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示制度范文10篇

开示制度范文篇1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年《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得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在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是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节省诉讼资源，又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论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证据开示制度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因此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如前文所述那样，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不能及时反映出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容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能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原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地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署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论据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面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作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二）证据开示的主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有人提出增设法官助理职位，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庭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律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影响，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资料：

开示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而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年《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得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在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是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节省诉讼资源，又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论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证据开示制度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因此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如前文所述那样，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不能及时反映出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容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能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原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真正的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地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署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论据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面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作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二）证据开示的主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有人提出增设法官助理职位，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庭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资料：

开示制度范文篇3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年《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得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在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是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节省诉讼资源，又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论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证据开示制度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因此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如前文所述那样，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不能及时反映出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容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能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原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地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署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论据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面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作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二）证据开示的主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有人提出增设法官助理职位，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庭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律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影响，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资料：

开示制度范文篇4

一、证据开示制度概述

证据开示，是在对抗制或是具有对抗制因素的诉讼模式下，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或庭审过程当中相互获取证据、信息的一种程序设置，是一种证据知悉制度。证据开示制度最早出现于英国，在美国发展地最为完善。该制度旨在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和对抗，保障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最终在刑事诉讼中实现保护人权的目的。

二、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与分析

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了类似当事人主义对抗式的庭审模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过程当中证据信息的沟通分为三个阶段，具体法条有：（1）侦查阶段，《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第121条；(2)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1款；(3)审判阶段，《刑事诉讼法》第36条第2款。以上法条就证据信息沟通和辩护方的阅卷权作了规定，但缺陷依旧明显：律师在侦查程序中接触不到任何案卷材料，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权范围过窄，相关概念不明确等等。

新《律师法》第34条规定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范围扩展至“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在审判阶段阅卷的范围扩展至“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包括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书证、物证等侦控机关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都必须向辩护律师提供。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阅卷权作了突破性的规定，拓宽了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在实质上作出了控诉方向辩护方单向开示证据的规定，但并没有改变我国尚未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

三、构建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设想

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的构建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寿光模式、海淀模式，以及2003年最高院、最高检、司法部联合的《关于刑事诉讼案件实行证据展示的诺干意见》（试行）等都是进行证据开示制度探索的成果。

（一）建立证据开示原则

证据开示制度的原则指导着证据开示的范围、方式等具体规则的运作，间接地实现着刑事诉讼公正、效率等价值目标。鉴借国外的证据开示制度，建立我国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原则，需要包含以下几项:依法开示原则、双向开示原则、不对等开示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二）具体制度设计

证据开示的主体：证据开示作为控辩双方相互获取证据为主要内容的诉讼程序，其参与主体首先应包括公诉方和辩护方。除此之外，法官也应该是证据开示的参与主体。法官不仅以裁判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而且在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时，作为开示证据的义务主体，有必要将其调查所得的证据向控辩双方开示。

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关于证据开示的时间，笔者认为证据开示要分阶段进行，即分为审查起诉阶段、庭前准备阶段和法庭审理这三个阶段，因此证据开示的地点应该按照证据开示的时间来决定，在审查起诉阶段，证据开示应该在检察院的进行；在案件提起公诉以后，应该在法院进行。

证据开示的内容：公诉人开示的证据范围包括公诉人拟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以及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辩护律师开示的证据范围是其拟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但有例外，对于涉及国家秘密、举报人身份、个人隐私，其它根据公共利益豁免原则不宜公开的证据，公诉人可以不予开示。

（三）司法救济与制裁

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人性的弱点决定了证据开示也要面对不被遵守乃至被破坏的现实。当出现违法违规现象时，笔者认为处理方式应是分层次的：（1）强制开示。当附有证据开示一方拒绝证据开示的时候，法官应首先要求其开示；当这种要求不能被遵守的时候，法庭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强制其开示。（2）宣布延期审理。控辩双方有正当理由未在庭前开示有关证据材料，在庭审中开示未经开示的证据，法院可依申请或是依职权决定延期审理，给控辩双方一定的准备时间。（3）排除证据。禁止违反开示义务的一方向法庭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这种制裁方式比较严厉，应当是最后的处罚手段。

（四）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开示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年《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得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在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是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节省诉讼资源，又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论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证据开示制度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因此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如前文所述那样，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不能及时反映出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容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能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原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地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署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论据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面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作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二）证据开示的主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有人提出增设法官助理职位，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庭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律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影响，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资料：

开示制度范文篇6

一、证据开示的概念、内容和意义

（一）概念和内容

证据开示的基本涵意是庭审调查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相互获取有关案件的信息。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Discovery的本来的涵意是“了解原先所不知道的，揭露和展示原先隐藏起来的东西。”而在审判制度中，“它是一种审判前的程序和机制，用于诉讼一方从另一方获得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况和其他信息，从而为审判作准备。”（注：《布莱克法律辞典》1979年英文版第418—419页。）美国刑诉法学家大卫·W·纽鲍尔说，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作为一种搜集证据的方法，是审判前在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换。（注：参见DAVIDW·NEUBAUER：《美国的法院和刑事司法制度》，第253页；第254页。）

在证据开示程序中，被开示的信息包括三种情况，第一种，也是主要的开示内容，是一方当事人（注：本文根据英美法并考虑叙述的方便将检察官亦称为当事人，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检察官在法律上未被视为诉讼当事人。）已经获得的或将在诉讼中使用的证据材料，如已作出的鉴定结论、检查报告，已收集的物证、书证，以及拟传唤出庭接受调查的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等。第二种是与案件有关的信息，例如，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在被告人作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时，必须将这一辩护的内容以及与这一辩护有关的事实和证据事先通知检察官。同理，在法律规定被告人有必要向检察官告诉某种情况的时候，被告人就案件有关问题作出供述也被视为一种证据开示。第三种，不是直接提供有关的证据和其他信息，而只为诉讼对方提供搜集己方掌握和控制的某些情况的机会。例如，警方提供机会，使辩方律师能询问由警方控制下的被害人或受到威胁的重要证人。我国刑诉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这一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证据开示。为了讨论问题比较集中，同时也考虑到我国刑诉法学界对证据开示问题缺乏研究的现状，本文对证据开示作狭义理解，即主要研究第一、二种情况，也就是对已获取的证据材料和其他有关信息的开示问题。

证据开示还可区分为正式的开示和非正式的开示。前者是制度化的，按法律要求所进行的开示，如庭审前在法官主持下诉讼双方进行的证据集中开示。后者则是非制度化的，由诉讼实施者在诉讼过程中对其掌握的有关信息和证据向对方所作的择机性介绍和透露。这种情况在美国刑事诉讼中尤为普遍。因为美国大部分刑事案件未经审判而采用辩诉交易解决。诉讼交易的前提则是辩护方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案件情况和证据，由此决定作出辩方承诺的必要性、内容和方式。为此，检察官需不时向辩护方透露控方所掌握的证据和事实。大卫·W·纽鲍尔说，“从检察官的观点看来，被告常常只是告诉他们的辩护律师部分情况，因此，辩护律师如果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能够帮助其恰当地判断被告所作的诉讼抗争是否是无意义的。例如一个盗窃案件，被告告诉他的律师，警察从作案现场的几个街区外逮捕了他，他与案件毫无联系。但检察官则是另一种说法：根据警察的报告，执行日常巡逻检查任务的警察巡逻车在作案现场停下，其车灯照出有人在被盗的商店里。于是警察绕到商店后门，看见一个疑犯离开商店进入一辆小汽车。他们追逐这辆车，后在几个街区外拦截了它，发现车内装满被盗货物，即逮捕了这名疑犯。在经过这样非正式的证据开示后，检察官估计辩护律师将回到其委托人处说，‘你对我撒谎，你这小子，告诉我实情，要不然我就不干了’。当然，检察官通常只开示证据的强项，一般不暴露其弱点。”（注：参见DAVIDW·NEUBAUER：《美国的法院和刑事司法制度》，第253页；第254页。）本文的论题是证据开示制度，因此主要论及正式的证据开示。

（二）意义

在法官职权主义即非对抗制诉讼中，实行辩护律师阅卷制度，由于一切证据材料被汇聚于案卷，而检察院起诉实行案卷移送制度，侦查案卷往往成为实际裁判的根据。为保证律师的辩护权，法律一般赋予律师查阅全部案卷的权利。同时律师到法院查阅案卷也不至于发生障碍，而且非对抗制结构及检察官在这种结构中的客观义务使律师阅卷不会发生特别的困难（注：根据学者的分析，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基本上属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中的概念，其特征是检察官职务行使中的超当事人的要求，即对被告有利与不利的因素均予注意和斟酌，从而客观地执行职务。见松本一郎《检察官的客观义务》，《法学译丛》1980年第2期。）。加之由于诉讼主要由国家机关依职权推进，律师手中难以掌握重要证据，因此庭前向检察官展示并不成为一个重要的诉讼问题。

但在具有对抗制特征的诉讼程序中，证据开示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对抗制（adversarysystem，即当事人主义）的基本法理是将辩护方和控诉方设计为对立和对抗的双方，彼此都会采用各种“竞技”的手段，包括尽可能的搜集和使用有利于己的证据，同时削弱对方的进攻和防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证据开示问题就随之而突出出来。著名的德国刑诉法学家赫尔曼认为：“根据对抗制进行的公判审理，是以当事人为中心的类型。为了准备公判审理，不仅起诉一方，就是辩护一方也必须收集自己方面的证据。辩护方面通常不是完全无权要求事前出示和查阅检察方面持有的证据，就是这种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起诉、交换诉状以及承认不利事实，来限定辩论的焦点，并由他们决定提出证据和询问证人的顺序。”“与对抗制的情形不同，审问制程序中的辩护人通常是在公判审理前有查阅起诉方面证据的权利。当然，这种查阅如妨害事后的调查审问则又当别论。”（注：赫尔曼：《刑事诉讼的两个模式》，西南政法学院编《国外法学参考》1982年第2期。）

鉴于对抗制即控辩双方作法庭举证的诉讼程序中相互交换信息的困难，法律有必要设置专门的程序来解决证据开示问题。一般认为证据开示制度设置的目的有三点，一是确认对立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点即诉讼的焦点；二是得到与案件有关且为诉讼准备所必要的证据信息；三是获取在正式审理（trial）中可能难以取得的相关信息。而达到这些具体的诉讼目的所欲实现的政策性目标，也就是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基本意义之所在，是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

这里的公正主要是指实质的公正，即真实的发现。美国大法官特雷勒（Traynor）说，“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注：RogerJ.Traynor,GroundLostinCriminalDiscovery,39N.Y.U.L.Rew228,249(1964)。）人们认为，开示程序就是为了让事实本身，而不是突袭或技巧来决定审判的命运。理由是：开示程序能够让诉讼各方都能在审判前对证据作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审查思考。这一方面使得调查更为彻底和全面，另一方面也使诉讼双方在审判前能作充分的诉讼准备，因此而能在审判中针对那些貌似真实的情况进行提问和检验从而获得案件的真实。反之，如果诉讼一方突然对诉讼对方提出其没有准备的问题和有关的证据，其中蕴涵的信息和诉讼主张就很难得到充分的质询（交叉询问），陪审团或法官可能不正确地得出这种信息是真实的和主张是合理的结论。

诉讼效率也是证据开示欲实现的一项目标。因为如缺乏庭前的证据开示，庭审时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和把握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往往要求中断开庭以核实有关情况。这不仅造成诉讼的拖延，而且使集中审理难以实现，这又反过来影响庭审的质量。因为集中和不间断的审理是言词审理主义的必然要求，诉讼的拖延使法官难以形成正确的心证，势必增加法官的臆断。

