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范文10篇

克制范文篇1

1.1高校的可持续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新的执政理念，是发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行动纲领，认识高校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利于正确处理高校发展中内部和外部、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过程与结果等问题。在高校的可持续发展中，首先要注意高校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并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使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二是高校内部的协调，如规模、结构、效益的协调发展，尤其要重视提高教育资源的配置和资金的使用效益，达到规模、效益同步提高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1.2践行科学教育发展观，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找准办学目标，明确办学理念，走特色发展之路。正确把握时代背景，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围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三大功能，正确定位发展目标和方向。要走特色强校的发展之路，要根据当地特有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以及人才的需求，培育办学特色和专业特色，形成自己特有的培养模式。要适当控制办学规模，走内涵发展之路，不能被局部的、短期的“功利主义”阻碍可持续发展。使“是否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成为高校发展的重要检验标准，否则，高校将面临着被兼并甚至倒闭的可能。

2高校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财务风险问题

2.1单纯追求跨越式发展，造成财务总体失衡风险

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大力扩大招生规模，高等教育从“精英型”教育向“大众型”转变。由于政府教育投入增长缓慢，学费上涨空间有限，高校自身创收能力不足，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教育经费短缺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瓶颈”。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给学校的教学以及教学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高校亟待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教学仪器设备陈旧等诸多现实问题，以满足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为了使高校实现跨越式发展，高校开始大量借贷负债办学。目前没有贷款的高校已不多见，贷款几个亿甚至十几个亿的高校已非常普遍，高额贷款的利息支出已成为高校沉重的经济负担。使高校在中长期发展中出现了失衡现象，造成流动资金短缺、发不出工资以及不能维持日常运转的局面，而高校管理层对风险意识认识不足，办学自主权的不断增大，短期行为等也是高校财务风险加大的主要因素。

2.2总体筹资能力弱化，造成财务收支失衡风险

一是近年来国家财政拨款在高等学校全部经费来源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是，由于高等教育的性质、特点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国家财政拨款仍然是重要部分。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提高国民教育素质的比例高于经济发达国家，各地经济发展差别很大，地方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相差也较大。各级政府的教育拨款逐年增长，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无论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除个别年份外，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这不仅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相差较远，而且大大低于同期世界政府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5.1%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4.1%的比例。在部分地方高校国家拨款只占总收入的20%~30%。

二是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已对社会公众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缴费上学已被人们所接受，这为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过高和过于片面地估计了人们对学费的经济承受能力，从而在制定学费政策时规定的学费标准明显偏高，对教育公平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从近几年学生缴费的实际情况看，新生的缴费率是相当高的，拖欠学费绝大部分学生是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老生欠费情况比较严重，有的高校缴费率只有50%，甚至更低，恶意欠费已成为一种“顽疾”。三是高校自身“造血”能力不足，高校的性质决定了其是社会公益性的非盈利组织，不适宜对外大量投资，而近几年的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效果也不够明显，学校与后勤组织的产权也不够明晰，后勤部门很难完全走向社会化，其给学校提供的财力支持是十分有限的。

2.3决策不够科学合理，造成资金使用效益降低

决策缺乏科学合理的判断或对外投资失误是产生财务风险的另一重要原因。一些高校不经过科学论证，不考虑发展空间和经济承受能力，盲目扩大基本建设，乱铺摊子，造成重复建设，有些高校的对外投资没有经过专家的科学论证，不通过学校领导班子的集体研究决定，对外投资存在着盲目性、草率性和个人独断性，经济效益低下，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3高校财务风险的控制策略

3.1为预防财务风险，高校必须合理确定负债规模

银行贷款是要还的。教育部于1999年在[1999]10号文件中明确要求，高校必须本着“谁贷款谁负责”的原则开展银校合作工作。《高教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这就说明高校贷款要由高校自己承担责任，而不能寄希望于只付息不还款或由国家来还款的幻想上。不能在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缺乏信用观念，有人认为高校是国家的，欠银行的钱也是国家的，就可以不还，国家不可能让学校关门，对学校负债不可能坐视不管，这种认识和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国有企业的债转股与不良资产剥离是计划经济带来的特殊问题，不能成为学校今后不还款的借口。高校要改变过去习惯无偿使用财政资金，要提高对银行信贷资金的有偿性认识，在借款资金的管理上必须考虑其负债和有偿使用的特点。高校负债能力是有限的。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拨款和学费收入。由于财政拨款基本上是一个定量，而只有学费是个收入来源的主要变量，所以学费的高低决定着高校还贷水平的高低，尽管到2005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突破14万亿元，但这些存款主要为少数富裕者拥有，真正属于绝大多数平民百姓的积蓄并不多，加上购房、医疗费改革等，一般家庭能用于教育的钱并不多。国家从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考虑，最近几年不会大幅度调高学费标准，所以高校学费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会趋于稳定。因此，过度的负债经营必然会影响到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及维持费用的支出，影响到学校的稳定和发展。

3.2为消除财务风险，高校在收入管理方面应采用多元化筹资模式

教育经费的足额筹集和有效使用是高校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高校要在积极争取财政拨款和稳定学杂费收入的同时，要积极开辟新的筹资渠道。通过兴办高科技产业、开展科研活动以及对社会的教学、科技服务取得收入。要深化后勤社会化改革，实现后勤系统的规范分离，不断探索后勤实体法人化的实现形式，提高其自身的“造血”功能。积极争取社会和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赠。要充分运用政策规定，发挥校友会的作用，加强横向联系，最大限度地吸收社会和个人捐赠，使其成为高等教育筹资的重要来源。利用国债资金改善办学条件。高校扩招国债项目的建设，有效地缓解了高校办学条件的紧张局面。高校要利用这个契机，积极争取国债投资，加快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商业银行贷款来发展高校。高等教育正处于扩张发展阶段，几年来，连续扩大招生规模，在校学生数大幅度增加，必须迅速改善办学条件，为适应高校扩招的要求，学校建设、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急剧扩大，学校已有的资金不能满足学校基本建设的需要，在这种发展的大趋势下，学校应与银行建立“银校合作”关系，从银行获得贷款，对学校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当然，学校财力承受债务负担的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贷款规模过大，超过学校财力承受能力，就会影响学校正常运转，加大学校的财务风险，因此，学校必须适度控制贷款的规模，降低负债给学校造成的财务风险。

3.3为控制财务风险，高校应合理安排经费支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第一，在精打细算的基础上，通过采用零基预算方法，对每一笔支出都进行认真地研究，将经费开支压到最低限度。在宏观调控上，通过确定一些指标使全校资金支出结构更趋于合理化。第二，对于经常费用开支，如水电费、差旅费、办公费、通讯费以及招待费等费用，要实行定额管理，指标落实到单位，严格控制使用。实行“节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原则，并结合制定一些奖惩制度提高各职能部门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第三，对于专项经费支出，要在确保完成各项任务的前提下，注重经济效益，力争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第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把好设备的购置和使用关，优化资源配置，做到各项资源共享，避免重复购置，造成浪费。第五，设立校（院）长预备费，解决财务预算执行过程中某些临时紧急和事先难以预料的开支，或因政策调整影响的预算失误，以保证预算方案的整体可靠性。

克制范文篇2

心理学知识告诉我们，人的各种行为，从简单个别动作到较复杂的行为，都是脑的反射活动，即人体对外界和身体内部各部刺激产生的反应。

演唱时的紧张，主要是心理因素，也就是心理状态不正常。所谓心理状态，指的是当前时刻脑功能的积极性水平或心理活动水平、起码水平，就是觉醒水平。这种心理活动水平，当遇到紧急时刻则产生应激状态，心理活动规律就可以表现出很大差异。歌者的觉醒水平直接影响他的歌唱控制活动水平，在不同的应激状态下，调动各种潜力应付紧张局面也有所不同。

在舞台上演唱或在声乐比赛时，由于外界环境及自己身体内部的刺激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如果表现为良好的心理状态，技术水平就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进而获得演唱的成功；反之，演唱就会受到影响。例如，许多歌者在演唱时，由于神经过度紧张，不能进行自我控制，心发慌、手冰凉、腿发抖、脸色苍白、汗流浃背、气血上浮、声嘶力竭、节奏不稳、走音离调等等。对此，历来中外歌唱家及声乐教育家都有深刻的认识。

二、做好唱前准备克服紧张

那么如何做好唱前准备呢?第一，对一首即将演唱的歌曲，要有足够的视练时间。熟练乐谱，注重音准、节奏、速度，一丝不苟、千锤百炼。第二，熟练歌词。歌词要背得纯熟，达到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的程度，这样就不必担心错词、忘词。第三，要多合伴奏。在合伴奏时，就像亲临舞台一样。第四，解决歌曲难点。要找出歌曲中的难点，分别磨练解决，如某个字、某个音、某个行腔等等都要准确无误。第五，不要演唱超出自己最佳音域的歌曲。如果对于演唱的歌曲音域不合适，可反复试验，定出切合自己最佳音域的调，使之在演唱时，无论高音、低音唱起来都得心应手，适用自如。如果更改调后还是力不从心，就应当机立断，改换歌曲。第六，公开练习。在演唱之前，进行公开练习是为了多多锻炼自己，平时可请同学、同行、同事、老师听自己练习演唱，这种公开练习会减少视听、考试、演出、比赛时的紧张程度。第七，每当上场前，一定要静过一遍。无论歌曲生熟，还是歌者紧张与否，在上台演唱之前，集中注意力，像实际演唱一样，小声地静过一遍，这也会减少紧张。第八，苦练基本功。技能技巧不过硬，也会造成心理紧张，不是怕气要上浮，就是怕声音出不来；不是怕低音下不去，就是怕高音上不去。所以，基本功的训练也是不可忽略的。

三、增强信心克服紧张

演唱者要想在舞台上能够很好地把歌曲演唱好，一定要增强信心，克服紧张的情绪。歌者在演唱之前，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正常发挥，不知道自己能否自如地演唱，不知道能否把高音唱得圆润悦耳等等，全然不知，一点把握也没有，这些“未知”正说明了歌唱者没有成功的信心。信心和技术对于演唱同等重要，信心越大，心理就越放松，演唱水平就越高；信心越小，心理就越紧张，演唱水平就越低。因此，要建立获胜的信心，信心是放松的基础。没有信心，或信心不足都会产生紧张心理，导致演唱的失败。要对自己有一种“能演唱成功!我一定能获胜!”的信心，就会大大削弱紧张情绪，就会沉着冷静地演唱。

