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因原则范文10篇

近因原则范文篇1

近因原则是一项基本保险原则，该原则是为了明确承保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保险责任而专门设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以近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对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对不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可见近因原则意义重大，它将决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近因是指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失起决定作用的，有支配力的、最有效的或是直接促成后果的原因，而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离损失最近的原因。近因一语取自法律名词“CauseProximaetNonRemotaSpectatur”，其意为“应究审近因而非远因”即只看近因而不看远因，对于不是近因或者不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远因。那么如何区分近因与远因呢？真正的近因是指效果上的接近，是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真正有效原因，早在1907年，英国法庭对近因所下的定义是“近因是引起一连串事件，并由此导致案件结果的能动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近因是一种原因，近因原则是一种准则，而根据近因的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哪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的准则就是近因原则，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近因原则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保险实践中，保险标的的致损原因往往一果多因、十分复杂，如何从多个原因中找出一个真正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决定性原因，从而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近因原则最早产生于保险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英国早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就以成文法形式明文确立了近因原则，该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确立后，被多数国家所采用，近一个世纪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这一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近因原则成为保险原则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根据近因原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保险事故属于承保风险；二是该承保风险是导致损失的近因。对保险人来说，他只负责赔偿承保风险作为近因所造成的损失，对于承保风险为远因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避免了保单项下的不合理索赔；对被保险人来说，他可防止保险人以损失原因是远因为借口，解除保单项下责任，不承担承保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二、近因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对近因原则做出规定，在保险实践中使各方当事人在处理相关事件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开展和保险赔案的处理，但总的来说我国法律是承认和接受上述近因原则的，对涉及到保险事故的理赔均采用上述近因原则处理。

根据多年保险实践经典案例，可归纳出具体运用近因原则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近因，只需要判断该单一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责任较容易确定。

二是多种原因同时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区分各原因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根据近因原则，在多个致损原因中找出对于损失发生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性和最有效的原因——近因，如果这个近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这个近因不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前因与后果间有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未中断。在这种情形下，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若干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连续事故所致，即数个原因随最初引发原因不可避免地连续发生，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直接作用的结果，或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的自然延伸，且各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中断过。据此，可以确定最初原因即为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原因——近因。无论后来发生的若干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而决定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仅取决于这个最初发生的原因——近因。如果最初原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反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可归纳为典型的“链条原理”，该原理认为：从事故发生到结果，其中各种原因如同一节节的链环，如果这些链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的话，则这链条顶环就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四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但因果关系链中断。在这种情形下，标的的损失是由数个原因相续发生所致，但最初原因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由于新的干预因素的介入而中断。如果新介入因素打断了前因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成为损失发生的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那么最初原因就被新干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这一新的干预因素取而代之成了近因，显然此种情形是不适用“链条原理”的,在此情形下,如果新介入因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反之保险人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此类上述数个致损原因相继发生情形下，如何确立近因这一问题，英国保险学家做出精辟论述：第一种方法是从事件链上第一件事件开始，按逻辑推理，如果最初事件导致了第二事件，第二事件又导致第三事件……如此类推，直到导致最终事件，那么最初事件就是最后事件的近因。如果在整个过程的某一阶段，链上的两个环节间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么事件链就会中断，若中断出现，则其他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第二种方法是从损失开始，逆着事件的方向，自后往前推，直至追溯到最初事件,若事件链不中断，则最初事件为近因;若逆推中出现中断，则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

三、我国近因原则缺陷及立法展望

近因判定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究竟哪一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决定了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是否能得到赔偿，这无论对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都至关重要，但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均未从立法上对近因做出明文规定，自1995年6月30日我国第一部《保险法》初次颁布实施到2002年10月28日重新修正并审定通过，对于在国际保险理赔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近因原则均未论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都规定对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但未对近因做出规定，例如《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十日内，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显然我国保险法是以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责任来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凡是保险事故属于保险人责任的，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对一果一因的判定可能较为简单。而对一果多因的情形下，按照上述条款，凡是致损原因中有一个是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对该承保风险到底是近因还是远因这一关键问题却不加追究。这导致了保险赔案判决不统一，造成了一定司法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法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的公正性。

近因原则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呼吁我国保险法立法应尽快对近因原则明确规定，并借鉴国际上公认的典型判例，使保险赔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法律的高度统一认识，统一判案，这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急待解决的。

参考文献：

近因原则范文篇2

A企业于2007年5月1日向某保险公司对固定资产(厂房、设备)、存货(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受益人为A企业,期限为2007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08年4月30日24时止。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

2008年3月21日下午,一场大雨倾盆而降,并刮起7级大风。大风吹坏A企业多个仓库屋顶,雨水进入仓库,造成仓库内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被水损。

出险后,由于在保险期限内,A企业认为仓库及存货发生保险事故,尤其是仓库存货损失60余万元,因此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并核实有关损失,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A企业12万元的损失,其中房屋维修费用2万元,存货损失10万元。

二、本案的异议

保险公司在处理本案过程中,经查阅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当时的风力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17米,风力7级;气象部门的雨量传感器显示数据为8毫米。在理赔过程中就如何赔偿发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事发当日风力7级,已达到暴风标准。本案中,A企业仓库屋顶受损是暴风造成的,仓库内的存货受损是暴风和雨水共同作用造成的,根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暴风是保险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给予赔偿,而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理由是:暴风已达到自然灾害等级;雨量并未达到,属正常自然现象。保险单只保自然灾害,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应予赔偿。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

三、本案剖析

本案案情极其简单,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近因原则。要想正确分析本案,需要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所谓近因,并非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即在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在实务中,近因原则在保险实践活动中运用得相当广泛,但对近因的判断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导致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风险,也可能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如果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则无须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具体而言:

1.几种原因同时作用,即并列发生。两个以上风险原因连续发生造成损害,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以前因为近因。在此,前因与后因之间,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后因不决定损失的发生,只决定程度轻重、损失大小,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风险,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前因不是承保风险,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如果后因也是承保风险,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2.几种原因间断发生。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此之前的原因就被新介入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不被考虑,远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并不重要,同时如果没有远因是否会发生损失也不重要。损失的近因归就于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的新介入的原因。此时,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或者说,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前因仍为近因。

3.几种原因并存发生。所谓并存,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多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在时间上,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但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在此情形下,近因是效果上最接近于损失,而不是时间上最接近于损失的原因。关键是要考查,后因与前因之间,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如果不是,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也仍成立并存关系,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独立开来,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分析近因及其保险责任的方法,即:如果同时发生的诸多原因有的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则属于保险责任,有的原因仅仅是增加了损失的程度或者扩大了损失的范围,则此种原因不能构成近因,不属于保险责任。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保险公司只承担赔偿近因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或延伸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不好将原因加以区分,则要考察多个原因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以其有无中间环节和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远近为判断标准。

四、本案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多个原因致损的保险责任分析,笔者认为,本案属于上述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本案仓库屋顶损坏的近因是暴风,而货物损失发生的近因是雨水进入仓库。仓库屋顶损坏是暴风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也就是说,“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使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但这一原因并不现实性地、决定性地和有效性地使货物损坏,而雨水进入仓库是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的必然结果,是支配性的有效原因,保险公司不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这个结论在情理上也许被保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保险近因原则的分析上,不能认定暴风为货物损失的近因。笔者建议,对本案的处理,既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情况,最好还是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与被保险人协商解决,对损失按比例分摊为宜。

