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范文10篇

抉择范文篇1

关键字：高校发展模式准确定位谋划发展实事求是

当高校在其发展的实践中遇到了困难或者面临着竞争和挑战，感到了压力的时候，就要对未来的行动重新考虑，作出新的策划。同样，高校的发展即使处于正常状态，客观环境发生变化，高校的发展就出现新的发展机会，并与时俱进，修订发展规划。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快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对人才的需求趋向多规格、多类型；高等教育趋向大众化。科教兴国，国兴科教兴。不论何种类型、何种层次的高校，适时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机遇，深思熟虑，谋划发展，规划未来在高校管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并将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一、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

高校发展的合理模式必须把规划贯穿于高校的决策之中，与社会进步、科技、经济发展相联系。不但利用过去的成果、经验，而且又重视、利用对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这样就可能处理好过去与现在、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既能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现实性，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适应性，力争获得最优的办学效益和发展空间。

高校发展的模式因自身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必须重视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1、确定正确的指导思想，并贯穿于整个工作的全过程。

2、发展模式与高校的整体目标、方向相一致，并具有现实性、逻辑性和创造性。各要素系统整合合理、科学、符合实际，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3、正确处理过去与现在、当前与长远、过去与未来的关系。

4、提高现代信息的利用水平，做好全局性的工作，稳步发展。

5、扬长避短，发挥优势，保持活力。

二、准确定位，明确目标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就得有一个总体发展目标。首先在教育体系中找准位置，根据已有的办学条件和特色；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需要；高等教育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定位，确定发展目标和方向。也就是说，目标既要为学校的发展解决行为定向问题，又要为高校的发展解决行为定位问题。就目标而言，它其实是一个目标群，一般包括基层部门发展目标；总体发展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

制定发展目标时，需要的各种背景材料、相关信息、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复杂性、时域的动态性和非线性等，往往使决策者的主观判断、创造性、创新性、超常规性、跨越性在目标形成中有重要作用。片面地强调依赖定性分析、直观判断、经验推理等都难以做到全面、系统和科学。所以将思维方法与只觉思维方式结合起来，互相补充。

1、在做好基层部门发展目标、总体发展目标的同时，重视和加强战略发展目标的制订与研究。实践表明，缺乏战略思想指导基层部门发展目标，整体与局部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

2、重视和应用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协同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以及战略发展思想始终指导发展目标的规划和建设，避免封闭性、依赖性、短期性、盲目性和先天不足性。

3、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增强发展中的适应性，降低在外部环境变化中的依赖性，提高创新意识，在未来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

三、深思熟虑，谋划发展

1、调查研究，找出差距

高校发展模式的选择要靠信息。只要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才能发现问题，找出差距。主要是指：

（一）时代背景。

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

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取得的进展，粗放式经济向集约性经济转变的进展；

③教育体系发生的变化；

④入世后出现的国际化趋势等。

（二）人才需求方面。

①各类人才需求量的近期、中期和远期需求量的预测；

②对人才质量、能力要求预测。

（三）当前的实际现状分析。

（四）找出问题，找出差距。

①学校规模；

②教育质量。A知识结构；B教材；C德育；D学制；E管理等。

2、系统分析，确定目标

只有通过全面的、重点的、典型的、认真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分析。"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应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在调查研究中，发现问题，一要认真核实，弄清真伪；二要系统仔细地分析，分清问题的性质、范围和程度，然后确定目标，拟定实现目标的办法和措施，并根据目标确定的不同标准，综合衡量，从中选择最优方案。

3、收集信息，科学预测。

涉及有关教育的信息很多，其中往往有一些是目前不能确定的因素，只有根据已经掌握的信息和资料，进行科学预测。依靠经验、知识和综合分析能力进行直观性预测；从现有的基础上仍按以往的趋势发展进行探索型预测；根据需要和预想到目标作为限制条件进行规范型预测等。不同的预测方法，预测结果有差异，作进一步的综合分析判断，才有可能获得较好的预测效果。

4、全面比较，总体权衡。

根据目标来分析、评价，将"必须达到的"目标和"希望达到的"目标加以衡量。通过可靠性和科学性论证，提高目标的准确性。

5、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抉择范文篇2

一、机构精简

接受访谈调查的20个乡镇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机构改革，其中15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人认为改革效果不好，或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效果。效果不好的主要表现为人员没减下来，财政开支没减下来，工作效率也没有提高。5个乡镇的领导人表示精简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如人员有所减少，工作量有所增加，工作责任心有所强化等。考察乡镇改革走过的道路，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改革有所动作，但是无法深入，人浮于事的状况并未改变。基本特征是，政府部门的数量是减少的，人员却是不断增加的。人员的精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简了一批临时聘用人员，二是精简了部分年龄偏大的工作人员，—般是提前离岗或者退休。

第二，改革仅仅落实在纸上，没有任何真动作，基本上是“文字游戏”。精简工作都落实在给上级的汇报材料中。湖南的一个乡党委书记说：“我们的精简没有任何效果，还是那些人，就是换个牌子，应付上面的检查。我这里是2002年7月搞了机构改革，上边要求是基层报方案，然后上面来审批，谁都不知道怎么搞，反正编制是上面核定的，办法也是上面规定的，就去县里抄，你说有几个编制就几个编制。上面来检查也只是看看你的文件，不会查实在的人数”。

第三，人员有所精简，但财政开支没有减少。分流人员工资照拿，财政负担依旧；清退临时工要补发历年积欠工资，还要给部分补偿费，提前离岗退休人员要交养老保险，这些则导致财政开支骤然增加。有一个乡镇仅此一项就财政支出了30多万。

二、乡镇撤并

近几年，中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撤乡并镇。在我们调查的20个乡镇中，1－2个乡镇涉及过乡镇撤并。在进行过乡镇撤并的乡镇中，9个乡镇的领导人认为撤乡并镇对于精简人员、提高效率的效果不明显。2个乡镇表示，集中财力的效果比较明显，人员精简效果不明显。1个乡镇的书记则尖锐地批评，因撤乡并镇，变卖、私分公有资产，乡镇政府元气大伤。

第一，撤并之利。一是乡镇综合经济实力增强了，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能集中财力人力搞建设，便于发展大产业，便于调配资源。山西的一个镇党委书记说：“合并以后还可以实现优势互补，资金集中，力量比较大，一年之内可以办两三件大事，比如组织大型挖渠、土方工程等等”。二是领导干部职数减少。在乡镇撤并中，一般工作人员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主要是领导职数减少，如原来两个乡镇的领导班子合并为一个，党委书记、乡镇长和其他副职领导都明显减少了。

第二，撤并之弊。一是人员精简的目标没有达到，财政负担并没有减轻。不少地方合并时人员没有减，机构没有动，财政供养人员没有减少。二是政府效率并没有提高，相反，由于管理幅度加大，给工作安排造成新的不便。有的地方增设了乡镇和村之间的新管理机构，如管区或者管片等，这个层次又增加一些工作人员。对于那些丘陵和山区以及交通不便的地方来说，撤并乡镇还为老百姓办事带来了麻烦。

三、乡镇改革大思路

关于乡镇政府的出路，在20个乡镇的主要领导人中，有10个认为可以把乡镇改为县级派出机构；3个认为镇政府可以撤掉，只保留几个窗口服务机构；有6个认为，乡镇政府必须改革，但不能简单撤销；有1个认为本乡不需精简。主要提出了三种改革意见：

第一，乡镇政府改为县级政府派出机构。他们认为现在乡镇政府最重要功能是收取税费，税费改革之后，乡镇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更少了，因此，彻底改革的时机基本成熟。甘肃的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说：“现在是市场经济，政府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建房已经由国土资源局来管理了，矛盾纠纷可以由公检法系统去办，收税有税务部门去干。实际上乡政府没什么东西，只有一个党的公章和乡的公章，只不过是任命村干部的作用，还有就是为老百姓开介绍信，起到证明的作用，别的就没什么了。”