四、稳定情绪克服紧张

在演出前的一天晚上或唱前准备活动时，想象曾经或即将成功的映象，并要沉浸在这种美好的想象中，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越来越多的获胜或成功的细节上。如获胜和成功的总体感觉、兴奋感觉、放松意念、竞技能力等等。

做集中注意力练习，坚守镇静的意念。去想象出声时你那轻捷而潇洒的步子，你那大方而热情的面容，去想象在舞台上与主持人的交流，笑容可掬地向伴奏致意，开始；去想象演唱时你那优美的歌声，那歌曲的形象和情感……。演唱前这一小时，尽量避免会友、交谈、兴奋等，要牢记自己的目标，把注意力和意志集中到演唱的过程中去。做些扩胸运动、伸展运动，到舞台上走一走、站一站、练一练，再到台下观众席去走一走。准备自己的服装，与自己交谈：“我准备好了”，“一切都不会有问题”，“我一定能唱好”。这样，能达到一种自我心理的调整，稳定紧张情绪。

五、集中注意力克服紧张

注意力是演唱的基本特征。一个演唱者不能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地去演唱，他就不可能演唱得很好。如在演唱时，去观察别人对自己的反映，或去猜测考官、评委给自己打多少分，或受外来人走动的干扰等。这样的演唱是不会获得成功的，反而会越唱越紧张，忘词走调，甚至可能中断。因此，演唱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

注意是心理活动的指向性。因为人的心理活动不能同时指向一切对象，而是有选择、有方向的指向特定的个体。例如演唱者在演唱时，其注意只能指向演唱内容，而不能指向剧场里、考场里、比赛场里别的一切对象。如果演唱者的注意力指向评委、观众和其他别的对象，那么，注意就不能再指向演唱内容了。这样岂不是本末倒置?所以，演唱者在演唱时，一定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要摆脱自我，超越自我；要置身于情境中，把注意集中在情感上，始终坚持叙述、诉说的意念。这样就会抑制种种杂念，排除紧张的心理。

参考文献：

[1]那查连科著《歌唱艺术》，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

克制范文篇3

1、留足思维时间：课件教学以其容量大，速度快，易操作、课堂教学高效率而自豪。然而若画面的切换太快，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思维水平和思维速度，象电视或电影画面那样一闪而过，不容学生细看和思考，那将极大地影响教学效果，因此课件教学中要给学生留有足够的思维活动时间，确保学生理解和掌握相关的知识内容。

2、不抢思维空间：多媒体课件教学要注意体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和创新能力。如果在课件中把所有抽象思维、文字语言的理解都用多媒体形象展现出来，实际上是扼杀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课件仅仅是师生双边活动中的一种辅助或补充，要充分考虑学生智力和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创新能力的培养，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能一切都包办到底，到头来是害了下一代青少年的成长。

3、机下留"情"：这里的"情"，即是"师生情"，我们教学一贯注重"言传身教"，先进的教学手段不应完全取代传统教学，板书、语言描绘、手势比划、模型展示、实物演示、师生情感交流等传统做法仍然是十分有效的，只有教师和多媒体两方面的优势都发挥出来，才能达到一种完美的结合。

4、机下留"板"：企图用屏幕来代替黑板的所有功能，缺乏板书、演算的做法，将会事与愿违的。黑板是课堂教学中师生之间交流知识、经验和体会一个不可缺少的地方，一个考虑多么完善的课件，也不可能完全适合每个班集体的教学需要，黑板的作用仍是极其重要的。

5、还真实感于课堂：要尽可能使多媒体教学中的内容富有真实感，不能过分地夸大或缩小，学生与机器交流，本身就缺乏一种真实性，如果我们的画面过于夸张、虚拟，那无疑是一种"雪上加霜"，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对科学失去信心和丧失科学能力。

6、灵活的交互教学。教师的课堂教学不可能是统一模式，教师要依据教学对象的变化不断改变教学方法、统筹全局，引导学生适时开展各种教学活动，从而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因此课件应具备很强的交互功能，教师能及时调整教学内容、程序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可控性还表现在教学内容、情节、速度能随意改变和设置参数，富有探索性和研究性。

7、适应个性化的教学：多媒体课件还应能适合开展个性化教学活动的需要，从而解决传统教学中难以解决的重要矛盾。教育对象的发展往往是很不平衡性，个性化教学非常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智慧和潜能，激发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

8、不替代学生动手实验：对于实验性较强的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在教学中该学生动手的实验，不能用多媒体虚拟技术来代替学生的实物实验操作，否则会失去对学生的科学性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物操作能力，实验误差分析等仍然要给以足够的重视。

克制范文篇4

关键词：转型中国；能动主义；克制主义；司法立场

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转型时期司法立场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关于司法能动与克制的问题也争论不休。在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主张极端能动或者克制的已经淡出学界，妥协的意见似乎成为学界的主流，只是各有偏向而已。司法克制下的能动主义、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能动主义与克制主义的平衡等主张浮出水面。然而，什么样的司法状态才能够克制、温和、平衡呢?我想论者自己也无法掌握这个“火候”。这种学术主张也仅仅是“看上去很好”罢了。我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还不存在确定的司法立场，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下，无法一劳永逸地套用西方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的理论。在当下中国，司法的立场是浮动的，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简单的耦合。法官们，甚至同一个法官，选择司法能动抑或司法克制，仅仅是概率和程度问题，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司法意识形态。中国语境之下，法官深受体制内外的制约，形成了自己的司法立场与策略。

一、法官也是“官”

在古代中国，司法与行政合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近代以来，法官成为独立的案件审理者，但法官身上的“官”意识并没有消退，无论法官自己还是大众。依旧将法官视为“官员”。既然是官员就应该“为人民服务”，“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这是人民对于法官的期望，法官可能就是他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能够“为民做主”。有的法官内心也存在一种“清官”意识，都会努力树立“清官”形象。作为“清官”，那就担负着保一方平安的重任，法官就必须坚持“案结事了”，此时的法官就不能被动司法，生硬地按照法律规定完成一纸判决了事。因为他是“官”，必须平息事端，不能将事件升级，否则就会丧失民心，官位也将不保。作为官员的法官，尤其是基层的法官，一直被这种“官”意识束缚着。这样的司法处境，法官不可能再坚持克制主义的立场，他必须将问题消除在基层。法官不但需要用法律与事实说话，还需要运用习惯、道德的力量，甚至还要发挥自己的人格魅力，努力化解矛盾，平息事端。为了做一个“清官”，要做到“上不违反法意，下不拂于人情”，法官需要坚守法律，但又必须超越法律，因而法官的司法立场是矛盾的，甚至这种选择是痛苦的。毕竟能动还是克制都是有风险的。“法官的角色充满了矛盾的内涵，合格的法官必须在这多重的矛盾结构中理清对立关系，实现恰当的自我定位，方可进入角色。”

法官作为“官”，同样需要政绩。法院的绩效考核制度就是要评价法官的“政绩”。一般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包括办案数量、审判质量、审判效率和审判技能。“中国法院系统实行的是一套以‘数字化管理’为特征的，包括了指标设定、指标考核和指标激励、基本同构化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法院系统的管理体制与行政机关的绩效考核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这些绩效考核标准涉及到法官的升迁以及奖金等福利待遇。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法官的“官”意识会进一步增强，法官不但要会审理案件，还要学会“做官”。法官的视野里就不仅仅是法律与纠纷事实，他还需要根据法院系统的考核指标选择每一个案件的司法立场，在一个收益较高的司法立场下完成案件的审判。法官会思考如何审判才能提高审判质量，提高审判效率，努力为自己的年终考核“加分”(至少不是减分)。面对一个案件时，如果法官认为坚守法律文本裁判风险更小收益更大，法官一定会坚持克制的立场；反之，如果法官认为超越法律收益更大时，法官一定会变得非常能动。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法官对于案件会选择不同的立场，同一案件不同的法官作出不同的裁判的原因。法官受到“政绩”的制约，法官的立场甚至是身不由己的。一定程度上，法官是以如何获得更好的“政绩”为目标的，而不仅仅是以纠纷的解决为目标。有些复杂的案件能够迅速判决，而一些事实清楚的简单案件却久拖不决，原因不在于案件本身，而是涉及到法官甚至是法院的“政绩”。事实上，我们也不能诟病法官立场的摇摆不定，这是法官作为理性人作出的选择，绩效考核的激励机制关乎法官在法院的“生存权”。

法官不仅是一个法律人，而且是一个政治人。法官不但要关心法律问题，还要关心政治问题，尤其是在案件审理中涉及到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法官需要通过审判活动“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网络异常发达的今天，案件的影响力会迅速扩大，如果法官不能“保一方平安”，将一个法律案件演变成社会事件，法官就难以逃避政治责任。法官需要根据判决引导舆论方向，法官在大众与媒体面前更加愿意做出妥协的姿态。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无法坚持西方语境下的严格法治原则，复杂的中国国情决定了法官会用“治理”的思维解决纠纷，维护稳定。法官的立场也会基于政治责任的压力适时变化，不会一成不变。

事实上，法官在司法立场的选择上更有话语权，比学者空泛地谈论不同司法立场的利弊更有意义。学者们为法官司法能动或者司法克制设定了限度，而这对法官而言几乎是天方夜谭，法官有自己的理性选择，学者们刻意安排的应然的司法立场可能是徒劳的。在基于“清官”形象、“政绩”以及政治责任的压力下，法官比学者更加关注自己的司法立场，法官有更加复杂的立场与策略选择，绝非学者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二、仅凭“司法权”不足以自行

在西方语境之下，司法能动主义的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当前中国也存在司法能动主义的趋势，但中国的司法能动与西方的司法能动却截然不同。中国司法能动主义产生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司法的不独立(至少不是西方法治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正因为司法的不独立，司法机关不得不借助其他权力完成自己的使命。我们也无须完全效法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在中国，虽然仅凭“司法权”不足以自行，但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协作而形成的社会联动，经常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经济发展，未免不是中国的司法智慧。

