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力量范文10篇

绝望力量范文篇1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

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

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绝望力量范文篇2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

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绝望力量范文篇3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

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绝望力量范文篇4

时间：2003-11-1作者：苏友瑞

一、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

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

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绝望力量范文篇5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

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

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绝望力量范文篇6

在科学昌明的现代，这是一个理性的时代；然而由于理性科技无法满足心灵，这也是一个迷信的时代。理性使我们不相信前一代宗教信仰的荒谬，却导致需要信仰的心灵走向新的一种荒谬；二十世纪出现许多势力庞大的新兴宗教，比起旧时代的迷信一点都不为过，差别只是新兴宗教有更好的说词可以解释科学新事实；而随著科学新事实典范更新，新兴宗教也随著典范更新。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足以称之为迷信的时代。

曾经有一度人们认为智力研究这种科学新事实是真理，便据以对智力通不过该测验的人们强制节育；现在人们崇尚发泄论的心理动力思想来支持自由精神，迟早有一天也得面对社会学习论的心理动力新证据之批判。不仅对于新兴宗教而言这是迷信的时代，面对把科学研究当成真理的主观选择，这一样是一个迷信的时代。人，终究是有限的、易误的。

在迷信的时代中，世界各地陆续出现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并据此形成新兴教派团体衍生各式各样的社会事件。欧洲也不例外，在欧洲这种神圣人物常常走向撒但教信仰，可以非常天真无辜地把别人的头割下来进行崇拜仪式，这种现像想必让卢贝松对于自命受到天启的神圣人物深恶痛绝。因此，拍出这么一篇不同以往的『圣女贞德』，直指贞德的神圣天启不过是幼年心理创伤导致的残酷、自私与好战。为了表现这样的剧情，卢贝松安排一个黑衣人与贞德对话；对话到最后，贞德终于洞察自己的神圣天启不过是自我欺骗，因而恐惧无助地死在火刑台上。

卢贝松对于迷信的时代之反扑，正是理性时代对迷信时代的反扑；然而卢贝松出动的理性时代大军『黑衣人』，却也是造成死于绝望恐惧的力量。这样的矛盾表现中，让我们对卢贝松的心灵感到扑朔迷离：如果真的胸怀黑衣人这样的一个地狱，如何能承受得住呢？难不成要跟卡拉马助夫兄弟们的二哥伊凡一样，使用卡拉马助夫承受低卑的力量来承受这一个地狱？相信卢贝松末来的电影必然会反映最后的答案──承受，则走向虚无；挣脱，则走向救赎。我只能说，在卢贝松在这电影中，固然突显出贞德式神圣天启的矛盾，却也突显出黑衣人拆毁价值时残酷的绝望力量。

二、心灵的酷刑甚于肉体的酷刑

在贞德受审判刑的过程，对比于肉体上的酷刑，卢贝松著力刻划出另一种难以承受的心灵酷刑；在这种心灵酷刑之下，单纯无知识的贞德无法与黑衣人博学多闻富论证功力的思想抗衡，亲手毁掉自己的信仰，死在完全的绝望与恐惧中。

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是彻底毁掉贞德『超越的思想空间』。

贞德被抓后自知难逃一死，对死亡产生各种幻想；虽然是幻想但却是一种超越的思想空间，试想我们人人如果对于死亡认定只有留下腐败的身驱，意谓著死后一切虚无，那么活著有何意义与追求的价值？为了消解死亡彻底的否定力量，如贞德般单纯的信仰者相信死亡不是只剩下腐烂，还有来世还有审判；这种超越的思想空间正是支持一个人活在现世值得努力进行非利己行为的主因。结果，黑衣人心灵酷刑的第一步，就是否定死亡的幻想，肯定腐烂是死亡后唯一剩下来的；这种完全缺乏超越向度的冷酷答案，立刻使贞德警觉到来者不善而问：『你是谁？』。

