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性报道范文10篇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1

关键词揭露性报道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3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4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郭钦.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史上“扒粪运动”引发的思考[J].新闻前哨，2003(2)

2冯露.浅谈批评报道的选择艺术[J].记者摇篮，2004(2)

3李文.问题性报道及其兴起的原因[J].新闻战线，2004(3)

4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5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2

关键词揭露性报道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3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4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郭钦.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史上“扒粪运动”引发的思考[J].新闻前哨，2003(2)

2冯露.浅谈批评报道的选择艺术[J].记者摇篮，2004(2)

3李文.问题性报道及其兴起的原因[J].新闻战线，2004(3)

4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5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3

关键词揭露性报道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3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4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4

关键词揭露性报道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page_break]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3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4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郭钦.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史上“扒粪运动”引发的思考[J].新闻前哨，2003(2)

2冯露.浅谈批评报道的选择艺术[J].记者摇篮，2004(2)

3李文.问题性报道及其兴起的原因[J].新闻战线，2004(3)

4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5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5

关键词揭露性报道经营媒体

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中国的媒体也渐渐走上商业化与市场化的道路，开始注重“经营”，以接受市场的检验，争取读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满意来维护媒体的发展与生存。中国媒体市场化的趋势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市类媒体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改变中国媒体替官方进行宣传的传统定位，掀起了中国媒体的“扒粪运动”，这一改变的重要标志就是调查报道类栏目的争相设置，媒体舆论监督职能较充分的发挥。如央视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财经》、《南方周末》等报刊杂志相关栏目的设置成功，使全国各类媒体群起跟之。可以说，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调查报道类新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社会课题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时能够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进行调查或调整相关政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每周质量报道》就成为了中国民众心目中媒体勇敢揭发黑心企业，替消费者维权的标志。

综观调查报道类新闻，其重头戏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评性报道。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最近几年，由于揭露性报道的急剧增多，媒体出现了揭露性报道泛化的现象。一些媒体过度热衷于寻求刺激性、耸动性的新闻题材，使得媒体市场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本文暂且不论及媒体责任与新闻人责任的话题，而是从经营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揭露性报道正负两方面的效应，然后试图阐述处理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以及媒体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1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趋激烈的媒体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

其次，新闻传播学有关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体的期待是“解闷”（休闲和心理调适）、“解气”（舆论监督和社会宣泄）、“解惑”（与新闻和资讯相关的意义系统的提供和指导）。而揭露性报道正好可以满足受众“解气”的需求。“在社会功能上也起到了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减压阀’的作用。”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2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

2．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报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闻采访多得多，“碰壁”更是家常便饭，而且，揭露性报道完成后又会得罪许多实体和个人，靠单个的新闻工作者无法单独完成和承受这一切，这就要求媒体能够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后台支持）。另外，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因为揭露性报道多是批判性质的，所以，常常会触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体稍有疏忽，调查工作做得不够详细、周密、彻底，就会招来“官司”。偶尔的一两场官司或许会提高媒体的知名度，但过多卷进官司，则百害而无一利。既影响媒体声誉，又影响媒体的正常运转，处理不好会给媒体带来动荡与危机。二是如果揭露性报道针对的是某个经济实体，那么，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该经济实体在本媒体上的广告投放，给媒体带来经济损失。

2．3过度的揭露性报道会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体对信息的承载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个媒体的揭露性报道过多，相应的就会使媒体的主流内容减少。而主流内容才是办好一个主流媒体、权威媒体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为“揭露”而“揭露”，就会使媒体“揭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琐细、零散，离人们的生活重点越来越远，让媒体变得偏激、浅薄、浮躁。这不是一个主流媒体应有的风范。主流媒体应当拥有一种大气，“立足时代，直面社会，不要远离社会生活焦点的琐碎。”就像人们评价《南方周末》一样：“浅、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责任感、正义感是一份严肃报纸的坚硬内核。”

其次，如果媒体以揭露性报道为特色，就会使揭露性报道泛化，重者会使媒体的不实报道越来越多；轻者，使媒体容易戴上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搀杂了媒体情感之后，再去观察社会、组织以及个体，就易削弱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影响媒体的公信力。

2．4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3揭露性报道应该把握的“度”

美国《财富》杂志的做法值得研究：“杂志发展前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揭露问题的‘负面报道’吸引眼球，积聚资源；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应不断增加经验类问题的比重。这是因为前期‘负面’新闻比正面报道更容易引起公众注意，打造媒体自身品牌形象；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负面报道’的采编成本会增加，收益却在下降，打造媒体品牌的其他途径会增多。杂志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后，读者对其可借鉴、学习内容的期望值会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报道的正负两方面的效应，怎样处理揭露性报道？笔者认为：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策划时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报道的“量”上要适度；在处理揭露性报道时在“质”上更要把握好适当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锐性。明白揭露性报道根本出发点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改革深化，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二是要有大局观。在选题时要考虑到披露的问题是否带有普遍性和全局意义。三是要掌握揭露性报道的角度以及批评的分寸，以达到最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报道最终应该是促进问题的解决，完善有关部门的工作，或者是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鉴。如果揭露性报道的结果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那么这样的揭露性报道就背离了舆论监督的初衷。

在这里，探讨式批评报道不失为媒体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采用的一种较好的方式，能保证批评的质量和效果。好处有三：一是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确保了批评的适度适量。“多对事、少对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报道者的权利，能有力地争取监督对象的配合，促进问题的解决。二是探讨式批评报道摆正了媒体在批评报道中的位置。“多给信息，少下结论”，能有效防止利用新闻工具进行媒介审判，避免出现新闻媒介妨碍司法的现象。三是探讨式批评报道尊重了受众对问题的判断能力，把舆论评判的权力真正交还给受众，让受众成为舆论监督的实质性主角，有效防止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

4做揭露性报道时应遵循的原则

4．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4．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题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眼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郭钦.媒体的社会责任——新闻史上“扒粪运动”引发的思考[J].新闻前哨，2003(2)

2冯露.浅谈批评报道的选择艺术[J].记者摇篮，2004(2)

3李文.问题性报道及其兴起的原因[J].新闻战线，2004(3)

4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5喻国明传媒影响力[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6

关键词：新闻学舆论监督批评性报道跨地区监督

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的公开，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但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中国现阶段舆论监督的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舆论监督,从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都要求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人民群众对用媒介监督腐败历来是热情支持的，并且认为监督腐败与维护社会稳定是一致的。2000年底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在全省17个地市中开展了一次“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的问卷调查。有82.3％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民众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不满。因此，在回答“是否认为对社会阴暗面大量揭露会严重影响稳定”时，76.8％的人选择了“否”。[1]

舆论监督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报道的要求不相称

自从中央领导1998年初表扬《焦点访谈》以后，报纸上刊登的舆论监督稿件有所增加。但是这些稿件中有很多是报纸之间的转载，究竟具体落实到各省、地、县的情况如何，却不得而知。所以，笔者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浙江、湖北、云南三个能够分别代表东、中、西部地区的省份（也分别代表了比较发达、中间状态和不发达地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对象是三家省报及每省的一家地市报、一家县报2002年的1月和7月两个月中的所有舆论监督稿件。舆论监督稿件是指报纸本身采写的批评性报道，不包括对纪检机关处理有关人和事进行的报道，也不包括法院审案的报道和对公安机关进行治安处罚的报道。

