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范文10篇

抗争范文篇1

《苔丝》向传统的贞操观念提出了挑战,否定了男性中心的绝对化贞操观,揭露了它的不公平和造成的危害。《裘德》表现了主人公为实现对事业和对爱情的追求,与当时社会制度和风习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抗争。哈代虽然因不被同代人理解而遭到不少非议,但在百年后的今天,却以这两部奇书立下了不朽的名声。

【关键词】人性社会习俗抗争

ResistanceoftheHumanNatureagainsttheSocialConventionsandCustoms

ThomasHardyandHisNovelsTessoftheD’UrbervillesandJudetheObscure

托马斯·哈代(1840—1928)是小说家、诗人,是跨世纪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势力深入农村经济生活后,英国宗法制农村的巨大变化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乡镇人民的悲惨命运。所写作品对人民贫穷不幸生活充满同情,对资产阶级文明,道德,宗教等观念作了深刻的揭露,具有不可否认的社会意义。他的小说往往遭到当时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攻击。

他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不被同代人理解而招来不少非议,但被公认为是哈代最突出的两部小说。近年来西方出现了一股哈代热,他的这两部小说一再出版。特别是在发表百年后的时候,在伦敦和哈代的家乡多塞特郡举行了很多关于哈代及其作品的座谈会、文学沙龙和庆祝活动。当然这不是老调重谈,总有某种新意。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哈代的作品中蕴藏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还大有研究的余地;二是人们的思维总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前进。托马斯·哈代可能是本世纪英国最富有观察力、造诣最深的小说家之一。他的著名杰作《苔丝》和《裘德》表现了人性同社会习俗的抗争。

对于这样一位在英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这篇论文不能够论及他的所有作品。因此本文的论述集中于哈代的著名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和《无名的裘德》,评述他的思想、婚姻观、宗教观以及写作的艺术风格。这两部小说通过优美的的自然风景描写,细腻的心理刻画,动人的故事情节以及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揭露了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残酷性和空虚、丑恶的本质。

哈代善于细致深入地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人物形象丰满,风格多样化,自然景物描写富有诗意,语言机智诙谐,在英国文学史上是一位艺术造诣较高的作家。

哈代在创作《苔丝》时正置盛年,在英国文坛已颇有名气。但数年中在期刊上发表连载小说时为了俯就出版商和中产阶级的要求,他不得不长期压抑自己的创作灵感、违心地做出艺术上的妥协,他因此感到痛苦。“他只想把一连串真正互相联贯的想法用艺术形式整理出来而发表问世。”(托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张若谷译,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页)1888年秋,他开始写作《苔丝》。1891年11月,几经周折才得以发表。

《苔丝》讲述的是一个失身女子愤然杀死诱奸者,替自己报仇雪恨的故事。这类故事在英国文学漫长的历史中被讲无数次了。而哈代在重叙这个老故事的时候,巧妙地注入了他个人的天才和维多利亚时代特有的涵义,使这部作品成为一幅生动真实的十九世纪英国农村的画卷,成为一部维多利亚时代没落的历史。读者在为女主人公的个人悲剧感叹时,可以深切地意识到映衬其后的整整一个时代的悲剧:乡村逐步随工业革命的侵蚀毁灭;飞速发展的科学击碎了基督教千余年来的精神统治,却没给流离失所的人性提供一个新的精神家园;而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则继续冷漠无情地酿造人间惨事。哈代以现实的文笔,写下了这场悲剧,揭示出苔丝的不幸命运的操纵者不只是弄人的造化,更是她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地位,还有当时虚伪的社会道德,尤其是顽固的妇女贞操观念。苔丝的命运,事实上也是“英国农民阶层的灭亡”。“一个纯洁的女人”,在贞操观念很重的华夏古国,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也不是毫无意义的。“纯洁”,哈代用这个词,向传统的贞操观念提出了挑战,否定了男性中心的绝对化贞操观,揭露了它的不公平和造成的危害。

哈代虽因《苔丝》受挫而沮丧,却没放弃以真实坦率的态度来反映人生的信念。相反,他言犹未尽,1895年又出版了另一部惊人骇世的反陈规陋习之作《无名的裘德》,将犀利的笔锋直指一些传统的社会观念,结果引起未曾预见的攻击。这场狂风暴雨终于使小说家哈代偃旗息鼓,退出了小说创作的战场。《裘德》中男女角色的对换既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男尊女卑旧礼教的严重挑战,也是对西方文学传统的一大变更。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妇女形象似乎就定型为男性的牺牲品。哈代在《苔丝》的创作中也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虽因仗义为弱女子直抒不平而颇受微词,到底还是被勉强接受下来。但《裘德》中的男主人公却是一个被欺凌被侮辱的弱者;而无论就精神还是就肉体而言,那两个女子倒成了地地道道的强者。《裘德》中对传统婚姻观的质疑也招致了维多利亚时代评论家的谴责。《裘德》备受攻击,还因为它揭露了宗教的虚妄残酷,鞭挞了维多利亚时代陈腐的教育体制。《裘德》表现了主人公为实现对事业和对爱情的追求,与当时社会制度和风习进行的坚韧不拔的抗争。裘德最终对学院和宗教的彻底失望正是哈代对这个社会最有力的批判。

抗争范文篇2

西门子抢注海信等7家中国企业商标的案子当中，一方面反映了在商标的问题上恶意抢注的现象。另外，通过事情还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事件当中充分的体现了一个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

作为一个商家也好、企业也好，参与市场的竞争应该遵守一个基本规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厂家、商家参与市场竞争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经济，我们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都要依法来经营，要依法来从事竞争，要进行合法的竞争，公平的竞争，这就需要遵守诚实信用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另外，作为诚实信用原则，也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最基本的原则，同时是WTO要求各个成员必须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

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在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提供的一个各个成员关于反不正当的示范法，在示范法当中，对于由《巴黎公约》所建立的关于反不正当竞争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虽然这不是强制性的国际公约，但是对所有的WIPO，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这个当中，他们把反不正当竞争的范围和客体都做了进一步的扩大和延伸，在他们的示范法的条例当中。第一条对于《巴黎公约》关于反不正当竞争的定义做了扩大的解释和补充，同时，在这个相关的解释，关于示范条例的解释当中，进一步的明确了如何界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按照《巴黎公约》的规定，关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依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但是，在解释当中就说，现在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一个解释，不仅仅是根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的界定，也要考虑到国际贸易当中的习惯、惯例和做法，这就是说对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不能仅仅的根据各个成员自己的国内法解释，还要考虑到相关的一些国际公约、国际惯例，特别涉及国际贸易的一些习惯做法，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巴黎公约》当中的一些规定，TRIPS协议的约定，对所有的WTO成员，包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都是应该有约束力的，应该按照这个解释诚实信用的原则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做法。

在解释当中特别强调指出，《巴黎公约》当中对于一些像第6条之2驰名商标的一些特殊的保护，仅仅针对驰名商标，而且限于是商品的驰名商标。而按照示范法的规定，它不仅适用于商品商标中的驰名商标，而且把它用这种反不正当的保护，强调一般的驰名商标扩大到普通的一般商标，无论是注册或者是注册与否。如果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抢注他人的商标，这样的话，不仅是说针对一个驰名商标，我们按照《巴黎公约》第6条之2可以寻求保护，同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的讲法，即使是一般的商标，从这个来讲，即便是没有注册，别人也不能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去对它进行注册，我个人理解是这样的。所以，在本案当中也存在这样的类似的情况。

抗争范文篇3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网络抗争；网络经济

一、概念界定

（一）网络抗争

我国对网络抗争的研究，多选取某一或多个案例，结合定性、定量的分析手法，从行动的某一结点出发进行研究。有学者选择发生在2009年的“杭州飘车事件”为例，采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和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在网络抗议中如何通过意义构建进行动员。［1］还有学者选取2011年至2012年间发生的四个网络抗议事件，对网络集群抗争行为“缘何”衍生、“如何”激化以及后续“为何”消解等问题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解答。［2］

（二）网络经济

新闻传播学对于网络经济的研究，主要是把网络经济作为媒体发展的大背景，对传统理论的变化进行讨论。诸如，有学者讨论网络经济形态下网络舆论的特征，提出了在政府、媒体、网民、技术层面上的网络舆论引导原则；［3］也有学者关注我国纸媒在网络经济背景下网络媒体对纸媒造成的巨大冲击，探讨纸媒应该如何改善营销策略，在媒体竞争中获得优势竞争地位。［4］

二、网络抗争和网络经济的关系

（一）网络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政治空间

对媒介商业化和抗争运动关系的讨论，可追溯到商业出版初期人们民主意识的崛起及社会运动的发展。工业革命前，伴随着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商业媒体的发展让过去的受众变成媒体内容的消费者。DavidShambaugh在研究中国的宣传体系时，“认为市场化发展让中国市民消费群体可以选择更多元的媒介的内容，媒体商业化的商业底线正在不断侵蚀‘党的路线’”。在网络经济中，网络公司也以吸引客户作为行为准则，市场定位更加差异化。中国的商业门户网站在媒体社会性方面已经开始市场化经营尝试，对新闻议题的反应更加灵敏，尺度也更大胆。比如通过抗争性活动的新闻来提高流量。郑永年认为，互联网信息技术促进经济发展，并让政府有能力向民众提供商品，这保证了政府自身的合法性，给国家赋权。政府便对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政府是市场培育调控的主体，起着调整媒介市场结构、规范媒介市场行为的作用。”［5］同时，信息技术增加了国家压制给予信息的社会运动的代价。网络经济的急速发展和政治控制的相对滞后，为网络抗争运动带来了时间窗口。

（二）网络降低抗争行动信息成本

从20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走向民用起，大众不再需要倚赖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的广播和电视的权力，任何公民都能利用它进行政治组织行动。互联网降低了政治动员的信息传播成本。公民参与抗议性活动的最低成本只需拥有一台电脑和缴纳一定的网费。大型的抗议行活动更可以利用网络进行大范围的联动，相较传统媒体更廉洁、便利。比如电子邮件的发展降低了网络抗争团体组建的组织成本。之前需要通过募集资金来做宣传，而现在只需要一个善于协作的核心团队来发放邮件就足够，无需承担高额的广告传单费用。

