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范文10篇

矿难范文篇1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召开“××××”矿难警示大会，主要目的是：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企业经营者认真汲取血的教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水平，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创造和谐环境、提供安全保障。刚才，我们共同观看了“××××”事故警示片，伟光同志宣读了关于新丰二矿“××××”事故处理意见，遇难家属代表、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共同举行了“告别矿难、从我做起”宣誓仪式，我相信必将在全社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和共鸣。随后，**市**副市长还要做重要讲话。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一、我们一定要牢记血的教训

××××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日子，去年的今天，我市新丰二矿发生了特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震惊了全国，影响极其恶劣，代价异常沉重。××位矿工兄弟鲜活的生命瞬间消亡，××个青壮劳力的逝去，代表着××个家庭的破碎，使××个家庭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因为这一次事故，我们多少同志奋斗多年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就经济层面来看，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万元，隐性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算。煤矿企业停工停产整顿达××个月时间，使我市从事煤炭行业的××××万余人临时下岗失业，如果一个家庭按××××口人计算，就影响了我们市××××*万人的收入。为此，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由于安全监管脱节、安全责任丧失、违章作业失范、侥幸心理作祟才酿成了我市“××××”这个骇人听闻的特大安全事故，这是个血的教训，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虽然说煤炭是全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是高效高收入行业，但也是高危高风险行业，我们万万不可要效益忽视生命、求利益挺而走险、讲交情淡化责任，这样做人民不答应、政府不答应、国法不答应，必将付出血的代价，也必将轮为历史的罪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家一定要算清这笔生死账、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牢固树立“安全就是生命、就是效益、就是形象、就是保障，更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意识，以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重视安全生产，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尽到百分之百的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抓紧抓牢，让上级党委政府放心，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二、我们一定要受到深刻的警示

自去年“××××”矿难以来，我们痛下决心，强化措施，狠抓煤矿安全生产，通过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加大投入、关闭整合、实施技改、强化监管、隐患排查治理等多种手段，形成了全市合力抓安全的浓厚氛围，煤矿安全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安全生产形势趋于平稳，成绩来之不易，难能可贵。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平稳，就盲目乐观，而应该以更加负责的心态去正视我们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当前我市煤矿安全生产现状，仍然存在：安全责任错位、安全隐患整改的长效机制不健全、煤矿企业“三超”生产冲动强烈、安全投入不足、煤矿安全的“双基”工作薄弱等不足和问题。加之当前，我们正处在应对危机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建国60周年大庆的特殊时期，这对我们抓好安全生产、维护发展大局、造好和谐环境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9月8日我省××××又发生了一起煤矿瓦斯爆炸特大安全事故，对此，省安委会9月9日专题下文，全省的的煤矿安全形势再度叫紧。可以说，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居危思危，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紧迫感，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必须把监管到位、责任到位、盯死看牢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坚决防止煤矿企业违规偷生产、不按规定整改，监管单位玩忽职守、懈怠责任等违法违纪恶性事件的发生；坚决防止我市来之不易的安全稳定大局遭到任何损伤；坚决防止在祖国60华诞大庆之时来自我市的任何不利影响。

三、我们一定要狠抓事故的防范

大量事故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违法生产就是谋财害命，恶意违法冒险就是故意杀人，不履行责任就是纵容犯罪！侥幸、麻痹、畏难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隐患，非法生产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风险，为此我们：一定要健全隐患整治长效机制，坚持好“企业自查、联保互查、系统检查、行业抽查、监管督查、政府督办”工作制度，认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根据行业特点和群众举报信息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和突击暗访活动，真正做到隐患治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坚决铲除安全隐患这个“黑客”；一定要加大安全保障能力，形成“要安全、先达标、常强化、常警示”的理念，始终把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工程，把质量标准化工作贯穿于技改全过程，贯穿于日常管理之中，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投入，安排专项资金整治重大隐患，不断增强企业的安全保障和安全防范能力；一定要提高安全监管效能，强化“四级监管网络”，尤其是各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负好责、牵好头，落实监管责任，切实把管辖范围内的各类企业是否落实排查治理责任、是否保证隐患治理和安全技术改造所需资金、排查出的隐患是否立即进行治理整改、一时难以治理的是否采取了监控防范措施并制定限期整改计划等做为安全监管的重头戏，重拳出击，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存在的问题坚决予以纠正，着力提升监管实效；一定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四位一体”责任追究制度，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隐患追究、过程追究、落实追究，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严刹严治责任错位、责任空位、责任虚位、落实走调的不正之风，做到安全责任常抓、常警、常治、常醒。

矿难范文篇2

关键词：煤矿经济；矿难

纵观我国众多矿难事故，近几年来，广西南丹矿难、山西繁峙矿难等系列案件，我们不得不对当前煤矿安全生产的现状担忧。

煤矿事故的一再发生，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府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为什么在中央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地方矿难事故依旧不断？矿主和地方政府之间是不是存在勾结？为更加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中央、地方与官员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观察和审视。

1煤矿经济与地方政绩

在过去20多年，各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定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并以此作为各级政府管理者政绩考核、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依据，形成了所谓“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体制。在扭曲的制度激励下，地方官员把注意力都放在短期经济利益上而不是长期的社会效益上，他们“理性”地选择追求有形政绩(如兴土木、上项目等)而忽略无形政绩(如可持续发展、生态保护等)。一旦外在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地方政府就可能成为所谓的“应付型组织”。在一些重要的产煤区，煤炭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命脉，采矿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矿上的税收在地方财政税中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对经济发展的迫切愿望以及地方官员基于上级经济偏好的政绩需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当局对矿产的掠夺性开采。因此，很多矿区都走上了“靠矿吃矿”的道路，导致众多富矿区成为全国有名的特大事故隐患区。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担心影响政绩、上级追究责任以及矿主怕承担事故责任和罚款，导致事故调查和处理不顺畅，事故受理及查处渠道不畅通。

2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结构

从激励理论的角度讲，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官员主要面临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激励不足。因为现实中极少存在正式的货币激励契约来激励政府官员的。因为，精确测量政府组织中官员们的工作业绩往往十分困难。

有些政府目标（如经济增长、就业增加等）是能够测量的，但有的政府目标（如垄断规制、社会公正等）则难以测量。可测量政府目标与不可测量政府目标经常会发生冲突。根据霍姆斯特姆和米尔格罗姆多项任务委托—理论，如果通过货币补偿激励政府官员去实现可测量的目标，那么那些不能测量的目标会由于没有货币补偿的激励而得不到重视。

