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范文10篇

名誉范文篇1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

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

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生物人被普遍无条件的赋予权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让我们往往不见自然人同样是制度实在是法律拟制结果的事实。法律又何以单单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这个问题在当代动物福利的冲击下,尤其凸显。概念法学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个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民法继受过程中,民事主体背后的价值考量更是丢失殆尽,对于民法上的人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移植而来的事实,更是不得而知。人、权利、法律义务以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联系起来的法律关系概念的精神内容,源于将伦理学意义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领域。每一个人(生物人)都生而为“人”(自然人),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与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思想渊源于基督教,也渊源于哲学,系统的反映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

名誉范文篇2

关键词：死者名誉权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1、名誉权说。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准名誉权说。死者的名誉应受到保护，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样享有完整的名誉权，不能通过赋予死者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保护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誉不受损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名誉方面视同生者享有准名誉权。

3、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影响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4、死者名誉说。认为应该区别名誉与名誉权两个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只能由活着的人享有，但作为对人的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的名誉。

上述四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准确地说明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在于：p;1、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名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正是由于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决定了名誉权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享有的权利的侵害。法律保护是权利主体的名誉权而不是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这种法律事实。如果说死者存在名誉的话，那么受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名誉权，而不该是死者的名誉。《民法通则》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应包括保护死者名誉权，这点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

2、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利益范围。包括请求权，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之权，同时权利还具有可变性和延续性，其可变性表现在享有权利的主体和范围，取决于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生活需要，它随着主体的主客观条件和法律因素等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权利可以通过立法确立或剥夺。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权利的延续性表现在某些权利不会因权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却必需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有的具体权利处于不明确或不稳定状态，其必须在权利人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及其范围。对有的权利，在客观上即使权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继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如作者的署名权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许任何人冒名顶替。因此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必须准确地理解权利的内涵。

传统的民法观点，否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就在于把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相等同。

事实上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绝对的等同显然是不妥的。诚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有一定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只对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导，有民事权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同样可享受某些民事权利，如对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同时权利既可依附于权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事件产生（注3）。权利和权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确定和设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诸如财产权、名誉权等。死者因存在名誉这一法律事实也可享有名誉权。笔者认为在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如果只从权利主体角度来考虑，认为死者不享有名誉权，或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法律是保护死者的名誉而不是名誉权，或者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都将陷入理论上的死角。

二、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依据

传统民法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再享有名誉权，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需要，传统的民法理论已无法适应心理活动实践的发展。现代的民法理论在处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即民事权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和取得民事权利的唯一前提，有关这点可以从《继承法》、《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中看出，胎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继承法律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民法和继承法中已成为惯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在作者死后几十年，我国规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以公民死亡为由来否定死者的名誉权在法律上依据是不足的。对属于人身权的名誉权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对此，国外已有立法规定：如德国及一些国家民法明确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权可由继承人维持十年（注4）。目前在我国民事审判业务中已确立了死者的名誉权予以法律保护的观点，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就是我国法院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保护死亡人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就是根据该案的情况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进一步明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将以往仅就死者名誉权的延伸保护扩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荣誉、隐私以及死者的遗体、遗骨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死者的名誉权乃至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人格、身份权的保护，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名誉范文篇3

一、对名誉权的客体的认定

依通常的理解，名誉权的权利客体是名誉。那么，什么是名誉？“名誉是指对特定人的人格价值的一种社会评价。”对公民而言，其名誉是指社会对某公民的品行、思想、品德、生活、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性评价。而对法人来说，名誉是指对其经济活动、生产经营成果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什么是名誉感呢？所谓名誉感是指公民对自己内在价值（如素质、思想、品德、信用）等所具有的感情。名誉感“为与之地位相当之自尊心（对于自己价值之感情）”，那么名誉权的客体是否应包括名誉感？有的学者就认为：“作为完整的名誉权，不应仅仅包括名誉，还应包括名誉感。”其理由是：第一，侮辱行为主要是针对名誉感的，一般不会使被侮辱者的社会评价受到影响，即使是有影响，也是显著轻微的。名誉感极易受到损害，假若法律不保护名誉感，那么侮辱行为就不能受到追究，受害人的权利就难以获得有效保护。第二，许多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常常没有第三者在场，或其在当时的环境中不可能为第三人所知道，因而侵害行为仅仅侵害了受害人名誉感而不可能使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如果不保护名誉感，那么受害人就不能向侵害人提起诉讼或提出请求，从而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权利。

以上所述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理论上仍难以成立。诚然，名誉与名誉感的相互联系十分密切。在许多情况下，不法行为人毁损他人名誉，也在不同程度上损害了受害人的名誉感。但名誉与名誉感毕竟不相等同。名誉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它是社会公众对某个主体的评价，而名誉感则是某个主体内心的一种情感。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对其名声的自我评价，两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因为两者有一定联系而将其一并作为名誉权的客体。

进一点来说，名誉权的客体不应包括名誉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第一，法律对名誉权的保护目的在于使受害人的社会评价不因他人的非法行为而降低，以维护公民和法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尊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正常的交往和秩序。就如龙显铭所说的：名誉可分为“内部的名誉”和“外部的名誉”。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其与他人的诽谤毫无关系，故不能为他人的行为所侵害，即此种意义之名誉，为主观上之道德，而不能为法律之对象。而为法律之对象者，乃“外部的名誉”，即他人对于特定人所给予之评价，建立于特定人在人类社会内所有价值之承认上面。如果名誉权的客体包括名誉感，则不能确定法律保护名誉权目的。第二，名誉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具有其特定的客体，并以此与其他人人格权的客体相区别。从审判实践来看，许多仅仅针对受害人所实施的侮辱行为，如果仅仅只是损害了受害人的名誉感，则不能认为是侵害了名誉权。如果名誉权的客体包括名誉感，则不仅不能确定名誉权的特定的客体，而且如果名誉权要以名誉感为客体，那么其他的人格权（如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等）也要相应的以某种情感为客体，则对人格权保护的范围就过于宽泛，势必使有关人格权侵害的案件猛增，反不利于社会安定及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第三，名誉感虽容易受到伤害，但法律保护名誉感是极为困难的。一般来说，某人的名誉感与其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评价是一致的，但在许多情况下，也可能是不一致的。举个例子来说，某人自信自己可以做好某项工作，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能力做好。这样，他人对其表现出来的行为评价和其自己对自身的评价就可能不一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不同的人，其性格、生活态度、生活环境不一样，对于同一种言行的反应也不一样，对于一般的善意的玩笑有时也会误认为侮辱其人格，损坏其名誉。对这样的名誉感受进行保护，不仅不可能，更没有必要。第四，名誉权的客体包括名誉感的观点，也不能解释法人的名誉权，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情感和自尊心。综上所述，法律所要保护的只能是名誉而不是名誉感。

如此，法律不保护名誉感，是否意味着受害人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呢？我们认为，侮辱行为大都构成侵权行为，并应受到法律制裁。但如果侮辱行为不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则此时对侮辱行为的制裁，并非是出于保护名誉权的考虑，而是行为人致公民人格尊严受到损害，由此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对侵害名誉权的行为的认定

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法律明文规定的有两种，而其他种类并未予以明确，对这一方面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

第一，侮辱行为

侮辱是指使用暴力或其他方式，公然贬低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行为。侮辱一般可分为：（1）暴力侮辱。它是指对受害人使用强制性手段，使其人格、名誉受到伤害。这里所说的暴力，不是指一般的殴打、伤害，而是指损害他人人格的一种方式。例如当众打人耳光、向他人脸上吐唾沫、强迫受害人做难堪出丑的动作等等。（2）语言侮辱。指对受害人施以粗鄙的语言损害其人人格、名誉。例如当众辱骂或嘲讽受害人、使受害人当众出丑、难堪，对妇女使用猥亵性的语言等。（3）文字侮辱。指通过文字等表现形式损害他人名誉，比如，在报刊上以发表文章等形式对受害人进行侮辱。