（三）追逐利益削弱抗争性

关于商业对公共性的侵蚀，哈贝马斯有过相关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渗透到大众媒介，“私人批判变成了电台和电视上明星的节目，可以圈起来收门票，当作会议出现，人人可以‘参加’时，批判已具有了商品形式……共识成为多余之物”。［6］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网络媒体，尽管欢迎抗争性议题带来大量流量，但当涉及政治敏感问题时，会先进行自我审查，不会为此冒政治风险。以微博为例，“微博与中文推特圈有所不同，非政治性话语占绝大多数。新浪有意将其微博打造成分享个人情感的平台，一个温情的所在”。［7］“同国内其他的网络服务一样，微博删帖也是家常便饭。”［7］同样，不少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一样，出于各种市场原因，不得不与中国政府进行合作。例如，已经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外国互联网公司雅虎、谷歌和微软，都已服从中国政府某些隐性条款。

（四）抗争被操纵的危险：网络推手与商业炒作

互联网的经济价值激发了网络推手和商业炒作。炒作是通过制造媒介事件，引起公众轰动而创造消费者兴趣的一种手段。网络推手是通过企业运作模式，组织雇用人发帖来影响互联网上的信息舆论动态。为吸引大众眼球，公关公司和营销推手有时通过谣言来引发网络抗议，从而扩散话题影响力。由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网民的抗议与认同都可以被作为一门生意，网民的抗争性活动存在被操纵的危险。例如，在7•23动车事故后，微博名为“中国秦火火”的博主说事故中遇难的意大利籍旅客家属获赔3000万欧元，在事故原因、赔偿方案等还未公布的情况下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秦火火并不是一个人单干，其背后有网络推手公司做支撑，公司内部“被炒者、策划者、者各司其职”，外部“公司还会和网络大V、网络水军、网络媒体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络谣言传播体系”。［8］

三、结语

网络经济的发展可以给网络抗争性活动带来一定空间，互联网企业对抗争活动的支持可引来大量流量，获得经济利益。但是，仅依靠企业扩大网络空间只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商业媒体在发表政治敏感话题时会先进行自我审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也会自主遵循避免触碰“政治红线”。此外，网络推手和商业炒作公司以制度化的手法主动发表抗议行谣言或者制造话题进行炒作，使得互联网上的抗争性话题有被商业企业操纵的危险，长此以往将损害社会信任度。

作者:郑慧 单位:武汉大学

参考文献：

［1］付亮.网络维权运动中的动员［D］.安徽大学，2010.

［2］方彦蘅.网络抗争研究：变迁，机制与消解［D］.南京师范大学，2014.

［3］易崇英，陆瑶.试论网络经济时代的网络舆论引导原则［J］.新闻界，2010（6）：40-41.

［4］朱宁宇.网络经济下的报纸媒体营销策略分析——以温州日报报业集团为例［D］.浙江工业大学，2013.

［5］刘洁.中国媒介产业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5.

［6］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91.

抗争范文篇4

[关键词]爱情;人性;神性;抗争;悲剧

爱情,永远是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情感之一。爱情与“谈爱色变”的禁欲主义一直在作着努力的抗争,即“人性”与“神性”的抗争。尽管这种碰撞都带有悲剧色彩。本文试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巴黎圣母院》、《红字》、《荆棘鸟》中笼罩在宗教统治下的爱情悲剧。

一、扭曲、变态的爱情———人性悲剧

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作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1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而克洛德作为社会的一员,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念念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

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人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消灭集中表现在他本身处境中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但是带着十字架的副主教既没有这样的勇气,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觉悟。他一方面憎恨宗教的非人性,一方面又在心里激起了对自己人性要求的憎恨。他极力把这双重的憎恨搅合在一起,便自己成为一个无法解脱的疯狂的人。于是在他爱而不得中,他设置了一系列阴谋,劫持爱斯美拉达,诬陷她,直到把她送上绞刑架,处在“人性”与“神性”双重压迫下的克洛德,最终也在自己布下的宗教网中毁灭了。雨果曾宣称:“人是生来善良、纯洁、公正和诚实的,如果他的心变得冰冷,那是因为有人熄灭了他的火焰……”正是教会势力的“非人性”,才决定了克洛德的畸形可怕爱情观,才有了他为人性而丧失人性的追求。

二、内疚、自责的爱情———处境悲剧

与克洛德的悲剧不同的是,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红字》中则描写了海丝特·白兰与神职人员亚瑟·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可谓处境艰难,举步维艰。作品以严酷的清教政权统治下的北美洲殖民地时期为背景,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由于犯了通奸罪,坚决不交待同犯,被清教徒政权关进监狱,终生戴上耻辱的红A字示众(A字是英语通奸Adultel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作为劝诫世人的活标本,受到人们的鄙视和摒弃。海丝特是年青、美貌的女郎,却嫁了一个年纪衰老、体态畸形的丈夫,她感受不到爱情,在她丈夫失踪以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闯进她孤独的生活,她爱上了牧师。追求纯真的爱情,渴望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活的女人的生活权利和合理要求,可是,她却遭到清教政权的惩罚,终生戴着红字示众。丁梅斯代尔是一个博学多识,前途无量的教师,很早地就立下了献身宗教的志向。但是,清苦的教会生活,呆板的教条,虽然一时禁锢了丁梅斯代尔这样虔诚教徒的内心,但一看见“身体修长,容姿完整优美到堂皇程度,乌黑丰茂的头发那么光泽,闪耀出阳光的颜色,她的面孔,除去润泽的肤色与端正美丽的五官之外,还有清秀的眉宇和深黑的眼睛”的海丝特时,他的“人性”就复活了,并且最终战胜了“神性”,与海丝特发生了关系,但是,宗教精神象雅片一样毒害着他的心灵,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早已扼杀了他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他把自己与海丝特的爱情关系看成是“冒犯了一条神圣的法律”。他把自看成一个罪人,应该受到惩罚,但又不敢公开承担自己的罪责。他既害怕和海丝特一起戴红字示众,又怕上帝不饶恕他。为了悔罪,他在密室中用血淋淋的鞭子抽打自己,不断折磨自己,他的良心丝毫得不到安宁,“可怜的牧师一面受着肉体疾病的痛苦,一面受着灵魂极度烦恼的折磨,同时又听凭他的死对头任意摆布”。“而在这时,他在他的神圣职务上,却获得了灿烂的声誉”,更使他陷入无边痛苦深渊之中,他几乎丧失了理智,他的精神一直处在罪恶的痛苦和徒然的悔恨之中,心灵备受折磨,终于心力交瘁,成了宗教毒害的牺牲品。

透过这两个人物的处境,让我们看到了两颗破碎的心灵怎样在痛苦中呻吟,在绝望中挣扎,丁梅斯代尔在自己的头顶的一片天空上,又掀起了他自己无法平息的风暴,海丝特内心的迷惘、猜疑和疯狂则也搅暗了她自己头顶的天空,内心世界处境和外部环境的处境的艰难,注定了他们悲剧的结局。

三、执着、偷猎的爱情———结局悲剧

正如黑格尔说:“情欲是人的自然本性,具有原始本能的特性,情欲是能动的,躁动不安的,本质上讲是不安于现状的。”1977年,澳大利亚女作家科林·麦考洛在美国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荆棘鸟》,这篇小说一经出世即引起轰动,被誉为一部“澳大利亚的《飘》”。男主人公拉尔夫同样无法摆脱禁欲主义的束缚,但作为一个情感丰富的男人,他不能灭绝情欲,不能不爱梅吉,他的灵魂长期处于“神性”与“人性”的尖锐对立之中,他曾想“既不作一个男人,也不作一个教士,只作一个兼存二者的人。”同丁梅斯代尔一样,他也无法摆脱强烈的权利欲望和爱情需求,当富翁玛丽·卡森死后,把财产留给了罗马天主教会,其条件是“教会必须赏识拉尔夫神父的价值和才干”时,在他身上展开了上帝与情欲、权力与爱情的激烈搏斗,占有他整个身心的是“神性”与“人性”的厮杀,对他来说,两方面都是无法割舍的,放弃任何一方都是痛苦或毁灭……最终,“神性”战胜了“人性”,他摒弃了梅吉,虽然他爱她。在小说中,梅吉的形象最富魅力最激动人心之处,是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与海丝特·白兰一样,爱情给她带来太多的痛苦,但她仍然爱得执着,她说过:“我生来就是为他的,只为他”,她苦苦思念,久久等待。从青春妙龄到白发苍苍,痴情不改,无怨无悔。为此,她无畏地闯入宗教禁区,与上帝争夺拉尔夫。值得一提的是,与前面两例爱情不同的是,拉尔夫与梅吉毕竟有过刻铭心的两天。深秋的麦特带克岛是旅游的淡季,在友人的帮助下,拉尔夫来看望在这里独自休养身心的梅吉,这时候的拉尔夫为了保持灵魂完美而进行的令人苦恼的斗争、意志对愿望的长期压抑,全都不要了,一辈子的努力在倾刻间冰消瓦解,于是在这20世纪的伊甸园中,亚当偷吃了禁果,结果则是他否定了上帝,他认为“上帝不过是一个骗局,一个幽灵,一个小丑。”两天的欢愉也使梅吉“从上帝那里偷到了拉尔夫”,尽管天主教会是那么的不可一世,上帝是那么的威严神圣,她却以傲然的力量与之抗争,并从心底喊出“我能战胜上帝!”