于是黑衣人进行第二步心灵酷刑，变化成贞德看过的上帝形像，用意是让贞德单纯的信仰中无法分辨她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当知道，如果我们曾经有复杂的心路历程而接受某一套价值系统，那么我们不会轻易相信反例；但是如果我们是单纯的相信某价值，那么反例的出现马上就会动摇我们对该价值的信心。贞德的情况正是如此：如果她是一个受过高深学术论辩的学者、信仰漫游过各种宗教最后定命自己在上帝身上，这种复杂而多变的信仰者将不会轻易受黑衣人变化的形像所迷惑，自然可以指斥黑衣人装神弄鬼。但是贞德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单纯农村少女，如何能面对这种假扮形像在思想上的冲击？于是贞德很自然的反应：『撒但，走开！』，意思就是『别动摇我的信仰！』。

心灵酷刑的第三步，黑衣人抓住贞德的『撒但』，质问她凭什么分辨善恶？『以上帝的伟大，他需要你当他的使者吗？』，受此苦恼折磨的贞德大喊：『那你要我怎么样？』，黑衣人说：『我是来释放你的。』于是黑衣人用力打她一巴掌，立刻剪接到狱卒打贞德一巴掌，贞德被卖给英国人并受到教会审判。

黑衣人的思辩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问题却发生在他谬用『圣俗二分』来曲解基督教上帝，自然导致贞德成为自以为义的假先知。自希腊思想以来，思想家常常习惯圣俗二分的观点：意谓著存在一个理想世界，人类限于污秽的肉体而无法提升到理想世界，只有不断自我超越最后才能解脱出肉体世界到达理想世界。按此观点上帝既然是无限美好的存在，自然不需要贞德这种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弄脏他神圣的光彩。可惜的是基督教的上帝完全与此观念相反。基督教精神中，上帝为了拯救永远无法自力得救的原罪人类不惜亲自降卑成为有限有罪的人类，并且死在残酷羞辱的十字架上；这就意谓著上帝不需要人类伟大的自我超越，而是需要谦卑自觉有罪地悔改。在这样的上帝观下，上帝当然可以透过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来讲话，就如同衪也愿意自己降生成一个卑微的木匠。

我如果是贞德，我自然可以反击黑衣人：『正是上帝无限的慈爱，衪必不轻视任何小农民的卑微。』，可惜贞德只有单纯的信仰而无论辩的功力，被黑衣人轻易导向完全错误的思考方式从而对自己的信仰过程产生怀疑，这正是『心灵酷刑』导向的结果。

三、彻底否定信仰的恐惧

被教会与英国军人折磨的贞德，最需要的是心灵的慰藉；第一次上审判台时她勇敢面对教会的质问，但是无法告解与畏惧火刑的无助感，使她奋力用手铐磨出一个十字架，恳切祷告求上帝的帮助。结果黑衣人又出现了，他先断定上帝不会来，然后再度质疑尊贵伟大的上帝怎么可能需要一个卑微的小农民帮衪做事；最后，质疑她看到的神迹都是她自己主观的解释。于是贞德流下眼泪，动摇了上帝传她讯息的信念，对于教会审判的任何质问皆拒绝回答。

黑衣人在此使用的心灵酷刑是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神迹的信仰固然非常容易走向狂信盲信与非理性，然而神迹的信仰意义不在于它的超自然效果，而是在于它意谓著与上帝的连结关系。也就是说，当贞德认定草地之剑是神迹时，重点在于透过一把可能是随便掉落的剑，贞德把自己的意志敞开与上帝相遇；剑到底是怎么来的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贞德愿不愿意根据某种事件而与上帝心灵相遇。所以圣经上耶稣呼召门徒从不使用夸张的神迹，而是一句话：『你跟随我吧！』；这种事件固然可以说凭话语使人相从也是一种神迹，但无宁说更确切表现出神迹使人心对上帝敞开的真正奥密。

完全只靠神迹而相信某种价值固然是错误，但是以否定神迹来否定某种价值一样是无法洞察人心的偏见。

黑衣人诱导贞德完全走向否定自我的思考方式，避谈她相信神迹后与上帝的连结关系，强调她相信的神迹是假的，是她自以为是的。如果贞德受过神学论辩训练自然可以轻易破解黑衣人的误导，可惜她只是一个平凡人，肉体上的折磨再加上黑衣人洗脑式的心灵苦刑压力，她否定了她相信的神迹，切断上帝与她的连结关系。因此她第一次在火刑台上面对压力时，连续呼唤：『上帝你在那？』。这个无助的呼唤没有上帝回应，贞德彻底怀疑她被弃绝；以她单纯的信仰只知道望弥撒与告解是重回上帝怀抱之路，造成她为了望弥撒与告解签字否定自己所见所闻，彻底否定了自己。

