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额范文10篇

金额范文篇1

［关键词］销售金额；未遂；选择性罪名

司法实务中经常可见这样的案例：某私营企业生产的是猪皮鞋，但却冒充牛皮鞋销售，实际获得销售金额2万元；另与某商店签订了货款为5万元的销售合同（仍以猪皮鞋冒充牛皮鞋），但对方尚未付款；此外，该企业还有货值约17万元的猪皮鞋，也打算冒充牛皮鞋出售。该私营企业的行为应如何认定？是一罪还是数罪？是完成形态还是未完成形态？以此案例为切入点，本文将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销售金额”的提出

（一）内涵解读

我国《刑法》第140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该罪是以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为基础，经过修改后规定在刑法典中的。与《决定》相比，刑法典中的本罪除了增加刑罚幅度、增加罚金刑等完善刑罚的措施外，最突出的变化就是将《决定》中的“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改为“销售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认定犯罪的标准由违法所得数额变为销售金额。根据1995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获利额；根据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做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由此可见，违法所得与销售金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者的范围比前者广泛得多。

之所以将违法所得数额更改为销售金额，有的学者认为，其实质的原因就在于，如果将违法所得数额规定为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那就容易使人误认为犯罪的本质在于行为人获得的非法利益的大小，而不是行为侵犯了合法权益。而且，销售金额更能反映出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规模、行为持续时间、危害范围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二者之间成正比关系。我们可以说销售金额小，社会危害性便小，但决不能说违法所得数额小、社会危害性也小［1］。按照“法益侵害说”的观点，犯罪的本质是对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的侵害或引起威胁（危险）［2］，行为人自身获利（包括非物质性的）的大小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犯罪性。上述认识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不过，我们再反观其他罪名，则会有别样发现。《刑法》第153条规定了“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偷逃应缴税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5万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逃应缴税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由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第4条修改而来，即将定罪标准由“走私货物、物品价额在2万元以上的”改为“偷逃应缴税额在5万元以上的”。显然，行为人偷逃了应缴关税，就是行为人财产的消极增加，就使行为人获利，而走私货物、物品的价额一般会反映出走私的规模、时间、范围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再加上不同货物、物品的关税税率不同，可能行为人走私的规模很大，但偷逃的关税并不大，这样，按照《刑法》第153条的规定，其刑罚将会较轻。这种改动恐怕难以用“法益侵害说”来说明原因，而且正好与140条的立法旨趣相反。同时，我国《刑法》中仍有很多法条明确规定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如175条、217条、218条、321条第3项等）作为定罪的标准，甚至有些司法解释亦不乏此种倾向，如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项规定：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窃取的公私财物的数额；而第5条第7项规定：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盗窃数额按销赃数额计算。因此，笔者以为，《刑法》第140条规定以“销售金额”认定犯罪，原因是销售金额的计算远远易于违法所得数额的计算，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无法取证或证据不足而难以准确计算违法所得，从而放纵犯罪分子的情况。例如1983年7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投机倒把和违章案件非法所得的计算方法问题的复函》中规定：非法生产、经营中所得毛利，减除正当的运输费、保管费、差旅费等直接费用，已缴税的扣除税款，剩余部分为非法所得。如此繁复的计算，每一项都需要相关证据，难免会导致无法取证或证据不足。况且，“销售金额”一词又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1993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假冒商标的补充规定》中规定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中就已经出现。所以，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销售金额”为标准，与其说立法的变化体现了立法者立法观念的进步，倒不如说是为了方便司法实践，准确有力地打击此类犯罪，以期能从根本上保证最大多数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和生活利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是刑法义不容辞的任务之一，这亦是几乎被个人本位的思潮淹没的社会本位思想的一定反映。

（二）矛盾问题

根据《解释》，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笔者认为，所得收入，即指行为人已经实际得到的收入；应得收入，应指行为人已经与他人订立了销售合同或协议，正常情况下，该合同将被履行，行为人将得到的货款，但由于行为人被查获，导致合同落空，未能得到货款。而对于尚未找到买主，正等待出售的伪劣产品的货值金额（根据《解释》，货值金额即伪劣产品的标价×数量所得数额）不能认定为应得收入，因为这部分伪劣产品尚未出售，而由于市场行情等随时可能发生变化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行为人的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之间会有差距，也许差距还会很大，那么，将这样一个不确定的量计入销售金额，再作为对行为人定罪量刑的标准，无疑是不准确的。因此，《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140条所规定的销售金额3倍以上的（即15万元以上），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论处。如此，文章开头的案例就应当这样认定：该私营企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销售收入为7万元（包括实得的2万元和应得的5万元），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其尚未售出的伪劣产品货值金额已经超过了15万元，又构成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从社会群体的一般性经验以及刑法基本理论出发，该企业的犯罪行为是“一个”，即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而“一个”犯罪行为是不能并罚的，况且，这一个犯罪行为即有既遂形态，又有未遂形态，该怎样处理？按照《解释》的此款规定解决类似的常见问题，将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所以笔者认为，《解释》第2条第2款的合理性是应当受到质疑的。

首先，此款规定指出，伪劣产品尚未销售，但货值金额达到15万元的，构成本罪的未遂。这就说明，在没有销售金额的情况下，犯罪亦成立。进而得出结论，销售金额并非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销售金额的有无及大小根本不影响犯罪的成立，销售金额满5万元的，构成本罪的既遂，不满5万元的，则是未遂。而且，此款规定要求货值金额在15万元以上才构成本罪的未遂，那么，货值金额不满15万元的该如何处理？能否以本罪的预备论处？是否着手实施犯罪，是预备与未遂的根本区别，既然有货值金额，说明已经生产了伪劣产品，进而说明行为已经进入了实行阶段，那么就不可能是预备，所以不能以预备论处。能否以本罪的中止论处？中止和预备的根本区别是行为的停止是否出于行为人的真实意愿，而不是什么数额的标准，所以不能以本罪的中止论处。而以本罪的既遂论处更不可能。最终，货值金额不满15万元的行为只能不以犯罪论处。而货值金额是以伪劣产品的标价乘以数量来计算的，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因为货值金额可以大体反映出行为人出售此伪劣产品后可能得到的销售金额，这就推导出，货值金额是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数额必须达到15万元)。但这样的结论完全与正确的结论相悖，因为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早已经肯定，销售金额是本罪的犯罪构成要件，销售金额不满5万元的行为是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其次，笔者认为，《解释》之所以会有如此规定，是假设行为人实施集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一条龙式犯罪，行为人生产伪劣产品后的下一步就是销售，如果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来得及销售，那就是本罪未实行终了的未遂。不可否认，行为人生产伪劣产品的目的就是获利，要想获利，就必须出售伪劣产品（不管是批发还是零售），将之推向市场，所以，生产行为必然连接着销售行为，生产行为以销售行为为终极目的。但问题是在实践中，光销售伪劣产品而不生产的情形是普遍而多见的，如行为人购进了伪劣产品，没有来得及销售的情形，而根据《解释》，这种情形将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未遂论处，这恐怕难以说得通，因为行为人根本没有生产行为，没有生产行为，就是没有实行行为，而没有“客观方面”的行为（不管是基本犯罪构成还是修正的犯罪构成）,是无法构成犯罪的。

二、解决的路径

从表面上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一个选择性罪名，根据选择性罪名的基本原理，这种罪名既可以合并使用，也可以根据行为的具体样态分解、拆开使用，照此理解的话，生产伪劣产品的就应当认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的就应当认定为“销售伪劣产品罪”，既生产又销售同一宗伪劣产品的，才认定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而《解释》却规定，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这一整体罪名的未遂论处，而没有将其认定为“生产伪劣产品罪”。这样规定仿佛是置选择性罪名的使用原理于不顾。但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原因所在：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必然连接着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光生产不销售伪劣产品是不可能的，除非生产者留着自用。故生产和销售在理论上浑然一体，不可分开。所以，按照解释者的思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实质上不应当被理解为选择性罪名，而是一个概括性罪名，立法者在生产和销售中间加了一个顿号，并不代表着行为的选择，相反代表着并列。但现实中大量存在着光生产伪劣产品而没有来得及销售的案例，在此情况下，毫无销售金额可言。而《刑法》140条却又明文规定了以“销售金额”来认定犯罪，无奈之下，解释者只好又制造出一个“货值金额”来解决问题①。但这样的解决方案不但有僭越立法权之嫌，而且也和通行的结论相悖，着实不应提倡。而且，现实中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未必就以生产伪劣产品的行为为必然前提，光销售不生产伪劣产品的情形是完全可能的。《解释》只考虑到了前一种情况而忽略了后一种情况。

《解释》第2条第2款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之所以会出现，除了解释者的想当然之外，选择性罪名本身会出现的理论冲突才是问题之根源所在。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我国刑法分则中的选择性罪名约为135个，占到了罪名总数的30%左右，数量不可谓之少。这些选择性罪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行为方式的选择。如347条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2、行为对象的选择。如240条的“拐卖妇女、儿童罪”；3、行为方式以及行为对象的选择。如127条的“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选择性罪名之所以出现，盖因某些行为之间或某些行为对象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共同出现或选择出现的概率很高，因此为了刑法条文的简洁和定罪的便宜，把它们规定在一个罪名中。至于其出现的深层次原因，恐怕就是一种历史性的传统或习惯。

选择性罪名遇到了诸多实践中的尴尬，其中尴尬之一便是其未完成形态的认定问题，尤其是在多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并存的情况下。如《刑法》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罪”，如果行为人走私一批进境，运输到某地后，在贩卖这批的时候被抓获或在运输途中被抓获，该怎样论处？走私行为完成了，运输行为本身也没有未遂的问题，但贩卖行为未完成，那么全罪到底是不是未遂？若认定为未遂，那么无形中可能从轻处罚行为人；若认定为既遂，又可能加重行为人的罪责。笔者不赞成有的学者提出的“废除选择性罪名”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但选择性罪名确实应当重新受到关注并被合理使用，如果由于习惯性认识导致的熟视无睹影响到立法的精准和科学的话，那么这种固有认识必须被推翻。否则，这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将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准确性。笔者无意在此深入讨论选择性罪名，只是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解决前述问题。因此，笔者的意见是将多种行为方式并列的选择性罪名分解①，做到一行为一罪，这样就可以顺利解决其未完成形态、不同行为不同的定罪标准等问题。但考虑到某些行为之间具有特殊的紧密性，如制造之后极有可能贩卖或运输，我们可以比照《刑法》第171条第3款的规定（伪造货币并出售或者运输伪造的货币的，依照伪造货币罪的规定定罪并从重处罚）处理。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提出拙见，分解《刑法》第140条所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罪名，即分为两个罪名：生产伪劣产品罪、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伪劣产品罪”可以设计成：（第一款）以营利为目的，生产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非法经营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经营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非法经营额在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法经营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非法经营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非法经营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非法经营额在200万元以上的，处15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非法经营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款）生产者生产伪劣产品后又销售的，以生产伪劣产品罪定罪并从重处罚②。与此同时，再增加一个“销售伪劣产品罪”，来解决“光销售不生产”的问题，即可做到相互衔接，前后呼应了。具体为：明知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冒充合格的伪劣产品而销售的，销售金额在10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在3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在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2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或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2倍以下罚金。由于“销售伪劣产品罪”比“生产伪劣产品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小，所以其起刑点亦应高。而销售金额不满10万元或没有销售金额的，则不构成本罪。而且，本罪也没有未遂。如果这样设计罪名，此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犯罪行为便可以得到全面、彻底的惩治，而且可以摆脱由于销售金额、货值金额等带来的理论困扰，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

