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范文10篇

明王朝范文篇1

[关键词]明朝财政财务税收政策执行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一、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田赋粮中的米麦，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

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二）工商税收入。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盐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

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要。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起民变。

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

二、财政政策的执行

（一）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明朝时期政府已经对财政税收进行了详细和严格的划分，有较为周密的制度安排。但字面上的诏书律令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供使用的白花花的银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官员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设立了三大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户部十三清吏司。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由于明朝属于典型的封建帝国，因此这些财政机制都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各个监督机构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财政监督落实到行政区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相互制约的监督网络。这些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体制和政策促成了明王朝初期百年的繁荣和兴盛，也鲜明地显现了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就是根本无人过问。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整个统治阶层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

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三、明朝的财政支出

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初，崇祯皇帝做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件事情，即颁布“罪已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其实，自万历后期张居正死后，财政状况就已经很难扭转，到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经济都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虽然明朝在税收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每年仅田赋一项就有几百万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好好加以利用，至少不会闹到最后人人无钱的局面，究其原因，明朝财政支出的不节俭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罪。自正德皇帝以后，明朝个个皇帝都极端不务正业：正德皇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在太监的唆使下，做尽了皇帝本不该做的事情；嘉靖皇帝迷恋道教仙丹，大批幼女被逼入宫而不知所终，他自己也因为慢性中毒在晚年几乎成了一个怪物；万历帝自万历十三年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不理朝政，直到他驾崩被扛着去定陵，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天启帝一心在宫中做木匠，任由魏忠贤之流在外面胡作非为。这样的一帮皇帝，自己玩乐以及纵容部下随心所欲挥霍的开支，无法估量。军费开支是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一项。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的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此后，辽东之战一发不可收拾，投入就如同无底洞。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从以上明朝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明细帐不难看出，虽然无论是初期朱元璋，还是中后期的张居正，都推出过行之有效的财税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或者统治者过分地集大权于一身等原因，影响了财政收入；明朝后期历任皇帝的昏庸荒唐和挥霍无度，加上军费开支的庞大，最终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能加征税收，这样做不仅杯水车薪，也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各路豪杰揭竿而起；没有钱粮，朝廷只能大欠军饷，士兵无法维持生活，不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哗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后金军队极强的战斗力，汇成了反明大起义的洪流，明王朝也最终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参考文献

明王朝范文篇2

[关键词]明朝财政财务税收政策执行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一、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田赋粮中的米麦，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

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二）工商税收入。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盐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

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要。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起民变。

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

二、财政政策的执行

（一）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明朝时期政府已经对财政税收进行了详细和严格的划分，有较为周密的制度安排。但字面上的诏书律令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供使用的白花花的银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官员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设立了三大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户部十三清吏司。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由于明朝属于典型的封建帝国，因此这些财政机制都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各个监督机构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财政监督落实到行政区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相互制约的监督网络。这些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体制和政策促成了明王朝初期百年的繁荣和兴盛，也鲜明地显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就是根本无人过问。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整个统治阶层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

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三、明朝的财政支出

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初，崇祯皇帝做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件事情，即颁布“罪已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其实，自万历后期张居正死后，财政状况就已经很难扭转，到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经济都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虽然明朝在税收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每年仅田赋一项就有几百万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好好加以利用，至少不会闹到最后人人无钱的局面，究其原因，明朝财政支出的不节俭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罪。自正德皇帝以后，明朝个个皇帝都极端不务正业：正德皇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在太监的唆使下，做尽了皇帝本不该做的事情；嘉靖皇帝迷恋道教仙丹，大批幼女被逼入宫而不知所终，他自己也因为慢性中毒在晚年几乎成了一个怪物；万历帝自万历十三年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不理朝政，直到他驾崩被扛着去定陵，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天启帝一心在宫中做木匠，任由魏忠贤之流在外面胡作非为。这样的一帮皇帝，自己玩乐以及纵容部下随心所欲挥霍的开支，无法估量。军费开支是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一项。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的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此后，辽东之战一发不可收拾，投入就如同无底洞。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从以上明朝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明细帐不难看出，虽然无论是初期朱元璋，还是中后期的张居正，都推出过行之有效的财税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或者统治者过分地集大权于一身等原因，影响了财政收入；明朝后期历任皇帝的昏庸荒唐和挥霍无度，加上军费开支的庞大，最终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能加征税收，这样做不仅杯水车薪，也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各路豪杰揭竿而起；没有钱粮，朝廷只能大欠军饷，士兵无法维持生活，不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哗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后金军队极强的战斗力，汇成了反明大起义的洪流，明王朝也最终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参考文献

明王朝范文篇3

扈伦四部中除哈达外，皆以河命名，哈达为女真语“山峰”之意，哈达依山立国，故称其为“山国”或“山夷”。哈达部“居开原东南，贡市在广顺关，地近南，称南关；叶赫部居开原北，贡市在镇北关，地近北，称北关。”[1](P119)

王台晚年统治腐朽，哈达衰落。王台死后，内部子孙争权夺利，内讧不已。外部叶赫与哈达构兵不息，加上明朝羁縻政策的限制，在内忧外患中，哈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努尔哈赤灭掉，一代雄邦从历史舞台消失。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王台晚年“黩货无厌，上下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凡有词讼以赂金币多少为是非曲直”，“群下效尤，每使人诸路，皆骄纵无忌，索货贿鹰犬之属，下及鸡豚，悉被扰害”[2](P302)。由于王台的昏庸贪刻，加上其子虎尔罕的残暴，结果哈达民不聊生，国人很多投奔叶赫。哈达大将白虎赤、虎儿干先后叛投叶赫，不仅带走200道敕书，而且夺走了季勒等八个寨，只剩下把吉把太等五个寨还属于哈达部。原先所服诸部也相继脱离哈达。如原屈从王台的王杲之子阿台叛附了叶赫的逞加奴、仰加奴，灰扒、兀喇、建州等诸夷也不再受哈达的约束。哈达的形势急转直下。王台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去，王台的病故使举步维艰的哈达雪上加霜，哈达从此再没有一个颇具号召力的首领。不久，哈达内部发生了阋墙之祸。王台长子虎尔罕和庶子康古陆争夺父业，打起内战。结果，康古陆被虎尔罕逐走，“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虎尔罕寻亦死”[3](P163)。

虎尔罕的暴亡又使哈达出现了新的危机。其弟猛骨孛罗承袭龙虎将军的封号，其子歹商继任为哈达贝勒。“歹商为人气弱而多疑，不能善使其左右，其左右多离心”[4](P191)加上歹商年幼，统治很不稳固。而投靠叶赫的康古陆乘虎尔罕殁之际归来，并且娶了父妾温姐，温姐是猛骨孛罗生母，逞加奴和仰加奴的妹妹。于是哈达之业为猛骨孛罗、歹商、康古陆三家瓜分。康古陆“以仇虎尔罕故，为北关内应”[5](P143)，准备和叶赫联合对付歹商，而猛骨孛罗由于是逞加奴、仰加奴的外甥，听从母亲温姐的意见，也帮助康古陆。这样在哈达内部形成两个集团，一方是实力较为弱小的歹商集团，另一方是实力强大的康古陆和猛骨孛罗集团，背后还有强大的叶赫做为其后盾。在哈达“内虞众叛”的形势下，明廷插手哈达内部之争，力图保住南关固有的地位与势力，继续利用哈达制服诸夷。明廷派兵出其不意抓获了温姐和康古陆，后来又释放了温姐，只囚禁康古陆。明廷企图以此促使猛骨孛罗归附哈达。而“猛骨孛罗竟为北关诱胁夹功歹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1](P121)。猛骨孛罗的离叛惹怒了明廷，明廷出兵讨伐猛骨孛罗，“拔其二栅，斩首五百余级，始穷蹙请降”[1](P121)。明廷释放了猛骨孛罗，但革除了他承袭的龙虎将军秩。此役歹商虽胜，但哈达饱受兵燹之祸，更加衰弱。万历十六年（1588年）明廷释放了康古陆。令歹商、康古陆、猛骨孛罗和好请贡。至此，纷争不已的哈达内乱结束。不久康古陆死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歹商被叶赫所杀，因为歹商子弱，所遗部夷和敕书一百三十七道归猛骨孛罗。猛骨孛罗独掌哈达，但他已无能力恢复昔日哈达的强盛与荣耀，残破不堪的哈达处在风雨飘遥中。可见内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争权夺利是哈达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

哈达与叶赫世代为仇，实由王忠引起。叶赫部始祖姓土默特，名星根达尔汉，又称打叶。明朝在永乐四年（1406年）建置塔鲁木卫时，以打叶为该卫指挥。后星根达尔汉孙齐尔噶尼为塔鲁木卫指挥佥事，曾以“入寇被杀”。到十六世纪初，齐尔噶尼子祝孔革为塔鲁木卫指挥佥事时，才率众迁到叶赫河流域，遂称叶赫。因处镇北关外，在开原北，又被明朝称为“北关”。

祝孔革父齐尔噶尼，被明斩于开原市。由于其父被杀，祝孔革时常扰边。王忠率哈达兵将其擒杀，并夺叶赫敕书三百道，占领叶赫边境城寨十三座，两部从此结仇。祝孔革孙逞加奴、仰加奴建国后，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叶赫势力渐强，但当时还无法与强大的哈达相对抗，只能暂屈服于哈达。仰加奴把妹温姐献与王台为妃，生一子猛骨孛罗，等到王台晚年，哈达走向衰落，逞加奴“欺台老，日夜伺隙修怨”[3](P162)。

面对强大起来的叶赫，昔日强悍不可一世的王台反过来为了拉拢叶赫，把女儿许配给仰加奴，仰加奴虽答应了婚事，但在迎接王台女儿之前却另娶蒙古哈屯恍惚太之女，给王台以难堪。同时，用重金收买哈达部将白虎赤，带走哈达200道敕书。又夺回了被哈达占据多年的季勒寨，哈达势力削弱，王台在忧愤中死去。

十一级”[6](P101)，迫使叶赫降服。“自是海西折服，台子孙息屏数年”[5](P143)。

叶赫经过几年的修整后，再次对哈达磨刀霍霍，“逞加奴子卜寨、仰加奴子那林孛罗日夜图报父仇，西连恍惚太等，侵掠海西歹商，及数入威远、靖安堡，而那林孛罗尤狂悖，挟赏索贡敕如逞、仰。”[1](P121)此时明廷极力地要保住哈达，抑制叶赫。因为明廷认为“歹商不立则无海西，无海西则二孽南连北结而开原危，开原危则全辽之祸不可胜道”[7]。所以明廷再次出兵攻打叶赫，万历十六年（1588年），“纵兵直捣城下，发大炮击坚城，城尽裂，中辄洞胸，卜那穷蹙气哀”[1](P121)。然后，明廷又出面调解矛盾，解决了“两关终以敕书不平为争”的实质问题，平分两关敕书，“今无论强弱，与之平，南关以五百，北关以四百九十九，差缩其一，存右南关意，诸酋并罗拜服”[5](P144)。明廷又令哈达、叶赫“相结释憾，并请贡”[5](P144)。这种暂时的“和局”是建立在明廷武力维持的新秩序上，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两关问题的。

万历十九年（1591年），“歹商往卜寨受室，因过视姊，中途那林、卜寨阴令其部摆思哈射商，殪”。[3](P165)哈达之业归猛骨孛罗。由于辽东地区局势的变化，明廷对歹商被杀事件未加深究，仅以“情甚急，难深求，诸枭摆思哈示法”[1](P122)一掩而过。但“那林孛罗雄心未已，仍欲谋南关遗赦，屡以兵侵猛骨孛罗”[5](P145)。猛骨孛罗内忧外困，“乃缔婚建州以求援”[5](P145)。

猛骨孛罗此举正中了努尔哈赤坐收渔翁之利的计策。努尔哈赤囚猛骨孛罗于寨中，大掠其财物，不久杀猛骨孛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出兵灭掉哈达。

