通知自诉人办理撤诉手续，公诉案件由区法院恢复审理并可酌情对被告人作出免予刑事处罚处理。

（八）对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办案机关可以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作出如下处理：

1、区公安机关未立案的，可以立案或由当事人选择自诉，已经立案的，侦查程序继续进行；

2、区检察院应当继续审查起诉程序；

3、区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并依法判决。

五、工作要求

（一）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调解工作予以支持和协助。

区法院、区司法局应当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调解工作予以指导、监督，并加大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专业化程度。

区司法局应当加强指导，推进街道（镇）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并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做到经过调解的轻伤害案件手续齐全、材料完备、归档及时。

（二）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和区司法局应当加强协调与配合，共同推动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由区委政法委牵头，适时举行会议，区公安机关、区检察院、区法院、区司法局和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就轻伤害案件委托人民调解工作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协调沟通，总结经验，完善制度，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推动该项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六、其他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3

一、轻伤害案是否自诉应是当事人的自愿选择

依据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实施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中规定：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规定》表明：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或公安机关起诉或控告，人民法院或公安机关均应依法受理，这表明自诉或控告都是合法的，是由当事人选择的，不能由执法机关随意左右当事人的意见。公安机关更不能以轻伤害案件自诉为由而不履行法定职责。

二、轻伤害案的受害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均可自行和解而终结诉讼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及《规定》，法律已赋予当事人选择的权利。因此是否追安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应成为受害人自由处分的权利。当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受害人要求和解达成协议或放弃权利的，公安机关可依法终结案件侦查程序。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过程中，受害人要求和解或放弃权利的，人民检察院可依法终止审查程序，人民法院在案件判决前，受害人要求和解或放弃权利的，人民法院可裁定终结审理程序。

三、公安机关应负有明确告知义务，并尊重受害人的意见

伤害案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并及时固定证据，当确定为轻伤时，公安机关应及时告知当事人享有自诉权，而当事人因举证困难要求公安机关侦查的，公安机关应依照法定程序履行职责，而不能以轻伤害案可以自诉而推诿不履行职责。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4

1.多为民间矛盾引发。这些案件多因工作、邻里、债务、婚姻家庭纠纷引发。

2.被害人均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期望值重点在于得到经济赔偿，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处罚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

3.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行为具有突发性。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多因小矛盾处置不当情绪失控引发暴力冲突，双方无积怨或积怨不深，事先均无预谋，属偶发性犯罪，且犯罪行为影响范围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案发后被告人一般都会有较强的负罪感。

4.被害人一方往往有过错，有些是争胜好强或出言不逊，有些则是在争执中首先使用暴力。

5.案情简单，事实证据比较容易查清，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供认不讳。

6.全部为公诉案件，绝大多数被告人被批准逮捕并羁押。法院对被告人的处刑一般较轻，多为缓刑、拘役或免予刑事处罚。

7.均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部分调解难度较大。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赔偿数额要求上相去甚远。虽然大部分被告人的亲属为了减轻被告人的罪责，使其得到从轻处罚，愿意帮助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因被逮捕羁押，担心经济赔偿后仍要受到刑事处罚而不愿赔偿，致使部分案件调解难度较大。

8.依照法律规定，这些案件中有一部分可诉可不诉，即使有必要诉至法院，也可由当事人以自诉方式诉至法院。

二、关于完善轻伤害案件处理方式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普法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自诉案件的法律规定和处理程序。司法机关应加强此方面的普法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有关法律规定，以便选择更方便快捷的维权方式。

（二）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安机关应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可告知当事人到法院自诉。

由于相当一部分轻伤害案件加害人的犯罪手段、危害后果及社会影响都不严重，且案情清楚，被害人自行获取了相关证据，对加害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意义不大，对这类案件就不需要动用侦查、公诉机关的力量，将案件提起公诉。这样既可节约司法成本，又可有效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减少对抗，又体现了司法机关的轻缓刑事政策，使这类案件以最便捷经济的诉讼程序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三）对确实需要经过侦查，才能查清案件事实的轻伤害案件，如公安机关已经查清案件事实，而加害人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公安机关可以作撤案处理；对致害人不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公安机关可以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加害人又同意赔偿被害人损失，而被害人也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可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对在审查起诉期间仍拒不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检察机关应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四）对不计后果，动辄行凶伤人的累犯、惯犯，或者持械多次打击人体要害部位的，则不能仅以实际伤害后果的轻重程度来论，而应根据行为人对社会的危害性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五）慎用逮捕措施，选择性地采用直诉程序。对轻伤害案件，要注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害性及可能性的大小，对可捕可不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不批准逮捕，建议侦查机关按直诉方式将案件移送公诉部门起诉。对公安机关在拘留期限内就已侦查终结的案件，也可以不经逮捕而直接移送法院审判，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某种足以保证审判进行的强制措施，从而避免逮捕的滥用，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从快审结案件。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5

一、轻伤害案件的一般特点

1.多为民间矛盾引发。这些案件多因工作、邻里、债务、婚姻家庭纠纷引发。

2.被害人均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期望值重点在于得到经济赔偿，对被告人给予刑事处罚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

3.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大，行为具有突发性。被告人、被害人之间多因小矛盾处置不当情绪失控引发暴力冲突，双方无积怨或积怨不深，事先均无预谋，属偶发性犯罪，且犯罪行为影响范围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案发后被告人一般都会有较强的负罪感。

1.被害人一方往往有过错，有些是争胜好强或出言不逊，有些则是在争执中首先使用暴力。

2.案情简单，事实证据比较容易查清，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供认不讳。

3.全部为公诉案件，绝大多数被告人被批准逮捕并羁押。法院对被告人的处刑一般较轻，多为缓刑、拘役或免予刑事处罚。

4.均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民事部分调解难度较大。被告人与被害人在赔偿数额要求上相去甚远。虽然大部分被告人的亲属为了减轻被告人的罪责，使其得到从轻处罚，愿意帮助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但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因被逮捕羁押，担心经济赔偿后仍要受到刑事处罚而不愿赔偿，致使部分案件调解难度较