第二，诽谤行为。

所谓诽谤，指因过错捏造并散布某些虚假的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诽谤行为的特点是捏造虚假事实并予以传播，而且诽谤的成立必须有损害他人具体事实为前提。

构成诽谤应具备以下条件：

1，事实纯属捏造。散布他人真实的事实，不构成诽谤。

2，捏造的事实一旦公开，足以损害他人的名誉。受害人的名誉实际是否受到损害，不影响诽谤的成立。

3，行为人对捏造的事实进行散布。散布指向受害人以外的人公开，仅向受害人传述不构成诽谤。按照英国的权威著作，即“公开一种错误和损害名誉的陈述，这种陈述涉及另外一人。”而这另外一人就是受害人以外的任何第三人，人数不限，既可以是特定的，也可以是不特定的人。至于受害人是否在场，不影响行为的性质。不特定的人，是指不局限与迫害人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人，如路上的行人，广场上的听众等。如果行为在公共场所实施，即使不能确定具体的知晓人，也可以推定他人知晓，而不需要指出具体知晓人。散布就是让第三人知晓，让公众知晓，如一封信送达人给收信人本人的具有诽谤的内容，足以诋毁该人名誉的信件，就不应视为诽谤，但如果送达不是信件，而是具有诽谤内容的明信片，则构成诽谤。

第三，其他的行为

侮辱和诽谤是两种典型的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方式。实践中以这两种方式侵害名誉权的情况较多。但是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方式不应仅限于侮辱和诽谤，其他方式也有可能侵害名誉权。例如，假冒他人姓名实施违法行为或者不道德行为，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报刊杂志的报道内容失实，在一定情况下都会损害他人名誉，实质上都是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这在司法解释中已经有所体现。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三、名誉权与其他相关权利

在实践中，常常容易将名誉权与其他权利相混淆，给责任认定带来麻烦，因此有必要对其作个比较。

1．名誉权与荣誉权

所谓荣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自己的荣誉称号所享有的不受他人非法侵害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2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主体所享有的荣誉权。荣誉权在性质上究竟属于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荣誉权是特殊的人格权，因为获得荣誉实际上也就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可以说荣誉是一种特殊的名誉。既然名誉权属于人格权，那么荣誉权也应属于人格权的范围。另一种观认为荣誉权不是人格权，而是一种身份权。因为荣誉不是社会给予每个公民和法人的社会评价，而是国家和社会组织等给予公民和法人特殊的美名或称号。如：国家为了表彰公民对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授予其“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称号；某个社会组织根据某公民在某方面的卓越成就授予其名誉称号（如百花奖等）。可见，荣誉权并非每个公民或法人都享有。荣誉权的取得有赖于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作出一定的成绩，它不是公民与生俱来和法人成立后就依法享有的。因此荣誉权不是主体所固有的始终为主体享有的人格权，而是一种身份权。

由此可见，名誉权和荣誉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性质不同。荣誉权属于身份权，而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荣誉权只能由那些在某一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和作出贡献并获得荣誉称号的主体所享有，而名誉权是每个公民和法人普遍享有的权利。因而名誉权是始终由主体享有，具有专属性，一旦丧失名誉权，主体的独立人格也将难以继续存在。荣誉权则不同，主体不享有荣誉权并不影响到主体资格的存在与否。法律规定禁止非法剥夺公民和法人荣誉称号，但如果主体的行为表明他人应当继续享有某种荣誉称号，或违背了有关授予其荣誉称号的规定，则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可依法剥夺其荣誉称号。此种剥夺尽管导致主体对该项荣誉权的丧失，但并不否定该主体独立人格的存在。

第二，客体不同。荣誉权是对国家或社会组织授予某个主体的荣誉称号所享有的权利。而名誉权则是主体对其品行、能力等方面的良好社会评价所享有的权利。名誉与荣誉称号具有一定联系，如获得某种荣誉称号，意味着主体在某一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社会评价，而丧失某种荣誉称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社会评价得以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荣誉是一种特殊的名誉。但应当看到荣誉毕竟与名誉不同，名誉是对人格价值的全面评价、是社会公众的评价，而不是某个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作出的评价；而荣誉则是因国家机关或社会性组织对某一主体在某方面的成绩或贡献作出评价，并授予该主体一定荣誉称号之后所产生的。主体在某一方面作出一定成绩和贡献，即使未获得一定的荣誉称号，也仍然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评价并享有良好的名誉。可见，荣誉与名誉还是有区别的。

第三，取得的方式不同。荣誉权是主体依据法律的规定，根据自己的劳动和贡献，并经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授予以后才能取得的一种权利。例如根据《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3条的规定，当调解委员会和调解委员在工作中做出一定的成绩，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一定的程序授予其荣誉称号。荣誉权必须是主体作出一定的行为和贡献以后，依规定的程序被授予荣誉称号方可取得。而名誉权则是法律规定每个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它是主体产生或成立后应当享有的而不需要主体作出一定的行为即可取得的权利。

2．名誉权与人格尊严

如前所述，行为人直接侮辱某人，但并未将侮辱的言词和侮辱的行为向第三人传播，不构成对受害人的名誉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受害人的人格权不予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民法通则》第101条也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这些都是保护公民其他人格权的依据。这里提到了人格尊严，所谓人格尊严是公民基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地位、声望、工作环境、家庭关系等各种客观条件而对自己社会价值的客观认识和评价。人格尊严基本上属于公民对自身人格的客观认识和以自尊为内容的权利，它是公民主要的人格权利，因此应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但是，是否应将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予以保护？我国民法学者大多主张人格尊严应包括在名誉权中，不应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而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也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该条实际上也将名誉权和人格尊严作为两种不同的人格权予以确认和保护。其理由在于：第一，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内容和客体不完全相同。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损害公民的人格尊严，但侵害人格尊严的行为未必造成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因此不能认为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第二，从责任形式上看，在侵害公民人格尊严的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责令行为人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不得要求行为人承担恢复名誉的责任。而在名誉权侵害发生以后，法院可责令被告承担恢复名誉的责任。第三，由于名誉权在内容和客体上是特定的，不能无所不包，因此许多损害公民人格尊严的行为，如恐吓和胁迫他人，造成他人精神痛苦和情绪紧张，电话骚扰给他人造成极度不安等，都很难适用《民法通则》关于名誉权的规定。第四，从主体上看，名誉权的主体包括公民和法人，而人格尊严的主体仅限于公民。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应将名誉权和人格尊严分别作为不同的人格权予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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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范文篇4

关键词：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经营管理；政策建议

近年来，信托公司蓬勃发展，业务量激增，资产管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隐藏的声誉风险正在随业务扩张而逐渐暴露，成为摆在信托业发展面前的新问题。对此笔者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监管建议。

一、声誉风险表现特点

（一）声誉风险与传统风险的差异

1.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并且难以量化。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经济环境、舆论导向等外界因素变化对信托公司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的，并且会隐藏在各类传统风险的背后；也正是由于声誉风险不易被发现，一旦风险爆发，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良影响结果也难以估量。

2.声誉风险具有累进效应，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都是个体风险，不具有传染性，而声誉风险是市场认知风险，是主观判断的结论，因此具有累进性和传染性。某一产品出现风险，市场立即会对该产品和所属公司信任度下降，市场同类产品和该公司其他类产品也将受到连累。

