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保费范文10篇

临界保费范文篇1

论文摘要:根据保险人保险定价的效用方程,分别讨论了在3种不同效用函数下的临界保费.

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看,保险产品的定价问题、准备金提留问题、再保险自留额问题以及资产负债配比问题都是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从风险决策的理论和实践知道,合理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的把握,而且取决于决策者对自身的价值结构判断.在保险学中,通过引入效用函数来描述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偏好和价值结构,并将它与潜在损失或理赔的概率评估有机结合起来,从更加综合的角度寻求诸多保险决策问题的解.

一般地,决策者的风险态度被分为三种类型:风险偏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立,分别对应着他们的效用函数u(x)的曲线为上凸、下凸和直线三种情况.最普遍的情况是厌恶风险,本文重点讨论此种情况.

1保险定价问题

引理1(Jensen不等式)设决策者的风险是厌恶风险,即它的效用函数u(x)满足u′(x)>0,u″(x)<0,则对于随机变量X,成立如下不等式E[u(X)]≤u[E(X)].

假定决策者(保险人)拥有财富W.若要承保,则可以在原有财富W的基础上增加一笔保费收入G,但是得替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其财富变成了随机变量W+G-X,其中随机变量X表示风险,其概率分布为F(x).若不承保,则保险人确定地拥有财富W.设保险人关于确定量和关于随机变量分布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x)和U[X],则对保险人而言,“合理”的承保保费应满足不等式U[W+G-X]≥u(W).G越小,要承保的效用U[W+G-X]越小,当G小到使等号成立时,承保已无任何吸引力,所以保险人愿意接受的最底保费G*是使得上式等号成立的临界值,称为临界保费.

根据期望效用原理,随机变量X的“效用”U[X]可以转化为随机变量函数u(X)的期望,即

U([X])=E[u(X)]=∫Du(x)dF(x).

其中F(x)是随机变量X的分布函数,D是随机变量X的取值范围.

2主要结论

对于风险决策者常用的效用函数有以下几种:直线型效用函数、抛物线型效用函数、指数型效用函数、对数型效用函数和分数幂型效用函数等.下面给出前3种情况下的临界保费.命题

1设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直线型,

u(x)=ax+b,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临界保费G*=E[X].

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E[a(W+G*-X)+b]

=aW+aG*-aE[X]+b,

u(W)=aW+b,

联立两式得G*=E[X].

命题1说明对于风险态度中立的决策者来说,临界保费即是纯保费,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命题2设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抛物线型,u(x)=x-αx2,其中α>0,0<x<12α,并且假设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此时临界保费为

G*=E[X]+(12α-W)-(12α-W)2-σ2(X).

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12α0[(W+G*-X)-α(W+G*-X)2]dF(x)

=W+G*-E[X]-α{(W+G*)2-2(W+G*)×E[X]+E[x2]},

u(W)=W-αW2,

联立两式得下列方程

-α(G*)2+(1-2αW+2αE[X])G*+(2αW-1)E[X]-αE[X2]=0.

解关于G*的一元二次方程得

G*=2αw-1-2αE[X]+(1-2αW)2-4α2σ2(X)-2α

=E[X]+(12α-W)-(12α-W)2-σ2(X).

特别地,当W=0时,

G*=E[X]+12α-(12α)2-σ2(X)

≈E[X]+ασ2(X),转

此时σ2(X)12α.这正是非寿险保费定价中的“方差原理”,因为在金融分析中常用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风险的大小,方差越大,不确定的程度越大.保险人把它作为一条加费的理由,因而在纯保费E[X]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项“安全附加费用”.

命题3设保险人的效有函数为指数型,u(x)=-e-αx,α>0,假设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此时临界保费为G*=1αlnMX(α),其中MX(α)为理赔随机变量X的矩母函数.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0-e-α(W+G-X*)dF(x)

=-e-α(W+G*)+∞0eαxdF(x)

=-e-α(W+G)*MX(α),

u(W)=-eαW,

联立两式得G*=1αMX(α).

可以看出对于这类特殊的效用函数,临界保费与保险人所拥有的财富大小无关.

3总结

效用理论一直是研究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合理决策的理论基础,保险研究之中除保险定价以外,决定合理的准备金、自留额以及选择合理的财务方案都可以以此作为决策的原理.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实际保险定价中常用的“均值原理”和“方差原理”等只不过是期望效用的特殊形式,它们对应着一次、二次多项式等简单的效用函数.类似地,还可以讨论对数效用函数u(x)=lnx、分数幂效用函数u(x)=xr(0<r<1)等其他常见效用函数所对应的情况.

参考文献

[1]谢志刚,韩天雄.风险理论与非寿险精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2]茆诗松,王静龙,濮晓龙.高等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临界保费范文篇2

引理1(Jensen不等式)设决策者的风险是厌恶风险,即它的效用函数u(x)满足u′(x)>0,u″(x)<0,则对于随机变量X,成立如下不等式E[u(X)]≤u[E(X)].

假定决策者(保险人)拥有财富W.若要承保,则可以在原有财富W的基础上增加一笔保费收入G,但是得替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其财富变成了随机变量W+G-X,其中随机变量X表示风险,其概率分布为F(x).若不承保,则保险人确定地拥有财富W.设保险人关于确定量和关于随机变量分布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x)和U[X],则对保险人而言,“合理”的承保保费应满足不等式U[W+G-X]≥u(W).G越小,要承保的效用U[W+G-X]越小,当G小到使等号成立时,承保已无任何吸引力,所以保险人愿意接受的最底保费G*是使得上式等号成立的临界值,称为临界保费.

根据期望效用原理,随机变量X的“效用”U[X]可以转化为随机变量函数u(X)的期望,即

U([X])=E[u(X)]=∫Du(x)dF(x).

其中F(x)是随机变量X的分布函数,D是随机变量X的取值范围.

2主要结论

对于风险决策者常用的效用函数有以下几种:直线型效用函数、抛物线型效用函数、指数型效用函数、对数型效用函数和分数幂型效用函数等.下面给出前3种情况下的临界保费.命题

1设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直线型,

u(x)=ax+b,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临界保费G*=E[X].

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E[a(W+G*-X)+b]

=aW+aG*-aE[X]+b,

u(W)=aW+b,

联立两式得G*=E[X].

命题1说明对于风险态度中立的决策者来说,临界保费即是纯保费,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命题2设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抛物线型,u(x)=x-αx2,其中α>0,0<x<12α,并且假设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此时临界保费为

G*=E[X]+(12α-W)-(12α-W)2-σ2(X).

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12α0[(W+G*-X)-α(W+G*-X)2]dF(x)

=W+G*-E[X]-α{(W+G*)2-2(W+G*)×E[X]+E[x2]},

u(W)=W-αW2,

联立两式得下列方程

-α(G*)2+(1-2αW+2αE[X])G*+(2αW-1)E[X]-αE[X2]=0.

解关于G*的一元二次方程得

G*=2αw-1-2αE[X]+(1-2αW)2-4α2σ2(X)-2α

=E[X]+(12α-W)-(12α-W)2-σ2(X).

特别地,当W=0时,

G*=E[X]+12α-(12α)2-σ2(X)

≈E[X]+ασ2(X),

此时σ2(X)12α.这正是非寿险保费定价中的“方差原理”,因为在金融分析中常用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风险的大小,方差越大,不确定的程度越大.保险人把它作为一条加费的理由,因而在纯保费E[X]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项“安全附加费用”.

命题3设保险人的效有函数为指数型,u(x)=-e-αx,α>0,假设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此时临界保费为G*=1αlnMX(α),其中MX(α)为理赔随机变量X的矩母函数.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0-e-α(W+G-X*)dF(x)

=-e-α(W+G*)+∞0eαxdF(x)

=-e-α(W+G)*MX(α),

u(W)=-eαW,

联立两式得G*=1αMX(α).

可以看出对于这类特殊的效用函数,临界保费与保险人所拥有的财富大小无关.

3总结

效用理论一直是研究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合理决策的理论基础,保险研究之中除保险定价以外,决定合理的准备金、自留额以及选择合理的财务方案都可以以此作为决策的原理.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实际保险定价中常用的“均值原理”和“方差原理”等只不过是期望效用的特殊形式,它们对应着一次、二次多项式等简单的效用函数.类似地,还可以讨论对数效用函数u(x)=lnx、分数幂效用函数u(x)=xr(0<r<1)等其他常见效用函数所对应的情况.

论文关键词:效用函数临界保费理赔

论文摘要:根据保险人保险定价的效用方程,分别讨论了在3种不同效用函数下的临界保费.

参考文献

[1]谢志刚,韩天雄.风险理论与非寿险精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2]茆诗松,王静龙,濮晓龙.高等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临界保费范文篇3

论文摘要:根据保险人保险定价的效用方程,分别讨论了在3种不同效用函数下的临界保费.

从管理决策的角度看,保险产品的定价问题、准备金提留问题、再保险自留额问题以及资产负债配比问题都是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从风险决策的理论和实践知道,合理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的把握,而且取决于决策者对自身的价值结构判断.在保险学中,通过引入效用函数来描述决策者的风险态度、偏好和价值结构,并将它与潜在损失或理赔的概率评估有机结合起来,从更加综合的角度寻求诸多保险决策问题的解.

一般地,决策者的风险态度被分为三种类型:风险偏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立,分别对应着他们的效用函数u(x)的曲线为上凸、下凸和直线三种情况.最普遍的情况是厌恶风险,本文重点讨论此种情况.

1保险定价问题

引理1(Jensen不等式)设决策者的风险是厌恶风险,即它的效用函数u(x)满足u′(x)>0,u″(x)<0,则对于随机变量X,成立如下不等式E[u(X)]≤u[E(X)].

假定决策者(保险人)拥有财富W.若要承保,则可以在原有财富W的基础上增加一笔保费收入G,但是得替被保险人承担风险,其财富变成了随机变量W+G-X,其中随机变量X表示风险,其概率分布为F(x).若不承保,则保险人确定地拥有财富W.设保险人关于确定量和关于随机变量分布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x)和U[X],则对保险人而言,“合理”的承保保费应满足不等式U[W+G-X]≥u(W).G越小,要承保的效用U[W+G-X]越小,当G小到使等号成立时,承保已无任何吸引力,所以保险人愿意接受的最底保费G*是使得上式等号成立的临界值,称为临界保费.

根据期望效用原理,随机变量X的“效用”U[X]可以转化为随机变量函数u(X)的期望,即U([X])=E[u(X)]=∫Du(x)dF(x).

其中F(x)是随机变量X的分布函数,D是随机变量X的取值范围.

2主要结论

对于风险决策者常用的效用函数有以下几种:直线型效用函数、抛物线型效用函数、指数型效用函数、对数型效用函数和分数幂型效用函数等.下面给出前3种情况下的临界保费.命题公务员之家

1设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直线型,

u(x)=ax+b,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临界保费G*=E[X].

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E[a(W+G*-X)+b]

=aW+aG*-aE[X]+b,

u(W)=aW+b,

联立两式得G*=E[X].

命题1说明对于风险态度中立的决策者来说,临界保费即是纯保费,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命题2设保险人的效用函数为抛物线型,u(x)=x-αx2,其中α>0,0<x<12α,并且假设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此时临界保费为

G*=E[X]+(12α-W)-(12α-W)2-σ2(X).

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12α0[(W+G*-X)-α(W+G*-X)2]dF(x)

=W+G*-E[X]-α{(W+G*)2-2(W+G*)×E[X]+E[x2]},

u(W)=W-αW2,

联立两式得下列方程

-α(G*)2+(1-2αW+2αE[X])G*+(2αW-1)E[X]-αE[X2]=0.

解关于G*的一元二次方程得

G*=2αw-1-2αE[X]+(1-2αW)2-4α2σ2(X)-2α

=E[X]+(12α-W)-(12α-W)2-σ2(X).

特别地,当W=0时,

G*=E[X]+12α-(12α)2-σ2(X)

≈E[X]+ασ2(X),此时σ2(X)12α.这正是非寿险保费定价中的“方差原理”,因为在金融分析中常用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风险的大小,方差越大,不确定的程度越大.保险人把它作为一条加费的理由,因而在纯保费E[X]的基础上又多了一项“安全附加费用”.

命题3设保险人的效有函数为指数型,u(x)=-e-αx,α>0,假设理赔X的概率分布为F(x),则此时临界保费为G*=1αlnMX(α),其中MX(α)为理赔随机变量X的矩母函数.证明考虑保险人定价的效用方程为

U([W+G*-X])=u(W).

∵U([W+G*-X])=E(u[W+G*-X])

=+∞0-e-α(W+G-X*)dF(x)

=-e-α(W+G*)+∞0eαxdF(x)

=-e-α(W+G)*MX(α),

u(W)=-eαW,

联立两式得G*=1αMX(α).