[参考文献]

金额范文篇2

把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作为车损险保险金额确定的主要方式,在理论上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陷:

首先,违背了可保利益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是保险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保险基本原则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这一基本原则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它要求投保人在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其二是它要求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如果说前者只是对投保人的要求,而后者则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要求。那么究竟什么是保险价值呢?保险价值是与可保利益不可分割的一个概念。可保利益是保险标的存在状态对被保险人一方所具有的利害关系,保险价值则是这种利害关系的货币表现,即以货币形态来表现的保险标的对被保险人一方所具有的可保利益。保险标的存在状态对被保险人一方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在财产保险领域内只能是其出险后给被保险人一方所带来的最大直接损失。除抵押权人凭借抵押权而成为抵押财产的被保险人等少数情形外,这种最大直接损失只能是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因此,保险价值通常就是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作为车损险保险标的的机动车辆当然也不例外。当旧车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时,已确定的保险金额必然超过旧车的实际价值(除非旧车的市场行情超过新车的市场行情,这通常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是违背可保利益原则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车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并不违反可保利益原则。因为,在现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已经明文规定:“车辆损失险的保险价值根据新车购置价确定”。的确,按照这一规定,新车购置价既是新车的保险价值,也是旧车的保险价值。问题是现行车险条款中的这一规定本身很难经得起推敲。理由很简单:旧车与新车实际价值不等甚至是差异巨大,二者出险后给其各自的所有者带来的最大直接损失不可能相同,因此二者对其各自所有者的可保利益在量上也不可能相等,作为可保利益的货币表现的保险价值当然也不可能相等。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用新车购置价取代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将新车购置价人为地规定为保险车辆的保险价值,并以此诱导人们无论新车旧车都按新车购置价投保,无疑是对保险价值含义的曲解和对可保利益原则的严重背离。

其次,对被保险人一方显失公平。按照我国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无论是按照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在不考虑其他“从车”或“从人”因素的条件下,保险费率都是完全相同的。其结果必然是,按新车购置价确定旧车的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明显多于按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而且车越旧,其实际价值与新车购置价的差额便越大,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就越是多于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在旧车折旧接近尾声时,按前一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时收取的保险费将相当于按后一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时收取的保险费的数倍。例如,一台已使用满6年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假定其新车购置价为18万元,车损险的基本保险费为480元,保险费率为2.0%,规定折旧期限为8年。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为4080元(480+180000×2%),而按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仅为1380元[480+180000×(1-6/8)],前者为后者的2.96倍。这无疑极大地加重了被保险人一方的保费负担,对他们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再次,混淆了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的界限。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规定,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修理费用。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免赔率,计算公式为:赔款=修复费用×(保险金额/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属于不足额保险,应该实行比例赔偿。因为,比例赔偿是在不足额保险条件下,保险财产受损后计算其赔偿金额的通用原则和方法(家财险等少数财产保险除外)。但问题是,我国现行的车损条款将保险价值等同于新车购置价,从而也就混淆了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的界限。

如上所述,车损险的保险价值只能是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新车按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和旧车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都是足额保险,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部分损失时,都应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只有新车的保险金额低于其购置价和旧车的保险金额低于其实际价值,才是不足额保险,才能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部分损失时,按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但按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的规定,旧车按其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却被认定为不足额保险,发生部分损失时只能比例赔偿。这样,它也在曲解了保险价值含义的基础上曲解了比例赔偿方式的含义。它所规定的比例赔偿的条件,是在曲解比例赔偿方式含义的基础上对这种赔偿方式的扭曲的应用。

最后,旧车发生全损时存在赔偿金额与所收保费不相称的矛盾。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在保险车辆发生全部损失时,“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但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以不超过出险当时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也就是说,在保险金额≤出险时实际价值时,赔保险金额,即:赔款=(保险金额-残值)×(1-免赔率)。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免赔率,则赔款等于保险金额。在保险金额>出险时实际价值时,赔实际价值,即:赔款=(实际价值-残值)×(1-免赔率)。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免赔率,则赔款等于实际价值。在保险金额=出险时实际价值时,赔保险金额与赔实际价值这两种用语是等值的。无论新车还是旧车,也无论旧车是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还是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在这里都不存在任何差异。对于新车而言,在保险金额不超过其购置价的前提下,无论保险金额如何确定,所收保费数量的差异与赔偿金额的差异都是一致的,即保险金额越大,保险费的数量也就越大;同样,保险金额越大,赔款金额也就越大。然而,对于旧车而言,保险金额的差异并未在其带来所收保费数量的差异的同时,带来赔偿金额的差异。如在前例中,按新车购置价投保的与按实际价值投保的,都赔4.5万元。但按新车购置价投保时,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为4080元,而按投保时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仅为1380元。赔偿金额相同,而保费负担的差距却如此巨大。这种对被保险人来说权利相同而义务却极不相同的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确实存在严重的混乱。

二、由保险金额确定方式在理论上的缺陷所引发的实际问题

我国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的缺陷首先出现在理论层面上,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理论是与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完全脱离实践,对实践没有任何作用的理论几乎是没有的。我国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在理论层面上的缺陷必然会延伸到实践层面,对车损险的实践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和难以消除的消极影响。

一是容易引发赔款纠纷。如上所述,按机动车辆现行保险条款规定,只有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车辆,才有可能在出险之后(不考虑其他因素)从保险机构获得相当于车辆损失的全部赔偿,否则只能按不足额投保对待进行比例赔偿。对于旧车而言,由于其实际价值低于同类新车的购置价,在其按新车购置价投保且发生全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也会低于其保险金额。而且车辆越旧,二者之间的差额越大。前例中那台已使用满6年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新车购置价为18万元,但其实际价值仅为18×[1-(6/8)]=4.5(万元)。即使是按新车购置价投保且发生全损,被保险人一方最多也只能获得与该车实际价值相等的保险赔款,即4.5万元,与保险金额相差13.5万元。

按照补偿原则的要求,在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一方最多只能通过保险赔偿使保险标的在价值上恢复到受损前的同等状态,而不允许出现不正当得利。但这种按新车购置价承保,出险时却只按小于这一价值的实际价值支付赔偿金的矛盾情形,不仅会引起被保险人一方的困惑,而且就是保险人自己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被保险人一方的不满,导致赔款纠纷发生。当赔款纠纷频繁发生时,就会在客观上使保险人的形象严重受损,对保险人的后续经营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与工商企业可以主要以其商品的性能优劣和价格高低影响顾客不同,保险企业主要是以其形象、声誉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

二是有损于车辆所有者的投保热情。如前所述,按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以新车购置价确定旧车的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多于按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而且车越旧,二者的差额越大。与此相反,在其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时,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却低于其保险金额,而且车辆越旧,二者之间的差额也越大。前例中那台已使用满6年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在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条件下,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可相当于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的2.96倍。然而,即使在其发生全损时,保险人的赔偿金额最多仅相当于其保险金额的1/4(4.5/18=1/4)。如此巨大的反差,必然会降低车辆所有者尤其是旧车所有者的投保热情。在全部运行车辆中,旧车始终都占有最大的比例。旧车所有者投保热情的降低,必将导致车险业务规模的相对萎缩。

三是为保险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创造了条件。我国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对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与赔偿金额计算方式之间关系的规定,促使多数投保车损险的车辆所有者在车险从业人员(包括保险公司内部的在编人员,保险人和机构中的展业人员等)的诱导下,或者出于无奈选择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方式,从而使保险公司获得了比多数车辆所有者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多得多的保险费收入。这些多收取的保险费成为经营机动车辆保险的保险公司向人支付高额佣金,向投保方的某些人给予高额回扣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它们之间在高额佣金与回扣的支付上相互攀比的条件。而保险公司在高额佣金和高额回扣的支付上的相互攀比,必然会造成车辆保险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三、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车险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在我国各类保险市场中是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因而也是长期困扰保险监管机构的难题。要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对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不规范竞争行为提供资金来源的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我国目前车损险中保险金额确定方式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理论层面上的。因此,要对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应当首先解决在理论层面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车损险条款中要严格贯彻可保利益原则的要求,把车辆本身的实际价值作为确定车损险保险金额的基础。按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确定其保险金额是可保利益原则的基本要求。按照可保利益原则的这一基本要求,车损险保险金额确定的各种方式应该是统一的,即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确定的保险金额,都要较为准确地反映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对于新车而言,其购置价即为实际价值,故应按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对于旧车而言,其实际价值可采用投保时新车购买价减折旧的方法加以确定。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认为投保时新车购买价减折旧不能反映旧车的实际价值时,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也可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请公估机构进行估价。所以,旧车保险金额的确定可有三种方式:按投保时新车购买价减折旧的方式确定;按双方协商的价值确定;按公估机构的估价确定。这三种方式应以第一种为主,第二、三两种为辅。

二是在车损险条款中恢复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在理论上的本来含义,使保险人担负起在被保险人一方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条件下对后者进行足额赔偿的责任。要以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参照系,把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是否相符作为判断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的惟一标准。无论新车旧车,只要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即可认定为足额保险,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损失就要足额进行赔偿。保险车辆发生全部损失时,赔偿金额按保险金额计算。计算公式为①:赔款=(保险金额-残值)×(1-免赔率)。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赔偿金额按实际损失计算。计算公式为:赔款=(损失金额-残值)×(1-免赔率)。只有保险金额小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才能认定其为不足额保险,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损失才能进行比例赔偿。计算公式为:赔款=(实际损失-残值)×(保险金额/保险价值)×(1-免赔率)。

三是在车损险条款中严格贯彻补偿原则的要求,通过车险险种的分设和费率的调整解决部分损失情况下“新换旧”可能给保险人带来损失的问题。补偿原则的核心是强调在足额投保的条件下,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一方支付的赔偿金能够弥补后者因保险标的出险而受到的损失,同时又不允许后者通过向保险人索赔而获利。在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因而需要修理的情况下,存在因受损零部件的“新换旧”而使保险人的赔偿金额超过车辆本身的价值损失的问题。如果将旧车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认定为足额保险,赔偿其全部修理费用,那么这对被保险人一方来说确有“不正当得利”之嫌。而“不正当得利”的存在是与补偿原则的要求相矛盾的。其实,这种矛盾只是表面上的,是可以通过车损险险种的分设和费率的调整加以消除的。

四、险种分设与费率设计及调整的构想

所谓险种分设,是指可将车损险分为全损险、分损险和一切险。全损险只对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包括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负责赔偿;分损险只对部分损失负责赔偿;一切险对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都负责赔偿。