不过也应当看到，对证据开示，从过去到现在都存在有不同意见。有人否定证据开示的必要性，认为：1.当事人主义是当事人对抗和对等，一方向另一方承担开示证据的义务是违背当事人主义的；2.如果承认证据开示的话，可能产生威胁证人和隐藏罪证的情况。例如，当诉讼一方了解了对方准备召唤出庭证人的名字和住址，可能对证人进行威胁利诱，极端的甚至消灭其存在。3.如果承认庭审前的证据开示，庭审中的调查和辩论活动将被“低调处理”，使庭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意义，在诉讼中还可能产生无谓的混乱。（注：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册，早稻田司法考试研究中心编，1988年3月出版，第159页；第160页。）需要指出，就当事人对抗和对等来否定开示的必要性，实际上是以形式上的当事人主义为根据。它忽视了当事人主义程序仍然须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并反对依靠诉讼中突袭和技巧来决定诉讼的命运。同时这种主张也忽视了当事人双方间在搜集证据能力上的差别。在检察官掌握有多数证据的情况下，唯有承认证据开示义务，才能真正实现当事人对等。正如一位英国专家最近指出的：“检察官对证据的开示是对抗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辩护律师对从事案件调查只有很有限的资源、能力和愿望。在作案与罪行被确定之间有限的时间范围常常不允许律师进行充分的调查。警察承担着不偏不倚地从事案件调查从而搜集和保存相关证据的责任，尤其是那些具有诉讼意义的证据。因此最重要的是全部被搜集的资料的完整性和诉讼各方均能获得这些证据资料。”（注：查尔斯·波纳德：《现在的课题：关于证据开示的一个案例》，英国《刑事法评论》1994年第1期。）否定论的第二、第三项理由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只是要求我们为防止这种弊端的出现，应在确定证据开示方式、范围以及配套性保障措施上多下功夫，以防止当事人滥用开示制度影响诉讼。这方面的问题也不能成为全面否定开示制度的根据。从世界上实行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如日本、意大利等国所谓的混合式但在技术上以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诉讼形式），均无例外地肯定并实行证据开示制度，不过开示制度的具体内容有所区别。而且从发展看，证据开示普遍呈现扩大趋势。这一制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我国刑诉法经全国人大修改后，审判程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是律师较早地介入诉讼；二是检察院移送起诉时，不再移送诉讼案卷，起诉书只附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三是庭审采取了主要由控诉方和辩护方举证的所谓控辩式或类似控辩式的诉讼形式，这使我国的审判方式在技术上已具有一定的对抗制特征。这就使得证据开示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国刑诉法对证据开示缺乏明确的规定，如对审判前律师到何处去查阅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就欠缺说明，而检察机关否认律师有权到检察院阅卷，这就使律师只能十分有限地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使得原来刑诉法中的律师查阅全部证据的权利在新法中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这无疑会对律师辩护以及整个刑事诉讼发生重要的影响。在另一方面，对辩护律师应当在开庭前向检察官方面出示哪些证据在法律上也无规定。这些“制度欠缺”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法律修改时对新的审判方式对证据开示制度的要求认识不足，另一方面也因为存在某些法律技术上的问题。为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合理运行，我们应当认真研究证据开示制度的设计和设置问题。

二、国外证据开示程序的要点和法理

为了便于把握，这里先举出近年英美法院处理的两起具有典型性的案件。其一是英国泰晤士河谷地区刑事法院受理的一起刑事案件。一天清早，两名驾车巡逻的警官怀疑正行驶的一辆带蓬货车有问题，在追逐了一段距离后将其拦截下来。经简单地询问车上的三个人，警察决定对该车进行搜查。发现一台通常被罪犯用于跟踪警察电台频率的无线电跟踪器、六个瓶子，每个中装满二加仑汽油，而且做成适于用作造成严重损害的燃烧弹类型。其他被发现的物品还表明燃烧瓶是准备马上使用的。这三人被逮捕，其住房被搜查，证实这三个人是“动物解放阵线”的活跃分子并一直与该组织保持联系。在问及有关问题时，这三人均保持沉默。候审时，三名被告被保释。在警察和检察官之间连续开了几次会，研究此案的起诉。由于关于这个组织的有关材料是警察从某个资料中心的计算机中查到的，如果对外暴露这些记录，会对进一步调查该组织造成损害。在当地警方与相关的国家情报机构协商后，检控方经认真考虑拒绝了法官关于向辩护方出示电子计算机信息的要求。法官因此而对被告作出了无罪裁决。三名被告中的一人后来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称，“我们打算用这辆货车转移那些动物然后毁了这辆车，审判流产的唯一原因是检察官拒绝向我们的辩护律师出示那些警方从计算机获得的关于我们的资料”。（注：查尔斯·波纳德：《现在的课题：关于证据开示的一个案例》，英国《刑事法评论》1994年第1期。）

另一起案件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弗兰克·威尔莫斯被控对四名与他和他妻子同住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性侵犯。在审判中，威尔莫斯要求传唤一名关键的证人——大卫·米勒医生作证，称该医生会证实他本人是性无能，不可能从事有的受害者作证的罪行。但审判法庭拒绝了让米勒医生出庭作证的要求，因为威尔莫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未向检察官告诉米勒医生的姓名，因而违反了俄亥俄州的证据开示规则。威尔莫斯被判有罪。（注：特里斯·M·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

这两起关于证据开示程序的案件，涉及到诉讼双方对证据开示的责任、证据开示或者不开示的范围、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法律后果以及证据开示的时机等问题。以下作具体分析：

（一）关于诉讼双方证据开示的责任。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诉讼双方的证据开示责任，直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十分有限而且有争议。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伦南（WilliamBrennan）在1963年还呼吁要强化证据开示制度。他指出：“在1958年的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规定仅在地方法院，法官可以根据被告方的诉讼动议要求检察官开示某些文件或物证，而且被告方还必须向法官表明这一开示对于其诉讼准备具有实质性意义。”他还指出，“在大多数州，被告就证据开示的权利十分有限。”（注：布伦南：《刑事起诉：竞技还是寻求真实》，《华盛顿大学法学论坛》第68卷（1990年）。）在六十年代中期和七十年代期间，美国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程序受到重视并得以加强。（注：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现展被认为起始于1963年布雷迪诉马里兰州案。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裁决，根据请求检察官必须开示有实质意义的有利被告的证据。特里斯·M·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然而即使在当时，证据开示程序还只是所谓的单行道（awaystreet）；各州仅仅要求检察官向被告方开示证据。尔后，各州扩大了证据开示制度的适用，要求实行对等原则：被告方同样向检察官开示其所获证据，即实行相互开示制度（reciprocaldiscovery）。这意味着，如果辩护方要求从检控方获得证据开示，辩护方也必须对检控方开示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信息。现在有些州还要求辩护方无论是否从检控方获得信息，都必须向对方作出开示。（注：特里斯·M·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

在英国，证据开示被认为是对抗制诉讼程序的一个核心问题。然而长期以来只要求检控方向辩护方开示证据，而辩护方除少数情况外，不承担一般的开示责任。其理由一是根据所谓“自然正义”，要求控诉方不得利用其资源优势而不公平地处于审判上的有利地位，为此辩护方在审判阶段应得到某些手段补偿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equalityofarms）；二是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被告没有责任向检控方说明情况，也不必回答对方的问题，直到“初步证据事实”（primafacie）已由检控方确立。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比美国更强调检控方向辩护方的证据开示而不如其强调开示的相互性，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英国对律师执业有更严格的职业道德和纪律要求，而且由于英国警察的较高素质，辩护方更多地依赖警方获取的证据材料有关。这种情况下，辩方证据开示对检控的作用比美国小。而美国刑事诉讼对抗因素更为强烈，其弹劾制侦查（即检控方和辩护方同时搜集证据的所谓双轨制侦查（注：何家弘编著《外国犯罪侦查制度》“单轨制侦查与双轨制侦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26—30页。））的特点更为突出，因此如果检察官在庭前不了解对方证据，将难以有效地实施公诉。在英国这种情况则较为缓和。

然而，英国的证据开示制度目前也进入了改革阶段。其基本趋向是强化辩护方的证据开示责任。这是因为，在刑事诉讼中，突袭辩护（ambushdefences）成为较为普遍的情况，尤其在一些重罪案件中，被告方出席法庭时，有仔细准备的辩护，而这些辩护通常是建立在检控方所出示的证据的基础上但其辩护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是检控方事前不清楚的。这种情况下，面对缺乏思想准备的辩护突袭，在庭审的有限时间内，检察官难以作出有成效的反击或对辩护证据作合理的验证。为此，英国关于刑事诉讼的国家委员会建议：“辩护方如果将在法庭上举证，应该要求其在庭前向检控方作充分的披露，以使检控方了解辩护的实质性内容。”这个建议得到政府和多方的支持，应当说很有希望成为立法。（注：罗格·林：《审前开示的政府建议：因对被告无所知》，英国《刑事法评论》1995年10月号；特里斯·M·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这种改革与英国近年来限制沉默权的改革其趋向是一致的。

日本战前实行旧刑诉法时期，采用职权主义诉讼程序，检察官提起公诉时，须向法院提交全部侦查所获证据。辩护人因此而能够在法院阅览案卷，斟酌证据进行防卫准备。战后借鉴美国法，实行所谓“技术性当事人主义”，即在诉讼尤其是审判程序的设置上，就具体的程序性和技术性特征而言，类似美国的当事人主义，但日本又保留了对实体真实主义的执着追求并在程序中予以体现。但既然具有当事人主义的“技术性格”，就必然要采用证据开示程序。因为现行法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仅提出起诉状，相关证据只是在法庭证据调查后才移交法院由法院保管。为此，现行刑诉法规定了双方在庭前作证据开示的责任。即刑诉法第299条第1项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请求讯问证人、鉴定人、通译人或翻译人时，应当预先给予对方知悉他们的姓名及住所的机会。在请求调查证据文书或证据物时，应当预先给与对方阅览该项证物的机会。但对方无异议时，不在此限。”可见这一规定确立了诉讼双方相互作证据开示的明确责任。

从以上三个最具典型性的国家的证据开示制度可以看出：其一，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当事人主义或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十分必要，因而应当确立当事人的证据开示责任；其二，从历史看，证据开示是由单方开示向双方开示发展。总的看，在辩护律师具有取证权的情况下，证据开示责任应当是相互性的，即使也许一方的责任更大；这样才能有利于全面实现开示制度欲达到的公正与效率的目的。其三，也应当看到，由于检察官具有更充分的资源而且其搜集的证据往往构成案件事实的主要基础，从这一实际出发，检察官承担证据开示责任的诉讼意义大于辩护方。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代表国家权力的检察官对处于民间势力的辩护方负有更大的证据开示责任。当然，反向的开示也不可缺少，否则，不仅影响诉讼的效益，而且也妨碍检察证据开示的积极性，从而反过来又影响辩护方及时和有效地获取实质性的案件信息。

（二）证据开示的范围

哪些证据属于开示的内容，各国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根据经1983年修订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的规定，就检察官方面，可以出示的证据有：（1）被告人的陈述；（2）被告人的前科记录；（3）文件和有形物品；（4）检察和试验报告。不可出示的材料有：与本案的侦查或起诉有关的检察官或其他侦诉人员所制作的报告、备忘录或其他控方内部文件；控方证人或者可能成为控方证人者所作的陈述（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就被告人方面，可以出示的材料包括：（1）被告方掌握的文件和有形物品。（2）任何与案件有关的身体检查和（或）精神检查和科学试验或科学实验的结果或报告——如果这些证据是被告方准备在审判中作为重要证据提出的话。以上两项出示是以控诉方根据辩护方的要求首先出示有关证据为前提。不可出示的材料有：与本案的调查和辩护有关的被告人或其律师或者人所制作的报告、备忘录或其他内部的辩护文件；被告人对其人或律师所作的陈述，或者控方或辩方证人或可能提出的控方或辩方证人对被告人或其人或律师所作的陈述。

此外，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2条对被告人作不在犯罪现场的辩护时应作的证据开示作了更明确和更具强制性的规定，要求被告人“根据检察官要求说明所指称的犯罪的实施时间、日期和地点的书面催告，被告人应在十日内，或在法院可以指定的其他时间，将他想要提出不在犯罪现场辩护的书面通知送交检察官。被告人这一通知应当说明被指称的犯罪发生时据他声称他所在的具体地点，以及他打算证实这一不在犯罪现场辩护所依靠的证人的姓名和住址。”但在另一方面，在被告人就不在犯罪现场问题作特别开示的情况下，检察官也应当作出反应：“在此后十日内，至迟在审理前十日，除非法院另有指令，检察官应将记明检察官打算赖以证实被告人在被指称的犯罪的案发现场的证人的姓名和住址以及据以反驳被告方的证明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人证言的任何其他证人的姓名和住址的书面通知，送交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注：王一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第235—234页。）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范围目前呈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向。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在1993年被修订，上引第16条的规定被修改，扩大了证据开示的范围。修正后的法律规定，如果被告方要求检控方开示出庭的专家证人姓名，那么检控方同样有权要求被告方开示这类证人的名单。在1994年4月，关于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的顾问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进一步修订规则16条，解除对证人陈述的开示禁止，规定双方相互开示拟出庭的证人（非专家证人）名字以及在审判前已经获得的证人陈述（如侦查人员在侦查中所作的证人陈述笔录）。同时还建议，作精神障碍辩护的被告方应向检控方开示对被告作鉴定的专家证人的情况。

