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范文10篇

门槛范文篇1

[关键词]素质教育创新思维质疑能力培养质疑能力的方法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时代已向的要求：教育要以创新能力的培养为目的，以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时代呼唤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材，时代更呼唤素质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质疑能力的教师。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质疑能力则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基础。教育家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万，起点是一问。”在初二物理课本一开始就谈到科学探究方法的步：“观察与问题。”由此可见，学生学会“质疑”才能跨进创新思维的门槛。在十多年的物理教学实践与教育教学理论学习中，我对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有感悟，现与大家交流几点。

一、培养质疑能力的必要性

质疑是较的分析后的疑问，质疑是思维的批判性的。善于问题，才能问题，质疑是思维的开始，的质疑往往的开始。从人类的认识发展规律看，任何科学发明与往往从质疑开始，从释疑入手，从无疑到有疑，再从解释到创新。物理学史的每阶段的进展几乎从质疑开始的，例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伽利略对此质疑，指出“物体在受到外力时可匀速直线运动状态”，后牛顿，总结出了牛顿运动定律，从而奠定了经典力学的基础。从事例可以看出质疑能力是多么。难怪爱因斯坦指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数字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新的问题，却需要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对此也深有体会：“科研工作者来说，最的是会不会问题”。由些可见，在物理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学会质疑，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能力。

二、创设的,培养学生质疑的

老师说你跟我学吧。他指定书让学生回去看，让他找出问题来与他。学生问题，老师开始并不正面回答，却反问几个问题，让学生去想。后来这名学生终于在竞赛中拿到了世界金牌。我想这位教师高明之处就在于让学生感受和学会质疑。由此可见，善于问题、问题的质疑能力，是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核心动力，是创新思维的机。教师要、机会，鼓励学生问题，让学生的思维插上想象的翅膀，遨游在知识的海洋。

三、几种质疑能力的初探

现行的教学中，不少教师了学生问题即质疑能力的培养，其结果是，“高分低能”。是问题的勇气，问题的，还问题的质量都不尽人意。学生提问意识，质疑意识，挑战意识，被动地，被动地作答，即使偶尔提问，也只是标准答案，提问僵化成了“单向流程”。难怪一位著名教育家说：“孩子们入学前是个“问号”，而毕业时像“句号””。那么,如何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我想从几个说明:

1、“模仿”质疑。

模仿提问阶段是质疑的初级阶段，学生听课中不懂的地方，不会做的习题，敢于问同学或老师。在老师的下，学生学会按老师提问的方法来问题。阶段学生的问题往往简单，就事论事的直接提问，模仿性很强。培养和锻炼，大多数学生可以阶段的。例如，学生看到三棱镜把太阳光分解成七色光谱，就会产生“这是怎么回事”的疑问；听到共振音叉的响声，又会产生为那个音叉敲也响起来的问题等。

2、“”质疑。

“”提问是较高阶段的质疑。学生往往从已认识结构，有意识地思考问题，教师讲解的内容与课本、课外参考书内容的不同，或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试图有新意的问题。阶段学生的问题有的成熟感。

3、“创见”质疑。

这是质疑的高级阶段。这阶段学生所提的问题有的深度和难度，往往击中关键，“揭示规律”、“独创”、“”之特征。例如，在测量液体的密度时，学生想到的实验设计方案是：测杯子质量，测杯子与液体的总质量，然后测出液体的体积。显然测出的实验结果误差，有些学生就对此产生质疑，并找到的实验方案。如此的质疑，会萌发出性思维的火花。

四、培养质疑能力的方法

为学生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目的，一名优秀的教师总能适合学生认知的好问题，学生探求知识的导火索；而一名杰出教师，则总能激发和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质疑能力。那么如何培养学生质疑能力呢？下面我浅谈几点，仅供参考。

1、的师生关系，使学生敢问。

长期，在师道尊严的师生关系中，教师是知识的权威，扼杀了学生学习的性，学生遇事提问的习惯。而的师生关系应是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者、者、服务者，是学生的知心朋友。教师应以平等的心态和亲切的微笑迎接每来请教的学生，以宽厚的胸怀容纳每幼稚甚至无理的提问。每问题的学生思考的结晶，扼杀学生的质疑扼杀学生思考的性。这是每个教师不愿看到的。民主平等、愉悦的课堂，才能给学生的提问环境。我记得有一次上“物体做功”的公开课时，学生当堂：“上电梯时电梯对人做功吗？做功的距离是地面电梯？”，“在草地上滚动的足球，摩擦力对足球做功，是不符合做功的条件？”其实问题，教学的难点，还得等待到高中学习，学生问题是对老师的信任。遇到情况，当时我是先让，再各抒已见，然后由我点拔和说明。教学进度受到了，但学生兴趣很浓，学生质疑的性也了保护。课后我也反思，若公开课我又会怎样情况呢？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至从那次公开课以后，我注重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了。

2、采用多彩的教育，使学生要问。

为激发学生问题，教学中应为学生多彩的教学。例如尽采用挂图、幻灯、录像、多媒体课件，精彩的演示实验或学生的分组实验等，还可以学生跳出书本，走出教室，关注社会，去田野，去工厂，尝试解决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我在青海支教时，曾带初二学生参观过我国研制颗原子弹的诞生地——原子城，在那里学生就好多物理的问题，如“原子弹威力为这么大？”，“为原子弹发射要在高原？”等问题。由此可见，采用教育，学生是发自内心有感而发地问题。

3、引发质疑。

“引发质疑”分析、某种观点看法和已知事象或新的实验事实矛盾，从而质疑。如近两千多年，人们都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圣言”，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的快，伽利略在做单摆实验时，摆线上系轻重不同的石块，从最高点到最低点所用的都相同，了质疑。后经反复实验和，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了科学的“落体定律”。

4、条件引发质疑。

物理规律都有的适用范围，在教学过程中可学生条件，想一想在不同条件下的表达；同一物理问题起来往往有多种方法，有时条件思考，能最佳的求解方法。如在讲到内能时，强调“同一物体，温度越高，内能越大”，还可设问“若同一物体情况又会怎样呢？”

5、追求因果质疑。

要教育学生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脑海中要经常“为”三个字，要经常追问物理概念为要定义？物理规律是如何得来的？实验为要设计？某物理也要经常问问产生的原因是？例如为眼睛会看见东西？雨后的天空为会彩虹？机油落在水面后为会五彩缤纷的斑纹？……不懈地寻根问底常常会引出物理概念和物理规律，或能对它们的理解，有时还会意想的收获。

6、逆向思维质疑。

这是与通常思维程序相反的思考，这是从相反的方向展开思维，问题的质疑方法。例如，法拉第电产生磁的，逆向思考了质疑：磁能否产生电？并10年的艰辛努力，终于了电磁感应，为人类电气时代了一把金钥匙。平时的物理教学活动中可以经常学生运用方法质疑。例如在讲过晶体的熔化条件，然后“那么晶体的凝固的条件又是呢？”再如：力学中“假如摩擦，世界会变得怎能样？”等问题的，都有助于培养学生今后采用逆向思维的质疑。

7、运用实验引发质疑。

实验是物理学的基础，实验观察与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有利于激活对科学的精神，有利于培养学生实验来、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例如在托里拆利实验中，演示标准大气压是于76厘米汞柱所产生的压强结论后，在学生已认知情况下，老师先提问如：将试管倾斜，将试管向上提，将试管改为粗些或细些，则水银柱的会不会有？在打开学生思维的后，让学生质疑与，就有利于学生自我质疑能力的培养。

质疑是科学的源泉活水；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器，是培养创新思维的起点。质疑使人敏锐，质疑使人深思，质疑使人智慧，。试想，不会质疑的人又怎能创新！愿更多的教师能领着学生学会质疑、善于质疑，跨进创新思维的门槛。

参考文献：

《走进新课程》

《英才是怎样炼成的》

《解读新课程理念》

门槛范文篇2

一、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数和比例

(一)参保职工以本人月工资为缴费基数，其中月工资低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60％的，按照60％确定；高于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300％的。按照300％确定。如职工工资收入记录不全的，按照当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确定缴费基数。职工月工资可按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计算。参保企业按照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作为单位缴费基数。

(二)参保企业和职工个人的缴费比例，由各统筹地区结合当地实际确定，企业缴费比

例最低不得低于12％；职工个人缴费比例最低不得低于4％，最高不超过8％。

二、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一）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公民身份号码，为每个参保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发给参保手册，记载缴费情况。

(二)参保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由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中划转的部分组成。职工个人缴费全部划入个人账户，单位缴费中划转的比例，在2003年12月31日前，按企业缴费比例乘以0.2确定；2004年1月1日后，按企业缴费比例乘以0.15确定。个人账户记账比例最高为11％，个人账户储存额每年按个人账户基金的实际收益率计息。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实行分别管理。

(三)参保人员在不同用人单位之间流动时，其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和缴费年限合并计

算。

三、基本养老金待遇计发和调整

(一)参保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符合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1998年1月1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1997年12月31日以前参加工作、1998年1月1日后退休的职工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三部分组成。基础养老金每月按本人退休时上一年度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乘以缴费系数计发；个人账户养老金每月按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计发；过渡性养老金每月按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乘以1998年1月1日前缴费年限，再乘以14％计发。缴费系数按下列公式计算：

缴费系数＝正常缴费年限＋∑[(低标准缴费年度企业费率－划入个人账户比例)/当地同年企业正常缴费费率－划入个人账户比例]/全部缴费年限之和

缴费系数小于1；如按《条例》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限累计满15年的，缴费系数等于1。

