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范文10篇

冒名范文篇1

摘要：署名权的法律意义之一在于明确作品的权利归属、维护作品创作的特定风格。冒名侵权作为一种新的侵权形态，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主观上的故意性、侵权对象的特定性和行为上的隐蔽性等特点，其实质是以不知名的某特定主体的姓名或署名(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侵权行为。冒名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知名作家权利受损事实的存在、以知名作家为侵害对象、隐性的外在冒名行为和有冒名的故意等几个方面。现行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有其不周延性，只有建立和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充实现有的著作权法规，增加作者或著作权人署名的特定附随义务，才能有效地防止冒名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不被冒用，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作潜能的充分发挥。

一、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法律分析

（一)署名权的实质内容和法律意义

署名权是著作权权人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保护署名权是世界各国通例，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2项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从这一条可以看出，所谓署名权，即作者在特定作品表明其真实身份、并将其姓名(真实姓名、别名、笔名、化名等)表征作品之上，以证明或宣示此作品为该作者所创作而非彼作者所创作的权利。署名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作品的真实作者；署名权必须与作品相联系，用来表明具体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不与作品相联系的署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

署名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假用、盗用和套用自己的署名或特定身份以发表、复制、销售作品；并对他人侵犯上述原权利和派生权利的请求和选择以特定方式、途径和法律程序进行救济的权利。

署名权作为作者的专有权利，无疑意味着作者有权选择以何种方式署名或者不署名。但是，作者的署名权应当善意行使，必须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即作者行使署名权的同时，不得侵害他人的署名权，不得包含有为法律禁止或社会公共道德不相容的名字。署名权重要的法律意义，要求作者的署名行为必须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精神。从著作权法律意义上之署名权的表现形式来分析，作者的署名行为包括对作者署名的表征和对署名作者的介绍等，因之完整意义上的署名行为应当符合以下实质条件：

（1）署名应当具有真实性。作品上的署名必须是作者真实的姓名或表明具体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作者在作品上所署之名可以为作者的真实姓名，也可以是作者的别名、笔名、化名或绰号等，但作者的真实姓名或作者的别名、笔名、化名或绰号首先必须是本人的，而不是他人的；其次，该署名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

（2）署名应当具有识别性。即作者在作品上所署之名必须与其他作者在作品上所署之名严格区分开来，不得与其他作者的署名相混淆。同名作者在署名时应当表明其与其他同名作者的不同特征，特别是应当在署名作者的介绍中对作者的主体特征如性别、籍贯、出生地、居住地、职业、工作单位、经历、业绩等事项作必要的说明，以使自己与其他同名作者相区别。

（3）署名应当具有显著性。即作者应当在作品的显著位置或以其他能为读者、社会公众容易知悉的方式表征作者真实的姓名或表明具体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

（二)冒名侵权及其基本特征

冒名，又称署名的冒用，即侵权人滥用姓名权或姓名变更权，通过变更姓名等方式规避法律的行为，将作品——往往是伪劣作品，冒用知名作家或畅销书作者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以获得名誉、牟取不合法经济利益的侵权行为。冒名侵权是近年来著作权领域中的一种新的侵权形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冒名侵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特征：

1、形式上的合法性。冒名从署名的形式特征上看，似乎没有侵犯其他作者的权利，因为在冒名侵权中，冒名侵权人在特定作品上所署之名为该作者自己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的姓名。单从姓名权的角度来分析，行为人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的姓名、或取得他人的姓名使用权的行为是合法的。如从署名权的形式来看，行为人作者或著作权人使用自己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的姓名发表作品，也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它与未经他人许可，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发表、复制、销售作品的署名盗用行为有根本的不同。

2、主观上的故意性。冒名侵权人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自己的姓名、取得他人的姓名使用权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正当地行使自己的姓名权或姓名变更权，而往往是为利用名人效应，套用知名作家的署名这一搭便车行为以牟取不法经济利益和特定社会地位，达到挤占作品市场的非法目的。

3、侵权对象的特定性。冒名侵权的对象无一例外地为知名作家、著名作家或者畅销书作家以下简称知名作家的署名。这是因为知名作家的署名具有一般作者的署名所不具有的社会声誉和市场影响力，只有采取冒用知名作家的署名发表、复制、销售作品，才能给侵权人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谋取自己不能用正常手段和程序获得的非法利益与社会地位。

4、行为上的隐蔽性。与盗用他人署名、姓名混同、挂名、将合作作品作为单独作品署名等侵权行为相比较，冒名侵权人采取的侵权手段一般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二、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构成要件

冒名侵权的实质是以不知名的某特定主体的姓名或署名（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权利滥用行为。其形式可以说有很多种类，手段可谓相当隐蔽，其社会危害性极大。它损害了读者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著作权市场秩序，侵害了知名作家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形象。冒名侵权作为一种新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损害事实的存在

冒名的损害事实即冒名给被冒名的知名作家造成了人身、财产的实质性损害，这种损害事实包括：

（1）知名作家在财产方面的损失，即因冒名著作挤占了知名作家的图书市场空间；或因冒名的著作的泛滥而降低了知名作家的社会声誉而使知名作家的读者群减少或使出版商不再与该知名作家合作等，从而现实地侵害了该被冒名作家的经济利益。

（2）知名作家在精神方面的损失，即因冒名的著作的泛滥而贬损了知名作家的社会形象，招致社会和读者对该知名作家的否定性评价等，给该知名作家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如由于冒名作品的质量低劣，毁损了被冒名作家的声誉，减少了消费群体，招致消费者的误解和批评；又如冒名行为导致的作家之间的矛盾和误解等。单从这一点看，有学者认为冒名者侵害的是原告的名誉权，似乎不无道理。［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毕竟被告的姓名与假冒作品联系在一起，在法律上以署名权纠纷定性更有说服力。

（二)侵害的对象是知名作家或者畅销作品作家

从行为效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冒名侵权的对象无一例外地为知名作家的署名，这是冒名侵权的最大特点。因此，对“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的判断和认定就成为认定冒名侵权的重要根据。一般认为，判断和认定“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的基本依据主要有：

（1）读者和特定领域的社会受众对作家姓名和作品名称有较高的知晓程度。杨志祥论文字作品的冒名侵权这是知名、畅销作品的重要标准。这里的读者和特定领域的社会受众，是指特定作家作品在社会上的读者、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和该作品的经销者等。冒名侵权中的“知名”仅仅是享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某特定作家的姓名、笔名或其他冠名方式。

（2）作家创作的作品影响广泛。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广泛的影响范围才能拓宽自己的影响力，才会为广大公众熟知和接受，才会“知名”。“知名”往往与作品的质量相关而与数量无关，很多作家往往因为一件作品而一举成名。

（3）一定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范围的限制。知名作家的作品影响往往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并能超越时间的限制持久地发挥影响力。但是某些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只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空间里有着辉煌的成绩和较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些作家在特定的时空中也可认定为“知名”作家，从而成为冒名侵权的对象。

（三)隐性的外在冒名行为

冒名是一种侵权行为，必然要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与一般著作权侵权行为相比较，冒名侵权行为具有典型的隐蔽性。一般来讲，隐性的外在冒名行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侵权行为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上了自己的、但与知名作家完全相同的姓名或名称，且该作品为公开出版并已大量发行。

（2）该侵权行为人之作品的选材、故事情节、叙事方式、作品风格甚至作品的装帧设计与知名作家已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极为相似。

（3）侵权行为人对此一特定署名因其与知名作家完全相同的真实性、可识别性和显著性未尽必要的说明和告知义务。

（4）在书的内容介绍方面，侵权行为人往往有很多根本与作品无关、严重误导读者的陈述与说明，它们均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名称以及其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关联性，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排除读者的盗版怀疑心理，促使读者在没有阅读冒名作品之前，会误认为是知名作家的作品或新作，从而毫不犹豫地购买该作品。

（四)有冒名的故意

冒名故意是冒名侵权的主观因素。如前所述，冒名侵权的实质是以不知名的某特定主体的姓名或署名（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权利滥用行为。冒名侵权行为人之冒名故意，集中地表现在其姓名或名称变更行为和姓名或名称使用许可等行为的不合法的目的性这一点上，因为冒名侵权行为人通过法定程序变更姓名或名称和取得他人姓名或名称的使用权，其目的不在于正当地、合法地行使姓名或名称使用权，而在于看到了该姓名或名称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具有同一性，将之署在侵权行为人自己的作品上，以期产生同知名作家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一样的社会效果和市场影响力。冒名侵权行为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与知名作家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一样的社会效果和市场影响力。

如何认定故意，大陆法系的学者们向来存在意思主义与观念主义之争。依意思主义，行为人不但要知道行为的后果，而且还要证明其对后果的发生持有追求或放任之心理，才能认定主观上有故意。观念主义则认为，行为人对结果所持之心理状态应从其认识因素与其行为本身来判断，因此，故意之证明以行为人对行为结果之预见为已足。由于署名权的原权利来自于民事主体的姓名权或名称权，且由于我国姓名的特点与汉字的外在特征，使我国客观上存在大量的同名同姓现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与知名作家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的自然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而不具有追求与知名作家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一样的社会效果和市场影响力的非法目的，则不应认定为有过错。故从理论上而言，意思主义当然更符合故意的定义，因为它既强调了行为人心理状态中的认识因素，也强调了意志因素。但从证据的角度而言，有时很难探求行为人行为时的真实意志，此时则需要从当事人的认识因素与行为中推知其意志因素。冒名侵权的故意，冒名者不仅具有认识冒名侵权的行为能力且已认识到冒用知名作家的署名是对知名作家署名权的侵犯，同时冒名者对这种侵犯后果是持一种积极的追求态度。可以这样认为，冒名侵权的主观过错必须为故意，过失不构成冒名侵权。

三、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法律救济与立法对策

（一)冒名侵权诸种立法规制倾向的缺陷分析

1、有观点认为，冒名侵权侵犯了著作权，应由著作权法调整。在冒名作品非被冒名者作品情况下，认为侵犯的是著作的整体，模仿假冒把侵害的矛头指向了被冒名者作品的整体，包括作者已有作品和将来作品，或者说侵犯了作者精神权利。其实“精神权利”亦称“著作人格权”，它和民法上的“人格权”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属于民法上的人格权。法国科隆贝认为，精神权利实际上是人身权的一部分。诚然，保护人身权的、精神性权利的法律不仅是版权法，民法也保护，刑法也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质量法、名称立法等种种法律都可保护。况且冒名侵权精神权利被侵犯时，完全可以对财产权造成侵犯，就更可以由经济法调整了。

2、有观点认为，假借他人姓名、名称发表自己的作品或非侵权人作品侵犯了民法上的姓名权，此时的冒名侵权与版权无关，应受民法规制而不受版权法管制，那种精神权利的说法只是基于其证明需要的抽象假说，不存在脱离作品而存在的所谓的精神权利。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除可用第一种观点来否定外，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反对即除版权外，与版权有关的侵权行为完全可由版权法设“反不正当竞争”条款来规制这种冒名行为。

3、另有观点认为，应由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名称立法等与市场、商品、商业有关的经济立法来调整，即由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来调整。笔者认为，上述法律的适用是有限的，应仅限于商标、商品、市场各相关领域内的相关的冒名问题，且它们的重点在于保护财产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秩序，缺乏对精神权利、人身权利的充分关怀，不能很好保护它们，不够全面。

（二)现行著作权侵权救济制度设立的局限性

著作权侵权中的署名侵权行为，在目前的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框架下，能适用的主要是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第3项和第47条第8项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为侵权行为。但由于该规定的“假冒他人署名”所针对的是盗用、假借或擅自以他人署名发表、制作、出售作品的行为，规范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其适用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楚。显然，对以合法的姓名权或名称权为规避法律的基础性手段，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冒名侵权行为，能否援用这一条款进行认定和处理存在争论。如此以来，对冒名侵权这一种新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缺乏直接的法律适用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范，这无疑不利于追究冒名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自然也不能有效地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在国内图书市场中知名作家署名被大量冒用的情况下，囿于现行直接的法律适用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范的空缺，即使在接到知名作家申诉和其他知情人的举报，发现地的市场管理部门和著作权维权部门也难以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款，对冒名侵权行为进行查处。同样，由于法律本身的空缺，被侵权的知名作家行使当事人诉权即署名司法救济权利也不能得到法院的有力支持。从现有的民事侵权立法精神和相关规定来看，无论法院援用《民法通则》第条所强调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冒名侵权行为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滥用姓名权或名称权为由，判决冒名行为人承担著作权侵权民事责任还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判决冒名行为人承担违反著作权诚信义务的民事责任，均要冒法官造法的风险。可见，在具有特别法效力的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框架下，或者在具有一般法效力的民事侵权救济法律制度范围内，均难以找到解决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直接法律条款和有效制度方案。基于此，完善现行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把包括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等新型的著作权侵权形式纳入到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框架内，是十分必要的。

（三)完善文字作品冒名侵权之法律救济的立法对策

1、文字作品冒名侵权规制的博弈基础分析。法律的现实条文对行为人规制的完善程度决定了该规制的实际效果。而要提高其完善程度又必须对规制过程以及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行为进行综合而细致的分析，只有这样，规制条文才可能对被规制者形成实质意义的约束作用。因此，完善文字作品冒名侵权规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冒名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仿冒者、被仿冒者以及规制者三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的认识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该博弈属于多方博弈，而且属于多重博弈。首先，被仿冒者与仿冒者存在着第一重博弈关系。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之下，被仿冒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自身的阅历、创作风格、写作技巧，将其文字作品尽可能个性化、特色化，从而增加仿冒者实施冒名侵权行为的时间及经济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辅助规制行为。其次，就是规制者与仿冒者之间的第二重博弈关系。规制者从仿冒者侵权行为的特征事实出发，试图找出被仿冒者与仿冒者的文字作品署名行为杨志祥论文字作品的冒名侵权的本质差异，并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差异予以制度上的肯定，逐步完善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法律救济。仿冒者则会尽量地模糊这种差异，往往以合法登记或变更姓名等方式，使其仿冒行为更具隐蔽性和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被仿冒者无法对其仿冒行为进行法律控诉，从而使自己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规制者的规制范围之外。由博弈论的知识可知，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既取决于该博弈的博弈类型（即博弈结构)，又取决于各参与方的支付矩阵（成本收益）。为了使最终博弈的均衡结果中包含仿冒者的收益最少和被仿冒者的收益最大（从而规制者规制的收益最大)，所以从该博弈的两个子博弈来看，作为规制者应在第一重子博弈中通过立法的形式扩大被仿冒者与仿冒者的文字作品署名行为的本质差异，并在第二重子博弈中对仿冒者的冒名侵权行为进行司法制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本源上切断仿冒者对文字作品侵权行为的实现途径。基于此，下文中对文字作品冒名侵权之法律救济的立法对策部分拟按这个思路进行展开。

2、建立和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我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均采用创作主义或自动保护主义，即作品作者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就依法享有对该作品的著作权，并自动获得法律对该作品之著作权的保护。但是创作主义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比较而言，著作权登记制度在保护作者权利方面特别是保护特殊作品著作权和知名作家署名权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我国著作权登记制度最早始于年实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2002年修订）所规定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1994年月日国家版权局《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其中第2条规定“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指出“为维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决定试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但是，由于《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仍然只是一个试行办法，而且是一个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操作性不强，更何况其适用范围只包括作品著作权的登记，对作者之特定署名权特别是知名作家署名权的登记与保护则没有充分考虑。因此，笔者认为，在维持现行的著作权保护上的创作主义或自动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应当借鉴日本和美国的著作权立法，完善我国现有的著作权登记制度，特别是建立署名登记制度。

