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范文10篇

劳工范文篇1

关键词：国际贸易；劳工标准；国际劳工组织；

一、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问题概述

（一）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由来及其现状

1．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由来

在国际贸易发展之初劳工问题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并没有引起普遍的关注。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日益自由化，整个世界日益处于相互联系之中，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不平衡，矛盾和冲突的不断产生，诸多与国际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某些地区人权的削弱等也随之出现，而劳工问题与贸易关系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如何在发展日益频繁密切国际贸易及投资活动之过程中，同时得以兼顾劳工权益及福利的看法，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叶，当时所侧重仅是如何防范对手国利用较低的劳动成本，达到争夺独占市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透过国际劳工组织逐步建构适用于全球之国际劳工基准，但并未产生具体之成效。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各国在哈瓦那会议时达成设置国际贸易组织（InternationalTradeOrganization:ITO）之共识，并在该组织之宪章中明确宣示从事国际经贸活动不得忽视劳工权利之理念，但终因美国未能参与而胎死腹中，取而代之是透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izedAgreementonTariffandTrade:GATT）所进行之多边贸易谈判，但在达成相关协议中，绝大多数均与消除经贸活动之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有关，鲜少触及劳工权益之议题者。

在1994年，自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后，全球化过程更趋加速，贸易自由化固能产生相当具体之实质利益，但也造成诸多负面冲击，尤以劳工权益保障之问题最受瞩目。【1】

2．国际劳工标准的含义

劳工标准，其从法律意义上讲即劳工权利。一般指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国际协议并具有完备系统的关于处理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关系和原则。其内容按题材归类如下:一是基本人权，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禁止强迫劳动、禁止就业和职业歧视、男女同工同酬等。二是与国际贸易的经济利益相关的劳动条件标准,包括就业、工资、工时、职业安全和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障等。

所谓在国际贸易中的“劳工标准”,归纳西方的主张,即是在“世贸组织内对各国实行统一的、最起码的劳工标准”，也即要求在工资、工时、劳保、社会福利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国际标准，以让世界各国共同遵守，从而实现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2】

国际劳工组织（ILO）在1998年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基本劳工权利原则宣言》将劳工标准明确规定的四个“核心”权利，其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还可以看作劳动力成本，即劳动力价格。一国对劳动权利的保护即劳工标准的保护可以直接影响一国的生产成本，从而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价格优势。【3】

3．国际劳工标准问题的现状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简称ILO）成立于1919年。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后，国际劳工组织成为其负责劳工事务的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其主要机构有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和国际劳工局。此外，其地区会议和产业委员会也是重要的辅助机构。经过80多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劳工组织工作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成员国日益增多，已发展为177个。

ILO一直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劳工标准”来规范劳工条件,保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1998年6月18日，ILO第86届大会通过了《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下简称《宣言》），以回应经济全球化对社会和劳动领域的挑战。《宣言》规定，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并根据《宣言》要求，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即：（1）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2）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3）有效废除童工；（4）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认同这四项核心劳工标准。

目前，国际劳工组织有8大核心公约（见表1），涉及到上述4个核心劳动标准：

类别公约名称公约号

关于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1948年结社自由与保护组织权公约（FreedomofAssociationandProtectionoftheRighttoOrganizeConvention1948）

第87号公约

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TheRighttoOrganizeandCollectiveBargainingConvention,1949）第98号公约

关于废除强迫劳动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ForcedLaborConvention,1930）第29号公约

1957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AbolitionofForcedLaborConvention,1957）第105号公约

关于平等权1958年（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Discrimination(EmploymentandOccupation)Convention,1958）第111号公约

1951年同工同酬公约（EqualRemunerationConvention,1951）第100号公约

关于禁止使用童工1973年最低就业年龄公约（MinimumAgeConvention,1973）第138号公约

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WorstFormsofChildLaborConvention，1999）第182号公约

表1：8大核心公约一览

现今国际劳工公约已达185项中，共得到178个成员国的7305次批准。其中基本公约得到成员国的1240次批准，其他公约得到成员国的6065次批准，共有110个成员国批准了所有八项基本劳工标准。从1995年至2005年5月，国际公约得到成员国批准的次数从6253次增加到了7305次。

表2：近十年ILO公约批准数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了《1951年同工同酬公约》（第100号公约）、《1973年最低就业年龄公约》（第138号公约）和《1999年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公约》（第182号公约）等23个国际劳工组织的公约，正在考虑加入《1958年（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第111号公约）。【4】

（二）国际贸易中劳工标准的法律渊源

1．国际法渊源

（1）《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该公约在序言中明确指出：“只有在创造了使人可以享有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正如享有其公民和政治权利一样的条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人权一般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两大类，两者都是人权体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公约。目前ILO的国际劳工公约已经达到了185项，核心公约主要有8项：

第29号：强迫劳动公约（1930年）――要求禁止所有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第87号：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1948年）――赋予所有工人和雇主无须经事先批准，建立和参加其自己选择的组织的权利，并制定了一系列规定，确保这些组织在不受公共当局的干涉的情况下自由行使其职能。

第98号：组织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1949年）――为防止发生排斥工会的歧视，防止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相互干涉提供保护，并对促进集体谈判做出了规定。

第100号：同工同酬公约（1951年）――呼吁对男女工人同等价值的工作给予同等报酬和同等津贴。

第105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1957年）――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强近或强制劳动作为一种政治强制或政治教育手段，作为对发表政治或意识形态观点的惩罚，作为动员劳动力的手段，作为一种劳动纪律措施，作为参与罢工的惩罚或歧视的手段。

第111号：（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58年）――呼吁制定一项国家政策，消除在获得就业机会、培训和工作条件方面，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等原因的歧视，促进机会和待遇平等。

第138号：最低就业年龄公约（1973年）――旨在消除童工劳动，规定准予就业的最低年龄不得低于完成义务教育的年龄。

第182号：最恶劣形式童工劳动公约（1999年）――呼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禁止和消除最恶劣形式的童工劳动。

到2005年5月止，已有7305项国际劳工公约得到成员国批准。

2．国内法渊源

<!--[if!supportLists]-->（1）<!--[endif]-->西方国家的劳工立法

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广义的社会法是指为了解决社会性问题而制定的各种有关社会法规的总称。它是根据国家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立法早已成形，达到发达水平。

美国的社会保障项目诞生于1935年，旨在为工作人员及其家属提供老年人、残疾人、生存者保险受益。最初社会保障法规覆盖的范围很广，包括联邦拨款的社会福利项目和失业补偿救济。现在主要与老龄、残障、生存者保险连在一起，包括失业保险、老年帮助，儿童援助，医疗照料。

德国是较早提出社会法概念并制定了《社会法典》的国家。该法典第1条第1款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有效调整社会福利支出（包括社会救济和教育性救助）。它应协助、保证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为性格之自由发展创造平等的前提条件；保护家庭并促进和谐；保证自由选择就业方式以谋取生活费用；消除或协调生活特殊负担。从社会福利支出的意义上去理解社会法，则社会法包括社会保险、社会补偿、社会促进和社会救济。

在英国，社会立法被解释为对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的统称，例如涉及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以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工厂法属于社会立法。有关建立和调整劳资关系方面,均以个人雇佣劳动合同为基础,并由此形成劳资关系的立法体系。从50年代起，英国制定了一系列单项和综合的劳动法律，如工会与劳动关系法、雇佣关系法、就业法等，对规范雇主和雇员的行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香港的劳工立法也根植于英国关于劳工标准的立法技术。

法国，社会法的范围比德国要宽泛。法国一般认为社会法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1910年法国颁布了《劳动法典》，该法典将雇佣合同列为第2篇，由此带来许多国家相继把劳动合同列于劳动立法的范围之局面。

在日本，社会法的研究和发展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从1947年实施劳动基准法开始，日本政府为了使劳动基准法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对劳动基准法进行了二十几次修改，其中较大幅度的修改就有九次。另一方面，还进一步完善了以劳动基准法为母法的雇佣关系法体系。

此外，众多著名的判例也是劳工立法的重要渊源。其中1905年美国的Lochner案最为著名，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排除适用了纽约一项关于面包师最长工作时间的法案。在此前10年里，就有一些州法院以相似的理由排除适用劳动法规了。【5】2。我国关于劳动标准的立法

我国对于劳工立法起步较晚，同时在现行立法中有许多规定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加入ILO之后，结合实际情况，批准了一系列国际劳工公约之余，对国内劳动法体系也不断加以完善。

（1）《宪法》

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另外，许多国家在宪法和劳动法中都规定了罢工权。【6】但我国法律仍未涉及到工人的罢工权。

（2）《劳动法》

该法是一部综合性法律，不仅承担了我国已批准公约应履行的义务，而且体现了许多其他公约和建议书的其他规定。以《劳动法》的颁布实施作为标志，我国劳动法制建设获得长足发展，该法明文规定了劳动者有平等就业权和择业权、取得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权、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权、组织工会和参与民主管理权,并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33-35条对集体合同的主要问题作了原则规定,第84条规定了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争议处理。

另外，与《劳动法》相配套的专门法律还包括：《集体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草案。

（3）《工会法》

1992年的《工会法》在保障工人权利和健康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依然适应不了社会的发展，不能给工人全面的保障。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

颁行于1993年，当时用人单位处理劳动争议主要使用行政手段，劳动合同制度基本上没有施行，劳动争议的数量较少，也非常简单。在此情形下，没规定反诉程序可以理解。反诉程序的作用是将当事人的劳动争议事项合并仲裁，节约仲裁成本、提高仲裁效率，充分发挥劳动争议仲裁便利当事人、迅速解决劳动争议的优点。【7】

（4）《未成年人保护法》

（5）国务院制定的其他规定,如《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等都对童工问题做出了规定。

二、WTO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形式和特点

国际劳工标准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国际劳工公约，另一种是建议书。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虽然都属于国际劳动立法文件，但其法律效力是不同的。国际劳工公约经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后，提交成员国批准；公约一经批准，成员国必须遵守和执行。而建议书则是提供成员国制定法律和采取其他措施时的参考，不需要成员国批准，因而没有必须遵守和执行的义务。

从1919年第1届国际劳工大会至今，国际劳工组织共制定了185项国际劳工公约和195项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都是采取单行法的形式，国际上有人把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汇编总称为《国际劳工法典》。【8】

国际劳工标准，从其性质上来看具有自己的特点：

1、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三方性”。所谓“三方”就是指政府、雇主和工人。也就是说，负责制定国际劳工标准的国际劳工大会是由各成员国派出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的代表团参加；在公约和建议书草案的讨论和通过时，每个国家的三方代表独立地发表意见和投票。制定国际劳工标准的“三方性”原则，较好的照顾到三方的利益，体现了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

