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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程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19:11:22

前程范文篇1

(一)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内容

我国现行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审前准备工作给予了明确规定,在当事人起诉和法院受理后,法院与当事人都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即所谓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向当事人送达有关的诉讼文书,具体包括,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给被告,被告在收到起诉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如果被告提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及其副本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给原告。

2.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法院在立案后就应当告诉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哪些基本的权利和必须履行哪些基本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法院可以在案件受理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也可以口头告知。

3.组成合议庭,如果案件需要合议审理的,那么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开庭审理前应当组成合议庭,并在组成后的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

4.合议庭人员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合议庭人员在开庭审理前应当对当事人提交的诉讼材料进行必要的审查,不过这些审查是形式上的审查而不是实质上的审查。

5.追加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法官在对诉讼材料进行审查时,如发现有些人必须加入到原告中或被告中形成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来进行诉讼,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职权追加这些人进入诉讼中来,成为诉讼当事人。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特征

分析我国审前程序具体的内容,可以看出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立法具有如下特征:

1.法官是整个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的主体。大部分工作和任务都是有法官独自来完成的,法官依职权包揽审前程序中的所有活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人基本不介入,不发挥作用;

2.审前程序中准备活动的目的单一。在审前程序中,法官积极主动的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及进行各种诉讼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查明案件事实,寻找案件争点,以便在庭审中更好的行使审判职能;

3.内容准备上既包括程序性准备也包括实体性准备。法官除进行程序上的活动外,还包括对证据材料在内的各种诉讼材料进行详细、全面的实质性审查,以了解案情,并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4.法官进行各种准备活动形式不公开。在审前程序中法官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不论是送达诉讼文书等程序性活动,还是对证据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活动,都是有法官独自完成的,没有当事人的参与,整个活动都是封闭的、不公开的;

5.审前程序的应有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由于我国民事诉讼采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以及未设立证据失权制度,因而民事审前程序不具备当事人确定争点、固定证据、促进和解的功能。

可见,在我国立法上,民事审前程序并未形成完整独立的诉讼程序,其只是庭审活动的一个阶段,且不存在程序上的法律效力。这与国外结构完善、价值凸现的民事审前程序立法相比显得异常滞后。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弊端

我国民事诉讼关于审前程序的不完善性和立法上的滞后性,给实际审判活动带来了很多弊端,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基本由法官包揽,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几乎不介入的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前程序在审判实践中,也越来越日益暴露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审前程序中法官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不当,法官权利过多,严重偏离当事人,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不但不利于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而且也扼杀了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意识。

2.法官负责审前准备工作,准备行为与审判行为不分,容易造成法官“先定后审”,使庭审活动流于形式,有违程序公正原则。

3.审前准备工作不充分,不能有效地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有违程序正当的要求。在我国,由于未建立有效的证据交换制度、证据时效制度,未规定被告答辩义务,当事人的庭前准备工作很不充分。这样不但使庭审达不到应有的预期结果,还容易造成一方当事人的证据突袭,不利于公平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审前程序中法官为了调查收集证据,积极与双方当事人接触,尤其是与单方当事人接触的机会增多,这为司法腐败提供了便利条件,违背了诉讼公正的要求,为当事人提供了贿赂法官的机会。

5.审前程序中法院和法官包揽了大部分工作,付出了高昂的费用,这违背了诉讼经济效益的要求。我国民诉法规定原告起诉被受理后,法院包揽诉讼文书的送达、证据的调查收集等几乎整个审前程序的工作,这样虽然可以有效推进审前程序的进程,但为此却支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

三、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具体制度设想

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审前模式的现状及弊端,笔者认为,改造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以当事人为主导,法官适当干预的民事审前程序模式。根据现代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法理,结合我国司法环境和改革方向,我国民事审前程序应当以法官管理指挥下的当事人主义为其模式。当事人是审前程序的主体,负责提供证明诉讼主张所需的证据材料,法官不再介入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的活动,以充分发挥当事人保护自身利益、解决纷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法官享有对于准备程序的控制权,负责组织、管理、监督准备程序的进程。

2.设置准备程序法官,专门负责指挥和管理审前准备程序。使准备程序中的法官和实际庭审中的法官分开,有利于避免先入为主先定后审,排除预断,促进审判公正。把审判法官从审前准备工作中脱离出来,专门设置准备程序法官来组织和管理当事人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点等庭前准备工作,以便集中审理,提高庭审效率。庭审法官不负责审前准备工作,有利于排除预断,进行居中裁判,避免庭审活动形式化。

3.建立完善的举证制度。我国虽规定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诉讼举证原则,但因立法不详尽和法院职权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实际上并没得到真正贯彻执行。要想建立完善的举证责任制度,就必须严格执行“谁主张谁举证”,明确划分当事人及法院收集证据的范围。除了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提供的证据以外,法院不得以职权积极主动的收集调查证据活动。同时,应建立举证时效制度,明文规定当事人必须在庭审前规定的期限内提交所有证据,除有正当理由外,否则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由其承担不举证的法律后果;

4.建立证据交换制度。证据交换是审前准备程序中的重点和核心,通过证据交换,双方当事人才能整理争点、固定证据、防止庭审中的突袭。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防止突然袭击,使对抗双方审前充分了解对方的主张和证据,从根本上保证双方平等的辩论机会。

5.设置审前会议制度。审前会议制度是美国民事诉讼中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一项制度。在我国的立法上应当借鉴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在审前证据交换后,由审前专职法官组织当事人和律师参加,审前专职法官引导当事人详尽地总结无争议的诉讼主张、案件事实和证据,并将其固定下来;细致总结归纳有争议的诉讼主张、案件事实和证据,缩小讼争范围。同时在审前会议召开的过程中,法官尽量寻求在开庭前当事人和解的机会,使纠纷得到妥当、公正、迅速的解决。

综上所述,审前准备程序对司法公正和诉讼效率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司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制度。具有独立程序价值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立,是解决司法公正与效率之间矛盾的契合点。准备程序的构建,不仅仅是一个法律上的立法技术问题,还意味着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角色再分配,更涉及到以准备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为核心的法官队伍职业化、精英化建设等人民法院现存审判管理模式的更新,也是在司法领域内的一场诉讼理念之重塑。

参考文献:

1.毕玉谦.审前程序建构之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彭贵才.试论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构建[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3.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陈桂明.审前准备程序设计中的几对关系问题[J].政法论坛,2006,(4)

5.宋艳华.试论庭审前准备程序的设立[J].法律适用,2005,(6)

6.李浩.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标、功能与模式[J].政法论坛,2004,(4)

前程范文篇2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何为民事审前程序？它与庭前准备工作是否为同一概念？审前程序除具有庭审辅助功能外，还能否赋予其独立的纠纷解决功能？我国对此的立法、司法现状如何？这是研究这一问题首先要回答的。

一般认为，我国立法规定了审前程序，《民事诉讼法》第十二章第二节“审理前的准备”共七个条文即是对审前程序的规定，只是规定比较简陋。笔者认为，这七个条文规定的只是庭前准备工作。庭前准备工作与审前程序是两个概念，庭前准备工作是围绕庭审所做的一系列辅助工作，包括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有：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通知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等。其目的是保障庭审合法有效地进行，不具有独立价值。而审前程序对庭审的辅助功能主要应体现于整理争议焦点，确定无争议的事实、交换证据、固定证据、排除没有证明力的证据，使当事人在相互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对簿公堂，增加庭审活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除此之外，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借鉴外国司法经验，理想的审前程序还应具备速裁、调解、通过释明促使撤诉等案件解决、分流机制。所以，此种意义上的审前程序在我国立法上还不存在。至于“审前程序”这一名称还能否准确表达这个概念，在此暂不讨论。

司法层面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颁布实施后，以证据交换为中心环节的审前程序基本确立，程序的功能范围有所扩张，但尚不具有终结诉讼和分流案件的功能，对诉讼效率、效果并无多少补益。各法院的自行安排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理论支撑而频频受到学者的病垢和当事人、律师的抵制，很难成形。司法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工作机制上的弊病造成审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情、相关制度配套完善的审前程序，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二、改革的理论思考。

审判工作面临的一些困局促使了我们对工作机制的思考，可以说，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当初尝试进行审前准备程序改革正是从对“一步到庭”审判模式的反思开始的。90年代中期有人提出“一步到庭”的审判模式，随即在全国法院推行，就是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由立案庭完成文书送达、排期开庭等准备工作，承办法官开庭前不接触当事人、不接触证据，甚至卷宗都是开庭时才交给承办法官的，一切主张、证据都要等到开庭时才呈现在法官面前。推行这一模式的初衷是促进审判公开，保障法官形成判断的一切信息来源于公开的庭审，防止法官因进行庭前准备工作而与当事人接触过程中，受到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影响，先入为主，有碍公正，甚至发生不廉洁的行为，同时也有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这种模式一度被奉为圭臬，而事实上，在没有商业化法律服务和律师强制制度的情况下，当事人很难将纠纷归结为一个标准的法律争议，庭审中法官的精力不得不大量消耗在沟通解释工作上，而不是法律判断和选择，受庭审固有仪礼、程式所限，庭上沟通解释又是极其艰涩的，这样的庭审当然只能是无序和低效的，法官和诉讼参加人都疲惫不堪。由于法官对案件缺乏了解，当事人对诉讼规则和庭审活动的意义也难以理解，庭审的盲目性较大，举证、质证、辩论难以充分展开，庭审效果大打折扣，一次庭审往往难以定案，庭后法官又不得不会见当事人或反复开庭以核实、澄清、释明有关问题，以致公正与效率都难以保障，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一步到庭”是“庭审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从对“一步到庭”的否定，我们又引申到对“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的反思。庭审固然是审判的基本形式，在现代法治强调程序价值的前提下，其严密的程序保障作用是其他审判形式不具有的，但是，诉讼的目的毕竟是寻求公正和救济权利，而不是为了单纯展示程序的完美，在我国尤其如此。人们关注更多是诉讼结果和过程的易参与性，这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决定诉讼结果的只能是事实和法律，这才是理想的诉讼，完整的公正，现实中，虽然不能完全实现这种状态，但在制度设计时应以尽量降低诉讼经验、诉讼策略等因素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为原则，而在所谓“当事人主义”的庭审中诉讼经验、诉讼策略、技巧对结果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在这样日趋专业化的诉讼中，当事人不得不依赖代价高昂的商业法律服务，诉讼的“福利性”就这样被消解。所以，“庭审中心主义”有将诉讼异化为“圈内人游戏”、“富人游戏”的危险。

笔者同时对诉讼争议的层次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诉诸法院的纠纷按其争议的层次性可分为以下五种情况：一是双方既无事实争议也无法律争议，起诉的目的只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救济其权利或出于某种动机需要借助诉讼形式；二是双方对案件事实各执一词，但法律关系简单明了，没有争议，或虽有争议，但事实、法律依据确切，是非自现，无需复杂的法律判断；三是事实争议较大，缺乏证据或证据矛盾，存在证据法上的争议，需要运用证据规则通过复杂的心证过程才能作出事实推定；四是虽无事实争议，但在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存在争议，需要法官凭借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选择判定；五是既有事实争议，又有法律关系和实体法适用上的争议。上述五个层次的争议中只有后三个才需要复杂判断，需要经过程序严密的庭审，而在基层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占大多数是前两种情况，若不加区分的一律进入冗长复杂、程式严格的庭审，其实是对审判资源的浪费。所以，对诉诸法院的纠纷法院必须有所甄别，不应一律进入庭审，要有一套清晰有效、运转顺畅的过滤装置，这个装置应当置于审前程序之中。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纠纷倍增，而法院物质、人力资源相对恒定，不可能走外延式发展之路，那种将纷至沓来的纠纷不加甄别地纳入庭审的“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最终会走到尽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内涵式发展，改变传统诉讼观念，调整审判模式和法院内部工作格局，以提高整体司法效能。