关于署名的登记，如1989年修订的日本《著作权法》专列了著作权登记一节，该法第75条规定了真名登记，即“以署假名或不署名方式发表著作物的著作人，不论现在是否还享有其著作权，都可就其著作物进行真名登记”；“登记真名的人，即推定为与该登记有关著作物的著作人。”［2］又如1987年9月30日修订的美国《版权法》第408条至第412条分别规定了一般的版权登记和版权要求的登记，一般的版权登记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即可受理，但“版权是否受到保护不以此项登记为条件”；版权要求是版权权属登记，因而登记是提出侵权诉讼和对某些侵权行为取得补救方法的前提条件。但“须经审查，如果版权局局长断定，根据本法各项规定，交存的材料构成可有版权的客体，而且符合本法的其他各种法律要求和正式要求，版权局局长即应办理版权登记，并向申请登记者颁发盖有版权局印章的登记证明。”［2］美国版权法中的版权要求登记，就包括有署名的登记。署名登记制度具有初步证明效力，不仅有利于证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而且能够减少、甚至杜绝冒名现象。又因署名登记与创作、发行日期登记的公示性，使读者通过网络查询比较容易鉴别真伪。［3］对于知名作家而言，通过署名的登记，虽不能就此推定该知名作家享有对登记的署名的专用权，但可取得证明他人冒名侵权的初步证据。

3、充实现有的法律规定，增加著作权人署名的特定附随义务。如前所述，署名的重要法律意义要求作品的署名应当具有真实性、可识别性和显著性特征。［4］鉴于我国特定的姓名传统与汉字的外在特征所决定的、客观上存在大量的同名同姓现象，在既尊重民事主体和作者正当、合法的姓名权或名称权的前提下，又能有效地防止冒名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不被冒用，以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作潜能的充分发挥，充实现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作品署名的真实性、可识别性、显著性和严肃性，应当增加著作权人署名的特定附随义务。其内容包括：

（1）署名、署名权内容的列举以及真实说明义务。我国《著作权法》只规定了署名权，但是对署名与署名权的内容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暂时不便修改的情形下，有必要在《著作权法》有关实施细则中对署名与署名权的内容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特别是应规定作品作者的署名应当具有真实性，对作品作者介绍的内容必须真实、明确、具体并应在作品显著的位置标明而为读者或社会公众所识别，不得含有明身份时可用本人的全名或缩写名，也可使用本蒙骗、虚假、误导的文字或说明。如果和已知的其他作者特别是知名作家姓名或其经常使用的署名相同，在新近创作、发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权人则必须对作品上署名的作者的性别、籍贯、出生地、居住地、文化程度、经历、职业、工作单位、业绩等事项作必要的说明，特殊情况下还有必要配上作者近期照片，以示区别。

（2）作品和作者的介绍不得有误导的内容，特别是在有同名作者以及有同名知名作家的作品面世的情况下，在新近创作、发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权人负有对署名做必要的、真实的介绍与说明，且其介绍扫与说明不得包含有使读者误认为该作品为先前的同名作者或知名作家的最新作品的内容或暗示，也不能仅仅以不显眼的文字来说明。否则，在该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权人应承冒名侵权的民事责任。

进而言之，署名智力作品的作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可以按照惯例在作品上署名或在表演、吟唱、朗诵作品时使用本名或笔名。作者在表明身份时可用本人的全名或缩写名，也可使用本人姓名开头的几个字母、笔名或任一符号。如果出现相同署名，先用者可禁止后用着继续使用，并可强制后用者以其他署名代替，以免在公众中引起混乱。如果作者与以前已经闻名的另一同姓名作者有亲戚关系，署用本名时可在名字上加以指示，以示区别。作者在署名时，不得用文学、艺术、科学史上著名作者的名字或笔名。如果作者以笔名或匿名形式发表作品，出版者有义务按作者的要求保护其著作权，除非作者有相反表示，否则出版人应在第三者面前把自己看作是作者的代表。作者也可随时披露自己的身份，并可用公民名字表示自己系作品的作者，此权利也可由作者的继承人或其代表行使。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7．

［2］沈仁干．著作权实用大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冒名范文篇2

摘要：署名权的法律意义之一在于明确作品的权利归属、维护作品创作的特定风格。冒名侵权作为一种新的侵权形态，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主观上的故意性、侵权对象的特定性和行为上的隐蔽性等特点，其实质是以不知名的某特定主体的姓名或署名(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侵权行为。冒名侵权的构成要件包括知名作家权利受损事实的存在、以知名作家为侵害对象、隐性的外在冒名行为和有冒名的故意等几个方面。现行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有其不周延性，只有建立和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充实现有的著作权法规，增加作者或著作权人署名的特定附随义务，才能有效地防止冒名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不被冒用，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作潜能的充分发挥。

一、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法律分析

（一)署名权的实质内容和法律意义

署名权是著作权权人一项基本的人身权利，保护署名权是世界各国通例，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2项规定“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从这一条可以看出，所谓署名权，即作者在特定作品表明其真实身份、并将其姓名(真实姓名、别名、笔名、化名等)表征作品之上，以证明或宣示此作品为该作者所创作而非彼作者所创作的权利。署名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作品的真实作者；署名权必须与作品相联系，用来表明具体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不与作品相联系的署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署名。

署名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假用、盗用和套用自己的署名或特定身份以发表、复制、销售作品；并对他人侵犯上述原权利和派生权利的请求和选择以特定方式、途径和法律程序进行救济的权利。

署名权作为作者的专有权利，无疑意味着作者有权选择以何种方式署名或者不署名。但是，作者的署名权应当善意行使，必须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即作者行使署名权的同时，不得侵害他人的署名权，不得包含有为法律禁止或社会公共道德不相容的名字。署名权重要的法律意义，要求作者的署名行为必须符合著作权法规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精神。从著作权法律意义上之署名权的表现形式来分析，作者的署名行为包括对作者署名的表征和对署名作者的介绍等，因之完整意义上的署名行为应当符合以下实质条件：

（1）署名应当具有真实性。作品上的署名必须是作者真实的姓名或表明具体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作者在作品上所署之名可以为作者的真实姓名，也可以是作者的别名、笔名、化名或绰号等，但作者的真实姓名或作者的别名、笔名、化名或绰号首先必须是本人的，而不是他人的；其次，该署名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

（2）署名应当具有识别性。即作者在作品上所署之名必须与其他作者在作品上所署之名严格区分开来，不得与其他作者的署名相混淆。同名作者在署名时应当表明其与其他同名作者的不同特征，特别是应当在署名作者的介绍中对作者的主体特征如性别、籍贯、出生地、居住地、职业、工作单位、经历、业绩等事项作必要的说明，以使自己与其他同名作者相区别。

（3）署名应当具有显著性。即作者应当在作品的显著位置或以其他能为读者、社会公众容易知悉的方式表征作者真实的姓名或表明具体作品作者的真实身份。

（二)冒名侵权及其基本特征

冒名，又称署名的冒用，即侵权人滥用姓名权或姓名变更权，通过变更姓名等方式规避法律的行为，将作品——往往是伪劣作品，冒用知名作家或畅销书作者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以获得名誉、牟取不合法经济利益的侵权行为。冒名侵权是近年来著作权领域中的一种新的侵权形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冒名侵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法律特征：

1、形式上的合法性。冒名从署名的形式特征上看，似乎没有侵犯其他作者的权利，因为在冒名侵权中，冒名侵权人在特定作品上所署之名为该作者自己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的姓名。单从姓名权的角度来分析，行为人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的姓名、或取得他人的姓名使用权的行为是合法的。如从署名权的形式来看，行为人作者或著作权人使用自己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的姓名发表作品，也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它与未经他人许可，擅自以他人的名义发表、复制、销售作品的署名盗用行为有根本的不同。

2、主观上的故意性。冒名侵权人通过合法程序登记或变更自己的姓名、取得他人的姓名使用权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正当地行使自己的姓名权或姓名变更权，而往往是为利用名人效应，套用知名作家的署名这一搭便车行为以牟取不法经济利益和特定社会地位，达到挤占作品市场的非法目的。

3、侵权对象的特定性。冒名侵权的对象无一例外地为知名作家、著名作家或者畅销书作家以下简称知名作家的署名。这是因为知名作家的署名具有一般作者的署名所不具有的社会声誉和市场影响力，只有采取冒用知名作家的署名发表、复制、销售作品，才能给侵权人带来最大的经济利益，谋取自己不能用正常手段和程序获得的非法利益与社会地位。

4、行为上的隐蔽性。与盗用他人署名、姓名混同、挂名、将合作作品作为单独作品署名等侵权行为相比较，冒名侵权人采取的侵权手段一般具有相当的隐蔽性。

二、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构成要件

冒名侵权的实质是以不知名的某特定主体的姓名或署名（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权利滥用行为。其形式可以说有很多种类，手段可谓相当隐蔽，其社会危害性极大。它损害了读者的利益，扰乱了正常的著作权市场秩序，侵害了知名作家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形象。冒名侵权作为一种新的著作权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损害事实的存在

冒名的损害事实即冒名给被冒名的知名作家造成了人身、财产的实质性损害，这种损害事实包括：

（1）知名作家在财产方面的损失，即因冒名著作挤占了知名作家的图书市场空间；或因冒名的著作的泛滥而降低了知名作家的社会声誉而使知名作家的读者群减少或使出版商不再与该知名作家合作等，从而现实地侵害了该被冒名作家的经济利益。

（2）知名作家在精神方面的损失，即因冒名的著作的泛滥而贬损了知名作家的社会形象，招致社会和读者对该知名作家的否定性评价等，给该知名作家造成精神上的痛苦。如由于冒名作品的质量低劣，毁损了被冒名作家的声誉，减少了消费群体，招致消费者的误解和批评；又如冒名行为导致的作家之间的矛盾和误解等。单从这一点看，有学者认为冒名者侵害的是原告的名誉权，似乎不无道理。［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毕竟被告的姓名与假冒作品联系在一起，在法律上以署名权纠纷定性更有说服力。

（二)侵害的对象是知名作家或者畅销作品作家

从行为效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冒名侵权的对象无一例外地为知名作家的署名，这是冒名侵权的最大特点。因此，对“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的判断和认定就成为认定冒名侵权的重要根据。一般认为，判断和认定“知名作家”和“知名作品”的基本依据主要有：

（1）读者和特定领域的社会受众对作家姓名和作品名称有较高的知晓程度。杨志祥论文字作品的冒名侵权这是知名、畅销作品的重要标准。这里的读者和特定领域的社会受众，是指特定作家作品在社会上的读者、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和该作品的经销者等。冒名侵权中的“知名”仅仅是享有较高社会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某特定作家的姓名、笔名或其他冠名方式。

（2）作家创作的作品影响广泛。作家必须通过作品广泛的影响范围才能拓宽自己的影响力，才会为广大公众熟知和接受，才会“知名”。“知名”往往与作品的质量相关而与数量无关，很多作家往往因为一件作品而一举成名。

（3）一定的地理范围和时间范围的限制。知名作家的作品影响往往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并能超越时间的限制持久地发挥影响力。但是某些畅销书作家的作品只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空间里有着辉煌的成绩和较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些作家在特定的时空中也可认定为“知名”作家，从而成为冒名侵权的对象。

（三)隐性的外在冒名行为

冒名是一种侵权行为，必然要以一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与一般著作权侵权行为相比较，冒名侵权行为具有典型的隐蔽性。一般来讲，隐性的外在冒名行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侵权行为人在自己的作品上署上了自己的、但与知名作家完全相同的姓名或名称，且该作品为公开出版并已大量发行。

（2）该侵权行为人之作品的选材、故事情节、叙事方式、作品风格甚至作品的装帧设计与知名作家已公开发表、出版的作品极为相似。

（3）侵权行为人对此一特定署名因其与知名作家完全相同的真实性、可识别性和显著性未尽必要的说明和告知义务。

（4）在书的内容介绍方面，侵权行为人往往有很多根本与作品无关、严重误导读者的陈述与说明，它们均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名称以及其作品风格有一定的关联性，其目的在于进一步排除读者的盗版怀疑心理，促使读者在没有阅读冒名作品之前，会误认为是知名作家的作品或新作，从而毫不犹豫地购买该作品。

（四)有冒名的故意

冒名故意是冒名侵权的主观因素。如前所述，冒名侵权的实质是以不知名的某特定主体的姓名或署名（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权利滥用行为。冒名侵权行为人之冒名故意，集中地表现在其姓名或名称变更行为和姓名或名称使用许可等行为的不合法的目的性这一点上，因为冒名侵权行为人通过法定程序变更姓名或名称和取得他人姓名或名称的使用权，其目的不在于正当地、合法地行使姓名或名称使用权，而在于看到了该姓名或名称与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具有同一性，将之署在侵权行为人自己的作品上，以期产生同知名作家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一样的社会效果和市场影响力。冒名侵权行为人所追求的就是这种与知名作家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一样的社会效果和市场影响力。

如何认定故意，大陆法系的学者们向来存在意思主义与观念主义之争。依意思主义，行为人不但要知道行为的后果，而且还要证明其对后果的发生持有追求或放任之心理，才能认定主观上有故意。观念主义则认为，行为人对结果所持之心理状态应从其认识因素与其行为本身来判断，因此，故意之证明以行为人对行为结果之预见为已足。由于署名权的原权利来自于民事主体的姓名权或名称权，且由于我国姓名的特点与汉字的外在特征，使我国客观上存在大量的同名同姓现象。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与知名作家姓名或署名完全相同的自然人，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而不具有追求与知名作家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一样的社会效果和市场影响力的非法目的，则不应认定为有过错。故从理论上而言，意思主义当然更符合故意的定义，因为它既强调了行为人心理状态中的认识因素，也强调了意志因素。但从证据的角度而言，有时很难探求行为人行为时的真实意志，此时则需要从当事人的认识因素与行为中推知其意志因素。冒名侵权的故意，冒名者不仅具有认识冒名侵权的行为能力且已认识到冒用知名作家的署名是对知名作家署名权的侵犯，同时冒名者对这种侵犯后果是持一种积极的追求态度。可以这样认为，冒名侵权的主观过错必须为故意，过失不构成冒名侵权。

三、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法律救济与立法对策

（一)冒名侵权诸种立法规制倾向的缺陷分析

1、有观点认为，冒名侵权侵犯了著作权，应由著作权法调整。在冒名作品非被冒名者作品情况下，认为侵犯的是著作的整体，模仿假冒把侵害的矛头指向了被冒名者作品的整体，包括作者已有作品和将来作品，或者说侵犯了作者精神权利。其实“精神权利”亦称“著作人格权”，它和民法上的“人格权”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属于民法上的人格权。法国科隆贝认为，精神权利实际上是人身权的一部分。诚然，保护人身权的、精神性权利的法律不仅是版权法，民法也保护，刑法也保护，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质量法、名称立法等种种法律都可保护。况且冒名侵权精神权利被侵犯时，完全可以对财产权造成侵犯，就更可以由经济法调整了。

