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捕权范文10篇

批捕权范文篇1

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大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曾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如果一国宪法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那么该宪法就不是一部“良宪”。因而，现代法治社会里，各国宪法都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专章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27种。其中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我国宪法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司法实践中严重背离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这一立法精神。

逮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为了防止实施不必要的逮捕，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司法不公，各国刑事诉讼法对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都根据宪法原则作了必要限制。除了严格逮捕条件之外，都对逮捕权的程序性分配作了合理规定。逮捕权的合理设置不仅影响着逮捕活动的目的合理性，而且还体现着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并在防止非法剥夺、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权被滥用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察的便利。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追诉机关不可避免地具有广泛采用逮捕的强烈倾向，如果不加以有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逮捕权的滥用。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其能否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据官方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批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分别是86.89%和84.48%。批捕率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其一：公安机关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执行后，不是由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更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察侦察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进一步逮捕的要求。其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的职能，新刑事诉讼法厅审理形式的改革，加大了检察机关举证的力度，再加上大量自侦案件的自报自批以及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存在法定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往往将逮捕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依据诉讼法里，批捕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证据或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日后就审的机会，而把批捕权当成侦查手段“以捕代侦”恰恰是对批捕权制度的法律功能的严重扭曲，也是野蛮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有罪推定观念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假借法律名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变种，是对我国宪法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普通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普通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制定相应的法律，其内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于是，在宪法的有关批捕权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们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基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权的规定，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不利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法中追求控制犯罪和保护人权和谐统一的目的。首先，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制。当法律赋予控方以批捕权时，就是将控方明显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给予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辩护方既没有法律赋予的控方实行强制的权力，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是一种社会不正义，当事人平等是人们通过诉讼寻求社会正义，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没有法律对当事人诉讼地位和条件的同等对待，就不会有司法公正，诉讼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基石。其次，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违反了刑事诉讼方式的无妨害性这一正当性标准。在控辩双方的诉讼对立中，法律理应为双方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各方通过对其诉讼职能的充分有效行使，合理实现其预期目的。如果允许用妨害他方行为的方式赢得诉讼，就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和对另一方正当权益的损害，归根到底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这样的诉讼方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检察官滥用批捕权恶意报复辩护律师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是控辩失衡的极端表现。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批捕权造成的严重弊端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宪法的权威性。具体表现在：其一，“以捕代侦”普遍存在，使批捕权成为一种服务于控诉职能的附属权利，远离了立法宗旨，危害甚大。其二，“该捕的不捕，不该捕的乱捕”由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良莠不齐，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把握不准，导致批捕权的运用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三，相互扯皮的案件增多。由于检察机关和侦察机关时常就使用逮捕条件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造成有些案件久报不批，不仅影响诉讼效率，且使一部分案件由于受诉讼期限等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得不另作处理，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其四，易造成司法机关资源的浪费，增加诉讼成本。由于检察机关随意批捕，一旦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就会引起国家赔偿，同时给我国法治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其五，批捕程序缺乏最低限度的公开性和有效的救济程序，一旦检察机关做出错误批捕决定，公民人身自由就会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这显然是与法治社会的理念相违背的。

目前，我国检察队伍素质偏低，享有批捕权极易侵犯人权。由于种种原因，检察队伍中受过严格、系统、规范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员所占比例甚小。特别是现任主要领导干部，多数来自社会的其他部门，自身法学知识不系统，业务能力跟不上工作需要。据有关人士考察，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检察官平均只占10%左右，基本掌握刑事法律的检察官人数比例尚达不到50%，掌握基本民事、经济法律知识的约占15%左右，而初步了解国外法律知识和国际惯例得不到3%，检察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素质偏低，如果享有批捕权，在我国现行诉讼机制不很完善的情况下，滥用逮捕手段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将批捕权赋予具有中立地

批捕权范文篇2

宪法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曾说：宪法是一张写着公民权利的纸。如果一国宪法不能很好地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那么该宪法就不是一部“良宪”。因而，现代法治社会里，各国宪法都对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建国以来的四部宪法都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作了专章规定。我国现行宪法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多达27种。其中第37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可见，充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立法精神。然而，我国宪法将批捕权授予人民检察院，在权力的运行机制及司法实践中严重背离了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这一立法精神。

逮捕是在一定的期限内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进行审查的强制措施，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方法。为了防止实施不必要的逮捕，防止司法人员滥用权力而侵害人权，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司法不公，各国刑事诉讼法对实施逮捕这一强制措施都根据宪法原则作了必要限制。除了严格逮捕条件之外，都对逮捕权的程序性分配作了合理规定。逮捕权的合理设置不仅影响着逮捕活动的目的合理性，而且还体现着整个逮捕过程的合理性，并在防止非法剥夺、侵害公民人身自由权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中，逮捕权被滥用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逮捕被追诉人不仅可以防止被追诉人阻碍、扰乱追诉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还可以通过直接控制被追诉人而获得许多其他侦察的便利。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追诉机关不可避免地具有广泛采用逮捕的强烈倾向，如果不加以有力的约束，必然导致逮捕权的滥用。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的逮捕是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而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唯一的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代表国家行使公诉职能。同时，对于一定范围的案件还享有侦查权，承担着侦查职能。由作为追诉机关的人民法院行使审查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的职权，其能否保持中立、客观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而据官方统计，1998年全国公安机关报批案件447472件，689025人，人民检察院批捕388788件，582120人，批捕率分别是86.89%和84.48%。批捕率如此之高，原因就在于其一：公安机关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程序往往成为追诉机关获取口供、核实证据的手段。人民检察院批准决定逮捕执行后，不是由司法机关而是由公安机关自己负责审查讯问犯罪嫌疑人，这种自己审查自己的程序设计更本不可能防止不必要的羁押。而且，由于逮捕犯罪嫌疑人可以减少侦察侦察活动的障碍，逮捕之后公安机关又可以随时讯问被逮捕人，这种宽松的制度客观上诱发了公安机关进一步逮捕的要求。其二：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控诉的职能，新刑事诉讼法厅审理形式的改革，加大了检察机关举证的力度，再加上大量自侦案件的自报自批以及检察机关与侦察机关存在法定的相互配合的关系，往往将逮捕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依据诉讼法里，批捕权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证据或保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日后就审的机会，而把批捕权当成侦查手段“以捕代侦”恰恰是对批捕权制度的

法律功能的严重扭曲，也是野蛮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中有罪推定观念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一种假借法律名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变种，是对我国宪法保障人权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是普通法的立法依据和立法基础。普通法律不能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我国宪法第5条第3款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必须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制定相应的法律，其内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于是，在宪法的有关批捕权原则的指导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们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基于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对批捕权的规定，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严重失衡，不利于实现现代刑事诉讼法中追求控制犯罪和保护人权和谐统一的目的。首先，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严重损害了当事人平等的诉讼机制。当法律赋予控方以批捕权时，就是将控方明显置于不平等的地位，给予不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辩护方既没有法律赋予的控方实行强制的权力，也没有这种能力。这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是一种社会不正义，当事人平等是人们通过诉讼寻求社会正义，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条件。没有法律对当事人诉讼地位和条件的同等对待，就不会有司法公正，诉讼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基石。其次，赋予检察机关批捕权违反了刑事诉讼方式的无妨害性这一正当性标准。在控辩双方的诉讼对立中，法律理应为双方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各方通过对其诉讼职能的充分有效行使，合理实现其预期目的。如果允许用妨害他方行为的方式赢得诉讼，就是对诉讼规律的破坏和对另一方正当权益的损害，归根到底是对司法公正的破坏。这样的诉讼方式显然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的。司法实践中，个别检察官滥用批捕权恶意报复辩护律师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是控辩失衡的极端表现。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滥用批捕权造成的严重弊端破坏了法律的

严肃性、宪法的权威性。具体表现在：其一，“以捕代侦”普遍存在，使批捕权成为一种服务于控诉职能的附属权利，远离了立法宗旨，危害甚大。其二，“该捕的不捕，不该捕的乱捕”由于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良莠不齐，对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把握不准，导致批捕权的运用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三，相互扯皮的案件增多。由于检察机关和侦察机关时常就使用逮捕条件在认识上产生分歧，造成有些案件久报不批，不仅影响诉讼效率，且使一部分案件由于受诉讼期限等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得不另作处理，严重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其四，易造成司法机关资源的浪费，增加诉讼成本。由于检察机关随意批捕，一旦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就会引起国家赔偿，同时给我国法治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其五，批捕程序缺乏最低限度的公开性和有效的救济程序，一旦检察机关做出错误批捕决定，公民人身自由就会处于被侵害的状态，这显然是与法治社会的理念相违背的。

目前，我国检察队伍素质偏低，享有批捕权极易侵犯人权。由于种种原因，检察队伍中受过严格、系统、规范的法律专业知识培训的人员所占比例甚小。特别是现任主要领导干部，多数来自社会的其他部门，自身法学知识不系统，业务能力跟不上工作需要。据有关人士考察，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检察官平均只占10%左右，基本掌握刑事法律的检察官人数比例尚达不到50%，掌握基本民事、经济法律知识的约占15%左右，而初步了解国外法律知识和国际惯例得不到3%，检察队伍知识结构单一，知识面狭窄，素质偏低，如果享有批捕权，在我国现行诉讼机制不很完善的情况下，滥用逮捕手段的可能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均将批捕权赋予具有中立地