这些乡镇领导人认为，撤销乡镇政府最大的问题是富余人员的安置和乡镇债务的处理。他们认为，这样的问题仅凭县乡政府的努力不可能得到解决。特别是富余人员的处理，有的乡镇书记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每个乡镇只需保留4～8名工作人员即可维持基本的运转，可以考虑中央政府拿出专项资金用于支付乡镇工作人员一次性买断工龄，然后自谋生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第二，创造条件实行乡镇自治。有两个乡镇领导人明确地指出乡镇自治是方向。他们认为，现在的乡镇政府应该撤消，但是乡镇的层面上不能没有政府，可以考虑将乡镇政府变为自治政府。但是他们并不认为现在就可以直接实行乡镇自治，而是认为还需要一个过程创造条件。

在这次调查中，地区市级政府被普遍认为没有什么用，尤其县级政府领导人，更强烈地提出这个问题。认为地区市的工作就是开会发文件，然后检查评比，对于县乡发展没有什么实在的作用。地区市级的许多工作都是表面文章，许多部署是多此一举，甚至是干扰了基层的正常工作和发展。

抉择范文篇3

货币市场

完整的货币市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货币市场工具可供交易；二是价格应是开放的，即利率是市场化与自由的；三是有不同类型的众多市场参入者；四是要有优化的结构和层次。目前我国交易的品种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交易的国债、中央银行融资债券、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和高信用等级的中央企业债券等债券，兑现基本不成问题。在国债回购市场中尽管目前不尽规范，证交所系统和银行系统不能联网，容量小，效率不高，但这些问题应会很快克服。资金拆借的期限一般较短（大部分是在一个月以内），拆借的双方大都为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机构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信誉良好，拆借市场采取抵押的方式，增强了资金偿还安全性，拆借的额度一般较大，比较适合保险资金的运作，风险相对不大。在国债买卖中，保险公司平均收益率维持在5％左右，对货币市场的介入目前应主要限定于国债和重点中央企业债券，对一般的债券和商业票据应暂不介入，条件成熟后逐步全面介入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自1992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建设成效显著，市场规模、市场工具和市场质量实现了质的飞跃。1998年，我国股市市价总值、流通市场值与GDP比率分别达24．52％和7．22％，因此保险资金介入证券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选择。

1、直接投资股票或基金市场

（1）充当战略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参入新股的认购

以目前的情况而论，历来新股的收益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相对定期存款要高出许多。以1998年为例，平均年收益率在15％左右，而且基本不受股市波动影响，2000年的收益更高，最底的高达30％，高的超过200%，充当战略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参与新股配售，在短期内是保险资金运用的良好选择。当然，随着新股发行方式的改革和申购资金的不断增多，以及新股发行的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收益率也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

（2）直接介入二级市场买卖

保险公司参入股市的自营业务是必然趋势。保险公司并非没有股市投资人才，而且这种人才也不难获得，保险公司在国债市场上的良好表现就是明证，2000年上半年保险公司在证券投资基金上波段式操作，赢利率达到10．52％也是一个证明，根本的问题在于要不断搞好保险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和保险市场的良好竞争机制，同时使用不同的金属机构在政策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决定专业化分工与合作模式。当然，在投资的前期阶段，可借助证券公司的投资咨询力量，利用证券公司的专业优势。

2、通过证券公司投资股票市场

入股证券公司或委托证券公司投资，目前收益较高。如证券市场上的超级机构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华夏证券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南方证券公司，1997年的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分别为38、16．2、22.6、15.7；国信证券、大鹏证券的盈利能力也很强，均在1999年上半年火爆的股市中完成了全年的任务，而且1999年国信证券的人均利润高达240多万元，净资产利润率超过35％，在短期内委托信誉良好的大型综合性券商进行资金运用为一个良好的选择。

3、发起设立保险基金或通过证券投资股票市场

（1）通过证券投资基金

保险资金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入市是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因为证券投资基金的经营水平和分红水平目前基本令人满意，同时因为它们数量多、规模大，便于保险资金运用，基本可以作为保险资金的选择之一。目前由于限定保险公司仅能投资与证券投资基金间接入市，才导致了在庞大的保险资产由于受持有每一基金不能超过10％的限制才对每个基金均有大量投入的怪现象发生，同时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少，大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额度使得它不得不超过持有10%以上的单一证券投资基金。

（2）通过开放式基金进入股市

开放式基金的最大优点是避免了投机炒作，管理更为公开，更能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为投资者真正分享专家的理财业绩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具有优胜劣汰和良好的市场约束的特点，透明度高，流动性好，是国际投资基金的主流品种，是市场长期发展的产物和选择，也是我国投资基金业发展的方向。（3）通过保险投资基金

根据不同保险资金的特点，由寿险公司发起设立的保险基金的存续时间应相对长一些，而由产险公司发起设立的存续时间相对短一些。由于我国保险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保险资金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因此保险基金的形式可以更多地采取开放式基金的形式，而开放式私募和公私结合的募集方式为主要的途径，便于保险公司套现。

保险资金运用的发展

1、投资监管应从投资方式控制转为比例控制，实现投资的多元化。

日本的投资方式有：有价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银行存款、短期资金交易及各种形式的抵押贷款，并规定各种投资比例。我国保险投资方式的单一极大的限制了资金运用的有效性，而投资方式的灵活多样能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不同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合适自身的投资方式，保险监管机构也可以利用明确的资金比例引导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向，确保保险投资的稳定性，防止过度投机，保证保险公司在兼顾安全性的同时获得较好的收益。

具体说，应在放宽投资渠道的同时，对寿险资金运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通过各种规定限制保险投资品种的比例，达到资产和负债在种类和时间上的合理搭配。这一投资比例的大小可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时，投资比例应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

2、逐步放宽投资政策，允许国内保险公司选择海外较为成熟的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针对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投机盛行，风险较大的状况，可以为保险公司提供必要的政策，规定一个最高比例，允许其在海外投资。国外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大多具有良好的组织设施和完善的投资环境，电子化程度高，法律制度较为健全，是良好的二级流通市场，投资收益率与国内相比较高，能够保证保险资金增殖。这样做既能增加国内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进一步扩大投资组合，降低风险程度，而且还能为国家创汇，为增加外汇储备做一点贡献。

3、结合现阶段国情，进行基本设施投资。

我国目前国内需求不足，消费不旺，就业压力大，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是政府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增加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尤其在当前西部大开发的条件下，此举更具有现实意义。可以考虑靠发行政府债券或金融债券，由保险公司定向购买，将保险资金投资于基本设施建设。保险资金作为一种长期性资金，需要一种收益稳定、风险小的长期投资渠道，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具有资金需求大、占用时间长、收益稳定、风险小的特点，能够满足保险投资的需要，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迫切需要寻找资金来源的时期，有效地利用保险资金，既可以解决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又可以提高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效益，促进保险业的发展。

抉择范文篇4

依据相关规定可知，对于企业而言，决定最终利润分配管理金额以及分配比例的因素是股东大会，需要其借助相应的决议完成利润分配监管，确保能提出法定依据，从而建立健全完整的监督机制。最关键的是，股东会要对公司亏损以及提取法定公积金进行综合约束，有效建立完整的项目金额监管体系，确保能充分夯实企业发展战略结构。基于此，要结合《企业财务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建立对应的管控规划，确保能提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时效性[1]。首先，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体系内，分配现金的实际利润要结合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和现金流量进行判定，也就是说，要落实更加贴合企业实际发展现状的管理框架体系，确保能兼顾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有效避免分配现金股利问题对目标资本结构造成的影响，真正意义上提升资金链管理的协同性，实现财务监管工作的进步。其次，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开展进程中，《企业财务通则》对具体项目进行了规定，尤其是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产权本身就是全民所有，因此，要落实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针对这类企业没有被分配的利润则最终归于国家所有，按照对应的比例就能形成上缴国家的结构，并且将其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体系。最后，在《企业财务通则》中还确定了较为特殊的三项分配原则，要求能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确保对应分析结构和处理项目的完整性[2]。其一，《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中对合作企业合同约定进行了集中分析和管理，要求企业全部规定资产归中方合作者所有，并且，外方合作项目中批准缴纳企业所得税要先进行投资收回，这就有效验证了利润分配顺序例外的要求。其二，结合我国相关法律的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要按照净利润的一定比例进行职工福利的计提工作，其本身就是中方职工的权益，在企业最终确定利润分配数额的过程中要将其剔除在外，从而确保例外原则能得以发挥。其三，若是一些股份有限公司当年利润较差，相关财务部门要利用盈余公积金弥补亏损，这项决定要联合股东大会共同决定，并且按照股票面值6%以下的处理方式对公积分配股利进行判定和处理，有效提升投资利润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并且严格奉行例外原则。