2、有观点认为，假借他人姓名、名称发表自己的作品或非侵权人作品侵犯了民法上的姓名权，此时的冒名侵权与版权无关，应受民法规制而不受版权法管制，那种精神权利的说法只是基于其证明需要的抽象假说，不存在脱离作品而存在的所谓的精神权利。对这一观点，笔者认为，除可用第一种观点来否定外，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反对即除版权外，与版权有关的侵权行为完全可由版权法设“反不正当竞争”条款来规制这种冒名行为。

3、另有观点认为，应由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名称立法等与市场、商品、商业有关的经济立法来调整，即由其中某种或某几种来调整。笔者认为，上述法律的适用是有限的，应仅限于商标、商品、市场各相关领域内的相关的冒名问题，且它们的重点在于保护财产权有关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秩序，缺乏对精神权利、人身权利的充分关怀，不能很好保护它们，不够全面。

（二)现行著作权侵权救济制度设立的局限性

著作权侵权中的署名侵权行为，在目前的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框架下，能适用的主要是我国《著作权法》第46条第3项和第47条第8项规定，“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为侵权行为。但由于该规定的“假冒他人署名”所针对的是盗用、假借或擅自以他人署名发表、制作、出售作品的行为，规范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其适用的边界并不十分清楚。显然，对以合法的姓名权或名称权为规避法律的基础性手段，冒称知名作家的姓名或署名发表、出版、复制、销售作品的冒名侵权行为，能否援用这一条款进行认定和处理存在争论。如此以来，对冒名侵权这一种新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缺乏直接的法律适用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范，这无疑不利于追究冒名侵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自然也不能有效地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因此，在国内图书市场中知名作家署名被大量冒用的情况下，囿于现行直接的法律适用依据和具体的操作规范的空缺，即使在接到知名作家申诉和其他知情人的举报，发现地的市场管理部门和著作权维权部门也难以依据明确的法律条款，对冒名侵权行为进行查处。同样，由于法律本身的空缺，被侵权的知名作家行使当事人诉权即署名司法救济权利也不能得到法院的有力支持。从现有的民事侵权立法精神和相关规定来看，无论法院援用《民法通则》第条所强调的“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冒名侵权行为人违背公序良俗原则，滥用姓名权或名称权为由，判决冒名行为人承担著作权侵权民事责任还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判决冒名行为人承担违反著作权诚信义务的民事责任，均要冒法官造法的风险。可见，在具有特别法效力的著作权侵权救济法律框架下，或者在具有一般法效力的民事侵权救济法律制度范围内，均难以找到解决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直接法律条款和有效制度方案。基于此，完善现行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把包括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等新型的著作权侵权形式纳入到著作权侵权的法律救济制度框架内，是十分必要的。

（三)完善文字作品冒名侵权之法律救济的立法对策

1、文字作品冒名侵权规制的博弈基础分析。法律的现实条文对行为人规制的完善程度决定了该规制的实际效果。而要提高其完善程度又必须对规制过程以及规制者与被规制者的行为进行综合而细致的分析，只有这样，规制条文才可能对被规制者形成实质意义的约束作用。因此，完善文字作品冒名侵权规制的问题实质上是对冒名侵权行为发生过程中仿冒者、被仿冒者以及规制者三个主体之间的博弈关系的认识问题。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该博弈属于多方博弈，而且属于多重博弈。首先，被仿冒者与仿冒者存在着第一重博弈关系。在理性预期的假设之下，被仿冒者为维护自身利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自身的阅历、创作风格、写作技巧，将其文字作品尽可能个性化、特色化，从而增加仿冒者实施冒名侵权行为的时间及经济成本，这实际上是一种辅助规制行为。其次，就是规制者与仿冒者之间的第二重博弈关系。规制者从仿冒者侵权行为的特征事实出发，试图找出被仿冒者与仿冒者的文字作品署名行为杨志祥论文字作品的冒名侵权的本质差异，并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差异予以制度上的肯定，逐步完善文字作品冒名侵权的法律救济。仿冒者则会尽量地模糊这种差异，往往以合法登记或变更姓名等方式，使其仿冒行为更具隐蔽性和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被仿冒者无法对其仿冒行为进行法律控诉，从而使自己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规制者的规制范围之外。由博弈论的知识可知，博弈的最终均衡结果既取决于该博弈的博弈类型（即博弈结构)，又取决于各参与方的支付矩阵（成本收益）。为了使最终博弈的均衡结果中包含仿冒者的收益最少和被仿冒者的收益最大（从而规制者规制的收益最大)，所以从该博弈的两个子博弈来看，作为规制者应在第一重子博弈中通过立法的形式扩大被仿冒者与仿冒者的文字作品署名行为的本质差异，并在第二重子博弈中对仿冒者的冒名侵权行为进行司法制裁。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本源上切断仿冒者对文字作品侵权行为的实现途径。基于此，下文中对文字作品冒名侵权之法律救济的立法对策部分拟按这个思路进行展开。

2、建立和完善著作权登记制度。我国以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在著作权的保护上均采用创作主义或自动保护主义，即作品作者自作品创作完成之日就依法享有对该作品的著作权，并自动获得法律对该作品之著作权的保护。但是创作主义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比较而言，著作权登记制度在保护作者权利方面特别是保护特殊作品著作权和知名作家署名权方面有其独特的作用。我国著作权登记制度最早始于年实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2002年修订）所规定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制度，1994年月日国家版权局《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其中第2条规定“作品实行自愿登记。作品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国家版权局在《关于〈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指出“为维护作者和其他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决定试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但是，由于《作品自愿登记试行办法》仍然只是一个试行办法，而且是一个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不高，操作性不强，更何况其适用范围只包括作品著作权的登记，对作者之特定署名权特别是知名作家署名权的登记与保护则没有充分考虑。因此，笔者认为，在维持现行的著作权保护上的创作主义或自动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应当借鉴日本和美国的著作权立法，完善我国现有的著作权登记制度，特别是建立署名登记制度。

关于署名的登记，如1989年修订的日本《著作权法》专列了著作权登记一节，该法第75条规定了真名登记，即“以署假名或不署名方式发表著作物的著作人，不论现在是否还享有其著作权，都可就其著作物进行真名登记”；“登记真名的人，即推定为与该登记有关著作物的著作人。”［2］又如1987年9月30日修订的美国《版权法》第408条至第412条分别规定了一般的版权登记和版权要求的登记，一般的版权登记只要符合形式要件即可受理，但“版权是否受到保护不以此项登记为条件”；版权要求是版权权属登记，因而登记是提出侵权诉讼和对某些侵权行为取得补救方法的前提条件。但“须经审查，如果版权局局长断定，根据本法各项规定，交存的材料构成可有版权的客体，而且符合本法的其他各种法律要求和正式要求，版权局局长即应办理版权登记，并向申请登记者颁发盖有版权局印章的登记证明。”［2］美国版权法中的版权要求登记，就包括有署名的登记。署名登记制度具有初步证明效力，不仅有利于证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而且能够减少、甚至杜绝冒名现象。又因署名登记与创作、发行日期登记的公示性，使读者通过网络查询比较容易鉴别真伪。［3］对于知名作家而言，通过署名的登记，虽不能就此推定该知名作家享有对登记的署名的专用权，但可取得证明他人冒名侵权的初步证据。

3、充实现有的法律规定，增加著作权人署名的特定附随义务。如前所述，署名的重要法律意义要求作品的署名应当具有真实性、可识别性和显著性特征。［4］鉴于我国特定的姓名传统与汉字的外在特征所决定的、客观上存在大量的同名同姓现象，在既尊重民事主体和作者正当、合法的姓名权或名称权的前提下，又能有效地防止冒名侵权行为的发生，保护知名作家的署名不被冒用，以激发创作者的积极性和创作潜能的充分发挥，充实现有《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保持作品署名的真实性、可识别性、显著性和严肃性，应当增加著作权人署名的特定附随义务。其内容包括：

（1）署名、署名权内容的列举以及真实说明义务。我国《著作权法》只规定了署名权，但是对署名与署名权的内容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规定。笔者认为，在我国《著作权法》暂时不便修改的情形下，有必要在《著作权法》有关实施细则中对署名与署名权的内容加以补充，使之具体化。特别是应规定作品作者的署名应当具有真实性，对作品作者介绍的内容必须真实、明确、具体并应在作品显著的位置标明而为读者或社会公众所识别，不得含有明身份时可用本人的全名或缩写名，也可使用本蒙骗、虚假、误导的文字或说明。如果和已知的其他作者特别是知名作家姓名或其经常使用的署名相同，在新近创作、发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权人则必须对作品上署名的作者的性别、籍贯、出生地、居住地、文化程度、经历、职业、工作单位、业绩等事项作必要的说明，特殊情况下还有必要配上作者近期照片，以示区别。

（2）作品和作者的介绍不得有误导的内容，特别是在有同名作者以及有同名知名作家的作品面世的情况下，在新近创作、发表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权人负有对署名做必要的、真实的介绍与说明，且其介绍扫与说明不得包含有使读者误认为该作品为先前的同名作者或知名作家的最新作品的内容或暗示，也不能仅仅以不显眼的文字来说明。否则，在该作品上署名的作者或著作权人应承冒名侵权的民事责任。

进而言之，署名智力作品的作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可以按照惯例在作品上署名或在表演、吟唱、朗诵作品时使用本名或笔名。作者在表明身份时可用本人的全名或缩写名，也可使用本人姓名开头的几个字母、笔名或任一符号。如果出现相同署名，先用者可禁止后用着继续使用，并可强制后用者以其他署名代替，以免在公众中引起混乱。如果作者与以前已经闻名的另一同姓名作者有亲戚关系，署用本名时可在名字上加以指示，以示区别。作者在署名时，不得用文学、艺术、科学史上著名作者的名字或笔名。如果作者以笔名或匿名形式发表作品，出版者有义务按作者的要求保护其著作权，除非作者有相反表示，否则出版人应在第三者面前把自己看作是作者的代表。作者也可随时披露自己的身份，并可用公民名字表示自己系作品的作者，此权利也可由作者的继承人或其代表行使。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47．

［2］沈仁干．著作权实用大全［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

冒名范文篇3

从民法上看，冒名顶替行为既可能是以他人的名义处分一定财产的行为，也可能是以他人名义从事其他性质的民事活动，例如，假冒他人名义承担保证责任，该合同因被保证债权的债权人及时察觉而不成立。这虽然构成了对被冒名人的不利益，但其并没有处分被冒名人的财产。本案中，冒名处分行为虽然是侵权行为，其在冒用他人名义这一点上，构成了对他人名称权的侵害。在许多情况下，在本案中，刘金龙已经对被冒名人进行了处分，并引发了法律上的效果，具体表现为：第一，使张焕的房屋发生了变更登记，第三人李大庆成为了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第二，使第三人李大庆支付了大量的购房款。这一冒名行为直接引发了原所有人张焕与第三人李大庆之间的房屋所有权争议，即具有法律上的效果。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法律上的效果，应当适用哪一种法律制度来调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存在真实的被冒名人，且假冒行为的相对人主观上确实希望同被冒名人从事法律行为，则假冒行为可以类推适用无权制度[1]：被冒名人可以对假冒行为进行追认，并对交易相对人发生法律拘束力；如果被冒名人拒绝追认，则假冒行为无效，不对被冒名人产生法律效果。

我认为，虽然在冒名处分行为和无权中，实际行为人都缺乏从事相应行为的法定权利，在这一点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冒名处分行为不能适用无权制度，因为冒名处分行为完全不符合无权的基本特征。这表现在：

第一，无权实质上是一种缺乏权而仍从事行为的行为。从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人都是为了实现被人的利益，都要以被人为利益的最终归属点，即使是无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要体现被人的意愿和利益。但是，本案中的冒名处分行为人完全违背了被人的意愿。尽管所有人张焕有出卖房屋的意愿，但是，刘金龙处分房屋的行为，完全不是为了实现张焕的利益，而是为了侵夺张焕的房屋，进而非法获取自己的利益。

第二，无权行为仍然是以被人名义行为，而不能自称是本人。在无权的情况下，人和被人仍然是区分开的，但在本案中，刘金龙在与李大庆从事交易时，其自称张焕，因此，刘金龙不是张焕从事行为，而是自称自己是张焕从事交易行为。

第三，无权行为一般不属于侵权行为，而本案中，冒名行为是侵权行为，刘金龙的行为不但侵害了所有人张焕的姓名权，而且损害了其财产权。这显然不符合无权的基本特征。

（二）刘金龙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可以适用表见？

所谓表见，是指人没有权，但是存在使第三人相信其有权的理由，因而使本人对交易相对人承担授权人的责任。[2]《合同法》第49条明确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这就是我国法律确立的表见制度。我国民法采纳表见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在冒名处分情况下，其与通常的表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表现在：一方面，二者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权利人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无论是假冒人，还是无权人，都实施了一定的民事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可能会对第三人产生了一定的民法上的效果。此外，假冒行为和无权行为都可能给他人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如果假冒他人名义不会引起法律上的争议和效果，例如，冒用他人名义订约酒店，但后因酒店客满，未能成功订约。这一般不会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正是这些相似性的存在，使得实践中的一些假冒行为与表见行为区分开来。

尽管如此，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冒名处分行为和表见加以严格地区分：

第一，从法律关系的主体来看，表见仍然是一种关系，其直接涉及三方当事人，一方是表见人，另一方是交易相对人，第三方是相对人所信赖的被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直接与其从事交易的人并不是交易效果的直接归属者，尤其是，人在从事无权行为时，仍然是以人的身份出现的，而第三人知道还存在一个被人。但在本案中，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刘金龙自称自己就是张焕，第三人李大庆也信以为真，因此，从第三人李大庆的角度来讲，不存在人与被人的区别，其只是认为与张焕一人从事民事活动。始终只有两方当事人参与交易，一方当事人是无权处分人；另一方当事人是买受人，原所有人张焕没有加入到交易过程中，因此，其不符合表见的特征。

第二，从第三人信赖的内容来看，在表见的情况下，第三人信赖的是表见人有权，因此，有必要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表见的关键在于，第三人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无权处分人具有权。其强调存在权这一表见事实，旨在保护交易相对人对表见权的信赖。[3]但是，在本案中，第三人李大庆并不是信赖刘金龙具有权，其就认为刘金龙就是张焕本人。虽然刘金龙出示了仿真身份证和真实房产证，且登记机构予以了确认，足以使交易相对人信赖刘金龙具有处分权。但是，此种信赖与表见制度中的信赖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表见制度中的相对人信赖的是：直接交易相对人具有权；而冒名行为中相对人信赖的是直接交易相对人就是真实的权利人，就是为其自己从事交易行为。

第三，从本人对表见事实形成的作用来看，一般来说，如果是因为无权人盗窃本人的身份证件、印章等能够代表身份的材料，与他人从事民事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属于无权。如果被人不接受的效果，无论第三人是否存在信赖利益，都不予以保护。在在本案中，刘金龙只是通过盗窃方式获得了张焕的房产证，张焕对此缺乏积极的作用，更何况，刘金龙出示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并非张焕所交付，因此，张焕对权利表象的形成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宜令其承担表见的后果。但由于张焕未能尽到对自己房产证的合理保管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表见事实的形成，是第三人产生了信赖。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但这种保护不能通过表见来完成，而应当通过善意取得制度等其他方式来实现。