由于通过货币补偿激励政府官员努力工作在契约设计上存在着上述困难，提拔制度以及各种监督制度就构成政府体制中最重要的激励约束机制。在提拔的激励和监督的约束下，官员们的工作动机不再是眼前的直接物质回报，而是未来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但是，我国目前的政府体制上，政治升迁不仅是政治控制权收益的扩大，而且与货币形态的收益密切相关。升官意味着发财，至少个人的福利增加很大。事实上，“升官发财”导致的官员非理性甚至是违法行为不胜枚举。纯政治升迁的激励，权力太大，激励的强度太大，而其他的激励相差太悬殊，没有起到激励的作用。当然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政治升迁波及面毕竟有限，但是对于大多数可能承担重大责任和公共安全的官员来说，假设在客观上不具备或主观预期不能继续升迁时，若官员始终勤政廉政，他也不会得到与他负责的工作相对应的巨大风险相联系的有效激励，从而容易使部分官员表现出干多干少一个样，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或者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庸俗主义。可以说，官员的有效激励设计正是政府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的部分。

二是监督缺位。客观存在链过长和信息不对称的困难，使上级政府与地方居民两方的委托人对人—地方官员的监督，一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缺乏积极性，监督有时变得是独剩形式。这样，少数握有重权的地方官员或者是部门“一把手”往往成了独往独来的决策者。这时，其组织行为的理性与否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素质和道德修养，一旦决策失误就会给地方和组织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当然，尽管体制内部并没有给地方居民直接监督官员行为或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制度安排，传统上地方居民习惯上被动接受政府自上而下传递的信息。但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正在打破传统的信息传递方式，过去，地方发生的情况或危机逐级上报，上层官员决策的信息根据密级按官员级别下达，地方居民最后以官方公布的信息掌握最后的情况。互联网的存在正在打破这种传统的决策信息传导方式，现实的情况是，很可能上层官员决策甚至知晓地方情况之前，居民已经掌握危机或信息的第一手情况，并可能极大地激发其危机反馈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官员的决策行为和执行力无形中成为被动地公开接受公众的评判，可以说，即使是体制内不进行官员监督的制度强化安排，事实上官员的决策环境正面临空前的严峻形式。

3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

合理科学的法律制度构建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必须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充分考虑人性的因素。哲学家休谟说：“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公民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日标。”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要达至善的目标，就必须首先考虑到人性的弱点或局限性。故要建立个性化、科学化的考评指标体系。

3.1突破考评内容、指标“大一统”的束缚以往“大一统”的考评指标一般产生于当地组织部门之手，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大一统”考评指标，改变以往那种组织部门闭门造车确立统一考评指标，下级部门党政干部被动执行的状况。而是要先让各下级部门党政干部根据本部门工作的性质，工作开展难度以及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自提考评指标，而后由组织部门工作小组逐一核实各下级部门党政干部自定指标时所提及的种种情况，判断其所提指标是否妥当，做出各个部门考评指标的审查结果，最后与当事人逐一见面，敲定双方都认可的考核指标，其间可申诉、可旁听。一旦商定各部门党政干部考评指标，则公示于群众，公示于相关部门，若有疑义则听证；若无疑义，则据此进行年中、年终考评。

3.2考评指标固然“结果”很重要，但更须重视“过程”和“程序”以“结果”作为考评指标只是对现状的描述，但无法溯及以往。当我们谈论“结果”的时候，必须廓清三个问题，一是要弄清“结果”的行政成本；二是要列出原有的业绩状况，并与现实中的结果相对照，算出其相对的增长情况、发展情况并作为考评的一个指标；三是要仔细研究为实现结果所采取的手段办法是否合乎法律规范。

3.3要在政府职能和岗位职责的框架内确定考评指标首先，在全社会范围内要进行一场政府职能定位和岗位分类的普及教育，督促全体干部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必须到位；其次，对现有政绩考评指标要做重新审视，进行必要清理，像招商引资、产值等，它们显然不是党政部门的岗位职责，理应清理；再次，要对现有政绩考评指标做增补，把一些本该由党政部门干部应尽的义务、职责，如保证国家安全，维护司法公正，弥补市场失灵，帮助贫困人员等列入政绩考评指标；最后，要加强必要监督，上级部门固然要经常检查下级部门、个人的越位问题。下级部门对上级部门下达的越位指标也要坚持原则，敢于争辩，敢于申诉，基层群众面对越位或缺位之举更要积极应对，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和渠道，或举报投诉或进行行政诉讼。

3.4政绩考评方法不应笼统

矿难范文篇3

【关键词】矿难治理措施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煤炭生产安全形势一直较为严峻。从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间，我国每百万吨煤死亡率为4.99，同一指标，美国为0.04，印度为0.5。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煤矿事故死亡6027人，当年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而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死亡人数的80%。同时，百万吨死亡率为3.07，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为了防止矿难频频发生，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煤矿的监管，如在2005年将原属于各省的煤炭管理局升格为部级单位，由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同时，国家和各产煤省份还分别制定出台了多项整顿煤矿的措施、条例等。然而，从当前重大恶性矿难仍频频发生的现实来看，收效并不大。

客观地看，采煤是高危行业，稍微麻痹或松懈就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绝对避免矿难的发生。在我国，矿难的发生原因更是复杂多样，既有机械化程度低、安全技术与装备水平不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地质环境恶劣等因素，也有违法开采、违章操作、监管不力等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当事人疯狂追求利益的结果。一般地，所有的矿难都有三个基本当事人：矿主、矿工和监管者。应当承认，在矿难发生之前，矿主和矿工是通过自由契约结合在一起的，而二者形成契约关系的原因在于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必须首先把矿难的当事人看成理性的“经济人”，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当事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矿难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矿难是当事人追逐利益和监管失灵的结果

对矿主来说，以最小的成本追逐最大的利益是理性的。矿主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u（y，c）