五、结语

对近因原则分析,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我们应该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

摘要:在保险实务中,近因原则运用得相当广泛,其目的是为了明确承保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保险责任。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以近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对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对不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但是,关于近因的理解和界定,在实务中屡屡有争议发生。

关键词:异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责任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近因原则范文篇3

关键词：近因；近因原则；承保风险；保险责任；因果关系链；保险立法

一、近因与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是一项基本保险原则，该原则是为了明确承保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保险责任而专门设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以近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对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对不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可见近因原则意义重大，它将决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近因是指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失起决定作用的，有支配力的、最有效的或是直接促成后果的原因，而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离损失最近的原因。近因一语取自法律名词“CauseProximaetNonRemotaSpectatur”，其意为“应究审近因而非远因”即只看近因而不看远因，对于不是近因或者不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远因。那么如何区分近因与远因呢？真正的近因是指效果上的接近，是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真正有效原因，早在1907年，英国法庭对近因所下的定义是“近因是引起一连串事件，并由此导致案件结果的能动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近因是一种原因，近因原则是一种准则，而根据近因的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哪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的准则就是近因原则，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近因原则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保险实践中，保险标的的致损原因往往一果多因、十分复杂，如何从多个原因中找出一个真正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决定性原因，从而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近因原则最早产生于保险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英国早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就以成文法形式明文确立了近因原则，该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确立后，被多数国家所采用，近一个世纪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这一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近因原则成为保险原则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根据近因原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保险事故属于承保风险；二是该承保风险是导致损失的近因。对保险人来说，他只负责赔偿承保风险作为近因所造成的损失，对于承保风险为远因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避免了保单项下的不合理索赔；对被保险人来说，他可防止保险人以损失原因是远因为借口，解除保单项下责任，不承担承保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二、近因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对近因原则做出规定，在保险实践中使各方当事人在处理相关事件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开展和保险赔案的处理，但总的来说我国法律是承认和接受上述近因原则的，对涉及到保险事故的理赔均采用上述近因原则处理。

根据多年保险实践经典案例，可归纳出具体运用近因原则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近因，只需要判断该单一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责任较容易确定。

二是多种原因同时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区分各原因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根据近因原则，在多个致损原因中找出对于损失发生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性和最有效的原因——近因，如果这个近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这个近因不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前因与后果间有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未中断。在这种情形下，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若干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连续事故所致，即数个原因随最初引发原因不可避免地连续发生，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直接作用的结果，或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的自然延伸，且各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中断过。据此，可以确定最初原因即为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原因——近因。无论后来发生的若干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而决定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仅取决于这个最初发生的原因——近因。如果最初原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反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可归纳为典型的“链条原理”，该原理认为：从事故发生到结果，其中各种原因如同一节节的链环，如果这些链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的话，则这链条顶环就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四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但因果关系链中断。在这种情形下，标的的损失是由数个原因相续发生所致，但最初原因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由于新的干预因素的介入而中断。如果新介入因素打断了前因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成为损失发生的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那么最初原因就被新干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这一新的干预因素取而代之成了近因，显然此种情形是不适用“链条原理”的,在此情形下,如果新介入因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反之保险人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此类上述数个致损原因相继发生情形下，如何确立近因这一问题，英国保险学家做出精辟论述：第一种方法是从事件链上第一件事件开始，按逻辑推理，如果最初事件导致了第二事件，第二事件又导致第三事件……如此类推，直到导致最终事件，那么最初事件就是最后事件的近因。如果在整个过程的某一阶段，链上的两个环节间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么事件链就会中断，若中断出现，则其他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第二种方法是从损失开始，逆着事件的方向，自后往前推，直至追溯到最初事件,若事件链不中断，则最初事件为近因;若逆推中出现中断，则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

三、我国近因原则缺陷及立法展望

近因判定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究竟哪一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决定了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是否能得到赔偿，这无论对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都至关重要，但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均未从立法上对近因做出明文规定，自1995年6月30日我国第一部《保险法》初次颁布实施到2002年10月28日重新修正并审定通过，对于在国际保险理赔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近因原则均未论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都规定对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但未对近因做出规定，例如《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十日内，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显然我国保险法是以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责任来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凡是保险事故属于保险人责任的，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对一果一因的判定可能较为简单。而对一果多因的情形下，按照上述条款，凡是致损原因中有一个是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对该承保风险到底是近因还是远因这一关键问题却不加追究。这导致了保险赔案判决不统一，造成了一定司法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法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的公正性。

近因原则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呼吁我国保险法立法应尽快对近因原则明确规定，并借鉴国际上公认的典型判例，使保险赔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法律的高度统一认识，统一判案，这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急待解决的。

参考文献：

近因原则范文篇4

近因原则是一项基本保险原则，该原则是为了明确承保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保险责任而专门设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以近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对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对不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可见近因原则意义重大，它将决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近因是指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失起决定作用的，有支配力的、最有效的或是直接促成后果的原因，而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离损失最近的原因。近因一语取自法律名词“CauseProximaetNonRemotaSpectatur”，其意为“应究审近因而非远因”即只看近因而不看远因，对于不是近因或者不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远因。那么如何区分近因与远因呢？真正的近因是指效果上的接近，是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真正有效原因，早在1907年，英国法庭对近因所下的定义是“近因是引起一连串事件，并由此导致案件结果的能动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近因是一种原因，近因原则是一种准则，而根据近因的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哪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的准则就是近因原则，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近因原则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保险实践中，保险标的的致损原因往往一果多因、十分复杂，如何从多个原因中找出一个真正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决定性原因，从而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近因原则最早产生于保险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英国早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就以成文法形式明文确立了近因原则，该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确立后，被多数国家所采用，近一个世纪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这一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近因原则成为保险原则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根据近因原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保险事故属于承保风险；二是该承保风险是导致损失的近因。对保险人来说，他只负责赔偿承保风险作为近因所造成的损失，对于承保风险为远因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避免了保单项下的不合理索赔；对被保险人来说，他可防止保险人以损失原因是远因为借口，解除保单项下责任，不承担承保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二、近因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对近因原则做出规定，在保险实践中使各方当事人在处理相关事件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开展和保险赔案的处理，但总的来说我国法律是承认和接受上述近因原则的，对涉及到保险事故的理赔均采用上述近因原则处理。

根据多年保险实践经典案例，可归纳出具体运用近因原则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近因，只需要判断该单一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责任较容易确定。

二是多种原因同时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区分各原因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根据近因原则，在多个致损原因中找出对于损失发生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性和最有效的原因——近因，如果这个近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这个近因不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前因与后果间有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未中断。在这种情形下，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若干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连续事故所致，即数个原因随最初引发原因不可避免地连续发生，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直接作用的结果，或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的自然延伸，且各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中断过。据此，可以确定最初原因即为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原因——近因。无论后来发生的若干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而决定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仅取决于这个最初发生的原因——近因。如果最初原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反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可归纳为典型的“链条原理”，该原理认为：从事故发生到结果，其中各种原因如同一节节的链环，如果这些链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的话，则这链条顶环就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