二、原所有人张焕和买受人李大庆之间的利益比较与保护

本案中，房屋原所有人张焕与买受人李大庆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利害关系，不论认定那一方享有房屋的所有权，都将使另一方承担向登记机构或者第三人追偿的负担。那么，原所有人和买受人之间，谁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呢？我认为，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应当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买受人没有过错，主观上处于善意状态。本案中，尽管无权处分人刘金龙出示的是伪造的身份证，但是，买受人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登记机关对无权处分人身份信息的确认，使买受人更加确信刘金龙即为真实的权利人。更何况，面对高仿真身份证，一般人都难以凭肉眼加以识别。与善意买受人李大庆相比，房屋原所有人张焕自身具有过错。这种过错表现在，其没有尽到对自己财物的合理的保管义务，正是因为房产证被调包，才引发了无权处分人后来的一系列违法交易行为。如果其尽到对房产证的合理保管义务，刘金龙就没有机会取得房产证，也无法到房屋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这是优先保护善意买受人的信赖利益的需要。本案中，各种事实足以使善意买受人对这么几项事实产生信赖：一是对处分人（刘金龙）就是真实的权利人产生信赖；二是对登记簿记载内容的信赖，登记机关对处分人处分权的确认，更令善意买受人产生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宣告其买受行为无效，则致使第三人不敢轻易从事各种交易，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善意买受人的信赖，也是对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应当值得鼓励。

第三，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善意取得制度的一种重要价值选择就是：在原所有权人和善意买受人之间，对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予以分配。此种分配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二者在预测和控制风险能力上的强弱比较。[4]本案中，如前所述，善意买受人李大庆不具有对虚假权利外观的识别能力，而与之相反，所有人张焕却具有对形成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预防和控制能力，因为，只要其稍加注意，就可以防止刘金龙掉包其真实房产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让原所有人张焕（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强的一方）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

优先保护善意买受人李大庆的利益，意味着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其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在法律哪里呢？前文已经排除了表见制度的适用。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的非基于法律行为的各种物权变动模式，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只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来取得所有权。本案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文将予以分析。

三、本案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本案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据此，善意取得需要符合如下四个构成要件，即无权处分、买受人善意、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办理了不动产变更登记。下面将对此逐一做出判断。

（一）刘金龙冒名顶替行为构成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本案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一大问题在于，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属于《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无权处分”的范畴？有观点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只能是在已经登记错误的情况下，被错误登记为权利人者的处分行为，或者是在不动产共有情况下，只有部分共有人被登记簿记载为权利人的情况下，被记载的部分共有权利人的处分行为。因此，冒名处分行为不能被解释为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诚然，这两种情形是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无权处分”，但我认为，应当将“无权处分”作广义上的理解，不能仅仅将“无权处分”限定在登记错误的情况。所谓无权处分，凡是没有取得权利人的同意，而处分权利人财产的行为，其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无权处分人未经真正权利人的同意，处分了他人的动产。二是处分人将他人的不动产非法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并进行处分，或者采用假冒行为非法处分他人财产。本案的情况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处分行为应当引起了原物权的变动。本案中，一方面，刘金龙冒名将张焕的房屋处分给李大庆，该处分行为并没有获得张焕的同意，构成“无权”；另一方面，刘金龙利用房屋登记部门的疏忽审查，现实地变更了房屋登记，使登记簿上记载的房屋权属发生了变化，已经作出了事实上的处分。更何况，《物权法》第106条并没有明确排除冒名处分行为。因此，只要没有处分权利的人形成了足以让第三人信赖的权利外观，就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

（二）买受人在主观上是否构成善意？

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是指不知情，即不知或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项财产的权限。如果让与人为善意，而受让人为恶意，则不适用这一制度。此处所说的受让人包括了受让人的人、财产代管人等。在某些情况下，受让人是通过其受领辅助人代为受领，因为受领辅助人并不作出独立的意思表示，所以，即使受领辅助人是恶意的，但受让人是善意的，并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构成。

对于不动产买卖而言，善意的判断标准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受让人在受让该不动产时，有合理的理由信赖登记，就是善意的。[5]但是，在通常情形下，判断受让人是否信赖了登记，可以采取排除的方法，例如，如果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是采用欺骗的手段将登记财产记载在自己的名下就可以排除受让人是善意的。但是，本案中，不但没有以上可以排除买受人善意的情形，反而有这么几项事实，可以让买受人李大庆充分相信，处分人具有处分权：第一，李大庆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时，刘金龙出示了真实的房产证，表明其是真实的权利人；二是查阅了刘金龙的伪造高仿真身份证；三是房管部门也当场表示房产证和身份证明无误。以上三方面的信息，都足以使李大庆对刘金龙拥有房屋所有权产生合理信赖。对交易当事人来说，登记机关作为专司房屋登记管理的机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是当事人获得不动产权属信息的最权威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在正式工作场合所做的表示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因此，李大庆的信赖也是合理的。

需要讨论的是，善意的时点如何判断，即受让人的善意，从何时确定？我们所说的善意必须是交易时候的善意，在交易之后，即便买受人知晓了无权处分的事实，也不影响此前善意取得的成立。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必须“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这就是说，必须是以受让财产的时间确定，即取得人必须在最后取得行为那一刻是善意的。[6]至于受让以后是否为善意，则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构成。如果受让人在这一时点以前出于恶意，亦可推定其在交付时以及以后为恶意。我认为，应当以登记簿上登记内容的变更为准，而不能以领取登记证书的时间为准。从申请到领取变更登记证书的过程，一般都要经历一段时间。根据一物一权原则，物权应当在这期间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物权变动。根据《物权法》第16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判断应当以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而如果其间发生了物权变动，就应当以物权登记簿上登记内容的变更的那一个时间点为准。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不动产登记簿内容的变更，与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发放一般会有一个时间差，因此，我们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变更登记的时间点为物权变动的时间点，而不应以不动产权属证书发放的时间点为准。本案中，受让人发现被骗之时，房屋登记部门已经完成了变更登记，只不过领取证件的时间要晚于发现被骗的时间。如前所述，受让人在登记簿变更登记时已经处于善意状态，符合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求。

（三）买受人李大庆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本案中，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已经按照11000元/每平米的价格向无权处分人支付了220万元的房屋价款，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标准。

（四）登记机关已经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之所以要求必须办理登记过户，是因为，一方卖弄，只有办理了过户，才符合无权处分的特点；另一方面，只有办理了过户，才符合物权变动的规则。根据《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法定的物权变动要件为变更登记。本案中，登记部门已经向买受人办理了变更登记，且将买受人李大庆记载为登记簿上的房屋所有权人。

综上，本案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四项基本要件，从房屋变更登记之日起，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已经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而原所有人张焕丧失了房屋所有权。

四、无权处分人与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刘金龙之所以能够成功骗取房款，一方面是由于行骗人采用了掉包、伪造等一系列诈骗手段，使第三人相信其具有处分房屋的权利。该行为侵犯了张焕的房屋所有权，行为人负有侵权损害赔偿义务。另一方，房屋登记机构也违反了法定的审核义务，给刘金龙留下了行骗得可趁之机。关于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物权法》第12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未能履行法定职责，具有过错和可责性。登记机关的过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所有人办理原始登记的时候，登记资料中留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信息，登记机关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应当核对实际处分人是否为原始的权利人。但本案中，刘金龙携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冒充张焕夫妇与李大庆共同现场办理房屋移转登记手续。刘金龙出示了其与李焕调包的真实的房产证。登记机关经审核认为，确实为真实的房产证，但在刘金龙出示伪造的张焕的身份证（名字为张焕、照片为刘金龙）以后，尽管该身份证与登记部门存档的张焕的身份证复印件明显不符，且刘金龙冒充张焕的签字也与存档资料中张焕的签字不符，但登记部门对此均未审核，并没有尽到此种审查义务。二是原所有人在办理原始登记时应当留有签字，这也是核对权利人身份信息的重要资料。登记机关在本案中也没有对此予以审查，具有重大过失。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1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据此，登记机构应当向房屋原所有人张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总之，张焕因为无权处分人的诈骗行为和登记机构的失职行为，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其有权请求刘金龙和登记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五、关于赔偿责任的确定

本案中，冒名顶替的行为导致张焕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如前所述，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无权处分人刘金龙的诈骗行为；二是登记机关的失职行为。刘金龙和登记部门都对对张焕负有赔偿责任。根据《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因此，原所有人张焕可以请求无权处分人刘金龙赔偿损失。同时，因为登记机构的失职行为，造成了损失的产生，因此，受害人张焕也可以请求登记机构赔偿损失。

问题在于，在直接侵权人刘金龙携款潜逃之后，张焕能否直接请求登记机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权法》第21条第2款明确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该规定并没有表明登记机构只需承担补充责任，也没有表明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按照比例分担损害赔偿意思，因此，登记机构负有对所有人的全部赔偿义务。当然，登记机构在赔偿之后，可以向诈骗人刘金龙追偿所支付的价款。

关于张焕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数额如何确定，对张焕和赔偿责任人都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对此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实际处分之时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按照诉讼时的市场价格来计算；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以刘金龙取得的“合理对价”为准。我认为，善意取得要求的“合理对价”并不完全等同于市场价格，其只具有参考意义，而不能成为损害赔偿数额的绝对计算标准。以实际处分之时的市场价格来计算更为合理，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房屋所有权的变动发生在刘金龙实际处分房屋之时，按照人们的交易习惯，商品交易价格通常以现实交易时的价格为准，因此，以实际处分时的市场价格计算符合市场交易惯例。第二，这符合拟出卖人张焕的真实意愿。本案中，在发生无权处分之前，张焕已经公开表示了出卖房屋的意向，一旦有人在当时与其进行房屋交易，交易价格通常就是当时的市场价格。反之，如果诉讼之时的价格过低，则违背了所有人张焕的意愿，损害了其实质性利益。第三，这符合损害赔偿人的预期。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下波动幅度极大，诉讼时的市场价格可以大大高于或者低于实际处分时的价格。登记机构对登记错误时的赔偿责任有一定预期，如果按照远高于实际发生登记错误时的价格来赔偿，则超出了其对责任的预料范围。

关键词:不动产/冒名处分/善意取得/焦点笔谈

内容提要:善意取得制度是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重要类型。自《物权法》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第106条、第107条）以来，实践中相关案例频频出现，不乏一些复杂疑难案例。针对实践中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判解研究》（2009年第2辑）特邀多位著名法学家和青年学者，就《物权法》视野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若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涉及到善意取得的诸多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现将这些讨论陆续登出，以供参考和交流。本篇为王利明教授的《善意取得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本案中，刘金龙使用诈骗等违法手段，冒名顶替房屋所有人张桓，将张焕之房屋出售给买受人李大庆，其在获得李大庆支付的巨额款项之后，携款潜逃。房屋登记机关在未核对房屋所有人办理原始登记时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的情况下，直接凭刘金龙出示的伪造身份证和房产证，确认刘金龙即为房屋真实权利人张焕，其未尽合理的登记审查义务。无权处分人的冒名顶替行为和登记机关的过错行为，直接致使房屋在违背所有人张焕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变更登记到了李大庆名下。李大庆主张自己已经是登记簿确认的合法所有人，而原所有人则认为这是一次错误的变更登记，不具有法律效力。本案中，一个简单的冒名顶替行为，引发了多个法律问题，有待讨论。

一、假冒行为是否为“无权”或者“表见?

本案首先涉及到假冒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假冒是指冒名顶替，实际上是一种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行为。假冒者的目的常常并不是直接损害被假冒者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非法所得。当然，假冒行为也可能损害被假冒者的利益。本案中，刘金龙冒充房屋所有人张焕，与第三人李大庆从事了房屋交易行为，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刘金龙以磋商买卖房屋为名,调换了张焕的真实的房产证；第二，刘金龙伪造了张焕的身份证件；第三，刘金龙通过与张焕建立房屋租赁关系，现实地占有了房屋及钥匙。所以，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行为不但惟妙惟肖，而且引起了实际的法律后果。毫无疑问，刘金龙已经构成了对张焕的姓名权的侵害。如果张焕以侵害姓名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是可以获得支持的。但是，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骗取财物，尤其是，其并不是单纯的冒用他人名义，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冒名行为处分他人财产，从而非法占用他人的财物。因此，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人格权侵权问题了，而主要在于因非法处分财产所引发的财产权属争议，以及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因此，有必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注释:

[1]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2]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3]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4]参见熊丙万：“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其回复请求权”，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2期。

冒名范文篇4

一、假冒行为是否为“无权”或者“表见?

本案首先涉及到假冒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假冒是指冒名顶替，实际上是一种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行为。假冒者的目的常常并不是直接损害被假冒者的利益，而只是为了谋取个人的非法所得。当然，假冒行为也可能损害被假冒者的利益。本案中，刘金龙冒充房屋所有人张焕，与第三人李大庆从事了房屋交易行为，并办理了过户登记。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具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刘金龙以磋商买卖房屋为名,调换了张焕的真实的房产证；第二，刘金龙伪造了张焕的身份证件；第三，刘金龙通过与张焕建立房屋租赁关系，现实地占有了房屋及钥匙。所以，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行为不但惟妙惟肖，而且引起了实际的法律后果。毫无疑问，刘金龙已经构成了对张焕的姓名权的侵害。如果张焕以侵害姓名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是可以获得支持的。但是，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骗取财物，尤其是，其并不是单纯的冒用他人名义，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冒名行为处分他人财产，从而非法占用他人的财物。因此，本案涉及的主要问题不再是人格权侵权问题了，而主要在于因非法处分财产所引发的财产权属争议，以及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因此，有必要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一）刘金龙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可以适用无权制度？

从民法上看，冒名顶替行为既可能是以他人的名义处分一定财产的行为，也可能是以他人名义从事其他性质的民事活动，例如，假冒他人名义承担保证责任，该合同因被保证债权的债权人及时察觉而不成立。这虽然构成了对被冒名人的不利益，但其并没有处分被冒名人的财产。本案中，冒名处分行为虽然是侵权行为，其在冒用他人名义这一点上，构成了对他人名称权的侵害。在许多情况下，在本案中，刘金龙已经对被冒名人进行了处分，并引发了法律上的效果，具体表现为：第一，使张焕的房屋发生了变更登记，第三人李大庆成为了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人；第二，使第三人李大庆支付了大量的购房款。这一冒名行为直接引发了原所有人张焕与第三人李大庆之间的房屋所有权争议，即具有法律上的效果。那么，对于这样一些法律上的效果，应当适用哪一种法律制度来调整呢？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存在真实的被冒名人，且假冒行为的相对人主观上确实希望同被冒名人从事法律行为，则假冒行为可以类推适用无权制度[1]：被冒名人可以对假冒行为进行追认，并对交易相对人发生法律拘束力；如果被冒名人拒绝追认，则假冒行为无效，不对被冒名人产生法律效果。

我认为，虽然在冒名处分行为和无权中，实际行为人都缺乏从事相应行为的法定权利，在这一点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冒名处分行为不能适用无权制度，因为冒名处分行为完全不符合无权的基本特征。这表现在：

第一，无权实质上是一种缺乏权而仍从事行为的行为。从最终结果来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人都是为了实现被人的利益，都要以被人为利益的最终归属点，即使是无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要体现被人的意愿和利益。但是，本案中的冒名处分行为人完全违背了被人的意愿。尽管所有人张焕有出卖房屋的意愿，但是，刘金龙处分房屋的行为，完全不是为了实现张焕的利益，而是为了侵夺张焕的房屋，进而非法获取自己的利益。

第二，无权行为仍然是以被人名义行为，而不能自称是本人。在无权的情况下，人和被人仍然是区分开的，但在本案中，刘金龙在与李大庆从事交易时，其自称张焕，因此，刘金龙不是张焕从事行为，而是自称自己是张焕从事交易行为。