5.依照法律规定，这些案件中有一部分可诉可不诉，即使有必要诉至法院，也可由当事人以自诉方式诉至法院。

二、关于完善轻伤害案件处理方式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普法力度，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自诉案件的法律规定和处理程序。司法机关应加强此方面的普法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了解有关法律规定，以便选择更方便快捷的维权方式。

（二）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情节较轻，危害不大的轻伤害案件，当事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公安机关应以调解为主。调解不成，可告知当事人到法院自诉。

由于相当一部分轻伤害案件加害人的犯罪手段、危害后果及社会影响都不严重，且案情清楚，被害人自行获取了相关证据，对加害人采取强制措施也意义不大，对这类案件就不需要动用侦查、公诉机关的力量，将案件提起公诉。这样既可节约司法成本，又可有效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既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化解矛盾、减少对抗，又体现了司法机关的轻缓刑事政策，使这类案件以最便捷经济的诉讼程序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

（三）对确实需要经过侦查，才能查清案件事实的轻伤害案件，如公安机关已经查清案件事实，而加害人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公安机关可以作撤案处理；对致害人不愿意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公安机关可以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期间，加害人又同意赔偿被害人损失，而被害人也同意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检察机关可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对在审查起诉期间仍拒不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检察机关应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四）对不计后果，动辄行凶伤人的累犯、惯犯，或者持械多次打击人体要害部位的，则不能仅以实际伤害后果的轻重程度来论，而应根据行为人对社会的危害性依法向法院提起公诉。

（五）慎用逮捕措施，选择性地采用直诉程序。对轻伤害案件，要注重审查行为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害性及可能性的大小，对可捕可不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不批准逮捕，建议侦查机关按直诉方式将案件移送公诉部门起诉。对公安机关在拘留期限内就已侦查终结的案件，也可以不经逮捕而直接移送法院审判，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某种足以保证审判进行的强制措施，从而避免逮捕的滥用，减少不必要的程序，从快审结案件。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6

关键词:寻衅滋事;故意伤害;随意殴打;共同犯罪

一、实践中具体案件的事实解析

2017年5月,张某和李某二人承包了某村的修路工程,任某、宋某、马某、刘某四人想从张某、李某二人处分得一部分工程，但张、李二人不同意，双方遂未谈妥。后任某等人以驾车堵路的方式干扰张、李施工并驾驶挖土机将修路工地旁的自家麦地压坏，谎称张、李施工将麦地压坏，欲以此要挟张、李二人给其赔偿或分其一部分工程，但张、李二人一直未妥协。6月6日晚，任某四人酒后又欲找张、李二人讨要赔偿或分其一部分工程，四人遂找到该村村干部,并在村委会通过电话约李某到该村委会协商此事，李某与任某四人在村委会内未谈妥并发生口角，后李某回到家中给张某打电话，将任某等人又向其索要工程一事告知张某，随后张某驾车到李某家中接上李某再次来到该村委会，张某进入村委会屋内与任某四人发生口角，张某对任某等人说：“这活是我的，谁干都不行，不服就出来”，任某等人对张某说：“出去就出去”，任某四人遂跟随张某向外走，在走到屋门口时，马某拿起一根铁棍递给刘某，但刘某随后扔掉而未使用，在村委会大门口，李某从车内拿出一把砍刀递给张某，张某拿刀向任某等人砍去，后任某、宋某、刘某持铁锨、木棍与张某持刀相互殴打，马某一直与李某互相殴打，为对张某进行殴打，最终张某持刀将宋某砍伤，张某、李某均受伤，经鉴定，宋某、张某损伤为轻伤二级，李某损伤为轻微伤。

二、案件行为人客观表现的性质评价

在本案的审查过程中，因任某等人缺乏纠集过程且积极主动的侵害对方身体的意图和动机不明显，因此对任某等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意见较为一致，本文亦不予讨论。但对任某等人的行为认定为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以及意思联络不明显且为直接致伤的行为人是否成立共同犯罪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就两方面的争议问题进行简要分析。（一）本案中任某四人是故意伤害还是寻衅滋事。1．任某等四人构成寻衅滋事罪。该观点认为，任某等四人无故向张某二人讨要工程，并以堵路、陷害要挟等方式向张、李二人施压，并在酒后借故生非，强行向张、李二人索要工程，强行索要未果后对二人进行殴打，虽然李某离开村委会后又与张某主动返回，但该事件的起因仍是任某等人的屡次强行索要行为，应对案件发展过程进行整体评价，任某四人寻衅滋事的行为不因李某的离开而终止，任某四人的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任某等四人虽有伤害的故意并造成张某轻伤的后果，但本案为想象竞合，应择一重罪处罚，故应将任某等人的行为定性为寻衅滋事罪。2．任某等四人构成故意伤害罪。该观点认为，从该案的起因上看，任某等人具有寻衅滋事的故意，且多次实施了寻衅滋事的行为，但因李某与任某等人在村委会协商未果后李某离开村委会而终止，该案至此任某等人的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后李某与张某二人再次来到村委会与任某等人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此时张某有打架的意思表示，任某等人积极应战，双方形成了互殴的故意，在互殴中造成双方均有轻伤的后果，故任某等四人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二）在任某等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前提下，马某是否构成犯罪。1．马某不构成犯罪。该观点认为，张某到该村委会后，向马某四人发出要打架的意思表示，虽然马某等四人积极应战，但马某四人没有事前预谋，马某提供的作案工具亦未被使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后续使用的作案工具为马某提供，马某四人共同伤害的意思联络不明显，马某等人形成的是临时的共同伤害的故意。因四人为临时的共同故意，在本案中，马某始终与李某对打，未参与对张某的殴打，故其行为未造成轻伤的后果，而对临时的共同故意应仅处罚直接造成后果的行为人，故马某不构成故意伤害罪。2．马某构成故意伤害罪。该观点认为，张某在作出要打架的意思表示后，马某与任某等人积极应战，且马某在双方从村委会屋内向外走的过程中，曾向刘某提供铁棍，刘某虽未使用，但能够证明马某与任某等人具有伤害的共同故意，且在双方互殴过程中，其一直与李某对打，在客观行为上马某与任某等人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在心理和客观上强化了任某等人的犯意，马某等人均认识到自己不是单独在实施伤害的行为，四人属于共同犯罪，故马某应对轻伤的后果承担责任，构成故意伤害罪。

