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制度范文10篇

累犯制度范文篇1

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一般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目前大多数人是把累犯作为一种犯罪人看待的。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

一般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其构成条件是：

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这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所决定我国刑法是以同故意犯罪作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遏制犯罪人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累犯从重制度，必然也要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是累犯比初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即再犯的可能性大，由故意犯罪的主观性质决定，故意犯罪的实施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实施犯罪，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希望的，因此，过失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甚至没有。由此决定，刑法规定的一般累犯的前后两罪只能限于故意犯罪。

2、刑度条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是在有期徒刑以上。“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全部情况，最后确定其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同时也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因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通过减刑或假释最终出狱，回归社会，从而有可能再次犯罪、构成累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指根据后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及其他有关情况，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说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期徒以上的刑罚，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

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从重处罚，使他们最终得到改造，而犯罪人只有通过刑罚的执行之后，才能看出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一般说来，未经刑罚的执行，是难以测定出犯罪人是否已经得到改造，是否还会实施犯罪。

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五年内。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回归社会的一定时期，是其重新适应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其重新犯罪的危险期。而刑法规定的构成累犯的前后两罪的时间间隔，实际上即是这一过渡时期。只有渡过这一时期之后，特殊预防目的才可以说得以实现。因此，这一过渡时期适当长一些，会更加激励刚刚回归社会的犯罪人遵纪守法，重新做人。修订后的刑法将两罪的间隔时间修改为五年，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

刑法第66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是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根据该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不同于普通累犯的构成。其构成条件是前罪和后罪必须是同质之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前罪和后罪的性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后两罪或者其中有一罪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构不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除此之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既不受量刑条件的限制，也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前罪所判刑罚和后罪应判刑罚的轻重不受限制，一般累犯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均在有期徒刑以上，而特殊累犯没有这种限制，哪怕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判处管制、拘役甚至单处附加刑，也不影响特殊累犯的构成。同时，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

二、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

我国累犯制度确立于1979年刑法，并在1997年新刑法中作了较大的修改：将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由3年改为5年，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把以前的反革命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和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矫正改善的关注。这些都是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科学、合理、进步之处。然而，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只适用于自然人犯罪，没有把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调整的范围之中，这无疑同单位犯罪这一新的犯罪情势不相协调。刑法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的规定，其适用主体只限于自然人，单位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就适用累犯的标准而言，现行累犯制度并不适合单位犯罪主体的适用。就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来看，在刑度条件上，要求前后罪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而目前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的是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因单位只适用罚金刑不适用自由刑，按照单位被处罚的程度来对照起点标准是永不可能构成累犯的，而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所受刑罚去对照标准，虽然有可能够上标准，但有可能存在主体不一致问题，即单位犯前后罪其受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有可能是非同一人。因此，以目前累犯制度设计而言，本身难以直接适用单位犯罪。要想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必须对现有累犯制度予以发展，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其次，未成年人可以成为累犯适格主体太过于苛刻。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质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但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也就是说，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也是累犯的适格主体，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可以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我国刑法未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的适格主体之外，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以及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这显然有点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

再次，我国累犯制度中的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执行部分，根据犯罪人狱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决定是否对受刑人适用的行刑制度。判断是否适用假释的时间前提，是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只有在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后，才能根据犯罪人刑罚执行中的教育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来决定假释的适用。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这并不等于，后罪之刑期执行了部分后累犯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仍然较大，以至于适用假释“确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假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部分后的教育改造和悔改表现，而并非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纵然犯罪人是累犯，也并不必然表明不符合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否定了所有累犯者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其次，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与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害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最后，累犯之条规定的条文用语尚欠严谨、周密。我国刑法第65条在规定普通累犯之后罪发生的时间时，规定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这里“刑罚执行完毕”的使用，就有失严谨、周密。在我国，刑罚，既包括主刑，也包括附加刑。当累犯之前罪被判处主刑且附加刑时，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即可，还是指主、附加刑都执行完毕，对此，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无争议。我国刑法把普通累犯限制在前罪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除了考虑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外，还在于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教育改造功能最为明显，行为人在监狱内接受教育改造后又犯罪，就能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行为人在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罪，即使附加刑尚未执行完毕，就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认为其尚不构成累犯而不予以从重处罚，不尽合理。其次，认为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不利于对刑满释放者权利的保护。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单位累犯制度。

累犯制度是刑法规定的影响量刑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预防和打击已决犯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犯罪情势的发展变化，累犯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鉴于目前我国累犯不适用于单位犯罪的情况，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累犯制度，预防和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具有法理依据，在刑法理论上，承认单位累犯与承认单位犯罪的刑事哲学基础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社会责任理论。预防和惩治单位再次犯罪具有客观必要性。随着大生产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法人（单位）涌现而生，并具有区别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各自小团体利益，它们在追求特殊的团体利益的过程中，可能走上犯罪道路，而因其凭借自己聚集的强大财力、物力、人力和规范化的组织在犯罪过程中又往往较自然人犯罪更具有犯罪能力和危害性。现实中，单位犯罪后再次犯罪往往是屡见不鲜的，其社会危害性也非自然人犯罪所能比拟的。因此，有必要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单位累犯立法，除单位特殊累犯可直接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外，既要考虑同自然人累犯的协调，又要考虑到同自然人累犯的区别，应在参照自然人累犯制度立法基础上，结合单位犯罪的自身特征来进行制度选择，从而使整个累犯制度趋于完善规范，适用预防和打击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现实需要。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罪过要件、刑罚要件和时间要件。同自然人犯罪一样，单位犯罪也受到罪过的支配。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大多数由故意构成，而累犯制度设立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单位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因此，单位累犯前后两罪的罪过形式应为故意犯罪。选择什么样的刑罚标准，体现了对单位累犯构成的宽严程度。相比较自然人犯罪而言，单位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的多，因此对于单位累犯，为体现从严预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现实需要出发，凡前后两罪都可判处刑罚的即应归为累犯。这样既在立法和司法上易于*作，也能适应现实需要。单位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也应有一个期限限制问题。如果没有时间限制，首先在立法上过于严厉，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便*作。如果前后两罪时间相隔太长，若仍引用累犯也达不到惩治效果。因此，对单位累犯的时间设置，要有时间限制，同时又要适当长于自然人累犯的时间设置，可以将前后罪的时间间距设置为10年。

单位累犯同自然人累犯一样，也应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凡单位累犯应实行从重处罚的原则。由于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用双罚制，因此，对于单位累犯从重处罚的具体适用，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应在后罪该判刑的基础上从重处罚。鉴于目前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刑，因此，从重处罚应以单位累犯后罪该判罚金为基础，再适当从重处罚。但这并不排除今后在对单位犯罪适用其它刑种时选择其它从重处罚手段的可能性。二是从重处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适用应区别对待。当前后罪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前后一致时，应适用从重处罚原则，这符合罪责自负原则。而当前后罪人员不一致时，就不应适用从重处罚原则，否则就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对后罪自然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应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来看，未成年人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其主观上的可谴责性和人身危险性较未成年初犯固然要大，但他终究还是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认识世界、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上的可塑性强。因此，即使符合累犯条件的未成年人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人再犯，仍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看，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直以来是我国法律强调保护的对象。我国新刑法就是一部体现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精神的刑法典，如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等。而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未成年再犯承受从重处罚、不适用缓刑和假释一系列累犯严厉的法律后果，显然是与上述精神相违背的。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并预防其复次犯罪和初犯者变成累犯。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过于狭小，则不能很好地实现打击和预防的目的；过于宽泛，则一方面使那些主观恶性不那么深、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的再犯者遭受了不应有的严厉处罚，另一方面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固然比其他未成年犯要大，但由于其未成年人可改造性强、可塑力大的特点，应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适格主体之外。这一排除，并非漠视或损害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因为不管规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与否，从时间上看，未成年人构成累犯不具有时间的充分性，事实上未成年人构成累犯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另外，排除未成年人的适格性，也不必然导致未成年人累犯比例的攀升。