这里的u，y，c分别表示矿主的效用、货币收入和付出的成本。其中，u与y正相关，而与c负相关。对矿主而言，要实现u最大化的目标，就应该以更少的c获得更多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减少对安全设备的投资、放弃对矿工的技能及安全培训就成为必然，不少矿井的矿工既缺少必要的安全技能知识，又不得不在设备极其简陋的井下作业。另外，近年来煤炭市场供求失衡，使煤炭价格居高不下，利润也不断提高，一个年产30万吨的煤窑，在2004年的纯收入可以达到5000万元，日均十几万元，一个小煤窑一年内就可以造就一个千万富翁。因而，企业超产冲动强烈，煤矿普遍超能力、高负荷生产，特别是群发性非法开采、违法违规生产现象严重，恶化了煤矿的安全环境。从主观上讲，所有的矿主并不希望矿工死亡，甚至很害怕矿工死亡，恶性的矿难意味着他们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要面临法律的制裁。然而，现实的暴利和潜在的风险的对比常常会使矿主铤而走险。

而对矿工来说，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酬是理性的。矿工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u（y，e）

这里的u，y，e分别表示矿工的效用、货币收入和为劳动而付出的努力。其中，u与y正相关，而与e负相关。因此，对矿工而言，要实现u最大化的目标，就应该以更少的e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在计件工资的背景下，工人的偷懒行为被有效地抑制了。由于一方面工人想赚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矿主为了尽可能在煤炭行情较好时多产一些煤，多赚一些钱，就会逼迫工人下井，因此，在多起矿难事故中，尽管工人已发现一些事故的隐患，但多数还是冒险下井或被逼下井，最终导致灾难的发生。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矿工，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生活一般处于贫困状态，甚至“不下井就饿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获得报酬，他们就下井采煤，因此，他们在高风险下追逐利益的行为，实际是由于生活所迫而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这也显示出我国农民工令人堪忧的生活和工作境况。

在现实世界里，人都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矿主和矿工也不例外。矿主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以表现在尽量减少成本，比如减少对煤矿的安全投入，也可以表现为在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仍逼迫矿工下井采煤；矿工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能表现为偷懒，也可能表现为在高风险时仍然工作。而且不容忽视的是，矿工很难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团体与矿主相抗衡，从矿工、矿主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对于矿工，尤其是接近于无限供给的农民工而言，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人多力量小，人人都想“搭便车”，组织难度太大；而且矿主的势力太强，双方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在此背景下，矿难就易发生，这种状况的存在显然不能为社会所容许，这时，就需要额外的外在机制，即监管者来避免矿难的发生。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被政府赋予监管的职责，监管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也以最大化作为行为的准则，在经济学上，这些官员被称为官僚。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α1Yβ1Pγ1

其中，Y为官员由其职位所获得的收入，P为由其职位带来的非货币的额外收入集合，即权利租金。官员也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既要追求职位所获得的收入，也要追求权利租金，尤其是当权力租金非常大时。正因如此，官煤勾结才会出现，从而导致监管无法顺利进行，我国煤炭行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监管失灵，目前的监管失灵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或者政绩，而有意放松监管或监管措施不得力。例如，山西省的采煤大户金业煤焦化集团2003、2004两年分别上缴税费1.34亿元和1.81亿元，在山西的民营企业中仅次于钢铁大王海鑫集团。对于这样的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常常难以真正有效地实施监管，因为打击这样的企业，也就打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04年8月7日的广东大兴矿难发生前，大兴煤矿董事长曾云高因对地方经济“贡献突出”，而当选为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让财力高度紧张的地方政府对类似的企业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实际是不可能的。

第二，监管者为了私人利益，而不去监管，甚至阻止他人去监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包括部分监管者）直接或间接参与煤矿经营或者与矿主勾结从中牟利，其形式主要有：以个人或他人名义入股办矿或获得“干股”，谋取非法利益；自办煤矿或违法违规支持其亲属办矿，非法牟取暴利；在为煤矿企业办理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等各种证照的过程中收受贿赂；在煤矿违法生产经营中充当保护伞，获得私利；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包庇、袒护、瞒报、逃避惩治处理等。如此，由于利益趋导，常常会形成官商勾结，使安全检查、调查、追查等行政手段形同虚设。

第三，一些监管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迫于各方面压力，无法正常监管。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监管者的级别越高，进行正常监管的意愿越强。但监管者的级别越高，又和基层的距离越远，对基层的信息掌握的就越差，有效监管就难以实施。我们不否认一部分基层监管者出于职业和社会责任，也希望能对违规采煤等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是，当上级部门或者其他社会力量出于地方经济发展或者私人利益，对其施压甚至直接阻挠其监管时，监管常常难以正常进行。

三、对策与建议

正是由于矿主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和监管失灵，才会造成我国矿难的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既不是我们技术不先进，也不是相关制度缺乏，而是矿主、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对矿工生命的漠视。矿难发生后，常常是以“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买单”收场，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国家和社会。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这个问题其实加里·贝克尔在几十年前研究犯罪问题时就给出我们答案了。他认为，当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资源用于其它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异。因此，犯罪行为只是一般选择行为的扩展，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等特殊范畴，而对付犯罪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罚款，在必要的时候再施之于刑法及其它措施。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所说的“犯罪”包括一切违法行为，比法律上的“犯罪”范围要大。贝克尔的理论对于我国的矿难治理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要预防矿难发生，就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首先，大幅提高对遇难矿工的赔偿金额及对矿主的罚款金额，影响矿主的成本收益比，使其在违规时得不偿失。然而当前我国对遇难矿工的赔偿制度却会助长矿主的机会主义倾向。目前，对遇难矿工的赔偿提高到一般是每人20万元。对于很多煤矿而言，停产一天的损失（可高达100万元）远高于这个数目，对违规矿主的罚款金额也只有数十万元，而且矿难会否发生，发生后能否被发现，被发现了是否被处罚都很难说，再加上煤炭市场行情不断上涨，这些都足以让矿主心存侥幸而冒险。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谨、行之有效的矿难处罚机制。20世纪50年代，美国也曾矿难不断。后来，美国采取了一项让煤矿“死不起人”的决定，既要求矿主开矿前先交纳足够的事故处理保证金，同时，每死亡1人要赔付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从而迫使大小矿主开始“以人为本”，珍惜矿工生命。如今美国的采矿死亡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严惩煤矿事故背后的腐败。矿难频发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矿主心太黑，认钱不认人，矿工命太贱，要钱不要命，但从根本上说是腐败助涨的，腐败使一切煤矿安全生产的规定都名存实亡。因此，第一，禁止地方政府或其官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煤矿经营活动的规定要法律化、制度化。第二，提高我国政治发展水平，使政府行为受到有力约束，避免政府官员通过“设租”来为自身谋取利益。第三，完善法制体系、严格监管制度，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监管体系，并修改现行煤矿法规，使其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