2、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范围表现出“国内性”。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如限制工作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确定最低工资、建立社会保险、调整劳动关系、保障工会权利等，只有极少数公约和建议书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对外籍工人给予平等待遇等等。

3、国际劳工标准条文的规定具有“灵活性”。国际劳工标准普遍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在草拟条文时，则规定一些必要的变通办法，以适应各类国家的具体情况。

4、国际劳工标准制定后的批准具有“自愿性”。一般国际条约签订后，签约国即承担了加以实施的义务。而国际劳工标准在制定以后，各国在批准方面享有“自主原则”。对一个公约批准与否，完全由成员国自主决定。

5、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具有严格的监督程序。对已批准公约的实施方面，国际劳工标准有着严格的监督程序。新的公约由劳工大会通过后，各成员国有义务在一年内、至多在18个月内将其呈报主管当局（一般为本国立法机构），以便制定法律或采取其它行动。如果立法机关予以批准，由政府以书面形式报告国际劳工局注册登记。截至2005年5月，各国对公约的批准次数已达7259次。国际劳工组织对已批准公约的实施建立了强有力的监督机制。【9】具体监督和实施办法在下一标题将会详细阐述。

（二）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监督分为一般监督和特殊监督两种办法。一般监督是以成员国按照劳工组织章程的规定提交实施公约状况的报告为基础。报告由专家委员会审阅，审阅结果形成专家委员会的报告，提交每年国际劳工大会的公约与建议书实施委员会讨论，最后要形成对有关国家要求其改善立法和实践的建议。

特殊监督包括申诉、控诉和特别控诉三种程序。工会、雇主组织或政府对他们认为违反了已批准公约的国家有权提出申诉或控诉，由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受理并成立三方委员会或调查委员会进行审理。特别控诉是专门针对结社自由原则的。成员国无论批准结社自由公约与否，如违背了这一原则，皆可受到“控诉”，由理事会结社自由委员会加以审理。审理结果形成报告，提交理事会讨论，要求有关国家采取必要措施以恢复对结社自由原则的尊重。

国际劳工组织逐渐强化其核心劳动标准的执行机制。在2000年5月30日至6月15日召开的国际劳工组织大会上，根据调查团关于在缅甸存在“广泛而系统的”强迫劳动的问题，国际劳工组织第一次动用《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33条的规定，并以257票赞成、41票反对、31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提案，呼吁缅甸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执行1998年问题调查团所提出的建议。根据提案的条件，一系列措施将要于2000年11月30日开始生效，除非在这一期限到来之前，缅甸政府所表示的改善劳动标准的意图已经被转化为法律的、行政的和管理的措施框架，并且这些措施要充分、详细和具体地表明问题调查团的建议书已经被执行，并经国参考消息劳工组织理事会同意，才会停止对缅甸采取行动。

（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论焦点

1996年12月,在新加坡召开的WTO首届部长级会议上,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执意要将劳工标准问题作为WTO今后的工作日程之一写进部长宣言。以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则坚决反对部长宣言中出现任何关于劳工标准的措辞,认为如在WTO讨论劳工标准势必将埋下劳工标准被用作贸易保护主义手段的隐患。经过激烈争论,发展中国家做出妥协,同意在部长宣言中列入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申明,发达国家则在措辞方面作了让步,双方就宣言如何处理劳工标准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2001年3月,在一项旨在鼓励国会和公众支持贸易协议的活动中,美国一名重要议员建议发挥ILO在管理贸易方面的作用，支持通过ILO的8个核心提案中的大多数,呼吁在WTO与ILO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系，以便意义深远地解决与贸易相关的劳工权利问题。在8个核心提案中，美国只同意其中2个：一个是呼吁禁止高压政治下的强迫性劳动，另一个是敦促消除性质恶劣的童工。但美国没有同意ILO所呼吁的“禁止所有强制性劳动”以及其他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规定最小工作年龄、消除就业歧视等方面的提案。【10】关于劳工标准问题，印度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印度表示，发达国家企图将劳工、环境问题与贸易混为一谈，“为扭曲竞争、削弱比较优势和保护主义开脱”，因此致函并敦促77国发展中国家组织的成员起草共同立场声明，在WTO第四届部长会议召开之前制定共同战略。【11】东南亚经济官员也敦促欧盟不要试图在贸易谈判中纳入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否则即宣告了世贸组织启动新一轮全球谈判最新尝试的命运。【12】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很难提出一个适用于全球约200个国际贸易参与国的工资、工时、职业安全和卫生、社会保障等标准。因此，应建立多层次的适合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劳工标准。正如ILO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应成为违反结社自由、集体谈判、强迫劳动、童工、就业和职业歧视等核心标准的理由。这些标准的采用并不会损害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其它任何方面,也不会使合法的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遭受危险。

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劳工标准问题属于国际劳工组织管辖的范畴，WTO不应无限地扩大自己的谈判领域。首先，国际劳工组织是目前WTO各成员承认的有权规范统一劳工标准的主管机构。该组织依靠的是合作而不是强制来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它主要通过建议方式执行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其效力来自于广泛的监督职能。强制制裁必然违背国际劳工组织建立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势必心存疑忌，从而削弱劳工标准被广泛认同的基础；其次，贸易制裁只能局限于进入国际市场的产品，而不过问那些只适用于国内消费、不进入国际市场的产业，这无助于各国全面提高劳工标准，反而可能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这一认识，在多哈会议之前已占据上风，故多哈发展议程未将劳工标准问题列在其内。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斥之为造成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具有倾销性竞争优势的主因，并赋之于因果联系，把自身的经济问题和困难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真正用意是保护其受到发展中国家竞争最为严重、技术含量低的“夕阳产业”，同时也是一种借“人权”干预别国内政，向第三世界倾销其价值观念的霸权主义做法。很明显，劳工标准已经变成发达国家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工具。

三、SA8000标准

SA8000标准的问世，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人类社会从只重视资本、科技的发展，转到了以人为本、以社会责任为己任的发展上来，它要求企业在赚钱的同时必须承担起对环境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其宗旨是确保供应商所供应的产品必须符合社会责任标准的要求，这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自此，全球经济在SA8000标准的指导下，开始步入有序的充分体现人本的发展轨迹上。

（一）有关核心劳工标准

1、童工。公司不应使用或者支持使用童工，应与其他人员或利益团体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儿童和应受当地义务教育的青少年的教育，不得将其置于不安全或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

2、强迫性劳动。公司不得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性劳动，也不得要求员工在受雇起始时交纳“押金”或寄存身份证件。

3、自由权。公司应尊重所有员工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

4、歧视。公司不得因种族、社会阶层、国籍、宗教、残疾、性别、性取向、工会会员或政治归属等而对员工在聘用、报酬、训练、升职、退休等方面有歧视行为；公司不能允许强迫性、虐待性或剥削性的性侵扰行为，包括姿势、语言和身体的接触。

5、惩戒性措施。公司不得从事或支持体罚、精神或肉体胁迫以及言语侮辱。

（二）工时与工资

1、公司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经常要求员工一周工作超过48小时，并且每7天至少应有一天休假；每周加班时间不超过12小时，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及短期业务需要时不得要求加班；且应保证加班能获得额外津贴。

2、司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不应低于法律或行业的最低标准，并且必须足以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并以员工方便的形式如现金或支票支付；对工资的扣除不能是惩罚性的；应保证不采取纯劳务性质的合约安排或虚假的学徒工制度以规避有关法律所规定的对员工应尽的义务。

3、健康与安全：公司应具备避免各种工业与特定危害的知识，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采取足够的措施，降低工作中的危险因素，尽量防止意外或健康伤害的发生；为所有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生活环境，包括干净的浴室、洁净安全的宿舍、卫生的食品存储设备等。

4、管理系统：公司高管层应根据本标准制定符合社会责任与劳工条件的公司政策，并对此定期审核；委派专职的资深管理代表具体负责，同时让非管理阶层自选一名代表与其沟通；建立适当的程序，证明所选择的供应商与分包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SA8000于1997年8月出台。截至今年8月，全世界36个国家共259家企业组织获得认证，其中我国42家企业组织获得认证。

四、我国的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

本文把我国劳动立法和国际劳工标准从4个方面进行对比：

<!--[if!supportLists]-->（一）<!--[endif]-->自由结社权

国际劳工标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

1948年自由结社与保护组织权公约（第87号公约）第2条的规定：“凡个人和雇主，均应没有任何区别地有权建立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以及仅依有关组织的章程加入他们自己选择的组织，而无须事前得到批准”。《工会法》第2条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工会法》第3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都有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挠和限制。”

《工会法》第13条规定：“基层工会、地方各级总工会、全国或者地方产业工会的建立，必须报上一级工会批准。”

表3自由结社权差异表

第87号公约所讲的自由结社权，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雇主的权利；不仅建立组织不需要事前得到批准，而且加入某个组织也不需要事前得到批准。同时，无论是创建组织还是参加组织，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国宪法的结社权利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劳动领域的具体落实主要是依靠《工会法》来实现，《工会法》确认了劳动者有组织工会的权利。但是，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工会体制，在组织原则上，工会各级组织采取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上级工会组织领导下级工会组织，全国总工会是国内所有工会的中央领导机关。由《工会法》第13条可知，在我国设立工会必须要经过事前审批，全国总工会领导下的各级工会是唯一的工会组织，而不是完全的自由设立。因此严格来讲，我们现行的工会体制是不符合第87号公约的规定。

（二）集体谈判权

国际劳工标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

1949年《组织权与集体谈判权公约》（第98号公约）第4条规定：“对于雇主或雇主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进行自愿谈判的机制，政府应当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鼓励措施，并促进其充分地发展与运用，以使双方通过签订集体协议来规定工人的就业条件。”

1981年第154号公约要求各国采取符合国情的措施促进集体谈判。这些措施的目的应当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部门中的所有雇主同所有的工人群体之间都有可能进行集体谈判；集体谈判的内容应当逐步扩大，直至把决定劳动条件和就业条件、规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规范雇主或其组织同工人组织之间的关系等一应事务全部包括进去。

1981年第163号建议书则主要是规定了集体谈判的方法。我国《劳动法》第33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职工与企业签订；没有建立工会的企业，由职工推举的代表与企业签订。”