四、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

黑衣人的心灵酷刑尚不止于此。第一次火刑台之前，教会质问贞德是否杀过人，贞德回答没有；于是黑衣人再度使用逻辑陷阱使贞德陷入彻底自我否定的绝望中，这种绝望就是地狱；所以电影最后的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只有驱魔用的十字架矗立在她面前。

黑衣人的逻辑陷阱就是使用『圣俗二分』来否定贞德与上帝的关系，从而彻底否定贞德的人生价值生命意义。

黑衣人的第一步是指出贞德的确『曾经』杀人、『曾经』狂舞利剑只想杀人，贞德回辩说她有自卫的必要；黑衣人便聪明的承认那些被杀的人是罪有应得，这里利用了贞德信仰上的矛盾──爱世人爱和平却得透过战争，贞德自然不能承认有些人『该死』。受不了这种思想上的心灵酷刑的贞德大叫：『你为什么要伤害我？伤害我对你有什么乐趣？』，黑衣人冷笑说：『什么是乐趣？心中有把剑怎会有乐趣？』，这一点正是贞德心中的隐痛，于是贞德彻底崩溃绝望，跪下来求黑衣人『释放她』。黑衣人答应：贞德，你会得到释放的。于是，贞德第一次站在火刑台，亲手签字否定她与上帝的连结关系。

原来是这样的『释放』，黑衣人的释放是意谓著贞德把自己与上帝的关系释放掉。大获全胜的黑衣人对贞德说：『你知道你签字否定上帝了吗？』，贞德恐慌说：『我只是想要望弥撒重新回到上帝怀抱．．．．』；黑衣人继续冷笑：『你觉得上帝只是一个谎言！』，贞德大喊：『我要收回我的签字！．．．．．』

心灵被彻底剥夺的贞德，甚至连肉体上的衣服都被剥夺；被设计重新穿男装的贞德失去一切安慰与保护，无人能倾听她；上帝己被黑衣人杀死了，真实的世界只剩下黑衣人；除了向黑衣人告解外，还有什么能安慰绝望的贞德呢？

向黑衣人告解是要奉献牺牲的，黑衣人要的祭礼是什么呢？贞德告解说：『我是假装看到神迹的、打仗是出于报复、绝望．．．．是为了让人民师出有名；所以我是骄傲、固执、自私．．．．（黑衣人强迫）而且是残酷的．．．．』。是这样的一个牺牲，黑衣人想要的是对自我彻底否定的虚无生命。

五、修行主义的谬误

彻底剥夺贞德的黑衣人思想，乍看合理，事实上却充满了谬误与矛盾。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时代问题是『修行主义的谬误』，正时这部电影所反映的，要确认贞德是不是上帝的使者，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居然是在一个可笑的伪神圣仪式确认她是无瑕的处女。所以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曾经』想杀人；如果贞德是『圣』的，就不应该心中有复仇的念头．．．．．．

世界上永远没有完美的人，期待改革不完美的社会之改革者是完美的个人，正是严重犯了『修行主义的谬误』。

早在圣经旧约时代便记载著，伟大的犹太国大卫王，不但是妓女喇合的后代，自己也是谋杀人夫抢掳人妻的淫棍；这种家谱甚至传到救世主耶稣基督，衪一样是妓女的后代；圣经一点也没有为了大卫的『圣』或耶稣的『圣』而避谈他们家世或人格的丑陋，这就表明了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反对修行主义的信仰。

在西方中古世纪的基督教系统曾经走向修行主义，结果就是希腊式圣俗二分二元论与基督教思想相混，而产生各种教会成为社会罪恶共犯的事实。宗教改革后，无论新教或旧教皆重新回到走入苦难世界的救赎思想，方使基督宗教能在世界各地成为社会改革动力的一份子。台湾民主改革、社会改革中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系统，正是最好的说明。