由于全损险不涉及“新换旧”的问题,可不分新车与旧车以及旧车的使用年限的差异,实行同一费率。

对于分损险可设立两个险种:普通分损险和特殊分损险。二者的区别在于: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投保普通分损险的,保险人只赔车辆的实际损失,修理及修理费用由被保险人一方自己负责②;投保特殊分损险的,则由保险人赔偿合理修理费用。

投保普通分损险的,由于不存在新换旧的问题,对于新车与旧车可实行同一费率(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而投保特殊分损险必然面临“新换旧”的问题,且车辆越旧,新件与旧件之间的价差越大,因而可根据车辆已使用年限,实行差别费率。这里的差别费率主要体现在纯费率上,即纯费率随着保险车辆已使用年限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按扣除折旧的方法计算实际价值的,在折旧期限和最高折旧金额的限度内,实际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纯费率可提高折旧年限倒数的一定比率③。如前面例子中的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折旧期限8年,每年折旧1/8。假定实际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纯费率提高的比率为折旧年限倒数的50%,则实际使用年限已经满6年的该车的纯费率相当于新车纯费率的(1+1/8×50%)×6=143.9%。再假定纯费率占实际费率的70%,即2%×70%=1.4%,则实际使用年限已经满6年的该车的纯费率为1.4%×143.9%=2.015%。再加上占实际费率30%的附加费率,即2%×30%=0.6%,则实际费率为2.615%。第7年该车足额投保时的保险费为480+45000×2.615%=1656.75元。比原来的4080元减少2423.25元。这对纠正目前旧车保费负担过重的不公正状况,提高旧车所有者的投保热情,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实务中,实际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费率提高的比率要建立在精算的基础上,使保险人在正常经营条件下收取的保险费,在扣除赔款和费用后还能达到合理利润的水平(社会平均利润)。

按双方协商的价值或公估机构的估价确定保险金额的,可将协商价值或估计价值与利用折旧方法计算的实际价值进行比较,选择与其接近的以折旧方法计算的实际价值作为判断其已折旧年限的依据。例如,一辆旧车双方协商的价值或公估机构的估价为6万元,该种车的新车购置价为18万元,规定的折旧期限为8年,每年的折旧金额为2.25万元。可以认为该旧车的折旧金额为12万元,折算折旧年限为5.3年,可以按5年的已折旧年限计算纯费率。该车的纯费率相当于新车纯费率的(1+1/8×50%)×5=135.4%。

不过,纯费率的年差不要过大,而是宁可小些。因为,这有利于维护旧车所有者继续投保的热情④,同时又不会使新车所有者的投保热情有所降低(新车通常都为其所有者所喜爱,且其实际价值大,事故发生后尤其是发生全损时其所有者损失大,故旧车费率的高低对新所有者是否投保不会有显着的影响)。这样,在保险企业正常经营和取得合理利润,从而总费率水平较为合理的条件下,可能会使新车所有者为旧车所有者承担部分保费负担。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保险本身就是表面上向保险人转移风险,由保险人赔偿损失的经济行为,而实际上则是一个在全体被保险人之间分散风险和分摊损失的经济行为。而且车辆本身也有其生命周期,新车总会变成旧车,旧车都是由新车演变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车辆所有者在其车辆为新车时多交纳的保险费相当于该车为旧车时少交的保险费。就车辆整个保险生命周期而言,其所有者所缴纳的保险费与其应该缴纳的保险费在数量上应该是接近于相等的。

一切险是建立在全损险与分损险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分损险有普通分损险与特殊分损险之分,可设立普通一切险和特殊一切险。在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投保普通一切险的,由被保险人一方自己负责修理费用;投保特殊一切险的,则由保险人负责修理费用。由于在一切险项下可同时承保全损和部分损失两项责任,可以节省经营管理等费用支出,所以一切险的实际费率应低于全损险实际费率与分损险实际费率之和。

按照险种分设与费率设计和调整的构想,不仅可以解决保费的收取对旧车不公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车险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的问题,而且还会因为给保户提供了更多的有实际价值的选择路径,改变按照不同的保险金额确定方式成交的车险业务的比重,即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和双方协商确定保险金额成效的车险业务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与这种比例变化相伴随的,将是车险业务总量的显着增加。

注释:

①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本文的相关公式未考虑事故责任比例这一因素。

②这种做法的好处有二:一是可以避免修理过程中被保险人与车辆修理人之间合谋实施损害保险人利益的行为,如小损大修、增开修理费发票金额等,有效降低保险人的赔付率;二是被保险人在修理受损车辆时可以选择市场上与该车使用年限接近的零部件,所以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节省旧的保险车辆出险后的修理费用,而且还有利于机动车辆旧零部件市场的发展。新换旧的修理模式并非一定能带来被保险车辆的寿命的延长,旧换旧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经济而且合理的方法。

金额范文篇3

把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作为车损险保险金额确定的主要方式,在理论上存在着以下主要缺陷:

首先,违背了可保利益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是保险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其他保险基本原则存在的基础和前提。这一基本原则的含义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它要求投保人在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其二是它要求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如果说前者只是对投保人的要求,而后者则是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要求。那么究竟什么是保险价值呢?保险价值是与可保利益不可分割的一个概念。可保利益是保险标的存在状态对被保险人一方所具有的利害关系,保险价值则是这种利害关系的货币表现,即以货币形态来表现的保险标的对被保险人一方所具有的可保利益。保险标的存在状态对被保险人一方所具有的利害关系,在财产保险领域内只能是其出险后给被保险人一方所带来的最大直接损失。除抵押权人凭借抵押权而成为抵押财产的被保险人等少数情形外,这种最大直接损失只能是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因此,保险价值通常就是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作为车损险保险标的的机动车辆当然也不例外。当旧车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时,已确定的保险金额必然超过旧车的实际价值(除非旧车的市场行情超过新车的市场行情,这通常是不可能的)。这显然是违背可保利益原则的。

也许有人认为,旧车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并不违反可保利益原则。因为,在现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已经明文规定:“车辆损失险的保险价值根据新车购置价确定”。的确,按照这一规定,新车购置价既是新车的保险价值,也是旧车的保险价值。问题是现行车险条款中的这一规定本身很难经得起推敲。理由很简单:旧车与新车实际价值不等甚至是差异巨大,二者出险后给其各自的所有者带来的最大直接损失不可能相同,因此二者对其各自所有者的可保利益在量上也不可能相等,作为可保利益的货币表现的保险价值当然也不可能相等。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用新车购置价取代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将新车购置价人为地规定为保险车辆的保险价值,并以此诱导人们无论新车旧车都按新车购置价投保,无疑是对保险价值含义的曲解和对可保利益原则的严重背离。

其次,对被保险人一方显失公平。按照我国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无论是按照上述三种方式中的哪一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在不考虑其他“从车”或“从人”因素的条件下,保险费率都是完全相同的。其结果必然是,按新车购置价确定旧车的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明显多于按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而且车越旧,其实际价值与新车购置价的差额便越大,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就越是多于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在旧车折旧接近尾声时,按前一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时收取的保险费将相当于按后一种方式确定保险金额时收取的保险费的数倍。例如,一台已使用满6年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假定其新车购置价为18万元,车损险的基本保险费为480元,保险费率为2.0%,规定折旧期限为8年。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为4080元(480+180000×2%),而按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仅为1380元[480+180000×(1-6/8)],前者为后者的2.96倍。这无疑极大地加重了被保险人一方的保费负担,对他们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再次,混淆了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的界限。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规定,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按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修理费用。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免赔率,计算公式为:赔款=修复费用×(保险金额/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属于不足额保险,应该实行比例赔偿。因为,比例赔偿是在不足额保险条件下,保险财产受损后计算其赔偿金额的通用原则和方法(家财险等少数财产保险除外)。但问题是,我国现行的车损条款将保险价值等同于新车购置价,从而也就混淆了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的界限。

如上所述,车损险的保险价值只能是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新车按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和旧车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都是足额保险,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部分损失时,都应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只有新车的保险金额低于其购置价和旧车的保险金额低于其实际价值,才是不足额保险,才能在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部分损失时,按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的比例计算赔偿金额。但按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的规定,旧车按其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却被认定为不足额保险,发生部分损失时只能比例赔偿。这样,它也在曲解了保险价值含义的基础上曲解了比例赔偿方式的含义。它所规定的比例赔偿的条件,是在曲解比例赔偿方式含义的基础上对这种赔偿方式的扭曲的应用。

最后,旧车发生全损时存在赔偿金额与所收保费不相称的矛盾。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规定,在保险车辆发生全部损失时,“按保险金额计算赔偿,但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以不超过出险当时的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也就是说,在保险金额≤出险时实际价值时,赔保险金额,即:赔款=(保险金额-残值)×(1-免赔率)。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免赔率,则赔款等于保险金额。在保险金额>出险时实际价值时,赔实际价值,即:赔款=(实际价值-残值)×(1-免赔率)。如果不考虑残值和免赔率,则赔款等于实际价值。在保险金额=出险时实际价值时,赔保险金额与赔实际价值这两种用语是等值的。无论新车还是旧车,也无论旧车是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还是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在这里都不存在任何差异。对于新车而言,在保险金额不超过其购置价的前提下,无论保险金额如何确定,所收保费数量的差异与赔偿金额的差异都是一致的,即保险金额越大,保险费的数量也就越大;同样,保险金额越大,赔款金额也就越大。然而,对于旧车而言,保险金额的差异并未在其带来所收保费数量的差异的同时,带来赔偿金额的差异。如在前例中,按新车购置价投保的与按实际价值投保的,都赔4.5万元。但按新车购置价投保时,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为4080元,而按投保时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投保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仅为1380元。赔偿金额相同,而保费负担的差距却如此巨大。这种对被保险人来说权利相同而义务却极不相同的情况表明,我国现行的车损险条款确实存在严重的混乱。

二、由保险金额确定方式在理论上的缺陷所引发的实际问题

我国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的缺陷首先出现在理论层面上,但又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理论是与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完全脱离实践,对实践没有任何作用的理论几乎是没有的。我国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在理论层面上的缺陷必然会延伸到实践层面,对车损险的实践产生一系列严重的和难以消除的消极影响。

一是容易引发赔款纠纷。如上所述,按机动车辆现行保险条款规定,只有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保险车辆,才有可能在出险之后(不考虑其他因素)从保险机构获得相当于车辆损失的全部赔偿,否则只能按不足额投保对待进行比例赔偿。对于旧车而言,由于其实际价值低于同类新车的购置价,在其按新车购置价投保且发生全损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也会低于其保险金额。而且车辆越旧,二者之间的差额越大。前例中那台已使用满6年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新车购置价为18万元,但其实际价值仅为18×[1-(6/8)]=4.5(万元)。即使是按新车购置价投保且发生全损,被保险人一方最多也只能获得与该车实际价值相等的保险赔款,即4.5万元,与保险金额相差13.5万元。