表4集体谈判权差异表

集体谈判，是指用人单位工会或职工代表与相应的用人单位代表，为签订集体合同进行商谈的行为。作为一项基本劳工权利公约，第98号公约主要是从权利的角度规定了政府应当鼓励和保护集体谈判机制的运用。因此，其规定也比较原则化。为此，国际劳工大会在1981年又通过专门的集体谈判公约和建议书（第154号公约和第163号建议书），提出了措施的目的与实施的方法，以促进集体谈判的实施。

但是，我国《劳动法》没有规定如何进行集体谈判，即没有保障集体谈判的条款。另外，对职工与企业签订集体合同，在法律条款中的表述是采取任意性的规定，因此，我国《劳动法》与国际劳工标准在集体谈判权的规定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三）平等就业权

国际劳工标准我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

第111号公约对于“歧视”下了一个定义：所谓歧视，就是“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naturalextraction）或社会出身（socialorigin）所作出的任何区别（distinction）、排斥（exclusion）或优惠（preference），其结果是剥夺（nullify）或损害（impair）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或待遇上的平等。”《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

《劳动法》第13条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就业权利。在录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表5平等就业权差异表

平等就业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一项基本的劳动权。所谓平等就业，就是反对就业与职业中的各种歧视行为。另外，会员国政府在同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以及其他的适当机构协商以后也可以把其他形式的区别、排斥或优惠视为歧视，只要这种做法会产生剥夺或者损害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或待遇平等。公约所指的“就业”（employment）和“职业”（occupation）包括获得职业培训、获得工作和特定职业以及就业条件。

我国《宪法》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在就业和职业方面的平等权，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以推定，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在就业和职业方面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从法条内容看，《劳动法》所定义的就业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并不包括基于社会出身等原因而出现的歧视。显然，《劳动法》定义的范围要远远小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在我国就业中因社会出身而受歧视的当属户籍歧视，如大学毕业生就业受到户籍歧视。因此我国要加入《（就业与职业）歧视公约》，就必须在《劳动法》中解决户籍歧视问题。

（四）强迫劳动和童工问题

强迫劳动问题与其他几个核心劳动标准不同，它是在一系列核心劳动标准中，唯一的本来就写入了WTO协议中的一项标准。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于一般例外的规定中，就已明确允许各国可以采取措施禁止监狱产品进口，但是该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严格讲，这里的“监狱产品”与“强迫劳动”并不完全相同，一般认为监狱产品只是强迫劳动的一种形式。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问题的公约主要是：第29号《强迫或强制劳动公约》以及第105号《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第105号公约对于强迫劳动规定了很严格的标准，甚至发展中国家不能使用强迫和义务劳动作为发展救济的手段，这曾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但反对强迫劳动在今天已是一种基本人权，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理解和认同。

我国还尚未加入这两项公约，但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也规定了强迫劳动问题。中国已经是该公约的成员国，所以也应该遵守该公约关于强迫劳动的规定。

对于强迫劳动问题，在《劳动法》里没有涉及，但在刑事政策中有两项制度涉及到强迫劳动问题：一是劳改制度；二是劳教制度。

所谓“劳改制度”，就是通过强迫犯罪分子进行劳动，从而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的一种手段。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监狱机关都设立了自己的附属企业，通过这些企业利用罪犯进行无偿的或者廉价的劳动，然后把产品投放到市场上获利，甚至把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才是国际劳工组织所坚决反对的强迫劳动，也是WTO明文禁止的贸易行为。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监狱产品的制造成本极低，听任其在市场上泛滥，就有可能把一些正当经营的企业挤垮，甚至还会引起一些国际贸易纠纷。因此，我们应通过立法来限制劳改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并禁止其出口到国际市场。

所谓“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从法律效果看，劳动教养的执行是将被劳动教养人关押在特定的劳动教养场所进行强制劳动并接受教育，期限为1--4年，并且被劳动教养人员在劳教所的待遇与劳改犯在劳改农场的待遇并无太大的区别，而且国家立法机关也常将这二类人员的管理放进同一个规范性文件中进行规定。这种不经过司法程序就长期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严重违反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不经过司法审判，就由行政机关强迫公民进行劳动也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两项禁止强迫劳动的公约。这一问题如何在修改《劳动法》的过程中得到纠正，将是劳动法领域研究的一个难题。

在禁止童工问题上，我国政府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的。在《宪法》、《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国务院的《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中都有保护儿童权利或禁止使用童工的条款。国际劳工组织第138号公约规定：凡是参加该公约的国家，都有义务采取适当的国家政策，保证有效地废除童工，并且把允许就业或工作的最低年龄逐步提高到符合青少年的身体和智力充分发育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许可就业的最低年龄都不得低于15周岁。虽然，《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就业年龄为16周岁，高于国际标准。但是，《劳动法》和《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里面规定了太多的例外情况，尤其是关于文艺、体育行业招用童工以及农村贫困地区使用童工的例外都是不符合第138号公约关于“任何情况下许可就业的最低年龄都不得低于15周岁”的规定。我国已于1999年4月批准了第138号公约，负有严格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五、结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社会条款”问题开展了一场激烈争论。发展中国家始终认为“社会条款”具有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的实质,发达国家试图通过社会条款来保护本国的就业市场,这样就可能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在国际劳工组织中,我国对“社会条款”一直持明确反对的态度,采取了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致的立场。【14】

中国加入WTO，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与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之间的矛盾显然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法的重要性必将得到进一步重视，为了使我国的劳动法体系更趋完善，从而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完成，今后必将更加多地研究和借鉴国际劳动法的立法经验，并与国际劳工惯例接轨。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可能批准更加多的国际劳工公约，采纳更多的建议书，进一步推动我国劳动法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保障工人各方面的权利不受侵害，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

注释

【1】参见范丽珠：《全球化下的社会变迁与非政府组织NGO》，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2】参见,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1999年

【3】参见段淑静：《关于贸易与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载于《管理科学文摘》，2003年第11期

【4】参见孙立文，黄志雄：《全球化、WTO、劳工权益与国际法》——2002年“全球化与国际法律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北欧“国际劳工标准与工人权利”和“商业与人权”学术会议的综述，载于《法学评论》(双月刊)，2003年第1期（总第117期）

【5】参见仁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若干法律问题》载于《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6】参见林嘉：《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载于《法学家》，2001年第3期

【7】《对完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思考》载于《世界商业评论》，2004年11月

【8】参见金鑫：《世界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9】参见《国际劳工标准:独特的国际法》，工人日报，2005年6月9日

【10】参见美国参议院：《敦促WTO与劳工组织建立联系》，2001年3月21日

【11】参见《印度反对将劳工问题与贸易混为一谈》(2001/6/21)载于/cgi-bin/news–read.php?id=1002，访问于2005年11月26日

【12】参见《东南亚国家警告欧盟不要将环境及劳工问题纳入WTO议程》(2001/8/20)载于http：///cgi-bin/news-read.php?id=1320，访问于2005年11月26日

【13】参见《市场报》，2004年02月20日，第二十一版

【14】参见《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国际劳工局北京局，1998年

参考文献

1、国际劳工局局长报告《工作中你的参与权》，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的要求编写的综合报告，国际劳工局，2000年第一版

2、/国际劳工组织官方网站

3、2005人类发展报告摘要/chinese/esa/hdr2005/index.htm

4、国际劳工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及其后续措施》，国际劳工局北京局，1998年版，导言

5、佘云霞，傅麟：《国际社会对贸易自由化与国际劳工标准的辩论》载于《工会理论与实践》第15卷第6期，2001年12月

6、周少青：《论三重框架下的劳工标准问题》载于《河北法学》，2004年第11期

7、《劳工和环境问题的冲突在酝酿之中》下，2001年1月11日

8、周国银，张少标：《社会责任国际标准实施指南》，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

劳工范文篇2

该书是法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创作的。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言：宗教、社会、自然，是人类的三种斗争的对象，这三者同时也是人类的三种需要。要满足这三种需要，就包含着三种斗争，人生神秘的苦难便源自所有这三种斗争。三重沉重的命运压在我们身上，亦即教理的命运、法律的命运和自然的命运。在《巴黎圣母院》一书中揭示了第一种命运，在《悲惨世界》中指出了第二种命运，在该书中笔者阐释了第三种命运。在桎梏着人类的这三重命运之中，又交织着内心的命运这一最沉重的枷锁，亦即人类的心灵。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该书在作者心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雨果先生在用心灵书写着主人公的内心挣扎，也在极力的抒发着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别样的人生追求。

小说着力描写的是主人公吉利亚特对勒蒂埃利大师傅的养女戴吕谢特的纯洁的爱。吉利亚特在根西岛上是特立独行的，但就因在雪后的草地上，戴吕谢特写下了“吉利亚特”的名字，并对他莞尔一笑，吉利亚特便笃定终生：为了心爱的人，他可以牺牲一切。他经常踯躅于布拉维宅的花园墙根下，远眺着心上人的一颦一笑，春潮荡漾；他也会不知疲倦的吹着同一首风笛与风雨中徘徊，但，他却从未与心爱的姑娘说一句话，直至迪朗德号的失事。勒蒂埃利被骗走了所有的积蓄，他终生的寄托——迪朗德号也遇难于海上，戴吕谢特为拯救养父，顺嘴说出“谁救回迪朗德号，我就嫁给他”。吉利亚特的机会来了，他不可思议的驾着他的凸肚形帆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他变成了地道的海上劳工，他开始了无休止的与大自然的抗争。

他与狂风斗争。海水翻腾，冲向天空，这是海风的力量；乌云笼罩，随心所欲，推波助澜，激怒波涛，这亦是海风的力量；空中气流翻滚，海里浪沫飞溅，苍穹不知所措，茫无目的地打起响雷，这更是海风的力量。他注定要与这海风为伍，干脆他就沉湎于此，争斗着，乐此不彼。他与怒涛作战，他与海鸟为伴，他与食人章鱼殊死搏斗，他迎接“瀑布式闪电”的到来，他驯服桀骜的浪潮……在天翻地覆中，他的斧击声铿然；在昏天黑地里，他拯救机器不知疲倦；在风暴已经晕头转向时，他则更加清醒、坚强、凛然。这场动人心弦的战斗中，一方是无休无止的风暴，一方是永不疲倦的劳工。在这种斗争中，显示了人类无穷的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愚昧的蛮力，而是理性和毅力以及牺牲的勇气，它包含了人对于他人的爱，若没有这种爱，又怎能承担起牺牲的风险呢？

吉利亚特赢了，他战胜了自然，带着对幸福的憧憬又蜷缩于心爱故娘的窗前。但命运却捉弄了他，他发现，戴吕谢特已委身于年轻英俊而又富有的神甫埃伯内齐尔。劳工吉利亚特面色苍白，衣衫褴褛，遍体鳞伤，他有与天斗与地斗的勇气与胆魄，但在心爱的姑娘面前他却选择了退却、缄默、消失，以成就幸福人儿的永远未来。