法院也并不仅仅是解决纠纷的专门机关，其被赋予了更多的间接职能，做出的判决不但要实现法律效果还要保障社会效果。“我国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纠纷的形成有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纠纷处理的现实合法性，也要考虑形成纠纷的复杂社会因素，同时兼顾纠纷处理的社会效果。”

司法的目标已经超越了法律层面，深入社会的多个层次。甚至有的地方法院提出了“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司法的功能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公序良俗等都建立了联系。司法所要追求的目标越多，所需的投入也会越大，法院凭借自身的权力资源并不能完成这些宏大的目标，其不得不借助更多的权力资源。司法场域必须融入更大的权力场域(政法委、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完成国家和社会赋予的司法使命。司法机关缺乏足够的权力资源，司法机关必须求助于其他权力，司法能动可以解决司法机关的燃眉之急。

这里以陕西陇县人民法院所实践的案结事了的“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为例，分析法院司法立场的选择与策略的运用。可能陇县经验并不具有代表性，但至少可以反映出一些当前“流行”的司法趋势或者理念，也就是具有概率意义。

材料一：

1.目标四为民：第一，关注民生；第二，促进民主；第三，服务民建；第四，保障民享。

2.理念四转变：第一，由真理至上向公平至上转变；第二，由认知理念向实践理念转变；第三，由辩法析理向案结事了转变；第四，由法律智慧向司法智慧转变。

3.方式四联动：第一，上下联动，实现基层化解纠纷与法院审判衔接互动；第二，左右联动，实现其他解决纠纷机制与法院审判衔接互动；第三，内外联动，实现法官主导审判与当事人主导审判衔接互动；第四，心物联动，实现法官自由心证(主观判断)与法律严密论证的逻辑演绎衔接互动。

4.审理四结合：第一，法院审判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第二，司法政策与法律规则相结合；第三，庭外理案与开庭问案相结合；第四，法律认知与社会认可相结合。

5.机制四能动：第一，审监能动；第二，审执能动；第三，审立能动；第四，审管能动。

6.保障四强化：第一，强化法官调查取证的作用；第二，强化法官主导庭审的作用；第三，强化法官修复社会关系的作用；第四，强化法官促进稳定和谐的作用。

7.监督四到位：第一，质量考评到位；第二，法纪监督到位；第三，道德自律到位；第四，责任查究到位。

8.效果四统一：第一，法律效果与维护执政地位的要求相统一；第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统一；第三，与天理国法人情的要求相统一；第四，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要求相统一。

从陇县经验可以看出，司法的目标是非常全面的，“民生、民主、民建和民享”的目标也符合行政机关、甚至立法所要追求的目标。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关，没有立法权力，缺乏支配财政和人事任免的权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上述四个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审判机关无法通过宏观的政策影响社会，只能从个案的“案结事了”逐渐地影响社会，努力实现司法的目标。学界从西方自由主义法治语境出发，衡量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对司法机关的立场以及法官的角色提出了质疑，并努力建构一套理想的司法蓝图，试图说服法官去遵守。然而，法官在现实的制度环境下，法学家的构想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法官的职责决定了他必须解决当下的案件。笔者认为法官在司法目标面前，不存在法学家为其设定的司法立场，他们是实用主义者。如果法官“在法律与事实之间来回往返”之后可以顺利地完成司法的目标，为了节约成本，法官就不会去“麻烦”其他国家机关。此时，司法的立场是克制的，因为能动是无效益的。

转型时期，农业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的混合是现实国情，社会矛盾与纠纷比较突出，并具有很强的“个性”。依靠通行全国的法律规则有时无法回应现实中的问题，即使实现了法律效果，但也无法实现社会效果。法官作为纠纷的裁决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于是，对法官角色定位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法官受到了社会与学界的多重“指控”。“因而糟糕的是，一方面，由于充满了太多对法治原则的理念崇拜以及对实际法律生活的太多想像，他们忽略了对当下中国法官在其角色扮演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具体知识作类型分析；结果，当这些判准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的法律话语时，人们却发现其所蕴涵的法治理想和权利观念在社会现实、特别是在具体司法实践的拷问下会时常陷入‘失语’的尴尬。”目宏大司法目标指引下的法官，对于能动与克制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法官不能完全用法律裁剪事实的时候，就需要进行“社会联动”。“上下联动”，实现基层化解纠纷与法院审判衔接互动，通过“一村一法官”，与群众的互动，运用法律、政策、民间规则甚至道德教化的力量平息事端。“左右联动”，当司法权力遭遇瓶颈的时候，法官必然寻求其他权力资源，党委、政府、人大以及政协等国家机关和组织都可能成为法官求助的对象。法官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裁判模式，只要是有利于案件解决，不影响自身的考评，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法官就会运用自己的司法智慧选择司法的立场。所以，法官的司法立场是以司法目标为导向的，并不是以法学家的理论为导向的，再完美的法律理论也无法超越实践的力量。在陕西陇县，已经将司法的主题定位在“能动主义”，法官就会运用各种手段实现“四目标、四联动、四结合、四强化和四统一”等体制要求，努力扮演一个能动的角色。如果法官背道而驰，法官的“政绩”将受到影响，责任查究也将随之而至。

在“陇县经验”背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司法立场选择的另一个视角。从陇县政府网站上获悉：陇县是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地处陕西西部边陲，面积2418平方公里，辖10镇5乡1个管委会，158个行政村，100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25.03万，其中农业人口22.27万。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困县，司法权力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是陌生的，法院肯定是在县城内，人们更加熟悉的是乡政府和村委会(巧合的是，被学界热议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就是在这个县城拍摄的，从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推测或者假设当地老百姓对于司法的陌生与疏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将陇县界定为乡村社会。乡村社会人际关系是密切的，人们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相比城市，和谐的社会关系在农村社会里就是一笔财富。在城市人们之间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可以通过工作单位或者居住地点的变化回避破裂的人际关系，农村却不能随便迁出自己的村庄。在农村人们的生产生活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助，如果关系破坏，对于当事人和社会都是损失。在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上，司法权具有独立性、被动性，法官坚持“不告不理”，法官对于到法院诉讼的案件依法做出裁判，基本已经完成了法官的使命。对于当事人双方未来的关系。通常不在法官考虑的范围之内。如果说持克制立场的法官在城市社会有用武之地，在农村社会将困难重重。

在农村社会，一个或者几个姓氏的人们经常生活在一个村落，通常，他们或远或近地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城市社会的陌生人关系。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就可能演变成子孙未来的仇恨，世代延续，成为农村社会矛盾冲突的隐患。法官消极地做出裁判，可能将矛盾推向了社会和未来。在农村社会，法官的思维不是现代的法治思维，而是治理思维，法官要认识到“百姓事情无小事”，努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做到“为官一方，保一方平安”。在农村社会办案，法官要力争做到“扩大办案效果，处理一案，教育一片”。司法权在进入农村社会时，需要将人们“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司法的主要标准。我认为这就是“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诞生在接近农村社会的陕西陇县，而没有出现在城市社会的陕西西安的社会原因。

在司法权变被动为主动进入农村社会的“纠纷市场”后，司法权也不能独立地完成裁判任务。通常，农村社会的纠纷并不复杂，但由于牵扯到亲情伦理、村规民约以及地方风俗等因素，司法权必须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才能“案结事了”。司法权进入农村社会，需要借助基层组织以及权威人士的力量，向村干部或者长者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征求他们的建议，运用地方性知识妥善地处理案件，想方设法“将矛盾消灭在基层”。

因此，这就再次验证法官的司法立场并没有一劳永逸的定论。在城市社会，由于陌生的人际关系以及人们之间再次合作的概率较低，法官坚持克制主义的立场，依据法律“能判则判”，是一种低投入高收益的举措；在农村社会，为了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未来的互助合作，法官需要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的立场，“送法下乡”，深入“田间地头”调查取证，借助各种力量“能调则调”，努力抑制纠纷的负面影响。但，司法能动与克制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或者说概率问题。绝不是在城市社会就司法克制，在农村社会就是司法能动。毕竟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本身的区分就是一个程度或者概率问题，中间地带是在所难免的。

三、道德文化前见的无形渗透

法官作为“官”的特性以及转型时期司法体制和目标追求，决定了中国司法过程中的治理思维。在治理手段的选择上，礼(道德)与法律是当权者的不二选择。从古至今，不同时代，二者只有主次之分，从未互相取代。礼(道德)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法官作为普通人也深受泛道德文化的影响。人们(包括法官)在面对案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道德，然后才是法律。这种道德文化的前见经常进入司法视野，有时甚至超越法律，占领法官的思维高地。事实上，有时候法官也愿意服从道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做出裁判。因为道德相比法律具有更加广泛的“市场”，道德的认知群体是普通百姓，他们经常是用道德直觉评判事实，而不是靠更加晦涩抽象的法律。人们总是将当事人(犯罪嫌疑人)区分为好人和坏人，并且努力地从道德逻辑论证自己的结论(如彭宇案、梁丽案、邓玉娇案等等)。通常情况下，由于普通大众都有着近似的道德理念，人们对于道德问题分歧并不是很大。相反，法律却经常给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答案。所以，法官的力量是分散的，而大众却是异口同声的。

然而，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法官经常会向大众示弱。大众代表的是人民的力量，“人民”本身也是我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概念，“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以民为本的理念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文化，法官也肩负着“公正司法，司法为民”的重任。一个案件如果受到了大众的关注，法官就不得不吸取民意。尤其在转型时期，司法不但要追求法律效果还要实现社会效果，大众对于司法的满意度将成为衡量司法的重要指标。事实上，法官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的动态反映着社会秩序的好坏。在中国，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古往今来都是最重要的价值追求。“国泰民安”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情景。经受了历代的战乱和社会动荡、近代的内忧外患，中国人民获得了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稳定压倒一切”，这是赋予所有的国家机关包括司法机关的政治任务。“司法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不断展开的行动秩序。”虽然司法机关裁判的是个案，但个案的影响力可能是普遍的。法官需要“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否则因为个别案件的错误判决，破坏了安定的社会秩序，法官将受到国家的惩罚并为社会所唾弃。

