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定范文10篇

界定范文篇1

1938年初，罗宾斯公司宣告破产，使许多股东和债权人惨遭损失，损失最重的是作为该公司最大债主的汤普森公司。于是，汤普森公司将怨气出在审计人员身上，指责普华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存在过失，要求其赔偿全部损失。罗宾斯公司1937年的财务报表虚构了存货、应收账款和银行存款，实质上全部资产的20%以上并不存在，一般认为如果执行了有效的存货监盘和应收账款函证程序，罗宾斯药材公司的财务舞弊很有可能被及时发现，而普华拒绝了汤普森公司的指责和要求，辩解道：他们是按美国会计师协会于1936年颁布的《独立公共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检查》所规定的各项规则执行审计的，并没有过失；罗宾斯公司的破产是由于经理人员串通舞弊引起的，审计人员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最终，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停下，案件以会计公司退回历年收取的50万美元审计费用，作为对汤普森公司遭受巨额损失的一种“安慰”来了结。

*年7月，中国证监会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至20*年采取虚构主营业务收入、少计诉讼赔偿金等手段编造虚假财务报告，虚增利润5.1亿元。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承担了科龙公司*至20*年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年分别出具了保留意见，03年出具了无保留意见。而科龙的老板顾雏军在法庭上表示，科龙在出具涉嫌造假的20*年年报时，是受到了德勤的“逼迫和要挟”，年报中确认5.1亿元的销售收入，是德勤的意见，德勤该为此负责。而德勤则称他们的确按规范实施了审计程序。这次的丑闻引来公众尤其是科龙股东对德勤的普遍声讨甚至是赔偿诉讼。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律师组成了科龙、德勤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全国律师维权团，他们一致认为科龙已经没有赔偿能力，决定将索赔对象一同指向有偿付能力的德勤。

二、文献综述

对于审计风险的界定理论，国内外已经有许多经典的文章。很多人一致认为注册会计师正处于一个相当恶劣的执业环境，会计诉讼的频频爆发与审计责任的界定模糊有着一定的联系。

比如，西方国家关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承担程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深口袋”理论。这是指当被审计单位出现财务危机或破产情况后，不论是信息使用者还是法官，都倾向于从有支付能力的注册会计师身上获得赔偿。实际上，被审计单位是造假者，应作为第一责任人承担主要责任。但在现实中，却总是发生绕过被审计单位而要求注册会计师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情况。在会计期刊中有一篇名为《美国的责任危机》的文章提到，由于美国诉讼成本的巨大，使得审计师被迫清偿原告的损失，这对整个行业，国家经济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倾向，最典型的就是在关于注册会计师验资责任的法律诉讼浪潮中，利益受到损害者在起诉被验资单位的同时，将注册会计师也告上法庭；而法官为了给予其赔偿，在被验资单位失去赔偿能力时，往往判令注册会计师承担本不应承担的责任。

另外，对于没有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舞弊行为注册会计师是否负有法律责任在法律界和职业界一直存在分歧。

要避免和减轻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法律责任，必须通过政府、法律界、注册会计师行业、企业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重建一个健全、良好的社会审计体系。本文则立足于对审计责任界定的理论探究，为注册会计师合理免责方法提供了一点借鉴参考。

三、审计纠纷与审计责任界定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人们的经济活动也越来越依赖会计信息的真伪，注册会计师作为外部审计执行者，或者说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督者正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正逐渐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建立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他们早已享有“不拿国家工资的经济警察”之美誉。因此，针对会计造假以及审计失败的诉讼一直以来都是媒体追逐的话题。然而，诸如以上的案例，包括之前许许多多的类似案例，比如众所周知的安然事件，安然破产，美国资本市场大乱，其外部审计师——曾经五大之一的安达信也因审计失败而倒闭；国内的银广夏事件，其虚假财务信息被控之后，证券市场大挫，随之也断送了中国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中天勤。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一个规律：被审公司会计造假，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这个公司倒了，同时，也彻底葬送了其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一个会计专业的学生，作为一个即将投身审计职业的新手，我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所有的会计造假都要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公众承担这巨大的损失吗？我认为在许多诉讼中，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总是或多或少地被放大了，特别是很多诉讼中不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把本来应该是会计主体承担的会计责任也转移到了注册会计师身上。就如同科斯定理一样，将外部成本内部化之后，才能使社会总效益最大化在有效市场机制下得到真正实现，我想审计诉讼纠纷之所以如此白热化，和责任界定模糊有着重大关联，才使得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时担负着超出他们职责与能力的风险，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将审计责任进行明确的界定，才能为注册会计师创造稳定的执业环境，对于发挥审计在现代经济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能使整个行业得到更健康有序地长期发展。

四。审计责任成因探究

在论述审计责任如何究竟如何界定之前，我想先引入几个概念：经营失败，审计失败与审计风险。经营失败指的是由于企业管理不善，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濒临破产的状况审计失败指的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连起码的职业谨慎也没有保持因此出示错误的审计意见，这时注册会计师往往要被判定为重大过失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一个审计风险，即注册会计师遵守了审计准则，却没有发现会计报表的重大错报和漏报，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普通过失，此时注册会计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三者的关系可以从下图直观地看出：

而任何的责任的追究只有公平合理，才可能为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也才能发挥责任制度所特有的行为制导、危害预防、利益平衡、道德评价等作用。审计责任也不例外。但是，要对审计责任进行公平合理的界定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探究其原因，可归纳如以下几点：

（一）注册会计师自身的原因

1.专业胜任能力不足。当前我国会计体系正处于同国际接轨的阶段，对审计质量的要求随着市场发展的进程日益飙升，加入WTO更加快了这一进程。即使注册会计师已取得了资格考试合格证书，也应不断加强后续学习和培训。但他们中有许多对此不甚重视，得过且过，不去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以适应业务发展日益复杂的需要。

2.缺乏应有的职业谨慎。许多审计人员或对交易事项缺乏应有的专业怀疑，或收集的审计证据明显不足，或运用不当的审计程序，或过分信赖管理当局，或对客户舞弊的研究与重视不够。如前面所说的银广夏，对其进行年报审计的中天勤未能对关键证据如海关报关单、银行对账单、重要出口商品单价等亲自取证，自然也是其审计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3.审计欺诈的存在。极少数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共同舞弊。

4.独立性不足。注册会计师所进行的外部审计是一种受托审计，而非强制性审计。因此，独立审计应具备双重独立性，既要独立于委托人，又要独立于被审计单位。目前尽管“脱钩”工作正在进行，但会计师事务所的“挂靠制”和行政干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打破行业和地区垄断。

（二）会计师事务所方面的原因

事务所方面的原因例如一些事务所为了争取业务，降低审计收费标准，这样不仅造成事务所间的恶性竞争，而且如果收费不能弥补成本必定会影响审计质量，抑或是为节约成本而不执行三级复核制度，内部控制薄弱；另一方面为了拉客户，对客户的某些问题视而不见，毕竟，被审计单位在选择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时必定会选择更有利于自己掩盖某些问题的那家。还是银广夏的例子，中天勤在对其的审计中，为了节约成本，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只有一名去审计，另一名根本就没有去过银广夏，然而最后东窗事发两人都不能逃脱责任。

（三）对审计和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差

这里的期望差指的是认识认同方面，可以分为，注册会计师业界与社会公众，与司法界两种主体的差异。

1.社会公众。由于注册会计师行业是被动得适应社会需要的变化而发展的，所以必定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先，现有的行业目标、范围、假设等变化在后，审计功能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这就造成了双方的期望差。由于受审计技术和成本的限制，加之现代审计是建立在对内部控制评价基础之上的制度基础审计，注册会计师不能指望通过审计查出企业所有的错误和舞弊。但是社会公众往往将审计意见视同对会计报表的担保或保证。一旦发现所依据的会计报表存在错报和漏报，以致影响了他们的决策，就会想到把注册会计师送上被告席。这种审计期望差异的存在，使注册会计师不断地遭遇审计诉讼。

2.司法界。涉及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诉讼案件往往专业性很强、技术复杂程度很高，目前司法界与注册会计师业界并没能对在审计责任的裁定和界定上统一口径。法院难以独立对案件做出合理界定。并且《独立审计准则》被许多法官视为纯粹的行业标准，不足以作为注册会计师的辩护依据，甚至很多人认为行业准则只是有利于业内人士用以逃避责任的工具。法院在无法理解审计的职能界定时，其判决往往支持社会公众的期望，秦相遇遭受损失的一方，要求注册会计师负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在业界的法律条款准则方面也并不完善，存在相当大的出入与漏洞，就如同审计长李金华所担忧的“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面对审计出来的诸多问题，如何落实和追究审计责任。”，即使是业界人士进行职业判断也有一定难度，更不用说是作为门外汉的司法界了。

（四）市场制度缺陷

我国注师审计制度恢复时间较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逐步发展的阶段，市场机制运行尚待完善。

1.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我国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畸形，国有股东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十分严重。经营者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于一身，由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注册会计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得不选择迁就客户，默许客户造假。

2.地方政府对注册会计师工作的不当干预。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盛行的弊病。为解决地方上的就业、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问题，为了取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往往极力支持和包庇国有企业的造假行为。

3.证券市场和整个经济体制的制度性缺陷。我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从国有企业转化而来。根本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国有企业在短期内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为了上市“解困”，只能靠作假账。