三、功能定位。

由以上分析可见，“庭审中心主义”诉讼模式并不适应公众诉讼心理，成本高昂，应相应调整，因而，在保证庭审作为强制解决纠纷正当程序的同时，应当建立合理的审前程序作为过滤，筛选并整理归结出标准的法律争议交付庭审，这既是应对“诉讼爆炸”的必然选择，也是改善庭审质量，使其更加鲜明化、精细化、专业化的前提。民事审前程序应当兼具庭审辅助功能和终结诉讼功能，成为与庭审并重的、既有辅助功能又具独立价值的程序阶段。

单就数量来说，在许多国家，审前程序都在解决纠纷方面发挥了出色的作用，如美国大约有98%的民事案件在审前程序中得到解决；英国也有98%的民事案件没有进入审判阶段，即在审前程序中解决了争议；加拿大、德国也有效率很高的审前纠纷解决机制。这表明，功能健全、运行顺畅的审前程序，可以直接解决大量的纠纷，极大地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审前程序一方面应为庭审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应逐步成为一种依靠自身构造就能够独立解决纠纷的诉讼形态。

国家法官学院司法审判研究中心教授毕玉谦认为：我们应当转变审前准备程序是为开庭审理而进行准备的观念。应当使审前准备程序功能多元化，在化解纠纷方面发挥作用，如调解、裁判、使当事人撤回诉讼、明确争议点、使当事人交换诉讼主张等。通过该程序，在庭审前使事实明朗化，提高审理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姜启波、刘小飞认为：我国应当围绕当事人整理争点、收集证据、促进和解以及保证案件科学分流来构筑审前准备程序，赋予其独立的程序价值，而不应仅仅把其作为为庭审做事务性预备工作的辅助程序。我国建立审前准备程序的目标有三：一是使案件达到适合审理的状态，以促进诉讼；二是寻求替代性纠纷解决的可能；三是科学分流案件，使之进入最适合的程序，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项：1、决定案件所适用的程序，进行繁简分流；2、指导当事人取证和举证，主持证据交换；3、进行庭前调解，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4、固定证据，整理争议焦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认为：审前准备程序除了处理程序性工作外，还要处理一些实体性事项，如替代性解决纠纷方式、审前调解、简易判决。

四、相关制度配套。

建立相应的审判组织和完善相关诉讼制度是具有独立价值和功能审前程序得以确立的关键，结合我国法院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调整审判资源，设立审前法官。

审前程序由谁完成，是否需要专门机构或专人主持是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也是争论较多的问题，一般有这样几种做法：由承办案件的庭审法官主持；由参加合议庭评议的一名法官进行，其他法官不参与；由审判庭内设的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完成。这几种做法均不能在庭前终结诉讼，不具有过滤、分流案件的功能，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期待。近年来，各地法院出现一些新的做法：一是在立案庭设立预审法官，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前准备工作，并不受庭审法官的指导监督，主持交换证据、固定诉请、整合争点，在此基础上促成调解，这一过程称为预审。预审仍以辅助庭审为主，辅之以庭前调解功能。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最初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二是成立速裁庭、调解中心或速裁调解庭，有的还成立了专门的准备庭，分别负责速裁、调解和庭前准备工作。

笔者认为，首先，审前程序的审判组织应专门化，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庭审法官不宜参与审前工作，特别是在同一案件中不能参与本文所称的具有独立功能的审前程序，确保他们只以法庭上所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对案件的判断，这是司法成熟国家的通例，个中道理不必赘述。故应设立专门的审前法官，当然，这个称谓还可斟酌。其次，审前程序的功能和审判组织均宜集成而不宜分散。一般来说，程序运行的阶段越少，效率越高，故笔者主张建立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四位一体”的审前程序，所谓“四位一体”即四项功能集于同一程序，由同一审前法官独任完成。考虑改革尚处探索阶段，且机构设置受限于组织法，故重点在于功能和具体操作的完善，暂不必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在法院目前的组织机构中审前法官显然只能设于立案庭。

（二）建立审前强制答辩制度。

答辩既是被告的权利，也是一项诉讼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了举证时限，但在没有强制答辩制度配套的情况下，举证时限难以真正实现，操作效果并不理想，以致有的法院实践中已经弃之不用，因为：原告的举证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根据被告答辩决定的，被告在举证时限内不答辩，原告只能根据对答辩内容的估计举证，不免茫然被动；对于因被告答辩而新产生的举证义务，又不得不打破举证时限允许原告重新举证，且此种情况也不属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新的证据”的范围，即没有制度依据又不得不如此；没有答辩就是没有主张，举证的意义在于支持主张，在被告没有主张的情况却要求其提交证据不合诉讼逻辑，也势必影响对原告诉讼请求变更的限制，以致诉请、证据在庭前都无法固定。可见，没有审前答辩，审前程序的功能会受到很大限制。

审前强制答辩制度应包括：答辩期限，应严格限制在审前程序中，以保证原告在庭前了解被告与案件有关的信息材料；答辩内容包括被告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诉讼请求的基本态度，反驳的理由，即所持的事实、法律依据；拒绝答辩的惩罚性后果，被告拒不答辩一般应按承认原告诉讼请求、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处理；答辩对被告以后诉讼行为的约束，即“禁反言”。在立法确立此项制度之前，法官应在审前程序中对当事人加强释明引导。

五、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一）预审和速裁。

在笔者所在的洋浦经济开发区法院将庭前的一系列工作称为预审，它和一般的庭前准备工作的区别在于，它由立案庭的预审法官独立完成，庭审法官既不直接操作，也不监督、指导。工作内容除包括裁定、执行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等程序性事项外，还有：指导举证，根据案件的性质和类型向当事人释明举证范围、举证的方式、证据交换的具体要求及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主持证据交换并对当事人举证加以导引、释明和排除，证据交换要完成固定诉请、固定争点、固定证据。工作成果以预审报告的形式呈现。预审报告的内容主要有：案件当事人的争议焦点；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据；排除的证据；预审法官的意见建议和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庭审法官根据预审报告，在没有接触当事人情况下，即可明了案件的争议焦点、无争议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上的争议，以便将精力集中于争点的判定上，从而保证庭审的针对性，提高了庭审质量，这是预审辅助功能的体现。但实践中，预审与庭审的衔接也时常出现一些问题，如庭审法官不认同审前法官对当事人的某些释明，造成法院在程序上陷入被动，另外，预审报告对庭审法官只是参考还是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一点也不明确。笔者认为，应科学把握预审与庭审的边界，预审应以辅助庭审为本，防止不当扩张。

速裁是各基层法院实践探索中的做法，目前还不是一个严格统一的法律概念，它是在简易程序的基础上，通过法官一定限度的程序指挥权及引导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诉讼行为的期间、方式作出选择或约定，以使诉讼更为简便快捷的审判方式，其合法性基础是当事人的程序自决权和合意性。

（二）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在审前程序中的运用。

如前所述，审前程序中的功能一是辅助庭审，将当事人五花八门的纠纷“翻译”、类分成标准的法律问题，并以法律的语言、法律的逻辑呈现在庭审法官面前；二是在按普通程序开庭审理之前终结诉讼、分流案件。前者通过预审来实现，后者是审前程序发展的重点和独立价值所在，是审前法官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在充分释明有关法律关系、法律性质、法律责任的基础上通过调解速裁、劝导当事人撤回无利益的起诉实现的。

预审、速裁、调解的共同特点是程序的柔性，与庭审相比，它们强调的是程序的简便性、互动性、通俗性、沟通协商性。共同的特点和效率要求使它们应当合为一体，具体流程为：案件立案后，先由审前法官独任主持预审，在不违反法定诉讼期间的前提下，本着公平高效、不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引导当事人在预审阶段完成诉答、举证和证据交换，在此基础上进行调解。此时，当事人对诉讼态势和结果已有了较为理性的判断，又未经过庭上的对峙，情绪对立不明显，调解成功率会大大高于庭审。对于调解不成，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简易的案件，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由审前法官迳行判决结案，无需再次开庭；调解不成又有必要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由审前法官提交预审报告，移交庭审。案件是否适用普通程序过去一般由院长或立案庭庭长以案件管理负责人的身份决定，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决策过程，难免主观臆断，而由审前法官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裁决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显然更大程度地实现了案件繁简分流的科学化、规范化。另外，依笔者理解，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有基层法院民事案件优先适用简易程序之意，故这种流程设计也是与此一致的。

操作中，审前法官应首先对审前程序独立解决纠纷的功能和程序特点进行必要的解释，使当事人知晓通过审前程序结束纠纷可以减少诉讼成本，取得诉讼利益，使其主动配合法官工作，理性诉讼，促进诉讼的柔性解决，提高诉讼的效率和社会效果。其次，具体运行要灵活便捷，减少环节，使当事人易于理解和接受。如，对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庭或有条件通知被告当即到庭的，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可以当即组织诉答，进行调解，不必拘泥于顺序：一律确定举证时限，进行证据交换。另需指出的是，审前程序改革的目的并不仅是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便利诉讼，增强诉讼程序的人性化、易参与性，使当事人易于理解与接受，重在案件质量和效果，故操作中不应唯“快”是从，要增强与当事人的沟通，交待清楚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在最大限度地获得与案件相关信息基础上作出自主选择。由于审前诉讼活动的一些变通是以当事人的选择为基础的，故对当事人的释明过程进行完整记录尤为关键，它是程序合法性的依据。因为可能在此阶段终结诉讼，还特别要向当事人交待申请回避的权利。

在这种工作格局之下的立案庭职能大大扩充，不仅是传统立案工作的承担者、审判管理与服务的中枢，还是化解纠纷的重要阵地，对其人员素质、数量也需相应调整。这并非是对庭审解决法律争议的基础性地位的动摇，而是使庭审更加专注于真正的法律争议，这正是对最高法院倡导的“大立案，精审判”工作格局的具体落实。

参考资料：

前程范文篇3

行政诉讼审前程序，概指行政案件在受理之后、开庭审理之前，法院和当事人围绕开庭审理所进行的一系列准备活动的诉讼程序。在许多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审前准备已成为诉讼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享有独立的程序地位。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无审前准备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都是参照民事诉讼的做法，审前准备完全依附于庭审程序，无任何程序法意义上的效力。审判方式改革大潮肇始于民事审判方式而风起云涌，一些地方法院对行政诉讼审前程序进行了尝试性的改革，但自行其是、操作失范，至2002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操作的规范化才初现端倪，但暴露出来一大“硬伤”，即立法滞后和改革超前的矛盾，不但无益于司法改革，也有损法律的尊严。