可以看出对于这类特殊的效用函数,临界保费与保险人所拥有的财富大小无关.

3总结

效用理论一直是研究在风险和不确定条件下进行合理决策的理论基础,保险研究之中除保险定价以外,决定合理的准备金、自留额以及选择合理的财务方案都可以以此作为决策的原理.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实际保险定价中常用的“均值原理”和“方差原理”等只不过是期望效用的特殊形式,它们对应着一次、二次多项式等简单的效用函数.类似地,还可以讨论对数效用函数u(x)=lnx、分数幂效用函数u(x)=xr(0<r<1)等其他常见效用函数所对应的情况.

参考文献

[1]谢志刚,韩天雄.风险理论与非寿险精算[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

[2]茆诗松,王静龙,濮晓龙.高等数理统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临界保费范文篇4

一、财务失败及成因分析

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财务失败（financialfailure）是指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和危机。从财务预警的角度看，财务失败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财务失败是指公司盈利能力的实质性减弱，公司的偿付能力丧失，它涵盖了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各个阶段，其表现形式包括：拖欠短期债务、拍卖变现短期甚至长期资产、无力支付债务利息甚至本金等。狭义的财务失败仅指公司丧失偿付能力的最严重状况，即公司的资产市场价值总额小于负债市场价值总额，也就是所谓的“资不抵债”，最终导致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发生破产。

财务失败的原因分析是进行财务预警的必要理论基础。从公司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着手展开的财务失败研究认为，财务失败源于风险主体对风险控制的不力。风险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其损失主要是指经济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公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财务失败主要研究公司财务风险的因素。当财务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化解措施或采取的措施有效性不够，公司就会陷入财务失败的困境。基于对财务风险的定义和计量，财务预警模型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以风险测量技术为基础，建立风险估计和监测模型。

从财务实际应用研究层面展开的财务失败研究认为，财务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管理能力和外部经营风险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最终都会体现到公司的财务状况上。对于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除了行业环境等方面的分析以外，最主要的分析内容之一是公司会计信息的分析。财务与会计理论认为，主要由公司的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情况。根据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可以研究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等，从而分析公司的安全状况，进而对公司的综合财务状况做出判断。因此，这一方向的财务预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关于会计信息的财务分析，会计信息的财务分析方法包括比率分析、结构分析和比较分析等，而财务比率分析是其基本分析方法。这样，对各方面相关财务比率的单项和综合研究，也就成为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当然，财务预警的这一研究方向是建立在财务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由于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外部监管或第三方鉴证不力等原因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财务预警将毫无价值。

二、财务预警理论与方法

从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财务预警研究基于基础理论的不同，主要有两大方向：一类是以风险分析为基础，主要采用风险监测系统的方法。另一类是以财务分析理论为基础，从公司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分析人手进行的多因素分析方法。目前应用比较成功和有相当研究基础的是后者——基于财务比率的多因素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又可以根据财务预警模型中选用的变量多少不同，分为单变量模式和多变量模式两种。

（一）单变量模式，是指运用单一变量，用个别财务比率来预测财务失败。从一般企业来看，主要的运用比率包括债务保障率（现金流量÷债务总额）、总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金安全率（资产变现率一资产负债率）等。按照单变量模式，公司发生财务失败是由长期因素而非短期因素造成的，因此，可以长期跟踪这些比率，注意这些比率的变化，借以预测公司的财务危机。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个别比率只能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不能全面反映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且当这些比率彼此不完全一致甚至传递出相反的信号时，指标的警示作用就可能减弱甚至被抵消，因此，单变量模式的应用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多变量模式，是指按照多变模式思路建立多元线形函数公式，运用多种财务比率进行加权，然后以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来预测财务失败。这种模式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由美国学者奥特曼（Altman）于1968年提出的“Z记分模型”。这一模型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计算步骤是首先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计算出一组反映公司财务危机程度的财务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对财务失败警示作用的大小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再将这些财务比率按照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一个公司的综合风险总判别分Z，最后将其与临界值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失败及其严重程度。“Z记分模型”的具体判别函数为：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式中：

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1越大，说明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越强，财务状况越理想。

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留存收益相当于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X2越大，说明企业筹资和再投资的功能越强。

X3=（税息前利润÷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X3越大，说明企业不考虑税收和财务杠杆因素时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越强。

X4=（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4越大，说明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判断越乐观，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该指标尤其具有说服力。

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X5越大，说明企业利用现有资产获取销售收入的能力越强。

根据对财务失败企业的统计分析，奥特曼得出一个经验性的临界值，即Z=3.0.如果企业的Z记分高于3.0，则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良好，无破产可能。低于3.0，则存在财务失败的可能。如果低于1.8，则表明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如果不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将很难走出破产的困境。

“Z记分模型”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其主要特点和优势在于它客观准确，简单易懂，所有数据均可直接根据财务报表得到，可操作性强，不仅有利于公司管理当局进行财务分析，及早发现潜在的财务危机，改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用来作为投资者（或者潜在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债权人（或潜在的债权人）进行信贷决策以及监管机关实施监管措施的参考依据。

三、建立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的思考

虽然“Z记分模型”适用于上市公司，奥特曼当初得出的公式也是基于制造业公司的财务资料。但是，这一模型的应用已扩展到非制造企业及企业债券评级等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其基本原理构建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当然，保险公司具有不同于工商企业的业务特点，反映其财务状况的指标也不可能与工商企业相同。2001年1月，中国保监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试行）。2003年3月，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在借鉴国外财务预警理论与实践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规定中的某些监管指标并加以改造来构建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预警模型。由于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特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应分别建立各自的财务预警模型。

（一）财产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

Z=W1X1-W2X2+W3X3+W4X4+W5X5-W6X6-W7X7

其中，Z为判别分值，W1、W2……W7为各比率的权重，X1、X2……X7为相应的财务比率，笔者提出的这些比率分别为：

1.X1（速动比率）=速动资产÷认可负债×100％，反映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可以迅速变现来偿还负债的能力，这一指标的正常值范围为大于95％，指标值越大，表明保险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以及应付突发性保险责任事故的能力越强。

2.X2（认可资产负债率）=认可负债÷认可资产×100％，反映保险公司利用认可资产偿还认可负债的能力，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小于90％，该指标值越小，表明保险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强。

3.X3（资产认可率）=资产净认可价值÷资产账面价值×100％，反映保险公司资产的风险状况，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大于等于85％。

4.X4（自留保费增长率）=（本年自留保费-上年自留保费）÷上年自留保费×100％，反映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后的自留保费的增长率。一般来说，保费收入的增长表明保险公司业务的发展，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10％～60％。

5.X5（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认可资产×100％，反映保险公司利用认可资产产生利润（包括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的能力，保险公司除了要保持保费收入的不断增长外，还应该提高承保业务和资金运用的收益水平。本指标实际上包含了承保利润和资金运用收益两个方面，利润率越高，表明保险公司运用现有资产的效益越好，保险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

6.X6（自留保费规模率）=本年自留保费÷（实收资本金+公积金）×100％。《保险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该指标值越大，表明财险公司相对于其自有资本来说保费规模越大，因而其最终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弱。计算该指标时，当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时，应在“实收资本加公积金”项目中予以扣除。

7.X7（估计的当期准备金缺乏对盈余比率）=（估计所需的损失以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的损失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盈余，其中，估计所需的损失以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的保费收入×准备金对保费的平均比率。该指标的正常范围为小于或等于25％，超过盈余25％的准备金缺乏说明保险公司明显没有得到恰当的管理。

由于Z记分值越大，则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强，因而模型中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正比的速动比率、资产认可率、自留保费增长率、资产收益率为正权重，而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反比的认可资产负债率、自留保费规模率、估计的当期准备金缺乏对盈余比率为负权重。在具体计算Z记分时，也要剔除非正常因素，比如对于刚开业的公司，自留保费增长率等指标就会出现异常。另外当保险公司自留保费增长率超过60％时，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这时要结合自留保费规模率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二）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

由于寿险公司大部分业务具有长期性和储蓄性等特点，因此选取的财务指标并不与财险公司完全相同。笔者提出的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为：

Z=WI‘YI-W2’Y2+W3‘Y3+W4’Y4-W5‘Y5+W6’Y6+W7Y7

其中，Z为判别分值，Wl‘、W2’……W7为各比率的权重，Y1、Y2……Y7相应的财务比率，分别为：

1.Y1（投资收益充足率）=资金运用净收益÷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业务准备金要求的投资收益×100％。其中资金运用净收益：投资收益+利息收入+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冲减短期投资成本的分红收入一利息支出一卖出回购证券支出一投资减值准备，但不包括独立账户中各项投资资产所产生的资金运用净收益。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业务准备金要求的投资收益=∑（不同评估利率的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的期末责任准备金X相应的评估利率），其中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的期末责任准备金按照认可负债表中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的相同口径计算，不包括计为独立账户负债的那部分准备金。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25％—900％。

2.Y2（认可资产负债率）=认可资产÷认可负债×100％。该指标与财险公司相同，指标正常值为小于90％。

3.Y3（资产认可率）=资产净认可价值÷资产账面价值×100％，该指标与财险公司相同，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大于等于85％。

4.Y4（保费收入增长率）=（本年保费收入-上年保费收入）÷上年保费收入×100％。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0％～50％。指标值过低，说明公司业务增长过慢，业务拓展能力不足。本指标值过高，说明公司业务增长太快，可能因责任准备金的相应增加而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

5.Y5（短期险两年赔付率）=[本年和上年的赔款支出（减摊回赔款支出）之和+本年和上年的分保赔款支出之和+本年和上年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之和-本年和上年的迫偿款收入之和]÷（本年和上年的短期险自留保费之和-本年和上年的短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转差之和）×100％。本指标主要反映寿险公司短期险业务赔款支出状况。根据精算规定，短期险附加费用率为35％，因此，本指标的正常值为小于65％，否则短期险的承保利润有可能为负，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

6.Y6（净盈余变化率）=（当年净盈余—上年净盈余）÷上年净盈余。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寿险公司净盈余的变化情况，也是衡量一个寿险公司财务状况在一年里改进或恶化的根本标准。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0％～50％，使用50％的上限是因为某些濒于倒闭的公司在无力偿付债务之前有盈余剧增的现象。这种剧增可能是财务不稳定的迹象，有可能涉及到所有权的变化，诸如业务转移等。

7.Y7（准备金变化率）=（当年准备金-上年准备金）／当年净保费收入-（上年准备金—前年准备金）／上年净保费收入。该指标的正常范围为-20％～20％，它主要考核寿险公司业务经营与准备金提取的稳定性。准备金突然变化，说明保险公司产品总量或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是准备金计算方法改变。一般准备金突然减少，说明保险公司业务经营有较大变化，也可能说明该公司财务出现困难。

以上指标中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正比的投资收益充足率、资产认可率、保费收入增长率、净盈余变化率、准备金变化率为正权重，而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反比的认可资产负债率、短期险两年赔付率为负权重。在具体计算Z记分时，也要根据寿险公司成立时间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四、本文的局限性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构建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体系是摆在我国保险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也是保险监管机关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环节。本文遵循财务预警理论提出了保险公司财务预警的初步模型。应该说，这一模型还不健全，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1.模型中的指标是否具有线性关系，这是模型能否建立的一个关键。从奥特曼以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这一线形关系在制造业以及部分非制造业公司是成立的，但就国内外保险业来说，尚无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结论。

临界保费范文篇5

一、财务失败及成因分析

在财务管理理论中，财务失败（financialfailure）是指公司无力偿还到期债务的困难和危机。从财务预警的角度看，财务失败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财务失败是指公司盈利能力的实质性减弱，公司的偿付能力丧失，它涵盖了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各个阶段，其表现形式包括：拖欠短期债务、拍卖变现短期甚至长期资产、无力支付债务利息甚至本金等。狭义的财务失败仅指公司丧失偿付能力的最严重状况，即公司的资产市场价值总额小于负债市场价值总额，也就是所谓的“资不抵债”，最终导致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发生破产。

财务失败的原因分析是进行财务预警的必要理论基础。从公司的风险或不确定性着手展开的财务失败研究认为，财务失败源于风险主体对风险控制的不力。风险的主体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和竞争者，其损失主要是指经济利益的减少和丧失。公司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财务失败主要研究公司财务风险的因素。当财务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时，如果不能及时采取化解措施或采取的措施有效性不够，公司就会陷入财务失败的困境。基于对财务风险的定义和计量，财务预警模型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以风险测量技术为基础，建立风险估计和监测模型。

