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范文10篇

米塞斯范文篇1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

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

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

，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

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scienceofhuman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目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7]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

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8]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9]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也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

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10]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

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11]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

以上的分析说明，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即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但为什么说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预测和操纵呢?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预设着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作出理论说明。关于社会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认为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只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必须还原为个人的行动。"诸个人行动的特定方面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或''''大社会''''(greatsociety)。但社会本身既不是实体，也非权能(power)或行动者。行动的只

有个人。个人的某些行动带有与他人合作的意图。而个人间的合作则产生了由社会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事态。社会并不能脱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存在。"[12]社会实在的本质在于诸个体的互动，因此，任何科学有效的对社会实在的分析，都必须回过头来指涉个人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主观预期的意义所塑造的。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必须追溯到对个人行动及其意义的理解，这便是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米塞斯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那些明显的秩序并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个人的行动之产物。它们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自发性秩序的典型例子是货币的使用。货币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是谁也没打算创造货币制度的许多单个交易者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13]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从简单的分工到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经济学对经济秩序的解释，必须追溯到产生这种秩序的有意识的个人行动。经济学的研究是对个人行动及其结果的理解和理论重述。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遍倾向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数学分析提供预测和操纵经济过程的理论依据。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的最

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14]而在米塞斯看来，这完全是建立在错误方法论基础上的错误意图。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完全忽视了个人选择和相互预期的作用；而按照社会的愿望统制或管理经济生活，则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的自发性秩序。米塞斯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秩序自发性意味着秩序本身的完美；但是，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却意味着必须高度重视个人的选择、行动和预期在经济秩序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主张(尊重个人的经济自主)。

接下来我以诺齐克和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争论为例，简略地分析一下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关于分配正义，罗尔斯主张"正义即公平"，为确保公平必须实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而诺齐克则认为正义即维护个人的权利或资格。一种分配结果只要确保每个人获得了其有权获得的份额，是不论平等与否的。[16]由于公平着眼于共时态的人际比较，而权利只对个人的财产获得行为作历时态的考察，公平与权利之间并没有共通的基础。因此，似乎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争论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像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然而，从诺齐克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诺齐克看来，先不论罗

尔斯的答案如何，他把分配问题看作关于何种分配结果正当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分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之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上的。它假设了一种按照某一标准集中、统一进行的分配过程。然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财货分布状态是各个个人分散的行动(原始获得和转让)的结果。对分配正义的考察必须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因而，恰当的问题就不是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正当，而是个人在财货的原始获得和转让行动中应当遵守哪些规范性原则。[17]这种研究方法，与新奥地利学派将"探索修正个人决策的方法"作为重建主流经济学的方向[18]的主张是内在相通的。它们的直接来源，即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

注释：

[1][18]参见柯兹纳尔《"奥地利学派"对危机的看法》，收于丹尼尔·贝尔、欧文·

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参阅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英文版)，Basic,1974。

[3]三本书的全名分别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任务和内容的研究》（德文版原名）、《理论与历史--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变的解释》、《经济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

[4]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6]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7][8][9][10][12]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英文版），D.VanNostran

dCompany,1962，第34页、38页、48页、78-79页。

[11]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11页。

[13]参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第七节。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8页。

[15]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米塞斯范文篇2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演变，经济学和哲学已经分化成各自独立的两门学科。尤其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兴起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以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为依据，标榜自己是如同物理学一般的经验描述和预测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与哲学毫不相干。但是，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然是经济学与哲学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的一座桥梁。有一些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哈耶克等，则直接经过这座桥梁，自觉地涉足于哲学的领域，对于社会哲学、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哲学学科中的基础性理论作出自己的回答，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哲学界也有不少学者作出了回应。有鉴于此，我国哲学界也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大量传人的今天，把海尔布隆纳称之为"世界性哲学家"的经济学大家的经济哲学思想的研究，提上日程。本文关于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以求正于学界方家。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哈耶克称他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鸿、托克维尔和穆勒不相伯仲的伟大思想家。作为一个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者，米塞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这种立场使他的学说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受到人们的冷淡。但是，随着过度的国家干预所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米塞斯的学说在西方社会又重新受到重视，在70年代开始的所谓"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危机"中，新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是从米塞斯(以及哈耶克)那里发掘"挽救和重建"经济学的思想源泉[1]。在政治哲学中，在约翰·罗尔斯之后，以罗伯特·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也从米塞斯那里寻找抵制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理论依据[2]

米塞斯深刻地意识到，他以及他所继承和发展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经济学具体观点的分歧，而且也是它们所建诸的哲学基础的分歧。因此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投入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著作有《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1933)、《理论与历史》(1957)和《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1962)等[3]。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经济法则是一门演绎科学，一种先验的、非假设性的真实陈述，"赋予经济学在纯知识界特殊和独立地位的是它的特殊定理不受任何以经验为基础的证实与证伪的检验……经济定理的正确与否的最终尺度，完全在于不借助经验的推理。"[4]然而，奇怪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立场却是由他的学生罗宾斯的著作《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而首先引起世人重视的。直到50年代初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兴起为止，罗宾斯的这部著作一直被看成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教材和指南；米塞斯本人的观点则仅仅被视为它的一种夸张和极端的表现而卑之无甚高论。萨缪尔逊说道："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地宣扬--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5]

然而，姑且不论经济学是否真的能抛掉先验方法，从米塞斯所产生的持续影响来看，米塞斯经济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点不在于它的先验论立场，而在于它揭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事实性内容和规范性内容的互动关系。自新古典学派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都采取实证经济学的立场，它们认为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或政治哲学是掺杂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是严格的科学研究应当剔除的东西。而米塞斯则认为它们是不可分的。一方面，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内容必须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懂国民经济就不能理解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一种应用国民经济，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和社会政治。"[6]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理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尽管经济学必须避免直接进行价值判断(根据经济学理论作政策建议是另一回事)，但在元理论的层次上却不可避免地具有规范性内容。

因此，米塞斯所说的经济学方法论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如何进行经济研究的具体方法，先验性演绎是其特征。二是关于究竟什么才被算作一种经济学解释的认可，其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正是后者持续地同时影响着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的性质不同的理论工作。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这两个层次的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是"人类行动科学"(thescienceofhumanaction)的一个分支。行动(action)和行为(behavior)是两个概念。行为是人的身体的物理过程之统称，而行动则是与行动者的意识不可分的。"行动是目的性的活动，它不仅仅是行为，而是由于价值判断而产生的行为；它指向明确的目的，并以关于特定手段之适合性与否的观念为指导。"[7]行动是有意识的行为，是选择和意志力的行使。因而，行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对人的研究，如果不是生物学的话，就始终是对人类行动的研究。"[8]作为人类行动科学的分支，经济科学是对人类行动及其效果的研究而不是对非人格化的经济变量的数学分析。

米塞斯认为，经济学的性质决定了实证主义方法对于经济学的不适应。实证主义的本质是泛物理主义，它企图把以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在米塞斯看来，这一目标，无异于"取消人类行动科学"。自然科学方法之所以无法研究人类的行动，首先是因为行动是与行动者的目的和价值观念不可分的。"如果不参照价值判断，就不可能对人的行动说出任何东西。""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认知原则运用于人类行动问题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这些科学没有处理价值评判的工具……价值判断不可能由实验者的观察地位所感知，也不能由物理学语言的基本句子(指描述直接经验或知觉的命题--笔者插注)所描述。"[9]人类行动科学的目的是"理解"行动的意义。这种理解也即是狄尔泰和韦伯所定义的理解，即对行动之主观意义的理解。"理解涉及的是价值判断，涉及的是目的的选择以及借以达成这些目的之手段的选择，涉及的是对行动结果的评价。"[10]

米塞斯认为人类行动科学有两个分支：历史学和"人类行动学"（praxeology或praxiology）。历史学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理解性的经验科学，而人类行动学则是关于人类行动的先验性的演绎科学。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离开历史学的研究，但经济学理论本身则属于人类行动学。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并不是多少带有推测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严格的逻辑演绎。经济学法则不是经济归纳的结果，而是从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经验的所有结构性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同公理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一样，在借助附加的、以经验为根据的，而且可以证实的假设前提下，所有直接或间接地从公理演绎和推导出来的经济法则也具有先验性和真实性。

米塞斯的公理演绎方法对于建构一个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是否可行，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这里所要指出的是，米塞斯的先验论主张有其独特的哲学意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立场不但是一种"泛物理主义"；同时，在有关经济学知识的意义问题上，它又是一种波普尔式的证伪主义。用萨缪尔逊的话说，经济学的目的是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而"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11]只有这种知识才能提供对经济过程的科学预测。而米塞斯则认为，经济法则事实上不依赖于经济事实的证实或证伪，它没有预测性价值，然而却不能由此说它没有意义。经济法则作为人类行动的一般结构，其意义在于提供了我们赖以理解经济现象的"必要真理"。理解科学和演绎科学是一种互补的关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是演绎性的，但经济科学的总目标则是理解人类行动及其结果。以上的分析说明，米塞斯的先验认识论是服务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立场的，即经济学是旨在理解人类行动的科学，而不是预测和操纵经济生活的科学。但为什么说经济学的目的是理解而不是预测和操纵呢?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不可避免地预设着一种社会哲学或社会理论，对社会的存在和运作方式作出理论说明。关于社会的存在方式，米塞斯认为一种常见的错误是把社会当作一种实体性的存在。在他看来，社会只是个人之间的合作，必须还原为个人的行动。"诸个人行动的特定方面构成了所谓的社会或’大社会’(greatsociety)。但社会本身既不是实体，也非权能(power)或行动者。行动的只有个人。个人的某些行动带有与他人合作的意图。而个人间的合作则产生了由社会这个概念所描述的那种事态。社会并不能脱离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存在。"[12]社会实在的本质在于诸个体的互动，因此，任何科学有效的对社会实在的分析，都必须回过头来指涉个人的行动，而行动是由行动者主观预期的意义所塑造的。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最终必须追溯到对个人行动及其意义的理解，这便是与自由主义互为表里的"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米塞斯认为，人类经济生活中那些明显的秩序并非人们有意设计的结果，而是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个人的行动之产物。它们是一种"自发性的秩序"(spontaneousorder)。自发性秩序的典型例子是货币的使用。货币作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是谁也没打算创造货币制度的许多单个交易者的一系列活动的结果。[13]各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制度，从简单的分工到高度复杂的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经济学对经济秩序的解释，必须追溯到产生这种秩序的有意识的个人行动。经济学的研究是对个人行动及其结果的理解和理论重述。自凯恩斯以来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普遍倾向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总量的数学分析提供预测和操纵经济过程的理论依据。用凯恩斯的话说，经济学家"的最后任务，也许是在我们实际生活其中的经济体系中找出几个变数，可以由中央当局来加以统制或管理。"[14]而在米塞斯看来，这完全是建立在错误方法论基础上的错误意图。宏观经济总量的分析完全忽视了个人选择和相互预期的作用；而按照社会的愿望统制或管理经济生活，则进一步破坏了经济的自发性秩序。米塞斯并不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秩序的自发性意味着秩序本身的完美；但是，经济秩序的自发性却意味着必须高度重视个人的选择、行动和预期在经济秩序的形成和运作中的作用。这既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方法(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规范性主张(尊重个人的经济自主)。