读到这儿，我心绪复杂，暗自流泪：吉利亚特的命运竟是如此的多舛，他的心灵竟又是如此的善良，不管是在海上搏斗，还是在选定人生时，他竟然都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的心被深深震撼，震撼不仅是他那两次牺牲，而是他那高贵的心灵！与背信弃义的朗泰纳与狡猾阴险而又作恶多端的克吕班相比，他真的具有一番别样的精神追求，一种牺牲小我而成就他人的英雄主义人生。

在雨果看来，“人体完全有可能只是一层外表。它遮掩了我们的真相，扩大了我们的光明或我们的黑暗。而真相，则是心灵。从绝对意义上讲，我们的面孔是一张面具，真正的人，是处在人的外表之下的部分。倘若人们能够发现潜藏、蜷缩在被称为肉体的这一遮屏后面的人，那定会惊愕不已。人们犯有普遍的错误，那就是把外表的人当做真正的人。”是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面具生存，我们也常常会被面具所迷惑、上当或受骗。此时我却明白了，要体味真正的人生、认识真正的人性得需要心的呼吸、心灵的交融方可实现。

劳工范文篇3

由于劳工标准的不同，劳动力价值的构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业经济时代，就是按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消耗的劳动价值量去制订劳工标准的。一个劳动者能够持续出卖劳动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够维持温饱，而社会能够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条件之一是所有劳动者必须在养育后代上进行劳动价值转移，以生产新的劳动力。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应该满足社会和劳动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内涵的变迁

不能否认，我国长期以来就是按这个标准去制订最低（也是绝大多数）劳动力价格标准的。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以前，当我们领到工资后怎么安排：先买柴米油盐，交上房租水电费，赡养老人，这占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够有剩余的很少，能够有储备的更少，所谓节衣缩食，“忍欲储蓄、以备不测”。这个时代的劳动力价值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费用的构成，三是劳动力价值的绝大部分必须立即实现价值交换；我们再看今天，当我们看到工资条后，单位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扣除，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险（储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这些不可随意支取的储备账户资金几乎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虽然是现金，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先买柴米油盐，因为柴米油盐的消耗在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

毫无疑问，对很多城镇劳动者来说，除了单位为劳动者储备的部分外，劳动者本人还要做另外的储备，以备养老、大病医疗、子女教育、高档消费等大项开支。显然，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人的储备仍然有忍欲甚至“强迫”的成分，但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转换成为财产储备；二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不再以简单劳动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者为衡量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中的相当部分必须推迟价值交换，或者说，今天的劳动价值要储备起来并与未来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今天的城镇劳动者不仅要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有多少储备能力，还要考虑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在将来会不会大大的贬值，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价值不被社会所承认后，他们靠什么生活。显然，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暂时不用考虑这么多。

在生产力高速提高的新经济时代，城镇劳动者的生存危机感更强，因为生理寿命的延长与就业时间的缩短成反比。失业保障与养老保障对城镇劳动者来说更重要。又由于社会对简单劳动的需要量大幅度减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因此，制订劳动标准或衡量劳动力价值必须包含教育费用和失业保险以及养老储备。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在城市生活，住房储备也要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以内。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响农民工就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劳工范文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劳工标准；关联之争

引言

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1]首次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劳工标准至今，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已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关联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均涉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经济政策同时又受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因此一部分发达国家主张，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应当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到WTO框架。围绕着这一论题，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发达国家以“社会倾销”以及“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点主张在WTO框架下建立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的关联；发展中国家则主张贸易与劳工标准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在WTO框架建立这一联系只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而已。基于这一互不相容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正愈演愈烈。

一、不只是“南北对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拒绝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的主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提高国内的劳工标准，国内企业将承担不了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其在部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本国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提出“社会倾销”并试图在WTO框架下解决劳工标准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内产业受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冲击的经济考虑，其次才基于一系列人道主义及人权保护理念的促使。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看成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不顾其国民的贫困与权利的缺失而一味追求“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被发展中国家视作名为倡导劳工权利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善者”。

很难说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确实是不全面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处理个人问题尚且不可，更不用说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权益保障不利的现状，国际社会若真正想找到一个能使各方接受又确实能使现状改善的办法，前提是各国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另一版本的“南北对抗”。

（一）利益模式的多样化——劳工标准的经济学之维

1.经济学理论模式一

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一体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运用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的原因与结构，认为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这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则是资本雄厚，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运用这一理论，经济学家引入了两个概念：“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一国生产特定产品所需投入量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而比较优势是指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2]。

国际贸易理论主张消费者以最低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因此依据上述“生产要素禀赋论”，贸易理论就要求各国从事生产他们各自具有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与生产者的利润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

基于以上原理，贸易与劳工标准关联的反对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保持这一优势才能保证资源的全球配置的最优化，让发展中国家生产那些他们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强制的人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就会使这些国家丧失他们仅有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不仅不能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而且会成为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然而，应当明确任何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上述原理也不例外。

首先，这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处于自由流状态以及充分的弹性供需假设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特定产品的生产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传统理论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或农民）将很容易另谋职业。因为劳动力处于完全自由流动状态并且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失业的人群将在其本国具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找到工作。事实上，这些假设不能被视为当然前提，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其次，上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从而劳动力成本也低这一逻辑之上的。但事实上，工资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普遍较低。所以提高工资及劳工标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的观点也存在前提假设，这就是企业的生产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企业在其所拥有的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对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利用[3]。因此如果在这一前提下给企业附加额外费用，导致企业要么生产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要么就取得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润，无论何种选择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成为前提，那么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生产过程的重新安排，就完全有可能生产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4]。

可见，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反对劳工标准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原理为了简化其研究对象都有其假设的理论前提，所以一旦其前提发生变化，理论也就有其局限性了。

2.经济学模式二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主张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其同样有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观点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一国国民的整体福利。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国民收入也会提高，这将有效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均主张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保持其国民贫困的前提下而使国家变得富有[5]。

其次，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倾销”理论认为，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应有保护。通过利用低廉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产品，这事实上就将社会问题倾销到了进口国家，结果就会使后者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强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将模型一所述的原理的前提假设作为了它的前提假设。所以，“社会倾销”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工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劳动力之间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再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不但不会使其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其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劳工的生产能力将随之提高。此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手段，因此不能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是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企劳工标准就能随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进而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6]。另外，对企业而言，雇用高素质的劳工不但能提高其生产能力，而且还能减少对员工的监督管理费用。3.评述

以上几种经济学模型表明，无论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抑或反对之，上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这些经济学原理并不互相排斥一样，支持与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两方观点也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势不两立。提高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更多地是从一国或企业长久财富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成本最小化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反对者则侧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论证问题。

（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谁是真正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正如上述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样，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以及劳工标准是否应纳入WTO框架的问题上，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而非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立的二元主体。因此，发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利益主体将使这一复杂的国际争论更显明朗化。

1.谁是真正的支持者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工标准在短期内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其必将那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外产品的使用者。而就目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7]。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产品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提高将不利于其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同那些已经承担很高劳工标准的发达国家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这一点看来，那些在本国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将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类企业并不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第一类企业是那些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国内低廉劳动力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8]。这些企业显然不会愿意看到其投资的初衷逐渐消失，这类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第二类企业是那些虽然还未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有意愿在不久的将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不愿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被提高。这样除去上述两类企业，真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企业就只剩下那些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了。

除了企业之外，在发达国家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会组织以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人。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利益主体。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上述企业主体不同，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上述分析，发达国家的农民可归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实体”，而且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内的劳工标准。因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是天然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不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威胁。而且发达国家的农民能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其中包括那些在农业贸易之外被视为非法的出口补贴[9]。由于发达国家的农民已不需要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行竞争，他们选择的立场是保持现状。因此如果发达国家所要求提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的话，发达国家的农民尽可退出这一争论。然而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些发达国家给与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产品的高关税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而且是本国农业生产过剩，将大量多余农产品投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每年给与农业的补贴达3000亿美元，加之其他保护政策，每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40亿美元的损失[10]。基于此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巴西等国的倡导下正逐渐达成共识，并已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明，有关WTO框架下的任何改革与谈判必须以发达国家改变其农业政策为前提，包括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的议题。而发达国家的农民将坚决反对以改变本国农业政策为前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以及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而鉴于发达国家农民对其本国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11]，发达国家的农民无疑成为了主导这一争论进展的重要力量。

2.谁是真正的反对者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主很显然是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最主要反对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并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完善，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常常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不发达的市场机制来获取垄断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不甚发达，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常常又是活跃的政治家，更有甚者通过金钱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家集团，从而促使政府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拒绝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存在一类利益主体坚决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反对的理由上文已有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一大部分经济命脉因此对发达国家做出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跨国公司也是对本论题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的一类利益主体。

劳工范文篇5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内容及性质

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ILO）通过的处理全球范围劳工事务的各种原则、规范和标准，它们形成了以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劳工制度。这些国际劳工标准涉及到十分广泛的领域，诸如：基本人权、就业、社会政策、劳动管理、工作条件、行业关系、社会保障、妇女地位、童工问题、移民工人、成年工人以及本地工人、部落人口和非城市工人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和建议与最低工资及其保护、工作时限、医疗与健康保护以及职业安全与社会保险有关。国际劳工标准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人权问题，而非贸易问题。但是，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劳动成本低廉的国家往往在贸易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可能由此出现两方面的情况：出口国可能违背既定的劳工标准，人为地降低工资乃至生产成本，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进口国也许会迫于所遭受的竞争压力，对出口国施加压力，指责出口国违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蓝色贸易壁垒。因而，推行劳工标准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在国际贸易中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强调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关怀以及企业对消费者、对环境和社区的人文关怀，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一大进步，可以维护人权和公平贸易，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如果是打着实施社会责任的幌子，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利用劳工标准来作为限制进口的贸易壁垒，则不利于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发展。

二、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的不同态度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问题的态度有很大不同。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人道主义和经济方面。

（一）发达国家的支持论

1.人道主义方面。发达国家主张，劳工标准是最基本的人权，是全人类应追求和享有的权利。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使用童工及强制性劳工，报酬低下且工资环境恶劣，妇女、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上的少数派备受漠视；出口加工区规避有关劳工法令，工人集体谈判力量薄弱，政治统治较为专制，因此发达国家要求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讨论劳工标准问题，指出：为了保证国际贸易的公平性、保护发达国家工人的利益，应在工资、劳保、工时、福利等方面使各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统一标准，作为国际贸易中的“游戏规则”之一，以确定低工资和不良工作条件是否造成经济状况的恶化。