抗争范文篇5

2003年8月至2004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和国家软科学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形势进行了专题研究。

调研发现，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了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土地争议位居“三农”问题首位

课题组对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声讯记录进行了专项统计分析。2004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该栏目共接到观众电话和声讯62446次(条)，其中有关“三农”问题的为22304次(条)，占总数的35.7%，居于首位。而在“三农”问题中，反映农村土地问题的电话和声讯共有15312次(条)，占总数的24.5%，占“三农”问题的68.7%。

课题组分析了自2003年8月以来中央某媒体近2万封观众来信，在已分类处理的4300封中,有1325封涉及农村土地争议,占已处理来信的30.8%。

课题组在2004年6月15日至7月14日对720名进京上访农民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在有效的632份问卷中，进京上访原因涉及土地问题的有463份，占有效问卷73.2%。

2004年元月以来，课题组共收到172封农民控告信件，信中涉及土地问题的109封，占来信63.4%。

课题组收集的2004年以来130起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中，有87起因土地而发生的警农冲突，占总数的66.9%。

课题组在2004年3月至6月，分别到国土资源部、科技部及北京、广东、浙江、河北、山东、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地进行了专项调查。从有关部门获悉，2004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3.39万件，清还农民征地补偿费欠款87.4亿元，占欠款总数的59%;全国核减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年初6741个的70%。各省市所反映的情况也说明了土地案件的严重性。

地方政府和开发公司成为被告

课题组从1434封有关农村土地的上访信中随机抽取837封(占总数的58%)进行了具体的定量分析。从中得知，目前有关农村土地问题争议，主要有征地和占地两大类型。属于征地方面的纠纷是目前农民反映的主要问题.占总数的60.1%,其中非法征地或强行征地占总数的33.1%。

课题组对当前农村土地争议中控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的分析主要资料是上述的837封上告信。

统计表明，目前农村土地争议较之税费争议来说，在双方当事人方面有着较大的变化:

其一，从控告方而言，虽然村民联名仍然是最为主要的形式，但村级组织已成为了重要的控告方。这主要是由于在强行非法征地等争议中，村级组织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一些实际性的冲突中，村民的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况也经常发生，这与税费争议时主要以抗争精英为主有明确的不同。

其二，市、县成为被告方的比例较高。在农民税费争议中，被告方主要集中在乡村两级组织，其中乡镇政府是最主要的被告，市、县很少成为被告的主体。

其三,公司和开发区成为了被告方，这在农民税费争议中是没有过的。

争议集中发生在沿海地区

课题组调查表明,与农民抗税费主要集中在中部农业省份不同,目前农村土地争议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

在安徽、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冲突方式发生的变化。在农民的税费争议中，上访、宣传和阻收是最主要的抗争方式，而到了农民的土地纠纷，冲突程度变得相对激烈。

知识精英的介入及影响

由于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并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因此，每一事件均具有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作为抗争的农民一方，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求助。一些知识精英，主要是法律人士也为了各种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社会影响)而深入其中。上述的837封上访信，有49封是由律师或其他法律人才撰写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知识精英的介入，有一些事件就会离开土地争议本身而成为政治事件。

抗争范文篇6

关键词：维权活动抗争形式政治目标农民组织

一、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

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subsistenceethic）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i]。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weaponsoftheweak）的日常抵抗形式具有共同特点：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对抗权威也是其重要特点。

“依法抗争”这一研究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性框架是李连江和欧博文在《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这一重要论文中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resistance)，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治活动，从其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看，依法抗争都兼有政治参予和政治抵抗的特点。就其过程和结果看，依法抗争有可能通过促进国家法律或中央政策的落实而演变成完全的政治参予，而且恰好是处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灰色地带，它在内容上基本上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地兼有“抵抗”和“参与”的特点[ii]。在“依法抗争”的解释框架里，农民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而且它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

显然，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的“依法抗争”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是具有解释力的。但是，由于斯科特是以东南亚国家农民为考察对象的，他的许多结论对于具有独特生存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中国农村和农民来说并不完全适用；李连江考察的主要是十年前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而事实上，现今中国农村特别是社会冲突较激烈的中部地区，农民在抗争的方式和内容的许多方面都已超越的“依法抗争”所界定的框架，表现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新特征。我将这些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的农民维权活动称之为农民的“以法抗争”[iii]。“以法抗争”与“依法抗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所指有实质差别。这里说的“法”，仍然泛指国家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但“以法”是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武器，“依法”是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依据。“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以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抗争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二、农民以法抗争的主要方式

“以法抗争”作为新的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首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方式上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演变。这种演变大体上显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特点：上访虽然仍然是农民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但它已具有了新的意义，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新型的更具有主动性的抗争方式和手段。

第一，上访。李连江等人在研究农民的“依法抗争”时指出，农民上访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报警，是将农民生产和生活存在的问题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并希望引起关注最好是能直接解决。他们认为，依法抗争者的上访告状区别于传统的上访告状，也使它区别于当代由种种历史问题引发的上访告状。传统的上访告状基本上局限于民事或刑事范围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上访者虽然明知自己受到冤屈，但未必能像依法抗争者那样在“公堂”上与当权者唇枪舌剑，一争高低。正是农民对法律和政策的精深了解和恰当运用，使得他们的抗争不仅仅是“合法的”，而且是“依法的”[iv]。应该说，李连江等人的这一分析对我们认识当前农村发生的上访抗争活动仍然是有效的。只是值得进一步追究的是，目前农民进行上访特别是集体上访时所表现出的新的特征和功能。首先，依法抗争的集体上访，一般是针对具体的事件而发生的，集体上访的人员一般也是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有直接利益相关的人。而目前出现的许多集体上访并不具有统一的事件作为诱因，而是先由抗争精英发动起来后，再通过会议统一议题，同时每一个上访的人还可以保留本乡镇或村甚至个人的控告信。其次，参加的也不一般的群众，而都是自称为“上访代表”或“减负代表”的抗争精英，出现了有能够代表全县所有不同乡镇不同问题进行谈判领袖。再次，在规模上出现了全县性的联盟，并具有明确的组织性。最后，上访也从原来的请愿报警引伸出了许多新的功能：上访是取得减负上访代表资格最快也是最权威的证明；上访还是获得中央和省市相关文件的一个渠道；上访还可以认识和联络到其它乡镇的上访人员；上访还是获得有关新“问题”的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上访人员在相互交流如果发现某一“问题”本地也存在时，就会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一问题作为本地的抗争目标。

第二，宣传。抗争精英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有关政策，这是目前中部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抗争方式。抗争精英进行宣传的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流行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有的还以耍龙灯、放电影、搞宣传车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有的则将文件抄录张贴在公共场所，或用醒目的涂料在墙上或其它地方书写宣传标语，甚至印制有关政策的宣传传单；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则在村头田尾、农户家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政策咨询。

农民抗争精英所进行宣传的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抗争精英运用多种多样的宣传形式，将“党中央文件的真相”传达到了村民家里，由于抗争精英宣传的文件精神大都与农民负担、农民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有关，是一些限制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高压线”。他们通过将文件的相关规定与农民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使村民们认识到了乡镇村干部的某些行为违反了国家的规定，是“非法”的；而抗争精英们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奋起抗争有中央和上级文件保护，是合法的，值得支持和参与。也就是说，抗争精英进行的宣传活动，在揭露地方干部对中央和上级不忠诚、对农民不公道的同时，宣示他们的抗争行为的合法性，让农民知道他们的抵抗有中央作靠山，具有发动群众的意义。这种发动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直接动员群众参与，也可以通过发动获得群众的支持，筹集抗争经费。另一方面，这些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抗争，而且是一种敢于直接面对地方政府权威的抗争。在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一种宣战，是抗争精英公开向那些乱摊乱派进行公开的宣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许多宣传活动是需要抗争精英们直接走到前台来的。他们不仅要以新形象来面对乡亲们，同时也要以这种形象面对地方基层干部。这实际上就将自己的身份公开化，是对自己作为抗争精英的一种宣示。而且，有些宣传活动单靠个别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时，这些宣传活动又实际上就是抗争精英进行的有分工的集体活动。

第三，阻收。阻收是指抗争精英通过直接阻挠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的行动来制止乱摊乱派的一种抗争方式。它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抗争形式。抗争精英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乱摊乱派的税费不仅抗拒缴纳，而且还会采取办法帮助那些不敢抗争的群众拒交。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乡（镇）村干部到农户家收取税费时，抗争精英们会动员许多群众前往，并要求干部们讲清楚是如何收的，有什幺文件依据，并指出那些税费不合中央或省市的某某文件精神，不应该收取，农户也不能交这种不合道理的税费。从某种意义上，阻收也是一种宣传行为。但这种宣传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宣传的时间和场景都是特定的，是在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进行的不准乱收费的宣传。因而，它是一种面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抗争精英对自己行为的进一步宣示，而且直接将自己摆在了具体的干部的对立面。这种行为，是在乡村社区范围内、一个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一方面，抗争精英要突破人情关系这一关，要同收税费的人“拉下脸面”；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可能遇到人身伤害及为发生更大事端承担责任的危险。因为，这种面对面的抗争，往往会激怒那些一无所获的乡（镇）村干部。有时乡（镇）村干部就会凭着人多势众时对抗争精英施加暴力，而这就会激起更多群众的愤怒和觉悟，有时甚至会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

第四，逼退。逼退则是指抗争精英采取各种办法逼迫某些部门或单位将多收了农民钱退还给农民的一种抗争方式。早几年农民为了让乡镇干部将已经收走的钱退还给自己，采取最多的办法就是提起诉讼。然而，许多农民集体诉讼案件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对农民不公，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样也就使农民对法律那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和不公正的处理结果感到失望。近年来，在那些抗争精英较多且组织性较强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有针对性的逼退方式，即强制性纠错。具体来说，就是抗争精英们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直接到违反这些规定的机关或政府部门与负责人交涉，借助同行者和围观群众造成的集体压力，要求负责人当面立即承诺纠正自己的错误。一般的情况下，由于抗争精英们提出的要求十分具体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文件规定，有关部门的错误也较为突出，所以效果也就比较明显。