接下来我以诺齐克和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问题的争论为例，简略地分析一下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对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关于分配正义，罗尔斯主张"正义即公平"，为确保公平必须实行差别原则，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而诺齐克则认为正义即维护个人的权利或资格。一种分配结果只要确保每个人获得了其有权获得的份额，是不论平等与否的。[16]由于公平着眼于共时态的人际比较，而权利只对个人的财产获得行为作历时态的考察，公平与权利之间并没有共通的基础。因此，似乎罗尔斯与诺齐克之间的争论不存在客观的标准，像麦金太尔所说的那样是"不可通约的"。然而，从诺齐克的角度看却并非如此。在诺齐克看来，先不论罗尔斯的答案如何，他把分配问题看作关于何种分配结果正当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分配(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之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上的。它假设了一种按照某一标准集中、统一进行的分配过程。然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财货分布状态是各个个人分散的行动(原始获得和转让)的结果。对分配正义的考察必须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因而，恰当的问题就不是什么样的分配结果正当，而是个人在财货的原始获得和转让行动中应当遵守哪些规范性原则。[17]这种研究方法，与新奥地利学派将"探索修正个人决策的方法"作为重建主流经济学的方向[18]的主张是内在相通的。它们的直接来源，即是米塞斯的经济学方法论。注释：

[1][18]参见柯兹纳尔《"奥地利学派"对危机的看法》，收于丹尼尔·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2]参阅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英文版)，Basic,1974。

[3]三本书的全名分别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关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任务和内容的研究》（德文版原名）、《理论与历史--关于社会和经济演变的解释》、《经济学的最终基础--一篇关于方法的论文》。

[4]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5]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页。

[6]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1页。

[7][8][9][10][12]米塞斯：《经济科学的最终基础》（英文版），D.VanNostrandCompany,1962，第34页、38页、48页、78-79页。

[11]转引自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11页。

[13]参见诺齐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第七节。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08页。

[15]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79页。

米塞斯范文篇3

在《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中使用了“人类的行动”（humanaction）这个术语作为他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米塞斯从最基本的人类有趋利避害、有目的的行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完成了一套“人类行动学”的研究进路。按照“人类行动学”定义，行动（action）就是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behavior）。因此，米塞斯给出了“有目的的行为”这个术语。米塞斯试图推导出一条经济学的公理，即“人类的一切行动，皆有目的”，这是米塞斯经济学的整个研究纲领的出发点。所有合理的经济理论都是这一核心先验预设的演绎结果。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的哲学基础源自康德。对康德来说，存在基本的原则和判断以形成我们知识的基础———例如逻辑规则，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以及物体存在的事实———它们对我们的知性（understanding）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没有它们，有意义的经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关于原则的知识对于知性来说是前提条件，它们不能来自于外界，不能来自于经验观察，而必须是先验综合地真。对米塞斯来说，经济知识也有一个唯一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对有意义的经验来说必须存在“先验综合的真命题”———它就是人类的行动。[1]米塞斯指出，“先验的思维推理与人的行动，都是人类心智的表现，人的心智的逻辑结构创造了实际的行动理性，与行动是同质的（geneous），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从先验原则得出的推理，不仅在逻辑上正确，也可用于现实经济活动。只要先验前提为真而逻辑演绎又无误，则推论必然为真并具有实证內容。换言之，这些推论不再需要去证实或证伪。米塞斯认为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先验的，是人类行动的先验科学。人类行动学的思想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axiom），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显现出来的一种自明的道理。[2]米塞斯的“先验的”理论是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的所有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从米塞斯的观点可知，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构成人类行动体系的节约、偏好、行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理智直观。我们不是通过经验证实这一切，而是先验地从内心中领悟到所有这一切。

二、个体信念与个人主义知识论

米塞斯根据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来理解人类的行动，并推导出经济规律。米塞斯的进路是先验论的个人主义知识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中他说：“就认识论来讲，也即就人的知识论来讲，确实有点东西不得不认为是永恒的。这就是人心中逻辑的与行动学的结构以及人的感官能力。”[2]米塞斯坚守个人主观主义观点，但他不相信人们只是简单地从一种“孤立的”状态进入到一种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状态，他不认可人们从自然个体存到社会存在的转变这种“契约主义”的解释，很难以相信人们能够生活在“观念或抽象”之中。所以，米塞斯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且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人们的选择。社会文化语境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是主体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行为主体思维的逻辑结构相同，但他们的个体信念不同。为此，米塞斯对普通人和精英分子———例如，发起人、企业家、带头人、创造性天才———做了区分。普通人和精英分子的区分可以解释新的个人信念如何通过一种社会过程得到共享或者说扩散。普通人通常是遵循“习惯”或惯例，只有在他们确信精英分子将改善他们的福利时，他们才调整他们的“习惯”或惯例。因为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与个人的信念是相一致的。如果精英分子的思想不再能够改善他们的福利，那么普通人将会抛弃精英分子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普通人事实上分享着个人信念，但这些个体信念无法自发形成集体信念。

三、从个体信念到社会合作

为了解决个体信念与社会合作的相容性问题性，米塞斯采用了“内省”（introspection）这一概念。米塞斯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之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反思（self-examination）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内省的人M会这样想：N像我一样是理性的，也即，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是理性的，除非我们有相反的证据。每个人都有一种先验的相同的推理能力，这些推理能力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能力。米塞斯相信人们能够合作也是源于他的“人类行动学”理论。“人类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这种行动之存在，可以通过内省的方法发现。米塞斯认为社会不存在于别处，只存在于个体行动之中。在个体行动之外去寻找所谓的社会只是妄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缔结契约而形成人类社会。个体仅仅是为了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协作来达到个人各自的目的，而社会合作是随带发生的（superve－nient）。这些合作行动所产生的相互关系合起来被称作社会。社会以合作取代了个人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劳动的分工和联合。人从有目的的行动的动物，变成了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体行动，就不会有社会。

四、批判与反思

米塞斯范文篇4

奥地利学派奠基人

在经济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政治经济学要义》，都被认为是“边际主义革命”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多数情况下，思想史学家所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来，特别是W·贾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向门格尔思想中与他同代人不同之处。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尔（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则将门格尔及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的独特思想与19世纪后期奥地利更为广阔的思潮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了。

门格尔著作的锋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着力于重建经济科学的基础，即在保留经济学抽象与理论特色的同时，对价值与价格提出一种与古典派学说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经济学家们认为，价值受以往资源成本的支配；门格尔则认为，价值是对今后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实用性的判断。门格尔的著作虽是奉献给德国和奥地利说德语的学术界的，但它在方法、风格乃至本质上，都与当时德国各大学的研究大相径庭。后者的研究虽也尖锐批评古典经济学，但它抨击的是其理论特征，其主张主要是历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门格尔著作发表时，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为首的新历史学派正开始取代以罗雪尔（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为首的旧历史学派。年方31岁的奥地利公务员门格尔显得小心翼翼，尽量不与德国经济学界冲撞。事实上，他以“恭敬之心”将《原理》一书题献给罗雪尔，并“作为一个奥地利伙伴的友好问候以及作为对德国慷慨恩赐我们奥地利人以科学启迪的菲薄报答……”（门格尔，1871年，前言）。门格尔显然希望人们会认为他的理论创新证实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献出一种新的经济学以取代备受怀疑的英国正统古典学说。

但门格尔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对他的著作不屑一顾。即便一些德语学术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笔带过。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门格尔完全是孤立的；当时不存在什么奥地利“学派”。19世纪80年代，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热情洋溢的著作开始问世时，这一新学说虽被冠以“奥地利学派”的称号，但与其说是一种尊称，倒不如说是傲慢的德国经济学家对它的蔑视（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页）。在门格尔发表了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门格尔，1883年），向历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战后，奥、德学者间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受到冷遇，这使他确信只有正面抨击历史学派才能拯救德国经济学，他显然是为此而撰写此书的。此书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论之争，通常（但不总是，参见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经济史学家们认为是学术精力的可悲浪费。然而，这次恶言相交的学术论战肯定有助于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奥地利学派的存在，并把他们视为一伙赤诚的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奋的理论观点，补充和加强了新生的边际主义文献，深刻地修正了当时仍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价值理论。庞巴维克、维塞尔、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详尽阐述或探讨了门格尔在价值、成本与价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观主义观点。V·马塔亚（V.Mataja）、格罗斯（Gross）、萨克斯（Sax）以及R·迈耶（R．Meyer）等人，则提供了有关纯利润理论及其在财政理论上应用的著作。维也纳大学教授E·菲利波维奇（E.Philippovich）虽然较为赞赏德国学派的贡献，但他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在讲德语的学生中起到了传播奥地利学派边际效用理论的重要作用。