从财务实际应用研究层面展开的财务失败研究认为，财务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内部管理能力和外部经营风险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最终都会体现到公司的财务状况上。对于公司财务状况的分析除了行业环境等方面的分析以外，最主要的分析内容之一是公司会计信息的分析。财务与会计理论认为，主要由公司的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综合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动情况。根据公司真实的会计信息可以研究公司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等，从而分析公司的安全状况，进而对公司的综合财务状况做出判断。因此，这一方向的财务预警研究的主要出发点是关于会计信息的财务分析，会计信息的财务分析方法包括比率分析、结构分析和比较分析等，而财务比率分析是其基本分析方法。这样，对各方面相关财务比率的单项和综合研究，也就成为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当然，财务预警的这一研究方向是建立在财务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由于公司内控制度不健全、外部监管或第三方鉴证不力等原因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财务预警将毫无价值。

二、财务预警理论与方法

从第一部分的论述可知，财务预警研究基于基础理论的不同，主要有两大方向：一类是以风险分析为基础，主要采用风险监测系统的方法。另一类是以财务分析理论为基础，从公司的资金存量和流量分析人手进行的多因素分析方法。目前应用比较成功和有相当研究基础的是后者——基于财务比率的多因素分析方法。这一方法又可以根据财务预警模型中选用的变量多少不同，分为单变量模式和多变量模式两种。

（一）单变量模式，是指运用单一变量，用个别财务比率来预测财务失败。从一般企业来看，主要的运用比率包括债务保障率（现金流量÷债务总额）、总资产收益率（净收益÷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资金安全率（资产变现率一资产负债率）等。按照单变量模式，公司发生财务失败是由长期因素而非短期因素造成的，因此，可以长期跟踪这些比率，注意这些比率的变化，借以预测公司的财务危机。但是这种模式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个别比率只能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不能全面反映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并且当这些比率彼此不完全一致甚至传递出相反的信号时，指标的警示作用就可能减弱甚至被抵消，因此，单变量模式的应用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多变量模式，是指按照多变模式思路建立多元线形函数公式，运用多种财务比率进行加权，然后以汇总产生的总判别分来预测财务失败。这种模式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由美国学者奥特曼（Altman）于1968年提出的“Z记分模型”。这一模型主要适用于上市公司，计算步骤是首先从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计算出一组反映公司财务危机程度的财务比率，然后根据这些比率对财务失败警示作用的大小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再将这些财务比率按照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一个公司的综合风险总判别分Z，最后将其与临界值进行对比，就可以得出公司是否存在财务失败及其严重程度。“Z记分模型”的具体判别函数为：

Z=0.012X10.014X20.033X30.006X40.999X5

式中：

X1=（营运资金÷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1越大，说明企业资产的流动性越强，财务状况越理想。

X2=（留存收益÷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留存收益相当于我国企业财务报表中所有者权益项下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X2越大，说明企业筹资和再投资的功能越强。

X3=（税息前利润÷资产总额）×100，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X3越大，说明企业不考虑税收和财务杠杆因素时企业资产的获利能力越强。

X4=（普通股和优先股市场价值总额÷负债账面价值总额）×100，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X4越大，说明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判断越乐观，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该指标尤其具有说服力。

X5=销售收入÷资产总额，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指标。X5越大，说明企业利用现有资产获取销售收入的能力越强。

根据对财务失败企业的统计分析，奥特曼得出一个经验性的临界值，即Z=3.0.如果企业的Z记分高于3.0，则表明企业财务状况良好，无破产可能。低于3.0，则存在财务失败的可能。如果低于1.8，则表明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如果不及时采取强有力措施，将很难走出破产的困境。

“Z记分模型”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应用，其主要特点和优势在于它客观准确，简单易懂，所有数据均可直接根据财务报表得到，可操作性强，不仅有利于公司管理当局进行财务分析，及早发现潜在的财务危机，改善财务状况，而且可以用来作为投资者（或者潜在的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债权人（或潜在的债权人）进行信贷决策以及监管机关实施监管措施的参考依据。

三、建立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的思考

虽然“Z记分模型”适用于上市公司，奥特曼当初得出的公式也是基于制造业公司的财务资料。但是，这一模型的应用已扩展到非制造企业及企业债券评级等领域。我们可以借鉴其基本原理构建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当然，保险公司具有不同于工商企业的业务特点，反映其财务状况的指标也不可能与工商企业相同。2001年1月，中国保监会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试行）。2003年3月，又对其进行了修订。在借鉴国外财务预警理论与实践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规定中的某些监管指标并加以改造来构建我国保险公司的财务预警模型。由于财险公司和寿险公司的业务和财务特点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应分别建立各自的财务预警模型。

（一）财产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

Z=W1X1-W2X2W3X3W4X4W5X5-W6X6-W7X7

其中，Z为判别分值，W1、W2……W7为各比率的权重，X1、X2……X7为相应的财务比率，笔者提出的这些比率分别为：

1.X1（速动比率）=速动资产÷认可负债×100％，反映财产保险公司的资产可以迅速变现来偿还负债的能力，这一指标的正常值范围为大于95％，指标值越大，表明保险公司短期偿债能力以及应付突发性保险责任事故的能力越强。

2.X2（认可资产负债率）=认可负债÷认可资产×100％，反映保险公司利用认可资产偿还认可负债的能力，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小于90％，该指标值越小，表明保险公司的偿债能力越强。

3.X3（资产认可率）=资产净认可价值÷资产账面价值×100％，反映保险公司资产的风险状况，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大于等于85％。

4.X4（自留保费增长率）=（本年自留保费-上年自留保费）÷上年自留保费×100％，反映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后的自留保费的增长率。一般来说，保费收入的增长表明保险公司业务的发展，这样有利于保险公司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10％～60％。

5.X5（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认可资产×100％，反映保险公司利用认可资产产生利润（包括承保利润和投资收益）的能力，保险公司除了要保持保费收入的不断增长外，还应该提高承保业务和资金运用的收益水平。本指标实际上包含了承保利润和资金运用收益两个方面，利润率越高，表明保险公司运用现有资产的效益越好，保险公司的长期偿债能力越强。

6.X6（自留保费规模率）=本年自留保费÷（实收资本金公积金）×100％。《保险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当年自留保险费，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四倍。该指标值越大，表明财险公司相对于其自有资本来说保费规模越大，因而其最终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越弱。计算该指标时，当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时，应在“实收资本加公积金”项目中予以扣除。

7.X7（估计的当期准备金缺乏对盈余比率）=（估计所需的损失以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的损失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盈余，其中，估计所需的损失以及损失理算费用准备金=当年的保费收入×准备金对保费的平均比率。该指标的正常范围为小于或等于25％，超过盈余25％的准备金缺乏说明保险公司明显没有得到恰当的管理。

由于Z记分值越大，则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越强，因而模型中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正比的速动比率、资产认可率、自留保费增长率、资产收益率为正权重，而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反比的认可资产负债率、自留保费规模率、估计的当期准备金缺乏对盈余比率为负权重。在具体计算Z记分时，也要剔除非正常因素，比如对于刚开业的公司，自留保费增长率等指标就会出现异常。另外当保险公司自留保费增长率超过60％时，可能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问题，这时要结合自留保费规模率等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二）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

由于寿险公司大部分业务具有长期性和储蓄性等特点，因此选取的财务指标并不与财险公司完全相同。笔者提出的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预警模型为：

Z=WI‘YI-W2’Y2W3‘Y3W4’Y4-W5‘Y5W6’Y6W7Y7

其中，Z为判别分值，Wl‘、W2’……W7为各比率的权重，Y1、Y2……Y7相应的财务比率，分别为：

1.Y1（投资收益充足率）=资金运用净收益÷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业务准备金要求的投资收益×100％。其中资金运用净收益：投资收益利息收入买入返售证券收入冲减短期投资成本的分红收入一利息支出一卖出回购证券支出一投资减值准备，但不包括独立账户中各项投资资产所产生的资金运用净收益。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业务准备金要求的投资收益=∑（不同评估利率的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的期末责任准备金X相应的评估利率），其中有效寿险和长期健康险的期末责任准备金按照认可负债表中寿险责任准备金和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的相同口径计算，不包括计为独立账户负债的那部分准备金。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25％—900％。

2.Y2（认可资产负债率）=认可资产÷认可负债×100％。该指标与财险公司相同，指标正常值为小于90％。

3.Y3（资产认可率）=资产净认可价值÷资产账面价值×100％，该指标与财险公司相同，这一指标的正常值为大于等于85％。

4.Y4（保费收入增长率）=（本年保费收入-上年保费收入）÷上年保费收入×100％。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0％～50％。指标值过低，说明公司业务增长过慢，业务拓展能力不足。本指标值过高，说明公司业务增长太快，可能因责任准备金的相应增加而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

5.Y5（短期险两年赔付率）=[本年和上年的赔款支出（减摊回赔款支出）之和本年和上年的分保赔款支出之和本年和上年的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之和-本年和上年的迫偿款收入之和]÷（本年和上年的短期险自留保费之和-本年和上年的短期险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转差之和）×100％。本指标主要反映寿险公司短期险业务赔款支出状况。根据精算规定，短期险附加费用率为35％，因此，本指标的正常值为小于65％，否则短期险的承保利润有可能为负，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

6.Y6（净盈余变化率）=（当年净盈余—上年净盈余）÷上年净盈余。这一指标主要反映寿险公司净盈余的变化情况，也是衡量一个寿险公司财务状况在一年里改进或恶化的根本标准。本指标的正常值为-10％～50％，使用50％的上限是因为某些濒于倒闭的公司在无力偿付债务之前有盈余剧增的现象。这种剧增可能是财务不稳定的迹象，有可能涉及到所有权的变化，诸如业务转移等。

7.Y7（准备金变化率）=（当年准备金-上年准备金）／当年净保费收入-（上年准备金—前年准备金）／上年净保费收入。该指标的正常范围为-20％～20％，它主要考核寿险公司业务经营与准备金提取的稳定性。准备金突然变化，说明保险公司产品总量或结构发生变化，也可能是准备金计算方法改变。一般准备金突然减少，说明保险公司业务经营有较大变化，也可能说明该公司财务出现困难。

以上指标中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正比的投资收益充足率、资产认可率、保费收入增长率、净盈余变化率、准备金变化率为正权重，而与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成反比的认可资产负债率、短期险两年赔付率为负权重。在具体计算Z记分时，也要根据寿险公司成立时间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四、本文的局限性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构建我国保险公司财务预警体系是摆在我国保险业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也是保险监管机关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的重要环节。本文遵循财务预警理论提出了保险公司财务预警的初步模型。应该说，这一模型还不健全，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1.模型中的指标是否具有线性关系，这是模型能否建立的一个关键。从奥特曼以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这一线形关系在制造业以及部分非制造业公司是成立的，但就国内外保险业来说，尚无这方面的实证研究结论。

临界保费范文篇6

医院出具的体检报告中，各个体检项目都有参考指标，让参加体检者将自己的体检数据与参考数据对比．如果体检者的体检数据超过正常范围，医院还会在每个体检项目的最后标注向上或向下的箭头，提醒体检者该体检项目的数值偏高或偏低，体检者可参照此体检报告合理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同理，如果能够为投资项目也出具一份体检报告，让投资者及时了解项目的运行情况，这样将能够很好地控制项目风险．

2文献综述

自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分别提出了关于项目风险管理的头脑风暴法和德尔菲法以来，学界提出了很多投资项目的风险管理方法，比如目前比较流行的风险矩阵法、盈亏平衡点分析法．近几年很多学者将盈亏平衡分析法用在评估长期投资项目风险的工作中，但将项目的风险评估以个人的健康体检报告形式体现出来的研究还很少．

3泉州市早餐配送项目健康指标测算

3．1泉州市早餐配送项目的主要情况

泉州市早餐配送项目是为了适应市区居民快节奏的生活要求，将居民日常生活中食用的早餐，根据其不同要求从不同供应商处取得后按时配送到居民家中，使上班族在家吃完早餐再从容出发上班成为可能．表1是通过前期市场调查得出的该项目的预计经济情况．