3.声誉风险随信托公司社会关注度提高成级数增加。信托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2009年以来，信托规模急剧增加，信托资产由年初几千亿迅速增长至2万亿以上，规模的翻倍增加令信托公司快速进入公众视野。无论个人或机构正在认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的专业性，社会对信托公司的关注度也有史以来较高；信托发展方向由单兵作战向行业联合转化。关注度的提高，让信托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对市场口碑更为敏感；中国信托业又处在快速成长期，业内的风吹草动对产品、公司、行业均带来连锁反应，可以说声誉风险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二）声誉风险在信托公司各类业务中均表现突出

目前信托资产主要构成为证券类资产、银行类信贷及票据资产、投资类权益资产等。在各类资产类型中，信托公司需投入更多精力以防范交易的声誉风险。

1.证券类业务声誉风险集中在投资顾问上。这类业务模式为结构化安排加投资顾问形式；风控手段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通过账户管理、止损设计、仓位控制等措施防控风险。风险是信托公司很难对投资顾问的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其不良行为很可能牵连信托计划及信托公司。如近期某信托项目因投资顾问受证监会纠察，上亿元资金的信托账户受牵连被冻结，信托计划可能延期兑付，信托公司的社会评价遭到负面影响，甚至此类信托产品的公众信誉都受到损失。信托公司为投资顾问过错向社会买单，可见其面临声誉风险较大。

2.银行类资产声誉风险主要在通道业务上。自2008年以来银信合作成为信托公司主要规模来源，这类业务以委托贷款、资产转让等形式为主，其特点是信托公司实质的资产管理责任比较小，只是作为通道实现银行资金使用目的，因此导致业务规模与信托收入不配比；信托实际责任和信托的舆论责任不对等，这就造成了信用风险不大，但声誉风险巨大的情况。2008年银信合作的平均信托报酬率不到0.1%，有甚至达到0.05%，远远低于其他同类金融合作费率。如此低费率，信托公司无法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一旦资产出险，虽然信托公司可能按规免责，但舆论导向却直指信托，造成信托名誉损失。今年上半年某类金融机构以存款资金充抵资本金，委托信托公司用于政府项目建设，被银监会叫停。此例中某类金融机构违规明显，且项目规模较大，社会影响强烈，而信托公司由于受托人身份原因被动牵涉其中，形象也受到损失。

3.投资类资产声誉风险体现在股权控制上。股权投资是信托财产的存在形式，其权利的行使要遵守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许多信托公司出于风控考虑，对投资企业采取资金、印章、人员等方式进行股权控制，但个别信托公司利用控制权利，违规进行操作，社会影响恶劣。如某信托公司违规向“四证”不全和资本金不足房地产项目融资，项目运行不畅，导致信托计划到期无法正常清算，甚至引发群体事件，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这一事件是由传统风险爆发所引致潜在风险，造成声誉风险扩大，对信托公司名誉损害很大，也在业界造成不良示范后果。

二、声誉风险逐渐突出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因素

1.声誉风险意识不强，忽视隐性风险管理。部分信托公司尚未认识声誉重要性，战略上重视规模扩张，轻视风险防控，经营上重视现实风险、忽视潜在风险；部分公司政府背景较浓，存在官本位色彩，信托公司决策先考虑政府大股东意愿而非公司长远发展，对公司声誉、市场反响等无形因素考虑不多；部分公司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型风险类型，仅能依靠传统风控措施进行风险管控，隐性风控技术有待提高。

2.尽职调查管理还不到位。由于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其暴露往往是由传统风险所引致，尽职调查不到位，对操作风险造成疏漏。一是尽职管理跟不上业务发展，部分公司先展业、后调查，先有风险后弥补，未能做到制度先行；二是调查不细致，部分公司尽职调查停留在要件合规层面，容易忽视项目内在风险点；三是管理不成体系，部分公司调查仍依靠人员经验，定性考证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好，未形成完备的尽职管理体系。前述银信合作的政府项目案例，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多数信托公司对该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合规性只进行了政府财政实力等常规审查，未进行项目延伸合规审查，也未要求出具监管部门意见。

3.规模导向的绩效考核助推声誉风险膨胀。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信托公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据了解许多公司绩效考核也是围绕业务量开展的，甚至个别公司人员工资是按照业务量分成计酬的，在这种绩效导向下，展业时会重视业务规模、合规条款等硬条件，而忽视费率报酬、声誉风险等软约束，这种考核在光鲜背后就隐藏了大量的声誉风险，而声誉风险又存在累积效应，一旦爆发，容易波及其他业务和公司，成为行业风险。

（二）客观因素

1.信托制度本土化发展还需时日。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展时日不长，信托作为一种财富管理制度与中国实践的融合还并未完全顺畅，公众更容易将其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列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同类比较，而其由于发展历程、社会认同等原因与同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另外中国目前在信托财产登记、税收等方面缺乏配套法规，因此信托发展未能壮大，市场口碑尚未建立，声誉和信托品牌还处于初步萌芽阶段。

2.信托公司的社会认知还有待提升。新两规对信托公司客户选择有明确要求。银信合作是普通客户了解信托公司的途径，从信访投诉看，公众对信托公司地位和责任较为模糊。今年上半年我局收到银信合作投诉一类是客户直接投诉商业银行，但由于信托公司在交易中承担了受托人角色，而常有被推诿责任的情况，这对信托公司形象有所影响；另一类是客户对信托公司主张权利，尽管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信托交易对手是机构，并不直接面对公众，但仍有金融消费者对信托公司提出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信托公司职责、功能等众多认识存在偏差，对信托公司、信托产品的理解还很不到位。信托资产的盈亏对信托公司的社会声誉影响很大。这类投诉在全国范围内均存在。

3.金融市场存在“坏孩子”假设。当交易者一旦被市场定义为“坏孩子”，日后所有的坏交易责任都容易指向这个坏孩子。中国信托业五次大的整顿是对信托业的重大洗礼，也是对前期部分信托公司不检行为的修正，但整顿后市场仍然残留对信托公司的先天指责和不信任，加上坏名声的传染性，信托公司一次被当成坏孩子后，将面临经常被怀疑成坏孩子的无奈。

三、防范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的政策建议

1.强化声誉风险意识，提升声誉管理能力。信托公司要把产品信誉、公司声誉当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树立行业口碑，重视声誉风险，打造“百年老店”形象；高管层要树立声誉风险意识，要加强信托公司声誉管理能力，提高决策科学性。

2.信托公司尽职调查，避免合同瑕疵。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信托公司尽职管理指引》，为信托业提供行业示范；信托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和特点，探索与此相关的尽职调查方法，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减少传统风险诱发的声誉风险可能。

3.加强净资本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出台《净资本管理办法》，体现原则导向，指导信托公司展业同时要保持适度的高流动性资本，以抵补现实和潜在的风险；信托公司要加强净资本管理，要注重业务扩张与净资本存量的匹配性，量化其抗风险能力，以提升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

4.加强产品研发，提升品牌价值。创新永远是信托不变动力，产品研发不仅要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要对产品的适应性、生命力等进行研究，塑造经典产品，提高信托品牌价值，这是增强信托声誉、增强社会信任的最直接途径。

名誉范文篇5

关键词新闻侵权名誉权构成要件预防

新闻侵害名誉权

新闻侵权的高发生率使之让新闻界和法律界人士格外注目。所谓新闻侵权，是指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格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名誉权是非常重要的人格权，因而侵害名誉权就成了最常见的新闻侵权行为。实践也同时表明，至今为止的新闻官司，绝大多数都表现为侵害名誉权案件。从1983年1月到1994年10月共发生的180起新闻官司中，“涉及公民名誉权的有122起……涉及法人名誉权的有31起，还有6起刑事诽谤案”。