与杰文斯及瓦尔拉的研究方法一样，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贡献，既强调边际主义，又强调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与其他早期边际主义理论分道扬镳。奥地利学派没有试图用数学方法表达他们的学说，因此，他们的边际概念与杰文斯和瓦尔拉的多少有点差别。对后者和后来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价值是指“整个”变量的瞬间变化率。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却故意采用了离散变量（K·门格尔（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概念及其递减的观念对奥地利学者来说并不是指心理满足本身，而是这类满足依次的边际“评定”（麦克库洛赫（McCulloch，1977年）。总之，正如E·施特赖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极力主张的，对奥地利学派来说，“边际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词（边际的），而是后面的名词（效用）。门格尔认为，他的理论显示了主观的“效用”考虑，在决定经济价值时，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价值并非如马歇尔经济学所说由主观的（效用）和客观的（有形成本）考虑“共同”决定的，而是由消费者行为（在既定的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框架内起作用）“单独”决定的。对于门格尔，尤其是对于维塞尔（他的名字常与这方面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种为了获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牺牲的预期效用。在其他边际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人们几乎化了整整20年才认清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表明了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而门格尔至少能立即觉察这一本质。他的“订货率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论强调了生产要素部门的经济特征和价值是如何完全地从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中得出的，而订货率较高的商品最终将促使消费品的出现。庞巴维克的贡献不仅阐发和传播了门格尔的基本主观价值论，最杰出的还是他的资本与利息的理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发表了一部学术史上的巨著（庞巴维克，1884年），对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价值”或“正常利润”）理论作了包罗万象的评论。数年之后，他又发表了另一著作（庞巴维克，1889年），阐述了他自己的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学派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作。我们下面将会看到，一些后来的和当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确信，庞巴维克的这些观点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的不朽贡献。另一些学者从门格尔反复受到的批评（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页注8）中得到提示，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偏离了门格尔滥觞的奥地利学派传统内核，甚至与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过．庞巴维克本人认为，他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是基本主观价值论无懈可击的延伸。在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进了时间因素后，庞巴维克发现有可能对利息现象作出解释。由于生产要耗费时间，由于精于计算的人总是有序地选择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质相同的）较晚的收益，因此耗费资本的生产过程（即便将竞争的销蚀力量考虑在内）总是会将一部分现行产出让与先期就对耗时与迂回的生产过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庞巴维克已是奥地利学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为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者把奥地利学派看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敌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庞巴维克不仅提出自己的理论来解释利息“剩余”，使资本家的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剥削性，而且还有力地和无情地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理论。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统地应用了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学说进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无情地和毫不妥协地详细阐述了这一批判，剖析了那个断言，即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资本论》第3卷与构成第1卷基础的简单劳动学说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1920—1940年的大战间年代，当时，奥地利学派的第三、四代传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还与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就中央计划经济中的经济计算问题进行争论。

1903年，门格尔从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上退了下来，由维塞尔继承。人们公正地称：

“（维塞尔是）奥地利学派的中间人物：时间上处于中间，他所阐发的观点处于中间，他的才力也处于中间。换句话说，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他有着最长的教学经历……”（见施特赖斯勒，1986年）。

维塞尔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早期和多产的阐述者。他有关经济学的综合性论著总结了他毕生的贡献。（维塞尔：1914年）。该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赞誉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这篇论著看成是个人成就，不是奥地利学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战前的10年里，庞巴维克的学术讨论会（他当了几年奥地利财政部长后重新投入学术生涯时开始主持的）才是奥地利学派著名的学术中心。参加这个讨论会，此后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有约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维希·冯·密塞斯，这两位在战前就发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战后的奥地利学派

第一次大战后，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处境与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庞巴维克与世长辞。门格尔在退休后的长期隐居中，曾不时在校接待青年经济学家的来访，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虽然维塞尔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学术中心已转向年轻一辈经济学家。其中突出的有庞巴维克的学生密塞斯和维塞尔的学生及教授职位继承人汉斯·迈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维也纳大学（不领薪俸的）“特约”教师，从未真正取得过教授职位。他的学术影响主要在大学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战前受教育）著名学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尔（RichardStrigl）、埃瓦尔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莱奥·舍恩菲尔德（LeoSchonfeld）（以后还有伊利（Illy））。面对这些变化，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了发扬光大。新的著作发表了，一大批年轻学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许多人在以后的数十年中成为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Machlup）、奥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罗·N·罗森斯坦-罗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奥地利学派在两个相互交叉的团体里展开了热烈的经济学讨论。一个在维也纳大学以汉斯·迈耶为首，另一个聚集在密塞斯周围，在他的商会办公室举行著名的“私人讨论会”。密塞斯的讨论会不仅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年轻经济学家，也吸引了诸如费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就是在这一时期，维也纳的学术热情对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种接触的极为重要的结果是罗宾斯1932年发表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罗宾斯，1932年）。主要是通过这部著作，奥地利学派的好些基本观点被汇入了20世纪英美经济学的主流。1931年，罗宾斯邀请哈耶克去伦敦经济学院讲课，此后即受命主持该学院的图克讲座。

哈耶克来到伦敦促进了“奥地利学派”周期理论的发展，并使它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对该理论作过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页）。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是因利率过低引起暂时性资源错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资源错置的，是生产者预期一部分公众愿意将消费推迟到与时间偏好的真实格局实际上相违背的程度，于是便发起新的生产过程。而继后放弃难以维持的生产项目就构成了周期的下降阶段。密塞斯强调，该理论来源于威克塞尔(Wicksell）和更早的英国货币学派。事实上，密塞斯很难为这一理论被贴上奥地利学派标签提出申辩（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这个理论已经牢牢地贴上了奥地利标签了。哈耶克热情阐述并广泛发展了这一理论（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还（通过这一理论）向英国公众介绍了庞巴维克资本学说的远见卓识，这无疑使这一发展完善的学说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记，并使经济学界认识到该理论是奥地利学派的重要贡献。鉴于所有这些发展，我们显然必须认定：从许多方面讲，30年代初期是奥地利学派对整个经济学界影响最大的时期，然而，这种辉煌的业绩却是短暂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无裨益。这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同一个30年代初期，为什么和怎样成为决定奥地利学派命运的几乎是致命的转折点。在短短数年中，除了作为经济学派史上重要但已过去的一页，独树一帜的奥地利学派学说竟从经济学界销声匿迹了。虽然汉斯·迈耶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战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边的杰出青年经济学家们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国大学。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内瓦，以后到了纽约。由于哈耶克去了伦敦，维也纳再也不是生机勃勃继承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中心。而且，该学派中的许多学者确信，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已被经济学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论经济学优势地位的出现，以及历史学派和反理论学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失势，无疑使奥地利学者相信他们已取得了最后胜利，因此没有必要再发展独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了。密塞斯在1932年说过的话道出了这层意思。在谈到通常把经济学理论分为三派，即：奥地利学派、英美学派和洛桑（Lausanne）学派时，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话强调说，这些学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表达相同观点的方法，他们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术语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学说的本质”（密塞斯，1933年，第214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奥地利学派传统得到保存并发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这主要是通过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马克卢普曾几次（马克卢普，1981年）列举二次大战前奥地利学派的6个主要观点。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这些观点确实表达了1932年时人们所理解的奥地利学派研究方法。这些观点是：（1）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请不要与政治上或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混淆，而是指它主张经济现象的解释应该回到个人行为中去探寻）；（2）方法论上的主观主义（承认只有参考有关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才能理解他们的行为）；（3）边际主义（强调决策者所面临的数量的预期“变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边际效用递减）对需求和进而对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承认影响决策的成本是指，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产要素时所放弃的最为重要的选择机会，而不是指已被放弃去选择其他目的之机会）；（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表明时间偏好和生产率的“迂回性”）。

不过，对上述观点作进一步评论似乎是适宜的。（1）大多数现代微观经济学都吸收了这6个观点，只是侧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这6个观点证实了前面引证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论断，即“所有”的经济学流派有共同基础。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的研究却暗示，这6个观点并没有“真正”全面概括奥地利学派。虽然，在当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奥地利派学者中很少能证明奥地利学派还有其他观点，但在该学派的传统学说中事实上已隐含着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确阐述。由此来看，（4）一些重要的“差别”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有别于微观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因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发展起来的。说明这些区别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来阐述，这就使奥地利学派在经济学界仍保留其与众不同的“风貌”。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后期发展

汉斯·迈耶1932年撰文批评“功能价格理论”，并提倡使用“遗传因果”方法。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样理解经济学理论方面，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差别。在此文中，迈耶批评价格均衡理论没有解释导致市场价格的行为“顺序”。要理解这一顺序，就必须理解构成这一顺序的行为的最初原因。根据密塞斯和哈耶克后来撰写的论著，有理由认为迈耶当时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奥地利学派思想中重要和与众不同的含义。但是，在本世纪20年代，奥地利学者本身（和研究他们著作的人，如L·罗宾斯）似乎都忽略了这一点。看来，发生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那次著名论战，即关于中央计划经济中经济计算可能性的争论，帮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阐发了这一当时被忽略了的含义。仔细阅读一下这次论战的文献就会发现，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击他们的论敌——“主流”均衡派的论点时，阐明了奥地利学派在理解市场时强调过程、学习和发现（拉维（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说过，经济计算需要有价格提供指导；由于中央计划经济没有生产要素市场，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价格来指导。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学者反驳说，价格不一定仅指市场价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经营者作为“参数”的非市场价格（就和企业理论中生产者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和产品市场上把价格作为参数一样），也可以指导经济计算。在驳斥这种说法时，哈耶克阐发了他对竞争性市场过程的解释，提出竞争性市场过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发现过程（见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时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场过程特征（他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强调知识的作用，而是强调了在开放的不稳定的世界中企业家的行为（参见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据密塞斯—哈耶克对市场过程理论的发展（并且承认这些发展揭示了早期奥地利学派传统理论中隐含的思想。见：柯兹纳（Kirzner），1985年，及贾菲，1976年），我们有理由在马克卢普提出的奥地利学派传统观点后面再加上下述几条：（7）市场（和竞争）是学习和发现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稳定环境中的一种选择行为（此处认定有关选择机会也是决策的一部分）。上述两个观点在奥地利学派的传统中得到了发展，并成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对奥地利学派传统学说再度重视的中心问题。在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学者再度重视该学派的传统学说。

今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由于1930年以后奥地利学派历史上这些多变的发展，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在当代经济学讨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含义。其中一些含义至少是部分重选的，另一些则至少是部分矛盾的。为了理清楚这些不同的理解，列举80年代赋予“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一些不同含义，不无裨益。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目前的地位，不论是好是坏，完全是由时下这些理解体现的。