张鼐曰：“北关仇南关，而猛骨孛罗遂甘就建虏罗纲。人皆谓灭南关者建虏，而不知灭南关者北关也”[8](P139)。这是哈达灭亡的重要原因。

三

明王朝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采用“分而治之”、“各自雄长，不相归一”[7]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力图保持东北女真各部力量分散，防止某部强大或各部联合起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因此明王朝对女真各部采用镇压、防范、招抚等措施。

十六世纪初，在女真各部中扈伦四部社会经济最为发达，其中哈达最强。加上哈达所据开原东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开原孤悬，扼辽肩背”[1](P119)，其首领又都忠顺明朝。因此明王朝利用哈达约束女真各部，达到“东陲宴然”的作用。但到十六世纪末，随着哈达的衰落到最终灭亡，明廷的政策出现失误。

首先，插手哈达内乱，坐视哈达灭亡。哈达内乱时，明廷意见不一，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主张“以南关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开原兵备王缄则主张招抚，他主张拘留企图逃亡北关的康古陆和温姐。然后杀康古陆以敬众，促使温姐、猛骨孛罗同歹商合作。结果王缄出兵抓获了康古陆和温姐后，猛骨孛罗竟自焚其巢投靠叶赫。明廷又出兵攻打猛骨孛罗，猛骨孛罗损失惨重，最终使哈达自身实力削弱，无能力应对外敌。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出兵灭哈达时，明朝并未派一兵一卒给予哈达援助，坐视哈达灭亡。事后明朝只是派使者前去诘问努尔哈赤此事。而努尔哈赤表面应允恢复哈达。但囚禁猛骨孛罗长子吾儿忽答于寨中，只准许猛骨孛罗次子革把库及部夷一百二十户回哈达。实际上哈达已经处在努尔哈赤的监控中，成为努尔哈赤的囊中之物。

明朝作为长期扶持哈达的盟友，通过此事件，已经充分的表明明朝已经决定放弃哈达，寻找新的控制女真各部的领导人。

其次，重点打击叶赫部，忽视建州等其它部。十六世纪末，叶赫成为扈伦四部中实力最强的部落，实际上已取代哈达成为海西各部盟主，但叶赫对明朝时服时叛，反复无常，加上叶赫勾结蒙古对付哈达，这就动摇了明朝“以东夷制北虏”的基本国策，因此明朝利用哈达与叶赫的战争之际，支持哈达打击叶赫，结果不仅使叶赫损失甚大，失去了在与努尔哈赤争雄中的优势，也使明军在多次对叶赫用兵中，增加了军费开支，削弱了战斗力。这样在客观上为努尔哈赤的勃兴扫清了道路。正如章太炎在《清建国别记》中所说：“然成梁已戮，数年复，大破迤东都督王兀堂，诛阿台，无几又与巡抚李松诛北关首领清加奴、杨吉奴，斩其骑兵千五百人，群夷詟服，而努尔哈赤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吞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全辽。则是成梁之功，适为建州之驱除也。”

加上明朝末年政治腐败，阶级斗争尖锐，边备空虚，外强中弱之势已成。努尔哈赤正是抓住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来迅速发展壮大自己，从1583年起兵，用了将近十年时间统一了建州本部。

在努尔哈赤正式反明之前，他一直对明采取忠顺态度。他不但不派士卒侵扰明边境，掠夺人畜财物，还常把部属擅自掠夺来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明朝。木札部女真酋长克五十抢掠柴河堡，杀害明指挥，明政府令努尔哈赤消灭克五十，努尔哈赤就立即率部杀死了克五十。努尔哈赤不但经常派部下进京朝贡，而且还多次亲自进京朝贡。

努尔哈赤的种种努力，也完全取得了明朝的信赖和支持，不断给他封官行赏。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因“屡还汉人口，且斩克五十有功”，“得升迁都督”[3](P17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又因“保塞有功”被封为龙虎将军。到这时，努尔哈赤“既窃名号，耀夸东夷，势愈强，控弦数万”[3](P172)。他取得这种显赫的政治地位后，在与海西和东海女真的斗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

努尔哈赤忠顺明政府的政策也为他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所必需的布帛、食盐、农具、耕牛等生活生产用品，都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从明朝获得。贸易方式一是在抚顺、开原、清河等处设立马市，二是进京朝贡，史称“因此满洲民殷国富”[2](P312)。

而明王朝在较长的时期内被努尔哈赤的“忠顺”所麻弊。错误地认为努尔哈赤服从天命，成不了大事，却把重兵用在对付“北元”势力和扈伦四部，直到努尔哈赤灭掉扈伦三部，威胁到叶赫部时，明廷才以武力进行阻止，可是努尔哈赤所部“羽翼已成”。

明王朝范文篇4

清王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卫贵族。建州卫在明代是“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的东北少数族卫所之一。同它一样的东北少数族，在永乐时有一百七十九卫[2]。经过不断地分合发展，天顺时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3]，到万历时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4]。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明东北少数族，法令上称为“属夷”[5]，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和西南少数族“土官”的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经常举行“大阅”[6]，派人“巡边”[7]、“烧荒”[8]，稽察统治比较严格，压迫剥削也比较残酷。明中叶以后，政治越来越腐朽，控制的效能虽然降低，本质上还是一样。努尔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历数明万历帝对少数族的压迫、干涉等罪恶，认为满族的战争不息都是万历帝罪恶造成的[9]。

东北属夷由明廷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10]。诰也叫诰敕、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

所谓朝贡，就是臣属关系的表现，就是统治与被统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确定。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虚张声势派兵往叶赫驻防，努尔哈赤也就亲到抚顺解释，并投递一份书面报告。双方都在做戏。可以看出，在明中叶衰弱之后，保护与被保护的实际作用虽然已不存在，而走过场的空架子还在保留着。因此，诰敕印记的象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诰敕信记抢过来。嘉靖时，哈达夺叶赫贡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达和叶赫平分了海西诸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11]，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书向明廷领年例[12]，我们还在满文老档看到努尔哈赤集团保存无数的努尔哈赤家族以外的敕书[13]，都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朝贡只是一种“互市”关系，这没有根据。如果确如他们所说，那么为什么努尔哈赤在三十四年之间只有四次朝明[14]?又为什么各少数族首领总是不断地要求互市，要求开马市、木市呢?

在明王朝封建政权下，关于属夷朝贡，贡期的规定，贡品的数额，贡道的指定，人员的限制，边关和沿途官役的勒索干扰，宫廷太监的规例，兵部、礼部、会同馆的挑剔，以及口译通事的刁难渔利，经纪商人的盘剥垄断，都给朝贡属夷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污辱，这在记载里很多。所以很少按年朝贡[15]。

明代东北少数族既然不寄希望于朝贡，那么为什么还去北京朝贡?原因各有不同，共同的一条是为了“领年例赏物”，回来好拿“赏物”骄傲旁族，表示臣属关系良好，藉可以不受欺压；“本地所产”，也可以拿到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16]，所以争霸的部族都利用它并且控制着它。努尔哈赤当时互市在“抚顺、清河、宽奠、靉阳五处关口”。这才是它们真正的贸易所在。

明中叶后，朝廷越来越腐朽，部分属夷越来越强大，称国称汗。扈伦四部都自称为国；建州的王杲、王兀堂，哈达的万以及乌喇的布占泰都称汗[17]。但他们仍用原来受封的卫所名义到北京称臣朝贡。形成“其通于明皆以所领卫，令于所部则曰国”[18]的半独立局面。所以张居正执政时说：“今东患在属夷”[19]，甚至认为“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指的就是这种局面。这说明东北少数族的生产正在发展，明代社会正在变化。少数族要求统一，要求不受双重剥削和压迫，而明廷又振作不起来，不能阻止少数族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努尔哈赤本人正是发展变化中的一分子，在这个浪潮中，他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满族的统一，本人也承担了这个任务。

清代记载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于1583年(万历十一年)在明攻古勒城时被误杀，因此起兵替父祖报仇。此事经过，明代史书未见。但古勒城破和城主阿太被杀的时间在1583年2月[20]，与清代记载相合。努尔哈赤以受害家属向明廷控诉，受到抚恤，是可能的。但起兵的话不免夸大。这时他只有战甲十三副，几十个人，力量微弱，只是开始单独活动。

从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招徕”和“攻取”了很多其他部族，并和明廷保持一定关系，经过六年，1589年提升为都督佥事[21]，1590年、1592年、1598年、1601年四次亲到北京朝贡[22]。经过三十四年，1616年统一了东北，统一了满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金王朝，就是清王朝的前身，有的书称为“后金”。历史家为了区别于1115年阿骨打建立的金王朝称为后金是可以的，说建立后金是不妥当的。满文老档虽然也有后金字样，也是为了区别，而且不如称金的多。我们今天参观沈阳故宫博物馆，一进门就看见陈列的牛庄城云版，上面清楚铸着“大金天命癸亥(八年，1623)年铸”字样，不是后金而是大金。

努尔哈赤开始活动，年纪已二十五岁，比起当时其他少数族贵族显得晚些，反映出他这一家在建州卫里是弱小的。他的父亲祖父也不是什么上层贵族，说明他后来的成功不是凭藉家庭关系而依靠的是生产和群众。

清初编年史总结他们胜利的年代和原因，有两条记载。一条在1588年(万历十六年)说：“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23]”。时在所谓起兵的第六年，说明他们开始兴起。一条在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说：“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扛，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24]”。时正在灭叶赫之后，说明他们统一了各少数族。两个年代都是关键的年代。另外明代编年史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说：“奴酋(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25]”。这时努尔哈赤灭了哈达。在上一年本来已占据了哈达，由于明廷干涉而退出，又被叶赫侵略，明廷不管，努尔哈赤再度占领了它，所以明廷说“遂不可制”。这是明朝的总结，承认从此自己不能指挥努尔哈赤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年代。三个年代是努尔哈赤军事政治力量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界标。我们今天总结满族的发展和统一，用这三个年代作界标也相宜。明末东北的统一与满族的统一是一致的。至于1616年的建立统一政权，1618年第一次进攻明管城堡，虽然也是关键事件，但只是统一过程里面的一些成果。满族统一过程可概括如下：1588--1588年，是满族发生阶段；1588--1601年，是满族发展阶段；1601--1619年，是满族统一阶段。

第一阶段，努尔哈赤开始活动，力量微弱，没有被其他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他，愿意合作的只是一些附近居住的几家被压迫的人。在得到明廷安抚后，依靠明廷威势，先后收附或征服了邻近的董鄂部、哲冻部、苏完部、苏克苏浒河部等的某些城。1586年杀了仇人尼堪外兰，1587年在平岗建立根据地，1588年开始与别的部族缔婚。这是努尔哈赤兴起阶段，也就是满族发生阶段。

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加紧靠拢明王朝，四次亲到北京朝贡，和几个强大部族通婚联盟，但很不坚固。这时开始向较远部族进攻，1591年攻长白山鸭绿江路，1598年远征安褚拉库路。1599年虎尔哈路降附，是远道来降中较早的。从1593年抗拒九部联军胜利以后，和扈伦四部发生矛盾，参与了他们之间的斗争。1595年攻辉发，1596年送布占泰回国为乌喇国主，1599年占领哈达，由于明廷干涉退出，1601年再度占领哈达灭了它[26]。这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阶段，也是满族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努尔哈赤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赫图阿喇(1603年)和一些自己施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后建立了独立的满洲政权——金(1616年)。分别先后攻取了具有强大霸权地位的辉发(1607年)、乌喇(1613年)和叶赫(1619年)。更广泛地向较远地区发展，1607年到了瓦尔喀蜚悠城，1609年到了瑚叶路，1610年到了绥芬，1616年到了黑龙江。同时加强了和蒙古族的和好。这是努尔哈赤完成东北少数族统一阶段，也就是满族统一完成阶段。