此次调查所得到的数据证明，在三地的批评报道中涉及人（真名真姓）的极少，涉及单位的也很少。省报中，涉及到人的仅有2篇，约占总篇数的1.5％，涉及到单位的24篇，约占总篇数的17.5％；地报中，涉及到人的5篇，约占总篇数的7.9％，涉及到单位的有6篇，约占总篇数的9.5％；县报中，涉及到人的有1篇，约占总篇数的1.8％，涉及到单位的有3篇，约占总篇数的5.3％。而且，所批评单位至少比报纸所属级别低二级，例如，省报批评稿件涉及到的人和单位一般都是县级以下。

在这些批评稿件中，大量的是一些不点名的事情，更多的是既无单位又无具体地点、人名的现象。

此次调查表明，报纸舆论监督的力度与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报道的要求很不相称。

尽管舆论监督在实践中如此举步维艰，但值得欣慰的是，我国一些地区和媒体，冲突思想和体制的束缚，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了一些推进舆论监督的有益经验。

长治经验：党政组织真心诚意支持舆论监督

山西长治日报，在市委书记吕日周等一班人的积极支持下，敢于进行舆论监督，几乎每天都有一篇甚至多篇批评监督报道发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就是前不久全国不少报纸报道的“长治经验”。

吕日周于2000年4月到长治市上任伊始，发现长治社会治安问题突出；领导干部腐败现象严重；环境污染危及人民生命健康。1999年，该市在全省6个省辖市中，人均GDP、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值三项指标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第三。

吕日周从“媒体治市”入手。长治日报、上党晚报分别开辟了《暸望哨》和《啄木鸟》专栏，长治电视台在黄金时间开辟了专题节目《社会大视点》，长治电台开设了《行风热线》对话节目，使舆论监督迅速地、火热地开展起来。得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将对该市沁源县新华书店搭车售书现象进行曝光，吕日周就派几名干部上北京，不过这几名干部不是去疏通关系的，而是受命去请《焦点访谈》的记者再来长治，帮助长治曝露问题，解决问题。

为了给长治日报进行舆论监督以及时、有力的支持，吕日周亲自到长治日报值了一个月班，长治市委宣传部、办公厅、纪检委、督查室的领导，经常轮流到长治日报现场办公，督查指导，排除干扰。长治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就曾感叹地说，我们是全国最为奇特的报社社长和总编：市委书记逼迫我们去搞舆论监督。

长期以来，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地区的党政领导人，在观念上对舆论监督存在着一种抵触情绪，认为舆论监督就是在揭露本地方的问题，是揭短，担心舆论监督揭露社会阴暗面，一会影响社会稳定，认为舆论监督会引发群众的不满情绪，造成社会动荡；二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认为舆论监督暴露的问题都是“丑事”，不仅让地方领导脸上无光，而且会给地方形象抹黑，影响本地招商引资，阻碍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对舆论监督的问题极力掩盖，不敢曝光，使得舆论监督困难重重。

长治搞舆论监督的实践及其产生的积极效果，可以说是对这种观念的一种有力回击。现实的情况是，两年多过去了，在持续进行舆论监督的长治市，如今党委和政府的威信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经济不是损害了而是发展了，社会不是动荡了而是安定了。一年多来，市委市政府没有接到一宗群众集体上访；2001年全市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比上年下降19%，刑事案件侦破率提高44%；2002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2%；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2%，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20·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9%。在全市500多名出租车司机中进行的民意测评，结果吕日周和市长满意率都是100%。[1]

从长治在本地党委支持下积极开展舆论监督的实践，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启示：

一、舆论监督其实与社会稳定和领导政绩并不矛盾，舆论监督其实是在帮党委、政府的忙，是在帮领导的忙，是有利于推动地方工作、推动地区发展的，党政领导理应对舆论监督予以真心诚意的支持。

那些担心阴暗面揭露过多会影响社会安定的人也许没想到，只有各种腐败因素的存在，如腐败，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传媒不断地与社会腐败作斗争，就像啄木鸟不断地啄去树木身上的害虫一样，乃是消除妨碍社会健康正常运行的破坏性因素。如果听任腐败因素不断积累，在社会不满程度超过一定数值的时候，任何导火线都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开端。及时披露腐败，消除腐败，越不怕揭露腐败——这就是社会的良性运行；不敢揭露腐败，社会越腐败，越害怕揭露腐败，最后因腐败导致社会大动荡——这就是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大概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规律。在这个问题上，更需要党政领导的是远见卓识和对未来的责任感，不能搞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追求暂时的平安无事。[2]如果错过加大反腐败力度的时机，就有可能进入上面所说的“恶性循环”，到那时就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二、没有必要担心普通干部群众对舆论监督的承受力。长治的许多干部，甚至包括媒体，起初对吕日周的如此重视舆论监督的作法也很不适应，但如今在长治敢抓舆论监督的不止是吕日周了，相反吕日周退居到舆论监督的“二线”，让位于市长、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去抓，而市长甚至主动要求成为舆论监督的对象，群众也为之叫好，报社和电台、电视台的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都有大幅攀升。

应该说，承受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由于长期进行的“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的宣传模式，在一部分人中养成了“社会主义就不能有阴暗面，有腐败就不能叫社会主义”的思维模式，所以增加对腐败的披露，一开始可能会在一些人身上产生一些副作用，但只要我们能反复向干部群众宣传舆论监督是传媒的社会使命和应该具备的运作特点，群众就不会因为多披露了几个贪官或不法分子，就觉得国家没有希望。关键是要坚持下去，久而久之，人们就会习以为常，安之若素。[3]

事实上，长治舆论监督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在于市党政领导部门有见识，有魄力，全心全意支持舆论监督。即使是“无欲而刚”的吕日周，并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舆论监督机制。

三、现行新闻政策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供开展舆论监督者使用。曾经有位党的领导人提出，“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4]简言之，就是批评表扬二八开。因此社会主义报刊从来就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批评报道只占很小的比例。可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连一九开也没有做到。根据以上笔者在三省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舆论监督报道不仅没有超出二八开的这个规定限度，而是远远没有到达这个标准。即使长治的舆论监督报道搞得如火如荼，也很难完全达到这样的标准，正面报道依然唱绝对主角。我国也曾有规定：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但从以上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出，报纸不仅没有批评到同级党委，而是连下一级也很少敢批评到。即使是“长治经验”中曾批评到一个副市长，也只是针对其负责的具体事情。党委是一个组织，批评一个副市长根本算不上是批评作为一个组织的同级党委。如果从人民喉舌批评人民公仆的角度来看，更是无可非议的了。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吕日周对《长治日报》等媒体舆论监督的支持和改进，只不过使这些传媒接近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现阶段传媒体制下其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并没有违反或者超出现存的规定。因此，“长治经验”是在国内其他地区同样可以推行的。

珠海等地的经验：制定舆论监督的法规

可以说，舆论监督在山西长治之所以被“发挥到极致”，主要是因为市委书记吕日周的全力推动。而吕日周之所以有能力推动舆论监督，是因为他手里握着有权摘掉下属乌纱帽的“尚方宝剑”。很难想像，如果没有这一权力作为高压强力举措，长治的舆论监督不可能贯彻得这么彻底。可以说，长治的改革“实验”多少有点“人治”色彩。

