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范文10篇

莫里森范文篇1

一、内在心理因素

一般认为，作家常常是怀着谋生的目的而进行创作的。莫里森不然。她步入文坛已近40岁。对于为什么会写小说，莫里森曾多次在访谈中提及。1978年，在一次访谈中莫里森谈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我从未打算要当作家。我当时所在的地方没有人能交流，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谈。我想我当时很不愉快。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写作。”(Bakerman,1994:30)1983年，她再次提到了自己创作的原因：“我说过，《最蓝的眼睛》是在我心情沮丧时期过后创作的，但用‘孤独、沮丧、忧郁’之类的词来形容又过于直白。因为它们表现的是一种不同的心境对于其他人来说，表现这种心境最好的词就这几个。这种心境并不全是不愉快，完全是另一种心境。”(Ron,2000:13)1986年在接受访谈时，她对自己创作的动因又这样表白：“我有一种失落感，缺失感。1960-1970年代初期，事物发展太快了虽令人兴奋，但却让我感到缺少点什么。”(Russell,1988:45)这样看来，莫里森的创作动机并不是某种简单的意念，它有着极其复杂的心理因素。1962年莫里森加入了一个写作小组。按要求，写作小组成员每次聚会时必须朗诵自己的作品。在少年习作用完后，她开始从儿时的记忆中寻找新的写作思路。她想起小学时一位同学告诉她希望自己长有一双蓝眼睛的故事，于是将它写成了一个故事，这便是她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的雏形。至于是什么促使她在封存多年的儿时回忆中寻找所需要的故事，莫里森的说法有些轻描淡写，但浏览她的一些访谈，我们得知，她写短篇时，心中有一些不安，或许她已觉察到她与丈夫之间出了问题，因为她加入写作小组的目的不是为了成为作家，而是为了结交一些朋友。(Ron,2000:11)或许小女孩向上帝祈求蓝眼睛无法兑现与她自己对婚姻幸福的渴望有着某种相似。当然，莫里森对童年记忆的挖掘不排除是一种情绪记忆的表现。从文学意义上讲，“作家的情绪记忆表现在他能记住自身的喜怒哀乐和情绪体验，特别是遇到相似的境遇，他的情绪体验会反复地重新浮现。”(刘恒,1990:236)这种记忆模式的表现更多地趋向于记忆的情感色彩，注重对记忆进行内在的情感转化。然而，当莫里森再次花时间和精力来写这个孩提时代的故事，并将之扩充为小说时，她应该是受“自内而发”的驱动，是她的“心声”或“情态”的一种表露。她写短篇的时间是1962年，可再次提笔却是1965年。严格地说，从1965至1969年，莫里森一直在写这个故事，此时据最初的故事已过去了好几年，期间她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故。1964年，莫里森结束了六年婚姻生活，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老家洛雷恩镇(Lorain)居住。年末，她调入蓝登书屋出版公司纽约总部，担任教科书的编辑，搬至雪城(Syracuse)。

在雪城两年多的日子里，她没有朋友，也没有参加任何社交活动。唯有三件事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她雇了一个白人保姆；第二，因邻居骂她是“荡妇”，她花了两万美元打官司(起诉、撤诉)；第三，写作。(Ron,2000:16)对于一名36岁的离异的职业女性来说，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都市生活，期间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仅因为邻居的出言不逊，她便要法庭相见，可见其内心受伤的程度。晚上，当孩子们入睡之后，她才进入属于自己的时间，静下心来写作。回顾自己离婚后的生活，莫里森写道：“好像什么都没有剩下，除了我的想象。我没有意志、没有判断、没有观点、没有权力、没有自信、没有自我——只有这种讽刺、忧郁的残酷感受和对词的敬畏。我就像个有着不良习性的人那样地写作。背地里地、情不自禁地、偷偷摸摸地写作。”(Mortiz,1979:265)从莫里森的自述中，可以发现，如果说莫里森之前写故事是一种情绪记忆的话，那么此时的写作应该是在一种“自内而发”的动力驱使下进行的。用她之所以能自发地、情不自禁地进行创作是因为“小说可以帮助人们看到他们正在探索，正在渴望的东西。小说展示了人们的梦想而又超越了人们的梦想，小说为人们的想象打开了新的天地。”(阿米斯,1987:91)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创作，莫里森是通过整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验与社会历史的感受，以黑人女性的独特视角进行写作的。这样一种视角，显然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作为黑人，她能以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的体验去贴近创作，因而她能由内向外，探讨一些白人作家难以涉及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黑人女性，她又能写出被黑人男性作家所忽略的主题或艺术表:现形式。实际上，在莫里森之前，有影响力的黑人男性作家，如，赖特(RichardWright)、埃利森(RalphEllison)、鲍德温(JamesBaldwin)，他们关注的只是充满男性意识的种族冲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均为在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下的黑人男性。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王守仁,2004:19)对此，基尔帕特里克博士曾评述说，“男性作家基本没有或主要为妇女写作，或在选择材料、主题与语言时没有意识到要考虑女性的批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位女作家都在为男人写作，哪怕像维吉尼亚•伍尔夫那样本来为妇女写作的人也是如此。”(Kilpatrick,1998:10)莫里森也因此发出感叹：“没有关于我的书，在我读的文学作品中我根本不存在这个人，这个女人，这个黑人根本没有自我。”(Russell,1988:45)莫里森虽语出惊人，有些夸张，但实属事实。

每一个莫里森的研究者都会发现，她的早期创作与其个人的经历之间形成某种对应性的精神结构。从作家的生活来看，第一部作品《最蓝的眼睛》中故事正好对应莫里森读小学的童年时期，那时的作者恰好和作品中的叙述者年纪相仿。同时，故事展开的时间也基本与她生活跨越的年代一致，特别3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作家精神成长的时期。尽管她的第二部小说《秀拉》并没有直接指向她的生活，但小说的背景还是她熟悉的俄亥俄，探究的主题依然是黑人女性自我的追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她本人正处于发现自我，建构自我的时期不无关系。关于莫里森早期作品中个人生活的影子，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她的艺术积累有关，其深层的原因却在于对内心的苦闷宣泄式的表达。在后期创作中，如《宠儿》、《天堂》、《爱》和《仁慈》莫里森已从对当代黑人文化、生活、情爱的关注转而对黑人历史的发掘，在批判主流文化对黑人的歧视、戕害的同时，她也在反思黑人的历史和黑人自身存在的问题。相对于后期创作，莫里森的早期作品虽在创作的主题和艺术上没有后期作品视野的宽阔、叙事艺术的圆熟以及思想的深广，但都毫无例外地是从她内心深处流出来的音符。所以，无论是她的早期创作，还是她后来的“创作向内转”，我们都可以从她创作的内驱力找到根源。可见，推动莫里森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因对其日后的创作状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同时在题材的选取以及艺术个性的构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那么，莫里森本人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创作呢？“我都喜欢它们（写作、教学和编书），但是没有它（写作）我就无法生活，只有写作。我想，即使所有出版人都消失了，无论如何我都会写作，因为它是我无法克制的冲动。写作，以这种方式思考。”(Taylor-Guthrie,1994:23-24)显而易见，创作在莫里森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是一种思考方式。换言之，诱发莫里森创作动因，除了个人的心理因素外，还有十分重要的外部原因，即那个推动她思考的20世纪60、70年代。

二、外在因素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暴风骤雨般的年代”。这一时期，美国曾爆发过黑人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反文化运动、性解放运动、新左派运动、反主流文化一系列社会抗议活动，其宗旨在于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平等权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改变历史的法律，如民权法案、选举权法、移民法、战争授权法案等。但是，这些运动或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毕竟自由主义民主政府的承诺与社会现实存在很大差距，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新左派运动批判了美国整个制度，在自由主义铁幕上打开了一道难以弥合的缺口，反主流文化运动则冲击了传统的价值观，致使家庭结构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一个幻想破灭、愤怒和恐惧的年代。”(林克,1983:345)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员，尤其是作为黑人、女性，莫里森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时代的变化。虽然，她的青年时代基本上与黑人民权运动同步，她还经历了女权主义运动，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她直接参加这些运动的文字材料，然而，这并不表明莫里森与这些运动就没有联系，她对此没有思考。据苏珊•布雷克(SusanBlake)的研究，莫里森在1974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书评和时事评论多达28篇。(Blake,1984:188-190)莫里森没有卷入这些运动的原因，或许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刚刚出世，需要照顾。事实上，莫里森对取消种族隔离和女权主义运动有着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她充分认识到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服务于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她也看到了取消隔离对于黑人意味着什么，即黑人不会再有好的学校、好的教育，因为仅仅将黑人和白人混合在一起是解决不了黑人问题的。(Lester,1988:51)她意识到，“当每扇参与白人社会的大门都敞开时，则意味着另一扇通向黑人文化之门面临闭合的危险。”(Russell,1988:45)应该说，莫里森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反映了她对黑人文化身份的自觉思考，以及她对此的重视态度。