3．2早餐配送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市场占有率

早餐配送项目的市场占有率是指此项目所针对的市场中选择早餐配送服务的家庭数占所有小区家庭数的比例．通过市场调查以及前文的分析，综合各方面因素，大致保守估计项目实施初期会选择该服务项目的家庭数占所有家庭数的50％，即在一个400户家庭的小区中（为保护泉州市区历史遗迹景观，市区的楼层都限高，因此市区小区规模在400户左右）可能会有200户家庭选择此项服务．市场占有率是对早餐配送项目的可行性起到非常关键作用的指标．以下对早餐配送项目处于盈亏平衡时的在正常工作日的市场占有率进行估算．首先，令该项目的营业收入等于总成本．但早餐配送项目是采用将人员的工资总额与项目的营业收入挂钩的办法发放，因此，总成本中的人员工资又是由该项目的营业收入决定的．在表1的利润分析中，可以知道该项目在正常工作日的总成本费用为全年的总成本费用扣除双休日的早餐包装材料费及早餐销售成本．双休日的包装材料费为400×158×10％×0．11×104＝72300．8（元），双休日的早餐销售成本＝双休日的营业收入1＋30％＝78873601＋30％＝6067200（元）．因此，正常工作日的总成本为99862904．08－72300．8－6067200＝93723403．28（元）．现在令营业收入等于93723403．28元，假设双休日的营业额保持不变，则正常工作日的营业额为93723403．28－7887360＝85836043．28（元）．首先可以推算出此时平均每天选择早餐配送服务的家庭数，即平均每天每个小区选择早餐配送服务的家庭数＝年营业收入÷250天÷158小区÷12元／户，则市场占有率＝平均每天每个小区选择早餐配送服务的家庭数平均每个小区的家庭数×100％．（1）具体计算为：平均每天每个小区选择早餐配送服务的家庭数＝85836043．28÷250÷158÷12＝181；盈亏平衡时市场占有率＝181400×100％＝45．25％．以上计算表明，在现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占有率应达到45．25％，即平均每个小区应有181户家庭选择早餐配送服务，才能保证早餐配送项目不亏损．

3．3早餐配送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每户家庭早

餐平均日消费额在之前调查得出每户家庭平均早餐日消费额为12元，每户家庭的人口都在2至5人之间．现在估算早餐配送项目盈亏平衡时每户家庭的早餐平均日消费额．同样以表1的数据为例，令销售收入等于93723403．28元，在计算过程中所用的家庭数采用此次研究中所估计的数据，市场占有率为50％时每个小区的家庭数即200户．具体计算为盈亏平衡时的家庭早餐日消费额＝年销售收入÷全年营业天数÷消费家庭数＝93723403．28÷250÷158÷200＝11．86（元）．（2）

3．4早餐配送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租金水平

未来一段时期内的租金水平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波动，这将给早餐配送项目带来一定的风险．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整个项目的风险，在对早餐配送项目进行盈亏平衡分析时也应该将租金水平的临界点考虑在内．以表1的数据为例，令年总成本费用等于年营业收入，即等于102687360元，其他现有条件不变，则租金总费用为总成本费用扣除其他费用之后的余额，具体计算为年租金总费用＝年总成本费用－网络通讯费用－办公易耗品费用－水电费－年外包装材料成本－年早餐成本－年员工工资总额－每年为员工支付的保险－年卫生劳保费用－年广告费＝102687360－375408－94800－189600－941300．8－78990276．92－12322483．2－3548875．16－63200－1061760＝5099655．92（元）．每小区租用的包装、办公场所月租金＝年租金总费用小区数×12＝年租金总费用158×12＝5099655．92158×12＝2689．69（元）．（3）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当早餐配送项目的利润为零时，该项目在各小区租用的包装、办公场所的月租金的临界值为每月2689．69元．

3．5早餐配送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早餐利润率

早餐配送项目运行中所产生的早餐成本是指早餐配送公司从早餐制作商处购买的早餐所支付的价格，即采购成本．早餐配送项目中的早餐利润率的数学表达式为：早餐利润率＝早餐卖价－早餐进价早餐进价．为了更全面地衡量早餐配送项目的可行性，以下对早餐配送项目利润为零时的早餐利润率的临界值进行估算．以表1数据为例，令年总成本费用等于年营业收入，即等于102687360元，其他现有条件不变，则早餐销售成本＝年总成本费用－房租－网络通讯费用－办公易耗品费用－水电费－外包装材料成本－员工工资总额－卫生劳保费用－为员工缴纳的保险－广告费用＝102687360－2275200－375408－94800－189600－941300．8－12322483．2－63200－3548875．16－1061760＝81814732．84（元）．早餐成本利润率＝早餐销售收入－早餐销售成本早餐销售成本×100％＝102687360－81814732．8481814732．84×100％＝25．51％．（4）从以上对早餐成本利润率的临界值的估算结果可以看出，在现有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早餐的利润率达到25．51％时，将使早餐配送项目正好达到盈亏平衡点．如果早餐的利润率低于25．51％，早餐配送项目就会出现亏损．

3．6早餐配送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所配备的管理

人员人数及工人人数目前早餐配送项目为每个小区的配送点设立2个管理人员岗位，负责该配送点的日常人事、财务管理工作；5名工人负责早餐的装袋及配送工作．为了衡量早餐配送项目的可行性，有必要对配备的管理人员数及工人数的临界值进行估算，以便将来更科学合理地安排员工岗位．以表1的数据为例，令年总成本费用等于年营业收入，即等于102687360元．支付给员工的工资总额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保险等于总成本费用扣除其余成本，即年总成本费用扣除房租、网络通讯费用、办公易耗品费用、水电费、外包装材料成本、早餐成本、卫生劳保费用、广告费后的余额．即员工的工资总额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保险＝102687360－2275200－375408－94800－189600－941300．8－78990276．92－63200－1061760＝18695814．28（元）．以上估算的数值为员工的工资总额及为员工缴纳的各种保险的总和．其中为员工缴纳的各种保险分别为：养老保险占员工工资总额的20％，医疗保险占员工工资总额的6％，失业保险占员工工资总额的2％，工伤保险占员工工资总额的0．8％，则：员工的工资总额＝18695814．28÷（1＋20％＋6％＋2％＋0．8％）＝14515383．76（元）为了进行下一步的计算，假设工人数保持不变，则将以上员工的工资总额扣除支付给工人的工资总额后，余下的就是管理人员的工资总额，而该项目正常运行时的工资总额为830．4×12×790＝7872192（元）．则管理人员的工资总额＝14515383．76－7872192＝6643191．76（元）．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管理人员人数＝项目盈亏平衡点的管理人员工资总额项目盈亏平衡点的管理人员工资＝6643191．761162．56＝5714（人）．（5）以下假设管理人员数保持不变，继续估算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工人人数的临界值．将以上员工的工资总额扣除支付给管理人员的工资总额后，余下的就是工人的工资总额．而第6年管理人员的工资总额为：1162．56×12×319＝4450279．68（元）．则工人的工资总额＝14515383．76－4450279．68＝10065104．08（元）．项目税前利润为零时的工人人数＝项目盈亏平衡点的工人工资总额项目盈亏平衡点的工人工资＝10065104．08830．4＝12121（人）．（6）

4总结

4．1项目体检数据的解读

通过前文的分析，得出泉州市早餐配送项目一些主要指标的平衡点，可以把这些平衡点作为项目运行中的健康指标供参考．经过一段时间在10个小区试运营，并对产生的数据按比例换算成整个投资项目的数据，产生了以下项目健康体检表（见表2，表中数据为试运营期间的实验数据，仅供说明项目健康体检表使用）．由表2可以看出，项目的利润被场地租金拉低，项目的管理者应采取措施应对租金的上涨对项目健康水平的影响；每户家庭早餐平均日消费额还有提升空间，项目管理者应思考进一步的促销手段．

4．2投资项目健康指标测算方法有待完善

临界保费范文篇7

关键词: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近年来，我国非寿险市场空前繁荣，成为国内最具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低估准备金业务集中度较高快速扩张费率竞争等。对比欧美国家保险业发展历程，发现这些问题恰是欧美非寿险公司20世纪90年代破产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能否对财务处于困境的公司做出准确的识别和预警?因此，研究我国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欧美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

保险公司破产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操作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原因，并且常因多种因素同时发生而导致破产。1990年美国Dingell报告及2002年Massey对StHelen’sMissionTransitCasualtyDrakeIndependent等8家公司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主要有:低估准备金定价不足巨灾快速扩张(常伴随定价不足)再保险不足不可预见的赔案(如“沉石棉”案)欺诈贪污外购和委任的管理投资失败虚假报告等。

1999年，保险评级机构A.M.Best调查了1969-1998年之间640家破产公司的破产原因，其中214家公司不能识别主要破产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准备金低估定价不足是非寿险公司失去偿付能力的主要原因，占破产公司的54%，见表1。

二我国非寿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非寿险市场和监管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经营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精算规定变革业务结构费率竞争投资环境等。

2005年以前，我国非寿险业务按照财务规定提取赔款准备金。宋晓春(2005年)和张伟(2005年)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IBNR准备金提取的财务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财务规定低估了IBNR准备金。2005年，非寿险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准备金，IBNR准备金比例远高于4%。然而，当总公司采用新标准衡量分公司业绩时，遭受到强烈的反对，“赔案报告体系不断现代化，为什么年底IB-NR赔案的报案和处理时间反而延长?”同时，税收部门坚持，“新财务管理办法不曾出台，精算办法由保险监管部门颁布(监管会计)，税收计算应采取财务标准①(税收会计)”。双方各执一词，很显然，精算办法的实行还需要保险会计分公司精算实力等各个方面的配合支持，否则这种低估准备金的现象短期内仍将持续。

非寿险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保太平洋和平安财险，2004年的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2.920.23&.44%。中华联合天安永安等中小型财险公司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华联合2004年和2003年保费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6.22%和263.39%。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三井住友等外资财险也都以超过50%的保费收入增长率迅猛发展。2004年24家财险公司3年业务增长率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同2002年相比，2003年和2004年保费增长率超过80%的公司占比明显上升。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绝大多数财险公司采取“低价格高手续费”策略，新公司小公司甚至通过“恶性价格竞争”的手段，导致保险费率不断下降，手续费率一再攀升，车险业务普遍亏损。

公司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财产险车辆险货运险等少数险种。表2给出2004年人保太保平安等9家公司主要险种的占比及业务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值越大意味着险种集中程度越高。表中数据显示，人保车辆险比重过高，接近70%，H指数偏高，太保平安太平险种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华联合天安主要集中于车辆险和企财险，H值最高。以美亚上海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为代表的外资保险公司业务较为分散，H指数均低于0.35。当保险业务过于集中时，风险集中程度较高。

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保险公司相继被允许投资股票外汇资金境外运用间接投资基础设施等，多样化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然而股市波动剧烈，债市动荡，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非寿险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恰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财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如果监管无法识别或控制这些风险，我国的非寿险市场也必然会发生破产的现象。

三我国现行偿付能力监管模式的缺陷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①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占梦雅(2006)从欧盟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理论根源出发，分析了偿付能力额度公式中计算比率和拐点的设置，并指出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额与自留保费之比普遍低于0.7，从而导致基于近三年平均赔款额的计算公式不起作用，需要重新修改标准。赵宇龙王证(2006)指出欧盟标准中隐含的假设不符合我国实际，并根据2002和2003年偿付能力报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新计算临界点和计算比率。

然而，上述修正主要针对模型参数的设定，并不能解决偿付能力额度模式结构上的缺陷。比如监管者根据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比率，即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小采取相应措施，而实际应用中，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或低估准备金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另外，目前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不曾考虑投资风险再保险人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低估准备金影响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在偿付能力额度下，已发生赔款是计算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的基础，它的数值基于理赔的估计成本。如果准备金计提规定不完善，将可能导致不同的赔款成本估计，谨慎的保险人倾向于高估准备金，隐藏盈余;面临财务困境的保险人可能倾向于建立较为宽松的规则而低估准备金。低估准备金会增加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而已发生赔款则受评估水平和业务规模变化的双重影响。已发生赔款可表示为:It=PtRt-Rt-1。

其中，It表示已发生赔款，Pt表示当年已付赔款，RtRt-1分别表示年初年末赔款准备金。因此，这里从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年初年末具有一致的低估水平)和评估水平降低(年初正确评估，年末低估)两种情况，对业务规模稳定增长萎缩的具体分析。在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的情况下，业务增长时，低估准备金会导致低估已发生赔款，从而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业务稳定时，低估准备金不影响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业务萎缩时，低估准备金会高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但高估比例受系数23%或26%的影响，远小于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被高估的数额。在准备金评估水平降低的情况下，三种业务模式均低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这样一来，公司可通过操纵准备金评估来应对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满足偿付能力比率，监管的预测力大为降低。

(二)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依照第一种方法，偿付能力额度基于保费基础，会产生如下问题:保险人A定价低于预期成本(定价不足)，而保险人B采用充足费率，两者法定偿付能力相同。但很显然，保险人A承担的承保风险远远高于保险人B。因此，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虽然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但实际偿付能力可能由于费率不足而进一步恶化。