（1）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严格地讲，只是个历史名称。按此理解，奥地利学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观经济学主流所吸收，部分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当今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完全了解早期奥地利学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奥地利举行的几次纪念大会和一些论著（希克斯和韦伯（Weber），1973年；莱塞（Leser），1986年）都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整个专业经济学家群体的一份子。曾由门格尔、维塞尔和迈耶担任过的教授职位，现由埃里克·施特赖斯勒继承，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深受奥地利学派传统的影响，其论著涉及了奥地利学派的众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赖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对有些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是个定语，用来表达再度出现的对庞巴维克资本与利息学说的兴趣。这种复兴特别强调生产的时间尺度和生产率的迂回性。曾为此著书立说的学者有希克斯（1973年）伯恩霍尔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费伯（Faber，1979年〕和奥洛塞尔（Orosel，1981年）。这一派观点认为，“奥地利学派”一词与一般的门格尔主观主义传统不相干（如前述，该传统对庞巴维克的理论有所保留）。

（3）对于其他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独特的方法论或特殊的经济学，倒不如说是政治和社会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类观察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意味着崇尚自由市场。马克卢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赞同）对“奥地利学派”作如是观。他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论著的影响。密塞斯以鼓吹市场起因说而出名，同时他是无可争辩的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的强硬政策主张，很自然地被认为是现代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国的主要追随者默里·N·罗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论著加强了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张和鼓吹自由主义。但是，另一些观察者会对如此定性奥地利学派提出疑问。虽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奥地利学派的早期论著被认为是与马克思学派思想尖锐对立的，但总的来说该学派保持一种超政治的姿态。在该学派的奠基人中，维塞尔事实上明确赞同德国历史学派提出的干预主义的结论（维塞尔，1914年，第490页）。虽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怀疑，他们也强调他们经济学的无价值（Wertfrei）特点。他们都认为，他们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场主张与信奉奥地利学派有联系，但并不是该学派的核心思想。

（4）对于经济学界的许多人来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对卡尔·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思想，尤其是经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现的兴趣。这种兴趣主要出现在美国，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著，主要包括默里·N·罗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尔·何兹纳（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尔德·P·奥德里斯科尔（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马里奥·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罗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这一派的目标是突出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是一种过程的解释与主导现代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的不同之处。其结果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一词常常被理解为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见怀特（White），1979年，第9页），拒不采用现代数学和经济计量技术。而规范经济学则主要因均衡为方向而广泛采用这些技术。现代奥地利学派中的这批经济学家（有时被称为新奥地利学派），确自认为早期传统的继承者。他们和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赞赏市场有秩序的结果，但在理解这种结果实际是怎样取得时，又与新古典主义有分歧。正是由于这批学者的努力，早期奥地利学派的许多著作的原文和译文得到再版，在经济学界内外吸引了大批读者。

米塞斯范文篇5

关键词:经济学;科学;性质

1经济学科学性质之“惑”

对经济学的科学性质的争论从经济学的出现至今就没有停止过。罗森伯格指出,经济学是一门“处于纯公理系统与应用几何学的交叉点上、类似于数学的一个分支”的科学;米塞斯(L.V.Mises)认为:“经济学不是来自经验,它先于经验,是行动和事实的逻辑”,“经济学的定理不是来自于事实的观察,而是从行动的基础范畴中演绎出来的”。按照米塞斯的这段话,其认为经济学因为无法进行精确可控的实验,所以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瑞典经济学家谬尔达尔在获奖后批判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因其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

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础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断定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懂得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断定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定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广泛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广泛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平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广泛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懂得,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公务员之家:

4.2科学发明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明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明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保持试错法,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正是为懂得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涉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明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明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波普尔指出:“所谓科学学科不过是以人工的方法划分的问题与尝试性解决方法的混杂物,真正存在的是问题和科学传统”。由此我们甚至不应该太过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划分,这可能只是一种传统的偏见。确实这一看法也是符合社会科学发展现实,随着自然科学家的新论点和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组织分界”。许多科学家都承认不仅两个领域的彻底区分是不可能的,就是对“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制度性区别也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

5总结

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点,应用在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上,从科学的划界标准,研究对象,到科学发明方法等方面都可以得到论证,可以得出经济学是科学这一结论。另外,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其与自然科学的融合,更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等新兴交叉经济学的兴起,更是说明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可分割性,他们在科学性质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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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乔治•荷曼斯箸,杨念祖译.社会科学的本质[M].台湾:桂冠出版社,1987.

米塞斯范文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人性失衡；理性反思

一、代表性的经济危机原因论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广大雇佣工人只获取能够勉强糊口的工资，结果造成大量的商品不能顺利地售卖出去，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无法得到解决，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1]。（二）熊彼特的经济“创新”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连续的创新活动或“创造性破坏”是经济危机（波动）生成的根源。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引致了经济繁荣，为创新企业家带来超额利润，结果其他企业纷纷模仿，社会投资与信贷持续增加，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国民收入随之增长，经济走向繁荣。随着模仿在全社会的普及，新产品大量增加，价格下降，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也逐渐随之消失，此时社会投资下降，银行信贷紧缩，经济衰退成为必然[2]。（三）米塞斯的货币信贷扩张说。米塞斯认为，银行货币信贷的扩张会造成经济波动与萧条。他指出，银行货币信贷扩张不会立刻引致总体物价水平上涨，因为此时货币量的增加不会在同一时刻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新增的货币势必先流入到经济体系的信贷领域，之后才逐渐通过信贷进入投资与消费领域。而在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初期，企业家受利率降低与信贷扩张的利诱，就会增加他们的投资，最后导致工资和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这又会进一步刺激企业家扩大投资，这时企业家需要更多的货币信贷来支持市场的繁荣膨胀。但工人及生产者的时间偏好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显著改变，公众的储蓄不足以支持银行业无休止地通过货币信贷扩张支撑这种近乎疯狂的繁荣，因此，货币信贷紧缩势必紧随其后，市场崩溃将不可避免[3]。上述经济危机原因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导致经济危机周期发生的这些原因充其量是直接的、表层的原因，那么它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人性是引致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人性与经济危机

从根本上说，经济危机之所以会发生，乃是人的欲望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们对财富价值的无限追求所造成的。“人”是一种复杂的事物，尽管人性复杂，但古今智者大都同意欲望是人性的基质的说法，尽管它可能还包含有其他特性。伯格森认为，人是生命意识之流，欲望之躯[4]。确实，人是一种生命状态，保全生命，维续生命是人的本质特性。而人的保全与维系生命恰恰体现了人的生命冲动、欲望冲动！弗洛伊德指出，欲望是生命之源，欲望被阻止、被压抑，生命就处于病态当中[5]。可以说，无欲望即无生命！在漫长的前工业社会，由于人们满足欲望的手段极其有限，如何保存生命就成了人们最主要的欲望。在实现保存生命的欲望中，人类文明缓慢地向前发展。而迈入工业社会时，世界面貌焕然一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6]资本主义生产力造就了以“庞大的商品堆积”为特征的富裕社会。由此观之，人的欲望造就了一个资本主义新世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大发展，同时，人类欲望也创造了其自身。由于这一历史进程的作用，人们再也不必受制于物质的匮乏，维持生存的压力基本解除了，人的欲望也由保存生命演进为追求财富价值。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财富价值欲望物化为资本追逐利润的社会化运动。资本的唯一合法性存在就是追逐利润，“赚钱”成了资本主义最响亮的口号！法律、意识形态甚至宗教伦理都为资本主义赚钱的合法性作注脚，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欲望汹涌之都。而资本运动一旦开启，它那逐利性的巨大张力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7]资本这种不计后果式的逐利性必然导致投资过度、错乱、信贷膨胀、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中断，危机将不可避免！经济危机真的不可避免吗？如果人性能够完善起来，危机能否避免？答案是肯定的。

三、经济危机消除的可能性

人性真的能够完善起来吗？显然有必要对人性进行考察。首先，人性由哪些要素构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认为，人性包括欲望、理智（理性）和激情，当人的这三个部分彼此友好和谐时，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正义的人。同时认为，通过教育人性可以得到改善。[8]苏格拉底的见解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尽管这只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通过分析历史上的诸多人性论观点和对现实人性的考察，笔者认为，人性主要包括欲望、理智和精神。欲望包括食欲、性欲和情欲，表现为饥渴与情爱，即人们所谓的“七情六欲”；理智包括推理性、反思性和调节性，表现为逻辑与思维，相当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精神包括德性、优性和神性，表现为真美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性是生命在应对“反生命”的伟大斗争中逐步适应环境演化而形成的，而且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演进。从人的“类”角度看，欲望是人性最基本的特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量，是生命延展的动力；理智（理性）是人性的协调工具，规范着生命合理地运动发展；精神是生命的高级化延展，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本质。就个体而言，人性是失衡的。因为生命是世界上一种特殊的运动存在状态，而运动是世界的本质，运动的根源又在于系统的失衡性。由此可知，人性也是失衡的，或者说，人性是在失衡中发展的，只不过失衡的程度因人而异罢了。个体中，人性的三部分到底哪部分更强些，则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可能欲望强些，有的人可能理智强些，还有的人可能精神特质强些，这些人性特质呈现为此消彼涨、涌动不居的状态。正是这种人性的失衡才导致人们的行为各异。而由于欲望基质性的作用，目前状态下的人们追逐财富的欲望就成为必然了。理性发挥作用了吗？当然是，但是目前理性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平衡强大的人性欲望。但恰恰是因为人性的不平衡性才预示着理性进一步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如果哪天人类理性足够强大，经济危机的消除当然是有可能的。那么，人类理性能否发展得更强大呢？是的。