我国可采用“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的立法形式。采用这种立法形式充分照顾了未成年时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公众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在累犯专节中增设一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三）确立“累犯可以假释制度”，促进累犯的积极改造。

对于累犯者而言，其在监狱中积极改造、悔过自新的动力，就是期望能早日出狱。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即累犯人有条件提前释放的可能性为零，如此一来，则打击了累犯者的积极改造，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

累犯应该可以假释，但条件较一般犯罪分子可适当从严。既然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极不合理，但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毕竟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另外，因为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方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笔者认为，“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应对累犯者和初犯者作同样要求，但在适用假释的时间条件上，可以对累犯要求更严。借鉴其他国家累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的要求，笔者建议，可以将第81条第2款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15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累犯制度范文篇2

【论文摘要】：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对累犯制度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现行累犯制度不应当把未成年人纳入其中，而未考虑单位累犯，在特殊累犯的构成上仅考虑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未将贩卖、走私等同样恶劣的犯罪行为纳入其中，规定对累犯一律不得假释，这些规定不利于累犯制度的准确执行，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和完善。

前言：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可分为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类。累犯制度根植于现实生活。1997年《刑法》对1979年的《刑法》中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修改，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的矫正和关注。然而,“法律像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某些弊端”①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有不足之处。

一．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缺陷

（一）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就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假释和缓刑。

鉴于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如此规定，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设定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是否科学、合理呢？以下做简单分析。

1．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各国对未成年人都提供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上的特殊保护。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给予了较大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此外，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例如强迫他人吸毒罪，如果所强迫的对象属于未成年人，则应当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工具的犯罪，例如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从重处罚；最后，未成年人犯罪的，在处罚时应当从宽处罚，例如《刑法》第17第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所体现的以上整体精神，在未成年人犯罪时，不管其是否存在累犯的情节，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以及累犯的规定，不但在未成年时实施前罪成年时实施后罪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累犯，而且前后罪均在未成年时实施的也可构成累犯。如此一来累犯从严的刑罚处罚原则就与对未成年人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产生了逻辑上的冲突。

2．从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来考虑。未成年人在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和未成年人初犯相比固然要大，但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其生理和心理发育都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性格和心理上的可塑性强。由此可以说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就大于成年人再犯，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把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机会，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分子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造。

3．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预防其再次犯罪和初犯者变成累犯。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生理、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未必就一定要适应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原则。

4.按照我国累犯的条件，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条件的，应当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非典型事例，因此要将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范畴。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具有不科学合理之处。

（二）尚未明确规定单位累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类性质的单位越来越多,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法人单位。这些单位的出现活跃了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单位犯罪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单位犯罪后即便受过刑罚处罚,只要不解散或不被解散,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显然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对于犯罪的单位是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见，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承认了单位犯罪，但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累。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的规定,理由如下：1.单位再次犯罪的大量事实，为刑法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现实基础。法律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事实。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的增多，法人犯罪也逐年增加，主要集中在走私、、偷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非法出资、经营等领域②。许多法人不仅仅是初次犯罪，而且缴纳完判处罚金后，又继续实施牟利犯罪或经济犯罪。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存在，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所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的目标，也就是说，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是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2．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前提条件。单位犯罪在我国新刑法中第30条和31条已有明确规定。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从我国新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贪污贿赂罪等章中,具体罪种约有120个左右。而且,这些单位犯罪多数是故意犯罪。

3.增设单位累犯,可以充分体现公平、平等原则。自然人存在再犯的可能性,单位犯罪同样存在再犯的可能性。我国刑法典将自然人和单位同视为适格的犯罪主体，平等原则要求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给与平等的处遇。既然承认了单位犯罪的存在,对于单位的再犯罪,我们同样应该作好预防准备。然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自然人再次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便可构成累犯，从重处罚；而单位再次犯罪的，即使符合一定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不从重处罚。这未免有违法律的平等原则。因此，刑法只要承认了单位犯罪，就应承认单位累犯。

4．增设单位累犯，是单位犯罪的特征性所决定的，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位也存在着自己的意志活动，犯罪单位在被判处刑罚后的一定时期内再犯新罪的，同样表明其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此外，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拥有和掌握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再次犯罪具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单位的犯罪意志一旦形成之后，较为顽固，因而，单位受到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极大，其再犯造成的危害也极大。因此，需要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单位，从重处罚，以打击和预防单位累犯。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会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再犯只按初犯一样处理，势必不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

累犯制度类型分为特殊累犯制、普通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三种。我国采混合累犯制，既规定了普通累犯，又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但仅将特别累犯囿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种过于狭窄，使得特别累犯特别对待的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1、1997年《刑法》将特别累犯仍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因袭忽视了国内外犯罪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我国目前打击某些犯罪累犯的现实需要。法律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其应尽可能适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的立法源于19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特别累犯的规定，1979年刑法对反革命罪做出特别累犯的规定有其历史成因性和历史合理性。然而，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斗争转向会主义经济建设。纵然有少数搞分裂、搞破坏的敌对分子的存在，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预防和打击的迫切性也比不上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犯罪③。这一因袭，不但忽视了当今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刑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那些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犯罪分子，已不能进行有效、严厉打击。现行特别累犯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学者争论极大的《刑法》第356条关于犯罪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就是现行累犯制度不能满足打击累犯需要之下的无奈选择④。

2、将特别累犯仅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符合我国设定特别累犯的目的。我国之所以在普通累犯之外规定特别累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其对国家统一、民主政权等重大利益的特殊危害，作为特别累犯来重点打击，自然合理。然而，仅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是不能满足了我国特别累犯的设定的目的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涌现了许多客观危害较大、犯罪结果容易扩散、复发率较高的犯罪，对于这些犯罪，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来要求已不能满足打击和预防的现实需要。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别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别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不仅对累犯制度的完善无益,混合累犯制中特殊累犯形同虚设，还会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定。

（四）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

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然而，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显然，1997年《刑法》的累犯不得假释的这一规定，有失科学。其理由是：

1．累犯不得假释违背了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是在刑罚执行一部分将其提前释放的刑罚制度。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并不表明其后罪执行一段时间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仍然较大。而判断是否假释的关键要看犯罪分子在被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我国新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就规定了所有累犯不得假释,是与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相违背的。

2．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重新回归社会。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予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谈到促进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假释制度则应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而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伤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累犯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

3．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负担，不利于监狱提高其教育改造的质量。1997年刑法针对我国重新犯罪的态势，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累犯者的人数增加，相应的被判重大刑犯人也增多。而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就意味着，即使是符合假释其他条件的累犯人，也不能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监狱内的人口自然就随之攀升，导致了监狱负担增加。而监狱又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资源，其结果自然是影响监管改造的质量，对累犯者的教育改造质量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提高。