60年代后期，黑人民权运动开始从非暴力斗争走向黑人权利运动(BlackPowerMovement)，提出了“黑色即美”的政治口号，莫里森这样评论道：“即使最美好的事物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即使就这一运动的收获和目标而论，它的结果是完美的，可是，没有人察觉到，没有人告诉我，它过于容易。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口号：‘黑色即美’。在这个国家中，当一个黑人小女孩并不那么容易。”(Taylor-Guthrie,1994:199)莫里森认为，在审美标准中，采用“黑色”置换“白色”，这种做法过于简单，无法抵抗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话语，同时也在无意中重复了白人文化价值观与审美取向。莫里森阐述了其理由：“年轻人喜欢这个口号——美，人体美，对他们很重要(正如在学校“受欢迎”对他们很重要一样)。毕竟，他们在玛里琳，美国小姐以及法国小姐的影响下长大。年纪大的人也喜欢这个口号，因为它仿佛把他们从令人烦躁的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但是总体而言，白人喜欢这个口号，因为终于有人大声说出他们一直努力隐藏的问题：这证明他们对非白人有无可抗拒的魅力。”(Morrison,1974:88)显然，莫里森对这一影响巨大的政治口号提出了质疑。当然，这一口号的提出有助于黑人的自我肯定，增强民族的自豪感，在黑人中间建立起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如果黑人追随白人的价值，他们显然却没有出路的。可以说，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是对黑人权利运动的反思与回应。她通过一个黑人小女孩渴求只有白人才可能拥有的蓝眼睛的荒唐行为反映了“身体美”这一充满了种族歧视含义的观念对黑人的贻害无穷，同时还强调“由于一种文化企图不恰当地将自身价值强加于另一种文化而产生真理的颠倒。”(Christian,1980:2)1971年莫里森发表了《黑人妇女对妇女解放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她亮出了自己的声音，表明对白人女性主义运动的不信任：“黑人妇女是怎么认为妇女解放的?是不信任。认为它是白人的，所以也就是可疑的。尽管黑人世界的解放运动一直是白人女权主义的催化剂。黑人妇女不想再被别人利用来获得权力——种小心谨慎地把她们排除在外的权力。她们观察着白人妇女，把她们看作敌人——因为她们知道种族偏见不仅仅局限于白人男性当中。因为“妇女解放给人的早期印象是个精英组织，由关注阶级(大部分妇女在专业领域工作)的中上层妇女构成，不关心绝大部分黑人妇女的问题。”(Morrison,1971:18)在莫里森看来，由精英知识分子领导的白人女性主义运动忽略了边缘妇女的声音和存在，因而不值得信任。同时她还借黑人女性艾达•刘易斯(IdaLewis)的话，强调了女性主义运动应考虑种族的因素，不能用“女性”身份囊括所有的差异个体：“但是如果我们谈到解放运动的话，作为黑人妇女，我会从黑人的角度看待我的责任，而黑人妇女的责任是继续与黑人男性一道为黑人的解放与自决并肩战斗。白人的权力不是用来保护我们黑人妇女的。我们也无法简单地把自己看成美国妇女，因为我们是黑人妇女，因此，我们一定要有效地处理黑人社区的事务。”(Morrison,1971:19)莫里森认为，黑人妇女虽在争取黑人权力方面与黑人男性有着共同的追求，但与黑人男性又存在分歧。黑人男性一直把他们在外面遭受的屈辱发泄在家里。由于了解黑人男性在社会上的处境与地位，黑人妻子们默默忍受了他们的无名怒火，但她们也经常反抗，并没有真正成为男性的奴隶。与男性相比，黑人妇女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正是因为黑人女性无所依靠，他们创造了自己，因而被赋予了一种独立的人格与前所未有的自尊。在一定意义上，《秀拉》的创作是对白人女性主义运动的反思与超越。“像当代小说中其他黑人女性一样，秀拉没有政治意识，从来没有把她寻求自我的奋斗和黑人女性的集体苦难联系在一起。”(Moore-Gilbert,1997:223)她独自发动了一场颠覆男权世界的战争，不顾社会的唾弃狂热地追求性自由，但最终却成了白人强势文化下“性解放”的牺牲品。通过秀拉的悲剧，莫里森旨在表明：黑人女性的自我价值深深地根植于黑人的民族文化之中，女性在追求自我独立、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应和黑人的民族文化传统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李喜芬,2005:83)1977年，巴巴拉•史密斯(BarbaraSmith)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TowardaBlackFeministCriticism)一文中指出，《秀拉》是一部充满复杂性的文本，只有新的理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才能阐释它。(Smith,2000:167)由此看来，莫里森的创作对黑人女性文学、黑人文化发展起着十分的重要的作用。

此外，黑人女性文学的市场需求也是促使莫里森创作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黑人民权运动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黑人学的兴起，有关黑人历史、文化的书籍受到读者的重视，这也是当时出版公司招聘黑人编辑的原因。然而，1960年代末，当莫里森开始创作时，只有少得可怜的黑人女性作家的书出版。1959年，仅波勒•米歇尔(PauleMarshall)发表了小说《褐姑娘，褐砖房》(BrownGirl，Brownstones,1959)，洛林•汉斯贝里(LorraineHansberry)创作的剧本《日光下的葡萄干》(ARaisinintheSun,1959)在百老汇上演，反映黑人女性经历的书在图书市场上更是少见。像杰茜•福赛特(JessieFauset)、佐拉•尼尔•赫斯顿(ZolaNealeHurston)、安•佩特里(AnnPetry)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大部分已经绝版。新一代作家，如玛雅•安吉罗(MayaAngelou)、罗莎•盖伊(RosaGuy)、艾丽丝•沃克(AliceWalker)又还在创作中。所以说，书写黑人自己的作品不排除也是莫里森创作的动机之一。

莫里森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莫里森最蓝的眼睛非洲文化上帝

一、非洲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异于西方观念的上帝的形象

美国黑人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黑人文学己经成为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托尼·莫里森于199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该奖的唯一黑人女性得主。“她在创作过程中致力于保持和弘扬黑人文化，使作品深深根植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中，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最蓝的眼睛》以黑人小女孩作为故事的主角，通过描写在白人文化冲击下黑人心灵的扭曲，告诉读者:如果放弃黑人文化，迷失在白人的文化观念中，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在美国，黑人文化处于劣势。莫里森强调，黑人民族要生存下去，除了拥有政治权利和经济独立以外，必须保留住黑人文化。《最蓝的眼睛》这部作品本身则始终充满了浓郁的非洲文化特色，其中，非洲传统的上帝的形象是点睛之笔。

二、非洲民俗和传说中的上帝

在西方传统里，上帝自己是完美的，所以他要求他创造出的人类也应该完美。不同于欧美的上帝形象.非洲传说和神话里的神的形象既非确定也非万能，而是更接近凡夫俗子，甚至有些时候对生活中的灾难也无可奈何。他通常表现为在外貌、性格和能力等各方面和人很类似的形象。他有和人类一样的面孔，性格可爱，有幽默感，偶尔也会犯错误。他总是在尽力使世界更美好，但是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正在做什么。“这种传说里的神的形象不仅被看做人类的创造者，而且也被看作人类的祖先，因此他就具有很多他的不完美的‘作品’—人类—的特点，这与西方的万能的、从不犯错误的、鄙夷人类缺点的上帝完全不同。

西方神学的传统把上帝视为从人类的保护神到大灾难的发起者等多种形象。但是在上帝处罚人类的决定后面总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那就是他们违背了神的规则。和这种信仰正相反，传统非洲宗教倾向认为，不管人做过或者没有做什么，悲剧都会自然发生。例如，“在祖鲁传统里邪恶并不被看做独立、自发的力量，而是从天上的上帝、人类的祖先和医学那里汲取力量，但是，在非洲还有一种有点极端的对神灵的观念，即“不把上帝看作邪恶的根源或主人，而是看做宇宙反抗邪恶力量斗争的参加者”。在信仰框架里，上帝和人类都是同一个团体的一部分，共同与邪恶作斗争，不是为消除它做无用的努力，而是要争取比它有更强的生命力。在非洲人们对邪恶的存在的观点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是有一种观点把这些不同的观点联系起来—那就是他们普遍认为对邪恶现象的解释是不必要的。邪恶在非洲人的生活中真实地存在，然而正是因为邪恶在他们身上的重负使他们从不对邪恶做形而上学的思考。

三、《最蓝的眼睛》中的上帝

莫里森的这部小说里的宗教笔触非常令人感兴趣也很令人迷惑。上帝以不同的形象出现，他能够解释所有这些现象:邪恶的存在，无辜、正直的人们的痛苦—这些现象在鼓吹上帝仁慈、万能的西方宗教传统面前显得无法解释。不言而喻，莫里森在对上帝的描述里，试图要把它人性化，从而证明，对于她的人物来说，上帝不是典型的传统的西方宗教意义的虚无缥缈的上帝，而是和传统非洲宗教和传说中的神有更多的相同之处。

在小说里当佩科拉被杰拉尔丁从她家里赶出来，她看见一幅“用悲哀却毫不吃惊的眼睛俯视着她”的耶稣的肖像(《最蓝的眼睛》，第76页)，好像对她无能为力的，或者是造成她苦难的同谋的上帝的形象。通过耶稣的这幅肖像，莫里森为我们展现了西方的上帝的模式的缺点，即大家公认的万能的和关爱世人的上帝怎么会容许邪恶和痛苦的存在?

莫里森在她的这部小说中很巧妙的烘托了一种悲剧气氛。“尽管在小说中并不缺乏悲剧人物，但是佩科拉一家好像是特意被选择来穿上了一件神用来报复的披风。”“好像某个神秘的、无所不知的神灵给了他们家每个人一件丑陋的披风。

这种力量是如此巨大，它看起来好像是“某个神秘的无所不知的神灵”的手正在抓牢他们(《眼睛》，第48页)。在他们一家人的世界里，好像不仅仅是人类的力量造成了他们的痛苦，而是事实上，对他们的生存，“地球本身可能就有一种顽固的反对态度”。

在莫里森讲述乔利的童年的时候，她再次向读者展示出，西方那个无法减轻或者不愿纠正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的上帝的形象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与他的妻子和女儿相比，乔利，尽管和她们一样是个悲剧的角色，他好像更能看到他的文化遗产中的肯定自身的价值观”，当他在教堂野餐处看到一个黑人男子摔开西瓜时，他联想到了上帝的形象.那是他对上帝的最难忘的一次感悟。他希望上帝是这个样子的:

“他不知道上帝是否也像那样子。不对，上帝是个很好的白人老头，有着长长的白胡子，小小的蓝眼睛会因人死而显得悲伤，因为人类的罪恶而显得不快‘··…魔鬼一定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的—把整个世界握在手里，随时准备把它摔开.把红色的、甜的、温暖的瓜瓤分给黑人们吃。如果魔鬼真的是那个样子的话，和上帝相比，他更喜欢鬼。”

乔利所欣赏的神的形象，远远超过了白人社会所想象的苍白的、毫无缺点的上帝。乔利的上帝是动态的、复杂的、无法预言的、激动人心的，也是危险的。在他的姑姑吉米的葬礼上，他对上帝形象的感悟再次得到了肯定，“在坟墓前，有对浪费生命的悲哀，有对上帝的所作所为的迷惑和自然秩序的恢复”《眼睛》，在这里，邪恶的概念，痛苦的概念和那些违背了美德和生命的事物的概念，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想法，没有使参加葬礼的人们痛苦，也没有使他们进人一种虚无主义的缺乏感情的状态。西方对邪恶的存在的理解，明显地有驱除或者击败它的试图，但是这些人，从他们的非洲文化遗产里吸收了这样的思想，邪恶在宇宙中自然有其一席之地，所以面对邪恶的存在，他们丝毫不吃惊，不害怕，也不愤怒。

“莫里森把那些接受白人宗教价值观的诱惑的角色，比如波琳和杰拉尔丁，描绘成反面的角色，从而深刻揭示出，白人的宗教价值观对于她的美国黑人角色来说，晕不合适的，对他们自我价值的认识也是极为有害的。”波琳选择那个教堂，因为在那里“人们蔑视大声说话”《眼睛》，她把这里看作逃避她所鄙视的激情的圣堂。但是最终她因她与这教堂的紧密联系而倍受煎熬。“显而易见，莫里森认为，从非洲观念到西方观念的改变绝不是有惫义的和真实的生活中的一种进步。

四、美籍黑人保留其非洲文化传统的意义

莫里森范文篇3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黑人民族文化;生存之路

托尼•莫里森(1931.2-2019.8)，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文学女作家，是当代美国文坛公认的一颗巨星。莫里森不仅通过文学作品展现了大量优秀的黑人文化传统也身体力行致力于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发展，积极探求一条黑人民族文化生存之路：在主流白人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美国黑人民族文化如何避免被边缘化，维护好本民族文化的地位，并重新构建黑人民族意识？