四、经济危机消除的现实性

人性失衡导致了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理性真的可以继续发展完善从而对欲望进行调控吗？理性是否具有历史的平衡性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上文，理性具有反思批判性。人类历史上理性确实发挥过很强的反思批判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前进，如启蒙运动和“后现代性”批判。西方启蒙运动在西方社会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而这种作用主要是依赖于人类理性之反思批判性。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反思批判宗教神学与封建压迫，推动人类开启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新社会；正是启蒙理性对宗教神学和封建压迫的猛烈抨击，并重估人的存在价值，突出人的个性、自由、民主与平等，从而开辟了资本主义新文明。个体层面，启蒙理性重塑了人的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新文明中，人们的生命与存在再也不是为了祈求彼岸世界的幸福，而是追求此岸生活的自我价值实现并充分享受现世生活。社会层面，启蒙理性构筑了以个人主义和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天赋人权、私有财产、社会契约与发财致富是新社会的代名词。这样，启蒙理性通过反思批判与重构，开启与推动了资本主义新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后现代性”批判也是人类理性反思性发展的现实性依据。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人类欲望膨胀而导致的全球化问题越来越多，生态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笛卡尔一声“我思故我在”，世界就进入“人为自然立法”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在人类强大欲望的推动下，资本无休止地追逐利润，把大自然和世间万物都当成发财致富的可利用资源，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轴。这种最大限度的开发、消费与排放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全球化生态危机。显然，如果任由贪欲导致的经济扩张主义持续下去，现代文明必将在全球化生态危机中灭亡。幸运的是，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人类理性又一次觉醒，突出的表现就是“后现代主义”以极具反叛性的思维和话语力量对现代性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历史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性追求人性解放，崇尚人的主体性，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后现代主义认为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因为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欲望是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9]。后现代主义进一步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系统，人类只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而已，人与其他物种相互依存统一于整个生态系统之中，“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世界是万物共同的家园。正如格里芬所言：“后现代人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其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10]，为现代社会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五、消除经济危机的有效之策

（一）个体层面，通过教育学习提升理性之力量“理性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是哲学的对象或理想，而在于它是人生的需要。哲学家孜孜以求实现理性，不是因为理性能帮助我们构成一个绝对的哲学体系，而是因为‘理性的力量在人类的行为中提供指导’。”[11]确实如此，理性的力量在于对个人生活目的和价值的指导，表现为对生活实践的反思与批判。理性的实践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检视我们的思想、行动、知识与制度等，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才能过上一种合理性的生活。没有理性指导的生活将会导致个人私欲过度，甚至导致狂热与盲从。通过教育培育发展理性精神，就是要使得人们过理性的生活，在生活中追求卓越与高尚以及真美善的精神品质。理性的人就是过着合理性生活、追求高尚精神品质的人。通过教育学习提升理性力量关键在于培育人的反思批判性。现代社会教育的大众化普及，使得教育分层分类推进。一般而言，按照人性特质，前大学教育主要侧重人的通识教育，大学教育则侧重培育人的理性，而且对于理性培育和养成要大体平衡。但今天绝大多数大学教育偏重于理性的推理性调节性训练，忽视反思批判性理性思维的培育。显然，这种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个体无非就是一个按照“技术”路线刻板工作的人。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当下的大学教育应该转变办学理念，把培育学生的反思批判性提上议事日程，均衡地发展学生的理性。（二）国家层面，实施“合意”GDP经济发展战略现代社会虽然极大地富裕了，但基于物质匮乏时代下所实施的唯GDP增长政策，整个社会调动一切资源与手段进行高强度的生产，甚至为了生产而生产。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几乎都赞同增长才是解决贫困的最好方法，增长成了社会最重要的事。但是唯GDP增长政策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为了社会长期繁荣发展，必须扭转此种政策，实施“有意义的”GDP经济发展战略。此战略的基本要义是社会只追求“合意”的而非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合意”的经济增长条件下，社会更加关注人的生活幸福和生存状态，注重环境生态与人的和谐共存共在。唯有社会主流价值转向与重建，经济危机才可能真正消除！（三）社会层面，人们之间要倡导和保持合作,对破坏合作的行为必须予以惩戒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合作系统，没有合作社会也就消亡了。在合作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和经济绩效才能得以提高。由于个体的人的特质和能力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单凭个体的力量很难应付其所面对的世界，联合与合作成为人们必然的选择。马克思认为，人们面对一个不自由的世界，必须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能力之不足，通过集体的密切联合与合作来实现良好的生存空间、人们充分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12]可以说，合作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只有广泛的社会合作，人们才能自由地生产和生活。因此，一个良好合作的社会是消除经济危机的条件和基础。

总之，个体层面看，需要着力提高大学办学质量，培育学生的理性思维，特别是不能忽视培养学生的反思批判性；国家层面，实施“合意”GDP经济发展战略；同时，全社会进行良好的社会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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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汝伦.历史与实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米塞斯范文篇7

既然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是现成的，而我们要追赶别人，那我们就需要快速在社会普及这种技术性知识，因此，后进国家总是会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教育部门，从教育流水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人才。这里的技术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工程技术，也包括治理社会的技术。

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愿景和蓝图已经是现成了，关于它的知识，具体地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所掌握。这些人既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也掌握着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最高的精神领袖。其余所有人的任务，无非是他们按照科学的、先进的设计方案自上而下地重建社会而已。只有一个人或一群人靠神启来总体命令，其余的人只是执行而已，整个社会的架构，就是一个庞大的执行机构，从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一直到偏僻地方的农民。

在这些社会的政治中，民众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的确被动员起来了，比如在伊拉克，就有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因为那里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被卷入政治过程中，但他们不过是政治的手段而已，他们自身利益的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除了钦定的政治个正确的意识形态之外，这个社会是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官员们也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只需要懂得治理的技术即可。

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治理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区别。它大概相当于政治家与官僚（但官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各有不同的，见下文）的区别。政治家需要进行说服、从而自下而上地获得认可，它的权力来自于这种认可。而官僚是靠向他人出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获得授权。政治意味着目标的多元化，因而才需要政治说服能力。政治家会提出不同的诉求，他需要猜测民众的心理，投合民众的心理，因此，他的权力的来源是多样化的。而技术官僚的知识是单一的。因为它所面对的买主是唯一的。政治家所考虑的是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而官僚主义所要考虑只是效率。

大体上，政治家相当于政治市场上的企业家，而官僚则不过是政治市场上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专才一样。只有在政治诉求多元化、并且各方均在既定的框架中和平地解决争执的时候，才有政治。只有在立法机构认真地审议预算的时候，当民众可以对税款有发言权的时候，在政府仅仅是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政治和政治家。

在自上而下地构建的社会中，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用于实现唯一的政治和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治理体系，是一套技术体系。但其发展的前后阶段，技术的内涵是不同的。在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改造社会、塑造新人的时代，技术知识的内容就是那一套意识形态，官僚就是掌握这种意识形态知识的人。在这个阶段，大学大量地生产掌握掌握意识形态知识的人才。最典型的如历史学，总是显学。

在意识形态消退之后，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则政府所需要的知识，正是组织经济活动的知识。

在这里，我们会碰到另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交换”（catallaxy，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都曾使用过这个概念，邓正来将其译为“偶合秩序”）与经济。

在以私人财产权和有限政府为制度框架的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本质乃是分立的个体、基于对于自己利益的正确认识而自愿进行的互惠的交换活动；政府的经济职能仅限于为私人从事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及致力于维护公正的法律体系，使个人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并使商业承诺得到执行；即使是手伸得比较长的政府，也不过是在此之外，再承担起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的任务而已。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不可能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因为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总量中是相当有限的，即使政府可以直接支配这些资源，其宪政制度安排对于政府的角色也有严格的限定。这样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一种交换体系。

但在中国，大部分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于是，在这里，经济恰好就是哈耶克在区别交换秩序（偶合秩序）与“经济”时所说的经济（见《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第十章），即“人们应当根据唯社会论的理路来管理并根据某个单一的计划来指导这些经济，进而使他们为某种统一的目的系统服务”。（邓正来译本，第二、三卷，P190）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建设的含义就是政府安排、组织、指挥经济活动。不管是城市的建设，还是工厂的组织，还是贸易活动，甚至证券市场，均由政府亲自指挥、调度。即使在私人财产权有所发展的时期，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自上而下地安排。

面对这一全面构造社会的任务，官员所需要的，便不是法律知识——法律知识的本质是一套抽象的原则，而需要用抽象原则分析具体案例；也不是经济学（其实应当像布坎南那样将其称为“交换学”或如米塞斯那样称之为“人的行为学”）知识，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在市场如何进行交换、并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规则；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有效地安排社会资源的知识，需要的是从事社会工程的知识。

因此，我们看到，不管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改造人（意识形态时代）、还是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时代），其目标都是单一的，而且这个目标是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整个社会乃是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支配资源（包括人）以追求一个一致的目标。

因此，在这里，尽管操纵整个体系正常运转的人（官员）所需要的知识，其处理的对象是人的活动和社会秩序，但这些知识却仍然是技术性的。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其正当性是无可怀疑的，它也不需要通过政治途径动员民众支持他的建设方案，他只需要一贯目标划一、且行动连贯的体系执行情况自上而下获得的指令即可，也即他只要在在整体的方案中找到自己的小方案的恰当位置然后执行就是了。他所要考虑的只是他所掌握的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计算效率问题当然是工程专家最拿手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时代，是由政治工程师掌握权力，有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因为那时统一的目标就是改造人，塑造新社会，官员需要掌握的就是教育、控制人的思想的技术性知识；而到了后意识形态社会，从上到下——不过也许最高的那个权威除外——差不多总是工程师掌握着从上层到基层的权力，因为这时候，官员需要掌握的就是最有效率地安排资源的技术性知识。

米塞斯范文篇8

既然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是现成的，而我们要追赶别人，那我们就需要快速在社会普及这种技术性知识，因此，后进国家总是会建立一个非常强大的教育部门，从教育流水线上培养出一大批掌握现代技术知识的人才。这里的技术不仅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工程技术，也包括治理社会的技术。

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的愿景和蓝图已经是现成了，关于它的知识，具体地由一个人或者一群人所掌握。这些人既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也掌握着社会发展的秘密，也就是说，他们同时也是最高的精神领袖。其余所有人的任务，无非是他们按照科学的、先进的设计方案自上而下地重建社会而已。只有一个人或一群人靠神启来总体命令，其余的人只是执行而已，整个社会的架构，就是一个庞大的执行机构，从最高级的政府官员，一直到偏僻地方的农民。