2.经济方面。在主要发达国家，认为国际劳工标准与国家贸易应予以挂钩，有“人道主义论”、“贫困进化论”、“移民压力论”、“社会倾销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社会倾销论”。“社会倾销论”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使用童工以及囚犯来生产出口产品，导致产品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甚至近乎零。还有些发展中国家禁止劳工建立工会组织，或禁止人们参加工会组织，工人集体谈判力很弱，其生活、劳动环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导致工人工资被随意压低，工时被随时延长，这事实扭曲了产品的正常成本，致使生产成本降低。这种因工资低下及其他社会条件低劣形成的出口竞争优势就是社会倾销。该情形使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大为减弱，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可以认为是对出口产品的变相补贴，违反了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宗旨。社会倾销现象会导致执行高劳工标准的国家将面临一系列负面影响。它不仅打击了发达国家同类产品的生产者，还导致劳工标准、社会条件较好国家的投资外流，发达国家为了留住国内投资或吸引外资，不得不竞相降低劳工标准或维持次优标准，这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是一种致命打击。所以该理论认为应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应制订“社会条款”，明文规定最低工资、工时、工作环境的安全及健康标准，对低劳工标准的国家予以贸易制裁，防范发展中国家获得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恢复和维持公平竞争的局面。

（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论

1.人道主义方面。对于发达国家关于人权的指控，发展中国家指出这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缺乏了解而做出的错误论断，并反对以贸易解决非贸易问题。首先，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对人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基本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以童工为例，发展中国家在承认童工是不可取的和应加以阻止的同时，指出是经济状况和生活压力导致童工现象的产生。当面临工作和饥饿两种命运时，毫无疑问多数人将选择前者。其次，通过制定国际劳工标准或社会条款来解决人权问题是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手段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以童工问题为例，人们很容易认为，只要禁止进口使用童工的企业制造的产品就能迫使企业考虑放弃使用童工。实际上，现实中的童工问题要复杂很多。首先，童工制造的产品只有不到5%用于出口，贸易制裁触及不到绝大多数的童工问题；其次，即使对于可以被制裁的，又是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呢？研究表明，贸易制裁只能将童工推向更加水深火热的境地，有些女童甚至因此堕入风尘。再次，解决人权问题的方法很多，而发达国家却试图通过贸易来实现贸易之外的目的，这种做法的效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若发达国家真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人权状况，就应该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如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资金支持，扩大国际市场，增加贸易机会等。

2.经济方面。对发达国家的劳工标准应与国际贸易挂钩的主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均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的理论大致包括“比较优势论”、“特定文化论”、“投资区位调整论”、“与贸易无关论”等几种观点，但其主流观点是“比较优势论”。“比较优势论”认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不同国家的劳工标准存在差异符合公平竞争原则。有“优势”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目前的发展格局只能是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优势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比较格局，国际贸易自由化也只能是在此基础上的逐步自由化。如果按照发达国家要求制定统一的劳工标准来限制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逻辑思路，也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可以要求限制发达国家资本、技术优势的发挥。这样有违开展国际贸易的宗旨。发展中国家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国际差异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劳动力成本如同各国的自然禀赋一样是一个外在变量，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好处，不会对发达国家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是两个领域的范畴，要真正提高世界的整体福利水平是通过贸易自由化发展全球经济，而不是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限制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发达国家的“社会倾销论”完全抹煞了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即比较优势理论，否认从发展中国家获得利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推行劳工标准，是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劳工范文篇6

中国入世，一个无法回避的贸易问题就是劳工标准问题。对于劳工标准的具体内容，并没有统一的说法。通常认为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其他达成国际协议并具有完备系统的关于处理劳动关系和与之相关的一些关系和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享有集会结社权和集体谈判权，最低工资保障权，不因种族、肤色、性别、宗教信仰、出身等造成剥削、损害就业机会的歧视，不被强迫劳动的权力，童工的最低就业年龄，夜间工作规定，体格检查规定，同工同酬权力，以及工业卫生与安全保障等。

国际上已有200多家跨国公司在国际采购对其供应商提出了劳工标准，包括不使用童工、不强迫劳动、反对性别歧视、限制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报酬等多方面条件。2003年，家居巨头瑞典“宜家”进入我国成都，也对其供应商提出了劳工标准问题。美国以中国生产的PVC玩具过程中未采取有效的劳动保障措施为由提出抵制中国玩具。

国际劳工标准并不是一个崭新的限制贸易的手段。早在19世纪初，就有人讨论过劳动标准与国际竞争力的问题，但未成为保护贸易措施。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成立后的初期也关注过劳工标准，但是由于ILO实行自愿遵守的原则，不曾对违反劳工标准的行为进行贸易制裁。但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之下，国际劳工标准日益受到重视。劳工标准是否应该与贸易挂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ILO也在一直致力于制定一系列“劳工标准”来规范劳工条件，保护工人的经济和社会权利。

从发生的许多事实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以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低的产品价格优势，使其出口贸易迅速发展，构成对发达国家市场和就业的冲击。为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劳工标准已经日渐成为国际贸易中一项比较重要的非关税壁垒。为什么劳工标准会成为众多发达国家保护贸易的重要措施呢？一是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按照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自由贸易不但会使贸易品价格均等，而且也会使两国间的相对要素价格趋于一致。所以，贸易自由化将趋使发达国家的工资标准与发展中国家的一致，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据此，发达国家认为国内部分工人工资水平的下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低劳工标准所造成的。为此，发达国家限制了发展中国家不符合劳工标准产品的进口。二是以劳工标准为贸易壁垒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杀伤力。劳工标准强调保护工人的权利，给贸易壁垒披上了人道主义的外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差异，劳工标准上的差异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一旦劳工标准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得到认可，对发达国家来说将是一个强有力的保护工具，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天灾人祸。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劳工标准低使中国在加入WTO后体现出了全球范围内投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中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对劳工标准的积极推动必然会限制、抵消我国的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降低企业竞争力，影响我国引进外资、产品的出口，进而影响就业，损害经济发展。我国的纺织业、服装业、玩具业和鞋业等一系列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行业将是其最大的受害者。尽管发达国家与ILO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但在劳工标准的直接要求上是一致的，对我国具有同样的影响。中国作为ILO成员、发展中国家在WTO中的代表，对劳工标准问题应全面把握、趋利避害、积极应对。不但有责任和义务遵守和实现劳工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确立和保障工人权利，但也要重视劳工标准在国际贸易当中的重要影响，反对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直接挂钩。具体做法如下：

1.团结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反对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

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有关劳工标准议题的谈判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坚定立场，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和条款，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通过在国际贸易条约中加入劳工标准等“社会条款”来解决人权问题是不合理的，也不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劳工标准是一个受文化、宗教信仰影响的社会问题，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有不同的劳工标准。制定一个在全球加以推广的劳工标准，并将其与国际贸易挂钩，将意味着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实施贸易制裁是合法的。劳工标准不能作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我国应反对发达国家借“公平竞争”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2.参照国际劳工标准，完善我国的劳动标准立法

至今为止，我国共批准了23个国际劳工公约，有关劳动的法律法规也基本上采纳了国际标准。我国现行的劳工标准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在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平等就业、强迫劳动和童工方面有些差距外，对最低工资、工时、劳动安全和卫生，以及未成年人劳动保护等劳工标准方面均有规定，有较好的基础。

我国劳工法律的主要缺陷不是缺乏标准，而是其原则性太强，可操作性较差，在实际中难以得到充分贯彻，以致各式各样的地方性法规、规范性文件层出不穷。所以，我国在劳工标准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执行问题，这在就业歧视、禁用童工、最低工资、劳动保护等方面尤为明显，建立一套完备的劳动执法制度势在必行。政府应增强立法的可操作性，改善劳动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劳工标准执行机制。

3.加强贸易壁垒调查制度

2002年11月1日起，我国正式实施《对外贸易壁垒调查暂行规则》。这一规则对贸易壁垒调查的申请、审查、立案、裁决和相关措施做出了规定，赋予了国内企业和产业提出贸易和投资壁垒调查申请的权利，并对调查机关的调查行为作出了严格的规范，是开展贸易和投资壁垒调查工作的规范性文件。

我国应加强贸易壁垒调查制度，依法消除我国在对外贸易和投资中遇到的各种限制性措施，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促进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4.学习和掌握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规则，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加快企业的标准化工作

帮助企业学习、掌握和适应世界贸易规则与惯例，帮助企业了解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对员工人格和权益的尊重，促使企业在劳工际准问题上达到和满足国际竞争的要求，变被动为主动，使我国更好地融入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中来。

劳工范文篇7

一、引言

2010年12月14日20时30分，新疆托克逊县人民政府通报：在四川警方帮助下，佳尔思建材厂非法用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李兴林（佳尔思建材厂法人代表）已于14日被抓获，随后李兴林之子李成龙在成都被抓获。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曾令全也被四川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押。被李氏父子带走的12名“黑雇工”全部获救。〔1〕至此，骇人听闻的“智障包身工门”似乎正以“落网”与“返乡”的方式落幕。可是，粉尘飞扬中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寒酸，成年工作却颗粒无收的境遇却定格在记忆中，挥之不去……如何才能斩断智障工背后的黑手、还弱势群体以朗朗乾坤，如何才能拆解肮脏产业链、为包身工擎起公平正义？省际合作、部门联动必不可少，强化保障、践行承诺理所应当，但尚不足以荡涤尘垢。面对顽疾固症，刑法作为和谐社会的终极保障与伦理道德的最后防线，应当扬眉剑出鞘，实施对智障劳工的终极解救。