五。我国审计责任界定的理论探究

（一）审计责任理论追述独立审计行为的演进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1721年至20世纪初。股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使经营者对所有者负有直接的受托责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直接导致了独立审计的产生。在这一时期，审计的目标主要是查错防弊，通过对公司会计科目的详细审计来评价受托经济责任的完成情况。审计的外部关系人主要是股东。

2.20世纪初至30年代。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渗透，使经营者的受托责任复杂化，责任对象既有股东，也有债权人。因此，审计目标是判断信用状况。在审计方法上，引入抽样审计，对企业资产负债表进行审计。其外部关系人也发展为股东、债权人。

3.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这一阶段，沉重的经济危机使全社会承受了巨大损失，从而，对经营者的受托责任更加关注。在会计、审计人员看来，会计信息失真，审计质量低下，是导致1929年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审计目标变为对报表的可信性发表意见。要求不仅对资产负债表，而且要对利润表进行审计。审计方法发展为以内部控制制度为基础的抽样审计。审计的外部关系人范围更加广泛，除股东、债权人外，还包括证券交易机构、金融机构和潜在投资者。

4.20世纪30年代至今。经济国际化趋势加剧，跨国公司空前发展，使经营者受托责任进一步复杂化。审计的外部关系人已发展为全社会。审计目标在于对报表的合法性、真实性、公允性发表意见。利用制度基础审计、EDP审计等多种方法，对全部报表进行审计。国际审计准则已出现并逐步趋于完善。

（二）当今对审计责任界定理论的论述

如同上文我所题到的期望差，很多人认为注册会计师已审的会计报表应对此预先发出警告，因此在企业发生经营失败的同时，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诉讼也随之爆发。但是按照我国独立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是合理保证会计报表使用人确定已审计会计报表的可靠程度，但不应被认为是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及其经营效率、效果所做出的承诺。可见，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失败并不等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

再来看一下审计失败与审计风险这一对概念，这可以说是审计责任界定的核心所在。可以从上图看到，其实区分审计失败与审计风险的最大因素就是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的时候有没有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执行审计业务，发表审计意见”。那么对于“应有的职业谨慎”的涵义又应该如何去考量呢？美国的罗佰特？K？莫次和侯赛因？A？夏拉夫在《审计理论结构》中谈到：“我们主张形成一个职业谨慎概念，它以特定的术语表明了注师在实施检查时予以考虑的事项。如果注师的检查按这个概念所要求的谨慎进行，那么它将能发现若干应被发现的舞弊和差错而大范围地进行检查。应有的职业谨慎概念的形成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要求确立慎重的实务家的概论。第二，要求指明审计人员在不同情况下，进行审计工作时持有哪些应有的关注。”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去诠释“应有的职业谨慎”。

首先，职业谨慎应包括哪些内容？应该说是以其他合格注册会计师在相同条件下可做到的职业谨慎为标准的，或者说一个行业的平均水平，而且不同的历史时期判定的标准也随之改变，例如，在审计的早期，对往来账项进行函证不被认为是必须采用的审计技术，因此未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舞弊或不实表述也就不被视为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而在现在，则注重对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和公允性，往来账项中的重大错报或漏报若未被查出，将会被认为未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然而，由于审计工作的复杂性，实践工作中往往很难确定注师是否尽到了应有的职业谨慎。因此这就需要经验丰富的专业判断。

其次，便是对“应有”的尺度把握，过度谨慎会导致审计成本增加，收益减少，谨慎不足则会影响审计质量，提高审计风险。

第三，应有的职业谨慎需要体现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不仅包括审计工作要严格按审计准则要求的步骤执行，而且包括事务所对人员的业务委派要适当，确认审计人员是否有胜任能力等，否则被视为未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

最后，应有的职业谨慎基于审计准则又高于审计准则。在审计过程中遵循审计准则的要求是最起码的要求，但是也不能机械得停留在遵循的水平上。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审计责任的界定原则的关键在于注册会计师是否尽了应有的职业谨慎，那么究竟应对哪些对象保持呢？或者说审计责任的内容到底是哪些呢？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是指注册会计应按照独立审计准则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是指审计报告应如实反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范围、审计依据、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应发表的审计意见。二是应对审计报告的合法性负责。审计报告的合法性是指审计报告的编制和出具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因此，注册会计师只要严格按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实施审计，按实际审计情况和结果，出具规范的审计报告，对被审计单位特定时期内与会计报表反映有关的所有重大方面发表意见，证明被审单位会计报表是否合法、公允及会计处理方法是否一致，就应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审计质量就是合格的，而不是对被审计单位的全部经营活动发表审计意见。即使委托人或者其他第三方因使用审计报表不当造成损失，注册会计师及其事务所也可以拒绝相关的法律诉讼。

令一方面，如我上文所提到过的，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我国，有关涉及审计诉讼的案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被审计单位提供虚假的会计资料或存在重大舞弊情况，但注册会计师无法识别这些资料的真伪或未能发现企业存在的重大舞弊，导致很多股东一纸公文诉诸公堂，那么注册会计师对于揭露差错舞弊究竟要负多少责任呢？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对注册会计师发现并披露错误与舞弊的责任所作的界定：“注册会计师应根据公认审计准则的要求，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以合理确信能够发现可能导致会计报表严重失实的错误与舞弊”，“但是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和舞弊”。可见，注册会计师是对财务报表进行审计，而不是专为发现错误和舞弊，只要他们按上文中所说的执行必要的审计程序，遵循了专业标准，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即使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了错误和舞弊，也要根据重要性来决定是否采取追加程序，也就是说，如果不达到一定重要程度的话，则不对审计意见产生影响。总之，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专门去查找被审计单位存在的舞弊行为。但是如果在审计过程中有证据怀疑企业在某些重大事项上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舞弊，但却没有实施追加审计程序来证实，那么对于注册会计师就是没有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

（三）与会计责任的划分

《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基本准则》规定，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出具审计报告，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是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

关于被审计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的规定有两层含义：一是被审计单位负责人有保证本单位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义务，二是被审计单位有提供会计资料、配合审计机关工作的义务。审计机关在依法实施审计时，有的被审计单位不配合工作，有的被审计单位向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提供虚假的会计资料，或者只提供部分会计资料，或者以各种借口拖延提供会计资料，致使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难以分清，“假账真审”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审计质量和效率，增加了审计风险。为减少“假账真审”问题的发生，必须明确规定被审计单位负责人的会计责任，这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防范审计风险的需要，有利于维护审计的权威，保证审计质量。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规定被审计单位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审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依法追究责任。另外对于其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审计机关也可提出处分意见。

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就拿社会上一些人来说，他们出于某些目的，欲利用审计与会计之间的必然联系，利用审计能力的固有限制，利用自己的权力用审计责任来掩盖被审计单位失职甚至舞弊造假的会计责任。因此，注册会计师们应严格按独立审计准则行事，加强法制观念，增强风险意识，保持执业上的认真与谨慎，以公正的作风，改变人们的错误认识并扭转以审计责任掩盖会计责任的现象，真正做到《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所强调的“审计责任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会计责任”。从而维护审计的独立、尊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发挥好“经济警察”的作用。

（四）现行法律责任分类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注册会计师承担的法律责任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以及行政责任三类，对不同的责任行为作了相应的规定。

比如在《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对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审计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或者泄露所知悉的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等行为作出了相应的处置级别。

除此之外，对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处理方法还贯穿于《违反注册会计师处罚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民事诉讼法》等各项法规条例中。

六。注册会计师的免责措施

那么，注册会计师如何在尽到应有的职业谨慎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规避不必要的法律风险，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从整个行业来说，我们应加大普及法制教育的力度，来提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法制意识，另一方面积极制定完善相关准则或者协助司法部门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并与司法部门和报告使用者加强沟通力求缩小期望差。还可以通过强化行业内部管理和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健全良好的审计质量控制制度，以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尽可能地去避免引起注册会计师法律诉讼的发生。

从注册会计师本身来说，应当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风险意识，如同普华永道的一个合伙人就说过“会计师是个依赖判断的行业每天早上一起床。我都要想一想今天会遇到哪些风险，这已经成为许多会计师的习惯因为每一个业务、每一个判断、每进一个人，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潜在的风险，师行依靠信誉和专业知识谋生，要站在所有行业发展的最前端，对任何潜在的风险，我们都非常谨慎不会拿命运冒险。”在审计过程中，应将应有的职业谨慎贯穿始终，慎重选择被审计单位，配备合适的审计人员，制定周密的审计计划，以及对审计底稿的复核期后事项的关注等各项环节，另外还可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和实行会计资料承诺制，在文书当中声明双方的责任与义务，若被审计单位出现与文书中不一致的违规行为可追究其责任，并且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恪守专业标准和职业道德要求，在诉讼中，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要站在自己只承担过错责任的基础上，证明自己严格执行了法定审计程序，没有过错，出示完整、规范的工作底稿，论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同时，聘请熟悉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律师担当法律顾问，和法官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让法官真正了解注册会计师职业，真正理解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的区别，真正理解了审计的固有风险。这样才能在法律诉讼中取得有利的地位。

界定范文篇2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界定范文篇3

一、我国物流产业研究现状之扫描

就目前我国物流产业研究的现状来看，各界对物流产业属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的范畴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因为物流企业为市场提供的是以运输管理和仓储管理为核心的客户服务；为企业提供的是以客户服务为核心的市场营销支持，即物流管理服务。