（一）行政诉讼的构造模式决定了其审前程序制度层面的三个基本问题

关于行政诉讼的构造模式，有学者指出，“建立强式职权主义、弱式当事人主义的构造模式”。［1］究其原因，当事人主义的正常运行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参与能力大体相当的前提下，但在我国行政机关拥有强大的行政权，并且常以保密等各种理由拒绝公民、法人获得证据，公民、法人调查事实、收集证据以及对法律掌握的能力都无法与行政机关相抗衡。［2］但这种为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以下称相对人）合法权益而带来的职权主义特色并不导致其诉讼构造是“强式职权主义”，法院的职权主义模式是在当事人主义基础上进行的，二者应当是相结合的。法国是在行政诉讼中奉行职权主义的典型国家，但也还是当事人先举证，然后被告举证，最后法官查证。［3］从科学构建行政诉讼程序出发，笔者更赞同适用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方式。

对于上述诉讼构造的问题，学界进行了一些讨论，讨论的视野逐渐拓宽，涉及到行政诉讼审前程序制度层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主要是举证时限、调解制度和简易程序。这些制度目前在立法上都是空白，但越来越受青睐。论其本质，都与当事人主义密切相连，但不排除法院为公共利益考量的职权主义色彩。其中，举证时限制度是审前程序机制构建的瓶颈，失却举证时限制度，整个审前程序毫无意义；调解制度和简易程序的创立是以举证时限制度为核心构建审前程序机制的需要，能够及时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第一，举证时限制度。法律不是哲学，证明结果和案件事实的一致性是相对的，为追求诉讼的经济效益，要求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完成举证行为，是符合诉讼规律的，并不失却案件的公正。在WTO规则附件中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中规定，如果诉讼一方在合理期限内自行且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或以其他方式表示不提供必要的信息，一成员可授权司法部门基于向其出示的信息，包括由于未得到必要信息而受到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提出的申诉或控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初步或终局裁决。世界两大法系的审前程序都建立了举证时限制度，要求当事人必须在审前准备阶段对诉辩观点进行充分的举证，法庭审理阶段不得再提供新的证据及事实。就连曾经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德国，也于1977年颁布了《审判程序简易化促进方案》，以实现一庭终结为目标，确立了集中审理的基本原则。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确立举证时限制度，第43条仅规定，“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出答辩状”，没有规定不提交答辩状的法律后果。［4］《证据规定》颁行之前，有关当事人在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中还可以提出新的证据，不但严重危害了法院的审级制度，也不利于依法行政的推进。

第二，调解制度。行政诉讼中明确不适用调解，有学者分析其原因：首先是由行政案件的性质决定的，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具有预先设定性，双方当事人不能自由处分其权利和义务，行政机关更不能随意地处分行政职权；其次是由行政诉讼的特点决定的，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衡量的唯一标准是法律，依据法律评判的对象是行政权运用的事实。［5］但是，行政机关不得自由处分其权利和义务，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之处自由处分其权利和义务的现象大量存在，不允许其在诉讼程序中和相对人达成调解的依据何在﹖如果调解涉及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调解程序即可，完全可以确保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不受侵害。构建行政诉讼审前新机制，要求当事人在审前充分接触对方证据，基于其合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调解，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有效途径。

第三，简易程序。《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对不同案件的程序进行分流处理，对案情简单、标的较小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审理过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骤，审限也应缩短。［6］在行政执法实践中，更多的行政纠纷是与公众生活十分贴近的小额利益纠纷，如汽车违章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制裁等，加之行政诉讼适用的诉讼不停止执行原则，适用简易、快捷的速决程序更符合保障公民权利的客观需要。在审前程序中，完全可以够赋予相对人要求即席裁决的权利，不必要都给行政机关十日的答辩期，使相对人通过简易裁判程序迅速地获得司法的救济，从而缩短违法行政行为对其权益侵害的时间。

（二）行政诉讼审前程序之司法运作

以上三个基本问题，我国的行政诉讼立法虽然保持着最初的空白，在审判机关的司法改革被激活后，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协调。审判机关基于长期以来操作的种种积弊，自然对这些学界推崇的制度趋之若鹜，其改革以诉讼证据制度为核心，又推动了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改革的历程是异常邓辛的。曾经是，法官为做到开庭时心中有数，在庭前与当事人广泛接触，大量调查、搜集证据，失去了应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后又推行“一步到庭”、“直接开庭”的改革，但审前准备过度弱化，案件从立案到庭审之间出现了程序上的断层，只要案情稍微复杂，就要重复开庭，与诉讼效益相悖。之后，一些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试行“证据交换制度”，虽然具体操作上自行其是，但一些基本成熟的做法还是逐步得到了最高司法机关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8日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已对审前举证时效做了规定，但该规定比较宽泛，对证据交换规则、调查规则、审前会议等都未做规定。其后颁行的《证据规定》规定了“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使得有关做法相对统一。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方式改革的集大成者，将各地法院一些较为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下来，一定程度上遏止了因操作失范造成的司法混乱局面，并对法律的修改、完善有前瞻性的促进作用，充分说明司法机关改革的魄力和勇气。但是，法院对逾期举证不予采纳涉及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问题，属于诉讼基本制度的范畴，只能由法律来创制。审判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部门，对法律的随意解释、越权解释、扩大解释都只会破坏法律的严肃性，对法律建设进程的推进无任何裨益。如果有关司法解释的法律依据问题得不到解决，违背审判方式改革的原则和宗旨，［7］只能导致所谓的“改革”偏离正确的轨道，与既定的改革目标渐行渐远。

二、构建行政诉讼审前程序机制的目标和内涵

（一）公正和效率：构建审前程序机制的终极目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公正和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性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也是司法改革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但失之效率的公正是毫无意义的，二者本质上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任何一套法律程序，之所以是公正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符合效率原则的，至少和这一原则是不完全冲突的。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裁判的公正是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减少因为裁判不公而在资源使用方面的损失和浪费。”［8］然而，任何一种模式设计，要完美地体现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是不可能的，追求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与追求诉讼效率之间仍然有矛盾的一面，二者有时会发生冲突。行政诉讼中的“公正”体现在及时有效地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效率”首先是诉讼效率，也暗含了通过诉讼程序在公正的前提下对行政效率的维护。行政诉讼应寻求使公正价值和效益价值一致于行政诉讼目的，即解决行政纠纷，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要通过制度改造实现相关制度的协调发展，并适应我国的司法环境、一般公正观念和立法状况，在将来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是审判公开，而公开需要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其基本承载形式，便是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是当事人行使辩论权，法官完成对案件认识、作出判断的核心阶段。但是，当事人对证据的认知受认识规律的支配，如果开庭直面不利证据，其思辨受时空的限制，如何能够进行充分辩论﹖需要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完成辩论权行使的准备性工作，即固定事实、证据和争点。程序上的公正强调保证一方当事人能够就对方当事人的请求主张和证据进行充分的辩论，而辩论是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的，查清事实离不开准备性质的行为。程序是一种形式，审前程序相对应的实质是“准备行为”，庭审程序相对应的实质是“审理行为”。［9］庭审程序作为审判重心，要解决的是决定案件实体解决的核心问题，如质证和辩论，而准备性质的活动理应在庭前完成，这是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合理分界的基准。从表象上看，裁判法官进行的大量的庭外调查证据活动也能达到同样目的，但这种对案件真相的认知是基于法官充分准备的理念，完全是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程序上欠缺公正的要件，是司法实践中“先定后审”的肇因。科学的审前程序应当基于当事人充分准备的理念，需要一种专为当事人各方的辩论行为而设的机制，保证当事人的言词辩论集中且连续地进行。

案件的审理程序分开后，笔者主张将行政审判权也进行合理分离，建立审前法官制度。从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的运作来看，监督、指导审前准备程序的大都不是审理该案的法官，其主要意图是防止“先入为主”、“先定后审”所导致的诉讼不公正以及缺乏效益现象的发生。［10］这样，案件审理的程序控制权让渡给审前法官，仅当审前准备程序完毕后才指定案件裁判法官。能够接触当事人的审前法官对案件无裁判权，有裁判权的裁判法官无机会接触当事人，实际上是在有裁判权的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建立了有效的隔离带。当事人因无缘接触裁判法官，也就必须以正当的方式认真对待诉讼活动，及早掌握对方的证据，对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准备质证意见，在法庭中平等地论战；裁判法官对案件的认识全部来自庭审，摆脱了不当因素的干扰，合理运用审前法官在审前程序中的成果，促进当庭认证、法庭宣判。实际上是促进了当事人公平论战、法官居中裁判机制的建立，不但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也有助于实现实体公正，确保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的中立性和当事人的平等性。

需要注意的是，公正有一般公正和个别公正的区分，也有其相对性，还要兼顾效率。一般公正是从宏观上而言的，没有个体的区分；个别公正则因当事人之间利益的对立性而具有相对化的特点，是执法者站在公正立场上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即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维护行政权威、行政效率的关系进行均衡的结果。从相对人的角度来看，可能因为限制其举证而无法从根本上保护其权益，似乎对其不公正，但由此带来其诉讼效率意识的提高，并促进司法的一般公正，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所期待的。过多地关注个别公正，任由当事人举证，无故拖延诉讼，是对诉讼规律的根本违反，也完全置行政效率于不顾，只会严重影响一般公正的实现。

（二）构建行政诉讼审前程序机制的内涵

构建行政诉讼审前程序机制的基本思路是：设定具有程序效力的审前准备，遵循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构造模式，强调当事人举证的时效性，加强法官职能化分工。遵循此思路建立相应的主体规则、效力规则、内容规则和方式规则，使机制创新具备深厚的法律底蕴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1.主体规则：审前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机制及法院内部主体地位分配

第一，法官和当事人的主体关系问题。现行诉讼法忽视了当事人的主体地位，法院实际上是审前程序的唯一主体，法官的诉讼行为构成了审前准备的全部内容。在诉讼中，法院与当事人如同一部车的两个轮子，每一方都具有举足轻重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当事人享有的诉权和法院掌握的审判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在审前程序中，程序的启动者应当是当事人，程序的运行和终结一般也依当事人意志，审前法官主要基于公共利益和及时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行使一定的职权。

第二，法院内部主体分配。设立的审前法官可以不设在行政审判庭内，在目前“大立案”的格局下，以设在立案庭为宜。审前法官的职责在于全面负责案件的审前程序，程序完毕后向行政审判庭提交审前程序报告。

2.效力规则：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审前程序中提出的诉讼主张、事实、证据，在以后的庭审中不得提出

未来立法上确立举证时限是明确的，关键是解决目前司法操作的法律依据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规定了各方当事人的举证期限，第一条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第七条规定了“原告或者第三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之日提供证据”的原则。对逾期不举证的法律后果的承担，法院也是援引该司法解释，欠缺法律上的依据。如果在司法解释的规定之外，再加上当事人在一定时限内结束举证的合意，就无可职责了。具体操作方法为：在答辩期满行政机关提交证据后安排进行证据交换，由相对人提交证据，引导各方当事人签署举证完毕确认书，确认的内容主要是举证完毕的事实和对逾期举证法律后果的认知，确认除已向法院提出延期举证或请求法院依职权取证并获准许的外，所有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事实及证据都已提交，以后再提出新的诉讼主张、事实及证据，法院有权不予采纳。

