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路范文10篇

进路范文篇1

税收司法,是指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人民法院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按照税法规定的程序,处理有关税收刑事诉讼与税收行政诉讼和税收民事诉讼的活动[1]｡税收司法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处理有关税收案件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解决税收利益纷争,给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个人(集体)提供最公正､权威的保障和救济｡现代性理论倡导“个人主义的中心地位”[2],它必然体现出对每一个平等的人的价值､权利和尊严的切实关怀｡只有赋关怀于具体可行的税收司法运作之中,纳税人才能对此获得真切的体认,并最终形成对税收司法公正的真诚信仰和对税收法治的尊崇｡

然而,我国税法司法化面临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1.税法司法审判不足,限制了司法权在税法领域作用的发挥｡因为我国的税收司法活动由公检法部门来完成,缺乏专业的税务司法法庭,办案效率低下;税务部门行政强制执行的时效性和公检法部门强制执行的准确性存在较大的反差:税务部门强制执行比较简便､灵活､迅速,时效性强;公检法部门由于缺乏专业性,其执法的准确性及时效性相对较差,很难保证税务部门申请的涉税事件得到迅速有效地处理｡

2.税法司法审查的范围偏小｡税法的侵权性使其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要求税款的征收要征得纳税人的同意,由此需要强调税收立法的高层次性,但是我国税收立法的行政化以及限制司法对行政立法行为的审查使司法对税收行政权的制约作用很难得到发挥｡

3.纳税人知情权的司法救济力度弱化｡司法设置了以公力为后盾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税收司法作为纳税人权利的最后救济手段发挥着终局的作用｡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纳税人处于弱势地位,征纳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事实和观念长期存在,使得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往往只停留在理论的理想化状态,这与法的现代性要求相去甚远,因为现代法是权利之法已经是现代各法治国家的共识｡但我国在义务本位至上的氛围中,只有强化纳税人权利的司法救济力度,才能达到契约精神要求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对等｡

税收法定主义要求税收司法机关在处理涉税争议时,改变传统税法中征税机关主观任性过大，纳税人权利无法保障的现实状况,主张强化纳税人权利,限制征税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相关争议只能以法律的相关规定和争议的事实情况为依据进行审判和裁决｡因此实现税收司法化也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税收司法也是税法运行的重要环节,其宗旨在于排除税收法律运行障碍,消除税收法律运行被阻碍或被切断的现象,从而保证税法的正常运行｡因此税收司法化是税法现代性问题缓解的突破口,只有实现了税法的司法化,税法的现代转型才能最终完成｡

二、税法司法化的现代性进路

中国法的现代性问题之所以非常严峻,就在于我们全盘接受了知识论的思想传统却从来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对知识论思想传统进行认真地反思｡正因为现代性的缺憾和不良后果,才需要不断地推进和完善现代性，尤其是需要通过“反思性”的现代性来解决现代性的忧患和危机[3]｡强调现代性概念是一个指称一种普适性的转换每一个体､民族､传统社会制度和理念形态之处身位置的现实性(社会化的和知识化的)力量,现代化所描述的科学技术､经济､法律､文化､生活方式等基本社会范畴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势必也是司法现代化置身其中的过程｡法制现代化所表达的法律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法律发展运动本身就必然地要求一个司法现代化进程的出现｡因此,在目前要缓解税法司法化的现实困境,具体可行的进路是:

1.设立税务法庭

“一个完全独立与高度受到尊重的司法权的存在，是英国各种制度充分发挥作用所必不可少的,为了这些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法院在历史上曾做过有力的贡献,”[4]说明了税务法院在税法司法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本土化和国情理论背景下,应当构建或完善我国的税务司法组织｡目前,我国法院受理的税务案件有两类,一类是税务行政案件由行政庭受理?鸦一类是涉税犯罪案件由刑庭受理｡但是税收司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点,因此只要具备了一批专业税收司法人员,利用现有的法院机构,可以为税收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管辖原则,应该在各地统一增设税务法庭｡有些学者主张设立税务法院,但是设立了税务法院,势必还要设立税务检察院,这样一来,全国将要新增许多机构,税务法院设计的可行性就值得重新考虑了｡因此,目前最可行的举措应当是在现有的各级法院中设置我国的税务法庭,专门审理涉税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借鉴国外,如美国与德国的成功经验,税务法庭法官的任职资格应具备法律､税收､审计､会计等相关素质;地域管辖方面,对于民事税务案件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在级别管辖方面,一般的税务案件均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重大税务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特别重大的税务案件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决定受理税务案件｡同时确保税务法庭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它对税务纠纷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使税务法庭真正成为税法司法化的平台之一｡

2.组建税务警察

税务警察机构是国外比较常见的一种税收司法保障机构,主要任务是负责维持税务治安秩序,调查一般违法案件,侦查涉税刑事案件,预防和制止危害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案件发生｡由于税务警察具有税收专业知识，将会大大降低办案成本､提高办案效率,从而也解决了当涉税违法案件“升格”为涉税犯罪案件时取证上重复劳动的问题｡因此为确保税务法庭的有效运作,在税务稽查的基础上应该组建税务警察｡

从我国依法治税的长远目标考虑,建立税务警察制度势在必行,然而是否一定要设立专门的税务警察机构值得研究｡学界有三个方案可供选择

(1)参照铁路警察的机构设置建立税务警察机构，实行公安部门和税务部门的双重领导｡(2)在公安部门内部设置税务警察部门(基层公安部门可考虑设置税警组),由具有税务专业知识的人员组成，负责涉税案件｡(3)如果国家准备设立“经济警”(负责经济方面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一个新警种),则可以考虑将税务警察的一些功能包括进去[5]｡此外,笔者认为只需要设立一套税务警察制度,无须按国､地税系统分别设立,以免浪费人力､物力,使税务警察为税务法庭保驾护航｡

进路范文篇2

【关键词】成本管理；方法；途径

医院成本管理是医院经营管理的重要部分，借鉴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认真开展医院的成本管理，对于提高医院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医院管理者不能停留在追求业务收入这个最初级的经营观点上，而要更加关注成本，使用科学的成本管理方法。

一、加强成本管理是现代医院经营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医疗机构进入市场程度的深化，市场经济规律对医院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长久存在于公立医院的支出大于收入，医院发展依赖政府扶持的局面，将随着生存危机压力的增大而日渐转变，介入市场，参与竞争已成为医院改革的必然方向。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主动迎接市场竞争的挑战，就要尽快转变观念，增强经营意识，通过加强成本管理，使有限的资金、资产、人才资源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二、医院成本管理的原则和内容

医院成本管理应遵循的原则：第一，符合医疗业务的特点和经济运行规律，保证医院系统的正常运行;第二，必须遵循现有的财会制度;第三，有利于医疗成本核算、医疗成本分析、医疗成本控制，提高整体经济管理水平。

医院成本管理最主要的内容是成本控制。它是根据一定时期预先建立的成本管理目标，由成本控制主体在医疗服务范围之内，于服务耗费发生之前和成本形成过程之中，对各种影响因素和条件采取主动及时地预防和调节，以保证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和合理成本补偿的一种管理行为。

三、医院成本管理的现状

当前国有医院成本管理的现状呈现几个显著特点：门诊、临床科室基本上是亏损的;医技科室多数是有盈利的，且成本收益率较高，有的达到50%，甚至更高，具有很强的盈利能力，但综合结果是，多数医院财务报表反映医疗经营是亏损的。医院的经营成果主要是药品经营成果，由于医疗经营成本高，多数医院处于亏损状态。

从医院成本构成来看，工资成本、折旧成本、药品成本几项之和占了医疗成本的70%～80%;消耗性成本如卫生材料、煤水电气、管理费用等占总成本的20%～30%。不同医院消耗性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差别较大。经营好的医院消耗性成本占百分比低，经营成果差的消耗性成本占百分比高，所以，只有通过降低消耗成本，才能提高医院自身的竞争力，才能为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服务场所，才能让患者满意。

四、医院成本管理的方法

医院成本管理理论是建立在企业产品成本理论基础之上的。医院成本管理旨在运用管理学原理和成本会计方法，制定标准成本，按标准成本控制成本消耗，限额开支费用，以实际成本和标准成本比较，衡量医院经济管理活动的成绩和效果，纠正不利差异，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之目的。

(一)制定目标成本

医院的产品，是为病人提供各种诊疗服务的结果，而非某个医疗服务的过程，不同的科室可能只是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就医院成本而言，是反映医院工作质量的综合指标，是指对整个诊疗服务过程的补偿程度，是由医疗服务过程中消耗的卫生材料、人员经费、科室费用等组成。所以，制定目标成本就要从总成本目标开始，逐级分解成基层的具体目标成本。成本目标可以按成本责任单位和成本内容、成本管理单位职能或医疗服务过程进行分解。

(二)成本差异和分析

分析成本差异，可以发现经营中的问题，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消除不良差异，实现对成本的有效控制。就医院产品而言，变动成本的高低取决于相应投入要素的用量和价格，因此，控制方面主要是降低采购和保管费用，以及控制不合理用量，减少浪费。固定成本费用可划分为与服务量有关和无关两种。与服务量有关的成本差异控制，主要是在保证医疗服务质量的前提下，控制效率差异。与服务量无关耗费差异是指固定成本的实际数与预算数之间的差额，与服务量无关的固定费用主要是控制费用开支和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设备使用能力，增加医疗服务总量，以降低单位费用成本。

(三)成本考核

对标准成本单元的投入和产出情况以及成本控制业绩，可通过医疗项目的收费价格和数量来衡量。对费用单元的审核，由于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不密切，且缺少度量其产出的标准，可考虑非传统的方法，如采用零基预算控制。成本考核要做好医院成本控制的反馈分析，即在事前计划和日常控制的基础上，定期总结经验与教训，为下期成本决策提供可靠信息。成本控制反馈分析的内容包括：编制成本报表、实施成本检查和进行成本分析。

成本管理结果考核也是成本活动分析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考核结果是分析经济活动的基础资料，同时又是落实兑现奖罚的重要依据，考核应以实现数据为依据，做到公开、公正。兑现奖罚应侧重人的主观努力程度，避免考核只注重经济效益和简单化，真正起到鼓励先进、带动后进的作用。

五、医院成本管理的途径

(一)降低人员费用、实现减员增效

人员费用成本在医院成本支出中约占20%以上，要降低成本，首先在人员费用上要严格控制，因此减少人力资源上的闲置和浪费是当务之急。

1.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减少冗员成本支出

应建立因事设岗、以岗定员、逐级聘用、优化组合、竞争上岗的人事制度，推行全员聘用制，实行减员增效，形成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

2.实施后勤服务社会化

对于医院后勤服务人员，人力资源闲置、浪费而且工作效率较低的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因此医院可实施后勤服务社会化，把许多可以也应该由社会承担的服务职能还给社会，减少医院在人员和管理上的支出，达到减员增效的目的。

(二)加强流动资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从当前医院管理情况看，加强流动资产管理的空间较大。流动资产高效、安全的周转对医院减少营运成本有着重要意义。

1.货币资金

医院要善于将货币资金投入成本效益较好的项目，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提高货币资金的使用率，从而加快医院发展步伐。

2.应收账款债权

医院的往来款项积压也是不容忽视的资金浪费，一方面占压资金影响资金周转;另一方面超过期限的债权将成为医院的成本费用。因此，及时清理往来款项也是加强医院成本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3.库存物资

医院的库存物资主要为药品、卫生材料、其他材料，这部分物资往往占用一定资金，并容易有浪费的现象发生，加强管理的空间较大，对其管理可通过以下方式。

(1)确定科学合理的物资储备定额

医院要考虑库存物资、药品材料、低值易耗品等的储备数量，善于运用现代物流配送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储备定额。凡是能够实现顺畅配送、保证医院需要的药品物资，医院尽可能不搞储备，以减少资金占用，降低经营成本。

(2)大力推行公开招标采购，降低采购成本

医院一切采购都应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切实保证采购物资发挥最大效益，并应公开招标，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杜绝购销中的不正之风。特别是降低药品及卫生材料的进价成本，减轻病员医药费用负担，从而降低医院运营成本，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加强库存物资的保管工作

首先，做好库存物资的核算工作，做到账物相符，防止漏洞;其次，做好保管保养工作，避免损坏、受潮、变质、变形等现象造成的浪费;再次，提高物资周转，特别是药品、卫生材料有效期的管理，实行先进先出，及时调整，防止由于报废而发生不必要的损失，从而降低医院运营成本。

(三)加强固定资产管理，降低资源耗费

加强单位固定资产的管理，确保固定资产的安全与完整，充分挖掘现有的固定资产的潜力，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节约资金支出。对其管理可通过以下方式。

1.建立严格的固定资产管理制度要充分发挥

固定资产在医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要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专人保管、建账立册，建立定期清查工作制度;管理好固定资产，避免资产流失和浪费。

2.做好大型投资的可行性研究，避免资源浪费

大型医疗设备的引进属于医院内部的长期投资，其特点是耗资多，变现能力差。避免未实行事先经过严格测算而盲目引进大型医疗设备，会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成本管理应从测算水平提高到成本预测、成本控制和成本评价水平，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资产重置、闲置现象的发生，杜绝资产的盲目购进、流失、积压，发挥其管理职能。

3.加强固定资产使用及保养维护工作，降低维修成本

在固定资产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大型仪器设备，维修费用较高，因此应实行定期保养制度，并对小故障及时维修，避免大故障发生，从而大大降低维修费用，这也是医院加强成本管理不容忽视的一方面。

4.建立固定资产报损、报废制度，防止固定资产流失，加强对固定资产的报损、报废管理工作，严格审批及清理工作。严格按国家规定程序审批，审查报废手续是否齐全，并验证账、卡、物，组织专人从技术上进行论证，对残值进行客观评估清理制度。如果忽视这部分工作，往往会造成资产流失。

(四)严格控制管理费用，减少不合理开支

管理费用中的公务费、交通工具消耗、业务招待费等均属于可控成本，管理空间较大，尽量减少不必要、不合理的开支，把对管理费用的控制落到实处，一方面是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另一方面是实行目标定额管理，把管理费用控制在最低水平。

(五)建立完整的成本核算体系，以保证成本核算的顺利进行

1.建立健全成本核算组织

医院成本核算是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医院各部门、各科室和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为保证成本核算工作的顺利进行，医院从上到下要建立一个有序的成本核算组织。以经济核算部门为成本核算中心，科室、班组配备兼职核算员，形成一个从上到下，从领导到职工，从行政后勤到临床医技部门全院全员互相配合的成本核算系统。

2.做好成本核算的基础工作

完善各种原始记录，健全各科室、班组的计量、验收、领发、盘存制度。医院在医疗活动中，要使原始记录正确，就必须有完善的计量验收、领发等制度。医院内部各种材料物资的收、发、领、退都要认真计量，并认真填写材料物质流转凭证，严格办理好各种收发领退手续。对消耗量大的水电气，应由专职人员经常检修计量器具，保证计量结果的准确无误。

3.制定合理的内部结算价格

医疗服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劳动，为了完成某项医疗服务有时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与协助，为了明确医院内部各科室、班组之间的流动，以及相互提供的劳务采取内部结算的形式进行成本核算和管理。

4.由于医院工作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科学合理的设置成本责任中心显得极其重要

成本责任中心设置合理，成本的分摊、归集将顺利进行，成本核算会真实反映责任中心的成本控制结果;成本责任中心设置不科学，不但会给成本核算工作带来一系列问题，也会影响到成本核算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使成本核算结果失去评价价值。

5.对成本费用进行合理的归集与分配。按照谁受益谁承担费用的原则，医院成本核算在归集与分配费用时，应按照各部门、科室、班组受益程度进行。属于单一部门支出的费用，直接归集到这个部门，属于几个部门共同承担的费用根据实际情况按受益程度进行分配，谁多受益，谁多承担费用，做到分配合理、分摊公平。

6.医院在搞好成本管理的同时，应实行院科二级负责制，建立以科室为二级成本责任中心的成本核算体系

通过在医院各部门、科室建立若干责任中心，将权、责、利有机地结合起来，围绕各责任中心的经营活动实行自我控制，形成一种严密的内部成本控制制度，让科、职工积极参与。将科室的成本消耗与科室、个人利益直接挂钩，促使科室积极主动地节约成本，从而减少“跑、冒、滴、漏”现象，有效地降低成本，实现成本控制管理。

(六)医院成本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在实行成本管理制度中，医院还应注重以下几种关系，以做到相互监督和制约，相互配合和支持。

1.职工、医院和患者的利益关系

维护职工正当、合理的经济利益必须建立在维护医院利益和病人利益的基础上。实行全面成本管理，主要是降低医疗经营成本，使其达到最低化，以低廉的价格来减轻病人的医药费用负担，如果为了追求个人或小团体利益而增加病人负担，就会违背医疗卫生改革的目的，反而影响医院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制约着成本管理的开展。wWw.gWyoO

2.医疗服务质量与成本的关系

进路范文篇3

法条主义无法承担这一任务，尽管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或形式主义）的进路对法律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训练并对常规时期法律的运作具有重要的、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意义。[注释1：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是一个东西，只是在中国一般称其为“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而在美国，至少是在波斯纳那里被归结为形式主义。波斯纳曾对形式主义法学以及——更广阔地——对一般的形式主义进行了细致地讲道理的分析，指出了其弊端以及优点。见RichardA.Posner，ProblemsofJurisprudenc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0]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条主义将法条作为不可质疑的权威，要求社会生活都服从法条。这种方法往往适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变革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规制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都处于——有时是急剧的——变动之中，并且作为社会生活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的法治也必须同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相互协调。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条主义，这并非学术本身的逻辑要求，而是学术所附着的生活世界使然。同时，中国法学如果要想真正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也必须超越法条主义，因为学术发展本身不可能来自学术资料本身。事实上，自近代以来，中国法学界一直在进行着这种超越法条主义的努力，特别是近20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社会变迁，已使得许多法学家不再满意法条主义，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一种新的研究法律制度的进路和方法。