但是对物流产业自身的范畴，即什么样的企业或哪能些类型的企业属于物流企业就有不同意见了。

1、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

在具体考察我国物流产业研究现状之前，先业简单考察一下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的关系将是非常有益的。毫无疑问，物流企业共同构成所谓的物流产业。因为物流企业的微观运作共同构成了物流产业的宏观走向，进而为所谓宏观政策的调整提供市场的依据。所以，如果我们要从宏观的角度来讨论发展物流产业。实际上首先就要在微观的层面上来研究物流企业的发展。无论如何，物流企业是物流服务市场的主体，物流服务的运作是企业的行为。因此，对物流企业的定性研究是确定物流产业是否能够独立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基础。

换句话说，物流企业的界定明确了。物流产业的边界也就随之划定了。但是，要明确物流企业的边界，就必须首先界定物流企业的独特的功能性活动，即首先要对物流（物流管理）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以建立研究问题和发展市场的共同平台。这个问题在拙作《论物流理念研究》（《中国物流与采购》，2003年第2期）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讨论。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应该考虑直接接受美国clm对物流管理的推荐性定义。物流管理是企业行为和客户服务的手段。物流企业的产品就是物流管理服务。物流管理的理念是不断发展的。

2、对物流产业界定的几个主要观点

归纳起来，目前对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的认识有以下几种：

（1）有的认为单纯的运输、仓储和货代等企业不是物流企业，因为物流的运作是管理服务。只有那些能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物流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3pl）才能够算作物流企业。也有的认为传统的运输、仓储和货代等企业都应当算作物流企业。

（2）《物流术语》国家标准（2001）对物流企业的定义是：从事物流活动的经济组织。

（3）有的认为物流不能算作一个独立的产业，运输、仓储、货代、船代等早就作为独立的产业或行业而存在。如果物流是一个独立的产业，它的边界在哪里？它的投入和产出又是什么？还有的认为物流业属于更大的商贸流通业的范畴。

（4）国家计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的汪鸣先生（2002）则提出物流产业是“复合产业”的概念，认为物流产业是“专门从事物流活动的企业集成”。

br>这些不同认识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3、物流产业家族有太大之嫌

许多人是根据我国2001年4月17日颁布的《物流术语》国家标准中对物流的定义来理解物流产业的。该定义为：物流是“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的实体流动过程。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合。”

所以，除了传统的运输、仓储，以及货代和港口企业早就自认为属于物流企业以外，物流园区、物流基地或物流中心是属于物流业的。我们还常常看到快递企业属于物流企业，邮政要属于物流企业，包装业应属于物流业，分销连锁企业也要属于物流企业，批发零售企业都要转型为物流企业，甚至交通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都属于物流业的。此外，还有所谓流通加工业，物流配送业，物流信息业等提法。这必然便利物流企业以至物流产业的独立性受到质疑。

以包装业为例，我国目前有包装企业2万多家，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整个包装行业承担着3万多亿国内商品和8000多亿美元出口商品的包装任务。包装工业产值超过2300亿元。以包装材料制造为主的包装业怎么可能发球物流产业呢？实际上，作为物流服务功能性活动的包装，主要是指货物运输和仓储过程中的防护性和便利性包装，以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如托盘技术、堆码技术，配载技术，可回收料斗技术，集装箱运输技术，以及相关的信息应用技术等。

流通加工业本身的表述格界定就存在问题。究竟是流通业还是加工业呢？众所周知，流通业和加工业分属于服务于和制造业。虽然目前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将物流和分销、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等业务外包看作是企业最重要的商务竞争战略，许多物流企业在增值服务的拓展方面业已经为制造业企业的非核心业务外包提供了市场和技术支持条件，出现了制造业企业尤其是所谓合同制造商和物流企业边界模糊的情况，但是否可以扰此就认为已经出现了新的产业部门，恐怕为时尚早。如果可以的话，将其定义为物流增值服务业，或直接定义为增值服务业，既不失其产业特性，又明确产业归属，应该对这种物流服务模式的定型和发展更为有利。顺便指出，如果把《物流术语》国家标准中的“流通加工”改变面貌“增值服务”可能跟该术语的内容表述更为贴切，也不会使人产生误解。

物流配送业又是做什么的呢？众所周知，配送服务是物流服务的一种方法。物流管理中包含了对配送作业的管理。所以，说物流配送就如同说家电彩电，或营销促销，或运输空运等一样，非常令人费解。依照这样概念层次混乱的术语，恐怕很难为配送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指导，也不利于同层次物流物流服务运作之间彼此协调。所以物流配送不是不会成为一个独立产业的。物流就是物流，配送就是配送。我们完全可以考察在物流服务业的旗下单产一个含义明确的配送服务业。要知道配送服务业的发展可是前途无量啊。

必须指出，在对物流产业或物流企业的理解和界定中，许多人对物流功能性活动进行了不恰当的泛产业化的理解。好像物流定义中的七项功能性活动就是七个行业，事实上，功能性活动从企业经营运作体系中分离出来，由独立的企业来承接，并要进化到产业或行业的层次，必须取决于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化分工协作体系的发展。所谓产业化就是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物流产业的旗下，定义中的七项功能性活动中，运输、仓储和（装卸）搬运是既在的产业部门；配送和信息处理（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信息服务）有望在不远的将来取得自己独立的产业地位。至于（防护）包装和流通加工要成为独立的产业形态恐怕还要假以时日。但物流业绝对不是这些行业和功能活动的简单组合。

显然，物流业的范畴会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二、原因分析

在物流产业和物流企业的界定方面之所以产生认识上的巨大偏差，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原因：

1、物流服务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

现阶段我国物流管理运作的绝大部分还是货主企业自营的。同时，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力量还非常弱小。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和美国美智管理咨询公司2002年初对我国第三方物流市场进行的联合调查发现：2002年我国的第三方物流市场规模估计约400亿人民币，且市场相当分散。目前还没有一家3pl企业拥有超过2%，即年物流服务收入8亿元人民币的市场份额。同时，只有约15%的国内企业外包物流服务。

必须指出，目前理论界对我国物流市场规模的估计有超大之嫌。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抽奖决策产生误导。就如同餐饮业对市场的估计总不能把老百姓在自己家里吃饭的开动都算作餐饮业的市场规模吧。即使算作潜在的市场都是不合理的。

2、旧体制的结构和思维定势

我国目前对物流产业发展和物流企业的运作同时有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外经贸部、民航总局、邮政局，甚至包括财政部，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部委的参与和管理，更不要说地方政府的五花八门的发挥了。由于现行体制的原因，有关各方对物流产业的认识和所实施的管理必然采取不同的视角，在许多情况下具有部门利益的背景。除了各部门分口设定有关的物流市场准入门槛外，最典型的就是货代企业和无船承运人分属外经贸部和交通部审批。

应当说，有关既得利益各方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对未来的结构和利益调整预期做出反应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种反应如果引导得当是能够产生物流管理新思维并形成推进我国物流产业发展之强大动力的。

3、物流企业的标准定义过于宽泛

实际上，我国《物流术语》国家标准对“物流企业”有一个专门的定义。但这个定义不仅不能为我们理解物流企业的特征提供充分的信息，反而更加使人感到物流企业的确定性和难以把握。标准第12条给出的“从事物流活动的经济组织”就是物流企业的定义，无疑是要把所有的企业组织都收偏到物流产业的旗帜下来。物流产业的边界在无意中被无限扩大了。

界定范文篇4

人才学创立以来,学者们在给人才下定义时,大都强调了“创造性劳动”和“做出较大贡献”或“产生较大影响”。如有的学者认为:“人才,是指那些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某种较大贡献的人”。有的认为:“人才,是指那些具有良好的内在素质,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不断地取得创造性劳动成果,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人。”即使是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还是延续了这样的思路,如“人才,是那些具有较高内在素质,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具有创造性特征的劳动,为人皎奔面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的人”。

20世纪80年代,王通讯在其所著《宏观人才学》中根据人才定义的内涵,提出了人才考评“三态说”,即在考评对象政治上可以信任以后,主要考评人才才能的持有态、发挥态和转化态。王通讯认为,持有态主要“考能”,发挥态主要“考勤”,转化态主要“考绩”。这就为人才考核测评指标体系提供了比较科学的理论依据。同时他还提出,人才具有类别性、层次性、相对性和模糊性。前“三性”,比较好理解,关于人才的模糊,王通讯是这样解释的:世界上的事物,有时必须清楚,有时反而棋糊点好,还要看做什么。在人才研究中,人才这种客体的模糊性,反而可以增加工作的乐趣和愈义,激励我们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愈识。如果谁人是人才,谁人不是人才,人才发现还有什么工作好做呢?按照人才学的观点,人才是不能以学历和职称作为界定条件的。王通讯从理论上很好的诠释了人才的定义。但是人才定义讨论最终是为社会选拔精英,公司选拔人才服务的,潜在的劳动能力的考评在公司选拔人才时候会有很大的困难。

国家计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心研究员杨宜勇博士认为,“人才”是人力资源市场最活跃的部分。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应该由市场决定,没有学位注册的,不一定不是人才。

2人才重新界定

人才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有价值的因素,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但是怎么样才能称作是最活跃最有价值的因素,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作是人才呢?人才标准是对人才本质特征的具体衡量把握,它对人才考评指标体系设计具有导向作用,人才选用一般又根据人才考评。因此,人才学中具有代表性的人才定义从根本上为评价和选用人才标准确立了理论依据,也真正为“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确立了科学依据和客观标准,避免了“重德主义”、“重智主义”或“重功主义”的人才标准观的片面性。有人曾经把本科毕业以上的人称作人才,也有人把中专毕业以上的人称作人才,还有一些是把主要从事科研工作的人称作人才。这些普遍是以学历作为人才的划分标准。在全国扩招以后,本科生基本上遍地都是,但是在大学里不学无术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从很多大学生毕业之后很难的找到工作可以看出,虽然难找到工作有一部分的社会原因,但是个人原因还是占其中的大部分。相反,另外有一些人,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生存的本领,甚至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这一点在技术行业及其明显,很多老的技术工人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本领,这样的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人才甚至比许多高文凭的人给公司和社会创造的价值要多得多。但是如果以学历来定义的话,这些人无疑会被排除在人才之外。