三、关于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的区分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7

关键词：轻微暴力；特殊体质；归因；归责

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诸如推搡、扭打、拉扯、辱骂等轻微暴力致有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的案件，针对此类案件司法实务中的处理结论通常是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致人重伤罪）、意外事件。很多被告人面对有罪判决都感到无比冤枉，因为行为人在客观上的轻微暴力没有达到致人轻伤及以上的可能，主观上也没有伤害他人致轻伤及以上的故意，却因为诱发特殊体质被害人身上的致命疾病而被认定为犯罪，这无疑束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也侵犯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这并非刑法的制定初衷，也不是法治社会所希望的景象。从司法实务普遍采纳的三个结论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混淆了归因与归责，当出现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时，在死者伤者为大的朴素情感影响下，司法机关倾向于让与结果有条件关系的行为人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并不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达到刑法规制的程度，也并不考虑行为人是否创设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在确定条件关系的前提下，再通过相当因果关系的“相当性”进一步缩小因果关系范围，通过社会通常观念或者通常的社会经验（即社会一般人的立场）来判断行为与引发的结果间是否有相当性从而判断行为与结果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但这无疑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果关系沾染上了主观色彩。行为与结果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完全是由一般人或者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决定的，行为人或者一般人对被害人的特殊体质有认识或预见可能性则行为与结果有因果关系，反之则没有。这显然模糊了事实归因与规范归责之间的界限，将事实归因等同于规范归责，虽然相当因果关系具有与传统事实因果关系理论所不同的规范评价性质，但是司法实务明显将相当因果关系也视为事实因果关系的类别，从而在得出行为与结果有相当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再确认符合构成要件的其他要素以及违法性和有责性时就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从而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处理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传统逻辑是判断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体质是否有认识或者认识可能性，在肯定行为人行为与伤亡后果具备条件关系或者相当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决定行为人分别构成故意犯罪、过失犯罪或者无罪（意外事件），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出罪是由一般都围绕行为人的预见可能性展开。这显然是主观主义立场，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再在唯结果论的导向下认定与结果有条件关系或者相当因果关系的行为人应当对其行为负责。预见可能性固然属于出罪事由之一，但是根据刑法客观主义立场，在对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客观判断上就可以根据客观归责理论将未制造或未实现法所不允许风险的非实行行为排除在外，从而否定行为的构成要件该当性，完全没有必要将出罪事由遗留到主观阶层判断，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也可以避免出错。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受害人伤亡案件的司法现状是有罪率高和同案不同判，导致这种司法乱象的原因在于司法机关所采用的主观主义立场、唯结果论倾向和对归因与归责混淆，理清此类案件的法律关系并准确定性的关键在于坚守客观主义立场、严格区分归因与归责，通过条件说归因，通过客观归责理论归责，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公平且合理合法地认定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一、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司法现状

案例一：王某过失致人死亡案。①寇某与西瓜摊主刘某发生冲突，刘某寇某互相殴打，之后刘某的丈夫到场后与寇某扭打在一起，打斗中王某击打寇某的头部、腹部、胸部等处，二人被劝开后，寇某独自走到人行道上缓慢倒地。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害人寇洪某系因外伤、争吵、情绪激动等因素诱发其所患冠状动脉发育不良伴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的心脏病急性发作致急性心功能不全死亡。法院认为，被告人虽然没有认识到也预见不到被害人患有心脏病，但是有预见击打他人头部会导致他人伤亡可能的可能性，被告人应当预见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被告人与被害人殴打导致被害人头部的轻微伤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故判处被告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案例二：廖某殴打致人死亡案。②鱼贩廖某在卖鱼给赖某时与赖某发生争执，被害人赖某打电话叫人来帮忙，被告人廖某也打电话叫朋友李某来帮忙，之后廖某看到赖某叫的人已赶到，自己的朋友还没到，就打电话报警，后来赖某的人在路人的劝解下离开，此时廖某的朋友赶到便上前追打赖某的头部、胸部，之后警察赶到将他们带回派出所处理，被害人赖某在问话期间昏迷倒地，送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赖某患有冠心病、陈旧性心机梗死和慢性心包炎，在与他人争吵打骂后病发猝死。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犯罪。因为在主观方面，被告人没有罪过。虽然两被告人有伤害赖某的故意，但只有轻微伤害、不足以导致被害人轻伤以上的伤害故意，这种故意不是刑法所规制的犯罪故意，而属于生活上的故意；两被告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不知道也不可能认识到被告人患有特殊疾病，所以也没有过失。在客观方面，两被告的行为都不足以造成人轻伤以上后果，所以两被告的伤害行为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要求，两被告人均不构成犯罪。从以上两个个案例可以看出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司法现状，上述两个案例的案件过程几乎一致，都属于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致人轻伤及以上的轻微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特殊体质共同作用导致被害人死亡，但是判决结论和判决理由却截然不同。案例一认为被告人对击打他人头部会导致伤亡后果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从而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归属于被告人的轻微伤害行为；案例二则认为被告人击打他人的行为只是生活意义上的轻微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故未将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归属于行为人。