位的法庭或法官。在现代逮捕制度中，除非法定紧急情况外，追诉机关一般不得自行决定逮捕，对于必须逮捕的，追诉机关只能通过向中立的司法机关提出申请，由法庭或法官决定是否逮捕。由于逮捕是由不具有追诉倾向的法庭或法官决定的，所以能够更加客观、更加严格、更加公正的审查是否具备法定的逮捕条件以及有无逮捕的正当性，从而可以有效地避免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逮捕时难以严格贯彻法定逮捕条件的弊端。因此我国宪法应当将批捕权赋予人民法院而不能由其他机关行使。其原因：第一，这是由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决定的。法院在刑事诉讼中总是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法院经过审判程序做出的裁决是国家对刑事案件做出的最终法律规定。因而法院对诉讼进程具有权威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那么对涉及人身自由和诉讼程序具有重大意义的批捕权，统一由审判机关行使更具有权威性，也与其法律地位

批捕权范文篇3

关键词刑事和解宽严相济检察机关机制制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这为之前国内倍受争议的刑事和解试水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指导。随后，浙江、江苏、山东、海南、湖南等地纷纷以这些指导性文件为依据制定了相关轻伤害案件处理规定并试点适用刑事和解[1]。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试点尚不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虽研究角度不同但也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了不少共识。其中大都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适用在审查批捕程序阶段时存在某些不足，并以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推进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制度的不足，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刑事和解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本土化形态，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2]刑事和解制度自舶来之始就备受争议，但不容否认它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在改革动因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契合。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广泛发展，改革的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因水土不服暴露的不足尤为明显。

1、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和解，是指检察机关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调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促使犯罪嫌疑人以具结悔过、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检察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协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无逮捕必要为理由不予批准逮捕嫌疑人。在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此外，《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的角色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有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批准逮捕的权力、提起公诉的权力、对于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的权力、对于有关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通知纠正的权力。[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和第69条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时，此时的检察机关是承担侦查监督和违法监督职能的监督者，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使用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合法性的一种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论是从实证分析还是从理论探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和解主持者的角色。[4]但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批捕职能一般由侦查监督科(处)行使，在审查批捕阶段由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给本已人少事多的侦查监督部门"徒增烦恼"；其次，法律对此并无授权，依照公权力行使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检察机关不应担任主持人，即使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刑事和解的权力,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也难以承担这项程序繁琐、效力难定的工作；此外，审查批捕阶段本就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权和批捕权，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与否的强大"公权力"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决定作出产生影响，可能会导致和解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和公平性的扭曲，其既当和解主持者又当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不免自相矛盾。综上所述，适用刑事和解特别是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2、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难以兼顾

如上所述，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自身存在的功能就是为最大限度保障侦查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以及其他执法机关的公权力不被滥用，以此实现公民私权利保护的最大化，通过各个法律程序的适时适当监督杜绝应究而不究、不应究而究以及追究不当的法律不当适用情况。检察机关充当法律监督的角色在审查批捕环节扮演得淋漓尽致，其作用在于通过对公安或其他侦查机关负责的侦查案件进行严格审查，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的公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私权利不被非法或不当侵害。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突显和强化了其程序正义。首先，刑事和解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过度强调国家对犯罪者的惩罚和改造,通过授权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强调国家在犯罪案件处理上的完全主导性,忽视了受害人自身的利益诉求，与此相适应，和解不捕制度为受害人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个社会空间。在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同时，对于犯罪人而言刑事和解也有助于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促使其重新融入社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还认为,这种方法为受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使罪犯能够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切实承担责任,同时社区能够理解犯罪的根本原因,促进社会福利并预防犯罪。"[5]此外，刑事和解有利于诉讼效益，和解不捕制度在审前阶段就将那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或者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尽可能地予以分流,一方面可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有效缩短诉讼时间,使其集中人力、物力处理严重刑事案件,既符合诉讼经济的目的,又有利于及时消化积案,实现防控犯罪的最佳效果。[6]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刑事和解更被当作一种迅速、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引入中国，适用刑事和解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及时得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使得刑事案件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后果和环节节省，以此追求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成本节约。但是，刑事案件双方并非存在和解愿望就会立即改善关系，被害人难以消除的报复愿望和过高的赔偿要求，以及加害人付出高额赔偿后仍然可能面临刑事处分，决定了双方意志具有反复性。[7]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被害人以"逮捕"为条件，漫天要价，犯罪行为人迫于"被逮捕"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违心服从，加之公权力对犯罪行为人不配合和解后逮捕和公诉方面的潜在影响，以及审查批捕的"七天"之限，有限的时间和自由意志使得通过和解实现的司法效率大打折扣，和解失败后对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给检察机关增加的上访、缠访等负面影响使得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的追求类似对"鱼与熊掌"而难以兼得。

3、公权力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的两难

刑事和解既关注了被害人的利益诉求，也保障了犯罪行为人重新融入社区，获得谅解和改过自新的权利，极大地体现了私权利保护的程序正义。但是，刑事和解对私权利的保护无疑冲击了公权力的公信力保障。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是如此，首先，检察机关自身在扮演传统"守夜人"的监督角色时，在作为案件的审查者和作为案件的和解主持者时缺乏应有监督，公权力容易出现寻租或滥用权力"逼迫"和解；其次，刑事和解忽视了被害人要求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愿望，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刑法认同感，增加了社会公众特别是犯罪行为人所在社区公众对检察机关"放虎归山"后自身人身财产的危机感，引发司法信仰危机，埋下社会矛盾和隐患；此外，根据实践情况，侦查机关以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作为考核依据，而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疑会极大打消侦查机关的侦查热情，增加"有罪不抓"、"抓了也没事"的负面影响；另外，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时，被害人及其亲属漫天要价，一些加害人犯罪后毫无悔意却以钱买刑，"相对于属于社会低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8]这都使得公权力的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难以兼顾。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

制度总是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由于在我国刚"涉世未深"，水土不服引发的种种弊端都值得总结和改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拘泥于审查批捕环节。

1、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是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刑事和解制度首先要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双方在和解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否选择和解、选择何种方式和解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其次要实现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兼顾原则。刑事和解关注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和加害人关系的恢复,还关注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复原和改善,是各方利益平衡的过程。此外就是合法和适度原则。刑事和解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和基本精神,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二是要适当界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和据此提供可供参考的和解方式和赔偿额度。当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限定为轻伤害犯罪、过失犯罪、青少年犯罪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一般仅适用于初犯、偶犯。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都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处理,尤其是加害人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应当禁止适用刑事和解,防止加害人与被害人通过和解规避刑罚从而损害公共利益。这类案件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累犯或多次作案的;职务犯罪案件;黑恶势力犯罪案件。[9]在此基础上，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案件性质和对受害人伤害程度的不同确定不同案件的赔偿标准参照系数和不同和解方式的选择方案，以节省和解时间、减少和解障碍。通过不同和解方式的试行和研究给不同经济基础的加害人以平等适用机会。三是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具备以下情形，一般可认定双方可适用刑事和解：（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二）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就赔偿、补偿等事项协商一致，并且已经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书、刑事和解调解书实际履行，或者提供有效的履行担保；（三）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谅解，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四）犯罪嫌疑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具备良好的帮教条件。要对加害人的主观恶性,悔罪态度等因素综合考量；包括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存在稳定的社会关系等帮教条件。四是要明确适用程序和适用方式。对于刑事和解适用的程序，学界争议较少，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认为"刑事和解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刑事和解从侦查阶段开始,进入审判,甚至贯穿到执行。"[10]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处理上采取以下方式:(1)在审查批捕阶段,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2)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撤销案件;(3)对于提起公诉的,在起诉时向法院建议判处缓刑或从轻判处刑罚。

2、完善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模式

如果说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实现刑事和解效率的保证，那么完善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模式则是刑事和解程序正义的保证。一是要建立刑事和解严格审查制度，继续发挥检察机关传统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侦查阶段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主动达成或侦查机关促成的刑事和解，其认可决定权要收归检察机关。侦查机关要将审查批捕前和移送起诉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和移送起诉程序将案卷和基本达成的和解方案上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首先根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的公平性和适用效果加以审查，对于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由案件承办人征得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意，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同意，启动程序。办案人在相关人员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告知（申请）、和谈、确认及履行程序。在审查批捕阶段,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撤销案件；对于不合法和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刑事和解适用，仍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适用。二是要建立刑事和解有限参与制度。对于侦查机关上报的不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但合法且受害人和加害人确有和解意愿的案件，以及审查批捕前和移送起诉前当事人没有和解意愿但在审查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和解意向的案件，以尊重当事人平等、自愿的意志为基础，按照依法和解、自愿平等、有限参与、和谈不成不为过以及公开透明原则，商请加害人所在辖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召集并主持召开和谈会议，由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加害人及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受害人、当事人的法定人及诉讼人、负有帮教责任的社区代表参加。[12]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有启动和解程序的告知权但无主动启动权；发挥监督作用但不担任和解主持人；对有效和解作出相应处理并监督执行；对无效和解保留监督权和撤销权。在检察机关有限参与的原则下,根据现有法定期限或根据案件特殊性质报上级批准适当延长和解期限以实现刑事和解。

3、完善与刑事和解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一是要完善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现有的考评机制，理顺监督机制。当前，侦查机关多以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为考核指标，而检察机关往往以批捕率、不捕率、起诉率、不起诉率作为目标考核。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评定，应当根据全案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或者定罪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贾春旺要求，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后，"要修改完善业务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调整考核标准，改进考评方法，不能人为控制不批捕率、不起诉率。"要剔除刑事和解案件对这些目标考核的影响，增加刑事和解案件数与案件和解质量相结合的综合考评机制；要简化和理顺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案件时的层报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和考核指标的顾虑。二是要探讨和完善刑事和解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在检察机关的审查监督下，引入多元主体提高刑事和解效率。如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家庭和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成员予以调解,同事之间的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威望较高的单位领导主持调解,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可以由老师、辅导员参与调解,甚至是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可以对其进行疏导,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和谅解。三是要完善社区矫正等帮扶、帮教机制。在适用刑事和解后，要通过检察机关和受害人的监督跟进，以加害人亲属及其所在社区为主，确保实现修复已破坏的社会关系和预防社会关系再次被破坏的刑事和解效果。