这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舆论监督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尴尬现实：由于缺乏法制的保障，媒体舆论监督对党政权力有着一种过分依赖。这种依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舆论监督采访过程中的依赖，因为舆论监督的采访常常会受到来自政府和权力部门的行政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说情风”及被监督对象的抵制等；二是舆论监督发生其应有的效力常常需要权力部门的支持，因为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效力，而且在目前的中国其社会影响力还不够强大，尤其在被监督对象是党政机关的情况下，如果舆论监督未能引起被监督者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那么被监督者完全可以对监督报道置若罔闻。

舆论监督更有效的保障无疑应该是“法治”。因此，无论是在保障新闻单位依法行使舆论监督权方面，还是在规范新闻媒介舆论监督行为、防止其走入误区方面，还是在法院依法审判新闻侵权诉讼方面，我国的舆论监督都迫切需要立法规范。我国恰恰没有这样的法律，只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今年刚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明确提出了舆论监督的概念，但是缺乏切实的可操作性，还没有将舆论监督权的内容、对象、条件、保障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可喜的是，一些地方已经对舆论监督作出了“法治”的尝试。比如，珠海市已在这条道路上迈出了富有意义的一步。1999年5月，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地方法规-——《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出台，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办法》共有七条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了舆论监督的对象：“全市党政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公务活动，除涉及国家安全、机要和保密工作外，都必须接受新闻舆论监督”。排除法律禁止的内容外，这就把珠海的一切公务活动都置于了新闻舆论监督之下。

第二条规定了舆论监督的保障：“任何单位、部门、个人都应该密切配合，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拒绝、抵制、隐瞒”。这显然是对媒体采访权所作的明确规定。因为如果没有采访权的充分实现，新闻舆论监督就只会是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第六条规定：“批评性报道刊播前，各新闻传媒要确保事实确凿，但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过去曾有规定，批评报道发表前须与被批评对象见面。这个规定排除了权力对舆论监督的随意阻碍，使舆论监督报道不至于胎死腹中。

为了确保《办法》的贯彻实施，珠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还和珠海的“三台两报”联手成立了“舆论监督特别报道小组”，就现实存在的问题予以揭露批评。

《办法》实施后，珠海市新闻媒体加强了舆论监督，不仅市民拍手称快，而且珠海电视台的收视率和《珠海特区报》的发行量大大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珠海市的机关作风得到了很大的整顿，珠海市各项工作都开展顺利。

虽说这一办法的出台仍是借助珠海党政部门领导的支持，但重要的是，在这一办法出台后，珠海的媒体即便没有党政权力事无巨细的支撑，也可以借助法律武器正大光明地进行舆论监督。

即使是在“人治”色彩较浓的长治，舆论监督也在向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向转变。

2002年初，长治市委通过的《中共长治市委建立“五大监督”的实施意见（试行）》就明确规定，凡被新闻媒体批评的人和事，有关部门要实行联动，严肃处理。该《意见》还规定，新闻媒体监督的对象包括：上至四套班子领导，下至一般干部，都在新闻舆论监督的范围，《意见》甚至还规定各媒体每月刊、播批评报道不得少于20件。现在，长治也正在考虑如何使舆论监督走上法治化轨道，起草一部新闻舆论监督的地方法规。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也先后出台了一些地方规定，如安徽省启动的新闻曝光案件追查制度，广东省传媒与人大的互动监督制度，浙江省舟山市关于舆论监督的暂行规定，使得舆论监督突破区域限制出现新的契机。

因为立法都有滞后性，国家舆论监督立法，乃至新闻立法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制定了这种地方性的法规，可以为将来的新闻立法、执法积累经验。这应该是我国舆论监督走向法制化的合理道路。

《南方周末》等报纸的经验：跨地区监督

跨地区舆论监督是相对于当地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报道而言的，指的是新闻媒体对发生在外地的人和事的监督性报道。可以说，《南方周末》称得上是我国媒体“跨地区监督”的典范。身处广东的《南方周末》，其舆论监督的触角伸到全国许多地方。当然，在其他地方也有在跨地区监督上做得好的。

1、从地方保护主义看跨地区监督的必要性

从许多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中不难发现，不少媒体对外省外地的丑事不惜版面、时间；而对本省本地区出现的问题却噤若寒蝉，披露甚少。这种“曝远不曝近”现象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本来，地方媒体贴近实际、接近群众，舆论监督的信息灵，便于开展批评，然而，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下，这种优势变成了劣势，监督反而难以开展。陕西天龙煤矿矿难和义兴寨金矿矿难，山西媒体无法揭露出来，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些批评报道无疑要涉及到具体的人和单位，特别是一些生产或营销性企业，会使其信誉和经济利益受到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当地的财政收入。所以当地媒体准备揭露或曝光时，有的当地领导便千方百计以种种借口出面挡“驾”，怕“捅了漏子”，影响本地、本单位、本人的政绩、形象和声誉。有的则是因为有关官员与违法生产有牵连，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揭露重大事故的报道，往往能对反腐败斗争做出贡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一位领导曾说到：从近年来查处安全生产事故所揭露出的大量情况看，几乎每起特大事故背后，都与某些腐败现象有联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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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保护主义实质是上级机构（包括当地媒体的主管上级）对揭露当地问题的抵制做法。“别人的报纸我们管不着，自己的报纸还管不住吗？”就是这些抵制监督的权力者的最好表白。这种当地监督难的困境，使媒体监督开始寻求向外地发展的道路。《长沙晚报》的一位采访记者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是作为弱势媒体记者的悲哀。”因为上面打招呼：湖南省内一切媒体立即停止对嘉禾高考舞弊丑闻的一切正面、反面报道，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稿件，于是湖南媒体派往嘉禾采访的记者纷纷被召回。这位晚报记者所写的一篇长达5000字的详细报道稿件也因此胎死腹中，但是他的稿件随后却被《南方周末》全文刊登。[6]

另一方面，当地媒体出于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对有关本地的舆论监督报道往往瞻前顾后，顾虑重重。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一些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关乎生存的“经济效益”，而放弃了一些原则，与地方党政部门，有关职能部门，一些实权单位及有实力的企业打交道拉关系，还要争取一些广告客户的支持。特别是地方媒体的广告和发行市场一般都在当地，而它们已经成为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如果应“曝光”的对象恰好是当地媒体的广告客户或发行大户，这些媒体肯定是要三思而后行的。尤其是目前在媒体进行企业化经营后，这种趋势将会愈演愈烈。如某媒体领导就对部属吩咐，今后凡采写批评报道，一定要事先与内部广告经营部联系，不能因此而得罪广告客户，影响经济收入。可想而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媒体实施舆论监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即使是在新闻法制比较健全，并一贯以新闻自由为标榜的西方国家，也不乏新闻媒体进行跨地区揭露批评报道的现象。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基于自由独立原则，虽然受政府直接干预控制较少，但它们并非超然世外，它们在行使批评监督职能时，也要受各种社会势力的影响。特别是在广告和发行成了决定它们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时，它们受拥有大企业或大财团的影响相对于我国媒体就要大得多。特别是地方媒体，它们生存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在当地，就更要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因而揭露批评当地企业和财团的报道甚少，而披露外地的企业法人则顾忌少得多。所以，“跨地区监督”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