上述证据开示规定适用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不含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各州对其州司法系统适用的证据开示程序还作了专门规定。其规定应当说与上述联邦适用的规则大同小异。而且也同样呈现出扩大证据开示范围的明显趋势。反映美国联邦和地方在这方面的普遍动向，美国法律家协会（ABA）近年来对其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准则作了重大的修正，从而扩大了可开示的证据的范围，而且扩大了强制性开示的证据范围，尤其是扩大了辩护方向检控方作证据开示的范围。

在1994年修订后的ABA准则中，主要的新的开示要求包括：1.辩护方向检控方开示证据应允许检控方对其进行检查、复制、检验以及对文件和物证拍照。2.辩护方必须开示准备传至法庭作证的全部证人的名字和地址。辩护方也须开示其掌握或控制的这些证人的书面证言——如果这些证言与下一步该证人出庭作证的主要事项有关。3.辩护方必须开示任何辩方准备在庭审时传唤的专家证人在庭审前所作的报告和陈述，包括准备在法庭上作为证据的关于身体和精神状态检查结果、科学检验、实验和比较的报告。这种开示不须检控方提出要求，而且不论检控方是否已向辩护方开示此类证据。4.辩护方应提供被告的简历，并就可能在法庭提出的专家证人的证言和专家的意见和理由就其实质性内容作出书面说明。

根据ABA的意见，进行这种改革的理由在于辩护方证据开示不足不利于司法公正，这种改革被认为对诉讼双方是公正的，它减少了诉讼的竞技因素，有利于真实发现，可以防止审判中的突袭（“trialbyambush”）。（注：关于美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发展见前注12文，第二节“相互开示”的C部分：“证据开示的扩张和发展”。）

此外，鉴于检察官所承担的公正行事的一般法律责任，美国法律要求检察官应当向对方开示那些虽不属于一般的证据开示范围，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材料。

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9条规定，证据开示范围主要包括：1.诉讼双方对拟在庭审时调查的证人、鉴定人、翻译、通译人员，必须告诉对方这些人的姓名和住所。2.对拟于庭审时调查的证据文件和证据物，必须给予对方阅览。此外，根据刑诉法第179条和第180条的规定，对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法院依职权调查搜集的证据，检察官可以到法院阅览、誊写，辩护律师经法院同意也可以这样做。

在日本，对证据开示范围，有事前全面开示论和有限制的证据开示论两种不同的意见。平野龙一教授认为：“检察官的确没有必要向相对方开示全部的证据。如果说某种证据开示，可能引起诉讼混乱，或者这些证据与其他案件的侦查有关系，这两种证据可以不予开示。但是，从客观上看，其中可能包括对被告辩护有重要意义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根据被告人或辩护人的建议，依照刑诉法第99条第2款，证据提出命令（只限于提起公诉后），让辩护人阅览。当然，即便这样要求，也还存在被告人和辩护人不知道检察官手中持有何种证据从而影响向法院申请的问题。”（注：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册，早稻田司法考试研究中心编，1988年3月出版，第159页；第160页。）

日本的刑诉法和日本的司法实务，实际认可有限制的开示论，以防止诉讼混乱，保证法庭审理的实质化和辩论的充分性。因此除出庭证人等的姓名和住址通知外，刑诉法和刑诉规则（即实施细则）要求给予阅览机会的，只限于已确定将在庭审中请求调查的证据文书和证据物（书证和物证以及书面的鉴定检查报告）。其余证据，包括被告人过去的供述、证人过去的陈述等，以及未确定在法庭上申请调查的其他证据材料，均不属必须开示的证据范围。

英国刑事诉讼，要求检控方开示其掌握的证据，包括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所有证据材料，如证词和物证等。但也有某些例外。如英国总检察长的关于刑事诉讼中控诉方证据开示的指导规则明确规定，检察官对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辩方证人的庭前证言可以不作开示，但在庭审中也可以将这种证言用来作交叉讯问，质疑该证人在法庭上作证的真实性。对检控方不准备在法庭使用的材料，法律没有要求必须披露。但控方如有意隐瞒其中有利被告的材料，可能视为严重违法行为而在上诉审宣布原判决无效。另一方面，被告方应对不在犯罪现场的辩解向检控方作证据开示（通知这种辩解并提供有关的证人），被告方还应将专家证人的证据和有关情况向检控方开示（检控方有同样义务）。然而，在英国，为防止被告方滥用开示程序进行突袭辩护，扩大被告方证据开示的范围，实行与检察官的基本对等的证据开示，应当说已成趋势。

英国刑事诉讼中，根据检察机关的起诉指导规则，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对“敏感性材料”（sensitivematerial），如涉及警方情报人员、关系其他案件侦查、可能暴露特殊搜索手段的材料，不予开示。但这种情况需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包括仅有一方当事人参加的“单方听证”）。因不开示证据可能影响程序的公正，法院可能因控方拒绝开示而判决被告无罪。本节前面所举的泰晤士河谷区法院处理的那起案件可作例说。

英国开示程序的一个特点是其相对性，根据英国枢密院1992年在贝里一案中的裁决，开示的原则规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应该不时地对其进行审查。开示的方式、内容和要通过开示所获得的公平，由司法、立法和行政人员共同确定掌握。（注：赵秉志主编：《香港刑事诉讼程序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9页。）

各国的实践，在证据开示范围上，可大致总结出以下几点较有普遍意义的做法：

其一，拟作庭审调查的证人、鉴定人的姓名、住址应相互提供；

其二，拟作庭审调查的书证、物证应相互开示；

其三，拟作庭审调查的检查报告、鉴定结论应当开示；

其四，为避免对抗制“竞技因素”的弊端，增强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从各国开示程序的发展趋势看，扩大证据开示的范围，尽量将其他证据纳入开示程序是必要的。同时鉴于其他案件的侦查需要以及其他合理的根据，采用利益权衡原则，在不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证据不予开示；

其五，检察官应当向对方提供虽不属一般的证据开示范围，但有利被告的证据材料，如那些不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有利被告的物证、书证等。因为这一问题已关系到检察官的公正性，涉及真实的发现和案件的公正处理，具有某些超出证据开示程序的性质，应当特别强调。

（三）证据开示的程序以及违法制裁

1.证据开示程序。证据开示程序属审前程序，这一程序主要安排在起诉前后。在美国，经侦查获得证据后，被告人如系被控犯重罪，在被正式起诉前享有要求法官预审（prelitminaryexamination）（注：预审有时又称先听证（Preliminaryhearing）或审查性审判（examiningtrial）。）的权利。预审的主要目的是审查是否存在合理根据以支持对被告人提出的指控，以确定是否交付审判。如缺乏合理根据就要撤销指控，以防止轻率将被告人交付审判。而预审程序还包括一项重要内容，即证据开示。各方当事人应根据法律规定的开示范围，在预审法庭出示自己手中掌握的对诉讼有意义的证据。

然而，如被告放弃预审，或者案件经大陪审团起诉而不需预审（大陪审团对检察官起诉意见的审查代替了法官的预审）。则应在案件正式起诉后的较短时间内，根据递交法院的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或检察官起诉书，由法院安排提审（Arraignment，有的译为“传讯”）。提审程序中，法官向被告人宣读起诉书，说明指控性质，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接着要求被告人对指控作出答辩。按照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依照检察官的裁量，检察官可于提审时或于提审后尽可能快地将其意欲在审理中使用的具体证据告知被告人，以便被告对这些证据提出异议。同时被告人也可以在提审时或提审后要求检察官将其欲在法庭审理时作为主要证据的任何证据向其告知。在提审时或提审后正式审判前，被告人也应当依法向检察官开示证据。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根据需要可能持续数月，直到审判开庭。诉讼双方尤其是辨护律师利用这段时间准备诉讼。

在日本，根据刑诉法第29条规定所进行的正式的证据开示，依照刑事诉讼规则178条第6款的细则性要求，检察官应在提起公诉后，对于准备请求交付庭审调查的证据书类和证据物，应尽早提供地给辩护人阅览。对拟出庭的证人的姓名和住所也必须给予机会使对方知悉。在司法实务中，辩护律师是在检察官提起公诉后，到检察厅阅览证据并作己方的证据开示的。而对于法院根据当事人诉讼保全要求在开庭前搜集的证据，检察官和律师应到法院阅览、誊写。

如果诉讼双方或其中一方未有效履行其开示义务，法院可以在庭审的证据调查开始前的任何时间要求开示。日本有一判例，在一审开庭并进行了对被告人个人情况调查等开头程序后，宣读起诉书之前，辩护方以警方过度和违法的使用警戒性措施并进行违法搜查，而检察官基于这些措施提出起诉系滥用起诉权为由，要求法院命令检察官开示其持有的某些证据。审判法官批准了这一要求。然而，最高法院否定了一审法官的这一做法，认为当时开示证据的要求对被告人的防卫不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原法院的这项措施已经超出了正当公平的行使诉讼指挥权的范围。但在这里，最高法院并未一般的否定在开头程序后庭审调查前开示证据的做法，面只是说明就该案而言，此时以此种理由要求开示证据不利于案件的审理及诉讼的有序化。

综上所述，证据开示程序既需考虑审判公平与效率，又需兼顾侦查的有效性，而且也需考虑证据的完整性及便于一并开示，正式和集中的证据开示程序宜安排在侦查基本完成后和庭审之前，尤其是公诉提起后的适当时期内。当然在这种集中开示以前，对某些方面的证据和信息进行阶段性的开示也可能是必要的，如在逮捕被告人时告知其被控罪名等。

集中开示程序的证据开示地点可以根据该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确定。在对抗制审判程序中，为排除法院庭审前的预断，法院在庭审前不拥有证据或不拥有大部分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法院难以作为主要的证据开示地点，因此，律师可以到检察院阅览检控方的证据并作辩方证据的开示。但对某些法院获取的证据，可以到法院阅览。如果法院主持的审前程序包括证据开示，那么控辩双方将应开示的证据拿到法院，在法官监督下进行开示也是可以的。

2.开示程序中的违法制裁。根据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关于证据开示中违法制裁的规定，对于未能遵守该规则要求进行证据开示的，法院可以采用几种方式处理：命令该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批准延期审判；禁止该方当事人提出未经开示的证据；做出其他在当时情况下认为是适当的决定。法院可以指定进行开示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并可以规定适当的期限和条件。

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制裁违反开示要求的上述四种措施的规定，也大体反映了各州的立法和实践。其中第四种措施，即“作出其他的适当决定”，赋予法院更大的斟酌权，从实践看，这些决定如：1.因当事人违反开示程序，命令由其支付证人出庭费用。如1994年4月，伊利诺斯州最高法院以违反开示程序为由，命令辩护方64名辩方证人，全部出庭作证，其费用由辩护方支付；2.审判法官向陪审团告诉律师的有关行为不当并请他们注意；3.对辩护律师予以经济处罚等。

在全部制裁措施中，最严厉的可以说是排除应开示而未开示的证据，包括禁止未开示姓名和住址的有关证人出庭作证或排除其证词。一些法院实际运用了这种惩罚措施，如在1994年的一起杀人案件中，蒙大拿州最高法院排除了被告方提出的关于被告精神障碍的全部证据，理由是辩方律师拒绝开示其精神病学检查报告以及医生陈述，从而违反了该州关于相互开示的法律规定。虽然律师辩称拒绝开示的材料中包括因患者——医生特权而保密的材料以及可能自证其罪的材料，但法院指出，辩方律师事前并未因此而取得一项关于这种特权和证罪材料的保护性命令，而根据法律只有获得这种命令其信息才可保密。