这三个阶段里，东北少数族各部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对明王朝朝廷的关系是错综曲折的。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不顾明廷干涉，第二次灭了哈达，似乎和明廷已经决裂，但事隔半年，当年十二月又亲到北京朝贡[27]，明廷也不敢说什么，依然赐宴如例。朝贡回来，应该对明廷留有好感，但过了五年，1606年他又接受了蒙古上的尊号昆都仑汗(汉文作神武皇帝)[28]，妄自尊大。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明廷一个中级武官巡边，自己跑去跪接[29]，过了20个月，1616年他又“黄衣称朕”了。这种反复，固然有他的现实考虑，也蕴藏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满洲”这一名称。这在清初以前的历史上没有见过，是努尔哈赤创造的。他在何时创造，创造出来代替哪个他要避讳的名词，全无明确记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他的始祖建国，“其国定号满洲”，应该是国名，又说“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祖，故不加害”，又像是部族名或者是氏族名；又说，努尔哈赤生时，“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大贤人出”，又像是努尔哈赤的家族名。同一本书里，记载不同，互相矛盾。许多处称“满洲国”，仔细分析，指的还是满洲族。在努尔哈赤称帝以前，无论是努尔哈赤一家，建州卫一部，建州女真这一氏族，从未建立过国家，所以“满洲国”只是努尔哈赤的假想，最初可能他想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后来随形势的发展，就把它扩大为表示全民族的名称了。

那时，明王朝称这个氏族为女真(女直)，本民族自己称为珠申，努尔哈赤有意把它改为满洲。《满文老档》在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有一段纪梦的文字，同时出现了女直、珠申国、满洲国三个不同的名字[30]。说明还未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自称用的是珠申国而不是满洲国。另外，凡是满、汉并举时，满文都写作“珠申”和“尼堪”。说明满洲名称出现后，珠申的名称仍在普遍应用，以至到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还要下令禁止再用珠申字样[31]。

当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强盛扩张的时候，1591年(万历十九年)叶赫压迫努尔哈赤割让一个城给它，派人对努尔哈赤说，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32]，岂有分为五国的道理，现在你的土地比我多，应该划出一个城给我。努尔哈赤回答说，我是满洲，你是扈伦，你国土地虽大，我不能夺，我国土地你怎么能来强要。说明这时在努尔哈赤思想里，满洲概念是以国家主权为标准而规定的，和后来不同，没有包括扈伦四国在内。语言相通应该合成一国的问题是叶赫提出来的，应该是各族人的多数愿望，努尔哈赤没有理解，严词拒绝了叶赫的要求。但是不久他就接过这个口号，提出“同一音语”(同一语言)问题[33]，认为同一语言的国家应该统一。同时于1599年创制满语字母[34]，成为语言固定下来的符号，为统一语言提供了便利条件，终于在第三阶段实现了这种按语言的统一。于是满洲概念也从满洲国变为满洲族，成为后来的满族。所以满洲这一新名称的提出，促成了满族的统一，也促成了努尔哈赤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在我国历史上，满族祖先靺鞨族建立过渤海国，经过二百十四年(713～926)灭亡；女真族建立过全国性政权的金王朝，经过一百二十年(1115~1235)灭亡；但直到努尔哈赤时期才算第一次全民族统一。

在努尔哈赤进行统一活动招附各部的汉文记载里，经常见到部主(如董鄂部部主)、路长(如朱舍里路长)、城长(如兆佳城长)、城主(如洞城城主)、寨主(如马尔墩寨寨主)[35]等名称，这些部、路、城、寨都是明王朝的卫所和所属地方。路就是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征东海兀吉部所属呼夜卫”，《东华录》作“征渥集部所属瑚叶路”，又“兀吉部内瑞粉卫酋长吐朗”，《东华录》作“渥集部绥芬路长图楞”[36]，都是证明。城就是所。他们不满足于明王朝卫所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名，而用自己统领的地名称长称主，但仍属于明王朝领土和统治之内。

在努尔哈赤活动初期，由于人口少、土地宽阔，又有强大部族包围，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叛变，凡归附的人全部迁到努尔哈赤住地附近，加以编制安排。1588年(万历十六年)对苏免部、董鄂部一部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蜚悠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多起来，中间间隔的部族也统一了，才不再全部集中，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东海萨连部(1616年)都是。这种集中居住，加以编制安排，是满族融合扩大的基础之一。迁移一地集中居住才能完成统一组织，促进统一生活和生产，也就是促进了融合。清初满族统一当然有其共同的物质条件，从历史上，集中居住也是促成条件之一。集中居住对促成满族的统一，从而又为全国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不是努尔哈赤当初所想得到的。

各少数族归附努尔哈赤的时间有先后，迁移集中的情况也不同，甚至同——家族也参差不齐。1588年栋鄂部长何和礼率所部归附努尔哈赤，他老婆领着一部分部队仍留原地，后来听说努尔哈赤把女儿又嫁给何和礼，于是一怒率领武装来向何和礼挑战，经过说服，她才罢兵归附[37]。库尔喀部长郎柱是最先归附的部族之一，他只派儿子杨古利跟随努尔哈赤。不久郎柱被部众杀掉，他的老婆背负着小儿子骑着马左右射击才逃出来，后来部众也降附了努尔哈赤[38]。1618年10月虎尔哈的纳哈达率部众一百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分列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还是有人愿意回去[39]，当然都是他们首领的意见。这些故事反映出，就在同一部族里，他们上层之间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也是有所差别的，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动荡的，在变。

努尔哈赤正是在变化中的一个。在他开始活动的第二年(1584)，一夜捉到一个贼，家人都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说，“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他这时想到的不是你来抢我，我就去抢你，而是想到“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40]。从重视生产、重视粮食、重视战备这一观点衡量，他比当时其他一切奴隶主是进步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到建国以后，攻下城镇，首先清查粮食，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在右屯卫一次就运走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多斛，粟米一万五千二十多斛[41]。在他那个时代，交换是困难的。他注意交换所以重视商人，和他们广泛往来。我们在满文老档和其他文献中看到，在他建国时至少有三个大商人成了他的高级将领。开原商人刘兴祚[42]，后做副将；抚顺商人佟养性[43]，后做总兵；清河商人李继学，做都司，他儿子李国翰在进入北京后做定西将军[44]。另外还有一个马元龙[45]。1616年11月努尔哈赤派了商人渡黑龙江进入伯吉力三十六寨[46]。这不仅是贸易，也是政治活动。1618年攻下抚顺，“有山东、山西、涿洲、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人十六人，皆给路费，书七恨之言付之令归”[47]，这更是政治了。

《满文老档》天聪五年(祟祯四年，1631)二月一日有下面记录：“南面刘五哥派五人由陆路送来：毛蓝布一百十八匹，合银七十一两；水银十四斤半，合银四十三两五钱；白蜡药二斤半，合银七两五钱；头簪，合银三两；针四万八千个，合银十两；缎一匹、纱—匹，合银五两；朱一斤，合银二两；烟叶一百八十把，合银四两；共合银一百四十六两。”[48]此事不见于《东华录》。所谓南面，指鸭绿江口外皮岛周围小岛。皮岛自1629年明袁祟焕杀毛文龙后，这时在刘兴治控制下，第二年就失掉了[49]。刘五哥不知是谁，大约是明军小军官，可能就是刘兴治兄弟辈。刘兴祚、刘兴治等兄弟五六人虽然先后被清廷杀掉，他们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关系原来是密切的。

这是一次数额较小的交易，皇太极招待殷勤，来时设宴，回去还派人相送。反映出清人对商业贸易的重视关心。也反映出明朝正在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清人不得不如此到处走私。这次送货，已经不是实物交换，全用货币交换，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上面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关于经济工作，努尔哈赤集团做得最为突出。提高经济活动水平，这在整个东北少数族里是最需要但也是最缺乏的。努尔哈赤利用这一条件，进行东北少数族的政治统一工作，因而无往不利。

注释：

[1]《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直。

[2]《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3]《寰宇通志》成于景泰七年(1456)，《明一统志》修于天顺二年（1458），都说一百八十四卫。

[4]万历《明会典》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卷一二五说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共四百二十三。

[5]万历《明会典》

[6]《中山闻见录》卷一，万历四十二年三月条。

[7]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乙卯年四月条。

[8]《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

[9]《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696—697页。

[10]《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

[11]《清史稿》，列传十，杨吉砮传。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条。

[13]《满文老档》，万历三十八年(1610)条，日本译本，1958年东京版，第三册1173页以下。

[14]努尔哈赤自起兵到称帝，凡三十四年。其间仅在1590年、1592年、1598年、1601年四次朝明。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二五一，三二七、三六六各卷。有的书不算1592年一次，只说三次。

[15]万历《明会典》卷一O七，礼部，“建州海西岁—遣人朝贡”。

[1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四月条。

[17]《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20页，万历四十年九月条称“布占泰汗”。

[18]《清史稿》，列传十，传论。

[19]《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二，与辽蓟总督。

[20]《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三。

[21]《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条。

[22]《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庚子条，卷二五一戊子条，卷三二七癸酉条，卷三六六乙丑条，《国榷》漏载1598年一次，孟森《清史讲义》不算1592年一次，认为只有三次。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条。

[2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八月条。

[25]《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条。

[26]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条，辛丑年正月条。王先谦《东华录》灭哈达列在己亥年，蒋良骐《东华录》同。

[27]再灭哈达，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辛丑年正月条；朝贡事见《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丙寅条．

[2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丙午年十二月条。

[29]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甲寅年四月条。

[30]《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37页。

[31]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十，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条。

[32]王氏《东华录》天命一，辛卯年正月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无这里的八个字，作“总一国也”。

[3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四年八月条，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条。

[34]王氏《东华录》己亥年二月辛亥条。

[35]以上均见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3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酉年十二月条。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己酉年十二月条。

[37]《清史稿》列传十二，《何和礼传》。

[38]《清史稿》列传十三，《杨古利传》。

[39]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天命三年十月丁卯条。

[4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甲申年五月条。

[41]《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498页，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条。

[42]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二年九月庚申条。

[43]《清史稿》列传十八，《佟养性传》；《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195页。

[44]《清史槁》列传二十三，《李国翰传》；《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200页。

[45]《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203页。马元龙是译音，本名和事迹待考。

[46]《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75页。

[4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条。

明王朝范文篇5

该书语言风趣，情节生动。作者—当年明月采用了流行文学手法，如幽默、推理、悬疑等，关注人物命运，介入个人情感。虽然一样是说史，但他的笔法，却不是以往那些史书笔法。而是一种充满了活力和生气，字字都欲跃然而出的鲜灵笔法，在他笔下，人物不再是一个刻板的名字和符号，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那些事件更是跌宕起伏，叫人读来欲罢不能。语言流畅，时不时调侃一下，作者似乎在写一部"通俗版的明朝通史"，真可谓轻轻松松读历史，舒舒服服品古人。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读《明朝那些事儿》时，好几次动容变色，泪流满面，因为被感动。大明王朝，是专制到极致、黑暗到极致、残暴到极致、腐败到极致、堕落到极致的集权政治的标本，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专制、黑暗、残暴、腐败、堕落的夜空下，仍不乏有埋头苦干的人，不乏有为民请命的人，不乏有舍身求法的人，鲁迅先生称这些人为中国的脊梁。这些人在《明朝那些事儿》作者的笔下，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和礼敬，作者让他们身上的人性的光辉在黑暗中熠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我读到了许多人的死亡，这些人有为知己者死、有为气节者死、有为信念者死、有为尊严者死，这些人的死亡或许对挽救大明王朝的灭亡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挽救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堕落的灵魂却有着无限深远和重大的意义，他们让我们这个民族有了一种可以值得传承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文天祥所谓的“正气”吧。