但是，现有的中外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对法律研究方法一直缺乏足够的系统关注和理论分析。传统的法理学著作很少提及方法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了），偶尔提及，也往往非常粗略和概括；既没有结合具体实例的细致分析，也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系统表述，只是笼统地提一些方法甚或是命题。近年来，在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为基础，法律经济学分析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规范且卓有成效的方法论论述，但是法律经济学分析对数据要求的标准很高，对经济学素养要求也很高，其方法难以在传统的法律研究中普遍沿用，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的法律界。广义的法律社会学实际是由多个交叉学科构成的，无法形成或尚未形成统一的、便利法官和其它法律人运用的研究进路和方法。而狭义上的法律社会学（sociologyoflaw）更多借助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实证调查方法，尽管有助于理解特定社会中的法律和制度，可供法学家参考，但对于大批受传统法学教育的、强调操作的法律人来说，出于学科传统和研究时间的限制，实证研究的方法似乎也缺乏足够的相关性。要寻求一种与法律人有更多相关性的研究进路和方法，因此，在放开眼界的同时，又不能不重视法律界已经形成的、哪怕是有明显弊端的学科传统。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试图提出一种我暂且称为“语境论”的进路。这一进路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职业法律人偏好的法律形式主义有许多一致之处），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历史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它又与法律社会学、哲学阐释学具有一致之处）。就态度而言，这种语境化一方面拥有法条主义一般说来容易表现出来的尊重既定具体法律制度的特点，同时又要求或至少是隐含了对任何具体法律制度的学术的而不仅仅是政治的批判态度；并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学术的强调，这种进路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了某种建构的因素，而并非完全是批判法学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战略。就总体而言，这一进路反对以抽象的、所谓代表了永恒价值的大词来评价法律制度和规则，而是切实注重特定社会中人的生物性禀赋的以及生产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把法律制度和规则都视为在诸多相对稳定的制约条件下对于常规社会问题做出的一种比较经济且常规化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当从宏观上考察时，这种语境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一致的，但它不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命题或原则的简单搬用或重复；它有哲学的因素，但它本身不是哲学，也不强调哲学，而是强调细致、具体地考查和发现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受社会生产方式制约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法律制度的塑造和制约。

必须对本文标题中的一些关键词加以强调和说明。首先，本文强调的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研究进路，在这一层面上，法律往往是相对长期稳定的社会规范，与法律条文并不等同，有时甚至完全没有或无需正式条文的规定（习惯）。因此，这一研究进路关注的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个别的司法活动，而是一个社会制度化处置社会常规性问题的方式。其次，希望读者注意，本文强调语境论是法律制度研究的一种进路，而不是唯一的或最佳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并不意味着对其它研究进路（包括法条主义进路）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它欢迎法律研究的其它进路和视角，只要能有效地说明和解决问题。但这并不因此意味着本文作者采取的是一种简单到没有原则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笼统地谈“兼容并蓄”，如果不是因为言者缺乏智识能力（分不清理论之是非），就是因为媚俗、没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在对目前中国法学界比较流行的、同样旨在超越法条主义的两种主要法学研究进路提出理论上的分析批评。第三，尽管有种种危险，本文还是试图对语境论的进路提出一种略为“公式化”或“程式化”的表述，以求这一进路不停留于一般命题，使之有可能更操作化、程序化或具体化，成为一种方法或类似于方法的东西。但我必须承认，这种努力不仅有可能失败，这种公式化的表述也有完全可能成为一种新教条。因此，我提醒读者，本文对这一进路所作的方法论概括，只是试图帮助读者在其它法律制度问题研究上运用这一进路，是为了获取这种研究能力的一种联系或训练，而并非获得恰当或真确结论的保证；它更多是一种入门指南，而不是一种操作手册。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真正有洞见的研究成果，至少是很难（如果不是完全不能的话）严格依据某一操作规则而获得。因此，读者只应把这种方法论表述作为获得“语境论”和思考问题方式的一个或许有但不必定有帮助的过程；做人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做学问过河拆桥则是提升自己能力之必须。

为避免方法论的讨论“玄学化”或过分“概念化”（这常常是难免的），讨论必须有所附着。为此，本文特别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作为展示这种研究进路和方法的范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在婚姻家庭问题上的那些在今天看来具有法律意味的制度，我希望展现这种分析进路和方法的有效性和解说力。但是，由于本文的中心论题是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因此我又必须提醒读者，不要过分注重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而是这种分析的“路数”；有关婚姻制度的分析结论仍然是一座过后就可以拆的“桥”。但是这并不意味本文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完全是虚构的，没有经验材料支持，因此是没有意义的。的确，本文中谈及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是“理想型”的构建，即它不等于某个朝代或某个地区的具体的婚姻制度，但是，它是有一定的经验材料支撑的。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对这一“理想型”的某些细节提出质疑，但是一般说来，这既不影响这一理想型的构建，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方法论讨论的意义。

本文的结构如下：附着于理想型的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我将首先对法律制度研究的“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进行分析，指出其理论解释力的弱点（本文将不对法条主义的进路展开讨论）。然后，我展开本文主张的“语境论”进路对这一制度的分析和理解，力求比较细致展示这一制度的历史正当性。第三节将对这一进路作进一步的理论解说，回答人们可能对这一进路提出的批评。第四节试图根据上两节的分析提出一种显然很不完善但有必要予以追求的理论化、公式化的表述，力求它可能作为一种制度研究的方法或指南。第五节，我将进一步展示这种进路和方法对于理解西方法律制度的适用性以及对我们今天法治建设的部分相关性。最后是一个小结。

一、

大致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诸多特点中，具有法律意义的大致有早婚、父母包办、媒妁之言、同性不婚、七出三不去等。[注释4：有关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可参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特别是第2章；陈顾远：《中国婚姻史》，上海书店，1992年；郭建等：《中国文化通志·法律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特别是第3章。]对于这种传统的婚姻制度应如何理解和分析，就与当下法律的相关性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进路，我分别称其为“价值论”进路和“文化论”进路。[注释5：当然，这里的概括并不涵盖一切。至少在法律制度史的研究上，还有一种“史实”的进路，这种进路特别强调发现和引证法律制度和规则的本来面目，不追求对制度或规则本身做出解释，力求保持一种“价值无涉”的立场。但是，这种研究进路和本文的关切相关性较少，我将在其他地方对这一进路做出分析和评价。]

从“价值论”的进路切入，大致说来，对上述婚姻制度的种种特点（也许“同性不婚”除外）都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特点都反映了一种家族主义的、父权主义的价值，反映了对妇女以及其它弱者（子女）的歧视和压迫，反映了传统小农经济社会或中国封建社会无视人权、压制个人自由的主流价值取向，因而传统法律制度是必须批判、彻底废弃的；在这一话语中，传统婚姻制度的全部作用只是证明我们（特别是作者）的伟大、我们祖先的愚昧。

作为一个现代的个体来说，我当然赞同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批判，并且认为传统婚姻制度的这些特点在现代条件下是应当并可以废弃的（事实上也正在被废弃）。但是，法律的学术研究并不是要对中国传统婚姻制度表示一种不共戴天的革命态度，更重要的是要解说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得以产生并长期延续，并进而理解我们的今天的制度。如果传统的婚姻制度真的是那样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就只能——如果激进一点——从一种非常简单化的“阶级斗争”观点出发，将这种制度归结为统治阶级的意志，即统治阶级或体力更强的男子或父亲利用自己的强力有意欺压弱小者，并制度化地巩固自己的特权；或者——如果缓和一点——可以说中国社会由于种种原因（比方说容格说的集体无意识，或者简单公式化地将之归结为小农经济的影响）选择了一种父权主义、男权主义的价值，由于这种价值选择的错误，因此造成了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落后、残酷和荒谬。

这两种解说都很难成立。第一种激进的说法看来似乎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观相一致，但实际上由于它完全没有考查统治阶级的意志得以发生的经济生产方式，实际上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落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范畴。而一旦进入实证的层面，我们就发现，这种解说实际必定要基于一个几乎无人可能接受的假设，即所有的男子和父亲（也许还要加上包办婚姻和重男轻女中的母亲）都是天生的极端自我中心的恶人，他/她们不惜牺牲自己亲人的利益，甚至会有意剥夺自己亲人的利益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既得利益；而且由于所有的人只要不是“英年早逝”，都大致会成为父母亲，因此，这种论述的结果只能是“打倒一切”。我并不打算否认世界上确实连窝边草都不放过的人，但是，如果从我们的生活周围（我再次假定人的生物性特征是长期稳定的，尽管不是永久不变的）乃至历史路上看，这种人如果有，也很少；否则，我们如何面对孟子所概括的并得到广泛认同的“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呢？大量的历史记述和故事告诉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男子至少在其恋爱期间对其钟爱者的万般柔情；在古代的（这种状况如今日益减少）所有社会中，一旦面临灾难，为了保护儿童和女人，男子不仅会奋不顾身，而且这常常是一种法定的（尽管不一定形成文字）义务。如果读者不否认这些，那么我们就面临着无论怎样都无法调和、又不可能同时为真的两个关于人的一般命题：所有的男子或父母亲都会为了自我的利益剥夺女子或子女的幸福，以及，（至少有一些）男女之情和亲子之爱往往是最动人无私的。

价值选择论的说法会缓和一点，但同样无法成立。这种说法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把一个社会的价值视为与该社会各种生产生活条件都无关的东西，似乎人们在价值选择时完全不受社会、人类生活和个人利益的影响，完全是一种集体的随机和随意的选择，并且，一旦选择之后，选择者本人及其后人就会“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一条道上走到黑，直到由于某种以外的原因引入了某种新的价值。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我将在后面的分析中仔细论及）以及人们普遍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且这实际已从根本上剥夺了“价值”这个词的意义（这是发生在为维特根斯坦所批评并认为不可能存在的“私人语言”了）。价值本身就是相对于人（人类、阶级、群体或个人）而言的，没有人的存在，不与人发生某种关系（效用或反效用），任何东西都不具有价值。当我们说某个东西有价值时，那就是说，我们认为这是我或者你应当追求的东西。

这种价值选择论的说法还进一步低估了人们的变通能力。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似乎强调了特定社会的人们在价值选择特别是初始选择时享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因此，今天我们对某种价值之选择也可以是无条件的）自由，而就在同时，它又完全否认了这一社会的人们或后代对价值重新选择的可能性和条件。似乎一旦价值选定后，只要没有新的价值的引入（似乎不可能内发产生新的价值），那么，某个特定社会的人们就会永远将错就错下去。此外，这种观点还隐含了一种极其危险的种族主义因素（包括所谓的“亚洲价值论”）。

第三，这种价值选择论也实际上把我们今天认可的某些做法和倾向视为一种永恒的、无条件的“价值”，不仅将之神话、终结化了，而且把这些做法或偏好视为与时间空间无关的一种实体，是脱离社会的某种东西，这就很容易把价值视为一种天才人物的忽然发现，视为某种知识分子的独家产品。这种倾向不仅有太重的自我吹捧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隐含了很危险的话语霸权，隐含了一种和无视民众的观点。实践起来，更可能导致暴政。而我将在后面有关程序正义的语境论分析指出，即使是我们今天认可的价值也是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不仅从理论上，这种价值论进路的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而且从实践上看，这两种进路都势必导致当代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很容易把过去的历史仅仅视为谬误，导致、法律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当然，在一个社会需要变革时，有时这种虚无主义和全盘否定也许会具有革命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甚至也不无促使学术传统更新的作用（但这仍然是社会的意义），但如果从知识上看，它无法满足智识的要求。

“文化论”的进路与温和的价值论进路有许多相似之处。就其一般表述而言，最典型的是经常被引用的梁漱溟先生的一段话：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在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莫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了些路，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另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路线上去，别一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好久，也不会走到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

这段话按照通常的解释，被认为是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差别是根本的类型的差别，尽管它并不是不可以作其它解释。[注释9：显然梁漱溟先生的话是一种比喻，我基本赞同他的结论，但如何得出这一结论则可能有不同的论证；因此对他的话如何解释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化的不同，如果将中国的文化形态主要视为一种心态、一种态度的外射，则我不能赞同他的论证，但是如果将这种文化形态视为诸多社会制约与人互动的产物，则我赞同。但似乎梁漱溟先生偏重于前一种解释]如果按照通常的解释，这种文化论的进路与温和的价值论进路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比较强调文化、观念、心态或抽象的民族精神对于社会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样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这种文化更多是集体下意识选择的产物。但是两者的最大差别也许在于，价值论侧重于从单线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对两种价值的评判，但文化论则侧重于从文化多元的理论框架强调对不同文化的同情理解。[注释10：必须注意，我在本文中将予以阐述的“语境论”进路同样也强调同情理解，但是，这两种进路的同情理解仍然有许多不同。文化论的同情理解更多是从符号和意义的角度上进行的，试图重构一个文化的“意义之网”，而就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研究而言，从这一进路研究的典型是梁治平。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系统的文化论进路的解说，请看，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有关对这一进路的理论性阐述，请看，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同上。]

我曾在其它地方曾经对这种文化论的进路进行过比较细致的分析。一方面我高度评价了这一进路的理论化努力和贡献，而另一方面，我也指出了这一进路可能隐含的问题。就问题而言，我认为这种文化论研究进路具有很强的“唯心”（不带贬义和政治色彩）的色彩，即强调人（复数）的观念、价值、思维方式、意义赋予对法律制度的构成性和限制性作用，人们因此可能难以从这一进路看出法律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受制于社会生活的物质性的一面，例如人口、自然地理、耕作方式。在我看来，文化既是选择的，也是被选择的；意义和安排秩序的观念的形成、确立和变化既是文化的、也是功能主义的。此外，文化论进路的法律研究由于强调文化的根本区别及其重视“差异最大化”，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title=‘跳转到该注释’name=‘注释1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页38.>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注释12：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页38.>以至于容易将法律文化这个本来是构建出来的研究对象实体化，并根据这种实体化的差别势必从学理逻辑上得出中西法律文化完全无法沟通的结论，它也因此也势必难以回答法律文化的历史流变和变迁以及地域的差异。最后，尽管文化论的研究进路也似乎高度强调了人的主观态度对法律制度的构成作用，但从另一面看，它似乎又具有强烈地反个体的特征，因为在这一进路中，文化成了一个决定个体立场、态度和观念，决定他如何解释世界的一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结构。在这个似乎是强调复数的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模式中实际上消灭了作为个体的人的解释力以及与之伴随的创造力。这种文化的解释因此在另一层面上又可能成为一种反文化的解释。[注释13：苏力：“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评析”，页175-180]

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些质疑（尽管我并不排斥这种文化论的进路）。并且认为，这一进路仍然难以用来考察回答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定问题。比方说，我们就很难用文化论的进路来解说中国传统社会中婚姻制度的上述特点，即使做出解释，也几乎等于没有解释（为什么古代中国人“早婚”？如果你回答，这是中国的文化类型决定的。这几乎等于没有给予回答）。显然，对于这些具体的制度性特点，我们必须寻找其它的解说进路）。

二、

基于上述两种进路的弱点，我主张，在考察任何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时，要坚持一种语境论的研究进路。就上述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一系列特点而言，我认为，它们都是与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以这一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或与这一生产方式相伴随的诸多社会条件相联系的，是为了回应人类如何在这一社会历史条件下繁衍生存问题的。

我们可以从传统社会中人的预期寿命来进入这个问题。在小农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技术水平很低，交通不便，信息流通不畅，医疗水平也很低。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的平均寿命很低，“人生七十”就算是“古来稀”了。在新中国建立之际，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预期是35岁左右。而据刘翠溶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些家族的家谱研究，在1400-1900年间，中国人出生的预期寿命约在35-40岁之间波动。显然，在没有现代科学发展起来或大量传播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前，由于食物、医疗卫生条件的限制，由于农业耕作的劳累，由于种种天灾人祸，人的寿命不会太长。

也正是这个生命周期的问题，为了生命的繁衍、延续，人们就必须早婚。假定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0岁，那么如果当时人们结婚年龄如同当今城市人结婚的年龄，那么该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在去世时，其头一个子女才10岁出头，这样大的一个孩子在农业社会中虽然可以参加劳动，但尚不足以独自谋生，而其最小的弟妹则可能还在襁褓之中。显然，这种婚龄是无法保证人类的种族延续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早婚几乎是一种必然，一种最佳选择。如果16岁结婚，40岁去世时，长子或长女已经20多岁了，完全可以独自谋生，成立家庭了；下面的弟妹一般也可以独自谋生了；即使最小的弟妹还小，长子也可以承担起抚育的责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更一直都有“长嫂如母”“长兄如父”的说法和实践）。因此，在中国古代，至少是就有确证的法律规定婚龄而言，大致在男20，女15，甚至更早。并且要注意，同样是婚龄，古代与现代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古代的婚龄往往是（特别是在早期）强制性的，即到这个年龄必须结婚，而如今规定的婚龄是授权性的。[注释16：陈顾远先生在其著作中曾对中国远古时期规定的高婚龄表示不可信，原因就在于他是用现代人的允婚婚龄理解古代的必婚婚龄。]规定的不同表现出，同样是婚龄，其针对的常规性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般而言，前者要是维系人类繁衍和国家人口数量，后者则声称要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一旦承认早婚早育的合理性，媒妁之言与包办婚姻就几乎不可避免。由于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们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们往往是在一个村庄长大的，同村的同龄异性往往是近亲属，可以接触到并可以成为配偶的异性很少。与别村的适婚异性也很难交往，一般说来，当没有确定的可能性之际，你不大可能在辛勤劳作一天之后，翻山越岭跋涉几十里地去寻偶；即使是有这个干劲，由于没有事先的约定，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此，我们在古代小说或戏剧中，常常有一见钟情的男女相约来年在某地再次相见之类的说法，这实在不是偶然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以今天习以为常的自由恋爱方式婚配，交易费用会极高。为了扩大择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媒妁之言就不可避免；媒妁之言实际是一种择偶的信息渠道，在乡土社会中总体说来（尽管并不总是）具有正面的功能。

与此同时，包办婚姻也就很容易发生。首先，由于结婚要早，婚姻者也许还不懂儿女私情，还不留意异性（例如，戏剧中梁山伯对祝英台同窗三年尚不知对方是女性），很自然，婚姻就成为父母为儿女操办的一件大事。应当说，这种包办一般还不会造成什么悲剧；重要的是，在某些情况下，青年男女也许会自己相爱，而这时由于交往对象的局限，所爱的人往往是长期经验累积起来的习惯法不能允许成婚的近亲，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包办婚姻就会酿成个人的悲剧。当然，促成包办婚姻发生还有其它一些因素。首先，对异性的爱慕是青春期性冲动是一种生物性本能，往往“当局者”会不考虑其它任何因素。但是婚姻却是一种制度。它涉及到诸多的社会性因素，最起码要考虑到后代的健康、养家糊口。因此虽然以生物性本能为基础，而婚姻则必定是涉及利害的选择。父母为了儿女着想，往往选择儿女不熟悉不了解的人，选择富裕一些的人家，至少是同等殷实人家。前一选择是保证后代健康的要求。而后一选择标准也并不简单的是嫌贫爱富，而是一种因生活需要而必须做出的选择。在没有其它标志证明婚姻对象的潜在生活能力之际，以现有的家庭财富作为一个择偶标准，对于那些为子女择偶的父母亲来说，一般说来，也许是最实在的、最可见的、最经济的标准。只要设想一下，即使当今的父母，又有几个人会完全不考虑儿女婚后家境呢？尽管如今可能会看重一些学历之类的东西，但在某种程度上，如今的学历也大致是另一个衡量未来收入状况的标志。但是青春期的孩子并不一定考虑这些，而可能更多考虑相貌或其他性特征是否吸引人。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些儿子在婚后往往会同父母一起居住，父母一般不愿家里出现一个自己完全不了解底细、性格上有冲突的陌生人，因此，他们自然也会要求对儿女的婚姻做主。因此，子女的婚姻选择和父母为孩子做出的选择之间就必然隐含了某种冲突乃至悲剧的可能。当然，父母由于其控制经济，由于其成熟，由于其交际面的广泛，由于其长期形成的地位都使得他们在这一问题上更占据主导，因此，包办婚姻就成为一种婚姻的制度，一种事实上的法律。