批捕权范文篇4

关键词：刑事和解宽严相济检察机关机制制度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八次会议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意见》，这为之前国内倍受争议的刑事和解试水提供了纲领性的文件指导。随后，浙江、江苏、山东、海南、湖南等地纷纷以这些指导性文件为依据制定了相关轻伤害案件处理规定并试点适用刑事和解[1]。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得以发展和成熟的。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试点尚不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虽研究角度不同但也在求同存异中形成了不少共识。其中大都认为刑事和解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特别是适用在审查批捕程序阶段时存在某些不足，并以冲突和矛盾表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在推进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和改进制度的不足，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

刑事和解是西方恢复性司法思潮影响下的产物，或者说是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本土化形态，更是建立在一种利益兼得基础上的制度调整。[2]刑事和解制度自舶来之始就备受争议，但不容否认它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新动向，在改革动因上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相契合。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广泛发展，改革的问题逐渐凸显，特别是刑事和解制度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因水土不服暴露的不足尤为明显。

1、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审查批捕阶段的刑事和解，是指检察机关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通过调解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促使犯罪嫌疑人以具结悔过、赔偿损失等方式得到被害人的谅解，被害人要求检察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而达成协议。检察机关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无逮捕必要为理由不予批准逮捕嫌疑人。在我国，《宪法》第129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此外，《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现行宪政体制和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的角色是代表国家行使职权的法律监督机关，主要有对职务犯罪进行立案侦查的权力、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权力、批准逮捕的权力、提起公诉的权力、对于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的权力、对于有关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通知纠正的权力。[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和第69条规定，在审查批捕阶段，"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在提请逮捕时，此时的检察机关是承担侦查监督和违法监督职能的监督者，通过行使司法审查权对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使用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合法性的一种监督与控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论是从实证分析还是从理论探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和解主持者的角色。[4]但与此同时，检察机关批捕职能一般由侦查监督科(处)行使，在审查批捕阶段由检察机关主持刑事和解会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给本已人少事多的侦查监督部门"徒增烦恼"；其次，法律对此并无授权，依照公权力行使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原则，检察机关不应担任主持人，即使赋予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刑事和解的权力,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也难以承担这项程序繁琐、效力难定的工作；此外，审查批捕阶段本就赋予检察机关司法审查权和批捕权，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与否的强大"公权力"可能会对当事人的意愿表达、决定作出产生影响，可能会导致和解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和公平性的扭曲，其既当和解主持者又当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不免自相矛盾。综上所述，适用刑事和解特别是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检察机关角色模糊。

2、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难以兼顾

如上所述，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自身存在的功能就是为最大限度保障侦查机关和司法审判机关以及其他执法机关的公权力不被滥用，以此实现公民私权利保护的最大化，通过各个法律程序的适时适当监督杜绝应究而不究、不应究而究以及追究不当的法律不当适用情况。检察机关充当法律监督的角色在审查批捕环节扮演得淋漓尽致，其作用在于通过对公安或其他侦查机关负责的侦查案件进行严格审查，以决定是否批准逮捕的公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私权利不被非法或不当侵害。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突显和强化了其程序正义。首先，刑事和解在审查批捕环节的适用改变了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过度强调国家对犯罪者的惩罚和改造,通过授权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强调国家在犯罪案件处理上的完全主导性,忽视了受害人自身的利益诉求，与此相适应，和解不捕制度为受害人的利益诉求提供了一个社会空间。在保障被害人权利的同时，对于犯罪人而言刑事和解也有助于消除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促使其重新融入社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联合国有关司法文件还认为,这种方法为受害人提供了获得补偿、增强安全感和寻求将事情了结的机会,使罪犯能够深刻认识其行为的原因和影响并切实承担责任,同时社区能够理解犯罪的根本原因,促进社会福利并预防犯罪。"[5]此外，刑事和解有利于诉讼效益，和解不捕制度在审前阶段就将那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或者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尽可能地予以分流,一方面可以缓解司法机关的压力,有效缩短诉讼时间,使其集中人力、物力处理严重刑事案件,既符合诉讼经济的目的,又有利于及时消化积案,实现防控犯罪的最佳效果。[6]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刑事和解更被当作一种迅速、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引入中国，适用刑事和解意味着以较小的司法资源耗费，获得理想的实体性目标的实现，刑事和解中加害人主动承认自己的过错，及时得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使得刑事案件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后果和环节节省，以此追求个案诉讼效率、刑事司法整体效率及司法资源的成本节约。但是，刑事案件双方并非存在和解愿望就会立即改善关系，被害人难以消除的报复愿望和过高的赔偿要求，以及加害人付出高额赔偿后仍然可能面临刑事处分，决定了双方意志具有反复性。[7]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被害人以"逮捕"为条件，漫天要价，犯罪行为人迫于"被逮捕"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违心服从，加之公权力对犯罪行为人不配合和解后逮捕和公诉方面的潜在影响，以及审查批捕的"七天"之限，有限的时间和自由意志使得通过和解实现的司法效率大打折扣，和解失败后对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给检察机关增加的上访、缠访等负面影响使得程序正义与司法效率的追求类似对"鱼与熊掌"而难以兼得。

3、公权力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的两难

刑事和解既关注了被害人的利益诉求，也保障了犯罪行为人重新融入社区，获得谅解和改过自新的权利，极大地体现了私权利保护的程序正义。但是，刑事和解对私权利的保护无疑冲击了公权力的公信力保障。在审查批捕环节适用刑事和解更是如此，首先，检察机关自身在扮演传统"守夜人"的监督角色时，在作为案件的审查者和作为案件的和解主持者时缺乏应有监督，公权力容易出现寻租或滥用权力"逼迫"和解；其次，刑事和解忽视了被害人要求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愿望，也伤害了社会公众的刑法认同感，增加了社会公众特别是犯罪行为人所在社区公众对检察机关"放虎归山"后自身人身财产的危机感，引发司法信仰危机，埋下社会矛盾和隐患；此外，根据实践情况，侦查机关以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作为考核依据，而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无疑会极大打消侦查机关的侦查热情，增加"有罪不抓"、"抓了也没事"的负面影响；另外，在审查批捕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时，被害人及其亲属漫天要价，一些加害人犯罪后毫无悔意却以钱买刑，"相对于属于社会低层的行为人因为经济能力的缺乏而无力履行经济赔偿，刑事和解为白领犯罪人提供了逃避刑事审判法网的可能性。"，[8]这都使得公权力的公信力保障与私权利保护难以兼顾。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

制度总是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由于在我国刚"涉世未深"，水土不服引发的种种弊端都值得总结和改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改进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拘泥于审查批捕环节。

1、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是要确立科学合理的指导原则。刑事和解制度首先要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刑事和解必须建立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双方在和解过程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是否选择和解、选择何种方式和解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其次要实现被害人、加害人与社会利益兼顾原则。刑事和解关注的不仅仅是被害人和加害人关系的恢复,还关注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复原和改善,是各方利益平衡的过程。此外就是合法和适度原则。刑事和解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和基本精神,不能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二是要适当界定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和据此提供可供参考的和解方式和赔偿额度。当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限定为轻伤害犯罪、过失犯罪、青少年犯罪和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轻微刑事案件，并且一般仅适用于初犯、偶犯。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刑事案件都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处理,尤其是加害人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应当禁止适用刑事和解,防止加害人与被害人通过和解规避刑罚从而损害公共利益。这类案件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累犯或多次作案的;职务犯罪案件;黑恶势力犯罪案件。[9]在此基础上，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案件性质和对受害人伤害程度的不同确定不同案件的赔偿标准参照系数和不同和解方式的选择方案，以节省和解时间、减少和解障碍。通过不同和解方式的试行和研究给不同经济基础的加害人以平等适用机会。三是要明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具备以下情形，一般可认定双方可适用刑事和解：（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并向被害人赔礼道歉；（二）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就赔偿、补偿等事项协商一致，并且已经按照刑事和解协议书、刑事和解调解书实际履行，或者提供有效的履行担保；（三）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给予谅解，要求或者同意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或者不追究刑事责任。（四）犯罪嫌疑人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具备良好的帮教条件。要对加害人的主观恶性,悔罪态度等因素综合考量；包括是否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存在稳定的社会关系等帮教条件。四是要明确适用程序和适用方式。对于刑事和解适用的程序，学界争议较少，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认为"刑事和解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刑事和解从侦查阶段开始,进入审判,甚至贯穿到执行。"[10]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在处理上采取以下方式:(1)在审查批捕阶段,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2)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撤销案件;(3)对于提起公诉的,在起诉时向法院建议判处缓刑或从轻判处刑罚。[11]