正因为改革不完美社会的个人永远是不完美的，所以个人修行的偏差只需要制度的制衡而非唯一、永恒的判决。贞德爱不爱杀人是她与上帝的事，不能据此否定把英国人赶出法国的社会正义判断；贞德是否有幼年心理创伤也是她与上帝的事，更不足以否定她在战胜后对战俘自然流露的悲悯。贞德是谦卑的，只是要为一时的骄傲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骄傲的。贞德是利他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中仇恨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自私的。贞德是仁爱的，只是要为一时的心理创痛而残酷向上帝悔改，而非自我否定地认为自己永远都是残酷的。人永远无法成圣，所以上帝看重罪人从失败中的悔改而非看重义人永远光荣的胜利，这才是以上帝之尊却自愿被钉死十字架的真正奥密。

而黑衣人不是如此，他根据贞德的『不完美』扩大成贞德整个人生使命都是有问题的：因为贞德杀过人，所以她就是残酷的；因为贞德心中有幼年仇恨，所以她的事业全都是自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用什么立场来反对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呢？有那一个反对者敢说他纯洁无瑕、无可指摘、完全圣洁地够资格反抗希特勒呢？这样的思想从来都只能带出完全虚无主义式的社会实践观，中国文化五千年来的历史正是见证这种修行主义式的虚无现象之巨大危害。

六、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黑衣人的思想是不难反驳的，然而，设身处地放在贞德的立场：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再加上牢狱折磨与审判之累，如何能要求她不受到这种心灵苦刑的击溃？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任何小农民在该情况下没有不被击溃的。

那么问题来了：卢贝松这部电影中的黑衣人传达怎样的绝望信息？如果每个小农民死前都要受到这种心灵酷刑，谁能免于崩溃？那，是否意谓『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

历史上的贞德与当时的教会系统刚好存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当时的教会系统主张，人没有能力直接阅读圣经并亲近上帝，只有透过拥有独特能力的教会人士才能正确阅读。这种现象也反映在这部电影，教会人士质疑贞德：上帝为什么不透过『学识渊博的我们』而直接对『你（这个无知无识的小农民）』讲话？

世界上所有价值系统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一直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修行取向』，一种是『救赎取向』。『修行取向』认为，人类处在无法超越的低层次，使用透过种种修行方法才能提升到有价值的高层次，修行的方法可以是希腊哲学主张的『爱智』、禅宗主张的『参悟』或传统儒家主张的『知礼』。『救赎取向』认为，人类无法靠自身能力用心得到提升，只有透过超越存在的一位神或灵体的主动帮助才能提升到有有价值的高层次；这种取向以基督教的『因信称义』为代表。当然了，救赎取向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人皆想成为那位无限权力的神，所以二十世纪许多新兴宗教固然强调修行，但依其对教主无限制的崇拜献身看来，实是以教主为一神尊的救赎取向宗教，从而产生种种荒唐的社会问题。

或许卢贝松正视这些灵异崇拜背后的问题，促使他采取『修行取向』来诠释历史上的贞德事件；以修行角度，自然可以永远的质疑：『一定存在修行层次最高的不流血改革方法，所以流血就必然代表贞德的修行有问题。』，因此黑衣人出现，促使贞德赤裸裸面对自己的修行问题，而尝试全新的自我提升。

但是正如贞德死于恐惧与绝望，修行取向采取最高标准要求个人提升，这就注定了没有受过学术训练的贞德无法扺御黑衣人的论辩，从而产生一个矛盾：『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到救恩』。黑衣人对贞德内心的理解不会多于一个心理学家挖掘内心深层意识的能力，假如审判贞德的教会人士里有一个心理学家，那么是否历史上的贞德事件就会全面改写？

所以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贞德事件是一个『救赎取向』的事件，冥冥中有一位大能者保护无知无识的小农民免于种种智慧论辩的拆解力量，促使一个单纯朴实的小女孩可以对抗整个高知识高修行的教会系统。

透过卢贝松的全新诠释，心灵上的黑衣人赢回历史上教会人士失败的一仗。黑衣人不像教会人士为了权力利益的私心而审判，更由于他绝对的真知灼见看透贞德所有不能成圣的性格偏差，这样完全公正冷客观的思辩，使黑衣人为『修行取向』赢回胜利的一仗。但同时，却是表明了『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能得到救恩』，因为他们得不到免于价值拆解的力量，他们不可能面对黑衣人的心灵酷刑。