二、基于价值管理的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优化机制

之所以要按照价值管理的原则对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进行判定，就是因为企业追求的就是价值利润的最大化，价值管理本身就是对投资和价值创造内在决策予以集中维护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化企业财务监管机制的根本，也是企业价值观评选模式中的关键。另外，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要满足利益监管的要求，因此要发挥价值管理促进财务战略和目标转换的优势，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3]。(一)落实股利分配政策。为了有效实现内部积累的目标，要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监督机制，维护管控几率的基础上，要建立完整的监管模式，确保能推动企业的和谐化发展和进步。对于企业而言，没有分配的利润就是企业的内部积累项目，所有支付给股东对相应股利和企业实际经营盈利项目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有效降低股利支付比例就能增加企业的实际经营盈余。基于此，为了优化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时效性，要结合价值管理的要求，对股利政策进行集中监督，确保能提升分配管理工作的基本水平。第一，若是企业本身处于创业初期，为了保证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实效性，就要选择剩余股利政策，尽量保证净利润的同时合理性建立投资决策，确保能整合最佳资本结构，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监督控制结构，维护企业的发展动态和基本水平。第二，若是企业本身已经处于长期经营稳定阶段，为了有效强化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管理水平，企业要对未来盈余和现金流进行预测，如果两者发展均在利好方向，则可以选择固定或者是稳定期较长的股利政策，确保能向外界传递较好的稳定信息，能在提高股价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强化股东的信心，也为企业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发展现状和财务现状均利好，企业选择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就能将实际股利和公司目前经营盈余进行联系，落实了公平性盈利多少分配多少的管理模式，为企业长效性发展以及战略目标的达成奠定基础[4]。第三，若是企业本身发展处于经济周期波动较大的阶段，或者是资金现金流管理和具体盈利项目并不稳定的阶段，企业要尽量选择低正常股利配合额外股利的政策，有效维护弹性应用体系，确保能稳定股价结构，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提供保障，实现资本管理工作的目标。(二)整合目标资本结构。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中，企业要充分秉持财务价值管理需求，积极建立健全统筹性较好的监督机制，确保能维护企业资本成本最大化，有效提升具体工作效率就能调动利益相关者的而积极性。依据CHH资本结构理论可知，企业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中，若是权益成本率和债务成本率相平衡，则要尽量利用权益资本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权益资本率和债务资本率两者之间利差收益项目的结构体系本身就存在税盾因素，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有效建立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管控模式，合理性维护资本结构管理要素，确保能提升资本管理分配机制的完整程度，也为分配政策的全面落实奠定基础[5]。(三)全面夯实税收政策。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过程中，要秉持价值理论管理要求，并且深度监督和夯实税收政策，确保能维护企业之间股息管理、红利管理等因素，从而一定程度上完善管理结构。需要注意的是，投资收益本身就是企业进行权益性投资获得的经济回报，因此，也是企业净资产的重要元素，多以要合理性调整税收政策对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的影响力，避免重复征税的同时夯实净利润管理项目，确保价值管理工作的和谐化程度。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控股公司利润分配抉择工作中，要结合企业实际分配利润进行判定，充分夯实价值管理的要求，对企业现金流量状态、股利分配政策以及目标资本项目等进行集中监督，有效选取更加适宜的股东价值管理结构，维护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管理目标，实现企业经济水平的全面升级，也为企业管理水平的进步创设良好的空间，促进企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园.EVA考核、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合肥工业大学，2016.

[2]张帅.基于价值管理的企业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初探[J].新商务周刊，2017(22)：42，44.

[3]企业价值增值管控体系：理论、方法、设计与应用[J].财务与会计，2016(4)：22-22.

[4]苏妍，付代红.从利益相关者视角看东方航空的价值管理[J].财务与会计，2015(22)：25-26.

抉择范文篇5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形势。对国内外经济形势作出判断与预测,并在立足国内外实际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财政政策决策,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一、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从国际角度看,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是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俄罗斯12月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达130万人,实际失业人数可能高达460万人,而且拖欠工资现象也很严重。综合来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以及世界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扭转结构性失衡,全球经济开始走向衰退,各主要经济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被大为挤压。客观地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大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任何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都不可能置身其外。

从国内角度看,由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出口企业困难、制造业产能过剩致使经济发展减速、失业率上升,加之近十年来形成的主要经济增长点(楼市、车市)形势也不容乐观,迫切需要政府与市场积极主动应对,共克时艰。

一个经济体如何以及何时走出危机或困境,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是化解危机的“药方”是否“对症”,二是自身“机体”的综合素质。应该说,与十年前相比,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国有银行体系改革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初步建成等,为我们成功应对此次危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1、美国何时能走出危机

金融危机对美国已不是新鲜事。从1857年至今,美国共经历了32次危机,从土地泡沫到铁路泡沫,从一个新兴产业泡沫到另一个新兴产业泡沫,一个泡沫破灭所带来的创伤总能迅速地由另一个新泡沫的兴起来修复,美国经济从一个失衡走向另一个失衡,开创出一条“创造性毁灭”之路。尽管如此,我们还应看到,美国数十次金融危机纵向联系起来呈现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经济周期微波化,经济周期波动变得越来越平缓。这主要是因为所得税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加强、社会保障功能的发挥、就业结构的高级化、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预测能力的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生产的全球化以及成熟的政府政策等因素,使得许多传统的金融和经济风险被淡化与减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整体的资本化、金融化与反危机能力因金融危机而逐步得到增强。基于此,金融危机不可能一直恶化下去,但也很难走出“V”型反转之路,最大的可能是“L”型曲线,底部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美国寻找到下一个新“泡沫”的时间长短。从美国当前的现实状况来看,房地产市场难以在短期内复苏,新能源、生物产业的鼎盛也尚需时日。这时,比较理性的选择是“以时间换空间”,在趋于狭窄的发展空间中可能发生的国际博弈与全方位竞争势必会愈演愈烈,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外部环境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外部竞争压力也更趋强烈,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2、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非税收入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短期困难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更严重,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培育与发展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的准备。

3、我国财政的回旋余地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4万亿元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展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负债以及其他隐性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要点在于:一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二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五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

4、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的良性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四方面考虑,面对国际经济环境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三、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的考验。

1、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政府极少直接干预某个行业的发展。但是,除教育和科技外,美国政府对交通建设一直情有独钟。1830年美国铁路总长37公里,1840年增至4800公里,1860年增至4.8万公里,超过世界上其他地区所有铁路长度的总和。在铁路建设中,虽以私营为主,但政府给予铁路公司资金、土地、债券担保、税收优惠等大量支持和帮助。20世纪初,美国政府又几乎完全承担了修建各类公路的重担。便利的交通工具与交通网络强化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也促进了区域经济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扩大。随后,美国各地区起初较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换为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我国具备后发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巨大的空间,在经济“发动机”面临减速的情况下,适时适度有针对性地扩大政府投资,完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很明智的选择。