2、完善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模式

如果说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实现刑事和解效率的保证，那么完善刑事和解的程序和模式则是刑事和解程序正义的保证。一是要建立刑事和解严格审查制度，继续发挥检察机关传统的法律监督职能。对于侦查阶段加害人与受害人双方主动达成或侦查机关促成的刑事和解，其认可决定权要收归检察机关。侦查机关要将审查批捕前和移送起诉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和移送起诉程序将案卷和基本达成的和解方案上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首先根据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以及适用的公平性和适用效果加以审查，对于符合适用条件的案件，由案件承办人征得加害人和被害人同意，经部门负责人审核，报请检察长同意，启动程序。办案人在相关人员的参与和监督下，进行告知（申请）、和谈、确认及履行程序。在审查批捕阶段,作出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则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或者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撤销案件；对于不合法和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刑事和解适用，仍按现有的审查批捕程序和审查起诉程序适用。二是要建立刑事和解有限参与制度。对于侦查机关上报的不符合刑事和解适用条件但合法且受害人和加害人确有和解意愿的案件，以及审查批捕前和移送起诉前当事人没有和解意愿但在审查批捕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有和解意向的案件，以尊重当事人平等、自愿的意志为基础，按照依法和解、自愿平等、有限参与、和谈不成不为过以及公开透明原则，商请加害人所在辖区综合治理办公室召集并主持召开和谈会议，由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加害人及负有赔偿责任的其他人、受害人、当事人的法定人及诉讼人、负有帮教责任的社区代表参加。[12]在此过程中，检察机关有启动和解程序的告知权但无主动启动权；发挥监督作用但不担任和解主持人；对有效和解作出相应处理并监督执行；对无效和解保留监督权和撤销权。在检察机关有限参与的原则下,根据现有法定期限或根据案件特殊性质报上级批准适当延长和解期限以实现刑事和解。

3、完善与刑事和解相适应的配套机制

一是要完善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现有的考评机制，理顺监督机制。当前，侦查机关多以破案率和逮捕人数为考核指标，而检察机关往往以批捕率、不捕率、起诉率、不起诉率作为目标考核。事实上，"对于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评定，应当根据全案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不能单纯以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或者定罪率作为衡量办案质量的标准。"。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贾春旺要求，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后，"要修改完善业务工作考核评价体系，调整考核标准，改进考评方法，不能人为控制不批捕率、不起诉率。"要剔除刑事和解案件对这些目标考核的影响，增加刑事和解案件数与案件和解质量相结合的综合考评机制；要简化和理顺检察机关在适用刑事和解案件时的层报程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和考核指标的顾虑。二是要探讨和完善刑事和解中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在检察机关的审查监督下，引入多元主体提高刑事和解效率。如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家庭和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成员予以调解,同事之间的犯罪案件可以委托威望较高的单位领导主持调解,在校学生犯罪案件可以由老师、辅导员参与调解,甚至是双方共同的朋友都可以对其进行疏导,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和谅解。三是要完善社区矫正等帮扶、帮教机制。在适用刑事和解后，要通过检察机关和受害人的监督跟进，以加害人亲属及其所在社区为主，确保实现修复已破坏的社会关系和预防社会关系再次被破坏的刑事和解效果。

三、结语

刑事和解制度以其"宽严相济"的内涵顺应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前进的步伐，制度尚不成熟，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只要在继续推进制度的同时总结并改进其不足，制度展现出的勃勃生机必然能结出成熟之果。

参考文献:

[1]如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2006年出台了《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原则以及使用范围、处理方法等作了具体规定。

[2]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立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

[3]刘立军，《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中国法院网,

[4]宋英辉等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刑事和解制度研究"的调研成果《我国刑事和解现状实证分析》中表明"问卷调查显示，多数人更倾向于由办案人员来担任刑事和解的主持者。在针对社会公众的问卷调查中，有36.1%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主持调解更好，有36.3%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办案机关的帮助下由双方和解更好，只有9.5%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组织主持调解更好。这一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相当比例的民众在刑事和解方面对办案机关的依赖和对其他社会组织的不信任。在针对司法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中，有46.9%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主持调解更好，只有11.9%的被调查者认为由办案机关以外的社会机构、相关组织主持调解更好…在重点跟踪的进入刑事和解程序的328个案件中，由检察机关主持的298个，占90.9%；由人民调解员主持调解的占7.6%；还有少量加害人与被害人自行和解或由其他人员主持和解的案件。";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的艾阳在其撰写的《试论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定位》一文中论证并得出"综上所述，虽然在刑事和解程序的调停人问题上我们有多种选择，但是就目前中国的法制发展水平和刑事司法实践状况来讲，检察机关更适合充当刑事和解程序的调停人。"。

[5]宋英辉,许身健.《恢复性司法程序之思考》.《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

[6]陈学志,《侦查监督工作中运用刑事和解的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5期。

[7]杜之平,《刑事和解的检察思考》.

/jcpd/jcll/201007/t20100723_390372.html,正义网,2010-8-22

[8][德]伯恩特·许乃曼：《刑事制度中之被害人角色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2期。

[9]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暂行规定》第10条对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不得进行调解:(一)累犯、黑恶势力伤害他人的;(二)寻衅滋事、聚众斗殴引起的;(三)情节严重、影响恶劣,引起民愤的;(四)其他不宜调解的。

[10]郭云忠,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4月第2期.

批捕权范文篇5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办案效率低下

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

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诉检察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是刑检部门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检部门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检部门无疑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但现行制度与以公正、高效为标志的主诉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完善。（1）、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与以往差距不大。主诉检察官以独立的办案权为基本标志，而现阶段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仅限于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诉权，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增减罪名罪行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领导层层请示汇报，占用了大量办案时间，行政干预独立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2）、对主诉检察官的工作评估不科学。近年来对主诉检察官都是采用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法进行工作考评，它将主诉检察官的各项工作划分为办案数量、办案质量、法律监督、调研信息、综合治理等子项确定分值综合打分，作为年终评先的依据。这种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确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办案实际，办案质量、难易程度等主要指标没有优劣区分标准，调研信息、综合治理反有明确的加减分项目。这一模式诱使主诉检察官对所办案件得过且过，出庭公诉成为走过场，主要精力则放在了写调研文章、上法制课、编工作经验上，一年到头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本末倒置。（3）、主诉检察官管理机制严重滞后。主诉检察官属于高度专业化的司法官员，现行的检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显。刑检工作要求主诉检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一个公诉人没有长达十年的出庭实践是无法成为专家型称职的主诉检察官的。现行体制根本没有为检察官提供一个终身从事刑检工作的激励机制，检察官的进步只有行政职务晋升一条路，行政职务晋升成为衡量检察官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检察官被提拔后都离开了主诉检察官的行列，专业化的主诉检察官队伍无从建立。

二、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思考

现阶段刑检部门工作机制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刑检改革中种种理论困惑的反映。要找出解决办法，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改革的方向。

1、刑检部门的准确定位

刑事诉讼法赋予刑检部门法律监督职责，同时刑诉法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对抗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要求刑检部门的全部工作应围绕出庭公诉展开，一些人据此质疑刑检部门的法律监督权，认为监督权妨害了公诉权的独立行使。理论上的争论导致刑检部门的法律监督权缺乏制度保障，监督工作难以展开，因此刑检部门的深化改革，首先需要解决刑检部门的定位问题。（1）、公诉职能是刑检部门最基本的职能。公诉权作为一种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国家权力，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专门性，只能通过享有国家追诉权的刑检部门行使。刑检部门代表国家对特定嫌疑人触犯刑律的行为进行控告，要求法院通过审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罚处罚，是刑事诉讼中上承侦查、下启审判的重要环节。（2）、公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是一致的。公诉与监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并不对立。刑检部门在尽最大力量实现公诉目标的同时负有监督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责任，监督责任保证了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对侦查权和审判权产生制约，从而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司法体系，防止权力滥用。（3）、监督职能只能在公诉活动中行使。刑检部门的监督权并不能单独存在，它贯穿于公诉活动的始终。批捕权和起诉权是为了监督侦查活动与审判活动的合法性、适当性而设立的，具有程序性、参与性、及时性的特点，刑检部门的整个办案程序就是履行监督权的过程，不需要再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单独行使监督权。综上所述，可将刑检部门定位为执行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检察院内部职能机构，法律监督职能体现在公诉职能的良性运行上。

2、刑检部门的活动原则

在解决了刑检部门的定位后，其次应明确其活动原则，保证公诉与监督职能的依法履行。在法律规定的共性原则下，应特别强调下列原则。（1）、独立行使公诉权的原则。这是确保刑检部门不受干扰地顺利完成公诉任务的重要保证。在法官主导的庭审模式下，要求刑检部门承担指控犯罪责任的同时，也应给予其独立调查取证、决定起诉与否的全部权力，不受案外因素的干扰，以保证全面履行职责。（2）、引导侦查的原则。刑检部门在法庭审判中处于控方地位，负有对犯罪的证明责任，要保证职能的发挥，前提条件就是公安机关取得符合公诉要求的全面的证据，因此应当确立刑检部门在侦诉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刑检部门与公安机关对案件中的犯罪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时，刑检部门的决定应具有优于公安机关决定的法律效力。规定侦查工作必须对刑检部门开放，刑检部门可以视情况对侦查工作提前介入以审查证据，提出对证据的意见和取证方向的建议，公安机关必须予以配合、支持，并采纳刑检部门的意见。（3）、依法监督的原则。由于刑检部门和公安机关工作重心不同，因此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并不是将刑事警察部门划归刑检部门管理，警检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刑检部门在对公安机关引导侦查时，对其违法侦查行为不仅有权事后监督，而且有权进行事前指导。在庭审活动中，刑检部门通过对违反诉讼程序的审理行为提出意见，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保障了庭审活动的合法性，刑事审判监督不会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