明王朝范文篇6

【关键词】陈洪绶诗文内容特色

古老而神秘的中国文化陶冶了一代又一代的全才、奇才。有些文艺家的文学成就被其他方面的造诣所掩盖，令后人难识庐山真面目，实为憾事。明末清初的陈洪绶，擅长人物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地位引人瞩目，甚至被当代国际学者誉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②”，故其生前死后，主要以书画名世，诗文则鲜有人知，流传甚寡论文。

陈洪绶（1599——1652），一名胥岸，字章侯，号老莲，晚又号悔迟、老迟、勿迟、云门僧等。明末清初浙江诸暨人。著名的画家、文人。1599年1月23日出生。陈洪绶的出生带有神奇色彩，据记载：“有道人氅衣鹤发，手一莲子，授于朝（陈于朝，陈洪绶之父）曰：食此，得宁馨儿当如此莲。而绶于是生，故幼名莲子，及其老也，名老莲。”③

陈洪绶从小就生活在风光佳丽、文史深厚、陶冶文学家、美术家的理想环境（他一生除两次北上至北京之外，其余时间均在“南至诸暨，东至绍兴，北至杭州、萧山”④的这一“三角地带”中度过）。他幼年就聪颖过人，已显示出他特殊的艺术才能。加之他出生在官宦世家，这为他的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而陈洪绶生活时期正处在明清两朝鼎革的离乱时代，颠沛流离的生活形成了他狂放不羁、忧国忧民的个性，这也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洪绶岳父萧山的来斯行（字道之，字马湖，一号槎庵）为饱学之士，生性狂放，著作颇丰，对他颇有影响。下面就结合他特殊的经历谈谈他的文学创作内容和艺术特色。

一

陈洪绶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文。存世有《宝纶堂集》10卷和《避乱诗》1卷。其中不乏讽刺时政、刻露诗情之作。笔调率真而不尚藻饰。字里行间，真情挚意，溢于言表。《图绘宝鉴续纂》说他“诗文醉后立成”也足以证明他在文学方面的才气横溢。

陈洪绶的诗歌，流传至今的有一千多首，形式有律诗、绝句、古诗体、词等。朱彝尊说他的诗“颇饶逸致”⑤，郭麟图也说：“洪绶诗才卓绝，……其古健直匹少陵。”⑥陈洪绶的诗基本不作无病呻吟，而是朴质自然，不事修琢，有真情实感。其内容十分丰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有很多诗，都关注了社会现实，表现出他关心民生疾苦，忧国忧民的浓浓爱国之情。下面据其内容择其大要分类述之：

其一，抒写诗人胸怀遭际。它们既有文学价值，又是考察诗人生平的珍贵资料。陈洪绶19岁时，明王朝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出于挽救祖国命运，为国效力的宏大政治抱负，血气方刚的陈洪绶自信凭着自己的文学修养，通过科举制度，可以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于是，他刻苦攻读。求知欲很强，求进性很浓，希望通过博取功名为国分忧，但事与愿违，他一生功名未就（除21岁那年考中了秀才，此后20多年，却屡试不第，未能再考中举人，当中也就没有做官）。这对一心仕进的陈洪绶，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壮志难酬的陈洪绶郁郁寡欢，把满腔苦闷寄托于酒和诗。这一点，他诗中多有反映，如诗“廿五年来名不成，题诗除夕莫伤情；世间多少真男子，白发俱从此夜生。”又如《久留》：“不可常傲物，我亦爱傲人。三旬不成事，诗酒江南春。妻子病不返，并且遗其亲。以后弗如此，四座当谆谆。”表达了对自己狂放不羁个性的悔恨之意及其要功成名就的决心

其二是寄答诗和怀亲诗。这是陈洪绶写得较多的一类诗，也很能表现处他真率的秉性，朴质的辞情。如《怀友》五首：“清清河水，放舟容与。我怀伊人，远于祋祤。”“北山有木，枝叶不凋。期子同往，秋风萧萧。”“有酒有酒，有书有书。阖门静思，不与子俱。”“烨烨者服，嵬嵬者冠。衣之冠之，白首为欢。”砟鲂烹雉，釂彼斗酒。我弗异心，失彼良友。”这几首四言古诗，写景写情，不用典不雕琢，很有《诗经》的味道，以朴素的语言，写出了对友人的深情厚意，又如《送大生之京》言：“我性固放荡，花酒情复深。长老每训诫，怫耳不能禁。往年游京师，病几弗可针。归来试期迫，膝软头涔涔。主司乃不录，困厄如鸡燖。君今入京去，遗君以此忱。君心酷似我，体气更不任。况为贵公子，咄嗟称其心。试期亦不远，珍重惜寸阴。”以殷殷之语，既真实地写出了自己的狂放个性以及仕途的不意，同时也谆谆告诫友人，希望不要蹈其前辙而能功成名就。

其三是题画诗。陈洪绶书画诗兼擅，泼墨挥毫之余，常诗兴大发，于是题诗于画，或点明画旨，或抒发感慨。如《题铸剑图》云：“侠烈慧娘，而语兰陵。以肠铸剑，斩此有情。”寥寥数字，揭示了“铸剑”一事的精神所在。西泠印社出版的《陈洪绶作品集》中有他的《题水仙灵石图》云：“此华韵清冷，开与梅花俱。却如孤性客，喜与高人居。”诗人既写了水仙的特性，又以此为喻，表达了自己孤傲的个性。

其四是关注社会现实的。此类诗最可看出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些诗无情揭露统治者罪行，表达其憎恨之情。最典型的反映在他甲申变前后所作的诗中。此时，明王朝岌岌可危，陈洪绶面对大厦将倾，忧心如焚。但一介书生，无能为力，其内心苦痛不言而喻。而且，陈洪绶诗受杜甫影响很大。直到晚年，他总也离不开杜甫。并且其时他身经兵马之险，目睹亡国之惨，与杜甫在安禄乱中逃贼亡走，艰窭流落的处境相似，所以杜甫的“三吏”、“三别”无疑能激起他的共鸣。他的五言诗《过夏镇》、《士饿死行》及七言古诗《官军行》、《搜牢行》、《幕下客》很能表现这一点。如《士饿死行》云：“椎牛以享士，大将之所为；又或散家财，民财无所资。江上大将军，民财皆家私。意指复掠夺，宝井而珠池。白徒五千辈，需饷三倍之。前堂罗优倡，后户醉歌姬。庖厨弃粱肉，战士饥且罢……”描绘将肥士饥的现象。又如《官军行》：“人恶官军淫掠人，官军却有情可伸。卿与士卒同甘苦，轻用人命如粪土。官军皆持一拌冰，官厨乃弃五侯鲭。军有妇人声鼓死，卿列明眸与皓齿。官军无线缀领缘，卿之门人掷金钱。卿饰微功蒙上赏，官军肝脑涂草莽。谁非乾坤生育儿，卿亦有何六出奇？安得贵贱相悬绝……”通过对比，揭示了赏罚不公，贫富悬殊的现象。再如《过夏镇》五言古诗80句，说：“耆老从东来”，本来地方富庶，“安堵数百年，卒然遭盗贼，红巾起南山，白挺乱山北……大车载糗粮，小车载金帛。壮者逼其降，不从即遭磔。妇女与老弱，肝脑涂矛戟，斩掠无孑遗，举火裂居宅。膏血相沂流，手足相撑藉。”描写生灵涂炭的参状，极为深刻。还有《搜牢行》、《幕下客》反映了当时盗贼杀掠，官长率领士兵作恶，幕客不但狐假虎威，而且变本加厉的鱼肉乡民等情况。还有同情人民疾苦的。如《借米》诗：“家家借米拙言辞，深感家家屡借之；开合凑来皆各种，桃花点缀雪翻匙。”不只写了自己生活艰辛，常要断米断炊的生活遭遇，更反映了在动乱不堪的年月里，老百姓衣食无着的现状。又有诗云：“半载兵戈隔，一朝挥手难；山中人尽饿，我忍自加餐？糊口宜城市，何必修药栏？虽来数晨夕，知有几时安？”反映了因为战争而造成人民生活漂泊不定。

其五，还有一些偶感。这都是些即时即事即景之作。如崇祯甲申（1644）年，陈洪绶自京归家后没几月，迁居绍兴，借居徐渭的故宅青藤书屋（徐文长是洪绶父亲的忘年交）。他有《扫青藤书屋有感》记之：“野鼠枯藤已尽除，借人几案借人书；五行未下潸然泪，二祖园林说废墟。”明亡后，他逃到绍兴云门寺为僧，又有《学佛》一首：“深竹长松下，经行读佛书；福知何日积？我得久山居。野老为邻友，僧寮作敝庐；兵戈非不幸，反得讲真如。”在那里，他也作些农事，有《种菜》一首为证：“行年四十九，今日理园头；玄德非吾事，云卿切已谋。”甲申变后，明王朝灭亡，洪绶闻此消息如电射雷劈，他“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⑦加之洪绶有几个好友自缢身亡（如好友倪元璐在北京城破时整衣冠拜阙，取帛自缢），以身殉国，陈洪绶内心冲突难以平定。他的诗《友人劝予南京科举，时甲申菊月》说：“腐儒无可报君仇，约草簪中醉暮秋；此己生而不若死，尚思帝里看花游？借得青藤挂席门，又书一束暴朝暾。”又《即事》诗云：“今日剃头蒙笠子，偷生不知作何因？”清军令人民依满洲风俗剃发，陈洪绶索性削发为僧，避乱云门寺，以逃禅方式，来保持他的民族气节。还有《偶题》五首，又云：“红蓼丹枫拥白头，老人亡国易知秋；只凭邻舍三家酒，梦上南湖百尺楼。”“少时读史感孤臣，不谓今朝及老身；想到蒙羞忍死处，后人真不若前人。”“始觉人无忠义志，不须去读古人书；山河举目非无感，诗酒当前又自如。”“故山已筑髑髅城，梦去犹然打马行；行到枫桥杨墅里，白头兄弟笑来迎。”“人言足病宜禁酒，禁酒通身病亦多；最是国亡家破恨，青天白日上心窝。”这些既道出了他内心深深的亡国之痛，又表现了他苟且偷生的惭愧挣扎，内心矛盾非常激烈。到了晚年，陈洪绶过的是遗民生活，经济拮据，故常要朋友周济或卖画。如《怀山》：“也具丈夫相，饥寒颇累人；友朋情已尽，岁事又相因。名画谁能买？知音多食贫；晨炊尚有米，三盏日酣春。”又《陶去病赠米烛，书谢》诗云：“野炉燃败箨，饱饭接新春；山谷多贫士，如何赠老人？”还有《鲁季栗寄炭，却答》：“赠炭忧羌渴，寒灰拨竹烛；一瓢聊解冻，哪得更倾壶？”反映了因为生活不济，常食不果腹，处处要靠朋友帮忙，甚至还要卖画为生，穷困窘迫，可见一斑。

陈洪绶的文章各体皆备，有序、论、记、书、寿文、铭、赞等。大多为代人所作，但都体现了作者的情感和才气。他的文章内容真实，语言质朴，深受韩愈影响。

二

与画艺相比，老莲的诗文鲜有人知，但同他的画一样，他的诗文也有其独特的风格。

（一）是直抒胸臆，真率朴质，不事雕琢。这是他诗文风格的突出特点。陈洪绶为人真率，笃交情，重气骨，以布衣傲视权贵，却又寄同情于下层人民，因其行为疏放，而被人目为狂士。他的诗文多不计工拙，直抒胸臆，“忠孝道义，慷慨郁郁不平之气一一寄之于诗文”⑧，“出于至性所关，并非泛泛所应酬”⑨，因而他的诗文比他的画更能明确而深层地表露他的真情实感。他不少诗文触及现实，感念时事，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剪影，使人对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生活、文人心态和艺术思潮等有一个较为具体感性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位大艺术家的独特心路历程和艺术思想的流变。他的《盗贼》四首：“不得为君子，可怜就小人；县官敲骨髓，将帅没周亲。聊缓须臾死，宁知身丧。”“明朝瓦解处，其如人事何？满庭蓝面鬼，作镇白逾婆；若有秦公在，先清表里疴。”毫不修饰，以朴素自然的语言，刻画了动乱年月里官吏的真实面目，深刻剖析了明王朝灭亡的基本原因之一：心为盗贼而身为官吏的人太多，表达了他满腔的痛愤之情。