在这些社会的政治中，民众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的确被动员起来了，比如在伊拉克，就有百分之百的投票率——因为那里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被卷入政治过程中，但他们不过是政治的手段而已，他们自身利益的意志是无关紧要的，除了钦定的政治个正确的意识形态之外，这个社会是不存在任何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官员们也不需要懂得政治，他们只需要懂得治理的技术即可。

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一下治理技术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的区别。它大概相当于政治家与官僚（但官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各有不同的，见下文）的区别。政治家需要进行说服、从而自下而上地获得认可，它的权力来自于这种认可。而官僚是靠向他人出售自己的专业知识而获得授权。政治意味着目标的多元化，因而才需要政治说服能力。政治家会提出不同的诉求，他需要猜测民众的心理，投合民众的心理，因此，他的权力的来源是多样化的。而技术官僚的知识是单一的。因为它所面对的买主是唯一的。政治家所考虑的是合法性、正当性问题，而官僚主义所要考虑只是效率。

大体上，政治家相当于政治市场上的企业家，而官僚则不过是政治市场上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专才一样。只有在政治诉求多元化、并且各方均在既定的框架中和平地解决争执的时候，才有政治。只有在立法机构认真地审议预算的时候，当民众可以对税款有发言权的时候，在政府仅仅是执行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和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政治和政治家。

在自上而下地构建的社会中，政府本身就是一个用于实现唯一的政治和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治理体系，是一套技术体系。但其发展的前后阶段，技术的内涵是不同的。在政治的主要内容是改造社会、塑造新人的时代，技术知识的内容就是那一套意识形态，官僚就是掌握这种意识形态知识的人。在这个阶段，大学大量地生产掌握掌握意识形态知识的人才。最典型的如历史学，总是显学。

在意识形态消退之后，经济建设成为政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则政府所需要的知识，正是组织经济活动的知识。

在这里，我们会碰到另一对互相对立的概念：“交换”（catallaxy，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都曾使用过这个概念，邓正来将其译为“偶合秩序”）与经济。

在以私人财产权和有限政府为制度框架的社会中，经济活动的本质乃是分立的个体、基于对于自己利益的正确认识而自愿进行的互惠的交换活动；政府的经济职能仅限于为私人从事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制度框架，及致力于维护公正的法律体系，使个人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并使商业承诺得到执行；即使是手伸得比较长的政府，也不过是在此之外，再承担起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的任务而已。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政府不可能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因为政府所支配的资源在整个社会资源总量中是相当有限的，即使政府可以直接支配这些资源，其宪政制度安排对于政府的角色也有严格的限定。这样的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一种交换体系。

但在中国，大部分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于是，在这里，经济恰好就是哈耶克在区别交换秩序（偶合秩序）与“经济”时所说的经济（见《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第十章），即“人们应当根据唯社会论的理路来管理并根据某个单一的计划来指导这些经济，进而使他们为某种统一的目的系统服务”。（邓正来译本，第二、三卷，P190）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建设的含义就是政府安排、组织、指挥经济活动。不管是城市的建设，还是工厂的组织，还是贸易活动，甚至证券市场，均由政府亲自指挥、调度。即使在私人财产权有所发展的时期，政府的管理模式依然是自上而下地安排。

面对这一全面构造社会的任务，官员所需要的，便不是法律知识——法律知识的本质是一套抽象的原则，而需要用抽象原则分析具体案例；也不是经济学（其实应当像布坎南那样将其称为“交换学”或如米塞斯那样称之为“人的行为学”）知识，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体在市场如何进行交换、并在交换过程中形成的规则；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有效地安排社会资源的知识，需要的是从事社会工程的知识。

因此，我们看到，不管其所追求的目标是改造人（意识形态时代）、还是创造财富（发展经济的时代），其目标都是单一的，而且这个目标是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也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整个社会乃是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支配资源（包括人）以追求一个一致的目标。

因此，在这里，尽管操纵整个体系正常运转的人（官员）所需要的知识，其处理的对象是人的活动和社会秩序，但这些知识却仍然是技术性的。官员支配资源的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其正当性是无可怀疑的，它也不需要通过政治途径动员民众支持他的建设方案，他只需要一贯目标划一、且行动连贯的体系执行情况自上而下获得的指令即可，也即他只要在在整体的方案中找到自己的小方案的恰当位置然后执行就是了。他所要考虑的只是他所掌握的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计算效率问题当然是工程专家最拿手的。

因此，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时代，是由政治工程师掌握权力，有所谓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因为那时统一的目标就是改造人，塑造新社会，官员需要掌握的就是教育、控制人的思想的技术性知识；而到了后意识形态社会，从上到下——不过也许最高的那个权威除外——差不多总是工程师掌握着从上层到基层的权力，因为这时候，官员需要掌握的就是最有效率地安排资源的技术性知识。

米塞斯范文篇9

【提纲】

小序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五、长期与短期

六、结论

“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非一篇文章能够说清楚。在国内，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注：这方面的专门译著，如马克·布劳格著：《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经济学方法论译丛》。中国学者的专著，如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另外，在许多著作中也有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专门章节，如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章；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章.）。“经济学方法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人分为两个层次，也有人分为三个层次（注：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两层次的划分见石土钧为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所写的“译者前言”，见《经济学方法论》，第13页；经济学方法论的三层次划分见黄少安(1995)，第8页.）。这两种不同分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把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看作是最高层次，这首先涉及科学是什么或科学研究的逻辑问题。本文主要对科学研究的逻辑、规范与实证、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五方面，是由其重要性决定的：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规范与实证涉及到经济学研究的性质，是单纯的解释、描述，还是涉及价值伦理；方法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涉及到认识问题的视角；溯因、归纳与演绎涉及到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等内容；长期与短期会影响人之行为，在经济学研究中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前言”中对“知识”作了区分。他指出，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对这种分类只能加以补充，而很难再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全部的理性知识可以分为质料的和形式的。形式的知识，只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这种形式哲学被称为逻辑学；而质料哲学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种：物理学和伦理学，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而伦理学则是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康德的这部著作最早出版于1785年，他虽然提出了知识的划分问题，但没有回答“什么是科学”。1786年，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注：这句话有不同的翻译。这里转引自（德）汉斯·博塞尔(HansPoser)：《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这句话被翻译为“每一构成为一体系（即按照原理而排起来的认识整体）的学说就构成为一门科学”。见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一直到19世纪，人们对“科学”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把一些理论用某种逻辑形式组成一个探讨知识的体系”，就足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了。科学在当时就是指“有条理的整体”（注：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专门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注：例如，在19世纪初，费希特出版的《科学论》；1837年，博尔扎诺(Bolzano)发表的《科学论》。参考汉斯·博塞尔(2002)，第10页。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Mill)的《逻辑体系》(1843)和休厄尔(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是当时关于科学哲学的最早著作。艾伦·瑞安(AlanRyan)：“穆勒，约翰·斯图亚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506页.）。人们有意识地给“科学”下定义，并给出科学的标准，是在20世纪早期随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兴起才出现的。这种哲学体系不仅提供了评价某种理论和解释的标准，而且也提供了衡量所有研究领域成果的标准。霍里斯(Hollis)和内尔(Neil)归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十条准则：(1)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2)经验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3)所有认识上有意义的论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或者是综合性的；(4)综合性结论如何，事先并不知道；(5)分析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6)分析性真理的正确性取决于惯例；(7)因果规律是经过充分证明的经验假设；(8)检验一种理论，就要看这种理论的预测能否成功；(9)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10)科学的划分是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方法。（注：艾克纳(1990)，第22页.）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过于严格，甚至连物理学、生物学置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准则之下都很难成为科学。比如，其中第1条原则就过于严格，因为有些知识根本无法进行检验。人人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并且知道当前世界上拥有的核武器当量能够把地球毁灭几十次，我们无法验证这个命题，但不能说这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后来，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中。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发现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在现实中检验假说的正确性，逐渐排除错误，并不断提出新的假说。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科学必须具有“可检验性”。

后来，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Lakatos)等哲学家提出了科学的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等问题。就科学的范式而言，它是指一种突出的科学成就，并且被认定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涉及有关的概念、理论等方面的内容。（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拉卡托斯把科学研究的纲领划分为“硬核”和“保护带”。“硬核”是科学家已经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保护带”则是当假说被验证或反驳时，具有某种伸缩性的部分。（注：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其基本逻辑是：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它没有普遍的规范性的方法。惟一可行的科学方法论规则就是：不要任何规定，“怎么都行”。（注：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费耶阿本德。参考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内格尔(E.Nagel)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话基本上能够代表科学的本质，“正是想要使所做的解释既有系统而又受事实证据的约束这一愿望，产生出科学；正是以解释性原则为基础来组织和分类知识，是这些科学的特殊目标。”（注：转引自马克·布劳格(1992)，第1页.）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够从逻辑上经得起推理，并且能够经得起检验。所以，经济学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注：其实，理论与假说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因为“假说是较低确证度的理论，而理论是较高确证度的假说。”见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也就是说，假说是尚未经过大量检验或被论证而被普遍接受之前的命题，而理论则经过了大量的检验，特别是经过了逻辑推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宽泛意义上讲，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而这三个方面的技巧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的区别。（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章.）他把历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注：熊彼特为了论证经济史的重要性，还特别说明了如果要他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做出惟一选择的话，他将选择经济史，有三个方面的理由：(1)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2)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3)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见熊彼特(1991)，第32～33页.）他还特别论证了经济理论的形成，即在假说、假定等的基础上，通过创造一些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形成经济理论。（注：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9页.）历史和统计的作用就在于发现与验证假说。因此，理论的发现既需要从历史或现实中发现问题，也需要逻辑的演绎推理。（注：既然写到历史和理论推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提到卡尔·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看，这涉及经济研究的两条不同思路：一是经验研究(empiricalstudies)，主要是使用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hypothesis)，这种假说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也可以是别人提出的；二是理论研究(theoreticalstudies)，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应该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注：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对国外经济学博士论文做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区分。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5～6页。其实，这种区分在一般的经济研究中也完全适用，要么提出假说进行证明，要么对假说进行验证.）。二、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所谓实证分析，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而规范分析则和价值有关。前者关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换句话说，“是”和“应该是”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中的关于世界的客观描述和对世界的带有主观性的叙述之间的区别，共同构成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判别条件。据此，描述经济究竟如何运行的或人们的行为到底怎样的学问便被称为实证经济学；而那些充满激情的赞美或诋毁（“应该”或“不应该”）某种经济运行机制或人们行为的做法，则往往被人们贴上规范经济学的标签。