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肯定了证据排除的合宪性。但为慎用这种措施，有些法院要求以发现这种违反开示程序的行为是故意实施和（或）会引起偏见的为前提。不过，有些人抨击这种做法，认为辩护律师在辩护策略和措施上发生错误，但其不利后果却因有利被告的证据被排除而由此往往是无辜的被告来承担，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因此，他们建议用对律师的纪律性处罚代替这种证据排除。（注：特里斯·M·迈尔斯《违反相互开示规则：辩护律师的过错由无辜委托人承担》，美国《刑事法评论》第33卷，1996年春季号，第三部分，关于违反相互开示的责任。）

英国对违反开示程序规定的处罚与美国相似，法院仍可采用证据排除手段对起诉方或辩护方不开示证据的行为进行处罚。此外根据1994年11月通过并于1995年4月10日生效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对沉默权制度的修改，被告人在审判前不向警察和检察官交待被合理要求应当提及的问题，但在法庭辩护时却将这一问题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从事所谓“突然辩护”），对被告人在庭审前保持沉默（不开示），法庭可以作出对被告不利的推断。（注：见伊恩·丹尼斯：《证据规定：限制沉默权》，《英国刑事法评论》1995年1月号。）

三、关于我国证据开示的制度设置

我国新刑诉法就刑事案件中的证据信息沟通分不同的诉讼阶段作了三款规定：其一，侦查阶段，第96条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其二，起诉阶段，第36条1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其三，审判阶段，第36条2款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

上述规定是适应新的诉讼制度尤其是审判方式所作的具有改革意义的新的规定。应当说，新法律注意到诉讼的不同阶段对证据开示的不同要求，从而作出了与之较为适应的递进性的规定。然而，就实现证据开示的目的，保障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以及法律条款本身应具有明确性和规范性等技术特性而言，这些规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范围不明确。“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全部材料还是部分材料；是原始材料还是复印件；被告和出庭证人将在法庭上陈述、作证，那么他们在侦查起诉阶段所作的供证应否查阅；除了指控的事实以外的材料，尤其是有利被告的材料，可不可以查阅，等等。法律均语焉不详。司法实践中各诉讼角色必然会从有利于己的方面解释，势必造成混乱和难以操作。二是开示场所和义务方不明确。辩护律师到何处去查阅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材料，何方（检察院还是法院）承担证据开示的责任，法律未作规定。而且这种对地点和义务方的规定直接影响查阅证据的范围。因为新刑诉法就检察院向法院移送起诉案件规定了新的移送方式，即改变了过去移送案卷（即全案证据）的做法，仅要求检察院移送起诉书、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如果律师到法院阅卷，他只能看到“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而且由于目前为防止庭审“走过场”，强调法院的庭前审查是程序审而非实体审，检察院移送的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通常只是对定案具有关键意义并为法院发动审判程序所需要的少量证据。而只有到检察院才能查阅到案卷中的全部证据。但因查阅地点和义务方不明确，律师到检察院查阅证据将发生困难。因为法院作为裁判机关允许辩护人查阅检察院送来的材料一般不致发生问题，但如果到检察院查阅，检察院将增加工作负担，还可能影响其准备公诉时的材料使用，更重要的是，由于检察机关作为控诉方与辩护律师的诉讼立场相对，在诉讼中对律师不可避免的有一种防范的心理态度，而允许辩护方查阅全部证据将加强辩护方的力量而对公诉发生妨碍。因此检察机关如无法律约束，一般不愿意单方面的向辩护方作全部证据的开示。三是开示程序的片面性。即只规定了公诉方对辩护方的开示，但对辩护方在开庭前向公诉方开示其已具有和可能提出的证据未作任何规定。这不仅有悖于各国开示制度的惯例，更不符合目前开示制度的发展方向（已如前述）。而且造成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开示其控诉证据的制度障碍和检察官的心理障碍，因此反过来又妨碍向辩护方的证据开示。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与立法的筹划不周有关（不过，对一种新的，具有浓重的“中国特色”的刑诉程序，就其中各方面的具体的制度设置都能在一开始就谋划周全未免是一种苛求，因此，规定得粗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由于在基本诉讼制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时，立法研究却未充分考虑到这种变化对具体制度包括证据开示所发生的影响有关。

证据开示在由控辩方向法庭举证的诉讼程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因为目前的律师辩护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侦检机关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律师对这些证据的知情范围直接影响其辩护力量，因此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996年11月下旬，在京的十余名刑诉法教授和一些刑诉法学博士经陈光中教授主持召开了一个关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座谈会，其中专门研究了“关于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阅卷范围”问题，与会者认为，“不能将刑诉法第36条2款的规定理解为律师在审判阶段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检察机关移送至法院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应当拥有去检察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座谈纪要阐述了这一主张的理由，主要有：1.从有利于辩护职能发挥看。由于辩护律师自行调查、收集证据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使得他的辩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他的阅卷权。因此，不宜将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的阅卷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辩护律师作用的有效发挥；2.从立法精神看。原刑事诉讼法允许律师查阅全部案卷，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其立法精神之一是加强辩护职能，改善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据此，不应当将第36条2款作限制性解释。否则，反而削弱了被告人的辩护权；3.从国际情况看。在采用起诉状一本主义或控辩式审判方式的国家，法官不允许庭前阅卷，但辩护律师是允许的，而且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到检察机关查阅案卷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做法。（注：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在京部分教授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的若干建议》，《政法论坛》1996年第6期。）

应当说，教授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理由都是能够成立的，尤其是要求扩大辩护律师查阅证据的范围，这一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的制度和实践背景之下，必要性十分明显。然而，就证据开示而言，以上主张并未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同时又直接关系证据开示效果的问题，同时还没有避免某种意义上的片面性。下面，结合证据开示的一般法理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具体情况，对我国证据开示程序的制度设置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的意义和责任

为了保证诉讼的有序性、有效性和公正性，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行由控辩方举证的庭审方式的情况下，实行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自行调查、搜集证据受到制度和能力的较大限制，他往往较多的依赖于侦控方所搜集的证据，这就使庭前查阅证据具有更大的作用。也是因这种原因，在证据开示程序中，检察机关对于为辩护方提供辩护条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即是来自其作为诉讼一方的实质上的诉讼当事人的义务，也是来自其超当事人的作为检察官客观公正执行法律的义务。而且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较为强大，应当十分强调检察官为辩护律师提供诉讼条件，以避免在审判活动中诉讼条件的进一步倾斜。可以说，在我国证据开示程序中，检察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负有更为重大的证据开示责任。检察机关对此应当有客观而明智的认识，在证据开示的制度设置和操作实践中提出并实践有利于增进我国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合理措置。当然，从组织功能学的

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之内，任何一个组织都倾向于采用最有利于自身功能发挥的行为方式。因此，这种开示责任还必须采用具有强制力的制度性设置方式，否则，靠组织和个人的“自觉性”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但在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方也应当具有证据开示的责任。如前所述，这种相互性开示，包括辩护方对全部拟提出的证据或其中最关键的证据（如不在犯罪现场和专家证据）的庭前开示，是证据开示制度的一般法理，而更充分的开示，包括辩护方证据的全面开示，也是各国开示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这种相互开示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有利于全面保障刑事审判的有序性、有效性和公正性。控诉方对辩护方“打埋伏”，不开示或少开示证据，这种做法固然对实现诉讼的效率和公正不利，但另一方面，辩护方将自己所掌握的辩护证据在庭前秘而不宣，在庭上搞“突然袭击”，甚至追求一种戏剧性的效果，利用检控方的准备不充分达到辩护目的，同时也是一种为影响被告及家属和旁听群众的不适当的商业行为，这显然不体现司法公正。可以说，这种“伏兵辩护”，不仅在国外有，在我国刑事诉讼实行原刑诉法时也能见到，不过因当时律师活动的余地小，加之庭审的非实质化，出现这种情况对司法的损害较小，因此而未能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

对证据的相互开示问题，有的同志认为，在我国，辩护律师取证的权利和能力有限，规定相互开示的意义不大，因此不须对辩护方的证据开示作制度性的规定。此一主张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存在根本性的错误。应当看到在我国新的刑诉制度下，律师已经具有比之过去大得多的活动余地。在侦查阶段，他即使不直接取证，也可以申请法院、检察院取证，即作证据保全。而在起诉和审判阶段，他依法享有调查取证的权利。当然，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能与侦控方匹敌，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真观察司法实践，也应看到辩护方所具有某种优势：其一，检察官所担负的举证充分从而成立事实的责任较之辩护方所负有的攻击职责要艰难得多，因为他必须搜集充分的证据，并使这些证据形成完整的、经得起攻击的锁链，而辩护方只需要在某些薄弱环节上下功夫，打破某一点即可。因此，即使辩护方手中只握少量证据，其对公诉的威胁也不可低估；其二，被追究人的辩护因自身的自由、名誉、财产甚至生命的威胁而得到最强大的利益驱动，并同时而驱动其他相关人员。而公职人员的行为不受这种驱动，且有更严格的行为规范限制。有一个或许不恰当的比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在自由市场上势力强大的国营企业不一定能竞争过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民营企业同理。如果允许辩护人从事辩护的“突然袭击”，在庭审实质化和律师调查权扩大及其法庭举证权充分扩张的情况下，可能对公诉造成较严重的损害。尤其是那些案情复杂、检控困难，被告人有一定经济势力和社会背景的案件。而且这种损害并不一定是靠事实和证据本身，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靠一种辩护技巧（国外刑事诉讼，作为辩护技巧，有的律师为防止公诉方的庭前取证反击，有时把应开示的证据保留到必须开示的最后关头，而且如有可能，则尽可能不开示其证据）。这种辩护技巧还可能延误诉讼（在检察官要求休庭调查的情况下），也可能因时过境迁检方难以取证核实，其结果都是损害诉讼的公正和效率。正是由于单方面开示可能造成这种对诉讼的不良后果，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检控方单方面开示来对辩方的力量和能力进行“补偿”以趋于“平等武装”从而实现司法公正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相互开示的第二方面的意义是有利于推动检控方作证据开示，从而最终有利于辩护活动的开展。这是因为只有相互开示（即使认可检察官有更大的开示责任），才可能因手段武装在某种程度上的平等性和相互性受到检察机关的支持。由于不移送案卷，庭前检控证据的全面开示必须在检察院进行，可以设想，如果辩护方通过侦查和起诉阶段的介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辩护证据，但到检察院阅卷时毫不透露，同时对检控方的全部证据材料却均予“查阅、摘抄、复制”，检察机关势必难以接受，其反应就是制造障碍，一是就如目前，不同意到检察院阅卷，主张律师应到法院查阅检察机关移送的材料；二是如果某种法律文件被通过，要求检察机关让律师查阅证据，那么在执行中检察机关也会将律师查阅的时间、查阅的范围上尽量予以限制，以免公诉活动受到较大的损害（注：开示范围等问题在许多国家刑事司法实践中都是引起辩诉争议的一个重要问题。时任日本东京高等检察厅公审部长亲崎雄指出，“公开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是牵涉到当事者之间实质性对等的意义及检察官的客观义务内容这一诉讼结构之根本的问题，所以，必然有不能彼此让步的一面”。引自张光博等编译《世界各国律师制度的历史与现状》，吉林法学会1985年内部印行，第255页。）。因此可以说，确立辩护证据开示的制度，是保证检控方开示的必要条件。

（二）证据开示的内容、地点及时间

证据开示的内容，即被开示的证据的范围，这是开示程序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如前所述，国外对开示范围有不同规定，如美国开示范围较大，而日本较小。在我国，目前对证据开示范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辩护律师除侦查起诉阶段所了解的情况和查阅的材料外，在审判阶段只能到法院去查阅检察机关移送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另一种是如文前提及的教授们的意见“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应当拥有去检察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的权利”。然而认真分析，即使同意后一种意见，也存在一个查阅范围问题。所谓“全部案卷材料”包括那些材料，如果侦查机关移送起诉时装订了案卷，但起诉单位在起诉阶段搜集的证据并未形成案卷，这部分材料是否应开示。而且，目前的诉讼制度并不实行职权主义诉讼中必须的“案卷主义”。为了诉讼使用的方便，检察机关不一定要将证据材料在开庭前装成案卷（甚至有的将公安移送的案卷拆散，使用后再加上新的材料重新装卷），那么，证据材料在开庭前不成案卷又应如何确定查阅范围。况且，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都不是将所取全部材料装卷或归入拟使用证据的范围，不少在调查和侦查过程中形成的与案件无关或关系较小的材料，或重复性材料都将在整理移送证据或准备庭审举证时被剔除。这样，查阅案卷材料是否包括这些在侦查和起诉阶段被剔除的材料。在界定证据开示范围时这些问题都需要回答，否则，在这个实践中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会出现有关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和有欠公正合理的问题。