这样，道德一人民一秩序，三者紧密相连，作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影响着大众与法官的判断。三者是层层深入的，并最终将法官的职责提到了政治责任的高度。身处体制内的法官，为了完成“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需要以社会稳定作为导向选择司法的立场。如果司法的克制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法官就会趋于消极保守，严格依法裁判；如果司法能动主义可以回应大众的呼声，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官就会扮演“多面手”的角色，寻找各种资源，做出一个“让人民满意”的裁判(许霆案前后判决的变化就展示了法官司法克制主义与能动主义的变化)。HTtP//:

下面我们通过2009年秋天发生的“劫持人质救母案”，论证这三个文化基因对法官司法立场选择的影响。

材料二：2009年4月21日上午lO时许，张方述为了筹钱给因突发性脑溢血病危住院的母亲治病，准备了水果刀、纸牌等作案工具，与弟弟张方均一起到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古庙附近，由张方述持刀劫持途经该处的妇女邝某作为人质，张方均则在一旁展示写有“我只求有关部门能够贷款给我18000元”等字样的纸牌，要求贷款18000元救治母亲。公安人员经过劝解后设法将张方均带离，并说服他配合公安人员到现场劝说张方述释放人质。当天上午11时30分，因劝说无效，公安人员强行将人质解救，并当场抓获张方述，人质邝某没有受伤。2009年9月27日，“重庆兄弟劫人救母”案宣判，广州市白云区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哥哥张方述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以同样罪名判处弟弟张方均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元。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氏兄弟的行为无疑已经构成了绑架罪。而且无论从单一行为说(控制人质并限制其自由的行为就成立绑架罪既遂)，还是从复合行为说(控制人质和勒索财物后才成立既遂)，张氏兄弟的行为都已经是绑架罪的既遂。从判决来看，张氏兄弟获得的刑罚并不重。这样的判决得益于刑法修正案(七)，其增加了“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张氏兄弟是幸运的，如果他们的绑架行为发生在修正案(七)颁布前，绑架罪的起刑点就是十年有期徒刑。刑法修正案增加了“情节较轻”这个关键词，赋予了法官更多的解释与发挥的空间。法律没有规定绑架罪“情节较轻”的范围，估计是留给法官结合具体案件的解释空间。笔者以为法律规定的“情节”很容易被放大，将过多的“故事情节”囊括在内。案件发生后，叙述一个美妙的情节，将会撼动法官对法律的执着，而受道德的左右。

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出人意料，光天化日之下，在公众场所绑架人质的犯罪嫌疑人最后获得较轻的惩罚，最重要的是，张氏兄弟二人不但没有受到大众对其犯罪的痛斥，反而得到了大众的怜悯，人们纷纷捐款，其母亲获得了救助。该案件中的被害人几乎被人们遗忘了。不管司法机关是否承认，该案件最后的裁判是深受道德以及大众主流话语的影响。孝文化传统是代代承继的“集体记忆”，它不会轻易通过政权更替甚至政权性质的改变而改变。孝顺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张氏兄弟恰好利用了这样一个优势，影响了大众对其犯罪行为的判断，大众的一片同情之声，也激起了法官强烈的同情。

犯罪嫌疑人立刻成为了弱势群体的代表，本来近年来弱势群体就是一个敏感的词汇，网络上对于弱势群体的讨论与关注此起彼伏。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平息事态的负面发展，法官必须回应大众的声音，做出令大众满意的判决，并对犯罪嫌疑人说服教育，细致照顾犯罪嫌疑人的母亲。这一些举动在一般的案件中是无法看到的。在该案件的裁判中，法官认识到了道德一^民—秩序的连锁反应。法官选择了一个表面克制实际能动的司法立场，成功地扮演了“人民法官”的角色。

四、结语

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抽象的、无背景的、普遍适用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司法模式或者司法制度，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因而不同的国家需要应对的具体问题以及因此所需要的知识类型也是不同的。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法官司法的立场也就绝对不可能不假思索地笼统地变成某种西方理论的注脚。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法官有自己的司法智慧，结合案件事实、法律规范、制度背景、政治生态以及道德良知等体制内外的因素，妥善处理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克制范文篇5

在我们身边，少量党员指导干部，不注重党性涵养的增强和进步，素日喜欢交友“小兄弟”，暗里纵容“小喜好”，不知不觉地滑入了“小圈子”，热衷营建家族式糜烂的“小家庭”……垂垂地，器量变小了。

山东青岛市崂山区原区委书记王雁在牢狱承受采访时就曾后悔地说：“从那些犯警商人可疑的谦和后面，我看到了他们从牙缝里宣布的冷笑！”虽然王雁身在高墙之内才看到“小兄弟的冷笑”，但对那些至今仍没看到并提防这种“冷笑”的少量党员指导干部来说却不掉为一个可贵的警示。

因小失大。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务、生涯、社交中的器量小问题在某些党员指导干部身上，显示得非常凸起。不少人的蜕化轨迹都与器量小息息相通。它比如潜入人体的癌细胞，思维不警觉，事前不预防，早期不医治，天然就会不时分散，最终开展到不成拾掇，致使吞噬整个生命。我们决不该把器量的重量看轻了，把它的效果看小了。

克制器量小的问题，一方面应从准则层面上做文章，如标准选人用人准则、增强党风廉政建立、完美干部考评准则等等；另一方面则应不时增强共产党员的党性涵养。从某种水平上说，这已是燃眉之急。一些党员指导干部器量小，就是由于本身党性涵养差，缺乏过硬的“免疫力”。因其器量“小”，他们放松了警觉，忽略了净化本人的社交圈，不克不及擦亮眼睛、分良莠、辨忠奸、择善而交。因党性涵养差，他们眼馋灯红酒绿，陶醉攀龙趋凤，追求随心所欲，“物必先腐然后虫生之”，被心怀叵测的人应用，被翻开缺口、打破防地。

克制器量小的问题，就要时辰切记我们党肩负的严重任务和效劳职责，立洪志，怀大局，守大义。党员指导干部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维防地，果断打破“小圈子”、“小兄弟”、“小喜好”、“小家庭”等小格式的羁绊。

克制器量小的问题，就要做到不时、事事、处处准确看待名利。党员指导干部襟怀弘远幻想才干对名利漠然处之，不为所累，用往常心对待名利，据守纲纪底线，筑牢“防火墙”。

克制范文篇6

在实现社会和谐的因素中，司法无疑处于关键位置，因为社会机制的顺利运转需要公正的司法来保障，否则将充满特权的专横和私力救济的失序。公正的司法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平衡器、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社会秩序的文明宪兵。但在司法公正的尺度或标准问题上，学者们意见不一，这样不利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本文在考察中外司法公正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一、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

国外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亚里士多德关于“良法”和“普遍服从”的命题实际上也提出了何为司法公正的问题，即，对于“恶法”，人们有理由不服从，如果司法部门依据“恶法”裁判，这样的司法当然不公正。自然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发展了这一观念，强调法律规则之上有更高的原则和社会利益，实际上赋予了司法部门一定程度的实现规则之外公正的使命。实证法学派则强调司法的“合法性”(legality)，只要严格依据法律裁判，哪怕适用的法是“恶法”，司法也是公正的。这些观念上的分歧导致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争论。德沃金从权利的视角考察司法公正，认为，司法公正必定使原告、被告的法定权利都能得到保障，当法官错误地对待法律权利时，便产生了不公正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治”模式，浓厚的宗法色彩，以及由此形成的“差序格局”，导致司法官吏和社会民众在总体上缺乏对法律的信仰与尊重。在司法上，中国传统的司法公正理念浸润了礼法合一、儒法合流的文化因素，强调礼法结合、经义决狱、权时执法、法外施恩、以情化法、屈法申情(朱元璋甚至把其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原则固定下来)，等等，在司法官员和社会公众眼中，司法只有充分尊重法律之外的某些因素才是公正的。当代中国学者在司法公正标准问题上众说纷纭。有观点认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是对司法公正最低标准的规定，应当按照这些标准确定司法公正的内容。还有观点认为，司法公正应当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严格适用实体法；第二，独立、廉洁、有效；第三，严格遵循程序；第四，准确认定证据、努力发现客观事实；第五，裁判结果的公正。有人认为司法公正标准包括法律效果司法标准和社会效果司法标准。以上关于司法公正标准的多元视域各有其历史、社会和文化根基。就当代中国学者的观点来看，对司法公正标准的概括不够全面和系统。如，将司法公正标准仅仅归结为“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禁止双重追诉”等原则，过于简单化；“独立、廉洁、有效”的概括虽然涉及了司法制度结构和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但有待进一步细化和丰富，“裁判结果的公正”失于笼统；“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划分对司法制度本身结构、司法制度运行主体（法官）状况关注不够。

二、价值视域中的司法公正标准

本文认为，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制度及其运行主体（法官）的价值判断。具体来讲，司法公正指，司法制度运行主体、司法制度，在实现立法公正，并对立法公正进行矫正和补充，从而实现社会公正的过程中各自所呈现的、得到社会公众普遍赞同的良好状态和品性。从司法公正的价值内涵来界定司法公正标准较为清晰和全面。一方面，它有助于从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出发，对司法公正作动态的、以人为中心的考察。另一方面，它赋予司法公正内涵以普遍性、正当性和开放性。

（一）实质标准司法公正的实质标准即司法在填补立法漏洞或对立法进行谨慎修正时应当参照的实质价值坐标。司法在其实质和最终目的上是实现社会公正。因此，社会公正的价值内涵即司法公正实质标准的内容。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和谐社会主要特征之一的公平正义，要求国家制度维护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秩序，保障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契合的人权，正确协调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关系，从而赢得社会成员对国家和社会普遍的价值认同。作为国家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司法制度，当然应以实现上述社会公正为目标，通过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为社会公正服务。

