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尔范文10篇

密尔范文篇1

1、思想流派

(1)英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戴维·米勒认为西方曾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

第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人是一群自由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而自有政治共同体是自主的共同体，主张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自由;

第二种，自由派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是不受其他人制约或干预的状态，它不主张以政治方式实现自由，反而认为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第三种，唯心主义的自由传统，自由从个人生存的社会制度转移到了决定个人行为的内在力量上，即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时才是自由的。

(2)我国著名学者李强认为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政治自由主义时期，早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反对无约束的绝对的自由，主张建立宪政政府，代表人物如洛克;

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自由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大约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起，主要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坚持个人应该有生产与消费、缔结契约关系的权利，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自由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开始关注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自由主义都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政治派别的主要诉求，代表人物如罗尔斯;

2.村密尔“自由主义”的归类

密尔的自由主义当然也属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如果根据上述的划分，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由派的自由传统，因为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即同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不受他人制约或干预的状态。

同时，其自由主义思想处在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向社会自由主义时期过渡的阶段，同样，密尔在《论自由》开篇就提到他要讨论的自由是:“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该自由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自由时期的自由，所以认为密尔的自由主义处在一个过渡性的时期，起着连通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的桥梁作用。

二、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英国19世纪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证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盛行，密尔在各种思潮中受到许多思想家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影响，他有选择与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义学说与许多新思想的重大营养成分结合在一起，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思想来源主要有:

1、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

密尔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就有机会与边沁接触，这使他有机会置身于更大更自由的空间，除了父亲一直教导他运用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来观察事物外，边沁的《立法论》也真正把密尔带人了功利主义，因密尔读完《立法论》后曾说:“我的思想完全变了。像边沁那样理解的，像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哪种方式运用是‘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我把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在一起的基本原理，是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对年轻密尔的确实产生了影响，密尔在其早期信仰与传播功利主义思想。

2、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圣西门的从工作到分工合作的社会计划，傅立叶的保存私有财产原则，欧文的合作社计划，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和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批判，这些都启发着密尔，加之密尔在东印度公司35年的职业生涯，他日益同情劳工阶层，这使其功利主义发生了转变，加人了公益或社会利益的内涵，也为其向自由主义思想的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

3、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密尔欣赏孔德，他曾说:“他的名字已为一般人所知，他的理论的一般性质也已广泛传播;他在敌友的心目中已是当代思想界的伟人之一”。对孔德最后一部著作《实证政治学体系》，他说，“尽管孔德的著作除了对人文主义的信仰外不承认任何宗教，可是它仍使人难以难以抗拒地相信:全社会一致承认的道德信仰可以用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和潜力，来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和生活。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这对密尔中后期自由主义思想中其对自由与个性的重视起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三、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对早期自由主义的批判

1、对哲学自然主义的批判

密尔之前的哲学自然主义表现为自然为人类立法以及道德以自然为本性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如英国的洛克。边沁把这种自然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形成了具有宿命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他极力宣扬自然赋予了人类趋利避苦的欲望，一切乐悲因自然而起。密尔注意到了这种宿命主义倾向，极力的改变这种宿命论，他的自然主义是相对的，这种想法在其早期的信念中已有所反映:“我懂得，我们的意志通过影响我们某些环境，就能增进今后使用意志的习惯和能力”、“遵循自然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没有必然联系，把遵循自然这个概念引入伦理学的讨论中并不恰当”。

2、对快乐主义的批评

密尔于1923年开始从事于东印度公司，在随后一两年中因为过渡的疲劳、缺乏情感的滋润，精神状态处于麻痹状态，陷入了精神危机状态，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了原有功利主义的缺陷，他开始重新思考边沁的功利主义，思考快乐的标准与目的。密尔认为人类并非也不应向边沁所描述的那样自私，“我想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当做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做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快乐与幸福不是为自己的一切而为的就是快乐，还应该关注他人与公众的快乐，追求精神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与幸福。

3、对多数派绝对统治的怀疑

密尔明确的在其自传中批判边沁所倡导的多数人统治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多数人统治制度极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它应该是相对的，因时因地因民俗风情而有所不同，人类在进步的不同阶段不但而且必定有不同的制度。密尔很担心多数人统治的制度会压制弱小的少数，那么社会平等和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这将会把统一的言论与行为的枷锁加在人们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密尔在《论自由))中那么推崇个性与个人自由，那样希望保护所谓的天才和“异端”。

(二)基本内涵

1、自由与个性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对自由的捍卫与个性的发展之上的。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在《论自由》中，他捍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除了自卫，社会不能强制不情愿的个人，家长式统治绝对是不合法的，道德立法是绝对不正当的。”他的捍卫绝不是如他的一些思想前辈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原则之上，他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对人性的清醒的分析之中。在密尔看来，人人都具有自利的本性，但是这并不是把个人以及社会推向毁灭的必然理由，每个人都希望过快乐幸福的生活以至于追求某种崇高的德性生活，因此，没有人愿意天生就贡献出自己的自由而泯灭自己的个性，都希望最大限度的享受个人自由。

密尔将个人自由分为三个领域:一是思想意识的内在领域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情感自由，言论自由等;二是追求个体情趣和志趣的自由;三是与任何人相互交往的自由。密尔认为，任何一个社会，此三方面的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绝对的，都应当受到尊重，否则，就不是完全的自由。没有个性的人在思想方面是别人的奴隶，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任人摆布，在扩大自己社会活动上处处碰壁。“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

2、自由与平等

密尔对个性自由的尊重与重视，实际上也体现着他平等的思想，平等的获得自由权利的思想。前面已提到，密尔在论述自己功利主义的幸福观时就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都有获得幸福的权利，自由的平等观已初见端倪。同样的，谈论个性时，“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也就是说发展个性不是局部特权。培养人的个性绝不是某一个群材孟或某一地区的专利，只要是人，他就享有发展自己个性的自由，也就可以平等的发展自己的个性，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少数部分的人培育和发挥个性，那么极可能出现一个“集体的平庸”或者说少数人的意见左右公众的意见。

因为在密尔生活的时代，每个自然人并没有获得公正的、自由的发展机会，比如黑人、妇女这些特殊群体，密尔对这些不平等现象非常憎恶，所以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对于黑人，主张给黑人平等的权利，反对民族歧视，先后写了《黑人问题》、《美国的争执》等著作为黑人的权利作深刻的辩护;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论述了为什么男女应该平等，为什么妇女应该拥有平等权利，密尔都做了精辟的阐述。

3、自由与进步

密尔对个性自由、自由获得平等权利等问题的关注与剖析，实质上源于他对“进步”的思考。要衡量自由是否推动了进步，还是要诉诸密尔的功利原则。

密尔曾说:“进步一词所暗示的是前进的意思，而它在这里的意思却差不多同样是防止倒退”，“当进步被说成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需要时，可以认为它意味着改进”。密尔认为进步具有智力活动、进取和勇气等特征，所有的这些特性，对保存我们已有的幸福来说，和增进我们的幸福同样重要的，进步可以较大程度的增强我们的幸福，这是符合其功利原则的。进步也是依靠自由的，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有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

密尔范文篇2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1757—1804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1773年就读于后来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法律。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担任华盛顿的军事秘书。1782年作为纽约州的代表参加大陆会议，1787年参加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主张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他是美国联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有是这部宪法的主要宣传者。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草案拟定后，他同杰伊、麦迪逊一起合作发表85篇关于宪法的论文，并由他编写成为《联邦党人文集》，构成美国宪法的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汉密尔顿1789年担任华盛顿的财政部长，1795年退出内阁。1804年在与政敌A.伯克的决斗中死去。

1787年美国联邦大会刚刚开过，汉密尔顿和杰伊、麦迪逊三人为了保证纽约州承认并通过宪法，决心通过发表一系列短文的形式来阐述宪法的精神。后来这些短文结集出版为《联邦党人文集》。这部文集主要为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所撰写，杰伊仅写了其中的几篇。尽管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在个人的政治、法律观点和事业发展轨迹上都有极大的不同，但由于《联邦党人文集》意在评述和支持宪法，而且由于《联邦党人文集》所涉及的绝大多数都是实际问题，因此他们两人竭尽全力地保持了前后观点的一致。

《联邦党人文集》所体现的宪法思想博大精深，限于篇幅和水平，我们就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作大致的介绍。为了叙述的便利，我们将从一个整体的视角来介绍联邦党人的宪法思想。

一、立宪选择的宗旨和基本定理

汉密尔顿认为，新宪法的后果涉及联邦的生存、联邦各组成部分的安全与福利，因此制定新宪法的宗旨在于解决“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强力和机遇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汉密尔顿认为，政府可以由“人类社会”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创建，也可以基于深思熟虑来维系和改变。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选择。美国联邦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区别于邦联“以各州或各州政府的共同和集体的权能为单位”，而以个人作为最基本的考虑单位。因为单个的个人是行为的作出者，作为个人的人与他人联系的方式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政府存在的理由是约束个人的行为，使之有序化，“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同时，政治制度要以个人作为基本的设计考虑单位，还必须假定个人是自利的。自利是人的能力、雄心和生产力的源泉。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和“党争的潜在原因，就这样深植于人性之中。”政治制度设计的另外一项逻辑假定乃是个人既具有学习的能力，有具有出错的可能。麦迪逊总结性地认为，客体的不确定性，知觉和思想的不完善性，语言工具表达和沟通观念的不适当性，都是导致人类知识和知性的不完善性，因而导致人的行为出错的重要因素，但可能犯错的决策者也有可能预料并重新考虑其处境，重新分析他们的问题，并根据经验和新的信息来改变策略。这就是人所有的一种学习能力。最后在上述逻辑假定的基础上，人们必须意识到只有在政治秩序中，才可能有理性和正义的条件和社会的有序化组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作为立宪选择意义上的政治制度设计是与普通法律选择根本不同的。宪法是由人民制定的，政府不能更改，而法律是由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够更改。

“立宪决策关心一般决策规则的决策，它可以运用于政府的运作，但并不包括有关和政府内部关系的决策权力，也不包括政府日常事务的操作性的决策。政府仅仅关心根据宪法中的规则，制定和实施法律，征税，分配资金，人事任命，管理公共事务。这些决策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更改。”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权威，那么它们就不会有积极性来制约权威的运作，进而言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有积极性去运用这些特权来牟取私利，并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使这些人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规则。所谓”限权宪法系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如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剥夺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溯力的法律等等。“”代议机关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乃十分明确的一条原则……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役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人民本身。如是，则行使授予的权利的人不仅可以越出其被授予的权利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

一部特定宪法的设计取决于基本的假设、条件以及定理，设计者依此在个人间关系结构中建立政治制约，从而使人民能够治理自己的事务。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虽然汉密尔顿和麦迪逊并未直接阐明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定理，但实际上他们在进行美国联邦制度的设计时，却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这些定理。这些定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没有人适合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由于同样的理由，不，由于更充分的理由，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手段必须与目的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自由裁量权；那里的一成不变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个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利益的保护者。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所谓党派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用共和制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该党派阴谋的企图；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