再次，应在煤炭行业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在管理上应强制要求煤矿达到一定安全投入、安全标准才能生产，并且事先要交纳高额的事故处理保证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已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煤矿企业必须以法人名义将一定资金专户存储，根据产能存储60万至600万。事实证明，事前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从业风险，从而提高整个煤矿的安全生产水平，维护矿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应强化开采前“准入门槛”的把关与开采中安全生产的监控。

最后，还应保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所有大矿难的背后，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着官员的违法犯罪。因此，对监管官员也进行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内在的监督机制更需要外在的媒体监督的约束。近年来的一系列矿难，以及其它很多恶性事件，都是大众传媒首先揭露出来的。所以，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帮助有关部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大力支持新闻舆论对权力的监督。

【参考文献】

[1]袁国良、王怀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证分析及其相关问题[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矿难范文篇4

【关键词】矿难治理措施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煤炭生产安全形势一直较为严峻。从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间，我国每百万吨煤死亡率为4.99，同一指标，美国为0.04，印度为0.5。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煤矿事故死亡6027人，当年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5%，而矿难死亡人数却占世界死亡人数的80%。同时，百万吨死亡率为3.07，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倍。为了防止矿难频频发生，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对煤矿的监管，如在2005年将原属于各省的煤炭管理局升格为部级单位，由国务院实行垂直管理；同时，国家和各产煤省份还分别制定出台了多项整顿煤矿的措施、条例等。然而，从当前重大恶性矿难仍频频发生的现实来看，收效并不大。

客观地看，采煤是高危行业，稍微麻痹或松懈就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绝对避免矿难的发生。在我国，矿难的发生原因更是复杂多样，既有机械化程度低、安全技术与装备水平不高、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低、地质环境恶劣等因素，也有违法开采、违章操作、监管不力等问题，但最根本的还是由于当事人疯狂追求利益的结果。一般地，所有的矿难都有三个基本当事人：矿主、矿工和监管者。应当承认，在矿难发生之前，矿主和矿工是通过自由契约结合在一起的，而二者形成契约关系的原因在于对各自利益的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必须首先把矿难的当事人看成理性的“经济人”，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当事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因此，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矿难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二、矿难是当事人追逐利益和监管失灵的结果

对矿主来说，以最小的成本追逐最大的利益是理性的。矿主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u（y，c）

这里的u，y，c分别表示矿主的效用、货币收入和付出的成本。其中，u与y正相关，而与c负相关。对矿主而言，要实现u最大化的目标，就应该以更少的c获得更多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减少对安全设备的投资、放弃对矿工的技能及安全培训就成为必然，不少矿井的矿工既缺少必要的安全技能知识，又不得不在设备极其简陋的井下作业。另外，近年来煤炭市场供求失衡，使煤炭价格居高不下，利润也不断提高，一个年产30万吨的煤窑，在2004年的纯收入可以达到5000万元，日均十几万元，一个小煤窑一年内就可以造就一个千万富翁。因而，企业超产冲动强烈，煤矿普遍超能力、高负荷生产，特别是群发性非法开采、违法违规生产现象严重，恶化了煤矿的安全环境。从主观上讲，所有的矿主并不希望矿工死亡，甚至很害怕矿工死亡，恶性的矿难意味着他们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要面临法律的制裁。然而，现实的暴利和潜在的风险的对比常常会使矿主铤而走险。

而对矿工来说，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获得尽可能多的报酬是理性的。矿工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Maxu=u（y，e）

这里的u，y，e分别表示矿工的效用、货币收入和为劳动而付出的努力。其中，u与y正相关，而与e负相关。因此，对矿工而言，要实现u最大化的目标，就应该以更少的e获得更多的收益。然而，在计件工资的背景下，工人的偷懒行为被有效地抑制了。由于一方面工人想赚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矿主为了尽可能在煤炭行情较好时多产一些煤，多赚一些钱，就会逼迫工人下井，因此，在多起矿难事故中，尽管工人已发现一些事故的隐患，但多数还是冒险下井或被逼下井，最终导致灾难的发生。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矿工，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生活一般处于贫困状态，甚至“不下井就饿死”，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获得报酬，他们就下井采煤，因此，他们在高风险下追逐利益的行为，实际是由于生活所迫而做出的无奈的选择，这也显示出我国农民工令人堪忧的生活和工作境况。

在现实世界里，人都是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矿主和矿工也不例外。矿主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以表现在尽量减少成本，比如减少对煤矿的安全投入，也可以表现为在有高度风险的情况下仍逼迫矿工下井采煤；矿工的机会主义倾向既可能表现为偷懒，也可能表现为在高风险时仍然工作。而且不容忽视的是，矿工很难组织起来，作为一个团体与矿主相抗衡，从矿工、矿主双方力量的对比来看，对于矿工，尤其是接近于无限供给的农民工而言，集体行动的逻辑必然导致人多力量小，人人都想“搭便车”，组织难度太大；而且矿主的势力太强，双方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在此背景下，矿难就易发生，这种状况的存在显然不能为社会所容许，这时，就需要额外的外在机制，即监管者来避免矿难的发生。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被政府赋予监管的职责，监管者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也以最大化作为行为的准则，在经济学上，这些官员被称为官僚。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

U=α1Yβ1Pγ1

其中，Y为官员由其职位所获得的收入，P为由其职位带来的非货币的额外收入集合，即权利租金。官员也是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既要追求职位所获得的收入，也要追求权利租金，尤其是当权力租金非常大时。正因如此，官煤勾结才会出现，从而导致监管无法顺利进行，我国煤炭行业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监管失灵，目前的监管失灵主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一些地方领导为了地方经济发展或者政绩，而有意放松监管或监管措施不得力。例如，山西省的采煤大户金业煤焦化集团2003、2004两年分别上缴税费1.34亿元和1.81亿元，在山西的民营企业中仅次于钢铁大王海鑫集团。对于这样的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常常难以真正有效地实施监管，因为打击这样的企业，也就打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在2004年8月7日的广东大兴矿难发生前，大兴煤矿董事长曾云高因对地方经济“贡献突出”，而当选为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让财力高度紧张的地方政府对类似的企业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监管实际是不可能的。