2.1创造性在人才定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长期以来,人才学研究者对人才这个基本概念做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就人才定义的标准划分,主要有如下5种不同的方法。以才能高低为标准定义人才;以杰出程度为标准定义人才;以人的价值为标准定义人才;以文凭和职称为标准定义人才;以创造性和进步性为标准定义人才。第5种定义方法认为“人才是以其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本文认为,这种定义方法对于研究创新人才比较适宜。它表明人才在某种程度上与一般人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才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较强的能力,特别是具有创新能力;二是人才能进行创造性劳动;三是人才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某些方面具有较大的作。在社会实践中,创新人才总会在不同层面上进行创造性劳动。因此可以说,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即为人才。但是人才并不全都是从事创造性劳动的人。

创造性是人才的核心标准,创造性人才可以通过三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创造是指“首创前所未有的事物”的活动,它是相对于模仿而言,其结果可以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新理论,也可以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第二个层面,创造性思维是人在创造活动和创造过程中产生前所未有的思维成果的一种活动,主要由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两种形式构成,其中前者更为主要。创造性思维具有流畅性、灵活性、独立性和缜密性四种特点。第三个层面,创造性人才是指具有较强创造能力和习惯于创造性思维的人才。换一个角度来说,创造性人才,一般具有扎实的基础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知识,知识面十分广阔,治学严谨,对未知领域勇于探索,崇尚科学,追求卓越,具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人类科技进步的开拓者。

2.2创造性必须要与自身的能力、知识经验相结合才能准确定义为人才

在人才定义中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创造力是人才定义的核心,而将另外一些已经掌握了很先进的知识,在技术上独领风骚的人排除在外,创造力是人才评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自身已经拥有的能力和经验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创造性要和其他的标准相结合才能评定是否是人才,比如说能力。以能力为识别人才的主要特点在识别人才过程中以现实生活档案管理原则以及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极创新能力相结合,人才的能力分为潜在的能力和显性的能力。显性的能力较好确定,而潜在的能力却不好计量,故潜在能力的计量就成为人才考评的关键,而我们现在天天提倡的创新能力潜在的能力在其中占了极大部分。而且潜在的能力很多时候产生的效应会远远大于显性的能力,这些就使得潜在能力的计量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人的发展总是有其成长的轨迹的,从其成长过程去分析此人有无创造力是一个较好的识别潜在能力的途径。其成长的途径最主要的可以从其以往的经历与其所获得的荣誉中得到验证,如果在公司选拔人的过程中加以适当的考核,可以较有效的识别出人才。另外人才品行上也是相当重要的,有德有才是合格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则是危险品。

从显才与潜才的共性来看,显才是有能力做出贡献得到社会承认的人才;潜才是有能力但因未能提供平台而尚未做出贡献得到社会承认的人才。人才的概念不仅应该包括显才,还应该包括潜才,这是没有人否认的。最后,从身份与能力的不同来看。身份一般说来是具有某方面能力做出某种贡献的体现和象征;但没有某种身份不等于没有某方面能力。所以,人才认定是“以能为本”,要“不唯身份”。对于人才的本质,应该是从“能否胜任复杂劳动”来理解把握。有能力胜任复杂劳动,能承担一般靠体力承担不了的工作,这样的人就是人才;应该是以“能”唯“本”。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的“四不唯”,实际上是以能为本的补充说明。

3结论

以其所作的成果和贡献做为人才考评的标准,人才的定义主要是为了给社会选拔精英,公司选择员工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并且人才的考评大部分与其薪酬挂钩可以将个人以前的业绩作为人才考量的标准。人才是最活跃最有价值力的因素,但是这个最活跃最有价值力在实际情况中却不能很好的评判。我们可以定义为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价值的因素。而这种因素的评判则成为其中的关键。在社会中,人人都有一份档案,当我们在学校或者在公司或者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凡是有一定的成绩,均以档案的形式记录在册,这样用人单位在寻求人才时可以一目了然。而我们人才的标准也可以定义为但凡是在莫一方面有所成绩并且有潜力能继续为社会做出一定贡献的人我们均可称之为人才。人才可以界定为已经为社会做了大量的贡献或者有为社会做贡献潜质的人,已经作出贡献的人较好界定。但是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将来会不会为社会做出贡献可以从其成长轨迹来判断,一般的情况下在其年少的时候成绩优异或者有过特殊奖励和成就的人在以后为社会做贡献的可能行要更大些,故以其过往的成绩与贡献断定将来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新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原来的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转变,学历、职称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评价指标;二是从原来的静态向动态转变,即对一个人的评价会随着他的个人成长与发展而断变化;三是从原来的主观评价向客观评价转变,即不再会主观地用学历、职称一刀切,而是运用市场上客观的标准。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某一方面有一定的创造力,或者在其能力、知识、经验方面有独特的见解,能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能为社会的进步贡献一定价值的均可以称之为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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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范文篇5

讨论民间金融，首先厘清概念。一般来说，对于正式金融体系之外的金融活动，人们都会把它称作为“地下金融”、黑市金融、非正规金融或“草根金融”等，把它看做是一种要取缔的东西，但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它是必然要走过的一种二元金融结构。因此，在本文看来，这些所谓的民间金融，它相对于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是政府金融管制、金融压抑外一种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对“民间金融”这样的理解，这就使得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中性东西，没有正式与非正式、正规与非正规之分，更不是一谈到民间金融就坚决予以否认的问题，因此要界定民间金融就要考虑如下几点。

1.从事民间金融活动的机构或组织是否已经在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如浙江省曾有三家私人钱庄领取营业执照，但因金融监管部门认为非法而被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虽然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甚至被乡村政府直接控制，但没有得到当时的监管机构——中央银行的认可，处于不合法地位，最后被作为非法金融组织取缔了。

2.民间金融活动是否为非官方性质的。包括如下四个方面：（1）融资活动的参与者是非官方的，即借贷行为是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在之间发生的；（2）资金的来源是非官方的，民间融资活动所有的资金都来源于居民个人或私人企业；（3）从事资金融通的组织机构的所有者是民营的而非国有的；（4）资金的运作是民营而非国营的，即民间金融应该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营金融，它也涉及到所有制概念和经营机制。

3.民间金融活动是有组织的还是无组织的。目前就民间金融按其组织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无组织无机构的个人借贷和企业融资；二是有组织无机构的各种融资会；三是政府没有认可的有组织有机构的各种融资形式，如私人钱庄、典当行、基金会等。也有学者把民间金融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临时的无组织融资的民间借贷为第一阶段；有组织、专业化的民营金融是第二阶段。

4.民间金融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许多文献文章认为民间金融是非正式（非正规）的，而官方金融才是正式（正规）的，本文认为采用中国人惯有的意识来分辩民间金融的“根正苗红”问题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因为民间金融活动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所以，政府必须反思对民间融资活动的政策，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而不是简单地禁止。公民有正当的需求，政府的制度供给就应该面向公民的正当需求，禁止民间融资活动在此意义上是与公民需求和偏好背道而驰的。此外，民间融资活动基于民俗、传统、文化，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它所一手创设的正式制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就是哈耶克所批责的“理性的狂妄”。

5.民间金融非法与合法性。本文认为当民间金融合法时，国家才能提供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秩序框架，使其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纳入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范围之中。“民间金融跟地下钱庄没有任何关系”，两者的区别，亦可从央行下发的文件中窥得究竟：民间金融是相对于国家依法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融资而言的，泛指非金融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财政除外）之间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央行特别强调，民间金融是游离于官方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据此定义，民间金融是合法的，而地下钱庄（地下金融）是非法的，属于国家依法取缔或打击之列。

二、“民间金融”的界定

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民间金融既不是指地下经济中没有注册的、非法的、无组织的民间资金融通活动，也不单是指有组织的或已经注册了的民间的资金融通，本文认为应该有如下的定义：民间金融泛指一切非官方性质的（即不由官方出资或官方经营），非国有制性质的，主要业务发生在个人或非国有制企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符合法律规范或道德规范的资金融通活动的总称。当然这一定义自然排除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对社会有害的从事非法洗黑钱活动的黑色金融。理由如下。

1.“金融”，即资金的融通。只要商品经济存在，就必然存在金融。金融本身不带有任何制度色彩，但金融的具体形式是随着客观经济条件或经济形式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任何金融形式的出现和存续都会有其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只有形式的高低级之分，先进与落后之分，而没有正规与非正规之分，假如有的话，也只能是人为的制度或者体制的设置的结果。如果说民间金融是非正规金融，是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的，即在正规金融体制外运作的金融机构体系，通俗地讲就是不合理或者不合法的金融。这种称谓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的制度歧视。

2.民间金融的定义规定了其合法性，排除了非法的融资活动。即把所谓的地下金融（灰色金融和黑色金融）排除在外，因为研究民间金融旨在将其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机构常规管理系统的金融活动，应该为民间融资活动设计一种法律框架秩序或者央行监管制度，使得民间金融活动走出灰暗地带，使得公民放心、政府放心，使得我国民间融资组织与活动与现有官方金融结构并存，从而形成一种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性金融秩序。