（二）形式标准形式标准即司法制度安排、司法过程、司法制度运行主体遴选和规范时应当参照的形式价值坐标。主要内容应当包括：规则（法律）标准——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制度标准——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法官标准——司法裁判者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1.司法裁判行为及结果的普遍合规则性这是由司法的根本任务决定的。司法的根本任务在于实施法律，实现立法公正的内容。公正“通过忠实地适用实在秩序以保持其存在”。“正义观念结果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一个判决应当是适用一条法律规则的结果，同专制相反，正义乃是对法律的正确适用。”司法活动正是通过对法律规则的依从来满足人们对行为后果的期待。2.司法制度安排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司法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必须以相应的制度构造作为物质载体。司法制度的安排应当根据司法权和司法活动的特点进行。司法制度包括法院制度、法官制度（遴选制度，保障制度，责任制度）、证据制度、司法行政管理制度、回避制度，等等。从我国传统和国外经验以及从法理分析，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合逻辑、合规律性首先是指，制度安排使司法系统、法官有足够的抵抗外力干扰的权威。如果司法处处受制于外来干涉，很难想象它会生产出公正无偏的裁判。其次，司法改革措施、司法制度设计不背离法官独立的根本原则与方向。再次，各个司法制度之间协调、相辅，司法机构之间关系合理，司法机构内部各要素（包括陪审员、法官、审判长、正副庭长、正副院长等个体要素和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等组织要素）之间关系合理。最后，司法制度的科学、合理还表现为不拒绝对权利的救济以及制度运行的效率性。3.法官资格及形象的不受质疑性没有人愿意把纠纷提交给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解决，因此，法官的资格及形象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公众视法官为“活生生的正义”，即人格化的法律程序。英国资深大法官丹宁对此也深有感触，他指出：“法院不考虑一个人是否会或事实上会做出牺牲一方而有利于另一方的事情的可能性。它考虑的是给其他人造成的印象。即使他尽可能地做到不偏不倚，但如果正直的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偏袒，那么他也不应审案。原因很简单，正义必须来源于信任。”许多国家的司法之所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原因之一在于法官职业群体的社会公信力高。

克制范文篇7

要害字：正当防卫，特别防卫

一．正当防卫的看法

正当防卫属于正当行为中之一种，指为了使国家、大众优点、本人或他人的人身、产业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举行的非法侵陵，而接纳的克制非法侵陵的行为，对非法侵陵人造成侵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是刑法理论中违法性阻却事由之一，（我国刑法学界将这类情势上切合犯法组成要件，但实质上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称作“扫除危害性行为”、“扫除违法性行为”大概“扫除犯法性行为”。）但是行为人所实验的正当防卫行为不得显着凌驾须要限度。

二．正当防卫的建立条件

为制止正当防卫被使用作为免去刑事责任的捏词，对正当防卫的建立做了严酷的限定条件。其中包括因由条件，时间条件，工具条件，主观条件，及限度条件。在此只阐发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和限度条件。

（一）时间条件。正当防卫只能对正在举行的非法侵陵行为实验。所谓正在举行，是指非法侵陵正处于已经开始而且尚未竣事的举行状态。

（1）对非法侵陵的开始，我国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大争议，重要有以下四种看法：

1．进入侵陵现场说。此说以为，侵陵者进入侵陵现场即为非法侵陵已经开始。

2．动手说。此说以为，非法侵陵行为的开始便黑白法行为的“动手”，正当防卫在非法侵陵动手时举行的。

3．直接面临伤害说。此说以为，非法侵陵的开始应该指正当职权已经直接面临非法侵陵的侵陵伤害。具体包括两种情况：一黑白法侵陵行为已经动手举行，正当职权正在遭受非法侵陵；二黑白法侵陵的实验如饥似渴，正当职权将要遭受非法侵陵。

4．综合说。此说以为，一样平常应以非法侵陵动手实验为非法侵陵的开始，但在非法侵陵的现实威胁已非常显着，不实验正当防卫就会立刻孕育发生危害社会的效果时，也应以为非法侵陵已经开始。

以上四种看法，综合说是最为全面，最靠近于正当防卫的立法宗旨，最有利于掩护当事人正当职权的。

（2）非法侵陵尚未竣事，应在实践中作具体阐发，可以黑白法侵陵行为正在举行中，也可以是行为已经竣事而其导致的伤害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是有些情况下，虽非法侵陵所导致的伤害状态尚在继续中，但正当防卫行为并不能将其扫除，则应视为非法侵陵已经竣事。

正当防卫的竣事，可以黑白法侵陵人自动停止或不行能继续举行，也可以黑白法侵陵已经既遂且不能实时挽回非法侵陵造成的丧失。在非法侵陵尚未开始前或竣事后举行的防卫行为则是不适时的。

（二）限度条件。指正当防卫不能显着凌驾须要限度且对非法侵陵人造成重大侵害。何谓须要限度，有三种看法：

1．基真相顺应说。以为所谓正当防卫的须要限度，即是防卫行为与非法侵陵行为在性子、

手段、强度和效果上要基真相顺应。

2．需要说。以为所谓正当防卫的须要限度，即是防卫人克制非法侵陵所必须

的限度只要所造成的侵害是克制非法侵陵所必须，不云云就不够以克制非法侵陵，纵然防卫在强度、效果等方面凌驾对方可能造成的侵陵，也不能以为是凌驾了正当防卫的须要限度。

3．相当说。以为正当防卫的须要限度在原则上应以克制非法侵

害所必须为标

准，同时要求防卫行为与非法侵陵行为在手段、强度等方面，不存在过于悬殊的差异。

上述三种看法中，基本顺应说提出了须要限度的特性，即认可相顺应不是绝地等同，而是可以凌驾，但同时又夸大不能显着凌驾，差距过大，此种学说有利于保障黎民正当卫权的行使，也能警备防卫者滥用权利，故而有其公正之处。但它仅从防卫和侵陵两方面的性子、强度等客观特性上加以权衡，没有视察防卫者的主观目的，因而缺乏视察题目的高度，有可能导致将那些防卫行为与非法侵陵虽然基真相顺应，但却非克制非法侵陵所必须的情况作为正当防卫处理，从而会不适本地扩大正当防卫的领域。而客观需要说以防卫人克制非法侵陵所必须作为须要限度的尺度，夸大了防卫目的的正当性，因而捉住了明确须要限度之要害。但是这种看法太甚夸大客观需要，而完全轻忽防卫行为与非法侵陵的相当性，没有对防卫者设定须要的束缚，有可能导致防卫者滥用防卫权，从而给非法侵陵人

造成不适当的侵害。上述相当说现实上是客观需要说与基本顺应说的有机团结，既捉住了明确须要限度的素质的、要害的特性，有利于勉励黎民实验正当防卫，又提出了对防卫者的须要束缚，有利于保障正当防卫的准确行使，从而罗致了基本顺应说与客观需要说的公正之处，制止了两者之不够，可谓是公正而可取的主张。正是鉴于此，相当说其后逐渐成为我国刑法理论上的通说和引导刑事执法实践的主导理论。

应当注意的是，“显着凌驾须要限度”和“造成重大侵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侵害”是“显着凌驾须要限度”的具体表现；“凌驾须要限度”是“造成重大侵害”坚定尺度。也即是说，“并不存在所谓的显着凌驾须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侵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侵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显着凌驾须要限度的题目；不存在所谓的‘手段过当’而‘效果不外当’大概相反的征象”。对正当防卫加以限度条件是否会使防卫人在防卫时思量到自身行为是否太甚而影响其权利，刑法典划定了对某些非法侵陵可实验无穷防卫权。

三．特别防卫

凭据修订后的新刑法典第20条第3款划定：“对正在举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紧张危及人身清静的暴力犯法，接纳防卫行为，造成非法侵陵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由此开创了我国无穷防卫权刑事立法化的先河。这一划定的立法用意，重要是为了纠正已往执法实践在处理防卫过当案件时广泛存在的一种偏严的倾向，勉励黎民更好地使用防卫权，以掩护正当职权，维护社会秩序。但是统一样平常防卫一样，如果以防卫是否受到非法侵陵为尺度，可将特别防卫分为两种范例：一类是直继承到紧张危及人身清静的暴力犯法侵陵的受害人实验的防卫，即自我防卫；一类是未直继承到紧张危及人身清静的暴力犯法侵陵的非受害人实验的防卫，即防卫他人。由于没有将受害人和非受害人予以区分，将使特别防卫适用的领域过于宽泛，从而造成对非法侵陵人应有正当职权掩护的藐视。

执法应是理性且公平的，任何人的正当职权都应当受到执法的掩护，我们在强化掩护防卫人的正当职权时，决不行致非法侵陵人应有的正当职权于掉臂；否则执法将失去其应有的客观性和公平性，也将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需要夸大的是，受害人还击暴力犯法侵陵的特别防卫权是国家赋予黎民一样平常防卫权的派素性权利，是特别条件下的救济措施。孟德斯鸠说过，在黎民与黎民之间，自卫是不需要打击的。只有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期待执法的救济，就难免丧失生命，他们才可以行使这种带有打击性的自卫权利。所以应以一种客观而理性的头脑，站在公平的态度，将现有特别防卫划定中“防卫他人”归入一样平常防卫而遵照一样平常防卫的划定，而将特别防卫严酷限定在“自我防卫”的领域之内。这样，既两全了刑法的社会掩护性能和人权保障性能，也不会挫伤黎民当仁不让的正义感和违法犯恶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相应地，《刑法》第20条第3款可表述为：对正在举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紧张危及人身清静的暴力犯法，接纳自卫行为，造成非法侵陵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重要文献：

克制范文篇8

（1）提高学习力。学习力是一个人的基本功能力，也是党员干部生长提高的动力源泉。一要向文本学习，在阅读中提高学习力。文件、书本、报刊、媒体收集都是阅读对象。二要向实践学习，在工作中提高学习力。实践是最好的教室，实践出真知，在实践中可以学到书本上学不到的道理。三要向同事学习，在沟通中提高学习力。取同事之长补己之短。四要向群众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日常的劳动生活中积聚了丰厚的实践经历。五要向指导学习。在察看中提高学习力，这种学习是指导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的领会。

（2）提高调研力。经过查询研讨，综合状况、分析问题、披沙拣金、由表及里，提高调研力要处置好三个关系：一是既要查询又要研讨。不能只要查询没有研讨，经过查询去研讨新问题，总结新经历，提出新对策。二是既要留意发现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又要擅长接收基层和群众发明的成功经历。

（3）提高反响力。首要是加强应急和应变的才能。一是要加强对突发事情的应急才能，在危殆面前要临危不惧，接受得起各类压力，决断决定计划，靠前批示，最大限制地节制和化解危机。二是要加强对严重转变的应变才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措施进一步加速，对指导干部的应变才能要求越来越高。所以要做到实时反响，精确反响，预见能够呈现的问题，防患于未然，积极应对转变。