二．对我国累犯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观诸外国立法例，排除未成年人适格性的立法例有两种：其一，只要是未成年时所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罪犯时的“前罪”考虑。即，不但前后罪均实施在未成年时的情况，不构成累犯，而且前罪实施在未成年时后罪实施在成年时，也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明确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其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即如果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尚不满一定年龄，即使符合累犯的其他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但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已超出一定年龄，即使前罪是在未成年时实施的，符合累犯其他条件的，也构成累犯。可见，第一种立法例，排除累犯适格主体的范围，显然要比后者宽泛很多。然则，我国应采用何种立法例为宜?在我看来，第二种立法例在我国更可取。第一种立法例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但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上有些不足。行为人在前罪实施时，固然因为未成年人辨认、控制能力有限，但在成年以后就应以前罪为戒，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其犯后罪时生理、心理皆发育成熟，足以说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如仍不作为累犯处理，未免不利于保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而第二种立法例将不构成累犯限制在一定的年龄内，则充分照顾了未成年时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公众利益，更为可取。因此，建议应在累犯相关制度中增设一款：“未成年人不应构成累犯”。

（二）增设单位累犯

综上所述，我国应增设单位累犯。在确定单位普通累犯的条件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的条件一样，既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过于狭窄。普通单位累犯的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和主观条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相同，即单位前后犯了两次罪，并且后罪是发生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5年以内；单位所犯的前后罪都是故意。至于单位普通累犯前后罪的严重程度，也应以前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来确定。那么，以多大数额的罚金为构成单位普通累犯的刑度条件呢？我个人认为，在具体数额的确定上，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确定。在我国现阶段，以10万元作为单位累犯前后罪的刑度条件，应比较合适。

至于能否增设单位特殊累犯，有学者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只将特殊累犯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单位又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主张增设单位特殊累犯。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我国现行特殊累犯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应将特殊累犯之罪由危害国家安全罪扩大到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如此一来，单位自然也就可构成特殊累犯。

综上所述，建议将单位累犯的条文设计为：被判处10万元以上罚金的犯罪单位，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10万元以上罚之罪的，是单位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三）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累犯制度规定的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应予以适当扩大。那么，我国应如何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呢？综观国外立法，在关于构成特殊累犯之前后罪的性质和种类上，可分为两种：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只能是某一或某类特定之罪累犯。另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就是累犯同一或同类之罪，但对具体犯罪的种类或性质不作特别要求。扩大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是指将特殊累犯由原先唯一的国家安全罪扩大到其他特定种类的犯罪呢，还是规定，只要前后犯的是同一罪名，就可构成特殊累犯？我国持扩大说的学者多主张后者，建议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应不限定具体的种类和性质，而只规定特殊累犯是前后犯同一罪的累犯⑤。在规定特殊累犯时，一方面，应放宽特殊累犯的刑度条件、时间条件，使其在范围上具有扩张性；另一方面，又应限制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使其在范围上具有紧缩性，如此一来，特殊累犯的范围方能恰当。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的刑度和时间间隔不作要求，因而，合理界定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关键在于合理确定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现行累犯制度，将构成特殊累犯之罪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固然过于狭窄；然而，主张只要前后罪为同一犯罪或同一性质之罪即可，不限定其具体的种类或性质，从而几乎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可能构成特殊累犯，实则矫枉过正、失之宽泛，但实际不利于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那些客观危害较大的累犯。

因此，主张将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扩大到前后犯同一或同类之罪的观点，不是很合理。有学者认为，确定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客观危害，应比较严重；二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复发性应较高；三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犯罪后果，在社会上易于扩散和流传。遵循这一思路，建议可将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分则第!6章第7节规定的犯罪和该章第9节规定的淫秽物品犯罪纳入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这几种犯罪客观危害比较大，犯罪后果易于流传和扩散，并且在实践中易于复发，将它们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应比较合适。

所以，建议应将刑法第66条关于特殊累犯的条文设计为：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法分则第6章第7节或第9节规定之罪被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相应之罪，都以累犯论处。

（四）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条件应从严

既然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合理，就应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而且，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才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在对累犯适用假释的同时，在时间条件上，规定应更为严格。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值得借鉴，如巴西刑法典规定，初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是必须服刑一半以上，累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必须是服刑四分之三以上。所以，应将我国刑法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四分之三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15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我国累犯制度基本上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累犯制度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刑法所普遍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我们应更好地运用累犯制度这一武器同犯罪作斗争并根据累犯的特点调整刑事政策完善对累犯的刑事立法。

注释：

①[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8页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②夏冰《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反思及建议》2007年10月

③赵欣《试论我国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07年3月《学术论坛》

④苏彩霞著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⑤罗堂庆：《从累犯比较研究看完善我国刑法的累犯制度》，《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厦门大学邱春霖2006年4月

2．谢应霞《我国累犯制度研究》2000年

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累犯制度范文篇3

一、构建消防行政累犯制度的必要性

法律制度如同其他任何一项人类社会制度一样，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人类基于一定需要对客观现象的主观认识。因此，一种法律制度的设立必须基于这一层面的共识。故此阐明构建消防行政累犯制度的必要性，引发共鸣。

（一）在行政能动与行政克制之间：实现维护公民私权利与达成社会管理目的之契合

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原先是处于没有国家或政府的“自然状态”。只是为了解决自然状态的困难或不方便，才产生了公共权力或国家。通过相互同意所达成的契约过程，这个实体获得了一定的授权，而这些公共利益都有比较客观的定义与衡量标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为了维护公民权利，设计制度抑制国家权力膨胀成为探讨研究的重点。在此前提下，是否仍有必要探讨将累犯制度引入消防行政领域，扩张消防行政权力，成为首先要论证解决的问题。1．行政能动必要止于公民私权利的边界。虽然给行政以能动性是实现其功能的必然，但是它以不伤害不必要的公民权益为边界。设立消防行政累犯制度，通过对二次以上消防行政违法的相对人更为严厉的谴责，符合法律正义，并未伤害不必要的私权利。同时，这种有效的正义实践,能够促使和维护更多的私权利处于一种安全、和平而公正的社会秩序中。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制度的设立不仅可以做到不伤害不必要的私权利，还能够拓展维护公民私权利的深度和广度。2．行政克制前提是需要达成社会管理的目的。诚然公民的私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但以任何“私利唯一至上”、“为求私利，不择手段”的心理与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选择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行政管理，表面上迫使公民让渡私权利与国家，但取得的效果是对私权利更好的维护。因此，设立消防行政累犯制度，是实现社会管理的目的必要选择的手段。

（二）驱动相对人自律，实现减少火灾危害的公共利益

消防行政违法行为与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相比，更易造成严重的后果。如上海“11．15”特大火灾事故，共造成42人死亡；天津港“8．12”特大火灾爆事故，造成165人遇难、8人失踪、79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8.66亿元。其后果的严重危害性，迫使消防行政机构对于消防行政违法行为的查处必须严格。一旦消防行政违法相对人，在一定期限内出现再次违法，足以说明其较大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必须对其进行更为严格的行政处罚。这种制度设计，通过加大消防行政违法“再犯”的成本，旨在驱动相对人自律，遏制消防行政违法行为，最终实现减少火灾危害的目的。

（三）是“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监管模式的具体化体现

《消防法》开宗明义，其制订目的是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加强应急救援工作，保护人身、财产安全，维护公共安全。消防工作的方针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累犯制度，正如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因为有再次犯罪（累犯），为了不再有累犯，正是累犯制度的设立根据。”为了不再有累犯，说明累犯制度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惩罚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累犯。因此，累犯制度的设立初衷与消防工作预防为主的方针是统一的，它应当是预防为主方针的实现形式。