同姓不婚，与前几点相关，也是在社会生活中长期形成的、为回答乡土社会中甄别可结婚对象的一个简单且有效的规则。首先，通过长期的实践，人们发现，如果近亲结婚，更可能出现畸形、痴呆的后代，这种状况将造成极大的社会负担，是对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这种孩子往往还无法承担起赡养老人的社会责任。其次，在一个人口流动不大的乡土社会中，同姓者确实更有可能是近亲。第三，由于缺少文字记录，乡土社会也往往没有其它更为有效且便利的甄别是否是近亲的制度。因此，在乡土社会，同姓不婚就是防止近亲结婚的一个最为有效的制度，它节省了人们细致考察哪些同姓可以哪些不能结婚所需要的、有时可能是巨大的费用。只有当有充分且显然的证据表明同姓者不可能是近亲时，这一规则才不再适用。

最后，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有关离婚的规定。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和离”，即双方自愿离婚，对这种离婚历来并不禁止，尽管事实上并不多。一种最主要的、在今天也最引起道德谴责的离婚制度是“休妻”，长达数千年。根据这项制度，如果有以下七种情况丈夫可以单方面的将妻子赶走：这七种情况是：无子、不抚养丈夫父母、淫乱、乱说话、偷窃、嫉妒和恶疾。但是如果细致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这七种情况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结构相联系的。无子，其实，这一规则的主要关注并不在于某个个体能否生育，它的主要关注是一个有无后代，有没有养老保险的问题。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时代，如果谁没有后代，他或她老了，就很难生存下去，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有儿子对于一个人对于这个社会都很重要。不赡养公婆，这也不仅是一个不孝顺或破坏了家庭的和睦，而在于这种行为是对农耕社会的老人保险制度的破坏，有可能增加了社会的负担，其后果和无子是一样的。淫乱，这也会造成社会关系的紊乱，造成家庭的不和，甚至可能导致血缘的混乱；这个问题在一个乡土社会中所带来的影响会非常大。乱说话，同样，不只是会惹事生非，重要的是会造成家庭、家族或社区的冲突。盗窃也是会造成秩序的混乱。这里面可能最有道德争议的是恶疾和嫉妒。问题在于“恶疾”是有特指的，并非一般的疾病，而往往是长期的且具有强烈传染之可能。这种疾病的问题并不在于使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更重要的是在古代医学不发达的情况下，这有可能会长期耗费家庭的大量财产，造成其他家庭成员难以生存，甚至疾病会传染，造成整个家庭、家族乃至村庄的毁灭。在这种情况下，休妻确实非常残忍，但这也许相比起来是最为现实的选择，这就如同，在爱斯基摩人中，有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冬季食品奇缺之际，老人会自己离开部落，将食品留给年轻人和孩子的做法一样。在许多情况下，仁慈是奢侈的，需要以某种程度的富裕为基础的。最后是妒嫉，这里的嫉妒也是特指的，往往是与无子相联系的，本来妻如果没有儿子，是可以通过娶妾予以补救，但是妻子嫉妒不许丈夫纳妾，这就会造成无子的问题，因此可以休妻。所有这七条当然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因为，在农业社会中，男子是主要的生活资料的创造者，由此导致男女的不平等。但这恰恰反映出小农经济社会的制约，而不是由于人们当初选择了男女不平等的“价值”。

但是，即使在这种制度下，也并非完全不保护女性，与七出的同时，又有三种情况不能休妻。这就是，同更三年丧、丈夫家先贫穷后富裕，以及无家可归。这三种情况都是为了保护或客观上保护了妇女利益。同更三年丧，并不是因为妻子贤淑，更重要的表明妻子对丈夫一家做出了贡献（丧事不仅对丈夫家是一个重大的花费，而且父母死后三年也往往是丈夫最需要扶持的时期），先贫穷后富贵同样是为了保护妻子共同参与创造的家庭财富不被剥夺，无家可归则是为了防止增加社会负担。因此，虽然表面上有种种休妻的许可，但是只要有了这三种情况之一，就不允许休妻（淫乱至少在唐以后一直不能援用三不去，这是对妇女的一种震慑）。此外，“无子”也并不是休妻的绝对条件。依照唐律的规定，妻子只有到了50岁以上（也就是绝育期以后）还没有儿子方能休妻，而妻子到了50岁时，在一个人们预期寿命35岁甚至更低的年代，她如果还没有“同更三年丧”，那么家中父母也已去世因此“有所取无所归”，属于三不去的范围了。而且古代是允许纳妾或过继，因此，无子对于妇女一般说来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正是以这种方式，妻子的利益得到了适当的保护，制止了丈夫在另有所爱时遗弃妻子。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尤为重要，妇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因此，如果遭到遗弃，妇女就没有生路，或者会加重社会的负担。当然这种“保护”当然很不充分，妻子可能日子还是不好过，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妇女来说，她们无法诉诸政府的保护，因为当时的政府，由于种种财政上的限制，无法建立和支持一个强大的司法执行体系，它可能为妇女提供的保护最多也就是这一点了；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妇女而言，首先是活下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权利，权利永远都受到一个社会各种条件的限制。

将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放在受当时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制约下的社会条件中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都不是某个圣人、天才人物凭着头脑想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恶人有意要欺压妇女，而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实践的智慧，是经过考验的，只要是“天（社会条件）不变”，这个“道”也就很难变；其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也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在当时的严酷的社会条件下，甚至可以说是公正的，因为它尽可能地平衡了各方面都必须考虑的利益。当然，也正是在从这种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我们也可以理解与这一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相违的许多司法特例，例如，一些允许同姓结婚或无需媒妁之言父母包办的特例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制度确实是一种文化，但是，这种文化，至少在这一进路和理论框架中，是一个具体社会的诸多制约条件，其中包括自然、气候、资源、生产方式、生产力水平、人的相对恒定的自然属性等共同塑造的。我在这里坚持了一种同情的理解，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同情理解。

三、

这样一种分析进路，显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但是，在一些急于中国现代化和建立现代法治的法学或其他的学者看来，这样一种进路会令他们很不顺心。首先，这样的语境论进路以及其中隐含的同情理解会大大削弱对旧制度的批判，赋予了旧制度过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因此不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建立。因此，处于一种“价值”的判断，他们会仍然坚持对传统法律制度的批判。其次，如果理论思维更精细一点，他们可能认为，这种分析也许忽视了“现代”价值、观念、制度对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这两种怀疑和批评都有道理，但未必精当。这一进路其实并没有赋予——仍然以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为例——这一制度某种超越时空或一切社会条件的正当性；恰恰相反，由于总是将一个制度的正当性同该制度所针对的社会常规问题以及其他社会、自然条件联系起来，这一进路本身隐含着对任何制度强烈的批判精神：只要某个制度所针对的问题变化了，或者是其他社会、自然条件发生了变化，原先具有正当性的制度，即使是如同持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婚姻制度，也会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就需要有新的、更有效的制度予以替代；如果某个制度所针对的问题由于其他社会条件的变化消失了，那么这个制度就有废除的必要；如果由于社会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就需要并且也一定会建立或形成新的制度来解决。在这一进路中，任何具体的制度本身都不具有超越一切的合法性，都必须服务人类的、特别是当代人的需要，这才是任何法律制度合法性的根据。它反对用一种自我中心的、上帝式的、历史在我这里或在我们这一代终结的眼光来考察和评价任何制度，而主张并力求进入适当的语境，移情地、体贴地、具体地予以考查和评价制度。正如卡多佐所言：“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法律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

如果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诸多制度变革和改革，因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变革都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并不是因为这些制度是从发达国家来的，而在于它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化的要求，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我们的要求。这岂不是更强化了这种变革的正当性吗？！其实，仅仅因为别人或别国如何如何这并不能赋予某种做法或制度本身任何规范性或正当化的力量，我们总不能因为国外有某些同性恋家庭的家庭关系很好而认定那些夫妻关系不太好的人都必须组建同性恋家庭（或者相反），或者因为西洋人从不听京剧就认定中国应该废除京剧吧！制度变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之真正根基必定要扎根于（而不就是）我们的感受。

因此，这一进路和价值论进路在求变上具有相同之处。不同之处仅在于，它更深入一些；它不像价值论那样容易或总是从道德善恶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在语境论的进路看来，用善恶的语言来考察制度这不是法律的进路，其最终往往只能借助暴力来解决问题。语境论要求，你不仅要提出目标，而且考虑船和桥的关系问题；它在坚持法律制度变革时还强调要细致分析考查法律制度形成和确立所必须具备的种种条件。它不以“变”作为一切，而是隐含地以是否“变得好了”“变得有效了”“变得更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这三者在实践上是同一的）作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如果变得结果必定更糟，它也反对变，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又可能是保守的。它也重视法律的移植和模仿，但并不以移植和模仿本身为目的（如同那位学步邯郸而忘记如何走路的古人），而是以模仿和移植作为理解并进而解决自己面临的具体问题的途径。因此，语境论的进路不是宣传鼓动家的事业，也不是一般的思辨家、学问家、评论家的事业，它属于实践者和行动者。它懂得“重要的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于在种种制约条件下推进这种改造；它不是大连金山体育场那令人回肠荡气、热血沸腾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呐喊或体育评论员的赛后评点，而属于（因此并不等于）尽管一次次以失败告终但并不只能或只应以失败告终的一代中国足球教练员的战略计划。它拒绝“天桥的把式”，而欣赏“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由于是行动者、实践者的进路，因此，这一进路也并不只是要求人们消极等待社会条件的变化和成熟，它非常欣赏王进喜的格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但它首先会去创造条件，它懂得我们的目的是要过河，但首先要解决船和/或桥的问题。而且，它承认人们的社会活动本身就是这种条件之一。

因此，这一进路其实也并不看轻观念、制度乃至信仰、意志的作用，它只是从不把这些因素从具体语境中脱离出来，以它们代替基督教中的那个上帝，作为世界一切活动的第一推动力。它坚持任何观念、制度和信仰都必须要附着于人或其他物质性的存在物，而不可能凭空存在，最起码它们要附着于我们这些有着无法摆脱的“沉重之肉身”的普通人。因此，在这一进路看来，早婚或晚婚完全不是由于古人和今人的抽象价值不同，而是由于社会条件变化引发了生物特性大致稳定的个体的机会成本改变，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方式的改变；我们今天所谓的价值不过是对这种社会基本格局的一种简单便利的表述而已，这里的价值仅仅是一个“名”，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这一进路坚持，任何话语的机制都要依附于非话语机制才能得以运转，才能发生效果。它当然相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会形同虚设”，[注释26：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但是，它强调即使信仰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所依傍的自由意志的决定或直觉的判断，而是一个依附于种种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的产物。[注释27：苏力：“法律如何信仰？”，《四川大学法学评论》，1999年增刊，页30-32.]它甚至会认为即使是情感、爱、恻隐之心、本能、人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如同福柯所言——从这些人们通常认为最没有指望发现历史的地方来发现历史。[注释28：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苏力译，《学术思想评论》第4辑，1998年，页380.]例如，它不会把曾在传统中国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溺婴特别是溺女婴仅仅视为人性的丧失、人权观念的缺乏或天性的重男轻女，也不会把“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或“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视为人权观念或女权主义的忽然发现或最早“萌芽”，而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的结果。[注释29：分别为陈琳《饮马长城窟》和杜甫《兵车行》的诗句。]它既不会如同某些卫道士把现代城市生活中的婚外恋现象增加归结为人性的背离，也不像某些理论家将之归结为人性的发现，而是认为这更多是人口流动增加、交往对象增加以及其他制约条件变化带来的结果，因此，即使是这种似乎完全是由基因或生物本能决定的东西，其具体的表现方式也仍然是历史的、语境的。

因此，这一进路也就根本不是决定论。它承认历史是人创造的，只是它又认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历史；它承认法律制度也是人创造的，但是由众人而不是由某个天才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同创造的，法律制度不是一章法条，可以由某一个学者起草某个机关颁布的。它承认，即使针对的是同样社会常规问题，也未必要以同样的制度来回应，或一定要以某种制度来回应，因此，它不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或无需对症就可下药且能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相反，从这一进路看来，恰恰是价值论或文化论可能隐含了更多的决定论或反文化论的因素，恰恰是那种强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坚持某一原则或制度，认为坚持某个原则就必定会如何如何的思路更具决定论的因素。依据这一进路，当必要时，它甚至会乃至必须界定和考查那些不在场的或未能实现的可能性乃至随机因素（比方说，中国如果没有孔子，或者孔子不是死于73岁，而是死于37岁，中国传统的文化表述又会如何？）。

这一进路，因此，与抽象的价值完全无关，它要求聆听，要求一种充满博爱之心的理解，要求细致的调查、对大量相关细节的辨识和把握，它要求耐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它要求人们想“事”和想“问题”，而不是想“语词”或“概念”[注释32：OliverWendellHolmes，LawinScienceandScienceinLaw，12HarvardLawReview，443（1889）p.460.]——尽管人们无法脱离语词和概念想事。它甚至不反对价值判断，只是认为，这种判断是应当在了解、斟酌问题和诸多条件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并且不要将这种判断神话，不容讨论。

对法学家来说，这一进路因此还隐含着要求法学家集中关心法学的问题，但它并不以专业化的名义要求法学家仅仅关注被一个社会的学科建制标记为法学的研究成果和话语，相反，它要求法学家尽可能了解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知识。它要求法学家有法律职业者的眼光和切入问题的角度，同时又要求他们注意常识，注意“常人”（reasonableman）的标准。它相信并坚持在学科建构上法学是而且应当是（为了学术分工的效率以及司法独立）一个独立的（independent）学科，但不相信一个真正具有活力和能解决问题能力的法学有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不相信一个满足于自斟自饮的法学有可能是一个具有生命力和合法性的学科。

四、

由于需要大量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因此，这一进路严格说来几乎完全无法表述为一种公式化的方法。但是，依据上一节有关中国传统社会婚姻制度的分析，我还是试图对这一进路做某种更为细致的公式化概括，也许这种概括很是拙劣，但是至少会比一般的哲学命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更为具体一些，至少可以给有兴趣继续研究这类问题的人们某种略微细致的提示或警示。

当考查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或规则时，这一进路的第一步是善意地力求重构这一制度或规则所针对的社会常规问题。这里必须对几个词作一点解释。首先是善意。一般说来，当一个制度或规则能够在历史上或某一特定时期内比较长期地存在，应当说，这一制度和规则都必定满足了接受这一制度或规则的人们的特定需要，否则这一制度就不可能比较长期的存在和延续，除非是长期地运用暴力强制人们接受；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是使用暴力也是需要代价的。因此，即使是奴隶制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比起初民社会的杀戮战俘的做法也是一个进步；而奴隶制的崩溃并不是由于人们理解了正义和人权，而是由于奴隶制的效率。[注释35：见巴泽尔：“奴隶制”，《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页105-118.]当然，这里的善意并不是假定制度创造者本人怀有善意，而是指研究者不要急于（因此并不是完全排除）从道德上来指责、解释历史上的“恶行”，而是努力将制度视为对常规性社会问题的回应，即使这种回应可能是错误的、恶劣的。从认识论上看，这种善意也是今天的研究者理解的前提条件。[3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其次是“社会常规问题”。法律制度和规则所针对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少数特例，而是要解决比较具有一般性的问题，尽管提出这一社会常规问题的事件有可能是一个历史上不再或很难重复的特例。例如司法审查制度是来自马伯利诉麦迪逊案件，甚至与此案中的主要当事人马歇尔个人的许多具体的想法有关；但是作为一个制度，司法审查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案例中发生的争议。如果仅仅局限于此案争议，就不会有作为制度和规则的司法审查，而只有作为一个事件的司法审查。[37：参见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因此，当针对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在某些特例上出了毛病，我们不应简单否定这一制度的有限合理性；正如O.J.辛普森审判不能否定美国的司法制度或刑事司法制度一样。第三是重构。必须指出，完全的重构是不可能的，这种重构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必定是力求。因此，重构的结果有时可能会有多个，因此一定要将重构作为一种假说，而不是一种定然的事实。研究者必须对这种重构有一定准备，一方面，在强有力的证据否证这一重构之前，要有坚持这一重构的坚定性；另一方面，当强有力证据出现之后，又要有放弃这一重构的坚定性。

第二步，当重构了问题之后，研究者必须再考查人们的自然禀赋、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以及资源等相对稳定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于之在解决这一常规社会问题的制度和规则选择的基本制约。当然，首先要考查人的自然禀赋（即所谓“人性”）的限制，这些限制有当时社会中常人的或履行特定社会工作的某一类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的常规生理能力、认识能力、专业能力以及其他一般特点或弱点（例如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遗忘、有时会缺少反思、有限的利他心、爱有差等等）。这里要注意的是运用“常人”的规则，而不是强调具体案件中的某个具体人的特点，防止不切实际地提出过高的或理想化的要求。必须注意，尽管人的自然禀赋一般说来相当稳定，甚至长期稳定，但它并非一成不变，从长期来看，这些特点都有可能（至少不应简单地排除这种可能）要随着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的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发生变化，例如，我们今天拥有的语言能力、记忆力等，甚至人的“自然”情感，在一定意义上，都不完全是“自然”的产物，而是有社会的因素参与塑造的。此外，还要了解当时当地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以及往往与此相伴的资源。这些对法律制度往往具有重要的制约。

比方说，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的早婚早育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在当时历史水平下保证人类种群的延续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自然禀赋决定的，每个物种都“力求”自己种群的延续，或者说，那些不具有这种自然禀赋的物种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都逐渐被淘汰了，不管这一种群有什么样的在我们看来“好的”或“坏的”价值，剩下的都是那些具有这种自然禀赋的种群。人类同样如此。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科技和医药发展水平，一般人的预期寿命要大大短于现代一般人的预期寿命。正是在这一条件下，早婚得以成为制度，仅仅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最有效率的维系人类延续的法律制度，而与人们的价值选择无涉。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一思路来分析媒妁之言、包办婚姻，发现在早婚且社会信息流通不畅、交易对象有限的社会条件下，这也许是防止近亲繁殖保证子孙繁衍的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简单且便利的制度。当然，在这一考查过程中，人们实际上不可能考查一切相关因素，因此，应当集中关注最主要的一个或几个制约条件，从此去理解、发掘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