这样的诠释不再是历史上的贞德，而更像是卢贝松的自我追寻。处在二十世纪种种价值拆毁的力量，知识份子死于绝望自尽不再是新闻，以堕落颓废自处来无言反抗更是常态。价值的虚无感同样会产生价值的狂信，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充满高知识份子早己司空见惯。卢贝松的贞德正确的反抗了狂信，但同时却陷入彻底的虚无，这是否透露了卢贝松自己的心语？

七、走进电影意涵的心灵渴求

透过黑衣人事件的分析，更突显出卢贝松这部电影的心灵渴求。黑衣人出现前的电影内容，全数集中在黑衣人与贞德的对话中指向特殊意涵。做为一个受过马克斯主义洗礼的现代知识份子，卢贝松绝对不可能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这种知识贵族的思想；那么，走向修行取向而拆解掉小农民生存意义的黑衣人事件，便很明显是卢贝松自己心声的诠释了。

贞德死于绝望、无助、恐惧，是怎样的一种悲剧？是否卢贝松进行自述表白，承认他自己因为价值拆解而陷入无比的恐慌？还是透过贞德之死，嘲笑二十世纪宗教信徒的荒谬？还是一种极为凄冷地悲剧历史观，表明贞德的悲剧就是二十世纪知识份子的悲剧？不同的悲剧取向决定我们如何感同身受电影的意涵，重新询问我们自己的心灵渴求。

无疑的，至少卢贝松清楚表明，一但面对黑衣人，就得承担一个难以负荷的地狱──这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使用『大宗教裁判官』描述过的，二十世纪的卢贝松使用黑衣人以二十世纪的语言重新说出来。一但选择面对黑衣人，个人的一切都要追求绝对的真实，凡自己的任何缺失不加以赤裸裸的全面检讨皆是伪善的表现。在这种心灵的冒险如果走不下去，将是死于绝望与恐惧。愿意负荷这种地狱的勇者在二十世纪是处处皆有，只是尼采预言的超人仍未产生出来；贞德的火刑台上，是千千万万知识份子的写照。

存在完全不同的『救赎取向』，自知能力有限永远无法成圣的罪人躲在一个非理性的保护伞下，面对勇敢走进黑衣人的勇士，只能自惭能力与勇气的不足了。只是我们皆无法同意『无知无识的小农民不配得到救恩』，因此留下空间给自知能力有限的人们是必要的，否则另一种消灭品质不良人种的希特勒思想就再生了。当然我们更会看到种种虚伪的意见领袖滥用『救赎取向』造成种种悲剧，正如我们也只能悲悯地看待勇敢走进黑衣人的悲剧；也许二十世纪的心灵正是面临这种修行与救赎的抉择，是期待自己成为尼乎式的超人？还是自觉自己不比无知无识的小农民更真实？决定了是否承担黑衣人的选择。无论选择何者，我们都期待没有人出现在贞德的火刑台上，那真的是一个太大的悲剧。

绝望力量范文篇7

时间：2003-2-21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绝望力量范文篇8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直观〈即知觉〉而不在概念------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绝望力量范文篇9

语言做为人生存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最重要的桥梁，是个体生存的必然追求，然而“语言对语言者初衷的背叛”，使得交往陷入绝境，语言的获取与失去成为了等式，《没有语言的生活》在语言的追寻路途中，经历了从无语言——有语言——失去语言的路径。然而语言的获取与失去却在同一时间完成，构成了语言悲剧的等式的两边。在这一个过程中，语言逐渐揭示生活的本来面目和事实的真相，人便带着迫切探寻真相的勇气和对未知真相的恐惧在语言悲剧的等式结构中陷入绝境。语言无法建构和维护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既然语言不能反抗语言，那么没有语言就是语言最好的诠释和解答。人在价值和尊严的失落中通过对语言的美好理想和追求的毁灭，来避免和反抗语言的悲剧所造成的心灵的深深的绝望。