一、黑人民族文化的回归

《所罗门之歌》（1977）讲述了主人公奶人由寻宝到寻根，并完成精神蜕变的故事，该作品的民族文化回归主题非常明显。莫里森设置奶人这一角色，用意很明显。奶人对自我身份和家族历史的追寻，直至最后“飞翔”是莫里森关于美国黑人文化回归的形象化体现。莫里森借奶人的寻根之旅，呼吁美国黑人回归黑人传统文化。通过探讨几位主人公麦肯•戴德、吉他和彼拉特不同的生活追求和价值取向，最终莫里森将自己的文化诉求寄托在主人公奶人身上：美国黑人只有立足民族之本，才能找到自我，黑人民族文化回归才有希望。首先，奶人的父亲麦肯深受白人文化影响和同化。尽管童年时亲眼目睹了父亲被白人杀害，农场被掠夺，幼小的心灵逐渐扭曲，他在憎恨白人的同时，也在接受白人的文化价值并努力通过资本积累来向白人世界积极靠拢并努力融入。但他在积累财富的路上一步步迷失了自我，远离了家庭和黑人社区，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并希望奶人也和他走一样的路。通过摒弃黑人文化身份，切断和黑人传统文化的联系来试图迎合白人主流文化并被同化，在作者眼中是不可取的。麦肯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如同他的名字戴德Dead“已死”了。[1]与麦肯的主动迎合完全不同，吉他则是另一种极端：完全抗拒白人文化。奶人的好朋友吉他，是个激进的种族主义者，他参加了一个极端秘密复仇组织“七日”，因为他们不相信在种族问题上有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法。他们施行的“以暴抗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种族问题，只能造成社会混乱，导致他们脱离自己的社区并激化种族矛盾与冲突。莫里森借助他和奶人的一次争辩，强烈批判了吉他狭隘偏激的种族主义。吉他坚持认为“没有无辜的白人，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针对黑人的杀手”，“白人的病存在于他们的血液里，在他们的染色体结构里”,“他们是不正常的人种”。[2]对于吉他的过激行为，奶人反驳说，他的精神有些错乱了。尽管当时奶人还不够成熟，没有种族意识，但莫里森借助奶人之口，表达了对吉他“以暴抗暴”行为的强烈不满，因此在故事结尾，莫里森设置了吉他被彼拉特误杀的结局。与吉他的暴力抗拒不同，在种族问题上，姑妈彼拉特则是回避和漠不关心，切断与白人文化相关的一切联系，是黑人文化的忠实守卫者与传承者，也是黑人文化和力量的代言人。她的一切都与众不同，生来没有肚脐，咀嚼松针，佩戴装有她名字的鼻烟壶耳环，一直吟唱“心爱的人飞走了”，坚持传统的非洲生活习惯，拒绝使用任何现代产品，与周围世界保持距离。她随身携带装有在找寻父母故乡的旅途中收集的小石子口袋并视为珍宝，将装有被她哥哥杀死的白人残骸的布袋悬挂在家中屋顶。虽然贫穷，彼拉特的屋里却始终充满温暖和欢声笑语。即便麦肯也忍不住停下脚步，悄悄地在窗户外偷听她们唱歌。奶人第一次到彼拉特家也被她们独特的传统生活方式深深吸引着，他认为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如此幸福”。莫里森设置这样的角色别具匠心，彼拉特，是pilot（领航员）的谐音，她是奶人的精神向导，指引着奶人寻找家族之根，民族之根。当奶人第一次到她家时，她向奶人介绍戴德家族的历史和遭遇，在奶人的精神旅途上，帮助他一步步揭开家族历史和祖先命运的神秘面纱，指引着奶人超越狭隘的个人主义，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担当，能包容，心中有爱的人。在她的帮助之下，奶人逐渐形成自己的价值观，领悟了爱的真谛，实现了自我发现和最终的精神飞跃。尽管彼拉特坚守非洲黑人传统，指引奶人寻找家族之根，民族之根，完成精神飞跃，但她脱离现实，对种族问题漠不关心，对白人先进文化完全漠视，这对于黑人文化的进步发展甚至生存非常不利。所以当彼拉特完成文化传承使命后，她的生命也走向了终结。奶人是一个寻根者，既不愿像父亲那样对白人文化盲目追随与迎合，也不认同吉他的偏激种族主义和彼拉特对种族问题的置若罔闻。莫里森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寄托在了奶人的自我成长和精神蜕变上。“奶人”这一绰号意味着他还没长大；两条腿不一样长的生理缺陷暗示了他人格和心理的缺陷,有待成长；在去Danville前，奶人满脑子都是去偷姑妈的那袋黄金，像父亲那样跻身白人世界，对政治和种族问题毫不关心。但寻宝路上意外听说了失传的家族历史，得知麦肯•戴德是他的爷爷，并且是当地黑人社区成功的典范而被大家敬仰时，一种家族自豪感在他心中油然而生。进一步了解到麦肯•戴德并非爷爷真名而是白人不负责的误登录，在非洲文化传统里，失去名字意味着失去了跟家族祖先的联系，成为白人文化中的孤儿，奶人心中便燃起了去查询更多关于家族信息和历史的强烈欲望。后来得知爷爷的死亡真相并且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奶人开始考虑种族间的不平等。在美国黑人文化建立的小镇Shalimar奶人的思想和灵魂又一次发生了转变。奶人受邀参加当地人的森林狩猎，换下西服，和当地人一起狩猎并分享猎物，象征着他抛弃了从白人学校学到的白人文化价值观，试图融入本族文化并被本族群体接纳认可，同时他也从一个没长大的男孩成长为一个男人开始学会关心和帮助别人。此时，他第一次感觉他的腿再也不跛了。奶人最终的寻宝之旅变成了寻根之旅，并恢复了家族的所罗门姓氏，掌握了黑人飞翔的秘诀并完成了最后的飞跃。这些都回应了莫里森文化和精神诉求：美国黑人立足本族文化，树立民族意识，尊重和传承民族文化，同时吸收白人的先进文化，才能将黑人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并在主流文化中占一席地位。

二、黑人民族文化的重建

在主流白人文化的强势统治下，美国黑人民族文化不断受到排挤，逐步被边缘化，如何重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并为黑人民族文化寻找出路？身为作家，莫里森感觉任重而道远，她将自己的文化理想寄托在一部部文学作品中并身体力行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为寻求民族发展之路付出了很多努力。首先，莫里森不懈努力坚持创作，用大量优秀文学作品记录美国黑人民族的生活，展示黑人传统文化，同时也用文学作品探讨了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重建与出路。莫里森的作品都以美国的黑人生活为基本内容，她的作品保留了黑人口头文学传统，融入黑人传统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以及艺术元素等。莫里森用文学的语言和力量向读者展现了那些被遗忘的非洲黑人传统文化，同时修复了黑人文化，还原了部分被歪曲的历史真相。在莫里森的影响和带动下，黑人文学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非裔作家立足本族文化，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取材和创作，大量的读者和学者也开始关注非洲民族文化。身为非裔美国作家，莫里森为黑人文化和传统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必能触动和感染黑人群体树立民族意识，重新建构黑人民族文化。其次，莫里森一生都致力于美国黑人民族文化的保存、修复和传承。她从事过多种工作，但都与黑人生活有关。在写作方面，她热爱写作，意识到黑人传统文化的危机和身为作家将黑人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使命与责任并“始终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为主题，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完美结合”，促进美国黑人文学由边缘向主流文学位移。尤其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黑人文学作品获得广泛关注。她的文坛成就是她对于重建黑人民族文化身体力行的表现并足以给同族人一种榜样的力量。另外，在创作中，莫里森探索运用了一种有别于主流文学的叙事方式和叙述话语。运用黑人文化里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保留黑人口头文学传统，这也是莫里森对于探索民族出路重建黑人民族文化所作的一大努力。担任兰登书屋高级编辑期间，莫里森曾为拳王阿里的自传和一些青年黑人作家的作品出版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她主编的《黑人之书》，记述了美国黑人300年的历史，被称为是美国黑人史的百科全书。身为大学教授，莫里森讲授文学创作，主要是美国黑人文学，并为《纽约时报书评周报》撰写过多篇高质量的书评文章。同时积极参与非洲美国文学研究和妇女项目研究。曾有媒体评论莫里森为研究型作家。纵观莫里森的一生，她始终在为黑人群体的利益而努力，对美国黑人群体树立民族意识，坚定文化自信，重构美国黑人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结语纵观当今世界，经济迅速发展，文化日趋多元化，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应该珍惜自己的民族文化，树立民族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民族之根，尊重和继承本族的民族文化传统，同时，不断与时俱进，适当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髓，才能促进本族文化的良性发展和繁荣，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1]汤黎：传统的回归———从《所罗门之歌》看黑人文化传统《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6（7）第26卷第二期总第40期

莫里森范文篇4

一、痛苦倔强的灵魂

莫里森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具有系列化的特征，其中有老一代黑人女性形象，如《宠儿》中赛丝的婆母贝彼•萨格斯；更多的是中年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的母亲波莉，《天堂》中以女修道院院长康索拉塔为代表的女性形象；还有年轻一代的黑人女性形象，如《最蓝的眼睛》中的女主人公佩科拉及其同伴克罗迪娅，《宠儿》中赛丝的女儿丹芙等。这些女性有些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思想性格，在作者笔下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在这一人物形象系列中，称得上艺术典型的则是《宠儿》中的女主人公赛丝。莫里森笔下的赛丝这一黑人女性形象是源于生活，同时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所谓源于生活，是指作者塑造这一形象并非是空想杜撰出来的，而是有事实依据和人物原型做基础的。莫里森在成名之前，曾在兰登书屋做高级编辑，担任《黑人之书》(TheBlackBook，1974)的编辑任务，在此期间，她接触到美国黑人长达百年争取平等的斗争史料，并为其中一些“非同反响的妇女”…的故事所深深吸引。其中有一份1851年的剪报记载了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加纳(MargaretGarner)的女人，她带着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追捕她的奴隶主赶到时，她说：“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像我一样生活”，于是就奔向一间木屋，用一把斧头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们。她这样做是因为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再度承受她曾遭受过的苦难，“与其那样活着，不如死去”的好。这一令人触目惊心、骇人听闻的故事给作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激发了她强烈的创作欲望。赛丝这一艺术形象就是在玛格丽特•加纳这一原型的基础上，经过拓展、充实、艺术升华而塑造出来的。作者通过这一艺术典型的塑造，展示了她的苦难遭遇和不屈的抗争，从而勾画出了小说的主人公赛丝“痛苦而倔强的灵魂”。赛丝生活在民族压迫的环境中，深受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奴隶主无情地加于她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是极其惨烈的。她在“甜蜜之家”被奴隶主“学校教师”残忍地用刀刺划她的背部，留下了累累伤痕，她背上形如“苦樱树”的伤疤像“高低不平的洗衣搓板”，已失去了疼痛的知觉。奴隶主从不把她当人看待，对她精神上的摧残更是无以复加。