第三步，不应当简单地将这种构建起来的正当化予以固化。必须认识到这种正当性只是一种“构建”，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因此，在考察其他条件的同时，还要看看有无其他制度或规则可以更为恰当地解决我们今天善意重构的那个社会问题。如果没有，可以继续下一步；而如果有，则要追问为什么这些今天在我们看来显然更为合理和有效的制度没有得以确立，由此有可能发现为我们忽略的或尚未认识到的其他制约因素甚或是人为因素。当然，这种探索并不一定会有结果。此外，在探讨任何正当性之际，都必须保持一种非决定论的态度，即承认制度创立者们的自然禀赋和信息都是有限的，以及我们自己的理性力量和信息同样是有限的。承认第一个有限是因为制度创立者们不可能如同我们今天这样可以很方便地拥有大量信息，可以从容地进行比较和选择。承认第二个有限是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完全无法重构和理解制度创立者的所面临的问题和制约。此外，还应当考虑制度和规则发生的某些随机因素或选择领域，一定不能将某一种选择视为非此即彼的定然。

由于除了纯粹的历史考查外，任何对历史上的或外国的法律制度或规则的考查往往都伴随了当下的关怀，历史的正当性往往与当下的正当性以某种方式相关，因此，第四步，法学研究者必须以类似的方式考查与某个法律制度或规则相关的当代的社会问题，考查支撑先前某法律制度或规则的诸多社会制约条件是否有重大到必须改变这一制度或规则的变化。必须指出，这种考查并不可能总是得出一致的结论和判断，甚至常常会得出不一致的结论和判断，因此，这种考查也并不应当是决定论的，而必须允许对一种制度和规则有多种正当性之判断，正如在一定范围内法官做出几种判决（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判决）都是正当的一样。只要对事实没有争议，那么这些不同的判断或结论是可以竞争性并存的。并没有高下之分。如果争议出自对某个或某些事实的判断，那么，这种争议就是可以辩驳的，有可能通过对事实深入调查而获得进一步沟通；而不是如同纯粹参照个人感受而发生的“价值”判断或“道德”判断只有黑白对错的对立，没有沟通妥协的可能。还必须指出，以这一方式来考察制度并不要求一旦发现社会条件有变化制度和规则就必须有所变化；对一个珍重法治的法律人而言，只有当社会的变化已足够大，制度和规则之变化带来的社会利益已足以弥补这一变化必然带来的社会损失之际，才要求制度的变化，因为保持制度和规则的稳定本身就是法治的最基本的形式价值之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的稳定性、保护被依赖的利益等）。

基于同样的思想脉络，即使发现社会条件已经有了相当的变化，第五步，一个负责任的法律研究者还有必要提出具体的制度和规则变化，并基于当下已发生的或有根据预期其即将发生的社会条件变化来说明新制度或规则的正当性。法律是天下之公器，因此，任何人都完全可以表达自己的偏好或理想，但是如果他/她要作为一个法律制度的研究者，而不是作为一般的号召改革的政治宣传家或社会活动家，他/她就不应仅仅用自己的偏好或抽象的价值作为支持某种变化的根据，不能笼统地用一种热烈的言词表述一种“价值”或“方向”的选择，他或她必须有更为坚实的事实支撑其主张；而利益相关的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要求他/她做出更为细致的利弊分析和盘算。

必须指出，这五个步骤的区分并不严格，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它们有可能相互交错。例如，第一步的问题构建就很难完全脱离对制度发生和运作之时代的社会条件的初步了解。此外，也并不是只要经过了这五个步骤就一定能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或判断。在实际生活中，有些步骤有可能要重复多次。因此，这一方法的实际运用肯定不会像这里的介绍那么齐整和利落。但是，在我看来，一个认真的法律制度研究，都不能不考虑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五、

这种语境论的进路和方法，并不仅限于分析诸如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它的适用面要广泛得多。我自己就曾在一些论文中对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进行过并非自觉的简要分析，其中既包括宏观的制度（例如对中国近代以来法律制度的历史变迁），也包括一系列具体的法律规定（例如对基层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制度，[注释39：“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与思考，《北律评论》，第1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例如对成文合同的分析，关于刑讯逼供的分析等[注释40：见于”科技与法律问题的法理学重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5期，页64-65.]但是，一些学者完全可能认为这种进路分析不适用于分析西方的法律制度，在他们看来，至少是西方的某些法律制度已经通过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其体现了一种人类的共同的终极价值。因此，要例证语境论的正当性，我就不得不以语境论的进路对一些源自西方的法律制度进行一些分析。在这一节，我将分析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法律文化之源头古希腊的制度，一个是今天许多学者强调的源自西方的”程序正义“。当然头一个例子还希望表明”语境论“的进路并非一种独创，而是一切认真的法律研究有意无意都必须遵循的，本文的概括只是一种法理学的总结。而后一个例子则试图进一步表明，语境论在一定条件下，也具有有限的预测未来制度的力量，而不总是只能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

在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提及古希腊著名的法学家、政治家梭伦的立法中有这样一个乍看起来非常无理、压迫人且荒谬的法律规定，大致是，当一个国家出现动乱，人们分裂为两派时，所有的人都必须加入到两派中的任何一派中去，否则就是丑恶无耻的人。梭伦时代被认为是雅典的黄金时期，受到后代学者的广泛赞赏，被认为是西方民主与政治的典范，梭伦立法也一直受到法学家的广泛赞赏。[注释42：参见，由荣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页52-54.]但是，如果仅仅从子面上（即法条主义的）考查这一法律规定，如果我们不是盲目崇拜古希腊，似乎很令人非常怀疑梭伦以及梭伦立法是否值得这种赞美。这种法律规定可以说完全剥夺了人的自由选择：它不论纷争中的两派究竟谁是谁非，而仅仅谴责和惩罚那些“逍遥派”。对于如今超过40岁以上的人，这种法律规定甚至比“”还要惨烈，因为“”时期至少还允许“逍遥派”的存在。

一些善良的人门或当代的“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也许会说，这种法律规定只是一个例外，人难免犯错误，这种规定无妨雅典和梭伦的伟大，有缺点的战士仍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等等。这种辩解当然可以成立，也可以令人接受，其修辞甚至颇为打动人。但是，问题在于，这种辩解是无力的，这与其说是辩解，倒不如说是一种帮倒忙。

相比之下，孟德斯鸠的分析则充分展示了一个学者的真正的洞察力和理论解说力。孟德斯鸠首先指出，在理解这一规定时“我们应该看看希腊当时所处的情况”。指出这一方向很重要；随即，他分析指出，希腊“当时分为许多小国家”，以及“在一个为内讧所苦的共和国里，最是小心谨慎、智虑明达的人将隐避起来，以致事态被推向极端。”孟德斯鸠还指出，“在这些小国家发生变乱的时候，大多数公民都参与了争吵或制造了争吵”，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应当让那些少数明智、安静的人参加到叛乱者里头去。这样，一种发酵了的酒可以仅仅放进一滴另一种酒而停止发酵。”

而这种情况是否今天或在大国同样适用呢？孟德斯鸠没有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是同样分析了支撑制度或法律规定的一些社会条件。他指出“在我们的大君主国里，党派是少数人组成的，老百姓则愿意安静无为地生活着。”由于这种社会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孟德斯鸠认为，这时，“就要号召回到广大国民中去，而不是号召广大的国民[加入]到叛乱者那里去”。

孟德斯鸠的解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尽管他分析的程序似乎与我在上面概括的程序不完全相同，但基本进路是一致的。首先，孟德斯鸠不是简单将这个在他看来也是“非常特别”的规定予以拒斥，而是善意地理解并重构了这个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使得社会中因明智而逍遥于党派纷争之外的人加入到激烈的党派中去，以他们的明智至少是降低党派之争的热度。其次，孟德斯鸠又指出了这个问题发生的社会条件，小国内党派之争的特点，指出了人的不同禀赋和才华使得他们对党派之争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因此这就支持了这一法律的正当性。第三，孟德斯鸠实际上还提问了，是否可以以其他的法律规定来解决激烈的党派之争；他做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原因是这时小国内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党派之争，强迫少数人（不论他们的本来选择是否正当合理）加入多数人（不论多数人加入的纷争是否荒谬）的争论，就现实性而言，更为可行。第四，孟德斯鸠还进一步分析了大国的特点以及大国（实际是孟德斯鸠时期的英法等国）发生政治纷争的特点，由此隐含地得出了这些大国的法律对纷争者有不同要求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孟德斯鸠的分析中没有使用抽象的价值判断或文化解说。他没有说雅典是崇尚自由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因此，不能强迫个人从事他自己不喜欢的事务，没有批评这一法律中隐含了对多数人智慧的不信任，而相信少数精英，因此违背了古雅典的民主精神等等。孟德斯鸠完全没有用我们今天许多学者最习惯使用的体现了“价值判断”的“大词”来评判梭伦的法律，他也没有简单地用真理（两派中的那一派更正确或少数人的判断是否比多数人的判断更为正确）作为判断法律规定的标准；而且，他也没有把古希腊的这种特定时空中的制度性智慧作为当时英法等大国的制度的基础。他只是从如何以制度化方式（因此这一法律并不关系某个具体纠纷的是是非非）的便利（因此强迫少数智者加入多数暴民，而不是相反）且不过分不公正（虽然时期强迫了少数人，但并不构成对生命或一些根本价值的剥夺）地防止社会纠纷激烈化，如何使人们冷静处理争议这一非常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确认了法律制度的正当性。这就是一种“语境论”的进路和方法。这种进路不仅比那种“错误难免”或“战士之缺点”的辩解更有说服力，而且这种解说保持了一种理论的融贯性和自洽性。

这种进路不仅可以理解古代西方的法律，我们还可以用它来理解近年来从西方国家引进、时下在中国法学界颇为流行的“程序正义”的说法。近年来，许多法律论文都开始讨论“程序正义”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性。许多论者都强调这是一种价值的选择，把程序正义视为比实质正义更高的正义和价值。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论证（而只是一种判断），至少是这种论证方式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是所有的外国著名学者都以这样的方式论述，它也不具有学理上的说服力，而只是表明他们“人多势众”，而强权毕竟不能成为真理。但，这种论说又并不意味着，我拒绝“程序正义”。事实上，我完全同意程序正义在现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更要思考的是，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法律制度在实践上更重视“程序正义”，是什么因素促使外国的法学家获得了他们的判断。我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通过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价值的抽象比较（这实在是无法比较地），而是从语境论的进路，认为程序正义在近代社会生活和技术条件下具有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下面，我将对此作出一个学理上的简单勾勒，展开则至少需要一篇单独的论文或专著。

在我看来，如果可能，司法就既应当实现正义，即各得其所。但是，问题在于，由于种种现实的制约，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都很难圆满解决。因此，选择一个现实的司法制度都必须在其制约条件下做出某种选择；这里说是选择，实际更多是被选择。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司法制度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一样的。近代以前的司法制度基本运作在一个熟人社会，因此，不仅纠纷相对少，案情相对简单，同时裁决者往往是社区的一员或者对社区的人员比较熟悉，他可以甚或只能用这些“地方性知识”（对当事人品性的了解或人之常情）来决断纠纷，他一般说来不仅缺乏专业性知识，更缺乏财力和信息以及其他专业机构来发展这些专业知识和运用这些专业知识，有时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专业知识（想一想中国人的“情理”以及英美法中的“常人”标准）。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的司法或纠纷决断，很难谈及程序（程序是要有技术和机构保障的）。事实上，在古代，世界各国的法律传统和文化都更强调和看重杰出法官个人的慧眼独具和非凡魅力。[注释45：韦伯认为人类法律史的第一阶段总是“通过法律先知获得具有魅力的法律启示”。见OnlawinEconomyandSociety，ed.ByMarxRheinstein，trans.ByEdwardShilsandMaxRheinstei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4，p.303.例如，所罗门国王在确认孩子亲生母亲问题上体现出的非凡智慧被记入了圣经，几乎完全没有程序，见，TheOldStatement，1Kings3：16-18；又如中国戏曲中的包拯、况钟等司法者的司法实践（见，李行道：《包侍制智赚灰栏记》，朱素臣：《十五贯》，两剧均集于王起主编：《中国戏曲选》上册和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页239以下和页903以下）并且包拯的故事与所罗门国王的故事几乎完全相同。]这其实反映了在一个缺乏现代法律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时代，人们只能将获得公正司法结果的希望更多寄托于法官个人的能力、才华、智慧上，司法断案在古代世界各地都更多是一种裁判者个人魅力和智慧的展现。他所面对的合法性要求主要是社区的认同。

而到了现代社会，问题就发生了变化。首先，在许多社会中，特别是发达国家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流动性越来越大，社会经历了一种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陌生人社会造成了犯罪违法的机会的增加以及受惩罚的机会降低。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力也逐渐扩大了，纠纷解决日益为国家（通过司法制度实现的）垄断，而不是如同在传统的熟人社会中，常常由社区中的智者、长者来解决；纠纷解决日益成为一个专业职业集团的活动。这种专业化的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这个职业团体中的个体日益与案件当事人陌生化，他们无法像以前的智者或熟人那样了解案件真相，他们无法而且也不愿通过自己的长期同当事人的直接交往而获得的其他相关的具体的地方性知识[注释47：有关司法对于地方性知识之依赖的非系统考察和讨论，可参见，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2期，以及“农村基层法院的纠纷解决与规则之治”，《北律评论》，第2卷第1辑，1999年。]来对案件真相进行比较准确的判断，这就意味着，传统的熟人社会中的司法已逐渐失去了其正当性。而另一方面，由于纠纷解决之垄断，这个专业职业集团逐渐累积起了更好的法律专业知识，[注释48：有关这一点，可以参见RichardA.Posner，OvercomingLaw，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5.特别是第一编。]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得司法机构拥有了更多侦破案件发现案件真相的技术能力。在这种条件下，过分强调依据案件真相来判定案件不仅很难，而且往往导致对法官律师这一职业集团的法律职业技术的轻视和贬低，这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发展和声称权利、社会地位乃至经济利益之主张都是不利的；[注释49：因此，我们可以预料，越是拥有这种职业技能的人一般说来就越是强调程序正义；而在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律师、法学教授要比法官、检察官更强调程序正义，而法官和检察官又比普通人更强调程序。]因此，这个专业化集团也更愿意在司法上发挥自己的知识上的比较优势。这就导致了程序在推卸自己的道德法律义务，从而有效地保护自己。第三，在现代人员日益陌生化的社会条件下，要发现案件真相，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而在现代社会中，这些资源的机会成本都已大大提高了，而这种个案方式也不利于司法活动的“规模经济”，无法更有效率地格式化处理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纠纷，相比之下，程序正义则具有种种优点。第四，现代社会的种种发展也使得通过程序实现司法正义的条件大致具备，或者可以通过法律促使这种条件的形成和完善。例如，纸张价格的降低和文化的日益普及事的文字契约日益普遍，使得书证的获得更为容易，合同法对文字契约的要求也更进一步使得人们几乎把书面合同当成了合同的同义语，已经忘记了合同只是一种合意，未必需要文字的记录；又如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都使得其他类型的物证更容易获得和通过技术予以确认，因此，这些非话语的机制都使得“程序”的话语机制更有可能，同时也更有效率，更适应现代社会的条件，同时也大致实现了公正的解决纠纷。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程序已经从总体上看更有效率、更为公正的纠纷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尽管以这种方式对某些具体纠纷的解决未必更为公正（例如一个遗失了借据的放贷人就可能在这种程序正义中败诉恶，而赖帐者可能从这种程序正义中获利）。从上面的简单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到，现代司法制度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日益陌生化的社会中，有了日益专业化的法官或其他司法活动参与人，社会如何利用这些专业化的知识和机构扬长避短地对一个个裁判者基本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案件作出一个常规上看来更为合理、更可能真确并因此更可能为整个社会（而未必是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接受的判决。也正是在现代，司法制度变得日益程序化了，官僚化了，司法意见已变得日益形式化了。[注释50：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卢埃林曾评论，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美国工业化之后已经从先前的“宏大风格”转向“形式化的风格”，见，KarlN.Llewellyn，TheCommonLawTradition：DecidingAppeals，Little，BrownandCo.，1960，pp.35-39.]在美国，甚至正当程序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也经历了从“实质性正当程序”到“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转变，这种听起来繁琐累赘的术语表明了程序正义本身也在进一步程序化。

如果依据这一进路分析理解程序正义，我们就可以发现强调程序是一种为了有效且基本公正地回应现代社会纠纷解决的制度装置，而不是因为程序正义本身比实质正义更为正义（在英语中，正义是一个无法用比较级修饰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看出，程序正义只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一种“无奈”，它成为现代司法制度之首选仅仅因为现代的司法制度已经无法基于“实质正义”运作。这种分析，不仅对实质正义提出了批判，而且对“程序正义”保持了一种警醒；从而，保持了一个学者永远警醒的批判的同时也是求实的精神。

六、

上述分析，是否意味着“语境论”是一种放之四海皆为准的法学研究方法呢？非也。确实，细心的学者很容易提出这样的疑问：语境论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和语境化，但同时又把语境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方法，这本身就是非语境化，就是违背语境论的。但这只是一种误解。其实，语境论更多是一种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它并不能代替对具体材料的收集和分析，任何研究仅仅贴上“语境论”的标签仍然不能解决或回答任何问题。同时，语境论也并不否认其它法律的研究方法，例如，法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条件下的有效性和有用性。这也就意味着，语境论了解自己作为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当然，这一进路并不是没有弱点，而且我必须在这里明确指出其弱点。其最根本的弱点就在于适于这一进路研究的对象往往是一些比较长期存在且稳定的制度或规则。因此，它或许不那么适于对当下制度的研究的或未来制度的精细设计，尽管并不必然或总是如此。例如，从上面关于程序正义发生之分析，就有可能对当代中国司法的总体走向做出某种初步的估计，并据此可以做出某些制度性的调整。因此，这一进路并不彻底排除对未来做出某种预测和计划。同时，即使承认这种方法的局限，我们也还必须看到，这一局限实际是实践检验真理标准必然隐含的局限性。在一定意义上，这就是人的一种“宿命”——人不能事先确定的知晓未来、掌握未来；但这又是一种反宿命——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才为人类提供了创造未来的诸多可能。如果真正意识到这一进路的局限性，并真正重视这种局限性，那么研究者也许应更重视人们的社会实践，他人（包括外国人的）实践，而对人类本身的或当代的理性力量少一点独断论，多一些谦卑，多一些允许试验的宽容。