四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但因果关系链中断。在这种情形下，标的的损失是由数个原因相续发生所致，但最初原因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由于新的干预因素的介入而中断。如果新介入因素打断了前因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成为损失发生的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那么最初原因就被新干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这一新的干预因素取而代之成了近因，显然此种情形是不适用“链条原理”的,在此情形下,如果新介入因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反之保险人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此类上述数个致损原因相继发生情形下，如何确立近因这一问题，英国保险学家做出精辟论述：第一种方法是从事件链上第一件事件开始，按逻辑推理，如果最初事件导致了第二事件，第二事件又导致第三事件……如此类推，直到导致最终事件，那么最初事件就是最后事件的近因。如果在整个过程的某一阶段，链上的两个环节间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么事件链就会中断，若中断出现，则其他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第二种方法是从损失开始，逆着事件的方向，自后往前推，直至追溯到最初事件,若事件链不中断，则最初事件为近因;若逆推中出现中断，则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

三、我国近因原则缺陷及立法展望

近因判定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究竟哪一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决定了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是否能得到赔偿，这无论对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都至关重要，但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均未从立法上对近因做出明文规定，自1995年6月30日我国第一部《保险法》初次颁布实施到2002年10月28日重新修正并审定通过，对于在国际保险理赔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近因原则均未论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都规定对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但未对近因做出规定，例如《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十日内，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显然我国保险法是以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责任来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凡是保险事故属于保险人责任的，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对一果一因的判定可能较为简单。而对一果多因的情形下，按照上述条款，凡是致损原因中有一个是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对该承保风险到底是近因还是远因这一关键问题却不加追究。这导致了保险赔案判决不统一，造成了一定司法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法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的公正性。

近因原则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呼吁我国保险法立法应尽快对近因原则明确规定，并借鉴国际上公认的典型判例，使保险赔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法律的高度统一认识，统一判案，这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急待解决的。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年

[2]朱新才，保险近因原则初探，中国保险报，2005年07月13日

近因原则范文篇5

关键词：近因；近因原则；承保风险；保险责任；因果关系链；保险立法

一、近因与近因原则

近因原则是一项基本保险原则，该原则是为了明确承保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保险责任而专门设立的一项基本原则。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以近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对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对不属于承保风险的近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可见近因原则意义重大，它将决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近因是指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失起决定作用的，有支配力的、最有效的或是直接促成后果的原因，而不是指从表面上看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离损失最近的原因。近因一语取自法律名词“CauseProximaetNonRemotaSpectatur”，其意为“应究审近因而非远因”即只看近因而不看远因，对于不是近因或者不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远因。那么如何区分近因与远因呢？真正的近因是指效果上的接近，是导致保险标的损失的真正有效原因，早在1907年，英国法庭对近因所下的定义是“近因是引起一连串事件，并由此导致案件结果的能动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近因是一种原因，近因原则是一种准则，而根据近因的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哪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的准则就是近因原则，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近因原则的主要目标就是:在保险实践中，保险标的的致损原因往往一果多因、十分复杂，如何从多个原因中找出一个真正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决定性原因，从而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近因原则最早产生于保险业较为发达的英国，英国早在《1906年海上保险法》就以成文法形式明文确立了近因原则，该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确立后，被多数国家所采用，近一个世纪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这一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标的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合理性，近因原则成为保险原则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根据近因原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保险事故属于承保风险；二是该承保风险是导致损失的近因。对保险人来说，他只负责赔偿承保风险作为近因所造成的损失，对于承保风险为远因所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避免了保单项下的不合理索赔；对被保险人来说，他可防止保险人以损失原因是远因为借口，解除保单项下责任，不承担承保风险所造成的损失。

二、近因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目前我国立法上没有对近因原则做出规定，在保险实践中使各方当事人在处理相关事件中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开展和保险赔案的处理，但总的来说我国法律是承认和接受上述近因原则的，对涉及到保险事故的理赔均采用上述近因原则处理。

根据多年保险实践经典案例，可归纳出具体运用近因原则有如下几种情形：

一是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原因就是近因，只需要判断该单一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责任较容易确定。

二是多种原因同时发生造成保险标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区分各原因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根据近因原则，在多个致损原因中找出对于损失发生具有决定性的、支配性和最有效的原因——近因，如果这个近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就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如果这个近因不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三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前因与后果间有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未中断。在这种情形下，保险标的的损失是由若干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连续事故所致，即数个原因随最初引发原因不可避免地连续发生，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直接作用的结果，或后一项原因是前一项原因的自然延伸，且各原因之间的因果关系没有中断过。据此，可以确定最初原因即为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原因——近因。无论后来发生的若干原因是否属于承保风险，而决定保险人的承保责任仅取决于这个最初发生的原因——近因。如果最初原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反之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形可归纳为典型的“链条原理”，该原理认为：从事故发生到结果，其中各种原因如同一节节的链环，如果这些链环环环相扣，联系紧密的话，则这链条顶环就是导致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四是数个原因连续发生，但因果关系链中断。在这种情形下，标的的损失是由数个原因相续发生所致，但最初原因与损失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由于新的干预因素的介入而中断。如果新介入因素打断了前因和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成为损失发生的决定性的、支配性的因素，那么最初原因就被新干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这一新的干预因素取而代之成了近因，显然此种情形是不适用“链条原理”的,在此情形下,如果新介入因素属于承保风险则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反之保险人就不承担保险责任。对此类上述数个致损原因相继发生情形下，如何确立近因这一问题，英国保险学家做出精辟论述：第一种方法是从事件链上第一件事件开始，按逻辑推理，如果最初事件导致了第二事件，第二事件又导致第三事件……如此类推，直到导致最终事件，那么最初事件就是最后事件的近因。如果在整个过程的某一阶段，链上的两个环节间没有明显的联系，那么事件链就会中断，若中断出现，则其他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第二种方法是从损失开始，逆着事件的方向，自后往前推，直至追溯到最初事件,若事件链不中断，则最初事件为近因;若逆推中出现中断，则新介入因素为致损近因。

三、我国近因原则缺陷及立法展望

近因判定的重要性非同一般，究竟哪一个是近因，哪个是远因，决定了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是否能得到赔偿，这无论对被保险人还是保险人都至关重要，但我国《保险法》、《海商法》均未从立法上对近因做出明文规定，自1995年6月30日我国第一部《保险法》初次颁布实施到2002年10月28日重新修正并审定通过，对于在国际保险理赔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近因原则均未论及，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大缺陷。

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都规定对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义务，但未对近因做出规定，例如《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十日内，履行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显然我国保险法是以保险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人责任来确定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的，凡是保险事故属于保险人责任的，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这对一果一因的判定可能较为简单。而对一果多因的情形下，按照上述条款，凡是致损原因中有一个是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对该承保风险到底是近因还是远因这一关键问题却不加追究。这导致了保险赔案判决不统一，造成了一定司法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法的严肃性和司法判决的公正性。

近因原则的缺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呼吁我国保险法立法应尽快对近因原则明确规定，并借鉴国际上公认的典型判例，使保险赔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法律的高度统一认识，统一判案，这将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急待解决的。

参考文献：

近因原则范文篇6

关键词：异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责任

笔者针对一起财产险的案例，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玉，与业内人士商榷。

一、案情简介

A企业于2007年5月1日向某保险公司对固定资产(厂房、设备)、存货(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受益人为A企业，期限为2007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08年4月30日24时止。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2008年3月21日下午，一场大雨倾盆而降，并刮起7级大风。大风吹坏A企业多个仓库屋顶，雨水进入仓库，造成仓库内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被水损。出险后，由于在保险期限内，A企业认为仓库及存货发生保险事故，尤其是仓库存货损失60余万元，因此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并核实有关损失，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A企业12万元的损失，其中房屋维修费用2万元，存货损失10万元。