正如1997年Müller的观点: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以保费和实际赔款为基础，难以应付长尾业务的风险。若保险公司的费率未经过审慎计算，运用保费指数时，必然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虽然这个结果可以被实际赔款指数所修正，但会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因此，保费指数对长期业务并不合适，特别是第三者责任险业务。Müller提出完善偿付能力监管需考虑到第三个指数，即赔款准备金指数。不过，欧盟2002年偿付能力监管改革中未采纳这一做法。

(三)未考虑投资风险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投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常用于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越来越受到关注，1997年Müller指出，“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仅考虑承保风险(负债面)，未涉及投资风险(资产风险)”，并给出考虑投资风险的方案。很显然，我国监管借鉴欧盟标准，并不适用于投资环境巨大变化的非寿险市场。

(四)完全信赖再保险

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享有50%的最低扣减①。而我国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两种方法均直接采用再保后的净值，给予再保险人完全的信任，即再保完全可以摊回。但随着法定再保比率限制的逐步取消，再保险市场完全放开，国际上自然和人为巨灾事件的接连发生，监管标准仍能不考虑再保险人质量类型，再保风险转移程度(如财务再保险)，再保险人的违约风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五)未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

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于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例如:车辆险与家财险的保费收入蕴涵同样的风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区域性同全国性保险公司相比，面临台风所造成财产损失，对前者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而对后者则可能非常微小。欧盟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进行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

(六)未考虑增长风险

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同美国风险基础资本监管模式相比，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并未对成长过快公司的超额成长加以惩罚。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不足费率迅速掠夺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尽管目前现金流充裕，但一旦赔付规模真实暴露，将引发各种问题，甚者破产。成长惩罚并非限制公司业务增长，而是引导公司稳健的成长，避免快速扩张带来的定价不足，核保理赔IT系统不配备等危及偿付能力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根本不能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得以弥补，必须寻求能够综合投资风险再保险风险，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过度扩张风险，并引导公司确保充足准备金和费率，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的新型监管模式。

四未来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2001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新巴塞尔协议”之后，世界各组织国家地区纷纷开展对风险的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探索以风险为基础综合评估公司整体偿付能力的监管框架。继美国率先实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制度以来，加拿大新加坡台湾也纷纷借鉴美国经验，构建并实施RBC体系。德国保险行业协会从1997年起开始研究风险导向型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英国金融管理局除了按照欧盟的最低资本要求外，还要求计算增强资本要求(EnhancedCapitalRequirement，ERC)。欧盟2000年启动的“SolvencyII”项目也是朝此方向对各国保险监管体系进行修正。

美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监管模式历经十余年的不断修正及调整，无论从结构涵盖面，还是风险分类因子调整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值得作为风险资本方法的范本进行分析和借鉴。它综合考虑了承保投资信用资产负债不匹配等风险，通过集中度调整反映公司业务(或资产)集中性风险，鼓励公司经营多元化，投资风险分散化。RBC监管要求根据公司准备金充足率调整行业准备金不利进展因子，如果公司赔款准备金低估，则历史准备金充足率降低，风险系数提高，同时配套各种完备的准备金规定，限制公司低估准备金;通过公司近三年赔付率调整，限制公司定价不足;对于扩张过快公司的超额增长部分加以准备金和定价成长风险惩罚，引导公司健康稳健的成长。上述诸多优点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并受到青睐。风险导向型监管模式不仅是国际潮流之所趋，更是从监管角度解决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面临问题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Dingell，FailedPromises：InsuranceCompanyInsolvencies，Febru-ary1990.

[2]谢志刚，周晶晗.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张伟．保险公司IBNR准备金财务规定的实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5).

临界保费范文篇8

关键词: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近年来，我国非寿险市场空前繁荣，成为国内最具增长潜力的朝阳产业之一。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低估准备金业务集中度较高快速扩张费率竞争等。对比欧美国家保险业发展历程，发现这些问题恰是欧美非寿险公司20世纪90年代破产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些问题，我国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能否对财务处于困境的公司做出准确的识别和预警?因此，研究我国非寿险偿付能力监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欧美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

保险公司破产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内部操作的原因，也有外部环境原因，并且常因多种因素同时发生而导致破产。1990年美国Dingell报告及2002年Massey对StHelen’sMissionTransitCasualtyDrakeIndependent等8家公司的调研，分析总结了非寿险公司破产原因，主要有:低估准备金定价不足巨灾快速扩张(常伴随定价不足)再保险不足不可预见的赔案(如“沉石棉”案)欺诈贪污外购和委任的管理投资失败虚假报告等。

1999年，保险评级机构A.M.Best调查了1969-1998年之间640家破产公司的破产原因，其中214家公司不能识别主要破产原因。调查结果表明，准备金低估定价不足是非寿险公司失去偿付能力的主要原因，占破产公司的54%，见表1。

二我国非寿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非寿险市场和监管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公司经营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精算规定变革业务结构费率竞争投资环境等。

2005年以前，我国非寿险业务按照财务规定提取赔款准备金。宋晓春(2005年)和张伟(2005年)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IBNR准备金提取的财务规定的合理性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财务规定低估了IBNR准备金。2005年，非寿险公司采用精算方法评估准备金，IBNR准备金比例远高于4%。然而，当总公司采用新标准衡量分公司业绩时，遭受到强烈的反对，“赔案报告体系不断现代化，为什么年底IB-NR赔案的报案和处理时间反而延长?”同时，税收部门坚持，“新财务管理办法不曾出台，精算办法由保险监管部门颁布(监管会计)，税收计算应采取财务标准①(税收会计)”。双方各执一词，很显然，精算办法的实行还需要保险会计分公司精算实力等各个方面的配合支持，否则这种低估准备金的现象短期内仍将持续。

非寿险业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人保太平洋和平安财险，2004年的保费增长率分别为12.920.23&.44%。中华联合天安永安等中小型财险公司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华联合2004年和2003年保费收入增长率分别为246.22%和263.39%。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三井住友等外资财险也都以超过50%的保费收入增长率迅猛发展。2004年24家财险公司3年业务增长率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同2002年相比，2003年和2004年保费增长率超过80%的公司占比明显上升。在快速扩张过程中，绝大多数财险公司采取“低价格高手续费”策略，新公司小公司甚至通过“恶性价格竞争”的手段，导致保险费率不断下降，手续费率一再攀升，车险业务普遍亏损。

公司竞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财产险车辆险货运险等少数险种。表2给出2004年人保太保平安等9家公司主要险种的占比及业务集中度的赫芬达尔指数H，H值越大意味着险种集中程度越高。表中数据显示，人保车辆险比重过高，接近70%，H指数偏高，太保平安太平险种集中度相对较低。中华联合天安主要集中于车辆险和企财险，H值最高。以美亚上海皇家太阳东京海上为代表的外资保险公司业务较为分散，H指数均低于0.35。当保险业务过于集中时，风险集中程度较高。

近两年，投资渠道不断放宽，保险公司相继被允许投资股票外汇资金境外运用间接投资基础设施等，多样化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然而股市波动剧烈，债市动荡，投资风险也日益凸现。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非寿险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恰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财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如果监管无法识别或控制这些风险，我国的非寿险市场也必然会发生破产的现象。

三我国现行偿付能力监管模式的缺陷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①能否真实准确地进行反映?占梦雅(2006)从欧盟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标准的理论根源出发，分析了偿付能力额度公式中计算比率和拐点的设置，并指出我国非寿险公司赔款额与自留保费之比普遍低于0.7，从而导致基于近三年平均赔款额的计算公式不起作用，需要重新修改标准。赵宇龙王证(2006)指出欧盟标准中隐含的假设不符合我国实际，并根据2002和2003年偿付能力报告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重新计算临界点和计算比率。

然而，上述修正主要针对模型参数的设定，并不能解决偿付能力额度模式结构上的缺陷。比如监管者根据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与最低偿付能力额度比率，即偿付能力充足率大小采取相应措施，而实际应用中，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或低估准备金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另外，目前我国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模式不曾考虑投资风险再保险人信用风险。具体表现为:

(一)低估准备金影响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在偿付能力额度下，已发生赔款是计算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的基础，它的数值基于理赔的估计成本。如果准备金计提规定不完善，将可能导致不同的赔款成本估计，谨慎的保险人倾向于高估准备金，隐藏盈余;面临财务困境的保险人可能倾向于建立较为宽松的规则而低估准备金。低估准备金会增加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而已发生赔款则受评估水平和业务规模变化的双重影响。已发生赔款可表示为:It=PtRt-Rt-1。

其中，It表示已发生赔款，Pt表示当年已付赔款，RtRt-1分别表示年初年末赔款准备金。因此，这里从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年初年末具有一致的低估水平)和评估水平降低(年初正确评估，年末低估)两种情况，对业务规模稳定增长萎缩的具体分析。在准备金评估水平一致的情况下，业务增长时，低估准备金会导致低估已发生赔款，从而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业务稳定时，低估准备金不影响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业务萎缩时，低估准备金会高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但高估比例受系数23%或26%的影响，远小于实际偿付能力额度被高估的数额。在准备金评估水平降低的情况下，三种业务模式均低估已发生赔款和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这样一来，公司可通过操纵准备金评估来应对偿付能力额度监管，满足偿付能力比率，监管的预测力大为降低。

(二)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

依照第一种方法，偿付能力额度基于保费基础，会产生如下问题:保险人A定价低于预期成本(定价不足)，而保险人B采用充足费率，两者法定偿付能力相同。但很显然，保险人A承担的承保风险远远高于保险人B。因此，保险人可通过定价不足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虽然充足率满足监管要求，但实际偿付能力可能由于费率不足而进一步恶化。

正如1997年Müller的观点:法定偿付能力额度监管以保费和实际赔款为基础，难以应付长尾业务的风险。若保险公司的费率未经过审慎计算，运用保费指数时，必然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要求。虽然这个结果可以被实际赔款指数所修正，但会存在一定时间的延迟。因此，保费指数对长期业务并不合适，特别是第三者责任险业务。Müller提出完善偿付能力监管需考虑到第三个指数，即赔款准备金指数。不过，欧盟2002年偿付能力监管改革中未采纳这一做法。

(三)未考虑投资风险

在欧盟实施偿付能力额度之初，投资工具单一，投资环境稳定，完全可以不考虑投资风险对公司偿付能力的威胁，因此“非寿险第一指令”中未考虑投资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盟各国非寿险市场竞争激烈，承保亏损较大，投资收益相对比较稳定，常用于弥补承保损失。进入90年代后，资本市场长期疲软，投资环境开始恶化，股票市场大幅滑落严重影响非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投资风险越来越受到关注，1997年Müller指出，“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仅考虑承保风险(负债面)，未涉及投资风险(资产风险)”，并给出考虑投资风险的方案。很显然，我国监管借鉴欧盟标准，并不适用于投资环境巨大变化的非寿险市场。

(四)完全信赖再保险

欧盟标准下，非寿险保险人可基于再保险降低法定偿付能力额度，享有50%的最低扣减①。而我国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两种方法均直接采用再保后的净值，给予再保险人完全的信任，即再保完全可以摊回。但随着法定再保比率限制的逐步取消，再保险市场完全放开，国际上自然和人为巨灾事件的接连发生，监管标准仍能不考虑再保险人质量类型，再保风险转移程度(如财务再保险)，再保险人的违约风险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五)未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

法定偿付能力额度计算中，均采用总额数据，即对于经营险种分散和业务集中的公司采取同样的风险态度，不考虑险种风险的差异。例如:车辆险与家财险的保费收入蕴涵同样的风险，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区域性同全国性保险公司相比，面临台风所造成财产损失，对前者可能是毁灭性的灾难，而对后者则可能非常微小。欧盟偿付能力额度模型从公司整体损失率出发，对于险种集中或经营范围狭小导致的风险未曾细化，因而很难从结构上进行解决风险集中性问题。

(六)未考虑增长风险

快速成长可能会隐藏财务上的问题，同美国风险基础资本监管模式相比，偿付能力额度监管并未对成长过快公司的超额成长加以惩罚。成长过快的公司常通过不足费率迅速掠夺市场，导致偿付能力隐患，尽管目前现金流充裕，但一旦赔付规模真实暴露，将引发各种问题，甚者破产。成长惩罚并非限制公司业务增长，而是引导公司稳健的成长，避免快速扩张带来的定价不足，核保理赔IT系统不配备等危及偿付能力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看出，偿付能力额度模式存在结构上的缺陷，根本不能通过改变计算比率和临界点得以弥补，必须寻求能够综合投资风险再保险风险，考虑业务集中性风险过度扩张风险，并引导公司确保充足准备金和费率，完善内部风险控制的新型监管模式。

四未来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2001年国际清算银行提出“新巴塞尔协议”之后，世界各组织国家地区纷纷开展对风险的研究。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制定保险监管核心原则和方法，探索以风险为基础综合评估公司整体偿付能力的监管框架。继美国率先实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制度以来，加拿大新加坡台湾也纷纷借鉴美国经验，构建并实施RBC体系。德国保险行业协会从1997年起开始研究风险导向型偿付能力监管模式，英国金融管理局除了按照欧盟的最低资本要求外，还要求计算增强资本要求(EnhancedCapitalRequirement，ERC)。欧盟2000年启动的“SolvencyII”项目也是朝此方向对各国保险监管体系进行修正。

美国风险基础资本(RiskBasedCapital，RBC)监管模式历经十余年的不断修正及调整，无论从结构涵盖面，还是风险分类因子调整等各个方面来看，都值得作为风险资本方法的范本进行分析和借鉴。它综合考虑了承保投资信用资产负债不匹配等风险，通过集中度调整反映公司业务(或资产)集中性风险，鼓励公司经营多元化，投资风险分散化。RBC监管要求根据公司准备金充足率调整行业准备金不利进展因子，如果公司赔款准备金低估，则历史准备金充足率降低，风险系数提高，同时配套各种完备的准备金规定，限制公司低估准备金;通过公司近三年赔付率调整，限制公司定价不足;对于扩张过快公司的超额增长部分加以准备金和定价成长风险惩罚，引导公司健康稳健的成长。上述诸多优点正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关注，并受到青睐。风险导向型监管模式不仅是国际潮流之所趋，更是从监管角度解决目前我国非寿险公司面临问题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Dingell，FailedPromises：InsuranceCompanyInsolvencies，Febru-ary1990.