根据国外普遍的做法和法理，尤其是考虑我国刑事诉讼的特殊情况，对证据开示的范围可作如下要求：

其一，就检控方而言：

1.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获得的与案件指控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都属于证据开示的范围。这里开示范围以对指控事实的相关性为标准。这样，凡与指控事实无关的，如在案件中调查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所形成的材料，调查被告人的其他的未经起诉的问题所形成的材料，调查被告人的有关问题但获取的材料没有证据意义的（无论就指控还是辩护都没有证明价值），诉讼过程中侦查起诉机关内部的非证据性工作材料等，都不属于证据开示的范围。这个范围，基本包括了过去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的范围加上起诉机关补充取证的材料。可见这种十分广泛的开示范围，足以满足辩护准备的要求，有利于保证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符合我国刑诉法修改加强被告人合理权利保障的指导思想。而且这种范围也比较便于掌握。而那些要求检控方证据开示只是开示：“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主张显得合理性不足。首先是“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范围不便于把握，有的认为只包括对定案最有意义的少数关键性证据，而有的认为包括指控犯罪事实所依据的基本证据。从庭审改革保障庭审实质化的立法指导思想看，将“主要证据”作严格限制是有道理的。而且从实践看，检察机关也不可能大量复印证据材料。但这样未免使开示证据的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辩护权的实现。

2.上述开示范围中，对其中凡是准备在庭审时提出的证据，无论是被告人过去的供述与辩解、证人的庭前证言、被害人的庭前陈述，还是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视听资料，只要在法庭上应用，就应事先开示，对这部分证据的开示属于法定开示、强制开示和主动开示。也就是说，对这部分证据，检控方应主动向辩护方出示。凡未事前开示的证据，在法庭上不能使用，除非有合理的根据并获得法官允许。这种法定开示范围的要求，符合国际上的普遍做法。而且可以避免上面第一条以相关性为标准可能带来的某些范围不确定的问题。例如，有的证据，辩护方认为与指控有关，而起诉方认为与指控无关或关系不大，是否开示，易生争议。而以拟于法庭上提出作一法定开示标准，使证据开示范围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也便于确定是否违反开示程序而加以违法制裁。而且这种标准就是有针对性地解决审判中“突然袭击”的问题，从而基本保证了开示程序欲达到的政策目标：诉讼的效率与公正。

3.在第1条规定的范围内，除第2条以外的证据，即不准备在法庭上应用的相关证据，经辩护方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开示，这属于请求开示和被动开示。从实践中看，这部分证据可能并非少数。例如，对被告人多次讯问形成的笔录，证人多次作证的笔录，在法庭上由于被告人到庭和证人出庭可能不被使用或使用较少，对这些不准备提出的相关证据，如果辩护人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开示。这些证据材料由于公诉人不提出在审判中使用，因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一般情况下诉讼意义不大。但其中有些材料可能被辩护人利用为辩护证据，因此如果辩护人要求，这些证据应当被开示。

4.除以上要求外，还应该对检察机关提出一项一般性的要求，即检察机关在开示程序中不能隐瞒对被告有利的证据材料。对这部分证据，拟在法庭上使用的应主动开示，不准备作法庭使用的，当辩护人提出相关要求时，检察机关应当向辩护人开示。如某一证人的某次作证包含一个有利被告的情节，辩护人提出阅览该证人的全部庭前证言，检察机关不能将此次作证的笔录藏而不示。这项要求是基于检察机关的护法职责及公正义务所提出的。对实现诉讼的公正是必要的。

5.对诉讼中涉及国家机密的，以及对其他案件的侦查可能造成明显损害的材料，检察机关可以不予开示。这里有一个利益斟酌的要求。检察机关斟酌的适当性可以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

其二，就辩护方而言，基本要求是：凡是辩护方准备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都需事前向检控方开示。1.对辩方准备传唤到庭的证人，应事先通知检察机关其姓名和地址，如果对这些证人有询问笔录，即使不准备在法庭使用，经检察机关要求，应向检察机关开示；辩护人庭前询问被告人、被害人以及鉴定人，如果形成笔录，经检察机关要求，也应当向其作出开示。2.对拟在法庭上使用的书证、物证、鉴定结论、勘验及检查笔录等证据，应事前向公诉方开示。3.辩护方如作无罪辩护，其主张和基本根据是否应向检察机关作庭前开示，对此，我认为，鉴于公诉方的起诉书已明确表述了公诉意见及根据，辩护方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必相应地告诉其辩护意见，但考虑到无罪辩护是根本否定了起诉意见，可以作为一种特殊情况，要求辩护方开示其主张和理由，以使庭审在双方均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使案件真实与正确适用的法理更容易被发现，对这个问题还可进一步研究。

证据开示范围确定后，开示地点就便于解决了。由于庭前全面开示，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辩护律师带上应开示的证据材料，到检察院，作彼此的证据开示。从我国情况看，由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需要较长时间，在法官主持下进行证据开示可能缺乏效率，效果也不一定好。因此到检察院，控辩双方作相互开示比较适宜。

开示时间问题。证据开示除侦查起诉过程的部分和少量的开示外，正式的庭前开示可安排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指起诉书移交期日）后的五日以内。这样给检察机关与律师都留出一定的时间上的余地，而且也不至于开示拖延使双方尤其是律师准备不足。

开示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刑事证据开示制度重构完善

所谓证据开示，又常译为证据展示、证据披露等。在刑事诉讼当中，它主要是指控辩双方在开庭审判前，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将各自掌握和控制的诉讼证据和有关资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它是审前证据信息交流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实质在于庭审前控辩双方相互交流案件证据信息，从而为审判做准备。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控辩双方在审前的证据知悉权，而且影响到审判程序本身能否公正、高效的进行以及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

一、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证据开示程序，但是带有刑事证据开示性质的规定不断出现在我国的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中，一些地方的司法机关也进行了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试点工作，如广东、浙江等。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在侦查阶段“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审判阶段，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2007年10月新修订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第三十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第三十五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这几条规定实质上是确认了受委托的律师在不同的阶段的会见权、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客观上具有交流证据信息的性质与作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法工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除明确了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有关材料从而得以间接地向辩方开示的证据范围外，还规定辩护律师在法庭审判过程当中，认为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人民检察院调取该证据材料，并可以到人民法院查阅、摘抄和复制该证据材料。因此，从以上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看出在我国实际上已经规定有并存在实质意义层面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而这也是与我国具有对抗式特征的诉讼程序或模式相适应的。

二、我国证据开示制度存在的问题

刑事证据开示是对抗式诉讼程序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实行证据开示制度，对于防止控辩双方掌握证据信息不对等导致的对抗力量不均衡，使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和对抗，实现控辩平衡和程序公正，以及明确争议的焦点，避免庭审证据突袭，发现实质真实，实现实体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但是对于实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适应对抗制诉讼的需要、保证刑事诉讼公平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还远远不够。现行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几乎一边倒的规定控诉方的证据开示义务，但并未对辩方课以相同的义务。这就使得辩方对控诉方的证据信息一览无余，享有完全的信息知晓权而控诉方却无法知晓辩方所掌握的证据信息，双方在证据信息上出现新的不对等，最终导致控辩双方的力量出现向辩方倾斜的新的失衡局面，无法实现对抗制诉讼所要求的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对抗的目标和要求。这不仅损害了程序公正，而且不利于侦控机关实现指控、打击犯罪的任务。

2、法律在控诉方应开示的证据范围上规定不完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规定本身的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控诉方应开示的证据范围为“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而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控诉方的证据开示范围为“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对于效力位阶相同的两部基本法律来说，实践中究竟应当以哪部法律为准呢？二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案卷材料”的具体范围，在实践中可能引起使用的混乱和争议。控诉机关掌握的“案卷材料”庞杂繁多，包罗万象，既有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也可能有其无罪的证据，那么对于这些无罪的证据是否也属于应当开示的证据范围呢？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观点并不相同，不同的学者甚至也有不同的意见。三是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对控诉方开示的证据范围没有作出例外性的规定，不利于公共利益和一些特殊利益的保护。如在特殊的案件当中，控诉方掌握的相关证据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社会的公共利益，那么这部分证据是否也必须公开呢？显然这是值得探讨和商榷的。

3、法律法规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便于刑事证据开示的具体操作程序。为了实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对抗制诉讼中保证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和对抗，维护程序公正，实现刑事诉讼公平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作用，应该由法律来规定促进刑事证据开示制度顺利进行的程序保障。包括建立刑事证据开示的启动程序（由谁来启动）、主持实施程序（由谁主持开示程序及怎样进行开示）和救济程序（对一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进行纠正和制裁）。然而遗憾的是，现行的法律并没有建立这一套程序，法律文本中也鲜有关于刑事证据开示程序的个别规定。

可见，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并不完善，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已经难以适应我国对抗制诉讼体制的需要，不能促进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和对抗，实现控辩双方力量的平衡，难以实现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因此，重构和完善现有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就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对于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而言，如果没有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对抗式诉讼程序永远只能存在于书本而不是司法实践中。”

三、重构和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1、明确刑事证据开示义务的双向性，即控辩双方都负有向对方开示证据的义务。

从历史上看，对抗制诉讼程序中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经历了从单向开示到双向开示的发展历程，这也表明双向开示对于对抗制诉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种对抗示或具有对抗式特征的诉讼程序，这一趋势必然要求建立能够确保控诉双方平等武装和对抗的双向证据开示制度。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的意义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控辩双方对等的交流证据信息有利于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和对抗，双向开示是实现控辩平衡和保障程序公正的需要。第二，控辩双方在审前对等的交流证据信息有利于控辩双方全面了解案情和正确的判断证据，发现案件真实，检察机关更可能正确的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三，控辩双方在审前双向开示有关的证据，能够使双方的庭审准备更具有针对性，在庭审中有目的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便于合议庭抓住案件的争议焦点，准确认定事实，提高庭审的效率。同时，双向开示证据也有利于在庭审中避免出现辩方的证据突袭，防止诉讼程序的中断或拖延，使得庭审高效有序的进行，提高诉讼的效率，避免司法资源的不必要浪费。总之，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既是维护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利益的需要，增强辩方的诉讼力量，也有利于控诉方作出正确的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真正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好的完成控诉、打击犯罪的任务。不仅如此，控辩双方相互开示证据有利于促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认罪，使尽可能多的案件通过简易程序、简化审程序加以处理。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证据开示也有利于法庭在庭审中将审判的重点放在控辩双方有异议的证据或事实上，抓住争议的焦点，提高诉讼的效率，节约一定的司法资源。

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刑事证据开示义务的双向性。当然，在双向开示的前提之下还应当有一定的平衡和侧重，即适当的突出强调控诉方的开示义务。控诉方作为控诉、打击犯罪的专门国家机关，再加上侦查机关的配合，在实践中往往能够掌握更多更丰富的证据信息。新修订的律师法虽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其取证和辩护的能力还远远不能与控诉方相对抗，其辩护更多的还是依赖控诉方所掌握的证据。