第五，静坐和示威。到目前为此，静坐作为一种具有胁迫性的抗争行为方式，一般是在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事件得不到处理时才有可能发生。近年来，由于土地征用、乡镇干部暴力征税等事件增多，农民在党政机关门口、交通要道等地方采取静坐的方式也就时常发生。采取静坐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将事态扩大，以引起更高一级的党政和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界的重视。农民示威性行为除了高举标语口号进行游行外，抗争精英还通过召集群众大会等方式扩大影响。这些以示威和动员为目的群众大会的主题一般是“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这类具有直接挑战性的问题，而且一般都将会议的地点确定在党政机关所在地。由于静坐和游行示威都涉及到明确的法律问题，需要经过特别的批准程序，因此，许多学者将静坐和示威及相引发的暴力抵抗，称之为体制外行动[v]。各级党政也常以此作为理由来进行阻挠，并往往会与抗争精英及群众发生正面冲突，有的还产生了死伤人员、烧毁公私财物等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

从上述抗争行为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农民抗争不再停留在拥护党的政策和要求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释、宣传并执行中央政策的角色。三、农民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

“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目前抗争的主要问题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由于这些问题均有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及政策的规定，在目前的农村又普遍存在并较为严重，因此，很容易确定抗争精英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以法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性是目前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显着特征。

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以法抗争的目标总是以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方式提出来的。这就有一个“问题化”过程。这里的“问题化”，主要是指抗争精英将国家的法律和中央的政策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县乡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并根据农民生活状况提出抗争目标或要求的过程。这是抗争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应星在移民上访时指出：“农民要使自己的具体问题纳入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就必须不断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把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真正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vi]。事实上，对于许多地方已远远超出上访的农民抗争活动，进行问题化就不仅仅为了将解决问题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更为重要的作用就是抗争精英构造合法性和动员群众的工具。也就是说，无论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抗争，还是有关普遍性的权利抗争，要想取得成效甚至开展起来，都首先需要对“问题”的性质、程度等方面进行识别，只有搞清楚发生了些什幺问题，才能提出抗争的目标和要求。

一般来说，“问题化”可以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或内容，即“问题识别”和“目标确定”。“问题识别”是有关“问题”是否存在，问题的性质或严重程度的问题，而“目标确定”则是根据“问题识别”所作出的目标选择。显然，“问题识别”是前提和基础性的工作。但无论是“问题识别”还是“目标确定”，都需要抗争者掌握相当的技术和有专门的知识，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相关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对农民的抗争来说，问题识别，首先要解决的是农民的生活处境和遇到的实际困难，是不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忠诚地执行中央和省市制定的相关政策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农村都是在中央和省市政策的语言框架内进行思考的。因此，更多的了解中央和省市有关各种税费、村民自治等有关农民贴身利益的法律和政策，就成为了农民抗争精英自觉的行动。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许多地方的抗争精英在“减负、反贪、维权”这一主题下，具体的抗争内容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在湖南某些调查时发现，前两年这个县的减负上访代表的主要“话题”有，农业税、特产税、生猪税、基金会、乡统筹、村民委员会选举、村务公开等问题；去年因税费改革，又出现了计税田亩数量、每亩产量、粮食价格等问题；目前减负上访代表又将并不直接归属乡镇政府管辖的学校乱收费等“问题”列为了抗争的目标。他们还计划将电费、水费等问题作为抗争的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地区农民的抗争活动实现全县“联网”之后，问题化就不仅仅是某些人或某一地方的事情了，它还关系到统一和协调行动的问题。因为，只有那些全县性的、起码是大多数乡镇都共同的“问题”才能成为全县性行动的“问题”。这就要求，抗争精英们不仅要对国家的相关法律和政策有更多的理解，而且要对全县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为此，那些抗争领袖们就不得不经常在一起交流情况，讨论行动方案。当然，有时如果某一抗争精英获得了关于某一“问题”的中央或省市文件，找到了存在某一“问题”的真凭实据，经抗争精英讨论认可后，其它乡镇的抗争精英往往不需要进行“问题识别”就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为本地抗争的内容。而能够识别或发现某一“问题”的存在或者获得某一“问题”存在的真凭实据（中央或省市文件）的抗争精英，往往被视为有功之臣而受到农民和其它抗争精英的称赞，并在这种非正式结构化的网络式组织中获得更为重要的“地位”。在这种潜在的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有许多抗争精英为了获得这些称赞或“地位”，就想尽办法去了解更多和更新的法律和政策及全县性的实际情况，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增加上地区性的联系。而且，随着抗争内容的不断变化，特别是许多离开了具体事件的全县性问题提出，就使问题化技术变得更为重要，抗争精英的在网络的作用和地位也就不断发生变化，从过去敢说敢做型到有谋略的文化型方向转变，这就为农村知识精英加入抗争队伍提供了动力。

由于农村知识精英的加入以及农民减负反贪这些具体的目标难以实现，使目前农民的抗争目标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知识型抗争精英就认为，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抗争精英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些抗争精英明确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这一目标。这标志着农民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升级。四、农民以法抗争的组织特点

“以法抗争”的另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抗争精英的维权活动具有明确的组织性。农民抗争精英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组织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在中部地区农民进行抗争时，就有直接命名为“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的农民抗争组织，有的地区农民还在筹建政治性的农民协会。目前各地农民的以法抗争组织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这些农民抗争精英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他们看来，尽管没有进行选举式村民授权或国家正式组织的授权，由于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代表队伍”，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减负上访代表”。这些抗争精英的行为，已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他们看来，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是农民的保护神，党的政策是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所以只要他们以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和其它诸如推进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为旗帜，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为目的，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必胜的。因此，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与普通农民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那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宣称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为此不怕流血牺牲。

第二，具有明确的宗旨，即维护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赋予农民的种种合法权益。成立抗争组织的直接目的是进行集体抗争，抗争组织的宗旨是维护合法权益。他们这些“减负代表”集合起来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依据是中央文件精神，最初的措施则是联名上访。但是，“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联名上访”都同时又是他们集合起来的目的。这样，实际上使他们的目标具有了梯队式的层次。而且，这种目标又在不断发展着，从乡镇统筹、到农业特产税、生猪税不能按人头分摊、到税费改革没有按实际土地计征、到要求纠正学费、水费、到要求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等等，农民抗争精英就在不断地与时俱进般地改变他们具体的抗争目标。但它们总的方向一直没有改变，就是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成员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分工，成员之间客观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分工是组织进行运转并实现其目的基本条件，组织内部结构只不过是分工的表达形式，在这些分工中，需要形成能够保证“同周围环境进行游戏”的权威[vii]。目前农民抗争精英无论是组织起来上访，还是组织起来宣传、直接阻收或逼退，都有一定的分工。比如我所调查过的某一农民减负组织，为了动员农户联名上访，发起人对集合起来的13位减负代表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分工：他本人是一个“牵头人”，负责协调工作。而另一位则负责物色“成员”，如有合格者经“牵头人”同意后成为正式的“减负代表”；“老党员”经同意成为“减负代表”就具体负责宣传工作，而其它的人则到各村各组收集材料，共同起草“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负担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地请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和筹措上访经费。从实践的结果来看，他们的这一分工是有效率的，因而达到了他们预定的目标。

第四，具有一定的决策机制。经济学家H·A·西蒙将决策过程分解成了主要有三个阶段活动，即情报活动（探查周围环境，作为要求决策的条件），设计活动（发现、开发和分析可能的行动方案），选择活动（从各种可供合作的行动方案中选择出一个特定方案）[viii]。我在调查中发现，农民抗争精英之间具有许多独特的信息机制，他们为了获得农民负担的真实信息，利用私人关系来收集相关证据，并对什幺人收集什幺样的信息都有非常明确的分工。在进行这种类似“情报活动”的时候，他们之间定期举行会议，通过会议的方式交流和整理信息，并通过分析村民们提供的各种证据材料，以及村民与各级干部对他们行动的态度，对如何找村民们签名、如何收取上访经费、如何应对乡镇干部的干扰都确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在这种决策过程中，虽然作为“牵头人”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集体会议是最为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都是通过会议的方式决定的。这种会议方式决策，与他们所强调的独立的“减负代表”的自愿“集合”是相一致的。

其五，具有一定的激励—约束机制。到目前为此，我还没有在所调查过的“代表队伍”中发现成文的奖励处罚制度之类的东西，但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激励—约束机制。他们所具有的内在推动力更多的是出于一种“道义”，是对他们共同利益的追求和保护，同样，他们中间也具有许多诸如要保密、要勇往直前不能后退等无形的约束。这些都是靠群体评价和社区评价构成的。而且这种评价与一般的社会评价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它不仅仅是称赞或指责，而且会变成许多具体的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状况。比如，如果“代表队伍”里的某位“减负代表”获得了一份中央文件或领导群众抵制了某项税费，他就不仅仅是获得减负代表或村民们的称赞，还往往意味着在代表队伍分工时，这位减负代表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承担一些更为重要的工作。而如果某位“代表队伍”最后退出抗争活动，他就会被视为“叛徒”，有可能他与队伍里的其它人之间最基本的人际关系都会受到破坏。如果要承认社会学家科尔曼所说的任何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都以一定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的[ix]，就还要看到，在中国农村的社区范围内，这种信任关系又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还需要特点指出的是，对于那些组织者来说，虽然没有获得正式的约束力，但他们往往会借用国家的法律来对其成员进行约束，这也是由组织的依法抗争维护合法权益的宗旨决定的。

抗争范文篇7

老人与海是一本让你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坚强与执着的书。老人桑蒂亚戈在与一条大鱼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无畏的勇气与毅力，他是一位渔夫，独自一个人出海打鱼，在一无所获的八十四天之后钓到了一条巨大无比的马林鱼。鱼非常的大，拖着小船漂流了整整两天两夜，在海上老人与前来抢食的鲨鱼进行了殊死搏斗，但他还是没能保住鱼。老人最好拖回家的只剩一副光秃秃的鱼骨和一身的伤，但他却受到了人们的赞赏。他最后被打败了，却没有失败，因为他在抗争时的坚韧已经得到了胜利，他与自己的极限抗争中已经得到了胜利。

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被毁灭，却不能放弃。海明威告诉我们一个人遇到挫折时要永远的抗争，永远的拼搏，在不屈的抗争中得到永远的、无形的胜利。