3.民间金融产生于官方金融的边界地带，当国有银行对民营、个体等非国有经济融资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市场失灵时，民间金融应运而生。加之它的供求关系、运行机制、交易行为与契约治理具有市场化特征，又与民营经济有着“天然”的体制姻缘，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今天，民间金融作为一种过渡性金融安排具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从上面的分析中看出，我们应该排除那种对民间金融完全否定的看法并允许其在适当的空间内获得发展，同时，应该看到这些金融形式毕竟是与落后的经济方式和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是落后的金融形式；而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产物的银行系统，是先进的金融形式，代表着未来民间投融资的方向，它对前者的替代是历史的必然。

界定范文篇6

对于不同的情况，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判断不作为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因为行政主体的依照职权的不作为义务，使得行政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但是若要证明，行政机关即使履行作为义务，也不能避免损害结果的出现时，不能认定为行政主体的不作为义务与相对人损害结果出现具有完全的因果关系。所谓的完全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是指不能要求不作为主体负全部责任。因为行政不作为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为，是行政主体在没有任何行为的情况下，损害相对人的权利。没有行为就没有损害。所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与行政不作为相伴的还有其他的行为，像第三人的行为；行政相对人自身的行为，都是可能引起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此时就要求赔偿机关在具体操作的实际案件中，仔细分析，确定责任大小。进行合理的赔偿。第二、在行政主体依照申请没有及时履行制止职责时，他人的行为导致损害结果发生时，我们认为行政主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有当事人的申请，第二是履行制止义务。两者缺一不可。此处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好确定的，在当事人需要行政主体及时作出义务的情形下，行政主体在负有履行义务的同时不予做出或者怠于作出，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出现。如果行政主体能及时的做出制止行为，那么就不可能产生现阶段的损害结果。第三、在行政主体依在出现损害结果后，应当履行消除义务但是没有履行减轻损害后果的职责，导使损害后果进一步扩大发展。有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对于已经出现的损害后果没有责任，但是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是当事人的申请，应当附有消除减轻损害后果的义务，尽最大的可能把损害后果降到最低。实际上行政主体却没有履行。我们认为此时也是具有因果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利要求国家赔偿。通过以上的几种具体的分类，我们可以看出判断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的标准，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某一种固定的规则标准，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也不利于行政主体准确规范的行使自己职责义务。因果关系的产生是进行国家赔偿的基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因果关系都可以产生国家赔偿。对于因果关系的阻却有一下两种：第一、缺乏因果关系的事实

1、受害人的过错。因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从而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加重损害结果时，在行政相相对人过错的范围内，完全的或者部分的免去国家赔偿责任，这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分配责任的方法。

2、不可抗力。因为不可抗力而造成的损害国家不承担赔偿的责任。具体哪些情况属于不可抗力的范围，法律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列举。理论界大体分为两种情形：

（1）自然灾害等。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逐步提高了对自然灾害的预见能力（像如预测地震，台风等），但是，人类却无法阻止它。而且现实生活中，自然灾害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是产生很多恶劣影响的。

界定范文篇7

关键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产权效率

会计信息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同时为利益对立双方所使用，但是会计信息可能是由利益对立集团的一方或其人编制，这样信息不对称现象就出现了。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由于其稀缺的特点，所以在其生成、传递和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交易双方及复杂的交易关系，交易双方可能的利益冲突导致了高额的交易费用。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减少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外部性和各种可能的利益冲突，客观上要求采用一定的规则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研究就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所谓产权，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H.Demsetz，1967），会计信息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权利的交换。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研究的中心论题就是：如何通过界定、变更和重新安排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产权结构，降低和消除会计信息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提高会计信息市场运行的效率，以达到改善资源配置的效果。

本文所界定的会计信息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括：（1）会计主体以货币作为计量单位编制的财务报表所包含的信息；（2）财务报表附注及其它财务报告所包含的货币及非货币信息；（3）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本文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的讨论主要包括：（1）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2）如何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3）对既定会计信息产权咨询的分析；（4）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

1.交易费用与会计信息的产权。

交易费用贯穿或隐匿于整个产权理论的始末，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降低会计信息交换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实证会计研究文献指出，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会计信息的确起着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WattsandZimmerman，1986）。可以说，会计信息提供的历史演变，就是朝着优化产权安排及提高会计信息产权效率的方向而努力。但是，目前由于：（1）GAAP中允许过多的会计处理方法带来了企业创造会计数据以平滑收益和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可能不会很好地了解到这一点；（2）管理人员拥有大量的私有信息，如关于颇具价值的专利信息或关于兼并的战略意图等，这些信息可能会大大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动的时间、金额，但会计信息使用者对此无法得知，纵然有机会得知，也会发生高额的交易成本；（3）审计人员只对财务报表信息（货币性信息）表述审计意见，而对非货币信息的合理与否得不到确认，所以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留下了过多的“公共领域”。这就给会计信息的传递与交换带来了高额的交易费用，客观上要求合理界定会计信息产权。

2.外部性与会计信息产权。

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或一个人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它主体或个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分为有利的影响——外部节约和不利的影响——外部不经济两种）。例如，一个企业公布了有关销售和利润方面的较大增长，这势必会影响市场对本行业中其它企业的期望；再如某个企业公布了内部信息（如一项颇具价值的专利的信息），这也会影响市场对竞争对手的未来收益的期望。象这种彼此之间的交互影响便被称为外部性。外部性的极端情况就是搭便车行为。

一般而言，会计信息具有公益物品（PublicGoods）的某些特征，即一个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使用并不减少另外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使用的效用，另外的投资者可免费使用会计信息，即所谓的搭便车行为。结果，企业不能从会计信息的提供中补偿所消耗的信息生产成本，因此企业最多只会提供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信息量（w.R.Scott，1997），这就导致了会计信息的私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分歧——满足了企业个体的价值期望，却有损于整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这将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后果。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不经济（不利的外部性）对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提出了要求，而实际上，产权问题直接源于外部性的影响与结果。

二、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

由于会计信息的传递和交换过程中存在着供需双方，因而其产权的界定首先要辨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需求方。

1.会计信息的提供方主体。

单从会计信息的生成来看，仿佛其供方主体就是会计人员。但是，切莫忘记会计信息的作用之一就是反映管理当局的经营绩效，用以解除管理当局的受托责任，而会计人员在会计信息生成的过程中扮演的应是独立于委托方和管理当局（受托方）的中立角色。同时由于管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不可观测性，所以会计信息反映的相关指标就成为委托方评价其经营业绩的主要尺度。这些特点决定了管理当局比会计人员更关注会计信息所反映的内容和结果，也必然会参与乃至干涉会计信息的生成和传递。由于会计人员可能受到管理阶层不同程度的干预，甚至在会计信息生成的过程中左右会计人员，因而将会计信息提供的主体定位于管理阶层比定位于会计人员更合理。这一点在西方研究会计准则的实证文献中屡有涉及，如Watts和Zim-merman在《确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一文中就将理解管理阶层的动机作为准则确定的实证理论的前提（Watts，andZimmerman，1978）。另外在进行会计政策的选择时，实证会计文献认为会计选择的主体是管理阶层而非会计人员（WattsandZimmerman，1986）。事实上，将管理阶层而不是会计人员作为会计信息提供的主体，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得到证明：（1）对公司的财务报告审计而言，尽管由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意见，但审计委托书中要求公司的管理阶层（而不是会计人员）必须对财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2）从国外审计案例的分析看，一旦审计失败，如果不是由于审计人员的重大过失，那么最终对会计信息失真承担责任的正是管理阶层。

2.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主体。

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形成了会计信息的供求关系。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类：一是对股票不公开上市交易的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二是对股票公开上市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信息的需求。在第一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方较易辨明，一般是少数债权人和股东，他们同时也是会计信息需求的主体（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就属于这种情况，国家作为最大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成为会计信息需求的主体），会计信息只在这些少数债权人和股东之间传播，其他人不能也无权得到这些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会计信息可认为是一种私益物品（PrivateGoods），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种俱乐部物品（ClubGoods）（张军，1994）。在第二种情况下，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就比较复杂。首先，类似于第一种情况，债权人和股东仍是会计信息的主要需求者，但就股东来讲，情况要复杂得多。在公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权已脱离企业而单独存在，股权交易使得股东经常处于变动状态，以至很难辨明公司的股东是哪些人，最终形成所谓的委托者“虚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公司的股东（即所谓的潜在的投资者），因而他们也都有权获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会计信息已经由“私益物品”演变为“公益物品”。

3.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之中的受益方和受损方。

由于产权是一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所以产权界定的另一个关键是确定会计信息交换中的受益方和受损方。我们简单列为以下四类：

（1）管理阶层受益，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受益。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管理阶层经营有方，公司发展状况良好，能够安全、及时地偿还债务并向股东支付较多的股利，这些信息通过会计报表传递给信息使用者，以利于他们及时正确地作出相关的投资和信贷决策。结果，管理阶层将会得到高额的红利收入，投资者也可获得较高的投资报酬。

（2）管理阶层受益，会计信息使用者受损。在这种情况下，管理阶层虽经营业绩不佳，但通过干预会计人员进而操纵会计报表的生成，在会计报表上虚增利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欺骗或串通审计人员出具虚假的审计报告，骗取投资者的信任，使他们做出错误的决策。结果，管理阶层仍得到优厚的报酬，而投资者却承受着各种潜在的损失。纵然可得到分配的股利，但这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偿还。