(二)低标准缴费人员退休后。其基本养老金的计发不适用《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

(三)低标准缴费人员退休后。其基本养老金的待遇调整按正常调整标准乘以本人缴费系

数确定。

四、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开支渠道

门槛范文篇3

1文献评述

国外学者关于财税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非线性效应研究中，不同学派观点差异较大。Gia⁃vazzi发现在丹麦和爱尔兰的财政紧缩期间其财政政策能促进私人消费，该发现极大挑战了传统凯恩斯理论［2］，随后国外学术界对财政政策非线性进行了大量研究。Bertola从理论角度建立最优模型，认为财政支出能对居民消费产生非线性效应［3］。Amano研究发现个人消费在短期和长期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也存在显著性的非线性影响［4］。Wang实证研究财政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显著的非线性效应［5］。Wis⁃sem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税收收入一旦超过了临界阀值便会产生非凯恩斯效应［6］。Goldin从税收凸显角度分析税收对不同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征收消费税和销售税会显著降低低收入人群对香烟的需求，对于高收入人群的卷烟消费却不显著［7］。我国学者关于财税政策与居民消费之间非线性影响的研究中，如张明喜、王立勇、方红生、储德银等研究了财政政策紧缩和扩张两个时期的政策总效应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显著非凯恩斯效应［8-11］。徐斌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理论，发现收入差距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消费影响效果存在较大的差异，财政支出对东部和中西部都产生显著的非线性影响，但是东西部呈现“正U”形分布，而中部呈现相反的“倒U”形分布［12］。毛军从财税政策和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非线性效应非常显著［13］。许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分析税收政策对中国居民的消费影响，如洪源从民生财政收入切入，分析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运用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中国的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并且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的非线性效果［14］。王结玉认为应重点关注个人所得税制对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影响，运用税收政策努力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使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化［15］。国内学者关于城乡居民税收负担的测算以及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中，关于间接税负担的实证研究较多。聂海峰等认为间接税负对居民收入调节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合理设置间接税负比重，防止间接税累退效应影响中低收入群体消费［16］。汪昊等发现农村居民的间接税负大于城镇居民，并测算出中国城乡居民间接税负担均呈U型［17］。赵艾凤等认为我国消费税虽然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调节效果有限，但是在2009年之后成品油消费税成为影响消费税分配效应的最主要因素［18］。杨森平等通过计算和比较间接税后及税前泰尔指数，发现间接税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逆向调节为主，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单位收入所承担的实际间接税差异是促使间接税加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19］。陈建东等研究发现消费税在不同的时期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差异，在2000—2011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然而在2012—2017年消费税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转为逆向调节［20］。许坤等利用广义矩估计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对税收负担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税收负担并不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但能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政府投资间接影响收入在企业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21］。国内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收入与居民消费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等问题。韩玉萍等发现总收入及收入来源的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在地区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总收入不确性促进了东、西部农村居民消费，但抑制了中部消费［22］。李卫华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研究了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提出居民工资性收入、居民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城乡差距都很大［23］。陈浩等发现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收入阶层存在较大的差异，低收入群体主要为生存型消费，中等收入群体体现为扩大发展型消费，而高收入群体主要表现为享受型消费趋势，并且三种消费类型依次从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24］。综上，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为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思路。但已有的研究大多从财税政策或税收负担角度研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或单独研究城乡居民消费问题，研究结果各不相同。本文将基于门槛回归模型，以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宏观税负、直接税负以及间接税负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

2税收负担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实证检验

2.1门槛模型的设定。本文借鉴Hansen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25］。门槛回归模型是指当经济参数达到特定的数值后，引起另一个经济参数发生结构性突变的计量研究方法，该方法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条件确定门槛值，并检验门槛值的显著性，该方法克服了主观设置架构突变所产生的偏误。在进行静态面板门槛模型估计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γ和模型变量参数估计值α进行估计，然后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并对门槛值的置信区间进行估计。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检验：首先将任意γ0作为初始值赋予γ，并且在给定的门槛值下，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的各个参数值以及对应的残差平方和。然后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s1(γ)值来获得γ的估计值γ ̂=argminS1(γ)，从而找到最优门槛估计值。第一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α1=α2，备择假设为H1:α1≠α2，通过构造F统计量F=[S]0-S1(γ) ̂σ ̂2来判断门槛值是否显著，其中S0为原假设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假设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 ̂1=γ0，备择假设为H1:γ ̂1≠γ0，通过构造似然比函数LR=[S]1(γ)-S1(γ) ̂σ ̂2来检验门槛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由于统计量均不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因此运用自抽样法（Bootstrap）来得到F检验的渐进分布和概率P值，以此来提高检验的显著性。在通过第一个检验后，第二个检验也通过在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静态面板门槛模型存在双门槛效应。由于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分别建立税收负担对城镇消费和农村消费的影响，本文拟考虑设定如下静态面板门槛模型设定进行研究。式中：（1）和（2）分别表示三种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影响是否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组。其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czconsit表示城镇人均消费；ncconsit表示农村人均消费；czincit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ncincit表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I(•)为指标函数；Xit表示税收负担；γ1和γ2为待估测的门槛值；Zit表示外生控制变量；μi表示个体扰动项；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2.2数据的来源与变量说明。本文选取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港澳台外）2002—2017年的省市面板数据作为数据样本，本文涉及的原始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EPS数据库。31个省市的税收数据含其所辖计划单列市的数据（大连、宁波、厦门、青岛、深圳）。为了消除价格指数的影响，所有的变量指标都以2002年为基期利用各省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2002年=100），为了消除异方差和量纲的问题，所有的绝对数变量指标都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进一步增强数据的平稳性，具体数据见表1描述性统计。数据来源方面，模型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各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czconsit、农村居民人均消费ncconsit。解释变量选取全国税务部门分地区税种的税收合计占各地区GDP比重（宏观税负trit）；各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总和占各个地区GDP比重（间接税负trjjit）；各省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占总各地区GDP比重（直接税负trzjit）。门槛变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czincit；农村居民人均收入ncincit。控制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变量cxgapit用i省份t年的城乡人均收入比值来表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pgdpit；民生支出zcczit用i省份t年的各地的教育支出、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三个项目的总和表示；urbanit表示城镇化，用i省份t年的城镇人口占年末常住人口比重表示；教育eduit用i省份t年的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openit用i省份i年的进出口总量与GDP的比重来测算，各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2.3门槛效果检验与门槛值估计。表2报告了分别以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居民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居民消费为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城镇和农村进行了双重门槛检验，采用自抽法（1000次）反复抽样后模拟计算得到F值及伴随概率P值门槛效应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都会产生单一门槛效果。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当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对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只有当宏观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才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农村的人均收入没有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双重门槛效应。不管是以何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城镇和农村的居民消费而言都没有产生三重门槛效应，于是本文将采用双重门槛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当存在双重门槛效应时，表3列出了具体门槛值以及门槛值的置信区间。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当分别以宏观税负和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存在相同的门槛值，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9.6707（15846元）和10.0899（24098元）；当以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当以宏观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分别为8.3851（4381元）和9.251（8982元），而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则不存在第二门槛值，因为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由于我国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本文根据门槛模型测算出来的门槛数和门槛值，进一步可将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划分为低等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个阶段。具体收入水平等级划分见表4（以2002年价格）。2.4实证结果分析。门槛模型的变量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表5是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0.808，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6~24098元之间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减少，弹性系数为-0.452，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变为-0.06，但是效果不显著。CFPS数据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6年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富，低端25%的家庭仅仅拥有社会财富的1%左右，高收入人群占比较少，所以无法带动整体消费。宏观税负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显著的抑制效果，因此，目前我国宏观税负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以及消费升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小于15846元的低收入阶段，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效果为负，弹性系数为-1.010，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5846~24098元之间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迅速增加，弹性系数为-1.215，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24098元时，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的消费的影响的弹性系数为-0.647。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了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以及劳务商品的价格上升使得对居民的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间接税的累退效应使中等收入群体拥有较大的税负，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城镇居民由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的阶段，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递减，并且城镇居民又拥有较高的储蓄倾向，税收负担抑制效果逐渐变强。城镇居民由中等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转变时，消费结构由中低档转向高档使得劳务商品的价格对高收入群体影响较小，税收负担对城镇居民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抑制作用降低。表6输出的结果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变量的估计。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小于4381元时，宏观税负对居民的消费影响为负，弹性系数为-1.955，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4381~8982元时，弹性系数为-0.244，当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于8982元时，宏观税负对农村居民的消费产生的影响变为正，弹性系数为0.368，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税收负担对农村居民消费挤出作用扭转成挤入效应，税收收入的增加使得政府可以将更多的税收通过转移支付重新分配到农村居民手中，居民的收入水平间接增加，从而购买力水平增强，政府的补贴能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消费。税收的再分配效应从“政府偏向型”转向“居民偏向型”在农村居民消费中得到良好的体现。以间接税负和直接税负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农村收入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时，不存双门槛效应，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但是也对消费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此外，从表5和表6的控制变量来看，对于城镇居民而言，城镇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起到促进作用，不难发现城镇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往往经济水平较高，这意味着高的收入预期与收入水平和低的失业率，使城镇居民都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从而促进城镇居民的消费。但是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虽然经济水平较高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大，但是在全国物价水平大体接近的情况下，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差距越大，越发抑制农村居民的消费。政府的民生财政支出对居民的消费都产生了促进作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大额刚性支出”间接增加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能有效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进而释放居民预期消费。高等教育人数的增加对与城镇和农村而言都起到了负向的抑制作用，原因在于毕业生刚刚步入社会，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社会压力竞争大，即使有较强的消费倾向，但没有太大的消费能力。在对外开放程度方面，外需低迷，贸易摩擦不断，依赖出口贸易的企业利润持续下降，影响了企业的经营，也间接抑制了居民消费。城镇化的提高有利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消费，并且拥有较高的系数，城镇化有利于城镇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劳动生产水平的提高，并且可以为农村居民创造出比农业就业岗位更高增长率的工资收入，所以城镇化对城镇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3结论与建议