双重的歧视，双重的摧残，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沉重的精神痛苦。在作者笔下，赛丝的这种精神痛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女性应有的身份被剥夺而带来的痛苦。我们说，作为一个女性在小时是父母的女儿，成人后为丈夫的妻子，生子之后为孩子的母亲。作为女儿、妻子、母亲这些女性应有的身份应该是人性的一种具体表现，也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却被奴隶主所践踏和剥夺。在襁褓中时，赛丝就被狠心的奴隶主剥夺了母亲对她喂养的权利和应得的母爱。童年时，赛丝只见过母亲几次，母亲的模样她模糊不清，其母被奴隶主吊死之后，她完全变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儿。赛丝和她的丈夫黑尔，不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平日连起码的眼神交流机会也不多，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在阳光下彼此相见，她完全丧失了妻子的身份。塞丝作为母亲抚育子女，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也是女性的一种本能，然而“学校教师”的两个侄子却野蛮地抢走了她育子的奶水，对一个女人最神圣的母爱进行疯狂践踏。在奴隶主“学校教师”追捕她的危急关头，出于一种抗争，她被迫以极端的行为杀死了不到两岁的女儿，致使她背上了难以辩解的“凶手”罪名。二是作为母亲丧失了子女而带来的巨大痛苦。中外不少经典作家，在表现女性悲惨生活和精神痛苦方面，大都以人性为切入点，写出了她们的失子之痛。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他的小说集《呐喊》中的《明天》里，写了一个守寡的城市平民单四嫂子的贫苦生活。单四嫂子“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线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这个被称为“粗笨”的女人，在孤寂的生活中和她的宝儿相依为命。然而天公却不作美，宝儿得了难以救治的疾病，多方求医无果而死去，单四嫂子最终陷•入了极度的寂寞、孤独、痛苦的深渊之中而不能自拔。小说含蓄地表明，宝儿是单四嫂子的希望所在，宝儿的死亡意味着她失去了希望的“明天”。人们耳熟能详的《祝福》中的祥林嫂，被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亲后，生下了儿子阿毛。丈夫因病死亡后，她只得和儿子阿毛相依为命，然而更为凄惨的是阿毛又被山坳里的野狼吃掉。祥林嫂失去了阿毛，她难以倾吐的精神痛苦，只能伴随着“我真傻，真的”的自我悔恨而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塞丝失去女儿的缘由与祥林嫂和单四嫂子相比则又显得格外“另类”。塞丝失子是奴隶主一手造成的，因此她痛苦的精神内涵就显得更为复杂，其中包括她的自我谴责、自我悔恨、自我拷问的强烈的思想感情。塞丝的失子之痛如影随形，使她终生难以消解。三是表现在作为女性在自我救赎中带来的精神痛苦。

我们知道，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也有自我救赎的举动，她怀着对地狱的恐怖，为免除“两个死鬼男人”在“阴司”把她锯成丽半的“罪孽”，用自己“历来积存的工钱”，到“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她的这种自我救赎蕴含的精神痛苦，只能使人意会而难以用语言倾诉出来。塞丝杀婴之后，也同样有自我救赎的举动，这种救赎伴随着无尽的精神痛苦，比如为了求得心灵上的慰籍，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代价，让石匠给宠儿立了一块石碑。至于18年后宠儿还阳来到塞丝身边来索爱，这又为她提供了自我救赎的难得机会。塞丝一面在饮食起居方面悉心照顾宠儿，一面又忍受着宠儿向她索取母爱的折磨。为了达到自我救赎的目的，塞丝逆来顺受，忍受折磨，使她陷入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境地。作者就是这样，着眼于不同的思想层面，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了主人公塞丝痛苦的精神世界，写出了一个女性痛苦的灵魂。作者在塑造塞丝的艺术形象时，在着力表现她痛苦的精神状态的同时，更集中笔墨表现了她那强烈的求生欲望、坚定的生活信念和倔强的抗争精神的主导性格，而这正是塞丝区别于《最蓝的眼睛》中的波莉和《天堂》中的康索拉塔为代表的中年女性的性格的不同之处，从而成为其中独特的“这一个”(黑格尔语)。在这里，作者有意选取了塞丝人生道路上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一路写来，紧扣塞丝的出逃——跋涉——杀婴三个故事的关节点，凸显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塞丝生活的南方奴隶主庄园，并非是所谓的“甜蜜之家“，而是苦难的深渊。奴隶主“学校教师”像牛马一样地驱使她，竭尽对她的肉体和精神加以摧残之能事。在这种环境下，她并非逆来顺受，任人宰割。强烈的求生欲望支配她选择了脱逃，从而表现出了她的胆识和勇气。塞丝踏上逃亡之路，更是她人生道路上的一段惊心动魄的人生苦旅。一个拖着身孕的妇女，孤身一人，跋山涉水，昼伏夜出，披荆斩棘，苦不堪言。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她又遇到了分娩，陷入了九死一生的绝境，幸得好心白人姑娘的救助，才化险为夷。这段经历把塞丝坚韧不拔的毅力、百折不挠的意志，表现得淋漓尽致。塞丝好不容易来到辛辛那提蓝石路之家，仅与家人团聚28天后，又遭遇到奴隶主的追捕，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不得以杀婴相抗，在此把塞丝的倔强抗争的性格推向了极致。综上所述，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笔下的塞丝具有黑人民族传统的思想品格和黑人种族的文化根性，是一个具有独特思想性格内涵的黑人女性艺术的典型。在这里，她与作者笔下的另一个中年女性波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波莉在自人主流文化的侵蚀下，一味地迎合白人的价值观、审美观，倾心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置家庭和儿女而不顾，最终导致性格变异，人性扭曲，完全丧失了黑人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的民族品格，在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上，她与塞丝的形象大相径庭，迥然不同。

二、人物形象的思想价值

莫里森范文篇5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托妮·莫里森小说文化传承社区责任感迷失探索

一、引言

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在情节上并不复杂：小说以秋、冬、春、夏为叙述框架，讲述了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遭生父强奸，继而怀孕，早产了一个很快就夭折的婴儿后，在无人关心帮助的情况下堕入疯狂状态的悲剧故事。然而，《最蓝的眼睛》所呈现的佩科拉一家及整个黑人社区生存的困境和心灵的痛苦却让读者时时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沉重和窒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凯特·富布鲁克(KateFullbrook)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导致如此悲剧的根源是包围他们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黑人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渐地被扭曲和异化，致使他们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究其本质，文化和种族原无优劣贵贱之分。但是，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相遇时却完全可能因为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力地位，对弱势文化发起不断的冲击，借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作为统治者的天经地义。在美国，白人始终在政治、经济上占有无可比拟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白人总是自视高人一等，认为其是正统、文明、高尚和智慧的化身，而黑人则是卑下、野蛮、愚蠢和异教徒的代名词。在奴隶制尚未废除的年代里，白人甚至认为黑奴是“一块可供他们任意书写的白板”。浸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被剥夺的岂止是自由和尊严，从更长远和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他们被剥夺的是自己的身份、语言、集体、历史和包括上述文化内涵在内的近乎所有属于本民族和自我的“意识”乃至“无意识”：他们通过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他们借助他人的心灵感悟自然万物；他们既存在，也已消失。

挣扎在族裔文化意识淡薄的氛围里，佩科拉当然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响。她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作为一个黑人的丑貌，想象着如果她长得漂亮，特别是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的蓝眼睛，这双蓝眼睛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幸福世界。蓝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线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蓝眼睛却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标准，因为美意味着“金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而最重要的，是蓝色的眼睛”。显而易见，蓝眼睛是白人强势文化的象征。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祈求说明她已内化了白人文化意识，并希望能被白人认可和同化。然而，佩科拉是绝不可能被白人社会认同的。巴巴拉·克里斯廷(BarbaraChristian)指出，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求“包含了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300年间不成功的交流”。佩科拉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文化属性的变异。一方面，她属于黑人群体；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体却仰慕白人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佩科拉的悲剧与她自身、她的父母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她是父母堕落和混乱生活的产物，--，一是家庭及整个黑人社会变态的受害者。同时，佩科拉也是白人文化的牺牲品，而《最蓝的眼睛》是“一本新奴隶叙事”。换言之，通过对佩科拉悲剧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将她和克劳蒂亚不同的命运加以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托妮-莫里森的墨汁中流淌的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黑人民族苦难外在因素的抗议，她已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探索。

二、传统文化的断层与传承

音乐是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伦斯·列文(Law-renceLevine)指出，“黑人民乐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传统能使他们公开和单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获取快乐，并能使他们的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朽，激发新的内心表达……”。“布鲁斯”(blues)音乐是黑人民乐中最大众化的音乐之一，黑人以个人的倾诉并以自由感伤的民歌形式逐步形成了这种音乐。有关布鲁斯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布鲁斯属于抒情音乐，歌唱者在传唱中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布鲁斯主要体现的是“个人问题和／或经历”，戴维斯从妇女的歌唱声中观察出“个人困难的公开交流有助于促进黑人集体社会意识的发展”。贝克(HurstonA．Baker，Jr.)更是把布鲁斯形容为“来自黑人群体的匿名嗓音”。

在《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先后两次以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妈妈歌唱甜美的传统布鲁士斯歌曲的情景。第一次描述的是母亲经常歌唱的抒情歌曲“困难时期”中的片断，如W.C.亨蒂创作的“圣路易斯布鲁斯”歌曲中广为流传的“害怕看见日落”那句。在年幼的克劳蒂亚看来，没有妈妈歌唱的星期六是“孤独、烦闷的”，而充满妈妈歌声的星期六则意味着希望和可能。她甚至认为，歌词中暗含的痛苦和忧伤似乎因母亲那甜美温馨的嗓音而不复存在，“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正是这种“确信”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得以度过种种难关。克劳蒂亚第二次提到的是母亲歌唱关于火车和阿肯色州歌曲的情景。从母亲的歌唱中，敏锐的克劳蒂亚听出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唤。母亲的歌唱激发了克劳蒂亚的想象力和渴望，使她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不难看出，布鲁士乐这一黑人传统文化的代表，是贫困中他们仍能保持家庭幸福、女儿健康成长的原因之一。

当克劳蒂亚幸福地从母亲那里吸收文化甘泉时，可怜的佩科拉却没能从母亲身上获取任何黑人文化滋养。母亲波琳没能给孩子们带来关心、爱护和文化甘泉。“对她来说，爱就像一口井，她从那儿抽取出最具破坏力的情感……竭力去窒息那些需要爱的亲人。”她让儿子老是想着逃离家庭。使女儿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小说中最令人心酸的场景之一是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她妈妈在白人家熬果酱的锅，波琳对她先是一阵捶打，接着又把她推个人仰马翻并补上了几个耳光，随后就把吓哭的白人小女孩抱在怀中安慰。至此，由波琳所代表的母女关系的异化和人性畸变昭然若揭，而亲眼目睹自己母亲对他人的如此关心和爱护，却给一直渴望爱、不知爱为何物的佩科拉留下了一生难以愈合的伤痛。渐渐地，年仅11岁的、尚未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佩科拉把母亲对自己的厌恶和一切不幸都归结于自己没有像白人小姑娘那样的蓝眼睛。因此，克劳蒂亚遇到困难时可求助于她的布鲁士乐，而佩科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幻想着拥有一双蓝眼睛，直至最后陷入疯狂状态。可以说，正是母亲人格的变态和价值观的异化，促使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这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她截取了女儿的生命，致使她无可挽救”。被忽略、被歧视和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丧失，加速了佩科拉的最终毁灭。