名誉是指社会对特定公民的品行、思想、道德、生活、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会评价以及这种社会评价给公民带来的精神享受。“名誉的核心是社会评价。”[2]这是理论界普遍接受的看法，但是关于什么是名誉权，目前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定义，有关名誉权的诉讼也只能参照一些法学专家的意见。王利明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依法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3]王小能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及自我评价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4]孙旭培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于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为、工作表现所形成的有关其素质、才干、品德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5]顾理平先生认为：“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名誉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6]虽然诸多学者对名誉权的表达各有不同，但结合他们定义的共同点，可以认为，名誉权就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名誉权是比较容易受到侵害的人格权，在新闻侵权中名誉权受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公民或法人的社会活动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而名誉权与之密切相联，所以，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构成对公民或法人名誉权的伤害。”[7]新闻侵害名誉权是指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人员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誉权造成不法侵害的行为。

名誉权作为公民、法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法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本文主要探讨新闻侵害公民名誉权问题，故不涉及法人名誉权被侵害的论述。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表现形式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明确规定：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必须是真实的，新闻机构也是以报道新闻事实为己任的。而这些年来发生的新闻侵害名誉权案基本上都是以“新闻失实”为由提起诉讼的，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表现形式大都也是围绕“失实”而形成的，这似乎是个矛盾，却又是广大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下面本文就新闻报道中各方面的“失实”展开新闻侵害名誉权几种常见的表现形式。

事实不真实导致新闻侵害名誉权这是新闻传播中侵害名誉权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它通常表现为新闻作品主要内容不真实、采访不扎实造成失实、杜撰虚假新闻故意诽谤等。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因新闻报道严重失实，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1999年11月25日，《海峡都市报》以《夜宿湖美，应召小姐说：这里全省最安全》为题披露了记者暗访福建泉州湖美大酒店的经历。湖美大酒店以报道将其“描写成一个与公安机关串通一气，靠色情服务招揽生意的酒店”，严重侵害了酒店名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这里全省最安全》一文……对听来的消息未经核实，违反了新闻真实性原则”。法院判令“海峡都市报社应立即停止对原告湖美大酒店的侵害”，在报纸上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因侵权造成的损失1万元。海峡都市报社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后被驳回。[8]

褒扬性新闻失实侵害名誉权这也是事实不真实导致的新闻侵害名誉权，之所以单独列出来，就是考虑到这类失实的特殊性。表面看来，这类纠纷的作者显得特别委屈似的，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抬高了对方的声誉还要遭受诉讼，是不是对方太不尽人情？但细分析后就能理解其实这和批评性失实是一样的性质。所谓失实就是不真实，既然是不真实，造成损害的当然也会给被褒扬者的名誉带来负面影响，同样也会对簿公堂。当然，名誉受损的事实不会因为是褒扬而不能成立。这类侵权中典型的案例就是1992年杨沫先生诉汪兆骞和《知识与生活》杂志社案。杨解释说，之所以起诉就是认为会有人“以为我借名人抬高自己，至少会使人认为我在自我吹嘘，造成极坏社会影响，侵害我的名誉。”[9]可见，新闻报道必须实事求是，否则，善良的抬高之后却是自酿苦果。

评论失实导致新闻侵害名誉权这主要反映在新闻报道的结论中或批评性新闻评论中，其结论或评论的内容可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或者所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没有根据，是不真实的。如果结论或评论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那么就会造成特定对象名誉减损的结果，就会构成侵权。如毛阿敏诉《山西晚报》案：2001年5月17日《山西晚报》所登《毛阿敏八成不来太原》一文的主要内容都是转自《金陵晚报》，但结尾“而对山西太原歌迷来说，期待已久的……5月25日……一睹毛阿敏风采的愿望恐怕也要泡汤了”这一句猜测性的推论则没有根据——毛5月25日如期到达太原便是证明。为此，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山西晚报》赔偿87万余元。bsp;言词失实导致新闻侵害名誉权这类侵权中报道的主要内容一般是真实的，但在文中使用了有损他人名誉的带有侮辱性的言词而造成侵害名誉权。在实践中，言词不真实以致他人名誉减损一般表现为以非人的言词来形容他人，比如用“混蛋”、“笨驴”、“人妖”、“狗腿子”等类的词语来侮辱他人；用特定的受到社会唾弃的身份词语来辱骂他人，比如“恶棍”、“流氓”、“色贵”、“荡妇”等；案件报道中的术语及其定性错误，比如被拘留或被逮捕的人本应称“嫌犯”或“犯罪嫌疑人”却被误称为“罪犯”、“案犯”、“犯罪分子”等。

图片失实导致新闻侵害名誉权这主要表现为图片使用不适当或张冠李戴配错了图片而造成新闻侵害名誉权。这种因图片引发的新闻侵害名誉权往往是和侵害公民的肖像权紧密相连的。1994年2月8日《陕西工人报》刊登署名长篇通讯《中国国宝恐龙蛋化石大劫难——震惊世界的南阳恐龙蛋化石被盗掘走私始末》，并配发了一张内容为“一男一女在恐龙蛋出土洞穴现场交谈”的照片，文字说明为：“走私贩在洞内进行罪恶交易。”而照片所描述的实际情况却是陕西省西峡县文化局局长刘金茹和文化股股长谢起超两人在现场调查。结果引发新闻官司。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

关于是否构成新闻侵害名誉权，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这就是一般认为的新闻侵害名誉权的四个构成要件：名誉受损的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但也有个别的法律工作者把它归结为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新闻侵权作品必须有特定的指向与新闻侵权行为人必须有过错三个要件。[12]考虑到新闻侵害名誉权的特殊性，本文把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构成划为五个要件：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名誉受损的事实、新闻侵害名誉权作品有特定的指向、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新闻侵害名誉权行为与名誉受损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行为

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明确规定：“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致人名誉权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由此可见，法律明文禁止的新闻侵害名誉权的行为有三种：新闻侮辱行为、新闻诽谤行为和新闻宣扬他人隐私行为。

新闻侮辱行为新闻侮辱行为是较常见的新闻侵害名誉权形式。侮辱行为是以语言、文字或动作贬低他人人格的行为，而新闻侮辱行为就是指在新闻作品中使用有损报道对象人格的侮辱性的言词，使其名誉权受到损害的文字侮辱行为。也就是说，只要侮辱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名誉受到贬损，就可视为侵权，而与事实真伪无关。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批评文章反映的问题虽基本属实，但有侮辱他人人格的内容，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规定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个别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例中，作品内容其侮辱性的性质并不明显，有时可能找不到明显的带有侮辱性的言词，但仍能令报道对象的名誉受到贬损性的伤害，仍可以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这方面的典型就是《广州日报》因1997年11月10日刊登《祸起女人乎》一文遭到的诉讼。（最后以报社公开道歉为结果）[13]

新闻诽谤行为这是新闻侵害名誉权最常见的形式。所谓新闻诽谤就是通过虚假事实或基本内容虚假的报道以损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虚假陈述是诽谤首要构成要件。”[14]这往往表现为作者无中生有，捏造虚假事实或因听信一面之词妄下结论造成对受害人的诽谤。比如，哈尔滨市自由撰稿人盛学友诉关向东、《服务导报》等社案。盛学友虽在1997年1月7日被刑事拘留，但在1998年3月20日被无罪释放了。而1998年2月17日关向东却在《服务导报》上发表《人生败笔——“有偿新闻”报道把盛学友送进监狱》一文，称盛已于1997年11月25日被判有期徒刑4年。最后法院判定：“盛学友在法院尚未对其定罪处罚的情况下，关撰写文章虚构了盛被判有期徒刑情节，损害了盛的名誉，应承担民事责任。”[15]所以，事实是否确凿是决定是否构成诽谤的关键。这也可以看作是褒扬性新闻失实构成侵权的理论依据。