语言的获取与失去之所以能在同一时间完成，是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性决定的。语言的悲剧性起源于两个事实：1.“语言用于交流”；2.“语言对语言者初衷的背叛”。为在社会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现人与人心灵的沟通，从而实现自我的价值和尊严，语言成为了人与人在交往中的必然要求。然而事实是语言并不能真正建构人的价值和尊严。语言所带来的是阻隔和巨大的破坏。《没有语言的生活》中，面对他人的疏离和破坏，面对三个残疾人之间语言传达的困境，带着对语言的极度追求和对生活的恐惧，王老炳一家遭受了无辜的灾难，陷入了生存的悲惨境况之中。他们一步步的做出妥协，最后只能到河对岸挖祖坟盖房子，远离村里的人们，去寻找一个无需语言交流的幸福世界。但自从蔡玉珍被强奸后，他们这种愿望破灭了，然而对于语言的追求却更强烈了。在这里，《没有语言的生活》用一个不可能成立的事实向观众展示了语言本身的恐惧和惊慌，那就是哑巴蔡玉珍一生中说过的两句话：“你杀了我吧”“我要杀死你”。语言是她的理想，是她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去实现的最大价值。然而从她的嘴巴里好不容易憋出的两句话，却传达了一个怎样的信息呢？语言的获得却恰恰剥夺了她运用语言的权利。这两句话将她抛入了一个与内心世界完全悖离的境况。于是她等待孩子的出生。孙子王胜利的到来象征着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的出现。

他们终于获得了强大的语言武器，他们知道“他能战胜一切他能打败这个世界”，他们能通过这个武器建构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然而事实是王胜利的出现却将他们从胜利的塔顶抛入了绝望的深谷。在王胜利出现之前，他们还有选择的权利，还有一个战胜这个不能交流的世界的强烈希望。“无辜的灾难是悲惨的而不是悲剧性的”，这个时候悲剧还没有产生。王胜利就像一个语言的代码，引领着这一家人走向悲剧，他的出现将阻隔和破坏推向了极致。由于生理上的缺陷，他们每个人给孩子各取了一个名字。他们便是在这个时候在语言上肢解了王胜利。王胜利从各种不同的称呼中感到愤怒和欺辱：“好像我是两个人似的。”他“头一次被他们古怪的动作和声音吓怕了。他的身子开始发抖，随之呜呜地哭起来”。在他们认为的最后的胜利中，很多的不幸开始由他们自身来传达，是他们自己将胜利和幸福感肢解了。王胜利将学校里的歌谣带回家中，在爷爷的一顿痛打后，王胜利迷惑了：“我该怎么办？”“从此后，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蔡玉珍“一个劲地想我以为我们已经逃脱了他们，但是我们还没有”。而这一回，并不是外界所造成的，是由他们内部生发出来的悲痛感。而这种悲痛感使他们意识到他们彻底的失败了。既然语言不能反抗语言，那么没有语言就是语言最好的诠释和表达。语言的背叛让他们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便又进入一个更为绝望的失语的状态中，让悲剧刚刚形成便达到了高潮。

王胜利的沉默用来对抗语言所造成的伤害，他们一家人通过对语言追求的美好理想与愿望的毁灭，都是语言继续的方式。悲剧精神不是表现为绝望，而是表现为战胜这不可战胜的绝望的坚定的勇气。就这一点而言，《没有语言的生活》在悲剧的领域并没有更多的深入，沉默更多的表现为一种顺从，表现为对语言的放弃。“从此后，王胜利变得沉默寡言了，他跟瞎子、聋子和哑巴，没有什么两样”，这最后一句话直白地表明了作者的意图，却在更大的程度上削弱了悲剧的力量。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表明了语言本身所具有的悲剧性。

王老炳一家在没有语言的交往中，面对他人的疏离和破坏，面对三个残疾人之间语言传达的困境，带着对语言的极度追求和对生活的恐惧，在拥有语言后的伤痛中彻底绝望了，并最终放弃了语言的追寻，用无语来反抗语言的伤害。对于他们，语言所造成的失语又何尝不是一种“巴别”的幻灭。巴别塔成了语言悲剧的一种象征。

绝望力量范文篇10

一、掌握本课的生字和生词；着重理解课后第2题中带点词语的意思。

二、体会老麻雀为保护小麻雀所表现出的不畏强暴的精神，感受“爱”的强大力量。

三、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教学重点：

一、利用字典自学生字新词。

二、熟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及课文的写作顺序。

教学时间：

两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一、板书课题。启发谈话：麻雀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种很常见、很普通的鸟。它没有漂亮的外衣，没有动听的歌喉，平时不会有人愿意多看它几眼。然而，在这普普通通的鸟的身上，有着一种令人敬佩、令人感动的精神，却很少有人发现。这篇课文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少见的事。