第三，无权行为一般不属于侵权行为，而本案中，冒名行为是侵权行为，刘金龙的行为不但侵害了所有人张焕的姓名权，而且损害了其财产权。这显然不符合无权的基本特征。

（二）刘金龙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可以适用表见？

所谓表见，是指人没有权，但是存在使第三人相信其有权的理由，因而使本人对交易相对人承担授权人的责任。[2]《合同法》第49条明确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权的，该行为有效。”这就是我国法律确立的表见制度。我国民法采纳表见制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在冒名处分情况下，其与通常的表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表现在：一方面，二者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权利人的真实意愿；另一方面，无论是假冒人，还是无权人，都实施了一定的民事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可能会对第三人产生了一定的民法上的效果。此外，假冒行为和无权行为都可能给他人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如果假冒他人名义不会引起法律上的争议和效果，例如，冒用他人名义订约酒店，但后因酒店客满，未能成功订约。这一般不会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正是这些相似性的存在，使得实践中的一些假冒行为与表见行为区分开来。

尽管如此，我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冒名处分行为和表见加以严格地区分：

第一，从法律关系的主体来看，表见仍然是一种关系，其直接涉及三方当事人，一方是表见人，另一方是交易相对人，第三方是相对人所信赖的被人。也就是说，第三人知道，直接与其从事交易的人并不是交易效果的直接归属者，尤其是，人在从事无权行为时，仍然是以人的身份出现的，而第三人知道还存在一个被人。但在本案中，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刘金龙自称自己就是张焕，第三人李大庆也信以为真，因此，从第三人李大庆的角度来讲，不存在人与被人的区别，其只是认为与张焕一人从事民事活动。始终只有两方当事人参与交易，一方当事人是无权处分人；另一方当事人是买受人，原所有人张焕没有加入到交易过程中，因此，其不符合表见的特征。

第二，从第三人信赖的内容来看，在表见的情况下，第三人信赖的是表见人有权，因此，有必要对第三人的信赖利益给予保护。表见的关键在于，第三人是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无权处分人具有权。其强调存在权这一表见事实，旨在保护交易相对人对表见权的信赖。[3]但是，在本案中，第三人李大庆并不是信赖刘金龙具有权，其就认为刘金龙就是张焕本人。虽然刘金龙出示了仿真身份证和真实房产证，且登记机构予以了确认，足以使交易相对人信赖刘金龙具有处分权。但是，此种信赖与表见制度中的信赖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因为，表见制度中的相对人信赖的是：直接交易相对人具有权；而冒名行为中相对人信赖的是直接交易相对人就是真实的权利人，就是为其自己从事交易行为。

第三，从本人对表见事实形成的作用来看，一般来说，如果是因为无权人盗窃本人的身份证件、印章等能够代表身份的材料，与他人从事民事行为，由此造成的后果属于无权。如果被人不接受的效果，无论第三人是否存在信赖利益，都不予以保护。在在本案中，刘金龙只是通过盗窃方式获得了张焕的房产证，张焕对此缺乏积极的作用，更何况，刘金龙出示的身份证件是伪造的，并非张焕所交付，因此，张焕对权利表象的形成并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宜令其承担表见的后果。但由于张焕未能尽到对自己房产证的合理保管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表见事实的形成，是第三人产生了信赖。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应当予以保护。但这种保护不能通过表见来完成，而应当通过善意取得制度等其他方式来实现。

二、原所有人张焕和买受人李大庆之间的利益比较与保护

本案中，房屋原所有人张焕与买受人李大庆之间存在相互对立的利害关系，不论认定那一方享有房屋的所有权，都将使另一方承担向登记机构或者第三人追偿的负担。那么，原所有人和买受人之间，谁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呢？我认为，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应当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买受人没有过错，主观上处于善意状态。本案中，尽管无权处分人刘金龙出示的是伪造的身份证，但是，买受人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义务，并且，登记机关对无权处分人身份信息的确认，使买受人更加确信刘金龙即为真实的权利人。更何况，面对高仿真身份证，一般人都难以凭肉眼加以识别。与善意买受人李大庆相比，房屋原所有人张焕自身具有过错。这种过错表现在，其没有尽到对自己财物的合理的保管义务，正是因为房产证被调包，才引发了无权处分人后来的一系列违法交易行为。如果其尽到对房产证的合理保管义务，刘金龙就没有机会取得房产证，也无法到房屋登记部门办理过户登记。

第二，这是优先保护善意买受人的信赖利益的需要。本案中，各种事实足以使善意买受人对这么几项事实产生信赖：一是对处分人（刘金龙）就是真实的权利人产生信赖；二是对登记簿记载内容的信赖，登记机关对处分人处分权的确认，更令善意买受人产生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宣告其买受行为无效，则致使第三人不敢轻易从事各种交易，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善意买受人的信赖，也是对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应当值得鼓励。

第三，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善意取得制度的一种重要价值选择就是：在原所有权人和善意买受人之间，对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予以分配。此种分配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二者在预测和控制风险能力上的强弱比较。[4]本案中，如前所述，善意买受人李大庆不具有对虚假权利外观的识别能力，而与之相反，所有人张焕却具有对形成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预防和控制能力，因为，只要其稍加注意，就可以防止刘金龙掉包其真实房产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让原所有人张焕（风险控制能力相对较强的一方）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

优先保护善意买受人李大庆的利益，意味着其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其取得所有权的依据在法律哪里呢？前文已经排除了表见制度的适用。根据我国《物权法》规定的非基于法律行为的各种物权变动模式，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只能依据善意取得制度来取得所有权。本案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下文将予以分析。

三、本案是否构成善意取得？

本案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据此，善意取得需要符合如下四个构成要件，即无权处分、买受人善意、买受人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办理了不动产变更登记。下面将对此逐一做出判断。

（一）刘金龙冒名顶替行为构成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本案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一大问题在于，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属于《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无权处分”的范畴？有观点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只能是在已经登记错误的情况下，被错误登记为权利人者的处分行为，或者是在不动产共有情况下，只有部分共有人被登记簿记载为权利人的情况下，被记载的部分共有权利人的处分行为。因此，冒名处分行为不能被解释为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

诚然，这两种情形是典型的善意取得制度“无权处分”，但我认为，应当将“无权处分”作广义上的理解，不能仅仅将“无权处分”限定在登记错误的情况。所谓无权处分，凡是没有取得权利人的同意，而处分权利人财产的行为，其包括两项重要内容，一是无权处分人未经真正权利人的同意，处分了他人的动产。二是处分人将他人的不动产非法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并进行处分，或者采用假冒行为非法处分他人财产。本案的情况就属于后一种类型。处分行为应当引起了原物权的变动。本案中，一方面，刘金龙冒名将张焕的房屋处分给李大庆，该处分行为并没有获得张焕的同意，构成“无权”；另一方面，刘金龙利用房屋登记部门的疏忽审查，现实地变更了房屋登记，使登记簿上记载的房屋权属发生了变化，已经作出了事实上的处分。更何况，《物权法》第106条并没有明确排除冒名处分行为。因此，只要没有处分权利的人形成了足以让第三人信赖的权利外观，就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予以保护。

（二）买受人在主观上是否构成善意？

善意是相对于恶意而言的，是指不知情，即不知或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项财产的权限。如果让与人为善意，而受让人为恶意，则不适用这一制度。此处所说的受让人包括了受让人的人、财产代管人等。在某些情况下，受让人是通过其受领辅助人代为受领，因为受领辅助人并不作出独立的意思表示，所以，即使受领辅助人是恶意的，但受让人是善意的，并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构成。

对于不动产买卖而言，善意的判断标准是比较简单的。只要受让人在受让该不动产时，有合理的理由信赖登记，就是善意的。[5]但是，在通常情形下，判断受让人是否信赖了登记，可以采取排除的方法，例如，如果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是采用欺骗的手段将登记财产记载在自己的名下就可以排除受让人是善意的。但是，本案中，不但没有以上可以排除买受人善意的情形，反而有这么几项事实，可以让买受人李大庆充分相信，处分人具有处分权：第一，李大庆在房屋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时，刘金龙出示了真实的房产证，表明其是真实的权利人；二是查阅了刘金龙的伪造高仿真身份证；三是房管部门也当场表示房产证和身份证明无误。以上三方面的信息，都足以使李大庆对刘金龙拥有房屋所有权产生合理信赖。对交易当事人来说，登记机关作为专司房屋登记管理的机构，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是当事人获得不动产权属信息的最权威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在正式工作场合所做的表示具有最高的可信度。因此，李大庆的信赖也是合理的。

需要讨论的是，善意的时点如何判断，即受让人的善意，从何时确定？我们所说的善意必须是交易时候的善意，在交易之后，即便买受人知晓了无权处分的事实，也不影响此前善意取得的成立。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必须“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这就是说，必须是以受让财产的时间确定，即取得人必须在最后取得行为那一刻是善意的。[6]至于受让以后是否为善意，则不影响善意取得的构成。如果受让人在这一时点以前出于恶意，亦可推定其在交付时以及以后为恶意。我认为，应当以登记簿上登记内容的变更为准，而不能以领取登记证书的时间为准。从申请到领取变更登记证书的过程，一般都要经历一段时间。根据一物一权原则，物权应当在这期间内的某一个时间点发生物权变动。根据《物权法》第16条的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因此，物权归属和内容的判断应当以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为准。而如果其间发生了物权变动，就应当以物权登记簿上登记内容的变更的那一个时间点为准。根据《物权法》第17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不动产登记簿内容的变更，与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发放一般会有一个时间差，因此，我们应当以不动产登记簿变更登记的时间点为物权变动的时间点，而不应以不动产权属证书发放的时间点为准。本案中，受让人发现被骗之时，房屋登记部门已经完成了变更登记，只不过领取证件的时间要晚于发现被骗的时间。如前所述，受让人在登记簿变更登记时已经处于善意状态，符合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求。

（三）买受人李大庆支付了合理的对价

本案中，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已经按照11000元/每平米的价格向无权处分人支付了220万元的房屋价款，符合当时的市场价格标准。

（四）登记机关已经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之所以要求必须办理登记过户，是因为，一方卖弄，只有办理了过户，才符合无权处分的特点；另一方面，只有办理了过户，才符合物权变动的规则。根据《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法定的物权变动要件为变更登记。本案中，登记部门已经向买受人办理了变更登记，且将买受人李大庆记载为登记簿上的房屋所有权人。

综上，本案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四项基本要件，从房屋变更登记之日起，善意买受人李大庆已经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而原所有人张焕丧失了房屋所有权。

四、无权处分人与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刘金龙之所以能够成功骗取房款，一方面是由于行骗人采用了掉包、伪造等一系列诈骗手段，使第三人相信其具有处分房屋的权利。该行为侵犯了张焕的房屋所有权，行为人负有侵权损害赔偿义务。另一方，房屋登记机构也违反了法定的审核义务，给刘金龙留下了行骗得可趁之机。关于登记机关的审查义务，《物权法》第12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未能履行法定职责，具有过错和可责性。登记机关的过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所有人办理原始登记的时候，登记资料中留有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信息，登记机关在办理变更登记时，应当核对实际处分人是否为原始的权利人。但本案中，刘金龙携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冒充张焕夫妇与李大庆共同现场办理房屋移转登记手续。刘金龙出示了其与李焕调包的真实的房产证。登记机关经审核认为，确实为真实的房产证，但在刘金龙出示伪造的张焕的身份证（名字为张焕、照片为刘金龙）以后，尽管该身份证与登记部门存档的张焕的身份证复印件明显不符，且刘金龙冒充张焕的签字也与存档资料中张焕的签字不符，但登记部门对此均未审核，并没有尽到此种审查义务。二是原所有人在办理原始登记时应当留有签字，这也是核对权利人身份信息的重要资料。登记机关在本案中也没有对此予以审查，具有重大过失。根据我国《物权法》第21条规定：“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据此，登记机构应当向房屋原所有人张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总之，张焕因为无权处分人的诈骗行为和登记机构的失职行为，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其有权请求刘金龙和登记机构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五、关于赔偿责任的确定

本案中，冒名顶替的行为导致张焕丧失了房屋的所有权，如前所述，直接原因有二：一是无权处分人刘金龙的诈骗行为；二是登记机关的失职行为。刘金龙和登记部门都对对张焕负有赔偿责任。根据《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因此，原所有人张焕可以请求无权处分人刘金龙赔偿损失。同时，因为登记机构的失职行为，造成了损失的产生，因此，受害人张焕也可以请求登记机构赔偿损失。

问题在于，在直接侵权人刘金龙携款潜逃之后，张焕能否直接请求登记机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物权法》第21条第2款明确规定：“因登记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人追偿。”该规定并没有表明登记机构只需承担补充责任，也没有表明其与无权处分人之间按照比例分担损害赔偿意思，因此，登记机构负有对所有人的全部赔偿义务。当然，登记机构在赔偿之后，可以向诈骗人刘金龙追偿所支付的价款。

冒名范文篇5

一、本人能认真学习有关金融法律、法规、省联社理事长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操作流程及信用社各项规章制度和业务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质和业务技能，加强自身廉洁自律教育，忠于职守，依法办事。时刻以“勤奋、忠诚、严谨、开拓”的企业精神为准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严格要求，不断进取，扎扎实实地开展稽核工作。

二、信贷工作检查情况：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是查贷款的合法合规性。其一是大额贷款检查：放款是否执行“三查”制度；是否坚持审贷分离；是否手续齐全，担保、抵押有效；是否有违规、违法贷款。农户小额贷款检查：放款是否坚持建档评定、在限额内放款；有无“息转本”、贷款档案是否建立齐全，超评定限额和随意变动限额发放贷款等违规行为。其二是查贷款的管理情况。检查责任人是否落实明确、贷款三查制度是否明确，资料是否真实。其三是检查不良贷款清收情况。检查清收任务是否真实、任务是否明确和落实，是否有隐形不良贷款，到期贷款通知单是否及时发出并收；对难以收回的贷款有无清收计划.措施.方法措施是否得当等。

通过不断认真并上门核对贷款我分别先后查出XX信用社XXX借、冒名贷款累计金额300多万元；又查出XX信用社XXX冒名贷款累计金额90多万元，在次查出XX信用社XXX套取联行资金150万元，XXX又在XX信用社冒名贷款50万元、XX信用社冒名贷款50万元、XX信用社冒名贷款10万元、XX信用社冒名贷款10万元。相续又查出各信用社违规、违纪贷款，抵、质不足贷款，化整为零贷款，超权限贷款，查出质押假存单贷款，抵押手续不全贷款，以贷转息贷款等等。

三、常规稽核检查情况

在一年的常规稽核中，对全县内部帐务检查中其主要以：农村信用社操作流程、委派会计管理办法、柜员管理办法为基础目标。检查所辖网点的内部帐务管理情况、现金管理情况、计算机管理情况、结算管理情况、重空管理情况、档案管理情况、印押、证管理情况、财务费用管理情况等。在检查中，不断查出一系列违反各项管理规定，如：XX信用社在财务开支方面随意性很大、账务混乱、凭证装订不顺序等等，并分别查出各信用社有不同程度的违规业务发生等，就查出的问题该谁承担的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并督促限期整改和罚款或通报批评。

在一年来，由于本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结过去，是为了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工作中的不足和欠缺，就如“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技能还有等于进一步提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发扬成绩，克服不足，朝着以下几个方向努力：