二、澳门消防行政法规定的累犯制度之借鉴

我国尚未确立消防行政累犯制度，因此有必要进行域外借鉴。本文以通过分析澳门地区消防行政累犯制度，以期对于我国消防行政累犯制度的构建有所助益。澳门法令第24/95/M号中，即《消防安全规章》，明确规定了消防行政累犯制度。按照此法令第91条第一款规定，如有累犯，第一次累犯罚款金额加倍；以后再犯，罚款金额增至三倍。第二款规定，为上款之效力，在自处罚批示通知日起计一年内，作出相同之违法行为视为累犯。这一规定，就明确阐明了澳门地区消防行政累犯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一）消防行政累犯的概念

澳门地区的消防行政累犯是指，因违反《消防安全规章》而受到罚款处罚，在法定期限又出现同一违法行为并应加重罚款处罚的行政违法相对人。

（二）构成消防行政累犯的条件

1．违法条件。按照澳门规定，前后两次行为都存在违反《消防安全规章》并应接受处罚的行为。并且后一违法行为必须与此前违法行为是属于同一违法行为。2．刑度条件。前后两个违法行为都是应当处以罚款处罚的同一违法行为，其轻重不受限制。如根据《消防安全规章》的规定，违反第10条第4款规定“保持疏散道路在宽度及长度上畅通无阻；在疏散道路上，禁止即使是临时性，但可造成损害楼宇之安全，或在失火时可阻碍疏散之任何利用或阻塞”，科以澳门币4000.00至40000.00元之罚款。相对人在这一违法行为被处罚后，一年内又出现违反这一规定的行为，就应当作为累犯，加重处罚。3．时间条件。澳门消防刑侦累犯规定的时间条件是：“自处罚批示通知日起计一年内，作出相同之违法行为。”也就是追究一年内的再次违法的相对人责任。

三、我国消防行政累犯制度之建构

我国消防行政累犯制度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这一法律制度设立的法律层次；二是它自身的内部结构如何设计。只有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才可能构建出理性科学的消防行政累犯制度。

（一）在《消防法》中明确规定消防行政累犯制度

现行《消防法》是由全国人大制订并认可的，其效力级别是法律。根据《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具有除《宪法》外，最高级别的行政处罚、强制措施设置权限，因此，在《消防法》中规定此制度，针对性最强，更具有较高的效力等级。

（二）消防行政累犯制度的结构设计

累犯制度范文篇4

一、新刑法对假释作了限制性规定后，累犯和暴力性重刑犯，消极抗改思想抬头

新刑法第81条规定了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累犯、暴力犯对此反应突出。他们认为减刑不如假释出狱快，取消假释就失去了与其他犯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溧阳监狱去年以来新投改罪犯中有15％是二次以上改造的惯累犯，这部分罪犯改造情绪颓丧。同时新刑法扩大了累犯成立的条件，将前后两次犯罪的间隔期由3年改为5年。一些累犯认为在监狱改造受“歧视”，回到社会同样遭“冷落”，感到前途暗淡。徐州监狱今年新收押犯中，判刑10年以上的暴力犯占74％，这些罪犯特别是农村籍犯，因刑期长，加上家庭、恋爱、婚姻等问题，思想包袱沉重，取消假释规定后，其悲观失望心理更加突出，有的甚至一入监就消极对抗，违规违纪。目前，监内还有一些投改时间较长、表现较好的暴力刑罪犯，因假释无望而心理不服，思想波动较大。

二、认为新刑法对罪犯改造要求趋严，思想包楸加重

不少罪犯感到新刑法比原刑法更严厉。不仅增加了犯罪的种类，各种罪名更加具体、细化，而且刑罚打击手段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对新增加的第315条“破坏监管秩序罪”，是对他们改造的“收缩”和限制。镇江监狱一罪犯说：“过去有些违规违纪行为，现在要定罪；过去是一般行政处分，至多关镣铐，现在弄不好就加刑，犯人改造日子更难过了。”据调查，徐州监狱去年“严打”以来人监的新犯中，有60％认为新刑法给他们增加了压力，同时对他们最关心的减刑、假释问题，感到要求提高，程序严格，难度更大了。特别是一些死缓、无期徒刑犯悲观情绪加大。他们认为现在刑法条款作了限制，改造表现再好，死缓一般只能减为无期，无期至少要服刑10年，刑期漫漫。这些长刑期犯普遍思想包袱较重，已成为监管教育上的一个难点。

三、与新刑法条款“对号入座”，不认罪思想抬头

累犯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一般缓刑；缓刑考验期；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累犯

缓刑在世界各国法律中都有不同的规定。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其运用相当灵活。它的适用是根据每个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等情况而定，其实这是刑罚个别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缓刑是最高程度的个别化”。

我国刑法对于缓刑有两个制度，一个是一般缓刑，另一个是战时缓刑。由于战时缓刑只适用于战争这种特殊时期，适用范围较窄，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这里只探讨一般缓刑。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两项法条就是我国对于缓刑的法律规定。这两项法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也称为形式要件;二是实质条件;三是排除条件。下面笔者将对于我国关于缓刑适用的这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一、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形式要件)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对于缓刑的前提条件并没有罪种的限制，适用的是短期自由刑，适用对象中没有罚金刑。而且按照我国刑罚种类排序，比拘役轻的刑罚是管制，管制是一种限制自由刑，并不需要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管制不需要适用缓刑，直接由公安机关执行即可。

但是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3年以下，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过短，主张应当提高到5年;有的认为过长，应当降低到2年;还有的认为是3年即可。基本上都认为3年是最合理、最恰当的期限。这种观点这样认为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缓刑适用的刑期为3年以下者，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大致相似。川第二，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罪行较轻的类型，其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较小。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存在漏洞。首先，第一条理由，规定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相似。这样的理由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国情，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的社会环境。缓刑的适用不能为了与其他国家缓刑面相似而缓刑。不同的国家对于罪刑的轻重基于当地人民对于犯罪危害程度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规定。这就好比美国对于枪支的管理的规定适用到中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缓刑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定，不要刻意的跟其他国家去比较。对于第二条理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我看来，刑期并不是判定缓刑的唯一前提条件。因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保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就一定小。缓刑的目的是既为了完成刑罚的目的，教育改正罪犯，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害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的权利，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小。而且社会上的公民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认为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就小。因此不能仅凭一刑期的长短来判定犯罪人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为刑期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类似考试的“分数线”，而对于这个“分数线”并不是社会公众都予以认同。刑期在3年以上的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判处缓刑，对于这种的缓刑，关键是看缓刑考验期的效果如何。缓刑考验期是指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限。对于刑期在3年以上的适用缓刑，考验期需要加长。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关键条件。在判断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犯罪情节。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部分量刑情节。

缓刑适用中的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指说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3]这里的各种事实情况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内容、犯罪对象、犯罪损害结果以及主体情况。对于主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主体情况归于犯罪情节中。主体情况是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应单独考察。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的犯罪情节是:良善的犯罪动机;过失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胁从犯等。t4]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1)良善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最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标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其犯罪动机是恶性的。有些是为了伸张正义，或者受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导致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法。鉴于此，这种行为人适用缓刑也不会再有社会危害性。

(2)过失犯。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其主观上并不是想要犯罪，而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有预见而过于自信认为能够避免，从而导致自己触犯了刑法。这种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恶性，一般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3)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行为人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时没有把握好限度，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也可以适用缓刑。

(4)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这些犯罪人都是主观上犯罪故意的有了善的变化。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判断其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缓刑。