二、本案的异议

保险公司在处理本案过程中，经查阅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当时的风力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17米，风力7级；气象部门的雨量传感器显示数据为8毫米。在理赔过程中就如何赔偿发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事发当日风力7级，已达到暴风标准。本案中，A企业仓库屋顶受损是暴风造成的，仓库内的存货受损是暴风和雨水共同作用造成的，根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暴风是保险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给予赔偿，而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理由是：暴风已达到自然灾害等级；雨量并未达到，属正常自然现象。保险单只保自然灾害，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应予赔偿。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

三、本案剖析

本案案情极其简单，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近因原则。要想正确分析本案，需要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所谓近因，并非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即在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在实务中，近因原则在保险实践活动中运用得相当广泛，但对近因的判断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导致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风险，也可能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如果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则无须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具体而言：

1.几种原因同时作用，即并列发生。两个以上风险原因连续发生造成损害，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以前因为近因。在此，前因与后因之间，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后因不决定损失的发生，只决定程度轻重、损失大小，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风险，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前因不是承保风险，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如果后因也是承保风险，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

2.几种原因间断发生。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此之前的原因就被新介入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不被考虑，远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并不重要，同时如果没有远因是否会发生损失也不重要。损失的近因归就于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的新介入的原因。此时，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或者说，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前因仍为近因。

3.几种原因并存发生。所谓并存，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多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在时间上，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但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在此情形下，近因是效果上最接近于损失，而不是时间上最接近于损失的原因。关键是要考查，后因与前因之间，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如果不是，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也仍成立并存关系，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独立开来，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分析近因及其保险责任的方法，即：如果同时发生的诸多原因有的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则属于保险责任，有的原因仅仅是增加了损失的程度或者扩大了损失的范围，则此种原因不能构成近因，不属于保险责任。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保险公司只承担赔偿近因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或延伸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不好将原因加以区分，则要考察多个原因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以其有无中间环节和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远近为判断标准。

四、本案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多个原因致损的保险责任分析，笔者认为，本案属于上述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本案仓库屋顶损坏的近因是暴风，而货物损失发生的近因是雨水进入仓库。仓库屋顶损坏是暴风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也就是说，“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使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但这一原因并不现实性地、决定性地和有效性地使货物损坏，而雨水进入仓库是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的必然结果，是支配性的有效原因，保险公司不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这个结论在情理上也许被保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保险近因原则的分析上，不能认定暴风为货物损失的近因。笔者建议，对本案的处理，既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情况，最好还是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与被保险人协商解决，对损失按比例分摊为宜。公务员之家

五、结语

对近因原则分析，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我们应该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近因原则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近因原则；近因标准；海上保险法；应用；立法

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理论所提出的保险标准问题，长期以来观点纷呈，有相当因果关系说、最后条件说、最有力条件说、近因说等，据此得出的因果关系结论各不相同，赔偿与否以及赔偿数额的大小差别迥然，这就要求各国保险立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借鉴和吸收《英国海上保险法》规定的近因原则，几乎成为各国海上保险立法的共同做法。本文旨在探讨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立法中的应用问题。

一、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意义

(一)近因原则的含义

所谓近因(proximatecause)，并非指时间或空间上与损失最接近的原因，而是指造成损失的最直接、最有效、起主导性作用的原因。换言之，近因就是在效果上对损失作用最直接、最有力的独立证据。按照近因标准去判定数个原因中孰为近因的准则，即是近因原则。虽然实践中近因标准涉及的因素很多，无形中给法律应用出了难题，但只要遵循“依近因原则确定近因，近因为近因原则提供标准”这一规律，问题最终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事实上，在数个导致损失的原因中，只有选择最有作用、最有效果的原因作为近因，才是明智之举，这也是由保险这种射幸合同特有的原因力决定的。从原则规定的理论来源到具体案件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到，我们只有根据保险实际加以推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准确定位近因，从而廓清保险案件中的“迷雾”，为正确适用相关法律创造条件。

依近因原则确定近因，对于海上保险法律实践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海上保险法律实践中，近因原则可以用来分析各种海损原因，最终找出近因，以利于解决海上保险案件的责任和赔付问题。事实上，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因其发生的偶然性和悬殊的对价性特征，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常常取决于不确定的海损事件的发生。换言之，在海上保险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所取得的保险金远远大于其所缴纳的保险费。为维系海上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做到既不滥赔，也不惜赔，海上保险立法必须确立平衡协调的公平归责原则，这一原则就是近因原则。

(二)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意义

近因原则有着其他原则所不具有的优势。近因原则的应用使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判断行为与损失之间关系的标准上基本达成平衡，克服了“条件说”与“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弊端，并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通过近因原则在海上保险法中的应用，保险人可以避免承担过滥的保险责任，被保险人也不致无从索赔。在平衡机理的作用下，海上保险赔偿才有可能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因此，在海上保险理赔中，近因原则才能被普遍采用。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可能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只能是一定范围内的原因危险，即承保风险造成的承保损失。这一原则已被英美法系的法官和学者渐次引申到整个保险法乃至侵权行为法领域。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保险立法大都将近因原则确定下来，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虽然我国现行《保险法》和《海商法》尚未规定近因原则，但在目前海上保险的法律实践中，即在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处理国内保险特别是海上保险的具体事务中，普遍适用这一原则已成定势。之所以会这样，当然是其意义使然。

二、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

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艰巨性，体现在近因标准的因素较为复杂，包括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同时，“除外条款不在近因之列”也在观察近因原则应用艰巨性的视野之内。

(一)被保风险和损害须实际发生

为了准确查找损害事实与被保风险之间的近因关系，首先必须判定被保风险是否确实已经发生以及损害是否造成既定事实。由于害怕捕获而放弃航程的损失并非捕获损失；同样，为躲避海上风暴而提前卸货的损失也不是风暴引起的损失。捕获或风暴必须实际发生，才能引起捕获损失或风暴损失，也才有赔付这种损失的先决条件或正当理由。为了根据保险单取得索赔权利，被保风险必须直接作用于保险标的，换言之，货物必须实际受损而不是怀疑受损。就连货物标签损失，亦有合理限制。保险单上有一标签条款规定：“在被保风险引起标签损失的情况下，如果损失已达到保险条款规定的数额，则损失仅限于足以支付重新整理、买新标签、重新标签货物的费用”。这种规定非常必要而且及时。

(二)保险标的损失须为防止事态发展所致

因为损失的近因是被保风险，所以，为防止事态发展而致保险标的损失属于承保范围。在Syming．toov．UnionInsuranceofCanton案中，软木树皮投保火灾险，火灾离树皮较远处发生，为防止火灾蔓延，地方当局命令将一些软木树皮投入海中。法院认为，软木树皮损失属于火灾承保范围，因为用水救火和毁灭财产防止火灾蔓延的近因均是火灾。害怕危险发生，与危险已发生并以十分必要的行动去改变已发生的危险是截然不同的。因后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