2、跨地区监督的可行性

在我国现行新闻管理体制下，如果本地监督不力，有“跨地区监督”的存在作为有效的辅助，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跨地区监督”得以合理生存与发展，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是受益于这种现实环境。

2001年4月，湖北体育事件最早由《南方周末》独家报道；2001年8月，上海交大招生"黑幕"事件也是由《南方周末》最早正式报道；2000年12月3日山西韩城市天龙煤矿特大瓦斯爆炸事故、2001年6月26日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矿难，都是由陕西西安的《华商报》最早披露；2000年7月，广东电白高考舞弊事件最早由广州《羊城晚报》所属子报《新快报》采访和正式报道。这几篇在全国影响深远的报道无一例外都属于“跨地区监督”范畴。[7]而当地媒体在进行这些揭露批评报道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困难，如上海的媒体在上海交大招生“黑幕”事件中，由于某些禁止的规定就保持了沉默；湖北的媒体在湖北体育事件中也是采取了较消极的方式，只是在事件被外地的媒体当作丑闻抄得沸沸扬扬之后，才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简单报道。

这些异地媒体的记者在得到新闻线索后都长途跋涉奔赴当地实地采访调查后报道，从而揭露出已经存在但被人为掩盖的社会问题。而当地媒体由于地方干涉或者与自身的利益有关而“监督不力”。

原因就在于异地媒体监督能够冲破地方保护主义的禁锢，真正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首先，异地媒体一般不会因顾及当地的广告、发行市场而使报道受到限制，受当地“人情风”的干扰程度也不会很大，因而它们的舆论监督报道可以比较客观、全面、真实和深入，这对于批评报道是很重要的。

而且，由于地缘上的接近性，被采访对象可能对当地媒体的采访有所顾及，他们担心当地媒体与当地的被监督批评者有某种利害关系，自己也可能会被曝光，甚至会因此遭到打击报复，于是对事实情况有所保留。相对而言，异地媒体与当地的各种联系要少得多，被采访对象往往能无所顾忌，畅所欲言，从而使异地媒体的监督报道可以更加真实和深入。

其次，从舆论监督的效果来看，异地媒体跨地域的新闻传播更容易扩大报道的影响力，从而形成舆论强势和舆论压力，最终促进所披露问题的尽快解决。

相对于异地媒体跨地区的传播而言，地方媒体的影响力只是限于当地。地方媒体所披露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依赖于引起地方有关部门的注意和重视，从而促进问题的解决，但如果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制约，则让问题得到解决这种舆论监督的效果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但对于当地政府和新闻主管部门鞭长莫及的异地媒体，它们的报道所造成的影响是不限于当地的。地方当局即使可以捂住当地人之口，但却无法捂众人之口。面对异地媒体这种扩大化的影响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地方当局可能会迅速自动解决问题；即使它们对所披露的问题仍是不闻不问，坐视不理，也可能会惊动更高层的人士来关注问题的解决。

《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这种报道模式已为国内一些地区和媒体所认同与仿效。长治市委就要求长治日报以市委的名义，向全国的新闻媒体发出邀请函，欢迎他们来长治进行舆论监督。长治人把这种举动总结为“请猫入室”。“自己家里老鼠多，自己捉不过来，请外面的猫来一起捉。”

结合媒体批评报道的这种现状和我国新闻媒体发展态势来看，媒体“跨地区监督”将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资本与媒体日益融合。随着我国媒体产业化、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媒体跨地区发展势在必然。这种跨地区批评报道模式在我国也将会有扩大化的趋势。

2001年中央有关部门《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要鼓励媒体实行跨地区经营，实行跨地区经营的集团负责所属单位的宣传导向和经营方向，接受所在地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属地管理,各地党委和政府部门要为跨地区经营提供良好的环境。

跨地区经营主要采取兼并重组、合作联营等形式。媒体这种跨地区的发展，必然有跨地区的报道，这当中当然也包含跨地区的舆论监督报道。所以这个规定使舆论监督不但合理，而且合法。它对跨地区舆论监督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3、跨地区舆论比本地监督要求更高

“跨地区监督”并不一定比监督本地来得容易，而是比本地监督要求更高。

一、对于获得的新闻线索要仔细分析，不能仅仅因为它有意思，读者会有兴趣，就决定采写，还要分析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势，如果会因这篇报道对全局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就应该暂时不写，或者只写内参。

二、对于过分敏感的问题（特别是一时根本解决不了的全局性的棘手问题），暂时也不要去采写。

三、尽最大可能采访被批评者，不但要让人说话，还要让人说够，采写出来的报道要全面、客观、公正、平衡。

四、异地采访对于记者和编辑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异地媒体在获得采访线索难、核实情况难等方面，都很不容易。这就要求媒体派出进行异地采访报道的记者必须有更敏锐的新闻嗅角，更扎实的采访作风，更高的政策水平，更多的法律知识和与报道相关题材的各种知识。编辑在审稿时要慎之又慎，努力发现报道可能存在的疑点和失误。

五、一旦遇到报道出现与当地权威机关发生争议，只要人家没有在事实上掩盖和歪曲，就要乐于发表人家的不同意见。一旦出现报道上的失误，哪怕是局部失实，也敢于在报上更正。[8]

本文以上共总结了长治市党政组织大力支持舆论监督、珠海等地制定舆论监督法规，以及《南方周末》等报纸进行跨地区监督的经验，这三类经验都是既行之有效，又具有一定力度的。如果全国各地都以这三种经验作为本地推进舆论监督的举措，那末，我国舆论监督的新局面将是指日可待的。

注释：

（1）李文生《权力和法律的双重推动——长治市开展舆论监督调查记》，深圳特区报《通讯》，2002年第5期；李红平、邓科《吕日周真相调查》，《南方周末》2002年10月17日；仲伟志《山西长治实验：一个市委书记和他的舆论监督理念》，经济观察报，2002年8月19日

（2）、（3）孙旭培《传媒应成为反腐败的利器》，《群言》杂志，1996年第5期

（4）《关于党的新闻工作》（1985年2月8日）

（5）《特大事故几乎都暗藏腐败国务院官员评价舆论监督》，中国青年报，2002年3月27日

（6）刘向晖《为了社会的良知——嘉禾高考舞弊丑闻曝光始末》，《新闻记者》2000年第8期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7

在国内外的一些公司案件中，通过财经媒体的曝光引起监管层注意从而推出相关法令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第一案”银广厦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1月15日《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2003年1月9日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对法院系统如何受理、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进行了规定，这些都为之后中国证券市场的民事索赔事件提供了先例和法律支持。2005年的东方电子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涉及全国6989名原告，诉讼总标的4.42亿元，最终成功调解率达到97%。2009年，杭萧钢构因为虚假陈述被判向118名股东赔偿400万元。再如，经财经媒体报道了“安然事件”和“世通事件”之后，美国证券市场开始实行《萨班斯法案》，大大加强了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并对控制、披露工作不适当的公司进行了严厉惩罚。这些法律制度的完善使财经媒体在揭露公司真相的同时，也推动了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促进了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转。根据经济学家陈志武的研究发现，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与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程度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媒体言论保护得最好的国家证券市场，总市值与GDP之比平均为28.81%，媒体保护中等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16.46%，媒体言论保护最差的国家，该比值平均为7.32%，从实证意义上看，媒体的监督越自由，证券市场就越发达。