门槛范文篇4

一、降低入罪门槛的基本解读：与刑法谦抑原则不相矛盾

所谓降低入罪门槛，就是指入罪的标准降低了，构成犯罪更容易了。降低入罪门槛一般发生在同一性质的危害行为的范围内，表现之一是减少犯罪构成要件，例如取消犯罪客观方面的结果要件（实害结果和危险结果）和情节要件，以及取消犯罪主观方面的目的要件等；表现之二是扩大犯罪构成要件的涵盖范围，例如扩大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范围，以及增加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等。其结果是该行为构成犯罪的范围由窄变宽，犯罪圈扩大了，刑法调控的范围也增加了。刑法谦抑原则是刑事法治发展的必然诉求，是当代刑法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刑法谦抑存在的正当性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严厉性决定的。即由于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便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又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1

最早将谦抑之概念运用于刑法领域的是日本主观主义大师宫本英修，他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不可能根绝，如果勉强非要根绝犯罪的话，就会导致肆意侵害个人利益……因此刑罚的行使是有限度的，刑法应当进行自我谦抑……。”2

学界对刑法谦抑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呈现出诸多观点和成果。关于刑法谦抑的内涵或称本质的界定是中外学者探讨最为集中的部分。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刑法谦抑的三个含义“：第一是刑法的补充性。即使是有关市民安全的事项，只有在其他手段如习惯的、道德的制裁即地域社会的非正式的控制或民事的规制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第二是刑法的不完整性。……第三是刑法的宽容性，或者可以说是自由尊重性。即使市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3

其实，平野龙一关于刑法谦抑的核心观念只有一个：对于某种危害行为，只要能够采取其他手段充分抑止，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我国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从刑法的调控广度和深度层面进行界定。“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4二是从经济分析角度进行界定。“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5

上述观点都从不同的角度或层面深刻地分析了刑法谦抑的内涵，很有道理，值得借鉴。笔者认为，刑法谦抑应当是一个包括立法与司法、犯罪与刑罚、动态与静态的多元化的立体概念。其基本内涵主要是：紧缩性、补充性和经济性。这三种性质的基础是刑法保护法益的重要性和刑法调整方法（刑罚）的严苛性。紧缩性是通过对法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即在法律调控的整个范围中，刑法所占的比重应当是越来越小。因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不断趋近于文明的历史的，所以民众与国家之间那种严重的、暴力的对抗必然呈现减少的趋势，需要以最严厉的调控手段———刑罚来规制的行为范围当然缩减；补充性是与其他调整方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即只有在适用其他手段不适当，即太强烈（如私刑）或者太轻缓（如民事规制）时才能动用刑法；经济性应当是刑法谦抑的核心属性，它强调以最小的刑法投入获取最大的刑法效益，即一方面在立法上要求：只有在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它法律不足以抗制或太强烈时才能纳入刑法规范；另一方面在司法上要求：在已经划定犯罪圈的前提下，刑罚的配置应尽可能轻缓化。换言之，如果其它手段（排除私刑）足以抗制，却动用了刑法，就是刑法不经济；反之，如果其他手段不足以抗制，却不动用刑法，就是刑法没有发挥应有的机能。刑法谦抑的关键是限制性，强调收缩刑法的调控范围。诚如有学者所言“：谦抑主义主要具有这样的机能即限制刑罚权的发动。”6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很多学者认为扩大犯罪圈是对刑法谦抑原则的违背，不符合现代刑法的发展趋势。但是，笔者认为，刑法谦抑原则所要求的限制刑罚权必须以“该入罪的一定要入罪”为前提条件。确定入罪的标准需要合理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以本国刑法掌控的范围为基本依据，如果该入罪的没有入罪，就应当犯罪化，扩大犯罪圈；反之亦然。概言之，降低入罪门槛与刑法谦抑并无必然矛盾，评价二者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前提，即本国刑法掌控的范围，如果该范围不足，那么，一般而言，在坚持刑法谦抑的大原则下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入罪门槛，扩大犯罪圈的。考察国内外犯罪圈的划定可以发现，由于对犯罪的界定和法律体制不同，德国、日本、意大利等西方国家入罪的范围非常广泛，很多在我国根本不是犯罪（甚至都不是违法）的行为，它们都规定为犯罪了，例如，日本东京曾经颁布一个地方法规规定，女性在电车上抹口红给别人以不愉快的感觉构成犯罪；见了老人和小孩不让座位也是犯罪；拿着手机大声打电话都可以当作犯罪处罚。7

此外，英美等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对交通、饮食、卫生、药品等方面规定的犯罪更是举不胜举。例如，在英国，“特别是近年来，通过立法产生了数百种由刑法法庭处理的违法行为，以致今天在英国有大至叛国小至违章停放汽车等不少于3000种公认的‘犯罪’行为”。8

很显然，西方国家刑事法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度了，它们贯彻刑法谦抑确实应当是缩小犯罪圈，即非犯罪化。比较而言，我国1979年刑法的制定是基于特定国情，受制于“宜粗不宜细”的刑事政策，刑法的基本特征是“厉而不严”，即刑罚苛厉但法网并不严密。1997年刑法修订后，刑法条文由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由129个增加到412个9，刑法法网明显严密了，但是“厉而不严”的弊端仍然存在。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经济领域和经济关系更为复杂，严重的经济违法行为大量增加，花样不断翻新，导致很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经济违法行为应当纳入刑法而没有纳入。

因此，我国目前的任务不能只关注非犯罪化，而应当在某些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适当的犯罪化，即扩大犯罪圈（当然是适度犯罪化，也不排除对个别罪的非罪化）。

可以肯定，在经济领域适当扩大犯罪圈是我国目前的总体趋势，而且这种扩大具有当代价值，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并不违背刑法谦抑的原则，因为在我国，刑法谦抑的原则可能更应该体现在刑罚上的轻缓化，而不是犯罪圈的紧缩化。

二、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删掉了现行刑法第141条假药罪的危险结果要件———“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从犯罪构成的角度看，修改后，假药罪的客体、主体和主观方面都没有变化，只是客观方面发生了变化，该变化不是改变“制售假药”这一行为类型，而是仅仅修改了行为程度，不再要求制售假药的行为必须出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危险结果才构成犯罪，只要求具有该行为即构成犯罪，使假药罪由危险犯转变为行为犯，入罪门槛降低了，犯罪圈也扩大了。这样修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有以下几点。

（一）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符合入罪的评价标准

如前所述，刑法谦抑具有强调收缩刑法调控范围的限制性，但是这种限制性并不否定“该入罪的必须入罪”这一要求。这就需要分析没有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中应当入罪的行为。关于入罪的立法标准，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角度提出个人见解，即一般来说，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就说明不具备刑罚之无可避免性：（1）无效果。是指对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规定为犯罪，并且处以刑罚，也不能达到预防与抗制之效果。（2）可替代。是指对于某一危害行为来说，即使不用刑罚手段，而运用其他社会的或法律手段，例如道德教育、民事或者行政制裁，也足以预防或抗制这一危害行为。（3）太昂贵。是指通过刑罚所得到的效益小于其所产生的消极作用。10该见解是从反面阐明了入罪的标准，即如果某一行为适用刑罚符合以上任何一个条件，刑罚就是可以避免的，就不应当入罪。从正面阐述应当是：某一行为如果适用刑罚同时违反上述三个条件，就说明刑罚是不可避免的，就符合入罪标准。美国著名刑法学家帕克也提出入罪的6项基本要求：这种行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对社会的威胁是显著的，从社会的各重要部分来看是不能容忍的；对这种行为科处刑罚符合刑罚目的；对这种行为进行控制不会导致禁止对社会有利的行为；对这种行为能够进行公平的、无差别的处理；对这种行为进行刑事诉讼上的处理时，不产生质与量的负担；对这种行为的处理不存在代替刑罚的适当方法。11

借鉴以上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我国，要确定刑法中的入罪标准，还要回归到犯罪的基本特征方面，这样或许更易于理解适用，因为犯罪的基本特征是我国研究犯罪的逻辑起点，也是立法与司法中认定犯罪的基本标准。关于犯罪的基本特征，我国的通说观点是“三特征说”，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处罚性”。12

依照“三特征说”，只要是犯罪就应当具备这三个特征，相应地，如果具备这三个基本特征就应当是犯罪。事实上，这三个特征与以上关于犯罪的立法标准的实质是一致的。在这三个基本特征中，“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另两个特征的基础，基于立法层面，立法者之所以将某种行为纳入刑法规范规定为犯罪，就是因为该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刑法文本形成之前立法选择的唯一根据。至于另两个特征，则是刑法文本形成之后，犯罪在文本之中的法律体现和法律后果，而非刑法文本形成之前的评价标准。我们所要确定的标准，恰恰是入罪时的立法标准，是关于文本形成之前对犯罪的评价标准。因而应当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作为入罪的评价标准。

（二）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符合刑法理论

确定了入罪的评价标准，接下来应当研究单纯的制售假药行为是否符合该标准，即制售假药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然以社会危害性为前提，所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指行为对我国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关系造成实际危害或现实威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应理解为主客观要素的统一，它不只是由行为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来评价的，还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要件。13

就制售假药的行为而言，无论其是否有危险结果出现，都是制售假药的行为，其行为对象都是假药。关于假药的内容，依照《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是指属于假药和按假药处理的药品、非药品。其具体包括：药品所含成分的名称与国家药品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标准规定不符合的；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的。按假药处理的药品是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未取得批准文号的；变质不能药用的；被污染不能药用的。（现行刑法第141条标明了“本罪所称假药是指《药品管理法》中规定的假药”。而在《修正案（八）草案》第23条中没有继续此种标注，这大概有几种可能，其一，立法者认为没有必要标注，与原来一样；其二是要改动假药的内涵与外延，其三是疏忽。