3、刑检部门检察官的性质

解决刑检部门检察官的定位是深化刑检部门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检察官的定位从属于刑检职能的定位，应当属于司法官员。（1）、检察官的公诉活动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司法属性。其一，这种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制，具有维护法制的目的这一特征。其二，公诉活动以直接性和亲历性为基础，要求检察官亲身经历程序，直接审查事实，从而建立内心确信。这一活动必然是个体化的，这种个体操作特征突出体现于法庭诉讼活动。检察官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包括在庭上采取公诉权范围内的各种诉讼行为，都只能是一种个体性操作，其他人想帮忙也帮不上。其三，由于直接性和亲历性以及个体操作特性，检察官行使其职权应当独立，有权抵制不法干涉。（2）、应围绕公诉活动设立职能机构。捕诉分立的机构设置根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检察院组织法》，在当时权力缺乏外部制约的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权力是不可能通过内部监督实现公正运行的，在控辩对等的诉讼模式下，继续保留这种设置弊大于利，理应遵循公诉活动规律，在现阶段批捕权归于检察院的前提下，用主诉检察官制度加以替代。（3）、主诉检察官制度，是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实施关键是“还权于检察官”。由于捕诉分设、三级办案的司法体制具有“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特点，因而与司法的一般规律不符，同时也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在目前迫切要求加强公诉职能的形势下，这种办案制度已显得不适应。对此进行改革，就要求使检察官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案件承办人员成为有职有权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如果使检察官完全成为听命于上司指令而没有独立权限因而在业务活动中谨小慎微的公务员，就违背了司法活动的规律。

三、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具体措施

通过对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刑检部门的改革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走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必由之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应围绕深化主诉检察官制度这一主题展开。

1、确立主诉检察官的基本办案模式是转变执法理念的出发点

按照刑检部门的职责要求，应建立主诉检察官办案小组，分为主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检察书记官，由此建立刑事检控制度，设置一种以庭审公诉为中心，以起诉制约侦查的合理系统，从而理顺侦诉关系，使之在庭审中与辩护对等。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具有不同的分工：主诉检察官主要面对法庭，在庭审中形成与辩方的强有力对抗，检察事务官主要面对侦查，对侦查起到强有力的制约。近期，主诉检察官在程序方面享有下列权力：调查取证权、追回补充侦查权、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权、建议延期审理权、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权、起诉权、追加起诉权、追诉漏犯权等，远期应当拥有：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权、补充侦查中的搜查、财产查封、扣押权、终止审查案件权、不起诉权、撤回起诉权、变更起诉权等。在实体方面的权力近期主要为：增加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对公安机关或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口头纠正权、对庭审中影响实体的违法现象口头纠正权。远期上应有：减少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撤回起诉权、向有关单位依法发出书面纠正违法权等。检察事务官接受主诉检察官的领导，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着以下职责：1、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审查批捕权。2、动态地监督批捕后的侦查取证工作，掌握捕后侦查案件的诉讼证据材料。3、接受主诉检察官的指派具体处理办案过程中的有关事项，负责提讯犯罪嫌疑人，阅读预审卷宗并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审结报告以及处理其它与审查起诉有关的辅助性工作。检察书记官在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的具体要求下，做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全部记录工作和有关事务性工作。包括做好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笔录和出庭笔录及各种工作记录，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卷宗及时整理归档，做好介入侦查工作的各种文字记录等。

2、理顺检警关系是转变执法理念的重要环节

为保证主诉检察官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在对抗制的庭审中取得成功，必须赋予主诉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引导、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应予改进：一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知悉权，要规定公安机关一经受理案件就须向刑检部门报送材料备案，无论是立案与否、提请逮捕与否、移送起诉与否、都应书面通知；二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参与权，即规定刑检部门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三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证据的审查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和方法进行审查，可以制止公安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可以拒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四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调卷、阅卷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调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以审查侦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五是明确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建议意见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侦查手段、收集和固定证据方式提出建议和意见，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六是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处于刑检部门的辅助地位，规定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是为刑检部门公诉做准备，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要求公安机关收集或固定新的证据，必要时，还可要求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和控辩双方的质证；七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处分权，即对执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径收集证据的刑事警察，可以提出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同时，要赋予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的法律强制力。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后，必须限期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形成一种公安机关、刑检部门联合、协作，以刑检部门为主导地位的办案机制和检警关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规范主诉检察官选任考评制度是转变执法理念的保障

批捕权范文篇6

1.拘传。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拘传与传唤之间不同的适用对象和条件，因此修正案应明确拘传仅适用于经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拒不到案的，或者根据案情应当直接进行拘传的。明确规定每次拘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两次拘传的间隔时间应当在12小时以上。

2.取消监视居住，完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本来是一种不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轻微强制措施，一般应在被监视人家中执行，但由于现代社会迅速发展，人员生活基本范围的扩大以及通讯技术的发达，对于在家中进行监视，控制其与外界的联系几乎没有可能。

论文百事通而且，在大中城市，在大量的外来人员中适用监视居住显然不太现实。而且，原规定的“指定居所”含义过于模糊，又极易演变为变相羁押。衡量利弊，不如取消监视居住，转而加强取保候审。要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可以借鉴国外的保释制度。建议修正案中规定：除严重暴力犯罪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在取保候审期间有可能犯罪的，有可能干扰证人出庭作证或严重影响诉讼程序进行的，不能按时到庭受审的情况以外，犯罪嫌疑人都有权取保候审。并规定保证金的上下限及缴纳方法。

3.拘留时限。拘留是一种未经司法审查程序而由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现行羁押的较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因而不应对被拘留人长期羁押。因此，笔者认为在刑诉法再修改中应取消“延长至30日”的规定，或者“延长至30日”须经检察机关批准。

4.逮捕制度。现行逮捕制度本身完全包含了整个羁押制度，从加强人权保障出发，应引进国外通行的“人身保护令”制度或逮捕后的羁押复查制度。逮捕后的司法审查，不涉及批捕权变动的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批捕权仍可归检察机关掌管。在此，笔者不赞同事先的批捕也一律须经法官审查，由法官掌握批捕权、签发逮捕令的做法，而只是主张在逮捕羁押后增加一道事后司法审查的补救措施，以避免体制上的伤筋动骨，使改革较为稳妥而有效。在侦查阶段全面推行司法审查制，实行逮捕权转移，恐怕不合国情，难以奏效。

增设逮捕后的复查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一是经司法复查，发现确属错捕而予以及时释放，可以避免和减少对错捕者实行国家赔偿的财政支出；二是错捕者恢复人身自由后能正常参加工作、劳动；三是经司法复查提前结束违法羁押或不适当的羁押，可减轻国家看守机关的成本和负担。

羁押复查制度如果能在实践中真正运作起来，实际投入成本也不会很大。因为羁押复查不像事先的审查批捕那样是每一个逮捕案件中都必须经历的程序，而仅是适用于逮捕之后被羁押人提出申诉的案件，具有事后的被动性和补救性。羁押复查的适用率取决于被羁押人的申诉率。而申诉率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事先批捕工作的质量高低。只要我们严格把好审查批捕一关，并严格遵守羁押期限，就能控制住申诉率。

二、强化侦查程序中的辩护权

我国刑事诉讼中有关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的保障，无论是在立法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集中于审判阶段，在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阶段，有关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规定有明显不足。因此，在刑诉法再修改时，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辩护权：

1.实行有限制的沉默权。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权利，这也是平衡刑事诉讼中的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维护程序公正的需要，有利于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是，考虑到我国的司法现状和具体国情，完全适用沉默权，对于打击犯罪又有着不利的一面。因此，笔者主张实行有限制的沉默权，就是说不再于刑诉法内强调“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就等于赋予犯罪嫌疑人有陈述的自由，既可以如实回答，也可以拒绝回答。对沉默权的限制应根据案件情况有所区别，不枉不纵。具体而言，应处理好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与沉默权制度的关系。沉默权制度本身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是不矛盾的，二者的关系并非不可协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宝贵经验，应当坚持。如果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应当在量刑中予以适当从轻或减轻。相反，犯罪嫌疑人单纯保持沉默，不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则不能获得从宽处理，但也不能因沉默而从重处罚，只有那些实施抵赖狡辩、编造事实、推卸责任、干扰侦查等行为的，才应视为有抗拒情节，予以从重处罚。公务员之家

2.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由于我国强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获取口供常常是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加之侦查的封闭性，刑讯逼供现象也就屡禁不止。另外，没有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面对强大的侦查机关讯问时，常有较大的心理压力，不利于客观事实的发现。因此，修改刑诉法时，应当将“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可以到场”作明确规定。这样既有利于增加侦查的透明度，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又可以减少追诉方与被追诉方力量的悬殊差距，促进客观事实的发现。

批捕权范文篇7

关键词：公诉机关公安机关自侦机关引导取证介入模式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今年最高检察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各级检察院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前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当然，公诉引导取证制度是刑事诉讼法理论中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其建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有待论证。本文就建立以及完善检察引导取证机制的必要性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与方家。

一、公诉引导取证制度的涵义

公诉引导取证，细言之就是检察机关引导侦查取证，是指检察机关为了提高刑事案件的公诉质量，及时、全面、合法地获取指控犯罪所必需的证据，而采取规定的诉讼手段，加强与侦查机关（包括公安机关和自侦部门）的配合，引导侦查机关准确、全面地收集和保全指控犯罪所需的证据，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从而确保公诉活动的顺利进行。

公诉引导取证符合刑事诉讼任务的要求，是由刑事诉讼的任务、目的决定的。①任务的相同性，促使公安、检察机关必须着力于配合。刑事诉讼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法律。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共同担负着这一任务，只是由于各自的职责不同，处于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公安机关以发现、收集、固定证据为主，检察机关以审查、鉴别、运用证据为主，查明案件事实，就是要查明犯罪的动机、手段、过程、后果等一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所有这些，都必须要有相应的证据来展现。证据是诉讼的核心，定罪的关键。正确适用法律是为了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提起公诉，以利法庭适度量刑。②侦查权与公诉权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追诉犯罪。侦查权的行使，是从查清犯罪事实和查找犯罪嫌疑人的角度，为追诉犯罪提供事实依据。而公诉权的行使，是从指控犯罪、追诉犯罪的角度，运用证据，促使追诉犯罪的实施，保证检控成功。因此，公安、检察机关必须在诉讼证据的收集上加强配合，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完成追诉犯罪的任务。公诉引导侦查正是公安、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的切入点。