对中小投资者：维护知情权

在信息即财富的证券市场，公司信息披露、政策信息出台都是财富变动的源泉，谁能最早获取准确信息，谁就能最快知道股票定价的准确与否并从中获利，因此财经媒体应该以准确传播真实客观的资本信息为根本职能。中小投资者或者说散户，一直是市场的弱势群体，他们资金量少、专业知识缺乏、获取信息的渠道少，容易被外界不良信息诱惑误导，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追高和套牢中徘徊不前，究其原因，是他们对证券市场的信息知道得太少。财经媒体的调查性报道是有助于中小投资者深入了解市场、了解公司的有效途径，是维护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的有力保障，通过财经媒体的报道，能够增强证券市场的透明度、减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小投资者能更清楚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情况，正确判断良公司和劣公司、良股和劣股，消除“柠檬市场”i现象，更好地判断股票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更好地控制风险。

对公司：舆论监督促进公司的体制完善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8

【论文摘要】：自17世纪70年代调查性报道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新闻界的重视。二十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环境日趋成熟，调查性报道在我国发挥着巨大的舆论监督作用。

一、调查性报道的概况

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为主旨的新闻报道形式。它利用长时间内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尤其是关系到影响公共利益的不正当行径的强有力的解释。[1]

调查性报道包括揭露性报道和调研性报道。揭露性报道的重点是揭露政府官员、公司企业经理以及公共机构中管理人员的不法行为和丑闻。调研性报道其重点既非揭露某桩丑闻，也非追踪某个特定的违法者，而是系统的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制度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

由此可见，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媒体在报道中并不满足刊登政府部门、执法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常规新闻来源提供的信息--尽管这些信息也常常是调查性报道的主要新闻来源，但是他们仅仅是调查的起点，而非终点。

一般报道只报道个别的、孤立的、公开的突发事件的结果，而调查性报道则更为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的内在的、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正如沃尔特．福克斯所说，调查性报道往往来自"新闻报道主流外所获得的材料"，却也常常是"一个记者能够写出的一些最重要的报道"。[2]他们潜藏在公众日常谈论的新闻事件之下，如果不是有敏锐嗅觉和强大社会责任感的记者冒着风险，付出比日常报道多出数十倍的努力，将其揭示给受众的话，也许永远不可能公诸于世。记者们这么做的理由，主要是基于新闻界的一项基本理念--也许，称之为美好理想更为确切--即保卫公众利益，利用传媒的力量进行舆论监督。

调查性报道发端于美国并成为美国以至整个西方新闻界的主要流派之一。在其他国家的新闻界，调查性报道也同样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印度，派记者冒充军火商人揭发政府高官受贿行为的网站一夜成名；在动荡不安的非洲，尼日利亚记者也以其对政治黑幕的勇敢揭露而享有"世界上最勇敢的记者"的美誉；在韩国，媒体的报道帮助揭露了卢泰愚总统的受贿行为，导致其下台与入狱……近年来，在改革开放和舆论监督的大旗下，中国的调查性报道明显增多了。毫不夸张地说，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以成为全球新闻界的主流。

二、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舆论环境

60年代初《人民日报》记者连云山赴深圳调查边民逃港事件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写下了四篇内参，建议建立深圳特别政策优惠区。这是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优秀调查性报道之一--尽管它并未被公开发表。

1980年，《工人日报》率先披露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阻止了一些领导干部"丧失当成喜事办"的企图，这一报道促使有关部门查处了有关领导的责任。[3]

从连云山的"内参"到《工人日报》公开报道"渤海二号"沉船事件，舆论环境已经有了极大改善。"渤海二号"沉船事件的公开报道并产生影响，标志着我国新闻记者的调查性报道从"内参"走上了公开发行的刊物，从而使这些原本秘而不宣的事件置之于公众视线及强大压力之下，调查性报道乃得以发挥它巨大的影响力。

跨入90年代，媒体开始把反映民众呼声，从事舆论监督视为自身的神圣职责。

三、调查性报道的舆论监督作用

要对调查性报道的影响作出恰当的评价，并非易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调查性报道对我国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调查性报道的风行，首先令公众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而更加充分的发挥了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以前，我国公民对于政府的决策运作几近一无所知，只有被告知结果并表示拥护的权利，而现在，通过调查记者的努力，我国人民逐渐开始获知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使他们有机会进行独立思考，并通过媒体的互动发表个人意见，换言之，公众开始以这种方式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进行重大决策，这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中是一个重大突破。

媒体对于国家公共事务进行广泛的调查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透明、公开。它为公众提供了一条与决策者对话并进行监督的渠道，也因此促使政府在决策时更加谨慎，更加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以获得支持。例如，全国人大在修改《婚姻法》时，各媒体进行的相关调查性报道，就获得了立法者的关注，其调查结论在讨论过程中得到了反映。调查性报道的有力监督，还促使政府加快进行制度改革。近年来，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金融秩序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均是不同程度地在新闻媒体的监督和暴光下促成的。这有力地说明了调查性报道强大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

调查性报道的另一个突出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体现在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在震惊全国的"8.24"张金柱交通肇事案的系列报道中，《大河报》在对整个案件不明的情况下，将记者手中的主要事实毫无保留地公开，并配发了措词严厉的、态度明朗的评论。透明化操作使所有可能进行黑箱操作的渠道全部被堵死，各种可能的说情、利诱、胁迫也失去了机会。这种堵死一切退路的做法，令当权人物不能不有所顾忌。两天后，一直期待案情水露石出的市民终于得到了满意的答案。可以想见，如果《大河报》没有进行这一系列的调查性报道，身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很可能在司法系统少数人的"帮助"下逍遥法外。对张金柱一案的报道，很大意义上可视之为媒体运用调查性报道遏止腐败的胜利。再如2001年广受公众关注的"黑哨事件"，毫不夸张地说，是《新闻调查》、《今日说法》等一批权威媒体的加入，促使司法机关介入了对于传闻的调查，并最终对龚建平等一批涉嫌吹黑哨、拿黑钱的裁判采取了行动。

此外，调查性报道还有重要的制定议程的能力，提醒公民们有那些问题是没有受到重视的。虽然持续的新闻关注并不能确保问题得到讨论和解决--例如：司法机构采取调查行动并诉讼渎职者--但它至少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会。否则，问题可能被永久性地掩盖在假象之下。《南方周末》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一系列关于三峡水库的报道中，提醒公众：三峡的建设并非完全没有隐忧，它可能导致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恶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也曾率先在2001年12月中旬对足球界的"黑哨风波"进行了深入采访。尽管一度被要求延期播放，但这期报道最终和其他媒体的调查一起，引起了公众特别是人大代表们的高度关注，从而促使原本对介入持消极态度的司法机关开始了岁黑幕的长期调查。

凡事都有两面性，调查性报道尤其堪称新闻的双韧剑。因此我们在运用调查性报道进行的新闻舆论监督时，一定要把握正确的尺度，找准方向，尽量避免其消极影响，从而促使它推动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燕.调查性报道采访与写作.新华出版社,2003.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9