（4）提高判别力。重在提高判别事物、判别干事的精确率和前瞻性。要把准问题的性质，要精确判别工作格式。

（5）提高执行力。首要落实才能和操作才能组成。着重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要加强时间观念和效率认识。依照指导和上级交办的工作，要立足于早，争夺早启动早执行。二是要保证质量，注重实效。坚持质量第一、实效第一的准则。

（6）提高决定计划力。要留意克制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一要克制优柔寡断、该定夺不定夺的错误倾向。二要克制越权越位、不应定夺乱定夺的错误倾向。

（7）提高协调力。对上要协调，对外协调，对下也要协调，横向之间都要协调，办一件工作看涨一项工作，没有协调难以成功。要加强协调的自动性、灵敏性、目标性。

（8）提高表达力。首要经过两个渠道来表达思想和意图，经过文稿、文件、文章和攀谈、谈话、发言等来提高写的才能和说的才能。

（9）提高创新力。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正在发生深入革新和不断创新的时代，一个单位没有创新力，就没有活力和生机，一个干部没有创新力，生长提高就没有但愿和潜力。所以要求不断加强创新力。

克制范文篇9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获得别人的尊重，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感化力，必须有一种独特的品格严于律己。严于律己是我们每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是道德品质修养的一种境界，是执政为民，以法从政的内在途径。让人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和领导总是忽视或没有能力做到这个“自我要求”，遇事总是喜欢归咎于他人，不能清醒地看待事物，认识世界，在花花世界中眼花缭乱，为靡靡之音而纸醉金迷，心旌摇动，毁了防线。结果不但害了自己，更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给党和政府摸黑。成克杰、田凤山和从辉煌到末路中的领导干部等，就是平时放松了学习，没有做到克己自律，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出了问题，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各种考验，使自己从功臣、领导堕落为罪人。

一个严于律己，勤政为民的党员干部和领导，总是清醒地看待一切，认识一切，不会为花花世界所缭乱，不会被金钱所动摇，不会被美色等外物所诱惑和左右，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高尚品德去带动人、影响人和感化人。故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浪潮中，社会利益关系极为复杂的环境下，做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必须加强以下几方面的修炼：

（一）学习。“是非明于学习，名节源于党性，腐败止于正气。学能使人明理，学能使人识道，学能使人高尚，只有提高对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辩别力，才能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道德上的合法性，不学习则反之。当前，我们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前所未有的全新事业，任重而道远，我们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日益复杂，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的学习提出了更全面、更系统、更高的要求，我们如果不重视学习、放松学习，就不可能保自律，提高执政能力更无从谈起。

（二）克制。克制自己的欲望，是成功的秘诀。美国元勋富兰克林说：“自我克制体现了人类的勇气，是人类所有高尚品格的精髓，人类与纯粹动物的根本区别也在于自我控制，动物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而人能做到自我控制。”如果一个人由本能与激情来支配，那么他就会完全丧失道德上的行动能力，会沦为强烈的个人欲望的奴隶，只有道德纪律与自我克制，才能抵制本能的冲动，才能把握自我发展的主动权。当然，我们讲的克制并非机械僵死的，而是理性的克制。因为欲望既是一个人去争取成功的全部出发点，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进步的根源，人类的演变也表现为欲望扩张与实现欲望的手段相互推动的过程，人没有欲望，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所以，我们提倡的克制是指使欲望不致于脱离智慧、脱离道德范围和违背党性原则。

（三）勤俭。勤劳俭朴是中华之美德，它可以创造一切美好的事物，可以赢得一切。古人，汉文帝刘恒就以节俭称著于世，他在位二十三年，一直过着节俭的生活，衣食住行仍与过去一样，一旦发现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立即改正，务求有利为民，他曾想建造一个露台，经工匠一计算，需花费百金，觉得过于破费，竟放弃了这个想法；平时他经常穿用黑色粗糙缝制的衣服，就连最宠爱的慎夫人，穿的衣裙也不许拖地；在为自己修造陵墓霸陵时，他命令都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贵重金属装饰，还命令顺着山势建造，不准堆积高大坟墓，临死前还留遗嘱：“当今之世，咸嘉生恶死，原葬以被业，重服以伤生，吾葚不取。”并一再叮嘱丧事从简。正是文帝的节俭为群臣树立了榜样，从而使当时的社会风气崇俭为德，也为“文景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隋朝炀广皇帝生活奢侈，作风专横，短短几年断送江山。

节俭能树立榜样，积累资本，勤奋则能创造财富造就“天才”。要想获取知识，必须辛勤耕耘，要想获得食物，也必须辛勤耕耘，想获取乐趣，同样必须辛勤耕耘；耕耘是永恒的生活法则。而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尤其是青少年往往忘记了这一永恒的主题，他们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聚众干些伤天害理之事。笔者曾碰到过一件难忘的事，一次有机会到一监狱看望一位本很幸福的年轻人李××，最后他感慨道：“我倒霉都是因为游手好闲，和不好的人混在一起，不想再读书，认为富人的孩子用不着学习，我父亲有很多的财产，够我们几辈子用，所以用不着我去挣一分钱，一点也不知道金钱的用途和价值，更不知道怎么通过诚实的工作（劳动）来赚钱，结果就不用说了。”

由此可见，我们的党员干部和领导，如果忘记了勤俭，也不教育孩子和年轻一扬俭朴的品德，将是何等的危险。

（四）公正。古人云：“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歌德说：“几何以直线为最近，修身以公正为最好。”从党的发展来讲，公正无私不仅是一种为政道德，而且是一种成功之道。第一，公正使人有见事之明，凡事出于公心，就比较容易客观地看待事物而不受蒙蔽。“公生明，偏生暗”，正是此理。第二，公心使人有客人之量，出于公心，对待强于自己的就不会有嫉妒之心，对于与自己有私怨的就不会有报复之心，对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也不会有嫌弃之心。“行之无私，则是以容众矣。”第三，公心使领导者有凝聚力，“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就是说，一个公正无私的领导者，必然受人尊敬而产生一种巨大的非权力影响力。唐代陆贽说：“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人必啜而叛之。”总之，没有什么能比公正更得人心。

克制范文篇10

关键词：怨恨；价值生成；政治动员；宽容；共识

引言

作为一条特殊的研究路径，“怨恨”在现代西方学界正得到不断的拓展和延伸。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诸多席卷全球的重大事件：比如先后相继的两次世界大战，从剑拔弩张的两极冷战到冲突不断的多极竞立，从迷惘一代到垮掉一代再到放弃一代的社会文化运动，数次重创社会发展的经济危机和源源不断的民族和宗教对抗，以及破坏性越发强大的恐怖主义活动等等。这些事件造成了空前而惊人的伤害，仅以战争为例，“在1900年至1999年之间，世界上爆发了250场国际的或国内的新战争？？大约1亿人直接死于由政府支持的、由军事单位组织的集体暴力”，更发人深省的是，其中“平民死于战争的人数比例高得惊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5%，第二次世纪大战是50%，而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则达到90%“。这些事件不仅为怨恨的滋生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且使怨恨成为重要的考察视角：主要包括国家和民族等政治共同体中的冲突和对抗，宗教-政治叙事中的紧张结构，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各种思潮和主义的评判性反思以及愈发炙手可热的恐怖主义研究等等。在大陆学界，除文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中零星的对怨恨理论的研究外，以怨恨为核心的政治分析还停留在萌芽阶段，没有一条从怨恨角度分析社会矛盾结构的专属路线。

西方政治学领域中的怨恨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怨恨的发生，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价值层面上的冲突；二是怨恨的动员，主要通过各类社会行为宣泄情绪、表明立场以及实施变革等。首先，关注怨恨在价值层面上的生成和诉求，是因为价值分歧是诸多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怨恨本身蕴涵着价值观的诉求，那么它就应该对冲突的产生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一点并非显而易见，弗林斯认为，”怨恨是否在各种宗教及教派的产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是否在积极真理的外表下制造着堕落的道德判断--这些还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怨恨在其他方面怀有相似疑惑的学者也非少数，对他们而言，怨恨只是研究道路上一个不值一跨的障碍，或许这种忽视值得商榷。其次，怨恨如果的确对各种冲突负有一定责任，那么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或路径释放其能量的？其后果又是如何？世界范畴内的各种冲突如同一个各种价值观一并登台的假面舞会，令其取下面具显露真容不但有助于发现冲突的根源，而且也能够为消除冲突寻得有效方法。从合作的角度出发，怨恨不仅是不合作的缘由之一，同时还具有与之相反的意义，即怨恨也能够为实现合作提供可以反而鉴之的动力。

同时，对于我们而言，西方政治学中的怨恨理论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镜头，能够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审视当代西方世界中各种冲突和对抗的本质，同时也促使我们在面对充满怨恨积聚和动员的危机重重的世界时，思考如何建构起克制怨恨的机制，努力实现宽容、达成共识。而这一点，理应为不敌视世界和平与发展、依赖于广泛交流与合作的所有个人或群体都恪守的基本底限。

一、”积怨难平“：怨恨生成的价值考量

怨恨是一种特殊的情感体验：它因无法或无力跨越比较产生的差异鸿沟，只能在隐忍中持续积蓄怨意，或心怀不甘、寻思报复或忍气吞声、自怨自艾。和仇恨、敌意或妒忌等情绪一样，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比较是它们的共同源头。怨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会通过反击、报复等行为的胜利而彻底消失，无法平复的怨意贯穿始终，难以停歇。这种情感包含着三个基本元素：自我(self)、他者(other)，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憎恨中所持有的”泾渭分明、有失偏颇的价值标记“。在怨恨中，自我通常过于软弱无能，或者无力承担过高的报复成本，从而无法展开即时性的报复，惟有选择长时间的隐忍，在枕戈待旦中准备对相对强大的他者进行”自卫反击“。

这种怨恨常表达为：“我不能原谅你，是因为你不是我”，而这种指向他者“本质”的怨恨显然具有不可置换性。于是，一个价值偏爱结构通过怨恨建立起来，它表现为绝对的价值不相容。情感层和价值层的不同诉求构成了天平的两端，在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各有侧重，主要和社会价值的评判秩序紧密关联。在现代政治哲学的范畴内，怨恨源于价值差异，产生价值冲突，并拒斥价值认同。