1、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取证

引导侦查取证，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通过对捕前、捕中、捕后三个环节上侦查活动的引导，为案件的起诉做好准备，真正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从侦到诉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助于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改变实践中出现的侦、控、审三方在证据认识上的不协调，检察机关夹在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局面。通过“引导”而不是“指挥”侦查，既借鉴了国外检警一体化的长处，又不是越权代办，包揽一切，保证了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依法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能够切实防止片面追诉犯罪，轻视保障人权现象的发生。

2、对自侦机关的引导取证

建立公诉引导取证机制是今年高检院提出的三大公诉改革之一，但是，许多检察机关在试行公诉引导侦查时，对公诉引导侦查的范围作了狭隘的理解，只注重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的引导取证工作，而忽视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忽视了对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的引导工作，从而影响了自侦案件的质量，一定程度上削弱的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力度。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自侦机关尽管处于同一个级别层面上，但公诉机关对自侦机关的引导取证也必不可少，也要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与联系，才能更好的打击犯罪。

二、现行侦诉分离制度存在的缺陷

从司法实践看，在没有提出检察引导侦查取证这个司法理念之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的是提前介入，这种提前介入活动一般是由批捕部门承担为主，起诉部门参与提前介入。

根据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受侦诉阶段明确划分的影响，侦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破案和结案，忽略了侦查工作对指控犯罪的作用；公诉工作就是法庭上指控犯罪，忽略了如何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证据来指控犯罪。因此，这种“提前介入”的方式仍然没有将公诉机关与侦查机关两方面的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这样的制度存在明显的缺陷：

（一）难以适应指控犯罪的需要

侦查作为审查起诉前的一个独立阶段，远离法庭审判活动，侦查人员虽拥有侦查权，承担收集固定证据的责任，却不直接承担因证据不合要求而造成败诉的风险和后果，这种权利和责任的错位，必然造成侦查人员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破案和抓获犯罪嫌疑人上，而对破案后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犯罪证据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

（二）难以适应诉讼活动动态的需要。

由于侦查机关远离法庭，对审判活动缺乏切身体会，尤其是对控辩双方质证的过程缺乏直观、深入的了解，致使侦查人员对法官最终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规格、标准等缺乏足够的了解。

（三）难以适应二审、再审的需要。

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同一本案卷，同一个事实，一审的检察人员阅卷、查证、研究相关法律批捕后，到起诉环节，二审的检察人员还要再次重复同样的工作，同样的材料在批捕环节复印了到起诉环节还要再印，同样的证人在批捕环节问了后，到起诉环节还要再问…，这一系列的重复劳动贻误了诉讼时间和战机，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极大浪费。

笔者认为，满足于对侦诉分离制度的修修补补，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高检院提出的公诉引导侦查方案，一方面吸收了检警分立模式的优点，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保持一定的距离，两机关分工负责，相互独立，这有利于发挥侦查机关的优势和积极性，又有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参与侦查活动，引导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防止证据的毁灭。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检警结合模式的优点，注重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和控制，强调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尤其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予以监督，有利于防止侦查权的滥用。所以，公诉引导侦查是适应了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应当设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从制度上完善侦查与公诉的协调工作。

三、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理论与法律基础

1、国外刑事诉讼的经验与做法

西方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律程序在运作过程中会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为了提高司法活动的经济效益，应当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经济资源的耗费作为对法律程序进行评价的一项基本价值标准，并在具体的司法活动中实现这一目标。而公诉引导取证制度就是节约司法资源，追求司法资源效益最大化的一项制度。

纵观国外的司法和刑事诉讼制度，一般来说，各国的检察机关都有侦查权，只是程度不同。如日本和英国对于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做法。重要的侦查取证，主诉检察官应当直接参与。③在对某些复杂、争议大、大的案件准备庭审时，主诉检察官也需要主持或参与某些调查、询问，以熟悉案情和证人，防止庭上意外情况的发生。

我们认为，日本、英国的做法尽管不一定完全适合的国情，但可以汲取他们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在现有规定的范围内，拓展工作思路，改进工作。

2、法律基础

（1）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实际上，这就确定了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的决定权，这项权力是“侦查指挥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材料。这里的“可以”实际上是赋予检察院享有可以引导取证的权力，也可以说是一项法定的权力。

（3）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寰宇中。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

（4）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厅、审查起诉厅与公安耶刑事侦查局联合发出《关于公安机关侦查部门、检察机关批南部门、起诉部门加强工作联系的通知》一文，主要就检察机关的批捕、起诉部门提前介入案件的侦查活动问题作出规定。

四、构建引导侦查取证制度的

1、模式。在现有的捕诉分离的检察体制下，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应实行“公诉为主，批捕为辅”的模式。“公诉为主，批捕为辅”，是指引导案件的侦查，主张让公诉部门负责案件的侦查引导活动，由批捕部门予以配合、协助。这样一来，就改变了以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以批捕为主的传统习惯。

2、引导侦查的案件范围与内容

针对我国的司法资源紧缺的现状，并非所有的案件侦查活动都需要检察引导。否则难以发挥司法资源的集中优势，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笔者认为，下列案件适用检察引导侦查：（1）杀人、重大恶性抢劫、绑架、强奸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公司、人员的重大犯罪案件；（3）重大涉税犯罪案件；（4）有关恐怖组织、黑性质的组织犯罪案件；（5）外国人犯罪案件；（6）在社会上有较大影晌的案件；（7）对定性处理公检双方认识有分歧、性质难以确定的案件。（8）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引导侦查取证的其他犯罪案件。

在引导的内容上也应有所侧重。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在于“取证”，而不是所有侦查活动。侦查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所采取的强制措施。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专门调查工作中的收集证据工作。公诉人员的优势在于其对证据标准的把握以及审查和运用证据的能力。而侦查人员的优势是侦查谋略、侦查技术和技能。因此，引导侦查取证的重点是按照公诉的要求引导侦查人员收集和保全证据，这是引导侦查的第一要务。其次才是帮助自侦部门确定侦查方向、监督其侦查活动的合法性。

3、引导侦查取证的介入时间

引导侦查取证的目的是为了出庭公诉工作的顺利完成，因此我们认为，引导侦查工作应当在案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部门进行侦查时，到提起公诉前为止。

4、引导侦查取证的介入方式

公诉引导自侦案件的侦查，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提前介入，即适时介入侦查活动，二是退回补充侦查，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提前介入。提前介入侦查的任务主要有三：一是通过提前了解案情，熟悉证据，为审查起诉作好准备；二是通过参与现场勘验，共同讨论案件，对侦查机关提出继续侦查和取证的建议；三是依法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及时纠正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而退回补充侦查的任务则主要是提出补充侦查提纲，监督自侦部门及时调查落实。介入方式的正确与否，关系到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的协调关系，因此形式应当灵活多样。

5、引导侦查取证的效果要求

（1）初步证据原则

就是引导侦查机关获取初步的证据，或者说是主要的证据，那么检察机关的引导任务就结束。

（2）针对取证原则

对于某一类案件的证据要求，或者说诉讼要求，检察机关是最清楚的，那么对哪些事实要取证，哪些事实不需要取证，检察机关有针对性的引导侦查机关进行取证。

（3）完全证据原则

这是要求相对较高的原则，就是从侦查开始到起诉，每一事实的取证都有检察机关加以引导。在目前的实践阶段苛求一步到位似乎存在一定困难，在操作上具有更大的难度。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应当适用针对性取证原则，即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可以降低侦查的盲目性，提高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

6、引导工作应坚持的原则。

在现阶段适时引导工作中应当坚持如下原则：（1）履行监督原则。无论何种形式的引导，立足点都应放在监督上；（2）依法引导原则。这种引导是法律意义上的引导，而不是随意引导或任意引导；（3）各司其职原则。充分尊重公安机关的法律地位及依法享有的侦查权、报捕权和复议复核权，做到分工负责，互不干涉；（4）严格程序原则。适时引导必须符合程序，形成规范；（5）互相配合原则。公检双方应加强联系、沟通和协调，积极解决引导中出现的问题，以形成打击合力。

五、结束语

引导侦查取证，保证侦查活动的依法进行，通过对捕前、捕中、捕后三个环节上侦查活动的引导，为案件的起诉做好准备，真正发挥侦查监督部门对案件从侦到诉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有助于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改变实践中出现的侦、控、审三方在证据认识上的不协调，检察机关夹在中间处于两难境地的局面。④通过“引导”而不是“指挥”侦查，既借鉴了国外检警一体化的长处，又不是越权代办，包揽一切，保证了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同时在引导侦查过程中，依法对侦查活动实施监督，能够切实防止片面追诉犯罪，轻视保障人权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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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英辉刑事审判前程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版。

批捕权范文篇8

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汇报

市院侦监工作会议结束后，我们立即召开了由侦监科全体干警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传达了市院某副检察长、某处长的讲话精神，并将全年的工作任务进行了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明确工作时限与责任，在传达落实的同时，我科重点加大了刑事立案监督的工作力度，目前，对3件立案监督线索进行了调查，并已成熟。在此基础上，我院主管检察长与侦监科一道，对今年的工作思路及措施又进行了具体谋划，并向党组进行了专题汇报，得到了党组的肯定，具体如下：

一、确保办案质量，开展好办案质量年活动。

1、为提高批捕质量，保证诉讼的正常进行，慎用不捕措施，对未年人犯罪，初犯、偶犯等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要逐渐从司法实践中摸索经验，对有无逮捕必要进行探索，并制定出相应的标准。

2、搞好自查，以此提高质量，要对2003年至2004年度审查逮捕案件进行全面复查，并通过复查，找出办案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整改措施，以期自我完善。