3.内容规则：当事人之间的证据交换的具体内容

审前程序应当是程序性审查和事务性准备，具体工作包括书面告知、庭前指导、证据交换和审前会议，但不应有严格的阶段划分，一般合并进行即可。审前程序的成果最终落在审前法官对证据的处置上，对当事人持异议、不持异议的证据作出不同的处置，使得相关证据进入庭审质证、辩论阶段时有所区别，以利于提高审判实效。其一，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诉讼请求予以固定。当事人既无争议，庭审中就无进行调查的必要，所以要求当事人对此应有书面的确认，具体形式为签署举证完毕确认书和审前程序笔录。其二，确定争点。行政诉讼的争议内容包括事实认定、行政程序和法律适用，通过审前程序应当对当事人争议的具体事项作出明确认定。对当事人有异议的事实和证据，审前法官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特征逐一明确，就争点提出初步提示性意见，经当事人各方进行充分讨论，最终以当事人签署争议焦点确认书的形式确定。案件转入庭审后，着重围绕在已确定的争点进行法庭调查和辩论。

审前程序中，除进行证据交换外，当事人还可就该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进行陈述和辩论，法院在充分听取意见和理由的基础上进行判断，以便公正地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

4.方式规则：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构造模式下，审前程序的具体运作方式

行政诉讼的构造模式决定了审前程序运作方式上的特点。审前程序的主导者一般是当事人，审前法官的职权一定程度上受当事人权利的制约，但涉及到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需要，则职权主义即被用以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例如，法院对于有助于查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应当依职权进行全面的调查，且职权主义的行使有单方性，即法院调查的事实和证据只能用以证明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不能用来证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根据相对人法制意识、举证能力的现状，审前法官适时行使释明权，解释其依法享有的取证、举证、质证和辩论权。对行政机关则应当侧重指导其对行政诉讼目的、意义和合法性审查原则与承担举证责任的认识，告知其不应诉、不答辩、不举证的法律后果。程序运作中的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在当事人主导着证据的提出和争点的整理，有权接受法院的审前指导，有权进行证据交换，有权申请法院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有权参与审前会议，法院应当为当事人参与庭前准备创造条件和渠道。



注：

［1］林念贺：《论行政诉讼审前程序及其运行机制之构建-从适用普通程序的视角设计》，《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孙琬钟、江必新主编：《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353页。

［3］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北京第1版，第674页。

［4］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8条将行政复议被申请人不提交答复书作为复议机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定事由相比，该规定的不足显而易见。

［5］陈宏光：《简论行政诉讼的适用规则》，《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6］薛刚凌、王霁霞：《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行政诉讼法》修订之构想》，《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7］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祝铭山1996年7月在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对审判方式改革的原则和宗旨有过论述，“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就是要全面贯彻执行诉讼法，改变不符合诉讼法规定的一些习惯做法，使审判运做更加科学、合法、有效。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决不是突破法律，另搞一套。在审判方式上的一切探索和经验，都必须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在具体工作方式、方法上，允许并提倡大胆改进和创新。”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年第4期，第122页。

［8］万鄂湘：《从中美诉讼制度比较司法公正与效率问题》，《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9日。

前程范文篇4

关键词:行政诉讼法;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

一、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概述

2017年6月27日决定在《行政诉讼法》第25条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赋予检察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力，铺开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局面。与此同时，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诉讼之前，“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可见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指的是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对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而影响公共利益的行为先行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行政机关纠正违法行为或依法履行职责。由此可见，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主要内容为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建议。

二、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性质

(一)前置性。在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四款的条款表述中，使用了“应当”一词。“应当”是在命令性条款中使用的词语，而命令性条款则要求相关的主体必须为一定行为。由此可以看出，检察机关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之前，必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即提起公益诉讼必须先启动诉前程序，由此可见，诉前程序在整个诉讼中具有必经性和前置性。(二)独立性。诉前程序不依附于诉讼程序而存在，其自身具有独立性。在检查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前，要先建议、督促行政机关改正违法行为或履行职责。诉前程序以这样一种柔和的对行政机关监督的方式，一方面是对行政权行使的一种尊重，另一方面促使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的程序。［2］以不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行政机关不作为和乱作为的问题，达到了和诉讼同样的效果。因此，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可以以其自身的功能化解纠纷，而不必经诉讼程序，具有独立性。(三)限权性。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是检察院行使监督权的一种新型方式。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院在掌握权力的同时也需要依法履行职责。倘若赋予检察院直接启动诉讼程序而无需经过其他步骤，将可能导致权力滥用或权力怠于行使，进而造成制度资源的浪费。［3］而诉前程序的设立，不仅是检察机关对行政机关的一种监督，也是通过行政机关自身纠错的方式，对检察机关监督权的一种牵制和限制。因此，法定诉前程序对检察机关来说是一种限制权利的程序，因此其亦具有限权性。

三、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价值

(一)提供了对公共利益多元化救济途径。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对社会的治理责任，而行政机关一些乱作为或不作为常常会致使公共利益受损。行政公益诉讼的出台弥补了这个缺陷，拓展了在行政诉讼框架制度下加强对行政机关违法行为司法监督的空间，弥补了对公共利益进行司法救济的空白。［4］而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以检察院对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方式，行政机关自查、自省、自己改正问题，这种方式则为解决行政机关不作为或乱作为提供了新思路。(二)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讼是一项耗时耗力的活动。而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大多数为侵犯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的案件。对于此类案件，若耗时过长，会大量的耗费国家财力、物力、人力资源。诉前程序以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为主，且行政机关职能范围内具有行政专长，能够快速、专业的反映到问题所在、并及时改正，可起到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且更有利于纠正错误。(三)提高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积极性。从权利的划分来看，在诉前程序中是监督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而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则变为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对抗。在诉前程序中，是由检察机关的建议而启动的一种行政机关主动进行自我纠错的程序。进入司法程序后，司法机关对案件展开调查、作出判决，行政机关被动履行判决。从行政机关自身利益角度看来讲，主动改正违法行为、履行职责更有利于其自身职能的发挥。因此，相比较之下，诉前程序有利于调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积极性，提高行政效率和行政质量。(四)维护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和谐。在诉讼过程中，两造势必会出现针锋相对的局面。这种状态容易造成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诉前程序以检察机关柔和的建议，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为主，有利于维护双方的和谐关系。

［参考文献］

［1］沈开举，邢昕．检察官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实证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7．

［2］王春业．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检视［J］．社会科学，2018．

［3］郑新俭．做好顶层设计稳步推进公益诉讼试点工作［J］．人民检查，2015．

前程范文篇5

一、概念的厘清和立法、司法现状。

二、改革的理论思考。

三、功能定位。

建立相应的审判组织和完善相关诉讼制度是具有独立价值和功能审前程序得以确立的关键，结合我国法院实际，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调整审判资源，设立审前法官。

（二）建立审前强制答辩制度。

五、运行中的具体问题。

（一）预审和速裁。

（二）预审、速裁、调解、繁简分流在审前程序中的运用。

参考资料：

前程范文篇6

1、国现行民诉法中有关审前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1

2、“一步到庭”到“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改革…………………………2

3、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3

摘要：我国民事诉讼法审前准备阶段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不但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要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应我国诉讼实际的审前准备程序。

关键词：民事诉讼法；审前程序；改革；完善

Abstract:Thecivilprocedureofourcountryexaminesandhastheproblemthatcertainonpreparatorystageago.Buthowtoreformandperfecttoprepareprocedurebeforeexaminingourconutry.Notonlyshouldwestudyandusetheforeignexperienceforreference,buttheactualconditionsthatwilldirectagainstourcountrytobekeyevenmore.Itissuitofourcountrylawsuitpreparingtheprocedurebeforeexaminingrealtomake.

Keywords:civilprocedure,procedurebeforeexamining,reform,perfect

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指法院受理案件后至开庭审理前，法院和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活动所遵循的一系列步骤和规程。它是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法官开庭审理案件和对案件作出裁判的前提。审前程序在整个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因此，充分认识审前程序，斟酌其在制度设计上如何更加合理，并赋予其应有的独立地位和内容，对当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顺利进行及取得实际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我国现行民诉法中有关审前程序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民诉法中审前程序的内容及特点

1991年4月9日颁布生效的民事诉讼法，从整个审理程序结构上，大体可以分为审前准备程序和开庭审理两个阶段。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199条的规定，在我国，庭前准备程序的主要内容有：（1）向当事人送达诉讼文书；（2）成立审判组织并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3）审判法官认真审核诉讼材料；（4）审判法官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5）其他必要的准备，如返加当事人，移前案件等。其中审判法官全面审核案卷材料，广泛调查，收集证据，是我国审前程序中的最基本的内容。审前程序基本上是法院依法行使职权的活动，体现的是法院的审判职能，其立法旨意在于通过必要的审前准备，使审判人员了解案件的基本情况，掌握案件争点和必要的证据，及时解决庭前发生的各种问题，保证庭审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国外，庭前活动主要是以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为主。在美国的庭前程序中法官原则上不介入，只是以监督者、管理者身份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以保障庭前程序的顺利进行。即使在设置指挥法官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庭前程序中，也是以当事人及其律师作为庭前活动的诉讼主体和模式设计为重心，主持法官的任务仅在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拖延诉讼程序。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特点是：（1）审前程序的进行由法院主导，当事人的参与性不强，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这一程序的进行完全由法院决定，对民事问题进行准备也是法官份内的事，而当事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向法院提出诉讼状或答辩状，（2）审前的准备程序不具备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纠纷快速解决的功能。由于我国审前准备程序并不具有明确争点、固定证据的制度机能，而且这种准备不对法院及当事人产生程序上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主张新的事实、提出新的证据，从而导致诉讼突袭及诉讼效率的低下，使得一些案件久拖不决，形成了程序规则上有准备程序之名，但无准备之实的现象。（3）审前程序与开庭审理两个阶段界线模糊，功能错位。在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的立法规定中，不存在为开庭审理准备的实质内容，相反，法院应在开庭审理中才应完成的工作则前移至审前程序中，由于审理前准备程序的准备内容对当事人及法院无实质性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在后续的开庭审理阶段再主张新的争点，不断地提出新的证据，使得开庭审理又在继续发挥审前准备程序的功能，造成了程序上的混乱。

(二)我国民诉讼法审前准备阶段所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我国的审前程序还不具有真正的实质的意义，主要有以下缺陷：

第一、目的的一元性。我国审前程序的设计目的是审判法官全面、准确地查清案件事实，确定适用的法律。即以绝对真实的发现作为基本的制度设计理念，要求法官积极地介入庭前的证据调查活动，以当事人争议案件的事实是否基本清楚作为衡量开庭审判的主要标准。这种一元性的目的忽视了当事人的主动诉讼行为，如法官可以在无当事人参与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依职权调查证据，单独确定本案的审理对象等等，其权力的行使基本没有限制，容易对案件的认识先入为主，是庭审程序形式化。由于在时间、内容、方式上基本不受限制，审前程序混淆和模糊了与开庭审理俩个不同诉讼阶段的目的和任务，使各自功能错位。