(5)胁从犯。胁从犯的主观上并不太愿意实施犯罪，而迫于周围的压力，还是实施了犯罪。这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也可以适用缓刑。

2、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悔罪表现可以直接体现犯罪人在犯罪后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悔罪表现越多，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越小。主要的悔罪表现有:自首、立功、坦白及其他悔罪表现。这些表现是考虑行为人犯罪后适用缓刑的重要因素。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依据，也是缓刑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在这里，有学者认为应当把主体个人情况当做重要的判定依据，认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以前的记录、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性格、犯罪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犯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笔者认为:首先，将个人情况作为判定依据的直接目的在于衡量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即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使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降低到何种程度。因此以上列举的个人情况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判定衡量效果的标准。如果行为人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并且性格良好，生活环境稳定，那么该行为人通过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就会很好，从而使缓刑的作用与目的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再次，在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判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犯罪人周围的生活环境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性格及行为的重要因素。环境既能造就人的性格，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格。因为如果即使一个人没有前科，一贯表现良好，身体健康也不错，但是由于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能迫使人去改变原有的性格，迫于压力去实施犯罪。

由于对于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的众多，为了尽可能的全面、完善些，某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记录、支付能力，某些情况下还要考虑诉辩交易。这些我们在判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以参考，使得缓刑适用的更加完善、正确，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三、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是累犯不得适用缓刑。所谓累犯，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罪犯。在我国，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而特殊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由此看出，我国刑法之所以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的原因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在表面看来累犯适用缓刑的期待效果不好，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累犯制度范文篇6

关键词：一般缓刑；缓刑考验期；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累犯

缓刑在世界各国法律中都有不同的规定。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其运用相当灵活。它的适用是根据每个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等情况而定，其实这是刑罚个别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缓刑是最高程度的个别化”。

我国刑法对于缓刑有两个制度，一个是一般缓刑，另一个是战时缓刑。由于战时缓刑只适用于战争这种特殊时期，适用范围较窄，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这里只探讨一般缓刑。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两项法条就是我国对于缓刑的法律规定。这两项法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也称为形式要件;二是实质条件;三是排除条件。下面笔者将对于我国关于缓刑适用的这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一、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形式要件)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对于缓刑的前提条件并没有罪种的限制，适用的是短期自由刑，适用对象中没有罚金刑。而且按照我国刑罚种类排序，比拘役轻的刑罚是管制，管制是一种限制自由刑，并不需要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管制不需要适用缓刑，直接由公安机关执行即可。

但是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3年以下，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过短，主张应当提高到5年;有的认为过长，应当降低到2年;还有的认为是3年即可。基本上都认为3年是最合理、最恰当的期限。这种观点这样认为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缓刑适用的刑期为3年以下者，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大致相似。川第二，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罪行较轻的类型，其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较小。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存在漏洞。首先，第一条理由，规定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相似。这样的理由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国情，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的社会环境。缓刑的适用不能为了与其他国家缓刑面相似而缓刑。不同的国家对于罪刑的轻重基于当地人民对于犯罪危害程度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规定。这就好比美国对于枪支的管理的规定适用到中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缓刑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定，不要刻意的跟其他国家去比较。对于第二条理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我看来，刑期并不是判定缓刑的唯一前提条件。因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保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就一定小。缓刑的目的是既为了完成刑罚的目的，教育改正罪犯，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害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的权利，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小。而且社会上的公民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认为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就小。因此不能仅凭一刑期的长短来判定犯罪人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为刑期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类似考试的“分数线”，而对于这个“分数线”并不是社会公众都予以认同。刑期在3年以上的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判处缓刑，对于这种的缓刑，关键是看缓刑考验期的效果如何。缓刑考验期是指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限。对于刑期在3年以上的适用缓刑，考验期需要加长。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关键条件。在判断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犯罪情节。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部分量刑情节。

缓刑适用中的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指说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3]这里的各种事实情况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内容、犯罪对象、犯罪损害结果以及主体情况。对于主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主体情况归于犯罪情节中。主体情况是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应单独考察。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的犯罪情节是:良善的犯罪动机;过失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胁从犯等。t4]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1)良善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最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标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其犯罪动机是恶性的。有些是为了伸张正义，或者受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导致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法。鉴于此，这种行为人适用缓刑也不会再有社会危害性。

(2)过失犯。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其主观上并不是想要犯罪，而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有预见而过于自信认为能够避免，从而导致自己触犯了刑法。这种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恶性，一般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3)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行为人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时没有把握好限度，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也可以适用缓刑。

(4)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这些犯罪人都是主观上犯罪故意的有了善的变化。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判断其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缓刑。

(5)胁从犯。胁从犯的主观上并不太愿意实施犯罪，而迫于周围的压力，还是实施了犯罪。这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也可以适用缓刑。

2、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悔罪表现可以直接体现犯罪人在犯罪后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悔罪表现越多，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越小。主要的悔罪表现有:自首、立功、坦白及其他悔罪表现。这些表现是考虑行为人犯罪后适用缓刑的重要因素。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依据，也是缓刑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在这里，有学者认为应当把主体个人情况当做重要的判定依据，认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以前的记录、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性格、犯罪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犯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笔者认为:首先，将个人情况作为判定依据的直接目的在于衡量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即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使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降低到何种程度。因此以上列举的个人情况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判定衡量效果的标准。如果行为人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并且性格良好，生活环境稳定，那么该行为人通过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就会很好，从而使缓刑的作用与目的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再次，在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判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犯罪人周围的生活环境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性格及行为的重要因素。环境既能造就人的性格，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格。因为如果即使一个人没有前科，一贯表现良好，身体健康也不错，但是由于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能迫使人去改变原有的性格，迫于压力去实施犯罪。

由于对于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的众多，为了尽可能的全面、完善些，某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记录、支付能力，某些情况下还要考虑诉辩交易。这些我们在判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以参考，使得缓刑适用的更加完善、正确，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三、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是累犯不得适用缓刑。所谓累犯，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罪犯。在我国，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而特殊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由此看出，我国刑法之所以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的原因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在表面看来累犯适用缓刑的期待效果不好，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累犯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一般缓刑；缓刑考验期；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累犯

缓刑在世界各国法律中都有不同的规定。缓刑作为一种刑罚，其运用相当灵活。它的适用是根据每个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等情况而定，其实这是刑罚个别化的重要体现，因此也有学者认为“缓刑是最高程度的个别化”。

我国刑法对于缓刑有两个制度，一个是一般缓刑，另一个是战时缓刑。由于战时缓刑只适用于战争这种特殊时期，适用范围较窄，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这里只探讨一般缓刑。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两项法条就是我国对于缓刑的法律规定。这两项法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也称为形式要件；二是实质条件；三是排除条件。下面笔者将对于我国关于缓刑适用的这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一、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形式要件)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对于缓刑的前提条件并没有罪种的限制，适用的是短期自由刑，适用对象中没有罚金刑。而且按照我国刑罚种类排序，比拘役轻的刑罚是管制，管制是一种限制自由刑，并不需要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管制不需要适用缓刑，直接由公安机关执行即可。