2、下大决心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市场活力

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私人投资者在市场中选择项目面临的风险很多,部分是个人的,还有部分是准公共或公共的,如何避免那些不完全是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

3、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通过结构性的财税政策,引导国内重要行业企业加快设备更新、技术升级与产业链延长,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通过增加科研投入,实现重大科学技术与关键机器设备的自主研发,重视并推动我国农业、粮食、生物等关键行业的研发与生产。除在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外,还要鼓励企业加大职工技术培训投入,允许更多的职工培训费在税前成本列支;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新能源、新材料、突破性环保技术等研发加大优惠力度;鼓励与奖励国内企业不断延长产业链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与控制力;将文化创意产业等服务业中的研发投入,纳入允许抵扣的范围内,鼓励现代服务业升级;细化出口产品的税则分项,根据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给予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出口结构升级。

4、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此次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要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政府刺激消费的政策必须建立在现实的购买力基础之上,虚拟的购买力必然催生出虚假的繁荣,最终会适得其反。从促进消费角度看,应提高企业职工劳务报酬的税前列支标准,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所得,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教育的财政支出,推动与扩大国内消费;继续降低房地产市场虚高价格、降低部分交易环节税收,促进住宅消费回升;调整相关税费政策,鼓励经济型、小排量汽车消费;积极倡导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等等。

5、稳妥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只要国际市场有需求,且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因此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6、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

我国的房地产物业税尚未开征,很多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不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大量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社会不和谐因素逐渐累加。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资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7、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

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抉择范文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

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

抉择范文篇7

前几天，观看了《生死抉择》这部影片，在长达2小时48分的放映过程中，情节的扣人心弦、剧中人李高成面临的痛苦抉择紧紧抓住了我的心，让我从中看到很多东西，现汇报如下：

一、影片简评

市长李高成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就面临复杂的局面和尖锐的矛盾：中阳纺织厂上千工人准备到市府请愿，来了才半年的主持市委工作的杨诚对中阳纺织厂一事紧追不放……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李高成发现：他一手提拔并信任的中阳纺织厂领导班子集体腐败，妻子吴蔼珍也深深地卷入其中，更令他震惊的是，培养了他的省委副书 记严阵就是这张盘根错节关系网的根子。何去何从？党性和良知要求李高成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影片内容简介）

可以说《生死抉择》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反腐倡廉力作，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影片以澎湃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李高成、杨诚等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优秀领导干部形象，他们在金钱、亲情、友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令人振奋和鼓舞，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党和政府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同时，影片中揭露的腐败现象发人深省，深刻地揭示了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

二、腐败问题之我见

应该说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已经成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现就这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腐败是关乎党的兴衰的重要问题

今年初，新华社一则消息说，某调查公司针对社会公众所做的调查表明，群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排序依次是：廉政建设、失业下岗、社会治安、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廉政建设成为公众最关注的头号社会问题，也说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人民对党的期望。

"苛政猛于虎"，"腐败似豺狼"。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果一任"虎狼"当道，那老百姓除了揭竿而起之外，也别无选择了。中纺厂工人自发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护厂运动，已昭示了这一点。正如***总书记对影片的评价，"强烈震撼和深刻警示"。他还一再严肃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严肃对待的问题。不坚决反对腐败，必将亡党亡国。"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必然无法向人民交待，必然会失去我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法宝--民心。

2、近年来党不断加大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

应该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腐败问题：像"金融饿虎"金德琴，利用身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信集团嘉华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之便，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吞下"3932万港币和159万多美元；像"大话主席"徐炳松，一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位子上强调"反腐倡廉"，一边利用手中权力，收受他人财物。此外，更有湛江特大走私案主犯、湛江原市委书记陈同庆；"索贿大王"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成克杰。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刘青山、张子善到胡长清、成克杰，时代不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始终如一。目前有很多不是很友好的人和国家借腐败问题来抨击我国政府和我们党的政策，我想对这一问题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腐败问题每个国家、每种制度都有，但是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杀了这么多的人"。正是这句话，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另一反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腐败的根治，并不是多出几个李高成式的英雄人物就能解决的，清官再多，"人治"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要治标治本，还得靠法制的健全、靠监督机制的健全。"缺少监督的权力必定滋生腐败"，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党为了治理腐败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如现在正在开展的三讲回头看活动，对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抗御风险能力，推进党的建设，就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党在不断加快法制化进程，针对腐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并加大了监督执法力度，为惩治腐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影片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现实生活中，让我们都学李高成的大义灭亲以惩治腐败是不可能的，哪里找这么多的腐败分子呀？那么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哪些启示呢，我想是应该是他那不畏压力，勇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精神吧！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共产党员面对不良现象，畏首畏尾，总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如果说的严重些这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一些小问题上敷衍了事，必然会养成一种患得患失、唯利是图的不良作风，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无法履行"不惜牺牲一切为党奋斗终身"的誓言。

抉择范文篇8

关键词：股市筹资；银行贷款；企业利润；融资选择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预算软约束”投融资体制和“投资饥渴”短缺经济，国企资金融通体制由国家财政主导型转为国有银行主导型。为减少居民高储蓄、国企高负债和银行高风险并存的现象，按照“渐进主义”的改革思路，通过建立股票市场，实行国企股份制改革和治理机制的创新，为国有企业融资，将国企在银行债务转换为上市公司股本金，这些成为我国股市产生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因。[1]40-50股市产生使国企融资路径发生变化，从社会资金→银行储蓄→企业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渠道，增加了社会资金→股市筹资→企业融资的直接渠道。新融资路径的产生对企业绩效影响如何，尤其是我国股市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其对国企利润的提高具体作用有多大，需要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

假设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融资选择主要有自有资金积累、银行间接融资和股市直接融资三种主要方式。那么，国外企业从融资成本角度形成的融资偏好顺序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国内外关于融资方式变迁和企业利润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经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对企业具有一定促进作用，[2]211-220主要表现在股市的直接融资能力、资源配置和对治理结构的促进作用；[3]340-345资本市场影响企业经营业绩、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并改善经营管理，从而使国企改革与金融改革倾向于相互加强趋势；[4]268-273另一方面结论为：股市融资与企业关系不明显，尤其是在实际人均GDP比较低的国家，[5]140-146股市过度自由化和非正常波动性对公司的发展有害；[6]1076-1080相对于股市，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实际人均GDP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明显相关关系，金融中介的作用要比股票市场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大。[7]262-265我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股市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发展的作用不明显甚至不利，[8]53-61我国股市筹资对促进国企利润增长的作用不明显；[9]60-64股票市场的发展虽不利于我国实际资本积累，但有利于储蓄水平提高，股市流动性对居民储蓄有明显分流作用，股市交易活跃程度和股指涨跌直接影响居民储蓄行为。[10]9-12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仍存在下列问题：国外多研究国家之间股市融资和经济增长的宏观关系，较少讨论股市融资在其特定经济运行体制中的内部机理和传导机制；而国内研究则忽略了我国股市影响的阶段性、时滞性和传导机制，缺少从动态增量的角度来分析银行、股市和企业的因果关系。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股市的监控和发展、银行体系改革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等相互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内在复杂联系。因此，本文从三种主要筹资方式的角度，从增量角度用修正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股市筹资、银行贷款和国企利润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国企以提高利润为主要目标的融资路径选择。

二、实证研究

假设我国国有企业融资选择主要集中于自有资金积累、银行间接融资和股市直接融资三种主要方式。本文选用股票市场月度筹资额R、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月度利润总额P、国有银行对国企的工业贷款L为主要变量，研究样本选择时间区间为1996~2004年底的月度数据。[11]

由于经济时间序列常出现伪相关问题，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不相关的序列却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因此不能采用常规的相关分析和直接回归的方法进行研究。一般采用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VAR）来说明变量相互之间的定量关系。