(三)须是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

加速损失发生的事件与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也是有区别的，后者才是近因。如果货物因政府命令而被扣留，导致最后捕获，损失的近因是捕获，而不是扣留。如果空袭促使盗窃发生，则货物损失的近因是盗窃而不是空袭。因火灾而导致抢劫行为的发生，玻璃因此被打破，那么损失的近因是不法行为而非火灾。因战争政府命令实施灯火管制以防空袭，一艘轮船关灯行驶导致与另一艘轮船碰撞，损失的近因就是碰撞，而不是空袭。可见，引起损失发生的事件须直接而有力，而且具有自洽性。

(四)新原因的判断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

新原因的介入未必是近因。在大部分案件中，新原因即最后介入的原因常被视为损失的近因。但是，最后原因并非先前原因的必然结果。如在可能涉及触礁、船长走私、遇到恶劣天气等偶然因素时，人们自然会想到，新原因的介入必将重组因果关系链，从而可能阻止最初原因成为近因。虽然有些情形会是这样，但并非全然如此。新介入的原因只有在效果上成为最主要时，才成为近因。如何判断新介入的原因在效果上更显著，首先要运用上述三点去判断，此外还必须运用一般社会观念加以分析。比如，当损失是由被保险人恶意引起时，如船东私谋弃船，则损失近因是有意行为即私谋，而不是该行为的必然结果即弃船。

值得说明，新介入行为或事件必须是意外的，而不是遵守政府命令的结果。一艘油轮受损后，为了防止和减轻海上或港口污染，当地政府可能会命令船舶移走。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确定船舶损失近因的困难，保险人通常在保险单上附加一项条款，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或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尽到谨慎，本保险单将承保直接由被保风险造成的船舶损失和由政府采取行动所造成的船舶损失。

(五)除外条款

近因原则的适用应当受到除外条款的限制。如果除外条款规定，损害结果除外不保，此时因原则将不适用。另一方面，保险人并不仅仅因为除外不保的事实发生或除外不保的危险是损害事实的原因而受到保护。除外不保条款只有在除外不保风险是损害事件链的无效部分时才能发挥作用。近因原则也不适用于包含有“什么结果”及“由什么引起”的除外条款。在早期英美法系的判例中，法官把近因原则适用于“敌对或战争行动引起的结果”。这样的表述，没有把海上保险单上除外条款(比如捕获除外不保条款)出现的这些表述和战争险条款的表述区别开来。但当今的判例认为，船舶仅仅从事战争行动并不意味着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战争行动的结果。

如在Pinkv．Fleming案1)[1890]25Q．B．D．396中，桔子和柠檬虽保了险，但不保部分损失，除非这种损失是“船舶碰撞的结果”。船舶在航行中发生碰撞，不得不进港修理。为了修理，就需把水果暂时卸到驳船上，并进行回装。当船舶到达目的港后，发现水果损失严重，部分由于装卸过驳时所致，部分因为航程耽搁引起。问题是水果所受损失是否是保险单所指的“碰撞”的结果。法官认为，“损失的近因不是碰撞或任何其他海上风险，它是因为货物易腐的特点，由装卸处理及腐烂共同造成的”。

因此，这种损失不能求偿。因此，《英国海上保险法》认为，在船、货保险中的耽搁可以成为损失近因的除外条款，即使这种耽搁由被保风险引起也不能例外。

三、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

(一)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是明确立法

笔者认为，近因原则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的首善之举是明确立法，把近因原则及其适用规定在我国海上保险法中。

众所周知，《英国海上保险法》确立的近因原则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同时还应当看到，近因原则为许多国家海上保险法所采用，已成为保险理赔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海上保险立法出发，抑或是与国际航运与保险实践相接轨的角度考虑，我国都应当在相关立法中确认近因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近因原则“决定性”、“有效性”的含义解释有过于模糊、缺乏可操作性之嫌，有待于司法实践以判例的形式予以个案化和具体化。眼下需引起高度重视的是，保险立法包括《保险法》、《海上保险法》和《海商法》应将近因原则尽快人法。

近因原则是英美各国海上保险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在保险赔付中的作用非常大。《英国海上保险法》第55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所承保风险为近因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对承保风险非近因所造成的损失概不负责。”该近因原则用语明确肯定，我国在进行保险立法时完全可以以为参考。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判例足以证明采用近因原则判定承保风险与保险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科学合理的。我国应当学习他国先进的立法经验，在我国《海商法》等海上保险立法乃至其他保险立法中规定近因原则及其适用的条款。

(二)我国海上保险法中应用近因原则的例证

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4月28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在该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既然赋予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协商的机会，那么，协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就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除非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与保险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此种观点没有也不应被接受。虽然《海商法》规定，在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后，保险人可以选择解除合同或者要求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但根据保证必须严格遵守、违反保证之日起保险人解除保险赔偿责任的性质考虑，在协商期间发生保险事故的，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与保证条款的重要性相悖。因为从被保险人违反保证条款之日，保险合同的基础已经动摇，除非保险人主动放弃解除合同的权利，合同的效力应处于待定状态。因此，在司法解释中就应明确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保证条款通知后，就修改承保条件、增加保险费等事项与被保险人协商未能达成一致时，保险合同于违反保证条款之日解除。如此规定，可以避免被保险人滥用协商的权利，也与保证条款的重要性相符。

在海上保险实务中，关于保险责任问题出现争议较多的是保险合同中保险人除外责任条款的效力问题。《海商法》规定了保险人的责任，其中并没有涉及保险人的除外责任条款。但在海上保险实务中，无论是船舶保险还是货物保险的标准格式中，都有“除外责任”的规定。如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中就规定了对于被保险人故意行为或者过失造成的损失、因发货人的责任引起的损失等，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保险法》第18条规定：“对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依照法律适用的原则，《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对除外责任明确说明的义务应当适用于海上保险。实务中对于“明确说明”的理解争议很大。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往往拿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予以抗辩，而被保险人则声称不了解该免责条款。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出现不一致的认定，并出现只要双方当事人出现争议，一律以《保险法》第31条的规定，做出不利于保险人的判决的情形。笔者认为，在海上保险法中，免除责任条款应当区别于一般条款，保险人应当特别提示被保险人注意。为避免实务中在举证问题上发生困难，要求保险人提示被保险人特别注意免责条款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是解决问题的良方。但考虑到此问题的理解不仅限于海上保险，一般财产保险甚至人寿保险中均存在此问题，故在该司法解释中不宜作出单独的规定。只有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才能充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也避免适用原则不当。

近因原则范文篇8

关键词:异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责任

笔者针对一起财产险的案例,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进行剖析,以期抛砖引玉,与业内人士商榷。

一、案情简介

A企业于2007年5月1日向某保险公司对固定资产(厂房、设备)、存货(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投保了财产综合险,受益人为A企业,期限为2007年4月29日零时起至2008年4月30日24时止。保险公司出具了保单。

2008年3月21日下午,一场大雨倾盆而降,并刮起7级大风。大风吹坏A企业多个仓库屋顶,雨水进入仓库,造成仓库内产成品、半成品、原材料被水损。

出险后,由于在保险期限内,A企业认为仓库及存货发生保险事故,尤其是仓库存货损失60余万元,因此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查勘人员及时进行了现场查勘,并核实有关损失,最后确定本次事故造成A企业12万元的损失,其中房屋维修费用2万元,存货损失10万元。