但是，在部分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例中，新闻报道不但使用了侮辱性言词，而且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权受到损害，这可称之为新闻侮辱诽谤行为侵权。1998年孙敏诉张育仁、《重庆法制报》等社名誉侵权案可以说是这类侵权的典型。张育仁在涉讼报社上发表的《这家伙，我认识》一文，不仅虚构了有损孙声誉的种种“事实”，还对孙的外形进行了辱骂性的描写。所以，法院判报社和张败诉是意料之中的。[16]值得注意的是，根据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名誉侵权的认定，既可以是作品的语言带有侮辱性所致，也可以是内容上的失实造成，两者只要具备其一即可成立名誉侵权。

新闻宣扬他人隐私行为前文谈到，内容虚假的报道构成对个人名誉权的侵害，是否意味着凡是真实的报道就一定不会造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呢？当然不是。在这方面，英国学者曾有过“越真实，越诽谤”的论述，就是说，尽管报道的事件是真实的，若一旦造成公众对报道对象社会评价的降低仍构成侵权。这就是本文理解的宣扬他人隐私造成的新闻侵害名誉权。我国对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从立法、司法、法理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从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规定中可以知道，我国法律仍没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而是把隐私权纳入名誉权范围加以保护的。这种作法虽然“弥补了民法通则关于人身权保护的不足，也为保护隐私权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将隐私权作为名誉权的组成部分，是不妥当的，且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具体人格权，侵害隐私权是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是不应当也不能够把它们相混淆的”。[17]这应该引起重视。

名誉范文篇6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生物人被普遍无条件的赋予权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让我们往往不见自然人同样是制度实在是法律拟制结果的事实。

法律又何以单单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这个问题在当代动物福利的冲击下，尤其凸显。概念法学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个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民法继受过程中，民事主体背后的价值考量更是丢失殆尽，对于民法上的人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移植而来的事实，更是不得而知。

人、权利、法律义务以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联系起来的法律关系概念的精神内容，源于将伦理学意义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领域。每一个人(生物人)都生而为“人”(自然人)，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与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思想渊源于基督教，也渊源于哲学，系统的反映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在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看来，人正因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即具有理论理性更具有实践理性的人，因此这种理性生灵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即人不能作为其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具有尊严。

只有存在“自由”的人，法律与道德才是可能的。由于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意志与行为也就服从于牛顿物理学理论中的因果铁律，从而人是不自由的，是被决定了的。而另一方面，人的内在经验和实践理性却告诉他，人是一种自由且道德的能动力量，他能够在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只有在与“感觉的世界”相对的“概念的世界”中，自由、自决和道德选择才都是可能且真实的。法律与道德必须被纳入概念的本体世界———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只有人才是且能居于概念的世界中，才是理性的，才是“自由”的，才是价值本身。在外的，是人实现其人格的手段，是人的意思所支配的“物”。公务员之家

名誉范文篇7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平衡言论自由名誉权中，如果是公共人物（包括公务员和其他行使公共权利的人）涉及到公众利益时，言论自由优先于跟人的名誉权。

第二，如果是一般自然人或与公众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其名誉权应优先于言论自由；如果涉及法人的名誉，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优先于法人名誉权。

第三，公民在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发表的答辩状，如果正对具体的事实发表的言论，即便包含了一些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害言论，也不应该构成侵权。

第四，对于公民或者法人利用言论自由蓄意侮辱和诽谤他人，制造不真实言论，损害其名誉权的情况，名誉权收到绝对的保护。

当然这些只是调解名誉权与言论自由问题的一小部分，我也没有总结的十分全面，其他各个特殊方面，还需继续讨论研究和总结。

三、对名誉权与自由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若公民或法人因为他人的言论自由名誉权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解决：刑事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下面我将做简单介绍。

首先，刑事救济。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即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而言论者则没有什么法律资源可以利用。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规定，也没有规定侮辱和诽谤的免责条款。刑事审判主要是解决言论者是否构成犯罪，而没有很好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刑罚一脉相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条例中也没有规定言论者的权利。

法律的规定无疑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但由于言论自由的存在，取消诽谤罪的刑事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美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经删除了诽谤的刑事责任，而是属于民事侵权责任。

其次，民事救济。上述提到的《民法通则》第101条，保护了名誉权。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更加细致的解释对名誉权的保护。民法也是侧重保护人的名誉权，而没有提及保护言论自由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代表言论自由位置低于名誉权，相反，言论自由的位置更高一些。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看，在于这种规定的制度效益。一种权利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被接受为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必定有一定的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之论证的合理性[6]言论自由如此重要，所以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并须要证明如下三点：言论者主观上有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过失、故意或恶意伤害）、这种过错的行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实质性伤害、请求的限制不会具有太多的“外溢效益”而造成该言论者和其他言论者未来的言论自由权收到重大或实质性的限制。[7]

四、结论

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对公民法人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维护名誉权体现公民法人更加注重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切身权利，言论自由推动自由社会发展，保护公民提出自己思想观点，有利于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传播。然而当它们出现冲突时，必须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争取做到既维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又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得名誉权和言论自由重新找到平衡点，完善解决机制。

【论文关键词】：名誉权言论自由关系解决

【论文摘要】：名誉权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两个重要权利，然而它们却有着紧张的关系，有时还会有冲突。本文通过着重论述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内容，法律对各自的保护保护，分情况处理这种紧张关系和处理冲突的解决机制这几个方面，研究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4]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3]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4]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名誉范文篇8

[关键词]娱乐明星；网络媒体；言论自由权；名誉权

2022年两会期间,“网络暴力”频繁出现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根据人民政协网消息,在此次两会上,有40位代表联名建议为反网络暴力专项立法。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网络化进一步的深入和公民法制观念与维权意识的提高,网络维权问题日益重要。娱乐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具有常人无法比拟的号召性,常成为舆论的焦点,这就会牵扯出一系列的网络暴力行为侵权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就会涉及名誉权侵权的问题。

一、网络舆情下娱乐明星的网络名誉权纠纷现状

据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的《“粉丝文化”与青少年网络言论范研究报告》成果显示,该年共收案41948件,结案33521件。办理的网络平台侵害责任纠纷案例3836件；其中,网络侵害名誉权纠纷1075件,占比28.02%。以青少年为主要涉嫌侵犯主体的互联网侵犯名誉权行为主要集中发生在对从事演艺工作的娱乐明星名誉权侵害。在这些案件中,同时反映出了近年盛行的粉丝文化的突出特征。可见,随着民众生活与网络的交融度越来越高,关于娱乐明星网络权利问题越来越多,亟待更完善的制度和解决方法。2021年8月,某男星与从某网络侵权纠纷一案审理终结,被告被要求停止侵权行为,删除其在新浪微博上的相关言论,公开道歉并置顶保留三十天,同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该男演员案例以及其他涉明星名誉权案例,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在此类娱乐明星网络名誉权纠纷案例中,裁判结果往往更倾向于对娱乐明星名誉权的保护。整理分析这些案件可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被告方被认定为侵害了娱乐明星的名誉权,法院一般会支持原告的请求。偏向保护名誉权案件中法院的判决理由是虽然娱乐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名誉权相对受限,但人格权是法律规定保护权利,不应利用网络毁损他人人格。而另一角度也有法院认为娱乐明星的名誉权应当自觉受限,出于身份的特殊性和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保护,不应当要求承担侵权责任。娱乐明星的网络名誉权纠纷牵涉公众人物名誉权的限制与保护、网络水军及其背后势力的侵权责任、个人粉丝与团体粉丝发表言论的责任等众多问题。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后续处理结果的发展态势却很不顺畅,不论是哪一方的维权或是追责,都呈现出举步维艰的情状,侧面反映出当前的法律对这类现象的规制不够完善,对权利的规定不够全面。