关键词：软文广告；法律方法；小前提；大前提；虚假广告

一、背景和问题

新《广告法》于2015年4月24日修订通过。新《广告法》对于旧法在实施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以及伴随社会发展产生的新鲜事物都有所回应。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现象———软文广告，新《广告法》规定在第十四条，旧法规定在第十三条，相关内容却只字未改。软文广告这一现象，早已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而对于何谓软文广告，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较为狭义的观点认为，软文广告是以新闻报道形式的广告［1]。更为广义的理解，“软文广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章植入式广告。在社交网站中，有很多信息机制，可以利用相关的特别文章来进行广告的植入。”［2]可以看出，软文广告的外衣已从新闻报道这种单一的形式逐渐向别的文字形式拓展开来，尤其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受众有时甚至很难察觉。“近年来随着网际网路的快速发展，部落格等社群网站之推文蔚为风潮，网络上之口碑行销（world-of-mouthmarketing）几已然成为新形态模式之销售利器。”［3]本文所谓“软文广告”，不局限于新闻报道的形式，为了与传统而言的“虚假广告”相区别，本文“软文广告”中的信息皆为客观真实的信息。那么在此前提下，法律意义上软文广告的核心特征又是什么？软文广告与虚假广告相比，在法律责任上的规定相差甚远———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要大得多。似乎法律的逻辑是说，虚假广告的危害性要比软文广告大得多，因而二者所对应的法律责任则要有所区别。然而，这种逻辑是否成立呢？如果不成立，通过什么方法可以使得软文广告的法律责任更为公平合理？本文试图运用法律方法解决上述问题。所谓法律方法，通常将之理解为应用法律的方法，以区别于研究法律的法学方法。而应用法律，最终做出法律判断，最基本的便是大小前提的建构。因此本文也将以此为线索，运用法律方法，以期“实现法律应用的目标”［4]。

二、建构小前提———探求软文广告的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是否出现，或能否和为何把某种生活事实置于某法律规范之下，首先取决于判断者把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如何关联起来理解，使事实一般化是建构小前提的核心含义。”［5]抽象把握法律意义上的软文广告，建构法律适用的小前提，这需要同时对软文广告的生活现象以及与软文广告有关的法律规范有所把握。现就软文广告中法律事实的推导做一个尝试。

（一）推导过程

第一步，分析新闻报道形式下软文广告特点。新闻报道的形式，是软文广告最为经典的一种形式，所以先从这个生活事实进行分析。从新闻报道与软文广告的对比中可知，真正的新闻报道是公正客观的，起码读者对于新闻报道的信赖要大于一个明显的商业广告。正是因为广告受众心理上的这个差异，新闻报道形式软文广告的广告效果，要好于标明为广告的一般广告。分析可得，软文广告具有隐藏其广告身份的特点，具有欺骗性。第二步，分析新《广告法》第十四条。该条规定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字样，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从中可看出，软文广告的问题在于，明明是广告而没有显著标明其为广告。软文广告在这一点上欺骗广告受众，损害了因信赖而选择消费的消费者利益，也因此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市场上公平竞争人的利益。所以，软文广告即使内容为真，法律也需要加以规制。分析可得，软文广告不具有广告的可识别性。第三步，分析网购平台上的顾客评价。前两步的结论一结合，似乎可以得出软文广告就是不写明自己是广告的广告。而“不写明自己是广告的广告”这一定义，是没有意义的。要使其具有意义，则需要进一步定义广告。新《广告法》对广告的定义与旧法相比去掉了“承担费用”［6]。既然无需承担费用，那网购平台上消费者留下的评价、晒单等，客观上也是对商品或服务的介绍，其与广告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发现，其差异在于是谁给出信息，是来自于卖家还是还是消费者。这种差异决定了信息的可信度，只要是卖家提供的信息，买家尚会保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疑虑，而中立方提供则会使人放松警惕。分析可得，关键在于谁是真正的信息提供者。第四步，分析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中关于荐证广告的“利益关系揭露原则”。台湾公平交易委员会荐证广告规范说明第三点第五款规定：“荐证者与广告主间具有非一般大众可合理预期之利益关系者，应于广告中充分揭露。”吴秀明对此解释说：“其规范理由为，上述利益关系倘非一般大众可以合理期待，荐证者基于虚伪之客观立场所为之代言，将不当扩大广告荐证之可信赖度，使消费者为错误之交易决定。”［7]这种利益关系有很多，只要符合不揭露便会增加可信度进而导致消费者因错误信赖而做出错误交易决定这一条件的，都能算作这里所称的利益关系。台湾地区这一原则，对于理解软文广告核心特征有着莫大的帮助。如前文所述，没有揭露信息的真正提供者，实际上便是违反了“利益关系揭露原则”。将这一理解带入新《广告法》，其第十四条要求可识别性，实际上可看作是对“利益关系”的法定揭露方式。因此种法定的揭露方式非实质上披露具体的利益关系，而仅是打上广告标记，所以这一揭露方式只能规制未提供信息提供者这一种情况，而其他“利益关系”则无法通过广告标记提醒消费者。比如，广告中采用某个研究机构的报告，用以说明某种功效，而实际上该研究机构的研究便是由该商家赞助经费。这一层“利益关系”仅仅标记为广告是不能传达给消费者的。分析可得，软文广告便是应揭露“利益关系”而未揭露的一种广告，即使已经标明广告身份的广告同样存在是软文广告的可能。

（二）小结

软文广告就是存在利益关系却没有任何揭露的广告。将软文广告理解成不打广告标识的广告易陷循环解释。经过这几步分析与总2016年第6期中旬刊（总第627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6，2016（CumulativetyNO.627）结，软文广告的法律事实逐渐清晰，虽然推导法律事实的过程应是循环往复不断进行，但目前对于软文广告的这一结论，对于具体案件事实认定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建构大前提———寻找软文广告的法律规范

对于软文广告的法律责任，最直接的体现是新《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三款以及第六十八条第一款。同是违法广告，关于虚假广告法律责任的条款主要是新《广告法》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以及第六十二条下的第四项。对比这些条款，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明显要比软文广告的责任重。这不禁引人深思，软文广告比之虚假广告承担轻的多的法律责任是否公平合理？

（一）法律解释的动因

法律是抽象的，所以法律条文的规定大多是模糊的。过分强调法律规范的细致入微，一如《普鲁士一般邦法》，“洋洋一万九千多条，却也未能自如应对社会生活，相反，其中中药铺的方式反遭到‘无抽象理性’的讥讽，后无承袭者。”［8]模糊的法律需要解释，这可以算是法律解释的动因中较为常见的一个。而倘若法律适用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接受的，比如在刑法中一个明显更为恶劣的犯罪，其刑事责任却比更为轻微的犯罪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轻，这样的法律适用结果往往不能令人接受。如果法律解释可以让结果更能接受，追求此种效果便也成为了法律解释的动因。法律责任的大小应与违法广告危害性的大小相匹配，若以责任反推危害性，是否便意味着虚假广告的危害要比软文广告严重的多？应飞虎、葛岩认为，对于虚假广告和软文广告危害性孰轻孰重的问题，是很难作出一个非此即彼的回答的。但其文章中对于两者危害性的分析颇为值得关注。［9]应飞虎、葛岩结合了抽样调查增添了科学性和可信度，其结论为笔者所认同。虚假广告和软文广告的具体危害程度，需根据个案具体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直以来都存在对软文广告危害性认识不足的情况。当今社会，人们对于虚假广告的判断力已愈发强大，而软文广告卸除了人们的防备心理，其危害性甚至可以说在多数情况下已超过了虚假广告。以此来看，存在解释的动因。