二、本案的异议

保险公司在处理本案过程中,经查阅当地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事故发生当时的风力最大瞬间风速为每秒17米,风力7级;气象部门的雨量传感器显示数据为8毫米。在理赔过程中就如何赔偿发生了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给予赔偿。赔偿的理由是:事发当日风力7级,已达到暴风标准。本案中,A企业仓库屋顶受损是暴风造成的,仓库内的存货受损是暴风和雨水共同作用造成的,根据保险近因原则,保险人负责赔偿承保的风险为近因所引起的损失。本案中暴风是保险承保的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A企业12万元的损失。

第二种意见认为,本案保险公司应该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给予赔偿,而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理由是:暴风已达到自然灾害等级;雨量并未达到,属正常自然现象。保险单只保自然灾害,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屋顶损坏的损失应予赔偿。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所以保险公司对仓库内的存货损失应拒绝赔偿。

三、本案剖析

本案案情极其简单,两种不同意见的分歧点也十分浅显明了,但是本案道出了保险合同极其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即近因原则。要想正确分析本案,需要对近因原则及其保险责任的全面理解和把握。

所谓近因,并非指在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即在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在实务中,近因原则在保险实践活动中运用得相当广泛,但对近因的判断有比较大的难度。因为,导致损失的原因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多个的;既可能是承保风险,也可能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产生损失的原因是单一原因造成损失时,此致损原因即为近因,保险人的责任较易确定。如果该原因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必须予以赔偿,如果是除外风险或者是保险单中未提及的风险,则无须赔偿。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则要考察其内部逻辑关系,具体而言:

1.几种原因同时作用,即并列发生。两个以上风险原因连续发生造成损害,若后因是前因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或合理的延续时,以前因为近因。在此,前因与后因之间,自身存在着因果关系,后因不过是前因作用于保险标的上因果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或者说,后因不决定损失的发生,只决定程度轻重、损失大小,前因才是近因。如果前因是承保风险,而后因不论其是否是承保风险,保险人均要承担责任;反之,如果前因不是承保风险,保险人也不必负责。当然,如果后因也是承保风险,此时后因与损害结果之间成立独立的因果关系,保险人依该独立关系承担保险责任。

2.几种原因间断发生。多种原因危险先后发生,但后一原因介入并打断了原有的某一事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并对损害结果独立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此之前的原因就被新介入的原因所取代,变成远因而不被考虑,远因是否为承保风险并不重要,同时如果没有远因是否会发生损失也不重要。损失的近因归就于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有效性的新介入的原因。此时,前因与后因之间本身没有继起的因果关系,后因不是前因的直接、必然的发展,而前因也失去了对损害结果原本可能有的支配和作用力。需要指出的是,这里,介入原因“独立地”对损害结果产生作用,或者说,介入原因是损害结果的“独立原因”,并不排除现实生活中,更多地是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关键在于,后因是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结果的充分条件,而前因除了使保险标的处于非正常境地外,本身不是损害结果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当然,也有可能是,后因虽然作用于保险标的,但并未导致损害结果,则其没有打断前因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前因仍为近因。

3.几种原因并存发生。所谓并存,是指在造成损失的整个过程中,多个原因同时存在,相互之间没有前后继起关系。注意,“并存”并不意味着是“同时发生”,在时间上,多个原因可能有先有后,但在作用于保险标的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时点上是“同时存在”,在此情形下,近因是效果上最接近于损失,而不是时间上最接近于损失的原因。关键是要考查,后因与前因之间,本身是否有因果关系,即后因是否是前因引起和发动的,如果不是,即使后因落后于前因,也仍成立并存关系,这是此种类型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质的规定性。同时要注意,在作用力或叫原因力上,各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产生不一定都要构成充分条件,独立开来,可能任何一个原因凭单个都无法导致损害结果,但这不影响其成立近因。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在多个原因情况下分析近因及其保险责任的方法,即:如果同时发生的诸多原因有的对损失的发生具有现实性、决定性和有效性的原因,则属于保险责任,有的原因仅仅是增加了损失的程度或者扩大了损失的范围,则此种原因不能构成近因,不属于保险责任。如果它们各自所造成的损失能够区分,保险公司只承担赔偿近因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或延伸所导致的损失。如果不好将原因加以区分,则要考察多个原因之间的内部逻辑关系,以其有无中间环节和原因与结果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距离远近为判断标准。

四、本案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多个原因致损的保险责任分析,笔者认为,本案属于上述前因先使保险标的陷入一种非正常的境地,而由后因介入发挥作用的情形。本案仓库屋顶损坏的近因是暴风,而货物损失发生的近因是雨水进入仓库。仓库屋顶损坏是暴风直接、必然的发展结果;仓库屋顶损坏与雨水进入仓库互有因果关系,雨水进入仓库是仓库屋顶受损造成的;但如果没有下雨,也谈不上雨水进入仓库。“屋漏”和“下雨”,两者缺一不可。正所谓“屋漏偏逢下雨”。但是,“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一下子还到不了货损,中间有一个雨水进入仓库的环节。“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造成雨水进入仓库;雨水进入仓库,再造成货物损失,雨水进入仓库是近因。也就是说,“屋漏”和“下雨”共同作用,使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但这一原因并不现实性地、决定性地和有效性地使货物损坏,而雨水进入仓库是货物处于非正常境地时导致损害的必然结果,是支配性的有效原因,保险公司不应当对货物损失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公务员之家

这个结论在情理上也许被保险人难以接受。但是从保险近因原则的分析上,不能认定暴风为货物损失的近因。笔者建议,对本案的处理,既要考虑到保险公司的经济利益,也要考虑到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情况,最好还是要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与被保险人协商解决,对损失按比例分摊为宜。

五、结语

对近因原则分析,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我们应该基于公正公平的原则,在客观科学的基础上探求事物之间本质的和内在的联系。

参考文献:

[1]周勇.新编保险学基础——案例分析[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3.

近因原则范文篇9

[关键词]英美法注意义务成立规则演进

引言

英美法传统观点将注意义务看成是“侵权法中的圣牛”。它是过失侵权构成的核心要素，它对侵权的重要性决不亚于约因学说在合同法上的重要性。[1]但英美法上如何判断注意义务的成立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关系概念改变，义务也随之变化，法律的前线也处于变动之中。”[2]英国法通常在案件中讨论“原告类型”、“损害种类”和“侵害方式”等，以便决定在特定情形下，是否有注意义务。但上述检验还是粗线条的，实践中关于分析它的方法论思考得太少了。美国法的情形大体相同，注意义务一般来说仅发生在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某种关系之中。但关于侵权法上的相对关系的具体组织和内容要求这一真正重要的问题本身，也还没有得到解答。

英美法上对注意义务成立规则的探索源远流长，自从Donoghue一案中确立观念义务成立的邻人规则以来，共有六种不同的成立公式。前四种公式依次为纯粹可预见性规则、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可解释为包含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最后是两级检验法：附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基础。这四种规则同时或至少具备可预见性，并以此作为注意义务的基础。最新的两个判断标准是两部分检验法（可预见性和近因性），和三部检验法（可预见性，近因性，和公平、公正、合理性）。它们都具有近因性因素，并明显具有多元化判断的倾向。以下笔者以历史发展进程和重要案例为经纬，粗略勾勒注意义务成立规则演进之历程。