（3）管理阶层受损，会计信息使用者也受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传统会计模式所造成的。传统会计模式主要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原则、实现原则和历史成本原则的基础之上（葛家澍，1996）。在传统会计模式下，许多有价值且与决策十分相关的信息在会计报表中得不到确认，如房地产的涨价（持有利得），已经发现并且价值得到基本估计但未开采的油田，已经签订并对企业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等等，就因为不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现原则而得不到确认。但这些信息对使用者来说无疑是十分有用的，得不到此类信息将会使投资者丧失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也会使管理阶层的业绩得不到承认，并产生一种“有功却不受禄”的消极情绪，这对会计信息的供需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4）管理阶层受损，会计信息使用者受益。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将管理阶层经营绩效不佳的信息传递给使用者，会计信息使用者可据此作出提前收回投资（债权投资），或更换管理人员的决策，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

但需说明的是，尽管理论上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和使用方都有受益和受损的可能性，但是会计信息使用方的受损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受损的可能性，究其原因就是会计信息供需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三、对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的效率分析

我们生活在一个交易费用大于零的现实世界中，因而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有效的会计信息产权来确保会计信息市场的秩序，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会计信息产权的现状却不容乐观。一般来讲，会计信息的有效产权应符合以下几个基本标准：（1）明确会计信息供需双方的产权；（2）供需方均能保护自己对会计信息的产权；（3）能够降低会计信息交换中的交易费用；（4）能将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性”内部化；（5）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公共领域”最小化；（6）尽量避免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控制管理阶层的事前或事后的机会主义倾向。

以我国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为例。首先，会计信息的提供方主体不明确，会计人员仍在为管理人员“背黑锅”。由于目前有相当一部分财务报表是会计人员在管理阶层的指手画脚下产生的，因而这些会计报表所反映的正是“厂长利润”或“书记成本”，出了成绩由管理阶层独享，有了问题责任似乎全是会计人员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会计人员工作的积极性，阻碍了整个国家会计水平的提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尚未更新原有的会计工作观念。会计改革以前，会计人员在企业中往往发挥着“监督”（考核式监督）的作用，以保护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贯彻实施，保护国有资产的完整，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此时称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的提供主体并不为过）。但是会计改革以后，会计人员处于公司管理当局领导之下，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对管理阶层实施监督，甚至受到管理阶层的操纵（身不由己或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不可能完全对会计信息最终生成负责。会计信息的提供主体应该是管理阶层。

其次，会计信息的需求方并不能保护自己对会计信息所拥有的产权。原因有三：（1）会计法规仍不甚健全；（2）投资者会计知识很少，甚至看不懂会计报表；（3）投资者法制意识的淡薄。

其三，目前的会计信息产权仍未能显著降低会计信息交换中的交易费用。会计信息市场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性使得会计信息的交换难度增大，会计信息市场不能向投资者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服务。也正是由于会计信息市场的透明度差，因而产生并增加了交易费用。

其四，前已述及，外部性是指一个主体或个人的行为给其它主体或个人所带来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会计信息提供中的外部不经济我们尤为关注，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管理阶层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使投资者（包括国家）作出不正确的决策而蒙受损失，如引诱投资者将稀缺资源投向风险大、收益低甚至亏损的企业；二是国家的征税部门无视会计环境的变迁（如物价变动），忽视税法和会计差异的具体原因而一味强行按税法核算税收，过度征税导致企业规模不断萎缩，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严重的外部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中留下了很大的“公共领域”。

其五，会计信息提供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也不容忽视。这是会计信息产权界定不完善或低效率的一个相关现象。管理人员拥有大量的私有信息，不断地进行收益平滑和盈余管理，给会计信息市场传递不正确的信号；此外，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倾向如道德风险（属于事后机会主义）和逆向选择（属于事前机会主义）（W.R.Scott，1997）都值得注意。

四、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引起的会计理论问题

产权是社会博弈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汪丁丁，1996）。本文前已述及，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演进过程必然有一个理论上的均衡状态，理性的会计信息的提供者和需求者都不会偏离这个均衡状态：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所留下的公共领域而言，任何一个潜在的“寻租者”的边际寻租成本等于其在已经享有的会计信息产权情况下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加。但是，会计环境的变迁使得原有的产权界定的均衡状态产生偏离或被打破，那么此时就必须重新界定和安排会计信息的产权，否则过多有价值的信息资源被留在“公共领域”之中，必将引起信息资源和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无效率。

科斯曾经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农夫和养牛者之间的博弈问题。这个博弈的主要精华在于澄清了产权的实质——相互影响性：是允许农夫保护自己的产权而使养牛人的利益受损呢？还是允许养牛人损害农夫的庄稼而对农夫予以补偿？这主要取决于哪一种产权界定能导致社会资源的长期优化配置。同样，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相类似（而又不尽相同）的情况：是允许会计信息的提供方拥有私有信息，公布“创造性”的会计信息而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利益受损呢？还是允许会计信息使用者无限制地要求“有用”的会计信息而使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受损呢（如过度公布某些会计信息可能会导致企业商业秘密外泄，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是允许站在股东的立场上尽量提供对他们有利的会计信息呢？还是站在债权人的利益角度而使会计信息尽量为他们服务呢？这些矛盾必须进行权衡。

现在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主要观点是，会计信息的提供方应该尽量地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AICPA的特别事务委员会以使用者为中心的“改进企业报告”，1994），但是到底提供的会计信息含量和使用者所需求的会计信息含量各是多少，能否达到？这一切不能单靠臆断，而必须回到会计最基本的问题中来，那就是会计能够提供什么信息，这些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各有多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方面，并结合会计目标来考察（这个思想部分起源于葛家澍，1996）。我们知道，会计信息的提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计目标的定位，而会计目标具有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特征，它的定位并非是任意的，而应该受到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的限制。我们不能要求会计提供本主体和其余竞争主体相比较的全部会计信息（尽管会计可以适当披露竞争对手的部分信息），除非会计主体假设不复存在；也不能要求会计提供完全按照公允价值编制的会计信息，至少现在还不能，除非会计基本假设之中的币值稳定不变假设得到更改并且会计对象完全定位于未来的价值增殖运动，而实际上，作为会计对象的价值增殖运动涵盖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点（葛家澍，1996）。因此，要解决目前会计信息产权界定时产生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从重新探讨会计基本假设、会计目标和会计对象入手，研究新的会计环境（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对现行财务会计模式引起的冲击，改进财务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模式，为会计信息的产权界定奠定基础，并借以优化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效率。

参考文献：

1.H.Densetz：“TowardsaTheoryOfPropertyRights”，JoumalofLawandEconomic，1967.

2.WattsandZimmerman：PositiveAccountingTheory,1986.

3.W.R.Scott，FinancialAccountingTheory，Prentice-Hall，Inc，1997.

4.WattsandZimmeman，“TowandaPositiveTheoryoftheDeterminationofAccountingStandards”，TheAccountingReview，1978.

5.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

6.葛家澍：《市场经济下会计基本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7.葛家澍：《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观点》，《财会月刊》，1996年2—6期。

界定范文篇8

(一)概念界定土地财产是由若干实物和虚拟形式构建的一个动态集合，在不同的时序阶段表现出具体的、复杂的、复合的形式。土地金融的内涵，是基于土地产权分割基础之上形成的一切货币和信用活动的总和。从外延上看，它体现为土地产权分解下的各种土地权利在社会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领域中与货币、信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机制。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由市场绩效、制度创新所决定而形成的各种土地权利金融形式，即土地金融产品市场;第二是在政府导向下且不断被强制性制度化固化而形成的用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政策性土地金融。(二)特点1．实体性。土地金融的对象是土地自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土地具有自发增值倾向。土地提供了“物”的担保，其本身不可灭失，具备良好的信用基础，与一般虚拟资产相比，它更可靠、更安全。2．灵活性。土地金融参与主体多样化。国家、企业、个人等都可在土地各项权利的设立和剥离之上，采取贷款、投资、股票、债券、基金、信托、租赁等多种形式，最大化地吸收社会闲散资金，用于实现特定的目的，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3．政策性。政策性是土地金融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国家是土地金融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土地金融制度是国家进行土地市场调节的工具，可以成为政府推行特定目的的土地和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4．收益稳定性。土地“物”的担保为土地金融收益的稳定性提供了可靠保障。即使市场出现较大风险，由于土地本身不可灭失，使土地权利人可以自由选择执行土地权利金融产品向不动产实物转化的期权，因此，可以很好地保障土地权利人和投资人的收益，所以说土地金融具备收益稳定性的特征。5．价值动态性。土地市场价值的不确定性影响土地金融产品的当期和远期价值。从短期看，在即期市场利率、汇率等风险因素影响下，土地金融产品的价格会围绕其内在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的影响，其价格走势应该与其内在价值逐渐吻合，即从长期的走势来看，土地金融产品的价值是看涨的。