（二）让结果更公平合理的解释方法

有媒体将新《广告法》称为“史上最严”［10]，但同样危害甚大的软文广告其法律责任却与之危害性不相匹配。难怪应飞虎、葛岩会发出感叹：“这种错误认识基础上确定的有关软文广告的法律责任需要做出修正。”［11]面对不公平合理的法律适用结果，修法固然是一种解决之道，但在现行法律尚未修改之前，只是给出修法建议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张明楷所言：“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意批评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应当从更好的角度解释疑点，对抽象的或有疑问的表述应当作出善意的解释或推定，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12]首先，确定总体的解释思路。在分析软文广告的法律事实时，我们注意到软文广告隐瞒其利益关系，具有欺骗性、误导性，这种特性也正是虚假广告所具有的。因此，利用软文广告与虚假广告共同的特点，对虚假广告的条文进行解释，使得软文广告可以适用虚假广告的相关规定，这一思路切实可行。其次，找到连接软文广告与虚假广告的概念。类似于大陆地区新《广告法》的虚假广告，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上采用“不实广告”的概念，而对于“不实广告”的理解，吴秀明、沈丽玉认为：“其解释上除包括广告主‘积极提供不实之资讯’造成消费者误导之情形外，尚包括其于广告上消极‘隐匿’或‘未揭露’与该等商品或服务相关之资讯而足以影响消费者交易决定之情形。”［13]如果将台湾地区所谓的“不实广告”看作一种违法行为，这一违法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姑且称之为“真实的广告”。“不实广告”是对“真实的广告”这一强制性规范的违反，这一强制性规范有着正反两面的要求：正面是积极保证广告信息为真，是一种命令性规范；反面是不得隐瞒足以影响消费者交易决定的信息，是一种禁止性规范。再次，对虚假广告定义作出解释，使其囊括软文广告。我国新《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虚假广告的定义，本条第一款抽象地描述了何谓虚假广告，第二款则是对几种具体情形的列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可以看出，此条文没有将虚假广告定义为积极提供真实广告信息义务的违反，即命令性规范的违反，而是既包括提供“虚假”信息的方式又包括“误导”消费者的方式，前者可以解释成命令性规范，后者可以解释成包含了禁止性规范。换言之，我国《广告法》中的虚假广告完全可以解释成等同于台湾地区的“不实广告”。据上文分析，软文广告隐瞒了足以影响消费者交易决定的信息，即违反了禁止性规范。故而，软文广告也是一种虚假广告，适用于软文广告的大前提还包括适用于虚假广告的一切条款。

（三）小结

软文广告适用的规范，通过法律解释，扩大到虚假广告法律适用中的全部条款。通过这种方法，软文广告的法律责任便和虚假广告保持基本一致，法律适用带来的结果不公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不仅如此，当软文广告可以适用虚假广告的相关责任条款后，关于软文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代言人责任缺少法律规定的问题，也找到了可行的解决方式。

四、结论

广告的商业价值不言而喻，更有着缓解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意义，这一意义的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现有的广告制度，保证广告信息的真实。“真实的广告”作为极为重要的强制性规范，又可细分为正反两个层面的规范，即命令性规范———提供的信息必须为真，和禁止性规范———禁止隐瞒足以影响消费者交易决定的有关信息。软文广告就是对禁止性规范的违反，属于“不实广告”，其核心要素在于存在足以影响消费者判断的利益关系而又未予揭露。在法律责任的设置上，新《广告法》将软文广告与虚假广告区别开，且二者责任大小悬殊。在理解虚假广告和软文广告的危害并非如法律设想的前提下，简单适用法条，会得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而在法律的明文规定未修改之前，法律解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对虚假广告的定义作出解释，将其等同于“不实广告”，这样一来，软文广告便可以适用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唯独如此，方能在解决责任设置不合理的同时，亦能解决软文广告下各主体的法律责任问题，从而在新《广告法》的背景下，更好地应对软文广告这一复杂乱象。

作者:张远卓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参见应飞虎.《信息、权利与交易安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96页.

[2]陈慧，朱晶.《基于社交网站的广告传播策略研究》，载《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22期.

[3]吴秀明，沈丽玉.《公平交易法关于广告规范之最新发展》，载《月旦法学杂志》2015年6月第241期.

[4]参见郑永流.《法学方法抑或法律方法？》，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3年00期.

[5]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页.

[6]旧《广告法》对于广告的定义是“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新《广告法》第二条中对广告的定义去掉了“承担费用”.

[7]吴秀明，沈丽玉.《公平交易法关于广告规范之最新发展》，载《月旦法学杂志》2015年6月第241期.[8]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揭露性报道范文篇10

关键词《焦点访谈》电视新闻评论新闻舆论监督

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1994年推出的《焦点访谈》，一直以舆论监督而著称，曾被誉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品牌”。栏目创办10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焦点访谈》拥有如此辉煌的成绩呢？下面，我们就从栏目自身的特色来寻求答案，并结合这些特色相应地谈谈对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操作的启发，以求从成功中汲取经验，为今后其他节目的开设和栏目自身的更好提升给以帮助。

1“述”与“评”有机结合的“形象化政论”

从节目属性分类上来看，《焦点访谈》属于电视述评类的新闻评论节目。所谓“述”是指用电视画面和声音来叙述现场材料和背景材料，使评论时观点的形成有了客观事实基础。“评”则是对相应的事实展开的分析说理。那么顾名思义，电视述评节目就是将对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融于一身，在对事件进行横向纵向挖掘的同时，适时进行分析评论。

应该说，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甚为多见。《焦点访谈》也不例外。它的突出特色不在这种方法的运用上，而在于它应用得妥当而巧妙。具体地说，就是他较好地把握了如何将“述”中形象的画面语言与“评”中抽象的分析论述性语言相结合：用具体的视听形象支撑并强化分析议论的内容，用缜密的思辨性提炼和提升形象性的画面所无法表达的思想内涵和理性分析，使《焦点访谈》成为真正在画面上吸引人、在情感上打动人、在道理上说服人的“形象化政论”。因此《焦点访谈》的画面、音响、解说之间常常闪烁出令人折服的思辨光辉。尤其是主持人节目结束之前一番简短有力的点评，更是颇富哲理的分析论述，使《焦点访谈》舆论监督述评结合的价值再次凸现。

如5月14日播出的《青龙县里开矿热》中许多场面表现细腻、寓意深刻。片中一次次成片的山地因开矿需要被乱砍伐后的凄凉景象，还配合节奏快而有点沉闷的音乐，似乎在给人们敲响着大自然的警钟。还有山地附近的居民们经常遭受因乱砍滥伐而产生的强烈风沙的痛苦面部特写，红肿的眼眶和布满皱纹的脸、村民愤愤的指责让观众们对他们的辛苦生活产生同情，对乱开矿的行为愤怒。这种复杂的感情通过镜头的得当运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是电视声画语言形象化的表现。另外，在此片中一边是漫山遍野的采矿车在毫不留情地轰轰工作，节目的中间还经常插入已经不是山林的沙堆上树立的“水土保持示范区”、“山地绿化示范区”的石碑。将这些具有强烈反差的事物鲜明地展现在镜头前，观众对这些具有思辨意义的镜头的涵义不言自明。