第二，监管者为了私人利益，而不去监管，甚至阻止他人去监管。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包括部分监管者）直接或间接参与煤矿经营或者与矿主勾结从中牟利，其形式主要有：以个人或他人名义入股办矿或获得“干股”，谋取非法利益；自办煤矿或违法违规支持其亲属办矿，非法牟取暴利；在为煤矿企业办理采矿许可证、生产许可证、安全许可证等各种证照的过程中收受贿赂；在煤矿违法生产经营中充当保护伞，获得私利；在事故调查处理过程中包庇、袒护、瞒报、逃避惩治处理等。如此，由于利益趋导，常常会形成官商勾结，使安全检查、调查、追查等行政手段形同虚设。

第三，一些监管者由于信息不对称或迫于各方面压力，无法正常监管。从当前的情况来看，监管者的级别越高，进行正常监管的意愿越强。但监管者的级别越高，又和基层的距离越远，对基层的信息掌握的就越差，有效监管就难以实施。我们不否认一部分基层监管者出于职业和社会责任，也希望能对违规采煤等实施有效的监管。但是，当上级部门或者其他社会力量出于地方经济发展或者私人利益，对其施压甚至直接阻挠其监管时，监管常常难以正常进行。

三、对策与建议

正是由于矿主对利益的疯狂追逐和监管失灵，才会造成我国矿难的频频发生。究其原因，既不是我们技术不先进，也不是相关制度缺乏，而是矿主、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对矿工生命的漠视。矿难发生后，常常是以“矿主赚钱、矿工受难、政府买单”收场，最终承担损失的是国家和社会。如何扭转这种不利局面？这个问题其实加里·贝克尔在几十年前研究犯罪问题时就给出我们答案了。他认为，当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资源用于其它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犯罪。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与成本之间的差异。因此，犯罪行为只是一般选择行为的扩展，用不着诉诸道德的颓废等特殊范畴，而对付犯罪的最有效手段就是罚款，在必要的时候再施之于刑法及其它措施。需要指出的是，贝克尔所说的“犯罪”包括一切违法行为，比法律上的“犯罪”范围要大。贝克尔的理论对于我国的矿难治理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笔者认为，要预防矿难发生，就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首先，大幅提高对遇难矿工的赔偿金额及对矿主的罚款金额，影响矿主的成本收益比，使其在违规时得不偿失。然而当前我国对遇难矿工的赔偿制度却会助长矿主的机会主义倾向。目前，对遇难矿工的赔偿提高到一般是每人20万元。对于很多煤矿而言，停产一天的损失（可高达100万元）远高于这个数目，对违规矿主的罚款金额也只有数十万元，而且矿难会否发生，发生后能否被发现，被发现了是否被处罚都很难说，再加上煤炭市场行情不断上涨，这些都足以让矿主心存侥幸而冒险。因此，必须建立一套科学严谨、行之有效的矿难处罚机制。20世纪50年代，美国也曾矿难不断。后来，美国采取了一项让煤矿“死不起人”的决定，既要求矿主开矿前先交纳足够的事故处理保证金，同时，每死亡1人要赔付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从而迫使大小矿主开始“以人为本”，珍惜矿工生命。如今美国的采矿死亡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严惩煤矿事故背后的腐败。矿难频发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矿主心太黑，认钱不认人，矿工命太贱，要钱不要命，但从根本上说是腐败助涨的，腐败使一切煤矿安全生产的规定都名存实亡。因此，第一，禁止地方政府或其官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煤矿经营活动的规定要法律化、制度化。第二，提高我国政治发展水平，使政府行为受到有力约束，避免政府官员通过“设租”来为自身谋取利益。第三，完善法制体系、严格监管制度，建立一套合理高效的监管体系，并修改现行煤矿法规，使其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

再次，应在煤炭行业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在管理上应强制要求煤矿达到一定安全投入、安全标准才能生产，并且事先要交纳高额的事故处理保证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已规定，从2006年1月1日起，煤矿企业必须以法人名义将一定资金专户存储，根据产能存储60万至600万。事实证明，事前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从业风险，从而提高整个煤矿的安全生产水平，维护矿工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应强化开采前“准入门槛”的把关与开采中安全生产的监控。

最后，还应保证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所有大矿难的背后，几乎无一例外的存在着官员的违法犯罪。因此，对监管官员也进行监督是必要的。但是，内在的监督机制更需要外在的媒体监督的约束。近年来的一系列矿难，以及其它很多恶性事件，都是大众传媒首先揭露出来的。所以，新闻舆论监督对于帮助有关部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大力支持新闻舆论对权力的监督。

【参考文献】

[1]袁国良、王怀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证分析及其相关问题[M]，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0（3）.

矿难范文篇5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在这里召开“****”矿难警示大会，主要目的是：教育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企业经营者认真汲取血的教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强化安全责任、提升安全水平，推动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创造和谐环境、提供安全保障。刚才，我们共同观看了“****”事故警示片，伟光同志宣读了关于新丰二矿“****”事故处理意见，遇难家属代表、有关责任人进行了发言，全体与会人员共同举行了“告别矿难、从我做起”宣誓仪式，我相信必将在全社会产生强烈的反响和共鸣。随后，郑州市孙金献副市长还要做重要讲话。下面，我先讲三点意见，与大家共勉：

一、我们一定要牢记血的教训

****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日子，去年的今天，我市新丰二矿发生了特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震惊了全国，影响极其恶劣，代价异常沉重。**位矿工兄弟鲜活的生命瞬间消亡，**个青壮劳力的逝去，代表着**个家庭的破碎，使**个家庭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因为这一次事故，我们多少同志奋斗多年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就经济层面来看，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万元，隐性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算。煤矿企业停工停产整顿达**个月时间，使我市从事煤炭行业的****万余人临时下岗失业，如果一个家庭按****口人计算，就影响了我们市*****万人的收入。为此，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由于安全监管脱节、安全责任丧失、违章作业失范、侥幸心理作祟才酿成了我市“****”这个骇人听闻的特大安全事故，这是个血的教训，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虽然说煤炭是全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是高效高收入行业，但也是高危高风险行业，我们万万不可要效益忽视生命、求利益挺而走险、讲交情淡化责任，这样做人民不答应、政府不答应、国法不答应，必将付出血的代价，也必将轮为历史的罪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家一定要算清这笔生死账、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牢固树立“安全就是生命、就是效益、就是形象、就是保障，更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意识，以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重视安全生产，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尽到百分之百的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抓紧抓牢，让上级党委政府放心，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二、我们一定要受到深刻的警示