按照研究对象的实际经济意义，国有企业从股市筹集资金投入再生产直到产生效益，具有一定的时滞效应，并非即时性的。因此，股市筹资R对滞后的国企效益P产生影响。而一旦企业会计信息按照真实性原则按时披露，公告发出时，企业利润情况P会引起投资者对股市投资信心的变动，会在随后的股市筹资额度R中有所反映。在企业本身筹资额度一定的情况下，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贷款和股票筹资之间应该是一个相互补充的作用。上述各种筹资方式对自身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而且变量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增量变化的相互影响方面。

遵循上述经验规律，将研究变量总量关系的VAR模型可发展为研究变量增量关系的修正VAR，简称MVAR，具体模型形式见式(1)

式(1)

式(1)中，ΔYt为m维内生变量，具有q阶滞后期；ΔXt为d维外生变量，具有r阶滞后期；和为待估计参数矩阵，为随机扰动项。在计量经济学中，由于q、r阶滞后量和参数自由度的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为了达到彼此均衡，一般由AIC和SC信息量取值最小和LR统计量来确定模型的阶数，同时也要求滞后期应该符合一定的经济含义。

本文采用Eviews软件进行反复计算和比较，结果表明，只有滞后3期（从经济意义上为一个季度）的模型系统中AIC和SC数值较小(AIC=34.3，SC=35.3)，说明模型系统所含信息量较充分（由于篇幅限制在此省略）。则滞后3阶的MVAR估计结果用向量方式表示为式（2），其中，各系数右上角的*表示该系数的t统计量通过5%置信度检验。

式（2）

表1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零假设样本F-统计量概率

R并非P的成因710.1980.897

P并非R的成因0.9060.442

L并非P的成因834.406**0.006

P并非L的成因0.5690.636

L并非R的成因710.9680.413

R并非L的成因3.740**0.015

自式（2）可见，股市筹资额R和银行贷款L之间具有一定相互替代关系，而国企利润P与银行贷款L之间具有一定互补关系，同时各变量一阶滞后项对自身具有自加强趋势。为验证上述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以验证变量之间的变化对各自的影响因果关系。选择滞后3期的原始数据序列，具体输出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具有**标志的F统计量代表该选择拒绝零假设，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为了进一步研究来自某变量随机扰动项（又称新息）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影响，本文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一个标准差新息对具体变量的影响，结果见图1－3所示。

图1：P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图2：R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图3：L对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响应

通过图1-3的脉冲分析资料可知，各个变量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不相同，而且对滞后各期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反映，因此有必要具体结合MVAR估计值和granger因果关系具体分析其中的经济含义。

从图1、式(2)估计值和表1的因果关系可见，国企利润P主要受前一期的利润P(-1)影响，影响系数约为2.42，说明国企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自身利润的积累，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从-2.18P(-2)可以看出，长期利用自有积累资金，致使财务管理能力减弱，没有充分发挥财务杠杆和债务避税的优势，从而使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从0.02L(-1)的显著性可见，贷款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系数较小。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与国企形成的特殊银企关系，形成“软约束”机制。相对股市筹资来讲，银行贷款对企业还是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而股市筹资对企业利润的变化没有明显作用。从图1中可以看出，国企利润主要受到自身的影响，而银行贷款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影响越大，主要是债务利息的压力逐步增大，这也是近几年银行“债转股”制度推出缘由之所在。对国有企业而言，在外部融资成本较高时，就会用自有资金的积累作为融资的主要来源，同时也反映出内源资金的影响比股市筹资和贷款的影响要大。

结合公式（2）和表1以及脉冲分析图2可知，针对股市筹资来讲，股市筹资R主要受到上一期筹资额的影响，影响系数为0.25，而利润因子P和银行贷款L对筹资额R均无解释能力，这一点可以从公式（2）中估计值不显著和表1的granger检验中无因果关系看出。在图2中，股市筹资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有强烈反映，第一期筹资增加80，而在第2期急剧下降到20。同时对来自企业利润和银行贷款的新息变动基本没有反映。说明股市筹资的变化并非基于公司利润变化的基本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作用的结果（如政策看好或为了获取投机收入），以往的研究表明，国内资金增量在推动我国股市繁荣中有决定作用，投资者大量短期投机和庄家恶炒，使得短期筹资额增加，前一期股市筹资额对当期筹资额有一定的促进影响，而长期促进作用不大。说明我国股市投资比较注重短期炒作，基本面的分析方法在股市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企业利润或公告、银行贷款调整等基本面的好坏对企业股市筹资的影响不大，这与发达国家的经验理论是不同的。

就银行贷款对来自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图3）可见，企业利润并未导致银行贷款发生变动，说明我国当前银企关系仍然建立在计划经济上的特殊关系，并未转化成相互之间的利益驱动关系，企业产生利润后并未积极归还银行贷款，从而导致二者关系不明显。式(2)中可见，上一期的贷款对本期贷款有一定促进作用，当期的贷款受上期贷款牵掣作用。基于前期贷款的沉没成本太大，银行只有继续追加贷款，从而使银行和企业之间的贷款形成了刚性约束，影响系数达到0.91，具有自加强的作用，图3中显示贷款受自身影响一直保持在200左右。式(2)中滞后一期R的影响系数为-0.66，图3中贷款对来自筹资的新息反映(在第4期以后)保持在-180左右，说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引发的股市筹资对银行贷款有一定替代影响，缓解了银企之间紧张的资金压力，这与我国股市产生的初衷相吻合，同时股市的转移储蓄功能使银行在存款基数较少的基础上导致银行贷款减少。从图3可见，股市筹资对银行贷款的缓解作用，在对国企的利润影响始终保持在50左右。

综上所述，就股市筹资、银行贷款和国企利润的关系而言，结合表1中因果关系、公式2的估计显著水平和脉冲响应函数图的分析可知，可以得到以下因果关系，其数量关系如图4所示。图中数据为公式（2）中影响检验显著的变量系数。为了简明起见，只列出当期和前期的变量关系。

总之，股市筹资对银行贷款具有一定替代作用，而银行贷款对国企利润有一定促进作用，而反方向没有显著影响，也没有因果关系。基于上述关系，对MVAR系统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作进一步分析，结果发现上述变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协整关系存在，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定量关系，反映出我国国企各种融资方式之间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和时滞性。

三、经济分析

从上述定量分析结果可知，不同的融资方式对国企利润的影响不同，而且影响程度也存在一定差异。单从融资路径角度分析，提高国企利润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自图4可知，由于国企利润主要受前期利润的影响，影响系数达到2.42，而银行贷款的作用只有0.02，股市筹资的直接影响不明显。因此，在融资方面，针对国有企业利润增加的改革应该着重强调企业自身的完善，重点依托内源融资，理顺内部资金流程，加强企业自身建设。基于利润提高的企业改革不应该寄希望于银行和股市的“免费午餐”的融资，而应该借助银行和股市多主体的介入来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和管理效率，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效率。但是长期的自有资金利用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国企应该注重以“自有资金管理为主，外部资金辅助”，合理的利用银行贷款的税盾作用，借助股市的监督作用，建立合理的融资结构，充分发挥各种不同融资资金的优势。

银行贷款对国企绩效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前期银行贷款的自加强作用，这与转型期中国特有的银企关系有关，在缺少企业和银行双重破产机制的情况下，企业有高信贷的冲动，在国家信用担保的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也可以不断借贷。而这种不合理现象，对建立市场经济机制是不利的。因此银行在解决自身资金存量的基础上，改善资产质量，提高经营效率。另一方面，银行贷款受到股市筹资的替代作用，减少了企业对银行贷款的刚性依赖。这对银行是促进自身发展的契机，因此银行体系应该注重商业化运作模式，尤其是按照市场运作机制建立合理的银企关系。进一步建立合适的银行贷款和股市筹资联系方式，近几年商业银行上市行为也是对这方面的有力探索，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的一种创新尝试。