按照补偿原则的要求,在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被保险人一方最多只能通过保险赔偿使保险标的在价值上恢复到受损前的同等状态,而不允许出现不正当得利。但这种按新车购置价承保,出险时却只按小于这一价值的实际价值支付赔偿金的矛盾情形,不仅会引起被保险人一方的困惑,而且就是保险人自己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被保险人一方的不满,导致赔款纠纷发生。当赔款纠纷频繁发生时,就会在客观上使保险人的形象严重受损,对保险人的后续经营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与工商企业可以主要以其商品的性能优劣和价格高低影响顾客不同,保险企业主要是以其形象、声誉为生存与发展条件的。

二是有损于车辆所有者的投保热情。如前所述,按现行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的规定,以新车购置价确定旧车的保险金额时,保险机构所收取的保险费多于按投保时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所收取的保险费,而且车越旧,二者的差额越大。与此相反,在其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全部损失时,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却低于其保险金额,而且车辆越旧,二者之间的差额也越大。前例中那台已使用满6年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在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条件下,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可相当于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的2.96倍。然而,即使在其发生全损时,保险人的赔偿金额最多仅相当于其保险金额的1/4(4.5/18=1/4)。如此巨大的反差,必然会降低车辆所有者尤其是旧车所有者的投保热情。在全部运行车辆中,旧车始终都占有最大的比例。旧车所有者投保热情的降低,必将导致车险业务规模的相对萎缩。

三是为保险市场上的无序竞争创造了条件。我国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对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与赔偿金额计算方式之间关系的规定,促使多数投保车损险的车辆所有者在车险从业人员(包括保险公司内部的在编人员,保险人和机构中的展业人员等)的诱导下,或者出于无奈选择按新车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的方式,从而使保险公司获得了比多数车辆所有者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时多得多的保险费收入。这些多收取的保险费成为经营机动车辆保险的保险公司向人支付高额佣金,向投保方的某些人给予高额回扣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它们之间在高额佣金与回扣的支付上相互攀比的条件。而保险公司在高额佣金和高额回扣的支付上的相互攀比,必然会造成车辆保险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三、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车险市场竞争秩序的混乱,在我国各类保险市场中是最为突出、最为严重的,因而也是长期困扰保险监管机构的难题。要彻底解决这一难题,必须对为市场经营主体的不规范竞争行为提供资金来源的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我国目前车损险中保险金额确定方式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理论层面上的。因此,要对车损险保险金额现行确定方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应当首先解决在理论层面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车损险条款中要严格贯彻可保利益原则的要求,把车辆本身的实际价值作为确定车损险保险金额的基础。按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确定其保险金额是可保利益原则的基本要求。按照可保利益原则的这一基本要求,车损险保险金额确定的各种方式应该是统一的,即无论采用哪一种方式确定的保险金额,都要较为准确地反映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对于新车而言,其购置价即为实际价值,故应按购置价确定保险金额。对于旧车而言,其实际价值可采用投保时新车购买价减折旧的方法加以确定。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或者双方当事人认为投保时新车购买价减折旧不能反映旧车的实际价值时,可由双方协商确定,也可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请公估机构进行估价。所以,旧车保险金额的确定可有三种方式:按投保时新车购买价减折旧的方式确定;按双方协商的价值确定;按公估机构的估价确定。这三种方式应以第一种为主,第二、三两种为辅。

二是在车损险条款中恢复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在理论上的本来含义,使保险人担负起在被保险人一方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条件下对后者进行足额赔偿的责任。要以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参照系,把保险金额与实际价值是否相符作为判断足额保险与不足额保险的惟一标准。无论新车旧车,只要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即可认定为足额保险,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损失就要足额进行赔偿。保险车辆发生全部损失时,赔偿金额按保险金额计算。计算公式为①:赔款=(保险金额-残值)×(1-免赔率)。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赔偿金额按实际损失计算。计算公式为:赔款=(损失金额-残值)×(1-免赔率)。只有保险金额小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才能认定其为不足额保险,保险人对保险车辆的损失才能进行比例赔偿。计算公式为:赔款=(实际损失-残值)×(保险金额/保险价值)×(1-免赔率)。

三是在车损险条款中严格贯彻补偿原则的要求,通过车险险种的分设和费率的调整解决部分损失情况下“新换旧”可能给保险人带来损失的问题。补偿原则的核心是强调在足额投保的条件下,保险人向被保险人一方支付的赔偿金能够弥补后者因保险标的出险而受到的损失,同时又不允许后者通过向保险人索赔而获利。在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因而需要修理的情况下,存在因受损零部件的“新换旧”而使保险人的赔偿金额超过车辆本身的价值损失的问题。如果将旧车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认定为足额保险,赔偿其全部修理费用,那么这对被保险人一方来说确有“不正当得利”之嫌。而“不正当得利”的存在是与补偿原则的要求相矛盾的。其实,这种矛盾只是表面上的,是可以通过车损险险种的分设和费率的调整加以消除的。

四、险种分设与费率设计及调整的构想

所谓险种分设,是指可将车损险分为全损险、分损险和一切险。全损险只对保险车辆的全部损失(包括实际全损和推定全损)负责赔偿;分损险只对部分损失负责赔偿;一切险对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都负责赔偿。

由于全损险不涉及“新换旧”的问题,可不分新车与旧车以及旧车的使用年限的差异,实行同一费率。

对于分损险可设立两个险种:普通分损险和特殊分损险。二者的区别在于: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投保普通分损险的,保险人只赔车辆的实际损失,修理及修理费用由被保险人一方自己负责②;投保特殊分损险的,则由保险人赔偿合理修理费用。

投保普通分损险的,由于不存在新换旧的问题,对于新车与旧车可实行同一费率(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而投保特殊分损险必然面临“新换旧”的问题,且车辆越旧,新件与旧件之间的价差越大,因而可根据车辆已使用年限,实行差别费率。这里的差别费率主要体现在纯费率上,即纯费率随着保险车辆已使用年限的增加而逐步提高。

按扣除折旧的方法计算实际价值的,在折旧期限和最高折旧金额的限度内,实际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纯费率可提高折旧年限倒数的一定比率③。如前面例子中的用于出租的国产轿车,折旧期限8年,每年折旧1/8。假定实际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纯费率提高的比率为折旧年限倒数的50%,则实际使用年限已经满6年的该车的纯费率相当于新车纯费率的(1+1/8×50%)×6=143.9%。再假定纯费率占实际费率的70%,即2%×70%=1.4%,则实际使用年限已经满6年的该车的纯费率为1.4%×143.9%=2.015%。再加上占实际费率30%的附加费率,即2%×30%=0.6%,则实际费率为2.615%。第7年该车足额投保时的保险费为480+45000×2.615%=1656.75元。比原来的4080元减少2423.25元。这对纠正目前旧车保费负担过重的不公正状况,提高旧车所有者的投保热情,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当然,在实务中,实际使用年限每增加一年费率提高的比率要建立在精算的基础上,使保险人在正常经营条件下收取的保险费,在扣除赔款和费用后还能达到合理利润的水平(社会平均利润)。

按双方协商的价值或公估机构的估价确定保险金额的,可将协商价值或估计价值与利用折旧方法计算的实际价值进行比较,选择与其接近的以折旧方法计算的实际价值作为判断其已折旧年限的依据。例如,一辆旧车双方协商的价值或公估机构的估价为6万元,该种车的新车购置价为18万元,规定的折旧期限为8年,每年的折旧金额为2.25万元。可以认为该旧车的折旧金额为12万元,折算折旧年限为5.3年,可以按5年的已折旧年限计算纯费率。该车的纯费率相当于新车纯费率的(1+1/8×50%)×5=135.4%。

不过,纯费率的年差不要过大,而是宁可小些。因为,这有利于维护旧车所有者继续投保的热情④,同时又不会使新车所有者的投保热情有所降低(新车通常都为其所有者所喜爱,且其实际价值大,事故发生后尤其是发生全损时其所有者损失大,故旧车费率的高低对新所有者是否投保不会有显着的影响)。这样,在保险企业正常经营和取得合理利润,从而总费率水平较为合理的条件下,可能会使新车所有者为旧车所有者承担部分保费负担。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因为保险本身就是表面上向保险人转移风险,由保险人赔偿损失的经济行为,而实际上则是一个在全体被保险人之间分散风险和分摊损失的经济行为。而且车辆本身也有其生命周期,新车总会变成旧车,旧车都是由新车演变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车辆所有者在其车辆为新车时多交纳的保险费相当于该车为旧车时少交的保险费。就车辆整个保险生命周期而言,其所有者所缴纳的保险费与其应该缴纳的保险费在数量上应该是接近于相等的。

一切险是建立在全损险与分损险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分损险有普通分损险与特殊分损险之分,可设立普通一切险和特殊一切险。在保险车辆发生部分损失时,投保普通一切险的,由被保险人一方自己负责修理费用;投保特殊一切险的,则由保险人负责修理费用。由于在一切险项下可同时承保全损和部分损失两项责任,可以节省经营管理等费用支出,所以一切险的实际费率应低于全损险实际费率与分损险实际费率之和。

按照险种分设与费率设计和调整的构想,不仅可以解决保费的收取对旧车不公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车险市场竞争秩序混乱的问题,而且还会因为给保户提供了更多的有实际价值的选择路径,改变按照不同的保险金额确定方式成交的车险业务的比重,即按实际价值确定保险金额和双方协商确定保险金额成效的车险业务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与这种比例变化相伴随的,将是车险业务总量的显着增加。

注释:

①为了不使问题复杂化,本文的相关公式未考虑事故责任比例这一因素。

②这种做法的好处有二:一是可以避免修理过程中被保险人与车辆修理人之间合谋实施损害保险人利益的行为,如小损大修、增开修理费发票金额等,有效降低保险人的赔付率;二是被保险人在修理受损车辆时可以选择市场上与该车使用年限接近的零部件,所以这种方式不仅有利于节省旧的保险车辆出险后的修理费用,而且还有利于机动车辆旧零部件市场的发展。新换旧的修理模式并非一定能带来被保险车辆的寿命的延长,旧换旧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是一种经济而且合理的方法。

金额范文篇4

争执内容：

甲、双方自xxxx年x月x日起至xxxx年x月x日止，维持商品（铜板、钢管等钢铁制品）交易契约，其赊帐债务的余额，甲方主张享有债权人民币xx元整，乙方则主张不负任何债务，经调查甲、乙双方的帐簿、票据后，双方和解如下：

第一条乙方承认本日积欠甲方赊帐债务人民币xx元整，并自本日起以至债务清偿日止，以日息x分计算全部利息，并承担偿还义务。

第二条乙方对前条债务的本金人民币xx元整，如下分次亲自送达或送至甲方住所。

1xxxx年x月x日起，至xxxx年x月x日止，支付xx元整。

2xxxx年x月x日（最后一次）前支付人民币xx元整。

第三条若乙方如期支付前条的债务，得免除第一条所述的利息支付。

第四条乙方对于第二条所载的分期付款方式若有任何一次延迟支付，则无须甲方通知、催告，立即丧失契约的期限利益。乙方除须一次付清第一条所载金额扣除已支付金额的余额外，同条规定所孳生的利息亦须一次付清。