二、观念层面：建构劳动刑法，实现倾斜保护

1．确立劳动刑法的倾斜保护原则平等，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与执著追求，它体现着文明进步，也凝聚着血泪反思。“刑法适用平等”原之宪法精神的具体化，理应得以贯彻执行。但在劳动关系领域，尤其是就业问题突显的当下，劳动者处于不折不扣的弱势地位，根本无法天然地实现与用人单位的对等谈判、无法卓有成效地维护合法权益。国家力量必须介入。刑法，只有通过后天的倾斜保障矫正先天失衡的劳动关系，从而缓和实质上的不平等，才能真正达至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动态平衡，实现公平价值诉求，并最终建立和谐劳动关系。2．树立劳动刑法的双向保护规则正如前所述，劳动刑法是由单位侵权行为入罪化、重刑化与劳动者危害行为非罪化、免责化之经纬二线构建的立体理论。一方面刑法应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刑罚惩罚的劳动侵权行为纳入犯罪圈，并设置与之匹配的法定刑，还弱势群体以公正，使之沐浴法治的阳光。另一方面刑法应对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而导致劳动者对单位实施的危害行为或由于不得不遵守单位的命令而对本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实施的危害行为实行非罪化或轻刑化，予劳动者以关怀，使之感受“人本”的温暖。即我国应在“强化”〔2〕与“弱化”〔3〕的博弈中建构动态劳动刑法。这不仅是衡平利益、保障权利的需要，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3．设立劳动刑法的相对强制性规范在传统刑法理论中，刑法规范只有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两种类型，其中前者根据禁止性义务，后者源自必为性义务。而劳动刑法基于保护弱者的需要还应涵括一类特殊的刑法规范———相对强制性规范，此乃强制规范中禁止性规范与命令性规范和自治性规范融合后的表现形态。〔4〕即在强行法与任意法之分类外，尚对强行法再加以区分为“绝对强行法”与“相对强行法”，前者违反时为绝对无效，后者违反时则需衡量其是否对弱势群体有利，才决定其为有效或无效。〔5〕具体而言，对于相对强制性规范，在强行法违反时，仍需视其结果是否对劳工有利而定其效果，如果对劳工不利时，当然无效，对劳工有利者则为有效。〔6〕

三、理论层面：强化结合犯研究，斩断黑产业链

1．结合犯的理论解读所谓结合犯，是指基于刑法明文规定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且性质各异的数个犯罪（即原罪或被结合之罪）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依据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将其结合成为另一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构成要件的犯罪（即新罪或结合之罪），而行为人以数个性质不同且能单独成罪的危害行为触犯这一新罪名的犯罪形态。结合犯是法定的一罪。依据现有研究，我国学者认为结合犯具有下述特点：首先组成结合犯的相结合之罪在犯罪性质上应当是一种比基础犯罪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其本身也应当为性质严重的犯罪。质言之，当相结合之罪的犯罪性质比基础犯罪的犯罪性质轻微时，这种犯罪性质不能被理解为结合犯；当相结合之罪是一种性质并不严重的个罪时，这种犯罪形态也不能被理解为结合犯。其次，组成结合犯的数个犯罪之间应具备特定的联系。结合犯作为刑法分则中的犯罪类型，它不是立法者主观臆造的纯粹的法律现象，而是客观存在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犯罪现象在刑法中的必然反映。所谓结合关系，是指两个具体犯罪之间存在诱发关系，它们容易同时发生。第三，结合犯必须具有独立的且严厉的法定刑。既然结合犯是一种犯罪类型，那么就应同其他犯罪类型一样有自己的独立法定刑。结合犯存在的意义在于突破已有的数罪并罚制度或者牵连犯制度以加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7〕2．结合犯的实证分析不同于大陆法系之德日，〔8〕我国刑法条文无明显结合犯立法例，学界通说也否认结合犯的存在，〔9〕刑法典通篇也确难找到甲罪＋乙罪＝丙罪或甲乙罪的表述模式。司法实践中，一人连犯多罪情况多以数罪并罚或牵连犯解决。此次震惊全国的黑雇工案（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库米什镇佳尔思绿色建材化工厂非法使用“智障工”事件）背后有着肮脏的黑色产业链。非法组织“渠县残疾人自强队”负责“收集”时值壮年的智障工，然后按照所谓《劳务协议》向新疆绿色建材化工厂提供零成本“货源”。如此，化工厂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赚取超额剩余价值，“自强队”则坐收无本之利———黑心阴谋家们在对包身工非人的奴役之上达至共赢。拐买人口、收买被拐买人口、强迫劳动，这条触目惊心的利益链浸着血泪、载满叹息。肮脏的常态化交易已远非数罪并罚与牵连犯所能遏制，结合犯立法势在必行。结合犯的存在意义正在于突破已有的数罪并罚制度或牵连犯制度以加重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立法者在为并发性结合犯配置法定刑时，其法定最低刑与法定最高刑应当高于合并刑，即其最高刑与最低刑应当分别重于合并刑的最高刑与最低刑，并允许对合并刑的刑种进行突破，还要求立法者在为牵连性结合犯配置法定刑时，其法定最高刑应当高于目的犯罪的法定最高刑。〔10〕

四、立法层面：扩充强迫职工劳动罪，加大打击力度

1．强迫职工劳动罪的立法缺欠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日益深入，市场主体多元、经营行径多样，劳资矛盾频发、暴力事件迭起，现有的强迫职工劳动罪已显单薄。在主体方面，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该罪名只规定制裁合法的单位里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直接责任人员，遗漏了非法单位里强迫劳动现象。对个人强迫他人劳动的，又没有任何处罚措施，无法给予打击。〔11〕在客观方面，罪状描述过于单一，局限于“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职工劳动”，对暴力、威胁等虐工行径没有规定，使得一些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黑心雇主逃避审判、逍遥法外。在刑罚方面，代罚制有失偏颇：理论上犯罪主体与惩罚对象分离不利于预防目的的实现，实务中雇主与直接责任人员分责不均不利于罪责自负原则的贯彻；自由刑太过轻缓：就强迫劳动的种种恶行和被强迫者从肉体到内心都伤痕累累的后果而言，三年以下的自由刑实在显得太轻了；〔12〕罚金刑数额难定：太低不足以威慑犯罪、补偿受害人，太高则往往难以执行。〔13〕2．改革建议首先，扩充主体范围。1997年《刑法》只考虑到合法的用人单位强迫职工劳动的问题，忽略了非法组织与自然人实施上述行为的可能性，不利于雇工群体利益的保护。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当下，只要存在雇佣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强迫职工劳动的现象，不应因盘剥组织的性质与形式有别而限制打击的范围与力度。尤其目前对智障人群保障制度缺失、社会关怀不足的情况下，刑法更应发挥其保障法的作用，首先从主体设置上严密法网，将非法组织与自然人纳入其中，由特殊主体的单位犯罪变更为一般主体的一般犯罪。其次，完善罪状描述。尽管有些学者解释说，限制人身自由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是监禁、监视、软禁、殴打、捆绑的总称，所谓强迫职工劳动罪其本质是使用强制的方法迫使职工劳动，限制自由是强制方法，剥夺自由也属于强制方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举轻以明重，如果使用剥夺人身自由的方法强迫职工劳动的，依旧属于本罪的范围。〔14〕但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限制人身自由主要是指监视、禁止出入等使他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若干限制的方法，其特点是违反劳动管理法规关于劳动者权益的规定，自行对劳动合同的内容规定了很多基准，或者在合同以外的单位规章中或者口头制定强制性的劳动基准。因此，限制人身自由并不涵括暴力、威胁、体罚、殴打等手段，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也不能将诸如此类的虐工行为解释进《刑法》第244条。为了充分保障包括智障劳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利益，罪状完善势在必行。笔者建议，将以暴力、威胁行为强迫劳工劳动的行为入罪，在完善强迫职工劳动罪的客观方面，加强对劳动者人身权利的保护。再次，借助转化犯理论修正刑罚。如前所述，《刑法》第244条法定刑过轻，尚不足以遏止犯罪、平息民愤，应予调整。但目前我国现刑法典已有偏重嫌疑，再行加重有悖国际社会轻刑化趋势，实属不宜。因而，笔者建议，参考刑法典第247条之规定，运用转化犯理论成果，规定：限制人身自由以至延误医疗时间最终造成雇工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5条（过失致人重伤罪）、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从重处罚；以暴力、威胁方式剥夺人身自由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最后，并处罚金刑，细化数额。鉴于诸多黑心雇主坐收无本暴利，一般数额罚金只能扬汤止沸，无异于隔靴搔痒。只有罚至其倾家荡产才能釜底抽薪。因此，笔者建议设置自由刑并处罚金，兼采倍比罚金制；同时辅之以行政处罚，剥夺从业资格，在经济上判处其死刑。

劳工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劳工标准全球化

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历程和特点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也不断增长，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国际贸易中的国际劳工标准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际劳工标准”(InternationaILobourStandards)是指为了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而由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ILabouOrganization，IL0)制定的劳工公约和建议书。这些公约和建议书的目的是促进对全世界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其发展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国际劳工标准的内涵，狭义上应该指与贸易利益相关的劳工条件标准，包括工人的工资水平、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环境、福利待遇等，广义上还包括禁止强迫劳动、结社自由、组织和集体谈判权、清除剥削童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

从性质上看，国际劳工标准属于国际法范畴，但它同一般国际法相比，又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国际劳工标准的制定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合作共同改善劳动条件的精神，较好地照顾到三方的利益。第二，国际劳工标准的适用的绝大多数公约和建议书都是以调整成员国国内劳动关系为目标的。而且国际劳动公约和建议书，虽然是由全体成员国参加的国际劳工大会上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的，但通过以后并不直接发生效力，必须经过成员国政府批准才能对批准国产生约束力。

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相挂钩这一建议具有较长的历史渊源，早在WT0的前身GATT时期就已经提出过。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2O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又掀起了新一轮关于劳工标准的激烈争论。国际劳工标准具有双重功能，调节会员国国内劳动关系和调节国家间贸易竞争的作用。国际劳工标准通过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贸易协定，试图逐渐在WTO组织中形成与国际贸易挂钩的机制。

二、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劳工标准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内对贸易与劳工问题争论的核心是劳工标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逐渐提高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提出劳工标准与贸易挂钩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斗争日益激烈的表现。

劳工标准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劳工标准正在一步步地被纳入多边贸易讨论领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劳工问题纳入到WTO框架内并在区域性或双边贸易协议中订入劳工条款或附加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挂钩，以及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使劳工问题和国际贸易挂钩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并使其合法化，这些都对发展中国家不利。

西方国家还通过SA8000认证等方式将二者挂钩。SA8000社会责任标准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了人的发展，这与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社会发展进步的好处相吻合。但是SA8000作为贸易壁垒的工具，内容就是劳工标准，其具有隐蔽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工成本是其最大的比较优势，而SA80O0将大大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这一优势。特别在关税和一般非关税壁垒不断被削减的今天，其非常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成为限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工具。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施统一的劳工标准，将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从根本上受到影响。劳工标准被发达国家作为非关税壁垒的工具之一加以运用，是发达国家实行的一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达国家将劳工标准以尊重人权为由与国际贸易挂钩，推行全球性劳工标准，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这在表面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如果通过WT0规则强制执行劳工标准，低劳工标准的国家将会受到制裁，而这只能会加剧贫困和推延工作条件的改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劳工的尊重要从其客观的历史发展出发，尊重其特有的人权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根本上改善其劳工状况，国际贸易才能真正健康发展。