城镇土地金融的框架设计

借鉴国际上对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划分，结合城镇土地资产特点，尝试将城镇土地金融划分为政策性土地金融和商业性土地金融。政策性土地金融是以剥离国家所有权、结合金融创新形成的，利用归集国家土地所有权对绝对地租以及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的一部分形成的资金池，使国家能够用经济的杠杆引导土地和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方向，以土地增值收益的“涨价归公”的实现路径，实现土地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有序;商业性土地金融是剥离以地方政府等土地权利为主的、与土地其他权利人要求土地级差地租Ⅱ的一部分经济利益形成的收益来源，以增加地方土地开发投资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社会共享”，形成土地增值收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高效分配。(一)政策性土地金融政策性土地金融是在显化并强化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对属于国家土地所有权内容的权利束进行剥离，结合金融创新，形成国家土地所有权资本资产价值的运作和流转体系，并执行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其内容包括以土地调节基金为主的一系列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其他还包括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征用基金、土地开发基金、地方政府土地债券等。其中土地调节基金是整个政策性土地金融的核心。1．土地调节基金。土地调节基金是赋予国家土地所有权实质性的经济内容，即以经济手段体现土地所有权权益，并且，通过对土地的开发权、收益权、管理权的分离，结合金融创新和深化，形成的一种体现国家土地所有权经济收益的金融工具。其意义在于:借助经济手段，对全国土地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实现资金转移，扶持欠发达地区以及建立农民、农村经济发展的长期资金来源。土地调节基金包括中央和地方两套机制，即形成以中央为主体的，旨在通过用资金引导及扶持等多种方式，平抑发达地区土地市场价格，同时将部分建设资金转移到欠发达地区的一套机制;以及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通过一系列投融资活动，为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体制。对于前者来说，实际上是通过资金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同时配合国家的计划和行政手段，实现全国范围内土地市场的区域平衡，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战略目的。它以国家的综合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主的，兼顾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后者主要立足在地方层面上，通过对本地区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资金进行多渠道的募集，从而以投资拉动的方式，产生“挤入效应”，刺激居民的有效需求，将居民储蓄及时转化为社会投资，通过乘数———加速数的原理，扩大社会投资的规模，从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是其最终目的。2．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发展基金是一种公益性的基金。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或政策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如澳大利亚1994年成立的土地基金，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的连续拨款。在1994年至2004年期间，政府每年拨款1．21亿澳元用于该基金的建立和运营。用建立土地发展基金的模式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和援助，是国际上可以借鉴的一种成熟经验。所以，对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和公共事业，可以采取建立长期发展基金的方式加以扶持。3．土地征用基金。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允许的前提下，国家以拟变更用途土地的一部分资本化增值收益为保证，将拟一次性发放被征地农民补偿的资金作为被征地农民的再投资，形成基金池，根据土地未来的增值收益，按期向被征地农民支付投资收益，形成对被征地农民的长期的资金支持机制，满足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和发展需要，缓解城乡矛盾，实现城乡经济的统筹、和谐发展。4．土地开发基金。土地开发基金是指:按照地方行政管理权和土地开发权分离的原则，利用经济手段将地方的土地开发权从国家土地所有权中剥离，形成单独的物权，由地方政府设定，并报中央备案，地方政府将之授权或委托给开发机构或公司，由未来的土地出让后形成的一部分级差收益Ⅱ的资本化为担保，形成资金池，为地方政府的授权或委托的土地开发行为提供连续稳定的资金支持。5．地方政府土地债券。政府以特定的土地类税收，如每年向地方政府交纳的印花税、土地使用税以及土地增值税等为担保，向居民发行债券，以其募集的收入投资于土地的一级开发，然后将土地增值收益的一部分以投资者利益的形式派息返还。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城市政府进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瓶颈，另一方面则扩大了居民的投资渠道，缓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储蓄压力。该类债券有税收作为付息保障，有望获得很高的信用评级。(二)商业性土地金融商业性土地金融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土地一级开发过程中，以地方政府土地权益的实现形式为基础的金融工具设计，包括公司性质的股票、债券，或以财产信托方式运营的土地信托(典型的如设立土地开发权后进行土地开发信托)等;二是基于土地及其后续阶段———物业(房地产)形成增值收益之上的土地金融工具设计，包括土地投资基金、土地资产支持债券、土地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以及其他一些土地项目融资等。1．土地开发信托。政府与信托机构签订土地开发信托合同，将待开发土地以信托的方式转移到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以该土地未来产生的收益流为基础，向市场募集资金，所募资金用于土地的一级开发的投资，待土地开发建设完毕并顺利出让后，由政府统一对土地出让收入做出安排，即向土地开发和建设商支付土地的投资利润，向信托公司支付土地所有权管理和经营费用，向市场投资者派发投资收益(这部分由信托公司具体实施、具体操作)，最后，留存的收益可用于成立土地基金。利用信托所特有的连接资本市场、产业市场和货币市场的特性设计土地开发权信托，可以解决当前城市土地储备、开发中亟待解决的融资问题。2．土地股票。土地储备机构可以成立城市土地经营股份公司，公开向社会发行公司股票，募集储备资金。在初期可以采取私募的方式，寻找一些特定的、有实力的投资公司或金融机构作为多元化投资的主体，以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性，降低资金运作的风险。但是，发行股票具有较高的成本，包括项目报批，聘请法律中介、会计中介、承销商等。另外，股权融资会稀释原有股东的控制权，降低了原股东分享股价上升所带来的收益，这也提高了发行股票的融资成本。3．土地开发(储备)债券。土地债券是土地储备机构或城市土地开发公司为筹集土地收购资金而向社会公开发行并且承诺按一定利率支付利息，并按约定条件偿还本金的债权债务凭证。投资者可以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转让该债券，获取现金，也可以通过向金融机构质押寻求套现［18］。从具体实现形式来说，在现有法律法规条件下，大型国有企业依托城市政府发行企业债券比较常见，该类企业债券已具有“准土地开发债券”的特点和功能。4．土地投资基金。土地投资基金是指，由投资者不等额出资汇集，由专业信托投资机构管理，以分散风险、集中收益原则为指导，专门投资于有收益的土地类型或成片待开发为熟地的生地，以获取土地资本的增值收益。土地投资基金方式具有如下优点:第一，土地投资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高。在美国，房地产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率达到6%，高于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第二，土地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比较平稳，价格波动性较低。实证研究证明［19］，反映在美国上市的房地产投资基金业绩的NAREITEQUITY指数，在各时期收益率的波动方面，要明显比反映在美国上市股票业绩的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等平稳。第三，土地投资基金具有明显的抗通货膨胀能力。一般而言，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固定收益证券的价格面临着下降的压力。但是，由于土地的特殊性，其投资价值会随着CPI的上涨而上涨，因而具有保值性。第四，与直接土地投资相比，土地投资基金降低了投资者进行投资的门槛，使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设计土地投资基金产品最大的障碍在于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所针对的投资基金是证券投资类的基金，而非产业投资类的基金。要发展土地投资基金，必须首先加强产业投资基金法律体系的建设。5．LABS(土地资产证券化)。土地资产证券化(LandAssetsBackedSecuritizations，简称LABS)，是将一组流动性差的国有土地资产经过适当分类，使其能够产生稳定的、可预测的现金流收益，并通过内部和外部信用增级的方式，将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转变为可在金融市场上流通的、信用等级较高的证券。其实质在于将土地未来连续、稳定的收益流剥离，形成一个优质的资产池，然后将这笔预期优良的资产池打包出售给以信托形式建立的SPT或以子公司性质成立的SPC，实现土地资产“真实销售”，然后对之包含的风险因素进行重新评估、重新组合，通过内部和外部增级的方式，彻底实现土地未来收益资产的“破产隔离”，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向投资者发行以此未来收益流为担保的证券，实现资金融通。

结论及建议

界定范文篇9

1.偷税＝漏税

根据前述的解释，漏税是“并非故意”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造成漏税的原因，一般是由于办税人员不了解、不熟悉税法规定和财务制度不健全，或工作粗心大意，因而错用税率、漏报应税项目、少计应税数量、错算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造成少缴、未缴税款，或漏扣应扣税款等。而偷税是“以欺骗、隐瞒、弄虚作假等方式逃避应缴纳税款的行为。”如，有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或记帐凭证，其目的是为了少缴纳或不缴纳应缴纳的税款。仔细比较偷税和漏税，它们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仅仅是在于纳税人是否“故意”。然而，这是否“故意”恰好又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至于说到；“未缴纳或少缴税款”，到底是由于纳税人“不熟悉税法”而漏报、少报，还是有意“弄虚作假”而少报、瞒报，就更是只有纳税人自己心里才明白的事了！而且，从客观上来讲，由于国家税法本身也是经常在不断改革和补充的，普通纳税人根本不可能熟悉税法，这样怎么区分偷税与漏税呢？在执法中根据《条例》的解释，既可将偷税视作漏税，也可将漏税视作偷税。

2.欠税＝抗税

从前述规定来看，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纳税款的行为”。而抗税是指“纳税人在纳税期限内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法律上讲，这两者都同是“应作为而未作为”。它们根本没有什么区别。我认为，如果纳税人知道自己所发生的经济行为和所取得的经济收入应该纳税，而在纳税期限内没有自觉地到税务机关去履行纳税义务，那便是抗税行为。有些人总是把抗税与纳税人“聚众闹事，威胁、冲击税务机关和殴打、围攻、侮辱税务干部等行为”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由于欠税与抗税都可以理解为“应作为而未作为”，所以，当发现某个纳税人超过了纳税期限而“未缴纳税款”，或者说“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时，税务机关又怎样进行政策鉴定呢？这时是应该认定纳税人的行为为欠税呢？还是认定它为抗税呢？如果依据《税收征管条例》中的定义来判定，执法者既可认定纳税人欠税，亦可认定为抗税。