自去年“****”矿难以来，我们痛下决心，强化措施，狠抓煤矿安全生产，通过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加大投入、关闭整合、实施技改、强化监管、隐患排查治理等多种手段，形成了全市合力抓安全的浓厚氛围，煤矿安全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安全生产形势趋于平稳，成绩来之不易，难能可贵。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平稳，就盲目乐观，而应该以更加负责的心态去正视我们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当前我市煤矿安全生产现状，仍然存在：安全责任错位、安全隐患整改的长效机制不健全、煤矿企业“三超”生产冲动强烈、安全投入不足、煤矿安全的“双基”工作薄弱等不足和问题。加之当前，我们正处在应对危机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建国60周年大庆的特殊时期，这对我们抓好安全生产、维护发展大局、造好和谐环境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9月8日我省****又发生了一起煤矿瓦斯爆炸特大安全事故，对此，省安委会9月9日专题下文，全省的的煤矿安全形势再度叫紧。可以说，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居危思危，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紧迫感，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必须把监管到位、责任到位、盯死看牢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坚决防止煤矿企业违规偷生产、不按规定整改，监管单位玩忽职守、懈怠责任等违法违纪恶性事件的发生；坚决防止我市来之不易的安全稳定大局遭到任何损伤；坚决防止在祖国60华诞大庆之时来自我市的任何不利影响。

三、我们一定要狠抓事故的防范

大量事故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违法生产就是谋财害命，恶意违法冒险就是故意杀人，不履行责任就是纵容犯罪！侥幸、麻痹、畏难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隐患，非法生产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风险，为此我们：一定要健全隐患整治长效机制，坚持好“企业自查、联保互查、系统检查、行业抽查、监管督查、政府督办”工作制度，认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根据行业特点和群众举报信息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和突击暗访活动，真正做到隐患治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坚决铲除安全隐患这个“黑客”；一定要加大安全保障能力，形成“要安全、先达标、常强化、常警示”的理念，始终把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工程，把质量标准化工作贯穿于技改全过程，贯穿于日常管理之中，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投入，安排专项资金整治重大隐患，不断增强企业的安全保障和安全防范能力；一定要提高安全监管效能，强化“四级监管网络”，尤其是各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负好责、牵好头，落实监管责任，切实把管辖范围内的各类企业是否落实排查治理责任、是否保证隐患治理和安全技术改造所需资金、排查出的隐患是否立即进行治理整改、一时难以治理的是否采取了监控防范措施并制定限期整改计划等做为安全监管的重头戏，重拳出击，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存在的问题坚决予以纠正，着力提升监管实效；一定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四位一体”责任追究制度，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隐患追究、过程追究、落实追究，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严刹严治责任错位、责任空位、责任虚位、落实走调的不正之风，做到安全责任常抓、常警、常治、常醒。

矿难范文篇6

一、我们一定要牢记血的教训

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日子，去年的今天，我市二矿发生了特大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震惊了全国，影响极其恶劣，代价异常沉重。位矿工兄弟鲜活的生命瞬间消亡，个青壮劳力的逝去，代表着个家庭的破碎，使个家庭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因为这一次事故，我们多少同志奋斗多年的政治生涯就此终结!就经济层面来看，仅直接经济损失就达万元，隐性经济损失更是难以计算。煤矿企业停工停产整顿达个月时间，使我市从事煤炭行业的万余人临时下岗失业，如果一个家庭按口人计算，就影响了我们市万人的收入。为此，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正是由于安全监管脱节、安全责任丧失、违章作业失范、侥幸心理作祟才酿成了我市“”这个骇人听闻的特大安全事故，这是个血的教训，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特殊的日子。虽然说煤炭是全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是高效高收入行业，但也是高危高风险行业，我们万万不可要效益忽视生命、求利益挺而走险、讲交情淡化责任，这样做人民不答应、政府不答应、国法不答应，必将付出血的代价，也必将轮为历史的罪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家一定要算清这笔生死账、经济账、社会账、政治账，牢固树立“安全就是生命、就是效益、就是形象、就是保障，更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意识，以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的态度，重视安全生产，拿出百分之百的精力，尽到百分之百的责任，真正把安全生产抓紧抓牢，让上级党委政府放心，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

二、我们一定要受到深刻的警示

自去年“”矿难以来，我们痛下决心，强化措施，狠抓煤矿安全生产，通过加强领导、健全制度、加大投入、关闭整合、实施技改、强化监管、隐患排查治理等多种手段，形成了全市合力抓安全的浓厚氛围，煤矿安全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安全生产形势趋于平稳，成绩来之不易，难能可贵。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一时的平稳，就盲目乐观，而应该以更加负责的心态去正视我们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当前我市煤矿安全生产现状，仍然存在：安全责任错位、安全隐患整改的长效机制不健全、煤矿企业“三超”生产冲动强烈、安全投入不足、煤矿安全的“双基”工作薄弱等不足和问题。加之当前，我们正处在应对危机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建国周年的特殊时期，这对我们抓好安全生产、维护发展大局、造好和谐环境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9月8日我省又发生了一起煤矿瓦斯爆炸特大安全事故，对此，省安委会9月9日专题下文，全省的的煤矿安全形势再度叫紧。可以说，当前的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面对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居危思危，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紧迫感，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必须把监管到位、责任到位、盯死看牢落实到具体行动上来，坚决防止煤矿企业违规偷生产、不按规定整改，监管单位玩忽职守、懈怠责任等违法违纪恶性事件的发生;坚决防止我市来之不易的安全稳定大局遭到任何损伤;坚决防止在祖国华诞之时来自我市的任何不利影响。

三、我们一定要狠抓事故的防范

大量事故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违法生产就是谋财害命，恶意违法冒险就是故意杀人，不履行责任就是纵容犯罪!侥幸、麻痹、畏难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隐患，非法生产是安全生产的最大风险，为此我们：一定要健全隐患整治长效机制，坚持好“企业自查、联保互查、系统检查、行业抽查、监管督查、政府督办”工作制度，认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根据行业特点和群众举报信息定期不定期开展督查和突击暗访活动，真正做到隐患治理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坚决铲除安全隐患这个“黑客”;一定要加大安全保障能力，形成“要安全、先达标、常强化、常警示”的理念，始终把安全质量标准化工作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工程，把质量标准化工作贯穿于技改全过程，贯穿于日常管理之中，进一步加大安全生产基础设施投入，安排专项资金整治重大隐患，不断增强企业的安全保障和安全防范能力;一定要提高安全监管效能，强化“四级监管网络”，尤其是各乡镇和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负好责、牵好头，落实监管责任，切实把管辖范围内的各类企业是否落实排查治理责任、是否保证隐患治理和安全技术改造所需资金、排查出的隐患是否立即进行治理整改、一时难以治理的是否采取了监控防范措施并制定限期整改计划等做为安全监管的重头戏，重拳出击，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对存在的问题坚决予以纠正，着力提升监管实效;一定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认真执行安全生产“四位一体”责任追究制度，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制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进一步加强隐患追究、过程追究、落实追究，以铁的手腕、铁的纪律，严刹严治责任错位、责任空位、责任虚位、落实走调的不正之风，做到安全责任常抓、常警、常治、常醒。