第二、主体的单一性。现代各国民事诉讼，均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和参与性，把主要由当事人来进行审前准备作为程序设计的基本思路，无论证据的收集、开示，还是争点的整理、确定，均主要由当事人完成。但我国审前程序却基本上是法院依法行使职权的活动，体现的是法院的审判职能。审前活动的内容、范围和方式完全由法官指挥、控制，并直接进行。作为争议主体的双方当事人仅起配合作用，成了“配角”。同时法官的庭前活动也是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一般不向当事人公开，更谈不上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这种审前程序的唯一性体现了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严重压抑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其弊端有二：一是使法官与当事人权利义务配置不当，严重偏离当事人。整个审前程序几乎都是法院的工作程序，当事人基本上不参与，不利于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妨碍了当事人有限的权利义务的行使与履行。二是法官包揽全部审前准备工作，不仅负担过重，而且由于权力没有制约，极易滥用。法官在审前程序中介入得越深，职权越广，就越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势，导致法官专断，更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

第三、内容的虚设性。从表面上看，我国审前程序的内容相当广泛，审判人员既要全面调查收集证据，又要审查核实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诉讼材料，直至案件事实得以全面查清。但揭开有关审前程序规定空洞的面纱，可以发现几无实质内容，主要表现为：（一）答辩缺乏针对性。法院将原告诉状讼给被告时，并不将原告起诉的证据同时送达被告，被告仅能就诉称的事实进行辩解，无法就证据事实展开答辩。（二）争点难以形成，诉讼无法框架。在审判实践中，被告在答辩其内基本不提交答辩状，使原告对被告的抗辩理由无法预知，无从准备。（三）法庭审理目标不确定。由于允许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随意变更诉讼请求，提交新的证据，法庭审理目标不确定，“漂流审”现象屡屡发生。

第四、效力的匮乏性。实质意义的审前程序均含有双重效力：一是失权效力；二是对庭审的拘束力。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却无相关的规定。我国诉讼系自由顺序主义，当事人可以在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的任何阶段提出新的主张和证据，甚至可以在二审、再审程序中提出，不收诉讼资料必须在审前阶段提出所限。在审前准备阶段，从被告方面而言，答辩被视为一种无任何约束的权利，被告可以选择在15天内答辩，也可以选择不答辩，被告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不利的法律后果。由于审前程序的准备内容对当事人及法院均无实质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在庭审中提出新的证据和诉讼请求，使得庭审程序又在继续发挥审前程序的功能；有的当事人为拖延诉讼，故意一点一滴地提出诉讼材料，甚至故意将一些关键性的诉讼资料放在二审中提出，使得一审程序难以发挥其事实审的功能，甚至成为二审的“审前准备”。而诉讼资料的随意提出又导致法院裁判的反复变更，严重危机法院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由于没有从根本上厘清庭前程序在整个诉讼程序中的独立地位、追求的价值目标以及这些价值目标的构成要素，没有从整个诉讼机制的客观角度出发透析、设计审前程序，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故亟需加以完善。

二、从“一步到庭”到“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改革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各地法院都在进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采用和推广“一步到庭”的审判方式。总的做法是：强调直接开庭，庭前原则上不接触当事人，强化庭审功能，让当事人有话说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辩在法庭，弱化和减少庭前活动，法官庭前不会见当事人及其人，只是做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通知和法院的调查取证工作，之后发送开庭传票，择日开庭审理。“一步到庭”的方式总体上是以淡化庭前的准备活动，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庭审功能为基本原则。但是，经过诉讼实践的检验，可以发现“一步到庭”的方式对于简单、明确的案件来说是非常适合的，但于稍复杂的案件而言就未必适合，当事人拿出一大堆证据或者突然提出某项证据，给对方造成出其不意的袭击，如果不允许受突袭的当事人重新收集证据后再次开庭，则显然是不公平的，而且，一步到庭也使法官难以判断证据，难以组织、指挥好庭审活动，也不可能引导当事人围绕案件的争执焦点进行举证、质证。一步到庭的方式可能使诉讼失于公正或造成诉讼的拖延。

司法实践部门就我国的庭前准备活动提出了一些具体而又符合现代诉讼要求的改革方案。1997年6月28日，上海市高院推出了《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该规则第11条用4款对证据交换制度作了系统规定：“当事人可以在开庭审理前补充提供证据。补充提供证据应在开庭审理前3日送达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在外省市的应在开庭审理前5日送达对方当事人”。“当事人遇有困难的，亦可在开庭审理时补充提供证据。但是，除非对方当事人同意，该证据不得当庭质证。”因一方当事人未交换证据或因一方当事人开庭审理时补充提供证据，导致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的，由此增加的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上海高院上述对庭前准备活动改革方案非常接近于现代西方国家民事诉讼中审前准备程序中的某些作法，其缺陷在于法官仍旧是程序进行和内容的决定者和主导者，当事人的地位依旧保持其从属性，诉讼的民主参与性未得到充分的实现。1998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在其第五条第（七）款中规定：“案件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这便从法院职权的视角规定了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河南高院于1999年12月制定了《民事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和《民事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试行）》，该规则第2条将庭前交换证据定义为：“庭前交换证据是指人民法院在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情复杂、材料较多的第一审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时在开庭审理前由法院主持各方当事人和诉讼人通过交换证据从而初步明确双方争点，确定举证期限、固定庭审证据的诉讼活动”。规则第4条规定：“当事人举证原则上应于开庭前完成，庭前证据交换以预备庭的形式进行。预备庭的召开时间由合议庭指定，一般应在开庭三日前进行。当事人当庭提交的证据，一般不予采纳。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庭前提交的，应指定双方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举证，但不得超过十五日”。上述规则的规定明确了证据交换的时限、适用范围、法律后果及目的和要求，表明我省的证据交换规则已走在全国的前列。

三、关于审前程序的完善

（一）两大法系中审前程序的特点

基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结构差异，以及法官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相互关系不同；审前准备程序在各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中有着各自的特点。

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由于其传统的诉讼模式体现为当事人主义，当事人对诉讼的进程、诉讼主张及证据资料的提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从英美法系国家整个诉讼过程来看，其程序明显地分为审前准备程序和开庭审理程序两个阶段。其审前准备程序主要有以下内容：

1、当事人之间交换诉状及答辩状以明确争议焦点。

这是审前准备程序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英美国家传统的审前准备程序的内容。交换诉状及整理争点的目的，一方面是明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观点分歧，以便确定案件是否提交陪审团审理；另一方面是通过对争点的认定，固定开庭审理的对象及范围，也便于当事人举证。

2、发现程序。发现程序是指诉讼的每一方当事人向其对方当事人提供和展示和案件有关的事实、文件以及其诉讼请求和抗辩的其他有关材料的方式和程序。发现程序是英美国家审前程序中最具有特点的内容，居于核心地位。由于案件双方当事人对他方所持有的证据缺乏了解，常常在庭审中遭受不意打击，从而使人们对诉讼的公正产生疑虑。为克服“证据突袭”这一制度性缺陷，1938年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增加了“庭外证言与发现程序”的内容，其目的一方面是使审理前的准备工作更加完善，更有利于提高庭审的效率，另一方面是促进诉讼的公平进行。

3、审前会议。审前会议上的目的是将法官的作用延伸到审理准备程序，增加法官对审前准备程序的控制能力，以促进纠纷的快速解决。

大陆法系国家（以德日为代表）的审前准备程序中，其结构和内容与英美国家有较大的差异。大陆法系国家未采取陪审团而是以职业法官对证据进行判断和对事实进行认定的庭审方式，对庭审的连续及集中性的强调明显的不那么重要。在德国与日本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曾经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审前准备，一种是“庭外准备”与“开庭审理”交错进行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由于当事人只是部分提出主张和证据，开庭审理的结果总会发现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庭外准备并再次开庭，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的界限并不是十分明显。另一种结构是与英美法系国家大体相同的审前准备程序，但与英美国家相比，法官和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程序中所起的作用存差别。

（二）对我国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善

为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跨世纪主题，改革我国民事诉讼的审前准备活动，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审前准备程序已是势在必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实施后，已促使我们尽快建立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下面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第一，建立强制答辩制度。按现行民诉法规定，被告提出答辩状的人

民法院当在收到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副本发送原告。被告不提出答辩的，不影响审理。从而将被告提交答辩状设定为被告可为、可不为的诉讼权利，这是违背民讼法的基本原理。仅要求原告提交起诉状（含具体的诉讼请求、主张、事实和理由以及主要的诉讼证据），并经法院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使被告能够洞悉原告的诉请及诉讼策略，而不强制被告答辩，这样原告无法获悉被告对其诉请的诉讼态度、诉讼主张、诉讼策略。从而使原告在整个诉讼中，尤其是在庭审阶段不是处于主动的地位，而是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若干规定》第三十条规定：“被告应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前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这样，最高法院第一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被告的答辩权规定为义务，但解释代替不了法律，应以法律而为之，方具有强制性。《若干规定》仅对被告提交答辩作了一些原则性规定，没有细化，笔者认为宜作如下补充：（1）答辩状的内容应包含被告对原告诉请的基本态度，表现为对原告诉讼的承认或否认，同时被告的答辩状还应包括被告应当提交的证据材料：（2）被告拒绝提交答辩状的制裁性法律的规定，被告拒交答辩状即意味着其对原告的诉请、事实和理由的承认，从而使被告在庭审中丧失实施攻防诉讼手段的权利；（3）被告提交的答辩状不明确时的处理。由于目前我国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因而庭前法官可据实际情况对被告不明确的答辩给予必要的释明，以实现当事人意识表示的真实，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第二，完善庭前证据交换，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若干规定》第三十七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三十九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从上述规定来看，已较为细致，但仔细琢磨，却有不妥，与下一步将要实行的审判人员在审前不接触当事人相矛盾。笔者认为宜采取将庭前证据交换工作由立案庭统一组织实施，立案庭派书记员主持，这样一来，很多问题就会解决。首先，克服了法官介入所产生的弊端。书记员不是合议庭成员，对案件裁判结果没有发言权，因而其在庭审前介入不会产生先定后审的问题；另外，书记员没有主持围绕证据进行的举证、质证、认证的权利，因而由其主持的审前证据交换仅是程序性的操作，不会造成准备行为和审判行为、审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界限的模糊。而且，书记员主持审前准备程序，不仅会缓解法官的工作压力，而且使新模式下“审前会议+庭审”与一步到庭下的“多次庭审”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其次，发挥法院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指导作用。仅就对审前准备程序的监督指导的效果而言，书记员的作用与法官的作用实际上没有区别。因为该阶段的监督指导仅是对诉讼程序的监督和对当事人诉讼观念的指导，不涉及实体处理问题。

《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项规定实际是确立了证据失权制度。所谓证据失权，即当事人丧失提出证据的权利。证据失权和庭前证据交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没有证据失权的贯彻，证据交换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据我国的实际，实施证据失权制度，应作好以下工作：（1）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庭审程序终结以前英提出所有的证据进行交换（包括证据线索）。在审前程序终结以后提出的证据法庭不予考虑。（2）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在审前准备程序中不提供有关证据，一旦失权法官就不得在裁判是将失权的证据作为判案的依据，当事人对此上诉或申诉后，在上诉审和再审中也同样失权。当然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能够证明未能在一审或原审中提出或属新证据时不在此限。