老人的身上有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它让他与大海和命运发出了挑战。他的船是旧的，船帆是破烂的，一切都昭示着他以前打鱼并不顺利。但他顽强的精神支撑着他向所有的挫折发出不屈的音符，为他的人生谱写一曲优美壮阔的乐章。他依然坚持着，他不懈地与大海抗争，与命运抗争，与所有的挫折与不如意抗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种不懈的抗争，跨越时间与生命的抗争！

抗争范文篇8

「关键词」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的困惑

“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行为倾向时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①。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②。在奥尔森看来，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对地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用到“社会经济地位”一词，这表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有时候这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考虑以下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而且显然这是可能的。如果对一件集体物品感兴趣的一个小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属于同一个俱乐部，而集团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推给别人，那么即使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一社会损失可能超过经济受益。他们朋友可能会运用“社会压力”来迫使他们承担实现集体目标的责任，或者俱乐部会开除他们。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为日常的观察揭示出，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看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据此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维权抗争行动，并认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④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选择性激励”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在如下两种情况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其一，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压力或激励均不来自集团内部，而更多的来自集团之外。其二，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作为维权行动的发动者，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具有明确的激励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说，“选择性激励”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H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对象，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动力机制。湖南省H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改变。⑤我选择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为研究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从一位普通农民转化为维权抗争精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事件”。深入分析此类“关键事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动力机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有如勒庞所言，“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小头目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⑥这里所使用的研究资料，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⑦

实证观察：农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

根据我的观察，可以将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的“身份转化”归结为如下三个“同类过程”，即“路见不平式”和“逼上梁山式”及两者的混合式。

第一类是路见不平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其过程都是从确认存在“不公正”开始的，但这里的“不公正”，主要不是“自己的事情”，而更多的是“别人的问题”或“大家的问题”，且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一些主动的行动来纠正或解决这些问题。这是H县维权抗争精英产生的最主要的方式。在许多精英们讲述的故事中，差不多都是这样一个过程：发现某些不公正的问题（农民负担、村民选举或侵犯人权等）——进行维权抗争（宣传、上访或直接抵制）——遭受打击——进一步维权抗争。

彭荣俊成为维权抗争精英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路见不平”故事。这位生于1961年的中年汉子，是位退伍军人，虽然已离开军营快20年了，可在他的言谈举止中还有许多军人的气质。他家就住在盐田街旁边的村子里，所以在农闲时他就在盐田街上做些农副土特产生意。1998年7月21日，他到附近的台源镇收购芝麻，与他交易的是一位被当地人称为“人民的大好人”的老头。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就向老头讨教被称作大好人的秘诀。这个老头就告诉他，这个秘决“就是为农民减轻负担，为农民抛头颅流热血”，并答应向彭荣俊提供中央有关农民负担文件。24日这位“人民的大好人”就如约把文件拿给彭荣俊。

“我拿回来后白天没看，晚上才看，我爱人看了就说，干部按县里的规定收取的和省里的文件大有不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元的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导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⑧“我看了以后，发现党中央的政策和地方基层干部的做法相差的确相当大，下面太黑暗了。我回想起十八岁时就能保卫国家的安定，现在退居二线，凭着血气方刚也应该去做。”⑨

于是，彭荣俊就通过宣读中央文件的方式发动群众，成立了一个由13名“减负代表”（代表全责任区13个村）的“代表队伍”，开始组织上访、宣讲中央文件、直接与镇村干部谈判等一系列的维权抗争活动。他本人也成为了H县目前最具威信的维权抗争精英之一，是H县农民筹办农民协会的核心人员。

当然，成为农村维权抗争精英绝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他们因路见不平而拍案而起，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以后所经历的绝不只是鼓励和称赞，而是要遭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彭荣俊就经历过许多这样的打击。彭荣俊发动农民减负上访，并在集市上用高音喇叭宣谈减负文件后，立即引起了当地党政的警觉。为了制止这种“宣传集会”的“非法行为”，镇村干部提出了要与彭荣俊“座谈”。可就在进行“座谈”的时候，发生了暴力冲突，彭荣俊的妻子因此被打伤，他本人也遭到毒打。这样，彭荣俊就不仅仅是一位路见不平的义士，他同时成为了一位受到过打击迫害的人。一位被无理毒打过的人，如果他停止了维权抗争，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里，也就失去了人们的起码尊重，会被人称之为软蛋。也就是说，如果彭荣俊还想体面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他面前也就只有继续维权抗争这条路了。事实上，H县许多维权抗争精英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这种路见不平奋起反抗的品德在乡村社会具有巨大的感召力，他们敢于为民请命的故事往往在村民们中传得很神，而他们遭受到不公的待遇，他们为此流过的鲜血则唤起了更多的人的觉悟和参与。彭荣俊就很形象地说过：当镇干部指挥社会黑恶势力毒打他妻子后，在当地激起了极大的民愤，有100多人出于“为党的政策”和被打的彭荣俊夫妻“打抱不平”，参加了他们减负上访队伍。⑩

在彭荣俊所说的这些“打抱不平”的人当中，就有范迪初。这位现年57岁的农民，亲眼目睹了彭荣俊妻子被打的过程，并对政府干部采取如此手段对待减负上访代表感到极大愤慨。为了一个“正义”，他投身于这项具有危险的维权抗争活动当中。他从彭荣俊等人手中要过文件，到各村组宣读给村民们听。

“那是在赶场街上，我说有这样的中央文件在这里，加上省里又了哪号文件在宣布，文件头子、标语口号都写在街上。他们（乡镇干部）看了恼火，就把我捉走，我说我是执行政策的，为什么捉我！可一到镇办公室，他们就喊我跪着，打得我鼻孔就出血了，地上流了好多血，又要我自己去擦掉，然后还要我写反省。第二天，先就是把我打得不行，还用绳子把我捆在车上，并挂了一块‘非法组织’的牌子，用车子拉着我打锣游街。”（11）

这样的经历，对范迪初肉体和心灵的伤害都是十分巨大的，可同时又在村民们心目中塑造了一位英雄的形象。他告诉我：我心里总是想，我没有违背党的政策，我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实事求是。我的想法就是，无非你搞掉我的命，你如果把我打死了，后面还有这么多群众，我没犯别的什么法，只是想减轻负担。当时死的想法都有了，就是打死我都不怕。（12）

第二类逼上梁山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进行维权抗争活动一般都是由于本人遭遇到“不公正”的问题，在得不到合理解决时，进行上访或参加其他人组织的维权抗争活动之中，并逐渐超越个人请求的目的，成为公共人物。其基本的产生过程模式是：本人或亲属受到了遭遇不公正——上访——受更加严重的打击——组织集体维权抗争活动。

现在也是H县农村维权抗争精英最中坚力量的凌学文，走向维权抗争这条道路，可以说是一个“逼上梁山”的故事。他原来是一位长期在外打工做些小工程的人。1994年他在H县市政府给某领导做煤房，一位市政府领导也许是出于了解民情，在闲聊时向他问及农民负担问题。他告诉这位领导说每人每年要交各种税费200多元。这位领导大感惊讶，并提出双方做一个“交易”：凌学文到家里将上交的有关证据拿给这位领导看，而这位领导就给他有关农民负担的文件。就这样，凌学文拿到了文件，也知道下面乱摊乱派有如何严重了。也许出于在外打工忙或其他考虑，凌学文在当时并没有将文件内容告诉他人，也没有采取上访或其他维权抗争活动，他保持了沉默。然而，到1996年初，发生了一件关系到他家利益的事情。

“当时在收生猪税，我不在家。收税收到了我老弟屋里，我娘就说我老弟不在家，她就急着要借钱，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在收96年的生猪税，我说哪有这种事啊，于是我就走回去了。我说，领导都来了，既然要收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我看就别收。他们说手续已经办好了，贷款也借了。我很气愤，我想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太腐败了，竟然在下面这样来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13）

如果他的问题通过上访就解决了的话，也许在H县的维权抗争精英中就没有这样一位意志坚定的凌学文了。更为严重的事情一步步将他逼上了不归路。1996年4月份，凌学文到省政府减负办，这里的官员“很和气”地接待了他，给了他农业法和1991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1993年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等更多的文件，希望他回村向广大农民进行宣传，好将这些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声音传到每一个村民那里去。于是，凌学文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家乡，成为了党中央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很快他也成了当地一位“有见识、有能力、有胆量、还敢于为农民说话的人”，自然受到村民的欢迎，他也因此担任了村民小组长。

“镇村干部对我恨之入骨，千方百计，搬弄是非，实行两级干部联合行凶的报复。乘我任组长之机，副镇长陈XX和我村支部凌XX、刘XX、洪XX合谋策划，并骗取我组农户于白纸签字盖章，伪造我的假罪证向镇法院起诉，捏造我96年97年两年贪污现金11000多元，镇法院不调查，就下给我第一张传票。我接到传票就向县、市人民政府报告没回家，接连二次传票又送来，以送传票为名，来了4人，于我家大打出手，打伤我母亲（现年68岁）、妻子和弟弟，赶来解架的群众也被打伤5人，医药费用了2000多元，造成我家的一场无端突劫，我弟身受重伤半年之内不能劳动（14）。我为这些事长沙跑了30多次，到北京去了1次，H县去了20多次”。（15）

我曾经与凌学文及他的家人探讨过他成为减负上访代表这件事情。凌学文告诉我，“因为政策是党中央给我的，不是我自己伪造的，我要用宪法和政策来保护自己，要恢复自己的政治权利，不容人家剥夺。”（16）她妻子说得虽然就有点凄凉，但更为直接明了：“要么最初就不上访还差不多，现在已经上访了，后悔也迟了。已经走上这条路，就没有回归路了，一定得走下去。”（17）

刘明运则是另一类逼上梁山的情况。他是一位已70岁的老实人，虽然解放初搞结束后当过两年乡长，后终因没有文化而回家种田了。他参加维权抗争活动，是由于镇村干部到他家收计划生育押金时，有不规范的行为。