笔者认为，《药品管理法》中假药的界定还是比较科学的，而且实践中可操作性也较强，至少在短期内还应当继续沿用，因此本文在此语境下使用“假药”概念。）可见，假药与药品密切相关，假药也是药品，只不过它是假的。

从药品的概念来看，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体疾病，有目的、有步骤地调节人体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14药品是人与自然作斗争的产物，人们食用药品主要是为了延续生命，保证身体健康。药品的适用对象都是承受着病痛折磨的、面临着健康和生命危险的病人，是需要治疗的病痛之躯，是患者；假药的使用对象当然也是如此。从假药的内容来看，假药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加重病情或引发新的疾病，患者服用了假药之后，或者出现重伤死亡的实害结果，或者是出现重伤死亡的危险结果，最轻的也是贻误治疗，使原本的病痛之躯更加痛苦，后果不堪设想。表面看，药品的质量直接关乎广大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实际上直接关乎所有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任何人在其一生中都不可能脱离药品。制售假药的行为对所有民众的生命和健康都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危害和威胁，这是一种高危险的行为，如果一定要等到该行为达到“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再纳入刑法规范，就为时晚矣。况且，只要是制售假药的行为，无论其是否出现危险结果，在对生命健康权利造成实际侵害或现实危险的同时，都无例外地侵害药品质量管理秩序，对药品市场及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极大地危害，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对国家管理社会的职能和公民对法律的崇尚造成极大地贬损。

加之制售假药行为人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的，其对损害他人健康生命等危害后果至少是持放任的态度。生命健康权利至高无上，是人之所以称其为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没有生命健康权利，其它都无从谈起。这种对所有民众的生命和健康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危害和现实威胁的制售假药的行为，无论其是否出现危险结果，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都具备了我国犯罪的本质特征，都应当纳入刑法规范。

（三）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符合实践要求

近年来，我国制售假药行为十分猖獗，发生了多起假药案件，例如2006年“齐二药制售假药案”导致11人死亡；152009年“广西宜宾假狂犬疫苗案”致一名5岁男童死亡；162006年合肥假避孕药（金毓婷）17虽然没有直接出现重伤死亡的结果，但是也给用药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危害。另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的数据显示，2006年共收到药品投诉48820件、实际共查处药品案件307909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38件，涉及物品总值47843.47万元、移交司法机关249件、刑事处罚61人。2007年共收到药品投诉44369件、实际查处药品案件304343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27件，涉及物品总值45018.25万元、移交司法机关305件、刑事处罚70人。2008年全年共收到药品投诉37132件、共查处药品案件273265件，100万元以上的案件18件，涉及物品总值51274.61万元，移交司法机关223件、刑事处罚92人。18

数据表明，我国假药案件数量众多，金额巨大，社会危害极其严重。数据显示，在被查处的案件中，移交司法机关的大约是1‰，就是说，在1000个假药案件中，出现危险结果的、涉嫌刑事案件的大约只有1件，并且实际受到刑事处罚的比例更低；而没有危险结果的、适用行政处罚的假药案件大概是999件。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在实际查处的假药案件中，没有危险结果的占有绝对大的比重；从量化的角度看，实际上对民众生命健康危害和对药品管理秩序的侵害不一定低于有危险结果的假药案件。其二，有危险结果的、进入司法程序的假药案件非常稀少，充分显示出刑法固有的威慑作用。其三，无危险结果的、适用行政处罚的案件如此众多，表明行政处罚疲软乏力，不足以抗制此类行为。因此，没有危害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进入刑法调控是应当的而且是必要的，正所谓刑法机能的发挥更重要的不在于严苛，而在于严密，有罪必罚才是良法。制售假药行为尤其是无危险结果的制售假药行为如此泛滥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医药资源严重缺乏；二是药品监管机制不完善；三是制售假药违法成本低；四是医药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等。

基于法律层面，假药案件泛滥的直接动因是追求暴利，关键原因是违法成本超低。有业内人士称，一般长效避孕药零售价每粒3元左右，而制假者花几元钱买0.5公斤淀粉就可制成上万粒假药，1粒假药的包装成本约需1角，原料几乎“零成本”，而利润惊人。业内人士还分析：一件假药的成本不过几百元，伪造成知名品牌，其价格可能升至几万元。从造假开始，经几次批发，再通过医院、诊所、药房等到病人手上，每个环节都有200%的利润。19

如此低额的投资、高额的利润、轻微的处罚（行政处罚），最终导致行为人无所畏惧猖獗制售假药，从这一层面看，适用刑罚打和防也是十分必要的。现行刑法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也体现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的观念，并且对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犯罪未规定限制性情节，直接规定为行为犯，如背叛国家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很显然，假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与上述犯罪是类似的，这从规范层面为假药罪作为行为犯提供了依据。

三、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凸显的当代价值

在我国主流哲学理论中，价值是指客观属性与主体需要之间建立的一种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抑或说，是客体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主体自身需要的某种功能或属性。刑法是一种人为自我需要制定的社会规范，必然蕴含着时代精神，它的价值也必然体现当代人的需求。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的当代价值，应当是在当下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对广大民众和国家的功能或属性，即有用性。

（一）风险社会的安全诉求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认为，“风险社会”是“指西方工业国家在经济、社会、技术和医疗结构高速改进过程中，社会肌体对混乱的抵抗力完全丧失的一种社会状况”。20

风险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未来的前瞻性，它是人们基于已然过程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未然过程、结果及其负面影响的预测。21

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人类财富快速增长，大量危险也不断发生，人类社会已经进化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即风险社会。电子病毒、核辐射、转基因食品、环境污染等堪称风险社会中各种人为风险的缩影。处在社会变革之中的中国也毫不例外地步入风险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诸如三聚氰胺奶粉、松花江化学原料桶、多多药业双黄连注射液、河南煤矿事故等风险事件。风险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是不可逆转的，人们在其面前往往是束手无策的。风险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处在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下，心里充满恐惧和不安，人们对安全的渴望非常强烈，希望现代法制能够成为救赎人类的关键所在。刑法作为底线法，它调整的是最严重的、社会最不能容忍的危害行为，责无旁贷地承担起遏制风险的重任，用刑法规制风险是风险社会下人们获得安全利益的必然选择，在此意义上，刑法成为规制风险的一种重要工具。诚如有学者所言，“在现代的风险中，毫无疑问，对安全的追求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迫切，风险社会的刑法应当将安全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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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风险以安抚公众成为现代社会压倒性的政治需要，刑法不再为报应与谴责而惩罚，主要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威慑”。23假药罪的主要危害在于公共卫生安全上的风险，假药一旦销售出去并用于患者，极为容易形成群体危机事件，如何对药品安全风险进行规制，这是刑事立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意味着只要有制售假药罪的行为就进入刑法评价的范围，无需等待危险结果的出现，旨在发挥刑法固有的威慑力和特有的刑罚处罚手段，使公共卫生安全上的风险得以避免或者降低在最小范围内，从而实现对更多民众生命健康权的更大范围上的保护，这与风险社会的安全诉求是完全吻合的。

（二）与国际社会相关规定的接轨

法治时代的今天，生存权居人权之首。所谓“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公民应当享有的、由国家依法保障的使人称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它包含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权、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权以及最基本的文化生活保障权三个层面的内容”。24生命权和健康权则是其核心内容，生命和健康至高无上，它们是人为之生存的根本所在。

尊重和保护生命健康权在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世界各国均以法律形式确认对本国公民生命健康的保护，同时，各国还将其人权精神纳入国际公约当中，使之成为共同遵守的一项国际准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简称《政治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经济公约》）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人权宪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继《世界人权宣言》之后，国际人权法案体系的基础性文件。《政治公约》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生命权是唯一一种被明确称之为每一个人固有权利的人权。《经济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它包括消极的自由和积极地权利两方面内容，即自身健康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获得卫生保健和健康所需要的安全的商品、清洁的水源和信息等权利。

以上两个公约都从国家责任角度阐述了对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表明生命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最宝贵的财富，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根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行为，就是破坏人类的生存能力的行为，也是破坏人权的行为。签约国家有义务制定法律保护生命权和健康权。药品是用于防病、治病的特殊商品，性命所系，假药不但不能防病、治病，反而会贻误、加重病情，甚至会致人伤残或死亡，不仅直接威胁和危害着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权利，而且还使人们的精神处于严重的忧虑和不安之中。我国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先后分别签署了《经济公约》和《政治公约》，前者于2001年2月被批准，而后者至今尚未被批准。从应然的角度，无论公约是否被批准，只要签署了，就应当履行公约的要求，并创造条件促使公约尽早批准。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在扩大相关行为人刑罚处罚的可能性和实际处罚的范围的同时，也扩大了对民众生命健康权的保护，这一反一正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民众生命健康的高度重视与尊重。与两部公约将生命健康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因此，假药罪降低入罪门槛，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与其他国家联手打击假药犯罪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结语

门槛范文篇5

真的如他们所说，数学是那么的无趣？“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的喘不过气来？”。造成如此尴尬的境地，大到国家的教育机制有待健全和完善；小到各个学校的教育指导思想偏离了教书育人的目的，一味地追求升学成绩。而关键在于我们站在教育战线上的教育工作者没有让学生感受经历学习数学的以下几个过程：

一、感受跨进数学知识门槛的过程

俗语说的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师傅把徒弟领进“门”是个关键，这“门”都没进去，如何谈“修行”？你看我们有的教师是如何把新生领进数学之门的：