第三，建议设定当事人收集调查证据的程序。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一个良好的制度，但是从逻辑上来说，证据交换的前提是有证据可供交换。而我国目前的做法是单纯要求当事人交换证据，却未同时设定收集调查证据的程序，以确保当事人取证权的行使。证据调查可使证据在庭外和范围上达到最大化，从而可以确保案件在真实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体现效率的最大化，促进公正价值的实现。证据调查、证据交换在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是一个有机程序体系。规定证据交换规则，还应规定证据调查程序，这是立法和司法工作在研究考虑庭前证据交换规则的同时需要关注的问题。

总之，审前准备程序的完善，涉及民事诉讼程序的诸多程序规则、原则的配套改革。诸如庭审制度、证据制度、上诉审制度以及再审制度等。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不但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更为关键的是要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诉讼实际的审前准备程序。目前各地法院正在尝试实施，相信会逐步得到完善。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前程范文篇7

关键词：刑事审前程序司法审查制度

宪政，作为一种“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必然要求把宪法作为一种法律来解读和适用，这就意味着，以独立解释法律为其职司的司法权，在建立宪政体制方面，必然要扮演起一个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其作用，我们今天称之为司法审查，它构成了现代宪政体制的基石，制约着政治权力的行使。现代司法审查制度是司法权对立法权、行政权进行制衡的典型表现，由法院发挥司法的制约作用，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以保证国家权力的合法运行；同时赋予公民在遭受来自国家权力的违法侵害时申请司法保护的权利，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司法审查制度的实质是由法院对国家的强制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保障公民权利。就政治制度架构的层面而言，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它通过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对立法权和行政权进行平衡、制约；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来说，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机制，它在公民权益受到国家权力的侵犯时，为公民提供获得救济的机会，即允许公民向法院寻求司法保护，由法院对国家权力运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以向公民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出于公共利益，国家权力此时需要对个人权和j进行必要的限制。此时，司法审查制度的作用得以突显，特别是在审前程序的侦查、控诉程序中，依据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由法院对刑事追诉机关的活动加以审查，对公民实施的诸如逮捕、羁押、搜查等各项强制措施，只有通过法院的审查认定其合法正当之后才能做出，如此，公民权利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才能得到保护。

一、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

我国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职权主义模式，甚至可以说是“超职权主义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仍有明显的不足和局限，离司法公正的基本目标相距甚远，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严重缺失。

从诉讼结构上看，由于审前程序中未切实落实司法审查的制度，导致审前的侦查、控诉模式与审判模式存在机制的冲突。从世界范围来看，职权主义大都以一种全面的协调性质的方式来向当事人主义靠近，在审判程序中吸取当事人主义的同时，也在审前程序中大量运用司法审查制度，使改革前后一致，避免矛盾冲突。而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在审判程序中吸取当事人主义、增加庭审对抗色彩的同时，因为没有很好落实司法审查制度而使审前程序仍然是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侦查控诉权力强大，不需要司法令状，从而导致了职权主义的审前程序与当事人主义的审判程序之间的矛盾，难以使两者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

在具体制度中，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24条规定：“……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由于没有司法审查机制，羁押的期限延长只须由检察院决定而无须经过法院批准。这违背了正当程序要求，公正性自然难以得到保证。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实际上规定了对逮捕权实行的是检察审查而非司法审查。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力都是具体的诉讼程序性权力，与所谓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权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性。应该按照检察机关就是公诉机关的思路去改革司法制度。司法审查是检察审查所无法等同和替代的，两者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刑事诉讼法第109条又规定：“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侦查人员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以这条规定为代表的诸多条文中，公安机关实行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在公安机关自己手中，实行的是公安内部审查机制而非司法审查。而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都代表了国家权力，两者本质属性是相通的，都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并且由于国家权力在个人权利面前的明显强大，这种对立本身就带有不公平的特征。公安机关实际上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侦查职能实际上是控诉职能的一部分，两者都属于控、辩、审三方中的控方。侦检一体化的机制使得司法力量在侦、检两股力量的合力前被削弱了。如果能采取侦检分离机制，使侦查机关不再是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而实行各自独立的运行机制，那么司法力量面对两个分离的控方力量时，其作用就会明显强于二者的合力。

在侦检一体化模式下，无论是检察审查还是公安机关内部审查，本质上都是一种同体监督机制。根据自然正义的要求：“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的法官。”这种模式的审查机制导致了外部制约的严重缺乏。因此，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公安机关任意拘留、任意搜查等严重侵犯公民正常人身权利的事件见诸报端。司法审查的缺乏更直接的危害就是导致公民在审前程序中本就十分脆弱的地位更加艰难。“如若司法权能够介入，形成完善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就可以避免由与诉讼程序有利益关系的控方单方处分辩方权利事项所产生的不公正，还可避免控方权力过度膨胀，为控辩双方提供平等机会进行陈述，更为作为辩方的公民的权益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确立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是推进法治、保障人权的必由途径。现代法治国家尊崇“法律至上”，其实质则是“司法至上”，而司法至上的核心即由法院来对国家的强制权进行合法性审查，学者们称之为司法审查。司法审查制度的思想基础即是和“天赋人权”说相契合的自然正义理论。所谓自然正义，就是通常法学上所讲的“程序正义”。“司法至上”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日尔曼法思想的“司法权优越”。经过发展演变，逐步成为一项特有原则。在英国，司法至上原则最初的作用在于限制王权，当时英国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与普通法院正展开激烈的斗争，历史上著名的“星期天上午会议”即是该时期双方斗争的最突出表现。在此次会议上，大法官爱得华·柯克引用了一句名言：“国王不应服从任何人，但应服从上帝和法律。”斗争最终以法院的获胜告终，司法至上原则由此得以确立。司法审查从一项原则到一项制度，关键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制权明确划分和限制，以此为基础由法院对强制措施进行审查，从而保障公民的法律权利。国家不仅受法律和权利的约束，而且受公正有效的司法保护的约束，国家受司法保护约束的表现就是国家行为需要受司法审查。法治与人权的追求，要求我们反思自身的制度建设，完善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

确立司法审查制度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现代法治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接纳、实施了司法审查制度。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一款规定：“决定待审羁押时，需由法官签发的书面逮捕令。”在98条、105条、115条等多项条款中更是详尽规定了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适用。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表述，检察官作为起诉机关以代表公共利益的当事人身份，与其它的诉讼关系人处于一个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的对等关系中，检察官的许多强制处分权被剥夺。另外还有日本、瑞典、葡萄牙等大陆法系国家都对此做了详细的法律设置。

司法审查制度也被各个国际条款加以确立。早在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1966年通过的《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进一步规定：“对任何人不得加以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被剥夺自由的人，有资格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便法庭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否合法以及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被逮捕者应有权立即知悉逮捕原因并应被迅速解送到司法官处在合理期限内审讯或释放，羁押如系非法，应立即释放”；“未经合格法庭最后判决，不得执行死刑刑罚。”《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指出：“影响被告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有法官授权，并且可受司法审查。”其后通过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国际法律条文里都依司法审查制度作出了相应的具体规定或解释。这一系列的规定，凸显了司法审查制度在刑事审前程序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法制建设的完善，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培育自身的制度建设，尽力去与国际先进的法律制度接轨。

三、确立我国刑事审前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途径

司法审查制度确立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自然正义思想和天赋人权观念深深植根于本国的法律文化中，法院在现代社会被视为制衡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强有力的也是最后的手段。我国长期以来缺乏这种法律文化土壤，司法审查观念十分淡薄。传统中国历来是一个封建集权国家，国家权力本位观念在现今的刑事诉讼制度中仍然表露无疑。即使是解放后，由于长期施行计划经济、施行人治，缺乏个人独立价值的认定和个人权利的保障，重权力轻权利的集权思想依旧没有大的改变。只有我们认识到了“法治主义”和“以程序制约权力”的重要性，理解了司法审查制度的思想基础后，才能为技术层面上的改革打下根基。当然这不是朝夕之功，须靠每位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去耕耘一片先进的法律文化土壤，去创建一个能够让司法审查制度游刃有余的发挥作用的崭新的法律观念环境。

思想观念领域的前提创建之后，就要具体地从技术方面研究司法审查制度的适用。国内许多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都提出了引入侦查法官制度。所谓侦查法官，指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强制处分与否以及处分手段如何拥有决定权的法官，即对侦查机关的强制侦查行为进行审查决定的法官。有必要将这个概念加以扩充，把“侦查法官”扩充为“审前法官”。即在审前程序各阶段中，以司法审查原则为指导，以中立者的身份审查检察机关以及侦查机关将要作出的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的处分行为，并决定是否可以实施该行为。l6审前法官必须具备区别于一般审判法官的专业水平，即应对审前程序的特点和要求比较精通，在具体行使职权过程中，须积极主动地调查检察机关、侦查机关的活动，并及时作出准确的授权决定，如签发逮捕令、搜查令等。再者。审前法官必须与审判法官相互独立，审前法官绝对不能再参与后面的庭审，以防止控审不分造成法官先人为主形成预断。使司法审查制度得以彻底落实。

前程范文篇8

庭审前的准备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是作为开庭审理程序的一个必要阶段，是开庭审理的前奏，也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诉法第113条至119条规定了法官在审理前应进行的准备活动，这些准备活动既包括程序性事务内容，也包括涉及案件实质性的内容。第116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资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此条实际上授予了法官对体问题进行预审的职权。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二条阐释：“合议庭成员应认真审核双方提供的诉讼材料、了解案情，审查证据，掌握争议的焦点和需要庭审、调查、辩论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说要求法官在庭审准备阶段即开始从实体上和程序上对案件予以全面核实。有了这样的规定，法官为了解案情，掌握必要的证据就可以不受当事人的监督。调查收集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任何证据。这种规定本质上与现代民事诉讼中所确立的直接言词原则相抵触，它破坏了程序正当性，也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其弊端的暴露也日益明显。

（一）法官一案负责到底，审前准备行为和开庭审判行为不分，庭审流于形式，有违公正、公开的诉讼原则。

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审前准备活动与开庭审判分属不同的法官进行操作，造成一个案件法官包揽了审前准备和开庭审判的全部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官不是在开庭审理活动中，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辩论等一系列的对抗式活动来辩别是非，了解真相，而是将在庭前准备阶段由法官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带到法庭上，客观帮助了法官先定后审，致庭审流于形式。

（二）审前程序法官的积极行为，不利于调动当事人诉讼的主观能动性，影响审判公正。

我国民诉法立法设置的审前程序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审前模式。审前程序中几乎都是法官的工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基本上不参与，当事人在审前的诉讼权利义务非常有限，且民诉法也缺乏保障当事人履行审前诉讼权利义务的机制，当事人在这一过程中似乎变成了与己无关的人，这样就不能调动当事人的积极性。

同时审前程序的权利义务向法官严重倾斜，加重了法官的负担，也容易导致法官专断，更不利于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因为没有当事人审前的积极参与，举证不力，当事人双方各自不了解对方的证据材料，庭审中当事人及其人不可能充分地对证据材料进行质证，其结果往往是查不清事实真相，而失去公正。