一、可预见性为基础的阶段

（一）纯粹的可预见性

阿特金（Atkin）在Donoghue一案中总结出一般性的概念作为义务存在的基础，即原告与被告之间是邻居：“你必需采取合理的注意义务，以避免你的作为或不作为伤害你可以合理地预见的你的邻人”。[3]此后要做的就是与此相符，即判断被告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在具体情况下是否能冷静地预见到原告的损害，理论上概括为合理预见性。此处的合理可预见性不是指数学上的损害可能性。人的行为不可能同机器一样有规律，因此预见可能性不可能从数量上进行判断。可预见性也不是主观的，它不是依据特定人的观点——特别是被告的观点而成立。预见性是一个客观合理的可预见性，它是指从知识和普遍经验来看，一个客观理性之人处于被告的位置，可以预见到的损害可能性或机率，若从该人的角度来看是有希望的、可能的或者可预见的，则负有注意义务。

合理预见性的内容广泛而灵活，迅速成为判断义务的一个决定性要素。阿特金法官的判决被认为是一个法律原则，一个普遍真理，在具体案件只要通过简单推理就能得出结论，在实践中获得了大量判决的支持。

但对合理预见性的批判日益增多，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预见性标准在模棱两可的情形下是不能胜任其使命的，且对于现代一些特殊情形而言，这个标准无疑过于宽泛了。因为即使原告是可以预见的，还可能存在限制被告责任的政策因素。但恰恰在需要对责任加以限制时，可预见性却无能为力。为了限制或者排除不适当的责任，有时候不得不人为地将原告排除在可预见性之外。但这样一来，法院在疑难案件中的判决就成为了一种强制性结论，在逻辑上不能一以贯之。它只带来了混乱，因为法官的注意力被从应该考虑的事情上面移转开了。林登（Linden）因此对可预见性提出挑战：“打倒可预见性！”[4]二是合理可预见性可谓一个内容空洞表达。它是一个“折叠式的概念，可以依据具体情况扩展或收缩。”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加害人在特定情形下能预见什么，就变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三是McLaren阐发的另一个弱点：“利用该原则的主要困难在于，它容易遮盖法院判决赔偿责任的真正原因，并且不能解释在某些案件中存在可预见的伤害或者损害，但却没有注意义务”。[5]反对预见性的人指责法院总是利用可预见性这张“幌子”来为自己想达成的结果做佐证，或将其作为一个“方便的烟雾弹”来隐藏判决背后的实际原因，这样使得通过肯定新的义务情形来保护合法权益的过程既不公开，也不透明。

（二）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

将义务及其可预见性基础解释为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为丹宁首倡并终生坚守。[6]公共政策内容广泛涉及有关共同体道德、社会、经济、管理和政治等方面的利益，以及法律之外的所有其它考虑，这其中包括涉案当事人的利益和法院本身的利益。对于丹宁而言，义务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共政策问题，这一概念的目的在于限定责任的范围，它起着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范围的功能。侵权法也因此超越了对原告、事件和损害的三重“可预见性”检验。基于公共政策原因，若使被告负担责任是合理的，则法院会创设这样一个义务，反之则否。

在英国上诉法院的DorsetYachtCo.Ltd.，v.HomeOffice一案中，丹宁强调：“我认为，义务说到底是一个我们法官必须解决的公共政策问题。说有义务，或者无义务仅仅是一个限制过失侵权责任范围的简单解决方案。”将公共政策作为义务基础的经典说明是上议院在Rondelv.Worsley一案中做出的。该案中上议院肯定了这样一个古老的原则，即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对于客户没有注意义务。无可争议的是，诉讼律师的过失行为会毁了客户的诉讼是可预见的。对该律师的豁免是基于公共政策的考虑，而非基于对损害的可预见性。诉讼律师对当事人具有高度的注意义务，但司法裁判必须超越当事人之间的直接利益。因为作为一种公共利益问题，诉讼程序不能无休止进行下去，而必须适时终止。因此公共政策要求排除辩护律师的责任，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必须牺牲客户的利益。

将公共政策作为注意义务判断的唯一标准也激起了学者的反对。其理由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将公共政策作为注意义务存在的唯一基础，法官将不受限制地在范围广泛的公共政策中自由选择，法官与法官的公共政策认知结构相差可能非常大，这样会加剧司法判决的不稳定性。二是有更多的学者担心，法院直接适用公共政策会篡夺议会在决定公共政策上的权力。从广义上讲，对公众利益的判断应由选举产生的代表来决定，而不能由职业法律家来认定。

显然，案件不能排除任何利益和社区环境而在真空中判决，也没有任何重要的法律原则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包含公共政策要素。但若走到另一个极端，即过度适用公共政策也是不值得提倡的。因为仅以公共政策判案难以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并导致“司法性立法”（judiciallegislation）之泛滥。在许多法律待决的领域必须考虑某些公共政策，即那些与案件类型有本质和直接联系的清晰、适度和显著的公共政策。注意义务可以说是建立在预见性和公共政策的基础之上，这样使得注意义务概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

（三）包含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复合检验法

在这一阶段，注意义务的成立以满足可预见性为要件，但可预见性本身被解释为包含若干公共政策因素。这一检验方法在Donoghue案件后曾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当注意义务成立存在争议时，可预见性被作为判断的标准，没有指明的是，这种可预见性中包含公共政策的因素。少数法官大胆的将可预见性仅理解为公共政策（如丹宁），但多数法官认为，注意义务的基础在于明示的单纯可预见性和默示的公共政策。此时可预见性也具备了两重意义：一是阿特金法官所指的原始的可预见性；二是公共政策上意义上的可预见性。法院在早期的精神惊吓类型案件的判决中表明，法院已经采纳该种注意义务和可预见性理论，该处的可预见性包括了公共政策。

问题在于，包含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规则容易引起混乱。政策在可预见性形成中起了多大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事实上，公共政策可能起到了主要作用，但这一点是秘而不宣的。假设没有太多的新的义务情形出现，这一缺陷也是可以忍受的。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奇异和新颖的诉求：以过失陈述为典型的不作为妨碍、不作为过失侵权和违反法定义务，还有无形损害（包括精神惊吓和纯粹经济上损害），用包含公共政策的可预见性理论来处理这些诉求非常困难，其结果难以令人满意。这样注意义务的基础就转向了第四个阶段。

（四）附公共政策条件的可预见性——两级检验法

两级检验法是维尔伯福斯（Wilberforce）提出的。依据该方法，公共政策是与可预见性平行的要件。此时的可预见性是指注意义务的一般性基础。公共政策同时也在注意义务成立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Annv.Merton案件中，维尔伯福斯法官认为，所谓的两级检验法，第一步是一个人必须探询，在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充足的近因或者相邻关系，以至于就被告的合理注意而言，其疏忽行为损害原告；诚如是，则构成了一个初步的注意义务。第二步有必要考虑此种情形下，有无否定、减低或限制这种义务的政策因素。两级检验法将过失侵权中义务情形划分为三种。第一类义务建立在阿特金法官单纯可预见性基础上，其为常规的物理损害情形，此时无需公共政策的参与；第二类是特定当事人、特定机制和特定种类的非常规损害，此时仅利用可预见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公共政策对责任加以限制。第三类为在可预见性已经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公共政策否定注意义务，进而否定义务情形之存在。此时原告虽然是可预见的，但公共政策需要否定注意义务的存在，并免除被告的民事责任。