“同学们：我们在学习上要‘博学而参省乎己’，要不断积累，像积土成山、积水成渊那样，要像驽马一样锲而不舍，学会笨鸟先飞，不停地飞。要有苏秦的‘锥刺骨’、孙敬的‘头悬梁’的读书精神。要坚信孟子的格言：‘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别说了，就这些就把学生吓跑了。有本教师杂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学校，老师教给那些懵懂无知的孩子知识和许许多多做人的道理，可是，孩子们的内心对爱的渴求，他们得到了吗？一个生命，需要强健的体魄，同样离不开健康的心理。身、心，正如“人”字一撇一捺，一角之缺，即会毁灭。”这句话精辟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教育现存的某些弊端和盲点。我们不能用成人的标准或成人的经历和感受去要求孩子，教育孩子。首要的任务是培养孩子的学习数学的兴趣，感受学习数学的乐趣。正如教育家杜威曾说：“教师的首要任务在于唤起学生理智的兴趣，激发对探究的热情。”

所以，要想在教学中以后教的轻松，把学生领进“门”这一过程是个关键，也是一门艺术。要让学生感受到：有“我已跨进了数学门槛”过程的感受和享受到其中的乐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的好：“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二、感受探究知识的过程

长期以来，在升学考试指挥棒的影响下，数学教育甚至整个教育界存在过多的短期“功利色彩”。因此在数学教育的实践中，我们大多数教师授给学生的更多的是“鱼”而非“渔”；更多的是教给学生的是“果”，恰恰忘了也应该教给学生如何去“栽树”。课堂上，我们的教师可以讲的滔滔不绝，津津有味；讲台下，在学生颔首的同时还有那么多的学生仍在质疑，学数学到底有什么用？课堂成为教师演练阵容的唯一战场，解题成为操起的刀戈。该让学生动手的，教师代之，美曰其名：“耽搁课堂时间”；该把数学公式、定理推导过程表演给学生看的，又美曰其名：“浪费感情，又不考”。在这里我倒想问问：“你不把知识的来源过程展现给学生；你不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和创新，那么你教什么？公式、定理、结论教材上写的比你清楚，学生可以自己看。还有必要再上黑板吗？新教材里的“探索与研究”是让学生探索研究，还是让教师代之或是做个样子？”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儿童只能怀着顶礼膜拜的心情去占有，他的本分是被动的容纳和接受。当他是驯良的和服从的时候，他的职责便完成了。这种教育现象与我们提倡“与时俱进”、“和谐社会”、“创新社会”、“以人为本”的精神难道和谐吗？“知识若没有智慧烛照其中，即便再多，也只是外在的牵累；智慧若没有生命隐帅其间，那或可动人的智慧却也不过是飘忽不定的鬼火萤照。”

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必须最大限度地把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有较多的参与机会、实践机会，在操练中巩固，实践中掌握，运用中提高。《数学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为学生提供做数学、“玩”数学的机会。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去体验、感受、去经历数学。学生有了兴致，就会激发求知欲，形成积极的“心向”。在教学中“教师只是起协助学习活动的助手作用，让学生在创作的活动中学习”。我们应不断创设与学生心理需要同步的情境，唤起学习的热情。让学生真切的感受到“数学真奇妙！”，从而产生“我想玩一玩，试一试！”的心理。这样教学，除了知识的传递，更多了一份情感的交流，一次思维的碰撞，使学生萌发出一种数学真有趣，我要“玩”好数学的愿望，从而更加乐意去学习数学，在数学世界里自由翱翔，享受数学世界带给我们无穷的乐趣。

三、感受数学美的过程

我们知道，数学是研究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学关系的学科，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谨性。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往往十分注重数学的科学性，这似乎无可厚非，甚至引以为豪。但数学不能离开大众与实际生活。过于强调数学的理论性和抽象性，必然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从而失去对数学的兴趣，甚至给学生“高处不胜寒”的恐惧感和神秘感。因此在数学教育中应根据学生情况，在注重“科学性”的同时，恰到好处地渗透一些“数学美”的元素等方面的性质十分有好处。

大数学家克莱因认为：“数学是人类最高的智力成就，也是人类心灵最独特的创作。音乐能激发或抚慰情怀，绘画使人赏心悦目，诗歌能动人心弦，哲学使人获得智慧，科学可改善物质生活，但数学能给予以上的一切”。数学教学的目的之一，应当引导学生去发现、享受甚至创造数学中一切美的东西，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对数学学习的兴趣。

门槛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农民工；城市融入；社区服务

自从改革开放出现农民工以来，农民工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政府和学界的普遍关注。2006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表明了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的态度。

一、问题的提出：艰难的融入

学界近年来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然而，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现有的研究，多是从经济政策的角度进入，即便是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也带有明显的蒂特姆斯(RichardM．Titmuss)所言的婢女型社会政策的色彩。

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工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政策模式，从制度化的社会政策建构入手，从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的长远发展眼光，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候鸟，由于其边缘身份的特殊性，使之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或一些不确定就业的独特群体，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相对于城市生活来讲，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其原因在于：第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无法逾越的身份壁垒。长期以来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使得农民工的身份歧视无法消除。当他们想融入城市生活时，还面临地域排斥等非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同时，如前所述，国家出台的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更多强调农民工经济方面的权益保护，如工资拖欠、劳动保护、工伤赔偿等等，而较少关注自身生活和心理层面的问题。凡此种种，使得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然性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城市的流动，从微观过程的角度说，并不是直接对“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这种状况的反应，而是对“由于劳动力大量剩余而造成的普遍贫困化”这种状况的反应。(孙立平，2001)改革开放以来，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村劳动力逐步释放出来，是农民工流动的基础条件；而农村社会的普遍贫困化和城市就业的高收入示范效应，则是农民工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因。农民工向城市的流动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农民工仍将是城市产业大军和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融入城市不单是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更是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全方位进入。这是因为：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劳动力价值的内在要求

当前中国农民工就业的独特之处在于劳动力价值的低廉性，这种低廉性是由于劳动者就业环境与生存环境的脱离造成的。这种脱离降低了劳动力成本，用以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无需由雇主支付。农民工住房、疾病、子女教育、娱乐所需的费用都变成了劳动力价值之外的花费，进城农民工除了少部分住在雇主提供的廉价房屋或工棚外，绝大多数自己租住房屋，并自行解决在高昂生活成本的城市生存下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工纯粹变成了雇主赚钱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再生产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一般理论客观上要求为农民工提供满足生活和照料家庭的生活费用，否则就会带来“民工荒”等劳动力供应危机，也容易诱发其他城市社会问题。为此，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适应劳动力价值需求的必要手段。

(二)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政策关怀的具体化

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200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解决进城务工农民工问题的16字方针：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2003年，中央政府又接连发出“国办发1号”、“国办发78号”、“国办发79号”等3个文件，并修订一个条例。“国办发1号”文件中规定了取消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政策规定以及不合理收费等；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保障农民工权益；解决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改善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居住条件及工作环境；对农民工进城务工做好跟踪服务等6方面的内容。2004年，中央政府发文要求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2005年年初，国务院又发出进一步改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就业环境的文件。此外，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还把农民工正式列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上述政策的出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民工的舆论环境，为解决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却很难改变农民工被同情和怜悯的社会地位，也很难改变其城市认同和归属感。笔者认为，在政策落实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对接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举措。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谈论农民工问题时，很多研究者都把农民工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白南生、何宇鹏(2003)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关于中国的城市化道路选择，上个世~．LSO年代，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小城镇”理论，主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模式。当时的讨论中，亦有发展大中城市、吸收外来人口的观点。农民工问题的凸显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在这个多元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已经成为一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导力量。解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

(四)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应当看到，农民工进入城市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城市公共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其中，农民工犯罪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赵树凯(2001)研究发现，城市犯罪中的民工成分已显著上升，对城市社会秩序和公共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以北京市为例，外来流动人口中犯罪人数占全市处理犯罪人员总数的比例，1980年占3．41％，1985年占9．28％，l988年占23．3％。北京市从1995年以来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占50％左右，1998年查获的10519起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员有11028名，占62％。上海、广州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甚或更为严重。目前，城市公共管理的偏差在于，重视生活层面的治安控制和就业限制，忽视体制层面的社会整合。突出的问题是，各种规定办法出台过频，相互不配套，管理体系内部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协调，在某些情况下又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因此，从城市外来人口的公共管理来看，整合的关键是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本身要体现外来人口是“新的市民’’的价值理念，而不是旧体制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暂住人口”。要取得进城农民对于政府管理的认同，最根本的办法是把他们看作城市里的自己人，而非城市里的异己分子。但是，这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舆论上，而要有制度化途径，就是应当使外来民工市民化，真正地融入城市社会。农民工的城市公共管理涉及到劳动就业管理、治安管理、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诸多方面，目前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就业和暂住人口管理上，管理主体分割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在管理形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强制式管理，而非公平对待的融入式管理。解决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解决好现代城市公共管理的客观要求。

三、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的主要障碍

尽管农民工融入城市是大势所趋，然而目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是户籍身份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是社会排斥的影响。

(一)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受到户籍身份的制约

城乡二元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板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是，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身份标签(statusstigma)及其他制度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笔者认为，农民工身份地位的合法化是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首要问题。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就是一句空话；农民的身份标签不取消，针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最多只是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怜悯，而非保障基本权利满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长远举措。取消户籍身份制度，与公民基本权利相关的政治权利、就业权利才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障碍才能真正消除；农民工融入城市后社会地位获得才能得到根本性保障。