然而，在我们批评和谴责波琳时，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波琳本人也是自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受害者。波琳出生于南方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天跛足，相貌平平。儿时的她就一直被家人和邻里冷落，无人关心她做什么，甚至无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在家中11个孩子中，她是唯一没有绰号或小名的。在她看来，绰号和小名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引人注目的孩子才能拥有它。因此，孤独的波琳从未从家中获得幸福或任何归属感，“她觉得自己从来就不属于那个家，或者说她哪儿也不属于。”她的家中也无任何欢快、祥和的气氛或凝聚力。家人的冷落让波琳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家中的空荡更不可能带给她任何文化营养。可以想象，成了母亲之后的波琳也不可能像克劳蒂亚的母亲那样，向自己的女儿传递类似布鲁斯的黑人文化营养。

如果说儿时的波琳由于生活在文化贫瘠的家庭而缺乏黑人文化熏陶，那么成年后的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被白人文化所同化了。在随着丈夫乔利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孤独、空虚、倍受他人歧视的波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从电影中寻求慰藉。不知不觉中，无任何文化根基的波琳接受了好莱坞电影中大肆宣扬的白人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银幕上宣传的美的标准成为了她衡量现实中一切事物的天平。渐渐地，她发现和电影中所热烈褒扬的白人俊男美女相比较，她粗俗的丈夫实在不值得爱，因为“白人男人懂得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女人”，而当接过襁褓中的女儿，她也禁不住感到：“上帝呀，她真丑。”很显然，白人文化的价值标准已慢慢浸入她的心灵，她已忘却作为妻子和母亲应有的柔情和爱心。波琳在白人费希尔家的工作，进一步地加速了她心灵的扭曲和人格的裂变。对白人社会的崇拜与对黑人包括自己和家人的鄙视，使她在人格上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至此，她扭曲的心灵已完全倒向白人文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母亲所接受的白人价值观又传递给了女儿佩科拉。

在小说的末尾，佩科拉精神的完全崩溃进一步映衬了克劳蒂亚健康的成长。儿时健康安全的家庭生活背景给予了克劳蒂亚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黑人文化的熏陶和自尊自爱，这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能非常客观理智地、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讲述她和佩科拉儿时的故事。通过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和两家对文化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托妮·莫里森暗示黑人文化才是黑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黑人惟有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以之为自豪，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美国社会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社区责任感的丧失与承担

社区责任感是黑人文化的另一优秀传统。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非裔美国人明白，只有自身的团结、互帮互助，才能让他们立足于这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莫里森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吉米姑奶奶生活的南方农村人们并不富裕但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乔利出生仅四天就被母亲抛弃时，是好心的吉米姑奶奶把他捡回并抚养成人。吉米姑奶奶生病期间社区人们对她的关心和照顾，以及最后人们为她举行的社区葬礼，无一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南方黑人互帮互助的强烈社区责任感。在这里，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区的界线完全打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团结一心、其乐融融的黑人生活群体。尽管乔利儿时遭母亲遗弃、波琳受家人忽略，但是，“在南方，和黑人社区的紧密相连，让那时的乔利和波琳拥有稳定的人格”。

与南方黑人社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的诺伦镇则是一个分裂且充满敌意的地方。新婚后的乔利夫妇怀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北方的工业小镇诺伦，以期开始生活的新篇章。然而，北方并不是黑人理想中的天堂。波琳忽然发现这儿和故乡迥然不同：“一切都变了。这儿的人们不好接触，我想念我的乡亲，我不习惯这么多白人。”此外，北方的黑人妇女由于受到白人文化的影响，对来自南方一贫如洗的黑人移民波琳也是百般歧视和嘲笑。波琳发现不论自己怎样努力都无法为当地妇女所接纳。她的漆黑肤色、乡下口音，甚至穿着打扮都成为诺伦镇妇女的笑料。于是，孤独、空虚、备受他人歧视的波琳只好走向电影院，从而一步步地被白人文化所同化。

和妻子波琳在遭受排斥后的“异化”相比，乔利在北方的遭遇更是致命的。如果说吉米姑奶奶当初捡回乔利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那么，在来到北方之前刚刚经历了“三大悲剧”——姑奶奶的离开人世、第一次性行为饱受白人的凌辱和生父的拒认的乔利，更是期望在这个新兴的北方工业小镇重获新生。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关顾他，乔利很快就失业了。在“一个要求他必须有能力在经济上维持家庭，但他又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世界”里，面对着冷漠的社区人们和已被白人文化同化且及需要通过救赎他来显示自我价值的妻子，内外交困的乔利终于不堪重负，跨了下来。于是，当白人以种族歧视剥夺了他的工作，以其意识形态夺去了他曾经温柔的妻子，乔利那从没完善过的人格在短暂的“正常”后又堕入了可怕的“自由”状态。重新回归“自由”状态的乔利成日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当然更谈不上去履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家庭责任和一个居民的社区责任。起先他丧心病狂地烧掉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禽兽不如地强奸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乔利的病态行径是对其所生活的社区及整个社会的嘲弄和挑战。

麦克蒂尔家是整个诺伦小镇唯一的亮点。他们身处他乡而不忘自己的文化传统——社区责任感。乔利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子后，只有并不富裕的麦克蒂尔一家站出来并收留了无家可归的佩科拉。在佩科拉被父亲糟蹋后，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社区表现一定的落井下石的心理时，也只有麦克蒂尔家对其表现了深刻的同情，克劳蒂亚姐妹为了此种万寿菊天天为可怜的佩科拉祈祷。麦克蒂尔夫妇在表现出社区责任感时，对自己的孩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尽管麦克蒂尔家经济也很拮据，对孩子也颇为严厉，但他们尽最大的可能保护和引导孩子们，“大人们不对我们说话——他们指示我们”。“指示”一词充分说明了麦克蒂尔夫妇从一开始就在道德是非观念上对孩子进行指导。麦克蒂尔太太对女儿的关心与被社区所遗弃的乔利夫妇给予孩子的自惭形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父母对社区的责任感和对孩子的关心以及家庭的温暖，安全地帮助女儿树立了自信、自尊以及健全的心理和人格，使她们身处逆境时不放弃期望、信仰和信任。

小说的结尾交待“儿子萨米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小镇；乔利死在教养所里；波琳仍旧在白人家干活”，对乔利什么时候死的、如何死的，读者不得而知。乔利一家的悲剧是对造成其人生悲剧的“社会土壤”的控诉。从一定意义上说，社区黑人从总体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宽容的笑容，也是佩科拉及其一家最终落得如此可怜可悲的原因。通过对南北方黑人社区生活的对照描写，托妮·莫里森一方面宣扬了黑人社区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南方农村黑人在迁移到北方的工业区后遗失自己传统价值观的忧虑。在一次访谈中，托妮·莫里森阐述了对该问题的关心和忧虑：“最近，我开始把我写的东西称作乡村文学，即真正为乡村、为部落写的小说。为我的人民写的农民文学，它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现在，我的人民，也就是我们‘农民’来到了城市，这就是说，我们和它的价值生活在一起。部落旧的价值观念和新的城市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冲突，令人困惑。”佩科拉一家的悲剧人生告诉我们，若要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立足，非裔美国人必须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感，做到居住地可移，但传统价值观不能丢。

莫里森范文篇6

关键词:《宠儿》;电影改编;文化霸权;黑人文化

1.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Morrison)的作品《宠儿》(Beloved)享誉世界。其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美国奴隶制下黑人所遭受的种族歧视，非人待遇以及白人主流文化对美国黑人造成的身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在思想和美学上都达到了美国黑人文学的巅峰。[1]178-2011998年10月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宠儿》由美国滚石电影公司搬上了银幕。电影由著名导演乔纳森•戴米(JonathanDemme)担任导演、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芙蕾(OprahWinfrey)担任制片人兼主演。然而，其票房远远低于其制作成本，因此这部电影是名符其实的惨败之作。究其原因，好莱坞资深影评人哈登•怀特(HaydenWhite)曾敏锐地指出，“好莱坞电影是欧美白人主流文化封锁下的电影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确保白人的价值观得以维护和推广。为了捍卫白人文化在好莱坞的绝对领导地位，文化霸权排斥黑人文化在好莱坞的展现，并会全力抹杀这种非主流文化。”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其批判的文化霸权思想不容忽视。本文将从文学创作和电影改编两个维度揭示白人文化霸权对美国黑人文化的冲击与抹杀，进而指出《宠儿》电影的改编尽管在商业价值上不甚如意，却对小说进一步的广泛传播与价值提升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2.黑人传统文化的创伤

在《宠儿》中，莫里森向我们刻画了不同的黑人形象。无论是逆来顺受的贝比，还是辛苦劳动为母亲赎出自由的黑尔，或者是逃脱奴隶主魔爪的塞丝，黑人似乎从一出生就受苦受难。究其原因，就是白人强势文化对黑人个体以及黑人群众造成的创伤。《宠儿》这部小说运用多种叙事方法，比如同一个时间会采用不同的叙事角度，现在的生活与过去的回忆相互交织，进而揭示出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是如何一步步地摧残黑人文化，给黑人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首先，白人采用完全暴力的手段强行控制黑人的身体，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在“甜蜜之家”的生活中，学校老师会抱怨保罗兄弟们，黑尔以及赛克索吃的太多，干的太少，尽管作者没有直接描写黑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学校老师把黑人奴隶当成动物，将塞丝当成研究对象，研究她的动物属性，甚至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他在一旁做着记录并且当塞丝告知加纳太太他们的罪行时，学校老师竟然命人用皮鞭抽打塞丝。[2]33不难想象任何一个在“甜蜜之家”的黑人都会遭受残酷非人的待遇，这些都与他老师这个称呼严重不符。但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美国社会里，即使是接受过教育的阶层都认为黑人奴隶与动物无异，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的废奴过程异常崎岖艰难。然后，白人剥夺黑人受教育的权利并向他们灌输白人文化。即使“善良的奴隶主”加纳夫妇会在农事劳动中给予黑人一些权力比如会教黑尔算数等基本知识，但这些只是为了让黑人更好地为他们服务。加纳先生的黑人奴隶虽然被他称为男子汉，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塞丝甚至不会看时间，保罗根本不认识字，他们唯一擅长的就是出卖自己的体力劳动。影片中最能体现这点的场景是在学校老师来抓捕塞丝时，其他黑人的表现。事实上，造成塞丝弑女的原因不仅是奴隶制度，还包括黑人群体的思想意识被白人文化腐蚀的结果。以塞丝的婆婆贝比的影响力，她们的黑人邻居是可以觉察学校老师的抓捕行动的，但是没有人去通知塞丝。当学校老师找到塞丝时，白人只有四个人，而黑人在人数数量上远远占上风。但是，没有一个黑人主动帮助塞丝，甚至是塞丝的婆婆贝比也只是面露悲伤，黑人男性斯坦普•沛德也乖乖地把劈柴的斧头交给了白人。总之，影片中呈现给我们的是：在场地所有人都任凭四个白人男性对黑人女性塞丝和她的几个年幼的孩子做任何事情，迫使塞丝采取极端的弑女手段发出自己对白人奴隶主压迫的反抗。就像她对保罗说的那样，“我止住了他……我把我的宝贝儿带到了安全的地方。”[3]195塞丝庆幸，她的孩子没有一个是走她与丈夫黑尔的老路：成为奴隶。但是却是以牺牲了女儿宠儿的生命，两个儿子的离家出走以及丹芙的性格缺陷甚至是塞丝母女十八年孤立无援的生活作为代价的。假如，当时的黑人邻居们肯伸出援手，塞丝弑女的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这种可能在当时白人的文化霸权统治下很难发生。因为，“在大多数的西方人看来，除了白人，所有的人种都是下等人或亚人类（subhuman)。这些亚人类或野蛮人（savages)很快就会变成下等人，并等同于‘邪恶的’他者（‘evil’Others)……‘他者’（‘theOthers’）在这里指的是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即被看作与‘我’不同，又被看成比‘我’次等的人。”[4]250-251白人将这种种族等级的思想强加给黑人，因此，没有人敢反抗白人对黑人所做的一切，因此，相比较塞丝弑女的极端举动，在小说结尾，当把鲍德温错认成带走丹芙的白人奴隶主时，塞丝选择刺杀白人以保护女儿。这表明相比较逃跑，弑女的反抗形式，黑人这次选择直面白人，冲破了白人至上，不可反抗的文化束缚的新的斗争形式。这是塞丝的进步，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的有效斗争形式。最后，利用基督教等宗教手段以及各种媒体对黑人进行洗脑，强行灌输白人的价值观。强调人人平等，宽容仁爱的基督教帮助了美国人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却成为了美国白人压迫剥削黑人的工具。在对黑人实行宗教教化时，白人奴隶主片面强调基督教教义中的顺从与服从，意在使黑人奴隶温顺地听从自己的统治。《宠儿》中贝比•萨格斯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人物。作为一名黑人奴隶，她不仅需要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毁了她的双腿、后背、脑袋、眼睛、双手、肾脏、子宫和舌头”，3[176]还要被逼做白人奴隶主的性奴，一生拥有八个孩子，来自不同的父亲。除了最小的儿子黑尔，其他孩子都被贩卖给其他奴隶主。在面对苦难时，她依然相信基督教的上帝，正因为如此，当她最小的儿子黑尔将她赎买了出来，她从上帝那里汲取力量与爱，主动成为所处黑人群体的牧师，在“林间空地”布道，呼唤黑人同胞们尽情地哭，尽情地笑，尽情地跳舞，鼓励他们爱并接纳自己。在这种酷似基督教的布道仪式中，黑人们表达了对自由和爱的强烈渴望，贝比•萨格斯也因此被尊称为“圣贝比•萨格斯”。然而，现实的残酷把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彻底击垮了，白人奴隶主来势汹汹，“疯狂”的儿媳妇杀死了自己的孙女，仁慈的上帝并没有帮助这位忠实的信仰者，“上帝令她迷惑”，她为上帝感到耻辱，“耻辱得都不能去承认。”贝比也不再给黑人同胞布道，不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黑人邻居们也因塞丝弑女而远离她。这是白人的成功，成功地毁灭了黑人的精神世界。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贝比•萨格斯都没有再站立起来，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她的心理世界崩塌了，只能带着无奈孤独地离开世界。