第五条根据前条，乙方应于丧失契约期限利益日一次付清本金余额与利息合并的金额。若再有延迟，则自当日起讫清偿日止，应加前述金额以日息x分计算全部利息。

第六条乙方根据第二条分期付款以清偿债务时，所开出支票的到期日，不得超过该付款期最后期限。

第七条甲、乙双方须确定除本契约外，并无任何债务关系。

第八条有关本契约的纠纷，甲、乙双方同意由甲方住所管辖法院为第一审法院。

以上和解契约成立。本契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债权人（甲方）：xxx

住址：

身份证统一号码：

债务人（乙方）：xxx

住址：

金额范文篇5

一、建立科技奖励经费定期调增机制

为保证科技奖励经费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水平相适应，从2008年起，市科技奖励经费每三年调增一次。调增额度由市科技局与市财政局会商确定。

二、市现行科技奖励金额设置

1、市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不分等级，每次奖励不超过3人，每位获奖人员一次性奖励经费20万元(其中10万元为个人奖金,10万元为个人新科研课题经费，由市科技行政部门监管使用)；

2、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等级、奖励金额

市科技进步奖每年评审一次，总额不超过35项。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4个等级。奖励金额分别为5万元、2万元、1.2万元、0.6万元。奖金由市财政按实拨付。

3、市科学技术进步管理奖每年评审一次，总额不超过15项。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4个奖励等级，奖励金额分别为1万元、0.8万元、0.6万元、0.4万元。奖金在本单位自有经费中列支。公务员之家

三、关于获得国家、省重大科技奖励配套奖励

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及四川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由市人民政府按不低于1：1的比例配套奖励。同一项目只能配套一次。配套奖励经费由市财政拨付。

金额范文篇6

关键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两个转变；土地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社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以来，对这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就成为30年来农村工作的永恒主题。本文拟结合2009年度对农村所作的调查研究，分四个方面讨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应该侧重和注意的问题。

一、“长久不变”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保障

关于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期，1984年中央“1号文件”规定“一般应在15年以上”，1993年中央“11号文件”规定“再延长30年不变”，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长久不变”，这是中央适应农业发展需要和广大农民的要求而作出的科学决策。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快制定具体办法，确保农村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笔者的理解是，所谓“长久不变”，就是在“30不变”的基础上继续延长，包括作为我国农村基本制度的核心——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也应该包括广大农民对第二轮承包以后承包经营的耕地（包括面积和具体地块）应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长久不变，所承包的地块不应该再有所调整，这是完善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举措，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长久不变”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主要有：一是在1993年开始执行第二轮承包时，一些外出打工收入比较稳定的农民放弃了承包耕地。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农户较多，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尽快给予确认并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等确权或确利文件。二是一些大城市郊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推行规模经营，把已经承包的耕地再次集中起来，实行集体农场或者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这些地方的农民至今尚未拿到象征着相应权利和义务的土地承包证书，因此，如何把确权和确利相结合，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收益，是这类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是少数村由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等原因，自始至终没有把土地承包到户，采取集中经营的方式，这类村的村民对于土地权利的实现，最佳方式可能是股权换土地，使农民真正获取村庄工业化带来的收益并且和工业化同步增长。四是大部分地方自第二轮承包后（有的自第一轮承包后），就按照中央的精神，没有对农户的承包耕地进行调整，出现了“一人耕多人地”和“多人耕一人地”并存的现象，有的耕地甚至已经无人耕种。如果据此确权并“长久不变”，则固化了这种由于自然原因而出现的不平等。五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管理和相关法律要重新修订，以便把全党的意志尽快转化为法律、法规。

二、“两个转变”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基础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两个转变”指明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为了推动“两个转变”，尤其是第一个“转变”的实现，应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改革政府农业服务机构体制，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完善其公益型服务职能。要按照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不断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此，要进一步确立县级农业服务机构的公益性农业服务职能，同时，按照《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改革与建设的意见》（农科教发〔2009〕7号），对乡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要明确其公益职能。

第二，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进一步提高其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村级服务机构在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功能上处于特殊地位，起着直接作用。因此,要发展壮大村级服务组织，提高其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能力。一是要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实力。要因地制宜地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二是切实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保障。三是明确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功能定位，完善村级集体服务功能。四是强化政府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比如在资金、信贷和税收上的扶持。五是要逐步推进村级服务站点建设。六是可以考虑设立若干农业服务小组或服务站，为农户提供产供销一体化服务。

第三，进一步加强龙头企业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骨干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由之路。龙头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科技创新和经营管理能力，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提高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状况。

第四，不断完善个体形式的民间服务组织，强化民间服务主体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的补充力量。要不断提高农村经纪人的服务能力，降低服务风险，包括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经纪人合法经营、文明经营创造公开、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农村经纪人的组织化水平，做好组织、协调工作，引导农村经纪人建立联合体和行业协会；加强对农村经纪人的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村经纪人在农村的影响。

第五，改革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机制和服务方式，提高其资金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要以小额信贷为主，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问题，增加对农户的信贷供给；推进抵押品替代机制创新，比如商业信用、信贷保险等，使农户摆脱“抵押品不足”困境，解决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问题，缓解农户和小企业贷款难；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农村信用乡（镇）、村创建活动的开展，对信用乡（镇）、信用村和信用户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对于真正贷给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信贷资金，国家在政策上要给予减税或免税优惠，以此鼓励农村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

三、进一步推动和规范农村

承包地经营权流转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前提今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健全流转市场，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二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再往前追溯，200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界定为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物权的一种，是指非所有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既然是用益物权，承包人当然享有包括流转在内的各项权益，即“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事实上，正是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相结合，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才迅速发展起来。也正是日渐活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才使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趋于稳定。

从笔者调研的情况看，当前的土地流转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在各种流转方式中，“转包”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方式，一般占到流转面积的50%左右，“出租”一般位居第二，多数地区占30%。二是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流转方式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流转中介。三是在有序流转的推动下，土地流转价格连年上升，农民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当然，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一是转入土地存在着非粮化趋势，这样发展下去，未来的粮食安全将会受到一定威胁。二是存在着一定的非农化现象。在一些大城市郊区，转入土地主要用于建设农家乐设施，有的还用于建造会议中心等，实际上是变相地建设用地开发。尤其是用于建设高档饭店或会议中心的土地，流转的主体（主要是企业）退出后，这部分土地将很难复垦为可耕地。三是大型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到农村流转土地从事企业化经营现象不断增加，很多地区也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引入多少企业为政绩。龙头企业流转土地，大都采取了“转租倒包”的方式，即一方面支付给农民高于一般水平的流转价格，另一方面在用工时首先满足转出土地的农民的要求，使转出土地的农民能够得到双重收益，从当前看，对农民是有利的，但正如中共中央2001年的第18号文件《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的通知》指出的那样，“企业和城镇居民随意到农村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隐患很多，甚至可能造成土地兼并，使农民成为新的雇农或沦为无业游民，危及整个社会稳定”。结合近期调研，笔者认为，推动和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必须首先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把土地承包权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落到实处。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抓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为土地流转管理提供科学依据；要加大土地确权力度，明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产权；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登记，体现物权法定、登记公示的效能，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书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依法明确农民的土地权益，明确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主体地位，严禁直接或间接剥夺农民土地承包权。

第二，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服务。要以实施流转合同制和备案制为重点，全面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工作制度、工作机制和工作规程，确保流转规范有序；以建立流转服务组织和网络为平台，逐步完善和加强土地流转信息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流转价格评估、合同签订指导、利益关系协调等服务，优化流转外部环境，不断健全流转市场；以逐步依法建立纠纷仲裁体系为依托，不断健全流转纠纷调处机制，确保流转纠纷及时化解。公务员之家

第三，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一是要建立矛盾预防机制。进一步完善土地确权工作，妥善解决土地遗留问题，做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到先解决问题，再进行流转。二是要及时处理流转矛盾纠纷，纠正和查处违背农民意愿，强迫流转等问题。三是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调解机制，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仲裁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解决制度，依法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和流转纠纷的仲裁，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正当权益，促进土地健康流转。

第四，积极探索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民合作的基础上进行流转。实践证明，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入股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多样化的联合与合作，能有效地把土地集中起来、连片开发，是把农业生产要素合理地整合起来的较好方式。土地股份合作社有利于降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风险，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益，进一步推进了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但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可能诱发的问题与产生的隐患，还应该引起重视并及早防范，在法规和政策文件中做出规定和说明。

四、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核心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实现“两个转变”的中心环节，也是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根据农业部门的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24.64万家，比上年增长一倍多。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及产业广，主要分布在种植业、畜牧业，在服务内容上，逐步从起步时的技术互助、信息传播，扩展到资金、技术、劳动等多方面的合作，从生产领域逐步向生产、流通、加工一体化经营发展。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蓬勃发展，很好地发挥了“统”的功能，在很多地区有效地填补了县、乡、村三级组织“统”的功能发挥不够的空白，已经成为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环节。从调研情况看，笔者认为进一步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还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加大各级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在财政方面要对各级示范社给予补助，使其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有关部门要抓紧出台支持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承担国家有关涉农项目的办法，将国家支持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财政专项和投资建设项目，尽可能地委托和安排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同时要整合对农业的专项投资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和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要重点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开展的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开发能力、技术服务水平、质量检验检测水平和信息网络体系建设，重点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等“三品”和地理标志认证工作，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提高经营品牌化水平。在税收方面，尽管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于2008年7月下发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但主要减免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增值税和印花税，有些税种（如营业税等）不在减免之列，但调查中很多农民反映：农民销售自己生产的产品不需要缴税，而组成专业合作社销售则需要交纳营业税，加上刻章办证（主要指质检证明、环保证明等）等环节的费用，加重了负担。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提供的服务具有部分公共物品性质，对合作社为其成员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服务免征营业税等。此外，还可以利用税收政策引导合作社的发展方向。在信贷方面，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多种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多渠道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一方面，农业发展银行应向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信贷倾斜，增加对农民的信贷资金额度，对生产基地建设和农民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给予大力支持，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对规范运作、信誉较好的，可给予低息贷款，也可采取政府贴息贷款的办法。另一方面，鼓励商业银行为专业合作社提供优惠贷款，如提供专业合作社生产经营、扩大经营规模、增加设施投资所需贷款等。此外，按照今年中央“1号文件”的要求，“各级政府扶持的贷款担保公司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服务范围”，并鼓励农村信用社选择制度健全、经营业绩好的专业合作社试行流动资金贷款的信誉担保制度，扩大信用社对客户的信誉担保范围及贷款额度，建立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特点的信贷抵押担保。

金额范文篇7

内容提要:小额保险是近年来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一类特殊商业保险，其理论基础包括保险市场分层理论和金字塔底层财富理论。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是小额保险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渊源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并主要体现为国内法；其内容主要包括小额保险的类型、合同制度及监管制度。中国小额保险立法存在层级过低、操作性差等缺陷，故亟待完善。

小额保险是近年来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兴起的一类特殊商业保险，其具有面向低收入群体、保费低廉等特征。

中国小额保险市场发展迅猛，但相关立法却严重滞后。此一局面已严重制约了中国小额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故亟须完善。