(二)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仍然面临社会排斥等制度性障碍

据调查，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文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可以把他们视为农村社会的精英群体。然而，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中对自身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进入。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其中地位群体是划分一个阶层区别于另一个阶层的重要维度。在韦伯(Weber，1978：PP．305—06)看来，一个“地位群体”意味着在一个大的群体内大多数人成功地要求：一种特别的社会尊重，也可能是地位垄断。地位群体可能由下述情况产生：1．首先是凭借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职业类型：“自封的”或者是职业地位群体；2．其次是通过世袭的魅力，凭借获取较高尊重的成功要求：世袭地位群体；3．通过对政治或僧侣统治权力的垄断占有：政治的或僧侣统治的地位群体。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总体上而言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只能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劳动力，而不是社会意义的公民。在城市社会中，农民工阶层只有经济上提供服务的义务，没有政治参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权利，农民工与城市的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雇佣化的经济关系，而不发生政治联系、社会联系。笔者的研究也发现，农民工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是城镇劳动力不愿做的工作。同时，在外出流动的过程中，除了户籍身份排斥外，农民工还面临着从农村向城镇、从小地方向大城市的地域排斥。可以说，农民工的社会排斥是长期以来城乡户籍身份制度和地域排斥的一种延续，并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

四、如何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实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重要的是使农民工逐步融入社区服务体系

社区是个人生存和生活的空间，群体归属感的培育也是社区服务的重要功能。我国的城镇社区服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民政部的积极倡导下，已经开展了多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务院，2006)明确指出：“要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平台。鼓励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增强作为社区成员的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能力。发挥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与城市居民和谐相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和文化设施，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有条件的企业要设立农民工活动场所，开展多种形式的业余文化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目前，政府要进一步整合管理职能，劳动保障部门和民政部门要密切联合，在解决农民工就业和劳动保障问题的同时，积极接受和吸收农民工参与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当前，我国社区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社区就业服务、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社区救助服务、社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社区文化教育体育服务、社区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社区安全服务等方式。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和服务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门槛范文篇7

在1980年代，欧洲公共支出保持在较高水平，监管体系负担沉重，并且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完全因欧洲缺乏灵活性而供过于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由于欧洲货币当局制定了与利率相关的适当政策以保持私人需求的活跃，整体经济增长稳定增长。即使始终将欧元区视为一个整体，欧元区国家仍存在分歧。从进出口占GDP的比重来看，1980年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比重（约20%）较小。然而，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进出口交易中仍占较大比例。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81年的50%上升至2015年的70%。分析中选择的国家是欧盟的创始国。因此，探讨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金融经济问题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目的是从1981年至2015年期间欧盟六个创始成员国的数据集中，通过门槛效应回归研究金融-增长的联系。对于稳健性问题，可以通过OLS回归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检验因变量和自变量分别引起的内生性和外生性。总而言之，主要目的是通过门槛效应模型分析六个欧盟创始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阐述了相关文献和观点；第三部分介绍了所选数据和方法；第四部分陈述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第六部分为参考文献。

2文献综述

2.1国外研究综述

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大多数学者从理论上探讨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探索这一问题的理论先驱熊彼特（Schumpeter，1911）[1]指出，金融体系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此外，有效的金融体系通过将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部门分配到效率较高的部门来增加产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导致经济增长的观点是所谓的“供给主导”假说。而Lewis（1956）[2]发现，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市场在促进实体经济活动之前先发展起来。刘易斯得出的结论是“需求跟随”假说，即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此外，帕特里克(Patrick1966)[3]在理论层面阐述了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关系，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阶段，顺应需求的金融发展将成为主流。

2.2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结论主要证明了“供给主导”假说。其中，谢平（1992）[5]通过考察商业银行与经济增长得出了以信贷为金融增长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的结论。此外韩延春（2002）[6]也证明了金融部门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3研究设计

3.1变量说明

表1和表2展示了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数据来源和汇总。为保证稳健性，所有国家的所有数据均为自然对数。

3.2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欧盟创立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计量模型：（1）其中，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imp、exp和infl，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下标i和t分别表示国家与时间。为了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使用门槛模型进行分析（Hansen,1999）[4]，模型设定如下：（2）其中，φ为待估门槛值，为门槛变量，I（·）为指示函数，具体包括进口和出口占GDP的比重，其他变量与前文说明一致。

4实证分析

4.1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为了尽量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通过分步添加控制变量来观察估计系数的变化，结果如表3所示。金融发展每增加1%，经济增长增加0.81%，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各国经济增长。

4.2边际效应分析

前文已经证实了金融发展能够对欧盟创立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接下来，使用门槛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欧盟创立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通过Bootstrap方法重复300次来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搜索门槛值。结果发现，选择单一门槛回归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如下：当进口作为门槛变量时，金融发展单一门槛的F统计量为41.72，并且通过了10%水平下显著性检验，但是双重门槛未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存在单一门限，并且门限值为4.5398，这是图1中的最低点，即此时似然比的函数值最小，单一门槛值位于95%置信区间[4.5001,4.5511]内。结合图2，当出口作为门槛变量时，金融发展单一门槛的F统计量为48.34，并且通过了1%水平下显著性检验，对应的门槛值为4.6771，双重门槛F统计量为23.17，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同理，单一门槛值位于95%置信区间[4.6070,4.7523]内，显然此门槛值也是真实有效的。这表明金融发展对欧盟创立国经济增长增长的影响发生了一次突变。同时，也表明欧盟创立国各各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增长的影响将会由于进出口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从表6可知，当imp≤4.5398时，金融发展的系数为0.2774，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即金融发展每增加1%，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27.74%，这表明在低于imp门限值时，欧盟创立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然而当imp>4.5398时，金融发展的系数为0.1686，并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知，当imp跨过一定的门槛值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减小，这也验证了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猜想。当exp≤4.6771，金融发展的系数为0.2610，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低于exp门限值时，欧盟创立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溢出效应；当exp>4.6771时，金融发展的系数为0.2834，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当出口跨过第一道门槛值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就开始产生正向作用了。

4.3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先前得到结论的稳健性，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代入固定效应模型，利用含有滞后项的OLS回归缓解模型中内生性问题。表7中发现金融发展加深对经济增长的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估计系数几乎接近，表明金融发展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增长。工具变量法（IV）可以有效克服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通常先设计一个与金融发展显著相关与经济增长无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工具变量，这里采用滞后一期的金融发展作为工具变量，确保了金融发展与工具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经济增长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之后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2SLS）进行估计，发现金融发展依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并在1%水平上显著，结论具备稳健性。

5结论

门槛范文篇8

关键词:内部控制信息;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高管权力;门槛回归

内部控制信息是企业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控制管理水平结果的综合体现。从2012年开始，我国财政部要求所有主板上市公司按规定公开披露内部控制信息，到2014年形成企业信息披露全面覆盖的体系。按规定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由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往往会导致内部控制缺陷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存在使内部控制无法合理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无法有效保证内控报告缺陷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性。基于此，本文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将从心理特征CEO自信程度作为门槛变量，研究权力特征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与假设提出

(一)文献综述。纵观国内外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之间线性关系，而从心理特征角度出发研究权力特征对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充分性影响的非线性关系相关研究较少。为保证研究问题的逻辑条理清楚，本文主要从高管权力界定及测量指标、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两方面进行文献梳理。现有的针对高管权力指标测量的研究多数以国外经典理论为基准，逐步扩展至比较全面的衡量指标方法。在选取高管权力指标中，选取单一指标测量高管权力以及高管人员经历［1］等;选取多重指标采用计量方法合成综合指标衡量高管权力［2－4］，结合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管理层权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做决策的自主性大小，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缺陷披露充分性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根据信息披露理论，人们有限理性特性和获取认知信息的能力差异，经营者们基于自利的动机，倾向于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粉饰会计信息甚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一方面，高管权力的大小会作为催化剂，一定地加强或减弱这种倾向，使缺陷披露的真实性、充分性无法得到保证;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外部监督环境逐步优化，同时新时期下坚持“党领导一切”的思想逐步渗入到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权力衡量进一步被重新审视及判定。监督机制更加严格，经营者会为了更安全地防范后续监督以及更有效地加强内控管理机制，避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行为的发生，出于谨慎性、专业性原则，会倾向于披露完整的、充分的会计信息。也就是说，企业会为了解决问题而披露缺陷信息，而外部监察机构的惩罚机制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二)研究假设。高层梯队理论指出，企业高级管理层特征对公司的战略决策起决定性影响，权力特征作为影响决策制定最为关键的一项，会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造成干扰。同时，根据有限理性人假设，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的心理特征也是影响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CEO在高层管理团队中起核心作用，是战略选择的直接制定者。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相对企业自评报告来说，属于独立第三方审计机构，将根据企业真实内部控制状况和内部控制自评报告进行审计并给出有效性评价结果。如果审计事务所审查的结果中缺陷严重程度高于自评报告的结果，就说明企业披露缺陷是不完整、不充分的。如前所述，高管综合权力过强会导致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降低。高管人员在企业当中拥有无法撼动的权力，持有公司股权，权力高度集中，自身利益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研究表明，相对于未披露其内部控制缺陷的上市公司，那些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具有更高的高管薪酬水平，此结果说明薪酬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CEO的能力程度和信心程度。但另一方面，CEO自信程度较高，就会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质利益和受关注度。基于人自利的假设和薪酬契约理论，CEO会倾向于维护自我的外部声誉和自身物质享受，产生良好的自我膨胀潜意识，粉饰企业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传递出一种经营良好的假象，争取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减弱企业负面信息带来的影响。但是，当CEO自信程度过低时，则受到外界质疑和压力较多，应对风险和整改缺陷的能力较弱，在倾向选择规避风险的同时，宁愿更少受到外界的质疑，选择披露真实、完整的内部控制信息，避免做出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就会降低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行为的操作性程度。基于此，本文将高管权力界定为企业主要经营负责人(CEO)拥有权力的大小。大多研究衡量高管权力主要从决策执行话语权、企业所有权、外界声望、专业性等多方面考虑。根据后提出的坚持党对一切的领导和企业“党政一把手”负责制要求，故本研究融入“企政结合”因素衡量高管权力的大小，同时以第三方审计意见作为参考依据，验证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引入CEO自信程度为门槛变量，对二者非线性关系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一:高管综合权力越大，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越低;假设二:CEO自信程度在某个特定区间内，高管综合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负面影响存在，过高过低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二、变量定义与研究模型