二、联邦优于邦联

联邦党人认为邦联制度存在重大的缺陷，只有联邦政体才能解决国家的生存和涉及各州的安全与福利问题。汉密尔顿认为：“目前邦联政府结构上的主要弊病，在于立法原则是以各州或各州政府的共同的或集体的权能为单位，而不是以它们包含的各个个人为单位。虽然这一原则并没有贯穿到授予联邦的全部权力之中，然而它却渗透到并且支配着决定其权力的效率之中了。”“联邦共和国的定义，看来就是一些社会的集合体或者是两者或更多的邦联合为一个国家。”联邦共和国作为一种政体，它又具有共和政体的内在优点又具有君主政体的对外力量。联邦政府形式是一种协约，依据这种协约，几个小邦联合起来，打算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并且同意作这个国家的成员……这个社会还可以因其他新成员的加入而扩大，直到他们的力量能够为这个联合体提供保障的程度为止。联邦共和政体能够抵抗外来力量，可以自己维持下去而内部不致腐化。这个社会的形式能够防止一切麻烦。联邦政府能保证国内安宁。“如果在联邦的某个邦里发生民众叛乱，其他各邦就把它镇压下去。如果某一部分发生弊端，其他仍然健全的部分就能予以纠正。”联邦政府能够造就一个健康、有力的政治局面，因为“一个政府能够集中和利用在联邦任何地方发现的最优秀人物的才能和经验，它能按照全国一致的政策原则行事。”“它能使各部分和各部门互相协调”“它能把全国的资源和力量用于任何部分的防御。”联邦政府形式能减少军队数量，避免军事专制主义。宪法所巩固和保卫的联邦本身，消除了可能造成危险的军事建制的各种借口。美国若是联合起来，只要少数军队，甚至不要一兵一卒，对于外国野心来说，要比美国分裂而拥有十几万准备作战的精兵更能显示出一种令人生畏的姿态……“人民没有遭受军事性专政的危险。法律也没有为顾全军事需要而习惯于松弛情况。民治国家依然生气勃勃，既不腐败，也不同其他国家的原则或倾向相混淆。军队规模之小，使社会的自然力量就能胜过它。公民把军队看作是必然的灾祸……并且准备反抗那种他们认为可能损害自己权利的势力。”联邦政府还能控制和防止“党争”。联邦党人认为“党争”是影响公共管理的稳定和公正的重要因素，而“党争”的潜在原因又深植于人性之中。“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而联邦制下的代议制正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联邦党人主张在美国能实现联邦和共和制度的较好结合，并且这一结合应如实地体现在宪法之中。但反对派却认为只有州政府，而非某种庞大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实行自由和共和制。这种论点的基础是信奉当时流传的所谓孟德斯鸠关于只有小国才能享受共和政体的主张。与之相适应的自然推理乃是大国必导致专制：首先，在大国只有建立强大的专制统治，才能避免政治权力分化瓦解；其次，因为大国一般都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因此比较好战，或因邻邦的嫉妒而卷入战争，战争不可避免滋养专制统治；复次，大国要求具备爱国、警觉、有见识等素养，并且对公共事务有热忱，但在大国里，面对错综复杂的事务，人民由茫然无错变得漠不关心，继而把注意力完全转向自己的事务，这样会使权力落入少数几个人手中，这些已经取得人们信任的公共人员，一旦离开基层，并且手中掌握了压制工具，就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兴趣去曲解共和政体。鉴于上述，反对派认为，宪法不是合适的邦联，认为它最终可能使各州合并为一个庞大的怪异的联盟。但联邦党人却认为美国宪法建立的联邦制度尽管缺点难免，“其最主要的错误在于联邦的结构方面”，但它却合乎美国人民的天性，合乎革命的基本原则，也适合鼓励每个爱好自由之士，将他们的一切政治实验寄托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上。

联邦党人还谈到在联邦制结构中宪法的属性问题。麦迪逊曾阐述说：“拟议中的宪法严格说来既不是一部国家宪法，也不是一部联邦宪法，而是两者的结合。其基础是联邦性不是国家性的；在政府一般权力的来源方面，它部分是联邦性的，部分是国家性的；在行使这些权力方面，它是国家性的，不是联邦性的；在权力范围方面，它又是联邦性的，不是国家性的。最后，在修改权的方式方面，它既不完全是联邦性的，也不完全是国家性的。”具体就国家机关权力的来源而论，麦迪逊认为：“众议院将从美国人民那里得到权力；……就这点来说，政府是国家性的政府，而不是联邦性的政府。……参议院将从政治上平等的团体的各州得到权力：……就这点来说，政府是联邦政府，不是全国性的政府。行政权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总统是由各州以其政治资格直接选举的。……从政府的这个方面来看，它似乎是一种混合的性质，所表现的联邦性特征至少和国家特征一样多。”

联邦党人还认为联邦政府的作用和全国性政府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联邦政府对以政治资格组成邦联的各政治团体行使权力；全国性政府对以个人身份组成国家的各个公民行使权力。用这个标准衡量宪法时，它属于国家性质而不是联邦性质，……政府在其日常的和最重要的事务中，对以个人资格的人民行使权力时，整个说来，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一个国家性的政府。

三、共和政体方略

主张共和政体也是联邦党人的一项重要宪政思想。传统的政体思想往往依据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数的多少而对政体进行类别划分。认为由一个人统治的政体是君主政体；由少数人统治的政体是贵族政体；由社会的多数人或全体人统治的政体便是民主政体。联邦党人认为共和政体就是一种民主政体。但共和主题政体又和纯粹的民主政体不同。所谓纯粹的民主政体“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能制止派别斗争的危害，……这种民主政体就成了动乱和争论的图景，同个人安全或财产权是不相容的。”共和政体一种采取代议制形式的政体，它和民主政体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共和政体的政府委托给由其余公民选举出来的少数公民；第二，共和政体所能管辖的公民的人数较多，国土的范围也较大。

联邦党人认为共和政体的特性在于它既是一个大众政府，又是一个完全代表制的政府。但“古代大多数民众政府属于民主政体的类型；即使在代议制的创始地现代欧洲，也看不到一个完全民主、同时完全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指代议制）上的政府实例。如果欧洲有在政府中发现这种伟大的机械动力的功劳，那么通过能把这个最大的政治团体的意志集中起来的简单机构，并且把它的力量引向公益所需要的任何目标，那么，美国就有权要求这样的功劳：它把这种发现变成了范围广大的纯粹共和政体的基础。”共和政府是建立在人类自治能力之上的政府，但由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局限性，因此我们组建政府时必须考虑“规模原则”问题。其原因在于：“事实是，在一切情况下，为了保障自由协商和讨论的益处，以及防止人们为了不适当目的而轻易地联合起来，看来需要一定的数目；另一方面，为了人数过多造成的混乱和过激，人数也应该有个最大的限度。”任何协商大会的运作，无论是直接民主还是代表大会，都取决于选择若干人去行使设定议程、控制协商的特权。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领袖人物主导性逐渐增加，而集团成员在协商方面的影响力逐渐减少。其结果会导致民主让位于寡头统治或者无政府统治。“在古代共和国里，全体人民亲自集会，那里通常可看到一个演说家或一个手腕高明的政治家左右一切，好像独掌大权一样。”而“在所有人数众多的议会里，不管由什么人组成，感情必定夺去理智的最高权威。”“如果每个雅典公民都是苏格拉底，每次雅典会议都是乌合之众。”

联邦党人认为由于共和制实行选任代表的制度机制，因此共和政府比直接民主制能够涵盖更多数量的人民和更广阔的地区，从而突破了在大国不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传统理论范式。但在共和制的代表大会中尤其要考虑规模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一个共和国如何地小，为了防止少数人的结党营私，代表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另一方面，在一个巨型共和国中，为了防止人数过多造成混乱，代表必须限于一定的数目。“为了安全、当地情况和对整个社会的普遍同情等目的而达到足够的人数以后，每增加他们的议员就会阻碍他们自己的目的。政府的外貌可能变得更加民主，但是使它得以活动的精神将是更多的寡头政治。”

联邦党人认为通向政治代议机关的门，应当一律平等地对所有的人打开。但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所处地位使他广泛了解情况的人，了解在一个社会各部分可能流行一时的兴致或倾向的人，应比一个观察范围不超过其邻人或熟人的人更有能力担任代表的公职。土地占有者、商人和知识分子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可能使他们能够代表其他人的利益，因而他们应成为代表的主要构成者。

联邦党人认为，实行多数决定的原则乃是代议机关活动的必然要求，但由于深藏于人性本身的党派倾向，会导致人们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如果不适当的多数统治原则在以立法主权为基础的政府体制中占主导的地位，那么就不存在任何力量来打破多数的统治，这样构成多数的党派就会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就会多数人滥用政治特权牺牲他人的利益而牟取私利。上述现象是以民主或共和规则为基础的政府的最基本的弊端。当联邦党人又认为这些弊端又不是不可医治的，“因此，我们发现，在联邦的适当范围和适当结构里，共和制能够医治共和政府最易发生的弊病。”什么是适当的范围和结构呢？主要就是使一个共和国复合化，从而使自治政府能够运作于由不同利益社群构成的政府中，而不是依靠一个单一制共和国所固有的一元化安排。在联邦党人看来，把人民的重大利益托付给全国立法机关相联系的大的选民的集团，而把人民的地方或特别的利益托付给与州立法机关或者地方政府有关的小的选民集团。通过运用共存的相互交叉的政府单位来解决规模原则所提出的悖论，联邦体制显出了优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地区可以纳入到共和制度中去。通过扩大共和制度的范围，“就可包容种类更多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有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可能性也就少了。”“社会在一个实际范围内，它越大，就越能充分实行自治。对共和主义来说可喜的是，通过对联邦原则的适宜修正和混合，可以把实践范围扩大到极大的范围。”适当的范围和结构的另一方面就是“权力有规则地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引入立法的制约和平衡；设立由行为优秀的法官组成的法院；在立法中由通过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们来代表人民；这些都是完全新鲜的发现，或者说在现代已经朝着完美的方向迈出了主要的步伐。这些都是手段，重要的手段，用来保持共和政体的优点，克服或避免其缺点。”

四、权力分立与制衡学说

美国联邦宪法最完整地构建了一个“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操作制度。所谓权力分立，是指国家的统治权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将三权尽可能地由相互独立的国家机关分别执掌。权力制衡，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部门在行使权力时，以权力的相互牵制，以达到势力的平衡。分立是制衡的前提和基础；制衡是分立的目的和结果。联邦党人都一致主张要在美国政体中实行三分立与制衡原则。

联邦党人认为共和政体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有可能人民对他们的政府失去控制，代表统治者们破坏了这个政体；第二，有可能大众的多数屈从于他们的代表们，实行压迫式的统治。第三，有可能大多数通过屈从于他们的代表们不是实行压迫式统治，而是实行愚蠢式统治，因而维持不了政府的力量与稳定。保护人民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政府的全部权力都在人民代表的手中。为了防止国家统治者的篡夺行为，必须使代表完全依赖于人民。“这是在文明社会中可以得到的保障人民权利和特权的主要的、唯一的有效办法。”

联邦党人认为通过制宪会议建立全国性的政府权力是十分必要的，“但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处理权。”因此我们要“依靠人民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联邦党人认为：“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管理自身。”那么“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切实保持宪法所规定的部门之间的权力的必要划分呢？能够作出唯一的回答是，……必须用下列办法来弥补缺陷：这样来设计政府的内部结构，使其某些组成部分可以由于相互关系成为各守本分的手段。”联邦党人认为在实行共和制时，还必须设计下面这样的辅助性手段：