3.白人强势文化的冲击

在《宠儿》这部作品中，学校老师是白人奴隶主的典型代表。“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本来属于加纳夫妇，他们采取了所谓温和的奴隶制度，使得加纳先生好似一个开明的奴隶主。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附属关系。正是这种“温水煮青蛙”般的统治方式让“甜蜜之家”的黑人奴隶们甘愿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梦境中，为白人做牛做马。在加纳太太的妹夫“学校老师”接管“甜蜜之家”之后，“甜蜜之家”不再“甜蜜”，而是沦为人间地狱。他抱怨黑人吃的太多，做的太少，还认为黑尔为赎出母亲贝比•萨克斯所做的劳动是不合法的。此外，他用塞丝做的墨水记录黑人的言行举止，纠正他们的思想，做黑人的“动物属性”研究，力图将黑人改造成没有思想意识的工具。作为种族主义和奴隶制度的坚定维护者，“学校老师”不仅强加繁重的体力劳动给黑人，还从精神方面彻底摧毁他们。尤其在他的两个侄子凌辱怀孕中的塞丝时，学校老师不仅默许他们的行为，还用笔做着记录。当塞丝告诉加纳夫人她的遭遇时，学校老师残忍地叫人用皮鞭抽打塞丝的背部。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白人是优等种族，而黑人是劣等民族，白人通过统治黑人的方式将黑人改造成“文明的人”。而黑人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只有为白人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白人至上的主流文化不仅使黑人的身心饱受摧残，同样也使白人心理扭曲，甚至使整个人类文明倒退。“甜蜜之家”黑人们的结局异常惨烈：除了勉强活下来的塞丝，保罗三兄弟一个被卖掉、一个被吊死、一个逃掉，西克索被烧死，黑尔被逼疯。影片中对于黑人们的结局用了回忆画面的方式呈现，相比较小说中的刻画，略显不足。而对塞丝杀婴场景的再现惊心动魄，令人印象深刻。影片中同样以回忆的方式呈现弑女场景的发生。在度过了28天自由的日子之后，学校老师来到贝比的住处准备带回塞丝和她的孩子们。影片中将在马背上的手链和脚镣给予特写镜头，预示学校老师奉行惨绝人寰的奴隶制度。即使知道学校老师一行白人的目的，塞丝的黑人邻居以及在房前劈柴的斯坦普•沛德还是乖乖地为白人让路。只有手无寸铁的塞丝抓牢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扛在肩上，一个夹在腋下，一个用手拎着，另一个则被她一路吼着奋力冲向木棚屋里。”[3]188当棚屋的门被打开的时候，“两个男孩在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林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住一个婴儿的脚跟。她根本不看他们，只顾把婴儿摔向墙板，没撞着，又再做第二次尝试”。电影完全再现了书中所描写的场景，然而比小说更为震撼的是，电影所独具的视觉效果为我们刻画了一位目光坚定，用死亡换取自由的伟大母亲形象。影片中的学校老师在面对“发疯的塞丝”时流下了一行泪水，这点在小说中并没有写到。这行泪水可以如小说中所暗含的那样，学校老师的猎奴行动失败了，没什么东西可供其索取，他将失去一笔巨大的财富。因此，流下了遗憾的泪水。也许是塞丝在奴隶制的摧残下所表现的这种扭曲的母爱撼动了学校老师的人性本能，从而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泪水。就像莫里森在书中所描绘的白人形象并不都是残忍的奴隶主，还有像在塞丝逃亡路上帮助塞丝生下丹芙的善良的白人女孩爱弥，影片不仅鞭笞了白人奴隶主的残酷冷血，还批判了在白人至上这种文化霸权的统治下的奴隶制度也使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异化。然而人内心深处的良知即使被压制，却依然是存在的。影片中的这一细节似乎也在传达莫里森关于全人类命运的一种思考：人性是善良的，不应该歧视黑人，同样也不能泯灭白人作为人的本能良知。

4.文化对抗在电影中的角逐

小说的成功与电影的失败形成强烈的对比。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认为，电影制作方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认为电影本身差强人意，因为这仅仅是针对黑人群体而拍摄的电影，并没有获得黑人观众的认可。[5]56-58笔者认为，这是因为白人文化的霸权统治地位一直到今天都是很难撼动的，这造成黑人群体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去电影院体验或回忆这样的痛苦历史。对于生活在美国的黑人后代来说，他们没有亲身经历奴隶制度的伤害，无法感同身受地体验奴隶制度给黑人带来的伤害。此外，“在美国社会，白人统治者拥有话语权，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们运用传媒手段扭曲黑人的身份认同，使他们相信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他者，边缘人物。”[6]35因此，白人统治者建构了白人文化霸权，继续在精神上奴役已经获得自由之身的美国黑人后代。尽管黑人身体上的奴役获得了解放，但是却很难卸掉白人文化霸权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尤其在现代社会，文化的竞争力愈演愈烈。对于非裔美国人而言，在媒体领域占有话语权的意义远超出对影片本身的评价。文学如何从高雅的精英文化转变为更为人接受的大众文化也面临着挑战。而《宠儿》电影的改编正是非裔美国作家尝试将文学作品与视像媒体进行结合与延展的范例。通过视觉、听觉和视频语言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对原著的升华，对主题的深化，更是黑人文化对白人文化霸权所发出的强有力的反抗之声，达到文字文本所不能企及的文学效果。

5.结语

《宠儿》作为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于研究美国黑人文学以及美国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学术界一直将重点放在文学文本的研究，其传播范围多存在于文学界，并未被大众所熟知。而改编的电影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将美国奴隶制度的黑暗历史以视频的方式展现给广大观众。[7]71-72尽管票房差强人意，电影的知名度远远小于小说，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电影的社会价值与历史价值。尽管美国奴隶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然而意识形态的枷锁一直是悬在美国黑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尤其是在白人文化霸权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的当今社会，回顾历史，弥补伤痛，进而修复创伤是美国黑人自我救赎的良方。另外，文学的精英文化地位不应该一直在高端，鲜为人知，而应该有更广的传播范围且受到来自大众文化形式的竞争与挑战，如何在“高端”的文学与“底端”的大众文化之间找到平衡是现当代文学创作以及电影制作所面临的挑战。《宠儿》这部电影的原著还原度，演员的表现力以及剧本本身的感染力无疑给文学作品到电影改编以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ZhuRongjie.PainandHealing:AStudyofMaternalLoveinToniMorrison’sFictionfromaCulturalPerspective[M].Zhengzhou:HenanUniversityPress,2004.

[2]Morrison,Toni.Beloved[M].Beijing:ForeignLanguageTeachingAndResearchPress,2006.

[3]托尼•莫里森.宠儿[M].潘岳,等,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4]E.Bressler,Charles.LiteraryCriticism:AnIntroductiontoTheoryandPractice[M].TranslatedbyZhaoYongetal.Beijing: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2015.

[5]王润娟.电影《宠儿》:黑人文化的突围[J].电影文学,2015,（7）.