矿难范文篇7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的煤矿。同时重申严格安全生产行政问责制，认真查处煤矿安全生产和煤矿事故背后的失职渎职、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广大干部群众为之鼓掌叫好。

群众为什么叫好？“官煤勾结”千夫所指，对此严加惩处，是群众的强烈要求。在多起矿难中，人们愤然看到“官煤勾结、猫鼠同眠”的可恶嘴脸：安监局长当了“黑心矿主”，分管领导坐享“干股”，有关干部和公务员参股分红。人们在反思矿难时产生的一连串疑问似乎找到了部分答案。为什么一些“黑矿”能顶风生存，证照不全的问题煤矿有通风报信的“消息树”，一些非法矿主胆敢撕封条、砸铁锁擅自恢复生产，安全监管的链条说断就断？为什么出了事故矿主能一逃了之，出了人命还有人忙着捂盖子？为什么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一些干部眼里被严重漠视？深究原因，除了黑心矿主见利忘义，“官煤勾结、权钱交易”是一个重要原因。打击“官煤勾结”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干部为什么叫好？“官煤勾结”成了煤炭生产地区比较突出的腐败现象，对它喊打，也受到广大干部欢迎。“官煤勾结”虽说是极少数干部，但其影响恶劣，具有很强的腐蚀性，给权力寻租造就了滋长的温床，对廉政建设非常不利。重大煤矿安全事故频发，不仅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利益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政府的权威性都受到严重挑战，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侵扰。在个别地方，由于安全事故突出，党政干部的精力受到很大牵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受到不应有的制约。打击“官煤勾结”就是维护党和人民政府的执政形象！

“官煤勾结”现象的出现也有其客观原因，在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能源紧缺形成的物质利益面前，在社会环境或周围亲朋的影响下，一些经不住利益或人情诱惑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参与投资入股办矿、接受贿赂、公开或暗中包庇袒护。国务院办公厅要求，由此导致“问题煤矿”和非法煤矿未能停产整顿或关闭取缔，甚至酿成事故的，要一查到底，依法严肃处理。同时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教育为主”的原则，给入股投资办矿的干部自我纠正的机会。那些违反国务院规定、投资入股办煤矿的干部可要注意了，抓紧时间退出为好，如果心存侥幸，阳奉阴违，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惩处。到那时候，悔之晚矣。

矿难范文篇8

矿声震震，矿难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难以根治的“顽疾”。在以前帮括我个人的许多人都认为只有民营的小煤窑才会出现事故，可是后来才发现一些国有大矿也是事故频频。像这回的王家岭煤矿，就是一个国有控股的煤矿。“安全第一”是煤矿企业的生产理念。可是这些煤矿企业负责人却忽略了这个最最基本的道理，只知道一味追求所谓的进度，将煤矿工人的生死抛掷在一旁，那么，我们要反思并呼吁，要“不带血的gdp”。可现实是残酷的，但在不改变以gdp考核官员的情况下，要gdp不带血谈何容易。

客观而言，矿难的频繁出现与政府放松监管以及企业在安全方面的技术投入不足等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相对过去，近几年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的重视程度，以及对矿难处理的严厉程度都有大大提高，比如伊川矿难刚发生，该县县长和主管煤炭生产的副县长立马就被免职。但从矿难发生的频率来看，似乎并没有减少多少。这里是否说明，矿难与经济增长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根据一些专家的研究，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关性。中青报多年前曾报道过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的一项研究，刘通过对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工伤事故死亡人数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数据进比较分析后，得出了一个“死亡弹性系数”：当我国gdp增长率大于5％时，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死亡人数指数随之增加2.2％，当gdp增长率超过7％，这种同步增长的趋势更为明显。

这一“死亡弹性系数”说明，工伤事故状况与一个国家工业发展的基础水平、速度和规模等因素密切相关，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反映。某种意义上，事故与伤亡是工业化进程带来的产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自然的惩罚”。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可证明这一点。比如，日本的六十年代，在工业就业人口仅仅5000万左右的情况下，每年因工伤事故死亡6000多人，直到70年代后才逐渐好转，现在每年工伤死亡仅1800多人。美国的煤炭生产在二战前，每年事故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也是七十年代开始好转。我们引用刘的研究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并非要为监管部门在矿难中的失职行为———假如有的话———进行开脱，而只是陈明一种客观事实。对煤矿乃至一切企业的安全生产的监管，都不应该脱离现实。“不脱离”的意思是，该规范的要规范，该严格的要严格；但像目前这种动辄拿官员免职的做法却是值得商榷的。

美国处理矿难的做法告诉我们，在工业化过程中，健全的法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最直接和有效的办法是对企业实施强制性的执法监督，尤其是对风险程度高、事故隐患突出的工作场所进行严格检查，严肃处理。强制执法对提高企业安全水平，预防事故发生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矿难范文篇9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三个代表”一词在当今社会可谓叫的响、喊的亮，人人都用，妇孺皆知，其知名度简直可以同“为人民服务”相媲美。那么何谓“三个代表”，江总书记说的是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叫的响，不一定做的实；人人都用，其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但我认为只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到实处，就能使中国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让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所以我今天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实践“三个代表”把“神火”燃的更旺》。

对于“三个代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舍身为公、一心为民的人会把它当成滋润奉献之花的雨露。然而要为道貌岸然、贪图享乐的人所用就成了他们换取功名利禄的资本，祸害百姓的工具。原创：

身为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也常常把“三个代表”挂在嘴上，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坚持的是“只要你给钱我就敢卖官，只要你送礼我就敢批地的‘悖论’”，7年里近千万人民血汗被中饱私囊，人民的利益在他的眼里是可以随意践踏的玩具，最终人民也毫不留情的把他送上了断头台，遗臭万年。草原的儿子牛玉儒年里从废墟中建起一座新包头，三年就使呼和浩特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人民事业的牛玉儒，至死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难怪群众会发自肺腑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百姓的乐平民的忧时时刻刻牵挂在心头铺平一条条路竖起一座座楼心血浇开一片花海生命写春秋！