第一，为了防止暴政，保护自由，必须实行分权。“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分权要求三个政府部门在作出或者执行集体决策时要独立行动，但是集体行动依靠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共同行使权威。必须阻碍任何一个部门篡夺其他部门的权力，避免一个统治派别支配所有部门的运作。分权并不意味着完全排他性的权力分立：“不同的部门应该保持依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像同那个把整个宪法组织连成一个团结和睦的不可分离的纽带的联系链条相一致的彼此分立。”联邦党人认为不能把孟德斯鸠所说的分权，理解为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不应该部分参与或支配彼此的行动。

第二，在几个国家部门之间实行制衡，既“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在这方面，如同其他各方面一样，防御规定必须与攻击的危险相称。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制衡的存在机理在于人性本身的不可靠，因此“要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补足较好动机的缺陷。”“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的任何外来或内在的控制了。”

制衡的具体表现是“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公职的，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牵制的原则要求政府的一个部门拥有对其他部门的潜在否决权，但否决权要求任何一个部门政治特权的行使者能作出为其他部门所同意的、可操作的决定，使政府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运行。同时，为了保证否决权的自由行使，又应该使每一个部门的成员应尽可能少地依赖其他部门人员的任职期限，每一个部门的成员应该从不同的选民集团那里获得任职资格。但法官应对规则有适用的例外。

第三，为了保护社会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的不公，防止多数的非理性统治，应将立法机关也划分为若干单位，并且以不同的选举方法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立法活动中相互制约。“在共和政体中，立法机关必然处于支配地位。补救这个不便的方法是把立法机关分为不同单位，并且用不同的选举方式和不同的行动原则使它们在共同作用的性质以及对社会的共同依赖方面所容许的范围内彼此尽可能少发生联系。”但通过选举赋予某些人以立法权还可能出现两种弊端：一方面易使人民受到某些谣言的影响导致其不能作出明智选择，从而不能选出公正、正直的代表，出现多数人侵犯少数人的危险；另一方面，会出现个别野心家利用人民的弱点操纵选举进而导致暴政的情况。因此，对立法机关除了上面所说的内部约束（立法机关内部各部分的相互制约）。之外，还应该加强外部约束，既以行政权和司法权来控制立法权。

第四，联邦党人认为，在共和国中还应该有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相互分权和控制。他们说：“在一个单一的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一切权力是交给一个政府执行的，而且把政府划分为不同的部门以防篡夺。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力就有了双重的保障。两种政府将相互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

五、宪法的属性和权威

联邦党人认为按照立宪选择的基本原理，美国宪法应是“限权宪法”。所谓“限权宪法”首先是指为立法机关规定一定限制的宪法。如规定：立法机关不得制定限制公民权利的法案；不得制定有追朔力的法律等等。为什么要限制立法权，其道理在于“代议机关的立法如违反委任其行使代议权的根本法自当归于无效乃是十分明确的一条原则。因此，违宪的立法自然不能使之生效。如否认此理，则无异于说：代表的地位反高于所代表的主体，仆役反高于主人，人民的代表反高于人民本身。如是，则行使授予的权利的人不仅可以越出其被授予的权力，而且可以违反授权时明确规定禁止的事。

“限权宪法”还意味着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权威是最终的。所有决策者的权能为形形色色的决策规则所界定。所有决策者均为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所约束。在美国社会中，行政救济、司法救济、立法救济、宪法救济所允许的形形色色的行动，是有关个人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够获得的形形色色的策略的一部分。

“限权宪法”要求公民个人是政府的唯一适当目的，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必须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持宪法性法律的体制，要依靠个人就何为政府权威的适当限度作出基本判断的意愿。公民拒绝服从违反正义和宪法基本原则的普通法是正当的，但必须以法律方式挑战政府的权威。“立宪共和制的关键问题在于任何个人有权就政府是否恰当地行使了其特权提出并实施法律的诉求。”

联邦党人认为要保证“限权宪法”的权威，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保证法官的完全独立。因为“司法部门的任务性质决定该部对宪法授予的政治权力危害最寡，因其具备的干扰和为害能力最小。”“司法机关为分立的三权中最弱小的一个，”“行政部门不仅具有荣誉、地位的分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权，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之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故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实施其判断亦需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所以，应该使司法机关能够自保，免受其他两部门的侵害。同时因为宪法的原意不在于以人民代表的意志取代选民的意志，却“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其权力范围内行事。解释法律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当宪法与法律发生不可调和的分歧时，法院在解释时自应以效力和作用较大之法为准，即“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人民与其代表相较，以人民的意志为准。”法官的完全独立对于保卫宪法权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能保卫社会不受偶发的不良倾向的影响，牵制并减少立法机关通过带有不公正或偏见的法案，能坚定地尊重和维护宪法所体现的人权。

其次，要求立宪活动必须以旨在反映政治社群共识的、非常规的决策规则为基础。政府部门只能行使有限的权威，而没有变更与自己相关的宪法条文的政治特权。立法机关根据多数意见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认可，根据宪法的理由可以被宣告无效。

第三，立宪决策的建议程序和批准程序必须分开，以保证在批准选择程序作出之前进行审慎的思考。麦迪逊认为批准宪法草案的基本决策规则的不应该是邦联的大多数人民，或者大多数州，而是“参与此事的各州的一致同意产生。”因为，宪法是共和国的游戏规则，只有全体参与游戏者的一致同意，才会有对游戏结果的心悦诚服地认同。宪法不能轻易修改，宪法修改仅在其他政治补救措施在现有的宪政框架中无法充分实现目的，或者说有充分必要时，方可进行。

六、麦迪逊与权利法案

美国联邦宪法制定之初，并未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其原因联邦党人作了解释：首先，“人权法案，从目前争论的意义与范围而言，列入拟议中的宪法，不仅无此必要，甚至可以造成危害。人权法案中包括若干未曾授予政府的权力限制；而正因如此，将为政府要求多于已授权力的借口。既然此事政府无权处理，则何必声明宣布不得如此处理？例如，既然并未授权政府如何限制出版自由，则何必声明不得限制之。笔者并非谓这类规定将形成处理权的授予；但它将为擅权者提供争夺此项权利的借口则甚为明显。”其次，宪法与许多州宪一样，包含着权利条款，体现了人权法案的精神。如确立人身保护令、禁止溯及既往和授予贵族爵位等规定。再次，美国宪法是基于人民的权力、由人民的直接代表与公仆执行的宪法。就严格意义而言，既然人民保留全部权利，自然无需再宣布保留任何个别权利。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麦迪逊当时无疑是赞成上述观点的。故当弗吉尼亚州的制宪会议代表梅森提出应将权利法案作为宪法的序文时，并未得到麦迪逊的支持。但在联邦宪法寻求各州批准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公众舆论却使麦迪逊不得不重视起来。杰弗逊亲自告诉麦迪逊说：“这里我还要说说我不满意的地方。首先是遗漏了权利法案，该法案应该清楚而不是借助是非之论地规定公民权利的完整目录。”“我要补充说的是一项关于权利的法案意味着人有权反对人世间的所有政府，不管是统指的政府，还是特制的政府，意味着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不得拒绝之，或者凭借推论行事。”与此同时，麦迪逊还对权利法案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反驳亨利关于权利法案应保护宗教自由的观点时，他说：“权利法案是对宗教自由的一种保障吗？如果一种宗教派别排他性地法律所建立，那么这个州的权利法案能使人们避免因支持这种特殊的宗教派别而受的苦难吗？假如有一种拥有多数的宗教派别，那么权利法案对自由的保护就会软弱无力。使各州幸运的是，它们享有最大的宗教自由。这种自由产生于遍布美国的宗教派别。而且在任何社会中，那都是宗教自由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保障。”随着认识的改变，麦迪逊意识到在权利法案问题上不得不作出让步。因此当梅森提出四十条权利法案时，麦迪逊转而成了积极的赞成者。他认为权利修正案的提出，将使宪法“本身更加完善，要不然也不会使它更糟。”他认为权利法案应采取修正案的方式附在宪法的后面，以保持宪法文本的完整性。他提出了十九条修正案的建议案，但在国会讨论的过程中先后被削减为16条和12条，在寻求各州批准的过程中也历经坎坷，直到1791年12月美国弗吉尼亚立法机关批准后，权利法案才正式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并开创了宪法表达样式的一个伟大先例。>

六、简评

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人是伟大、智慧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本着求实的精神，借着没有封建包袱和教会束缚的优势，充分地发挥理性创制的魅力，并以人性论、契约论、等级论为基础，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关于联邦主义、共和国、分权制衡和权利保障方面的宪法学说。同时，他们正视现实，大胆实践，为推动美国联邦国家的建立和联邦宪法的产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所开创的纵向分权以及分权与制衡相结合、代议制和民主制相结合的共和国、权利法案式的公民权利保护等在美国和世界宪政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阶级立场、时代环境和个人的局限也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比如美国宪法对奴隶制的肯定和曾经拒绝写进《人权法案》，就是一个显著的缺陷。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把美国宪制的产生都归功于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这些“建国之父”们的智慧之光。其实，任何宪制的创制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多维制约下的选择。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加里。沃塞曼所说“1787年聚会于费城起草宪法的人们并不是凭空设想的，他们把（1）英国的法律传统，（2）美洲殖民地政府和州政府的模式，（3）邦联条款的经验作为起草宪法的依据。”

参考文献：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出版社1982年版。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美]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等译：《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密尔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密尔；自由主义；积极的自由；中国新闻实践

一、密尔自由主义基本观点及时代语境

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的自由观是西方理性传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在代表作《论自由》中强调了思想自由和个体情趣的自由，其第二章题为《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是其言论自由思想的集中体现，被誉为“英语世界里最经典的关于新闻自由的辩护词”。…对于思想讨论的自由，他围绕真理和真理的利益进行了辩护。首先，他认为这种自由是人们获得真理的保证；其次，这种自由是我们确信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活力的手段；再者，自由讨论是使不完全的、片面的真理得以变得完全、全面的条件。此外，密尔在书中还强调了个性的自由发展。他在把人的行为划分为涉己和涉他两部分的基础上，提出伤害原则作为处理个人与社会的权力界限的准则。他主张“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每个思想家都是他们时代的孩子。密尔所处的时代，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根本的转变：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古代社会以纵向的政治统治权力和等级次序为特征的社会结构，正被现代社会水平方向的政治经济生活所代替。政治上，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对于政治统治者暴虐的防御需要已不复存在。但它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密尔认为，当时世界上广泛地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即社会凌驾于个人的权力不适当地延伸。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和有序性使得个人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私人生活和个人独立性开始在相互平等的自由贸易中变得重要起来。能否尊重彼此私域的权利，直接决定了以经济生活为中心的新社会运转的有效程度。因此，密尔深切地感到资产阶级民主制社会的建立并不能“自动地”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自由，他迫切地感到需要明确地提出一个界定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的准则。

由此，密尔在开篇即明确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他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探讨个人自由，把以往仅限于个人与国家间关系的政治自由扩展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他格外强调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对“多数的暴虐”和“习俗的势力”有着高度的警惕和谴责。

相比之下，现代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自传人中国的那天起，就由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处境与文化背景进行着本土化改造。“立人”与“立国”，“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命题在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始终构成一对张力，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冲突也随着形势的变迁，跌宕起伏地拉锯在现代报人的内心。如果说西方自由主义的主题是“面对国家的个人”和“面对教会的个人”，那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因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的课题交织在一起，故除了“面对国家的个人”外，还有“面对强权的主权”，而显然后者的任务更为紧迫和严峻。自由主义新闻思潮虽历经风风雨雨，但始终未能成为时代主潮。