[6]王丽丽.走出创伤的阴霾-托尼•莫里森小说的黑人女性创伤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莫里森范文篇7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事实上，你可能会做出与英特尔公司完全相同的决策，因为，英特尔面临的局势实际上已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生产效率急剧提高，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威胁无所不在。这种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它要求人们作出人类最为艰难的反应：退出市场，开除员工，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未来将需要更多具有优良品质的管理人才──能够接受甚至追求心理痛苦和性格刚毅的管理者。

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在造就更多这样的人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评论家们认为现在更少了。但是，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教授正在以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难题，从而指出了这个难以对付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简森不是学哲学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计量分析教育，是一位财务经济学家。他曾多年坚信人是理性的福利最大化追求者，人永恒不变地遵循着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Resourceful，Evaluative，MaximizingModel，REMM），这是他自己归纳出来的模式；但他现在再也不这么看了。过去的几年中，他在哈佛大学参加了心智行为研究计划（Mind，Brain，BehaviorInitiative），该计划的参与者还有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研究的内容正如计划的题目所示。简森现在认为，人有一半的时间遵循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其余的时间则笼罩在痛苦规避模式（PainAvoidanceModel，PAM）下。痛苦规避模式是非理性的：沿着现有痛苦避让道路发展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但这种模式已存在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道理非常简单。在我们脑袋下面有个小小的器官叫作扁桃体，其功能就是评价外来刺激是否带有威胁性。如果外来刺激带有威胁性，这一器官就会作出著名的肾上腺素反应，它还会把阻碍其部分功能的化学成分带到表层──大脑的理性部分。这就是一位坠机生还者说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机舱里爬出来的的原因；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那么做了。”

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来伤害时这类化学反应是十分有用的。问题是这类反应仅是对外界刺激本能的情感反应。这就是对一个人不好的评价似乎马上导致被批评者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一旦一个人的扁桃体发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马上触发痛苦规避模式，进而准备进行反击或予以规避。简森认为，这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及其企业难以吸取教训的原因。失去控制，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及其本身都会带来痛苦，都会刺激痛苦规避系统，导致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理性思维将所有信号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汲取教训。所以，如果管理者不愿意采取不愉快的行动，他们所要规避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采取必要措施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简森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好奇。他说：“企业将为此付出成千上万亿美元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像许多个人和民族一样，非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不得不进行扭转乾坤，但会令人不愉快的变革的原因。简森说：“如果没有来自产品、工厂或资本市场危机的直接威胁，任何公司都不会主动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那些在1992-93年间业绩较差的公司就是极好的例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一些措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些倾向于防患於未然的企业常常会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创造危机，将自己推下断崖绝壁，希望在危机袭来之前找到能够力挽狂澜、拯救自己的有效措施。融资购并就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之一。巨额债务负担会有效地迫使管理者采取必要的痛苦措施。一些企业（如SealedAir公司，一家泡沫塑料包装材料生产厂家）实行了没有购并的融资购并，只是大量举债，作为巨额特殊红利分配给投资者。另一些企业（如坎贝尔公司，CampbellSoup）则采取了更剧烈的措施，要求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亲自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持股量要求很高，乃至于管理人员不得不举债购买。令人十分惊奇，在这些措施下，企业采取痛苦决策的阻力大为减轻。

企业可以根据是否具有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勇挑重担的精神来聘用和提拔管理人员。当然，每一个管理人员都会说自己具有勇挑重担的精神（他们还会说他们都愿意倾听反面意见）。即使如此，这些是否足以构成瞬息万变时代管理者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性了呢？FMC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布特（RobertBurt）说，他们公司评价管理人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视其如何处理人事问题。因为，人事问题确实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最难处理的问题。

然而，我们还必须涉及个性问题，还必须探讨存在于公司某处的优良素质问题。归根到底，由谁来启动或强制实行股权拥有计划，或探究管理人员是如何作出强硬决策的呢？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束手无策。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指出，在扁桃体将信号传递给表层的同时，另外还有一条传递途径，允许我们的理性对扁桃体的本能施加影响。简森的说法是：这就象我们的肌肉训练一样。这一说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条众所周知的基本道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个性。

莫里森范文篇8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仁爱比聪明更难做到”

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公司的总裁杰夫-贝索斯小时候，经常在暑假随祖父母一起开车外出旅游。

10岁那年，贝索斯又随祖父母外出旅游。旅游途中，他看到一条反对吸烟的广告上说，吸烟者每吸一口烟，他的寿命便缩短两分钟。正好贝索斯的祖母也吸烟，而且有着30年的烟龄。于是，贝索斯便自作聪明地开始计算祖母吸烟的次数。计算的结果是：祖母的寿命将因吸烟而缩短16年。当他得意地把这个结果告诉祖母时，祖母伤心地放声大哭起来。

祖父见状，便把贝索斯叫下车，然后拍着他的肩膀说：“孩子，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仁爱比聪明更难做到。”祖父的这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19个字，却令贝索斯终生难忘。从那以后，他一直都按照祖父的教诲做人。

“回去勇敢地面对他们，我们家里容不得胆小鬼”

美国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4岁的时候，她家从外地搬到芝加哥郊区的帕克里奇居住。来到一个新环境后，活泼好动的希拉里急于交上新朋友，但很快她就发现这并非易事。每当她到外面去玩耍时，邻居的孩子们不是嘲笑她就是欺负她，有时还将她推来推去或将她打倒在地。每当这时她都会哭着跑回家去，再也不出家门了。

希拉里的母亲静静地观察了几周后，终于有一天，当希拉里又一次哭着跑回家时，母亲站在门口挡住了她的去路。母亲大声对她说：“回去勇敢地面对他们，我们家里容不得胆小鬼。”希拉里只得又硬着头皮走出家门，这让那些欺负她的孩子大吃一惊，他们没料到这个小丫头会这么快又回来。最后，希拉里终于以自己的勇气赢得了新朋友。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希拉里都会鼓起勇气，大胆地迎接挑战。

“你可以失去你的财富，但是你决不能失去你的性格”

原美国布朗大学校长，现任卡内基基金会主席瓦尔坦-格雷戈里安的童年十分不幸，在他6岁的时候，他的母亲便因病去世了。是他的祖母在伊朗的山区将他带大的。

格雷戈里安的祖母也是一个很不幸的女人。由于战争和疾病，她失去了所有的孩子。虽然命运对她十分不公，但她却并未因此失去对生活的信心。

为了让格雷戈里安从失去亲人的阴影中走出来，健康快乐地成长，祖母经常教导他说：“孩子，有两件事一定要记牢。第一是命运，那是你无法控制的；第二是你的性格，那可是在你掌握之中的。你可以失去你的美丽，也可以失去你的健康和财富，但是你决不能失去你的性格，因为它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祖母的这句话在格雷戈里安的成长道路上，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就得把它做好”

沃尔特-克朗凯特是美国著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他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对新闻感兴趣。并在14岁的时候，成为学校自办报纸《校园新闻》的小记者。

休斯顿市一家日报社的新闻编辑弗雷德-伯尼先生，每周都会到克朗凯特所在的学校讲授一个小时的新闻课程，并指导《校园新闻》报的编辑工作。有一次，克朗凯特负责采写一篇关于学校田径教练卡普-哈丁的文章。

由于当天有一个同学聚会，于是克朗凯特敷衍了事地写了篇稿子交上去。第二天，弗雷德把克朗凯特单独叫到办公室，指着那篇文章说：“克朗凯特，这篇文章很糟糕，你没有问他该问的问题，也没有对他做全面的报道，你甚至没有搞清楚他是干什么的。”接着，他又说了一句令克朗凯特终生难忘的话：“克朗凯特，你要记住一点，如果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就得把它做好。”

在此后70多年的新闻职业生涯中，克朗凯特始终牢记着弗雷德先生的训导，对新闻事业忠贞不渝。

“男孩子能做的事，女孩子也绝对都能做”雅芳公司女总裁钟彬娴

雅芳公司女总裁钟彬娴的母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她早年曾就读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当时，她是班上唯一的一名就读化学专业的女生。

钟彬娴的母亲希望女儿也能像她一样，自强自立。因此，她经常教导钟彬娴说：“男孩子能做的事，女孩子也绝对都能做。只要努力，女人无论在哪个领域都能到达顶峰。”

钟彬娴永远记住了母亲的这句话。在雅芳公司，她一步步地获得成功，并最终成为《财富》500强企业中的6位女总裁之一。当然，在前进的道路上，钟彬娴也曾遇到过许多困难与阻力，如因为她的年轻和性别而被轻视等。但母亲对她自己、对女儿以及对所有女性的坚定的信心，总是支撑着钟彬娴去克服这些障碍，勇往直前。钟彬娴很庆幸自己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宝贵的家庭财富。

“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托妮-莫里森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莫里森的少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困，从12岁开始，每天放学以后，她都要到一个富人家里打几个小时的零工，十分辛苦。一天，她因工作的事向父亲发了几句牢骚。父亲听后对她说：“听着，你并不在那儿生活。你生活在这儿。在家里，和你的亲人在一起。只管去干活就行了，然后拿着钱回家来。”

莫里森后来回忆说，从父亲的这番话中，她领悟到了人生的四条经验：一、无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要做好，不是为了你的老板，而是为了你自己；二、把握你自己的工作，而不让工作把握你；三、你真正的生活是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四、你与你所做的工作是两回事，你该是谁就是谁。

在那之后，莫里森又为形形色色的人工作过：有的很聪明，有的很愚蠢；有的心胸宽广，有的小肚鸡肠。但她从未再抱怨过。

“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汉密尔顿是美国著名花样滑冰运动员，他的母亲原来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但她十分珍惜时间，充分抓住每一分钟刻苦自学，后来终于成为鲍灵格林大学婚姻家庭系的副教授。她经常对汉密尔顿说：“上天给你的生命不过是许多分钟，而且是有限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只有这么多分钟的生活，因此，你必须好好利用每一分钟。”

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每天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如何处理自己所拥有的每一分钟。你既可以把它消磨在咖啡屋和酒吧里，也可以将它花在研究室或运动场上。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汉密尔顿也十分珍惜时间，抓紧每一分钟训练。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他在1981？1984年连续4次获得世界冠军。

“你应该拿出150%的努力，不管你做什么都要这样”

卡罗斯-桑塔纳是一位世界级的吉他大师，他出生在墨西哥，7岁的时候随父母移居美国。由于英语太差，桑塔纳在学校的功课开始是一团糟。有一天，他的美术老师克努森把他叫到办公室，说：“桑塔纳，我翻看了一下你来美国以后的各科成绩，除了‘及格’就是‘不及格’，真是太糟了。但是你的美术成绩却有很多‘优’，我看得出你有绘画的天分，而且我还看得出你是个音乐天才。如果你想成为艺术家，那么我可以带你到旧金山的美术学院去参观，这样你就能知道你所面临的挑战了。”

几天以后，克努森便真的把全班同学都带到旧金山美术学院参观。在那里，桑塔纳亲眼看到了别人是如何作画的，深切地感到自己与他们的巨大差距。克努森先生告诉他说：“心不在焉、不求进取的人根本进不了这里。你应该拿出150%的努力，不管你做什么或想做什么都要这样。”克努森的这句话对桑塔纳影响至深，并成为他的座右铭。2000年，桑塔纳以《超自然》专辑一举获得了8项格莱美音乐大奖。

“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调整自我，但信守不变的原则”吉米-卡特

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在读中学的时候，朱莉娅-科尔曼小姐是他的班主任。她鼓励卡特学习音乐、美术，特别是文学，并为他开列了阅读书目。

莫里森范文篇9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事实上，你可能会做出与英特尔公司完全相同的决策，因为，英特尔面临的局势实际上已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生产效率急剧提高，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威胁无所不在。这种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它要求人们作出人类最为艰难的反应：退出市场，开除员工，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未来将需要更多具有优良品质的管理人才──能够接受甚至追求心理痛苦和性格刚毅的管理者。