二、轻微伤害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的实务处理误区

从上述案例中法院的审理理由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中司法机关所秉承的两个错误观点。案例一体现出司法机关的主观主义立场，将危害后果诉诸于行为人击打他人头部的疏忽；案例二的判决理由符合客观主义立场，其中认为行为人的轻微伤害行为并非刑法意义上的实行行为类似于客观归责理论的未创设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但依旧没有跳出探究行为人主观认识的传统逻辑。司法实务中的主观归罪倾向。从司法实务中通常得出的三个结论（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意外事件）就可以看出司法机关作出此结论的根据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而不是客观的实行行为。当出现伤亡的危害后果就默认该行为具有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危害性，最后根据主观罪过定具体的罪名。这种从严重危害后果倒推主观的逻辑缺陷在于忽视了客观实行行为的存在，这种逻辑很容易认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一定是严重的危害行为，从而认为所有造成严重后果且没有其他阻却事由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刑法的规制，都应该根据其主观状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没有达到危害行为程度的轻微暴力也会导致严重后果这一客观存在推翻了主观归责的逻辑，所以主观归责具有很大缺陷，其逻辑不能自洽，无法为准确定罪量刑提供可行的实践路径。司法实务中的唯结果论和混淆归因与归责的思维误区。从案例一中可以看出司法机关根据条件说得出轻微暴力行为与被害人死亡有因果关系，在出现人员伤亡的情况下，秉承“死者为大”以及损害总得有人负责的理念，认定与轻微暴力行为有事实因果关系的结果可以归咎于行为人。在这里司法机关混淆了归因与归责，归因是事实认定，归责是价值评价。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有事实因果关系不代表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能否将结果归属于行为还需进一步的规范评价。如果不区分归因与归责，将归因与归责混为一谈，无视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区别，将所有与实行行为有因果关系的结果都归结于行为人定会导致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

三、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受害人伤亡案件的正确定性

如前文所述，司法实务处理此类案件的误区在于主观归责、唯结果论、不注重归因与归责的区分，那么正确处理此类案件的关键就在于破除这些误区，采用客观主义立场，严格区分归因与归责。先通过条件说确立事实因果关系，即归因；再通过客观归责理论确认法律因果关系，即归责。先归因，再归责，只有同时符合归因和归责的要件才能该当于构成要件符合性。坚守客观主义立场。客观主义要求在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满足犯罪成立要件前先判断该行为的客观方面（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然后再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如果行为不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就直接认定为无罪，没有必要进一步考察主观罪过。因为刑法规制的是行为，不是思想，整部刑法典的核心都是行为人的行为，这要求我们秉承客观主义立场，先判断行为的客观方面再判断主观方面，免于落入恣意的主观归责窠臼。严格区分归因与归责，避免僵硬的唯结果论。正如陈刑良老师所言，“归因与归责是有所不同的：归因是一个事实问题，通过因果关系理论解决；归责是一个评价问题，通过客观归责理论解决。”[1]客观归责理论是德国刑法学者罗克辛教授提出的，客观归责理论以条件说限定的因果范围为基础，然后进一步从规范上考察损害后果是否可以作为行为人的作品归属于行为。罗克辛教授的客观归责理论由三个部分组成[2]：“（一）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例外：（1）降低风险；（2）没有制造风险；（3）假定的因果进程。）；（二）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例外：（1）未实现风险；（2）未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3）结果不在注意规范的保护范围内；（4）合法的替代行为和风险提高理论。）；（三）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排除因素：（1）参与他人故意的自危；（2）同意他人造成危险；（3）第三人的责任范围。）”客观归责理论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轻微暴力致特殊体质受害人伤亡案件的归责一般只涉及客观归责理论的第一要件和第二要件，一般也不涉及三大要件下面的例外情况，所以本文就只探讨客观归责理论中的前两个要件，第三要件及其他例外情况就不再赘述。根据先归因再归责的判断顺序，能否将某危害结果归属于行为人，首先要通过条件说来判断，条件说的核心要义是“无A则无B，则A是B发生的原因”。条件说无法解决归责，因为条件说只能确定事实因果关系，并没有内含规范判断。所以通过条件说理论可以看出轻微暴力行为与特殊体质被害人的伤亡之间是有不可抹灭的因果关系的，因为虽然被害人有特殊体质，但只要行为人不去招惹刺激，被害人依旧可以正常地生活生存，但当行为人去刺激招惹时，被害人体内的致命疾病被诱发进而发病猝死，其中行为人的行为就是被害人致死的原因之一，不论这个行为有多么的轻微，它与被害人伤亡的因果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但是有因果关系并不代表结果就能作为行为人的“杰作”归结于行为，结果的归属还需要客观归责理论来进行规范判断。根据客观归责理论的第一个要件，对行为人行为进行刑事谴责的前提是该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顾名思义，轻微暴力指的是不足以造成他人轻伤及以上后果的有形物理力，刑法规制的实行行为是足以致人轻伤及以上的危害行为，有致人轻伤可能性的行为创设了刑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而轻微暴力行为比较贴近生活行为，其所创设的风险并非刑法所不能容忍，因而不能将严重的伤亡后果算到行为人头上。故意行为和过失行为在归责的认定上有所不同，故意行为在刑法分则中都有具体的构成要件，都有类型化的行为模式，所以识别起来比较容易，只要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就可以推定具备法益侵害性，就可以推定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不过有些特殊情况除了考虑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要件外，还需要考虑创造“刑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一实质要件。这好比一个行为只要符合了抢劫罪的行为模式，不论其抢劫的程度如何，也不论其抢劫的财物价值多寡，都认为抢劫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故意伤害行为即便符合了故意伤害罪的行为模式，也未必是危害行为，此时还要考察它是否达到了“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程度。比如一般的轻微伤害行为就没有达到“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程度。过失行为缺乏明确的构成要件，其行为模式并没有类型化，因此无法依靠客观行为来判断其是否创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但是可以凭借过失犯以“结果预见义务”和“结果避免义务”为内容的注意义务是否得到遵守加以判断。正如陈兴良老师所说，“过失犯中的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则应当根据注意义务是否得以遵守加以判断，在没有遵守注意义务的情况下造成的风险，就是法所不允许的风险，应予归责。”[3]生活中的轻微伤害致特殊体质受害人伤亡案件中的行为人在主观上若是故意伤害他人，则首先需肯定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伤亡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再考察轻微伤害行为是否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正常情况下不会导致轻伤及以上后果的轻微伤害行为并没有创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不属于危害行为，因此不在刑法的规制范围内，但是可以苛以行政处罚或者主张民事侵权赔偿。若在主观上是过失，比如不小心碰到别人，这种情况就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义务，这种情况是否有预见可能性和结果避免可能性，如果对别人的特殊体质有预见可能性和结果避免可能性，但没有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则属于创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应认定为过失犯罪；如果对被告人的特殊体质完全没有预见可能性，则应认定为意外事件。上述的两个案例中的行为人都属于故意轻微伤害被害人，虽然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与该轻微伤害行为间存在事实因果关系，但由于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创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不属于危害行为，没有该当于构成要件符合性，所以不应认定为犯罪，可以通过行政法和民法的相关规定来调整行为人和被害人的利益关系。当然，如果行为人明知对方有特殊体质，故意利用这种特殊体质实施轻微伤害行为，就应认定这种有意针对特殊体质人员的轻微伤害行为“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属于危害行为，应当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针对轻微伤害致特殊体质被害人伤亡案件，司法实务和理论界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司法实务界倾向于认定为有罪，而理论界倾向于认定为无罪，这种区别与二者的逻辑判断顺序和所采纳的立场是密不可分的。司法实务界采用主观主义立场，进行主观归罪，始终认为所造成的重大后果必须有人来承担才能给被害人家属一个说法，才能迎合公众朴素的公平正义价值观，却忘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守；理论界则坚守客观主义立场，严格区分归因与归责、事实与规范，通过客观归责论将没有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的轻微伤害行为排除在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外，保持刑法的谦抑性，严守罪刑法定原则，准确定性行为性质，准确认定当事人的法律责任，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得到刑法公平的对待。特殊体质被害人在普通的轻微伤害案件中受伤死亡固然让人扼腕叹息、悲愤交加，但是这些情绪不是无视法理逻辑和规范让行为人无端承担刑事责任的理由。刑法是最为严厉的法律，它会剥夺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所以在对某人动用刑罚的时候必须进行充分的论证，这是人权保障的必要条件。一个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全由刑法分则的构成要件决定，这是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如果只为追求一时的泄愤之快或者为了给某人一个说法而罔顾刑法的谦抑性，弃罪刑法定的精神于不顾，那将开冤假错案之滥觞，将在背离法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司法机关不能一昧依靠经验和追求社会效果，要加强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信仰，如此司法实践中的冤假错案和有损司法公信力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才会减少，通向法治的进程才会加快。