这一进路的另一学术弱点在于它对于其他学科乃至社会的知识的高度依赖，它要求“无情的渊博学识”，而这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太高的要求，因此，它实际是一个无法彻底贯彻的方法，尤其对于从事实务的律师而言。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所有学科（数学、逻辑、几何可能除外）都存在的基本问题，是阐释学上的因此也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个基本问题。正是这一难题，因此更多的人们才喜欢法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那可以省略对许多几乎很难获得一致的“为什么”的探讨，省略对前提问题的探讨。[注释52：对此，波斯纳曾有过初步的分析，见，TheProblemsofJurisprudence，特别是第1和15章]但是，存在这个弱点并不是放弃这一进路的理由，而只是对我们运用它时的一个警示。而且这个问题更多是一个理论上的麻烦，在实践上，人们经常运用这一种不那么地道或纯粹的语境论的方法。

这种进路的另一个可能具有政治性意蕴的弱点是，如果不恰当的使用，它有可能忽略某种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扮演的多重角色，将制度的实际角色简单化。因为，如同尼采所指出的，制度总是会被人们为了新的目标或利益而做出新的解释，一次次在具体的运作中被篡改，被人们“挪作它用”。制度的实际运用并不为其初始针对的问题所决定（而不是制约或影响），也不为制度初始设计者意图的决定。福柯对19世纪刑罚制度变迁之研究，对精神病学在刑罚制度中角色之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上述的有关中国传统婚姻制度的分析就把这一制度主要视为对人类繁衍延续问题的回应；而事实上，“七出”完全可能而且确实曾被一些人用来压迫妇女，并在某些条件下被用作维系这种压迫的正当化的理由。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制度才能发生在我们看来可欲的或不可欲的蜕变和变异。对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警醒，并保持一种对于事实或实证材料的高度敏感和开放。但是，即使出现了这个问题，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恰恰是未能坚持语境论产生的，是没有将一个具体的制度放进其运作的具体环境中进行细致考察而产生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弱点未必是拒绝语境论的论点，相反，可能是强化这一方法的论点。

进路范文篇4

在当今中国，以违宪审查或者宪法司法化为主题、关于宪法司法实现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经过中国学者多年的努力，在使我国宪法真正进入操作运作层面或者变成实践性话语方面，都已在学者的笔下得到了比较充分地陈述和论证，无论是在宪法本身特征上（如宪法的法律性、程序性、可诉性等），还是有关现实的紧迫性；无论是宪法诉讼的政治性，还是司法性；无论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法律政策学视角，还是法律解释学视角；无论是参照国外已存的制度，还是立足于本国的模式设计，我国司法性违宪审查还尚未正式启动，为什么在有足够的理论支撑和正当化论证的情况下，现实回映却不太积极呢？笔者愚意，研究者们或许还忽视至少是不重视一个基本事实，违宪审查或者宪法司法化是一个制度，是一个以司法制度角色出现的隐含着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制度，研究者们不必拘泥于制度的概念，但应了解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规律、运作的方式、生存的条件，所以应该把问题聚焦为――制度进路的分析。

一、违宪审查制度进路的基本原理

既然是从社会制度进路来审视、探索和分析宪法司法实现，特别是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和运行，那么我们关注的就不是宪法实现究竟有多少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不是闭门造车式的纸上设计，而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和本着现实的情怀，来看待制度分析的各种因素，对制度的形成、构成和生存诸方面的理论内涵以及在违宪审查制度领域的演绎，可以建构制度进路分析相对完整的原理框架。

1、制度的形成路径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历史诠释

制度的形成总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可能是朝夕之功，而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和自由制度的形成，哈耶克有过精彩而深刻地论述，他说道：“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备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作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这意味着哈耶克认为制度和秩序“并非人的智慧预先设计的产物”，而是在无言知识的引导下自然演进的和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所以哈耶克更倾向于经验进化论，即“文明乃是经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而对唯理主义即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的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持反对态度。当然，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哈耶克不是简单的偏向经验主义而反对理性主义，他是把理性也与行动和经验事实结合在一起，他认为，理性是“基于无数独立心智的合作的社会运作事实上发挥的作用及其能够发挥的作用。”

各国宪政发展史表明，如果制度的理性构建和政治力量主导的“人工色彩”越淡，而制度按事物逻辑自身发展的进程越“自然”，那么它就会有更少的观念状态和更多的物理事实。

2、制度结构的实质及违宪审查的内核

制度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物，也就成为了人们认识、评判的外在对象，对具体法律制度分析尤其如此。当人们从外部视角来分析和观察一个社会制度本身构成时，同样以现实的、历史的存在为分析要素，此时同样要以现实主义和经验、功能主义态度和方法认识到作为具体事物的实际构成和运作方式，而不能仅停留在纯粹理性思维层面。因为所谓本质性认识往往使人们因虚词而忘记真物，对具体法律制度分析尤其如此。因此，社会制度把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作为自己的构成要素和观察基本点，同时，制度化也意味着行为的规则化、准则化，就如韦伯所言：“a）只有当行为（一般地和接近地）以可以标明的‘准则’为取向，我们才想把一种社会关系的意向内容称之为一种‘制度’；b)只有当这种以那些准则化为实际趋向至少也（即在实际上具有重要性程度上）因此而发生，因为它们在某一程度上被看作对于行为是适用的、有约束力的或者榜样的，我们才能想说这个制度的适用。”

二、制度进路视野下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研究的缺失

虽然有足够的现实合理性和理论上的正当性支撑，更兼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宪政文明提供的丰富的知识支持，但中国的违宪审查或宪法司法化研究不过是形成了一个内部的“学术繁荣”，并没有得到多少现实的响应，原因何在？

笔者愚意，根据前叙对制度进路的简单理论原理的梳理，如果我们想突破学说的意义，真正以制度建设和发展的进路来关注宪政的实现问题，那么我们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存在以下问题：

1、学者们没有本着平和、现实的心态来看待制度形成的渐进性、自然性。学者们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多少有点迫不及待的“热心肠”，似乎一夜之间就可以在宪法监督委员会、普通法院违宪审查制度和专门机构违宪审查等几种模式之中来一个“三选一”。其实，当今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既不是1949年改天换地，也不是1978年“”后的拨乱反正，同时，它也不象二战后的法国和德国生活在极大的历史转折、突变和反思基础上选择自己的宪政制度。我们的新的制度选择是在社会各方面都不希望对社会造成大的振荡，而且是不对我们现存的制度环境、政体结构的大改变和修正的前提下发生和进行的。所以，如果硬要作比较的话，宪法司法实现制度的完善方式只能相似于美国的司法实践推动型。

2、在制度起源问题上，虽然学者们特有的敏锐、内涵和视野可以超前式地阐述中国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急切性、当为性和必要性，并预见性地对模式进行理性建构。但作为一个具体制度的起源，它的真正催生因素只能是社会实践的。所以，只有中国自己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才能是中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开启，而中国学者对美式的“马案”分析到了细致入微和高屋建瓴的地步。

3、学者们也没有充分注意到制度的生存环境，这里也有两层含义：首先，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如果就宪政理念、价值目标和社会理想来说，西方与中国也许并无二致（即便有所谓“阶级本质”的不同，但在宪政意义上没有实质区别），但任何制度都是实践中的制度，而到了这个层面，一切又变成地方性的，它需要地方性的“生态环境”，而我们对这方面的关注显然不够。其次，如此一来，我们如要主动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念的影响和模式上的借鉴，那么双方制度生存的环境条件就必需作详细的对比分析。虽然，我们也指出了“国情不同”，但不过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托词，或者陷入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本质不同”。

三、构建违宪审查制度的环境要件

笔者认为，要认识作为事物的制度的生存基点、发展动力和阻力，在建立违宪审查的力量源泉的方面，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建立的力量之源，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和我国宪政文化耕植的土壤进行研究。

1.着力培养公民的宪政文化意识和能力

违宪审查制度中民众与政府（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社会关系，政府的侵权行为和公民的诉求行为应是主要构成要素，西方民主国家一般有强大的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基础，民众在较高素质基础上有较强的独立性、上进性和抗争性。所以，违宪审查制度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而在中国，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是精英主导型社会（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高层次的知识资源只集中在少数人头脑中，并没有弥散到社会大多数人那里。

公民的权利诉求永远是宪法司法实现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之源，公民作为制度的依靠力量而又受其自身历史积淀的素质的限制，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悖论，只有在市场经济和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不断的宪法诉讼催生下，培养公民的必要宪政文化意识和能力，因为无论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是围绕人的本质和人类需要发展的，公民宪政能力和意识能够为公民的行为直接提供一种“正当、正义、应当”的合理性精神支撑。

2.合理选择违宪审查的对象

西方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分权制民主国家，而且民选制度发达而广泛，民众直接选举的官员比例较大，这在政体上就决定了民众直接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纠偏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份额”，而在这种制度中，宪法和司法权分别起到了准则和途径的作用。

与西方国家相反，中国行政集权极端发达，按照我们的宪法和组织法，监督和任命主要依靠人大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级别管辖”来实施和操作的，民众选举和社会监督的机会都不多，在精英政治模式以及统一、稳定、秩序价值的要求下，这种体制有语境下的合理性，不是能被简单批评的，所以，面对中国现阶段公民和政府的关系与力量对比，中国的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的“涉案”范围和发生条件可能与西方大不一样，我们应该让社会需要在集中与放权、秩序与自由、服从与服务等这些相对甚至相悖的范畴中作出选择，以判断我们宪政制度的走向与现实合理性。

具体说到违宪审查的对象范围，笔者认为，作为司法性质的违宪审查可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修改的基本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等暂时排除在外，这是现实的、经验性的考虑，也符合制度从小到大的成长规律，而且与我国现行宪法政体结构相适应，它的建立只能是渐进的，不可能“一步到位”；从经验上看，我国违宪行为的“多发地区”和影响的“重灾区”是地方性政权的立法和行政行为。

3.着力提高司法工作者运用法律的素养

违宪审查制度虽有深刻的政治内涵，但其最终和最直接表现方式却是司法性，这样法官的主角地位是不可替换的。法官技能的表现主导着制度的运作，早在400年前，著名的柯克大法官就代表法官自身阐明了其独立的人工理性和实践艺术和技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经典地位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由于马歇尔大法官独特的政治斗争智慧和法律推理、辩论能力的完美表现，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司法中心地位和司法职业化的发达，再加上三权分立和民选官体制的配合，所以违宪审查制度的存在是有相当的“宽松”环境的。

进路范文篇5

关键词：服务业；业财融合；推进路径

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今，企业经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公司健康良好地运行，不仅取决于业务经营能力的强弱，还取决于财务管理水平的高低。财务和业务就好比公司的左膀右臂，只有双手抱团才能打出强劲有力的组合拳。因此，打破财务与业务的边界，提高财务的业务渗透能力，强化业务的财务管理理念，才能促使公司有效提高组织协同效益，更好地推动公司业务的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公司持续发展。

一、业财融合的目的与意义

在财政部2014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指出“管理会计是会计的重要分支，主要服务于单位（包括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需要，是通过利用相关信息，有机融合财务和业务活动，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管理活动”。2016年6月22日，财政部了《管理会计基本指引》（以下简称“基本指引”）进一步明确了单位管理会计应遵循“融合性原则”即管理会计应嵌入单位相关领域、层次、环节，以业务流程为基础，利用管理会计工具方法，将财务和业务等有机结合。“指导意见”和“基本指引”均重点突出了财务及业务的有机融合，即业财融合。由此不难看出，业财融合是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顺时应势的发展方向。通过业务和财务的有效融合，能使财务及时地、全面地了解公司各类业务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为公司管理层决策提供实时、可靠的数据和信息，精准发现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导公司有效地开展经营活动，改变财务和业务完全隔离的状态，让业务更好地了解财务，让财务更深地融入业务，从更专业的角度，引导公司业务长效发展。

二、公司业财融合推进工作的现状

（一）组织架构单薄，财务与业务人员匮乏

A公司为某市服务业企业，主要经营城乡市容管理、城市绿化管理、物业管理等业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公司业务范围成倍扩大，业务种类迅速增加，业务收入也逐年大幅增长。由于公司前期的战略重心为业务版图的扩张，其承接项目数量较多，但大多较为分散，管理难度较大，专业的项目管理人员就显得尤为匮乏。从而导致项目管理质量不佳，客户满意度不高，公司后续经营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财务人员的主要工作也限于会计核算和简单的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的力度不够精细。由于无法及时获取项目现场的情况，造成业务与财务的信息不对称，财务对项目的成本控制效果不佳。

（二）人员意识未完全转变，沟通意识不强

服务业企业由于其产品辨识度不高，缺乏核心竞争力，其生存主要依赖于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业务人员往往会以完成业绩为目标，只注重结果，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忽略了成本的控制和业务流程的优化。财务人员根据项目提交收付款信息，进行会计核算，仅能保证财务数据录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数据的合理性、真实性、完整性却难以保证。由于财务很难及时获取项目非财务数据，对项目的现场情况不了解，对其成本管控不及时，管控方向也可能产生偏差，进而影响数据分析结果的运用，甚至影响管理层的战略决策方向。

（三）信息化建设相对缓慢，且推进困难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A公司虽然有专门的财务核算系统、电子化审批系统、资产管理系统，但这些系统均相对独立，缺乏有效的联动和资源共享。采购、销售、预算管理、合同管理、资产管理之间存在信息壁垒，阻碍信息传递路径，影响信息反馈速度。信息数据的重复录入且口径不一致，造成了大量人力资源浪费和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同时，高昂的信息化系统建设成本，也是其推进困难的原因之一。

三、业财融合在企业经营全过程中的运用

（一）事前充分酝酿

1.打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认同感企业文化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教授泰伦斯·迪尔和麦肯锡咨询公司顾问艾伦·肯尼迪在《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一书提出的，它是指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渗透于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之中，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华为公司就提出了著名的狼性文化，激发员工的使命感、归属感、责任感、荣誉感及成就感。只有公司全体员工有了共同的工作目标和方向，企业才能生生不息地发展。A公司目前尚未形成固定的企业文化，但公司管理层通过文件宣传、例会、培训等方式，将企业管理中的业财融合理念灌输给每一位员工，让员工意识到业财融合为公司管理的大势所趋，认识到其好处，增强员工对公司决策的认同感、参与感，从而达成公司共同的愿景和目标。2.完善财务组织架构，完成财务人员角色转变2014年至今，内蒙古上市乳制品公司“蒙牛集团”曾经历过三次组织架构调整：第一阶段（2004~2010年）：为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将总财务中心划分为核算中心、管理中心、投资中心，为企业运营活动提供财务支持。第二阶段（2011~2016年）：为整合资源，发挥专业职能，为业财融合铺路，将总财务中心划分为战略财务部、业务财务部、共享财务部。第三阶段（2017年至今）：为提高运营效率，实现“2020千亿”战略目标，将财务中心划分为管理财务部、营销财务部、营运财务部。从“蒙牛集团”财务组织架构的三次调整，不难看出为了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组织架构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A公司处于快速成长期，建立适应业务发展要求的财务组织架构是推进公司业财融合的前提条件。财务人员通过组织架构的调整也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善于利用财务数据和非财务数据分析的财务人员则转变为战略财务，为公司的战略决策、投融资决策提供专业的建议，为公司内部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提出前瞻性判断；善于沟通和流程梳理的财务人员则转变成业务财务，助力项目的日常经营管理和成本控制，制定应收应付信用政策，参与服务产品定价及销售业绩考核等；精通会计核算方法，熟悉财务、税务政策的财务人员则转变为共享财务，通过标准化的数据核算，成为公司的财务数据处理中心，为成本管控提供准确的数据。3.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美国管理学家戴维·奥利说过：“全面预算管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把组织内所有关键问题融于一体的管理控制方法之一”。全面预算管理包括战略规划、年度运营计划、预算编制与批准、预算执行、预算分析、预算考核评价等，其实是一个贯穿企业经营活动的体系。A公司率先在物业公司试点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第一步，公司董事会根据往年经济指标，结合对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初步框定预算总目标。第二步，财务中心根据预算执行情况，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分解方案，明确项目责任中心编制业务预算，职能部门编制费用预算，财务部门编制财务预算，并组织召开预算编制说明会。第三步，以项目为业务预算起点，经过对行业和市场专业的预测和判断，制定收入合同的预测，并根据收入和行业平均毛利和固定成本情况，编制与收入相匹配的人员成本、维修成本、专业第三方维保成本等；以现金流为核心，编制年度采购计划，并制定供应商信用政策。为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转，公司应根据收入匹配供应商信用政策的授权审批。对于计划外的专项费用，作好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分析。第四步，财务根据项目的业务预算，职能部门的费用预算，编制财务预算。汇总、编制、修改总体预算后，报预算管理委员会审批定稿，落实责任到人。最后，上报集团后确定考核指标。

（二）事中严格监管

1.建立财务共享中心，优化工作流程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福特公司就提出了财务共享的管理模式，并在欧洲建立了第一个财务共享中心。财务共享中心的建立旨在建立标准化的流程，大大减少人力成本，降低财务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延时和失真。A公司参考华为、万科、海尔等企业财务共享中心建设的经验，在费用报销流程、应收账款管理、应付账款管理、存货管理等方面的流程标准化和优化做出了努力。第一，费用报销流程的标准化。受公司信息化系统建设较缓慢的影响，A公司短时间无法实现费用报销的线上审批。但是通过使用Excel设计的“费用报销一套表”（以下简称“一套表”），尚能实现简单的费用报销流程标准化。具体做法为：以项目管理为单位，建立项目台账。在项目收付款合同签订之时，登记收付款合同台账。在登记收款计划时，自动生成标准模板进行开票申请；在登记费用报销台账时，同样自动生成标准的费用报销单。“一套表”的建立，有利于项目负责人及时了解合同履约情况、项目资金使用情况、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等，从而更好地控制成本，达到项目管理效益最大化。对于财务人员而言，标准化的项目台账的建立，有利于各项目之间的横向对比和项目本身的纵向对比，也有助于财务了解真实的，动态的市场行情和价格信息，同时，可以为下一年项目预算编制，提供图1A公司财务组织架构图参照，甚至为管理层战略决策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持。第二，应收应付款登记的标准化。A公司合同审批系统和财务系统为两个独立的系统，因此公司建立了“应收应付款管理系统”与项目台账“一套表”进行业务、财务两个维度的账目核对。业务掌握的合同履行情况和财务系统数据核对，保证合同能及时准确地履行。财务实时跟踪收款情况，并及时通知业务催收款项，公司应收账款回款率由原来的75%增加到90%以上。同时，关注供应商的报价情况，付款条件，扣款情况等，有助于财务确定最优化的资金配置，增强议价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第三，物资及易耗品管理的标准化。A公司所经营业务，需要用到大量的保洁、维修物资。由于项目分散、物资管理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无仓库管理系统等原因，A公司在环卫公司试点低值易耗品标准化管理，并设计了“低值易耗品收发存系统”将物资分为三大类200多种物资，对每一种物资都进行统一赋码。财务登记物资入库数量及价值，仓库管理员只需要输入简单的出库数字即完成了整个物资收发存流程。通过对项目物资及低耗品的标准化管理，实现了项目间物资的实时调配，大大降低了库存。同时，通过对物资价值的不间断控制，能及时掌握市场价格，有利于项目成本的管控。2.良好有效的沟通，实现共同的愿景和目标业财融合中业务和财务的相互融合是关键，而融合的桥梁就是沟通学习。A公司针对“如何规范粘贴票据”，“如何使用费用报销一套表”、“如何使用低值易耗品收发存系统”等展开了多次面向业务层的培训。通过PPT讲解，视频演示等方法让业务了解财务，在业务中能简单运用财务知识。公司业务人员则组织现场参观学习。通过现场了解服务标准、人员配置、服务权责范围等工作内容，财务人员能更好地理清项目成本构成，从而以财务专业视角提出项目成本控制建议，更好地预测新项目成本。同时，财务人员参加业务层公司例会，了解行业实时动态、政策及信息，明确项目管理现状及存在困难，为项目经营决策和公司战略决策提供合理建议。3.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严格项目内控管理A公司采用项目负责人管理和职能部门垂直管理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组织专家组对项目现场的各条线进行现场例行检查。对项目的实时管控，有利于识别管理中的风险，并防患于未然，优化项目的内部控制。