再加上日本学者中村正直在翻译密尔的《论自由》时，由于种种原因，将“社会”译成了“政府”，将“个人”译成了“人民”，严重背离了密尔《论自由》的主题。而他的误译则直接影响到梁启超，在梁启超的文章中，密尔的“社会”与“个人”的对立问题，也变成了“政府”与“人民”对立的问题；而密尔的“限制社会暴虐”主题，则变成了“政府与人民之权限”的问题，㈣致使英国式的自由思想在近代中国一直缺乏正确理解的传统。

随后，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冷战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自由思想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被人们简单地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加以抛弃了。这也影响了我们在道德上、法律上的实践。

二、密尔的自由观对当代有启迪意义的两个方面

当前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早已建立，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正在深人进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发展的科学论述逐步变成现实。它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我们党在新时期推进伟大事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当前我国市民社会日渐成熟，个人权利、民主、自由成为公共领域的热门话题，密尔的自由思想有了切合当下的语境，认真解读这份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于当代新闻实践有重要的启迪性意义。其中，密尔的积极自由思想和他对于自由讨论的态度这两个方面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

1．关于密尔的积极自由。

在新闻自由的理念认识层面，大多数人只看到密尔要求社会对个人实行最小干预这一消极方面，而忽略了密尔对于积极自由的论述。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容易形成认识误区，应该厘清。

(1)自由是和社会联系的，不是纯粹个人的，因此赞成必要的政府限制，反对“霸道的自由媒体”。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的，但他又对边沁的功利主义做了修正和补充。按照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最终通约成的简单的快乐都是排他性的感官快乐，如何将这样的快乐与共同体的福利联系起来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而密尔通过修正边沁对快乐的理解，有效地避免了这一困境。密尔认为，快乐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还有质的不同。他认为仅仅从量上考察快乐的做法是荒谬的。人是具有高级官能的，不同快乐之间是不能通约的。精神的快乐远远高于肉体的快乐，所以，“做一个不满足的人总比做一个满足的猪要好些，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总比做一个满足的傻子要好些”。人本身的价值并不在于人与动物共有的感性肉体的快感，人有人的快乐。密尔承认人有天生共有的基本感情，即：纯真的私人间相互关爱的感情和对公众利益真诚关心的感情。”而人类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就源于此，人类获得一切高贵快乐的动力也源于此。

由此，自由的价值彰显出来。因为个人最终的价值要体现在对社会利益的贡献上，而社会利益的增长又源于全体精神的进步，精神进步的前提是个人生活在自由之中。只有拥有了自由，才会有人格的健全、生活的幸福，才会充分发挥自身的先天的感情，在关爱他人、关爱社会中达到自己最高、最大的快乐，并推动社会真正的进步。所以，社会幸福以个人幸福为基，个人幸福又以个人自由为基。密尔把个人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和福祉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了自由以积极的意义。

正是在此基础上，密尔从涉己和涉他的角度出发，明确了个人自由的限度。他进一步指出，当统治者与人民合一起来，统治者的利害和意志就是国族的利害和意志时，国族无需对自己的意志有所防御。日㈣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政治权力不再是一种必要的恶，而是一种具有某种积极价值的工具，可以积极地发挥作用，扩大个人的自由机会，增强个人实现自由的能力。如果言论有碍于社会，则应对其加以限制。密尔的新闻思想其实已经包含社会责任理论的萌芽，对今天的新闻实践有着重大意义。

我国长期以来的情况是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往往错误地夸大了政府和个人自由的对立，也忽视了政治权力对于推进自由的积极作用。有种偏激的说法就认为，新闻媒体和政府是天生的敌对关系，只有跟政府对着干才是争取言论自由的表现。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效应。就业、医疗、房价等多座大山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衍生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一些人将矛头直指政府，导致政府的信誉度下降，甚至形成一种对公权力的“原罪”印象。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也容易在情感上站在公权力的对立面，不加分析地“大声疾呼”。然而应该看到，当理性思维受到情感的过度影响时，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了。言论自由不是新闻媒体的一己私利，不是随意任性的自由，不能把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论特别是一味的揭丑曝光简单地视为言论自由。媒介不应拒绝政府合法、适度的干涉，在商业化的今天，新闻工作者尤其必须加强自律，谨守职业道德。媒体权力如果恶性膨胀，势必侵犯公民的其他权利。媒介人员应该认识到新闻自由是和整个社会进步和共同体福祉相联系的，只有在推动社会真正进步的过程中，言论自由才能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

(2)自由也是“做……的自由”，个人积极行动不仅是权利，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因此，鼓励张扬个性，反对“自由而沉默的大众”。密尔不仅强调自由与权利，同样也强调责任与义务。“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动贻患于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他不仅提醒人们警惕舆论对个性自由的压抑，也从另一方面指出个人积极行动的必要性和义务。在密尔的理想中，新闻自由不仅包含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还包括那些积极发表意见、参与论战的人，这些人不仅是为自己而战，同时也是为社会利益而战。密尔认为“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伪误”，只是因为在悠悠岁月中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真理才得偶一次幸得逃过迫害。而提出这些当时所谓的“异议”，“这乃是一个人力所能及的对其同胞的重大服务”，对于公认意见有所争议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们，要敞开心胸倾听他们，还要为此而感到营晚，因为有人替我们做了否则我们自己也应当做(只要我们对自己信念的确定性或生命力还有所关心的话)而且做来还要费力得多的事。”

由于我国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流弊和个人权利意识的缺乏，我们往往只注意到自由对于反抗政治强权的作用，却忽略了个性自由对于自我发展的必要性和对于社会整体进步的义务所在。我们应该看到，个人行为自主原则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其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密尔认为，首先它是个人幸福的根本成分，是个体的特殊性所要求的。其次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只有在个人不断的选择中才能得到锻炼，所以个人行为自主也是个体和人类的精神成熟和健康发展的条件。再者，个人行为自主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相当主要的成分和永恒的源泉。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达到自由的手段，而在于人们一般对于这个目的本身漠不关心。这是最大的悲哀。如果人们普遍地没有个性，没有表达自我的迫切愿望，那么言论自由就必定只能成为少数人的奢侈品，决不可能被全社会公认为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如果政府鼓励人们畅所欲言，人们说出的竟是同一个声音，这样的社会是多么可悲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需要有个体性和自由精神的张扬。

所以，防止社会多数运用权力强迫个人的行动，只是保卫自由的消极一面。从积极方面讲，还要鼓励私域中的个人按充分张扬个性而又健康的方式去生活，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宽容程度，从而使个人生活冲破狭隘的政治维度，在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内多元地展开，开拓出人类更为丰富的生活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防止权力对自由的破坏，另一方面又保卫了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的人，而全面发展的人反过来又成为捍卫自由的战士。在《论自由》的篇尾，密尔就针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了人们的好处而替他们办事或叫他们办事提出了反对理由。他的《代议制政府》就是这一主题的进一步阐发：亲身参与政府实践，是个人教育的主要阶段。

在维护积极的自由、鼓励个性方面，新闻媒介应该是身先士卒的楷模。作为公民教育的平台，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应该积极刊登一些开拓眼界、砥砺思想的材料。同时，它也应当成为公共论坛，承担讨论冲突的功能，鼓励不同意见的交锋。

2．激情、理性与宽容——密尔关于自由讨论的态度。

在新闻自由的实践操作层面，密尔在自由讨论问题上提出了讨论的态度和道德问题。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也正是值得新闻界注意的。

密尔对于公众讨论应持有的态度，简而言之，可用激情公正、宽容三个词来概括。他说，要是反对者在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攻击有力而动听，从而把对方逼得很紧，那不算是一种触犯。日㈣相反，要是坚持一种意见，就必须把我们的情感投入其中。当我们真正执著于某种观点时，我们肯定会憎恨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他宁愿要这种情绪，也不要冷漠的性情与意见。因为没有某种情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信念。其次，讨论应该遵循理性和公正的原则。下列一些错误做法是算得上触犯的：“似是而非的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还有一般所谓无节制的讨论，“那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他并且特别强调应同等地建议双方都停止使用它们，甚至应更多地反对得势意见使用这些手法。最后是宽容。他在论证真理被压抑时说到“为知识方面的这种平静所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掉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这一点源于他对思想讨论自由原则的辩护。他并不要求我们必须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只要求我们试图理解与容忍他们。公务员之家

这样的讨论态度正是目前我们新闻媒体所缺乏的。如果没有宽容，理性批评和合理责难的条件就会被摧毁。我们可能不赞同、反感甚至嘲笑或轻视别人的意见，也可能带着激情争辩、攻击、拒绝与责难，但我们不能压制或者倾轧异己意见：因为压制和倾轧将毁灭善恶，这等于是集体性的道德与理性自杀。新闻报道与评论中不乏饱含强烈爱憎、吸引眼球的语句，但大部分却是狂欢式的喧嚣以及对于“对立人物”(社会公认的)群情激愤的口诛笔伐。而难以见到的是对于严肃的公共议题的平等理性的讨论，难以见到的是对于思想信念的发自内心的辩护和思想碰撞的鲜活激情的火花。真正富有激情的记者，其激情应该来自于对于信仰理想的忠实追随，来自对于国家社会的“匹夫有责”，来自对于底层社会的“铁肩道义”。这样的激情才能不致使他盲目，不致使他偏激。密尔说对于无节制的讨论，“人们只是在对待得势意见时要限制他们的使用，至于使用他们去对待不得势的意见，则不仅不见一般的不赞成，而且还会让使用者博得所谓真挚的热情和正义的愤怒等类的称誉。”纠㈣须知，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歧视就获得了可怕的正当性，比如对马家爵“杀人魔头”形象的塑造。这也是媒体所必须警惕的假借公众舆论实行的“媒介审判”。美国近年来闭庭诉讼案数量的上升也无不出于这一顾虑。

密尔范文篇4

【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后遗焦虑状态；心理护理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的延迟或持久的反应[1-3]，治疗侧重于脱离应激源及药物治疗，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绝大多数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缓解后，遗有明显的情绪障碍如焦虑和抑郁。本研究试图以心理护理手段对后遗焦虑状态进行干预，以达到促进患者康复的作用。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全部病例选自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在本院住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符合CCMD-3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排除伴有严重躯体疾病及其他精神病史者。全部病例72例，按入院顺序随机分为实验组（36例）和对照组（36例）。实验组男性22例，女性14例；平均年龄（33.8±9.8）岁。对照组：男性20例，女性16例；平均年龄（35.7±10.9）岁。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经统计学检验无显著性差异（P>0.05）。1.2方法：两组患者入组后根据病情给予抗精神病药物进行常规治疗和护理2周（两组患者均未用抗焦虑和抑郁药），精神病性症状缓解后，进行焦虑自评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定，同时实验组心理护理介入：第1周采取集体心理护理，根据患者发病原因不同以及焦虑程度的轻重，将相似发病原因及程度相近的患者5~7人分为一组，每次1~2h，1周4次，采用以下形式：①讲座方式，结合患者的焦虑症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向患者讲解有关疾病的知识。每次讲解必须联系患者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有目的、有重点地阐述引起患者焦虑的原因，便于在个别心理护理时患者能充分暴露焦虑体验。②组织座谈讨论，首先创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鼓励和诱导患者联系疾病的实际和发病原因，心理社会因素、病前性格，结合目前焦虑体验展开自由讨论，尽量做到每一个患者都能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以达到互相启发，良性互动，并注意收集患者反映的与焦虑有关的问题，以便个别心理护理阶段中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第2周个别心理护理：①细听倾诉，目的是收集相关信息，建立信任关系，给患者以宣泄焦虑的机会。②支持与鼓励，给予患者以心理支持，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消除顾虑，鼓励患者从心理创伤中走出来，使患者正确认识和对待疾病。第3周行为疗法：①脱敏疗法，让患者逐渐去接触会引起焦虑反应的事物、环境或情况，由少渐多，慢慢调节其程度，让患者习惯，不发生焦虑反应。②全身松弛法，在安静的环境下，让患者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半闭眼睛，按次序指挥自己的肌肉松弛下来，先是头部，然后依次是颈部、肩部、背部、腰部、四肢的肌肉，最后达到全身松弛的状态。全身松弛后可以使紧张的肌肉得到调节，从而调节紧张的植物神经，通过生物反馈作用缓解焦虑情绪。而对照组只给予常规的护理措施，而不施加任何心理护理手段。治疗结束时再次进行焦虑自评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定。1.3疗效评定：由两名受过训练的精神科主治医师在一致性测验后，于心理护理前后行焦虑自评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测评。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减分率评定疗效，痊愈：汉密尔顿减分率≥75%；显进：汉密尔顿减分率≥50%；进步：汉密尔顿减分率≥25%；无效：汉密尔顿减分率＜25%。1.4统计分析：应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0.0）进行χ2检验与t检验，P＜0.05具有统计学差异。