参考文献：

[1]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6（02）：75．

[2]陈兴良．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J]．法学研究，2006（02）：76-81．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8

关键词:寻衅滋事罪;随意殴打;故意伤害

一、寻衅滋事罪在法律规制体系的定位

1979年我国制定的刑法(以下简称“79刑法”)将寻衅滋事罪作为流氓罪(79刑法第160条)的一种行为方式，流氓罪由于构成要件的模糊性，造成司法实践中难以做出准确界定，为应对当时特定的社会治安环境，司法机关贯彻了“严打”政策，该政策的司法表现之一便是法官在个案处理上恣意性大，极易将轻微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按流氓罪处理，且多数处刑较重，以至流氓罪和投机倒把罪被称为典型的“口袋罪”。1997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修订时，将争议较大的流氓罪分解为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罪名，但由于97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使用“随意”、“情节恶劣、“任意”和“情节严重”等需要法官进一步做出价值判断的规范要件要素，学者普遍认为脱胎于流氓罪的寻衅滋事罪依然具备较强的“口袋”基因，主张废除寻衅滋事罪呼声不绝于耳。有独立保护的法益是刑法分则个罪合理存在的根据，探求寻衅滋事罪在规制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体系中地位就必须明确寻衅滋事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寻衅滋事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立法者在刑法第293条指出“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至此，我们能够确定寻衅滋事罪至少侵犯了公共秩序法益与社会秩序法益，然而公共秩序法益和社会秩序太过抽象。只有当某种社会利益与个人法益具有同质的关系、能够分解成为个人法益(即系个人法益的多数之集合)、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条件且具有重要价值和保护必要时，才能成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法益［1］。刑法第293条第一款是随意殴打他人的规定，我们可以概括为殴打他人型寻衅滋事，显然该种类型的行为方式侵害的是被害人人身健康权，是具体被侵害的法益。寻衅滋事罪是行为犯，不以出现危害结果为既遂，从逻辑上讲，仅仅侵害被害人人身健康，未对社会秩序造成侵害的行为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不是寻衅滋事罪的规制范围。法律不言废语，“随意殴打他人”的立法表述，无论是“随意”还是“他人”抑或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表明，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对象都是不特定的。因此，笔者认为: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是双重法益，即与社会秩序相关联的不特定人的人身健康权，社会秩序居于主要地位，人身健康居于次要地位。寻衅滋事行为根据其行为方式和情节不同可能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寻衅滋事行为既可能有行政违法性又可能具有刑事违法性，是治安管理处罚和刑法条文的法律竞合。以殴打型寻衅滋事行为为例对比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关于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定，对社会秩序和人身健康侵犯较轻的可以处以行政处罚，破坏社会秩序，存在造成一人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的、多次随意殴打他人等情节的构成寻衅滋事罪，破坏社会秩序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根据具体案情可按照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亡甚至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三者是侵害法益量的区分。当行为因其情节达到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或者抢劫罪等定罪标准时，依法按照其他罪名定罪处罚，只有在未达到以上其他犯罪入罪标准，但因行为的反复性、随意性仍值得被科处刑罚的才定寻衅滋事罪，此种意义上讲寻衅滋事罪与其他相关犯罪是补充关系。因此，寻衅滋事罪对寻衅滋事行为“双轨制处罚体系”治理上起到衔接和补充作用，在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规制中不可或缺。因此，我们更应看到该罪对于故意伤害罪、故意毁坏财物和抢劫罪等罪补充作用，对刑事处罚和治安管理处罚之间形成科学对接的桥梁作用，是对较严重的人身、财产犯罪和较轻的治安行政处罚之间的缓冲带，我们把这种作用称为寻衅滋事罪的“补充性”。综上可见，寻衅滋事罪来源于流氓罪，是过去流氓罪的行为方式，有其明显的“口袋”基因，但随着司法解释对“定量因素”的不断完善，当前寻衅滋事罪的规范要素不再过于宽泛化，法官裁量空间也被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司法实务中寻衅滋事罪去“口袋化”成效显著。寻衅滋事罪有其独立保护的法益，就其性质来讲具有贬义色彩的“口袋罪”倾向不再是其最主要特征，而是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双轨制处罚体系”衔接和刑法罪名体系的补充性质，寻衅滋事罪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法律规制有独特功能和价值，补充性非常明显，故笔者对寻衅滋事罪的定位是补充性独立地位的主张。