股市融资对国企利润的直接影响不十分明显，但对银行贷款与企业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一定缓解作用，对资金软约束具有一定完善作用。因此，股市的完善对我国金融体系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是金融体制发展中对银行主导融资体制的有力延伸，是国企融资渠道的有力补充。国企实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行为，可以改善企业的融资结构，虽然对企业利润的提高直接影响不大，但是通过对国企的融资结构进行调整，补充资本金等方式对国企改革具有一定作用。因此今后股市的功能应该主要定位于对公司监督、资源配置和治理机制促进等作用，而不仅仅定位于筹资的功能。实证结果表明筹资作用对国企利润的促进影响是微弱的。

四、主要结论

总之，我国国企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进行股市筹资并未显著的影响国企利润，但对缓解银行贷款压力具有一定作用，而银行贷款对国企利润具有一定促进影响，但相对企业自身利润的作用要小。相反，国有企业效益变化的基本面资料并未明显影响股市筹资和银行贷款的增加。因此，从融资选择顺序的角度，国企改革应该以“企业自身完善为主，银行贷款和股市筹资改革为辅”的方式进行。企业本身效率和管理能力的提高是提高国企利润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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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范文篇9

现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以下简称“交强险”)在争论中诞生，在争议中成长。保费高、保障低、投保率低、纠纷多、理赔难……，近5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制度还没有健康运行。可以说，交强险有一堆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提高保障程度、加快理赔速度、提高投保率等，但最为基础的、本源意义上的问题是目标定位模糊、冲突和模式选择混乱。对于交强险而言，目标定位是灵魂主线、模式选择是基本框架，二者是交强险具体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基础。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两个应当首先解决好的基础性问题，不仅存在严重问题，而且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一、交强险的目标定位检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第1条规定的立法宗旨是“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和“促进道路交通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交强险的目标，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强险作为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措施之一进行规定却是不争的事实①。因此，可以将交强险的目标确定为“保障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和“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如此规定的主要问题有:

(一)核心目标不清

世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百年历史清晰表明，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核心功能就是为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提供快速救济。从早期的仅仅为受害人人身损害提供快速、基本保障，到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程度，机动车强制保险的重心———为受害人人身损害提供快速保障———始终没有动摇。如法国《1985年7月5日法律》的副标题就是“以改善交通事故被害人地位以及加速损害赔偿程序为目的”。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明定其立法宗旨是“为使汽车交通事故所致伤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为了实现快速救济受害人这一核心目标，实行强制责任保险的国家和地区在严格化机动车事故侵权责任的基础上，不仅赋予了受害人对于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人直接请求赔偿的权利，同时大大限制了保险人对于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抗辩权。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为了进一步简化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人、被保险人和受害人的三方复杂关系，直接实行了与机动车侵权责任脱钩的无过失保险制度。例如，在加拿大魁北克，机动车事故受害人的人身损害直接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不考虑事故当事人的过错，加害人的侵权责任也被免除。反观我国的《交强险条例》，其“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的表述，既没有强调快速救济受害人这一基本的要求，也没有对保障程度作任何限定，反倒规定了令人不解的“依法”而字。“依法”究竟是什么含义?从一般意义上讲，这里的“依法”主要意指受害人得到赔偿要依据《交强险条例》及其相关的配套规定。如果真是如此，这样的规定又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还有赔偿不“依法”也可以得到的吗?本来，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的灵魂主线和价值所在，其对于具体制度设计具有指引、约束作用，具体制度的规定应当围绕立法目的展开。《交强险条例》在交强险核心目标定位上的似是而非规定，使得整部《交强险条例》失去了灵魂，使得该条例的具体制度设计失去了目标指引和约束，结果是该条例连实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国家都会规定的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也没有规定。

(二)目标之间相互冲突

首先，虽然《交强险条例》没有规定快速救济事故受害人这一交强险应当规定的基本目标，但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第1款关于强制保险基本框架的设计来看②，其“不问过失”就让保险公司赔偿的规定已经明显体现出了快速救济事故受害人的立法目的。但是，这一为了快速救济事故受害人的“不问过失”赔偿制度设计，必然导致行为人注意程度的降低，从而伤害交通安全目标。其次，《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了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将财产损失也纳入了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即轻微事故的损害直接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而不考虑事故当事人的过失，从而加速交通事故的处理。显然，这一规定既不能与交通安全目标共存，也会伤及事故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保障程度。因为，保障财产损失就意味着挤占本来就不高的人身损害保障份额。同时，将财产损失纳入交强险保障范围直接影响投保人的保费负担、投保率，最终损及交强险保障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基本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交强险的保障受害人目标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目标也是不能共容的。

(三)目标很难实现

首先，《交强险条例》“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的目标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空洞目标。从具体规定来看，《交强险条例》不仅将保险保障的受害人范围限定在车外第三人，而且通过分项限额技术，赋予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或受害人给付保险赔偿的权利以及抗辩事由的宽泛规定等，大大限制了被害人获得保险赔偿的可能性及数额。同时，否定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等又影响受害人获得赔偿的速度。可以说，交强险快速救济受害人的目标注定是很难实现的。其次，交强险“有责”、“无责”的分项限额技术事实上否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无过失保险赔偿设计，责任有无的认定直接影响保险赔偿的额度，尤其是无责方向有责方赔偿的尴尬进一步加剧了责任认定环节的纠缠，从而使交强险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标基本落空。第三，从交强险的实际运行看，低保障、理赔难，尤其是群死群伤事故受害人保障匮乏，使得交强险的受害人保障功能无法有效发挥;保费高、投保率低、肇事逃逸率高，使得交通安全目标受损;纠纷多且难解决，使得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标严重受伤。总的来看，投保人、受害人以及社会大众对于交强险制度的认同率和满意度不高，交强险还没有健康运行。

二、交强险的模式选择反思

中国究竟应当采纳何种强制保险模式?这是一个至今未引起立法者、学术界和实务界足够重视的尚未破解的根本性问题。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制定、修改，到《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均未有关于强制保险模式这一基础性问题的讨论。

(一)现行制度分析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7条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其第76条并未遵循责任保险基本原理，即没有在规定机动车侵权责任的基础上设立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而是直接规定保险公司对于受害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这是无过失保险的典型特征。不过，第76条也没有完全按照无过失保险原理将责任保险的投保人、保险人和受害人的三方关系简化为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两方关系，而是结合了强制责任保险的规定。因此，准确地讲，第76条规定的强制保险是强制责任保险与无过失保险的混合保险模式，而非纯粹的强制责任保险或无过失保险模式。［1］2006年实施的《交强险条例》并未遵守其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预设的轨道，而是完全按照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进行具体制度设计。首先，其第3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其次，其第31条赋予保险公司向被保险人或受害人赔偿保险金的选择权，从而彻底否定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最后，该法第22条关于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以及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等情形保险公司垫付责任及向被保险人追偿权的规定均是责任保险的典型特征。因此，《交强险条例》规定的保险模式无疑是强制责任保险模式，而且，该条例没有规定实行强制责任保险立法模式的国家一般均规定的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二)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

现行立法在强制保险模式选择方面的最大问题莫过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内部规定之间的矛盾，以及《交强险条例》与其上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之间的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是现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乃至机动车侵权责任制度的问题之源。如果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强制保险模式选择，自无规定责任保险限额范围内机动车侵权责任的必要。但是，《交强险条例》向责任保险模式的彻底回归则造成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侵权责任缺失的严重问题。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过程来看，其第76条关于强制保险的规定显然不是深思熟虑、理性选择的结果①。