冒名范文篇6

述职人，男，现年41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联社纪委书记、副监事长，主管联社的稽核监察和安全保卫工作。任职以来，我严格按照监事会职能、职责和分管工作的相关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积参与经营决策，有效控制案件和风险的发生，促进联社各项业务的稳健发展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任职以来的工作情况述职如下：

一、强化制度建设，努力提高监事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监事会是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机构，职能的充分发挥对农村信用社的正常、合规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作为监事会的负责人，在日常工作中把加强监事会的自身建设、履行监督职能、提高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当作大事来抓。一是强化制度建设，不断规范监督行为。健全的制度，是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前提和保证。因此我不断完善内部监督体系，强化制度建设，规范监督行为。先后制订和完善了《监事会工作制度》、《理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绩效评价办法》、《理事、高级管理人员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实施办法》、《信用社工作人员廉政监督卡制度》、《稽核工作问责制度》、《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内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从而使稽核监督检查有章可循，查处问题有据可依，为规范业务行为、加强员工管理、实施公正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二是坚持业务学习，全面提高监督能力。，针对监事会成员以及内控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亟待提高的实际采取了相关措施：1、充分利用召开理、监事会的机会，集体组织监事会成员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文件精神、学习金融业务知识,努力变成行家里手，把握工作主动权。2、组织专业培训，7月份，组织全体稽核、保卫人员参加了省联社湘潭办事处举办的农村信用社稽核保卫人员培训班，通过培训,使联社的专业监管人员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对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方向、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执行“三会”制度的严密性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依法、合规监管能力和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稽核监督业务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3、合理进行工作分工，6月份,联社监事会新班子成立后，针对每一位监事现有的职业特点，明确了各自的岗位分工，促进了各项检查监督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三是摆正位置，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协调运转。监事会与理事会、经营班子及各职能部门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是互相监督、相互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在工作实践中我严格遵循“三会”分设，“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要求开展工作，与班子成员团结一心、目标一致，但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坚持做到工作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一切从班子团结、顾全大局出发，在重大问题处理上，实行以理事会、监事会、主任办公会为运行基础，理事长、监事长、主任为运行纽带的“三长一会”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也时刻注意不干预理事会、主任的管理决策和经营活动，充分尊重理事会和经营管理班子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建议和意见通过正当渠道沟通，相互探讨来解决。同时忠于职守、办事公正、实事求是，原则性强，有效地推进了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监事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遂步提高。

二、认真履行职责，有效控制案件和风险的发生

作为纪委书记和分管纪检监察和安全保卫的联社领导，我深感认真履行自身职责、有效控制案件事故发生的重要性和防化经营风险的必要性。因此我在工作中根据章程赋予的职责和权利，在服从、服务全局工作的前提下，主动增强责任意识、内控意识、监督意识和风险意识，充分利用稽核监督平台，加大稽核检查力度，运用稽核检查和纪检监察手段认真履职。

1、认真组织开展稽核、综合检查，落实各项案防措。一是转变稽核观念，及时将监督关口前移，稽核部门负责人参与了联社审贷会议，对审贷会的权力运作过程和决议形成过程进行监督，有效防范新的风险发生，实现由事后监督向事前防范、事中监控转移；二是改进稽核方法，加大现场稽核检查力度。增加对业务传票检查、进行上门核对、跟踪检查贷款大户、召开有关座谈会等内容，发现问题，及时发出预警信息；三是认真组织实施开展稽核、安保工作综合检查和治理商业贿赂：①先后对潭市、望春门等4家信用社进行了综合性全面稽核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和经济处罚；②先后组织力量对36名信用社班子成员和2名辞职人员进行了离任稽核；共落实责任贷款38882万元，查处违章放贷57笔，金额177万元；③投资150多万元完成了对十二个营业网点的安全设施达标改造。④全年同保卫部一道利用白天或晚上对全辖61个营业网点开展了11次安保综治检查和30多次守库、值班、库存现金管理突击检查，下发整改通知书份，处罚违规责任人（次），罚款金额元；⑤组织各信用社进行了治理商业贿赂和反不正当交易行为。根据省联社（）2号文件关于《银行业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检查评估实施方案》的要求，对24个社（部）开展了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的检查评估工作。制订了《湘乡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廉洁自律“八不准”》，建立了信用社员工廉政监督卡制度，并在有关媒体公布，随时接受广大客户的监督；为建立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长效机制做了积极有效的工作。四是实行稽核监察、安全保卫检查资源共享，在每月定期召开的社务会议上，我及时把稽核监察、安全保卫检查情况向人力资源、计划信贷、财务和风险管理等部门通报检查情况，提出规范性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负责对问题督促整改，开创了稽核专门监督和部门分工监督相结合、齐抓共管的监管局面。

2、强化纪检监察职能，积极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

（1）严肃处理各类贷款违章违纪行为。8月下旬，我在工作调研中听到不少同志反映：联社以前对贷款方面的违章违纪问题处理较轻，相关责任人的认识没有提高，还款主动性差，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清收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影响了全辖违规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清收。针对这一情况，我立即组织和指导联社稽核监察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分析具体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形成专题报告，向党委会提出了对冒名贷款的二条处置意见并得到了实施：①对原代办员经手发放的冒名贷款，问题严重的由联社会同湘乡市公安局经侦队配合信用社对冒名贷款进行清查处置，首先是收回货币资金，其次是落实债权，第三是移交司法机关立案查处。②对信用社员工发放的冒名贷款采取三条过硬措施：一是联社于7月16日分别对有冒名贷款的员工发出了整改通知书，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处理意见。二是联社稽核监察部代表联社分别找责任人进行了谈话，动员他们积极落实和归还贷款。三是由责任人写出承诺书，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处置解决冒名贷款问题的，一律自愿解除劳动合同，清理出信合队伍。通过一系列措施，冒名贷款落实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12月31日，共收回冒名贷款83万元，利息22万元，落实债务310万元，其中25名信用社信贷员发放的冒名贷款已有12人落实了债务，金额207.34万元。

（2）坚持执纪办案，严肃查处各类案件和信访问题。对信用社出现的各类问题，我都亲自顾问，严格把关。先后指导查处了周贵军、龙和平、张映林、周建桥、刘阳初等5人的违法犯罪案，在查处后依法判刑的1人，刑拘4人，其中开除公职一人，解除劳动合同一人，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各类违法乱纪行为。对接到的13件群众信访和举报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处理，为我市信用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

（3）开展警示教育活动，预防案件和风险的发生。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坚决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针对当前员工队伍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注重预防，注重制度建设，对反腐败实行惩防并举、防范风险于未然的改革。在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之后，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我及时向党委会提出要求并得到批准于10月21日组织全市信用社的正副主任、分社主任，信贷内、外勤人员和联社全体机关员工共260多人倾听了湘潭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科长刘向军同志的关于转型期金融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警示教育专题讲座，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和案件预防向纵深推进。

（4）加强稽核、保卫队伍建设。为加大对内控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稽核、保卫队伍，根据办事处的指示，联社通过考察、考核每社配备了一名驻社稽核人员，解决了我联社稽核队伍严重缺编的问题。同时，城区社本部配备了专职保安，为有效地防控事故的发生配齐了队伍。

通过努力，全辖去年全年实现了安全无事故，各项管理工作朝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迈进。

三、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全力完成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1、积极做好信用社联络员的监管及取消工作。首先，联络员未取消前，根据《湘乡市农村信用社业务联络员管理办法》在联社的工作会议上作专门安排布置，进一步强调规范联络员的工作行为。其次，严厉查处联络员的问题。先后对周建桥、张映林、刘阳秋等有经济问题的联络员毫不手软的移送了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与稽核监察部、月山信用社负责人一道通过与受骗闹事的村民对话做工作和采取千方百计的措施先后十数次跑月山、长沙，历时四个多月，落实处理了周建桥诈骗村民资金40多万元平息了月山的事态，共挽回涉及三个联络员的经济损失60多万元。第三，认真做好了联络员的取消工作。根据上级要求和联社决定，要我主抓联络员取消工作，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取消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出台实施方案，向各级、各部门汇报。12月7日，联络员集体到联社来要求解决社保，我虽然动完手术只有20来天，但我还是捂着伤口、隐着疼痛赶到联社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作集体答复。12月10日对外宣布全部取消信用社联络员后，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和全市信用社员工特别是部室、信用社主任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基本稳定，取消工作取得了成功，从根本上杜绝了联络员的管理风险。

2、深入基层，狠抓“三收”督促。一年来，我只要有时间就坚持下基层协助、指导和督促基层社的“三收”和其它工作。根据党委的安排，我先后作为东郊、金石、育段、新湘路等社的驻点联系人，多次到信用社召开有关会议，与信用社一道上户清收，协助做欠款大户的思想工作等。

四、坚持廉洁自律，做好清廉表率

今年以来，我在尽力抓好全市农村信用社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提高提高自身防腐能力，切实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先锋。因此，我坚持廉政勤政，树好形象为原则，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职务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本着对待工作和事业负责的态度，讲责任和义务，坚持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到自重、自省、自尊、自爱。作为联社领导，我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责任和身份，始终保持平和、低调、不张扬的生活作风，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依据程序、执行政策，遇到问题和矛盾不回避，采取消化与消除并举的办法积极解决。

冒名范文篇7

内容提要:善意取得制度是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物权变动的重要类型。自《物权法》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第106条、第107条）以来，实践中相关案例频频出现，不乏一些复杂疑难案例。针对实践中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判解研究》（2009年第2辑）特邀多位著名法学家和青年学者，就《物权法》视野下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若干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涉及到善意取得的诸多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现将这些讨论陆续登出，以供参考和交流。本篇为博士生熊丙万的《论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案情回顾]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

2006年5月，某市居民张焕购买了该市东方家园小区的一套住宅，面积200平方米。2007年5月，张焕在某报纸上刊登了出售其东方家园房屋的信息，一位自称刘金龙的男士根据该信息提供的方式联系张焕，商谈购房事宜。在第三次见面和洽谈期间，刘金龙将事先准备好的假房产证与张焕出示的真房产证做了“调包”。随后，刘金龙提出要先期租用一个月，张焕未与刘金龙签订租赁合同便把钥匙交给刘金龙。2007年7月15日，拟买受人李大庆根据张焕的信息中的地址和看房时间，直接到东方家园了解房屋状况。刘金龙自称张焕，与李大庆就购房事宜进行了磋商。双方初步约定，以11000元每平米的价格交易该房屋，并约定于同年7月23日一起到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办理过户手续。一旦房管部门审查无误，李大庆便立即付款。

7月23日，刘金龙携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记管理部门，冒充张焕夫妇与李大庆共同现场办理房屋移转登记手续。刘金龙出示了其与李焕调包的真实的房产证。登记机关经审核认为，确实为真实的房产证，但在刘金龙出示伪造的张焕的身份证（名字为张焕、照片为刘金龙，高仿真）以后，尽管该身份证与登记部门存档的张焕的身份证复印件明显不符，且刘金龙冒充张焕的签字也与存档资料中张焕的签字不符，但登记部门对此均未审核。登记机关认为过户手续齐全，随即办理了过户登记。李大庆于次日按照刘金龙提供的银行账号汇付了220万元房款。

3天以后，李大庆欲了解张焕是否已经收到房款，便按照刘金龙提供的电话联系，但手机已经关机，无法联系。其再次来到东方花园，只遇到张焕之子张平。张平告知李大庆，其父张焕已经出差，并且告知了张焕联系电话。房间内挂了一张张焕夫妇的结婚照片，李大庆并未因此产生怀疑，事后也未与张焕电话联系。10天后，李大庆前往东方家园，与张焕商量房屋交接事宜，但发现此前与其交易的“张焕”是骗子。张焕认为，李大庆上当受骗应当自担后果，而拒绝交付房屋。第二天，房屋管理部门通知李大庆领取房屋登记证书（证书上记载的变更登记日期为7月31日），李大庆领取登记证的当天下午，再次持证要求张焕交付房屋。双方为此发生争议，张焕首先到公安机关报案，但案件始终未能告破，刘金龙下落不明。三个月后，张焕便诉至人民法院，要求撤销房屋管理部门所作出的房屋移转登记，或者登记部门按照市价赔偿全部房款。

[焦点笔谈]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本案中，刘金龙通过窃取房产证和伪造身份证等刑事违法手段，在违背原所有人张焕意志的情况下，冒充张焕名义，将不动产房屋出卖给买受人李大庆，使原权利人丧失对其不动产的占有和登记。刘氏已携款逃之夭夭，难以及时寻找甚至无法寻找。因此，原所有人张焕与买受人李大庆就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房屋经刘金龙无权处分之后，其到底归谁所有呢，双方争议应如何解决呢？这与《物权法》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密切相关，也与《合同法》中的无权制度有关，主要涉及如下问题[1]：

一是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应当如何理解，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属于该“无权处分”？

二是赃物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三是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与表见中“无权处分”的关系如何？冒名处分行为能否适用表见制度？

这些问题都有赖于对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深入认识，只有对其深刻把握并加以运用，才能对本案具体问题作出准确判断。本文试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作系统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最后提出对本案的意见。

二、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之间的逻辑体系

善意取得制度以“无权处分”为前提，其在保护善意买受人利益，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同时，牺牲了原所有权人的利益。其以牺牲一方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另一方利益，因此必须要有充分的正当性理由。这也是百年来困惑法律人的历史难题。“无权处分”等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2]的内涵和外延，都需要借助支撑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理由来判断。自20世纪初叶开始，学理上先后提出了诸多理由来证成该制度的正当性，其中，有影响力和实质意义的大致有三种：一是权利外观说[3]；二是风险支配说[4]；三是防患成本说[5]。从提出这些学说的历史背景来看，学者们主要是以后一种学说来弥补前一种学说的不足，以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进行修正和完善。

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研究仍然引用前述学说来阐述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但是，这些研究也仅限于简单列举和描述前述理由，而鲜有对其逻辑关系的讨论，未能形成论证上的合力。笔者以为，若能厘清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正当性基础的关系，并形成一个正当性基础的逻辑体系，将更有利于增强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也能为其具体适用提供更为有力的判断标准。就对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的证成来说，权利外观说、风险支配说、防患成本说之间既不是简单的平行割裂关系，也不是论证中强势理由与弱势理由的关系[6]，相反，它们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尤其是在运用的时间上具有先后顺序，分别用于判断善意取得制度中不同的问题，形成了一个伴随着时间的纵深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权利外观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风险支配力是决定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标准；防患成本是在风险支配能力相同情况下的补充判断标准。

（一）权利外观：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

谈及善意取得制度的功能时，通常称其为了满足维护交易安全的需要。而这一“需要”蕴含着一个前提，即当前的交易活动已经面临着不安全因素的威胁，其主要表现为“不真实的权利外观”。在正常交易中，出让人必须对交易标的享有出售或者设立担保等处分权，而这种处分权是根据法定物权公示方法来对外表彰的，即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出让人依据法定公示方法对外形成的客观状态即为“权利外观”。因此，受让人也需要凭借权利外观来判断出让人是否真正享有处分权。只有出让人通过不动产登记或动产占有等方式表现出了权利外观，受让人对“出让人有处分权”的信赖才能够获得法律上的积极评价，基于这种信赖从事交易活动的安全性才能受法律保护。再进一步说，当这种权利外观不真实，才有讨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必要。反之，如果没有权利外观，则买受人的信赖就是一种不能获得法律的积极评价和保护的误信，也无所谓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了，自然也谈不上善意取得的适用问题。因此，只有无权处分人表现了权利外观时，才有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才有讨论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必要。