2、推动相关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的修改，明确证据开示的范围及例外。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及调查取证权的规定相互不一致，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诸多的混乱和争议。因此应当通过立法手段对这些矛盾进行协调，解决这些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现象。在证据开示的范围和例外方面，从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辩护权，满足辩护准备的需要方面看，控诉方应当全面开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信息和材料。凡是在侦查、起诉过程中所收集到的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都属于证据开示的范围，既包括准备在庭审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罪重罪轻的证据，也包括不准备在庭审中出示的证明被告人无罪的证据。现代社会常出于“公共利益豁免”原则而在法律中作出一些例外性的规定，刑事证据开示制度也不例外。总体来说，可能损害公共利益的证据不属于控诉方证据开示的范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情形：证据材料涉及国家秘密的；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或开示会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涉及需要保密的警方情报人员、特殊侦查手段的；开示将严重影响对其他案件的侦查、起诉的；控诉方的关键证人的作证可能受到干扰甚至有人身危险的，该证人的姓名和住址也可以不予开示等。与控诉方的全面开示义务相比，辩方的证据开示范围相对要狭窄一些。一般来说，辩方只要开示其准备在法庭中出示的、证明被告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或材料。此外，出于辩方的职责和立场考虑，对于其掌握的可能不利于被告的证据材料也可以不用向控诉方开示。

3、建立和完善促进刑事证据开示顺利进行的完整程序体系，包括启动程序，主持实施程序和救济程序，并由法律加以确立和保障。

程序设立的目的在于确保公正的实现，因此，刑事证据开示程序首先应当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刑事案件的总体数量较大，司法资源又相对短缺，诉讼分流制度也不甚发达，因此在设置证据开示程序时又必须在公平的基础上重点考虑程序的便利和效率价值。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启动程序。应当规定控辩双方都有证据开示的义务，都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进行证据开示。控辩双方基于诉讼中相互对立的立场，有着不同的诉讼目的。实践中，控诉方往往掌握着丰富的证据信息，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而辩方也常常握有致命的“杀手锏”，在庭审中进行“证据突袭”，使得控诉方焦头烂额，诉讼程序中断，审判迟延，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因此笔者认为，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可以要求对方开示证据，启动证据开示程序，被要求的一方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开示义务，否则应承担一定的不利法律后果。

第二，主持实施程序。证据开示程序启动以后就要解决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地点和具体操作规则等问题。根据新的律师法规定，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应进行证据交换。基于这一规定，笔者认为证据开示的时间可以定在审查起诉以后至提起公诉之前，地点则可以选在检察院。这一阶段，相关的案件已经侦查终结，控诉方掌握的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关的证据材料比较集中，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通知辩方进行证据开示可以避免重复、多次开示证据所造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对于证据开示的主体，应以控诉方和辩护律师为限，非律师身份的辩护人经过检察院的许可后也可以参与到证据开示程序当中。绝对禁止法官参与证据开示，避免先入为主。在具体的操作规则上，可作如下设计：控辩双方各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的人员组成，先由控诉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再由辩护律师向控诉方开示证据。双方根据证据开示的范围可以自由翻阅、摘抄和复制有关的证据材料，甚至可以对有关的证据材料发表意见。检察院指派专人主持开示程序并制作《证据开示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和《控辩双方证据开示清单》（以下简称《清单》）。《纪要》和《清单》都应由双方的参加人员签名，一式三份，控辩双方各持一份，一份提交法院，以便法官掌握证据开示的相关情况。《纪要》主要记载以下内容：证据开示的时间、地点、主持人、参与人、记录人、案由；证据开示的过程和证据开示的基本情况；控辩双方无异议的证据名称，有异议的证据名称，对案件的简要意见、理由及争议焦点。《清单》的内容包括：控诉方开示的证据清单；辩护方开示的证据清单；无异议的证据清单；有异议的证据清单；拟出庭的证人名单以及例外证据清单、不开示理由的简要说明。至于开示时间的长短则可以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及证据的多少由控辩双方自由掌握。

第三，救济程序。权利的宣告是以权利的救济为保障的，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为了保障证据开示程序的顺利有序进行，应当建立对违反证据开示义务的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程序机制。对于应当开示的证据，经一方要求开示而另一方未开示的，原则上应当禁止其在法庭上出示。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延期审判，给与对方一定的诉讼准备时间，之后才能提交法庭。同时，对于这种证据突袭延误审判的行为，为了杜绝其再次发生，应对相关人员给与一定的惩罚，如经济惩罚、行政处分或执业纪律处罚等，对于徇私舞弊、故意隐匿、毁灭证据而不向对方开示的，甚至可以依照刑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公务员之家

总之，作为对抗制诉讼程序当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刑事证据开示程序在实现控辩双方平等武装和对抗，保证程序公正，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和效率两大价值目标方面具有积极地作用。建立控辩双方互负开示义务的双向证据开示程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之一。我国现有的证据开示制度虽然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通过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不断努力和探索，从立法和制度上进行重构和完善，相信这一制度一定会为我国的刑事诉讼发展锦上添花。

参考文献：

[1]张亚玲《从司法实践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8期

[2]孙长永《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价值新探》，在《人民检察》2009年第8期

[3]吕卫华《建立我国审前证据信息交流制度》，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8期

[4]陈瑞华《刑事诉讼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页

开示制度范文篇8

论文摘要：证据展示制度伴随着英美法系庭审抗辩制而产生，已逐步成为当前国际司法界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确立证据展示制度，已成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然而，对于证据展示参与主体的范围问题，争议颇大，尤其是被告人和非律师辩护人能否参加证据展示，以及由谁来主持证据展示。从展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以及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应由法官助理来主持，被告人和非律师辩护人可以参加证据展示，应成为证据展示的主体。

美国大法官特雷勒说过：“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因此，刑事诉讼中能使控辩双方互相知悉的证据展示制度，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早已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而在我国却仍处于理论探讨和个别司法机关实践中尝试的过程之中。新律师法的生效实施，使得证据展示制度成为了程序法领域最热门的话题。本文仅选择刑事证据开示的主体这一角度展开论证分析，提出在证据展示程序中参与主体的相对合理的配置建议。

问题一：谁来主持证据展示活动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参加者应包括控辩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但由谁来主持，在国外，一般都是法官。在我国理论界，观点不一：(1)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的法律地位，他既不享有开示权利，也不承担开示义务，因此法官不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也即不能充任主持角色。(2)只有控辩双方参与的证据开示活动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存在相互“勾兑”的可能，从而可能有损司法公正，因而应由法官来主持。[1](3)只有在控辩双方对是否需要展示存有异议的情况下，才应由法官主持。(4)应引入一个中立的司法审查机构，即建构我国的刑事预审程序，由预审法官主持证据展示程序。[2]

诚然，法官是中立于控方和辩方的第三方，没有证据开示的权利，也不承担证据开示的义务，但证据展示是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出示证据、交换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证据并发表意见的诉讼活动，其参与主体并不仅限于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否需要该项活动的、独立于有利害关系的中间人来主持，关键得看诉讼活动的性质和该项制度的价值取向，因此，“观点一”以权利和义务来排除法官主持的必要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借鉴国外的制度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过程，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予以本土化改造，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配套制度，而“观点四”认为应建立独立的司法审查机构来主持证据展示活动，笔者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

笔者赞同“观点二”，认为应由法官主持，但主持程序的法官并不是日后该案件的承办人员，而是法院内设的法官助理。

现代意义上的法官助理制度最早出现在英国。在美国，法官助理被称为“不穿法袍的法官”。[3]在我国，法官助理制度已在实践中探索，而且已纳入法院改革计划。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20日颁布的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第一次明确要推行法官助理制度，去年肖扬院长再次表示要继续推进法官助理试点工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的规定，法官助理可以审查诉讼材料，指导、引导当事人举证，负责案件在庭前准备阶段的管理工作；代表法官组织当事人交换和固定证据，等等。

法官助理在证据展示程序中担任主持这一角色的设置，断绝了庭审法官与当事人的直接接触，克服了旧有制度中所有程序都由一名法官操作的不良现象，能避免主审法官庭审前对案件事实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有利于法官中立。其次，在法官助理的主持下当事人可以就证据发表意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法官助理要简单列明双方争议的焦点，并决定是否有必要组织第二次证据开示交换，并且将证据开示情况向法官汇报，使主审法官明确认识诉讼的争点，提高庭审的效率。因此，由法官助理作为证据展示程序的主持，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浦东区人民法院、北京房山区人民法院的试点工作已证明这一做法的成功之处。

问题二：非律师辩护人能否参与证据展示

有观点认为：证据展示的辩方主体应限定为具有律师职执业资格的辩护律师，其他辩护人不应参与证据展示，理由是：认为律师协会、律师执业规范等约束机制以及具有较高的法律专业知识，可以保证证据开示后不会进行串供等妨碍诉讼的活动，而其他辩护人就难以有这样的保证。

设立证据展示制度的目的，一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二是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如果说证据展示的辩方只能由律师参加，那么在当前只有25%的被告人、10%的犯罪嫌疑人(在检察审查起诉阶段)以及4%的外地被告人能有律师为其辩护的情况下，证据展示就成为了请不起律师的当事人的奢侈品或是可望不可及的富人的专利品。这样的制度是完全背离诉讼的公正价值的。具体来说，非律师辩护人本身其调查取证权限、能力就不如律师，如果再将其排除在证据开示主体之外，则对当事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其次，禁止非律师辩护人参与展示有违反法律之嫌，我国刑诉法第36条明确规定，除辩护律师外，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第三，大多数非律师辩护人也有主管单位，如果发生了妨碍诉讼的活动，仍然可以视不同情况对他进行处理；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中所用的措辞皆为“辩护人”，并未使用辩护律师一词而将其他辩护人排除在外，同时，从《解释》第140条关于辩方庭审举证的规定来看，如果在其他辩护人参加庭审的情况下，又不能调查取证，那么将无法“提请传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或者出示证据，宣读未到庭证人的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如果辩方开示主体仅限于辩护律师，就意味着在其他辩护人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大部分公诉案件将不能进行证据展示并可能会出现辩方实施证据突袭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经法院、检察院许可，其他辩护人也可以参加证据开示。

问题三：被告人应否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

关于被告人是否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问题，各国有着不同的规定，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对此持肯定态度，而英国、日本等国则偏重于强调辩护律师的作用。在我国，理论界有人认为被告人不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原因有三：其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法律素养等限制，被告人难以准确有效的把握证据开示并利用证据材料为自己辩护；其二，被告人一般不可能自由收集证据，即使参与也只是控方单向开示；其三，在我国被告人的高羁押率，使得被告人参与证据开示缺少实际可行性，如提押、看押等将牵涉很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势必会加重其他相关部门的工作负担，使我国本不丰富的司法资源更加紧缺；其四，控方的开示某种程度上可以平衡控辩双方的力量悬殊，如果过分强调被告方的开示，一则违背被告人不自证其罪的权利；二则造成新的不平衡，从而将恶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4]

笔者不能苟同，理由：第一，证据开示是解决事实问题的，当事人对于事实是最清楚的，如果被告人不参加开示，辩护人对控方提供开示的证据的真伪无法辨别，无法确认，还要通过辩护人会见被告人的方法解决信息不的沟通；第二，虽然我国对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机制有了极大改善，但目前仍有相当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律师，而只能自己行使辩护权，然而确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维持控辩双方的力量均衡，更好地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告人的这种权利可以通过辩护律师来实现，在没有辩护律师的案件中，被告人的这种权利只能由自己行使，这种情况下控辩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加悬殊，被告人更需要通过证据开示来加强自己的辩护能力；第三，虽然法律规定辩护律师有阅卷权，但其权利源于被告人，因此，证据开示作为一项权利应该属于被告人，律师不能替代被告人表示对证据有无异议；第四，被告人被羁押不能成为其不能参加证据展示的理由，被羁押的被告人参加证据展示，客观上当然会带来许多不便，但对被告人诉权的保护，应该是优于这一切的。综上，被告人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是证据开示权利的享有者和证据开示义务的承担者。

问题四：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能否参加证据展示

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应是证据展示的主体。这种做法：一是考虑到被害人享有的民事赔偿请求权，被害人参与证据开示可以视为请求权的延续；二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收集证据的权利和能力，对于他们在审前掌握的证据材料，也应当向辩护方展示；[5]三是从诉讼职能上讲，刑事被害人的人所承担的也是控诉职能，与公诉人的职能具有同向性。如果不参与证据开示，不仅影响到庭审效果，而且会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产生不利影响。但基于被害人在诉讼中的角色，被害人的证据展示参与权也可作为其可以自由处分的权利，即被害人可以选择不参加证据开示。