四、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目标与模式的重建、重构

(一)以给受害人提供快速、基本保障为宗旨

如前所述，交强险目标定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核心目标不清、目标之间相互冲突和目标很难实现。而要解决这一状况，基本的思路无非是先确定基本目标，然后再在不伤害基本目标的前提下，考虑是否可以设置附属性目标。无论是从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正当性基础来看，还是从世界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基本目标就是为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提供快速保障。各国、各地区的具体制度设计因时而别、因地而异，比如在保障的程度上、保障的范围上有很大的差别，但为受害人人身损害提高保障这一核心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就受害人保护而言，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基本形成了由社会安全保障、无过失补偿和侵权责任三个自下而上、依次叠加的层次构成的补偿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越是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底层的社会保障和中层的无过失补偿的作用越大，侵权责任的功能逐渐弱化，而且，侵权责任对于受害人的救济功能主要通过责任保险机制完成。例如，德国是社会健康保险的发源地，健康保险的人群覆盖率很高，其中法定社会医疗保险的比例为90%左右，其他私人保险占5%，全人群的医疗保险率超过95%。［2］在日本，除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外，任意责任保险覆盖率达到了75%以上。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障范围仅限于受害人的人身损害，我国台湾地区更是将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宗旨明确规定为“为使汽车交通事故所致伤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我国是世界上机动车事故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比较低的国家。机动车主的保费负担能力有限，机动车主投保任意责任险及受害人投保伤害险等商业险的比例不高，因此迫切需要强制保险制度为受害人的抢救、医疗等基本需要提供及时保障。也就是说，在我国现阶段，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在保障范围上只能保障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在保障程度上只能限于抢救、医疗等基本保障。那么，“为受害人人身损害提供快速、基本保障”的基本宗旨是否能够兼容“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次要目标呢?如前所述，“促进道路交通安全”与“为受害人人身损害提供快速保障”不能兼容，而通过将小额财产损失纳入保障范围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做法与“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目标冲突。因此，我国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目前不应将“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规定为立法宗旨。

(二)以与严格责任相结合的强制责任保险为基本框架

“很明显，对一种体制而非另外一种体制的选择受制于基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3］中国机动车强制保险模式的选择也应当以此思路进行讨论。

1．无过失保险模式不适合中国

无过失保险包括美国的局部无过失和加拿大魁北克的纯粹无过失两种模式。可以说，中国目前实施美国式或加拿大魁北克式的无过失保险的条件尚不具备。

首先，无过失保险的基本思想是由机动车主为自己购买伤害保险，该项制度实施的前提是汽车已经十分普及。因为只有汽车的高度普及，才能实现高投保率，达到机动车主为自己购买第一方伤害保险的目的，否则，无过失保险就成了机动车主为自己购买伤害保险的同时，更是为第三者购买伤害保险或责任保险。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末，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拥有1辆汽车的平均人数不到2人，美国仅为1．3人。［4］而无过失保险在美国、加拿大等国逐渐拓展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亿辆，主要发达国家拥有1辆汽车的平均人数也在2人左右。［5］也就是说，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进入真正的汽车时代。反观中国，2004年底拥有1辆汽车的平均人数48．2，［6］我国汽车的普及率要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至少还需增加6亿辆以上的汽车，按照我国每年增加1000万辆左右的速度，尚需几十年的时间。

其次，实行无过失保险是否会降低驾驶人的注意程度，从而导致更多的交通事故，这在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尚未有定论。不过，之所以有争论，并不是因为无过失保险本身不会影响机动车驾驶人的注意程度，而是真正影响事故发生的变量很多，如道路交通规则的完备程度、交通执法的状况、道路建设情况、人们遵守道路交通法规的情况，以及违反交通法规的刑事、行政处罚等等，不一而足。其中一个变量的变化不会导致结果剧烈变化。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由于在推行无过失保险时，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道路交通规则已经十分完备，交通执法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惯行①，违反交通法规的刑事行政处罚等也相当严厉……。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在实行无过失保险后，并未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率的明显变化。然而，在我国影响交通事故发生率的诸多因素中，交通执法、百姓守法、交通规则的完备程度、道路交通状况等都无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而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失驾驶人的高额赔偿责任负担依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实行无过失保险制度，且其他变量不发生变化，必将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率的急剧上涨。

第三，从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行无过失保险的历史阶段来看，其一般是在与侵权责任机制结合的责任保险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发达，强制保险保障范围需要扩大的情况下开始建立无过失保险制度的。与这些背景不同的是，我国目前国民经济仍然发展程度不高，社会保障制度很不健全，强制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仍严格限定在车外第三人(连乘客尚未纳入)。在这种情况下，强制保险的目标只能是为交通事故第三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此时推行强制机动车主为自己购买无过失保险显然条件不具备，且无正当性可言。无过失保险将投保人也纳入了保险保障的范围，这不仅会增加投保人的保费负担，而且有过度干预投保人行使财产权之嫌，因为不应当强制投保人为自己购买伤害保险。尤其是在中国机动车投保人保费负担能力十分有限、多年强制保险负担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更应当考虑这一问题。

第四，美国部分地区的无过失保险的实践表明，无过失保险在快速救济受害人方面是有成效的，但是，其减少纠纷和诉讼、降低保险费用的目标并没有达到。如在投保费用方面，实行无过失保险的州的平均机动车保险费最高、且保费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未实行无过失保险的州，废除无过失制度后保险费用也随之下降。［7］美国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的数据也证实，无过失体系(包括强制无过失法)比侵权基础上的个人责任体系的成本更高。美国无过失保险的实践还表明，无过失保险会刺激利用医疗服务以达最低限制，还有虚假或者欺诈索赔等的增长。而在诚信状况并不乐观的中国，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可能会比美国的状况更加突出①。真正运行效果良好的法制是加拿大魁北克的纯粹无过失保险机制。［8］然而，在中国，除了前面的一些不利因素外，尚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无过失保险制度的原型———工伤保险制度，在中国目前仍在艰难推进当中，无论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运行、支付等均难谓已成熟。在机动车事故领域实行废除侵权责任机制的无过失保险的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已经表明，侵权损害赔偿越是慷慨，实行无过失保险的阻力越大。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讲，目前的侵权诉讼赔偿应属慷慨之列。

第五，从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推动无过失保险立法遭遇失败的教训来看，普通民众对于类似于工伤保险的无过失保险制度的接受需要时间，而保险公司和律师业是推行无过失保险的主要反对者。就中国而言，从《道路交通安全法》开始实施到2007年底的修正，充分反映了社会民众，甚至立法者对于过错责任的眷恋和无过失责任原则的抗拒，更不用说无过失保险了。不仅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制度的主要推动者是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推动这一制度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营利。如果推动纯粹无过失保险，保险公司的强力反对在所难免。而且，必须指出的是，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对于机动车责任保险的依赖程度很高。如在目前中国财产保险业务中，机动车责任保险实际上分为第三者责任险和车上人员险，其在机动车保险业务中占据1/3以上份额，而机动车保险在大型财产保险公司业务中约占60%以上。可想而知，目前从财产保险公司业务中将责任保险部分抽出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可能招致的反对。

2．中国应当选择强制责任保险模式

首先，选择强制责任保险模式符合中国的法律传统和保险实践。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主要沿袭了德国、日本等大陆法国家的传统，机动车强制保险的立法和实践也不例外。自从改革开放之初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到《交强险条例》，都坚持了与侵权责任相结合的强制责任保险模式。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有特别之处，但这一规定并没有被认真执行过。与此相反，强制无过失保险不仅对于保险行业来说十分陌生，学界也并不熟悉。

其次，强制责任保险不将被保险人纳入保障范围，因而可以降低投保人的保费负担。同时，强制责任保险与侵权责任制度的结合有利于控制道德风险，这在目前中国投保人保费负担能力不高、受害人急需基本保障、整个社会诚信状况不好的现实情况下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②。

第三，各国强制责任保险的运行实践已充分表明，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可以通过赋予受害人直接赔偿请求权、预付金请求权及限制保险公司解除或终止合同权利、抗辩事由等而达到保护机动车事故受害人的目的。