二、网络舆情下娱乐明星名誉权问题的冲突根源

通过网络平台对娱乐明星议论、批判或是抨击,这些言论或许会影响其社会名誉,但很多时候这种批判也是他们成为公共人物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否则,将会妨碍文化、媒体等社会各项事业的正常发展,或者使社会的公共利益受损。但是,也不能完全放任公众对娱乐明星的言论,毫无限制的言论表达必然会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由此可见,公共人物的名誉权往往和公众言论的自由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密切关联。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因素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从两个权利的形式上来看,它们具有交叉重合的关系。娱乐明星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间的矛盾首先源于名誉权与言论自由这两个权利形式之间本来就具有的矛盾。名誉权的权利客体是名誉,而名誉是对某个人的总体性社会评价。当法律规定强调对娱乐明星评价的客观性越高时,对言论自由的约束与影响就会越强。因为名誉权和表达自由所规定的对象具有交叉重叠,二者就必然形成紧张的矛盾关系。当保障某种权利的时候就必然会限制另一项权利[1]。其次,是权利基础的不同。言论自由权保护的是一种表达的自由,是对民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尊重,而这种观点的性质是多样的,既有可能是表扬赞赏,也有可能是中立的分析,当然也有控诉和批判。而名誉权保护的是良好的社会评价,这就与批判性质的言论自由权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再次,此类冲突还存在于中国现有法律的规范之中。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公众享有言论自由权,另一方面又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从立法角度而言,尽管两个权利都是宪法所明确的公民所应当得到的基本权利,但立法条款所体现的对二者的保障范围却不均衡,也难免造成实践中未能解决好二者矛盾的局面。对于名誉权的保障,不仅在《民法典》有提及,同时还有专门保护名誉权的司法解释。而在立法中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保障,只被法律条文简要提到,并且少有成为裁判的基础,这就会影响实务中从民事权利层面对言论自由权的保护。

三、网络舆情下娱乐明星名誉权侵犯的主体责任

在网络生活中,侵犯娱乐明星名誉权的主要有两个群体：媒体和网民。对于媒体侵犯娱乐明星名誉权的行为,可以从法律和行业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制。而对于网民的言论自由权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笔者认为,在探讨娱乐明星名誉权的问题上,网民可以被划分为三类,分别是独立网民、有影响力的网民和网络水军。

（一）独立网民作为侵犯主体

对于独立的网民,其上网的目的主要是满足个人精神需求。这一类网民对于娱乐明星发表的言论,通常是基于媒体的报道,根据个人内心的喜恶而做出。他们表达自己的批判、谩骂,并不是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利益,通常也只是随意而为。即使某些言论是对明星的不实造谣,或是基于内心的羡慕和憎恶而进行的谩骂,也要宽容处理,尽量不上升到法律责任层面。因为独立网民的影响力范围很小,通常只涵盖亲朋好友,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和网络号召力,而且独立网民数量庞大而分散,让娱乐明星从中追究那些造谣和辱骂的个人,并逐一向其追责,本身也不现实[2]。

（二）有影响力的网民作为侵犯主体

对于有影响力的网民,包括微博、知乎的大V。这一类群体因为在网络上有更多的曝光度,必须要更加谨慎地发表言论,包括进行转载和评论。如果是基于明星的表现,依照个人内心的情感而的内容,如果只是简单的转载,同独立的网民一样,一般也不需要去追究。如果是具有原创内容的言论,因为其影响力的不同,理应要求其对自身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若主观上是为了金钱等利益,故意去造谣,煽动网民,必须追究其责任。对于造成重大影响的恶意内容,应当追究其责任。

（三）网络水军作为侵犯主体

网络水军不同于前两种,他们是在特定利益驱动下,利用操纵人工或机械手段从网络上生成有关特定话题或对象的大量消息,从而影响舆论对该话题或对象的态度的群体。近年来,“网络水军”已从个别运营向专业性、协作化、产业化走向蓬勃发展。他们常常使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制造并传播假报道,或组织进行有偿发帖、删帖、公关、操纵舆情等网络活动,颠覆黑白,蒙蔽广大网友,破坏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社会秩序,娱乐明星深受其害[3]。对于网络水军,不仅可以追究其侵犯娱乐明星名誉权的法律责任,若有触犯诽谤罪的可能性,还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网络水军这一群体通常存在雇佣者。对于雇佣者,其雇佣不良公关公司造谣、诽谤等消息,这种行为事实上是一种教唆行为,因此毫无疑问要承担相关责任。而某些不良公关公司则是网络水军的组织者,是侵害娱乐明星名誉行为的主要操手,专门通过煽动娱乐明星的不实谣言,损害某一娱乐明星的形象赚钱。这属于明知为虚假内容,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有偿信息业务,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具有营利目的,实施上述行为,满足一定情节条件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四、网络舆情下娱乐明星名誉权规制的路径选择

（一）健全网络名誉权保护的有关规定，以营造完善的法制环境

首先要不断完善目前《民法典》中对名誉权的规制内容,明确对网络媒体和用户行使言论自由权划分明确的界限[4]。对于不同的侵权主体,设定不同的责任。以“过错”为认定标准,详细区分是否具有主观恶性、是否存在经营性等情况,减少模糊性表达,更具体地规定网络中怎样的主体行为会被归类为侵犯名誉权。对侵权标准的严格界定,也是对娱乐明星名誉权的一种限制。由于侵权行为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名誉的毁损发生在网络舆情下,具有公开传播的特点。因此司法实践中也应当考虑到这一前提,根据侵权主体本身的过错,更灵活地选择惩罚性后果。网络背景下的“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应当首先在网络载体上进行。要求侵害人通过互联网传播途径恢复娱乐明星的名誉,可以让其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表道歉并置顶,同时开放转载,尽可能扩大传播范围,恢复受损的名誉。此外,经济赔偿也要根据传播力度以及损害的大小进行标准制定,设定一个有威慑力的赔偿数额范围,但同时也要严格确定赔偿的主体条件,保护娱乐明星名誉权的同时不能过分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权。

（二）建立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与监管体系

首先,是建立网络发言实名制制度。诚然,匿名的网络发言方式给予了网络用户极大的安全感,网名带来的心理慰藉保障了言论以自由的心境表达。但是,可以遮挡身份的表达方式也滋生了一部分人内心的“侥幸”与“偏激”,使得网络平台堕化成这类人宣泄恶意的途径。而实名制可以掀开此类人自认为的保护面纱,将身份被追查并追责的阳光震慑他们心中的黑暗。其次,要对政府的职能进行划分。目前,我国关于网络监管的部门存在职能重叠或是职能空缺的情况。因此,要对不同政府部门进行明确的监管方向划分。譬如上文网络用户的实名制问题,可以从准入门槛角度入手,安排特定的部门负责对从业者、用户进行资质审查和监管。对于网络侵权问题,涉及违法行为,可以由属地公安机关以及互联网法院共同处理。

（三）建立完善网络行业自我管理的机制

在这一点上,可以参照英国建立的互联网行业自治机构,英国针对互联网谣言的调查开始较早,相应的行业整治举措相对完善。例如互联网络观察基金委员会(IWF)、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协会(ISPA)、移动宽带网络公司(MBG)。这些机构协会要求各行业中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网络信息安全问题发挥“把关人”的角色,并同时对公民进行网络技术基础知识教育,以及向社会传播安全方面的有关知识。对网络谣言、非法信息以及儿童色情信息等实施信息过滤与审查[5]。组织建立的前提是提高相关主体的自律意识,包括网络平台、相关团体机构公司、网络用户在内的共同自律意识。不同的主体需要认识到自己角色对应的社会责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配合政府管理的同时积极自省。目前,我国网络行业自我管理机制仍属起步阶段,需要政府积极的引导,吸收优秀的经验,帮助建立相关的自治组织。同时也要将足够的自主权交予给网络行业自身,培养其自我管理的意识,同时由于参与者本身出于行业内,其对行业的理解更加深刻,依靠这些经验可以逐步制定成熟的行业运行规则,并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出惩罚。网络行业自我管理组织的建立,相较于法律惩罚带来的威慑,更具有预防性,可以潜移默化地在行业参与者心中树立责任意识,培养从业者良好的素养,无形中减少侵权行为,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司法机关的工作压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娱乐明星的身份具有特殊性,更容易牵涉名誉权的纠纷。名誉权保护的是良好的社会评价,这就与批判性质的言论自由权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而网络环境中,因为言论发表更容易,侵权成本更低,维权难度更高,亟需在立法上完善处理相关问题的规则。同时建立网络行业的自治组织,相较于法律惩罚带来的威慑,本身具有预防性,可以潜移默化地在行业参与者心中树立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1]杨士林.“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冲突及解决机制[J].法学论坛,2003(6):6-12.