(一)样本选择。实证选取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到近几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信息关于企业党组织领导的体现较为突出。为了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剔除期间内ST的公司，财务数据不全或缺失、数据存在异常值的公司，以及金融类行业上市公司样本，以保证样本数据平稳性。整理1311家沪深上市公司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最终得到6555个样本数据。数据主要来源:高管人员是否担任党组书记领导职位，来自沪深两市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年度报告，通过手工搜集获得;内部控制缺陷信息和内控审计信息数据，来自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巨潮资讯网企业披露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和企业内部控制自评价报告，通过手工搜取获得;其余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二)变量定义。1．解释变量:高管权力为了更加全面、具体地衡量高管权力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将高管权力从组织权力、专家权力、所有制权力、声望权力共四类维度测量［5］。每项维度均采用两类虚拟变量，进一步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高管权力的综合指标(Power)。2．门槛变量薪酬契约观认为，企业支付薪酬高低是CEO能力的重要标志，相对薪酬越高，意味着权力和地位越受到重视，CEO的自信程度越高［6］。本文以CEO自信程度为门槛变量，用“CEO薪酬/前三名高管薪酬之和”测量［7］。3．模型设计本文认为在CEO自信程度不同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相关关系不同，即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引入门槛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采用Bootstrap方法确定门槛值［8］，设定门槛回归模型如下(篇幅原因具体模型推导不再赘述):ICW_DAi，t=α0+β1poweri，tI(CEOconf≤γ1)+β2poweri，tI(γ1≤CEOconf≤γ2)+β3poweri，tI(CEOconf≥γ2)+β4Bdsizei，t+β5Sizei，t+β6Share_top10i，t+β7Ind_bdi，t+β8Growthi，t+β9EPSi，t+β10Levi，t+β11Mergi，t+β12Separatei，t+β13Financei，t+εi，t上述模型中，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I(γ)代表分段函数，γ1和γ2分别代表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按样本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为标准分组，进行均值差异T检验。其中，披露充分组包含充分性一致数据组和高充分性数据组。将6555个总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高和低两组，其中内控缺陷披露不充分占比0.625%，共41个样本，说明绝大部分上市公司是按要求客观地披露内控存在的财务和非财务类别的缺陷。根据样本组间比较的T检验来看，高管权力Power对缺陷披露的充分性并不显著，而且相关性不符合预期假设，需要进一步检验。(二)相关性检验。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相关系数为－0.037，在1%水平上显著，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不超过0.5，说明回归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三)门槛效应检验。确定门槛效应检验:确定门槛个数并估计门槛值，双重门槛的P值为0.0267，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此次检验，拒绝不存在门槛效应的原假设。这说明，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操控性程度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门槛效应。CEO自信程度第一门槛值为0.3717，95%置信区间［0.3455，0.3724］，第二门槛值0.3759，95%置信区间［0.375，0.3765］。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可以根据模型估计CEO自信程度的区间范围，进而进行门槛回归分析。(四)门槛回归分析。根据估计门槛值对本文模型进行门槛回归分析:CEO自信程度值小于第一门槛值0.3717，本文认为企业CEO处于自信程度低的状态，Power系数为－0.0103，但不显著;CEO自信程度高于第二门槛值0.3759，认为CEO处于高度自信的状态，Power系数为0.0057，但不显著，说明企业CEO自信程度过低或者过高，对高管权力与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二者关系影响不强。当CEO自信程度处于0.3717和0.3759中间时，P认为CEO处于适度自信的状态，ower系数为－0.1335，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CEO自信程度在此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文章假设得到验证。(五)稳健性测试替换高管权力测量方法稳健性测试:在检验高管权力对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地影响时，再利用累计积分变量构成高管权力指数，利用Cronbach＇s检验其信度值为0.736，合成指数越大，说明高管权力越大。以此方法衡量高管权力对内控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再次进行上述主模型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一致。

四、结语

本文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公司为样本，引入门槛面板回归模型，结合现有发挥党政作用背景衡量高管权力，研究CEO自信程度不同阶段下，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影响。得出结论:(1)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充分性会受到CEO自信程度的影响，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高管权力越大，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越低;(2)CEO自信程度过高或者过低时，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不显著。当CEO自信程度在某一区间内，高管权力对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充分性的负效应存在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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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范文篇9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倒U型”；门槛效应

当前，全球能源和环境形势日益严峻，我国也正面临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双重压力。2021年，中央明确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可见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迫在眉睫。物流业作为一个基础性产业，它一直是国民经济中能源消费量较大的产业之一，尤其是货物运输、装卸等环节都是物流业中的主要耗能环节。特别是在当前电商环境下，产生了更多的快递物流活动，从而也刺激了能源快速消耗，并滋生了更多的快递垃圾。由此，推动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而物流离不开贸易，站在对外贸易的视角，贸易自由化是当前我国推进贸易领域改革的一项抓手，贸易自由化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产能规模提高和先进技术引进，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提高能源经济效率，但产能的扩张甚至过剩，又可能引起能源的过度消费，反而不利于能源经济效率提升。目前研究贸易自由化与能源经济效率之间关系的学者并不多，如李静、张昕欣、张兴祥（2009）；刘信恒（2021）；王俊、郑卉殷、张钰洁（2021）等，但他们的研究均发现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能源密度，促进了能源经济效率提升。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提出了贸易自由化的负面效应，邓富华、沈和斌（2020）指出进口贸易自由化的过度会通过加剧劳动市场错配而降低资源要素效率。据此，也更有理由推测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对能源经济效率可能也会造成负面影响。但目前来看，学术界关于贸易与物流的关系研究更多的是局限在贸易与物流协同关系或者说互动关系层面，如郭湖斌、齐源、邹仲海（2018）；叶影霞（2018）等。其中，叶影霞（2018）从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背景出发，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对区域物流规模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显著的。然而，对外贸易如果能推动物流规模增长，那么对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改善方面作用是怎样的？特别是在国家大力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是一个重要趋势，那么贸易自由化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关系如何？迄今仍未有这些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就此问题进行实证性的研究讨论。

实证研究方案

（一）计量模型构建

为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总体影响，并检验过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作用，首先构建基础计量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γX+εt（1）其中，T-Energy表示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T-FREE表示贸易自由化，X表示控制变量，α、β和γ均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下标t表示时间。为了检验过度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影响，构建带有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模型：T-Energyt=α+βT-FREEt+δT-FREEt2+γX+εt（2）当然，二次项模型侧重于表现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会发生转变。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分段式影响效果，还需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门槛效应模型构建如下T-Energyit=α+β1T-FREEt×I(T-FREEt≤θ1)+β2T-FREEt×I(θ1<T-FREEt≤θ2)+…+βm+1T-FREEt×I(T-FREEt>θm)+γX+εt（3）其中，I(·)表示示性函数，主要用于考察不同阈值范围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θ即为不同的门槛值。

（二）指标定义与数据

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T-Energy）。可采用能耗强度的倒数进行衡量，即物流业产出水平与能源消费量的比值，即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增加值/物流业能源消费量，单位为：万元/吨标准煤。贸易自由化（T-FREE）。本文借鉴较多学者的方法，采用行业层面的关税加权平均来测算一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指标：（4）其中，kjit表示t年第j个行业的就业权重，这里就业以从业人员数量表示；TRjt表示t年第j行业的最终产品关税。物流业规模（SCALE）。物流业规模的提高，可能会凭借规模经济促进一定区域范围资源配置优化，从而有利于能源经济效率提升，也可能会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造成资源承载压力加大，从而影响能耗水平。但是总体上，物流业规模可以作为影响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区别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中的物流业增加值，尽量减少指标叠用，降低指标冗余，于是本文采用全社会物流总额作为物流业规模的指标。劳动生产率（L-EFFIC）。能源经济效率与一个产业的效率水平是息息相关的，若产业效率提高，那么单位产出所使用的能源便会减少。由此，可以认为产业效率也是影响能源利用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对于产业效率而言，劳动生产率是可以体现总体产业效率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单位物流业劳动投入产生的物流业规模作为指标。工业化水平（D-MANUF）。该指标重点检验工业化的推进是否能带来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随之提高。具体采用非农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指标。信息化水平（INFORM）。信息化时代是一个集成共享资源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物流业内部资源要素更加充分配置，并且信息技术的植入可以降低对高碳设备和材料的使用，从而降低能耗水平。本文采用人均邮电业的业务量来衡量信息化水平。本文以我国2005-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以上指标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地方统计信息网、《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国研网统计数据库、wind数据库。