但是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3年以下，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过短，主张应当提高到5年；有的认为过长，应当降低到2年；还有的认为是3年即可。基本上都认为3年是最合理、最恰当的期限。这种观点这样认为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缓刑适用的刑期为3年以下者，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大致相似。川第二，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罪行较轻的类型，其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较小。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存在漏洞。首先，第一条理由，规定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相似。这样的理由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国情，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的社会环境。缓刑的适用不能为了与其他国家缓刑面相似而缓刑。不同的国家对于罪刑的轻重基于当地人民对于犯罪危害程度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规定。这就好比美国对于枪支的管理的规定适用到中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缓刑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定，不要刻意的跟其他国家去比较。对于第二条理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我看来，刑期并不是判定缓刑的唯一前提条件。因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保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就一定小。缓刑的目的是既为了完成刑罚的目的，教育改正罪犯，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害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的权利，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小。而且社会上的公民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认为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就小。因此不能仅凭一刑期的长短来判定犯罪人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为刑期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类似考试的“分数线”，而对于这个“分数线”并不是社会公众都予以认同。刑期在3年以上的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判处缓刑，对于这种的缓刑，关键是看缓刑考验期的效果如何。缓刑考验期是指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限。对于刑期在3年以上的适用缓刑，考验期需要加长。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关键条件。在判断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犯罪情节。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部分量刑情节。

缓刑适用中的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指说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3]这里的各种事实情况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内容、犯罪对象、犯罪损害结果以及主体情况。对于主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主体情况归于犯罪情节中。主体情况是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应单独考察。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的犯罪情节是：良善的犯罪动机；过失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胁从犯等。t4]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1)良善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最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标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其犯罪动机是恶性的。有些是为了伸张正义，或者受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导致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法。鉴于此，这种行为人适用缓刑也不会再有社会危害性。

(2)过失犯。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其主观上并不是想要犯罪，而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有预见而过于自信认为能够避免，从而导致自己触犯了刑法。这种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恶性，一般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3)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行为人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时没有把握好限度，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也可以适用缓刑。

(4)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这些犯罪人都是主观上犯罪故意的有了善的变化。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判断其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缓刑。

(5)胁从犯。胁从犯的主观上并不太愿意实施犯罪，而迫于周围的压力，还是实施了犯罪。这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也可以适用缓刑。

2、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悔罪表现可以直接体现犯罪人在犯罪后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悔罪表现越多，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越小。主要的悔罪表现有：自首、立功、坦白及其他悔罪表现。这些表现是考虑行为人犯罪后适用缓刑的重要因素。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依据，也是缓刑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在这里，有学者认为应当把主体个人情况当做重要的判定依据，认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以前的记录、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性格、犯罪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犯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笔者认为：首先，将个人情况作为判定依据的直接目的在于衡量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即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使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降低到何种程度。因此以上列举的个人情况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判定衡量效果的标准。如果行为人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并且性格良好，生活环境稳定，那么该行为人通过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就会很好，从而使缓刑的作用与目的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再次，在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判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犯罪人周围的生活环境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性格及行为的重要因素。环境既能造就人的性格，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格。因为如果即使一个人没有前科，一贯表现良好，身体健康也不错，但是由于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能迫使人去改变原有的性格，迫于压力去实施犯罪。

由于对于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的众多，为了尽可能的全面、完善些，某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记录、支付能力，某些情况下还要考虑诉辩交易。这些我们在判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以参考，使得缓刑适用的更加完善、正确，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三、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是累犯不得适用缓刑。所谓累犯，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罪犯。在我国，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而特殊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由此看出，我国刑法之所以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的原因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在表面看来累犯适用缓刑的期待效果不好，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笔者认为法律设定缓刑的排除条件目的在于，明确的规定某些情形排除在缓刑适用范围之外，从而防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导致失去法律的公正。不少各国对于缓刑的排除条件都有相应的规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一定时间内被判处过一定的刑罚。俘)犯罪人被宣布为某种难以改造或者具有某种危险的人。

累犯制度范文篇8

我国刑法对于缓刑有两个制度，一个是一般缓刑，另一个是战时缓刑。由于战时缓刑只适用于战争这种特殊时期，适用范围较窄，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这里只探讨一般缓刑。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两项法条就是我国对于缓刑的法律规定。这两项法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也称为形式要件;二是实质条件;三是排除条件。下面笔者将对于我国关于缓刑适用的这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一、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形式要件)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对于缓刑的前提条件并没有罪种的限制，适用的是短期自由刑，适用对象中没有罚金刑。而且按照我国刑罚种类排序，比拘役轻的刑罚是管制，管制是一种限制自由刑，并不需要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管制不需要适用缓刑，直接由公安机关执行即可。

但是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3年以下，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过短，主张应当提高到5年;有的认为过长，应当降低到2年;还有的认为是3年即可。基本上都认为3年是最合理、最恰当的期限。这种观点这样认为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缓刑适用的刑期为3年以下者，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大致相似。川第二，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罪行较轻的类型，其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较小。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存在漏洞。首先，第一条理由，规定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相似。这样的理由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国情，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的社会环境。缓刑的适用不能为了与其他国家缓刑面相似而缓刑。不同的国家对于罪刑的轻重基于当地人民对于犯罪危害程度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规定。这就好比美国对于枪支的管理的规定适用到中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缓刑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定，不要刻意的跟其他国家去比较。对于第二条理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我看来，刑期并不是判定缓刑的唯一前提条件。因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保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就一定小。缓刑的目的是既为了完成刑罚的目的，教育改正罪犯，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害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的权利，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小。而且社会上的公民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认为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就小。因此不能仅凭一刑期的长短来判定犯罪人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为刑期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类似考试的“分数线”，而对于这个“分数线”并不是社会公众都予以认同。刑期在3年以上的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判处缓刑，对于这种的缓刑，关键是看缓刑考验期的效果如何。缓刑考验期是指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限。对于刑期在3年以上的适用缓刑，考验期需要加长。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关键条件。在判断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犯罪情节。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部分量刑情节。

缓刑适用中的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指说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这里的各种事实情况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内容、犯罪对象、犯罪损害结果以及主体情况。对于主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主体情况归于犯罪情节中。主体情况是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应单独考察。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的犯罪情节是:良善的犯罪动机;过失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胁从犯等。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1)良善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最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标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其犯罪动机是恶性的。有些是为了伸张正义，或者受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导致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法。鉴于此，这种行为人适用缓刑也不会再有社会危害性。

(2)过失犯。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其主观上并不是想要犯罪，而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有预见而过于自信认为能够避免，从而导致自己触犯了刑法。这种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恶性，一般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3)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行为人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时没有把握好限度，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也可以适用缓刑。

(4)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这些犯罪人都是主观上犯罪故意的有了善的变化。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判断其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缓刑。

(5)胁从犯。胁从犯的主观上并不太愿意实施犯罪，而迫于周围的压力，还是实施了犯罪。这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也可以适用缓刑。

2、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悔罪表现可以直接体现犯罪人在犯罪后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悔罪表现越多，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越小。主要的悔罪表现有:自首、立功、坦白及其他悔罪表现。这些表现是考虑行为人犯罪后适用缓刑的重要因素。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依据，也是缓刑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在这里，有学者认为应当把主体个人情况当做重要的判定依据，认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以前的记录、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性格、犯罪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犯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笔者认为:首先，将个人情况作为判定依据的直接目的在于衡量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即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使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降低到何种程度。因此以上列举的个人情况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判定衡量效果的标准。如果行为人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并且性格良好，生活环境稳定，那么该行为人通过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就会很好，从而使缓刑的作用与目的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再次，在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判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犯罪人周围的生活环境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性格及行为的重要因素。环境既能造就人的性格，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格。因为如果即使一个人没有前科，一贯表现良好，身体健康也不错，但是由于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能迫使人去改变原有的性格，迫于压力去实施犯罪。