3、对批捕案件的办案流程进行规范，强化基础性工作，并建立以主管检察长为核心的监督制约机制，尤其是对案件的受理、文书的制作，内部的审批等全程监督，以督促办案质量的提高，同时，要在侦监部门开展“案卷评比”及“审查逮捕意见书”评比活动，对案卷较好文书制作较好的要给予通报表彰。

二、采取多种举措，加大刑事立案监督力度

1、狠抓线索的收集。（1）要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将宣传工作贯穿于刑事立案监督始终，以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2）主动摸排，今年，要对城区四个派出所2004年受案登记情况进行逐案检查，从中发现应立不立，和以罚代刑问题。（3）注重在日常审查批捕工作中发现线索。通过提讯犯罪嫌疑人，将发现立案监督线索做为侧重点，鼓励在押犯检举揭发。

2、明确责任，实行目标责任制。侦监科干警至少在8月底前办理1件刑事立案监督线索，主管检察长、侦监科长要带头办案，即全年要至少办理7件以上，要将此责任制纳入年底对每位干警的实绩考评之中，完不成的要一票否决。

3、强化监督。（1）要规范刑事立案监督程序，规范文书制作。（2）实行跟踪监督，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不能一立了之。要督促公安机关快速侦查，及时提请批捕，及时移送起诉。在这方面，要实行谁办案谁跟踪，谁负责。（3）强化协调，对移送起诉的案件，要及时协调公诉部门与法院，以期做到快诉快判，提高判决率。

4、努力提高案件质量和影响力，把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作为监督重点，并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开展一次打击假冒药品立案监督专项行动，以突出区域特色，服务第一要务。

5、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相衔接机制。4月底前，要参照某院的做法，对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相衔接机制加以完善，使之更具操作性，并以市人大或市委的名义制发规范性文件，使此机制成为我院今后进行刑事立案监督的新平台。小陈老师工作室原创

三、努力创新，使侦监活动监督工作有新的发展

1、完善机制，在5月中旬前，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与公诉、公安机关（含本院自侦部门）联合台出《侦查活动监督办法》，建立侦捕诉联动机制，以使侦监活动步入规范化轨道。

2、开展专项监督活动，要结合对2003年至2004年批捕案件的自查，对侦而不结，结而不诉等类案件进行个案监督，对重大案件，侦监科要挂帐督办，切实防止案件的流失。

3、强化日常监督，要结合审查逮捕，注意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问题，对严重违法的，要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

批捕权范文篇9

现在代表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的政协委员、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提出意见。

工作回顾

年，院在旗委和上级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旗人大的有效监督下，坚持“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紧紧围绕前旗经济发展大局，以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主线，以争创全区先进检察院为目标，立足检察职能，着重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力度，着重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努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着重拓宽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民生的方式方法，着重提高检察队伍的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各项检察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一、认真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放在首位，正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依法打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化解社会矛盾。

依法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与公安、法院两部门密切配合，协同动作，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财犯罪，积极参加社会治安集中整治活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全年共受理各类提请逮捕案件71件102人，审查后批准逮捕69件98人，不批捕2件2人；受理移送起诉案件134件170人，经审查依法向前旗法院提起公诉108件134人，移送检察分院起诉7件21人，不起诉6件7人。批捕案件准确率、提起公诉案件有罪判决率、案件法定时限结案率均达到了100%。

对轻微犯罪落实依法从宽政策。坚持当严则严、该宽则宽，既有力打击犯罪，又减少社会对抗。积极探索建立批捕、起诉环节刑事和解工作机制，依法决定不批捕或不起诉，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年对1起故意伤害案件启动了不批捕案件刑事和解程序，在案件当事人当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了民事赔偿金之后，作出了不批捕决定。案后，案件当事人还专门送来了锦旗表达谢意。在公诉环节共对47起轻微刑事案件，促使加害人与被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对已促使双方达成和解但应当起诉的35起案件向法院提起公诉，建议法院从轻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法院均采纳了院的量刑建议。

重视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贯穿于执法办案全过程。建立执法办案风险评估机制，对执法中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加强分析，及时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推行不批捕、不起诉案件释法说理工作制度，做好息诉工作。年院对不批捕案件召开了说理答疑听证会，得到了侦查机关、人民监督员和案件当事人的普遍认同。

二、深入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积极促进反腐倡廉建设

依法严肃查办职务犯罪。建立和推行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适时开展查办职务犯罪百日会战。切实加强对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领导。全年共受理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8件8人，初查后全部立案，其中大案1件1人，要案1件1人。截至目前已侦查终结的7件7人全部移送审查起诉，其中3件3人法院已作出有罪判决。反渎局共初查渎职侵权案件4件5人，立案2件2人，已结案并移送审查起诉。

努力提高侦查水平和办案质量。加强举报线索管理，注重做好举报人权益保护工作。严格规范侦查活动，加强办案监督管理，落实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制度。年院完成了标准化办案工作区建设，建立了严格的工作和使用制度，年内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有罪判决率达到了100%。

更加注重职务犯罪预防。结合办案强化犯罪分析、预防建议和预防咨询工作，在重大建设项目中推广开展职务犯罪预防。适时深入农村牧区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宣传工作，制作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以案说法等形式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警示教育。年结合办案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17份，开展专项职务犯罪预防宣传3次。

三、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加强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受理立案监督案件2件6人，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1件2人；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销案件1件4人。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现场勘查18件次，参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讨论会20件次。追捕1人、追诉4人。对不符合逮捕、起诉条件的，决定不批捕2人、不起诉7人。

加强审判监督。认真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实施意见，对关乎民生、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重大疑难案件，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积极推行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量刑建议的采纳率。共派员出席一审法庭90件次；对起诉到前旗法院的公诉案件均提出了量刑建议，采纳率达到了100%；检察长列席审委会3件次。在民事行政审判监督工作中，树立息诉和抗诉并重的工作理念，努力化解消极因素、促进社会和谐。全年共立案审查对法院民事判决裁定不服的申诉案件10件，其中建议提请抗诉1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6件，终止审查3件，对认为裁判正确的1起案件，认真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现场监督法院执行活动13件次。

加强对看守所监管活动的监督。积极推进驻所检察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认真开展清查事故隐患、促进安全监管专项活动。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同步监督机制。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防止发生脱管、漏管问题。

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落实首办责任制，以深化文明接待室创建工作为载体，认真处理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积极采取措施妥善解决问题。建立矛盾纠纷应急预警机制和排查调处机制，努力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四、坚持执法为民，扎实做好保障民生、服务群众工作

坚决惩治损害民生的犯罪。重视打击和查办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资金管理和使用等民生领域的犯罪。共立案查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5人，其中大案1人。年查办了两起发生在民政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社会反响良好。

加强对特殊群体的司法保护。进一步深化院青少年维权岗工作。推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品行调查、跟踪帮教等制度。在坚持设立维权热线、开通网络QQ、开设法制课的同时，在旗教育园区创建了驻教育园区青少年维权基地，设立了专门的法律维权办公室，每周五下午派驻检察干警现场办公，为青少年提供经常性、面对面的法律宣教服务。年内挤出资金和力量创办了《青少年维权》报，每月一期，免费发放给全旗的中小学生。建立和推行保护青少年安全预警机制。针对危害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潜在性因素及时向旗委和有关部门提出安全防范建议和措施，推动建立和完善相应的防控机制。年院青少年维权岗到学校讲授法制专题课3次，受教育师生达5000余人。青少年维权基地创建以来，接待法律咨询千余人次。已编辑印刷《青少年维权》报6期，受到了学校师生的普遍欢迎。

以检察服务站为依托大力开展民生检察。继续深化检察服务站工作。年院设立的5个检察服务站均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其中额尔格图镇检察室有了独立的办公场所。为加强服务站的规范化建设，院专门派出考察组赴赤峰市喀喇沁旗检察院、通辽市奈曼旗检察院进行了现场观摩学习。年院5个检察服务站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46件，收集自侦案件线索3件，协助初查3件，开展专项法律宣传5次，开展预防教育2次，接待法律咨询1040次，参与社区矫正29件，调处社会矛盾纠纷19件，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10次。

五、强化检察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深入开展“恪守检察职业道德，促进公正廉洁执法”主题实践活动。立足自身实际，创新活动载体，突出实践特色，推动实践活动取得实效。七一前夕，组织全院干警到巴拉格歹兴安村红色党支部开展了检察官宣誓和重温入党誓词活动，进一步增强干警的职业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开展向张章宝等全国模范检察官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激励作用。采取以考代训的形式，组织全院干警进行检察职业道德基本知识考试，不断深化学习教育效果。

始终把创建学习型检察院、争当智慧型检察官活动摆在重要位置。采取购置图书、增加培训机会、外出参观考察、组织参加岗位技能竞赛和优秀业务人才选拔、建立奖励机制等多种形式，创造学习条件，搭建教育平台，引导干警形成崇尚学习、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年组织干警到云南省西山区检察院、厦门市湖里区检察院、海南省澄迈县检察院、白城洮北区检察院、扎兰屯市检察院进行了参观考察。先后派出105名干警到全国各地参加了各级各类培训班。在首届“十佳公诉人”暨第六次全区优秀公诉人评选活动中，院1名干警获得了“全区优秀公诉人”的称号。在第二届全区侦查监督十佳检察官暨侦查监督优秀检察官评选活动中院1名干警获得了“全区侦查监督优秀检察官”称号。院控告申诉科1名女干警作为妇代会代表赴参加了第10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全区第五届业务技能竞赛中院有3名干警代表检察系统赴检察院参加竞赛，1名干警获得了个人单项业务排名第4的好成绩。年院有7个先进集体、9名先进个人先后被区、盟两级检察院予以表彰和奖励。浓厚的学习风气也极大地推动了检察宣传和调研工作的深入开展。全年院在各级新闻媒体上发表稿件326篇，其中在部级媒体上发表稿件8篇，在级媒体上发表稿件68篇，在盟级媒体上发表稿件59篇，在旗级媒体上发表稿件191篇。