二、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的争议点

寻衅滋事罪在此阶段承担独立的法益保护功能，此阶段废除该罪名条件尚不成熟，仍应着眼规范分析为主。司法实务中，“随意殴打型”案件比例高，争议性大，尤其是和故意伤害罪的界分与适用问题，对“殴打型”寻衅滋事这一行为方式的规范展开细致研究十分必要。刑法第293条列举了九种寻衅滋事行为，其中“随意殴打他人”位列第一项，不只是其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性，还在于该种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多发性。“肖某某寻衅滋事案”将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区分问题再次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热议。武汉某医院泌尿科主任肖某某和打假斗士方某某因后者在网络上肖某某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问题引发了二人矛盾纠纷，并于2005年至2007展开了两次名誉侵权诉讼，2009年方某发表文章质疑肖氏手术的效果，新仇旧恨使肖某某产生了雇凶报复方某某和方某的想法，并于2010年重金雇佣戴某某、许某某等人将方某某和方某殴打致轻微伤，经过一系列侦查、审查和审判程序，同年10月4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肖某某等人1个半月至5个半月拘役。一审期间，肖某某辩称，其是故意伤害不是寻衅滋事，判决后肖某某等被告人以本案不构成寻衅滋事罪为由提起上诉，被害人方某某和方某也认为法院量刑畸轻，表示不满。北京市一中院二审后驳回了肖某某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案件宣判后，判决结果合理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争议主要围绕此案的定性问题，肖某某的雇凶伤人行为是故意伤害行为?还是寻衅滋事行为?本案的犯罪形态是什么?对“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进行规范分析，着眼解决罪与非罪问题。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很多殴打他人的案件其实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但很多法官往往按寻衅滋事罪处理，因此，殴打型寻衅滋事行为的司法认定是实务中亟待加强的问题。刑法第293条规定，随意殴打他人，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其徒刑，可以并处罚金。2013年“两高”颁布法释［2013］18号《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规定行为的，应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借故生非，实施刑法第293条规定行为的，应认定“寻衅滋事”，并将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起主要作用和因婚恋、家庭、邻里及债务等排除在“寻衅滋事”之外，该司法解释无疑是将逞强耍横的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入罪考虑因素的体现，同时第二条规定了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情形有:造成一人轻伤或者二人以上轻微伤，引起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多次或者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随意殴打弱势群体以及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情形。第七条提示性的指出寻衅滋事行为同时触犯其他罪名时按照想象竞合处理的方法。若想准确定性“肖某某寻衅滋事案”，恐怕要引起我们对故意伤害罪与“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界限和寻衅滋事罪的特殊形态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对具有口袋罪性质罪名的解释应秉承什么样的原则?“随意”判断坚持什么样的标准?以及“无事生非”和“借故生非”的理解等关于寻衅滋事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及犯罪司法认定问题的准确理解。

