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范文10篇

贾谊范文篇1

[关键词]贾谊；积极多为；清静无为

从古至今，人们一直认为，贾谊被贬的原因是他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西汉的刘向就持这一观点，《汉书·贾谊传》记载：“刘向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刘向认为，贾谊之才堪比伊、管，但不幸为庸臣所害，故刘向对此深感惋惜。东汉时，也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据《后汉书·崔驷列传》记载，崔驷上书朝廷说：“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屈子之所以摅其幽愤者也。”崔寔认为，周勃、灌婴因为嫉贤妒能，故而极力排斥贾谊。李白也持这一观点，他说：“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白居易也认为：“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现、当代的学者们更是如此，任继愈先生在谈到贾谊时说：“他终于被那帮元老旧臣排挤出去，以致悒郁而死。”金春峰先生也说：“贾谊青年奋发，锐意改革，……由是受大臣周勃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认为贾谊“表现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可见，贾谊才高遭嫉，为权贵所排挤而被贬，几成定论。

而我们认为，把贾谊被贬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为才高遭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他被贬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白居易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他说：

楚怀邪乱灵均直，放弃合宜何恻恻。汉文明圣贾生贤，谪向长沙堪叹息。

白居易认为，楚怀王昏庸无道，故屈原被逐还可以理解，可是汉文帝是一代明君，贾谊却也同样落得被贬的下场，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白居易只好无奈地将贾谊被贬的原因归结为“人事多端何足怪，天文至信犹差忒”，认为这是由于复杂的人事原因而造成的一种偶然现象。换句话说，对于贾谊被贬，白居易也没有能够找出明确的原因，所以只能对贾谊报以同情。而我们认为，贾谊之所以被贬，是有其明确的主、客观原因的。

我们先看主观原因。贾谊二十几岁就被文帝召为博士，“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诸老先生不能解答的问题，年少的贾谊竟能一一应对，可见其才华横溢，因此不久就被超迁至太中大夫。自负其才的贾谊急于在政治上建功立业，但他毕竟是一个得志的“少年”，由于年少与阅历较浅的原因，使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得很不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社会现状把握不准。《新书·数宁》记载了贾谊多次上书言政事，他说：

臣窃惟事势，可为痛惜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大息者六。若其它倍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独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臣独曰“未治”。恐逆意触死罪，虽然，诚不安，诚不治，故不敢顾身，敢不昧死以闻。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愚无知，因谀者耳，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偷安者也。方今之势，何以异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横决，国制抢攘，非有纪也，胡可谓治!

贾谊认为当时的局势犹如置身于底部已经起火的积薪之上，是十分危险的。文中所说的“可为痛哭者”是指诸侯王势力强大，威胁汉朝廷；“可为流涕者”是指匈奴边患和国家无蓄积；“可为长大息者”主要是说当时礼制混乱，君臣无别。贾谊的目光是敏锐的，他看到了社会潜在的危机。他谈的这些问题虽然存在，但并非如他所说的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特别是其中礼制混乱的问题，更是如此。

文帝时期是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而贾谊说当时社会危机重重，这明显不符合实际情况。贾谊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由于年少幼稚，看问题不准，使他无意地夸大了社会危机的程度；二是他可能有意地效法先秦纵横家的夸饰文风，夸大事实，耸人听闻，以引起君主的关注，给自己以大展宏图的机会。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先秦纵横家的已经大不一样了。战国时代，战争频仍，各国君主都有一种危机四伏、朝不保夕的感觉，耸人听闻的言论更容易撼动其思想；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国家、君主很多，纵横家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当他们在某个君主面前无法兜售其术时，他们可以转身去寻找另一个君主，如苏秦即是。而贾谊所面对的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和一个圣明的君主，当他的经过“夸饰”过的言论不被君主接受时，他就别无出路了。

由于贾谊过分夸大了社会危机，使得他的言论很难为文帝全盘接受。先秦人就已经意识到大臣在向君主汇报时要“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而贾谊就有“传其溢言”的嫌疑，因此难以得到君主的信任。

第二，年轻气盛、急于求成。贾谊认为当时社会危机重重，基于这一认识，他向文帝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汉书·贾谊传》记载：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贾谊屡次上书文帝，要求改正朔、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为解决诸侯王问题，贾谊还专门提出了“未生子而先分家”的推恩法策略：“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马上就把诸侯的土地分为若干块，等他们的子孙出世后再划归于这些子孙名下，目的是尽快削弱诸侯的势力。在短时间内，贾谊骤然提出了众多的改革建议，特别是其中对待诸侯王的“未生子而先分家”的策略，反映出贾谊急于求成的迫切心理，而当时文帝刚即位不久，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文帝本人意愿，一时都很难接受和施行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可见，贾谊犯了孔子所说的“欲速，则不达”的大忌。

第三，贾谊的部分主张很幼稚，甚至自相矛盾。从贾谊认为当时社会矛盾重重的错误认识来看，他的思想是比较幼稚、不成熟的，不仅如此，他针对“种种社会危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以他解决匈奴问题的“五饵三表”方案为例，来说明其策略的幼稚。《新书·匈奴》说：