（二）是写景抒情，情真意切，极富人情味。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的“记”中。他的记，多抒写自己的游历，遭遇及心情，感情很真挚。《游永枫庵记》写他为准备应试而在诸暨牛首山永枫庵读书的情况。其中“山色朝暮，竹声树色，鸟语溪声，梵呗钟鼓,意之所会，耳目之所得，神情之所畅适，不能尽领略。步林下不过数百步便还，与诸僧语不过数十倍便止”之句，描写了山水竹林，禽声梵音等景物，幽静雅致，抒写他一心进取，孜孜苦读的心情。又如《王叔明画记》：“故交之不如新好，贫士之不如富翁，腹笥之不如囊钱。”淋漓尽致的表达他的愤慨与失望之情。陈洪绶还有很多诗都直接来抒发他浓郁的爱国之情。陈洪绶不仅在他的绘画中表现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高尚品质（如他的《屈子行吟图》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他很多诗文也关注了社会现实。1643年，陈洪绶客居北京，此时，明王朝已危在旦夕，摇摇欲坠，面对这样的现实，陈洪绶痛苦无比。他曾有一诗，刻画了当时朝廷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情景，以示自己的切肤之痛：

盗贼半天地，帝京五夜灯；一朝都镇定，四面益冯陵。

鬼哭娇歌和，胡笳长笛应；谣知萧寺月，空抚老臣膺。

另外，前面已提到的《盗贼》之诗，《过夏镇》等都真切反映了这一点。

（三）语言简练，用词精当。最典型体现在他的“题赞”上。《博古叶子》和《水浒叶子》是老莲人物画杰作。所谓“叶子”，是当时饮酒时游戏的一种纸牌，最容易在民间流行。陈洪绶怀着对水浒英雄敬慕的心情，选取40个人物，不仅栩栩如生地画出了这些绿林豪杰的英姿气度，热情歌颂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且用极简省的笔墨在上面题了许多赞语。如写林冲：“美色不可以保身，利器不可以示人。”寥寥数语，把林冲的遭遇概括的清清楚楚。如鲁智深：“老僧好杀，昼夜一百八”九个字，道出了鲁达身份及勇猛的特点。晚年，他又创造了一套描绘历史人物的作品，多选择爱国志士或贫而不贱者，用简练精当的语言评价了其功绩，表彰了其气节，如写淮阴侯韩信：“王孙陆沉，一饭千金。彼夸毗子，勿倪伤禽。”写黔娄：“苦节不贰，是为齐也士；饰巾不移，是为娄也妻。”达到了“片语点睛之妙”⑩。

当然，陈洪绶的诗文也有不足之处：从内容上看，他虽有一部分作品关注了社会现实，但很多作品却是描写个人身世、遭遇和感受的，有非常浓厚的遗民气息，思想价值不是很高，这也正是“世但知老莲画，不知其诗”的原因之一。从艺术上看，他的诗歌有以文为诗之短，稍欠工妥；而且多有愧改之词，少豪放之语。

纵观陈洪绶诗文，个性鲜明，诗文中流贯着现实意识，有真率之趣，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多半是自述，从环境、遭遇、亲朋到心里的激愤、哀怨、惆怅到偶尔的欢娱，都以不事修琢真情流露的文字表现出来，他的作品有朴质自然之长，也有以文为诗之短，但他却不失为晚明诗坛一位发出心声的歌者。考察他的一生，虽疏散狂放，却刚直不阿，忧国爱民；虽窘迫潦倒，却坚守气节，不为人所用，走进陈洪绶，了解他的生平与成就，既能让我们为他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所折服，同时也能加深我们对“穷而后工”的理解。

注释：

①孟远：《陈洪绶传》，《陈洪绶集》，第58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吴敢：《陈洪绶集前言》，第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③孟远：《陈洪绶传》，《陈洪绶集》，第586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④杨士安：绍兴名士家史丛书《陈洪绶家史》，第3页。（北京出版社2004版）

⑤朱彝尊：《静志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⑥郭麟图：《诸暨贤达传》，转引自杨士安《陈洪绶家史》第30页。（北京出版社2004版）

⑦孟远：《陈洪绶传》，《陈洪绶集》，第58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⑧⑨吴敢：《陈洪绶集》，第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⑩吴敢：《陈洪绶集前言》第2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参考文献：

吴敢：两浙作家文丛《陈洪绶集》（浙江古籍出版社）。

明王朝范文篇7

公元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海洋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标志着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世界历史新时代的开始。新航路的发现及随之而来的西方人对亚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夺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欧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促进了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成长，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重绘了世界政治地图。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昔日处在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随着新航路的发现和海权扩张而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强权。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7世纪又逐渐排挤荷兰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更是通过海洋，依靠全球性的财富掠夺和商品市场，迅速发展了国内的资本主义并首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建立起称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国。

新航路发现后西方资本主义以勃勃生机向全球扩张，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势汹汹，不可阻挡。在这股汹涌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亚、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实是：巍然屹立于东亚数千年、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辉煌的古文明之一的华夏文明，正是从16世纪起，即从明王朝的中后期起，与西欧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形成鲜明对照地走上了下坡路。当然，此后的几百年里，中国仍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可观的成就，甚至还出现过明中后期国内工商业超过两宋的繁荣和资本主义在某些手工业部门的萌芽，出现过清前期空前统一、强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历史的坐标下观察，中国在这一时期各方面都逐渐落伍是无庸讳言的。到了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貌似强大的天朝大国实际已被无可挽回地远远甩在了后面，终于在19世纪40年代被西方资本主义用大炮轰破国门，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屈辱历史。

为什么一个直到世界大航海开始仍然丝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员、人口和综合国力说仍然毫无疑问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的东方大国会走下坡路并最终被打败？对这个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尽管导致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经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内部矛盾、对外关系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阐释，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出发而对海外贸易及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时期甚至是禁绝的保守主义政策，如果不是最关键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这种短视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国丧失了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大国领先地位并与西方争雄的历史机遇，而这种机遇，在大航海开始以后的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存在着的。

本文是阐述笔者上述观点的开篇，主要检讨明及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发展演变，指出其保守主义的实质。关于这一时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后果，另外撰文分析。

一、明代的海外贸易政策

（一）明前期的朝贡贸易

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朝贡贸易”是一种由政府统制的对外商业交往形式，即政府特许前来进贡通好的外国“贡舶”附带一定数量的商货，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与中国做买卖。明初沿袭宋、元制度，在沿海口岸设立市舶提举司作为主管对外贸易的机构，“置提举官以领之，所以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第一个市舶司设立于朱元璋建元称帝之前的吴元年（1367年），地点在长江口的太仓黄渡镇。洪武三年（1370年），以黄波市舶司过于接近南京将其停罢，另于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及广东广州三处传统日岸设置市舶司机构，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及后来的西洋诸国。其后，因沿海不靖，一度关闭对外口岸并实行海禁，至永乐初复置浙、闽、粤三市舶司。市舶司负责查验来华贡使身份、安排贡使食宿、管理口岸互市及抽分征税。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来华渐多，在三市舶司分别建造专门接待外国商使的馆驿，福建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注：《明史》卷81《食货五》。）贡使团到达京师后，除朝见皇帝、进行“贡”与“赐”的礼品交换外，还被允许在隶属礼部的会同馆与中国商人进行一定规模的互市，也属朝贡贸易的组成部分。

朝贡贸易是明前期唯一准许进行的合法对外贸易，所以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凡外夷贡者皆设市舶司领之，许带他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注：《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

朝贡贸易作为明初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政治色彩远重于经济色彩。其时明王朝初建，北驱蒙元，一统全国，政治、军事强大，经济逐渐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正处于国势蒸蒸日上的阶段，因此愿意招徕海外各国遣使通好，以壮大国声威。在中国历史上，“天朝”兴旺发达，四海仰慕，遣使来朝，是“盛世”的标志，统治者一向将其视作自己的荣耀。为了吸引外国遣使来华，明初统治者在中外贸易中只重政治效果而不重经济实惠，实行厚待贡舶的“优值”及“免税”政策。明初朝廷不但每年都要花费大量金钱接待外国贡使，而且对其带来的贡品一律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回赠价值更高的中华礼品（锦缎、纱罗、金银、铜币等）。对贡使团附带来华贸易的商货，虽例有抽分，但往往特旨免税，并由政府出高价收买其大部分。如洪武二年（1369年）规定：“朝贡附至番货欲与中国贸易者，官抽六分，给价偿之，仍免其税”（注：《续文献通考》卷26《市籴考二》。）。永乐初，西洋刺泥国回回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华商互市，有司请征其税，为皇帝所拒绝，并发表议论说：“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注：《明史》卷81《食货五》。）。就是说，国家对外贸易，不以征税得利为目的，而是要服从朝廷厚待远客政策这个“大体”。显然，当时与朝贡联系在一起的对外贸易是被当作政府外交活动的一部分来看待和进行的，即贸易从属于外交，重政治而轻经济。此为当时朝贡贸易的一大特色。

在明初优惠政策的招徕下，洪武时期有东洋、南洋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来华通好并进行贸易。永乐以后，随着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广泛外交活动，海上贸易的范围扩大到西亚及非洲东海岸，前来进贡通好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数十个，朝贡贸易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由于只重政治而轻经济，明初政府从朝贡贸易中所得经济好处有限，而财政负担却不小。贡使前来，不仅口岸及进京沿途的地方官府都要负责接待、护送，到京师后的接待及赏赐礼物也花费巨大。尤其郑和下西洋以后，随着各国贡船及附舶商队人数大量增加，明朝廷每年接待贡使的花费也不断增大，且有应接不暇之感。为减轻财政负担，自永乐时起，渐对朝贡的国家和地区实行认定资格，颁给“勘合”的制度，即发给允许来华朝贡的国家或地区特许凭证，没有这种凭证的外国船只不许入口。后来，主要是在明中期以后，更对贡期、贡船数目、随船人数、进境路线及停泊口岸等也都做出限制性规定。如日本，定例10年一贡，入宁波港，人毋过300，舟毋过3艘；琉球入泉州港，2年一贡，毋过100人；占城、真腊、暹罗及西洋诸国入广州港，3年一贡，等等。对朝贡贸易的限制趋严，说明明初那种大力招徕外国来朝的热情已经消退。

（二）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及明政府的禁海、开海

明中期日益严重起来的东南沿海倭患促使封建王朝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向着内向和保守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了嘉靖年间的全面海禁。倭寇之患从元末明初就开始了，洪武初先开市舶接着又实行海禁，即因倭寇不断骚扰沿海而起。成祖即位后重置市舶司，允许日本入贡，惟限定10年一次，且船不得过2艘，人数不得过200（后改为船不过3艘，人不过300）。通商虽然恢复，倭寇骚扰仍未止息，不过当时明王朝军备整饬，海防严密，又值日本北朝足利氏称霸，愿与明王朝维持较为正常的贸易关系，故在明初倭寇尚未成为大的祸患。15世纪后期，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割据一方的大小封建诸侯争来中国通商，同时还有许多失意浪人纠集海上，这些人多私带武器，既贸易，又充当烧杀劫掠的海盗，沿海倭患从此严重起来。嘉靖二年（1523年），宁波发生两拨日本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争贡”事件（注：当时日本将军足利氏的管领细川氏派遣贡使瑞左、宋素卿，西海路诸侯大内氏派遣贡使僧宗社，分道来宁波通商，两拨贡使互争勘合表文的真伪，以夺取对华通商特权。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得宋素卿贿，有所偏袒，素卿船后至反先验货，招待宴席上又坐宗社之上，致宗社怒，杀与素卿同来的正使瑞佐并焚其舟，又追素卿至绍兴城下，不得，乃大掠沿海诸邑，返宁波后夺船出海，史称“争贡之役”。），由之引发了明王朝内部一场关于是否撤废市舶司并禁止海外通商的争论，最后明世宗采纳夏言一派官员“倭患起于市舶”的意见，停罢市舶司并实行海禁，关闭了海外贸易的大门。