[2]李伟平.网络名誉权与网络言论自由的冲突与制衡——再论“微博第一案”[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25-32.

[3]罗翔.网络水军与名誉权的刑法保护[J].社会科学辑刊,2019(4):123-133+219.

[4]王军.舆论监督与公众人物名誉权保护——从“范志毅名誉权”官司说起[J].法学杂志,2005(1):35-137.

名誉范文篇9

名誉权是公民或法人保持或维护自己名誉的权利，对公民和法人来说至关重要，国家法律必须给予有力保护。人们对名誉权的看法不尽相同，我同意“名誉权是特定的人享有的应受公众公正评价的权利。”[1]因为名誉其实是一种社会评价，是一定范围内的多数人对其素质、品德、能力等的客观认识。保护名誉权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他人对特定人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而且不得损害这种评价。

名誉权属于人格权范围，我国宪法、法律都对其有明确的肯定与保护。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规定虽然没有提及名誉权三个字，但是已经潜在的说明名誉权受宪法保护。这个规定也为国家制定、实施保护公民名誉权的法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民法通则也对其有所规定，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这些规定都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有利于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使人们免受精神痛苦，通过这些规定，也可以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言论自由是公民享有以语言、文字、图画等方式表达对国家管理、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社会事物以及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成果的自由。[2]言论自由是表达思想、观点、见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参与管理国家事物的重要手段，它直接维系着社会的道德基础，限制言论，人们就不敢说真话，社会就必然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人人心照不宣的公开说谎，就没有人敢于真诚地探讨切中要害的问题。言论自由是其他权利得以实现的可靠保证，它造就一个真诚、严肃、务实的人格，使人们得以超越对压抑的恐惧从而回复为人的本性和尊严。[3]言论自由极其重要，基本各开明国家宪法都规定了对言论自由的保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张千帆教授指出：“只有当实行自由言论会产生迫在眉睫的严重危害时，才可以对言论进行压制”[4]

二、名誉权与言论自由的紧张关系

法律既保护名誉权也保护言论自由，公民和法人依法享有名誉不受侵害权利的同时，也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两者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在现实中，名誉诉讼可以有另外一种叫法，那就是言论自由案件。因为一方名誉收到减损总是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的副产品。[5]正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应该受到调解，在两者之中寻求平衡点。对于调解这种关系，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在平衡言论自由名誉权中，如果是公共人物（包括公务员和其他行使公共权利的人）涉及到公众利益时，言论自由优先于跟人的名誉权。

第二，如果是一般自然人或与公众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其名誉权应优先于言论自由；如果涉及法人的名誉，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优先于法人名誉权。

第三，公民在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时发表的答辩状，如果正对具体的事实发表的言论，即便包含了一些对当事人名誉权的侵害言论，也不应该构成侵权。

第四，对于公民或者法人利用言论自由蓄意侮辱和诽谤他人，制造不真实言论，损害其名誉权的情况，名誉权收到绝对的保护。

当然这些只是调解名誉权与言论自由问题的一小部分，我也没有总结的十分全面，其他各个特殊方面，还需继续讨论研究和总结。

三、对名誉权与自由权利冲突的解决机制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若公民或法人因为他人的言论自由名誉权受到侵犯，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解决：刑事救济和民事救济途径。下面我将做简单介绍。首先，刑事救济。刑法第246条规定了侮辱罪和诽谤罪，即以暴力和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和诽谤罪。而言论者则没有什么法律资源可以利用。刑法没有规定“侵犯他人言论自由”的规定，也没有规定侮辱和诽谤的免责条款。刑事审判主要是解决言论者是否构成犯罪，而没有很好解决言论自由与名誉权冲突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与刑罚一脉相承，《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规定，有下列侵犯他人人身权利行为之一，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三）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条例中也没有规定言论者的权利。

法律的规定无疑保护了公民和法人的名誉权，但由于言论自由的存在，取消诽谤罪的刑事责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美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已经删除了诽谤的刑事责任，而是属于民事侵权责任。

其次，民事救济。上述提到的《民法通则》第101条，保护了名誉权。最高法院司法解释更加细致的解释对名誉权的保护。民法也是侧重保护人的名誉权，而没有提及保护言论自由的问题。

然而，这并不代表言论自由位置低于名誉权，相反，言论自由的位置更高一些。言论自由的重要性不在于其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根本上看，在于这种规定的制度效益。一种权利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被接受为社会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必定有一定的超越了表面的意识形态之论证的合理性[6]言论自由如此重要，所以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并须要证明如下三点：言论者主观上有法律上认可的过错（过失、故意或恶意伤害）、这种过错的行为造成了或可能造成实质性伤害、请求的限制不会具有太多的“外溢效益”而造成该言论者和其他言论者未来的言论自由权收到重大或实质性的限制。[7]

四、结论

名誉权和言论自由对公民法人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维护名誉权体现公民法人更加注重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切身权利，言论自由推动自由社会发展，保护公民提出自己思想观点，有利于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传播。然而当它们出现冲突时，必须本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争取做到既维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又保障言论自由的权利，使得名誉权和言论自由重新找到平衡点，完善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

[4]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1]甄树青：《论表达自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9页。

[2]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

[3]周伟：《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规范.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4]张千帆：《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498页。

[5]梁治平：《名誉权与言论自由：宣科案中的是非与轻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

[6]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3页。

[7]李树忠、焦洪昌：《宪法教学案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

名誉范文篇10

关键词：银行声誉风险声誉危机

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是令世人刮目相看,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松了对风险的防范,尤其是目前银行业比较陌生又特别关注的声誉风险。什么是声誉风险?根据2009年银监会的《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指引》中的定义:“声誉风险是指由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及其他行为或外部事件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商业银行负面评价的风险。声誉事件是指引发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的相关行为或事件。重大声誉事件是指造成银行重大损失、市场大幅波动、引发系统性风险或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声誉事件。”商业银行为什么要防范声誉风险的产生?根据普华永道对多家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人员的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声誉风险是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就对公司市场价值的影响而言,声誉风险排在第一位;就对收益的影响而言,声誉风险排在第六位。声誉危机不仅会直接损害商业银行的信誉,影响上市银行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导致银行品牌价值损失,甚至会危及银行的生存。良好的声誉是一家银行的生存之本,对增强竞争优势,提升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实现长期战略目标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如何防范声誉风险成为了我国银行业面临的新课题。下面,笔者就从从事声誉风险相关工作一年来的认识和商业银行的现状,对商业银行如何加强银行声誉风险管理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的诱因与危害