（三）事后全面分析

1.建立多维度的业财融合分析报告体系传统财务分析报告多为对财务报表的各类指标分析，是基于财务报表数据的分析，容易脱离业务实际，分析结果很难被真正运用。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传统的财务分析报告已无法满足公司管理层及企业管理需求，分析报告逐渐转变成集战略分析报告、经营分析报告、预算执行分析报告于一体的多维度综合分析报告体系。A公司已有公司层面分析报告主要包含：年度指标完成情况、公司整体运营情况、主要业绩陈述与解释、合同签订及履约情况、收入情况、成本及毛利率情况、运行费用情况、净利润情况、资金运营情况、总体预算执行情况、行业对比情况及下一步前景展望。在梳理综合分析报告的过程中，管理层要求业务梳理项目整体运行情况、合同履约情况、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资金收支情况及预算执行情况等，业务部门则向财务部门获取财务类数据，财务部门横向对比项目数据，结合自身专业知识对比行业数据，分析预算执行情况，结合SWOT、行业生命周期、波特五力模型等分析工具，将分析结果反馈管理层，为管理层进行战略决策提供依据。2.建立健全绩效考核管理体系绩效考核本质上是一种过程管理，或者说动态地对结果的考核。绩效考核可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督促员工正视自身问题并不断地反思和成长。通过绩效考核，公司能更好地盘点人才，做好人力资源分析，增强人力资源储备，把员工聘用、职务升降、培训发展、劳动薪酬相结合，使得企业激励机制得到充分运用，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语

进路范文篇6

一、传统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反思

尽管我国金融法远未到达统合立法阶段，但以不同金融业别为区分的分散立法之中也存在着体系化的联系。有学者将金融法分为金融监管法和金融交易法，①认为金融法调整纵向的监管关系和横向的交易关系。也有学者在经济法的视野下将金融业的国家协调关系细化为金融市场规制和金融调控，进而确认金融法的体系包括金融机构组织法、金融调控法、金融监管法和金融经营法。②理论上的体系化分类为我们对金融法思维范式的分析提供了路径和方向。笔者尝试遵循理论体系的路径对金融法的运行进行检视，发现金融法制度的设立和运行无不呈现出以行政权力为核心而展开的特征，并且由此形成了政府部门及大型金融机构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权利结构。尽管金融法制在努力追求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的调和，但却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以下需要我们反思和检讨的问题:

首先是监管中的行政主导色彩。通常而言，金融监管包括政府监管和自律监管。政府监管主要是由具体负责某一具体业别的监管机构依据其行政权限所实施的监管，而自律监管则是由该金融业别的市场参与者所组成的行业协会所实施的监管。但是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行业协会往往受到该行业的监管机构掣肘，易言之，政府监管已然凌驾于自律监管之上。甚至是金融市场上纠纷的解决，行政权也处于主导地位，呈现出一种强行政弱司法的诡异态势。事实上，对于金融市场主体及其活动的监管既非政府监管部门一己之责，亦非其力所能逮。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处在金融市场第一线，相比政府监管部门而言能够更加直接地发现违规行为。在行政主导的金融监管之下，自律组织和其他市场主体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其参与金融监管的积极性受到抑制，进而降低了金融监管的效率。

其次是交易中的营利至上理念。市场化的金融活动以营利为目的无可厚非，但是由于金融法权利结构的错配，造成了金融资源的畸形配置以及交易主体地位的失衡，进而导致了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中形成了营利至上的理念，金融活动不再以调剂资金余缺和提供金融服务为宗旨，而是陷入了一种片面地追逐利益的怪圈。这种营利至上理念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法制的放任而形成的结构性原因。例如银行业长期存在的高利差现象，就与银行业垄断造成的信贷资源分配失衡以及利率结构不合理不无关系。③占据了市场优势地位的银行客观上获得了制度上形成的利益，主观上也积极地争取和维持这种利益，以获取超额利润。④营利至上理念另一方面产生于制度设计的缺失。如在新股发行定价中，由于缺乏对发行过程中利益冲突的有效规制，新股发行价虚高，上市公司大肆圈钱，中介机构赚得盆满钵溢。除此之外，金融法律制度容易被规避以及监管乏力也间接助长了营利至上理念。譬如尽管金融法制对于投资者适当性以及风险提示高度重视，但许多形式上的程序会被金融机构操纵。比如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容易在金融机构的操纵下轻易地实现规避，风险提示的过程也往往只是走走过场而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又如银行理财产品虽然不允许承诺收益，但事实上保证最低收益是银行理财产品销售中的潜规则。可以说营利至上理念的形成与金融法制度的不合理密切相关，制度不合理给营利至上理念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营利至上理念又进一步绑架和突破制度，进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再次是调控中的管制中心主义。管制中心主义与行政主导色彩关系密切，管制中心主义是价值取向和实际效果，行政主导色彩则是手段选择，金融市场的管制依托行政权力的主导，而行政主导又不可避免地走向管制中心。管制与自由相对应，两者处在金融监管和调控的两端，经历着长期以来在加强管制的效率缺失与放松管制的秩序紊乱之间的治乱循环，⑤从金融市场监管的历史经验来看，无视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片面强调管制也并非明智。⑥但是检视我国当前金融法的运行状况，管制的痕迹依然非常明显，主要表现为利率管制和市场准入管制。就利率管制而言，我国当前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及浮动幅度均有严格的控制，利率形成与维持在某种程度上并未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金融宏观调控的目的和特定政治任务，这种现象与正常的市场规律相悖离。而追问利率市场化进展迟缓的原因，有学者研究发现与金融制度的质量不无关系，制度改革的滞后影响了利率市场化的推进。⑦客观评估金融法制本身，依然存在着利率市场化的诸多制度障碍，⑧需要其完成自身进化，奠定放松管制的制度基础。⑨就市场准入管制来看，正规金融垄断了几乎所有的金融资源，非正规金融几无立锥之地。在金融抑制下，非正规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因为当前金融法并未给非正规金融相应的合法地位，由此产生的大量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使得非正规金融处境愈益尴尬。瑏瑠过度的管制必然导致效率的低下，金融法中管制中心主义的倾向亟需得到遏制，在制度层面厘清管制与监管的分野，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以上三个问题是当前金融法思维范式的集中体现，暴露了我国金融法制存在的痼疾。也正是这三个问题降低了金融法的制度质量和绩效，同时也导致了金融市场在先天畸形的金融法之下不仅没有提高效率，推动金融发展和市场深化，还引发了因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财富集聚与分化，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失衡与不公。深究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金融资源和权力过度集中于政府、权贵阶层以及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主体，相对应的弱势主体在参与金融市场博弈过程中的能力未能得到金融法的有效支持。在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及社会转型打响攻坚战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收入分配调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金融法需要而且应该及时进行调整与进化，充分回应经济与社会的双重使命，有效发挥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这就要求金融法从单纯地追求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的平衡转变为实现金融安全、金融效率和金融公平的良性互动。瑏瑡而这种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完成金融法权利结构的重构进而实现金融市场主体博弈能力的平衡。

二、法律赋能及其对金融法的启示:一种新的视角

(一)法律赋能的内涵与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发权能”(empowerment)开始成为社会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新兴核心概念，亦成为精神健康、公共卫生、人文服务、政治与经济发展等实践领域的热门话语。瑏瑢在这一话语体系下，权能是一种权利或者能力，申言之是拥有或获取某种资源的能力。瑏瑣激发权能则是指通过某种途径、手段或策略，增加处在弱势地位的个体或群体的权能，包括获取处理问题和压力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在更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生活的能力等，以促进共同目标的实现。瑏瑤上述途径、手段或策略多种多样，而法律作为其中一种，在激发权能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法律激发权能，即legalempowerment，通常译作“法律赋能”。根据贫穷人口法律赋能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定义，法律赋能是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推动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瑏瑥StephenGolub认为，法律赋能是指利用法律服务及其相关活动增进弱势人群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的超越传统法治(ruleoflaworthodoxy)的另一种范式。瑏瑦他认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是，本意在于提升弱势人群的法律往往停留在纸面而未付诸实施，除非弱势人群自己去推动。法律赋能这种范式正是依靠弱势人群的自觉，优先经由市民社会提升他们在法律上的能力，自下而上地将个人或团体层面的需求或活动转化到国家或政府层面。也有人将legalempowerment译作“法律赋权”，但是笔者认为并不可取。理由很简单:在内容上，法律赋权仅仅停留在法律对于弱势人群权利的书面确认，而法律赋能则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权利和能力的实现;在过程上，法律赋权是对于权利的静态描述，而法律赋能则是权利的动态实现，将权利上升到了实在的能力;在目标上，法律赋权通过廓清权利范围和界限以便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预测性等效果，而法律赋能则着眼并侧重于能力的发展与提升。概言之，法律赋能的外延显然要超出法律赋权，法律赋能不仅仅包括对于权利的确认，还关注权利的实现和维护的机制。可以说，法律赋权还停留在传统法治的范畴上，而法律赋能则超越了传统法治的范式。区别于传统法治进路，法律赋能通过调整法律的侧重点和立法理念，强调弱势人群和市民社会团体的身份、能力和权力;强化与穷人的实际需要和偏好的互动而非一味侧重政府机构自上而下的关注;超越司法和行政之外更多地关注和肯定非正式司法体系、媒体、社团组织等在增进穷人权利和福利上的角色和作用;更加关注本土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非单纯移植发达国家做法。瑏瑧法律赋能的具体实现手段包括法律服务和相关活动，法律服务包括法律咨询、调解仲裁、公益诉讼、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等;相关活动是指本质上并非基于法律但能有效补充法律服务以激发权能的活动，如结社、动员以及舆论等。法律服务与相关活动相互配合，完成法律赋能的过程和实现。

(二)从法律赋能视角对金融法的审思

法律赋能概念的厘清及其内涵的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通过审思法律赋能的内容、过程、目标和手段，我们不难发现法律赋能的逻辑在于增进弱势人群的能力，促进其自下而上地实现其权益。笔者认为，法律赋能的本质实际上是对于“权利自觉”瑏瑨的追求，法律赋能就是通过法律创建一种机制，确认弱势主体的权利，并促进弱势主体认识并积极地自我实现这种权利。尽管法律赋能本是消除贫困和发展人权范畴的概念，但是从法律赋能的视角重新审视金融法，突破传统的行政主导色彩、营利至上理念和管制中心主义，激发金融市场主体自身的权能，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新思路。从整体来看，笔者认为法律赋能这一概念对于金融法学和金融法制有着很有意义的启示作用。我们认为，要实现前文中所提到的调和金融市场主体博弈能力，重构金融法权利结构，可以适当借鉴法律赋能的逻辑，对金融法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思考。首先就是在制度建设上，我们需要的是基于政府和机构的金融法，还是基于消费者的金融法。也就是说金融法作为调整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规范，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制度逻辑，这种逻辑主要表现为以什么作为制度设计的落脚点。具体而言，就是金融法应该坚持“权力本位”还是“权利本位”。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法制一方面在坚持行政权力作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核心要素，以政府的行政力量主导市场监管，实施强有力的金融管制;另一方面受到金融机构的游说与绑架，确认并维持着金融资源配置的畸形格局，以利于处于市场优势地位的金融机构获取高额利润。这两方面的表征无不反映着“权力”在金融法制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尽管金融消费者保护是金融法的目标之一，并且金融法也通过构建了各种制度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但缺乏实效的制度并未改变我国金融法制基于政府权力和机构利益的现状。在法律赋能的逻辑下，法律赋能关注弱势主体的“权利”的确认和实现，其前提就是对于弱势主体权利的确认，目标是弱势主体权利的维护，权利是法律赋能的起点和归宿。在这一逻辑下的制度建设必须以“权利”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认为金融法的制度建设也应当基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毕竟金融业的本质是服务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和行政力量的参与介入，都是着眼于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才是金融市场的根基，金融法也应当是基于消费者的金融法。但是在金融市场上，相比于政府和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金融消费者在市场进入、金融资源的获取、金融福利的分配上均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就需要金融法基于弱势的消费者利益，确认并维护其应有的权利。因此，金融法应当避免将目光过度集中在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权力配置之上，而应更多地关注在金融交易中市场主体的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次是在权利实现上，我们到底是要坚守还是扬弃金融法中的父爱主义倾向。法律父爱主义表现为政府在某些领域为了公民利益可以不顾其意志而限制其自由或自治，其根源在于法律对人的认识由经济理性人假设转向弱势、非理性人的假设。瑏瑩金融法中的父爱主义正是基于金融市场主体的自发性和逐利性特征以及投资者风险控制能力差异而形成，并且体现为政府积极主动地介入金融市场，密切而广泛地对金融市场进行严格的管制。例如政府对金融市场准入的控制、复杂严苛的审批程序、严格的利率管制等。由于市场存在着固有缺陷，需要政府通过有形之手进行国家干预，法律亦应对这种国家干预进行规制和保障，这在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已有共识。瑐瑠基于克服市场缺陷和维护金融安全之目的，这些管制措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并不总是有利于金融效率的提高。法律赋能的逻辑是充分尊重和认可并且主张提高弱势主体实现自身权利的能力，不仅确认弱势主体的权利，还强调通过法律构建一种提升能力、保障权益和促进发展的机制，而不是一味地依靠法律简单地进行直接干预。在法律赋能的语境中，弱势主体权益的实现不再简单地寄望于公权力的直接介入，而是着眼于弱势主体自身能力的提升。借助法律赋能的视角反思金融法的父爱主义倾向，笔者认为在当前金融市场唯利性日益突出、市场主体间能力和话语权悬殊的现实背景之下，弱势主体需要金融法用一种慈爱的眼光对其进行偏重保护，兼具严厉和慈爱双重性格的父爱主义倾向的金融法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种父爱主义倾向应该保持一定的限度，行政权力应当在“家长”和“守夜人”的角色中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对公民强制的爱”不宜过分地限制和威胁个人自治和契约自由，造成本应由市场调整的关系受到行政权力的绑架。进一步讲，金融法在调整金融市场关系时，要有抓有放，有紧有松，通过稳健有序的市场化改革和相应的配套措施，转变行政力量在金融市场中的职能和角色，让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申言之，金融法应当摒弃“政府包办”的传统思维，尝试“赋能于民”，提升市场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能力。

三、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一种可能的进路

囿于传统范式的金融法长期以来一直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之间寻求平衡，但简单地在强化监管和放松监管的手段中的摇摆显然无法实现二者的均衡。金融法的研究与制度设计亟需寻找一条新的路径来调和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这一对天然的矛盾，从而提升金融法律制度的绩效，实现其应有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这条路径就是笔者一直在提倡和呼吁的金融公平理念。所谓金融公平，是指在金融活动中，各类主体不因自身经济实力、所有权性质、地域和行业等因素而受到差别对待，能够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机会均等地分享金融资源，形成合理有序的金融秩序，并通过金融市场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金融公平的内涵表现为各类金融主体能够公平地参与金融活动、公平地进行金融交易、公平地享受金融福利。瑐瑡金融市场固然追求效率，但是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能长久的。金融并非简单的价高者得，也不是单纯的富人的游戏。获取金融资源并从中分配福利是每个人都应当享受的发展权利。瑐瑢同时，金融也并非纯粹的经济活动，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地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实现社会公平。瑐瑣因此，强调金融公平不仅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是对各类主体金融权利的确认和保障，更是对于金融的社会功能的完整诠释。强调金融公平，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机会均等地参与到金融活动中来，是市场深化的题中之义，同时强调金融公平，使各类主体都享受金融发展带来的福利，也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路径。金融公平目标着眼于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实现，这在过度倚赖行政权力的传统金融法范式中难以得到实现。诚然行政权力对于金融市场主体权利的保障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难以保证行政权力的过度扩张不会挤占市场主体的私权空间，从而限制私权自由。并且一旦形成私权过度仰仗公权保障的制度依赖，私权将产生惰性从而影响其自我实现，而公权也易面临滥用或寻租之虞，进而损害私权。因此，金融公平目标的实现，需要金融法转变传统范式，以金融权利为核心，确认金融市场主体权利并构建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制。同时，金融公平强调对金融市场弱势主体进行偏重保护，以确保其对金融资源的公平分享，这就要求金融法关注弱势主体的权利，并且通过相应的制度建设实现弱势主体的权利。在这两方面，金融公平与法律赋能之间存在着先天的联系，即金融公平的实现与法律赋能的运行相契合，在这个关系里，法律赋能的手段符合金融公平目标实现的要求，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是一种可能的进路。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是利用法律赋能的逻辑来对金融法的思维范式和制度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通过重构金融法律制度以确认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尤其是弱势主体的权利，促进金融市场主体的权利自觉，增强其参与金融市场博弈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使各类主体自身力量与行政权力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最终实现金融公平的目标。从法律赋能到金融公平只是金融法制调整的一种思路，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笔者尝试提出一些不全面的观点，尽量使其具体化。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进路的实现是一个系统性工程，笔者只是略举一隅，以抛砖引玉。

(一)倡导社会监管理念

金融活动公平有序进行是金融公平的应有之义，金融监管应当努力满足这一要求。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监管和自律监管，行政监管基于行政权力自不待言，基于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也由于缺乏足够的独立性而或多或少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瑐瑤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实施的金融监管在监管效果和效率上并不尽如人意。一方面行政权力在实施金融监管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存在着一定的欠缺，监管活动往往呈现出运动式的特点;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活动不仅频率高而且覆盖面大，单纯依靠有限的行政力量实施点对面的监管，恐非其力所能逮。法律赋能理论认为，结社、动员和舆论等相关活动均可以达到激发权能之效果。瑐瑥即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充分发挥金融市场主体包括社会力量在金融监管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可以对现有监管体系形成有效的补充。事实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新闻媒体以及投资者群体处在金融市场的终端，能够最直接、最贴近地接触到金融市场活动的一线，这些主体对于金融市场的运行仅仅停留在监督层面且无相关的具体规则进行调整。一旦通过金融法律制度确认其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功能并将其纳入监管体系，构建相应的激励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推动金融监管的社会化，无疑将形成一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监管力量，并使其成为传统金融监管的有益补充，极大地提高监管效率，实现更加全面和有效的金融监管，进而确保金融活动的公平有序进行。