2结果

2.1两组疗效比较，见表1。结果表明：实验组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经χ2检验显效率及有效率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2.2两组治疗前后焦虑自评量表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结果比较，见表2。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焦虑自评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均有明显降低，t检验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治疗前两组患者两个量表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较对照组减分更加明显，t检验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说明心理护理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后遗焦虑有明显康复作用。

3讨论

创伤后应激障碍是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灾难性事件的延迟或持久的反应，过去称之为反应性精神病，强调生活事件的强度及持续时间等客观因素在发病中的关键作用[4]，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样强度甚至更大强度的生活事件面前有的人能平安渡过危机而不发病，这就说明个体易感性和对应激应付能力在发病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闭。以往，多数学者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预后良好，不遗留缺陷症状[5]。近年来这一观点在修正，国外的诸多研究表明，该障碍往往病程迁延，经年不愈，严重影响患者的心理、社会功能[6-7]。本实验观察到绝大多数患者在精神病性症状消失后均遗有明确的情绪障碍，这与既往研究的结果相一致[8-9]。这也表明重大心理创伤对患者产生持久应激效应，会长期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从一个侧面说明患者的心理成熟度和应对应激的能力在发病中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由此，研究心理护理手段在疾病康复中的作用就有很大意义了。

本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显效率83.3%，对照组55.5%，二者差异显著，治疗前两组患者焦虑自评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治疗后，实验组较对照组减分更加明显，t检验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0.01），说明进行心理护理可以有效地缓解后遗焦虑状态，促进患者的康复，从而避免一部分患者的慢性化趋势。本实验采取的方法是根据患者的病情循序渐进的，在创伤应激期应给予支持性心理护理，需要注意的是不宜采用让患者回忆创伤事件的认知疗法或暴露疗法，因为有加重病情的可能。另外，心理护理的关键是护士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使患者对护士有足够的信任。在应激相关障碍后期，精神症状大部分消失，为患者提供有关应激相关障碍及其治疗的知识也很重要，还需注意患者家属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力量，强化社会支持[10-11]。

本课题研究结果充分显示，实验组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后焦虑症状明显较对照组减轻，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达到了康复的目的。本实验研究结果值得临床护理工作者重视。

作者:于宏 单位:辽阳市中心医院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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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范文篇5

1.1资料

两组高职生的资料无显著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方法：实施常规的健康教育，主要包括设定汉密尔顿焦虑/抑郁自评的评定，开展心理教育课堂，由心理辅导老师或专家授课，学生笔录，对于课堂上遇见的疑难杂症发表提问，由授课老师或专家解答，允许学生进行相互讨论。观察组方法：实施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干预，具体措施如下：（1）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分析：首先本院发放心理调查问卷表，对于高职生的心理现象进行收集，通过高职生的心理信息制定健康教育方案。其导致学生不良心理的因素如下：①学校对于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不够重视，高职院校认为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即可，却忽略了心理健康对其成长的影响，口头上重视心理健康教育，但并没有予以针对性的措施落实，故导致了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②心理健康教育等师资力量缺乏，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能力欠缺，未经过专业的审核及培训，故导致心理健康教育队伍水平的落后，个别导师只予以短期的培训后就上岗，且对心理健康的内容掌握不佳，故导致教育效果不佳[2]；③心理健康教育设置不科学，部分高职院校未设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且教学内容的针对性欠缺，并未与高职生的心理特征进行充分结合，导致操作性较差，使得学生可真实接触到的较少。（2）心理健康教育的落实：①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育，邀请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于学校授课，使学校各层级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高职院校须开放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严格制定教学计划，并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结合在内编写健康教育课程，导师不仅须注重理论教学，还须加强实践，通过案例讨论，组别合作，使得学生掌握自我调节的方法，改善心理状况。②强化师资教育，对心理健康教师进行培训，坚持上岗制度，从事健康教育工作的教师均为获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人员。另外，学校还须对心理健康教育老师予以培训，强化并巩固技能，使得其可及时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③构造校园和谐环境，使得学生处于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比如积极开展丰富的文娱活动，发放心理健康教育手册，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堂，鼓励学生积极地参与文娱活动，使之处于轻松的学习环境中。

1.3观察指标

观察并统计两组高职生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睡眠质量评分。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范围为0-64分，其总分≥29分为重度焦虑，21分≤总分＜29分为显著焦虑，14分≤总分＜21分为有焦虑，7分≤总分＜14分为轻度焦虑，总分＜7分为无焦虑状态，共14项条目。其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范围在0-64分，总分≥35分为严重抑郁，20分≤总分＜35分为中度抑郁，8分≤总分＜20分为轻度抑郁，总分＜8分为无抑郁状态。睡眠质量评分采取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定，PSQI用于评定被试者最近1个月的睡眠质量．由19个自评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其中第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18个自评条目0~3等级计分，累积各成分得分为PSQI总分，总分范围为0~2l，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

1.4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均经过SPSS20.0版进行处理，2组高职院校高职生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睡眠质量评分为计量资料，采用（±s）表示，进行t检验。当P小于0.05时，表示两组高职院校高职生于心理干预后的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睡眠质量评分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观察组高职生的HAMA评分、HAMD评分、睡眠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3讨论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为系统、复杂的工程，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出现心理健康疾病的案例越来越多，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伴随社会需求的不断多样化，高职院校演变为我国学校的重要分支，成为培养各业、各行的人才的重要机构。相对于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具有先天不足，例如学校条件差、领导对于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不高、心理相关专业的人才缺乏等，故在该现状下，如何使得高职学生获得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为每一个高职心理及健康教育工作所面对的重要课题[3]。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仅为设定汉密尔顿焦虑/抑郁自评的评定，开展心理教育课堂，对学生的提问进行解答，但未对高职生的心理现状进行分析，导致心理健康教育机制弱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致使心理健康教育实施的效果欠佳，学生接受心理健康教育后的心理、情绪及睡眠并未得到显著改善[4，5]。本文研究数据显示，观察组高职生的HAMA评分、HAMD评分、睡眠质量评分均较对照组具有显著差异，表明予以高职生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干预的效果尤为显著，可显著改善其焦虑、抑郁等症状，以此提高睡眠质量[6]。本文研究中，对导致高职生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编写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授课老师进行培训，加大授课力度及教育的针对性，于学校内发放心理健康教育手册，建立心理健康教育讲堂，并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以此丰富学生的心理世界，改善不良的心理[7]。

综上所述，对高职院校高职生的心理现状进行分析，并予以优质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案干预，可缓解其焦虑、忧郁的负面情绪，以此提高睡眠质量，其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实施[8]。

作者:段静虹 单位:云南省德宏州职业学院临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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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尔范文篇6

关键词：司法审查制；司法独立；分权制衡

在世界法制史上，最先将司法独立确立为宪法基本原则始于英国，但赋予司法独立原则以完整内涵并真正予以实施的却是美国。美国独创的司法审查制在西方司法独立的宪政实践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美国，司法审查制指的是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或执法活动进行审查，宣告违宪的立法和行政行为无效的一种制度。1803年2月24日联邦最高法院审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使美国司法审查制得以正式确立。

一、司法审查制的根基

从历史角度看，司法审查制是美国继承发展英国司法审查传统的必然结果。在英国殖民地独立前，英国枢密院有权对殖民地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进行审查，凡被认为违反英国法律和政策的立法均被宣告为无效。据统计，英国枢密院审查北美殖民地法律多达8563件，其中被宣布无效的有469件。北美各殖民地在制定“根本法”或“宪章”中，也承认殖民地法院可以对殖民地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并可宣布违宪的法律为无效。美国独立后，一些州先于联邦政府采用司法审查制，他们在州宪法中承认各州法院有“裁定国会立法是否符合宪法和判定违宪的制定法无效的权力。在1780到1787年间，至少有8个州的判例直接涉及到维护司法审查权的问题。1789年，联邦国会制定的<司法条例》授权联邦法院有废止违反联邦宪法和法律的州宪法和州法律的权力。这表明，导源于英国的司法审查观念和传统早已被美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可。

从现实需要上看，司法审查制是美国人民坚决抵制欧州封建专制，探索适合北美的新宪政模式的有益尝试。美国独立后，在宪政道路上经历了由各州独立到结成松散邦联，最后定位于联邦制的艰难选择。在宪政问题上，美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新政体不能重复欧洲君主制，必须确保北美人民已争取到的人权和州权。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来自各州的制宪代表经过激烈的争论权衡，终于找到了能为美国“政治情况、习惯、舆论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实行联邦制的总统共和制。联邦制和总统制被视为美国宪法“最杰出的发明”前者使美国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州权基础上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中央政府；后者则在确保人权、民主和法治前提下实行权力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国家管理形式。在新政体中，独立的联邦司法权是确保联邦制和总统制正常运转的关键所在。因为，“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行政权依靠他们抵制立法机构的侵犯，而立法权则依靠他们使自己不受行政权的进攻。联邦依靠他们使各州服从，各州则依靠他们抵制联邦的过分要求。”司法权所具有的上述制衡权威，主要出自于法官拥有不应用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的权力。由此可见，美国宪法所设计出的独立司法权是美国人民认可新政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司法审查权又是维系司法独立的必然要求。

从理论基础上看，司法审查制是美国启蒙思想家汉密尔顿创造性地发展洛克、孟德斯鸠分权理论，提出更为完整的分权制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密尔顿认为，实行联邦制的共和政体，应该“把权力均匀地分配到不同部门”。在分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中，司法机关是最弱的。因此，应增强司法权力的坚定性和独立性。除了保证其人员和薪俸固定外，还应授予其解释法律和违宪审查权力。他特别强调：“宪法有意使法院成为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解释法律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密尔顿上述主张，除违宪审查思想外，全部被美国宪法所采纳。但违宪审查作为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涵，是人们正确理解美国宪法所依据的“分权制衡”原则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集中体现汉密尔顿宪法思想的《联邦党人文集》一直是对沿用至今的美国宪法的精辟说明，联邦最高法院也常以此为违宪审查制进行辩护。美国所有的政党和个人都承认和接受法官拥有违宪审查权力的理念和现实。