由于对于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的众多，为了尽可能的全面、完善些，某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记录、支付能力，某些情况下还要考虑诉辩交易。这些我们在判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以参考，使得缓刑适用的更加完善、正确，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三、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是累犯不得适用缓刑。所谓累犯，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罪犯。在我国，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而特殊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由此看出，我国刑法之所以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的原因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在表面看来累犯适用缓刑的期待效果不好，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累犯制度范文篇9

我国刑法对于缓刑有两个制度，一个是一般缓刑，另一个是战时缓刑。由于战时缓刑只适用于战争这种特殊时期，适用范围较窄，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这里只探讨一般缓刑。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这两项法条就是我国对于缓刑的法律规定。这两项法条规定了缓刑适用的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也称为形式要件;二是实质条件;三是排除条件。下面笔者将对于我国关于缓刑适用的这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一、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

首先，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的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形式要件)是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我国刑法对于缓刑的前提条件并没有罪种的限制，适用的是短期自由刑，适用对象中没有罚金刑。而且按照我国刑罚种类排序，比拘役轻的刑罚是管制，管制是一种限制自由刑，并不需要剥夺人身自由，因此管制不需要适用缓刑，直接由公安机关执行即可。

但是刑法规定的有期徒刑的刑期是3年以下，对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过短，主张应当提高到5年;有的认为过长，应当降低到2年;还有的认为是3年即可。基本上都认为3年是最合理、最恰当的期限。这种观点这样认为的理由主要是:第一，缓刑适用的刑期为3年以下者，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大致相似。川第二，3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中属于罪行较轻的类型，其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较小。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由都存在漏洞。首先，第一条理由，规定缓刑的适用是为了与其他国家的缓刑面相似。这样的理由我认为是没有说服力的。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国情，都有不同的属于自己的特色的社会环境。缓刑的适用不能为了与其他国家缓刑面相似而缓刑。不同的国家对于罪刑的轻重基于当地人民对于犯罪危害程度的理解都有着不同的规定。这就好比美国对于枪支的管理的规定适用到中国，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我认为缓刑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而定，不要刻意的跟其他国家去比较。对于第二条理由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较小，社会危害性较小。在我看来，刑期并不是判定缓刑的唯一前提条件。因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是相对而言的，不能保证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就一定小。缓刑的目的是既为了完成刑罚的目的，教育改正罪犯，也是在维护法律的公正，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对于被害人而言，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加害人侵犯了其人身财产的权利，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并不一定小。而且社会上的公民如果站在被害人的角度来看，也不一定认为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就小。因此不能仅凭一刑期的长短来判定犯罪人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为刑期只是法律规定的一个类似考试的“分数线”，而对于这个“分数线”并不是社会公众都予以认同。刑期在3年以上的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判处缓刑，对于这种的缓刑，关键是看缓刑考验期的效果如何。缓刑考验期是指对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进行考察的一定期限。对于刑期在3年以上的适用缓刑，考验期需要加长。

二、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

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条件是适用缓刑的关键条件。在判断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犯罪情节。犯罪情节包括定罪情节和部分量刑情节。

缓刑适用中的犯罪情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是指说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3]这里的各种事实情况既反映的是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反映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范围比较广泛，主要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犯罪性质、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内容、犯罪对象、犯罪损害结果以及主体情况。对于主体情况，有学者认为不能把主体情况归于犯罪情节中。主体情况是犯罪人的个人情况，应单独考察。可以考虑适用缓刑的犯罪情节是:良善的犯罪动机;过失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胁从犯等。t4]笔者同意这种观点。

(1)良善的犯罪动机。犯罪动机最能体现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重要标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其犯罪动机是恶性的。有些是为了伸张正义，或者受外界因素的刺激而导致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刑法。鉴于此，这种行为人适用缓刑也不会再有社会危害性。

(2)过失犯。过失犯罪的犯罪人其主观上并不是想要犯罪，而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有预见而过于自信认为能够避免，从而导致自己触犯了刑法。这种行为人主观上没有什么恶性，一般也是可以适用缓刑的。

(3)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这两种情况都是由于行为人在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时没有把握好限度，行为人主观上并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也可以适用缓刑。

(4)中止犯、未造成危害后果的预备犯、未遂犯。这些犯罪人都是主观上犯罪故意的有了善的变化。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判断其适用缓刑不再危害社会的，可以适用缓刑。

(5)胁从犯。胁从犯的主观上并不太愿意实施犯罪，而迫于周围的压力，还是实施了犯罪。这种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也可以适用缓刑。

2、悔罪表现。悔罪表现是指犯罪人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悔罪表现可以直接体现犯罪人在犯罪后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犯罪人在犯罪后的悔罪表现越多，其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险性越小。主要的悔罪表现有:自首、立功、坦白及其他悔罪表现。这些表现是考虑行为人犯罪后适用缓刑的重要因素。

3、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适用缓刑的根本依据，也是缓刑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在这里，有学者认为应当把主体个人情况当做重要的判定依据，认为犯罪人的个人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以前的记录、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性格、犯罪人的学习、工作与生活经历、犯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笔者认为:首先，将个人情况作为判定依据的直接目的在于衡量对犯罪人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即通过对犯罪人适用缓刑，使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降低到何种程度。因此以上列举的个人情况都是可以用来作为判定衡量效果的标准。如果行为人以前没有犯罪记录，并且性格良好，生活环境稳定，那么该行为人通过适用缓刑后可以期待的效果就会很好，从而使缓刑的作用与目的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再次，在对犯罪人的个人情况进行判定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犯罪人周围的生活环境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一项重要因素。因为环境是影响一个人性格及行为的重要因素。环境既能造就人的性格，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格。因为如果即使一个人没有前科，一贯表现良好，身体健康也不错，但是由于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可能迫使人去改变原有的性格，迫于压力去实施犯罪。

由于对于犯罪人是否适用缓刑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的众多，为了尽可能的全面、完善些，某些国外的学者认为，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适用缓刑时，还应当考虑犯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记录、支付能力，某些情况下还要考虑诉辩交易。这些我们在判定是否适用缓刑的过程中，也可以加以参考，使得缓刑适用的更加完善、正确，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三、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

我国刑法规定缓刑适用的排除条件是累犯不得适用缓刑。所谓累犯，是指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处一定刑罚之罪的罪犯。在我国，累犯分为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两种。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而特殊累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受过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又犯该特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由此看出，我国刑法之所以明确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的原因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较大，而且在表面看来累犯适用缓刑的期待效果不好，因此不能适用缓刑。