(二)强化弱势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

由于资金、信息和知识水平等禀赋差异，金融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也各有不同，这就导致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各类主体实力悬殊。传统金融法中营利至上理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强势市场主体通过游说和绑架法律制度，确认和维持了利于其实现高额利润的制度环境，进一步加剧了金融不公。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强化弱势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以实现金融市场的能力平衡。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转变:(1)要对弱势市场主体进行立法上的偏重保护。弱势市场主体往往是受金融排斥最直接的对象。例如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下企业中有90%的企业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而小微企业中95%没有和银行发生过任何借贷关系。小微企业贷款难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在信贷紧缩中小微企业往往是首当其冲的被挤出对象。瑐瑦这就是小微企业因其自身能力欠缺而引发的信贷权无法得到实现。金融法可以通过制度上对弱势主体的倾斜性保护，增加其制度禀赋以强化其参与市场的能力，提高金融资源的可获得性，进而促进其金融权利的自我实现。(2)要对弱势市场主体提供有效且易得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是法律赋能最重要的手段，可以有效地激发金融市场弱势主体对抗强势主体的能力，通过获取法律资源增进其获取金融资源的能力。法律服务的提供一方面表现为法律救济途径的提供，即通过诉讼、仲裁和调解等法律裁判的获取来对抗强势主体。目前在金融领域并非所有的纠纷都能进入诉讼，譬如在证券侵权中只有因虚假陈述引发的纠纷法院才予以受理，而因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引发的纠纷却迟迟未能通过诉讼解决，这实际上影响了弱势主体权利的实现。法律服务的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律知识的普及，即通过法律咨询、普法教育等促进弱势主体的权利觉醒，并利于其通过法律武器实现自身权利，这实际上也是投资者教育的应有之义。(3)要为弱势市场主体结社提供制度便利。弱势群体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是制约其权利实现的主要障碍，在制度上便利弱势主体的结社，确保其有序参与金融市场活动，能够提高其自身追求和实现权益的能力。瑐瑧尽管宪法确认了公民结社的权利，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宣示，并无下位实体法的有效保障，尤其是在金融市场上，弱势市场主体结社在制度和实践上都并不尽如人意，这就需要金融法制对此作出有效的回应。只有强化了弱势市场主体的博弈能力，才能抑制金融排斥，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合理配置，确保金融发展的福利的共享。

(三)促进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金融公平要求各类市场主体能机会均等地参与金融活动，确保其对于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和易得性，公平地分享金融市场发展所带来的福利。而当前金融制度对于民间金融的严格管制，一方面使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受到了诸多限制，不能与正规金融同等竞争，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金融垄断格局增加了金融服务需求者的成本，降低甚至剥夺了其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这与金融公平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在法律赋能的视野里，穷人的经济机会很有限，他们难以利用金融市场获取支持其发展的信贷资金。如果法律的制定、实施或执行不公平，或者法律不够完善和有效，这将使穷人除了在非正规金融中获得支持之外很难另有选择。并且非正规经济中的企业缺乏进入金融市场的途径以及在产品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对于新兴的和潜在的经营者而言，增加对由储蓄、信贷、保险、养老金、风险管理工具组成的基本金融服务的享有权，是利用经济机会和改善其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瑐瑨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关注非正规金融以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市场。因此，我国的金融法制需要确认和保障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参与权利，以实现弱势主体通过获取金融服务提升能力，从而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具体而言，首先就是要降低非正规金融的市场准入门槛，赋予其合法地位，促使其从地下转为地上，成为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为市场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金融服务。其次，放松利率管制与打破金融垄断相结合，通过放松利率管制使资金成本反映市场正常的供需状况，通过打破金融垄断防止大型正规金融机构控制市场攫取垄断利润，为非正规金融留得生存空间，前者作为金融服务市场化的基础，后者作为实现真正市场定价的保障，两者结合使得金融资源的获取成本正常化、真实化。再次，合理界定非正规金融的边界，廓清合理合法的非正规金融活动与利用金融手段实施危害金融秩序或侵犯他人财产权的行为之间的界线，防止非正规金融活动被不合理地认定为违法行为。

进路范文篇7

关键词：农民;水环境权;法律进路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正在不断转型，而近几年正是转型的节点。部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伴随着相关产业的转移以及不断调整的经济结构而持续向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迁移，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不完善的技术手段等等，使得环境污染事件在农村不断发生，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对自身水环境权不断遭受侵害的问题，农民们却无力救济，那么此类问题的不断呈现都严重挑战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对农民特殊的水环境权应重视起来，切实保护农民的水环境权，使得法律在农村中逐渐应用起来。

一、实现农民水环境权价值的重要性

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享有权利生活在福利以及尊严的环境下，且享有充足、平等以及自由等基本权利的生活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有责任改善以及保护这一代以及将来世代的环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水环境权已然获得肯定，而在环境权中，水环境权是其关键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人都有权利用水环境的功能以及资源等对其生存的发展需要以及其基本需求等进行维护，且在利用水环境权利的基础上获取相应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它对人类来讲不仅是一项应有权利，更应是一项实有权利或者是法定权利，在水环境权中，富有、洁净的水资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水资源意义无比重大，它作为一种稀有的自然资源尚存于干旱的地区，作为一项基本的前提条件存在于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更最重要是它也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在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指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以及人们群众的切身利益等都与水环境息息相关，它同样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它要求对建设的生态文明进行持续的推进，将水环境安全保护作为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而提升到一个见所未见的高度。2011年国家统计局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约有6.74亿人口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要想实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那么水环境权的实现便至关重要。

二、分析侵害农水环境权的原因

1.滞后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现代环境问题应运而生，因此在城市环境保护上人们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对城市环境的保护与治理表现在众多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上，但是以上法律法规针对农村环境困扰却不能完全适用。就环境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来讲，我们可以发现巨大的缺陷存在于现行法律以及农村环境的立法上，在法律中很少出现对农民水环境权益以及农村环境等相关方面的保护，也缺乏独有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2.农村地方政府环境管理中的“缺位”与“越位”。最开始要讲的便是在农村中片面对经济的追求而持续对环境保护进行忽视。现如今在我国，当地的经济水平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最大指标而存在，因此，经济效益对各级政府便便是重中之重。在农村农民水环境权受到侵犯主要是由于对经济效益过渡的追求，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上：①乡村环境因凸起的乡镇企业而遭到损害。众多乡镇企业在1980年开始不断凸起，虽对国家经济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来说，带来了便利，但是众所周知，众多企业是以牺牲环境来发展自身水平以及技术含量不高等粗放经营方式广泛存在于中国的乡镇企业当中，并且对防治环境污染的设备相当匮乏，简陋的设备、陈旧的成产工艺以及随意的布局等等广为存在，使得农村污染问题异常突出。②政府部分为了应对环境问题而不断“招商引资”。部分县政府大搞“政绩工程”只为追求政绩。尤其是当政府官员们费尽心思所请来的企业污染，并且与农民所提供的“产值”相比较为丰富时，政府官员们的态度不是否认污染企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就是公开辩护排污企业，或者是网开一面上级环保部门所要求的关停企业，以此来牟取暴利；③环境破坏由落后的生产方式所引发。人多地少是中国的特点，而开发的土地资源也即将达到极限，那么农民要想对土地产出水平进行提升，不免会用到农药、化肥等。根据统计，在我国，农药的施用量达到0.14千万吨，而化肥也达到4.7千万吨，但是它们的利用率只有三分之一。在农田的生产上，土壤以及土地的生产力因大量化肥以及农药的使用而造成的其板结以及生产水平持续下降，而水体以及农产品因化肥农药的流失而造成污染以及农药残留超标现象的发生，极大地危害了人体的健康，导致农民对自己养的鱼以及种的粮食等都不敢食用。此外，农作物生长因地膜以及温室大棚等不可降解的塑料残留而受到阻碍，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土壤。然而，针对以上三个农村环境的问题，政府部分在管理上却不闻不问，其管理以及指导的责任并未尽到，从而农村环境的问题便进一步的加重了。接着要说的便是农民环境知情权得不到实现。所谓的环境知情权也就是国民可以获取对各地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以及国家环境管理的状况等等信息，也可称为环境信息权。国民要想对环境的管理进行参与，那么前提便是行使环境知情权，对环境保护而言它同样也是必要的民主程序。《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轼行》是我国在2007年所颁布，此办法同样是从城市的视角出发来实施或者是制定的，而农民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分为两方面原因，主观上讲在共开环境信息进程中，环境执法部分侧重向其上级机关进行汇报，农民所了解的公开环境信息少之又少；客观上讲，农村基层环保部门缺乏环境信息公开的条件，全面、实时、无误的对环境信息进行公开需要办公自动化、充足的经费以及高超的检测手段等等，而这些在农村却极为匮乏，造成农村环保信息在公开上极大的受到限制。3.农民环保意识淡薄，环境维权难。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够对实践进行指导，同样也能作用于实践。农民水环境权的保护问题直接与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水平息息相关。从一定程度上讲，农民环境意识薄弱直接造成农村环境侵权问题的不断恶化。地广人多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的特点，众多偏远地区因不便的交通，其信息也相当闭塞不通，一直生活在小农经济生产的状态之下，其环境保护意识与文化素质以及生活水平极不对称。在农业生产当中，农民固执的对经济效益进行追求，对自然资源也过度的开发，更是对化肥、农药等过度的使用，进而生态环境便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污染。此外，农民在寻求法律救济上因薄弱的经济基础而造成救济途径较为单一，众多农民更愿意将前用在养家糊口上。一旦外来人员侵害了其自身的水环境权，深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他们也鲜有走寻诉讼的道路。

三、强化：农民水环境权价值实现之法律进路

要想实现安全、正义以及平等的价值，前提是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而农民水环境权价值的实现进路便是进一步完善立法。1.对全方位的农村水环境保护立法体系进行建立起来。专门性以及综合性的基干法律应当以农村地区整体环境保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对农村环境而言，利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全面统筹的进行保护，将众多自然要素也加入其中，像是水、土壤等等，并且以此为基准来对相应的应对方法、权责关系以及管理机构等进行具体的设置等。我们不仅要对现有规范的可操作性进行增强，对现有法规进行充实，且对法律法规来讲，应对地方性立法作用进一步发挥使得对其进一步进行补充。我国各省的经济状况以及自然环境因宽广的地域而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就水环境保护问题上，就包括了社会以及自然两方面因素的差别，当然所对应的解决步骤与方式也不尽相同，那么便需要地方立法来对本地区的水环境保护进行针对性的立法，有效的补充国家立法。2.形成有效的农民参与机制。农民水环境权价值要想得以实现，那么前提便是环境知情的权利。众多公众参与机制与信息公开制度应不断创建与完善，在对农村水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序以及原则内容等规则制定的前提需与农村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此外在宣传的内容上还要使用农民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使得农民的水环境知情权的得以充分实现。另外，对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应当进一步进行降低，通过修订相关法律来鼓励公民个人与社会团体，特别是农民对未履行职责的行政机关以及污染者进行公益诉讼，此外针对客观现状中所存在薄弱的法律意识以及较差的农村法治环境问题，利用减免诉讼费用以及实时的供给法律援助等手段进行立法倾斜，使得真正实现全民参与的环境保护制度以及农村的司法救助制度，让农民这一主体在水环境权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实现。3.完善环境监管机制与环境执法。在农村，就水环境保护而言，将垂直管理制度不断创建起来，对农村水环境安全的管理与监督是利用上级环保部分所垂直管理的乡镇环保所所实现的，对农村执行率低下的水环境保护制度进行有效的改善。另外，众多的责任制度与环境违法制裁机制应同步建立起来，例如刑事、行政以及民事责任等，对司法机关应强化其保护水环境，使得农村水环境在安全方面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追、执法必严以及有法必依的局面，在农村地区真正落实法律制度保障。

四、结语

总的来说，要不断向农民普及现代环境以及科学信息，对农村农业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着重的宣传，将“环境宣传教育下乡”的活动广泛开展，对其环境科学素养以及意识进行不断的提升与培养，使得农民在思想上领悟在农村的发展当中，法律至关重要，动员广大农民积极投身环境保护的行列，对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自觉地维护，进而实现我国农村水环境价值，促进我国农村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袁易鑫.论农民环境权的特殊法律保护［J］.法制博览，2016（20）：290.

［2］尉琳.论农民水环境权价值之法律实现［J］.法制博览，2016（01）：37-38.

［3］张芬霞，张忠勇，张可擎.论我国农民环境权的法律保护［J］.法制与社会，2014（21）：211-212.

进路范文篇8

关键词：“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文献计量学；CiteSpace

一、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概况

2013年，“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一项新的国家发展规划而登上时代的舞台，次年官方《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其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之中而予以大力推广和认真执行，而2017年5月14日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则昭示着“一带一路”建设在实践层面业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与之相呼应，自2013年起，以“一带一路”为背景的相关学术研究的热度也显示出井喷式增长之态，其研究内容呈现出广泛性和多元性的特点[1]。“一带一路”自诞生伊始便是一条交织着经贸往来、政治互信、技术扩散和文化交流的泛传播之路，时至今日，即使其最初的功能已几近被全球化浪潮所湮灭，但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留下浓墨重彩印记的跨时空传播现象，“一带一路”不仅以贸易网络和交流通道的方式参与塑造整个复杂交织的人类世界，更将成为主宰未来全球传播新格局和重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重要表征。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既有沿袭自传播学历史观照的应然性，也有生发于传播学现实取向的实然性。有鉴于此，“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也日益聚焦为一个新鲜且重要的研究课题。追随着“一带一路”的足迹，研究其主导性贸易产品行销推广和代表性文化因子历史变迁的论文并不鲜见，但此时研究者们所提及的“传播”仅仅是一种物质交易或文化交流的现象而尚不具备传播专业学术价值。第一篇严格意义上对于“丝绸之路”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发表于1983年——《试论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从电视片<丝绸之路>的编辑特色谈起》（王纪言，现代传播），作者从广电业务层面就中日两国电视工作者在其联合摄制的《丝绸之路》系列片的编播工作加以比较，提出应围绕电视特性制作节目。尽管研究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于电视节目的传播效果，但在实际的对比分析中，以“丝绸之路”为样本的分镜头解构还是从学理意义上对其核心符号要素进行凝练和传播。此后，“一带一路”的传播学研究逐渐开始显露出专业化和广域性的特征。《马可•波罗和他传播的元代新疆新闻》（王洪祥，新疆新闻界）从新闻史的角度梳理了《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新疆地区见闻的新闻价值。《略论古“丝绸之路”的华夏文明传播》（哈艳秋、鄢晨，国际新闻界）通过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内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论证了“古丝绸之路”在传播华夏文明中焕发生机，进而指出今日中国亦将如此。《广州亚运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业的开发策略研究》（刘根勤、陈超华，文化遗产）建议借助广州亚运会契机，尝试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为主题的旅游资源开发、文化产业建设、城市形象塑造等开发策略。《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形态转向》（马廷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考察了媒介形态转向命题，指出时间偏向媒介的式微和空间偏向媒介的崛起，引发了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机制的流变。《浅谈丝绸之路文化中的艺术传播——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白莹、刘子建，艺术与设计）分析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丝绸之路”艺术传播符号的运用情况，提出以不同的文化传播形式来推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可以看出，尽管学者的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于“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学探究已然迈出了第一步。“一带一路”概念的正式提出使2013年成为文献计量学意义上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持续推进，相关学术研究也在经贸、政治、文化、农业、医药等不同学科领域中次序展开，“一带一路”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公众话题和“引爆点”；另一方面，具体到科研文献本身，无论是研究者的数目还是研究成果的数量都取得了显著提升，并逐渐形成了由一定辐射力的科研机构和较高影响力的作者群共同组成的学术共同体。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亦然。在CNKI（中国知网）上以“一带一路”和“传播”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搜索，并按照统一标准清洗数据之后，共获得有效文献1565篇①：其中2014年文献6篇、2015年文献138篇、2016年文献278篇、2017年文献503篇、2018年文献640篇，其中，得到各级或各类项目支持的成果占比近4成（35.3%）。可以看出，因应着政策导向和主流趋势，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敏锐地捕捉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传播学命题，其中既涌现出了大量的青年学者，也不乏一些重量级的知名专家，新闻传播学科领域中的“一带一路”研究由此渐成气候。考虑到“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个新鲜话题，参与者众而深耕者少，仅有个别学者致力于该领域的深度研究，且相关成果的最高H指数仅为3（庄严、史安斌、程曼丽、李宝贵、陈力丹、何明星、陈刚）。同时，囿于选题本身尚处于萌芽期而未能产出系列研究成果，更罔论绝大多数研究者仅仅是“灵光乍现”式的探索而并未形成相对持久的研究兴趣，因此缺乏本领域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仅就单个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成果而言，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无疑是衡量其关注度和影响力的科学指标。表1是以此为标准的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中相对重要的研究成果的统计概况，对照2013年至2018年期间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排名靠前的研究文献的基本情况，从某种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研判结论。