“我家老二两口子都是在广东打工，生了第二胎孩子。97年农历2月19日，镇里加上村里共来了几十人到我家，问我儿子在家里吗。我说没在家，他说要我打电话要儿子回来。我说回来可以，但今天回不了，要等几天啊。他说，那不行，那要交押金。他开口要我交2000，我说2000没有，就说交1000，我说1000也没有，他就说最低要交500，我说500也没有。他说那不行，就要从我家里搬东西。我们生产队的同志就跟他讲好话，说别让搬去了，搬去会搞烂的，你就给点钱给他。后来我就借了200块钱给他们，门窗没装走，但把我门窗搞烂了。第二天到我的亲家里又搞500，收据条子都没有”。（18）

这件事无疑深深地伤害了老人。可他并没有想到要起来维权抗争。这时，减负代表刘德法来告诉他，镇村干部这样做是不对的，并提供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动员他一起上访。于是，他跟随屈刚等减负上访代表一起到省城长沙上访。上访回来后，他也就成为了一名上访代表，经常跟随刘德法一道参加减负上访活动。在一次与刘德法到外村以宣读减负文件的方式阻挠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与镇村干部发生了正面冲突。因而，镇政府对他采取了更为严厉打击。

“大概是11点钟左右到我家来，喊我的门，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个，因为我又没犯什么法，又没做什么坏事。他们把我家房子的门都打烂了，那时天气很热，我穿了条短裤，身上没穿衣。他们抓着我就拳打脚踢，主要就是因为我去搞上访。镇委书记王某就说要打我跪在地上，打得我遍身是血。把我的棺材拖走了不肯赔，还提我一桶油，并把我的棺材做议价卖掉了”。（19）

每当说到这些伤心事的时候，老人总不禁泪流满面。在农村，棺材对一位老人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一位连棺材都没有了的老人，谁还能让他停止反抗？因此，老人说：现在某些党员是这样腐败，对农民这里贪那里也贪，上面党的政策是很好的，下面的污官是这样搞，我们就有些不服。我年老了要死了，我也不怕。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同他们斗。没有一口气，也就没有办法了。（20）

第三类是路见不平和逼上梁山的混合式。这类维权抗争精英最初并不为自己的事情，也没有一定要反抗到底的想法。可当他们为了大家的事走上了这条路时，经受了各种打击和报复后，才发现这原来是条不归路。邓仔生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他是1998年7月份开始参加上访减负的。

“因为那几年我是生产组长，就懂得村务公开的帐目。我就跟村干部讲，村里的帐目不清白。但他有人在乡政府做官。他就说，让你去告吧，看你能奈我如何！最后我就采取了去上访，找到乡政府把村干部和我打赌的事说了，另外还说了村务公开这件事情。我说我是个组长，为什么乡政府发下来的底子没有让农民见面；农民出钱是可以，但还要来个底子，究竟是多少钱？我将这些告诉乡政府，但乡政府不解决。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然后到了县里、市里。最后到了省里，上到省里以后，省里把政策给了我们。H县市监察局局长兼纪委副书记看了省里批的字：允许农民宣传党中央政策受法律保护。他就说这是省里批下来的，你们宣传政策不违法”。（21）

邓仔生他们从省城回来后，自费花了数百元租用了车辆和喇叭，在车辆两边贴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宣传标语，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

“开始是在本村宣传，做到家喻户晓，结果乡政府派了人来抢喇叭，我们没让他抢去。阴历6月14号赶场，我们准备到场上去宣传。13号晚上乡政府就出动了一百多人来抓我们，全村农民一千多人都来把他们赶走了。群众开始不知道是干部，还以为是贼，把他们作当贼打走了。他们（乡政府派来的人）说是来做工作的，我们就说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呢？其实我们几个知道打的是干部，但群众把他们当作贼打，我们就让大家去打。14号乡政府就发动村干部阻路，农民看到后说这是违法的，于是赶场的农民全都起来了。我们是在街上宣传，我们懂得这条法律，宣传和游行不同，游行是要打旗子喊口号，而我们是用高音喇叭宣传政策，并没有影响交通，没打旗子喊口号。乡政府说我们这是游行示威，就来镇压，把我们加入98年严打的对象，说我们是一群刁民，给我们全村凡是参加宣传的人发了通知单，强迫去参加学习班。去学习就是被关被打，还要交一百元伙食费，交钱的就放出来。村里百分之七十的人都抓去参加学习了，说是非法闹事罚款，私设牢房。有的农民没有去，乡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抢，有的人家怕他们来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都睡了好多人呢。最后看到我没在家里，他们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了，见了东西就吃，吃不了就提走了。我就躲在市纪委和省纪委，我爱人都是躲在山里睡，不敢在家里，他们把我家的东西全部抄光，家里就日夜不关门了，想进就进，想出就出”。（22）

为此，邓仔生就跑到了省里，可省里没有什么部门真正处理这件事情。他们联合凌学文又上访到中央，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99年5月份我们又找到县里，要求把这事落实，结果H县就把我关起来学习，关了十天还要两百块钱生活费。但你越是关我，我越是要反对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23）

从邓仔生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维权抗争精英这条道路的。事实上，H县许多维权抗争精英都有着这样差不多的历史，他们并不是天生的维权抗争者，他们最初也许就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也许为了包括自己在内的集体的事情，也许为了其他人的事情而向基层党政提出批评或建议。但得到的不是问题的解决，反而遭受到了各种打击。这也就迫使他们只有通过不停的维权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尊严。

压迫性反应的意义

上述对H县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化过程和方式的观察，实际上试图提出并回答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集团”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边界时，“谁”来区别对待集体行动的参与者？根据奥尔森选择性激励理论，集体行动能够发生的动力机制是“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24）显然，在这里，“集团”是有较为明确的边界的。这种边界可以表现为有明确约束机制的社会组织如“俱乐部”，也可以表现为虽没有明确组织形态但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如果这种“集团”是诸如“俱乐部”之类有明确成员和行为边界的组织，那么，它可以利用组织资源来对其成员进行奖罚。这种奖罚的力度也就体现了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和约束强度。一般来说，约束力越强的组织，就越有集体行动的能力。如果这种“集团”只是具有共同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问题就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当这样的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采取集体行动来追求群体共同的利益诉求时，并不一定能从这个社会群体中获得组织性的资源。也就是说，由于这个社会群体处于非组织状况，对于其成员不具有组织性的约束力，因此，虽然由这一社会群体的部分成员进行的集体行动是争取这个社会群体共同的利益，也没有具体“机构”来对采取行动的那部分成员给予奖励和对不参加行动的其他成员采取惩罚。另一方面，在没有具有权威意义的组织机构确认或指引，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社会群体内部甚至很难确定一个标准来界定和评价所发生的“集体行动”与群体的利益相关。因此，也就有可能对于一个社会行动的评价产生相当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对行动者的完全不同的社会评价，实际上还会导致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来区分某一集体行动中的行动者与一定的社会群体的相关性。而这些恰恰是奥尔森选择性激励理论没有解决的。对此，有理论家评论说，“根据奥尔森的观点，随参与而来的选择性激励的范围决定人们加入或者支持集体事业的动机”。可是“奥尔森没有认真探讨如何区分这样的人（即不同范围的人。引者注）；而且，因为那些没有为弥补参与成本提供足够的选择性激励的所有成功的运动注定了奥尔森解释的失败，我们仍然不清楚人们如何实在地区分失去的事业和从长远看注定要失败的事业”。（25）

许多研究证明，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26）从诉求目标来看，农民都有减轻负担这一利益要求（27），但农民这个社会群体并不具有追求这一利益目标的社会组织。这样，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奥尔森的理论中的“集团”的形态和功能也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了。在我所列举的三类从普通农民向维权抗争精英转化模式中，“选择性激励”可以部分解释像彭荣俊这类因“路见不平”而成为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集体行动的发起和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但却很难理解像凌学文这类因“逼上梁山”的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动力来源。事实上，这三类模式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在压力下成为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一般的情况下，这种压力来自三个方面，即基层政府及官员的压迫，农村社区道德评价的压力，家庭具体利益的需求（28）。而在这三者中，基层政府及官员的压迫是农民走向集体行动最为主要的动力。也就是说，在一个只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而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社会群体中，集体行动的参与者的真正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力。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行动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区别对待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第二，当集体行动把改变某一项社会政策或社会现状作为诉求目标时，集体行动的参与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从集体行动中所获得的经济或政治收益并不具有明显的不同，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使那些最具代表性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奋起抗争呢？根据奥尔森选择性激励机制理论，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不加区别（29）。然而，在我们前面研究的个案中，这些农民虽然因不同的情形成为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但他们所提出的诉求目标却是“减轻农民负担”这一有关全体农民（或一定区域农民）的公共物品。（30）由于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行为”，它对一定区域（县或乡）农民利益具有相同的侵害。事实上，通过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所发起的诸如集体上访或集会游行这类集体行动，最后所产生的政策性改变是普遍性的，惠及这一区域的所有农民，那些集体行动的组织者或参与者并不因此而获得特别的经济利益。比如，当农民以税费政策作为维权抗争诉求目标时，如果获得了成功，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并不一定比其他农民获得更多的减免。而且，由于农民减税等集体行动直接针对的是基层政府，政府和官员不仅可以利用国家专政工具对维权抗争精英进行打击，并会利用其对社会舆论强大的引导能力，妖魔化那些为了农民利益而维权抗争者。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参加维权抗争的农民得到的社会评价并不一定是正面的。（31）也就是说，在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甚至在社会评价上，都没有明显的激励机制。正因为如此，我才试图提出“压迫性反应”来回答为何在没有明确“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农民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得以发生。

当然，要论证“压迫性反应”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还需要回答“为何众多的农民面对同样的压迫而选择了屈服”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对此，已有的研究从农民对权益的认知（32）和公正公平的信仰（33）这两个方面进行过探讨。毫无疑问，那些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侵害并且认为通过抗争可以求得公平公正的农民才会挺身而出；但也不排除他们中的某些人假借维权抗争的名义来获取某些“非法利益”。问题只是，无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一旦他们采取了某些针对基层政府和官员的行动，他们就会面对个体难以承受的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他们需要有相互支撑的力量。这样，如何通过共同的诉求目标来完成共同身份的认同也就成为了一种最为现实的选择。而这种基于共同压力完成的共同的身份认同及共同的利益诉求的形成，正是集体行动得以发生的决定性条件。

简短的结论

以上的研究表明，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为此，我试图提出“压迫性反应”这一解释框架来修正和补充“选择性激励”这一权威的有关“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理论。在这里，“压迫性反应”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来理解的。它最基本的理论表述是：当“集团”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较明确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了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其真正原动力不是来自“集团”内部的“奖罚分明”，而更主要的来自“集团”外部的压力。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提出的“压迫性反应”并不是对“选择性激励”进行替代，而仅仅是为了强调，在某些情形下，集体行动的原动力并不是基于行动主体的选择，而是基于对“集团”内外压力的反应。当然，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两者的异同：“选择性激励”强调了集体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压迫性反应”则说明了集体行动主体的被动性：“选择性激励”为了解决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的问题，“压迫性反应”则想进一步解释集体行动参与者的原动力问题。

注释：

①②③（24）（29）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译者的话，第6、41—42、70—71、6、41—42页。

④刘伟伟：《农民集体上访中的“选择性激励”》，载《世纪中国》2005—04—15.