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分至少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DavidHume)。他在《人性论》中写道，“人们不能从‘是’推断出‘应该’这一命题，即纯事实的描述性说明凭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引起或包含其他事实的描述性说明，而绝不是做什么事情的标准、道德准则或规定。”休谟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命名为“休谟铡刀”（注：休谟的这句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页。马克·布劳格在该书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问题.）这实际上指出了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N.W.西尼尔(NassauWilliamSenior)则从经济学家职责的角度解释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差别。他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写道，经济学家“所从事的是科学，……因此，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是只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注：N.W.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页.）

休谟和西尼尔只是指出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而对实证和规范研究做出明确分析的当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hnNevillKeynes)。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提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whatis)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是否具有可取性(whatoughttobe)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它关注人的理想，而与实际状况无关。”（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有许多学者将经济学严格划为实证科学的范畴，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他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方法论，从整体上看都在实证分析一边。在他看来，实证科学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理论应该根据它对其希望‘解释’的一系列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进行检验”（注：米尔顿·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译文见《弗里德曼文萃》（上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句引文分别见123页、125页.）。

除了像弗里德曼那样坚持实证经济学的学者外，也有的学者积极倡导规范分析，如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他指出，“价值赋予永远与我们同在，不带任何偏向的研究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我们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途径，决定了概念的意义、模型选择以及对观察的挑选等”。这实际上说明了实证研究也受规范约束的问题，因为人们在进行实证研究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理论背景，从而观察事物时就具有一定的偏向性。说得更绝对一点，坚持实证分析的经济学家选择实证分析而放弃规范分析本身就是一种规范。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既有实证研究，也有规范研究。对不同国际贸易政策的福利影响的研究，就是实证分析，而提出应该采取这种或那种政策主张，就是规范分析。

三、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1.方法论个人主义。按照沃伦·萨缪尔斯(WarrenSamuels)的说法，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瘟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马尔科姆·卢瑟福(MalcolmRutherford)从三个方面对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了解释，(1)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2)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的行为；(3)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只考虑个人，考虑他们的气质、信念、资源以及相互关系的理论加以解释。（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8页.）以上两个定义指出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本质，即研究社会想象必须从个人入手。对方法论个人主义比较早地进行详细研究的可能要数哈耶克和米塞斯。（注：有人认为：是米塞斯使方法论个人主义众所周知，第一个在经济学论文中强调了其隐含的问题。霍奇逊(G.M.Jodgson)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邓正来指出，马克斯·韦伯(MaxWeber)与米塞斯一起创立了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概念。是米塞斯将韦伯所使用的“关于方法的个人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转述成了“方法论个人主义”。有人甚至认为，这一转变是20世纪哲学实践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见邓正来为《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写的中译本序言《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F.A.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序言第10页.第12页.）

1945年，哈耶克(F.A.Hayek)出版了《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在这本书中，他区分了真个人主义和伪个人主义。他认为，真个人主义起始于约翰·洛克(JohnLocke)，后来经过了伯纳德·孟德维尔(BernardMandeville)、大卫·休谟(DavidHume)、亚当·斯密(AdamSmith)、约翰·穆勒(JohnMill)等人的发展。他指出，真个人主义认为，“惟有通过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为，方能达到对社会现象的理解”；“通过对个人行动之综合影响的探究，……第一，人类赖以取得成就的许多制度乃是在心智未加设计和指导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并正在发挥作用的；第二，套用亚当·弗格森(AdamFerguson)的话来说，‘民族或国家乃是因偶然缘故而形成的，但是它们的制度则实实在在是人之行动的结果，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第三，自由人经自生自发的合作而创造的成就，往往要比他们个人的心智所能充分理解的东西更伟大”。(27)

1949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出版了《人类行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构成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三项内容：(1)任何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做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的行动而表现出来。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该行为影响的各个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2)人生来就是个社会动物，但这个过程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个人行为的变动不拘，就是这个过程的进展。除掉了个人，也就没有这样的过程。除掉了个人行为，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基础。各种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只有在某些个人的行为中才能看得出来。(3)集体是无法被具体化的。集体被认识，总是由于那些行为的个人赋予他的意义。（注：LudwigvonMise,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WilliamHodgeandCo.Ltd.,1949,pp,41～43.）另外，米塞斯还分析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Singularism)。

2.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立面，方法论集体主义是指最恰当或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注：沃伦·萨缪尔斯：《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见西德尼·温特劳布主编：《当代经济思想：若干专论》，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同样，根据马尔科姆·卢瑟福的概括，方法论集体主义包括三层含义：(1)社会整体大于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使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注：（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3～34页.）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方法论集体主义持批评态度，例如哈耶克指出，集体主义“谎称它们有能力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体的实体，……这类实体乃是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的。”（注：F.A.冯·哈耶克(2003)，第12页.）方法论集体主义虽然遭到了许多批评，但是许多学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将方法论集体主义作为自己方法论的核心。如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汤因比历史研究中采用文明作为分析单位等。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我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1页.）它们各有自身的利益，即相互对立的阶级利益。马克思成功地运用了方法论集体主义，并且揭示出不仅存在超越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而且对集体利益的考察较之对个人利益的考察更具科学性。但是，也有学者对马克思的这一做法进行批判，因为他没有说明个人利益如何形成集体利益，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注：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对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进行了专门研究。见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在马克思之前，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明确将“阶级”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惟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译本），1992年版，第158页.）

汤因比(ArnoldJ.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可谓把方法论集体主义运用到了极点，他的研究单位或基本单元不是个人，也不是团体或群体，甚至不是国家民族，而是文明，是通常以民族国家为组成部分的文明。（注：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另外，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以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为分析单位，这都是方法论集体主义的运用。（注：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

3.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关系。从前面对这两个概念的分析看，它们似乎势不两立，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们又是相互补充的。有一段话很恰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不是一些简单的个体，而是一些在社会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个体……为了了解这种个体，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其群体环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为了了解这种群体，我们又必须考察那些个体，因为正是这些个体之间相互关联的行为组成了社会群体。”（注：转引自霍奇逊著：《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

就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而言，应当承认，它们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中。如果没有个人利益，个人行动就成了无源之水，集体行动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换个角度看，如果集体利益不存在，社会、国家又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合作与阴谋呢？我们认为，不在于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否存在，而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个人利益能否与集体利益统一？个人利益是否构成集体利益的前提条件？个人利益能否合成为集体利益？

例如，国际贸易发生在国家之间，“国家利益”是核心。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抽象的，具体的贸易和交易都是发生在厂商、企业或个人之间的，具体利益主要体现为个人、厂商或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个人利益、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国家利益的最直接表现，国家也只有代表、维护个人、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存在的必要。国家相对于其国民而言是一个集体，全体国民组成的集合；但是，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它又是一个个体。因此，方法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分析国家行为时都适用，二者互为补充。四、归纳、演绎与溯因

（注：详细内容见李增刚：“溯因、归纳与演绎”，《山东经济》，2004年第1期.）

演绎和归纳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就说明了归纳的重要性。从本质上讲，归纳是从众多个别经验或事实的考察分析中找出答案的研究方法。与归纳不同，演绎是从假定前提出发，经过一系列的推理得出结论。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Mill)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Marshall)都曾强调这两种方法同时运用的重要性。“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中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是走路不可缺少的一样”；“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1页.）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非常恰当地同时运用了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

另外，大多数理论演绎的前提都是归纳的结果。如“经济人”假定，如果人们从一开始就从来都不为自己的利益考虑，那么这个假定能否产生值得怀疑。再如新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概念“交易费用”，并不是罗纳德·科斯(RonaldCoase)凭空杜撰的，而是在现实中的确存在。他正是从交易费用不为零这个假定出发，解释了企业性质的解释（注：科斯：“企业的性质”，中译文见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又是—种演绎分析。

与归纳和演绎非常相近的还有一种方法，即溯因(abduction)。它是指结合已知公理、假说对观察到的现象进行解释时，提出理论性命题的方法。在经济学方法论中，这个术语很少见到，但是其做法却一直被使用，如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这是为了解释一个一般现象，即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起初不断下降；然后随着这个国家变得富裕，环境质量又逐渐改善。经济学家提出了四个假说对此进行解释：(1)环境质量是一种奢侈品——其需求弹性随收入增加而不断上升；(2)当人们更多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政府和公共政策制定者愿意分配更多资源控制污染；(3)贫穷国家自己无法实现他们扶持和引进工业带来的繁荣。污染工业虽然在工业化国家受到排斥，但在发展中国家却大受欢迎；这些国家只有富裕后才被迫治理环境，清洁空气；(4)可以假定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分与贫穷国家不同，因此存在一个逐渐向清洁工业和经济活动进步的自然过程（注：参考DanielW.Bromley,2002,"EconomicsandPublicPolicy:theEssentialLogicofPragmatism".www.aae.wisc.edu/bromley.）。

从这些分析看，归纳、演绎、溯因都是经济学基本的研究方法，缺一不可。归纳法虽然受到各种批评，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毕竟理论来源于现实；演绎法追求理论的严密推理，但其基本假定却离不开归纳；溯因强调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然后在用理论解释时提出新的理论。另外，现代经济学特别强调实证，实证案例的选取以及表述本身就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五、长期与短期