一、小额保险的含义及其发展概况

（一）小额保险的含义

小额保险，英文为microinsurance，国际上多称为微型保险。关于其定义，理论界并无统一的界定，目前比较权威的界定主要有两种：一是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的定义，是指多种不同实体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依照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及其所涉及成本按比例定期收取一定的小额保费，旨在帮助中低收入人群（不包括无法负担保费的赤贫阶层）规避某些风险的保险；二是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定义，即是依照公认的保险运营规范进行运作，其保单所担保的风险依据保险原则进行管理，同时由保费提供补偿的保险。[1]

在性质上，小额保险属于商业保险，其运作须同样遵循大数法则，并应根据投保人的自愿而设立。其不同于社会保险，后者是国家为了保障劳动者在生老病残时的基本生活水平，向劳动者提供的一种社会福利；其也不同于社会扶助，后者的资金来自于政府财政或社会捐助，而非来自与风险相关的保费，给付也不是依据保险的风险管理规则。

尽管属于商业保险之范畴，但小额保险具有如下典型特征：第一，目标客户为低收入群体。根据国际一般标准，低收入群体一般是指日均收入在2美元以下，无力购买传统的商业保险，但又存在风险转移迫切需求的群体。第二，保费少、保额低，保障程度有限。小额保险的保费、保险金额均远低于普通的商业保险。小额保险的目标，就是要让低收入群体买得起、买得到自己需要的保险。第三，产品条款简单、缴费形式灵活，投保与理赔手续简便。因其主要面对的是低收入群体，后者的受教育程度、理解能力多较低，故其产品条款设计一般浅显易懂，方便投保人理解和投保。考虑到投保人的收入水平较低且多不稳定，其缴费形式多较灵活，如可在投保人收获季节缴费等。另外，其在理赔程序上也较普通商业保险简单得多。

（二）小额保险的理论基础

目前，用于解释小额保险的理论主要可归纳为两种：[2]

一种是保险市场分层理论，即传统商业保险和小额保险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收入阶层，存在不同的市场定位，小额保险主要面对的是处于贫困线上下的社会低收入群体。社会低收入群体虽然存在强烈的风险转移需求，但其需求在传统商业保险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他们通常也不在国家统一社会保障保护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通常缺乏足够的财力为全体国民提供全面的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保障，能够享受到国家统一社会保障的主要是有稳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的社会中间群体；社会的赤贫阶层（即那些几乎无法维持生计的失业、伤残等群体，无力负担小额保险的保费等支出）亦通常可享受到社会救助。只有社会低收入群体处于传统商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机制覆盖的盲区，由于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本来就较弱，在缺乏必要风险保障的情形下，一旦遭受疾病、伤残等事故，很容易因此陷入进一步的贫困中去，故急需相应的保险保障。

一种是金字塔底层（thebottomofthepyramid）财富理论。此理论来自于C.K．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2005年出版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40多亿穷人的市场中发掘商机并根除贫困》一书。此理论认为，关注低收入群体是企业同时实现经济目标和缓解乃至消除贫困之社会目标的途径，因为低收入群体的累计购买能力和发展潜力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从保险公司角度言，社会低收入群体虽然收入较低，但因基数庞大，故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在利润的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部分低收入群体经济状况的改观，消费惯性和感恩意识会使得他们成为更高级保险产品的消费者。小额保险产品因保费低廉，保险公司开展此类业务通常利润率很低，多是微利经营，甚至是没有利润。但保险公司从事此类业务时普遍存在两方面的预期：一是保险监管部门在审批部分利润率较高的产品时能够对其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二是借此培育低收入群体的忠诚度，以使其在未来收入提高后，能够继续购买本公司的其他商业保险产品，从而确保未来的市场占有份额和盈利空间。

（三）小额保险的国际发展情况

现代小额保险产品最早可追溯至1970年的哥伦比亚，当时，由41家互助组织共同发起设立了一个专门为不受传统商业保险保护的低收入群体提供个人及家庭保障的保险组织，该保险产品产生后广受欢迎。后来，随着孟加拉等国小额信贷业务的迅猛发展，小额保险获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小额保险提供了一种在成本、期限、承保范围和供应机制方面适用于低收入群体的风险转嫁产品，使低收入群体有能力购买适合自己需求的保险服务，使其敢于冒一定风险来改善自身生活，并可使已脱离贫困者不会因风险降临而再次返贫，许多国家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扶贫手段。[3]近年来，在其本身巨大社会效用带动下，以及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动下，小额保险获得了快速发展。[4]截止2007年7月，国际小额保险中心完成了在50个国家推广小额保险的工作。根据该中心2007年4月完成的一份对全球100个最贫穷国家小额保险发展现状的研究结论，该100个国家中的77个国家存在着正式的小额保险，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西岸，欧洲只有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波黑等个别国家，覆盖了超过7800万的人口，并且参保人口数量还在快速增长中。其中，印度和西非是小额保险提供机构最多的地区，印度和中国是小额保险覆盖人数最多的国家。相关国家小额保险的提供主体主要有7类，依次为：商业保险公司、相互保险组织、社区组织、国有保险组织、非政府组织、塔卡保险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非正规的保险机构。其中，由商业保险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小额保险覆盖人群在小额保险持有人群中所占比例达到9％。从小额保险的产品上看，全球已有350多种小额保险产品，小额寿险产品是目前最主要的产品，其次是意外和残疾保险产品，小额健康险和财产险产品的持有率则相对较低。[5]但从全球来看，在不同国家，小额保险提供者的组织形态与市场作用差异较大，小额保险产品的种类与市场覆盖率也存在巨大不同，小额保险对整个贫困人口的覆盖率仍很低，仅占全球贫困总人口的3%,[6]也正因如此，其发展前景极其广阔。如有咨询机构分析认为，仅分布在中国、巴西和印度的低收入群体，在未来即可构成一个10亿人的消费市场。[7]

二、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渊源与基本内容

（一）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渊源

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渊源主要包括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其中国内法渊源占据主导地位。

首先，在国际法层面，现阶段尚未形成国际统一的规范小额保险的法律制度，但存在一些国际组织的规范性文件。如2007年5月，IAIS-CGAP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的关于小额保险监管的文件等，其中围绕小额保险的含义、小额保险监管应关注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阐述，其部分内容已为部分国家小额保险法律制度所吸收。作为一种具有扶贫等社会作用的商业险品种，小额保险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国际小额保险中心等国际组织的推动，这些国际组织所的相关专门性文件对于各主权国家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或完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其次，在国内法层面，主要体现为相关主权国家制定的调整其本国保险活动立法中与小额保险有关的内容。从世界范围来看，小额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多为小额保险立法较完备的国家。如印度在2005年11月颁布了有关小额保险的条例，对小额保险合同各方、产品类型、机构等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较明确的规定，从而有效促进了小额保险的推广和低收入群体利益的保护。另外，秘鲁、巴西、塞内加尔、马里等国也均出台了有关小额保险的单行立法。考虑到事实上的小额保险在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发展进程，如在发达国家，其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之前，小额保险在事实上已有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后，小额保险逐渐为主流商业保险所吸纳。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大量由互助组织、慈善机构等向低收入阶层提供的小额保险，其商业保险组织在发展中为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也曾推出过类似的小额保险产品。[8]因此，即使是未出台专门的小额保险立法的国家，其既有法律框架下也存在着一些有关事实上小额保险销售与监管的规定，商业实践中也存在大量的习惯法规则。

（二）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笔者认为，小额保险法律制度主要应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1．小额保险的基本类型

小额保险主要有四种类型：小额人寿保险、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小额健康保险和小额财产保险。其中，小额人寿保险是指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死亡或者生死两全为保险金给付条件的小额保险。小额意外伤害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而致伤或死亡时．由保险人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小额保险。小额健康保险是指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因患病、分娩而发生医疗费用支出或工作能力丧失、收入减少时承担保险金给付责任的小额保险。小额财产保险则是指以被保险人的家庭或经营财产为保险标的的小额保险。相比之下，小额财产保险在实践中并不发达，仅有个别国家发展较好。在其他三类小额人身保险中，小额人寿保险最为发达，在各国的销售最为广泛，尤其是其中的信用寿险，受到许多国家小额信贷组织的欢迎，后者所承保的是小额信贷的贷款人死亡所带来的信贷风险，保险人的责任范围多为贷款金额，有的还包括被保险人的丧葬费用。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和小额健康保险在不同国家的市场表现则有显著不同，如印度的小额意外保险非常发达，而在非洲一些国家，小额健康保险的市场占有率较高。整体来看，小额意外伤害保险覆盖范围更广一些。因为小额健康保险在实践中很难防止道德风险、逆选择及过度利用，尽管调查显示，疾病在大多数国家都是影响低收入人群生存质量的首要因素。

2．小额保险合同法律制度

与传统的商业保险合同相比，小额保险合同具有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1)合同主体的特殊性。小额保险合同主体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投保人一方主要为赤贫阶层之外的城乡低收入群体，并且收入多不稳定；另一方面，其保险人一方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也包括相互保险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等。[9]从各国实践来看，商业保险公司和相互保险组织是小额保险的主要供给主体之一，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而社区组织基于其本身成员规模的局限性，在小额保险提供上作用较为有限。

(2)合同条款、投保与理赔手续的简单性。相对于传统商业保险合同复杂冗长的条款设计，小额保险合同的目标客户主要是低收入群体，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风险意识、法律意识均普遍不高，故合同条款的设计必须浅显易懂。同时，小额保险在订立与履行上还具备投保手续简单、缴费形式灵活、理赔手续简便等特点。

(3)保障范围与补偿的有限性。小额保险是一种保费少、保额低，针对低收入群体最迫切的疾病、死亡或残疾等特定风险的保险产品，其给付水平远低于传统商业保险，是一种纯粹的保障性保险产品，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基本生活为准，不具有投资功能，具有保障范围和补偿程度的有限性。

(4)公益性、政策性色彩浓厚。许多国家将小额保险视为一种扶贫手段和缓解、消除贫困的金融措施而大力推行，在小额保险合同订立中，政府多向投保人提供保费补贴或者给予小额保险的保险人以税收减免等优惠措施，小额保险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因此而具有浓厚的公益性和政策性色彩。

（三）小额保险监管法律制度

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保险，各国对小额保险的监管与对传统商业保险的监管存在较大差异，主要有三：第一，监管依据不同。在小额保险监管中，国家政策、保险监管部门的规章制度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尤其是对于刚开始推广小额保险的国家，普遍存在着国家立法的滞后或缺位现象，国家的政策或政府主管部门的规定往往成为小额保险监管的主要依据。第二，在监管对象、监管目的等方面存在不同。国家对传统商业保险进行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保险产品和服务等，这从现代各国商业保险立法侧重于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强化保险人义务和责任的共同发展趋势上可明显看出。小额保险因其目标客户主要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后者的抗风险能力更弱，更需要风险保障，也更容易受到保险人的不法侵害，故其利益较之一般商业保险的投保人更需要受到关注和保护。小额保险提供者也具有与一般商业保险不同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小额保险在监管对象和目的上的特殊性。第三，具体监管手段与措施存在不同。小额保险主要是为解决社会低收入阶层的保障问题，因此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政策性，其监管具有更多的行政管制色彩，而传统保险监管中更多地寻求发挥市场的自律作用是一个全球趋势。