二、司法审查制对司法独立的意义与影响

美国是西方最早建立司法审查制的国家。该制的主要特点是，美国联邦法院(也包括州法院)在审理具体案件中，“有权以政府的行为与宪法相抵触为由而宣布其无效。这种权力的适用范围不仅包括联邦行政机关和国会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各州政府的活动。该制在美国200多年的宪政实践中，成为维护宪法尊严、强化法院独立地位、保护公众合法权益、调解行政与立法机关矛盾、“捍卫美国式民主的最好方式”。

(一)司法审查制从理论上丰富了西方司法独立的理论体系

西方司法独立理论是在权力分立学说中逐渐形成的。中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西利在反对教会专制斗争中，最早提出立法权与行政权相区别的思想。在近代英国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中，许多思想家提出了限制、分解王权的设想。直到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才完整地提出“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思想。孟德斯鸠分权思想中最有伟大创新意义的是将裁判权从立法机构中分离出来，并毫不含糊地授予国家的一般法院。他还提出了实现司法独立应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法官一定要遵守法律的文字；二是法院应坚持司法程序。

美国的启蒙思想家汉密尔顿等人在前人分权理论的基础上，将司法独立理论发展到新阶段。其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汉密尔顿分析了处于分权格局中的司法权特点。他认为，同立法权与行政权相比，司法权“具备的干扰与为害能力最小”。它“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动。”它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容易招致其他两权的侵犯、威胁与影响。故应确保司法独立。其次，汉密尔顿提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具体措施：一是“以行为正当作为法官任职条件，在任何政府设计中，此项规定均为保证司法稳定性及公正不阿的最好措施”。二是法官一经任命应保持其任职固定，“只要行为正当即应继续任职坚定、一贯尊重宪法所授之权与人权乃司法所必具的品质，绝非临时任命的司法人员所能具备。”而短期任职法官，则“使其独立精神受到影响”。三是为维护法官独立，还应使其“薪俸固定”。他分析“就人类天性之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在任何置司法人员的财源于立法机关的不时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立将永远无从实现。”四是限权宪法“必须通过法院执行，因而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如无此项规定，宪法条款将形同虚设。此权力“在美国的一切宪法中具有极大重要意义。”五是“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而宪法事实上是，亦应被法官看作根本大法。所以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第三，汉密尔顿阐述了司法独立的作用。他认为，独立的司法权在保卫宪法、捍卫人权以及限制立法权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指出：“法官之独立对保卫宪法与人权亦具同样重要意义。”当立法机关在社会多数派的舆论怂恿下侵犯宪法之时，法官应尽保卫宪法之责。当某一不公正或带偏见的法案对个别阶层人民权利伤害时，法官在消除与限制不良法案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法院是人民与立法机关的中间机构，其职责是监督后者局限于其权力范围内行事。第四，汉密尔顿还从加强法院责任、防止司法专横方面，提出了对法官实行弹劾监督制。他认为“法官的行为不检得由众议院提出弹劾，参议院加以审判；如判定有罪，可予以撤职，不得再行叙用。”此规定“与维护司法独立的精神一致。”

汉密尔顿关于司法独立的主张，远远超过前人在此方面的所有思考，使近代西方分权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和成熟。他以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切实可行的设计，为美国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整套如何实现司法独立的方案。因此，汉密尔顿成为近代西方真正全面阐述司法独立理论的第一人。在汉密尔顿的司法独立思想中，授予法院以违宪审查权的主张，是其对英美司法经验和传统的科学总结，也是其对近代西方自然法理论的一个新贡献。因为正是凭借这一权力，司法权才能真正实现独立，发挥其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作用。汉密尔顿司法独立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意义。他的各种设计除违宪审查外，均被美国1787年宪法所接受。即使是违宪审查的主张也很快被宪法惯例所肯定，成为美国宪法和司法制度的主要内容。汉密尔顿是西方宪政理论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他的司法独立理论不仅使美国长期受益，也对世界各国司法独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司法审查制在实践中真正地实现了司法独立，并在依宪治国和制约权力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世界范围看，英国是最早产生近代宪法并最先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国家。“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于获得了司法审查权真正登上了“与立法和行政机关平等”的独立之位。自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拥有“凌驾于美国国会、总统和各州政府所属各部门之上的最高司法权”的法院。美国司法机关在捍卫美国宪法、制约其他权力机关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

1、司法审查制使联邦最高法院成为捍卫美国宪法的最高权威机构

美国1787年宪法是世界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使用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美国宪法持久的生命力来自于美国人民对宪法的尊重和服从。联邦最高法院在捍卫美国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一作用主要是通过行使违宪审查权实现的。联邦最高法院在护宪的实践中确立了“宪法至上”的理念：“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所有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都是无效的。他们还通过审理具体案件所适用法律合宪性和对宪法和法律进行权威解释等渠道，不断地赋予美国宪法以鲜活的内容，并随时宣告违宪的法律为无效。据统计，自1803年至199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宣告151个法律无效。对美国司法审查制为美国宪法所做的贡献，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早已看到：“联邦的安定、繁荣和生存本身，全系于七位联邦法官之手。没有他们，宪法只是一纸空文。”美国学者施瓦茨也认为：“实际上没有司法审查就没有宪法，司法审查是宪法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美国第l1位首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曾深刻地总结出司法审查权对宪法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宪法下生活，但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法官们说了算。”由此可见，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正是凭借司法审查权，才“成为捍卫宪法方舟的最高权威机构。”如果抽掉司法审查这个特别的镙栓，美国宪法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

2、司法审查制使联邦最高法院成为有效制约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监督者和平衡者

美国是西方最早实行三权分立制约平衡原则的国家。宪法对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分工与制约做了原则上的规定。但该原则的最终实现是以联邦最高法院获得违宪审查权为标志的。联邦最高法院依靠终身制、高薪制、独立审判制和违宪审查制与人多势广的国会和帝王般的总统进行抗衡，有力地约束了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在法治轨道内行使权力。

在制约立法权力方面，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事后审查方式，即对其受理案件所适用的由联邦国会或州议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如发现违宪，将裁定其违宪而使其失效。虽然每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不多，被宣告违宪的法律与同期立法数量相比也微不足道，但司法审查制的存在，无疑是防止立法机关滥用立法权，监督其在宪法范围内行事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在制约行政权力方面，美国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司法审查制。在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章中，对司法审查的原因、方式、适用范围、临时救济及行政法官均做了详细的规定。自1803年以来，司法审查制一直是深受公众依赖，具有传统权威性、最主要监督行政权力的方式。在美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并强硬的总统在扩张行政权力时，无一不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严格审查和限制。

在调节立法权与行政权的矛盾方面，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显示出独特的平衡和监控能力。美国是既实行分权原则又采取两党制的国家。政党政治往往使两大政党控制下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矛盾激化，从而影响美国政治的稳定。联邦最高法院此时可发挥重要的调节和平衡作用。例如“水门事件”的解决。“水门事件”是在1972年总统竞选中，共和党人潜入水门大厦通过安装**，搜取人竞选情报的事件。这在美国本是政党斗争司空见惯的伎俩，但居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席位的人则利用此事件，向连任成功的共和党人尼克松总统发难。国会要求总统交出白宫录音带以接受调查，尼克松却以事关国家安全和总统享有行政特权为由予以拒绝。于是国会与总统之争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随即审理此案，并以8：0表决裁定：只有联邦最高法院才能解释宪法；在任何情况下，总统都不享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行政特权；为了保证司法系统的完整性，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结果，上交的录音带证明尼克松曾参与了掩盖水门事件活动。为了避免国会已经启动的弹劾追究，尼克松被迫引咎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通过此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利用司法审查制最终解决了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对峙，并对日益扩大的总统权力予以严格的限制。这表明，独立的司法权在维系立法权与行政权平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司法审查制对世界宪政和司法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美国司法审查制探索出一条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成功之路。英国是最先走上探索司法独立改革之路的，美国则是完成这一改革事业的国家。美国对司法独立原则最大的贡献是，使法院获得了违宪审查的权力。该权力与法官终身任职制、高薪制、独立审判制相结合，真正实现了法官独立或法院独立，也即司法独立。独立的司法权在捍卫宪法、保障人权、限制其他权力扩张方面才可以发挥制约抗衡的作用。美国司法独立原则的完整内涵，为世界各国确立司法独立原则的价值取向、范围界定及运作机制等方面均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参考。

其次，美国司法审查制提供了一种新的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由法院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行使权力的行为进行审查，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或行为宣告其为无效。这种审查不是一种主动的事前审查，而是通过审理具体案件时针对此案适用法律所做的事后审查，但它依然是对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进行有效监督的审查。这一制度的存在，对于维护宪法尊严和权威，实现依宪治国，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作为司法机关，法院本身也必须遵守宪法，而决不允许司法专横，这是美国司法审查制确立之初就已明确的原则。美国宪法存续200多年并成功地有效实施，司法审查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后，美国司法审查制对世界各国宪政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两种情况：

密尔范文篇7

关键词：歧视、消极自由、社区，弱势

在群体自由的实现和个体自由的实现之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一个陌生群体中新出现的个体的自由应该如何被重视和保证。这个问题开始于密尔，他提出了保护优秀个体的建议，接着以赛亚柏林作出了一部分探索，他就个体在何种范围上获得自由即消极自由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然而，他们的探讨在这种自由实现的现实途径上却没有给我们以更多的答案。循着这条道路，我试图寻找到新个体在陌生群体中获得自由的充分条件。我认为一个真正的无歧视的群体的自由价值观的形成是新个体在陌生群体中达到自由的必由之路。

在今天身份制度松弛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民工流转问题，大学生工作户籍迁移问题，以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问题似乎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但是，人口的流动的自由，并不代表着人们能够在新的环境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享有在过去的群体中同样的机会。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这些新移民中的精英阶层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和挑战，在这些压力和挑战面前他们首先应该面对是如何消除歧视，获得个体自由的发展的空间。尽管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新移民中的精英阶层也应该通过主动的努力赢得社会认可和尊重，获得自身和整个阶层发展的充分机会。

一、群体歧视新个体的弊端——密尔自由论中的个体自由

密尔在《论自由》中曾经说：“在与整个人类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的人其生活试验如经他人采纳，可能会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点什么改进，但是这些少数人好比是地球上的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就会变成一池死水。还不仅是靠他们来倡导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们。如果没有新的事物要做，人类的智慧岂非就不必要了吗？”[1]密尔强调天才和杰出人物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但是对于密尔天才的理解我们首先要做一个道德上的考察，如果一个杰出的个体拥有较高的智商那只是他为一定群体作出贡献的必要条件，假设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集体，那他的天才对于群体来说就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道德上存在着一个黄金率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才的不作为将会导致一个这样的局面，在同等条件下平凡人也不愿作为；而平凡人决定的恰恰是社会的物质生活，缺乏基本物质生产的社会将缺乏最基本发展条件。这个结果是可怕的。所以人们最满意的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天才，即使没有这种天才，人们也不愿意看到连平凡人对社会也不负责任的局面，社会互相拆台的局面。密尔强调天才的作用有他特定的历史范围，他是针对当时英国重多数而轻视个人的政治现实提出的，我们要做全面的理解。