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在造就更多这样的人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评论家们认为现在更少了。但是，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教授正在以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难题，从而指出了这个难以对付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简森不是学哲学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计量分析教育，是一位财务经济学家。他曾多年坚信人是理性的福利最大化追求者，人永恒不变地遵循着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Resourceful，Evaluative，MaximizingModel，REMM），这是他自己归纳出来的模式；但他现在再也不这么看了。过去的几年中，他在哈佛大学参加了心智行为研究计划（Mind，Brain，BehaviorInitiative），该计划的参与者还有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研究的内容正如计划的题目所示。简森现在认为，人有一半的时间遵循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其余的时间则笼罩在痛苦规避模式（PainAvoidanceModel，PAM）下。痛苦规避模式是非理性的：沿着现有痛苦避让道路发展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但这种模式已存在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道理非常简单。在我们脑袋下面有个小小的器官叫作扁桃体，其功能就是评价外来刺激是否带有威胁性。如果外来刺激带有威胁性，这一器官就会作出著名的肾上腺素反应，它还会把阻碍其部分功能的化学成分带到表层──大脑的理性部分。这就是一位坠机生还者说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机舱里爬出来的的原因；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那么做了。”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来伤害时这类化学反应是十分有用的。问题是这类反应仅是对外界刺激本能的情感反应。这就是对一个人不好的评价似乎马上导致被批评者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一旦一个人的扁桃体发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马上触发痛苦规避模式，进而准备进行反击或予以规避。简森认为，这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及其企业难以吸取教训的原因。失去控制，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及其本身都会带来痛苦，都会刺激痛苦规避系统，导致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理性思维将所有信号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汲取教训。所以，如果管理者不愿意采取不愉快的行动，他们所要规避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采取必要措施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简森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好奇。他说：“企业将为此付出成千上万亿美元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像许多个人和民族一样，非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不得不进行扭转乾坤，但会令人不愉快的变革的原因。简森说：“如果没有来自产品、工厂或资本市场危机的直接威胁，任何公司都不会主动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那些在1992-93年间业绩较差的公司就是极好的例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一些措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些倾向于防患於未然的企业常常会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创造危机，将自己推下断崖绝壁，希望在危机袭来之前找到能够力挽狂澜、拯救自己的有效措施。融资购并就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之一。巨额债务负担会有效地迫使管理者采取必要的痛苦措施。一些企业（如SealedAir公司，一家泡沫塑料包装材料生产厂家）实行了没有购并的融资购并，只是大量举债，作为巨额特殊红利分配给投资者。另一些企业（如坎贝尔公司，CampbellSoup）则采取了更剧烈的措施，要求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亲自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持股量要求很高，乃至于管理人员不得不举债购买。令人十分惊奇，在这些措施下，企业采取痛苦决策的阻力大为减轻。

企业可以根据是否具有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勇挑重担的精神来聘用和提拔管理人员。当然，每一个管理人员都会说自己具有勇挑重担的精神（他们还会说他们都愿意倾听反面意见）。即使如此，这些是否足以构成瞬息万变时代管理者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性了呢？FMC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布特（RobertBurt）说，他们公司评价管理人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视其如何处理人事问题。因为，人事问题确实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最难处理的问题。

然而，我们还必须涉及个性问题，还必须探讨存在于公司某处的优良素质问题。归根到底，由谁来启动或强制实行股权拥有计划，或探究管理人员是如何作出强硬决策的呢？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束手无策。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指出，在扁桃体将信号传递给表层的同时，另外还有一条传递途径，允许我们的理性对扁桃体的本能施加影响。简森的说法是：这就象我们的肌肉训练一样。这一说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条众所周知的基本道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个性。

莫里森范文篇10

数分钟后，放在前面的大写字板上就写满了建议：关闭这家工厂；封存那条生产线；开除那些平庸的管理人员。“好极了！”咨询专家说。“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应如何进行这些工作。”

然而，咨询专家接下来听到的议论与平时处理这种事情时所听到的议论毫无二致：“我们不能这样干。”我们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因为这太残酷，太激进了，有人回答说。在座的一位管理人员解释说，这么干“会伤筋动骨”；没有人会愿意这么干。所需采取的措施太痛苦，难以付诸实施。

这两位咨询专家是来自波士顿管理决策公司（ManagementDecisions）的安德林？思莱伍斯基（AdrianJ.Slywotzky）和大卫？莫里森（DavidJ.Morrison）。他们的经历揭示了我们司空见惯，人所皆知的现实：该采取的措施不去采取，因为这些措施会导致不愉快的后果；这已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它源远流长，已经成为哲学和许多主要宗教信仰的核心问题。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使得这一问题变得十分紧迫：至少在今后的十年中，管理者最重要的素质将不是营销才能、信息技术或其他任何专业知识，而是个人特性──愿意甚至渴望采取重大而又痛苦的决策。

你对此持怀疑态度吗？90年代工商业的发展似乎为具有这一优良品质和不具这一优良品质的管理者的经营成果提供了脚注。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将会把90年代视为工商管理发生革命的时代，而我们则无需用太长的时间就已经看出正在发生的变化。90年代初，各类主要因素的变化一目了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许多行业管制放松，世界范围贸易壁垒减少，机构投资者持股比重不断扩大。各方面的发展变化的冲击力十分强大，促使企业发生了巨大的、艰难和痛苦的历史性转变。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唯一的问题是有人愿意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整，有人则不愿意改变自己。我们立即就可以得到答案。在1992-1993年间非同寻常的十八个月中，通用汽车（GeneralMotors）、IBM、西屋（Westinghouse）、美国运通银行（AmericanExpress）、柯达（Kodak）等美国著名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均被解雇了。后来，一些管理者“退休了”，但都不是因为“健康原因”，或从未听说过的“长期计划安排”；他们被炒了鱿鱼。企业管理获得成功的新条件一下子变得十分明确。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MichaelJensen）教授介绍了一个带有我们时代特征的故事：他的一位朋友曾经是一家名列《财富》杂志最大500家公司前茅的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整个职业生涯都服务于这家企业。然而，一旦革命袭来，他不能采取必要的应变措施。企业的市场价值开始滑坡，当企业市场价值降到原价值一半的时候，他被解雇了。他无法接受这是他的过错。简森教授分析说：“他由于不能改变自己对业务管理模式的看法，而毁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业务管理模式”是一个关键的术语。在革命化年代中，工商业管理者必须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创造价值的基础，或我们通常所说的赚钱诀窍。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认为每一管理者都应当像英特尔公司那样，每隔五六年就改变一次自己的业务管理模式。英特尔公司曾经主营记忆芯片制造；在这种芯片制造看上去开始成为没有优势的业务时，他们转而生产微处理器；一旦处理器受到商品化威胁，他们又将处理器促销为名牌消费品。思莱伍斯基说：“今天，僵死的业务模式是没有生路的。”但是很少有企业将其业务设计思想制度化，或者甚至没有明了清楚地表述过。（贵公司是否这样做了？思莱伍斯基和莫里森建议你到公司各处转一转，问一问你手下的人：“我们是如何赚钱的？”）因为这太危险了，你可能会发现你必须采取某些重大而又艰难的决策。

事实上，你可能会做出与英特尔公司完全相同的决策，因为，英特尔面临的局势实际上已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生产效率急剧提高，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化威胁无所不在。这种形势发展十分迅速；它要求人们作出人类最为艰难的反应：退出市场，开除员工，承认自己错了（或者至少不是完全正确）。因此，未来将需要更多具有优良品质的管理人才──能够接受甚至追求心理痛苦和性格刚毅的管理者。

我还没有发现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正在造就更多这样的人才；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评论家们认为现在更少了。但是，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日益扩大，哈佛商学院迈克尔？简森教授正在以全新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难题，从而指出了这个难以对付的问题的原因所在。

简森不是学哲学的。他在芝加哥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计量分析教育，是一位财务经济学家。他曾多年坚信人是理性的福利最大化追求者，人永恒不变地遵循着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Resourceful，Evaluative，MaximizingModel，REMM），这是他自己归纳出来的模式；但他现在再也不这么看了。过去的几年中，他在哈佛大学参加了心智行为研究计划（Mind，Brain，BehaviorInitiative），该计划的参与者还有内科医生、心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行业的专家，他们研究的内容正如计划的题目所示。简森现在认为，人有一半的时间遵循资源、评价和最大化模式；其余的时间则笼罩在痛苦规避模式（PainAvoidanceModel，PAM）下。痛苦规避模式是非理性的：沿着现有痛苦避让道路发展将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但这种模式已存在於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道理非常简单。在我们脑袋下面有个小小的器官叫作扁桃体，其功能就是评价外来刺激是否带有威胁性。如果外来刺激带有威胁性，这一器官就会作出著名的肾上腺素反应，它还会把阻碍其部分功能的化学成分带到表层──大脑的理性部分。这就是一位坠机生还者说他不知道他是如何从机舱里爬出来的的原因；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想，我就那么做了。”

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来伤害时这类化学反应是十分有用的。问题是这类反应仅是对外界刺激本能的情感反应。这就是对一个人不好的评价似乎马上导致被批评者产生抵触情绪的原因：一旦一个人的扁桃体发现自己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马上触发痛苦规避模式，进而准备进行反击或予以规避。简森认为，这也是企业管理人员及其企业难以吸取教训的原因。失去控制，承认自己的错误，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及其本身都会带来痛苦，都会刺激痛苦规避系统，导致化学反应，影响我们的理性思维将所有信号全部记录下来。如果我们看不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无法汲取教训。所以，如果管理者不愿意采取不愉快的行动，他们所要规避的痛苦实际上就是采取必要措施所必须承受的痛苦。

简森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好奇。他说：“企业将为此付出成千上万亿美元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像许多个人和民族一样，非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不得不进行扭转乾坤，但会令人不愉快的变革的原因。简森说：“如果没有来自产品、工厂或资本市场危机的直接威胁，任何公司都不会主动进行改革。”我们大家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那些在1992-93年间业绩较差的公司就是极好的例证。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一些措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一些倾向于防患於未然的企业常常会在危机真正到来之前创造危机，将自己推下断崖绝壁，希望在危机袭来之前找到能够力挽狂澜、拯救自己的有效措施。融资购并就是防患於未然的措施之一。巨额债务负担会有效地迫使管理者采取必要的痛苦措施。一些企业（如SealedAir公司，一家泡沫塑料包装材料生产厂家）实行了没有购并的融资购并，只是大量举债，作为巨额特殊红利分配给投资者。另一些企业（如坎贝尔公司，CampbellSoup）则采取了更剧烈的措施，要求高级管理人员直接和亲自持有一定数量的公司股权；持股量要求很高，乃至于管理人员不得不举债购买。令人十分惊奇，在这些措施下，企业采取痛苦决策的阻力大为减轻。

企业可以根据是否具有愿意面对残酷的现实、勇挑重担的精神来聘用和提拔管理人员。当然，每一个管理人员都会说自己具有勇挑重担的精神（他们还会说他们都愿意倾听反面意见）。即使如此，这些是否足以构成瞬息万变时代管理者所必须具有的个人特性了呢？FMC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布特（RobertBurt）说，他们公司评价管理人员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视其如何处理人事问题。因为，人事问题确实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最难处理的问题。

然而，我们还必须涉及个性问题，还必须探讨存在于公司某处的优良素质问题。归根到底，由谁来启动或强制实行股权拥有计划，或探究管理人员是如何作出强硬决策的呢？聊以自慰的是我们还不至于那么束手无策。哈佛大学的科学家们指出，在扁桃体将信号传递给表层的同时，另外还有一条传递途径，允许我们的理性对扁桃体的本能施加影响。简森的说法是：这就象我们的肌肉训练一样。这一说法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一条众所周知的基本道理：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