3.漏税＝欠税

欠税是“纳税人超过税务机关核定的纳税期限，未缴纳或者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而漏税是“纳税人并非故意不依照税法规定而发生未缴纳或少缴纳税款的行为。”从定义来看，漏税与欠税都是逾期未缴税款的行为。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欠税的定义中多了“因故”两字。从字面上看，漏税是“并非故意”，欠税是“因故”。实质上两者都是纳税人未缴纳或少缴纳应缴税款的行为。那种将欠税理解为“纳税人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期缴纳的，应当向当地税务机关报告，申述原因，请求缓期缴纳，待批准后，方可按税务机关批准的缓缴期限缴纳税款”是不妥当的。因为，税务机关新批准的“缓缴期限”也就是新核定的“纳税期限”，它已经否定了税务机关原来核定的“纳税期限”。只要纳税人在“缓缴期限”内履行了纳税义务，也就不再属于违章欠税行为了。而如果是纳税人事先没有向税务机关申请缓期缴税，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又直接成了偷税和漏税行为了。因此，税收征管执法中，可将漏税视为欠税，亦可将欠税定为漏税。

4.偷税与抗税

前面已经提到，偷税是指“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的行为。”而抗税则是指“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从定义来看，两者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即都同样是直接抗拒纳税的行为。特别是从两者的表现形式上来看，就更能说明这一点。偷税是明知要缴税，故意少报、瞒报应税项目、销售收入和经营利润，有意虚增成本、乱摊费用、缩小应税所得额；转移财产、收入和利润，伪造、涂改、销毁账册、票据和记账凭证，等等。抗税是拒不依照税法规定缴纳税款，以各种借口抵制接受税务机关的纳税通知，不履行纳税义务，拒不依照税法规定办理纳税申报和提供纳税资料，拒不接受税务机关进行纳税检查，聚众闹事、威胁、殴打税务干部，等等。可见，偷税与抗税也只是抗拒纳税的形式不同而已。事实上，“纳税人使用欺骗、隐瞒等手段逃避纳税”本身，也就是纳税人直接和故意抗拒国家税收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隐蔽的抗税形式，而“纳税人拒绝遵照税收法规履行纳税义务”，其最根本的目的也就在于偷逃国家税收。所以，偷税与抗税的区分，同样也是不很严格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由于立法的不严密，使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界线被模糊了，四者成了等同的关系，这将会导致执法的随意性。我们说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要求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准确执法。而准确执法必须建立在国家严密立法的基础之上。只有严密立法才能准确执法。因此，国家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税收征管法》，重新明确界定各种税务违章行为，改变“偷税＝漏税＝欠税＝抗税”的状况，以确保税收征管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切实维护国家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界定范文篇10

1托福·德泽维奇的工作权观点

他认为，国际认可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经历了理想化、概念化和实证化阶段，但它们还远未达到合理的法律化程度。随后，他为了有条理地考察与工作有关的权利的国际法规的实体范围，对与工作有关的人权进行了分类。他将与工作有关的一系列权利分成以下四类：①与就业有关的权利(employment-relatedrights)；②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employment-derivativerights)；③平等待遇和非歧视权(equalityoftreatmentandnon-discriminationrights)；④辅助性权利(instrumentalrights)。在这四类权利中，第一类权利应被赋予中心地位(acentralposition)，并将它又细分为七个方面不同的权利和自由，即免于奴隶制和类似的习俗、免于强迫和强制劳动、择业自由、获得免费就业服务的权利、就业权(TherighttoEmployment，ortheRighttowork)、就业保护权、免于失业的保障权。第三类权利是由作为劳动关系产物的、由就业派生出来的权利和自由组成，如享受公正的工作条件权、享受安全和卫生的工作条件权、获得公允报酬权、接受职业指导和培训权、妇女和年轻人在工作中受到保护权、获得社会保障权和其他权利。第三类是从非歧视和平等的角度提出的与工作有关的权利。作为辅助性权利的第四类包括诸如结社自由和组织权、集体交涉权、罢工权和工人迁徙自由等，甚至还包括不太直接的集会自由，拥有财产权、人身自由和安全、公正审判权、表达自由权。

2我国法律体系中劳动权利的内容

《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法》第三条规定了劳动者享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接受职业技能培训、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第七条规定：“劳动者有权参加和组织工会。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与《宪法》、《劳动法》相配套的立法，多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制定的部门规章等，也包括最高法院的少量司法解释。这些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于劳动权利做出了比较具体、全面的规定。大体包括：保障和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时、休息休假、劳动报酬、女工和未成年工保护、社会保险、劳动保障监察、劳动争议处理等方面。

3我国学术界对劳动权的界定诸说

劳动权也称工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宪法权利。二十世纪以来，劳动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人权，日益受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并相继载入宪法。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劳动权，但未对劳动权的概念作出解释。国内学者对劳动权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根据国内学者界定劳动权概念的外延大小，可以把对劳动权的界定分为“一权说”、“二权说”和“多权说”。

“一权说”认为，劳动权就是就业权，是指公民能正常“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权和选择职业的自主权”，是要求“国家或社会提供劳动机会的权利”，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劳动权就是指“劳动的权利”。“一权说”认为平等的就业机会和选择职业的自由权是构成劳动权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方式的态度，后者体现了劳动者对职业选择的主观愿望及价值取向，并不包括“因劳动而产生的结果权利”，也即劳动权仅为获得劳动机会的手段，与劳动报酬并无必然联系，甚至有可能因企业破产等原因导致劳动报酬落空的结果。诚然，权利不等同于利益，不是利益本身，但权利背后的基础是利益。“一项权利之所以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一项权利之得以成立，也是由于利在其中。”权利实现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必然是为了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利益是权利主体的目的指向，也即权利的目的属性。由于劳动权的行使与取得劳动报酬这种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内在关系，因而获得劳动报酬是行使劳动权的重要目的。19世纪法国工人高举的为“面包和工作”而战的口号，就是这一目的属性的反映。当然，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并不必然等于获得实际劳动报酬。权利的行使只表明获取某种利益的可能性，“行使权利，可能通过这种权利的活动而得到利益，但也可能得不到利益”。因此，以劳动者并不一定能获得实际的劳动报酬来否认其享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即使企业破产，劳动者也有优先受偿的权利，“报酬为受雇人以劳力取得之债权，故比其他债权应有优先受清偿之权利”。

“二权说”认为劳动权包括就业权与获得劳动报酬权，这是国内的主流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1984)将劳动权界定为：“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能够得到有保障并有适当报酬的工作的权利。”这里“有保障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固定的、稳定的工作，是用计划指令式的行政手段统一配置劳动力资源，是“统包统配”用工制度的思想反映。它否认劳动者与雇主的意志自由，不承认失业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该概念也肯定了劳动者有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只是“适当的报酬”，并不是按劳付酬。等价交换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劳动者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自主地出让自己的劳动力，并有权获得与自己提供劳动的质和量相符的劳动报酬。“二权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得到了发展。一些学者认为劳动权，是指“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并按照其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取得相应的报酬或收入的权利”。相似的观点还有，“劳动权就是公民享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取得与其劳动相适应的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动收入的权利”。此观点不仅强调公民就业权，而且非常重视公民的劳动报酬权，并视为其他人权的基础。若得不到有效保障，公民就会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其他人权也就无从实现。但以上概念中的“收入”一词，令人费解。“报酬”含有“对价”之意，而这里的“收入”，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非劳动报酬，并不含有“对价”之意。这里实际上包含了企业办社会的思想。过去的一些社会福利如住房、医疗、养老金等方面均由雇主承担，一旦劳动者分配到企业，则企业就必须把这些社会福利给“包”起来。因此，用“收入”一词来界定劳动权在当时也符合实际。

“多权说”的论者都认为劳动权应包括多项权利，只不过各学者在界定劳动权外延时所持的范围大小不同而己。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权是一项综合性权利，就业权是其核心和基础，同时又包括自由择业权、职业培训权、获得最低工资标准权、享有安全和卫生工作条件权、工作时合理限制权、休息权等，但不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劳动者以个体的名义行使的权利-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诸如团结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等共益权则不属于劳动权的范畴。有的学者不仅认为自益权属于劳动权，而且共益权也属劳动权，把劳动权视为一种权利的代表，它代表了与工作或劳动结合在一起的若干权利之集合。有的学者把管理决定权和社会保险权也包括在劳动权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广义上的劳动权与劳动权利等同，狭义上的劳动权仅指获得和选择工作的权利，“广义上的劳动权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宣言的权利。可见，广义上的劳动权概念与劳动权利是等值概念”，“劳动权是指包括与劳动紧密关联的劳动者的全部劳动权利。从外延上看，把劳动权视为劳动权利的简称也未尝不可”。劳动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中的重要内容，是其他人权的基础，因此，以劳动权为存在前提或与劳动权有密切联系的权利会很多，统统归入劳动权的范畴，既不利于我们对劳动权的正确界定，也不利于我们把握其他权利的真正内涵。

所以我们认为劳动权应是包括就业权、报酬权、职业培训权、健康及劳动安全权、休息权、结社权、集体谈判以及罢工和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体系。

特别一提的是，还有学者认为外延上的劳动权由原权利、救济性权利和保护性权利三大部分构成，并由此认为劳动权是指劳动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享有劳动就业权、择业和变更职业权、取得报酬权以及劳动保护、社会救济权利的总称。该观点为劳动权的界定开创了一条新的思路，但有些表述我们确不敢苟同。众所周知，原权利是第一性权利，救济权利(又称补救权利)属于第二性权利，二者是以权利义务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的分类，显然，原权利并不包括救济权利，正如实体权利并不包含程序权利一样。同时，社会救济权利的权利主体并非就是指“劳动者”，根据我国宪法，物质帮助权的权利主体是指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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