累犯制度范文篇10

死刑是一种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手段，关于死刑存废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二百多年。可以肯定的是，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在人权日益彰显的国际环境的背景下，死刑的废除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截至2009年4月30日，世界上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者司法实践中废止了死刑的适用，在法律上规定死刑实践中适用死刑的国家仅为59个［8］。我国新旧刑法均规定了死刑，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有68个，这与我国宪法中的尊重与保障人权原则相悖，阻碍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个犯罪的死刑罪名，增加了对于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的规定，这是自97刑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第一次作出削减死刑罪名的的立法举措，从而使我国的死刑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是对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的最有力的诠释，推动了我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可谓是我国人权保障原则的破冰之作。﹙一﹚死刑改革对人权原则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的改革涉及到总则和分则两部分。总则在死刑改革方面，增加了审判时已满75周岁的人除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死亡的以外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将原有不适用死刑的特殊群体﹙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从两类扩大至三类。这既符合我国矜老恤幼的传统，也符合国际社会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趋势。自西周开始，就有80周岁以上老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9］。经过以后各代的发展，到唐朝基本形成了一套完整科学的，并且分段式的老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规定［9］。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老年人的犯罪作出了从宽的规定。例如《蒙古刑法典》第53条第4款规定：“60周岁以上的人和犯罪时未满16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9条第2款规定：“死刑不适用于妇女以及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人和法院下判决时已满65周岁的男性。”［10］《墨西哥刑法典》规定了65岁以上的老年人犯罪的，不适用死刑。俄罗斯、蒙古等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11］。《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公约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不得适用死刑，但各国可以根据实际国情有所调整。这些都为我国对老年人犯罪有条件地保留适用死刑提供了依据。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对于老年人原则上免死的规定，在限制死刑适用和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意义深远。分则在死刑改革方面，取消了13个死刑罪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19.1%。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包括：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另一类是非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包括：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虽然此次修正案取消的死刑罪名多是司法实践中备而少用的犯罪，但这毕竟标志着限制和废止死刑的主张正式进入立法层面。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死刑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刑法修正案﹙八﹚》在我国死刑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具有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厚重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怀［12］。《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死刑制度的改革无疑是我国人权保障原则的破冰之作，其法治的进步作用不容忽视。﹙二﹚宪法人权原则对死刑改革之推进《刑法修正案﹙八﹚》不仅有利于司法机关统一死刑适用标准，提高死刑案件质量，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数量，而且明确表明了我国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刑法改革方向，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死刑制度虽然有上述诸多改革或者改进，但与世界其他文明国家相比，我国仍然死刑过多，与国际社会限制和废止死刑的趋势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应当审时度势，在死刑改革的路径上作出积极的选择。对于死刑改革路径，我们面临着三种选择：立法改革路径，司法改革路径以及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相结合的路径。笔者主张采取“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相结合”的路径。这是因为：一方面，死刑制度的立法改革能在根本上为死刑的限制与减少乃至最终废止提供基础性支持和制度性保障。另一方面，死刑制度的司法改革能够更加便捷地实际限制与减少死刑的适用，并贯彻和支持死刑的立法改革。当然，归根结底，死刑的最终废止还要取决于立法的改革。根据“立法改革与司法改革相结合”的路径，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在死刑立法改革方面，建议在《刑法修正案﹙八﹚》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以下几个方面：﹙1﹚从刑法总则上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需要对刑法典总则第48条第1款中的“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具体内涵予以明确，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对于立法规定的年满75周岁的人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在立法上应当将原则上不适用死刑的年龄予以适度的降低，以更好地实现对老年人区别对待的宽宥。为了进一步体现对特殊建体的宽宥，可以考虑规定对哺乳婴儿的妇女、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不得适用死刑。﹙2﹚从刑法分则上继续削减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3﹚建立死刑赦免制度，明确规定赦免的条件和程序，允许被判处死刑者在一定条件下申请赦免死刑。在死刑的司法改革方面，笔者建议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1﹚对非暴力犯罪尽量不适用死刑，使这些死刑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成为虚置条文，在事实上废止这些犯罪的死刑。﹙2﹚对暴力犯罪的死刑，主要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使这些犯罪的死刑立即执行逐渐成为备而少用的条款。这是当前贯彻少杀政策精神的切实有效的办法，法律依据是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该规定应完整准确的予以解读。﹙3﹚对于严重刑事案件，在减少适用死刑或者扩大适用死缓适用的情况下，应当严格控制减刑、假释的适用，适当延长犯罪人的服刑期限，以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4﹚严格对具体犯罪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证据标准，杜绝适用死刑的冤案、错案。

特殊群体从宽———人权保障原则之应有之义

对于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照顾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增加规定了许多从宽处罚的制度，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人权保障，彰显了刑法区别对待的人道主义精神。﹙一﹚特殊群体从宽处罚的规定对人权原则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八﹚》对老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宽处罚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老年人犯罪作出了减轻一般刑事责任。《刑法修正案﹙八﹚》第1条规定：“已满75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本条规定可知，对于老年人犯罪，在适用从宽处罚规定时，除应满足年龄这一绝对条件外，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力度还因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老年人故意犯罪的，是否从宽处罚法官应根据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所造成的后果等进行综合的判断。这条规定同老年人原则上免除死刑的适用一样，都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人权。2.扩大了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八﹚》第11条将刑法第72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一定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18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75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根据本条规定可知，在同时具备宣告缓刑的条件下，对于一般的犯罪人是“可以”宣告适用缓刑，对于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应当”宣告缓刑，这从实质上来说是扩大了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缓刑的适用范围。本条对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规定，体现了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精神。3.增加了未成年人不成立累犯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累犯，在立法上存在三种立法例：第一种是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如法国、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地区等有这样的规定；第二种是只要是未成年时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累犯的“前罪”。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一律不构成累犯，俄罗斯、泰国等国采取这样的规定。第三种是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埃及等国采取这样的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我国刑法并无关于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且累犯不适用缓刑和假释，这与刑法典所体现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13］。我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对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将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的适用对象范围，是十分合理的。因未成年人犯罪较成年人犯罪有很大不同，犯罪动机相对简单，犯罪行为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和突发性，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心智尚未发育健全，有很大的可塑性，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后使其顺利复归社会对于其本人和社会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4.附条件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刑法规定了前科报告义务。但是这一规定并未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而是针对受过刑事处罚的所有人。前科报告容易导致未成年人因受过刑事处罚而被贴上“标签”，在升学、复学、就业中被歧视，产生消极的报复社会的心里。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增加规定了未成年人轻罪免除报告的制度。规定：“在刑法第100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2款：“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同时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即：“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这样的规定有利于巩固教育改造成果，实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是宪法人权保障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二﹚人权原则指导下特殊群体从宽处罚制度之完善《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特殊群体从宽处罚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现代刑法的发展理念，是对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诠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于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人权保障的规定尚有差距，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完善空间。1.扩大特殊群体从宽处罚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主体仅包括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范围相对狭窄。笔者认为，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角度考虑，有必要考虑规定将哺乳婴儿的妇女、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纳入特殊群体的范围，因为这些群体的生理和心理状况较之一般人还是存在相当大的区别。将这些群体纳入特殊群体的范围，不仅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特殊群体从宽的普遍做一致，也与相关的国际公约规定相吻合，更有利于宪法的人权保障原则。2.进一步完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从宽制度。首先，应当适度降低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限制，以更好地实现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宥处罚。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显示，中国男性平均寿命为70周岁，女性为72周岁，考虑到老年人生理特点以及再犯可能性等因素，结合我国的平均年龄，有必要将我国老年人从宽处罚的年龄设置为70周岁，以真正体现对于老年人的区别对待。其次，从保障人权角度考虑，应当适当放宽老年人和未成年人适用减刑、假释的条件，积极促进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和家庭。第三，增加老年人不构成累犯的制度。《刑法修正案﹙八﹚》仅规定了未成年人不成立累犯，而没有规定老年人不成立累犯。在适当的时候，应当增加老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以更好的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第四，丰富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处罚措施。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当尽量避免适用监禁刑，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实施周末拘禁、劳动赔偿令、限制进入令等，形成有效的未成年犯罪人教育改造体系。第五，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仍显保守，如果未成年人所犯罪行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在以后无论是否再次犯罪，均要履行前科报告义务，这样的规定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在社会化。为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在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完全免除未成年人犯罪人的前科报告义务。最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设置专章规定“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进一步完善我国特殊群体的从宽制度。

社区矫正入刑———人权保障原则之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