那么，不真实权利外观是否一定导致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呢？笔者认为，其只是引起了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但此种需求不一定能得到法律支持。因为，这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对立的需求——所有权的保护，如果法律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来支持前者，则意味着让原所有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7]从而限制甚至牺牲了后者。问题在于，法律以牺牲后者为代价来保护前者的理由何在呢？纵观各家著述，大多数理由认为：交易动态安全应优先于所有权静态安全，若交易安全得不到维护，则人们不敢随便从事交易，或者付出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去调查处分人权属状况，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繁荣。但是，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保护所有权是我国宪法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除非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不受他人剥夺。也有学者认为，善意买受人的利益代表了整个市场的交易安全，而交易安全即构成了公共利益。笔者认为，此种理由恐难成立，因为：一方面，从微观上看，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来限制私人利益，其主要逻辑在于，用极少数人的利益来换取了多数人的更大利益。但是，每一个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其在保护特定买受人的利益同时，通常也牺牲了相应的所有权人的利益，被保护人的数量和被牺牲人的数量是相当的。这显然不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如果说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广大潜在商品买受人对权利外观的信赖，促进交易的开展，那么，这同时意味着，广大所有权人将对自身财产的现行保护制度的不信赖，不敢轻易移转财产，反过来阻碍交易正常开展。这显然是以一种公共利益为代价，来牺牲了另外一种公共利益。如果所有权这一基本权利就得不到保护，那又岂敢轻易参与生产或市场交易活动呢？又何谈动态安全呢？因此，“公共利益”难以成为善意取得最终适用的正当性理由。在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矛盾对立的局面下，孰应优先保护，“动态交易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这一理由的说服力是苍白的。因为，在这一论证中，“动态交易安全优先于静态安全”既是结论又是原因，患了“以结论论证结论”的错误。

因此，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只是引起了保护交易安全的需求，引发了讨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并不必然导致善意取得的适用。至于善意取得制度能否最终适用，还需要借助其它因素来考量。

（二）风险支配：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标准

当不真实权利外观这一前提条件成就之后，善意买受人与无权处分人从事交易，且支付了交易对价。在此情形下，如果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交易安全优先于所有权静态安全得到保护，原权利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得风险；反之，如果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所有权静态安全优先于交易安全得到保护，善意买受人负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因此，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是前述负担和风险的分配，无论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都将使原所有权人或者善意买受人承受负担和风险。那么，到底由哪一方来承担这种风险呢？风险支配理论认为，应当由最有能力预测和控制风险的一方来承担。在善意取得制度中，所有权人和善意买受人都具有一定的预测和控制风险的能力，但又存在差异。

对买受人来说，除了信赖依据法定公示方法表征的权属状况之外，法律让其承担更多义务来查明交易相对人是否享有真正处分权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在迅捷的市场交易中，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受让人只能依据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占有来确定登记权利人或者占有人为有处分权人，并与其发生交易；另一方面，即使受让人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查明商品的权利归属状况，这也将大大增加善意受让人的市场交易成本，阻碍市场交易有序进行。这也是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以公信力的原因所在。

而对原所有权人来说，理论通说和立法实践大都认为，若其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基于原权利人的意思取得了不动产登记或者动产占有，那么，不论受托人是否享有处理该物的授权，所有人自动使其物脱离了自己名下的登记或者自身的占有，[8]从而自然触发了其物最终被无权处分人转让的链条。正如加利福利亚法院的一个判决指出：“将其财产信托给他人后，所有人便创造了一个其物被善意买受人购买的外观，其也应当因转让带来的不利益承担责任。”

在此情况下，不真实权利外观已经形成，善意买受人通常只能根据权利外观来判断权属状况，其“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这一风险的能力较弱；而原权利人的行为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其防止“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这一风险的能力则相对较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原权利人有较强的风险防患能力，但没有积极去防患，则其具有可责性要素。即便原所有权人遭受欺诈，其也没有理由给善意买受人造成交易上的负担。[10]因此，应当让原权利人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也即是说，应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赋予善意买受人取得物权的权利。

（三）防患成本：能否适用善意取得的补充判断标准

通常情况下，无权处分人权利外观的形成与原权利人的行为有着积极的联系，风险支配能力可以成为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标准。例如，基于对其它共有人的信赖而将共有不动产登记在部分共有人名下，给予欺诈等错误认识变更了不动产登记，基于信赖将动产移转给他人占有（借用、保管、维修等）[11]。原权利人的风险预测和控制能力相对较强，应当承担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不利后果。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不真实权利外观的形成与原所有权人的行为几乎没有联系，也不符合其内心意思。此时，风险支配能力强弱关系的比较和判断则十分困难。例如，乙伪造与甲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甲的房产证和身份证件，并串通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将甲的房屋变更登记到乙名下，办理了房产证，然后将该房屋出售给不知情的买受人。又如，乙盗取了甲的笔记本电脑，并将该电脑出卖给不知情的丙。在此情况下，既不能说原权利人更有能力防止“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的风险，亦不能认为，买受人更有能力“识别不真实权利外观”。在此，可以说双方风险支配能力相当，则不能用风险支配能力作为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标准。

那么，到底应当由谁来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呢？在回答之前，有两点需要强调：一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后，仍有不少学者以“维护市场交易安全”为由，主张应当对占有脱离物同样适用善意取得。对此，前文已经做详细评析，切不可以结论论证结论。二是占有脱离物是否善意取得，与社会道德风尚没有实质性联系。仍有不少著述认为，如果占有脱离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则既可能助长各种违法行为，也可能破坏传统的诚信善良道德标准。事实上，这是20世纪计划经济时代基于“不劳而获”的简单道德观的延续，未能正确认识该制度。[12]善意取得制度以买受人的“善意”为前提，非善意买受人不能得利于善意取得，因此，这一观点也就缺乏了依据。与风险支配说相反，传统民法关于占有脱离物[13]的研究路径可以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通过对防患财产被盗成本和识别赃物成本的经济学对比分析，有经济学家得出了如下结论：对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来说，让善意购买者负担交易风险的社会成本低。[14]因为，如果被害人无法追回其物，那么其将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防盗，而这部分资源本可以投入新的生产来创造新的价值；相反，如果被害人可以从买受人处追回其物，则上述“盗赃相关成本”就会降低。[15]因此，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分析，排除占有脱离物适用善意取得，则有利于社会整体财富的增长，是可取的。因此，如果原所有权人与买受人预测风险的能力相当或者难以判断强弱关系，则应当以防患成本来判断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并将其作为判断善意取得适用的补充标准。

如果盗赃物等占有脱离物被排除适用善意取得，那么，原权利人除了可请求无权处分人损害赔偿外，还享有对买受人的回复请求权，其既可请求撤销变更登记，也可请求买受人返还原物。在静态的个人利益和动态的公共利益激烈的冲突之间，法律做出了艰难的取舍，善意取得被排除适用后，善意买受人就要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险。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必然要求兼顾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对原所有权人的回复请求权的行使加以适当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要求所有人必须在法定的时间内行使回复请求权，即为回复请求权设定时效；二是要求特定情况下所有人以有偿方式回复其物，即有偿回复制度；三是原则上禁止被害人对货币、无记名证券等流通性极强的物行使回复请求权。《物权法》第107条[16]对遗失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出了特别规定，我国学界通说认为，应对该条作扩大解释，将其扩大适用于包括盗赃物在内的所有占有脱离物。笔者也持该观点。[17]具体到不动产，可采如下规则：不动产所有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年内要求撤销房屋变更登记，但是，受让人通过拍卖或者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人请求变更登记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所有权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之后，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追偿。

三、善意取得制度正当性的运用

在张焕与李大庆房屋产权纠纷一案中，李大庆能否依据我国《物权法》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房屋所有权是争议的焦点。对此，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肯定说。该说认为，本案符合《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无权处分、支付合理对价、受让人是善意、办理变更登记等四个要件，应当适用善意取得。二是否定说。该说认为，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构成要件，因为：第一，《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无权处分”主要是指发生登记错误时或者登记不准确时（如登记在部分共有人名下），买受人基于对登记簿公信力的信赖而认为，记载于登记簿的权利人就是真正权利人。而本案中，李大庆信赖的登记簿本身就是真实的，只不过错误地信赖了刘金龙冒名表现出的真实权利人身份，不构成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第二，本案中，刘金龙是通过违法犯罪行为占有张焕房屋所有权凭证的，违背了张焕的意思，因此房屋是赃物。而根据我国《物权法》，赃物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三，李大庆看见“房间内挂了一幅张焕夫妇的结婚照片”，但其并未因此产生怀疑，事后也未与张焕电话联系。因此，不能认为其主观上构成“善意”。三是表见说。该说认为，对于本案中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虽然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可以类推适用表见制度，李大庆可以据此取得房屋所有权。

下文将结合前述善意取得制度的正当性，对此相关争议问题进行分析。

（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是否包括冒名处分行为？

本案中，刘金龙并非房屋的物权人，其处分房屋的行为属于一般意义上的无权处分行为。但问题在于，其是否属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呢？有学者提出，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物权变动制度，其旨在维护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公信力，具体来说就是弥补现行登记制度存在的两个潜在缺陷：一是登记信息错误；二是登记信息不详尽（如共有人登记不详）。“无权处分人”只能是“名义”权利人或部分共有人等，买受人信赖的只能是“‘名义’权利人有权利，或者部分共有人有处分权”，而不应当包括对处分人本身行为能力的信赖。[18]例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性民事行为能力人处分自己财产的行为，即不属于善意取得之“无权处分”。至于类似于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是否属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鲜有论述。

前述观点将欠缺行为能力的处分行为排除在善意取得的“无权处分”之外，笔者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善意取得制度建构在“所有权人”、“无权处分人”和“买受人”三方当事人基础上，而在“欠缺行为能力的处分行为”中只有两方当事人，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要求。但前述观点将“无权处分”仅限于两种登记信息缺陷的情形，笔者认为，这是不全面的。从解释论的视角来看，刘金龙的冒名处分行为也应当属于我国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冒名处分行为也是形成不真实权利外观的事由。不真实权利外观是讨论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也是该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冒名处分行为同样可以引起不真实权利外观，且足以使买受人信赖。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当事人除了要根据登记信息查阅“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是谁”之外，还必须要确认与其磋商不动产交易人就是被记载的人。就登记信息而言，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登记通常是不动产权利设立和变动的法定要件，不动产登记也因此具备了彰显权利的机能。[19]同样，当事人身份信息也具有特定的彰显方法，在房屋登记过户时，具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通过身份证持有人出示的身份证来判断，二是通过登记机关审核后的结论来判断。在本案中，不但刘金龙出示了高仿真的身份证件，而且登记机关对“刘金龙就是登记簿上的张焕”进行了确认，这两项信息足以使买受人李大庆相信，与其进行交易的人就是张焕。因此，冒名行为同样能够导致买受人面临“不真实权利外观”，破坏交易的安全性，“维护动态交易安全”的需求也因此产生，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由此引发。

第二，法律之所以保护对登记簿上不真实权利外观的信赖，是因为登记簿由政府部门管理，其上记载信息的真实性以政府的信用来担保，具有极高的可信度。法律保护买受人对不真实权利外观的信赖，实际上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维护。就身份信息而言，无论是身份证件，还是登记部门对处分人身份信息的确认，同样是以政府信用来担保的。按照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原则，冒名处分行为引发的不真实权利外观也应当与登记信息错误同样对待，即通过考虑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对其予以保护。

冒名范文篇8

述职人，男，现年41岁，中共党员，大学文化，现任联社纪委书记、副监事长，主管联社的稽核监察和安全保卫工作。任职以来，我严格按照监事会职能、职责和分管工作的相关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积参与经营决策，有效控制案件和风险的发生，促进联社各项业务的稳健发展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任职以来的工作情况述职如下：

一、强化制度建设，努力提高监事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

监事会是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机构，职能的充分发挥对农村信用社的正常、合规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作为监事会的负责人，在日常工作中把加强监事会的自身建设、履行监督职能、提高监事会的工作效率当作大事来抓。一是强化制度建设，不断规范监督行为。健全的制度，是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前提和保证。因此我不断完善内部监督体系，强化制度建设，规范监督行为。先后制订和完善了《监事会工作制度》、《理事、监事、高级管理层成员绩效评价办法》、《理事、高级管理人员专项审计和离任审计实施办法》、《信用社工作人员廉政监督卡制度》、《稽核工作问责制度》、《不良贷款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列内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从而使稽核监督检查有章可循，查处问题有据可依，为规范业务行为、加强员工管理、实施公正监督，提供了制度依据。二是坚持业务学习，全面提高监督能力。，针对监事会成员以及内控管理人员业务水平亟待提高的实际采取了相关措施：1、充分利用召开理、监事会的机会，集体组织监事会成员认真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学习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文件精神、学习金融业务知识,努力变成行家里手，把握工作主动权。2、组织专业培训，7月份，组织全体稽核、保卫人员参加了省联社湘潭办事处举办的农村信用社稽核保卫人员培训班，通过培训,使联社的专业监管人员在新形势、新要求下对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方向、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执行“三会”制度的严密性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依法、合规监管能力和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稽核监督业务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3、合理进行工作分工，6月份,联社监事会新班子成立后，针对每一位监事现有的职业特点，明确了各自的岗位分工，促进了各项检查监督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三是摆正位置，正确处理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衡、协调运转。监事会与理事会、经营班子及各职能部门既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也是互相监督、相互配合、互相支持的关系。在工作实践中我严格遵循“三会”分设，“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要求开展工作，与班子成员团结一心、目标一致，但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坚持做到工作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一切从班子团结、顾全大局出发，在重大问题处理上，实行以理事会、监事会、主任办公会为运行基础，理事长、监事长、主任为运行纽带的“三长一会”联席会议制度。日常工作也时刻注意不干预理事会、主任的管理决策和经营活动，充分尊重理事会和经营管理班子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建议和意见通过正当渠道沟通，相互探讨来解决。同时忠于职守、办事公正、实事求是，原则性强，有效地推进了监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监事会的工作质量和效率遂步提高。

二、认真履行职责，有效控制案件和风险的发生

作为纪委书记和分管纪检监察和安全保卫的联社领导，我深感认真履行自身职责、有效控制案件事故发生的重要性和防化经营风险的必要性。因此我在工作中根据章程赋予的职责和权利，在服从、服务全局工作的前提下，主动增强责任意识、内控意识、监督意识和风险意识，充分利用稽核监督平台，加大稽核检查力度，运用稽核检查和纪检监察手段认真履职。