嘉靖时期的海禁并未能有效防止倭患，徒使正常的海外贸易受阻。关闭口岸以后，正常的贸易往来没有了渠道，东南的富商势豪便乘机大搞走私获取厚利，甚至勾结日本浪人、海盗劫掠沿海，骚扰内地。明王朝禁海而不修武备，对倭寇袭扰毫无办法。尤其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主张打击倭寇的朱纨被诬陷自杀后（注：朱纨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受命巡抚浙江兼管福建军务，因严行海禁并搜捕沿海通倭奸商，受到当地势家大豪及朝中闽浙籍官僚的攻击陷害，先被降职，后御使陈九德又劾其擅杀，纨被迫自杀。），十数年间，“中外摇手，不敢复言海禁事”，致东南一带海防废弛，任真、假倭寇横行，烧杀蹂躏，沿海的工商业受害非浅。

海禁不但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及社会问题，也使明政府的财政、尤其是军政及杂项开支的很大部分要依靠外贸收入维持沿海数省的财政大受影响。因此，明朝廷内部关于重开市舶的呼声一直不断（主张者多为与海外贸易有利益关系的闽、浙籍官僚），市舶的罢与复、开与闭的争论时起。随着嘉靖末年沿海倭患基本肃清，明政府在隆庆初部分开放了海禁，本国商船准赴除日本以外的东西洋国家贩货，日本以外国家的商船也被允许随时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注：张燮：《东西洋考》卷7。）。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恢复广州、宁波二市舶司，算是正式开放了海禁。但这时距离明朝灭亡已经不远，市舶制度已经演变成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通过抽分恣意勒索、掠夺的手段，纲纪荡然，漫无法度，中外商人和正常贸易都深受其害。

不过，重开海禁毕竟使海外贸易有了合法开展的空间。尤其是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自从明后期海禁开放以后，早就蓄积的能量得到释放，一时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当时对外商业交往中十分突出的景观。私人海上贸易即使在明初森严的禁令下也始终存在。明中期以后，随着国内工商业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发展，开拓海外市场已日益成为不可遏制的客观经济需求。只是由于当时倭患严重，统治者实行了闭关禁海的政策，这种需求不可能以正当形式得到满足，才演化为大规模的走私贩海活动。嘉靖时期，浙、闽、广沿海一些府县人民及徽州商帮不顾政府禁令造船出海，走洋成风，“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注：乾隆《海澄县志》卷15《风俗》）。当时中国海商的足迹遍及日本、吕宋及南洋各地，许多人长期侨居国外，形成中国人的聚落。嘉靖初年，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不下数千，居成里邑，街名大唐”（注：王忬：《倭夷客留叛逆纠结入寇疏》，载《明经世文编》卷283。），福建前往吕宋贸易的华商“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长子孙”（注：《明史》卷323《外国传四·吕宋》。）。在今马来半岛有的地方，华人流寓者“踵相接”。更南边的爪哇也有华人客居成聚，称为“新村，约千余家”（注：张燮：《东西洋考》卷3。）。

开放海禁以后，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更如开闸之水不可遏止。隆庆初，仅福建漳州府的月港（嘉靖时著名的海上走私贸易中心）一地，出海者每年所贸金钱即“无虑数十万”（注：张燮：《东西洋考·周起元序》。）。为了对日益扩大的民间海外贸易活动进行管理，明政府在开海后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建督饷馆专门管理海商并收取税饷。明政府规定，凡出海者都要向政府领取船引（出海执照，每船一引）并缴纳引税。船引有定额，初为88张，以后逐渐增至100张、210张。引税数额，初定赴东西洋之船每引税银3两，赴台湾鸡笼、淡水者每引1两，后来前者增至6两，后者增至3两。商船出洋，船主必须严格按照船引开列的贸易目的地前往，所载货物不得违禁及超过规定的数量，要在规定的日期内返回，凭引进港，违者法办。引税之外，又征水饷、陆饷和加增饷。水饷征于进口商船，按船只大小抽收。陆饷为货物进口税，从量或从价计征。加增饷专征于从吕宋回来的商船。当时赴吕宋贸易的中国商船货物大多由西班牙人转贩于墨西哥及南美洲各地（即所谓“大帆船贸易”），以墨西哥银元作为支付手段，是以由吕宋返回的商船无货税可抽，乃改抽加增饷银，每船150两（后减为120两）。（注：参见张燮：《东西洋考》卷7《饷税考》。）

开放海禁并允许私人商船出洋是明政府海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转变，但是来得太晚。其时明王朝早已不是处在蒸蒸日上的历史阶段。相反，由于国内社会矛盾、阶级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它的统治正在日趋腐朽、没落，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因此无法赋予这种转变以本来应该具有的更加积极的意义。明政府这时允许私人出洋，实际是在禁止无效情况下的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其目的仍然是对海外贸易进行控制而不是主动开拓本国的海外市场，因此是保守的而不是积极进取的。对出洋商船加以种种限制，数量有限制，货品种类有限制，贸易地点有限制（到日本贸易仍为非法），海外逗留时间有限制，等等，就说明当时对私人海外贸易的态度仍然是尽量控制并防范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而非如同当时的西方国家那样予以大力支持和鼓励。明后期蓬勃开展的私人海外贸易是在没有国家力量做后盾的情况下由民间独自向前推进的。政府在这里所起的作用，除了力所能及的控制，就只有出于财政目的的税收而已，而在明后期的腐败吏治下，这种税收只能是对出海贸易商人的掠夺和勒索的同义语，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有害而无利。

综观有明一代的海外贸易政策，可以说是“禁”多于“放”，限制、防范多于鼓励、支持。早期的朝贡贸易政治、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于国家经济发展并无多大好处。中期以后，朝贡贸易的政治色彩有所减弱，外番货品免税政策渐改为按例抽分（注：正德三年规定番舶附载货物除贵重者如象牙、犀角、鹤顶之类仍解京外，其余十分抽二，抽分后即允许入市交易。次年改为十分抽三，但后来又改回十分抽二。明后期，到口外番货物十分抽二为常例。）。这一改革一般被看作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实行不久就又迎来了嘉靖时期的海禁，使正常的中外贸易受到极大影响。隆、万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贡期、船只数量等等限制也已放松，基本是来船都可以进口，照例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贸易。来华外商必须通过官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而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交易。明后期，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在口岸贸意中恣意抽分和掠夺，极大地损害了中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环境。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开放只是在不能有效禁止情况下的无可奈何之举，并且仍有诸多限制，管、卡和防范的色彩浓重，完全谈不上主动推动、大力支持。这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做法是大有区别的。转二、清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

（一）清初的海禁和康熙开海

明后期有限度地开放海禁，官私对外贸易得到一定发展空间的局面并未维持多久。17世纪中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和清王朝的继之而起便嘎然而止了。清初统治者出于维护新王朝安全的政治需要，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海禁，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历史又开始了一次新的轮回。

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就开始了（注：如《清世祖实录》卷33，顺治四年七月甲子条所载清廷因广东平定颁发的“恩诏”中说：“广东近海，凡系漂洋私船，照旧严禁”。又《明清史料》已编第2本页142载顺治十年三月户部题本亦云：“自我朝鼎革以来，沿海一带，俱有严禁”。可见，自清初起即有海禁。清廷正式全面推行海禁，是在顺治十二年，规定：“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次年，又令沿海各省督抚镇申饬所辖文武官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不许片帆入口”（《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已）。），但当时东南沿海一直是奉明为正统的抗清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很多地方都是双方反复争夺，清朝政令不能有效贯彻，因此海上贸易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断绝。真正有效海禁的实施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面铺开的“迁海”。其时清王朝经过十数年的残酷军事征服，基本统一了中国大陆地区。为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特别是防范当时仍然占据金、厦，拥有强大海上武装的郑成功与内地残余抗清势力的合流，清政府从是年起到康熙初，在北起直隶、山东，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实行了坚壁清野、制造无人区的迁海措施，将沿海一带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海。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注：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2。）。此后二十余年间，清政府一直严禁人民出海，无论捕鱼还是经商都不允许。这一时期，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只在澳门仍有小规模的对外贸易活动，海禁之彻底远远超过明代。

清初的海禁，特别是强迫迁海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妨碍正常的海外贸易，而且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引发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税收，当然不可能长久维持。康熙帝亲政以后，沿海地区设置界栅，严禁人民“透越”，违者处死的规定在一些地方实际已有所松动，有的地方逐渐“开边”、“展界”，允许内徙人民回乡复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出兵平定台湾，东南各省疆吏乘机请开海禁。次年，康熙帝以开海既“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又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注：《清圣祖实录》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子。）。康熙二十三至二十四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先后设立闽、粤、浙、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注：参见彭泽益：《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3期。）。至此，海禁放开，中外正常贸易关系得到恢复。

（二）从禁止南洋贸易到广州一口通商

开海以后，民间私人出洋贸易和口岸中外互市都一度有所发展。但从康熙末起，主要是从政治安全出发，海外政策又日趋保守，限制逐渐增多。乾隆以后，重新进入半闭关状态。清朝海外贸易政策总的精神，仍与明代一样是管和卡，完全不准通商行不通，但须严格管理，防范中外私相交接，危害清王朝的统治。

在民间私船出海方面，开海时规定：除照例纳税外，出海船一律限定载重500担以下，且须预先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领取印票，还要在船头烙印号码以备出入海口时官府查验（注：《清圣祖实录》卷115，康熙二十三年四月辛亥。）；私带违禁品如硫磺、军器等物出洋的“照例处分”（注：《清圣祖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丁已。），已经表现出种种顾虑，不敢完全放开。不过，当时的限制尚不严格苛细，且允许出海的阀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故康熙开海之初，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如到东洋日本的中国商船，据长崎交易所的记录统计，1684年为26艘，此后5年间直线上升，1688年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颁布“亨贞令”对中国赴日商船加以种种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减少，但仍较明末为多。（注：1684—1688年赴日中国商船数，分见《华夷变态》（东洋文库1958年版）上册和中册。亨贞令以后的赴日中国商船数，据该书中、下册统计，1689—1711年的23年间，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明末赴日中国商船数，据同书上册浦廉一《华夷变态解说》，1634—1644年间，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商船更多。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说，他昔年南巡路过苏州，见到船厂，问及海洋事情，被告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虽然不是确数，但可见其多。出海船中，除去赴东洋者，绝大部分应该是去南洋的。当时中国东南沿海一带与吕宋、噶罗巴（巴达维亚，即印尼雅加达）、大泥、麻六甲、越南、暹罗、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商民前往和留居者甚多。据说，康熙时期，仅在雅加达一地的华侨，就有10万人之多（注：见李长傅：《南洋华侨史》，第30页。）。