两级检验法的优点在于，其在常规损害情形下可以通过单纯可预见性解决问题；在其并不擅长的非常规损害领域，又能借助公共政策限制过于宽泛的责任范围，堪称简单完美。[[7]]但多数学者对两级检验法评价不高，认为其不足之处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第一步的初步假定中注意义务之存在可不遵循先例，并以此为注意义务的一般性基础，违背了普通法的传统。普通法习惯通过个案类推的方式逐渐增加注意义务的类型，法院多采纳一种渐进方式对待新的案件，而不是承认一般的注意义务存在；且过于广泛的一般性注意义务，可能导致水门效应，有违司法政策。但两级检验法将阿特金法官的原始可预见性作为注意义务的一般性基础，脱离了普通法的传统，必然遭到普通法官的本能抵制。其二，第二步运用具体的免责事由对第一个假设予以排除，妨害了法官通过灵活模糊的语言掩盖其下的经济、社会政策之实质。其三，该方法混淆了不履行和不完全履行在结果上的差别。

二、多元化成立规则的新时期

（一）两部检验法

在YuenKun-Yeuv.Attorney-GeneralofHongKong一案中，凯思（Keith）拒绝了一般性的两级检验法。他认为，今后必须认识到Anns案中的两级检验法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注意义务之成立标准。凯思法官认为，阿特金法官的判决不仅强调了损害的可预见性，同时还突出了一种紧密而直接的近因性。特定被告是否对特定系争原告负有注意义务，且其因为违反上述义务而导致原告的损害，二者之间必须存在如阿特金所指意义上的近因关系，并将之作为注意义务发生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凯思采纳了“两部检验法”，即可预见性和近因性，旨在控制两级检验法中责任急速膨胀的趋势。这样，五十年后人们又在在阿特金的法官被反复引用的那段名言中发现了新要素，这也是在注意义务的成立中首次提出“近因性”这个概念。

什么是近因性呢？从语义学上来看，近因性是描述某种存在的关系。学者对两部检验法中的近因性有不同的理解：其一是将其与本义上的近因性等同。如肯特（Kidner）认为，两部法中的近因性是指能够引起注意义务的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关系。若近因性这样理解，则其与类似的词语，如nearness，link，closeness等就没有什么区别，不能用来作为注意义务成立的基础或者标准。其二，近因性大于可预见性。如高夫（Goff）认为，近因性从阿特金的本义上说能涵盖可预见性。他认为近因性是一张方便的标签，用以描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即被告可以合理预见其作为或者不作为将引起原告相应类型的损害。近因性构成了可预见性的基础，若近因性不能作为损害可预见性的基础来理解的话，它就失去了意义，不能作为责任成立的评判标准。但依据凯思法官的判断顺序，近因性置于可预见性之后；把比可预见性含义更为广泛的近因性放在可预见性之后判断，显然是多余的。其三，是一种假设理解，认为近因性既然置于预见性之后，从理论上讲应该能够起到限制其范围作用，因此要么为范围小于可预见性的一种特殊关系，要么等于公共政策。但即使是这样，也会带来特殊关系含义不明确，或者等同于前述两级检验法或者其它含有公共因素的判断标准。

由上可知，两部检验法中的近因性是一个“特尔菲城的神喻”（DelpficOracle），意义模糊不明确。但无可否认的是，近因性是与可预见性同质的东西，无论将其理解为可预见性、公共政策，还是比可预见性狭窄的东西，它都迎合了英美法上渐进式发展过失侵权的传统。

（二）注意义务成立上的三部曲

在CaparoIndustriesplcv.Dickman一案中，布瑞杰（Bridge）法官指出法院应更注重具体情况下注意义务的类型化。他指出：“除了损害的可预见性，在任何情况下之所以产生责任的必要因素是存在注意义务（对被告而言）和处于注意义务保护范围内（对原告而言）；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的基础关系法律称之为相邻性；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认为，为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课以另一方当事人一定范围内的注意义务是公平、公正、合理的。”Murphyv.BrentwoodDC一案遵循该种理解，采用“渐进式”的方法来判断注意义务是否存在，从而为两级检验法敲响了丧钟。注意义务成立上的三部曲通过上述两个案例正式登场，它将下列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合理预见性、近因性和公平、公正、合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要素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流动性，并不具有大陆法上概念的严谨性。

1、可预见性

可预见性指向“原告及其损害”。预见的损害，则是依据行为人行为前所获得的有效信息，“行为人如果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可能避免或者可能将损失降至最低的损害”。可预见性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概念，它可以依据环境、动机、历史数据和普通人的感觉等灵活把握，正因为如此，故其具有另外一个功能，即限制负有注意义务人以及因此而对其行为负责的人的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可预见性虽然为单纯的预见，不包涵公共政策因素，但它并不构成一般性的注意义务之基础。

2、近因性

近因性是指法律上的关系或者法律所认可的关系，是过失责任判断的核心。近因原则在产品责任和消费者保护领域尤为明显。它应该依据周围的环境、道德准则和裁判标准等确定。正如高夫法官所言，近因性就像是一张方便的标签，可以用来描述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如此，“近因性的要求，不管其所使用的语言是什么，总是不能精确地定义，因此法官也总是依据具体案件中的事实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表达，但其焦点还是在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一种直接和紧密的关系。为了确认近因关系，我认为可预见性具有重要功能：例如A的作为或不作为将损害B，法院一般不会认为AB之间缺乏足够的发生注意义务的近因性。”[[8]]

3、公平、公正与合理

公平、公正与合理是指法院在认定被告对原告负有注意义务时，应是公平、公正与合理的，这一要素通常与公共政策要素相关。但在多数情形下，政策只是一个看不见的要素存在于“公平、公正与合理”的判断之中。现在看来，它们更像是为政策考量准备的一把庇护伞。

三、结语

上述六种判断注意义务成立的方法中，现代英美侵权司法实践中多采取三部曲方法。虽然其仍然存在语言模糊、含义重叠等弊端，但从英美法的传统来看，这似乎也不能苛责。比较而言，三部曲在全面寻求行为自由和社会安全平衡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发展动态处理责任范围，不失为一种开放性的做法，值得我国司法实践借鉴。

参考文献:

[1][法]勒内·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P183.

[2]Prosser.Palsgraf[J].Mich.L.Rev.1953,52:13.

[3]Donoughuev.Steveson（1932）A.C.562,580.

[4]Linden.Downwithforeseeability[J].CanBarRev.1969,47:545~571.

[5]McLaren.Negligence[J].Sask.L.Rev.1967,1:52.

[6]EnderbyTownFootballClubLtdv.FootballAssociationLtd.〔1971〕1Ch.591,606,C.A.在此案中丹宁论述道：“我知道早在300年前HobartC.J.已经讲过‘公共政策是一匹野马’，其后不断得到印证。它是如此的桀骜不驯，以至于任何法官都不应该上马以免失控。我对此不敢苟同，只要马鞍坐着一位善主，野马也能被制服。它能跨越障碍，飞跃拟制的樊篱，来到正义的身旁…….”。

近因原则范文篇10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起诉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

用》2002年；

[2]李安云、姜德安：“这种财产保险合同的赔偿方法应无效”，《法律运用》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