前现代社会的怨恨滞留在情感层上，对此有两种相辅相成的解释。首先，前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在价值分阶上严格地执行单一标准，这就避免了不同价值在社会层面上的冲突。社会政治制度赋予了价值等级差异的合法性，即使是改朝换代性的大规模社会冲突，也不会影响社会价值体系的稳定性。新权力系统巩固后，通过承继和恢复旧有政治秩序，很快便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声音排斥在社会记忆之外。其次，前现代社会的阶层流动处于相对静止状态，从一个阶层到另一个阶层的跳跃需要付出极大的能量，往往只能通过个体的努力寻求个别突破。于是封闭的阶层体系中所出现的怨恨更多地表现为妒忌或艳羡，颠覆不了得到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

但在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一元的道德体系有了多元化倾向，怨恨从一种比较单纯的情感体验变成价值结构的偏激评判者，作为一个重要角色积极地参与到影响社会结构的政治动员中去。怨恨的新角色随着西方社会对传统价值的颠覆而确立起来，它是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隐秘旨趣，有着独辟蹊径的发展脉络。其理论起点是马基雅维里，他突破了古希腊主要关切政治生活中道德缘起和伦理建构的传统，提出将所有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用来支撑对现实政治的判断，重点关注“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而不是“人们应当怎样生活”。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常被理解为“政治的非道德化”，实际上正是对传统道德的否定。

随后，霍布斯将其理论核心集中在“来自根本上非正义的虚荣自负与根本上正义的暴力死亡恐惧之间的人本主义的道德的对立”上，这是个体权利意识的萌芽，也是怨恨诉求的主要方向。个体意识的觉醒带来的是现代社会价值平等体系的建构，由此怨恨在价值层上的诉求逐渐显山露水。洛克提出：“一切具有同样的共同天性、能力和力量的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这种观念得到了后来的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接受和阐发，而黑格尔则将之直接引入价值对抗的分析框架中去，他“把人与人之间冲突的根源追溯到道德冲动那里”，这是价值层面上的现代怨恨分析途径的首个风标。同时，他断定现时代的人是“主人和奴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种人格二分造成的冲突形成了苦恼意识。

它和怨恨有着共同之处：都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无能”，使得人们只能“在苦恼中抱怨”。其解决之道是在自我承认和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实现善治，他在建构市民社会理论时格外重视这一点，而舍勒最终提炼出怨恨理论时是出于对西方市民社会精神的独特思考，两者之间有着为人忽视但显然存在的承接关系。

西方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与这种理论流程基本一致，经过英法思想启蒙运动和欧美各国的大革命运动，传统的等级价值秩序崩溃后，市民社会不断壮大。怨恨的发生机制就隐现在这个过程之中：反对专制、鼓吹平等的呼声引发了大众价值体系对高阶价值体系的怨恨，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否定、攻击并且最终颠覆了后者的地位。新生的社会价值秩序不再保持相对的稳定和平衡，而是充满了怨恨与不和--低阶价值的暴戾和高阶价值的怨气没有通过任何途经或阀门得到缓解和控制，这条鸿沟之上无法架设任何形式的桥梁。在告别传统等级社会之后，看似一个价值平等的均质社会逐渐确立，实质上其中的价值怨恨并没有随着对平等观念的普遍认同而消失。伯林认可公民社会中的平等关系，但坚决地否定其中存在一个衡量万般价值的尺度，因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性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对价值多元论的承认只是一种宽容，它为现代社会多元价值体系的和平相处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并没有改变多元价值之间的潜在敌对状态。从怨恨的角度而言，其原因在于现今的价值体系中存在着多重层次的怨恨。

首先，这种怨恨来自于对世俗价值本身的无能境况的怀疑。它在现代社会所取得的胜利，只是一来得益于无能意义上的大众动员--来自怨恨本身无能感的积蓄，二来加剧了大众的无能境况，他们往往满足于享乐主义带来的消费层面上的价值取向，以及沉醉于自由主义肤浅的幸福感--所以要么对价值层上的幸福无所要求，要么会在价值冲突中成为一个鲁莽的自身价值保卫者。在此意义上，世俗价值的胜利来自于价值无能者的动员和斗争，同时在胜利后他们依然会重新生活在一种新型的无能境况中，这是和他们自身的特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的忧患，也是我们致力于发展政治文明的根本缘由和强大动力。

其次，这种怨恨来自于对平等价值体系的怀疑，“这种情感预设了平等观念”，即如果我们怨恨己之所得量不如人，一定是因为他人所得取之不当。正如弗林斯所言，“现代政治、社会、道德和教会都倾向于追求人的平等--在这种倾向背后就隐藏着怨恨”。哈耶克从法律的角度为平等正名，他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自由的伟大目标，而这一原则“扩大至包括道德的和社会的行为规则”，是民主精神的主要表现，而这能缓解人们对自由所必然产生的不平等的不满。泰铎则提出了“补偿正义”的概念，其意义在于“在受害者与公众、过去与现在之间加以补救，更进一步建构出与该激烈变动(指社会变迁--引者注)相关的重新分配政策基础”。但事实上，法律平等在实践意义上有着诸多平等困境，同时给予弱者的补偿往往只是一种暂时性的、表层意义上的裁决，事实上是“道德上的罪恶”和“内在的不平等”。在此意义上，平等往往得不到价值冲突双方一致的承认，他们甚至质疑并反对法律在价值平等上所作出的努力。

第三，这种怨恨与现实利益冲突皮毛相附。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很多时候源自利益冲突，在对各类社会资源的争夺中，弱者的怨恨得不到缓解和释放，于是从一种对对象本身的怨恨上升到对对象价值观的怨恨。因为“支配着冲突的集体利益……可能是在未承认和尊重的规范要求留有余地的道德经验境域中被构造出来的”。所以，利益冲突可能隐含着价值层上的怨恨，弱者不仅对强者的占有行为心怀怨恨，而且进而对强者的价值表示否定。罗尔斯主张“正义优先于效率”，通过对弱势的倾斜性关切缓解他们的怨恨。这引起了诺齐克尖锐的批评：“存在着不同的个人，他们分别享有不同的生命，因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因为他人而被牺牲。”

所以罗尔斯对“最少受惠者”的偏爱，非但有倡导平均主义之嫌，而且因追求结果平等而伤害到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其结果是产生了强者对法律和道德所保护的弱者的怨恨。如杜达斯就曾指出在历史上受到忽视的美国民众要求特权的主张便不仅本身“是一种怨恨的表现”，而且又会激起“反对社会再分配变革的人们的对抗，后者从而将自己视作自身利益和美国核心价值理念的防卫者”。

在诸如平等、自由、民主等现代社会各种价值特征之中，怨恨和平等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而由于平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一系列困境，怨恨在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或暗藏杀机或大显身手，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在西方政治生活中，这典型地体现在涉及资源纷争的强势政治行为中，以及秉持自身政治理念的激进政治价值观中。正因为怨恨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动员能力，使得这种强势和激进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

前者如英美等国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对伊拉克乃至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后者如上世纪90年代西欧激进右翼党派在选举中的获胜，是因为他们获得了蓝领、低收入者和失业者的大量选票，而投票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部分选民在现代化和个体化的进

程中被各种恐惧所包围，并对“被社会的其他部分所抛弃并且不得逃脱”深怀怨恨。⑧从广义上而言，关乎社会利益的冲突总是伴随着价值上的分歧，而怨恨就时刻潜伏其中，甚至是冲突的疑云散尽，怨恨的阴影仍然长久地存在。

二、“正义的凯旋”：怨恨的表达模式

怨恨表达的主要目的是为自身价值寻求确定与承认，这与怨恨者所持有的对自身价值的“正义”意义上的信仰密切关联。怨恨者“虚骄地浸淫在一种自命纯洁、正义、强野的道德自我想象中”，并形成以怨恨“为基础的认同政治”。这种期颐“正义的凯旋”的怨恨表达一方面能够使政治动员的力度更大，另一方面也隐藏着具有极端倾向的破坏性行为--伴随着价值颠覆而来的往往是对怨恨对象冷酷无情的清洗或适得其反的拯救。当代西方学界侧重于怨恨在某些具体事件或层面上的应用性研究，对其内在的动态结构很少关注，导致怨恨理论陷入广而不深、博而不专的境地。因此，我们根据怨恨表达的不同强度，区分出怨恨动员、怨恨转移和怨恨隐匿三种模式，对怨恨理论的研究作初步的尝试。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模式并不独立存在，往往交织在一起。

在一个政治社会中，怨恨动员是怨恨呈现政治意义的主要表达方式。“当某些社会成员本来可能获得的机会或财富(包括地位)被某种外在力量所拒斥时，会产生出一种怨恨的情感体验。”“如果不满和愤恨情绪达到无法回头的程度，那么冲突就会表现为暴力的形式。收益和付出的衡量的计算将不再是符合常规的合理性。”它会动员起社会成员，通过罢工、游行示威、革命乃至战争等各种集体运动形式冲击社会结构，促使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新配置，从而导致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道德秩序等多重层面都发生相应的变动。怨恨动员只是政治动员诸多形式中的一种，其特殊征象在于它起因于怨恨情感生成后对隐忍底线的突破，表达过程中一直具有价值对立或价值颠覆的尖锐要求，通常不能形成一个敌对价值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不是胜负分明就是暂且悬置。

怨恨动员首先激起了怨恨者“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并随即“创造一个敌人形象，以便能够强化一切憎恨和蔑视的感情”。心理层面上的欲望和情感不会原地

停留，“事实上，在每一欲求中都直观地含着一种奠基性的价值意识”。这一判断基本上明确了怨恨从心理发生到价值判断的基本原因，因此执著于对其心理动机的研究，不如转而把握其对价值判断的巨大作用，因为后者直接作用于社会转化和政治变革的机制，这也是作为一种政治动员模式的怨恨所具有的最为猛烈的力量。在政治社会中，怨恨动员的心理根源是差异悬殊的平等感。它“不仅能动员起民族间的怨恨心态，以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比如因贫富比较而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怨恨动员从实施报复行为的角度上而言，虽然突破了怨恨所具有的隐忍特征，但报复行为作为“道德强化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巩固被其他人所违背的道德规范”，因此怨恨动员又坚决维护着怨恨所具有的非此即彼的价值不妥协态度，它表现为怨恨在积聚中忍无可忍后的爆发和延伸。