三、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一）中国小额保险的立法现状与缺陷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约70％的人口在农村，解决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保障问题一直是历届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小额保险面向低收入群体、保费低廉的特征使得其与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目标高度契合，一被引入，就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2007年4月，中国保监会积极申请加入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和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共同设立的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同年5月，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监管部启动了小额保险课题研究；2008年6月17日，保监会在前期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推出了《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保监发[2008]47号），在山西、河南等9省区进行试点。2009年4月27日，根据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的通知》（保监发[2009159号），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试点范围扩大到19个省区，小额保险市场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覆盖地域日益广泛、保险品种不断丰富的特点，上千万农民享受到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保障。但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及低收入人群的风险保障需求相比，我国小额保险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如小额保险的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明显错位，产品设计存在诸多缺陷，产品品种单一、无法满足低收入群体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保险公司在经营小额保险时营销渠道过于传统和单一；保险公司对于小额保险市场缺乏必要重视等。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小额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缺乏经验积累之外，立法的滞后与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具体而言，我国目前有关小额保险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为上述中国保监会于2008、2009年相继的两个部门性文件，尤其是2008年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该《方案》对发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基本思路和原则、保险人资格申请与审核、试点产品及业务模式、鼓励支持政策、保险监管、试点步骤和时间、领导机构等内容均有初步规定。另外，中国《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保险人等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对于小额保险也基本适用。这些规定构成了中国目前有关小额保险的基本法律框架，并在推动小额保险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存在立法层级过低、内容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的明显不足。具体言之，中国《保险法》中对于小额保险并无直接的明确性规定，中国保监会的上述《方案》等仅仅是部门性文件，法律位阶较低，所规定内容的可操作性较差，小额保险发展中的许多内容仍缺乏直接的法律规范，如关于小额保险的定义、性质、适用范围、发展定位，小额保险提供者的组织形态与法律地位，小额保险的规则，小额保险的监管等，均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此一现状已对中国小额保险的健康发展构成了严重制约。因为具体法律规范的缺失，将会出现小额保险提供者的一些不规范行为以及保险监管的缺位，后者将直接导致低收入群体利益的受损，甚至可能危及中国小额保险市场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由于小额保险的发展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有关小额保险的服务对象、发展模式、发展定位等基础性问题还没有深入研究。缺乏对小额保险发展的系统性规划，另外对小额保险发展中的风险防范也缺乏足够的监管经验。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小额保险监管框架成为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推进小额保险发展中的首要工作”。[10]笔者认为，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小额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尽快出台有关小额保险的专门性法律规范。国际经验表明，及时的专门性立法对于小额保险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如印度保险与发展管理委员会（IRDA）在2000年和2005年11月相继颁布了有关小额保险的监管条例，对小额保险进行积极的法律规范，使得该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小额保险市场发展的典范。[11]相比之下，中国目前实施的《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作为一个部门性文件，其权威性远远不够，其所涵盖的低收入群体的范围也存在明显局限，如未能覆盖城市低收入群体等，故有必要借鉴印度等国的立法经验，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规范中国城乡小额保险活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以确保小额保险能在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框架下有效运行。其中，应对小额保险的定义、性质、产品类型、经营主体资格与法律地位、经营模式、制度、发展定位、监管原则等进行统一规范。在服务对象上，鉴于中国城市低收入群体数目庞大及其抗风险能力薄弱，将之纳入到小额保险的目标客户中非常必要；在产品类型上，应在继续推广小额人身保险产品的同时，适当增加小额财产保险产品的供给，以满足低收入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第二，应针对小额保险建立专门的风险预防与监管制度。如学者所述，“小额保险运行环境的复杂性、经营组织的分散性、农村低收入群体行为规范的差异性和抗风险能力低下、小额保险市场的不成熟性等，对小额保险的监管及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小额保险具有不同于传统商业保险的诸多特征，其在监管上应满足双重要求：一方面，应遵循商业保险的一般性监管规则，以避免小额保险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另一方面，要针对小额保险的特点，制定一些相应的特殊规制措施。如在保险人组织形态上，可借鉴国际经验，适度允许保险公司之外的非政府组织、互助组织、社区组织等作为小额保险的提供者，实现小额保险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在小额保险产品管理上，应建立分类监管制度，如针对不同类产品建立独立的售后服务体系、风险跟踪与监控体系以及独立的再保险机制等。公务员之家

第三，应不断健全小额保险的配套性法律规定。国际经验表明，为小额保险的参与者提供各类优惠措施，如降低对小额保险提供者、人的市场准入门槛或资质要求，在税费方面给予倾斜，为保险人或投保人提供适当的政府补贴等，是促进小额保险市场快速发展的有效措施。中国现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中已有关于减免小额保险提供者的监管费、给予小额保险提供者较宽松预定利率等鼓励性措施，但这些措施有待于法律上的进一步确定和落实；同时，考虑到小额保险是一种微利型商业保险，有必要及时出台相关的税收优惠等措施，以有效确保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小额保险产品行为的可持续性以及小额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四，应逐步建立小额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特别保护机制。现代各国保险法的一大发展趋势是不断强化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小额保险目标客户的特殊性决定了法律上进一步强化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保护的必要性。保险监管部门应不断完善对小额保险目标客户利益的保护机制，如保险人的偿付能力机制、小额保险产品的信息公开机制、小额保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教育机制、低成本的投诉与纠纷处理机制、小额保险行业的自律机制等。

注释:

[1]ISSUESPAPER,IssuesinRegulationandSupervisionofMicroinsurance,2007，6,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InsuranceSupervisorsandCGAPWorkingGrouponMicroinsurance,p.10.

[2]参见孙健、申曙光：《国外小额保险的理论及实践分析》，载《南方金融》2007年第7期。

[3]参见陈华：《农户购买小额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载《保险研究》2009年第5期；渠涛主编：《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4]2002年，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在内的33个发展援助组织和机构，共同设立了为贫困人口服务的国际贫困扶助协商组织(CGAP)；2006年2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与CGAP设立小额保险联合工作组，共同将发展小额保险作为推动低收入人群风险保障的一项重要工作。参见张宗军：《小额保险业务的国际比较与我国的发展》，载《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3期。

[5]前引[4]，第28-29页。

[6]参见前引[3]渠涛主编书，第25-26页。

[7]参见陈文辉：《让小额保险泽披所有低收入群体》，载《上海保险报》2009年8月4日，资料来源:

[8]如中国在启动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之前，国内已有部分保险公司为解决农民购买力不足问题，主动将保单进行拆分销售，农民花费20～200元，即可拥有“半份保险”甚至“1/3、1/4、1/5份保险”。参见慕福明、侯广庆、张万艳：《山西农村小额保险调查报告》，载《保险研究》2008年第10期。

[9]参见郭丽军：《论低收入人群的风险需求与小额保险供给模式选择》，载《财政研究》2009年第6期。

[10]杜庆鑫：《小额保险及其监管创新》，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4期。

金额范文篇8

一、基本情况

截止2012年7月31日，我社各项贷款余额119603万元，笔数30123笔，其中正常贷款类118922万元，笔数29977笔，不良贷款681万元，笔数146笔；按贷款方式划分：小额信用贷款笔数18570笔，金额45857万元；农户联保贷款笔数9431笔，金额26114万元；保证担保贷款1986笔，金额32456万元；抵质押贷款136笔，金额15176万元。按贷款金额划分：10万元（含）以下贷款28914笔，金额76502万元；10万元至30万元贷款1043笔，金额21209万元；30万元至50万元贷款72笔，金额3233万元；50万元以上贷款94笔，金额18659万元。

二、贷款风险排查工作开展情况

按照省联社信贷风险排查文件精神，一是联社理事长沙及时传达会议精神，做好宣传动员工作，通过宣传动员，使员工了解了信贷风险排查工作的原则、范围、活动内容及要求等，为顺利开展排查工作营造积极氛围。二是成立了县联社贷款风险排查工作领导小组，并制定了《县联社贷款风险排查活动实施方案》。三是落实了人员、车辆，并从联社机关和各基层社抽调40余名员工，组成了3个检查大组12个检查小组，对此项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四是先后制定了贷款风险排查工作计划、工作流程、风险排查工作附表等，对排查工作组成员进行了排查前培训。五是要求排查人员写出风险排查承诺，并要求排查人员承担历史责任，此举为确保贷款排查工作质量打下了良好基础。六是主动向当地政府汇报工作，并与基层乡镇协调沟通，加强正面宣传，确保活动顺利开展。七是排查工作坚持了交叉排查和双人排查的原则，以确保贷款风险的充分暴露；检查组人员早出晚归，中午不休息，牺牲了双休日及节假日，顶着烈日走村入户扎扎实实开展排查工作；八是联社领导做到靠前指挥、督促进度，各组不定期的召开碰头会，就各检查组检查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进行及时解决。九是联社领导包片负责，巡回督导工作质量和进度，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十是充分发挥协管员的作用，与排查人员密切配合，保证了排查工作顺利完成。

三、排查出风险情况

截止2012年9月18日，排查工作已全面完成，共排查出风险贷款266笔，金额2124.55万元，其中贯彻落实规章制度方面排查出风险10笔，金额290.4万元；未到期贷款排查出风险191笔，金额1379.20万元；逾期贷款排查出风险65笔，金额454.95万元。

（一）贯彻落实规章制度方面存在的风险

1、未做贷后检查2笔，金额80万元；

2、贷款手续不齐全2笔，金额74万元；

3、贷款“三查”制度不到位，存在风险的1笔，金额100万元；

4、未向贷款担保人发送催收通知书的2笔，金额22万元；

5、贷款金额超出还款能力的2笔，金额4.4万元；

6、虚假合同的1笔，金额10万元。

（二）未到期贷款排查存在的风险

1、借款人下落不明1笔，金额15万元；

2、借款人死亡2笔，金额40万元；

3、遭受自然灾害的133笔，金额905万元；

4、棉花款农场未及时兑现的55笔，金额419.20万元。

（三）逾期贷款排查存在的风险（问题）

1、表内逾期贷款排查出以下风险（问题）

(1)借款人死亡6笔，金额13.35万元；

(2)借款人下落不明5笔，金额10.97万元；

(3)借款人坐牢1笔，金额1.81万元；

(4)借款人或配偶住院经济困难6笔，金额43.65万元；

(5)借款人参与1笔，金额1万元；

(6)借款人还款意愿差且债务较多1笔，金额1.5万元；

(7)借款人将款借给他人未能收回11笔，金额61.77万元；(8)借款人经营管理不善14笔，金额244.29万元；

(9)借款人经济情况差12笔，金额41.69万元；

(10)借款人破产1笔，金额0.36万元；

(11)棉花款农场未及时兑现的5笔，金额30.4万元。

2、表外置换贷款排查出以下风险(问题)