因此，尽管从法律上，还有实践中，国际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联系在日益增强，都有国家期望将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挂钩，但笔者认为不宜贸然将这二者相挂钩，应使两者渐进的和谐统一。规范企业的社会责任，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公平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历史的必然，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必定也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向前发展的。

三、我国对国际贸易与劳工标准同囊的应对措施

中国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又是WTO的成员之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国际劳工标准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应当承认，中国的劳工标准不但达不到发达国家所提出的劳工标准，即使同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劳工标准相比，中国也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逐步与国际劳工标准达成一致，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劳工标准问题，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我国在批准国际劳工公约的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数量偏少，二是批准公约的进度较慢。中国适当多批准一些条件基本具备的公约，从根本上说，加快批准国际劳工公约，有利于中国在国际劳工领域中争取主动，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使我国在国际劳工组织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发展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技术合作并获得其援助。我国应紧密关注国际劳工标准及劳工标准和贸易问题方面的新动态，收集和翻译主要贸易对象国已和实施的劳工法规和标准。

(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客观地看待劳工标准问题，既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又要适时适度提高劳工标准，这样才能减少贸易摩擦，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伴随经济影响力的上升，我们应以适合大国身份的地位、适合大国身份的条件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何为核心劳工标准和如何促进这些标准的实施等实质性问题方面，积极阐明自己的观点，努力参与劳工标准的制定。我们不应一味担心劳工标准纳入WTO后会伤害中国的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一个公正、有效的联系机制来维护国家利益。应当从自身做起，改善我国国内的劳工条件，逐步建立与国际劳工标准相一致的国内劳工标准。

劳工范文篇9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劳工标准；关联之争

引言

国际社会对劳工标准的关注由来已久，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1]首次提出通过国际合作来提高劳工标准至今，有关劳工标准的国际讨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尽管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各国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有关劳工标准问题的探讨已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关联问题的激烈争论。由于劳工标准和国际贸易均涉及一国经济的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一国经济政策同时又受多边贸易规则约束，因此一部分发达国家主张，为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应当将国际劳工标准纳入到WTO框架。围绕着这一论题，在多边贸易体制框架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对抗。发达国家以“社会倾销”以及“人权保障”为理论基点主张在WTO框架下建立劳工标准与贸易之间的关联；发展中国家则主张贸易与劳工标准不存在实质性的联系，在WTO框架建立这一联系只是发达国家实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而已。基于这一互不相容的主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正愈演愈烈。

一、不只是“南北对抗”

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拒绝发达国家提出的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的主张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担心一旦提高国内的劳工标准，国内企业将承担不了因此增加的生产成本，发展中国家也将因此失去其在部分产品上的竞争优势，进而减少本国出口贸易影响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之所以提出“社会倾销”并试图在WTO框架下解决劳工标准问题首先是基于国内产业受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冲击的经济考虑，其次才基于一系列人道主义及人权保护理念的促使。正是在这种争论中，发展中国家被发达国家看成是一个无情的剥削者，不顾其国民的贫困与权利的缺失而一味追求“国家利益”；而发达国家则被发展中国家视作名为倡导劳工权利实为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伪善者”。

很难说上述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确实是不全面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方式来处理个人问题尚且不可，更不用说来处理国家之间的分歧了。笔者认为，针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权益保障不利的现状，国际社会若真正想找到一个能使各方接受又确实能使现状改善的办法，前提是各国以一个客观的立场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而不是简单将其视为另一版本的“南北对抗”。

（一）利益模式的多样化——劳工标准的经济学之维

1.经济学理论模式一

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为反对国际劳工标准一体化提供了最有利的理论依据。该理论运用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的原因与结构，认为各种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这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丰裕程度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劳动力丰富，有的国家则是资本雄厚，因此市场竞争机制就会导致国际分工的出现，资本雄厚的国家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倾向于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运用这一理论，经济学家引入了两个概念：“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所谓绝对优势是指一国生产特定产品所需投入量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而比较优势是指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较少[2]。

国际贸易理论主张消费者以最低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同时实现生产资料的最佳配置，因此依据上述“生产要素禀赋论”，贸易理论就要求各国从事生产他们各自具有绝对优势或者比较优势的产品。因为只有通过各国专业化的生产，各国消费者的福利与生产者的利润才能同时实现最大化。

基于以上原理，贸易与劳工标准关联的反对者就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廉劳动力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只有保持这一优势才能保证资源的全球配置的最优化，让发展中国家生产那些他们最具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如果强制的人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就会使这些国家丧失他们仅有的比较优势，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将劳工标准纳入WTO框架不仅不能促进贸易自由化发展，而且会成为发达国家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手段并阻碍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

然而，应当明确任何经济学原理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之上的，上述原理也不例外。

首先，这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劳动力处于自由流状态以及充分的弹性供需假设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特定产品的生产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时，传统理论就认为在发达国家那些因此而失业的工人（或农民）将很容易另谋职业。因为劳动力处于完全自由流动状态并且不存在任何交易成本，失业的人群将在其本国具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产业找到工作。事实上，这些假设不能被视为当然前提，那么同样的问题也就会变得异常复杂了。

其次，上述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一认识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工资低从而劳动力成本也低这一逻辑之上的。但事实上，工资低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也普遍较低。所以提高工资及劳工标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再次，具体到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丧失竞争优势的观点也存在前提假设，这就是企业的生产已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即企业在其所拥有的资源给定的条件下，对资源已经进行了最为有效的利用[3]。因此如果在这一前提下给企业附加额外费用，导致企业要么生产出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要么就取得低于市场水平的利润，无论何种选择对企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再成为前提，那么企业就完全有可能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情况下，通过对劳动力、资本以及管理等生产过程的重新安排，就完全有可能生产出具有同等竞争力的产品[4]。

可见，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反对劳工标准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但是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所有经济学原理为了简化其研究对象都有其假设的理论前提，所以一旦其前提发生变化，理论也就有其局限性了。

2.经济学模式二

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主张由来已久，这一观点之所以长久不衰，部分是因为其同样有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

首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观点认为，劳工标准的提高将有助于增进一国国民的整体福利。随着劳工标准的提高，国民收入也会提高，这将有效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理论均主张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保持其国民贫困的前提下而使国家变得富有[5]。

其次，发达国家提出的“社会倾销”理论认为，一个高工资的工业化国家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之所以低廉是因为出口国没有提供合理的工资、利益及对工人其他方面的应有保护。通过利用低廉和缺乏保护的劳工，出口国能够以远低于一般市场的价格在发达国家销售产品，这事实上就将社会问题倾销到了进口国家，结果就会使后者国内工人大量失业，影响国内产业发展，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强烈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然而这一理论事实上承认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就将模型一所述的原理的前提假设作为了它的前提假设。所以，“社会倾销”理论也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工的生产能力与发达国家的高价劳动力之间的生产能力的差异。

再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不但不会使其失去竞争优势，而且有利于其国内企业的长远发展。这一理论认为，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因此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劳工的生产能力将随之提高。此外，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而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手段，因此不能把人力资本的再生产仅仅视为是一种消费，而应视为一种投资，这种投资的经济效益将远大于物质投资的经济效益。所以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提高企劳工标准就能随之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进而提高劳工的生产能力[6]。另外，对企业而言，雇用高素质的劳工不但能提高其生产能力，而且还能减少对员工的监督管理费用。3.评述

以上几种经济学模型表明，无论是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抑或反对之，上方均有其合理的一面。正如这些经济学原理并不互相排斥一样，支持与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两方观点也并非像其表面所显现的那样势不两立。提高劳工标准的支持者更多地是从一国或企业长久财富的最大化以及社会成本最小化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反对者则侧重于短期的经济效益以及消费者福利最大化角度来论证问题。

（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谁是真正的支持者与反对者

正如上述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一样，在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以及劳工标准是否应纳入WTO框架的问题上，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也是多元化的，而非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一对立的二元主体。因此，发掘问题背后所隐藏的真正利益主体将使这一复杂的国际争论更显明朗化。

1.谁是真正的支持者

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劳工标准在短期内必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企业成本的增加必然会转嫁给产品的使用者或消费者，因此对于出口型企业其必将那些增加的成本转嫁给国外产品的使用者。而就目前国际贸易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大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7]。可想而知，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产品的使用者大部分都在发达国家内，因此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提高将不利于其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同那些已经承担很高劳工标准的发达国家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这一点看来，那些在本国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低廉产品展开激烈竞争的发达国家国内企业将是提高发展中国家国内劳工标准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然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内部有两类企业并不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第一类企业是那些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国内低廉劳动力并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8]。这些企业显然不会愿意看到其投资的初衷逐渐消失，这类企业就是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第二类企业是那些虽然还未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有意愿在不久的将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企业，这类企业同样不愿意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被提高。这样除去上述两类企业，真正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企业就只剩下那些没有能力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发达国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了。

除了企业之外，在发达国家还有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的力量，那就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工会组织以及其所代表的广大的发达国家的工人。

此外，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一类不容忽视的利益主体。发达国家的农民与上述企业主体不同，其对发展中国家劳工问题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依上述分析，发达国家的农民可归为不能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实体”，而且他们也必须遵守国内的劳工标准。因此，发达国家的农民是天然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的拥护者。但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农民由于国内的农业保护政策，已经不受发展中国家廉价农产品的威胁。而且发达国家的农民能获得国家的巨额补贴，其中包括那些在农业贸易之外被视为非法的出口补贴[9]。由于发达国家的农民已不需要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进行竞争，他们选择的立场是保持现状。因此如果发达国家所要求提高的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的话，发达国家的农民尽可退出这一争论。然而问题是当前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对发达国家在农业政策上的贸易保护主义，那些发达国家给与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以及农产品的高关税不仅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无法进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而且是本国农业生产过剩，将大量多余农产品投向发展中国家市场。有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每年给与农业的补贴达3000亿美元，加之其他保护政策，每年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40亿美元的损失[10]。基于此种情况，发展中国家在巴西等国的倡导下正逐渐达成共识，并已在WTO坎昆部长级会议上明确表明，有关WTO框架下的任何改革与谈判必须以发达国家改变其农业政策为前提，包括是否将劳工标准纳入WTO的议题。而发达国家的农民将坚决反对以改变本国农业政策为前提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以及在WTO框架内建立贸易与劳工标准的联系。而鉴于发达国家农民对其本国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11]，发达国家的农民无疑成为了主导这一争论进展的重要力量。

2.谁是真正的反对者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主很显然是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最主要反对者，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内市场并不成熟，竞争机制不完善，垄断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常常有一部分企业利用不发达的市场机制来获取垄断利益。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主机制不甚发达，那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商人常常又是活跃的政治家，更有甚者通过金钱来保持自己的政治家集团，从而促使政府做出对其有利的决策，这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味拒绝提高本国劳工标准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存在一类利益主体坚决反对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劳工标准，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利用发展中国家低廉劳动力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反对的理由上文已有详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一大部分经济命脉因此对发达国家做出决策具有较大影响力。所以跨国公司也是对本论题的走向起关键作用的一类利益主体。

二、结论

通过以上两部分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劳工标准问题上的激烈争论其背后并不存在着互不相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提高其本国劳工标准虽然在短期内不利于其出口贸易，但从长远来看有促进其经济发展和国民福利的一面；此外，发达国家国内也并非一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其国内的不同利益主体对这一争论有着不同的响应。基于上述考虑，结合目前发展中国家劳工权益保障的不足，笔者认为提高国内劳工标准是大趋势，发展中国家不应一味抵制这一问题而应该全面认识问题的利弊，从切实保护劳工利益和提高国民福利角度出发，在保证本国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对这一争论做出积极的响应。

参考文献：

[1]ElisabethCappuyns，LinkingLaborStandardsandTradeSanctions:AnAnalysisofTheirCurrentRelationship，36Colum.J.Transnat''''lL.659.