[2]谢志刚，周晶晗.非寿险业务准备金评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张伟．保险公司IBNR准备金财务规定的实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5，(5).

临界保费范文篇9

【关键词】营改增；金融行业；税负临界点；税制改革

一、引言

从2012年开始，我国逐步进行有关营业税转型增值税的试点工作，一步一步进行有关税制改革的试探性推进，直至2016年5月，我国营业税改为增值税的转型在所有行业开始实施，由此营业税将退出我国税制。在新税制改革行业中，金融业作为服务业全面进入增值税阶段，由于其为基础性服务性质，牵扯到诸多方面，涉及利益比较复杂，可以说其改革得到社会各界诸多关注。营改增的初衷是为了结构性减税，因此对于金融业而言，税负是否减轻也成为研究问题。关于营改增的税负，许多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如胡怡建[1]、潘文轩[2]等通过进行相关测算，通过对税率提高的增税效应和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双方面分析后，认为税制改革短期内可能会使行业的税负呈现一定波动，但长期测算结果显示税负基本会出现下降趋势。虽然有关研究已经进行了金融行业税制改革后的税负测算，但大多都是基于行业整体，我国金融行业服务对象众多，行业细化服务也比较复杂，整体税负测算并不能很好地反映金融行业内部更细化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金融业不同板块进行更细致的研究。按照目前比较公认的方法，本文将我国金融行业分为主营货币金融服务的银行、主营资本市场服务的证券公司、保险三大板块以及其他金融服务等[3]，因此，本文重点就金融行业三大板块的营改增后税负情况进行测算，从而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二、金融行业发展情况和税负现状

我国金融行业在进入新世纪后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2010年后，金融行业的创新举措不断增多，行业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为国家的财政收入贡献了较好的税收效益。从具体发展规模来看，截至2015年年末，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年鉴有关统计数据，我国银行业机构、证券公司机构、保险公司分别达到4123家、132家、157家。银行业网点总数达到23.08万个，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分别达到272.5万亿元和184.6万亿元。其中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份额分别为42%和18%；证券公司中合资证券公司达到27家，投资咨询公司也近百家，证券业的总资产规模、净资本分别达到22964亿元和7639亿元；保险行业的发展更是迅速，短短十年间，我国保险公司数突破百家，保险集团达到12家，另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十余家，同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数分别达到96386.42亿元和9813.52亿元。具体到行业效益和税负情况，根据中国税务年鉴的有关数据，在2015年度，我国银行业机构税后利润达到2.14万亿元（其中商业银行占比78%，达到1.67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约10.8%；证券行业营业收入累计2174亿元，累计净利润达到593亿元；保险业原保险的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2.2%，达到19237.07亿元，利润总额更是同比增长103%，达到1271.72亿元。在税负方面，我国金融行业的营业税和所得税占据了行业总税收的绝大部分，分别为3897.75亿元和8253.77亿元，占行业税收比重近73%，同时，整个金融行业对我国税收贡献巨大，行业额达到全国总税收的12.67%。首先，就金融行业各板块总税负而言，我国金融行业总税负中占比最大的是货币金融服务业，达到74%的比例；然后是资本市场服务业，比例达到15%；而保险行业和其他金融业则占比10%左右。可见银行业在金融行表136号文中对银行业的有关规定业中税收贡献最大，这与银行业的发展较为充分有关。同时资本市场服务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证券市场的繁荣使得证券公司收益较好，从而税收贡献也较大[4]。总的来看，我国金融行业整体税负结构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需要进一步鼓励保险行业等其他金融服务业发展。其次，就营业税税负而言，货币金融服务业的营业税达到2941.62亿元，占金融行业总营业税的76%；保险业营业税438.17亿元，占比达到11%；资本市场服务和其他金融业占比分别为6%和7%。银行业在营业税方面依旧独占鳌头，保险业随着近几年的发展其营业税税负占比也有所提升[5]。最后，就所得税而言，银行的所得税占比高达84%，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银行业的利润所得还是特别高的，这与我国资金需求持续增加有关，其他几个板块的所得税占比大致相当[6]。综上所述，我国金融业税收的主要来源是银行板块，无论是总的税负还是营业税、所得税，银行都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相比都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在总税负方面，证券公司稍比保险公司占比高，但营业税方面，则刚好相反，所得税两者大致相当。

三、营改增后相关要求变化

2016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公布营改增的36号文件，其中对有关行业税率进行了规定，对于金融业，6%为统一税率。虽然改征增值税后，名义税率比原来提高了1%，但营业税是含税收入，而增值税是不含税收入且还可抵扣进项税额，所以实际税负的高低更多取决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情况。对于细分行业较多的金融业而言，各个板块的业务极其复杂，可抵扣税额往往也不同，所以营改增对于金融行业各大板块的税负影响到底如何，需要结合不同板块特点进行分析。（一）营改增对银行业的影响。36号文件中对银行业务的征税范围和要求进行了一定调整，税制改革后，银行税负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进项税抵扣的幅度和覆盖范围，理论上可抵扣进项税额越多则相应税负较少。通过表1可以看出有关进项抵扣规则，大部分集中在银行业的主要业务上，比如贷款、投资等，也涉及支出和折旧事宜。整体来看银行可抵扣的成本占比还是较小，特别是作为银行主要利润来源的贷款业务，其有关利息支出不能抵扣进项，从而使得增值税额可能有所增加，税负变化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业务情况和所得税情况。（二）营改增对证券业的影响。营改增对于证券业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因为证券业的有关应税收入范畴并未出现太多变动，尽管税率提高了一个点。具体而言，对于证券公司贷款产生的利息支出不能作为进项抵扣；证券公司收取的服务费用类似于银行服务费也不得在进项抵扣；证券转让产生的价差征税不开票；闲置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不征税。因此，综合考虑到证券业在营改增后可能获得更多可抵扣项目，因而在实际征税项目未增加的前提下更有利于降低实际税负。（三）营改增对保险业的影响。对于保险行业，由于其业务模式不同，营改增对其影响应该是最大的。保险行业的业务收入大多在前，而有关支出则往往跨期在后。还有两个因素：一方面，保险行业不同于其他行业的经营流转模式，其流转环节相对很少；另一方面，保险行业的重大支出项目，往往难以取得可抵扣的增值税发票，比如赔付支出等，这造成保险业可以抵扣的范围极大受限，难以形成增值税所要求的抵税链条。此外，保险业的业务复杂情形导致很多业务是否能够抵扣还未有定论，这也会增加保险业有关的税制改革复杂度。整体来看，营改增后我国金融行业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税负波动，且有关变化对证券业作用有限，但可能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影响会比较大。接下来本文结合具体企业情况进行测算，实例考察有关影响。

四、样本选取与税负测算

（一）样本选取。由于营改增方案在2016年5月开始实行，各公司有关的税务情况还没有披露，所以无法获得准确数据，只能通过2015年年报的有关数据进行测算，以作为税负影响的参考。为了更好地反映税制改革的影响，本文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上市企业来进行测算，选取我国14家上市的商业银行、12家上市的证券公司和4家较大的保险公司进行有关研究。（二）测算方法。对于增值税的有关测度，最主要是衡量“增值”部分，为了比较税负大小，通过计算临界税率来探讨有关问题，所谓临界税率是指税制改革后使企业税负保持不变的增值税税率。在衡量测算有关影响时，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了界定和说明：（1）在数据选择上，选取合并报表的数据测算。由于金融行业已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所以企业的经营情况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业务范围，其触角往往会涉及其他金融业务，而公司报表又多为合并报表，公司本身主营业务数据难以获得，根据历年的数据分析，与各公司的主营业务收支相比，其他业务收支占比很小，所以说合并报表数据与公司本身数据差异不大，可以对公司的业务数据作为测算依据。（2）增值税适用税率选择上，由于金融业业务量较大，且多符合一般增值税纳税人的有关规定，所以选择一般征税法下6%的税率进行测算，这也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出发点之一。（3）所谓临界税率是指营业税金及附加与应缴增值税相同时的适用税率。（4）考虑到营业税金及附加，采用增值税进项税基的5.5%作为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参考值。（5）由于保险行业在征税时，财产税和人寿税征收不同（后者需要对未来返还的部分进行扣除），但在合并报表中并未区分这些数据，所以在测度时将营业税及附加除以5.5%得到有关计算销项税基，进而与收入比例得到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的百分比。（三）各板块业务的销项测算。在对各板块的销项税额进行测算前，需要了解各业务板块的收入组成。首先，对于银行业而言，其收入主要为对外服务的手续费、存贷款利息收入以及投资和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动损益等方面。通过对2015年各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4家上市银行的收入中利息净收入占比达到58%，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到37%，两者总额达到37428.39亿元，占全部收入的95%左右，相对的剩余部分如公允价值损益等占比不到5%，所以可以合理简化有关收入的测算，只按照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佣金之和作为销项税的计税依据。其次，对于证券业板块，通过分析发现证券公司和银行的收入很多是相同的，这可能与两者业务相重合有关，具体主要有佣金收入、保证金的存贷利息以及金融产品的投资损益和市场波动导致的公允变动等，在收入占比方面，证券公司的手续费及佣金收入的比重高于银行，利息净收入居第二位，再者投资损益在证券公司的收入结构中占据较大比例，这主要是因为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和投资业务比银行更丰富和完善，这三者的比例达到证券公司收入的94%左右，而剩余其他业务收入占比较小，因此主要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利息净收入和投资收益作为证券业板块的销项税额计税基础。最后，对于保险行业，由于我国鼓励发展保险业，对保险行业某些险种暂缓征收，所以不能按照全部计税收入，应参考应税业务收入作为税基，对于应税业务收入由于数据获得的限制难以详细获得，因此采用营业税倒推的方式计算应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同样的，通过对其收入结构分析发现保险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已赚取保费和投资损益，两者之和达到98%的比例，可以合理采用简化方式对销项税额税基进行测算。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简单得出金融业三大板块的有关销项税额计算方式：银行业销项税额=（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适用税率（1）证券业销项税额=（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利息净收入+投资收益）×适用税率（2）其中，利息净收入为利息收支差异，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也是手续费业务及有关佣金的收支差。对于保险业销项税额的计算公式为：应税收入占比=营业税金及附加÷［5%×（1+7%+3%）］=营业税金及附加÷5.5%（3）保险业销项税额=应税收入占比×（投资收益+已赚保费）×适用税率（4）（四）各板块业务的进项测算。对进项税额的测算，主要考虑一般征税法下可抵扣的进项税额。通过对各板块业务的比较分析，得出三大板块的可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公式。考虑到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其他业务支出份额较小，可以合理简化，则证券业和银行业的有关进项税额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可抵扣成本=增值税应税业务及管理费+其他业务支出。其中增值税有关业务主要是证券业和银行业的营业支出扣除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和非应税业务及管理费之后的结果。可抵扣成本=增值税应税业务及管理费=业务及管理费-员工费用（5）银行业和证券业的进项税额=（业务及管理费-员工费用）×适用税率（6）保险业由于其业务特殊性，其可抵扣成本还应在应税业务基础上加退保金和赔付支出，所以可抵扣成本=（退保金+赔付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增值税应税业务及管理费）×应税支出占比（7）其中应税支出占比同在计算销项税额时所采用的比率，即营业税金及附加÷5.5%。保险业进项税额=可抵扣成本适用税率（8）（五）计算结果分析。通过对各样本企业进行一般征税法测算，得出表2、表3、表4。通过对银行业板块中有关数据进行分析（表2），可以看出在营改增前后，整体税负率还是下降的，基本上样本公司增值税都是减负（除了南京银行）。行业整体平均临界税率为6.44%，也就是说在一般计税法下，当增值税税率为6.44%时，税制改革前后企业的税负相同。且临界税率的差异幅度并不大，差异部分可能是各银行间暂时性差异造成的。另外，通过税收与总税收比可以看到，所测试的税收与总税收比都超过75%，说明本文测算的合理性。考虑到之所以各个银行间差异较大，主要是由中间业务的差异性导致的，所以测算的税负差异也不一样。因此对于中间业务的征税办法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它将造成各银行税负的较大差异。表3中列示了证券业板块的分析计算结果，同样的，证券业的税负还是整体下降了，但是下降幅度差异比银行板块大。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国金证券，达到49%，而最小的是国信证券，不到1%。行业整体平均临界税率为6.93%，也就是说在一般计税法下，当增值税税率为6.93%时，税制改革前后企业的税负相同，相比银行业的临界税率较高，说明证券业比银行税负下降更多一些。通过四个测算样本可以看出保险行业整体比银行和证券业的临界税率高出很多，四个样本临界税率的平均值为11.70%，即在增值税税率为11.77%时，一般纳税人在营改增前后的税负才一致（详见表4）。可能是保险业的适用税率偏低导致或保险业计税基础难以估计造成的。尤其是保险业由于业务复杂，更难以判断，尽管不甚精确，但还是可以大概反映金融行业税改后有关税负变化情况。