(1)借名贷款1笔，金额3.16万元；

(2)假名贷款1笔，金额1万元。

四、整改情况

贯彻落实规章制度方面存在风险贷款未整改5笔，金额36.4万元，部分整改1笔，金额100万元，已整改的4笔，金额154万元。未到期风险贷款未整改188笔，金额1324.20万元，部分整改3笔，金额55万元；逾期贷款未整改59笔，金额441.6万元，部分整改6笔，金额13.35万元。

五、处理情况

此次在贯彻落实规章制度排查中发现问题12笔，合计金额294.56万元，处罚人员23人次，处罚金额2.24万元。其他处理1人次。

六、对排查发现的问题及风险采取的措施

（一）对贯彻落实规章制度方面存在问题的相关人员根据情况进行了处罚和其他处理。

（二）将对风险贷款进行责任落实，签订风险责任书，风险整改情况与绩效挂钩。

（三）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贷款，将对责任贷款规定清收时限，并要求相关责任人在规定时限内清收完毕，在规定期限内未清收完毕的将离岗清收。

(四)要求客户经理把风险贷款做为重点监控对象，一户一策，对风险状况较大的贷款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最大限度消除风险隐患。

金额范文篇9

单位名称：调账基准日期：2004年1月1日

工程项目名称

合同初始收入①

开工时间

总工程量

完工时间

开工以来合同收入变动情况

项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金额合计

变更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索赔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奖励

甲方批复的时间

——

批复的金额

开工以来合同收入累计变动增加金额②

开工以来甲方验工计价情况

次数

时间

金额

已结转工程结算成本情况

时间

金额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累计已验工计价金额③

累计已结转金额④

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计算

2003年末工程施工科目余额⑤

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⑥

建造合同预计总成本⑦=④＋⑤＋⑥

完工百分比⑧=（④＋⑤）÷⑦

新账各科目调整增加期初余额数

科目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性质

工程施工——合同成本

④

调增借方

工程施工——合同毛利

（①＋②－⑦）×⑧

正数调增借方，负数贷方

工程结算

③

调增贷方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①＋②－⑦）×⑧－（③－④）

负数调增借方，正数贷方

待处理财产损溢

（⑦－①－②）×（1－⑧）

正数调增借方，负数不调

存货跌价准备——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⑦－①－②）×（1－⑧）

正数调增贷方，负数不调

注意事项：1.“合同初始收入”指合同中确定的合同总金额，扣除其他计入合同金额但由业主掌握使用部分后的金额；2.若自行估价收入已计入以前各期“工程结算收入”账户，应直接调减“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等相关科目期初余额。

表格设计原理

1．首先，将老账中“工程施工”科目余额转入新账“工程施工——合同成本”科目，做如下账项调整：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老账余额）

贷：工程施工（老账余额）

2．预计合同总收入大于预计合同总成本时，做如下账项调整：

恢复工程施工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毛利和工程结算金额，并调整期初损益：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根据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分析确定）

—合同毛利（计算确认的全部已完成工程合同毛利）

贷：工程结算（按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确定）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同总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

3．预计合同总收入小于预计合同总成本时，做如下账项调整：

⑴恢复工程施工成本、确认工程施工毛利和工程结算金额，并调整期初损益

借：工程施工—合同成本（根据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分析确定）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合同预计总成本—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成本—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

贷：工程施工—合同毛利（计算确认的全部已完成工程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按以前年度已经确认的工程结算收入确定）

⑵确定未完施工预计合同损失，计提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借：待处理财产损溢----执行新制度预计的损失（合同预计总成本—合同总收入）×（1—完工进度）

金额范文篇10

[关键词]理赔数据；数据分析；SPSS分析

自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保险业的作用得到更多重视[1]，但是与此同时还是有很多的群众并不了解其购买的保险好不好，购买的费用与其所理赔的金额是否合理。群众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选择对的保险才能更加放心。在保险行业中，理赔这项工作，既是风险的晴雨表，也是反映保险行业的经营状况的重要依据[2]。本文通过SPSS分析对理赔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并通过结论提出建议。

1.分析思路

1.1分析工具

此研究里所用到了SPSS和Excel两种工具，应用SPSS软件,有利于方便、快捷地处理统计图形、图表,使过程变得直观、形象[3]。Excel工具，则是可以进行数据清洗，将重复、多余的数据筛选清除,将缺失的数据补充完整,将错误的数据纠正或者删除,最后整理成为标准的、干净的、连续的数据,提供给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使用[4]。

1.2思路

先通过用Excel对数据进行清洗，检测数据是否符合完整性,如果不符合,则要修复数据。如果在数据修复之后依然存在着与数据完整性约束不一致的情况,则要再次修复数据,直到数据符合要求[5];再通过SPSS分析将数据可视化，使用均值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等一系列分析得出结果。

2.数据准备与清洗

2.1数据准备

理赔数据共16列212182行，主要包括的是机构、险种、案件号、保单号、赔款金额，赔款时间、费用类型、总保费、保额、客户号、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过去三年平均收入、职业。其中总保费代表客户第一年投的所有保险费用，保额代表机构赔付的最大限额。

2.2数据清洗

(1)删去表格中过去三年平均收入为0、1、4的行。(2)隐藏无用的数据列，机构、赔款时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职业。(3)将险种进行编号归类，把类型一样的险种分别编号为1、2、3、4、5、6。

3.SPSS数据分析

3.1赔款金额与费用金额的均值分析

使用均值分析方法分析因变量赔款金额与自变量费用类型，从而获得那种类型的赔款金额更高。均值分析的步骤：因为费用类型有很多需要先将它们重新编码分组，采用的是SPSS转化里的自动重新编码将费用类型重新命名fylx,然后开始点击分析，选择比较均值选择均值分析，将fylx放入自变量列表，将赔款金额放入因变量列表可得出报告表，激活报告表点击编辑创建图选择点，可得出散点图。图1散点图在费用类型中他杀的赔款金额是最高的，而精神病的赔款金额是最低的，所有类型的平均赔款金额是2664.1RMB，其中癌症各类器官重大疾病占赔款金额的主体部分。

3.2赔款金额、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值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步骤：在SPSS上的分析选项中选择相关中的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将赔款金额、年龄和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放入变量中，选择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双尾显著性检验,可得出相关性表。从相关性表中可以看出，赔款金额与年龄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过去三年平均收入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年龄与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有着显著相关性；并且在表中，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时，显著性（双尾）均<.001,说明这个相关显著会犯错的可能小于1%。

3.3总保费、缴费期限、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与保额之间的线性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步骤：在SPSS上选择分析选项下的回归，再在回归选项下选择线性回归，在因变量那一项当中将右边的保额选中，块内将总保费，缴费期限，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与保额选中，再在方法当中选择步进，这样方便看出加入不同参数进去过后各个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的高低，最后通过查看模型摘要当中各个R方的值可以看出将4个参数都加入回归方程的情况下R方会大于0.6且R方最大。所以选择建立总保费，缴费期限，年龄以及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的回归方程，最后在系数当中可以看到各个参数所带有的参数值的大小以及常数，最后可以建立回归方程：保额=5061.178+1.062*总保费+1103.919*缴费期限+0.026*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137.095*年龄。3.4险种、赔款金额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此刻Excel中在险种后插入一列命名为XD种别，然后点击公式选项卡中的逻辑函数中的IF函数，在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873,1)="4"，Value_if_true中输入1，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6"，Value_if_true中输入2，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B"，Value_if_true中输入3，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F"，Value_if_true中输入4，Value_if_false中点击左上角，选择IF函数，在弹出的Logical_test中输入LEFT(B2,1)="S"，Value_if_true中输入4，Value_if_false中输入5，点击肯定,然后保留Excel表格。先在SPSS中导入表格，然后在SPSS分析选项卡中点击分析中比较平均值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将赔款金额导入因变量列表，将险种类别导入因子列表，点击选项，勾中方差齐性检验，点击继续，点击事后比较，勾中假定等方差中的LSD，勾中不假定等方差中的T2，点击继续，点击对比，添加系数1、1、-1、-1、-1、-1，确定后将会得到方差齐次性检验表。因为方差不具有齐次性，方差齐次性表中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2、3、4的P值大于0.05，说明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2、3、4的赔款金额没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5、6的P值小于0.05，说明险种类别为1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平均值差值（i-j）的值为负，说明险种类别为1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同理可得，险种类别为2与险种类别为3、4、5、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2的赔款金额大于险种类别为3、4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险种类别为3与险种类别为4的赔款金额没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3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2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5、6的赔款金额；险种类别为5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5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

4.结论和建议

4.1结论

在费用类型中他杀的赔款金额是最高的，而精神病的赔款金额是最低的，所有类型的平均赔款金额是2664.1RMB，其中癌症各类器官重大疾病占赔款金额的主体部分；从相关性表中可以看出，赔款金额与年龄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与过去三年平均收入有着显著的相关性；年龄与过去三年平均年收入有着显著相关性；并且在表中，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时，显著性（双尾）均<.001,说明这个相关显著会犯错的可能小于1%；险种类别为5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有显著性差异，险种类别为5的赔款金额小于险种类别为6的赔款金额。

4.2建议

其一，保险公司可以将年平均收入高和年平均收入低的客户进行筛选分类，对不同平均年收入的客户制定其针对性的方案，有效的推荐，可以使客户通过理赔的金额来选择自己所能承担的最可靠回报大的险种。其二，可以将卖得好的保险的理赔金额适当调高，将保险费用降低可以让收入并不是很高的客户群体，有更多样的选择，让客户更加愿意相信这份保险。其三，可以着重理赔过后的服务，更好地建立公司的形象。对于客户群体，笔者给出如下建议：第一，量力而行，选择自己所能承担的保险费用的保险，而不是盲目跟风，不要因为理赔金额高就选择它，而是要看是否适合自身情况。第二，多重选择，可以购买多个理赔条件并不苛刻的保险项目，而不是一味选择理赔金额高的项目。在大数据时代的大环境下，许多隐私已经不能称为隐私，如果能在普通信息中深度发掘出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信息，就需要权衡利用底线与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一个公司能否把产业做好，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知道客户真正所需求的是什么。像所研究的这所公司一样，理赔所包含的保险种类十分的多，但是所真正能够达到收益真正能够对客户带来的好处的保险并不多，并不是能够对客户的要求需求覆盖得多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一个机构虽然拥有很多种类，虽满足了当今社会群体的大部分需求，但是又因为客户群体太大了，每个方面又不能同时兼顾，使得运营起来又十分有风险。公司需要降低某些险种的赔款风险，在不伤及客户权益的情况下要让自身的收益达到最大化，使机构与客户双方都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5.结语

本文通过对理赔数据的分析，得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建议。保险公司可以调整理赔金额以及保险费用来吸引客户购买，客户则要做到不能只看到理赔金额高而不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就盲目购买。

【参考文献】

[1]王笑.强调保障属性保险业服务民生更“给力”[N].金融时报,2021-02-04.

[2]徐高凯,杨杉.基于大数据的保险公司理赔数据画像研究[J].商业文化,2021(01)：53-55.

[3]喻平.SPSS在统计学中的应用[J].中国商界(上半月),2010(03):46-47.

[4]滕文惠,闫媛媛,姚晓芳.基于Excel的数据清洗应用研究[J].科技资讯,2019,17(15):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