传统经济学经常不考虑时间因素，从而也就没有静态和动态、长期和短期之分。但时间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却至关重要。马歇尔最早区分了长期与短期这两个概念。（注：卡罗·帕尼科(CarloPanico)，“长期和短期”，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260页.）他指出，在短期内，“特殊的技能和才干，适用的机器与其他物质资本的供给和适当工业组织的供给，都来不及充分地适应需求；但是生产者必须利用他们现有的生产设备尽量来使他们的供给适应需求”；但在长期中，“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的数量是根据对这些设备的产品的需求而加以调整的”。他接着指出：“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并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自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划出这种分界线；在处理实际问题时也不需要它们。”（注：马歇尔的引文见：《经济学原理》（中译本，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5～66页.）现代经济学家从生产的角度对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是，“在短期内某些生产要素是固定的，……；在长期内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变动”（注：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7页.）。从本质上讲，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论述的是长期均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市场的自动调节、市场出清等问题都是针对长期而言的。例如，市场供求通过价格自动调节，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降，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实现供求平衡；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供给量增加，供求也会实现均衡。但是，产品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供给量虽然能够在非最优规模上增加，但产品的生产本身也需要时间。我们还可以将从“生产”角度区分的“长期”和“短期”扩展到制度分析，长期内所有的制度都可以变化，特别是宪法，国家整体等都可能变化；而在短期内只能发生宪法约束下的制度变迁。换句话说，在短期内，所有主体只能在既定约束下，选择最优的制度；而长期内，它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改变制度选择的规则，即布坎南(JamesM.Buchanan)所谓的“宪法”。

按照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没有必要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解，市场调节会使宏观经济自动实现均衡。从长期看，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表现为周期性波动，市场似乎可以自动调节经济实现均衡，但政府往往需要解决短期问题。正如凯恩斯(Keynes,J.M.)所指出的，“长期”往往使人踏入歧途，因为在长期中，我们都会死去。（注：正如有人在批判传统经济学时指出，在暴风雨季节到来之时，这批人只能告诉我们在它逝去之后，大海会恢复平静。然而，谁都知道，此时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应该或必须做些什么。参见张宇燕，“制度经济学：异端的见解”，见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237页.）在现代国家，执政者的任期是有限的，是选民定期选举出来的。从完全放任自由的角度看，政府的最优决策可能就是在经济活动中不作为。但是，当经济萧条、失业严重时，执政者不可能无所作为，任宏观经济自由波动，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从人的行为看，具有短期眼界和长期眼界的人会表现出巨大差异。例如，一个具有长期眼界的统治者会通过适当的税收、提供公共产品等谋求长期利益；而—个流动的帮匪则通过竭泽而渔实现短期收益最大化（注：MaNCUROlson,PowerandProsperity,BasicBooks,AMemberofthePerseusBooksGroup,2000.他进而指出，人们在高呼“国王万岁”时是发自内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们预期具有长期的眼界的统治者不仅考虑短期利益最大化，还会考虑长期利益，从而可能会制定长期政策，确定适当的税率等.）。

例如，对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研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强调自由贸易的好处。如果执政者采取经济学家的观点，任何国家最好的选择可能就是采取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甚至通过宪法规定下来，不得变更。但这可能只是一种理想。当失业大量增加时，执政者不可能用“长期”安慰选民，他们需要解决现实问题。失业工人需要的也不是“长期”安慰，而是生存问题。因此，政府可能就会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采取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虽然大量研究表明，采用贸易保护政策维持就业代价高昂，并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要远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即出现无谓损失(deadweightloss)，但执政者除了追求经济效率外，还要考虑社会稳定，执政者至少在其执政期间不希望发生社会骚乱。执政者任期短期化，必须解决现实问题，就决定了现实经济决策与理论之间的差异。六、结束语

经济学作为科学，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论。各种不同的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对立。我们在研究中，需要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方法。科学研究无非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形成一般性理论。实证与规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溯因、归纳与演绎、长期与短期等决定了研究的视角，是构筑理论的基础。当然，经济学方法论还包括其他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讨论。

【参考文献】

[1]【英】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中译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DanielW.Bromley,2002,"EconomicsandPublicPolicy:theEssentialLogicofPragmatism".

[3]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LudwigvonMises,HumanAction:ATreatiseonEconomics,WillamHodgeandCo.Ltd.,1949.

[5]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6]韩永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米塞斯范文篇10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在各国的实际运行，暴露了它的内在悖论。正如德国的罗伯特·库尔茨所总结的那样：“自由主义因此积聚下自己的核心矛盾：一方面以‘自由’和独立的个性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又创造出别名为‘龙形海怪’的具有镇压性质的国家机器……一方面承诺‘看不见的手’具有造福人类、促进繁荣的作用，另一方面又造成世界范围内人为的和史无前例的大众贫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实际运行之间的矛盾是在多个方面展开的。

一、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人为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自由市场的出现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米塞斯说：“从‘自然本性’讲，我们也许并不喜欢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改变自然进程的性质。”米塞斯的话毫不掩饰地表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因而市场经济是天然合理的。哈耶克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经由一个自发的演进过程而来的，而这一过程与政府的强制力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自由市场的选择和扩张绝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进化过程。格雷指出，19世纪英国的自由市场体系并不是无数渐进变迁的结果，而是政府采取强制措施的产物。“在任何社会中，受限制的市场是正常的，而自由市场才是策略、规划和政治高压的产物。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必然在中央计划之下产生，而规范的市场则是自然产生的。自由市场并不像新右派思想家们所想象或声称的那样，是社会进化的馈赠品，而是社会工程和坚定的政治意志的一个有目的性的产物。”

对于新自由主义者为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所作的辩护，有些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迈克尔·佩罗曼认为，至少在资本主义早期，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比，商业生产方式并不占优势，它们甚至有些落后。但在资本家看来，商业生产方式无疑是最有效率的，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动机去打破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便获得劳动力。但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构成了有效的抵抗。如果不借助于市场以外的强制力量，要想把这种经济方式下的农民转变为雇佣劳动者，将会非常困难，而且也会颇费时日。为了维护资产阶级自身利益，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多种强制措施来干预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退一步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之后，完全就是一种自发进化的情景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哈耶克本人也认识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进化过程完全有可能陷入困境，存在某种毁灭既有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可能性。尽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多次的经济政治危机，但它却始终没有被其他制度所代替。这一事实恰好表明，不能仅仅依靠自发的秩序和力量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必须依靠某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的有意识的引导和规范。

二、名为自由竞争实为国家干预

新自由主义一向提倡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更多的是依靠国家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并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着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一般都是大实业家阶层。拉尔夫·密里本德指出：“有大量证据表明，根据社会出身、教育和阶级状况，那些在国家体制中控制着所有支配职位的人，主要并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来自实业界和有产者，或是来自自由职业中等阶级……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男人和妇女们，始终被那些来自其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较为优越的和相对来说较为疏远的阶级统治、代表、管理、审判和在战争中指挥，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一个基本事实。”显然，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保护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因为这涉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生存和统治。沃勒斯坦说，在现代世界体系里，规则的最终制定者不是别人，而是国家，它在确保维护利益，如财产所有权和契约精神等方面扮演主要的角色。没有国家制定切合现实的各种规则，资本主义活动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利润。因此，所有实际的资本家都喜爱和尊崇国家，与特定的国家政府打交道，以换取订立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规则。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居于统治地位的经济利益集团非常虚伪，它们一方面希望并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津贴，保护它们的市场不为竞争对手所占领；另一方面又要求政府不向它们征取税收或者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保护那些非商业阶层的利益，特别是不要过多地保护穷人和工人阶级。政府机构日益庞大，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它们毫不掩饰地只去满足部分阶层的利益。

以自由竞争面目出现的市场经济，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都远未涵盖经济生活的全部。布罗代尔说，那些大资本家们总是尽量避免专业化的局限，总是试图染指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所有部门。因为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有望取得垄断优势，获取高额利润。事实上，自由竞争原则发挥作用的区域总是低额利润区域——微型资本主义，而大资本行使垄断权的区域则是投资和资本高速形成的区域，具有非比寻常的利润。为了更为有效地排斥竞争力量的压力，大资本家常常求助于国家的介入和干预。对于国家力量在限制自由竞争上的作用，大资本家显然比西方经济学家们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一位华尔街大亨在一篇文章中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的管制。他强调：“表面的说法是‘市场’会惩罚那些在金融体系中的不法者。但是，在监管金融机构的工作中，市场并不灵光……在这种严谨的监管形式下，华尔街的公司可能要符合更严格的资本要求，以及对其控股公司的所有活动进行更严厉的监管。因为失去很多专利，证券公司的数目和规模最终会缩减。”显然，最后一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那就是通过政府干预来减少自由竞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绝对不是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处于对立的地位。恰恰相反，两者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三、新自由主义的双重标准：对外自由贸易对内保护主义

在人们的观念中，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向来是实行自由贸易的楷模。美国学者保罗·贝罗奇戳穿了西方自由主义标榜的自由贸易神话，向世人指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属于例外，而贸易保护才是常规。”西方发达国家自己并不搞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但总是要求落后国家实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他们经常指责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干预过多，但他们自己实际上不仅没有放弃国家干预，甚至还把国家干预这个看得见的拳头挥向别国。西方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总是要求别国搞贸易自由主义。美国政府对外宣扬自由贸易、对内实行保护主义的种种做法，就连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弗里德曼都感到羞耻。他说：“我们声称我们信仰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但我们却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国内生产者免受竞争的威胁；我们声称我们信仰政府最少地干预经济活动，但我们的政府却制定了进口配额，并实行政府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政策而向国外进行出口倾销……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把我们看作是伪君子，它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历史已经证明，英美统治者都是以少数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当少数资产阶级利益需要加强政府干预时就加强政府干预，需要放任自由时就放任自由。他们绝不会完全照搬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来解决问题。即使在美国里根执政时期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英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也不是什么纯粹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他们只是放松了国家干预，并没有放弃国家干预。他们推行的虽然有不少新自由主义的东西，但也有凯恩斯主义，他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许多关于减少国家干预的主张并没有接受。乔姆斯基指出，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讽刺意味，而恰恰是那些鼓吹自由市场准则的国家的正常运作模式：市场开放规则只对你，不对我；除非“游戏场”正好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偏斜，而这种偏斜在典型情况下都是国家大规模干预的结果。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经济上获得成功发展的国家都是那些“肆意地违反公认的自由市场原则”的国家。总的来说，正如有人提到的那样，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自由主义的美国人更倾向于采取干涉主义的政策，他们比社会主义的欧洲人更相信政府的力量。

四、等待戈多：自由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

直面两极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大量事实，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捍卫者宣称，美好生活总会惠及到广大民众，只要加剧这些问题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畅行无阻。实行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大大削弱了大多数政府控制其国内市场、金融投资的能力，全球经济的金融泡沫更迅速、更大规模地扩展开来。推行新自由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经济安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不断弱化，国内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不断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