二、教师范读课文，要求学生注意课文描述的是怎样一件事。

三、自学课文。要求学生读懂每一段课文讲的是什么意思。自由读课文，把不懂的词句画出来。

四、检查预习、自学情况。

1．生字：读准字音，认清字形，组成词语。2．理解词义：摇撼、扎煞、绝望、拯救、庞大、安然、无可奈何等。3．课文主要讲了一件什么事？课文主要讲的是猎狗要吃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刚出生不久的小麻雀，一只老麻雀为拯救小麻雀从树上飞下来要与猎狗搏斗，“我”深受感动，带走猎狗的事。

五、理清文章层次。

1．指名朗读课文，其他同学注意分析文章的写作顺序。作者先写在“我”打猎回来的路上，猎狗发现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麻雀；接着写猎狗欲吃小麻雀，但被一只老麻雀的勇气弄得愣住了；最后写了“我”带着猎狗走开了。2．按这种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给课文分段、归纳段意。全文分两段：第1自然段为第一段，第2——7自然段为第二段，其中第2、3自然段是事情的起因，第4、5、6自然段是事情的经过，第7自然段是事情的结局。

六、作业。1．写生字和词语。2．根据课后的练习1体会课文内容。

第二课时

一、复习生字、新词。

二、讲读课文。

（一）学习第一段，指名读课文，读后回答问题：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时间：打猎回来时。地点：林荫路上）

（二）学习第二段，自由读课文，读后师生讨论问题。

1．讨论事情发生的起因。（1）猎狗发现了什么猎物？（发现了一只掉在地上的小麻雀）（2）站在地上的小麻雀是什么神态？（小麻雀呆呆地站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拍打着小翅膀）“无可奈何”是什么意思？“呆呆地”与“无可奈何”这两个词可以用来描写人或动物的哪些方面？（神态、心理等）（3）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小麻雀才出生不久，是从巢里掉下来的？（它拍打着小翅膀，嘴角嫩黄，头上长着绒毛）指导朗读：“猛烈”写出了风很大，要重读；“呆呆地”和“无可奈何”写出了小麻雀毫无办法，要突出它没办法，不知怎么办好，声音要拖长一些。“嫩黄”与“绒毛”要读得稍重一些。（教师示范）学生练习，然后指名朗读。

2．讨论事情的经过。

（1）猎狗发现小麻雀后，是怎样做的？接着又发生了什么意外情况？默读第四自然段。①回答上述第一个问题。（猎狗慢慢地走近小麻雀，嗅了嗅，张开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指导学生读这句时，要突出紧张的气氛。②回答上述第二个问题。（突然，一只老麻雀从树上飞下来，像一块石头似的落在猎狗跟前）怎样理解“像一块石头似的”，引导学生讨论理解。“绝望”是什么意思？注意此时老麻雀是什么样子。指导朗读：第二句要读出老麻雀的急切之情，第三句要表现出老麻雀的绝望。

（2）老麻雀这么急切地飞下来，要做什么？齐读第五节。学生回答问题：老麻雀用自己的身躯掩护着小麻雀，想拯救自己的幼儿。“拯救”一词怎样理解？一只麻雀斗得过一只猎狗吗？老麻雀知不知道这一点，从哪里可以看出来？（读文中句子回答）明知斗不过，为什么还要飞下来？（读文中句子回答：可是它不能安然地站在高高的没有危险的树枝上。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它飞了下来）怎样理解“一种强大的力量”？要引导学生回答得充分、具体。

（3）面对如此无畏的老麻雀，猎狗是怎么做的？默读第六节。想一想猎狗为什么会愣住？“慢慢地、慢慢地向后退”说明了什么？指导朗读：“愣妆、“这么大”两词要重读，两个“慢慢地”要读得声音长些，表现出猎狗的发愣和犹豫。

3．讨论事情的结局。齐读最后一段，想一想作者为什么唤回猎狗，把它带走。

三、朗读全文，总结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