怨恨即使在得到满足之后也常会以转移和隐匿等方式继续存在，由此产生的“新水平的更为细致的差异”会带来新的怨恨。于是怨恨情感不仅具有强大的宣泄力，而且还具有潜在的递增性和重新繁殖的能力，也正因如此它才能够成为社会结构变动的潜在动力。怨恨转移是一种不太激烈或者作用范围较小的怨恨表达模式。声东击西式的怨恨转移并不能让怨恨彻底消亡，只是通过特定的方式将怨恨转移到别处，从而降低当前怨恨的广度和强度。

怨恨转移主要有两种方式，弱态转移通常是指怨恨主体对客体的强大感到报复无望而主动转移目标，同时又能部分满足怨恨的表达方式。这种怨恨表达胆怯而尖锐，怨恨者常常把被怨恨群体中相对势单力薄的某些个体当作报复的对象，由此表达对整个对象群的怨恨。现代社会中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便是典型的主动怨恨转移，“怨恨者从他所感觉到的所反对的对象阶层里任意挑选牺牲品”。“恐怖主义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是弱者用于反对强者的武器”，因此，处于弱势的恐怖主义者无力对怨恨客体发动全方面的挑战，只能主动转移怨恨对象，把报复目标从全体转移到局部上去，“911”事件因其巨大的破坏性和深远的影响力而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型。这种怨恨转移的一个附加意义就是加剧怨恨：对于恐怖主义者而言，破坏的剧烈程度本身就是衡量怨恨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对于反恐者而言，这一程度又是他们反击规模和强度的参照系。这个复杂过程中的一个明显事实就是，恐怖活动-反恐战争所设定的二元对抗结构用断然的立场选择剥夺了缓解怨恨的中间地带，同时，没有得到丝毫弥补甚至逐渐增大的强弱差距孕育着新的恐怖活动。

怨恨转移的目标也有可能处于被怨恨群体之外，如在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电子化仇恨”，把对社会的整体怨恨转移到网络空间，以报复行动的完成来满足怨恨感。或者，怨恨者因无力直接实施报复，只能将怨恨转移到与被怨恨者有直接关联的事物上去。如18世纪30年代的巴黎印刷工人对城里的猫实施了大屠杀，因为宠物猫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生活的象征，因此“杀猫之举表达了全体工人普遍对于资产阶级所怀有的恨意”。弱态转移也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犯罪形式中，其特征是随意地迁怒报复，从毁坏公物到滥杀无辜，对象往往是偶然选择的结果。诸如美国多次发生的校园枪击事件以及大范围的人为纵火事件等，不仅从技术性的角度上拷问了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性，而且本身引起了广泛的道德层面上的价值争论，怨恨的情绪充斥其中，久不消散。

强态转移是政治体为转移矛盾而主动引发社会怨恨的转移方式。比如纳粹动员起的大众对犹太人的种族怨恨，不仅转移了一战以来德国民众对国家的不满，而且反过来引发了遭受迫害和不公对待的犹太人对德国、德国人甚至非犹太价值的怨恨情绪。随着纳粹反犹力度的强化，德国内部的自怨逐渐削弱，而犹太人的怨恨则逐渐增强--它不仅包括社会意义上的生存性的怨恨，还包括宗教意义上的价值怨恨，即“怨恨的犹太精神”被迫起而应对“宽容的基督教精神”。这在当今的西方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中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比如一些阿拉伯宗教领袖和政治派别的各种言辞有力地引发并强化了对西方的多重怨恨，“刺激了很多好战的伊斯兰运动”。①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各种矛盾被弱化，但这种怨恨的情绪也反过来引起了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特定对象极度仇视，从而双方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沼泽之中。从怨恨转移的直接动机和结果上而言，它都是一种能够展现出怨恨情绪的表达方式，只能将怨恨带入一个持续性存在甚至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

相对烈度较强的怨恨动员和怨恨转移而言，怨恨隐匿是一种非爆发性的怨恨表达模式，通过对怨恨的时间掌控将怨恨隐藏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按照怨恨隐匿的时间轴可划分为三种：即时隐匿、过往隐匿和未来隐匿。

即时隐匿是通过对怨恨即时性和掩盖性的处理，造成怨恨消失的虚假景象。在现代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即时隐匿或许是最为常见的怨恨表达方式，它不断切换各种政治诉求，以掩盖或者拖延社会冲突的根源。例如在很多国家的民主革命中，领导者将嫉妒和报复的观念作为社会政策的基础，在动员民众取得政治权力后又以“民主平等的名义让民众欢迎事实上的不平等”。②种种不公本应是民众所怨恨的对象，但因民主赋予了他们崇高的地位或动员前的诸多利益许诺而似乎消弭于无形。其实这种事实不平等是被暂时覆盖了，一旦出现矛盾，“专靠人民激情吃饭的政党领袖们，便会兴风作浪而为自己谋利”。在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环境中，即时性的怨恨隐匿通常穿着价值观织就的隐形衣，广泛地在社会层面上用道德标准填补财产和地位差距，甚至能够在宏大的领域如国家和文明层面的怨恨中达到隐匿怨恨的目的。

过往隐匿通过对过往事物的价值固化或者怨恨加强而隐匿了当下的怨恨。即使现代社会是通过颠覆传统社会的价值秩序和政治结构而建立起来的，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些肌腱并没有为社会变革所彻底割裂，这种对传统的有效继承为怨恨隐匿提供了便利。典型的表述类似于此：以前那么艰难的生活都受得了，现在好多了怎么会受不了呢？这种让怨恨在隐忍中减弱的方式是非常危险的怨恨隐匿，其潜在的复仇冲动如果不以积极有效的方式获得正视和疏导，一旦爆发出来将会酿成极大的政治危机，并使得怨恨克制的成本急剧上升。因为反思传统的结果并不只是满足于相对优越的当下生活，还有对传统价值的缺失和传统纽带的断裂所爆发出的种种不满。

“一方面，怨恨使他们沉湎于过去，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将他们投诸于一个晦暗的未来，期望在那儿可以实现他们时刻存有的关于复仇的幻想。”这种未来隐匿可以被称作是怨恨的乌托邦，它通过提供一个遥远而虚幻的乌托邦式的政治构想隐匿了当下的怨恨情结，以麻痹怨恨者。这种乌托邦被萨托利视为“对理想主义的滥用”，提供未来的美好蓝图或者还未实现的政治承诺都属于此类。作为一种怨恨隐匿的政治策略，未来隐匿在现代社会的力量越发薄弱，这和“理性选择”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它使得人们更为关注当下性的生存状态，从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隐匿怨恨，反而成为一种怨恨动员：“乌托邦的内容就可以从它臆想的文化的构成部分，即同意识形态的、其功能变成了统治合法性的文化的构成部分的混合中分离出来，并且可以转化为对历史上过了时的统治合法性的批判”，从而诱发受压迫的大多数人的敌视和不满。

在任何意义上，怨恨都是一种导致社会结构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人类社会努力反对压迫和歧视的过程中，怨恨曾作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动因对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对于普遍认同民主、平等和自由等价值的现代社会而言，怨恨的产生和表达会破坏这些价值观的顺利建构，而且怨恨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压力聚集的核心力量，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怨恨克制是现代社会建设良善政治的必要之举。

三、“以德报怨”：合作背景下的怨恨克制

如果以怨恨为核心来划分不同的社会形式，可以简单分为两种：弱怨恨社会和强怨恨社会。在弱怨恨社会中，一般不需要进行怨恨克制，因为社会结构本身就是反怨恨的，不仅能够减少怨恨的产生，而且能够有效防止怨恨的爆发。而在强怨恨社会中，广泛地存在着制造怨恨的因素，而且社会对怨恨爆发的抵抗力较弱，怨恨能够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政治民主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等级制度极其严格的社会皆属于弱怨恨社会，而施行制度变革的社会与处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社会则是强怨恨社会。

在现今强怨恨社会里，“冲突和合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合作是现代社会遏制冲突、克制怨恨的重要举措，它应该包含价值构建和制度设计两个方面的内容，并植根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上相互共通的道德持存。在怨恨的情感生成和表达中，都存在“以怨报怨”的选择倾向。舍勒认为保有这一态度只能说“在理性意识上是合法的”，但不能说合乎正义，正义是对这种态度的超越。合作不仅是怨恨克制的道德需求，也是基于成本分析的怨恨克制的内在逻辑。在合作的背景下克制怨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层上的宽容，二是治理层上的共识。前者意图斩断怨恨发生根源中的价值对抗，后者力图清除怨恨表达过程中的各种障碍。

宽容主要是指在价值层的表达上承认和尊重社会的价值多元化，在不同价值理念的冲突中尽量不使用极端对抗的方式加以解决，而是使用妥协和协商等平等对话的方式。宽容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断，“不依赖于某种特殊的宽容形式是任何成功的宽容体制的一种特征”。实现价值宽容需要赋予良善价值优先性，一方面鼓励各种政治生活宣扬、维护和巩固各类对社会稳定和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伦理观念，另一方面，必须设定伦理道德的合理限度以防止政治权力的滥用，尤其是防止政治权力假借价值优先性而滥用。依靠宽容在价值层上克制了怨恨的发生根源之后，需要在治理层上寻求各种途径达成共识，这不仅是遏制怨恨表达和报复行为的要求，也是社会成员顺利交往的预设结构。首先，要为民间社会提供更多疏通怨恨和利益表达的渠道，提供更多的机会平等以弥补事实不平等的差距，在弱化阶层隔阂的同时促进阶层间的流动性，广泛建立民间怨恨主客体间的对话机制。其次，在政府层面上要建立完善的怨恨监测体系，在扩大和增加怨恨疏导渠道的同时提高疏导能力(应对怨恨动员)，以法制和政策来衡平怨恨双方的事实差距(应对怨恨转移)，在培养正确的政治理念的同时推进这些理念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应用(应对怨恨隐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