三、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问题再讨论

随着司法解释不断推进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寻衅滋事罪的“口袋”倾向已然大大削减，但“随意”和“情节恶劣”仍需法官进行价值判断，该罪名的容量依旧很大，寻衅滋事罪的入罪标准不甚明朗，正确认定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就必须明确殴打型寻衅滋事罪解释需坚持的总原则，“随意”所体现的流氓动机在犯罪构成中的作用以及明晰“随意”判定标准。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在司法认定时法官必须坚持适度的限制解释原则，既不能人为的司法手段缩小犯罪圈，又必须限制住口袋性质罪名构成要件要素宽泛化的弊端。认定寻衅滋事罪时是否需要借助“随意”的判断才能准确区分寻衅滋事行为和故意伤害行为?理论界存在争议。陈兴良教授认为，“随意”立法表述是强调流氓动机的体现，寻衅滋事罪的动机不同于故意和过失，前者是主观违法要素，后者是主观责任要素，该动机对本罪构成要件的限缩功能不言而喻，该动机通过［2013］18号《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得以确定，该动机对正确认定寻衅滋事罪意义重大。张明楷教授主张主观超过要素说，张教授认为“流氓动机”没有具体意义，是很难被评价的内心态度，寻衅滋事罪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不需要借助“流氓动机”加以区分。凡是随意殴打他人的，都可以判断为出于流氓动机…故意造成他人轻伤的，就是伤害行为;多次殴打他人没有造成伤害的行为，就不是伤害行为，而是随意殴打他人的行为［2］。对于张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不妥，多次殴打他人也很可能是基于伤害的故意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毕竟寻衅滋事罪状中的随意殴打他人，强调殴打行为出于无因性的“无事生非”或者“借故生非”，无此随意在，多次伤害就不受刑法调整。四川大学的魏东教授则认为，随意既是主观要素(流氓动机)也是客观要素(随意殴打的行为)。对随意的描述既有主观心理状态，也有客观行为事实。“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是对随意心理状态的描述，“无事生非、借故生非”是对随意行为的描述［3］。从司法解释文义来看，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都是在流氓动机刺激下引发的，“随意”是对流氓动机动机的立法概括，动机是刺激人们实施某一行为的内心起因，这一内心起因难以被证明，只能通过外部行为特征加以表明，是流氓动机的外在表现，因此，笔者认为，“随意”是流氓动机的立法表述，随意的判断就是对流氓动机的判断，场合、对象、起因三个指标体现出的行为随意不是随意的本体，而是内心深处动机的外在表现，是刑事诉讼中证据规则运用方式。而且对“随意”这一流氓动机的判断仍然是必要的，否则，就无法说明在未造成轻微伤及以上伤情时，多次殴打他人，持械殴打他人等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场合，认定行为人是刑事犯罪而不是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在造成轻伤害时，如果出于流氓动机，则认定寻衅滋事罪而不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毕竟轻伤结果时，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高于故意伤害罪。既然司法实务认定殴打型寻衅滋事罪需要借助流氓动机，那么办理具体案件时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是随意殴打他人，就需要明确“随意”的判断标准。首先，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动机只能“耍威风”、“逞强斗狠”“寻求刺激”等流氓动机，打击报复的动机不是流氓动机，应当考虑故意伤害罪。其次，“事出无因”是典型的无事生非型寻衅滋事罪，难点在于事出有因的借故生非型寻衅滋事罪的认定，并非所有事出有因的殴打都要归于故意伤害罪，此时，需用社会一般人立场审视所谓的“因”是否合理引起殴打行为，如果合理则是故意伤害罪，如果不合理则是借故生非型寻衅滋事罪。“随意殴打他人”的殴打行为与故意伤害罪的殴打行为区别在于殴打的随意性，随意殴打他人不仅侵犯他人身体健康，还侵犯到他人安宁的生活秩序，直接破坏了社会秩序，正是基于此，殴打型寻衅滋事致人轻伤的法定刑幅度要高于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幅度。认定寻衅滋事罪必须具备寻衅动机，寻衅动机是寻衅滋事罪区别与他罪的主要特征，是否具有寻衅动机应当从主、客观方面综合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别的罪不能出于寻衅动机，寻衅过程中致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显然寻衅滋事罪不能完全评价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寻衅滋事罪的法定刑与重伤和死亡的结果不相适应，这时只能根据具体案情按照故意伤害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亦或故意杀人罪定罪处刑。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和故意伤害罪也有交叉部分，殴打行为致人轻伤的，能够查明行为有寻衅滋事动机的按照寻衅滋事罪定罪，不能查明行为人是否具有寻衅滋事动机的，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刑即可，能够查明基于“流氓动机”的伤害行为造成轻伤结果的，不宜按照和故意伤害罪的竞合原理处理，而应直接按照寻衅滋事罪处理，虽然两种思路处理结果无二，但按照想象竞合处理忽略了“流氓动机”这一更加值得制刑和定罪量刑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无法查明行为人具有寻衅滋事的动机，伤情为轻伤以下后果的，即便行为人持械、多次殴打他人，或者行为过失导致他人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也不能认定寻衅滋事罪，只能根据具体情况考虑是否由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处罚，至于如何判断个案中的寻衅滋事动机，上文已做介绍，在此不再赘述。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未遂形态的表现。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是指持犯罪故意的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停止下来的不同状态，殴打型寻衅滋事罪作为故意犯罪，在犯罪过程中势必表现出预备、未遂、中止和既遂的停止形态。其中，既遂是故意犯罪构成要件的完满状态，实务中定罪量刑较为容易，寻衅滋事罪的预备犯是犯罪着手前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状态，因为犯罪并未着手，也就未造成社会秩序的破坏，殴打行为也不是情节恶劣，故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中止犯因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能够及时停止正在进行的犯罪行为，表现出其非难可能性较小，即便造成轻微社会秩序破坏的，也应适当从轻或减轻处理。因此，笔者不再讨论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既遂、预备和中止问题。寻衅滋事行为人在犯罪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犯罪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作为行为犯的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是否有未遂形态，该种形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笔者认为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未遂形态是:第一种实行终了的未遂，出于流氓动机持伤害故意殴打他人的，未造成轻微伤以上结果;出于流氓动机持凶器、多次殴打他人或殴打弱势群体的，未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公共场所殴打他人，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第二种未实行终了的未遂，在犯罪过程中，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行为未实行终了，也未造成他人轻微伤以上后果，更未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均是殴打型寻衅滋事罪未实行终了的未遂表现。

四、结语

不可否认，寻衅滋事罪整体存在“口袋化”倾向，特别是起哄闹事型，但是殴打型寻衅滋事在司法解释推动下，构成要件的不确定要素逐渐清晰化、明确化，“口袋化”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立法存在的不可或缺性逐步大于其弊端，本文仅就殴打型寻衅滋事罪司法认定展开研究，对该罪的准确量刑仍需更加规范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M］．2003:243．

［2］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下篇)［J］．政治与法律，2008(2)．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9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辨诉交易、恢复性司法以及民间通俗所称的“私了”等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将刑事和解与这些相似概念区分开。

1.刑事和解有别于刑事调解。

当前不少人将这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混为一谈,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就事件而言,是同一回事。这种看法在一定的刑事和解模式中是正确的,但若就此将和解完全等同于调解则是错误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虽有着很大的关联并只有着一字之差,但他们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刑事和解有着比刑事调解更广泛的涵义,就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

2.刑事和解有别于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刑事和解与辨诉交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为了达成双方的合意,都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刑事和解是施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而辩诉交易,顾名思义,便是刑事诉讼中辩方与诉方达成的合意。其次,合意双方的具体目的不一样,虽然在两者均有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目的,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侧重于有效弥补既有损害,施害人侧重于罪刑的减免,而在辩诉交易中,辩方侧重于罪多罪少,罪刑轻重,诉方则侧重于节约司法资源。

3.刑事和解有别于恢复性司法。

所谓“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刑事司法运动。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不少人将我国的刑事和解视为是“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但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恢复性司法”属于偏法学理论的概念,而刑事和解则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概念,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此外,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整体“治愈”,而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也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更侧重于对被害人的补偿。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恢复性司法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提供有效的理论帮助,而刑事和解制度虽非从恢复性司法理论中产生,但却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完成恢复性司法理论拟达成的目标。

刑事和解有别于俗称的“私了”。民间俗称的“私了”,是指被害方与施害方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的有关程序,自行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做法。俗称的“私了”对应于法律程序,它允许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包含了民事、行政及部分刑事案件(事实上,民间意义上的“私了”,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群众对“私了”概念的了解,故往往在听到刑事和解的概念同时,脑海里就会产生“这不就是私了嘛?”的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两者的相似性,有媒体更是将“刑事和解”解说为“阳光下的私了”。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阳光下”和“非阳光下”这么简单。从合意双方的目的来看,“私了”往往是以摆脱刑事追究为主要目标,而“刑事和解”在当前的司法架构下,往往仅能将被害人取得有效补偿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此外,“私了”仅在于缓和、解决被害方与施害方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往往无能为力。刑事和解则需要多方考虑,既要考虑被害方的补偿,也要考虑如何安抚社会情绪及化解社会矛盾。公务员之家