二、“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聚焦

尽管传播学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研究尚处于其学科生命周期的萌发阶段，但受到诸多利好因素的推动，相关研究在历经了爆发式增长之后已然颇具规模，并从中逐渐析出若干彼此独立又紧密相关的研究热点。以2013-2018作为时间阈值，对1565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技术手段，可以较为清晰的勾勒出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所形成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热点聚类（图1）。无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还是联结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以城镇和海港为空间节点开辟了通达开放的商贸链带。但“一带一路”从来都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线路，而更多是边界开放的地理空间跃迁。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跨度，决定了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合作框架，也是一种地缘政治关联，更承载着一份文化交往使命。正如研究者所考证的“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的是一种夹带着精神的物质[2]”那样，究其本质，“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3]，围绕着其不同维度的空间指涉，亦形成了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学科构面。首先，就“一带一路”所辐射的物理空间范围而言，“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国际传播”（Freq=129，Centrality=0.19），其传播属性为“对外传播”（Freq=144，Centrality=0.12）。在这一研究主题之下，产生了对于“海外传播”（Freq=28，Centrality=0.07）、“全球传播”（Freq=11，Centrality=0.10）、“中国对外传播”（Freq=7，Centrality=0.09）等关键词的聚焦，并在“国家战略”层面（Freq=10，Centrality=0.16）形成了将中国作为“区域性传播中心”的一系列“传播策略”（Freq=33，Centrality=0.04）的探讨：采取“走出去”（Freq=35，Centrality=0.01）的传播思路、意在构筑“命运共同体”（Freq=39，Centrality=0.21）、通过讲好“中国故事”（Freq=30，Centrality=0.16）、以“互联互通”（Freq=5，Centrality=0.01）实现“互利共赢”（Freq=8，Centrality=0.11）、最终提高对外“传播力”（Freq=18，Centrality=0.12）等等。其次，在具体的对外传播活动中，进一步明晰了我国“一带一路”传播行为的主旨——藉由“一带一路”“传播实践”（Freq=6，Centrality=0.01）进而建构一个全新的“传播体系”（Freq=6，Centrality=0.01）或称“传播格局”（Freq=6，Centrality=0.01）；在“品牌传播”（Freq=11，Centrality=0.01）战略的指引下，通过“主流媒体”（Freq=18，Centrality=0.07）塑造并传播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Freq=37，Centrality=0.03）和“城市形象”（Freq=6，Centrality=0.005）。不同于以往政府行政主导下的“政策传播”（Freq=15，Centrality=0.005），“一带一路”传播体系尤其强调对于多元化“传播主体”（Freq=6，Centrality=0.23）和多样化“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的准确认识：既有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舆论”（Freq=15，Centrality=0.19）的营造和“国际话语权”（Freq=20，Centrality=0.10）的争取，也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等参与进行的“公共外交”（Freq=22，Centrality=0.15）；既有官方实施的“对外宣传”（Freq=8，Centrality=0.10），也有来自网络社群乃至个人的“人际传播”（Freq=5，Centrality=0.04）。再次，推进“一带一路”须坚持文化先行已成为各界的共识，这是因为与地理空间的跃迁相勾连的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场域的差异，承认并尊重多元文化之间的文化间性，将“文化”（Freq=18，Centrality=0.15）视为一种交互要素，在树立“文化自信”（Freq=28，Centrality=0.01）的同时，以“文化交流”（Freq=26，Centrality=0.13）消弭“文化冲突”以及谋求“文化认同”（Freq=13，Centrality=0.03）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得以实施的关键。有鉴于此，“文化传播”（Freq=82，Centrality=0.16）成为传播学视域下“一带一路”研究的焦点所在。“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地理上指向的正是跨文化传播最为活跃的区域，亦是传播学研究大有作为的领域[4]。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得以实现的关键之一即为“跨文化传播”（Freq=49，Centrality=0.25）的成功展开。“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战略既探究泛化的“中国文化”（Freq=28，Centrality=0.09）和“中华文化”（Freq=25，Centrality=0.01）的对外传播，也思考涵盖“茶文化”（Freq=33，Centrality=0.13）、“中医药文化”（Freq=19，Centrality=0.12）、“体育文化”（Freq=10，Centrality=0.01）、“武术文化”（Freq=6，Centrality=0.01）、“海洋文化”（Freq=7，Centrality=0.01）和“中原文化”（Freq=7，Centrality=0.01）等具体文化现象的海外传播。当然，随着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在上述几个业已成形的研究聚类之外，也出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新鲜话题：其一，由“新媒体技术”（Freq=6，Centrality=0.01）进化所驱动的传播渠道（Freq=11，Centrality=0.01）拓展对于我国“一带一路”传播学研究取向的影响日益凸显。网络空间语境下的“新媒体”（Freq=28，Centrality=0.06）、“新媒体传播”（Freq=8，Centrality=0.02）、“社交媒体”（Freq=15，Centrality=0.04）、“数字化传播”（Freq=3，Centrality=0.02）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词。其二，以“一带一路”战略指导下的“文化产业”（Freq=14，Centrality=0.01）空间新布局、“图书出版”（Freq=2，Centrality=0.11）贸易机遇，以及“纪录片”（Freq=23，Centrality=0.01）和“中国电影”（Freq=7，Centrality=0.01）等为代表的更加专门化和专业化的传播学研究方兴未艾，以及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等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三、未来可能的研究取向

进路范文篇9

[论文摘要]在对生态伦理学进行界定的基础上，结合生态伦理学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对其内部自然观念的发展变化进行梳理，指出生态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理论趋向；进而厘清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发展路向，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关于生态伦理学的界定问题，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生态伦理学是环境伦理学内部以生态学为依托对传统伦理学进行改造的环境伦理学。…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生态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指自然界有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生态系统，所以生态伦理学强调人只是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态伦理学以生命实体乃至整个自然为研究范围，关注生态系统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强调生态的整体利益，所以理论相对较为激进，因此在环境伦理学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

就生态伦理学的特点和关注的问题而言，可以把动物权利论／解放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整体主义涵盖在其研究范围之内。其中，生物中心主义立足传统伦理学理论，以生命个体的权益作为自己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生态整体主义立足于生态学，以生态整体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试图把伦理关怀的范围由生命个体拓展到整个自然系统。

在生态伦理学内部，针对自然的伦理观念从生物中心主义到生态整体主义经过了一个从关爱生命实体到关爱整个生态系统的过程，其目的都是要扩展人类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而这种自然伦理观念的转变恰恰体现出它的两条基本致思理路，即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义视角：从个体生命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物中心主义包括施韦泽‘傲畏生命的伦理学”、泰勒“生物平等主义伦理学”以及辛格“动物解放的伦理学”、雷根“动物权利论的伦理学”，它们的基本观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个体纳人道德关怀对象的范围之内。

1923年，施韦泽提出一种以生命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冲破了传统伦理学只限于关注人与人之间行为和关系的观念束缚，力图把善赋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学视域里，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内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个动物的生命看得与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没有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生命原理。”这一伦理观念的显著特点就是要求我们对生命采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其目的是通过直觉、体验等培养、提高我们的德性。本质上，这种伦理观对以往的传统伦理观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使人们发现伦理在本质上不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伦理思想是对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生命在施韦泽的观念中不仅仅指的是人类的生命，还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像动物、植物等。泰勒继承和发展了施韦泽的生态伦理学思想，以善为基础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拥有自己的善，善是对其生命事实的描述，所以，人类与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样都拥有绝对平等的天赋价值和道德价值。

从理论形态上看，这类生态伦理学关心的对象仅限于生命个体，只重视生命个体的权利和价值，而对生物共同体所具有的实体属性却视而不见，而且也没有看到人对生物种群及生态系统的道德责任。但是，无论是动物权利论还是动物解放论，乃至生物平等主义都是从关爱个体生命出发，试图重建人类对自然的伦理观念。

二、生态整体主义视角：从生态整体角度出发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整体主义以生态学思想为理论范式，利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机体、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过程和生态系统整体都预设为道德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道德主体范围的拓宽，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伦理解答。生态整体主义主要有三个流派：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伦理学。

三个流派通过对问题的解答，力图转变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建立一种生态的、整体的观念。例如，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学的基本思想是要扩展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他说“土地伦理只是扩大了这个共同体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被大地伦理学视为最高的善。利奥波德同时认为现代生态学已经证明人类只是生物共同体中的一员，他曾这样表述道：“……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重，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我们人类要学会像山一样思考，大地伦理学的建构不能缺少人类对自然的情感体验，共同体的拓展过程不光要依托生态学所提供的知识，而且也需要我们的情感。

从理论形态上看，同前类生态伦理学相比，生态整体主义认为不仅生命个体具有道德主体的地位，而且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一个道德主体，所以人类应把自己伦理关怀的范围从个体生命延伸到整体生态系统，应对整个生态系统负有道德义务和责任。为此，生态整体主义的哲学家们都从整体生视角出发，依托生态学的相关知识，力图对生态系统所具有的道德主体地位的合法性进行确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是其他有机个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在其中无论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都处于相互依存、内在关联之中，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整体性、过程性、相关性使其具有不依人为判据的内在价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主体、伦理主体。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生态伦理学内部形成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条基本进路。这一方面是源于生态伦理学内部自然伦理观念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应用伦理学，担负着一个责任，即为解决环境危机所表征的一系列问题提供指导人类行为的道德准则，但在理论实践上，它却无现成的伦理原则可以直接运用。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从起源上说，应用伦理学不是单独发展了传统伦理学中‘原理’之后的‘应用’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现实生活中无法‘应用’传统伦理学的原则来加以理解和解决的问题领域，换言之，是起源于现有的原则在同一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以至相悖而使现实实际上无原则的问题领域”。所以，生态伦理学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来探寻解决问题的途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它的两条基本路向。

三、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进路：个体主义路向和整体主义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个体主义路向，也是整体主义路向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一般意义上，传统伦理学只承认人的道德身份，认为人对自然并无直接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所以，道德身份范围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生态伦理学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作为个体主义路向主要流派的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和生物中心论是以人之外的生命个体作为道德的主体，从个体生命的权益、价值出发论述它们应具有何种道德地位、道德权力和责任等问题。在本质上，这些理论是建基于传统伦理学的情感范畴框架之内，用人的情感来感知动物，所以具有西方传统情感主义的理论特质。就具体而言，个体主义路向的生态伦理学是对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道义论思想的借鉴和运用，其实质是对传统伦理学理论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对平等的基本准则进行重新诠释和扩充，试图使平等原则运用于其它物种，论证了所有动物拥有平等权益的正当性。他提出，各种动物之间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异并不能成为他们能否享有平等原则的依据。这一思想直接源于边沁功利主义伦理学，边沁认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乐的能力是获得权益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整体主义路向在对个体主义路向进行批驳时，首先肯定了个体主义路向以生命本身作为判据对道德身份的拓展，是伦理思考的重要转折点。这一思想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数生命存在物，从而赋予伦理学新的理论意义。但是这一思想过于强调生命个体的权益，而没有考虑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态共同体的实在性以及整体性，使其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过于片面。而‘一个完整的伦理学必须给非生命的自然物体(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态系统予以道德关注……生态伦理学应当体现‘整体性’，比如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存在于自然客体间的关系等生态‘总体’应当受到伦理上的关注”。整体主义路的这种观念的确立，完全得益于生态学思想蕴涵的整体性。现代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界中的物种是普遍联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现代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间紧密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启发，整体主义路向的学者通过强调系统的整体『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类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们基于生态学的相关知识提出，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统整体的观点来看，它们本身就具有价值，这种价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据。

进路范文篇10

关键词：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逻辑进路

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始终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拼搏奋斗。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了“六个下功夫”，并把要在厚植爱国情怀上下功夫放在重要位置；他对爱国主义教育做了明确的内涵界定：“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对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有重大深远的意义。由此可知，爱国主义是一个统合性概念，其生成遵循心理学教育中知、情、意、行的逻辑关系，这就决定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该以增强爱国知识、丰富爱国情感、坚定爱国意志、强化爱国行为教育为着力点和逻辑进路。

1爱国主义教育应抓好“知、情、意、行”

爱国主义作为新时代民族心、民族魂，是民族精神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精神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其最终目的是要做到知行合一。但是从“知”到“行”，还需要“情”和“意”两个重要的心理环节需要把握，知、情、意、行是学生德育过程的一个培养提高的过程，也是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其中知是基础，行是关键，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真正实现由心到行的转化。

1.1爱国知识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

知要解决认知问题。开展爱国知识教育实际是解决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学生的认知问题，爱国主义作为民族文化的底色，贯通于中华五千年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在我国爱国主义主要是爱祖国的；其次要知其为什么，一个国家最持久、最深742021年/第23期/8月（中）沉的力量，它的历史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世界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

1.2爱国情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关键

情解决的是情感问题。情感是人们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人们的任何行为都伴随着一定的情感。[1]爱国主义情感更多的是指对祖国母亲、对祖国山河、文化、人民等的爱与恨，喜欢与讨厌等内心情感的体验，它的产生需要经历长期的过程，更多的是一种正向正面的感情，对爱国行为具有明显的调节甚至决定作用。爱国情感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教育者要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包括教育话语感情真挚、教育方式注重情境设计、教育过程体现情感关怀；二是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共鸣。“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须人格化方可见到，必须象征化方能受到热爱，必须被想象才能为人们所接受。”[2]

1.3爱国意志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保障

意主要解决意志问题，主要是在爱国过程中顽强努力和克服困难的心理品质，是能够调节爱国行为的精神力量。爱国之心需要转化为强国之志，一个人的是否具有坚定的爱国之志向，关乎在面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各种挑战和诱惑时，是否有自制力做出有利于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选择，是否能够在涉及国家危亡、民族落魄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奉献自己的青春智慧。爱国意志是内在的、持久的、坚定的，不在于个人利益的达成，更多的是为国家贡献自身的价值。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着重坚定大学生爱国意志，帮助大学生在人生的关键阶段能够形成爱国理性。

1.4爱国行为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目标

行是将爱国主义教育成效外化于行动，帮助学生找到爱国的正确路径。爱国行为是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的衡量和检验标准，是知识、情感、意志三者的支配和调节下，在行动上所作出的反应。一般而言，在知识、情感、意志三者都具备的条件下，行为的产生便水到渠成。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应引导学生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把爱国知识、爱国情感、爱国意志转化为个人日常行为习惯和动力，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契机

2.1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更加丰富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新年伊始，肺炎疫情全面爆发，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全民战“疫”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素材；2020年底，我们举全国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取得了又一个伟大成就，这也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了现实基础。肺炎疫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全面脱贫攻坚，使中国人民的爱国情绪异常高涨，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素材之一。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爱国主义教育要有针对性的选择抗“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出现的感人事迹，弘扬爱国热情，促使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厚植爱国情怀。

2.2爱国主义教育手段更加先进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在接收和阅读时，更加倾向于“读图”，包括静态图片，短视频、动画等各种动态影像，这些往往能够给人更大的冲击，也更加契合当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用图像来表达当下的思想政策、方针路线，是具象化、可视化的。“读图时代”使人们的认知方式、表达方式、叙事方式等发生了变化，而且对爱国主义教育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要求教育者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要学会运用图像叙事的方式方法，增强“可视化”的爱国主义叙事能力和水平。[3]

2.3爱国主义教育基石更加坚固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持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2019年11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丰富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指明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方向，进入新时代，更需要全国上下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汇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与此同时，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构建了近代爱国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形成了近代爱国价值观的神圣话语表达体系，领导人民捍卫国家尊严，为建立新中国，不惧牺牲，浩气凛然，爱国价值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4]

3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进路

3.1深化爱国主义知识教育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5]爱国对国家的认知和接受是爱国主义产生的标志。对共同历史、文化、国情的教育是在爱国主义教育过程中不可忽略和跳过的重要一步，在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知识教育需要科学系统传递爱国与爱党的历史一致性和必然性；应该解读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的逻辑一致性；应该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范围内，为爱国主义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以此来强化大学生对国家的认知，从而建立深层次的爱国理性。深化爱国主义知识教育，需要科学系统传递爱国与爱党的历史一致性和必然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传递的是爱国奉献，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保证，也是爱国主义在新时代的应有之意。深化爱国主义知识教育，应该解读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的逻辑一致性。在新时代，爱国主义首先应该是爱社会主义，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一点势必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深化爱国主义知识教育，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要理解和把握爱国主义教育在新时代的丰富内涵和关键核心，带动更多中国人民为中国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进行伟大实践，必须在新时代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3.2深化爱国主义情感教育最大限度的与受教育者形成情感共鸣是爱国主义的情感教育的关键，建立个人和国家的纽带联系是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重要途径。首先，要增强公民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引领中华儿女形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其次，在进行爱国主义情感教育中，在3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祖国的大好河山、广袤的土地、团结奋进的各族人民，都能够激发起受教育者对祖国强烈的认同感以及对于维护祖国统一的强大的信念感；最后，在进行情感教育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榜样力量。文天祥、刘胡兰、焦裕禄、黄大年、钱伟长、袁隆平等感人事迹，尤其在肺炎疫情暴发后，涌现出的平凡的感人的案例和故事，通过生动案例的讲解，使受教育者产生共鸣，从而产生爱国主义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当前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交往交流中冲突与竞争增加，多样的舆论和社会矛盾碎片化地呈现在大学生面前。要通过爱国情感的共鸣，通过创造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增强大学生的辨别社会舆论和社会矛盾的能力。

3.3深化爱国主义意志教育

爱国不只是一种内在热爱的情感，而且是一种由该感情所引发的坚定意志和远大志向。[6]培养和增强爱国之志，需要不断的磨炼，在进行意志教育过程中，要与受教育者明确，国家的发展也是经历了艰难困苦，尤其可以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四史”教育，具体梳理清楚在国家发展、民族振兴过程中的众多为摆脱苦难而进行斗争的爱国志士。教育引导新时代的新青年，不能坐享其成，虽然目前我们身处国家富强的时代，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还需要一代代中国人的努力。培养坚强的爱国意志，可以通过学习先进典型凝练意志。重视开展“大学生年度人物”“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及各项奖学金等评选活动，及时表彰和宣传教师和学生群体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并定期进行学习宣传。另外，可以通过组织开展参观红色教育基地实践、唱响红色主旋律等活动，让大学生在参加活动中凝练意志品质，将爱国的情绪、情感升华为情操、信念。通过加强宣传，让新时代青年形成“四个正确认识”，做好国际比较，深耕爱国情怀，要把这种想法和态度，循序渐进的影响受教育者，从而使受教育者的爱国上升为一种理想信念和一种坚定的信仰，激发时代责任担当。

3.4深化爱国主义行为教育

促使爱国知行合一，就是要使知国、爱国贯穿到日常生活中，报国之行是爱国主义的外在表现，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归根到底，一个人是否爱国，最终还是要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和证明，从一个人的爱国行为可以看出这个人爱国思想水平和觉悟。《教育系统关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工作方案》指出：使爱国主义成为每个人心中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力量，引导师生把实现个人理想融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之中，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行。[7]爱国之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要引导受教育者做到言行一致，在强化爱国之行中，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学生参观烈士近年关、红军意志和观看纪录片等沉浸式教育，也可以通过组织社会志愿活动、社会实践等，来强化社会意识，进而引导青年学生，能够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历史与实践经验表明，依据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情感、意志、行为的转化过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用爱国知识点亮教育灯塔，用爱国情感灌溉教育之花，用爱国意志高扬教育风帆，用爱国行为助推教育远航，打牢知识基础、增强情感体验、强化意志凝练、提升行为自觉，深层次构建起受教育者对于国家认知、情感、信念的逻辑。

参考文献

[1]李泽泉.践行核心价值观应抓好“知、情、意、行”[N].人民日报,2014-11-04.

[2]殷冬水.国家认同建构的文化逻辑[J].学习与探索,2016(8).

[3]周晓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基于话语、图像及大数据的审视[J].理论导刊,2020(11).

[4]冉琴.论近代爱国价值观的构建及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1).

[5]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6]刘建军.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理论阐释[J].思想理论教育,20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