最后，从保险实践和保险行业的发展来讲，强制责任保险模式不仅有相当的基础，而且有利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当然，必须再次重申的是，我们反对中国实行无过失保险，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应当规定以侵权人过错为基础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实际上，机动车普及的过程就是机动车责任严格化和保险强制化的过程。不仅大陆法系各国对机动车事故一般实行严格责任，即使是英、美法系国家，机动车事故侵权责任相对于一般侵权责任要严格得多。［9］而且，责任的严格化是保险强制化的基础，保险强制化又促进了责任严格化。目前保险公司主张建立以过错责任为基础的强制保险制度不仅没有理论基础，同时也与强制保险的发展趋势相背。至于无过错即无责任的主张是过错责任神圣化的错误认识，严格责任在现代新型侵权类型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中国应当建立与严格责任相结合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

3．如何看待混合保险模式

无过失保险和强制责任保险是两种不同的强制保险模式，世界各国、各地区所推行的机动车强制保险基本可以归为无过失保险或强制责任保险中的一种。但是，在选择了强制责任保险模式的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却融合了无过失保险的思想。虽然这种融合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麻烦，但实践效果还是比较理想。这是否意味着我国也可以借鉴法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呢?从世界各国、各地区机动车强制保险的发展来看，无过失保险补偿应该是一种趋势。不仅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行了纯粹无过失保险机制，而且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纯粹无过失保险的立法努力始终没有停止。由于无过失保险确实具有减少复杂赔偿关系和诉讼、快速救济受害人等优势，所以即使采纳强制责任保险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也借鉴了无过失保险的一些有益做法，以加强受害人的保障。因此，未来中国的机动车强制保险立法也不应忽视这一强制保险立法趋势。但是，就中国目前而言，首要的工作是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而非急于向无过失保险方向迈进。主要理由是:

第一，无论是理论界、司法及保险等实务界，还是普通民众，对于无过失保险机制本身并不了解，这从《道路交通安全法》起草、修正过程，以及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争论、司法实践的混乱等很容易看出来。正是因为立法者不了解，才会出现《道路交通安全法》立法及修正过程中对第76条强制保险规定的无意见和第76条规定的重大缺陷和逻辑混乱;正是由于理论研究的不足，才会出现将第76条强制保险的规定理解为无过失责任保险的错误，以及在司法实践中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被列为共同被告的争论和混乱;正是由于不了解，导致这一为了保障事故受害人的制度竟连普通民众的理解与支持都得不到……。因此，中国目前不具备吸收无过失保险立法经验的适宜环境。

第二，从各国、各地区强制保险的发展历程来看，强制保险的无过失化过程一般是在强制责任保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产物。也就是说，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对于无过失保险制度的借鉴是在强制保险制度运行一段时间，立法者为了进一步提升强制保险制度的功能(如扩大保障的受害人范围及于驾驶人，法国如此)的结果。在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强制责任保险尚未建立，道路交通参与人安全意识、守法意识均不高，交通执法不严，受害人缺乏基本保障的情况下，贸然在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框架内引进无过失保险的“超越阶段”的做法，只能导致更多的混乱、更多的浪费。

最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实际上就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的产物，其结合了强制责任保险的无过失保险设计并没有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交强险条例》更是彻底背叛了无过失保险规定，完全回到了强制责任保险模式①。因此，目前我们的任务是重建真正意义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而不是追求比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更高的目标，否则其效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总之，《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没有真正解决在立法之初就应当解决的强制保险模式定位这一根本性问题。而且，正是由于强制保险模式定位的模糊和不合理，造成了一些本不该发生的争论、质疑。从中国的法律传统、投保人负担能力、保险业的发展现状等方面看，无过失保险不适合中国，中国应当选择强制责任保险机制。

(三)尽快修改现行法律法规

1．再次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年颁布之后，其第76条已于2007年修正过一次，但这次修正并没有对强制保险的规定作出实质性修改。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则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基础上，对机动车侵权责任进行了补充规定。因此，交强险目标定位和保险模式选择方面问题的解决还得通过再次启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改程序方可完成。建议将第76条修正为:道路交通事故致他人人身损害的，机动车保有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因受害人故意造成交通事故的除外。强制责任保险限额内的除被保险人之外的人身损害，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人有权请求保险公司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给予赔偿。保险公司或社会救助基金不得以其对被保险人的抗辩事由对抗受害人。保险公司或社会救助基金在赔偿受害人后，有权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被保险人追偿。强制责任保险保障范围之外的人身损害，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有重大过失的，可酌情减轻机动车保有人的赔偿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致他人财产损害的，机动车保有人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抉择范文篇10

一、影片简评

市长李高成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就面临复杂的局面和尖锐的矛盾：中阳纺织厂上千工人准备到市府请愿，来了才半年的主持市委工作的杨诚对中阳纺织厂一事紧追不放……随着调查的步步深入，李高成发现：他一手提拔并信任的中阳纺织厂领导班子集体腐败，妻子吴蔼珍也深深地卷入其中，更令他震惊的是，培养了他的省委副书记严阵就是这张盘根错节关系网的根子。何去何从？党性和良知要求李高成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他面临着痛苦的抉择！……（影片内容简介）

可以说《生死抉择》是一部振聋发聩的反腐倡廉力作，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影片以澎湃的激情成功地塑造了李高成、杨诚等有血有肉、令人信服的优秀领导干部形象，他们在金钱、亲情、友情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浩然正气令人振奋和鼓舞，从他们的身上折射出党和政府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同时，影片中揭露的腐败现象发人深省，深刻地揭示了反腐败是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

二、腐败问题之我见

应该说我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而且这一问题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已经成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现就这个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1、腐败是关乎党的兴衰的重要问题

今年初，新华社一则消息说，某调查公司针对社会公众所做的调查表明，群众最关注的社会问题排序依次是：廉政建设、失业下岗、社会治安、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廉政建设成为公众最关注的头号社会问题，也说明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和人民对党的期望。

"苛政猛于虎"，"腐败似豺狼"。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如果一任"虎狼"当道，那老百姓除了揭竿而起之外，也别无选择了。中纺厂工人自发组织的声势浩大的护厂运动，已昭示了这一点。正如***总书记对影片的评价，"强烈震撼和深刻警示"。他还一再严肃地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是一个需要长期认真严肃对待的问题。不坚决反对腐败，必将亡党亡国。"腐败问题解决不好，必然无法向人民交待，必然会失去我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法宝--民心。

2、近年来党不断加大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

应该说我们党内确实存在腐败问题：像"金融饿虎"金德琴，利用身兼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中信集团嘉华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之便，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吞下"3932万港币和159万多美元；像"大话主席"徐炳松，一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位子上强调"反腐倡廉"，一边利用手中权力，收受他人财物。此外，更有湛江特大走私案主犯、湛江原市委书记陈同庆；"索贿大王"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受贿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原主席成克杰。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从刘青山、张子善到胡长清、成克杰，时代不同，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始终如一。目前有很多不是很友好的人和国家借腐败问题来抨击我国政府和我们党的政策，我想对这一问题最好的解释应该是朱镕基总理的一句话："腐败问题每个国家、每种制度都有，但是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杀了这么多的人"。正是这句话，充分的体现了我们党对腐败问题的态度和决心。

另一反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对腐败的根治，并不是多出几个李高成式的英雄人物就能解决的，清官再多，"人治"的力量也是有限的，要治标治本，还得靠法制的健全、靠监督机制的健全。"缺少监督的权力必定滋生腐败"，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党为了治理腐败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如现在正在开展的三讲回头看活动，对提高党的领导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抗御风险能力，推进党的建设，就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党在不断加快法制化进程，针对腐败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并加大了监督执法力度，为惩治腐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影片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现实生活中，让我们都学李高成的大义灭亲以惩治腐败是不可能的，哪里找这么多的腐败分子呀？那么对我们的实际生活又有哪些启示呢，我想是应该是他那不畏压力，勇于同不良现象作斗争的精神吧！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共产党员面对不良现象，畏首畏尾，总是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如果说的严重些这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在一些小问题上敷衍了事，必然会养成一种患得患失、唯利是图的不良作风，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无法履行"不惜牺牲一切为党奋斗终身"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