声誉风险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有可能是商业银行内、外部风险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可能是非常简单的风险因素就触发了严重的声誉风险。发生的部位可能是银行由内到外的任何环节,利益相关者也包括内部员工和外部公众。声誉风险表现形式多样,不易界定,并具有突发性、动态性和扩散性。难以通过常规的风险管理部门利用常规方法进行有效管理。如果商业银行不能恰当的处理这些风险因素,就可能引发外界的不利反映。商业银行一旦被发现其金融产品或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内控不力导致违规案件层出不穷等,则即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事后的危机管理,也难于弥补对银行声誉造成的实质性损害。一家操作风险事件频发的银行,会给公众一种内部管理混乱、管理层素质低、缺乏诚信和责任感等不良印象,致使公众特别是客户对银行的信任程度降低,银行的工作职位对优秀人才失去吸引力,原有的人才大量流失,股东们因对银行发展前景失去信心,对长期持有银行股票发生怀疑,进而在资本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造成股价下跌,银行市值缩水,最终导致监管当局的严厉监管措施等。

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商业银行治理层对声誉风险认识不到位。商业银行的治理层在制定银行战略目标时更多关注的是利润,致力于解决存款、贷款、中间业务等方面问题,对银行的声誉问题关注不够。董事会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大多没有将声誉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框架,没有明确专门部门或团队负责全行声誉风险管理,也没有在各个岗位、业务和业务条线上进行相应的声誉风险管理的安排,即使某些银行有过声誉管理行为,也比较粗放,科学性和规范性仍比较薄弱。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国商业银行在管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在道德与合规方面的困境显得更为突出。

2.银行从业人员声誉风险意识淡薄。目前银行从业人员对于声誉风险的知识比较缺乏,对声誉风险重视程度不够,虽然各行已着手制定相应的制度管理声誉风险,但声誉知识和风险理念仍然没有完全灌输到员工的思想中,对于声誉风险的认识仍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商业银行内部各条线自上而下的行业垄断意识较强,服务意识较差,对客户的信访、投诉处理效果不佳,对新闻媒体反映的负面情况处理不及时,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声誉事件不断发生。

3.对声誉风险的界定和衡量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性。虽然银监会早在一年前就了《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指引》,但定义还相对宽泛。目前,对声誉风险及其危害的衡量,国际上还普遍缺乏有效的标准和手段,为声誉风险的识别、监控等带来很大的障碍,声誉风险管理基本沦为被动的危机事件处理,风险管理效率低下,作用有限。

4.声誉风险管理缺乏长远规划。声誉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包括声誉风险发生后的处置,还包括声誉的建立、维持等。但目前,很多商业银行的声誉管理没有长期的声誉管理战略规划,声誉管理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前瞻性、持久性。没有长期声誉管理体系的规划,就无法谈及全面的声誉管理。

5.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缺乏有效监管手段。监管部门对因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不善而引发的事件没有直接的监管手段。由于个别商业银行自身声誉风险管理不善而导致整个银行业负面舆情甚至群体性事件占用了大量的监管资源,监管部门只能在事件已发生或情况已恶化,进而可能导致系统性问题爆发时才能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而在此之前,只能采取舆情提示、风险提示等方式与商业银行进行协调,而不能依法要求其采取相应的措施,如近期银行ATM跨行取款收费上调引发的一系列有关银行收费的负面舆情。

三、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声誉风险管理的建议

1.培育声誉风险管理文化。首先,提高声誉风险的认识要从高层做起。商业银行董事会及高管层应充分认识到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现实性和紧迫性,把对声誉风险的认识提高到与其他各类风险同等重要的高度,提高到能否实现商业银行战略目标上来,并以身作则,自上而下地树立全行的声誉风险意识。其次,应在全行倡导声誉的重要性,通过培训、讲座等多种方式,普及声誉知识,自觉维护商业银行声誉。第三,要把加强声誉风险管理提高到战略的高度,把它纳入全面风险管理的范畴,统筹加以考虑,全面提高声誉风险管理水平。

2.建立良好的声誉风险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良好的声誉风险管理体系,有利于维持客户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创造有利的资金使用环境,增进和投资者的关系,强化自身的可信度和利益持有者的信心,吸引高质量客户,增强自身竞争力,最大限度的减少诉讼威胁和监管要求。由于银行的各项业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道德风险,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各层次员工才有可能实施不违背银行利益的业务操作行为。同时,制定制度或规则,奖赏和鼓励那些提高银行声誉的员工,阻止和惩罚那些损害银行声誉的行为。

3.建立和完善声誉风险评估、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提高处理声誉风险的能力。商业银行应当将接受投诉和批评看作是与客户、公众沟通的“黄金机会”,及时分析投诉的起因、规律、相关性等特征要素,以便为业务运营提供非常有价值的风险预警信息。传统上,声誉风险管理主要采用“辩护或否认”的对抗战略推卸责任,但往往会招致更强烈的对抗活动;因此,商业银行因采用更具建设性的处理方式,要勇于承担责任,并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协商解决问题,以降低利益相关者或公众的持续对抗反应。声誉风险管理应该是建立在良好的道德规范和公众利益基础之上,而且如果能在监管部门采取行动之前及时处理,将取得更好的效果。

4.提升监管部门对声誉风险的监管水平。完善的监管对规范商业银行行为至关重要,并对银行经营理念具有导向作用。制定完善的法规、建立金融企业信息系统和社会评价系统,提高监管效率,对于营造公平、透明的经营氛围、提高企业声誉风险意识、加强自律、改善公共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时期,金融业务发展日新月异,相关利益人个体意识增强的环境下,提高监管效率对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很重要。

5.加强信息披露,重视社会舆论监督。首先,商业银行要保持与媒体的良好接触,因为媒体是商业银行和利益相关群体保持密切联系的纽带。商业银行应借助各种媒体平台,定期或不定期的宣传商业银行的价值理念。要加强与各类新闻媒体的沟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正面宣传商业银行产品、品牌及各类活动,树立良好的品牌和形象,提高商业银行的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提高商业银行在客户中的认可度,提升竞争力。对于商业银行的不利事件,应积极回应媒体,保持公开坦诚的态度,尽早和经常地向公众报道事实,引导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事件,避免误导公众。其次,商业银行要重视社会舆论,尤其要重视网络舆情的监测,及早发现重大舆情动向,对网上非法和过激言论,提前采取措施,第一时间予以剔除,争取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针对不良信息,通过采取公开澄清、跟帖引导、主动邀请记者深入报道等方式引导舆情,及时消除负面舆论影响。

6.正确处理银行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一是处理好与客户的关系。客户的投诉和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将对商业银行的声誉造成伤害。为此,商业银行在客户面前一定要有良好的形象,树立“顾客不一定是对的,但永远是第一位的”服务理念,保持良好的态度,及时与产生纠纷的客户进行良好沟通,权衡商业银行声誉与客户的理据,尽量求得妥善的解决方案。二是处理好与内部员工的关系。良好的声誉离不开商业银行员工的共同维护。对于涉及内部员工劳动纠纷、内部案件等类事件,应在商业银行内部统一思想,稳定员工情绪,向员工表明管理层的态度,加强商业银行内部团结;要建立内部奖惩机制,对维护商业银行声誉做出贡献的员工进行奖励,严惩失职或有损商业银行声誉的员工。三是处理好与股东的关系。在商业银行上市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形下,很好地处理与出资人即股东的关系,对于取得股东的理解和支持十分重要,为此,商业银行应加强与股东之间的沟通,及时披露各种消息;四是处理好与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关系。政府和监管部门代表着广大公众的利益,带有第三者公正立场的角色,为此,商业银行应加强与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及时向政府和监管部门报告事件真相,从而赢得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共同应对商业银行声誉风险”。

7.建立一只高素质的声誉管理团队、一套高效的协调管理机制。由于声誉风险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可能发生在任何环节,利益相关者包括所有员工,难以通过风险管理部门的常规管理来实现;并且声誉风险往往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多种风险交叉存在、交互作用,更加难以计量和考核;虽然目前大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初步建立了专职声誉管理的部门和队伍,但仍难以在单位内部发挥合力统筹和督导的作用。因此,建立一只高素质的声誉管理团队、一套高效的协调管理机制,将会大大降低声誉风险发生的几率。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