日益发展的民间海外贸易引起了以少数民族君临全国，“每以汉人为难治”，对汉人防范心甚重的清朝统治者的不安，结果到康熙末就发生了禁止人民前往南洋贸易的政策逆转。清朝入关之初遭遇到的汉人抵抗以东南沿海最烈，而这一带的汉人因地理和历史的关系，与海外特别是南洋地区一向联系密切，抗清失利以后有不少南明抵抗人士流亡到南洋。朝统治者出身于东北内陆，本就对海洋十分陌生，心怀恐惧，现在大量汉人到自己完全不能控制的南洋去，甚至去而不返，在海外长留聚集，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不安和疑虑，害怕海内外残余的抗清势力死灰复燃，联合起来危及到刚刚巩固下来的新政权的统治。康熙开海以后，清朝廷内关于重行海禁，禁止人民私自出洋贸易的议论始终不曾断绝，其中政治安全考虑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康熙帝到晚年更每以此为念，多次亲自询问、了解有关情况，命令加强沿海防范。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最终决定停止南洋贸易，不许人民继续前往。是年初兵部等衙门遵旨会同东南各省疆吏议准的法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嗣后洋船初造时，报明海关监督，地方官亲验印烙，取船只甘结，并将船只丈尺、客商姓名、货物往某处贸易，填给船单，令沿海口岸文武官照单严查，按月册报督抚存案。（出洋者）每日各人准带食米一升，并余米一升，以防风阻。如有越额之米，查出入官，船户、商人一并治罪。至于小船偷载米粮剥运大船者，严拿治罪。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沿海文武官如遇私卖船只、多带米粮、偷越禁地等事隐匿不报，从重治罪”（注：《清圣祖实录》卷271，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按此法令虽不禁止对东洋贸易，但此前一年（1716年），日本颁布了闭关锁国的“正德新令”，将中国商船额数由原来的每年80艘减为30艘，贸易额由原来的8000贯减为6000贯，1719年再减为4000贯；同时实行信牌制度，外国商船须持有日本政府发给的信牌方准贸易。因此，与禁南洋贸易的同时，东洋贸易也大大萎缩了。）。这项措辞严厉的法令不但中止了南洋贸易，而且对允许出海的船只从各个环节上加强了管理，并且明令不许人民在海外居留。对此前已经居留在外之人，清廷限定3年之内回国。一些被迫回来的人，后来都受到了清政府的严密管制，不许在海边居住，一律迁至内地安插。

然而在当时南洋贸易与国内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要强行斩断这种联系是不明智的。禁海之令一行，东南闽粤地区的经济就立刻遭遇到极大困难。雍正初有论者指出：“闽广地狭人稠，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每年藉南洋贸易“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是以“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因此，“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这位论者呼吁：为沿海百姓计，“宜大开网禁，听民贸易，以海外之有余，补内地之不足”，并认为“开南洋，有利而无害，外通货财，内消奸宄，百万生灵仰事俯蓄之有资，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其利甚为不小”。（注：蓝鼎元：《鹿洲初集》卷3《论南洋事宜书》。）一些东南疆吏也反对禁止南洋贸易，不断从税收及民生的角度上疏陈言，请求开禁。迫于朝野许多人反对的压力，清廷在雍正五年（1727年），也就是禁止了10年之后，重新恢复南洋贸易，但关于出海船只丈尺和出口商品的种种限制，以及禁止人民侨居外国的法令，始终不曾放松，而且愈来愈严格。到乾隆时，又再度禁止人民出洋。

对口岸互市的限制和管理也逐渐加严，表现在两个方面：由沿海多口通商改为限制在广州一口通商；对来华外商的管理更加严格，实行官设行商垄断外贸并通过行商管理外商的公行制度，严禁外商与中国人私相交接。

采取上述政策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东来与中国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到牙齿的海盗船队。最早与中国交往通商的葡萄牙人（明武宗正德时来中国）不但在东南海上抢劫杀戮、骚扰闽粤口岸、掠卖人口，而且使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占据了中国的领土澳门。继葡萄牙人之后来中国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也无一不亦商亦盗。荷兰人在明末来中国通商为葡萄牙人所阻后，就转而侵占台湾南部并多次劫掠澎湖及沿海各地。1642年荷兰击败占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后又独霸台湾，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驱逐。荷兰、葡萄牙还都曾卷入中国明清之际的内战。西方早期殖民国家的所作所为无疑给后来的清统治者以极大的警示。康熙帝曾经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卷6《纪市舶》。）。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清朝开放口岸互市以后仅几十年，便在乾隆时期又开始对口岸互市加以限制。

导致清政府限制口岸互市的直接原因是英国人在中国沿海的频繁活动。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前半期，葡、西、荷这些早期的殖民国家虽已衰落，但后起之秀英国却力量更强、野心更大。英国在清代与中国的通商始于康熙二十年代，初期并不频繁，雍正以后始到广州互市不绝。这时，正逢清朝自康熙晚期起加强海防和收紧对外贸易，英国船只在中国海面的频繁活动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觉。乾隆八年（1743年），英国兵船闯入虎门，虽不久就离去，但清政府由此而加强了对海岸的防卫（注：是年底，清廷根据两广总督策楞加强海防的建议，设立澳门海防军民同知，“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见《澳门纪略》上卷《官守篇》。）。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因不满意广州贸易的种种限制及粤海关关吏的需索，转而派船北上到距生丝、茶叶、棉布等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产地较近，贸易环境也相对宽松的宁波贸易，此后二年中又多次前往。洋船北上受到了宁波地方官、商的欢迎，但却减少了粤海关的收入。同时，洋商到中国另一地方集聚也引起了清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的不安。乾隆帝认为：“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积久留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注：《清高宗圣训》卷20《饬边检》。）。最初清政府企图通过提高浙江关税的办法限制西烊船只前往，但未能奏效，于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自翌年起西洋商船“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注：《清高宗实录》卷550，乾隆22年11月戊戌。）。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标志着清王朝对外贸易政策的全面收缩，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关闭了一半。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一直实行到鸦片战争前没有改变。

加强对口岸互市和外商的管理也是防范西洋人的重要方面。清朝在通商口岸不设市舶司，而改设较具近代色彩的海关，这本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对口岸互市的管理却继续沿袭了明代的官设牙行专营对外贸易的做法。清朝在开海以后，即在通商口岸推行所谓“行商”制度，专门依赖行商经营对外贸易并通过行商来管理、控制外商。行商又称“洋商”，是当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或“洋货行”商人，一般都世代经营，具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商人向政府领取专营对外贸易的特许执照，被授权承销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物、代外商收购中国出口土货并代外商向海关报税，同时也充当向外商传达政府政令、管束外商在口岸的活动和行为、办理政府与外商间的各种交涉的角色。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行商成立“公行”，即后来所谓的“十三行”，进一步方便了清政府对外贸和外商的管理。乾隆十年，又在行商中推行保商制度，即在行商中指定数人为“保商”，由其承保政府的税饷。外商船到港，皆须先找保商。保商可以优先购买外商货物，余下的才由其他行商分销，但若外商亏饷，要由保商垫付。行商之间，则实行同商互保，一商亏饷，全行负责。一口通商以后，直到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完全由广州的“公行”所垄断，清政府通过“公行”贯彻政府外贸政令并管理外商，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官府不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

明王朝范文篇8

通过本课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地掌握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设立三司，废除丞相和中书省，以六部处理朝政，设置锦衣卫，以八股取士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实行削藩、增设东厂等加强君主专制的基本史实，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措施及特点。

通过联系以往封建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的措施与明朝的相关措施对比，概括明朝加强君权的特点，培养学生用联系的观点，综合分析、对比史实的能力;通过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提高学生运用辩证的两点论的方法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

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明朝君权的加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但同时它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在政治上的表现。

【教材分析】

本课的重点是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明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明太祖通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集权，奠定了明朝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这些措施具有不同于前代的明显特点，如特务统治的出现、思想专制的强化等，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本课的难点是八股取士。这是明代科举考试的重大变化，是君权加强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体现。

【教学过程】

一、明朝的建立

时间：1368年

都城：应天

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

1368年秋天，明军攻占大都，结束了元朝在全国的统治。

二、明太祖加强君权的措施

1、改革行政机构，加强君主权力

对比隋唐时期的三省六部制与明朝的中央政权机构示意图，有什么变化?

——少了三省这一环节，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

对比元朝的行省制度与明朝的三司，有什么不同?

——地方三司直属中央。

朱元璋为什么要取消三省，设立三司。

从中央到地方政权组织的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谁的权力增强了?——皇帝

明朝时期，皇帝的权力空前加强。丞相被废除后，全国的重大政务都由皇帝亲自处理。明太祖平均每天要批阅奏章二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忙得不可开交。

2、特务统治

朱元璋设立的特务机构：锦衣卫。

说明特务机构的功能在于监视官员、平民的活动及生活。

3、八股取士

朱元璋用什么方法选拔人才。

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只许在四书五经范围内命题，应考的人不能有个人见解。文体要死板地分成八个部分，叫做“八股文”。

想想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他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升官发财。读书人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埋头攻读经书，钻研八股文，不讲求实际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出示《举子看榜图》)

可以想象这些人当上官以后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顾炎武说：“八股文的毁灭文化，等于秦始皇的焚书!八股文的败坏人才却比秦始皇在咸阳外郊坑儒还要厉害。”

想想朱元璋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死板的考试方式。——加强思想控制

评价：明朝规定，科举专取“四书”“五经”命题，并以宋儒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能随意发表自己的见解，所谓“代圣贤立言”。行文格式有严格规定，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体用排偶，谓之八股文。这种高压专制、严格控制的奴化训练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严重阻碍，但又是考试向标准化的重要发展。

思考：你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加强君权对当时的社会有何作用?”

经过学生讨论，教师归纳，得出结论：“其作用一方面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也给明朝的统治埋下了危机”。

三、靖难之役和迁都北京

1、明太祖的分封藩王

2、建文帝削藩

3、靖难之役

简要介绍靖难之役的经过。

4、明成祖强化君权

(1)1421年，迁都北京

明成祖迁都北京的目的是什么?”

待学生回答后，教师总结得出“此举意在加强边防，是有利于明朝统治的举措，也是充满勇气的行为”的结论。

明王朝范文篇9

【关键词】朱元璋；教化；礼义道德

礼义道德作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语，“教化”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颇高。从语义上说，“教化”有教育、感化的意思；而从实际意义上说，“教化”则是指用教育、感化的方法改变人心、风俗，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教育明朝(尤其是明初)是中国历史上教化比较成功的一个时期，无论是教化的内容、教化的方式，还是教化的效果，都值得我们关注。而这一切都与明太祖朱元璋的教化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朱元璋对教化的认识，指导了明初甚至有明一代的教化活动，是明王朝制定教化政策和软化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二、教化思想的内容

那么该怎样进行教化，怎样去改变人心和风俗呢?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宣传、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4]。只有礼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才会好转，封建统治才会稳定。“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为此，朱元璋明确提出了“教化必本诸礼义。的教化方针。

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人们树立等级尊卑观念。“礼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9]‘礼以辨贵贱，明等威。”[7]他把“礼”放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7]“有礼则治，无礼则乱。”[7]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的，即“礼”可以使国家井然有序，可以使政权得以巩固。而从小的方面说，“礼”又可以“防欲”，即约束、限制人的欲望。所以朱元璋指出：“人之害莫大于欲，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在教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进行大力宣传。他命儒臣编成《礼制集要》一书，“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尊卑，它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这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如果说“礼”是封建道德的基础，那么“忠孝节义”则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朱元璋对“忠教节义”的倡导可说是不遗余力。“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10]“忠”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主要是针对贵族官僚而言的。朱元璋以对待忠于元室的元朝官吏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于“忠臣”的赞赏和敬重；“或优之以礼，或宠以褒赠，或列诸秩祀，或录其子孙。”[11]“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则更具普遍性。朱元璋指出：“孝者忠厚恺悌”。[4]即孝顺父母的人也往往兼有其他美德，如忠于君，悌于兄，友于弟等。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传统观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2]正因此，朱元璋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进行宣传和倡导。洪武八年(137年)，杭州有民犯罪，其子愿代父刑，朱元璋亲自处理，释放其人，并说明了这样做的意图：“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为世观。”[7]其后，山阳县又有人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再次加以宽释，并重申：“朕为孝子屈法以励天下。”[8]朱元璋态度很明确：为了倡导“孝行”，“屈法”也是值得的。所以明人曾评价说：“皇明以孝治天下。”[13]此外，朱元璋还以旌表的方式，提倡“节义”。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诏天下郡县，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关风教者，其悉以闻”。[14]而在此前，明廷已旌表了许多孝子、节妇。如洪武六年(1373年)，“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7]。洪武七年(1374年)，“旌表济南府沂州民王辅妻张氏、海州民宋谷梁妻王氏、沐阳县民曹良佐妻姚氏、淮安府山阳民耶律养正妻韩氏贞节州”[7]等等。后来，明王朝对节妇的旌表逐渐制度化，“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5]。