1、认真组织开展稽核、综合检查，落实各项案防措。一是转变稽核观念，及时将监督关口前移，稽核部门负责人参与了联社审贷会议，对审贷会的权力运作过程和决议形成过程进行监督，有效防范新的风险发生，实现由事后监督向事前防范、事中监控转移；二是改进稽核方法，加大现场稽核检查力度。增加对业务传票检查、进行上门核对、跟踪检查贷款大户、召开有关座谈会等内容，发现问题，及时发出预警信息；三是认真组织实施开展稽核、安保工作综合检查和治理商业贿赂：①先后对潭市、望春门等4家信用社进行了综合性全面稽核检查，并对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和经济处罚；②先后组织力量对36名信用社班子成员和2名辞职人员进行了离任稽核；共落实责任贷款38882万元，查处违章放贷57笔，金额177万元；③投资150多万元完成了对十二个营业网点的安全设施达标改造。④全年同保卫部一道利用白天或晚上对全辖61个营业网点开展了11次安保综治检查和30多次守库、值班、库存现金管理突击检查，下发整改通知书份，处罚违规责任人（次），罚款金额元；⑤组织各信用社进行了治理商业贿赂和反不正当交易行为。根据省联社（）2号文件关于《银行业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检查评估实施方案》的要求，对24个社（部）开展了不正当交易行为自查自纠工作的检查评估工作。制订了《湘乡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廉洁自律“八不准”》，建立了信用社员工廉政监督卡制度，并在有关媒体公布，随时接受广大客户的监督；为建立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长效机制做了积极有效的工作。四是实行稽核监察、安全保卫检查资源共享，在每月定期召开的社务会议上，我及时把稽核监察、安全保卫检查情况向人力资源、计划信贷、财务和风险管理等部门通报检查情况，提出规范性意见，建议有关部门负责对问题督促整改，开创了稽核专门监督和部门分工监督相结合、齐抓共管的监管局面。

2、强化纪检监察职能，积极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

（1）严肃处理各类贷款违章违纪行为。8月下旬，我在工作调研中听到不少同志反映：联社以前对贷款方面的违章违纪问题处理较轻，相关责任人的认识没有提高，还款主动性差，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清收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影响了全辖违规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清收。针对这一情况，我立即组织和指导联社稽核监察部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分析具体情况，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形成专题报告，向党委会提出了对冒名贷款的二条处置意见并得到了实施：①对原代办员经手发放的冒名贷款，问题严重的由联社会同湘乡市公安局经侦队配合信用社对冒名贷款进行清查处置，首先是收回货币资金，其次是落实债权，第三是移交司法机关立案查处。②对信用社员工发放的冒名贷款采取三条过硬措施：一是联社于7月16日分别对有冒名贷款的员工发出了整改通知书，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处理意见。二是联社稽核监察部代表联社分别找责任人进行了谈话，动员他们积极落实和归还贷款。三是由责任人写出承诺书，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处置解决冒名贷款问题的，一律自愿解除劳动合同，清理出信合队伍。通过一系列措施，冒名贷款落实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截至12月31日，共收回冒名贷款83万元，利息22万元，落实债务310万元，其中25名信用社信贷员发放的冒名贷款已有12人落实了债务，金额207.34万元。

（2）坚持执纪办案，严肃查处各类案件和信访问题。对信用社出现的各类问题，我都亲自顾问，严格把关。先后指导查处了周贵军、龙和平、张映林、周建桥、刘阳初等5人的违法犯罪案，在查处后依法判刑的1人，刑拘4人，其中开除公职一人，解除劳动合同一人，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各类违法乱纪行为。对接到的13件群众信访和举报问题，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调查、实事求是的处理，为我市信用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

（3）开展警示教育活动，预防案件和风险的发生。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坚决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针对当前员工队伍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注重预防，注重制度建设，对反腐败实行惩防并举、防范风险于未然的改革。在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之后，努力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我及时向党委会提出要求并得到批准于10月21日组织全市信用社的正副主任、分社主任，信贷内、外勤人员和联社全体机关员工共260多人倾听了湘潭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科长刘向军同志的关于转型期金融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警示教育专题讲座，有力地促进了我市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和案件预防向纵深推进。

（4）加强稽核、保卫队伍建设。为加大对内控制度执行的监督力度，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稽核、保卫队伍，根据办事处的指示，联社通过考察、考核每社配备了一名驻社稽核人员，解决了我联社稽核队伍严重缺编的问题。同时，城区社本部配备了专职保安，为有效地防控事故的发生配齐了队伍。

通过努力，全辖去年全年实现了安全无事故，各项管理工作朝着良性循环的轨道迈进。

三、围绕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全力完成各项中心工作任务

1、积极做好信用社联络员的监管及取消工作。首先，联络员未取消前，根据《湘乡市农村信用社业务联络员管理办法》在联社的工作会议上作专门安排布置，进一步强调规范联络员的工作行为。其次，严厉查处联络员的问题。先后对周建桥、张映林、刘阳秋等有经济问题的联络员毫不手软的移送了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在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与稽核监察部、月山信用社负责人一道通过与受骗闹事的村民对话做工作和采取千方百计的措施先后十数次跑月山、长沙，历时四个多月，落实处理了周建桥诈骗村民资金40多万元平息了月山的事态，共挽回涉及三个联络员的经济损失60多万元。第三，认真做好了联络员的取消工作。根据上级要求和联社决定，要我主抓联络员取消工作，接受任务后，我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取消工作进行了详细的安排和部署，出台实施方案，向各级、各部门汇报。12月7日，联络员集体到联社来要求解决社保，我虽然动完手术只有20来天，但我还是捂着伤口、隐着疼痛赶到联社耐心细致的解释和说服，作集体答复。12月10日对外宣布全部取消信用社联络员后，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和全市信用社员工特别是部室、信用社主任的共同努力，目前已基本稳定，取消工作取得了成功，从根本上杜绝了联络员的管理风险。

2、深入基层，狠抓“三收”督促。一年来，我只要有时间就坚持下基层协助、指导和督促基层社的“三收”和其它工作。根据党委的安排，我先后作为东郊、金石、育段、新湘路等社的驻点联系人，多次到信用社召开有关会议，与信用社一道上户清收，协助做欠款大户的思想工作等。

四、坚持廉洁自律，做好清廉表率

今年以来，我在尽力抓好全市农村信用社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同时，加强自身修养，自觉提高提高自身防腐能力，切实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先锋。因此，我坚持廉政勤政，树好形象为原则，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对待职务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本着对待工作和事业负责的态度，讲责任和义务，坚持和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树立人生观和价值观，带头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到自重、自省、自尊、自爱。作为联社领导，我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责任和身份，始终保持平和、低调、不张扬的生活作风，在工作中坚持原则、依据程序、执行政策，遇到问题和矛盾不回避，采取消化与消除并举的办法积极解决。

冒名范文篇9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新北京、新奥运”战略构想和首都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结合本市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落实责任，完善机制，务求实效，进一步优化首都发展环境，为鼓励自主创新、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标

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工作，进一步改善首都保护知识产权环境，促进创新发展，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保护知识产权首善之区。

（一）建立健全保护知识产权组织机构，完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机制。

（二）重点打击集群式知识产权违法案件，有效遏制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

（三）积极、有效解决好本市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中的突出问题。

（四）进一步提高公众保护知识产权意识，增强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创造、管理、运用、维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和能力。

（五）建立并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长效机制。

三、完善工作机构

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机构建设，成立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以下简称保知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保知办）负责保知组日常工作；成立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举报中心），受理、转交、跟踪反馈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搭建执法协调、上下联动、部门互动、信息共享的保护知识产权平台；进一步充实基层知识产权执法队伍。

四、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建立、健全保护知识产权运行机制。保知组在市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领导小组领导下，负责组织协调全市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机制，重点加强知识产权执法部门沟通、协调机制以及行政与司法衔接机制的建设。

（一）沟通机制。

定期沟通机制。一是建立保知组例会制度，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例会，通报各部门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采取的措施、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等；二是建立与驻华使馆、驻京外国商社、外资企业定期对话、交流制度，每半年一次。预约沟通机制。针对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具体问题，驻华使馆、驻京外国商社、外资企业可以与保知办预约，由保知办协调相关单位沟通解决。

情况通报机制。保知办每年定期召开北京保护知识产权状况新闻会，通报上一年度北京地区保护知识产权情况，并回答国内外记者提问。

（二）工作机制。

应对应急联动机制。研究建立解决本市保护知识产权总体性、趋势性问题的应对机制；建立突发问题应急机制；建立工商、版权、公安、海关、法院等成员单位之间配合协作的联动机制。

案件移送信息反馈与督办机制。举报中心接收举报投诉案件后，分送归口部门办理；承办部门应在法定处理时限内办结，并及时反馈举报中心；举报中心负责跟踪监督案件办理情况，部门未在时限内办结案件要及时报保知办协调解决。

数据统计和情况通报机制。举报中心要及时汇总、准确统计受理举报投诉案件情况以及各部门查处情况，每月第1个工作日报保知办；由保知办报市政府，并通报各成员单位；保知组各成员单位每半年应将本部门有关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形成书面材料报保知办，年终将本年度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情况于次年1月底前报保知办。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建立举报中心、各行政执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案件移送和结案反馈制度；对举报中心移交的案件，如触犯刑法，保知组各成员单位应及时移送公安部门，并反馈举报中心备案；司法部门办结案件后，应将结果反馈举报中心。

建立案件处理的评价考核制度。针对举报投诉案件的查处情况，保知办将建立评价考核制度，定期通报情况。

五、重点工作任务

当前本市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的重点是打击销售假冒名牌商品和贩卖盗版光盘行为。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大力治理重点地区的重点问题。

（一）重点整治销售假冒名牌商品的市场。

进一步加大对销售假冒名牌商品的重点地区和大型展销会的监管力度，抽调精干执法人员驻场、驻会。加强巡查，发现违法行为一律依法严厉处罚，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市场和展会中有销售假冒名牌商品行为的，除对经营者实施行政处罚外，要依法追究市场、展销会主办单位的连带责任，限期整改。整改无效的，依法作出处理。各有关部门要密切合作，追查假冒商品的来源，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假冒名牌商品的生产销售行为。

（二）重点打击贩卖盗版光盘行为。

针对贩卖盗版光盘的重点地区，明确执法人员岗位职责，加强监控和执法检查。研究建立投诉举报制售盗版光盘的奖励制度，重奖提供盗版光盘藏匿窝点、运输线、生产线等确切线索的举报者，有效遏制盗版源头。尽快着手研究有效制约无照游商的法律措施，并提出立法建议。公务员之家

（三）进一步提升社会保护知识产权意识。

冒名范文篇10

一、规范贷款审批程序

认真把好贷款审批关是放准用好贷款、提高资产质量的关键性步骤，要坚持按照贷款政策、原则和制度，逐笔审核，决定贷与不贷、贷多贷少、期限长短等。

(一)层层设立贷款审批组织，贷款审批实行逐级负责制。联社已成立了大额贷款审批委员会，信用社要相应建立贷款审批领导小组。审批领导小组组长由信用社主任担任，负责辖区内3万元以下3000元以上贷款的审批发放，审批领导小组成员应由会计、监测、信贷员等3-5人组成，同时，信用社也应成立贷款贷前调查小组，成员由信贷员、监测员等2-3人构成，负责辖区内万元以上(含1万元)大额贷款的贷前调查，主要审查借款人的资信、联保人的资格和还款能力，抵押人(物)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贷前调查领导小组成员要在担保(抵押)贷款贷前调查一览表上签署意见，为信用社大额贷款审批领导小组和社主任决策提供详实资料。信用社审批领导小组贷款贷前调查领导小组名单要报联社业务科备案。

贷款在3000元以下(含3000元)的由信贷员审批发放；贷款在3000元至1万元(含1万元)以下的，由信用社（部）主任审批；贷款在1万元至3万元(含3万元)的，由社（部）贷款审批小组审批发放，社（部）主任签署意见；贷款3万元以上的，一律报联社审批。

决策人必须在核准的审批权限内审批贷款，审批贷款必须以调查人、审查人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在信贷资金和存贷比例许可的情况下，结合本地区发展规划，该笔贷款的用途和安全性等情况，确定贷与不贷，贷多贷少。集体审批贷款应有会议记录和大额贷款审批登记卡，并纳入贷款档案管理。

(二)完善审批记录，正确界定贷款第一责任人

在贷款管理上实行联社、信用社(部)主任负责制，联社主任、信用社主任对贷款管理负有最终决策权。同时，在贷款具体日常管理上严格执行贷款第一责任人制度，明确主办信贷员为第一责任人，对贷款调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及有效性承担责任，主办信贷员承担终身收回责任和贷款风险责任。无经放员或发放贷款责任不明确的，经信用社主任同意发放的，信用社主任是该笔贷款的第一责任人；未经信用社主任审批或同意，无经放员的贷款，内勤监测员是该笔贷款的第一责任人。

二、贷款的发放及收回管理。

信用社贷款操作程序为：贷款申请──贷款调查──贷款审批──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收回。农村信用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逆程序操作或减漏程序运行。信用社在与贷户签订借款合同时，必须做到要素齐全，规范完整，具体操作规程如下：

（一）保证担保贷款操作规程。

1．贷款发放需要的材料。

（1）借款人书面申请。

（2）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

（3）担保人身份证复印件。

（4）担保人书面担保书。

（5）信贷人员调查报告。

（6）借款合同（样本）。

（7）农村信用社短期借款申请（样本）。

（8）借款借据（样本）。

（9）贷款发放收回承诺书（样本）。

2．贷款发放。

信贷人员将贷款合同、借款凭证、连同有权审批人的批复（或复印件）送交会计人员作帐务处理。会计人员本着“谁的钱进谁的帐、谁使用”的原则，贷款推行非现金发放形式，贷款先转入借款人存款帐户，然后再支取使用，杜绝冒名贷款。

3．贷款检查材料。

（1）到逾期贷款催收通知单。

（2）贷款检查报告。

（二）抵押担保贷款操作规程。

1．贷款发放需要的材料。

(1)借款人书面申请。

(2)信贷人员调查报告

(3)贷款抵押品清单（样本）

(4)农村信用社短期借款申请（样本）

(5)房屋他项权证及相关附件

(6)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样本）

(7)农村信用社抵押保证借款合同（样本）

(8)贷款发放收回承诺书（样本）

(9)身份证复印件

2．贷款发放。

信贷人员将贷款合同、借款凭证、连同有权审批人的批复（或复印件）送交会计人员作帐务处理。会计人员本着“谁的钱进谁的帐、谁使用”的原则，贷款推行非现金发放形式先转入借款人存款帐户，然后再支取使用，杜绝冒名贷款。

3．贷款检查材料。

(1)逾期贷款到期催收单

(2)贷款检查报告

（三）质押担保贷款操作规程

1．贷款发放需要的材料

(1)借款人书面申请

(2)信贷人员调查报告

(3)贷款质押品清单（样本）

(4)农村信用社短期借款申请（样本）

(5)质押物证明及止付证明

(6)农村信用社借款借据（样本）

(7)农村信用社质押保证借款合同（样本）

(8)贷款第一责任人承诺书（样本）

(9)身份证复印件

2．贷款发放。

信贷人员将贷款合同、借款凭证——杜绝冒名顶替

3．贷款检查材料

(1)逾期贷款到期催收单

(2)贷款检查报告

（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操作规程。

1．贷款发放需要的材料

（1）农户书面贷款申请

（2）借款人身份证复印件。

（3）信贷员调查报告。

（4）信用社农户短期借款申请书（样本）

（5）信用社借款借据（样本）

(6）信用社农户小额贷款合同（样本）

（7）信贷员填写贷款发放收回承诺书，确认此笔贷款第一责任人（样本）

2．贷款发放。

信贷人员将贷款合同，借款凭证连同有权审批人的批复（或复印件）送交会计人员做帐务处理，会计人员本着“谁的钱进谁的帐，谁使用”的原则，贷款推行了现金形式先转入借款人存款帐户，然后再支取使用，杜绝冒领贷款。

3．贷款检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