⑤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H县考察》，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⑥吉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⑦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04年研究报告。

⑧彭荣俊访谈（2002年12月29日）。

⑨彭荣俊访谈（2003年1月22日）。

⑩彭荣俊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1）范迪初访谈录（2003年3月2日）。

（12）范迪初访谈录（2003年3月2日）。

（13）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4）凌学文：《报告》，1999年3月17日。

（15）凌春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6）凌学文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7）凌学文家人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18）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19）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20）刘明运访谈录（2003年3月1日）。

（21）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2）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3）邓仔生访谈录（2003年1月22日）。

（25）格林、沙皮罗：《理性选择理论的病变：政治学应用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26）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和成长》，载《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2期；萧唐镖：《二十年来大陆农村的政治稳定状况》，《二十一世纪》2003第4期。

（27）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

（28）于建嵘：《利益、权威和秩序——对村民对抗基层党政的群体性事件的分析》，载《中国农村观察》2000年第4期。

（30）于建嵘：《当代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1）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卷，2001年春／夏季。

抗争范文篇9

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

在我看来，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为行动单位，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农民的维权活动在方式上发生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演变。这种演变大体上显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特点：上访虽然仍然是农民抗争的最重要形式之一，但它已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和功能。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新型的更具有主动性的抗争方式和手段。这其中主要有宣传、阻收、逼退、示威和静坐等等。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向你们介绍这些维权方式的一些情况。我在研究中注意到，维权农民通过各种形式宣传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有关政策，这是目前中部地区农村最为常见的抗争方式。维权农民进行宣传的方式有很多种。特别流行是在农村的集贸市场上、组织的群众大会上、或乡镇干部前往收费的村的入口处用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和中央领导的讲话；有的还以耍龙灯、放电影、搞宣传车等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群众，借机宣传党的政策；有的则将文件抄录张贴在公共场所，或用醒目的涂料在墙上或其它地方书写宣传标语，甚至印制有关政策的宣传传单；更多的减负上访代表则在村头田尾、农户家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政策咨询。可以说，这种宣传就是一种宣战，是维权农民公开向那些乱摊乱派进行公开的宣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许多宣传活动是需要维权农民们直接走到前台来的，他们不仅要以新形象来面对乡亲们，同时也要以这种形象面对地方基层干部。这实际上就将自己的身份公开化，是对自己作为维权农民的一种宣示。而且，有些宣传活动单靠个别人的努力是没有办法做到的。这时，宣传活动又实际上就是维权农民进行的有分工的集体活动。而相对宣传来说，阻收则是指维权农民通过直接阻挠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的行动来制止乱摊乱派的一种抗争方式。它是一种更为主动的抗争形式。维权农民们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乱摊乱派的税费不仅抗拒缴纳，而且还会采取办法帮助那些不敢抗争的群众拒交。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在乡（镇）村干部到农户家收取税费时，维权农民们会动员许多群众前往，并要求干部们讲清楚是如何收的，有什么文件依据，并指出那些税费不合中央或省市的某某文件精神，不应该收取，农户也不能交这种不合道理的税费。从某种意义上，阻收也是一种宣传行为。但这种宣传具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宣传的时间和场景都是特定的，是在乡（镇）村干部收取税费时进行的不准乱收费的宣传。因而，它是一种面对面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是维权农民对自己行为的进一步宣示，而且直接将自己摆在了具体的干部的对立面。这种行为，是在乡村社区范围内、一个熟人社会里发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一方面，维权农民要突破人情关系这一关，要同收税费的人"拉下脸面"；另一方面，他们还有可能遇到人身伤害及为发生更大事端承担责任的危险。因为，这种面对面的抗争，往往会激怒那些一无所获的乡（镇）村干部。有时乡（镇）村干部就会凭着人多势众对维权农民施加暴力，而这就会激起更多群众的愤怒和觉悟，有时甚至会发生更为严重的事件。逼退则是指维权农民采取各种办法逼迫某些部门或单位将多收了农民钱退还给农民的一种抗争方式。早几年农民为了让乡镇干部将已经收走的钱退还给自己，采取最多的办法就是提起诉讼。然而，许多农民集体诉讼案件不仅过程漫长而且对农民不公，判决后执行也存在许多困难。这样也就使农民对法律那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和不公正的处理结果感到失望。近年来，在那些维权农民较多且组织性较强的地方，产生了一种更为直接和有针对性的逼退方式，即强制性纠错。具体来说，就是维权农民们拿着上级政府的有关规定，直接到违反这些规定的机关或政府部门与负责人交涉，借助同行者和围观群众造成的集体压力，要求负责人当面立即承诺纠正自己的错误。一般的情况下，由于维权农民们提出的要求十分具体而且有非常明确的文件规定，有关部门的错误也较为突出，所以效果也就比较明显。我相信，你们从我的介绍中已经知道了，目前农民抗争不再停留在拥护党的政策和要求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扮演了监督政府是否执行政策、甚至自行解释、宣传并执行中央政策的角色。

第二，当代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抗争的内容具有公共性。目前抗争的主要问题有"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保护农民的土地财产"和"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由于这些问题均有中央文件和国家的法律及政策的规定，在目前的农村又普遍存在并较为严重，因此，很容易确定维权农民行为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其二，由于上述问题一般都是公共权力机关施政行为造成的，因此以法抗争的对象主要是乡镇一级基层党政机关以及村级组织。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性是当代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的行动具有明确的宗旨，即维护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赋予农民的种种合法权益。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农民维权活动的诉求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使他们的目标具有了梯队式的层次。前几年，农民诉求的主要是乡镇统筹、到农业特产税、生猪税不能按人头分摊、到税费改革没有按实际土地计征等有关税费的农民负担问题。近年来，由于农村普遍推行了税费改革，由乡镇政府主导的税费问题有所缓解，因此，一些地方的农民又提出了纠正学费或水费、计划生育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有的直接把平等的政治权利作为维权诉求。也就是说，维权农民正在与时俱进般地改变他们具体的抗争目标。当然，它们总的方向一直没有改变，就是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农村知识精英的加入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着农民抗争目标。有些知识型维权农民就认为，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因此，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权农民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些维权农民明确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这一口号。这实际上标志着农民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的升级。

第三，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具有明确的组织性。维权农民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组织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在中部地区农民进行抗争时，就有直接命名为"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的农民抗争组织，有的地区农民还在筹建政治性的农民协会。这些农民维权组织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维权农民。这些维权农民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他们看来，尽管没有进行选举式村民授权或国家正式组织的授权，由于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代表队伍"，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减负上访代表"。这些维权农民的行为，已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他们看来，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党中央是农民的保护神，党的政策是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所以只要他们以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和其它诸如推进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为旗帜，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为目的，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必胜的。因此，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与普通农民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那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宣称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为此不怕流血牺牲。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之间具有一定的分工，并具有一定的决策和激励—约束机制。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农民"以法抗争"所建立的这种自发组织还处于"非正式"阶段。这里所说的"非正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它们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法理依据，是以国家宪法规定的公民有结社的自由这类法律为基础的，但并没有得政府有关部门在程序上的认可，所以是没有取得"正式组织"资格的"非正式"组织；二，就其组织形态上来说，它还是一种非结构的软组织，它们内部虽有一定的分工但缺乏系统性和支配性，没有建立明确的科层制；其成员也没有明确的加入和退出的程序；相互之间没有建立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主要依靠"道义"和"信誉"来维持组织对成员行为的约束；组织自身没有经常性的经济来源，其活动经费依赖其成员和群众的自愿援助。维权农民也意识到了这种“非正式”的组织对维权活动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因此，有些地方的维权农民明确提出了要组建“农民协会”的要求。当然他们的正当要求是得不到批准的，这就在事实上为农民维权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具体的诉求目标。

农民维权活动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框架下而缺乏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的社会里，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说明了中国政治的非法治性。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在我看来，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性，它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