更加重视自身反腐倡廉建设。坚持从严治检，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责任分解、考核和追究，努力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深化检务公开，健全办案公开机制，强化人民群众对检察机关执法办案的监督。

批捕权范文篇10

根据这次会议的安排，现就xx县人民检察院二00二年执法检查工作情况汇报如下，请审议。

二00二年我院的执法检查工作，按照上级检察机关和县人大常委会的安排部署，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开展权力观教育和执法作风大检查及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全面落实检察机关“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着力增强法律监督意识，促进检察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作风和党风廉政建设，为推进依法治县进程，加快全县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从九月份至十月份，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地对去年10月份以来所办理的各类案件从质量、办案程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检查，并对2000年以来所办理的有问题的案件进行了回访复查。

一、今年执法工作的基本内容

1、严打工作。积极投身“严打”整治斗争，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继续把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作为检察机关的首要任务，对进入检察环节的案件认真进行清理摸排；进一步调整充实办案力量，落实办案责任制，强化引导侦查取证，对重大案件，适时介入侦查，加强与公安、法院的协调配合，形成强大的打击合力。在确保办案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办案进度和办案节奏，提高工作效率，防止在检察环节出现梗阻。突出打击“三类”重点犯罪案件，抓紧重大案件特别是上级院督办案件的办理，全力以赴，扎实工作，为实现两年为期的严打整治目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1--10月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35件52人，经审查批准逮捕31件46人，不批准逮捕4件6人。受理本院自侦部门移送审查逮`捕1件1人，经审查作了不逮捕决定。提前介入重特大案件12件（次）。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各类刑事案件64件87人，本院自侦部门2件2人。经审查起诉法院59件71人，正在办理的7件18人，法院已开庭审理44件53人，均作了有罪判决。

2、自侦工作。加大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的力度，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加强组织领导，落实检察长办案责任制。广辟案源，积极初查，反贪局实行包案制，打破科室界线全院统筹安排协调办案力量；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和程序意识，以证据为核心来开展侦查工作，提高侦查水平和破案能力。把营造发展环境与集中精力查办有影响、反映强烈的案件紧密结合起来，公正执法，文明办案，以查办案件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1--10月份共受理贪污贿赂案件线索9件，经初查不予立案6件，立案侦查3件。依法立案查处了城建局会计史X、滨河集团公司青海省格尔木市销售市场部经理张x和民联乡卫生院会计邵xx贪污案。

3、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在积极查办案件的同时，认真落实县委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精神，全面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各业务科室联系金融、水务、农林、税务等8个行业及13个乡镇的预防工作；督促协调各单位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和区域网络组织45个，制定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制度54项；对投资150万元的大河林场天然保护区封山育林专项工程、县畜牧局实施的天然草原恢复与建设项目工程和洪水河益民东干渠第三期续建工程进行检查，开展同步预防；结合查办的案件在医药公司上法制课，警示教育职工，层层签订执法目标责任书；对林业局及所属“两场一圃四站一队”等8个单位的退耕还林项目、投资、工程建设、验收等方面实行同步预防，签订《工程建设及廉政责任状》21份；参与瓦房城和双树寺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招标前期大型活动4次，与中标单位分别签订《工程廉洁文明施工协议》16份；在县公安局看守所和县委党校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和法制教育基地。组织工商局中层领导干部20多人到民乐县看守所接受了警示教育；针对各行各业特点分别在农行、信用联社、酒精厂、丰乐中学等地举办法制课、座谈会13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开展的预防工作，在张掖日报、绿色时报、甘肃日报、检察日报等报刊对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予以宣传报道。9月11日，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广播电台等单位组成“中央新闻记者西部预防记行”采访团到我县采访退耕还林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并在各大媒体上进行了宣传报道。

4、诉讼监督工作。加强诉讼监督，推动公正执法。开展立案监督专项行动，发现和依法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问题。批捕科同志分赴洪水、永固等7个派出所和两个律师事务所座谈，摸排立案监督线索，办理立案监督案件1件。进一步加强对公安机关立案后的跟踪监督，主动了解案件侦查进展情况，防止立而不侦、久侦不结。针对质量专项检查中发现的在审查证据、适用法律、办案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提出规范执法的措施，促进办案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对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等问题，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依法提出抗诉1件1人。民行监督工作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获取案源，协调沟通，消除办案阻力。在办案同时，做好息诉工作。1--10月共受理民事（经济）、行政申诉案件6件，立案审查4件，提请分院抗诉4件，发回重审2件，息诉2件。监所检察检察部门，加强对在押人员情况的动态监督，防止和减少超期羁押、违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违法现象的发生，预防了监管干警职务犯罪。控申举报工作充分发挥对内监督制约和对外联系群众的作用，大力开展文明接待室活动，着力解决群众告状难、申诉难、纠正难的问题。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交办案件。1--10月共受理来信来访31件（次），其中来信28件，来访3件（次）。立案复查刑事申诉案件1件，办理人大交办转办案件2件，现已办结，并向人大信访室作了汇报。认真听取和高度重视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批评、意见及建议，及时查办督办。

5、执法教育宣传工作。结合执法检查，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执法观。结合开展权力观教育和执法作风大检查及营造发展环境年活动，下发征求意见表70多份，广泛征求对班子和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进行集中整改。针对营造活动第一阶段民主测评名次靠后及反馈的意见建议，以民主测评为鞭策，认真查摆梳理存在的问题，专题研究部署整改工作，从自身执法工作及队伍方面寻找差距。在全院推行首问、首办责任制，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软硬环境建设，节日开展扶贫和法律宣传。对群众有反映的干警进行诫勉谈话。围绕政治思想建设、领导作风建设、职业道德建设、纪律作风建设、业务素质建设五方面，抓好学习、教育、培训、监督、检查、考核六项具体工作，扎扎实实抓整改措施的落实，巩固教育整顿成果，班子、队伍建设和争创工作有了新的提高。

二、执法检查的方法及重点

1、加强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九月份，结合人大及上级院执法检查要求，召开院党组会专题研究执法检查工作，对执法检查工作作了详细安排，确定了执法检查的范围、重点、方法和步骤，提出了具体要求，成立了主管副检察长为组长的执法检查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加强领导，把执法检查工作每个阶段的安排落到实处。第一阶段从9月1日至9月25日为学习动员、自查自纠阶段。在集中学习上级院执法检查安排及刑法、刑诉法等法律法规，提高认识明确执法检查工作的目的、要求和重点的基础上，各业务科室将所办案件集中整理装订，造册登记，逐案自查、填表。第二阶段从9月26日至10月25日为案件互查和评查阶段，分两大组从各科室抽调业务骨干，对自查的全部案件分工互查。批捕、起诉部门人员检查自侦、民行、控申案件，其他业务科室人员检查批捕、起诉案件，逐案填写执法检查表，执法小组成员进行抽查、评查，抽查率达85%以上。并从办案实际出发，对所有案件办理情况进行汇总，查找问题，分析原因，追查责任，及时改正或整改，着力解决执法中的突出问题，增强法律监督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开展执法作风大检查，进行专项清理。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院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全体干警结合各自的思想实际，进行讨论和对照检查，采取自己查、群众提、领导点、互相帮的方法，认真查找本人、本部门在执法作风上有没有耍特权、态度蛮横、作风粗暴、对待群众“冷、硬、横、推”的问题；有没有向案件当事人吃、拿、卡、要的行为；有没有利用检察职权，贪赃枉法、索贿受贿、越权办案、谋取私利和执法犯法、违法办案的问题，以及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到发案单位征求意见，列出专项检查登记表，逐项清理，解决问题。并认真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的办法，付诸改进。重点开展检务公开和承诺公示服务制度检查，对已经公示的工作职责、办事程序、法律依据、服务承诺等制度进行重新审定和公开，方便群众办事，进一步规范干警用权行为。同时从勤、廉、严、实四个方面入手，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作风建设，进一步深化权力观教育效果。批捕、起诉部门从过去办过的案件中找问题，看有无批捕不准，该捕未捕、该诉未诉、该抗未抗的案件，提高工作效率和案件质量，依法公正办案。控申、民行等窗口部门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认真解决老上访户的问题，做好息诉工作，热情为群众服务办实事，架起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在执法检查中，开门检查，广泛接受人大、政协、纪委、公安、法院等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通过走访座谈，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及时研究解决予以答复。并认真完成了省院安排的“严打整治、立案监督、控申积案、超期羁押、案件质量、警车管理”五个专项检查，并向上级院写出了专题报告。十月中旬接受分院执法检查工作组的检查，对我院执法检查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3、突出检点，注重监督实效。今年执法检查围绕上级院要求的六个方面的重点问题，全面进行了自查、互查、评查。尤其对不批捕、不起诉、法院判无罪、提请抗诉、立案监督案件、取保候审、办案纪律、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追究制等作为重点，通过检查不存在错捕、错诉的案件，以及有案不查、有案不立等执法不严的问题。不批捕的5件7人都符合法律规定，定性准确，不存在该捕未捕情况。今年执法检查共自查、互查去年10月份以来各类案件和2000年以来有问题的案件共105件，评查90件，经评查一类案件89件，二类案件1件。

三、执法检查中存在的问题

1、自侦案件办案力度不大，效果不明显，尤其是渎侦案件，没有立案案件。反贪工作初查成案率低，有影响有震动的案件少；

2、检察人员思想素质和执法水平不适应检察工作新形势要求，办案中仍存在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