主持人在结尾的简短的评论：“青龙县是一个贫困县，当地干部群众急于脱贫致富的热情可以理解，但是开矿要守法，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可是现在在开矿的利益面前，当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本该想到和做到的却被抛到了一边，人们看到的是一哄而起、盲目的开采和建设。现在我们常讲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经济建设中尊重规律、遵守法律，这个道理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现场材料的鲜活性与背景材料的深度性融为一体，形象的画面与明确的说理相补充，使得整个节目浑然一体、更具真实性、可信性和说服力。正因如此，“述”与“评”的有机结合才形成了《焦点访谈》的独具的特色。

这一特色对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操作化的启发就在于（以下简称“启发”）：“用事实说话”的运用，“用客观事实的内在逻辑力量展示事物现象揭露事实本质。”并将多个视角的议论融入对实践原汁原味的展现中。以“评”为主体，“述”是为“评”提供依据的。事实过程的展开，给观众感性认识的论据，增强了评论的可信性和可视性，从而增加了评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使观众在了解事实的过程中，具有了自己独立的评判，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调查细致入微，阐述事实不带偏见，全面准确地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受众对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2导向性与接近性并重的深度报道

《焦点访谈》作为强势媒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节目的选材和报道角度上，都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良好结合。

节目自身的选材原则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就是抓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抓党和政府正着手解决的以及群众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笔者从观看的2004年5月份《焦点访谈》的31期节目中发现，每期节目都抓住时下群众最为关注的事件进行述评。同时，这些全都是党和政府目前尤其重视的问题。如《“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5月17日）对现在紧张的台海局势进行剖析；《给孩子更多快乐》（5月31日）在“儿童节”到来之际探讨对少儿发展影响颇深的民族动画片的制作,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这些都是节目在选材上导向性与接近性并重的例子。

另外，在选取了适当的题材后，节目在报道的角度上也同样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结合。即在报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的问题时，一方面，强调“从小处着眼，大处见意义”，注重从群众身边发生的事情或其产生的态度拓展开去。如《一房怎能卖五家》（5月16日）、《不该提前的退休》（5月30日）等节目报道切入角度虽小，但是反映出了社会法律制度和相关体制方面存在的不足，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报道时要具备全局意识，从积极引导舆论、稳定大局出发展开论证、评述。不能因为对某些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报道时，忽略了大局意识。如在对某次暴力犯罪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应同时注意加强对公众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促进社会健康地发展。

启发：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新闻评论既要反映民意又要稳定大局。具体地说，媒体要在选材上注意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选择有重大的有代表性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并要在报道相关事件时注意“以小见大”、具备全局意识，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这是舆论监督应该遵循的选题方向和报道角度。

3时新性与时宜性的和谐统一

新闻的时效性包括时新性和时宜性，这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评论虽然不及消息的时效性强，但是也要参与时效性两方面的竞争。

因为一方面，能否迅速、及时地对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予以报道和评论，即能否把握时新性，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水平与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焦点访谈》时新性主要表现在对国际时事以及国内重大问题能迅速地作出报道与评析。如5月10日报道的《白宫遭遇“虐囚门”》，报道背景是最近全球都十分关注的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具体的时间是：5月9日，驻伊美军发言人宣布，涉嫌参与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美军士兵将于5月19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又如5月14日晚，西安警方宣布：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宝马案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在山东落网，即将被押解回西安。于是，《焦点访谈》在5月15日的节目中就播出了《西安宝马案追踪》。两期节目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就进行相应内容的新闻述评。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其时新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作为与消息形态有别、任务不同的新闻评论来说，只有“言当其时”，评论的针对性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还应该注意选择报道的最佳时机，即掌握时宜性。比如《焦点访谈》有一期曾经报道的《触目惊心的假发票》，策划了半年时间，但直到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启用新的防伪增值税发票时，才一举推出，并收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这是因为节目内容一旦配合相关重要政策出台、重大活动、重大会议、重要纪念日和节日播出，可以使在人们在事先对后者有所关注的情况下，增强他们对媒体相关报道的了解与认识，以使节目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有时报道时机过早，条件还不成熟则未必能有效引导舆论；报道过晚，受众关注的热情已经消退，也不利于舆论引导舆论。再比如《焦点访谈》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5月31日）有关注孩子的专题节目《给孩子更多的快乐》；5月4日“青年节”那一天又有节目《飞扬的青春》等等，这些节目内容与最佳的播出时间相结合就能受到非常好的舆论效果。《焦点访谈》如此注重强烈的时新性与时宜性的统一，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

启发：为了对舆论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舆论监督不能只注意追求时新性，而忽略了把握恰当的时机的重要性。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时媒体对某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暂时“不介入”，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报道时机，这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引导方式。而对于一些群众普遍关心、事实确认清楚的问题，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媒体力求快采快发、先声夺人，以争取报道的主动权；对于某些未经充分调查，或是还在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事情，则可慢处理，等待报道的最佳时机。

4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

《焦点访谈》在创办之初多为批评揭露性报道，在当时舆论监督型节目缺乏的情况下，一直收视率非常高。虽然十年来，栏目的舆论监督内容一度由1998年的47%跌到2002年的17%，这背后纵然有一些无奈的原因。但是它的栏目思路是一直保持着的，那就是坚持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从节目自身面临的大环境来说，社会处于一定的过渡转型时期，《焦点访谈》更多地承担了一个导向或是正面的作用，正面报道应占据一定分量。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认为：“《焦点访谈》作为央视的一档招牌节目，同时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喉舌，不可能总是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让公众始终处于一种感受社会黑暗的状态。为了激发公众推动社会更好的前进的信心与动力，它特殊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必须起到引导正面宣传的作用。因此，上级对《焦点访谈》的程序报道的节目要求必然增多。”

在正面报道必然增加的同时，揭露性报道并非一味减少，而是根据各个阶段的需要作出调整。比如，《焦点访谈》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在接受外界采访时透露，针对2004年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的出台、社会情况的变化，央视计划将把这一年《焦点访谈》中的舆论监督比例提高到50%以上，并将在“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上加大关注力度。于是，效果很明显：在对2004年5月份内31期节目的内容分析中，有25篇为揭露性的报道，占报道总数的71%。人们心目中那个神圣的“尚方宝剑”又回来了。

启发：把握分寸，正确决定监督的数量界限。舆论监督中绝大多数是批评揭露性的报道，应该说这样揭丑型的报道使许多社会不良现象、不法之徒的丑恶行径曝光，许多积聚了多年的社会问题在《焦点访谈》的关注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是在我们的媒介“大刀阔斧斩乱麻”的同时，应注意适当的正面报道可以让人民感受到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多姿多彩，从而更加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其实，所有的所谓“正面宣传”或是“负面报道”就其对社会产生的效果而言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当然，在这里，数量上的界限并非指二者在数量上应绝对地平衡，而是应根据需要灵活调整二者在节目中的比例。因此正面宣传与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也应成为所有新闻评论节目值得借鉴的报道策略。

到现在，《焦点访谈》已经开播十年了。十年的艰辛、十年的坚持、十年来打造的栏目品格其实都来自于新闻工作者们的强烈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只有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切的热爱，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无论新闻人们将来会如何去努力，只要胸怀责任、用对方法，新闻舆论监督就会在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