（三）审前准备工作未对当事人加以引导，难以避免在庭审中搞突袭，因而影响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审前准备的目的是确保庭审活动尽可能地一次、集中地进行，这就要求审前程序中法官对当事人的举证加以引导和管理。现行民诉法没有要求当事人于庭前提交证据，以便对方查阅，也不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而庭审时却要求当庭质证或者提供充足的证据推翻对方的主张，这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种诉讼机制就暗合了当事人搞突然袭击的意图，从而导致辩论上的不平等，违背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同时也使法官无从准备，为核实证据，只得延期审理，造成一个案件多次开庭，影响诉讼效率。

此外我国民诉法审前程序所支出的诉讼成本偏高，审前调查收集证据与当事人单方接触不利于廉政建设等弊端。

针对这些弊端，自90年代各地法院对民事审判方式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其中庭前准备的重要性和研究准备程序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多地被重视。对准备程序的重视源于审判方式改革的特点以及与遇到的问题有关。全国各地法院推行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多种多样，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庭审功能，把开庭审理放到了审判的中心位置，强调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强化了当事人的质证能力，尽量避免法官在庭前接触单方当事人，很多法院试行一步到位，“直接开庭”。近年来有些法院推行审判流程管理，进一步规范“直接开庭”，法官在开庭前不作庭前调查，案件事实的调查，证据的举出和质询，通过开庭进行。这种做法在避免先入为主，先定后审等弊端的同时，也常带来消极影响，由于这种改革强调了一步到庭，实践中逐步形成案件受案后，由立案庭作审前准备工作的局面，由于对审前准备工作缺乏认识，目前立案庭的审前准备工作主要局限在送达诉状副本和传票，确定受理的案件适用什么程序，该案由哪名法官审理，排期开庭的具体日期，以及在哪个法庭开庭由哪名书记员随案记录等，立案庭的法官对指导当事人举证、组织证据交换、归纳争义焦点的准备工作基本不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审前准备工作。故开庭审理时，常常出现当事人不得要领，不知道开庭要解决什么问题，有的当事人甚至开庭时连证据都不带。律师准备不足，对方将提出什么新的主张，抛出什么新的证据心中无底。法官升堂坐在法庭上，还理不清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时一个稍有难度的案件经过了一、二个小时的开庭审理，才真正弄清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所在，这种局面直接影响了诉讼效益，也难以保证案件事实的查明。从各地法院试行“直接开庭”的情况来看，没有开庭前的充分准备工作，难以开展充实而有序的庭审，而庭前准备工作如何开展，必然涉及到程序的构建问题，如果还采用原先的“庭前调查+开庭审理”的方式，无疑又回到了老路，以至架空开庭审理本身。分析“直接开庭”产生窘境的原因不难发现在开庭审理前的准备阶段缺少一个规范的科学的程序制度作保障。这就使如何把审判的重点放在开庭审理的前提下，构建一个科学的规范的准备程序，成为司法实践中法官们关心的话题。

二、两大法系庭前准备程序的比较

对国外民事审前程序作比较分析，目的是探求各国不同审前程序的机理和意义，从而为我国选择合理的审前程序提供依据。

从横向上看，不论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都有庭前准备活动，他们的庭前准备程序设置都基于这样的认识，即双方当事人为了保护各自的实体权益，往往会在庭审中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积极抗辩，千方百计争取有利于己的裁判。因此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答辩、攻击、防御的方式及为支持自己的主张所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复杂难辨，法官在接手案件后，一方面要有对诉讼材料接触了解的过程，另一方面在庭审前要让当事人双方相互知悉对方的诉讼主张，了解对方相关的证据材料和信息以便明确争执焦点，但两大法系各国在审前准备程序中所采取的形式，准备程序的效果，由于受制于法律传统，诉讼结构，证据规则等不同而有所差异。

（一）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的准备程序。

美国作为现代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庭前准备程序的基本内容包括发现程序（又称证据开示）和审前会议。发现程序是指当事人相互获取对方或案外第三人持有的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和证据的一项程序。证据开示程序的设置是为了在庭审过程中使当事人的对抗和争辩更加公平合理。发现程序还赋予了双方当事人在审前向对方要求出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和信息的权利和手段。设置这种程序的直接目的。

一是帮助当事人双方了解掌握对方对案情的认识，以便明确争执焦点之所在，这是为开庭审理作准备的最重要的功能。这集中体现在质问书和自认的要求这两种发现的方法中，质问书与自认要求是一方当事人以书面方式就案情、证据所在、对方关于特定事实的认识或主张等情况直接向另一方当事人提问，被询问的一方在一定条件下有义务如实回答，且这些回答在以后案件的审理中对回答者有约束力。通过这两种发现方法，当事人既可能获得证据线索，也可以直接了解对方关于案情的认识，结果能使争执的焦点及早得到固定。

二是为当事人提供收集证据的强有力手段，以便使开庭审理对双方的攻击、防御能够建立在具有充实材料的基础上，并保证经开庭审理后作出的结论在实体上有更高程度的妥当性。

发现程序作为开庭前的准备，重要的作用在于为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辩论等对抗、防御活动提供充实的材料，从而使陪审团或事实审理的法官在此基础上就争议的事实作出认定，这样的认定最终能够最大限度的接近实体的真实。同时能保证“公平竞技”，发现程序赋予当事人有权获取只有对方才能接近的证据是期望真正实现当事人双方在对抗制下的所谓“武器对等”原则，防止任何一方在开庭时突然提出另一方完全不了解也无法进行有效防御袭击性的做法。

三是在当事人对案情、对双方掌握证据强弱的态势以及以诉讼结果的预测等方面获得更加清醒的认识基础上，促进双方不需经过开庭审理达成和解或撤诉等而解决纠纷。

发现程序通过收集证据和了解对方认识及意图的过程，能够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在为开庭作准备的同时，也为双方摸索不经开庭而达到纠纷解决，创造了可能的条件，使和解有可能在更明确的案情事实基础上较容易地达成。

美国的审前会议制度。这种制度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诉讼机制的要求。它与发现程序一样，同属开庭前的准备阶段，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序裁量权，限在适当的时候把双方当事人（一般是其律师）召集在一起，就案件的争议焦点及双方准备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清单等进行协商，根据协商的结果，法官可以“审前命令”将开庭审理时的争议焦点和拟提交的证据固定下来，这种命令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即到开庭时，双方不得再随意对己决定的争议焦点和证据加以变更，审前会议的实质是由法官出面，帮助当事人归纳总结，将通过发现程序所获得的结果固定下来，以便给开庭审理提供一个完整的计划，一般法官是在发现程序结束后，开庭审理前的二、三周内召集一次审前会议，审前会议这一制度的目有五点：A、加速诉讼程序的进程；B、及早建立和继续对程序控制，避免因缺乏管理而拖延诉讼；C、减少不必要的审判活动；D、通过更彻底的准备活动，提高审判质量；E、促进和解。

（二）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准备程序。

以德国为代表的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其设置审前准备程序依据的观念是，让法官发挥较大作用，可以更易于发现真实情况，由于不是实行陪审，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判断，是由法官作出，所以德国的民事诉讼中的开庭审理以及相关的庭前准备与英美法系有许多共通性，但又存在很大的差异。主要有两种结构存在于德国的民事诉讼程序中，第一种结构是当事人及其律师先在庭前收集证据，通过与对方交换诉状、答辩状等文书的方式了解案件，以及进行其他必要的准备，然后在指定的日期开庭审理。由于这种庭前准备，不象英美法形成一个审前命令，固定双方争议的焦点和证据名单。开庭审理中总会发现，还需进一步在庭前作准备的问题，并于准备后再次开庭，这样也许就会重复多次“庭前调查—开庭审理”的过程，直到法官最终形成完整的确信，对案件作出判决。这种结构从程序及内容上看，证据的收集、争点的形成与证据的审查，事实的认定，没有呈现出严格的明确的程序阶段，证据的收集与事实的认定一般是交替进行。

第二种结构则是案件受理后先进入法律所规定的特定准备程序，在法官主持下，当事人提出主张以形成争点，并围绕这些争点各自收集证据，当准备活动达到争点已定、准备提出的哪些证据已定的程度，才将案件提交开庭审理，最终开庭审理采取集中或连续的审理方式。原则上是一次性的证所调查和辩论后，即作出终局判决，这种结构的诉讼过程明显地可分为“准备程序—最终开庭审理”的两个阶段，准备活动主要是在制度化的准备程序内所进行的。

三、我国民事审前程序改革构想

各地法院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的尝试在克服弊端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主要是审前准备工作缺乏制度性的保障，为了克服改革的盲目性，规范改革的行为，民事审前制度的设立应遵循如下的原则：

（一）有利于审判公正的原则。审前准备作为诉讼的一个环节，必须为审判公正服务。故民事审前程序应根据实际情况，排除先定后审，合理配置法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证据制度，防止突然袭击，以确保程序的公正和实体公正。

（二）公开、效益原则。审前程序的重大功能是让当事人发现证据和与案件相关联的信息，故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也必须在审前向对方公开，即使法院依职权收集的证据也应向双方当事人公开，以防止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现“武器不对等”，同时也有利于确保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辩论权。效益是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审前程序是这一价值取向的集中表现，审前程序的设置必须尽量减轻法院在审前准备中的职责，减少法院的诉讼支出，同时调动当事人的主动性。

（三）充分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其中庭前程序中包括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申请回避权、处分权、请求调解权等。审前程序的设置必须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才能提高庭审的效率，最终实现实体公正。

四、方便审判活动的原则。

审前程序应以制度的方式要求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充分作好整理争点，收集、提交、交换证据的准备工作，以确保庭审活动集中、连续地进行。另外，审前程序的设置应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的审前准备程序中的一些有益经验。审前程序的设置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应建立如下相应制度，才能保障审前程序正常运行。

1、结合审判流程序管理，实行庭前审理法官和开庭审理法官分立制。

《最高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要求各级法院实行审判流程管理，各地法院在执行中，设立了“大立案”的审判管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由立案庭对案件进行送达诉状、接受答辩状、决定案件的适用程序，指定案件审判人员，安排开庭日期等。有的法院还在立案庭内部设书记处、外勤组、内勤组，其中外勤组还参与案件的调查工作。这种管理模式为审前准备程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以制度设置庭前审理法官，专门指挥和监督审前程序，由专职庭前审理法官来组织和监督当事人进行补充和变更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议焦点等庭前准备工作，那么将充分体现审判公正的原则。庭审法官不负责审前准备工作，有利于排除预断，避免先定后审的庭审形式化。当事人不必顾虑在审前准备过程中，不接受审前法官和解建议会使自己在开庭审理时处于不利的地位，让当事人体会到程序过程中看得见的公正。

2、合理配置审前程序中法官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建立强制答辩制，完善自认规则。

现行民诉法的审前准备阶段，法官主导一切而当事人无所作为的局面必须打破，必须加强当事人审前的权利义务，以制度配置并落实审前的权利义务。笔者主张在审前程序中明确送达期限、拒收文书的法律后果和加强法院监督管理的情况下，将起诉状和答辩状的送达义务分配给当事人。同时规定答辩是一项诉讼义务，如无正当理由拒不答辩，视为对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权益请求的自认，这样规定有利于审前证据交换，有利于确定争点，也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但在我国，由于不实行律师强制制度，在司法资源配置不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对审前程序的权利义务配置要掌握一个合理的程度，既可保障当事人及其人充分地进行审前准备，又可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这也要适当地配置审判法官的指挥权、管理权，保障开庭审理的顺畅进行。