我们看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实施,有效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理念,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实现了“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其在维护社会正义及保证被害人、施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在刑事诉讼中,缓和有效的社会创新管理模式,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及尝试,已经为我国进一步全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打下初步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式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芬]乔森·拉蒂著.王大伟等译.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轻伤害案件范文篇10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调解辩诉交易恢复性司法

近年来，刑事和解等近似字眼屡见诸报端，它作为一种创新制度被我国多个地区所采用，并以各式框架和模式在不同的地区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作用，这种新的化解被害方与施害方矛盾的方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同时也因各媒体对刑事和解制度的不甚了解或出于其他考虑，对刑事和解的描述混乱不清或与其他概念相混淆，导致不少群众对此感到疑惑和不解。就此，笔者拟从刑事和解起源及背景出发，兼比较各个近似概念，阐述刑事和解制度的概念及其意义。

刑事和解常常又被称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reconciliation)。是指犯罪发生后，在特定机构的主持下，受害方与加害方进行商谈、协商，达成双方和解，从而有效地解决刑事纠纷的一种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最早出现于我国。但就当前各国相关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来看，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源起于刑罚功能的变迁和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较为突出的一起事件为1974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基陈纳市的现代法律意义上的第一起刑事和解的案例。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美国律师协会于1994年认可了刑事和解，被害人援助组织也于1995年批准了恢复性社区司法模式。至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已有45个以上的州建立了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项目达300余种。在欧洲，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芬兰等国也纷纷行动，建立起各富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以芬兰为例，1983年，芬兰首先在赫尔辛基的万达市推行刑事和解计划，之后逐步推广到100多个自治市，仅1995年，各地采用“刑事和解计划”调解的冲突即有3000起，涉及4600名犯罪嫌疑人。

近些年来，我国也开始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引入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引入，主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代表。2002年，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开始对轻伤害案件和未成年人、大学生犯罪案件试行刑事和解。2003年7月，北京市委政法委出台《关于北京市政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工作研讨会纪要》，以纪要的形式对司法机关办理轻伤害案件适用刑事和解进行规范。2004年5月，浙江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制定《关于当前办理轻伤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5年安徽省公检法机关共同出台《办理故意伤害案(轻伤)若干问题的意见》，也都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就此，我国的刑事和解逐渐出现在公众面前。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辨诉交易、恢复性司法以及民间通俗所称的“私了”等概念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性，我们要正确认识刑事和解制度，就必须将刑事和解与这些相似概念区分开。

1.刑事和解有别于刑事调解。当前不少人将这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混为一谈，认为和解与调解的区别仅在于角度的不同，就事件而言，是同一回事。这种看法在一定的刑事和解模式中是正确的，但若就此将和解完全等同于调解则是错误的。刑事和解与刑事调解虽有着很大的关联并只有着一字之差，但他们之间区别是明显的:刑事和解有着比刑事调解更广泛的涵义，就目前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来看，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

2.刑事和解有别于辩诉交易。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是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刑事和解与辨诉交易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者都是为了达成双方的合意，都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刑事和解是施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合意，而辩诉交易，顾名思义，便是刑事诉讼中辩方与诉方达成的合意。其次，合意双方的具体目的不一样，虽然在两者均有提高刑事诉讼效率的目的，但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侧重于有效弥补既有损害，施害人侧重于罪刑的减免，而在辩诉交易中，辩方侧重于罪多罪少，罪刑轻重，诉方则侧重于节约司法资源。

3.刑事和解有别于恢复性司法。所谓“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Justice)，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西方兴起的刑事司法运动。按照普遍接受的看法，恢复性司法是对犯罪行为做出的系统性反应，它着重于治疗犯罪给被害人、犯罪人以及社会所带来或所引发的伤害。相对于传统的刑事司法而言，恢复性司法将重点放在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被害人与犯罪人关系的修复以及被害人重新回归社会等方面。不少人将我国的刑事和解视为是“中国的恢复性司法”。但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恢复性司法”属于偏法学理论的概念，而刑事和解则是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概念，两者有着质的不同。此外，恢复性司法强调的是对社会的整体“治愈”，而刑事和解制度虽然也关注社会矛盾的化解，但更侧重于对被害人的补偿。就这两者的关系来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恢复性司法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深化与完善提供有效的理论帮助，而刑事和解制度虽非从恢复性司法理论中产生，但却确实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完成恢复性司法理论拟达成的目标。

刑事和解有别于俗称的“私了”。民间俗称的“私了”，是指被害方与施害方双方不经过国家专门机关的有关程序，自行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纠纷的做法。俗称的“私了”对应于法律程序，它允许适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包含了民事、行政及部分刑事案件(事实上，民间意义上的“私了”，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由于群众对“私了”概念的了解，故往往在听到刑事和解的概念同时，脑海里就会产生“这不就是私了嘛?”的想法。这并不奇怪，因两者的相似性，有媒体更是将“刑事和解”解说为“阳光下的私了”。但其实这两者的区别并不仅仅是“阳光下”和“非阳光下”这么简单。从合意双方的目的来看，“私了”往往是以摆脱刑事追究为主要目标，而“刑事和解”在当前的司法架构下，往往仅能将被害人取得有效补偿作为酌定情节加以考虑。此外，“私了”仅在于缓和、解决被害方与施害方的矛盾，对于已经造成的恶劣社会影响往往无能为力。刑事和解则需要多方考虑，既要考虑被害方的补偿，也要考虑如何安抚社会情绪及化解社会矛盾。

我们看到，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社会管理制度，它的实施，有效地体现了刑法的谦抑理念，在刑事诉讼的框架下，实现了“有害的正义”到“无害的正义”的转变，其在维护社会正义及保证被害人、施害人权利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社会的稳定，更好地实现了刑法对社会管理的作用，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公务员之家

当前，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但我们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个在刑事诉讼中，缓和有效的社会创新管理模式，它符合我国当前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节约，尤其是我国近年来各地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及尝试，已经为我国进一步全面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打下初步基础。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在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形式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芬]乔森·拉蒂著.王大伟等译.芬兰刑事司法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