五、结论及有关建议

通过以上测算，可以看出金融行业税负整体的变化情况以及不同板块的税负变化情形，结果显示三大业务板块的税负有所减轻。尽管具体到各个企业不大相同，但总的来说是符合我国税制改革初衷的，实现了结构化的减税。尽管暂时性的税负减少会影响国家税收，但从长远来看，金融行业税负下降所带来的长期收益可以更好地抵销暂时性的税收下滑，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必然会增加税基，从而间接提高政府税收。但也发现在一些是否可抵扣的问题和一些是否需要征税的业务范围上，暂时还没有更细致的解答，特别是对于保险业的有关税收政策。从测算结果来看，6%的一般税率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影响很大，这是否会间接导致所得税税负提高，需要进一步考虑保险业的特殊情况，即是否可以通过更加详细的业务规定，对保险业的计税范围和抵扣方式等进行更细化的规定。税负的变化对于未来金融行业而言，可以说是一大利好，但是从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规模和对国家税收贡献的份额来看，还有一些需要继续引导的，国家应该利用这次税收改革机会，在细化有关业务税收规则时，考虑到不同板块的发展态势，采取一些有差异性的细则，通过税收调整，使得我国金融行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参考文献】

［1］胡怡建.我国增值税“扩围”改革面临八大挑战［J］.涉外税务，2011（7）：5-10.

［2］潘文轩.增值税有助于减轻服务业税负吗：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4）：115-120.

［3］张丹.营改增对金融业三大板块差异性影响分析［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7（5）：178-179.

［4］吴建刚，刘政.金融业营改增税负研究［J］.财会通讯，2017（5）：125-129.

［5］张十根，曹秀俊.金融业营改增的挑战及应对分析［J］.会计之友，2017（4）：117-119.

临界保费范文篇10

关键词：个人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综合经营

寿险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并且能够购买人寿保险的数量。影响个人寿险需求的因素既有主观的，又有客观因素的；既有连续变化的，又有突然变化的。突然变化因素是指那些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等因素；而连续变化因素则是指那些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动的，如人口、GDP等因素。连续变化因素是促使保险需求规律性变化的动力，而突然变化的因素则是使保险需求产生波动的主要因素。然而，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化，金融自由化，以及个性化金融需求的日趋多元化，推动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托市场和保险市场间的互动，影响寿险需求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机理更加复杂，需求更加多变，保险产品创新难度增大。本文仅就个人寿险需求的影响因素作初步探讨，将各种影响因素分成主观与客观两类，期望通过对这两类影响因素的特点和变化规律的分析，为寿险产品开发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一、影响个人寿险需求的客观因素

(一)风险是影响个人寿险需求的根本因素

风险是决定和影响寿险需求众多影响因素中的根本因素。保险公司正是通过把生命风险(死得太早或活得太久)开发设计成寿险产品出售给投保人来取得经营利润的。保险商品表现为确定的精神消费与不确定的物质消费(一种或有索取权，或期得利益)统一的特殊使用价值，而不确定的物质消费与风险损失发生的概率分布一致。被保险公司开发设计成各种寿险金融衍生产品，一部分进入生产领域，如企业团体寿险、企业年金等保险保障类企业员工福利计划计人生产成本，而另外一部分则进入了消费领域，如居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消费，从而参与到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再生产与精神再生产过程中。因此，可保的人寿风险是保险公司经营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保险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没有风险，就不会有保险需求，更不会有保险。

(二)收入水平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1.收入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收入水平的高低影响着保险需求量的大小。收入水平越高，社会对保费的支撑力越强，保险需求会增加。反之减少。但是，由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知，当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寿险需求会先增长，达到某种水平后则会出现下降。这就是越穷与越富的人保险需求反而低的原因。其次，由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知，保险满足的是人们对安全需求。收入水平增加，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以生存需要为主的单一消费模式转向消费多样化。在总消费中，生存消费的比重逐步下降，安全保障的需求成为人们日常消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并在消费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人们的这部分需求能被寿险所满足时，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再多的寿险需求对他们来说都是多余的，过多的寿险需求给人们带来的只是负的边际效用。因此，在其它因素(比如人口)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收入增加，寿险需求会先随之增长，达到某种水平后甚至会出现下降。显然，尽管保费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正函数，但不是单增函数。

2.寿险需求收入弹性的特征

一个发展中国家逐步变为中等收入国家或由小康国家向富裕国家转变的过程中，随着收入的增长，保险需求也在增长，而且其增长幅度较大，即保险需求的收入弹性系数大于零，尤其在临界点1(如图1)，穷国变为小康收入国家的阶段，弹性系数值更大。因为在临界点1的左边，收入增长基本上用于生存消费，不产生保险有效需求；而在临界点1的右边，任何新增收入都会带来一定的保险需求。这就是处在经济起飞、转轨阶段的国家，保险需求的增长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要快许多的缘由。现今世界上各国都处于临界点1与临界点2之间，如果说到达临界点2则意味着这个国家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超出了对安全需求的层次，而上升到了对更高层次的需求了。如果社会物品极丰富后，实现按需分配，这样，商业寿险需求就趋向减少了。

(三)寿险产品及其替代品、互补品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1.保险业发展阶段及产品丰富度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保险业发展所处阶段、市场结构特征和产品丰富度有着高度关联，是影响需求的重要因素。寿险产品对保险需求的影响常常取决于市场发育的阶段。在保险业发展初期，市场处于卖方市场阶段，寿险公司较少，产品单一，如垄断市场，保险需求在短期内释放，消费者饥不择食，需求量较大，很难分清优劣，寿险产品因素对需求的影响将不太明显。但当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转变为买方市场时，市场主体增多，寿险品种丰富多样，如垄断竞争市场。此时消费者比较成熟，产品丰富度就成了一个影响因素。

2.替代品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首先，从风险管理功能角度看，保险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手段，任何其它风险管理工具都是其替代晶。被保险人进行风险管理总是会选择成本最小而保障效用最大的方法。尽管避免风险无疑是最节省成本的一种方法，但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的。当风险事故所能造成的损失不是很大，影响不是严重时，选择保留风险则可以降低成本，因为通常收取的保费总是大于期望损失的。比如感冒发生频率高，损失(所需医疗费用)较低，可以在时间上自然分摊其损失，并等于期望损失，因此，保留小型风险可以降低成本。但对于损失大影响严重的风险，保留风险就是不可行的了。预防和抑制都是减小风险发生概率或损失程度，而并未将风险规避。风险转移对于转出风险方无疑成本最低，但它要受到合同条款的限制，而对转人方，仍然要对风险进行管理，比如公费医疗就是个人家庭与单位间的风险转移。而单位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运用科学的手段将风险集中处理，分散风险，化解风险，将大的不确定的损失转化为小的确定的损失，虽然有一定的成本，但确实是对风险最有效的管理办法，如单位委托保险公司举办团体寿险。

可见，对于风险管理手段来讲，替代品使得保险的潜在需求减少，但是对于那些难以避免的，损失较大、影响较严重的，难以转移给其他单位或转移成本较大的风险，在其他风险管理失效时，保险就成为科学处理风险的有效手段。

其次，从保障功能角度看，社会保险和商业寿险存在相互替代关系。社会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可以减少人们对个人风险的担忧，从而减小商业寿险方面的需求。另外，在社会总资源一定，用于社会保险增多，用于商业寿险就必然减少。比如，社会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比例越多，商业保险自然少人问津。韩国学者Kim曾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政府的人均社会安全和社会援助支出每增加100美元，则人均寿险保费要减少6.9美元。

总之，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人们就不愿意多花钱自己购买商业寿险。相反，人们就不得不购买商业保险作为社会保险不足的部分补充。最后，从储蓄投资功能角度看，随着混业经营趋势加剧，引发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托市场和保险市场伺的互动，兼具储蓄、投资、理财和保障等多种功能的寿险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层出不穷，如子女婚嫁教育险与教育储蓄存款、证券开放式基金与投资连结保险等，吸引大批投资欲望高的消费者。可见，在人们追求资金保值增值，寻求资金投资收益比寻求保险保障更强的今天，金融产品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这对保险需求产生了强大的替代效应。

另外，保险是金融产品中唯一具有转移风险功能的产品。保险的保障作用主要表现在初期当个人资产积累不足时，对遭受损失的个人给予的补偿(见图2)。在初期，当个人资产积累有限时，保险的保障功能比较突出。而当拥有一定的资产(如在保额以上)的水平时，个人可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保险保障作用就降低了，对保险的需求则会降低。随着金融资产变现能力提高，对保险的替代作用也越强。个人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也决定了个人风险的承受能力，从而影响其对风险转移的需求。

3.互补品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任何与寿险需求成同向变化的保险产品，都是寿险的互补品。互补晶越多，寿险需求就越强烈。比如，附加险需求增加会导致主险需求增多。住院附加险需求增加会导致医疗险需求增多。其次，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社会保障程度越高，它对商业保险的替代效应越大，反之相反。另外，保险与储蓄产品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上调，使得保险需求下降，储蓄需求上升。保单持有者通常将以保单抵押取得现金，或直接退保以取得现金向其他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投资。反之，利率下调，使得保险需求上升，储蓄需求下降，由于保险公司调整保单利率具有迟延性，人们通常会积极投保，利用时间差获得低价格高收益的保障。同时，由于利率调整，迫使各公司调整寿险产品预定利率，推出新款保单，从而引起新旧产品价格的变化。如果遇到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心理预期的影响，又会推波助澜强化这种波动。利率上升将导致保险产品价格下降，从而增强其产品的竞争力；利率下降，将导致保险产品价格上升，从而使其产品丧失竞争力，需求下降。

(四)营销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人们的风险意识和保险意识弱，保险行为就被动，反之则主动。在保险发展初级阶段，居民保险知识缺乏，甚至仍有些人不知道保险和保险产品，更不要说对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内容的了解。此时，只要借助有效的营销手段，就能让潜在需求有效化。如采取营销体制创新，拓宽营销渠道，传播普及保险知识，让保险深入人心，则能显著增加保险需求。1992年引入美国友邦营销体制后，我国保险业以35%以上的年递增率的长期高速增长。保险营销员从无到有，十来年就发展到目前130多万人，是他们开拓了银行、邮政、网络、电话等营销渠道，以及各种营销手段和方法创新，是他们创造了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奇迹和各种神话。当然，尽管最不受欢迎的营销手段是业务人员上门推销，但目前大多数保险公司产生业绩的主要手段仍是业务人员上门推销。

(五)人口因素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人口因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总量和结构。人口总量是形成寿险需求的基础，众多的人口数量标志着潜在保险市场巨大。人口结构决定了寿险的有效需求及差异。现代社会人口的老龄化、家庭结构趋小及多样化的趋势，将带给商业寿险较大的发展空间。首先，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各国人口结构变化的总趋势，在社会保险和企业年金保险一定时，随着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上升，对寿险商品的需求也将上升。因为，寿命延长所造成的人口结构老龄化也是一种风险，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一个人年老退休后生存的时间更长了，所需的养老费用也就更多了，那么，老年人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己年轻时的个人储蓄性商业养老保险以对付活得太久的风险。