在司法实践中，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已成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的一条重要路径，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也成为办案部门和承办人员的义务。显然，如果要促成或使得加害方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公开案件信息就应该是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当事人的一方在事实和证据面前真心实意地接受和解。因此，笔者认为，在此类案件中被害人参与证据展示尤为必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证据展示权利和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应从证据展示本身作为是一种诉讼所要实现的目的和价值进行考量和选择，不能在不顾国情和文化的情况下全盘移植国外某一项法律制度，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来建构适合我国司法的法律制度。无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还是之后，证据展示由法官助理来主持，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允许被告人和非辩律师辩护人参加证据展示，更有利于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对等，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两糟对决”，同时也符合保护人权的法治精神。

注释：

[1]参见龙宗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1期。

[2]汪建成、杨雄：《比较法视野下的刑事庭前审查程序之改造》，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6期。

[3]转引自陈官：《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

开示制度范文篇9

刑事证据展示，又称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了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的制度。它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辩护方可以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他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

证据展示制度最早源于西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早期证据展示制度在英国是以司法判例形式存在的，即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将证据展示制度固化下来。然而，作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规则即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展示证据的一项制度，证据展示正式发端于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因为在英美对抗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及法官消极的仲裁者地位，决定了证据展示极为必要，否则法庭审判将完全演变成一场纯粹的司法竞技，案件的客观真实难以发现，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相互突袭不可避免。美国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中首次确立了证据展示规则，以后各个州也相继进行了规定，并逐渐扩大了证据展示范围。建立在庭前交换证据为主线的证据展示制度成为必然。从1979年修订《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改变控方单方面出示证据成为控辩双方互相出示证据至今，美国大多数州都以成文法形式制定了专门的证据展示制度。

英国历史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就陆续出现过证据展示的司法判例，及至本世纪90年代，又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在皇家刑事委员会的努力下，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CriminalProcedureandInvestigationAct1996）中以实体法典的形式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全面的规定。美国学者在论证《联邦行使诉讼规则》第16条时，指出这一规定中确立的证据展示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刑事政策：有利于使得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迅捷。因此，尽管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也存在过争论，但证据展示制度在英美刑事诉讼中无疑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制度。

不仅如此，一些传统上采用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形式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在诉讼模式由纠问式转向对抗式的过程中，摒弃卷宗移送主义的同时，建立了证据展示制度。

目前，传统上采用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都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证据开示制度，原来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和意大利，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相应设置了有关证据开示方面的规定，以便在强化程序公正的同时，维持程序的真正发现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二、中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现状

1996年，我国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审判程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是律师较早地介入诉讼；二是检察院移送起诉时，不再移送诉讼案卷，起诉书只附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三是庭审采取了主要由控诉方和辩护方举证的所谓控辩式或类似控辩式的诉讼形式，这使我国的审判方式在技术上已具有一定的对抗制特征。这就使得证据开示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中也有一些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但与庭审诉辩对抗式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施行，证据展示制度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已初现雏型，这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个先导和促进作用。与庭审诉辩对抗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法律没有规定辩护律师应向检察院提供证据，有违证据开示制度的双向性原则；

第二，检察院向法院移送的材料仅限于“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现场照片等”，辩护律师通过法院得到的证据有限，其知悉权不能完全保障；我国刑诉法对证据开示仍旧缺乏明确的规定，如对审判前律师到何处去查阅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就欠缺说明，而检察机关否认律师有权到检察院阅卷，这就使律师只能十分有限地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使得原来刑诉法中的律师查阅全部证据的权利在新法中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这无疑会对律师辩护以及整个刑事诉讼发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没有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方式以及不进行开示的法律后果均无法律依据。

三、中国现有证据展示程序产生的问题

由于证据展示这一方面存在的许多缺陷导致不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司法实践中出现诉讼活动动作不顺畅的局面。

第一、表现在降低了诉讼效率，妨碍了公平竞争。控辩双方相互隐瞒主要证据，很难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很少进行证据交流，辩护方从控诉方所得到的证据材料也非常有限，这样就会导致庭审中双方都会提出一些令对方措手不及的证据，不利于双方进行充分的质证、辩论，其中一方当事人可能会因不能及时收集到有利于己方的相关证据而败诉，影响司法公正。如果一方因此而申请延期审理，就会造成拖延诉讼，法庭的不间断审判原则得不到贯彻。同时也增加了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核实的负担，降低了诉讼效率。没有证据开示制度的对抗式庭审机制只能带来控辩双方非正常的对抗和资源浪费，这与当初设立对抗式庭审机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辩护方取证困难，辩护方无法充分履行辩护职能。中国证据展示的作法弱化了律师的阅卷权，导致辩护功能萎缩，加剧了控辩双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无法实现“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一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辩护律师无论是在法院还是在检察院，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是非常有限的。虽然辩护方可依法向法院、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然而此举在实践中却难以实行。

第三、控方进行指控难度的加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辩护方向控诉方开示证据的义务。然而，如果庭审前不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难免会造成辩护方在审判过程中突然抛出一些具有很强证明力的证据，而检方对此毫无防备，即使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也会因时间关系而未能收集，从而陷入不利境地，丧失诉讼中的主动权或者败诉。同时，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了刑事案件公诉方指控犯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以达到的定罪量刑标准。远远超出英美法系的定罪标准。对于一些案情复杂，举证困难的案件，辩护方如果进行证据突袭，必将会给控诉方带来很大的挑战，不利于惩罚打击犯罪。

四、国外刑事诉讼的证据展示制度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即控诉方向辩方开示证据和辩护方向控方出示证据。检察官要向辩护方开示将要在法庭上使用的全部指控证据，辩护方只有在法定情形下才承担向检察官开示证据的义务。英国的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法院的司法判例中，检察官将其所有准备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有利和不利证据展示给辩方，使辩护方在庭审前充分了解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从而为庭审辩护做好准备。在特定情况下，检察官也可根据公共利益豁免原则，拒绝将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材料进行开示。辩方也不负有向控方开示证据的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辩方才承担出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精神不正常和一些专家证据。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通常发生在预审和审前动议提出阶段。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和各州基层法院通过预审，对检察官提起重罪的指控案件进行审查，以确定指控是否存在合理性。检察官为证明其指，需要将起诉证据交给法庭，辩护方因此获得了质证、询问证人的条件，这就要求辩方对检察官在预审中的证据有所了解。美国法律规定，检察官在预审开始之前，必须将其准备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和其他准备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的目录提交给法庭和辩护方，并在法庭和辩护方提出要求时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样，本来是为了对指控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而设计的预审，在实践中就成为辩护方了解控诉方证据的重要场合。在预审阶段检察官向法庭证明重罪指控的义务，客观上为辩护方获得证据展示提供了便利。然而，检察官在预审阶段对指控的合理性证明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不需要将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全部展示，实践中检察官为避免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被辩护方获悉，常常会隐藏一些关键证据或证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美国实行审前动议阶段的证据展示作为补充。法院在开始对案件的审判之后，组成陪审团之前，控辩双方就证据展示、禁止提出某一证据等问题向法官提出动议和申请阶段。法官对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支持某一动议或申请的决定。地点问题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了控辩双方向法官申请证据展示，而未对展示地点进行规定，在实践中都是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的。而在日本，辩护律师带上应展示的证据材料，到检察院，作彼此的证据展示。

二战后日本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建立了起诉书一本主义的诉讼模式。起诉时，控方只提交一份起诉书，不附带任何有可能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的证据材料，以此来避免法官在审前的预断的偏见。控辩双方只要准备向法院提出证据，就有向对方开示证据的义务。但这种方式的证据开示需要以对方提出请求为前提。换言之，日本的证据开示只是要控辩双方的相互要求下进行的，法官并不参与其中，以此确保不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擅断，确保庭审对抗的公正性。

意大利在保留大陆法系传统作法的基础上，吸收大量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而形成一种混合式的审判制度。在废除卷宗移送起诉方式的基础上，确立了两方面的证据展示机制。即在预审前允许辩方对检察官的书面卷宗进行全面查阅，在预审结束后法庭审判前，允许辩方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特设的部门查阅卷宗材料。尽管由于预审采取的是秘密的书面的形式，容易导致程序的不公，但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还是要求检察官在预审之前必须将其卷宗材料全部移送给预审法官，并允许辩护方查阅。这一规则事实上已形成一道证据开示程序。由此看来无论是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展示制度的确可以使控辩双方平等地享有证据资源，增强辩护方的辩护力量，有利于控辩平衡的实现。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注重实体真实和实质公正的社会，如何借鉴证据展示建立我国自己的证据展示制度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五、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对抗式审判程序的一些特点，大大减少了检察官向法庭移送卷宗的范围，使得辩护方无法获得对检察官掌握的证据进行全面查阅的机会，这在客观上导致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是刑事诉讼永恒的价值目标，是衡量刑事诉讼模式优劣的根本标准。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对于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与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目前我国的证据展示还没有得到制度化，给司法实践中的诉讼活动造成了诸多弊端。例如不利于刑事诉讼活动公正、高效进行，与防止法官预断的司法改革相违背等等。因此，建立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对于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提高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减轻庭审质证的工作压力，优化庭审活动，提高庭审效率都有很大的益处。中国应尽快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以顺应司法改革的潮流，完善司法改革配套措施，达到公正与效率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机统一。

借鉴英美国家的证据展示制度，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对建立我国证据展示制度提出如下构想：

（一）、证据展示主体

证据展示作为控辩双方以交换证据信息为主要内容的诉讼活动，其参与主体首先应包括检控方和辩护方。另外法官同样应是证据展示重要的参与主体。法官参与证据展示不是在控辩双方就展示问题发生争执时，以裁断者的身份参加到展示程序中来，而是在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场合，因其调查所得的证据也应当向控辩双方展示，所以此时负责证据展示的法官，就不仅是证据展示程序的主持者，而且成了展示证据的义务主体。

（二）、证据展示范围

控方应展示：检察官所掌握的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和补充侦查获得的材料，具体而言：（1）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和罪行轻重、责任大小（刑事和民事的），拟在法庭审理时出示的证据材料。具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前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2）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辩方应展示：辩护人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发现的新的证据材料。具体而言：（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2）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等。

（三）、展示时间、地点

关于时间方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在对案件证据审查完毕之日就应成为证据展示期间的开始，具体的可以以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后十五天或二十天作为起始时间，至迟时间应定在法院开庭五日前，这样一个阶段都应成为证据展示的期间。

关于地点问题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了控辩双方向法官申请证据展示，而未对展示地点进行规定，在实践中都是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的。而在日本及意大利等几个国家，辩护律师带上应展示的证据材料到检察院，作彼此的证据展示。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律师查阅案件材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法官的主持下可能缺乏效率，而且还会占用法院的司法资源。因此，证据展示在法院进行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可在检察院设立专门的证据展示地点，进行证据交流。

（四）、刑事证据展示的保障机制

为确保刑事证据展示程序的有效性，建立证据展示的保障机制，对违反证据展示程序的行为做出纠正和制裁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对违反证据展示程序的行为采取以下的措施予以制裁：一是负有展示义务的一方不履行展示义务时，对方可以向法官申请做出裁定，强制其履行展示义务，并给对方一定的准备时间后，已展示的证据才能提交庭审；二是批准延期审理，待证据被展示并做一定的诉讼准备后再恢复庭审；三是排除证据的证明力。对于诉讼一方有意不展示应当展示的证据，致使该证据因时机的丧失，难以核实或反驳的，法庭有权依职权或对方的申请，裁定违反展示义务的一方出示的证据不予采纳。对违反义务的律师或公诉人由其主管部门进行惩治。

参考文献：

[1]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刘善春、毕玉谦、郑旭书主编《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07页，第235页。

[3]黄学武、高洪江主编《设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之我见》载《审判研究》2003年第5期。

[4]陈卫东、严军兴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开示制度范文篇10

刑事证据展示，又称刑事证据开示，是指刑事诉讼的控辩双方，在开庭审理前，将各自掌握了的一定范围的证据材料向对方展示的制度。它的核心要求是，在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的情况下，法庭可以要求指控方在审判前辩护方可以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证据材料；同时，在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他准备在审判中提出的证据材料向指控方予以公开。