在推行礼制和提倡封建礼义道德的同时，朱元璋还重视“尊老敬长”风气的培植。“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7]他要求“民间岁时宴会，拜揖坐次皆序齿”[4]。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行养老之礼”。他多次“诏有司存问高年”，对各地老人定期地进行慰问和赏赐，并逐渐制度化，“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5]。同时，朱元璋还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洪武五年(1372年)，在各地乡间建“申明亭”，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在亭内张榜公布本里有过错人的姓名及过错行为，并由老人“理其乡之讼”，“凡户、婚、田、宅、斗欧事，本里老人断决”[4]洪武三十年(1397年)，“令天下里置木铎”，由里甲老人持铎巡行诵唱：“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在每村置鼓，由里甲老人“农月晨而鼓之，鼓鸣众集，及时力耕，老人督其怠者，婚丧随着”[4]这样，老人成为乡间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元璋希望通过提高老人的地位，树立起尊老敬长的风气，同时也希望由老人理民事，宣教化，能使乡间风俗日渐淳厚。

三、教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朱元璋继承了传统的教化思想，同时又对教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教化内容方面说，朱元璋沿袭了历史传统，即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但同时，他又把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纳入到教化范畴，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使教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使得明初教化更务实，其效果也就更加明显。其二，从教化方式来看，朱元璋注重多途径、多手段的结合。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明王朝确立了推行老人制度、行乡饮酒礼、旌表节义、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多种教化方式。这种多途径、多手段相结合的教化方式无疑有利于社会风气在短期内的好转。其三，朱元璋把教化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所以，他提出了“教化以学校为本”。[5]的主张，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7]”

参考文献

[1]傅维鳞.明书.卷51.“纶涣志”.

[2]明太祖文集.卷4.卷46.

[3]谈迁.固榷.卷2．

[4]国榷.卷2.卷3.卷8.卷5.卷10.

[5]明史.卷3.卷69.“选举志一”．

[6]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

[7]明太祖实录.卷35.卷37.卷80.卷81.卷82.卷87.卷96.卷102.卷126.卷168.卷182

[8]典故纪闻.卷1.卷3.卷5．

[9]王伟.王忠文公集.卷7．

[10]明通鉴.卷8．

[11]功伯衡.苏平仲文集.卷7．

[12]论语.而学．

[13]宋讷.西隐集.卷5．

明王朝范文篇10

一、教化思想的形成

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了《正礼仪风俗诏》，实际上宣告了教化活动的全面展开。诏书一方面回顾了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痛陈当时民风之劣，“道理未臻；民不见化，市井乡间，尚然元俗[1]”。表明了教化的必要性。此后，朱元璋又以诏书、训谕等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全面、具体的论述。

朱元璋认为，教化肇始于三皇五帝时期，“三皇立极，寻民以时，庖厨稼穑，衣服始制，居民舍焉。五帝之教以仁义，不过遵三皇之良规，益未备之时宜”[1]。从夏、商、周开始，教化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并被长期保留下来。“自周至于汉、唐、宋，增减损益，用乃是国昌。民受时宜，家和永康。”[1]教化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夏商周三代，还是汉、唐、宋等，其稳定、繁荣无不与实施教化政策有着一定的关系。“昔圣人以德化天下，则民乐从者众，否从者寡，天下治矣。”[2]朱元璋最推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代而上治以心，三代而下治以法。心则道德仁义，其用无穷；法则权谋术数，其用有时而穷，故择术不可不慎也。”[3]他认为，三代是以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刑罚则是次要的、辅助性的。这与后世的法为主，教为辅的治国方式迥然不同。“先王不施赏而民观于善，不施罚而民不为戾，何也?仁义本之也。商变夏，周变商，仁义未尝改。”[4]正因此，朱元璋认为，三代树立了一种模式，是后世的楷模。相反，朱元璋对汉朝的统治评价不高，认为“汉治”不如三代，根本原因是汉朝对教化重视不够，未能“制礼作乐，复三代之旧”[4]。基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提出明王朝要效法夏、商、周三代，“治国以教化为先”[5]

朱元章对明初社会风气的忧虑和不满也是他重视教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肆侈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6]“兵乱以后，人习斗争，鲜知礼义”。[2]朱元璋认为，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是导致社会风气恶劣的主要原因。一方面，蒙古统治者把本民族的一些落后习俗带到中原，影响了汉人。如明初南京“循习元氏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7]。另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对传统的纲常礼教不够重视，封建的礼义道德越来越被人们忽视。“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变易几尽。”[7]“先王衣冠礼义之教混为夷狄，上下之间波颓风靡。”[2]到明初，人们的道德观念已极为淡薄。“乡邻亲戚，不相周恤。甚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8]这种封建道德的沦丧，往往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也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朱元璋认为，要改变社会风气，靠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是无法奏效的，所以他主张：“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以改污染之俗”。[2]即通过教育劝化的方式，宣传封建礼义道德，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对于教化的可行性，朱元璋深信不疑。他认为，人有愚贤，但其善恶既非天生的，也不会一成不变。“民之为恶，犹衣之有积垢，加以浣濯，则可以复洁，污染之民，以善导之，则可以复新矣。”[8]朱元璋强调教育对人的重要，认为通过教育可以使人成材，“马虽至驽，策励可以致远；木虽至朴，绳削可以致用；人虽至愚，勉教可以成材，故圣人之教无弃人，君子之化无鄙俗”。[7]朱元璋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他举例说：“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使然也。”[7]所以，朱元璋主张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大力开展教化活动，逐步培植起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这样才可能使人人向善。“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即中材或附于小人。”[8]朱元璋肯定了教化在改变人心、风俗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肯定了教化在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所以，他总结说：“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8]将教化与“致治”连在了一起。

二、教化思想的内容

那么该怎样进行教化，怎样去改变人心和风俗呢?朱元璋认为，教化应以宣传、倡导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4]。只有礼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才会好转，封建统治才会稳定。“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为此，朱元璋明确提出了“教化必本诸礼义。的教化方针。

朱元璋非常重视礼制在教化中的作用，主张以“礼”教民，用“礼”来约束百姓，规范百姓的行为，使人们树立等级尊卑观念。“礼所以辨上下而定名分。”[9]‘礼以辨贵贱，明等威。”[7]他把“礼”放在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上。“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7]“有礼则治，无礼则乱。”[7]这是从大的方面而言的，即“礼”可以使国家井然有序，可以使政权得以巩固。而从小的方面说，“礼”又可以“防欲”，即约束、限制人的欲望。所以朱元璋指出：“人之害莫大于欲，惟礼可以制之。先王制礼，所以防欲也。循礼可以寡过，肆欲必至灭身”。朱元璋十分重视“礼”在教化中的作用，一方面制定礼制，将“礼”制度化、法律化；另一方面进行大力宣传。他命儒臣编成《礼制集要》一书，“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颁布中外，使各尊守。”礼制明确了人们的等级尊卑，它要求百姓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这对封建统治的巩固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如果说“礼”是封建道德的基础，那么“忠孝节义”则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内容。所以，朱元璋对“忠教节义”的倡导可说是不遗余力。“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亲，则人道立矣。”[10]“忠”作为一种道德范畴，主要是针对贵族官僚而言的。朱元璋以对待忠于元室的元朝官吏的态度，表明了自己对于“忠臣”的赞赏和敬重；“或优之以礼，或宠以褒赠，或列诸秩祀，或录其子孙。”[11]“孝”作为一种道德范畴，则更具普遍性。朱元璋指出：“孝者忠厚恺悌”。[4]即孝顺父母的人也往往兼有其他美德，如忠于君，悌于兄，友于弟等。在这一点上，朱元璋继承了儒家思想的传统观点：“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12]正因此，朱元璋把“孝”作为最重要的道德进行宣传和倡导。洪武八年(137年)，杭州有民犯罪，其子愿代父刑，朱元璋亲自处理，释放其人，并说明了这样做的意图：“此美事也。姑屈法以申父子之恩，俾为世观。”[7]其后，山阳县又有人请求代父受刑，朱元璋再次加以宽释，并重申：“朕为孝子屈法以励天下。”[8]朱元璋态度很明确：为了倡导“孝行”，“屈法”也是值得的。所以明人曾评价说：“皇明以孝治天下。”[13]此外，朱元璋还以旌表的方式，提倡“节义”。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诏天下郡县，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事关风教者，其悉以闻”。[14]而在此前，明廷已旌表了许多孝子、节妇。如洪武六年(1373年)，“旌表孝子姜瑜及节妇潘氏”[7]。洪武七年(1374年)，“旌表济南府沂州民王辅妻张氏、海州民宋谷梁妻王氏、沐阳县民曹良佐妻姚氏、淮安府山阳民耶律养正妻韩氏贞节州”[7]等等。后来，明王朝对节妇的旌表逐渐制度化，“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15]。

在推行礼制和提倡封建礼义道德的同时，朱元璋还重视“尊老敬长”风气的培植。“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7]他要求“民间岁时宴会，拜揖坐次皆序齿”[4]。又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行养老之礼”。他多次“诏有司存问高年”，对各地老人定期地进行慰问和赏赐，并逐渐制度化，“贫民年八十以上，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岁加帛一匹，絮一斤”[5]。同时，朱元璋还提高老人的社会地位。洪武五年(1372年)，在各地乡间建“申明亭”，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的里甲老人主持，在亭内张榜公布本里有过错人的姓名及过错行为，并由老人“理其乡之讼”，“凡户、婚、田、宅、斗欧事，本里老人断决”[4]洪武三十年(1397年)，“令天下里置木铎”，由里甲老人持铎巡行诵唱：“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又在每村置鼓，由里甲老人“农月晨而鼓之，鼓鸣众集，及时力耕，老人督其怠者，婚丧随着”[4]这样，老人成为乡间举足轻重的人物。朱元璋希望通过提高老人的地位，树立起尊老敬长的风气，同时也希望由老人理民事，宣教化，能使乡间风俗日渐淳厚。

三、教化思想的历史意义

朱元璋继承了传统的教化思想，同时又对教化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从教化内容方面说，朱元璋沿袭了历史传统，即仍以礼义道德为核心内容，但同时，他又把法律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纳入到教化范畴，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不仅使教化的内容更丰富、更充实，也使得明初教化更务实，其效果也就更加明显。其二，从教化方式来看，朱元璋注重多途径、多手段的结合。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明王朝确立了推行老人制度、行乡饮酒礼、旌表节义、教民榜文及官吏亲自劝教等多种教化方式。这种多途径、多手段相结合的教化方式无疑有利于社会风气在短期内的好转。其三，朱元璋把教化与学校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学校不仅是培养统治人才的地方，同时又是传播封建礼义道德、引导社会风气的场所。所以，他提出了“教化以学校为本”。[5]的主张，不仅完善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学校制度，而且还在民间设置了以百姓子弟为教育对象的社学，其目的很明确；“庶可导民善俗也。[7]”

参考文献

[1]傅维鳞.明书.卷51.“纶涣志”.

[2]明太祖文集.卷4.卷46.

[3]谈迁.固榷.卷2．

[4]国榷.卷2.卷3.卷8.卷5.卷10.

[5]明史.卷3.卷69.“选举志一”．

[6]余继登.典故纪闻.卷2．

[7]明太祖实录.卷35.卷37.卷80.卷81.卷82.卷87.卷96.卷102.卷126.卷168.卷182

[8]典故纪闻.卷1.卷3.卷5．

[9]王伟.王忠文公集.卷7．

[10]明通鉴.卷8．

[11]功伯衡.苏平仲文集.卷7．

[12]论语.而学．

[13]宋讷.西隐集.卷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