其次，在人口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家庭结构也是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家庭成员越多，老幼相扶、相助和相养的功能就越大。在社会经济不很发达时，家庭则是最有力量的保障。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人口迁移的频繁，家庭结构的日益趋小和单一化，核心家庭由夫妻及其未成年子女组成，人数较少，经济条件较好、家庭成员教育水平较高，而单亲家庭增多，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扶助作用很有限，传统家庭的保障功能大大减弱，以往“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想法变得越来越不现实，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化的办法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因此，在社会保险与企业年金保险一定水平下，商业寿险就成为家庭未来保障方式的首选。

(六)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发展环境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1.经济体制与政策

保险业是社会经济政策敏感度很强的一个行业，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将对保险需求产生直接的影响。首先，不同经济体制下，承担风险的主体不同，商业保险需求差异就很大。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是承担风险的主体，不仅把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下来，甚至还为其亲属提供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那时的商业寿险需求很小。市场化改革后，个人成为承担风险的主体，生老病死问题必须个人自己解决，企业年金保险和个人家庭的储蓄性商业养老保险就自然成为个人家庭寿险需求的必选。可见，体制变迁使承担风险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创造出来巨大的商业保险需求。

其次，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对保险需求影响巨大。如中国改革开放后藏富于民政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施，则整个社会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在持续提高条件下，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多，培育了较强的消费能力，大量中间层的形成，引起消费结构、消费方式的变化。中间阶层已是保险消费的主体。另外，如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对保险需求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因为，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增加对保险的需求。一是引起政府和民众对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社会风险等风险问题的重视，并增加保险供给能力的投人。二是保险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可以发挥自己特有的社会功能，从而为保险业的发展带来机遇。

2.社会保障制度

一个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商业人寿保险的需求。以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为主体的国家年金、以企业团体养老保险的企业员工福利计划为主体的企业年金，以个人储蓄性商业养老保险为主体的个人年金的“三支柱”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确立，目前，已成为员工退休后生活质量能与时俱进的坚强基石。今后，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广覆盖低保障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不足部分必然要通过企业年金和个人年金解决。

从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化和发展改革经验看，各国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价值取向、法律文化传统等方面的不同，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系各有差异，但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的，广覆盖低保障的改革方向却是一致的。因此，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深入，会刺激企业员工福利保险计划和个人储蓄性商业保险的大量需求，为商业保险开辟广阔的市场空间。

3.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能左右保险购买行为，税收优惠政策会刺激保险需求升高，反之降低。通常做法是税法规定投保人所获得的保险赔偿金或补偿，免缴个人所得携，以及采取减免或延期赋税的办法来刺激对保险商品的需求，促进保险业的发展。如对于企业交纳的团体保险费税前列入成本，对于个人用于交纳年金保险费的收入给予税收减免或延期至年金给付时征收。另外，国家给予那些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改革管理的保险公司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供给间接的刺激了保险需求。显然，税优政策对保险当事人双方的好处是明显的，对企业和政府的好处更是长远的。

4.金融政策

具有储蓄性质的人寿保险受金融政策的变动影响较大，金融政策的稍微波动将影响到人们在保险商品与其他金融商品间的选择。这主要是通过利率的波动对保险产品价格的影响来影响需求的。在寿险产品定价过程中主要的影响变量分别为预定利率、预定死亡率和预定管理费率。其中，各公司的预定管理费率基本稳定，而死亡率在生命表统一的情况下，这两个变量就是一定的，此时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就成为决定寿险产品价格的主要因素。

当然，放宽保险资金运用限制，鼓励保险与证券、银行间的合作，推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间的互动等一系列金融政策的出台，无疑也会使新型投资保障兼具的寿险产品比一般其它金融产品具有更多的波动性。特别是在混业经营趋势下，影响寿险需求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机理更加复杂，需求也更复杂多变。

5.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巨大。如Stalson把美国19世纪60年代寿险业的巨大发展归功于政府有力的产业引导。二战前，美国保险产业结构单一、国际化程度很低，是典型的内向型发展模式。二战后，美国采取了充分对外开放的国际化政策和一系列产业引导的发展战略。因此，尽管美国的保险发展历史不长，但发展速度非常快，到19世纪90年，美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而且还是世界六大再保险中心(百慕大、英国、德国、瑞士、法国)之一，保险产业十分发达。另外，韩国学者Kim认为韩国60--70年代寿险业的飞速发展，并很快跻身世界寿险业先进国家行列的原因，也主要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国强制停办保险20多年，那段时期保险业发展倒退，有需求无保险，-恢复保险后，长期以35%年增长率快速发展。强调科学发展观后，中国保险业努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一系列既能满足日益多样化消费需求又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又有利于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政策不断出台，无疑对推动整个保险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意义重大。

6.法制环境

保险是保险公司对未来事件的承诺，如果寿险公司届时不能履行承诺，则被保险人不仅失去支付的保险费，而且也无法获得应该得到的保障。因此，大多数国家对保险经营的组织形态、财务状况等从制度和法律方面进行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监管，保证保险人合法经营，切实保障投保儿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利益。如通过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度，把一些无竞争力的经营者排除在市场之外。对投资的限制能减小保险经营的风险，从而增加对保险的需求。

因此，法制环境的完善程度，如市场经济的法制化进程、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对企业的约束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法制层面等，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发展，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必然会使保险有效需求增加。另外，执法部门对保险合同纠纷的正确处理，甚至消委会和新闻舆论部门对公众的保险意识的正确引导，以及对不同保险公司的信誉及险种的评价和推荐的公正透明与合理化，均会诱发保险需求的扩大。

7.文化意识

文化方面主要指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习俗、宗教信仰、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一个国家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可能影响人们对风险的态度以及对所面临风险的管理措施，从而对寿险需求产生影响。观念习俗等方面的因素多通过对消费者需求偏好的改变来影响需求。这些影响因素内容十分广泛。

保险的基本功能是分散风险，提供保障，但不同文化意识下，保险需求差异较大。在东亚一些国家，由于居民崇尚勤俭和倾向较安定生活的文化意识，通常把保险看作储蓄保障工具。而同处在亚洲的一些中东国家居民，由于宗教信仰方面的原因，保险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因此需求极小。西方国家居民由于祟尚个人自由和注重自我救济等价值取向，对保险需求较大。

不同文化程度者对风险和保险的认识不同，保险的平均购买份数也不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保险需求越旺盛，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对人寿保险需求敏感度较高，而迷信、愚昧的人可能相信神灵保佑，却不相信风险的客观存在，祈求神灵保佑则是其主要的风险管理办法。此外，在一个大的文化之中可能包括一些较小的亚文化群，不同亚文化群的人虽同属一种文化，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不同职业的人其保险需求不一样。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们，可能比其他人更需要人身意外保险。来自相同的亚文化群体、相同的社会阶层甚至同一职业，但有不同的生活习俗的人也有着不同的保险需求。

二、影响个人寿险需求的主观因素

因为人们会面临着疾病、意外伤害、衰老等死得太早，或者活得太久的风险，从而带来经济收入的不确定性。这不仅会构成家庭或个人较为严重的经济负担，而且还可能增加个人或家庭生活的精神和心理压力。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通过保险安排可使可能的经济收入下降或损失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补偿，使个人心理得到安慰，实现安全保障。而获得的保险商品消费效用，也会强化人们的风险和保险意识。因此，在其它因素不考虑时，影响和决定保险需求的，是由人们对人寿保险消费需求心理所决定的。

(一)从风险意识看寿险需求的行为心理

尽管心理学发现每个人的风险偏好空间曲线的形态基本相同，但是会在不同的风险程度上达到风险偏好函数的顶点，即不同人需要不同的风险刺激。一些人只需较低的风险水平就能达到其风险偏好需求，而另一些人则需较高风险水平才能达到匹配的风险程度，显然后一部分人要比前者对风险的意识更趋冒险性。阿罗把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分为好冒风险的“冒险型”、回避风险的“避险型”、漠视风险的“中性”。正是由于对风险的不同意识，才导致购买保险也分为偏爱、肯定、冷淡和拒绝等几种消费意识和行为，从而影响保险需求。进一步看，人们对风险的不同意识取决于每个人的人格心理结构，个人的心理结构是思维和性格倾向的成份组成在每个人身上表现的程度不同，从而形成人们面临同样风险时具有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实际上就是个人的风险决策。比如，攻击性和表现欲强烈的人对风险意识是好冒风险的，这些人对风险的可接受水平比一般人高，认为在低风险的决策中取胜的机会与一般人差不多，而倾向于冒更高的风险，才能感到心理愉悦。

其次，人们对风险的意识也取决于前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环境的心理积淀，实质上是这些背景和外部环境下的社会心理因素对个人人格心理结构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构成人格心理结构的过程是从社会定向的性格向个人定向的性格演变。比如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中国人民深受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传统的社会伦理，文化中的儒家训诫等等，使中国人的意志偏于过分的自抑、忍耐和保守，因此中国人对风险的意识大多数属于“避险性”。而美国人开放，敢于抗争和冒险等等，他们对风险的意识与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人们厌恶风险的假设是保险的潜在需求的主观前提，这是基于保险是以一个小量的确定的损失(保费)代替一个大量的不确定的损失。当保费等于损失期望时，选择保险的人属于风险中性者；当保费大于损失期望时，选择投保的人属于风险厌恶者。而一般公司收取的保费除用于损失补偿外还要提留公司利润和费用，因此，可以粗略地认为保费大于损失期望(这里我们忽略公司的投资所得，或者假设个人投资收益率与公司投资收益率相等)。所以，认为有保险需求的人一定是一位风险厌恶者。而风险喜好者，宁愿选择承受大量的不确定性的损失，甚至主动制造风险，如。而保险的有效需求，其产生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饱暖尚不能满足，则不会有剩余社会产品用于补偿损失。因此，即使人们有风险意识，保险的潜在需求也不能转化为保险的有效需求。总之，人们越是厌恶风险的存在，越希望稳健的经营和安定的生活，保险的潜在需求就越强烈；相反，若越喜欢投机，喜欢刺激，往往保险的潜在需求越小。

此时，很难衡量某个因素与需求的量化关系。因此，在研究影响保险需求的因素时，即使该因素是影响保险的潜在需求，也只能通过研究其影响潜在需求心理行为而得到对有效需求量行为结果的影响。当然，通过排除经济因素的影响后，可估计其对潜在需求心理的影响力，而对保险的有效需求行为结果，可用保费收入作为衡量指标，则很容易研究保险有效需求行为结果与其影响因素间的数量关系。

(二)从保险意识看寿险需求的行为心理

风险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厌恶风险的心理行为决定了保险潜在需求的存在。风险的存在是保险潜在需求的客观前提，人们厌恶风险的假设是保险潜在需求的主观前提。潜在需求是不以知不知道、愿不愿意或能不能够通过保险手段来化解风险为基础的，而是以风险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对风险的意识与评价为基础的，保险意识则是将保险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的动力之一。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使得一些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要用保险来化解风险，但其自身对保险的潜在需求仍然是客观存在的，此时其较低的保险意识就成为了阻碍保险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的一个因素。

一般来说，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着人们对风险认识、预测和处理的水平，决定着人们是否有用保险手段来化解风险的意识与行为。当然，由于保险消费者社会地位、经济基础、文化背景不同，对寿险需求的行为表现也相应不同，在需求心理行为上的差异也很大，根据需求心理行为表现的差异可将个人投保人分为三大类。

1.满足基本需求的心理行为表现

特征是交费相对较低，获得保障为主，希望保险手续简便、交费方便可靠、理赔容易迅速。这类寻求基本利益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打交道时，对保险服务的需求是被动接受的，只要方便、规范、高效就行。这类投保人约占总数的70%。

2.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心理行为表现

特征是投保人有一定社会地位，个人收入和文化修养都达到了一定水平，比较理智，希望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这类投保人在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对险种搭配的灵活性，保障范围的适用性有明显的需求偏好，对保险的服务行为有自己的评价标准。他们对保险服务的需求介于被动与主动之间。这类投保人约占总数的20%。

3.满足高层次需求的心理行为表现

由于他们事业有成，收入颇丰，保险意识强，对个性化服务较重视，保险需求是多元化的。因此，需要保险、证券、银行、信托等到综合金融服务，对保险服务十分挑剔，特别需要综合-的保险产品组合设计服务，强调自我，要求优质服务和保密要求，属于主动型投保人。这类投保人约占总数的10%。

(三)从心理预期看寿险需求的行为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