证据展示制度最早源于西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早期证据展示制度在英国是以司法判例形式存在的，即通过司法判例的形式将证据展示制度固化下来。然而，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规则即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展示证据的一项制度，证据展示正式发端于英美当事人主义对抗制的刑事诉讼。因为在英美对抗制的刑事诉讼中，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以及法官消极的仲裁者地位，决定了证据展示极为必要，否则法庭审判将完全演变成一场纯粹的司法竞技，案件的客观真实难以发现，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相互突袭不可避免。美国1946年《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6条中首次确立了证据展示规则，以后各个州也相继进行了规定，并逐渐扩大了证据展示范围。建立在庭前交换证据为主线的证据展示制度成为必然。从1979年修订《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改变控方单方面出示证据成为控辩双方互相出示证据至今，美国大多数州都以成文法形式制定了专门的证据展示制度。

英国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就陆续出现过证据展示的司法判例，及至本世纪90年代，又对证据展示进行了系统的改革，在皇家刑事委员会的努力下，1996年通过的《刑事诉讼与侦查法》（CriminalProcedureandInvestigationAct1996）中以实体法典的形式对证据展示问题进行全面的规定。美国学者在论证《联邦行使诉讼规则》第16条时，指出这一规定中确立的证据展示制度主要是基于以下刑事政策：有利于使得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迅捷。因此，尽管在其产生的过程中也存在过争论，但证据展示制度在英美刑事诉讼中无疑已经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制度。

不仅如此，一些传统上采用大陆职权主义诉讼形式的国家，如意大利、日本等，在诉讼模式由纠问式转向对抗式的过程中，摒弃卷宗移送主义的同时，建立了证据展示制度。

，传统上采用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等，都以成文法、法院规则或判例法的形式规定了证据开示制度，原来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和意大利，在刑事诉讼立法上相应设置了有关证据开示方面的规定，以便在强化程序公正的同时，维持程序的真正发现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现状

1996年，我国修订了《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审判程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一是律师较早地介入诉讼；二是检察院移送起诉时，不再移送诉讼案卷，起诉书只附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三是庭审采取了主要由控诉方和辩护方举证的所谓控辩式或类似控辩式的诉讼形式，这使我国的审判方式在技术上已具有一定的对抗制特征。这就使得证据开示成为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尽管刑事诉讼中也有一些类似证据开示的规定，但与庭审诉辩对抗式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颁布施行，证据展示制度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已初现雏型，这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个先导和促进作用。与庭审诉辩对抗相配套的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没有建立，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法律没有规定辩护律师应向检察院提供证据，有违证据开示制度的双向性原则；

第二，检察院向法院移送的材料仅限于“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和现场照片等”，辩护律师通过法院得到的证据有限，其知悉权不能完全保障；我国刑诉法对证据开示仍旧缺乏明确的规定，如对审判前律师到何处去查阅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材料就欠缺说明，而检察机关否认律师有权到检察院阅卷，这就使律师只能十分有限地了解检察官所掌握的证据，使得原来刑诉法中的律师查阅全部证据的权利在新法中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这无疑会对律师辩护以及整个刑事诉讼发生重要的。

第三，没有证据开示的程序性规定，证据开示的主体、时间、方式以及不进行开示的法律后果均无法律依据。

三、中国现有证据展示程序产生的问题

由于证据展示这一方面存在的许多缺陷导致不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司法实践中出现诉讼活动动作不顺畅的局面。

第一、表现在降低了诉讼效率，妨碍了公平竞争。控辩双方相互隐瞒主要证据，很难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控辩双方很少进行证据交流，辩护方从控诉方所得到的证据材料也非常有限，这样就会导致庭审中双方都会提出一些令对方措手不及的证据，不利于双方进行充分的质证、辩论，其中一方当事人可能会因不能及时收集到有利于己方的相关证据而败诉，影响司法公正。如果一方因此而申请延期审理，就会造成拖延诉讼，法庭的不间断审判原则得不到贯彻。同时也增加了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核实的负担，降低了诉讼效率。没有证据开示制度的对抗式庭审机制只能带来控辩双方非正常的对抗和资源浪费，这与当初设立对抗式庭审机制的初衷背道而驰，

第二、辩护方取证困难，辩护方无法充分履行辩护职能。中国证据展示的作法弱化了律师的阅卷权，导致辩护功能萎缩，加剧了控辩双方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无法实现“平等武装”的诉讼理念。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控犯罪事实的材料”只能是一些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辩护律师无论是在法院还是在检察院，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材料是非常有限的。虽然辩护方可依法向法院、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然而此举在实践中却难以实行。

第三、控方进行指控难度的加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辩护方向控诉方开示证据的义务。然而，如果庭审前不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证据交换，难免会造成辩护方在审判过程中突然抛出一些具有很强证明力的证据，而检方对此毫无防备，即使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也会因时间关系而未能收集，从而陷入不利境地，丧失诉讼中的主动权或者败诉。同时，由于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了刑事案件公诉方指控犯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以达到的定罪量刑标准。远远超出英美法系的定罪标准。对于一些案情复杂，举证困难的案件，辩护方如果进行证据突袭，必将会给控诉方带来很大的挑战，不利于惩罚打击犯罪。

四、国外刑事诉讼的证据展示制度

英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即控诉方向辩方开示证据和辩护方向控方出示证据。检察官要向辩护方开示将要在法庭上使用的全部指控证据，辩护方只有在法定情形下才承担向检察官开示证据的义务。英国的证据规则主要体现在法院的司法判例中，检察官将其所有准备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有利和不利证据展示给辩方，使辩护方在庭审前充分了解控方所掌握的证据，从而为庭审辩护做好准备。在特定情况下，检察官也可根据公共利益豁免原则，拒绝将一些涉及国家秘密的材料进行开示。辩方也不负有向控方开示证据的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辩方才承担出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被告人精神不正常和一些专家证据。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展示通常发生在预审和审前动议提出阶段。美国联邦地院和各州基层法院通过预审，对检察官提起重罪的指控案件进行审查，以确定指控是否存在合理性。检察官为证明其指，需要将起诉证据交给法庭，辩护方因此获得了质证、询问证人的条件，这就要求辩方对检察官在预审中的证据有所了解。美国规定，检察官在预审开始之前，必须将其准备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和其他准备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的目录提交给法庭和辩护方，并在法庭和辩护方提出要求时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样，本来是为了对指控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而设计的预审，在实践中就成为辩护方了解控诉方证据的重要场合。在预审阶段检察官向法庭证明重罪指控的义务，客观上为辩护方获得证据展示提供了便利。然而，检察官在预审阶段对指控的合理性证明不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不需要将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全部展示，实践中检察官为避免其所掌握的全部证据被辩护方获悉，常常会隐藏一些关键证据或证人。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美国实行审前动议阶段的证据展示作为补充。法院在开始对案件的审判之后，组成陪审团之前，控辩双方就证据展示、禁止提出某一证据等向法官提出动议和申请阶段。法官对双方存在分歧的问题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是否支持某一动议或申请的决定。地点问题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了控辩双方向法官申请证据展示，而未对展示地点进行规定，在实践中都是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的。而在日本，辩护律师带上应展示的证据材料，到检察院，作彼此的证据展示。

二战后日本借鉴英美法系的经验，建立了起诉书一本主义的诉讼模式。起诉时，控方只提交一份起诉书，不附带任何有可能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的证据材料，以此来避免法官在审前的预断的偏见。控辩双方只要准备向法院提出证据，就有向对方开示证据的义务。但这种方式的证据开示需要以对方提出请求为前提。换言之，日本的证据开示只是要控辩双方的相互要求下进行的，法官并不参与其中，以此确保不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偏见和擅断，确保庭审对抗的公正性。

意大利在保留大陆法系传统作法的基础上，吸收大量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而形成一种混合式的审判制度。在废除卷宗移送起诉方式的基础上，确立了两方面的证据展示机制。即在预审前允许辩方对检察官的书面卷宗进行全面查阅，在预审结束后法庭审判前，允许辩方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特设的部门查阅卷宗材料。尽管由于预审采取的是秘密的书面的形式，容易导致程序的不公，但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还是要求检察官在预审之前必须将其卷宗材料全部移送给预审法官，并允许辩护方查阅。这一规则事实上已形成一道证据开示程序。由此看来无论是英美法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展示制度的确可以使控辩双方平等地享有证据资源，增强辩护方的辩护力量，有利于控辩平衡的实现。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注重实体真实和实质公正的，如何借鉴证据展示建立我国自己的证据展示制度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五、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构建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对抗式审判程序的一些特点，大大减少了检察官向法庭移送卷宗的范围，使得辩护方无法获得对检察官掌握的证据进行全面查阅的机会，这在客观上导致证据展示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和效率是刑事诉讼永恒的价值目标，是衡量刑事诉讼模式优劣的根本标准。在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对于保证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实现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与目的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我国的证据展示还没有得到制度化，给司法实践中的诉讼活动造成了诸多弊端。例如不利于刑事诉讼活动公正、高效进行，与防止法官预断的司法改革相违背等等。因此，建立我国的证据展示制度，对于充分保障辩护人的辩护权，提高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减轻庭审质证的工作压力，优化庭审活动，提高庭审效率都有很大的益处。应尽快建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以顺应司法改革的潮流，完善司法改革配套措施，达到公正与效率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机统一。

借鉴英美国家的证据展示制度，结合我国国情，笔者对建立我国证据展示制度提出如下构想：

（一）、证据展示主体

证据展示作为控辩双方以交换证据信息为主要的诉讼活动，其参与主体首先应包括检控方和辩护方。另外法官同样应是证据展示重要的参与主体。法官参与证据展示不是在控辩双方就展示问题发生争执时，以裁断者的身份参加到展示程序中来，而是在法官行使庭外调查权的场合，因其调查所得的证据也应当向控辩双方展示，所以此时负责证据展示的法官，就不仅是证据展示程序的主持者，而且成了展示证据的义务主体。

（二）、证据展示范围

控方应展示：检察官所掌握的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包括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和补充侦查获得的材料，具体而言：（1）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构成犯罪和罪行轻重、责任大小（刑事和民事的），拟在法庭审理时出示的证据材料。具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前的供述及辩解；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2）不准备在法庭上出示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

辩方应展示：辩护人的答辩状和证据材料；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双方发现的新的证据材料。具体而言：（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证据；不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证据；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据；证明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证据。（2）拟传唤出庭或其证言将在法庭上出示的证人的姓名、地址及联系方法等。

（三）、展示时间、地点

关于时间方面；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就享有委托辩护律师的权利，人民检察院在对案件证据审查完毕之日就应成为证据展示期间的开始，具体的可以以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后十五天或二十天作为起始时间，至迟时间应定在法院开庭五日前，这样一个阶段都应成为证据展示的期间。

关于地点问题美国的刑事诉讼规则只规定了控辩双方向法官申请证据展示，而未对展示地点进行规定，在实践中都是由双方当事人自己决定的。而在日本及意大利等几个国家，辩护律师带上应展示的证据材料到检察院，作彼此的证据展示。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律师查阅案件材料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法官的主持下可能缺乏效率，而且还会占用法院的司法资源。因此，证据展示在法院进行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可在检察院设立专门的证据展示地点，进行证据交流。

（四）、刑事证据展示的保障机制

为确保刑事证据展示程序的有效性，建立证据展示的保障机制，对违反证据展示程序的行为做出纠正和制裁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可以考虑对违反证据展示程序的行为采取以下的措施予以制裁：一是负有展示义务的一方不履行展示义务时，对方可以向法官申请做出裁定，强制其履行展示义务，并给对方一定的准备时间后，已展示的证据才能提交庭审；二是批准延期审理，待证据被展示并做一定的诉讼准备后再恢复庭审；三是排除证据的证明力。对于诉讼一方有意不展示应当展示的证据，致使该证据因时机的丧失，难以核实或反驳的，法庭有权依职权或对方的申请，裁定违反展示义务的一方出示的证据不予采纳。对违反义务的律师或公诉人由其主管部门进行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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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樊崇义主编《证据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2]刘善春、毕玉谦、郑旭书主编《诉讼证据规则》，中国法律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307页，第235页。

[3]黄学武、高洪江主编《设立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之我见》载《审判研究》2003年第5期。

[4]陈卫东、严军兴主编《新刑事诉讼法通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