“我这样强调地坚持天才的重要性，坚持让它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深知在理论上没有人会否认这个立场，但是我也深知在实际上却是几乎每个人都对它漠不关心的。”[2]所以密尔重视的并不仅仅是天才本身，而是天才产生的条件，以及如何发挥天才的特长问题“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数，但是为了要有他们，却必须保持让他们生长的土壤。天才只有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的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义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较多个性的，惟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适应社会为了省去其成员形成个人性格之麻烦而准备下的那些少数模子而不感到有伤害的压束。”[3]

同时密尔也对天才作出了限制“我绝非在鼓吹那种‘英雄崇拜’，奖励有天才的强者以强力抓住世界的统治，使世界不顾自身而惟他之命是听。他所能要求的一切知识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看来，在仅仅是一般群众的意见到处都成为或者正在成为支配势力的今天，对于这种倾向的一个平衡力量和纠正办法，正要那些在思想方面利于较高境地的人们越来越多的发挥其断然地个性。在这种环境中，那突出的个人特别不应当受到吓唬不去做，而应当受到鼓励要去做出与群众不同的行动。”[4]

通过密尔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首先，他界定的天才是无群体限制，有着自然力量和智力的，这种天才我们可以理解为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但是密尔没有说这样的精英们能否结成一个精英集团，这样的结合不但会对“草根”社会形成一种压力，他们形成的精神空间和物质空间是“草根”社会无法企求和见到的。这样会加大两者之间的误解和猜忌。而且，精英分子集团内部也越来越丧失自我更新的能力，因为草根中的“精英”无法打破这种障碍与优秀的精英结合到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保护精英的同时也要寻找一条能够保证草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其价值的路径。我们都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只有强强联合才能达到效果最优。所以我们对精英这个概念应作内涵上更宽泛的理解，即每个阶层和界别都有精英，这样的精英所出身和从事的职业保证了他们不会结成一个集团，因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所身处的家庭，所就读的大学已经成为他们的一段经历，无法回避和否认了，他们这些经历是他们一生都不可以改变的。他们也不应回避这些身份的规定，

身份是我们识别一个人的基本依据，但是如果不问过程，而只就身份来对待个体，就会形成一种相对紧张的氛围，使精英悠闲自得躺在成绩上打盹，而使草根们的特长得不到最大的发挥，这样的价值观是两个最不利的因素的结合，从而使社区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挫折。甚至使社区面临着崩溃的边缘。所以，这样的相对范围内的精英更符合精英概念的内涵要求。这种精英的理念打破了精英集团的神话，最终确立的是一种社会各界层联盟的的形式。这样的理解也把精英的概念历时化了，这就是人们处在了一个充分竞争的社会，我们需要不断地在新的环境中求证自己的精英地位。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每个人都面临空前的压力和竞争，不合格者就要被淘汰出局。

但是密尔的论证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我们虽然从它那里找不到自由的现实结果，但他对个体自由的推崇也成为我们每个人追求的个人的尊严的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他摆脱了传统的功利主义只重视结果和忽视过程的弊端。

二、社区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伯林的消极自由

个体之所以能在市场经济中自由流动，他的生存问题即使是不够好也摆在了无法融入陌生环境的困难之后。因为，生存是靠出卖劳动力能够得到缓解的。而精神遭受到的歧视是无法用金钱来弥补的。这种个体在陌生人群面前遭到的境域严重的限制和削弱了个体的创造力的发挥和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的自由权就被剥夺了，我们如何来理解这样一种境域呢？我们被剥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呢？我们如何能找回自己的自由呢？我从以赛亚伯林身上找到了一些问题的出路，伯林提出了两种自由的划分，在他看来“消极自由是霍布斯式的免除限制的或阻碍的自由，就制度性和可行性方面而言，消极自由是法律和政治体制可以比较清晰实现，或者说，可以明确判断出一种制度是否捍卫了个人消极自由。伯林在《自由论》中说：“自由的平等性；，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最简单与最普遍意义上的公正；这些东西是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5]可以说公正是每个人追求自由所要达到的最基本目标，因为这是一切价值实现的基础，否则即使创造的价值也可能是奴隶被主人无偿占有的价值。现代个体面临的最大价值选择悖论就是，宁可成为富有的奴隶，也不愿做贫穷的自由人。这样的价值选择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存在着歧视问题，人们只要能在一个好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空间，他们就会安于现状；而意识不到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做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满足物质享受的同时，他们应该同陌生群体中个体享有同样被尊重，被信任和重大事件的知情权。

不可否认，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个体身上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是最难改变的。人一生当中始终不能忘记幼年成长的文化氛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个体的不同个体的价值结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也产生着相互影响。伯林说：“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权威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加真实也更人道，人类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6]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新移民不能自喜自己有了不经努力就被尊重天然特权，同时，原著民也应该认真思考下怎样以主动的姿态来面对这一新的价值纬度。

在新个体的涉身处境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消除彼此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一种文化上的陌生，消除陌生的过程是对新环境，新语境和新交往规则的熟悉和默认。这种陌生感产生的就是直观上的不自由。在伯林的意义上就是和新的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打交道的过程。其中主要的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因为两方面所遵循的是不同的制度与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交往带来了很多障碍。如果在交往的过程中再造成误解就会使问题变的很复杂，就会产生我们的所说的偏见，这样的偏见不加解除所形成一种价值的观念就会使交往中先进的强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就产生一种歧视。在这种理解问题的方式下，交往的双方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样的不协调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协调，不如说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越具有文化气息的个体这种冲突就表现的越明显。面对这种冲突更应该反思的是作为原环境的精英力量，他们和新个体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是否是由个体造成的。这种差异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如果这样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对待和处理。新的社区建设将是无法形成的，相反，这些草根阶层的精英在原有社区的建设当中还会起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双方的自由都是无法实现的。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互相尊重的问题，歧视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遭受最大的损失。只有消除歧视才能使尊重成为可能，特别是新个体在新的环境中是弱势的。这样的现实就决定了新个体的压力是空前的，他的心理压力没有释放的场所。很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影响到他人的权利，那么自由就无从谈起。尤其，如果个体到达一个新的压力比较大的社区，如农民工进入大城市，新入学的硕士博士进入名牌高校。这种压力是不言而喻的。长期的心理压力不仅给弱势个体的身心倍受煎熬，最终也会影响到真个社区的发展和稳定。因次，想要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得到一种无害的结果，无歧视的社区首先要做到文化上的互相尊重，特别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性别文化，大学文化的差异。其次，要努力形成新的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社区稳固的精神纽带，这样的纽带甚至也会形成一种身份认同从而实现价值观的转化。第三，强势群体，特别是强势群体的精英阶层要有远见卓识。要尽最大的努力形成一种充分竞争的氛围，给新成员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区真正充分的优胜劣汰。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出台保障全体成员的充分自由的制度，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第四，新个体也要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尽快达到彼此认同。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三、充分的自由是否具有乌托邦色彩——文化多元主义的结论

上述观点的一个重大理论困难就是这种无歧视的社区建设是否有现实基础。这种推论是否导致一个乌托邦的社区。在作回应之前，应该先对弱势群体进行一个区分，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下和生活水平，文化水平不高尽管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是往往在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是由于制度的改变而产生的“无知”弱势，针对于这样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处境是和他们的能力不想符合的。因为他们原由的技术和优势作了地区性和行业性的转移，而他们还没有适应这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弱势是暂时的，相对的。如果市场有需要他们以往的经验和能力就会发挥出来。同样，这些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新个体的身上，他们客观上遇到了新的挑战，但是他们的能力，观念和优势同样也没有发挥出来。新的社区如果能对这样的群体作出适当的宽容，弱势也就会转化为优势了。

在这一点上文化多元主义关于移民群体的论述给我们带来了启示。“移民正在要求一条更具宽容性或更具“多元文化”的整合途径，这种途径会允许甚至会鼓励移民保持自己种族遗产的若干方面——即使他们将整合进靠主流语言运转的共同制度。”[7]这种途径是并不是一种妥协的途径“移民坚持，他们应该有自由去维系某些涉及食物、穿着、娱乐、宗教等方面的古老习俗，并且应该有联合彼此以维系这些常规的自由。”[8]

作为优势群体应该对新个体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建立和新的共同未来愿景的形成。而不能采取一种强迫的态度或者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在这里威尔金里卡给我们了一个批判性的理解：“在我心目中，这种要求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整合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要持续几代人的艰苦过程。这意味着，基于过渡的考虑，要能够对移民予以特殊的包容。第二，我们需要保证，那些共同制度——移民不得把自己整合进去——要能够同等程度地尊重、承认和包容移民的身份和习俗，正如移民历来对多数群体的身份和习俗予以尊重。这就要求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予以系统地考查，去确定这些制度的规则和象征是否把移民置于不利地位。”[9]

上述论证可能更多的是站在移民的立场上来探讨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新个体在陌生人群中的自由的问题，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陌生人群的态度，特别是的精英阶层的态度。在一个群体当中想实现真正的个体自由，必须打破任何人的小交往圈，要努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有责任感的原住精英这样才能是问题有解决的现实基础。这个问题的出路同时也是陌生群体中其他个体自由的保障。

特别指出的在新个体充分自由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整体的自由没有整体的自由，个体自由也是无法保障，我们在人力资源的流动中要更多的注重优势互补，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对于机会较少的社会，一个人获得机会的多少直接接决定着他感受公平的程度。可能由于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局限性我们的社区可能不能提供给我们绝对多的机会，但是只要能够提供给弱势群体尽量充足的机会，特别是在提供机会的过程中要信息充分对称。“一个人的消极自由的范围，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有什么门、有多少门向他敞开，它们敞开的前景是什么，它们开放程度如何等等的函数。这个公式不应被推得太远，因为并不是所有门都是同等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所开放的途径依它们提供的机会而定。因此，如何保证在特殊的环境下自由的全面增长，自由如何被分配，特别是在一扇门的打开几乎不可避免地抬高一些阻碍而降低另一些阻碍的情况下；总之，如何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情形中是机会最大化，这的确是个折磨人的问题，无法用任何一种固定的规则来解决”[10]

密尔范文篇8

【关键词】帕乐西汀；脑卒中后抑郁；康复

脑卒中是当前危害我国中老年人生命与健康的重要疾病，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在躯体致残的同时，心理致残也十分严重。国外研究发现脑卒中患者的抑郁发生率为40.1%［1］，我国发生率为34.2%［2］。脑卒中患者发病后抑郁情绪与疾病的发展、疗效和预后有密切关系，因而选择合理的药物来改善其抑郁情绪倍受重视［3］。我们应用帕乐西汀对卒中后抑郁患者进行了临床对比研究，现将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在我院住院治疗的60例卒中后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0例，女20例；平均年龄60±12a。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4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将入组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帕罗西汀治疗组）与对照组（常规治疗组）各30例。两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方法

1.2.1给药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及康复治疗。研究组入组前停服用其他抗抑郁剂，并进行1w清洗期后服用帕罗西汀治疗，未服用抗抑郁剂者直接服用帕罗西汀，起始剂量10mg・d－1，早餐后服用，第2w增加至20mg・d－1。

1.2.2疗效评定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4］评定临床疗效，于治疗第4、10w末各评定1次；神经功能缺损量表评定神经功能缺损程度，于治疗前后各评定1次，两组间进行对比分析；疗效评定标准：HAMD减分率≥75%为痊愈，≥50%为显效，≥25%为有效，＜25%为无效。所有数据以±s表示，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HAMD评定结果比较研究组治疗4w末总分为13.51±5.11，10w末为7.44±5.44；对照组治疗4w末为12.20±2.68，10w末为12.40±2.81。根据HAMD减分率评定，治疗10w末研究组痊愈19例（63.3%），好转6例（20.0%），无效5例（16.7%）；对照组痊愈10例（33.3%），好转6例（20.0%），无效14例（46.7%）。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