3、将现行民诉法中的简易程序和审前准备有机结合，提高诉讼效益。

民事案件面广量大，案件的难易程度不一，如将所有案件审前准备作一刀切式的规范，势必会造成诉讼资源浪费，笔者主张将部分标的较小的或特定类型的案件在审前准备阶段即由审前法官采用全面复审的简易审理方式处理，这种方式是将准备与调解融为一体，体现的是为当事人节约诉讼成本以及审前法官可以尽量促成当事人和解的指导思想。审前法官可以灵活机动地通过面对面或背对背等方式询问当事人或向其他知情人调查取证，在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说服教育当事人实现和解，但如果当事人不能接受调解，则应将案件提交庭审法官开庭审理。这种审理方式对广大基层法院大量的简易案件能有效地即时处理，既提供了可能，又提供了维护他们正当权益的程序保障。当事人不必担心不接受调解会得到不利于己的判决结果。但为防止有些当事人故意拖延诉讼，对选择将案件重新提交正式开庭审理的当事人科以举证和诉讼成本等方面的责任，并可考虑当其败诉时给予一定的制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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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法院审判工作的突出问题反映了大致相同的原因，焦点汇集于同一个审判领域，即民商事案件审判。具体而言，“人案矛盾”导致的“资源紧张”起因于民商事案件，“申诉难”主要针对民商事案件，“执行难”集中存在于民商事案件，个案监督、检举控告、涉诉信访、媒体炒作等等，无一不指向相同的方向和领域。这一方面说明，人民法院审判领域已由公诉案件为主体的狭窄空间拓展为民事案件为主体的广泛领域，司法审判重点已由刑事审判转移到民事审判，审判职能重点已由打击制裁变换为调节解纷；另一方面说明，在种类繁多、特点各异、数量倍增的民商事纠纷案件面前，我国民事诉讼机制、人民法院审判模式已显得极不适应。研究纠纷解决机制问题，特别是中国是否需要审前程序，应建立何种审前程序等问题，极富现实意义。

一、民事审前程序的建立势在必行

人类社会总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前进，纠纷产生在所难免，关键是解纷机制必须适应社会需求。按照日本学者小岛武司的概括，解纷机制大致为三种模式，即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裁判中心主义，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裁判与ADR并行的协同主义，瑞士和丹麦及英美为代表的中间主义。

回顾人民司法经过的历程，不同历史时期解纷模式迥然不同。从陕甘宁边区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为调解中心主义，审判方式改革短暂时期的裁判中心主义，新世纪的调判结合主义。尽管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解纷模式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元化纠纷主体、利益纷争、价值需求，要求解纷机制必定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既包括诉讼外解纷方式的多元化，又包括诉讼内解纷方式的多元化。因各国司法对待诉外解纷机制的态度、参与程度不同，实践效果也不尽相同。从近年来我国部分法院实践看，尽管人民法院对诉外解决民事纠纷抱有很高期望和积极态度，但因种种原因，始终难以取得令人欢欣的效果，使得人们不得不将精力投向诉讼机制内、由法院主导的多元化机制上来，这也是在我国建立审前程序势在必行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

其一，司法裁判的对抗性、强制性，决定了它在一般情况下并非解决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最佳方式。解纷止争是法院的基本职能，但从解纷实效角度考查，裁判往往加剧当事人的矛盾，它只能从形式上解决纷争，深藏于当事人内心深处的焦虑、绝望、愤懑不会因为裁判而自然平复。相反，裁判结果常常与文化因素等伴随，引起当事人更为复杂的心理，激起比纠纷初始阶段更加强烈的情绪，轻者上诉、申诉、缠诉，重者选择以非法和暴力为常态的自立救济，酿成所谓“民转刑”案件。因此，在解纷方式的选择上，裁判应当是备选的、被迫采用的方式，决非首选的最佳方式。也正因如此，建立审前程序，以替代裁判的方式解决纠纷，成为现代民事诉讼的必然要求。

其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固有差距，意味着裁判常常只能接近而无法完整再现客观。法官对案件的审理无论多么仔细，思维多么缜密，裁判多么公正，在当事人眼中也总有不足，当事人预期与裁判误差往往导致司法与民众冲突。而减少冲突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就是降低裁判应用率。这恰恰是民事审前程序、多元化解纷机制所追求的目标。特别在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任务下，避免司法与民众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政权稳固，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其三，司法资源相对于公众需求，始终是有限甚至是稀缺的。目前，我国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案件增长趋势仍将延续，司法功能不断遭受挑战。正如有学者指出：“目前的问题是社会纠纷总量过大，尤其是一些群体性的、较大规模和影响的、在普通程序中难以解决的纠纷的发生和蕴积，可能形成冲击社会和谐的强大势能。”另一方面，审理期限的法定化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矛盾，有些基层法官年均结案超过了两百件，在“裁判中心主义”伴随下，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司法“三高”现象，即高裁判率、高上诉率、高申诉率，司法资源“全线紧张”，最终导致终审制度受到冲击，公信力广受怀疑。

其四，诉讼程序的充分与合理对司法解纷功能的发挥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存在单一化问题，当事人程序选择权难以保障；审判组织设置不尽合理，案件程序分流，既空间狭窄，又无承接主体。从程序角度看，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仅适用于少数特殊案件。督促程序系立案前申请程序，若债务人提出书面异议，督促程序即终结，当事人需重新起诉。这样的设计严重脱离实际，实践中成为“休眠程序”。因此，常用程序实际仅有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审判中演变为基层法院主要适用简易程序，中级以上法院适用普通程序。诉讼程序单一化，严重制约司法功能发挥。

鉴于以上原因，建立功能完备的民事审前程序，实现诉讼程序多元化，保障司法解纷功能有效发挥，适应社会新需求，已成当务之急。

二、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无法移植

国外审前准备程序立法意旨大致为“清除无关事项，准许当事人获得信息，并且确定是否存在适于审判的争点，所有的内容都导向一个有效率的审判或知情后作出的和解”。英国高等法院内案件最多的王座庭经过准备程序后，只有2%的案件到达审理阶段；美国1999年联邦法院系统案件进入审判的只有2.3%.

可以肯定，西方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对于阻断大量纠纷进入庭审阶段，并寻求以替代审判的方式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当注意，这项制度并非完美无暇。审前准备程序的制度根源为当事人主义，基本理念是将诉讼看作当事人自己的事情。所谓“公权不介入私权”的另种解释，就是审判的消极主义，或者逃避责任。所以，审前准备程序存在着效率严重低下、诉讼费用过高、诉讼技巧过度影响结果等弊端。这与我国“司法为民”、视解纷止争为法院职责的理念根本不同，其弊端也为中国司法所不容。

长期以来，为完善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围绕审前程序的建立，国内进行了广泛研究、试验，最高法院在联合国及有关国家合作下开展了专题研究与试点工作。不过，理论研究并未打破国外程序制度的桎梏，试点也未取得理想效果。笔者以为，由于中外司法理念根本不同，特别是支持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具体制度在我国缺乏社会基础，虽然它在世界很多国家获得成功，在中国却无法移植，制度介绍性的“理论研究”也无实际意义。具体而言：

强制答辩制度与我国诉讼传统不符。审前准备程序要求被告及时答辩，明确其对于原告请求承认与否。为此，许多国家规定了强制答辩制度，否则法院即可依据原告诉请作出不应诉判决。

但在我国，答辩权一向被视为被告的重要诉权，被告不在答辩期内提交答辩状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被告可以在庭审结束前的任何时间进行答辩，拒绝答辩也不能视为是对原告诉请的自认；我国民事诉讼法甚至允许公民口头起诉。这样的诉讼传统和制度理念与西方审前准备程序的要求格格不入。

强制制度缺少必备条件。强制制度是对强制答辩制度的补充，即当事人的书面答辩等工作可由律师来完成，但这涉及律师数量和对律师费用的承受力问题。在审前准备程序相对完善的加拿大，平均165人中至少有1名律师，美国情况也大抵如此。在德国，为了使没有能力支付律师费用的当事人能起诉，法院会指定1名律师，其费用由国家支付。我国目前有律师14.3万人，约合每万人1名律师，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相差60倍，强制制度无法实行，短期内我国财力也恐难承担当事人的律师费用。

证据失权制度难以推行。庭审的集中化要求当事人在审前提交全部证据，避免证据突袭引起的重复开庭。因此，国外大多规定了证据失权或举证时限制度，将提交证据的时间限定于审前会议结束前。我国虽然也在尝试建立举证时限制度，但由于与强调发现真实、追求实质正义的司法传统相悖，这一制度遭受多方抵制，当事人在审前、审中，一审、二审、再审均可提交新的证据，举证时限制度形同虚设，难以推行。

现行法官制度使国外审前程序无法运行。审前准备程序的实效化需要设立与审理阶段相对分离的主持者，如英国和美国专门设立了主事法官，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也设立了与主审法官相对分离的受命法官。我国法院从未明确专门的审前准备组织或法官，准备法官设置短期内难以实现。实践中负责审前准备工作的主体也差异甚大，一方面导致重复准备，资源浪费，诉讼拖延；另一方面在某些诉讼环节上出现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真空。试点法院审前准备与开庭审理的衔接，也存在观念和制度上的障碍。

可以得知，英美国家为代表的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目前在我国无法复制和移植，实践中难以推行。

三、建立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

中国特色审前程序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一要借鉴国外于庭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的理念；二要在制度设计上跳出国外立法的窠臼；三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司法现状出发，大胆创新。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的设计构思应遵循以下原则和方向：在程序地位上，民事审前程序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其与开庭审理程序是并行的程序。在程序功能上，着重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并以庭审替代方式最大限度地解决民事纠纷；在程序特征上，整合现有程序制度资源，形成诉讼内和法官主导下的多元化解纷机制；在程序保障上，以人民法庭和基层法院立案庭为依托，附设并健全解纷组织。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与国外民事审前准备程序的根本区别在于：以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和司法能动主义思想为指导，不以审前证据交换与固定争点等“准备”内容为重点，着重强调案件繁简分流的有效实施，实现诉讼内、法院主导下的多元化解决纠纷。它既能够在审前解决大量纠纷案件，较好地实现审前程序的目的；又可以克服当事人主义下的审前准备程序的种种弊端，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诉累。

中国特色民事审前程序本质上系多元化解纷程序。一是法官指导和法院附设下的委托调解，即法院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将已经受理的案件委托附设的人民调解室进行调解，当事人申请制作调解书的，由人民法院审查后制作调解书。实践证明，法院附设的调解易为当事人接受，效果最好。二是立案法官的释明与调解，对不宜委托调解、当事人不接受委托调解或者审判难以取得良好效果的案件，立案法官可于指导举证、财产保全和解决管辖权异议等环节，加以调解或准予撤诉。三是激活督促程序，发挥支付令作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足的案件，经征得原告同意，可向被告发出支付令，被告有异议的，案件可进入调解或者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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