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影响的总体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就样本数据进行回归估计，首先得到的是不含有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回归结果，重点考察贸易自由化变量的系数，然后纳入二次项得到新的结果，重点考察二次项的系数。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对比第一列结果和第二列结果可以看出，引入本文预选的几个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显著性有明显提高，由此可见纳入控制变量是有必要的，不仅可以提高模型的估计精度，也可以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进行修正。在一系列控制变量的共同作用下，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值为0.1863，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从统计意义上说明，我国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有利于提升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从作用机制来看，笔者认为支持这一实证结果的解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范围资源共享效应。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或限制不断放开，为商品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背景下，国内的物流运输、仓储、配送等物流业关键环节势必会迎来增长的红利期，因此物流业的整体规模将得到扩大。在此过程中，物流业不同环节或运作流程内的主体可以利用范围经济优势购买或共享设备，减少因商品在中间流通过程中的调度、转拨等环节出现的过多能源消耗。根据Gordon（1993）对于北美洲的研究，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市场规模扩大，是包括物流业以及相关行业在内的整个能源经济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该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了本文的观点。二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技术供给效应。贸易自由化的过程往往是伴随了技术和先进经验的跨区域流动，技术与管理的进步可以促使投入的要素发挥更大效用，例如在物流市场应用先进技术可以改进仓储设备设施、装卸设施和运输工具，许多环节采用电子技术代替传统的实体材料，例如物流作业的相互衔接可以借助智能物流共享平台进行线上实现，这可以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同时，贸易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物流作业的管理者增强节能意识，主动参与节能环保行动，降低平时物流商业活动的能耗水平，如目前物流行业开展单号简化、包裹规格压缩、包装回收利用等行动，目的就是为了降低能耗，提高单位物流作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三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效应。贸易自由化在推动国内外贸易加深的同时，也会引起贸易竞争的激烈化。在竞争格局下，成本成为竞争中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物流企业也会将贸易作为提升自己市场规模的重要抓手，例如跨境电商活动是促进物流活动增加的重要渠道。不同的物流企业将贸易订单的争取作为扩大物流规模、提升物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但是在物流业务规模不断增加的同时，也面临了越来越大的成本投入，其中对能源的使用便是一项重要成本。为了在稳定业务规模增长的同时提高成本效率，降低单位能耗便是物流企业考虑的一项重要举措。由此可以认为，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竞争效应，也是促使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方面。

（二）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影响的“倒U型”特征分析

下文观察贸易自由化二次项的系数结果，检验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是否也满足“倒U型”关系的规律。根据表1结果，贸易自由化变量的二次项对应的系数值为-0.0822，且系数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从统计意义上说明，贸易自由化二次项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作用也是显著的，且方向为负向。由此可以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的影响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即起初贸易自由化有助于提升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但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持续提高直至达到一定的数值后，贸易自由化将会带来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抑制效应，也即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反而不利于提升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国际贸易需要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市场作为承载，商品和资源可以无障碍自由流动便是贸易自由化追求的。但是，贸易自由化受到资本驱动，资本的目标则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过度的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不断被打破，于是大量的商品在国家之间流动，大量的资本涌入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一方面，过度的商品进出口无疑是增加了国内物流市场的负担，尽管可以通过扩大物流产能规模来进行弥补，但是这会引起过度的规模经济，反而会导致资源配置失衡，从而增加能耗负担。另一方面，过度的资本将会带来本土区域范围的资本冗余，增加无序竞争的可能性，物流企业之间可能会出现过多的群雄逐鹿的竞争格局，这便会对所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能源经济效率下降。

（三）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经门槛检验，发现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两个门槛，对应的门槛值分别为0.2527和0.8701，相应的门槛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根据表2结果可以看出，在贸易自由化不同门槛值，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存在明显差异。贸易自由化水平值低于第一门槛值θ1即0.2527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1072，低于表1中的基准值。当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直至介于第一门槛值0.2527和第二门槛值0.8701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提高至0.2195，显著性水平为5%，这一影响系数较第一门槛值时有显著提高，且高于表1中的基准值。然而，当贸易自由化水平持续提高乃至超过第二门槛值时，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系数转正为负，即表现出抑制效应。由此进一步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呈非线性，当贸易自由化水平突破临界值0.8701时，那么它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产生抑制效应，即容易产生能源浪费，不利于物流业走绿色循环之路。但是结合我国实际，计算表明2005-2020年我国贸易自由化水平指数的峰值为0.6623，低于第二门槛值，所以从目前来看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仍能在一定程度内促进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提升。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的加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物流业的能源经济效率提升。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度的贸易自由化反而不利于物流业走能源集约利用道路，即贸易自由化与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关系符合“倒U型”曲线规律。通过门槛效应检验可以得出，贸易自由化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呈非线性，在不同门槛区间表现出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别，当贸易自由化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对物流业能源经济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超过第二门槛值时则容易引发抑制效应，最优的影响状态是贸易自由化水平介于第一门槛值和第二门槛值之间。

（二）建议

门槛范文篇10

二、战略管理下的政府采购模式的探讨(一)政府采购的一般模式政府采购的模式作为实施政府采购的组织管理形式,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七条的规定:政府采购实行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原则,集中采购的范围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的集中采购项目确定。[2]由此可以看出,政府采购模式有集中采购、分散采购与两者相结合这三种。集中采购模式是指本级政府的采购均由一个专门从事采购的部门负责,不允许单位自行采购。其采购的过程为:使用单位向财政主管部门上报采购计划,待采购计划被批准后由政府采购部门负责安排采购,采购项目结束后由使用单位进行验收,采购资金由财政部门直接向供应商、承包商支付[1]24。实行集中采购有助于形成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减少采购的中间环节,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利用效率,便于政府采购政策的实施和政府采购目标的实现。目前国际上采用集中采购的国家有美国、阿根廷等。分散采购模式是指各使用单位自行进行的政府采购的模式。其过程是由使用单位向财政部门上报采购预算计划,获得批准后由使用单位按政府采购的原则自行采购。分散采购最大的优点是灵活,使用单位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确定采购的物品,尤其是适用于紧急状态下的政府采购,但是它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国际上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模式。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是指一部分采购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一部分采购由各个需求单位自行负责的采购模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在大的方向上具有集中的趋势,是以公共投资为主,便于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而一般的小规模政府消费品的采购则是以分散采购的方式,便于发挥其灵活性。这种模式不是对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简单折衷,而是集它们的优势于一身,但其本质还是集中采购。(二)战略管理思维下的政府采购模式在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公共部门必须以战略眼光思考自己的职能、角色、地位、组织结构和与社会的关系,确定组织面临的环境和组织发展的长远目标,提高自身竞争力。而政府采购作为公共组织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一种重要方式,在公共部门的整个运作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战略管理视角下的政府采购要求将政府采购的长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整合成一个连贯的层级,认识到关于政府采购的战略计划不是自行贯彻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要有一种外部观点;对于政府采购不是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要积极地塑造组织的变迁,在变化的环境中拥有主动权,同时由于公共部门的特殊性,还要充分考虑到政治权威的影响。战略管理有一个基本性的要求即给组织正确的定位,以面对未来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具体到政府采购上,既要给政府采购一个战略定位,使其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财政的效益,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又要增强公共组织抵御社会不确定风险的能力。因此必须用战略的思维来考察政府采购的内外部环境,用系统的方法审视环境变化与组织的长期情况。综上所述,分散采购模式达不到政府采购战略思维的要求,因其没有统一的规划,采购单位分散,不能从战略上进行统一,但是完全集中的政府采购又不适合我国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地区差异巨大的现实国情。因此采用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以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采购模式,既能够从战略管理思维下进行操作,又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相结合的这种模式,采购门槛的设定十分重要。所谓采购门槛,是指政府采购达到一定规模后,必须由政府进行统一招标采购的最低限额。在国际上,采用结合采购模式的国家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设定采购门槛,门槛高的分散采购的成分多一些,门槛低的集中采购的成分多一些。由于我国各地之间的财政状况及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加之我国的政府采购还处在起步阶段,现行的政府采购法没有对采购门槛作统一的要求。但是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对采购门槛的设定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国家通过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程度。采购门槛的恰当设定,能使得国家通过对政府采购·66·肖伟公共部门战略管理视角下政府采购模式的探讨这一公共资金的支出,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而且还能够从全局宏观的角度来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调控,增强国家在经济领域抵御国内外不确定因素的能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另外,也应该从各个行业长期的发展状况来对采购门槛进行划分,对于国民经济中新兴的、具有远大发展潜力的行业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行业,在设置采购门槛时应该区别对待,有所偏差。同样地在采购过程中,高价值、高风险的采购项目由采购部门专业化、技术精湛的采购人员进行操作会更加经济有效;低价值、低风险的常规采购,通常可以由采购单位自行操作,这样既保证了高价值、高风险商品的质量,又能够保证其他商品的采购速度和灵活性。其实,“采购门槛”的设定,在本质上是对政府采购权力的划分。不同采购门槛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各级采购部门之间的权力界限,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绝对的集中采购和绝对的分散采购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恰当的采购门槛的设定,对于预防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腐败和实现各级采购部门权力的划分,从而调动各个采购部门的积极性,实现公共财政的最大效益都有积极意义。

三、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模式的优点一般情况下,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采购模式,通常可以获得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双重效益,集中采购有利于制定和实施统一的采购政策,培养更多技能精湛、知识全面的采购人员;分散采购则灵活性更高,采购速度更快。以战略管理的思维分析这两种相结合的采购模式,其意义更为长远,具体表现如下:1.相结合采购模式的建立,有利于完善当前的财政政策,有效地节约财政资金,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我国现行的财政制度中,对建设性支出和对资金消费使用的监督管理尚无明确规定,而政府采购制度的实施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采购门槛的科学设定,对财政中建设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能够在不同模式下进行操作,使之各自得益。通过实施政府采购制度,财政部门从资金的分配到消费,实行全方位的监督,增加了政府采购的透明度,保证质量,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2.建立恰当的政府采购制度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能够调节社会供求总量,实现社会总供给的平衡,并且能够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政府采购制度实质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不仅作用于微观的经济领域,调节部分商品和劳务的供给和需求,而且作用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领域,进而实现政府的宏观调控目标。同时,针对近年来许多单位部门分散采购时的短期行为造成我国许多商品盲目进口,从而对我国的民族工业造成很大冲击的现实问题,以集中为主的结合采购模式,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一局面,促进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3.建立相结合的采购模式,有利于我国经济走向世界,进一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实现与国际接轨。我们和国际接轨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保护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能够利用国际市场。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加快健全政府采购制度是我国经济融入世界贸易的迫切需要。政府在以集中采购为主的模式下,在采购的过程中能够协调统一,在以买方为主的对外经济中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同时还能够激发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壮大,提高其竞争力,使之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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