2.2两组治疗前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研究组治疗前为23.8±7.1，治疗后为4.9±3.5；对照组治疗前为26.2±6.8，治疗后为17.9±6.3。两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研究组治疗后神经功能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

3讨论

卒中后抑郁发生率较高，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可能是因神经疾病本身和社会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Astrom等［5］发现脑卒中后急性期脑左前部损伤的重度抑郁发生率是左后部损伤的3倍，是右侧大脑半球的10倍，梗死灶越是接近左半球额叶抑郁程度越明显。大多数学者认为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或躯体功能丧失是引起脑卒中后抑郁的重要因素。

卒中后抑郁的主要表现是情绪低落，悲观厌世，烦躁，缺乏主动性，食欲不振，睡眠障碍以及全身疲劳等，可能与卒中使脑内特定部位遭破坏导致去甲肾上腺素（NE）和5羟色胺（5HT）等递质功能低下，使患者产生抑郁倾向。帕罗西汀为5HT再摄取抑制剂，通过阻滞5HT再摄入和释放，增强其传递而发挥抗抑郁作用，同时刺激运动神经功能，促进脑组织康复。此外5HT还能诱导突触联系，促进感觉运动突触生长，增强脊髓运动的兴奋性，调节和改善有目的性运动反应，有利于瘫痪肢体的功能恢复。本研究显示，两组治疗第10w末HAMD评定及有效率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P<0.01）。

脑卒中后抑郁严重程度与脑卒中预后有密切关系，脑卒中抑郁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甚至增加脑血管疾病的病死率，不仅给患者带来躯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增加了社会负担。本研究显示，研究组的神经功能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因此早期有效抗抑郁治疗能提高患者神经功能康复及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尤洁，刘永珍，蔡焯基，等.卒中后抑郁状态的发生率及相关因素研究［J］.中华神经科杂志，2001，34：145

［2］KauhanenMl,KorpelainenJT,HiltunenP,etal.Postutrokedepressioncorrelateswithcognitiveimpairmenandneurologicaldeficis［J］.stroke，1999，30：1875

［3］张朝辉，宋景贵，王振英，等.氟西汀对脑卒中后抑郁状态及认知的功能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5，11（1）：7

密尔范文篇9

观察自拟中药方治疗广泛性焦虑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116例患者分别用抗焦虑药物（西药组58例）和自拟中药方（中药组58例）治疗，疗程均为6周。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临床疗效总评量表和不良反应症状量表进行治疗前和治疗第2、4、6周末评定。

结果

中药组与西药组临床疗效相当，而不良反应中药组显著少于西药组（P<0.05）。

结论

自拟中药方治疗焦虑症与常规西药治疗疗效相当，且不良反应少。

关键词

自拟中药方；广泛性焦虑症；不良反应；

5-羟色铵广泛性焦虑症（generalizedanxietydisorder，GAD）表现是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客观上并不存在的某种威胁或危险或对不幸事件的担心和害怕，其焦虑和烦恼程度与现实很不对称。它是一种病程较长的慢性疾病，而且容易复发，需要长期维持巩固治疗。2006年10月～2009年10月，我们自拟中药方对广泛性焦虑症58例进行治疗分析，并设西药组进行对照，比较两种疗法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采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CCMD-3-R）中GAD的诊断标准[1]。116例患者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总分≥15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项）总分<7分。两周内未使用抗焦虑药或其它精神药物，随机分为中药组和西药组，西药组58例（其中6例因中段治疗自然脱落），男24例，女34例，年龄18～64岁，平均（36.48±12.80）岁，病程6～36个月，平均（16.35±11.20）个月；中药组58例（脱落4例），男22例，女36例，年龄20～64岁，平均（38.48±15.80）岁，病程6～34个月，平均（16.10±10.05）个月。两组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具有可比性。

1.2治疗方案

西药组由精神科医生负责用药，服用氟西汀或帕罗西汀每天20mg，阿普唑仑每天0.4～1.6mg，患者通常使用其中1种或两种药物，根据病情做具体调整，疗程6周。中药组用自拟中药方治疗，方为：当归12g，白芍12g，柴胡10g，茯苓12g，白术12g，甘草7g，郁金12g，生地12g，枣仁12g，远志12g；钩藤10g，菖蒲12g。如伴有食欲不振，嗳气频繁，加神曲、代褚石；肝气郁结，气郁化火加丹皮、枝子；时时呵欠，坐卧不安，加甘麦大枣汤；气血虚弱，头晕乏力，加党参、黄芪。每天1剂，水煎早晚服，疗程6周。

1.3HAMA、临床疗效总评量表（CGI）和不良反应症状量表（TESS）评定

HAMA和CGI在治疗前和治疗第2、4、6周各评定1次，6周末按CGI得分和HAMA减分率评定疗效；TESS在治疗后2、4、6周分别评定1次。CGI包括病情严重程序（S1）、疗效总评（G1）及疗效指数（E1=疗效得分/不良反应得分）。

1.4疗效标准

按照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拟定的4级标准[2]。痊愈：HAMA减分率>75%；显著进步：HAMA减分率50%～75%；进步HAMA减分率25%～49%；无效HAMA减分率<25%。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0.0软件，计量资料组内比较用重复测量t检验，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疗效比较用Ridit分析。

2结果

2.1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见表1。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表1两组患者疗效比较[例（%）]

组别例数痊愈显著进步进步无效总有效

西药组5820（34.5）18（31.0）14（24.1）6（10.3）52（89.7）

中药组5816（27.6）18（31.0）16（27.6）8（13.8）50（86.2）

2.2两组患者CGI中SI、GI、EI比较

见表2。两组患者SI和GI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而中药组E1显著高于西药组（P<0.01）。表2两组患者CGI评分比较（X±S）

组别例数SIGIEI

西药组525.12±1.041.91±0.872.03±1.18

中药组545.36±0.931.80±1.373.64±1.17*

注：与西药组比较，*P<0.01

2.3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同时间TESS结果见表3。与西药组比较，中药组3个不同时间TESS得分均显著减少（P<0.01），说明中药治疗的不良反应明显少于西药治疗。表3

两组患者治疗不同时间TESS评分比较（分，X±S）

组别例数第2周末第4周末第6周末

西药组523.90±1.395.52±2.265.73±2.05

中药组540.15±0.53*0.15±0.53*0*

注：与西药组比较，*P<0.01

密尔范文篇10

【摘要】目的探讨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将60例自愿戒毒的海洛因依赖者随机分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组28例和美沙酮治疗组32例。两组美沙酮起始量20～40mg・d-1，氯氮平起始剂量为12.5mg・d-1・Qn，平均剂量68.25±22.75mg・d-1。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和副反应量表评定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两组治疗前后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比较有极显著性差异（P＜0.01），副反应量表，除睡眠因子有极显著差异外（P＜0.01），其它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疗效肯定，安全性高。

【关键词】海洛因；依赖；氯氮平；美沙酮

Curativeeffectsofmethadonecombinedwithclozapine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heroindependence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curativeeffectandsafetyofmethadonecombinedwithclozapineinthetreatmentofpatientswithheroindependence.Methods60patientswithheroindependencewererandomlydivideintocombinationgroup(methadonecombinedwithclozapine,n=28)andmethadonegroup(n=32).Initialdosageofmethadonewas20~40mg/dforboth2groupsandthatofclozapine12.5mg/d,Qn,meandosage68.25±2275mg/d.ClinicaleffectivenessandsideeffectswereassessedwiththeHamiltonAnxietyScale(HAMA)andTreatmentEmergentSymptomScale(TESS)beforeandaftertreatment.ResultsBeforetreatment,therewasmostsignificantdifferenceinthescoreoftheHAMAbetweenthe2groups(P<0.01);sleepfactoroftheTESShadthemostsignificantdifference(P<0.01)andtheotherfactorsno(P>0.05)betweenthe2groups.ConclusionCombinationofclozapineandmethadonehaspreciseeffectivenessandhighersafetyinthetreatmentofheroindependence.

【Keywords】Heroin;dependence;clozapine;methadone

近年来，对海洛因依赖者的戒断治疗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是美沙酮递减替代疗法，作用安全可靠，但症状波动较大，后期减药困难。我们采用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取得了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2年3月～2004年3月我院收治的60例海洛因依赖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阿片类戒断综合症的诊断标准；（2）体格检查、心电图、脑电图、血常规及肝、肾功能检查均正常；（3）排除躯体疾患及其它精神疾病。其中男40例，女20例；年龄20～37a，平均28.17±7.73a；吸毒史1mo～105mo，平均58.93±36.78mo；治疗时海洛因日吸食量0.3～1.2g，平均0.73±0.25g。

1.2方法

1.2.1分组将入组病例随机分为研究组（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28例和对照组（单用美沙酮治疗）32例，两组在年龄、性别、吸毒史、海洛因日吸食量上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性差异，具有可比性。

1.2.2治疗对照组：根据海洛因吸食量及吸毒史，美沙酮起始剂量20～40mg・d-1，逐渐减量，可联用氯硝西泮。研究组：美沙酮用法同对照组，氯氮平起始剂量12.5mg・d-1・Qn，根据病情加减剂量至睡眠改善，平均剂量68.25±22.75mg・d-1。两组服药期间均每1w检查血常规1次。

1.2.3评定工具于治疗前及治疗后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疗效和不良反应，并进行比较分析。所有数据采用卡方检验或t检验。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HAMA评定结果，见表1。

表1两组HAMA总分评定比较(略)

表1显示：研究组与对照组在治疗前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治疗后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2.2两组TESS评定结果，见表2。

表2两组TESS评分比较(略)

由表2可知：两组除睡眠因子有极显著性差异外（P＜0.01），其它因子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3讨论

有研究［1］表明，阿片类物质产生依赖的主要神经生化机制可能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有关。在动物NAc区给予5羟色胺2（5HT2）受体激动剂可提高该脑区多巴胺的释放，而给予拮抗剂又可明显抑制脑区多巴胺的升高引起超常电活动，5HT2受体拮抗剂可有效减轻吗啡戒断症状和对吗啡的渴求［2］。氯氮平是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生理学研究表明［3］，氯氮平除选择性作用于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外，尚有明显的抗5HT2受体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4］表明,吸毒者有外倾不稳定性及精神病性人格特征，存在反社会性人格特点，表现为狂躁、易怒、粗暴、冲动性、自我为中心、个人渴求强烈等。口服小剂量氯氮平可有效控制吸毒者的冲动、狂躁、易怒等精神病性症状，保证戒毒治疗顺利进行，减少对医务人员的伤害。

海洛因依赖者常伴有焦虑症状，而失眠可加重焦虑，戒毒者服用小剂量氯氮平后可很快入睡。本研究显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可明显减轻焦虑情绪。两组不良反应除睡眠因子有极显著性差异外，其它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提示美沙酮联合氯氮平治疗海洛因依赖疗效肯定,安全性高，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戒毒治疗方法。

参考文献

［1］刘闯，郑继旺.药物渴求［J］.中国药物依赖杂志，1999，19

［2］杨国栋，周文华.神经元重朔与海洛因成瘾［J］.中国药物防治杂志，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