[2][美]曼昆.经济学原理:第2版（上册）[M].梁小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3-54.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M].肖琛，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4-15.

[4]See，e.g.，T.N.Srinivasan，InternationalTradeandLabourStandardsfromanEconomicPerspectiveinChallengestotheNewWorldTrade

Organization239-43（PitouvanDijck&GerritFaber，eds.，1995）.

[5]DavidRichardson，IncomeInequalityandTrade:HowtoThink，WhattoConclude，9J.Econ.Persp.33（1995）.

[6]KennethSwinnerton，AnEssayonEconomicEfficiencyandCoreLaborStandards，20WorldEcon.73（1997）.

[7]例如非洲国家间贸易额2002年大约为110亿美元，而非洲国家与非洲外国家的贸易额在2002年则达1290亿美元，因此2002年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不到非洲国家总贸易额的10%，相关数据参见WTO网站[EB/OL]./english/res_statis_e/its2003_e/its03_bysubject_e.htm#sector.

[8]C.RoeGoddard，DefiningtheTransnationalCorporationintheEraofGlobaliz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State-MarketRelationsinaChangingGlobalOrder，435-56，443.

[9]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3条.

劳工范文篇10

一、主要措施：扎实而到位

自*被确定为CP-TING项目实施城市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分管领导多次召开协调会议，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建立起多方参与、综合治理、共同预防流动人口中女性被拐卖的合作机制。

一是组织领导到位。成立项目市级指导委员会，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妇联、工会、民政、公安等17个部门领导为成员，全面负责CP-TING项目的实施，形成书记挂帅、政法委监督、妇联牵头、17个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同时，在天宁、钟楼两个试点区建立了相应的项目指导小组，为项目的实施提供充分的组织保障；政府配套了专门资金，为项目实施提供经济保障；市、区、街道、村（社区）各级妇联组织指定专人负责，定期召开会议、组织培训，为项目实施提供人力保障。

二是环境优化到位。一是优化政策环境，专门出台了《*市适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市流动人口管理办法》等文件，全面实施新市民计划生育“一卡通”工程、开展“同一片蓝天、同一份关爱”新市民服务月、“关爱农民女工生殖健康综合防治工程”、“关爱流动儿童--蓝天计划”，为流动妇女儿童求学、就业、发展优化政策环境。二是优化社会环境，借助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力量，借助三八、五一、六一等节日，通过开展“春雨”防拐活动、儿童论坛、“新市民节”、“我进程、我务工、我成长”大型招聘会、十佳农民工评比等活动，大张旗鼓地宣传CP-TING项目；定期制作项目简报，活动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项目、参与项目；设计制作一批知识性强、实用性强的宣传资料进行发放，在全社会营造关爱流动妇女儿童的良好氛围。

三是培训指导到位。一是“沉下去”调研。通过入户调查摸底，对流动人口的工作、学习、生活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我市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奠定了基础。二是“走出去”学习，积极支持项目工作人员参加国家、省级项目办举办的各类培训，提升项目人员的工作能力；三是“请进来”宣传，主动承担国家项目办实施的“监测与经验总结”会议及媒体培训班，既让国家项目办官员、外国专家及项目实施省份工作人员以及媒体齐聚*，探讨安全流动行动计划的目标、监测工具及反馈意见，交流如何更好发挥媒体正确的宣传和倡导作用，还让培训人员充分地了解了*的项目实施情况、*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四是实施雇主培训，组织娱乐场所负责人就“雇主在招用年轻流动女职工过程中的责任有哪些？”等问题开展讨论，让娱乐场所负责人认识到剥削、拐卖流动妇女的严重后果。

四是平台搭建到位。一是在城郊结合部村（社区）、新市民公寓建立7个“流动妇女之家”，借用村（社区）、新市民公寓场地和项目资金完善“流动妇女之家”软硬件设施，开展防拐意识、法律素养、劳动技能等12门核心课程的培训，为广大流动妇女提供集教育、娱乐、交流、服务等为一体的活动平台；二是以妇女儿童教育培训中心为龙头，整合各级各类成人学校、巾帼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人口与计划生育学校、新市民夜校、母亲学校等阵地建立了53个“新市民巾帼培训基地”、109个“新市民巾帼读书站”、1000个流动课堂，为流动妇女搭建求知求乐求发展的提升平台；三是分布全市各地的80个新市民巾帼维权站与“四大中心一个热线”（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市110家庭暴力报警中心、家庭暴力伤情鉴定中心、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和12338维权热线）实现联动，在乡镇、街道妇联、社区、民事调解所、律师事务所设置律师接待日和信访接待日，全方位筑牢维权防线。

二、工作成效：积极而深远

一是强化了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通过项目宣传动员和有关合作伙伴对项目的执行，使大家认识到，各级领导都是项目实施的组织者、责任者，各个部门都是项目实施的合作者、执行者，每位公职人员都是项目实施的宣传者、工作者，各部门只有在政府的倡导下，整合资源、密切配合，才能做好项目。通过对项目的组织实施，积极参与国家、省项目办组织的“参与式”培训、学习，也提高了项目工作人员对项目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二是提高了流动妇女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经过我们四年的努力，通过多方位的宣传、多途径的直接援助，大部分流动妇女都认识到了自己可能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防范被剥削、被拐卖，当陷入危险境地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维权的知识；并且使她们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从而勤学苦练，以过硬的职业技能提升自己的职业地位、社会地位，实现岗位建功、岗位成才，达到稳定就业队伍、融洽劳资关系的双赢局面。

三是拓展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阵地。流动人口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和维权工作，项目实施后建立的“流动妇女之家”，以村（社区）场地为依托，以项目资金为保障，成为集教育、娱乐、交流、服务为一体的温馨会所，在连接目标人群和相应的政府服务方面，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深受流动妇女欢迎，也成为各级政府做好流动人口工作的有效抓手。

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明确而清晰

回顾四年的项目实施过程，总体上是成功的，在预防拐卖妇女儿童工作方面取得成绩也是显著的，但从有利于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及主流化运作的角度出发，在项目实施的操作层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改进：

一是项目宣传的知晓度问题。CP-TING项目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降低中国女童和青年妇女面对拐卖的脆弱性和提高她们找到“安全的体面工作”的能力，预防她们从事“不可接受”的工作。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对“拐卖”的理解仍然是“以强迫婚姻和收养为目的，拐骗、绑架、贩卖妇女和儿童”，对以劳动剥削为目的拐卖（如山西黑砖窑事件）还没有被公众普遍认识。

二是项目的针对性问题。我市的流动妇女大部分在纺织服装等加工制造业企业务工，工作周期长，工作时间不确定，而项目实施过程中大多是以集中授课为主要形式的培训活动，且授课形式相对传统，要吸纳流动妇女完成12门指定课程的培训存在较大的困难。

三是流动妇女的参与度问题。由于文化背离景、风俗习惯等原因，很多流动人口包括务工女青年还没有被城市的主流群体接纳，她们通常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在社会活动中与当地市民存在着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沟通障碍。她们的当务之急是满足生存需求，无心过多考虑更高需求层次的满足，这和项目期望的主动性参与还有一定的距离。

拐卖妇女儿童是现阶段对妇女儿童人身权利侵害的主要表现形式，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反复性和长期性。根除这种社会丑恶现象，不是仅靠一两个试点项目就可以解决的，项目的实施只是“催化剂”，项目的最终成功在于通过项目试点来影响政策机制和动员政府资源，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集预防、打击、救助和康复为一体的长效工作机制，从而确保项目实施的可持续性。

一要加强宣传引导，巩固全社会的思想基础。为了进一步提高防拐工作的宣传力度，我市要大力做好三个层次人员的宣传：一是继续加强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宣传，通过公职人员的有效合作，逐渐转变他们自身的观念意识并提高预防能力：即从“打击”为重，转变到“防范”为主；从只对特殊人群的“控制”到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从“各负其责”到“配合行动”；促使公职人员在参与性行动过程中提升能力。二是加强流动妇女的自我保护意识宣传，要积极争取流动妇女群众的配合和支持，制定实施方案，组建宣讲队、文艺队，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预防和遏制拐卖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知识，兴起预防和遏制拐卖妇女儿童宣传教育活动的高潮。三是加强本地市民的平等意识宣传，要广泛宣传流动人员在我市经济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与先进个人典型，探索形式新颖的互动活动，搭建与外来务工人员的沟通桥梁，促进流动妇女与城市和市民的融合。

二要完善组织机构，强化政府各部门的职能作用。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政府的主体作用。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在打击和预防拐卖中的主体作用，经费预算上应进行长期投资，采取政府投入、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资办法，及时把项目总结的好方法推广到非项目地区；另一方面，要认真贯彻落实20*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20*-2010年）》，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完善工作机制，整合资源，建立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全社会参与的反拐合作机制，保障《行动计划》顺利实施。二是要继续发挥市级项目指导委员会在防拐工作中的协调作用，要加强项目指导委员会在确定市级项目整体逻辑框架、监测评估指标和年度工作计划，监督评估有关职能部门等在实施项目中的工作能力和水平中的作用，积极指导并参与制定市级或市际间预防拐卖的政策文件，协调各成员单位启动自有资源，为项目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支持。三是要明确各成员单位在防拐工作中的职责，在市委政法委牵头组织下，积极协调各有关部门履行职责，共同推动流动人口中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