在当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中，实践“三个代表”是活动的具体要求，而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平凡人们的日子过的越来越好，让失学的儿童能够有书读，让贫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而对于我们煤矿人来说实践“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重中之重的就是要让我们井下的每一寸巷道都能有一份安全的保障，让我们的矿工每天都能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说到这里，我要谴责那些置矿难发生于不顾，置矿工生死于不顾的黑心矿主们。翻翻矿难的日历，广西南丹矿难、山西陈家山矿难、辽宁孙家湾矿难，黑心矿主们的一个个惊世骇俗的“杰作”，无情的剥夺了善良的矿工那鲜活的生命，用他们的花天酒地践踏着众多矿工的血汗。在广东兴宁，从今年×月×日福胜矿难到×月×日的大兴矿难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一个城市竟发生了两起类似的特大煤矿透水事故，名矿工命丧黄泉。我们且不去追问事故责任的大小，就大兴矿难的第一责任者其董事长曾云高来说，他也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在事故发生后，不是想着怎样尽快解救被困矿工，而是扬言要花三个亿摆平事故，这是对法律的亵渎，对矿工人权的践踏。在这些肇事者中，有几人不是党员？然而，面对矿难扪心自问：他们的党性何在？他们的良心何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故难道就是“三个代表”？推脱责任，官煤勾结难道就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了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们在谴责那些时代小丑的同时，更不能忘记那些为党、为人民事业呕心沥血，做出突出贡献的楷模们。

他们中有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毕生职责的共和国卫士雷锋；有誓死治沙终不悔，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服务乘客热情周到，受到人民群众高度赞誉的公交售票员李素丽；也有年，踏遍万公里邮路，默默奉献在大山之巅的信使王顺友；还有三年破案起，打掉多个涉黑团伙，成为登封人民心中的“活包公”、“任青天”的好警察任长霞等等。他们都是“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他们那熠熠生辉的动人事迹，已成为共和国成长道路上的，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不朽丰碑。

人民留给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之流的是谴责、是嗤之以鼻、是法律的严惩，而对于雷锋、焦裕禄、任长霞，这些为人民的利益死而后已的英雄们，人民会永远铭记他们，歌颂他们。

矿难范文篇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三个代表”一词在当今社会可谓叫的响、喊的亮，人人都用，妇孺皆知，其知名度简直可以同“为人民服务”相媲美。那么何谓“三个代表”，江总书记说的是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然而，叫的响，不一定做的实；人人都用，其结果也可能大相径庭。但我认为只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到实处，就能使中国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富裕，让共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所以我今天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实践“三个代表”把“神火”燃的更旺》。

对于“三个代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舍身为公、一心为民的人会把它当成滋润奉献之花的雨露。然而要为道貌岸然、贪图享乐的人所用就成了他们换取功名利禄的资本，祸害百姓的工具。

身为安徽省副省长的王怀忠也常常把“三个代表”挂在嘴上，但在实际行动中他坚持的是“只要你给钱我就敢卖官，只要你送礼我就敢批地的‘悖论’”，7年里近千万人民血汗被中饱私囊，人民的利益在他的眼里是可以随意践踏的玩具，最终人民也毫不留情的把他送上了断头台，遗臭万年。草原的儿子牛玉儒5年里从废墟中建起一座新包头，三年就使呼和浩特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人民事业的牛玉儒，至死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难怪群众会发自肺腑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百姓的乐平民的忧/时时刻刻牵挂在心头/铺平一条条路/竖起一座座楼/心血浇开一片花海/生命写春秋！

在当前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中，实践“三个代表”是活动的具体要求，而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平凡人们的日子过的越来越好，让失学的儿童能够有书读，让贫困的人们不再流离失所。而对于我们煤矿人来说实践“三个代表”，保持党的先进性，重中之重的就是要让我们井下的每一寸巷道都能有一份安全的保障，让我们的矿工每天都能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说到这里，我要谴责那些置矿难发生于不顾，置矿工生死于不顾的黑心矿主们。翻翻矿难的日历，广西南丹矿难、山西陈家山矿难、辽宁孙家湾矿难，黑心矿主们的一个个惊世骇俗的“杰作”，无情的剥夺了善良的矿工那鲜活的生命，用他们的花天酒地践踏着众多矿工的血汗。在广东兴宁，从今年7月14日福胜矿难到8月7日的大兴矿难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一个城市竟发生了两起类似的特大煤矿透水事故，139名矿工命丧黄泉。我们且不去追问事故责任的大小，就大兴矿难的第一责任者其董事长曾云高来说，他也是梅州市和兴宁市的两级人大代表，在事故发生后，不是想着怎样尽快解救被困矿工，而是扬言要花三个亿摆平事故，这是对法律的亵渎，对矿工人权的践踏。在这些肇事者中，有几人不是党员？然而，面对矿难扪心自问：他们的党性何在？他们的良心何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故难道就是“三个代表”？推脱责任，官煤勾结难道就体现党员的先进性了吗？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我们在谴责那些时代小丑的同时，更不能忘记那些为党、为人民事业呕心沥血，做出突出贡献的楷模们。

他们中有把为人民服务当成自己毕生职责的共和国卫士雷锋；有誓死治沙终不悔，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有服务乘客热情周到，受到人民群众高度赞誉的公交售票员李素丽；也有20年，踏遍26万公里邮路，默默奉献在大山之巅的信使王顺友；还有三年破案3400起，打掉20多个涉黑团伙，成为登封人民心中的“活包公”、“任青天”的好警察任长霞等等。他们都是“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他们那熠熠生辉的动人事迹，已成为共和国成长道路上的，一座座高耸入云的不朽丰碑。

人民留给成克杰、胡长青、王怀忠之流的是谴责、是嗤之以鼻、是法律的严惩，而对于雷锋、焦裕禄、任长霞，这些为人民的利益死而后已的英雄们，人民会永远铭记他们，歌颂他们。

作为一名神火人，虽然我工作时间不长，今年才刚刚入党，但我为能够来神火工作而感到幸运和自豪，因为我们有团结务实的领导班子，勤劳奉献的员工队伍，以人为本的用人机制和对安全工作横到边，纵到底的严格管理。集团公司党委扩大会议为我们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只要我们全公司上下，特别是全体党员都能把“三个代表”的要求铭记于心，并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神火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