首先，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这一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我一直认为，近十年来中国执政者在农民负担问题的政策并不是基于道德要求，不是对农民生存状况的同情，而是在于农民直接针对基层政府的抗争并引发的一系列群体性事件而影响到了国家最基础的统治秩序。这不是一种猜测。执政者在此期间的有关农民问题的重要政治文件可以成为我们的证据。在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是将农民负担问题视为“损害党群关系、工农关系和影响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进一步落实的突出的消极因素”。到了1990年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则认为，农民负担问题“严重挫伤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199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涉及农民负担项目审核处理意见的通知》则明确指出：“减轻农民负担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乃至全国的政治稳定。1996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则进一步指出，“农民负担重，已成为影响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减轻农民负担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可见，从一开始执政者就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的权益受损害的问题。因农民负担问题等权益受损而产生的农民维权活动首先是作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消极因素来看待的。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些“消极因素”也就成为了“政治问题”，并进而成为了“十分紧迫的政治任务”，以至到现在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都说明了，执政者认识到了农民权益受损的政治后果。也就在事实上承认了农民维权活动成为了一种政治压力，而不得不改变国家政策来调整利益关系。这一点我们从中国近25年的改革史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不是由某一位领导人设计的，而是中国农民由于饥饿而对那种穷折腾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背叛。这种背叛所形成的压力被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所认可并顺势将其变成推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动力。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新的领导人是否能像当年的邓小平等领导人一样，顺应农民维权活动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将其合理地转化为中国新的农村政策呢？这是人们所关注的。这也是对中国新的领导人提出的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新的领导人在努力实现农民维权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意，“亲民”成为了其最主要的政治标志。中国新的领导人所主张的新民本主义，就是以维护民权为核心内容。这些新的政治主张的真正实现，是需要社会的维权运动的支持。当然，农民维权活动与执政者的政治行为相一致是有条件的。这其中首要的就是如何将农民的维权活动界定为体制内的博弈，也就是如何认识和保持农民维权活动的“合法性”。而事实上，现行制度的特点，使农民捍卫自己的法定权益的行为很难在现实政治框架里解决的。这也势必导致农民的维权活动的诉求从维权向争取社会治理权方面的升级。而维权活动一旦进入到政治运动阶段，将是对执政者最大的挑战。

第二，农民维权活动在对知识精英们进行着现代权益社会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一个多世纪以来，每当中国出现了社会危机，知识精英们就会高举启蒙主义的大旗。上世纪初，在洋枪洋炮的冲击下，封建专制和民族存亡成为了问题，就产生了以“”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人们在经受那场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后，那些长期感到受压抑的利益和理性产生了强烈的反弹，于是出现了以“文化热”为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新旧世纪之交，随着中国社会日益严重的信用危机、下岗和三农等问题的显性化，要进行一场“新启蒙”的呼声又正在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共识。然而，那些已有过的或正在发生的启蒙行为，无论是体制内的变革还是体制外的呐喊，知识精英们都企图利用这一神圣的运动，将中国社会发展的话语权垄断在自己手中。正是在这种功利主义引导下，专业化话语就为既得利益与社会权力的分配的法码，“启蒙”就成为了让少数知识精英获得社会发展话语权的方式和手段，启蒙运动最终变成了知识精英对社会发展话语权的争夺。而当知识精英的话语权与当政者的统治权结合在一起时，那些被知识精英宣传的政治话语就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途径和方式，甚至成为了某些社会模式的代名字。为了强调“知识“的政治权威，移植西方政治话语就成为了最为常用的手法。然而，如果这种移植离开了中国民众社会的现实，忽视中国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文化前提，给社会带来的并不一定是福音。中国近现代许多时期，正是在当权者和知识精英共同营的专业化社会话语体系中，广大工人和农民这些民众社会的主体，逐渐沦落成了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历史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景象。近十年的农民维权活动，农民是以自身的力量在影响执政者，而以自身的行为在教育着知识精英们。当一些先锋知识分子举起所谓“新民权行动”的旗帜、高呼宪政、民主和民权的时候，中国的农民早已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抗争活动。正是这种不可否认的事实，给那些有良知的知识精英们巨大的冲击。他们中的极少数人敏锐地认识到了这种来自底层社会的力量，并从农民维权活动所取得的成就中体悟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及解决希望所在。农民们不屈服的抗争，并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声音传播到整个社会，这对于那些知识精英们来说，是具有十分的影响的，在许多方面正在改变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这说明，中国民众社会的田野经验和田野智慧所具有的巨大张力。这种张力在自于民众社会最为现实的生存需要。广大农民正是根据自己生存经验和生存智慧，用自己的特有的行为方式，来抵制那些与当权者结合在一起的知识精英们的话语权的。这种抵制的意义绝不是可以轻视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或影响到中国社会真正的走向。正是这种抵制，让许多知识精英深刻地意识到，农民维权活动是中国民主和法制运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对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再一次证明，只有那些民众从自身的生存状况产生的社会行动，才能有着长久的生命力；而在书斋里设计出来的任何社会模式或发展计划都会在农民不屈服的维权活动面前显得幼稚可笑。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抗争范文篇10

（一）人生理想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悲剧。如在她成名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梁启明的道路就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因为的缘故，被下放、打压，后来又身染重病。只要梁启明认个错，承认自己错了，承认自己是叛徒，他就可以回京，但是他没有，没有低头，而是忍着重病的折磨留在乡下，与做着抵抗，他相信未来是美好的，也相信一定会粉碎，他相信邪恶永远敌不过正义。作品《沉重的翅膀》中力主改革的郑子云去世了，而保守的田守诚更加得意了，在经历过那么多的艰难的抗争后，却依然是保守派的人掌握最后的权力，所有的改革付诸东流，所有的努力也就香消玉殒，结果依然是充满着那么多的不尽如人意，这更突出了一代人对未来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悲剧，让我们更加的反省，思索，我们所追寻的，随不顾一切所争取的，都是否还有意义呢！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理想，重新给自己定位，这也让我们更加对人生的抗争有一份新的理解。（二）情感与现实世界的碰撞悲剧。张洁的作品都是以“人”和“爱”为主题的，对于女性的描写研究也是作品中很大的描写方向。在刚刚解放，处于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女性这个群体还未完全从封建思想体制下解放出来，男权思想依然浓重。但是依然出现了一些新时代女性，受到西方先进的自由思想影响，开始为自己的幸福而抗争。但是，这种抗争后的结果，让人感到感伤。当一个个妙龄少女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对美好的爱情充满了向往、憧憬，然后不断地去鼓起勇气追寻。但是在追求自己爱情的过程中，都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血肉模糊，一点一点地磨灭掉整个人生的激情与希望。

二、生活中所存在的悲剧

（一）命运悲剧。在《走红的诺比》中，诺比仅仅是一条小狗，可能就是比其他的狗聪明了一些，它就被训练算数，甚至在强训下，学会了四则运算，而后被各大媒体报道，随后就被带进实验室，被各种仪器加压在身上，每天被人当做实验品作各种各样的实验报告，看到同伴不能一起玩耍，最后选择跳海而结束这种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还有着像诺比一样的悲剧人物，我们把太多不该强加给他们身上的东西过于强化了，用自己所谓的在乎，所谓的荣誉，所谓的自尊而牺牲一个又一个平凡的幸福，我们都期待自由选择的权利，希望生活没有压力与烦恼，但往往事与愿违，可是更可怕的是，有一部分人选择的不是努力争取，而是消极待命，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态度消极的对待生活。（二）时代悲剧。张洁的作品，不仅揭示了在追寻抗争中的社会悲剧，更接露了人们生活里无处不在的普遍悲剧，好像这种悲剧即使你不追寻，你也依然逃不掉。而这种普遍的、逃不掉的悲剧就更摆脱不了时代的大悲剧。不论是写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写在推翻，处于改革大潮的时期，都摆脱不了这种时代所带给他们的悲剧。总有些人，无缘无故的就被打压，就被卷入来路不明，不清不楚的斗争中去；即使你很清楚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时代的大背景下，又不得不改变自己，违背自己，从而酿成悲剧。这是这个时代与生俱来的悲剧，任何人都无法避免。

三、面对悲剧的抗争

（一）幻化为期望。在经历了社会层面的追寻中抗争性悲剧和生活里所普遍纯在的悲剧后，张洁的作品里也有对这些悲剧的抗争。而这些抗争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种就是当自己的追求举步维艰时，当自己的理想在现实的压迫下无法实现时，将这种对未来的憧憬，对理想的追求，便转换成一种期望。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愿望没有办法实现，就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这个时期的与现实的碰撞悲剧，不是随着生命的离去就悄无声息的消失，反而这种力量能传递一样寄托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个时候的死亡，这个时候的悲剧，就稍稍的带有一点活泼颜色，因为她在悲剧中带有希望。而这种抗争在《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里体现的最淋漓尽致。梁启明就是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了他的学生身上，让希望延续，这是对悲剧最好的抗争，也是对一个新的时代的坚信不疑。（二）绝望的抗争。在张洁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对未来充满希望，然后他去探索、去追寻，最后与现实碰壁，虽然是悲剧性的，但是他也许会将自己期望转嫁给他人，在悲剧的色调中还会带有一点阳光的颜色。可是在一些作品中，尤其是在写生活中普遍性悲剧的时候，一些人无论怎样，即使平凡不能再平凡，但依然被命运捉弄，错位的人生，错误的生活，时代的碾压，人情的淡漠，社会的逼压，让他们无路可逃，认为什么都是定局，这就是命，这是无法摆脱的悲剧。他们想抗争，想为了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搏一搏。可是这种抗争又是无力的，是充满绝望的，是嘶哑的声嘶力竭。内心包含了对生活的无奈，对悲剧的怨恨，可是又无能为力，这种内心的痛苦要比第一种即使在悲剧中也能寄托希望还要更加的悲惨，这悲剧里的人已然没有了灵魂，迷失了人性。（三）反抗后的超脱。张洁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有着很大的变化，而面对悲剧也有着不同的态度。从开始的追寻而不得，然后开始寄托于下一代；到后来充满了绝望，无力的抗争到了后期的作品中，面对悲剧，就变成了潇洒的超脱，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无所谓了。尤其是张洁在母亲去世后，变得更加超脱。虽然张洁并没有寻求到更多的实际性悲剧解脱，而是从精神上开始了超脱。思想越来越转变为那种淡泊名利无为思想。她希望能远离世界的纷争，当离开了这个复杂的社会，烦乱的生活，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参与任何事情，看破红尘，这样就不会再有这样那样的悲剧了。这种方式我们初读也会会看到一些消极色彩，一种厌世之情。这固然是可悲的，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种种悲剧后，开始祈求一种宁静，静心，这些我们无可厚非。相反，我们透过她的这种解脱方式，会更加的感受到悲剧的力量，这种悲剧的超脱让我们心疼，让我们伤心，心头不由得跟着无奈。而这，也恰恰是她的作品中悲剧色彩穿透人心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周志雄．生存境遇的追问：张洁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