臣为陛下建三表，设五饵，以此与单于争其民，则下匈奴犹振槁也。夫无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计，臣且以事势谕天子之信，使匈奴大众之信陛下也。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梦中许人，觉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诺，若日出之灼灼。故闻君一言，虽有微远，其志不疑；仇雠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则信谕矣。所孤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以事势谕陛下之爱，令匈奴之自视也，苟胡面而戎状者，其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若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则爱谕矣，一表。臣又且谕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视也，苟其技之所长与其所工，一可当天子之意。若此则好谕矣，一表。爱人之状，好人之技，仁道也；信为大操，帝义也。爱好有实，已诺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将至。此谓三表。

贾谊认为，解决匈奴问题的关键是“与单于争其民”，只要通过对匈奴民众宣传汉天子的诚信、慈爱和爱好匈奴人的技能，以仁义来感化匈奴民众，那么一定会使匈奴民众归附汉朝。这就是贾谊提出的“三表”。再看“五饵”：以华车美服、酒肉美食、好女美乐、高楼大宅、特殊恩宠这五者大肆赏赐匈奴降者，并以此刺激其他未降匈奴人的耳、目、口、腹、心各方面的欲望，从而诱之归降。由此可见，贾谊解决匈奴问题的方针是以德怀之，以利诱之，然而其“五饵三表”的具体措施是不具可行性的。“三表”很难令匈奴人真正信服，而“五饵”则必须要有巨大的财富作支撑，可文帝时国家急于发展经济，不可能腾出这么多财力来招降匈奴。此外，我们注意到，贾谊一方面说国家因为没有蓄积而岌岌可危，另一方面却要求文帝花费如此巨大的财力来收买整个匈奴，同时还要进行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改服色、兴礼乐等一系列的改革，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更加说明了贾谊的幼稚和不成熟，而班固对贾谊的这一思想问题也看得十分清楚：“及欲改定制度，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及欲试属国，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其术固以疏矣。”班固认为，贾谊提出的“五饵三表”等建议确实是疏陋、幼稚的。这种幼稚的主张，自然很难为执政者所认同并采纳。

其次，我们看客观原因。贾谊被贬的客观原因是他的“多为”主张与当时汉朝“清静无为”的客观环境格格不入，即“积极多为”与“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相左。

《汉书》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文帝即位时，距这一悲惨时代也不过二十多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想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完全摆脱如此萧条的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文帝初年，国家并不具备“多为”的国力。如在对待匈奴问题上就是如此，武帝时的韩安国曾经分析说：

孝文皇帝又尝壹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常溪，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故复合和亲之约。

文帝曾经聚天下精兵于广武常溪以对付匈奴，然而并无多大成效，百姓对朝廷用兵更是忧惧不堪。这使文帝最终明白，不可用兵以苦天下之民，于是罢兵而结和亲。这一事实证明，文帝时的客观形势需要实行“清静无为”而不适合“积极多为”。正是由于统治者看清了这一客观形势，加之文帝、周勃、灌婴等人对道家思想的偏好，所以制定了“清静无为”的大政方针。可以说，从汉廷君臣到普通百姓都愿意实行“无为”政策。

而正是在汉朝君民俱欲“无为”的大环境下，贾谊却与之针锋相对，提出要“积极多为”，他批评那些主张“清静无为”的大臣说：

然而献计者类曰“无动为大”耳。夫无动而可以振天下之败者，何等也?曰：为大夫治，可也；若为大乱，岂若其小?悲夫!俗至不敬也，至无等也，至冒其上也，进计者，犹曰“无为”，可为长大息者此也。

他极力批评那些不欲摇动天下、主张“无为”的大臣们，认为靠“无动”拯救天下的主张是错误的，这说明贾谊的态度是要以“多为”救天下。他的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认为当时的社会已病入膏肓，且自以为是唯一能拯救天下的良医的认识基础上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幼稚、狂傲和孤独。正是由于他对当时社会的客观形势把握不准，所制定的“积极多为”政策不符合客观需要，因此很快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认为，贾谊提出了一系列“多为”措施对当时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有害的，故文帝没有采纳他的种种建议，而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汉书》记载：“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因为贾谊积极有为的政治主张与文帝时期的“清静无为”政策严重冲突，所以他就只能离开朝廷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贾谊被贬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认清当时需要“清静无为”的客观形势，因而提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事实证明，那些一贯被人们误认为是嫉贤妒能、排挤贾谊的“庸臣”们的决策是正确的，“清静无为”使整个西汉前期受益匪浅。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狭隘地将贾谊被贬视为才高遭嫉，而应该跳出这个圈子，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中去寻找他被贬的政治原因。

贾谊范文篇2

在贾谊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态应该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政治形态。皇帝应该是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金字塔的顶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现实政治中，他主张汉朝中央政权的绝对权威性。而当时的情况是“诸侯僭拟，地过古制”。贾谊面对此种情况感到痛心疾首。他认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已经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因此建议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决诸侯割据一方的问题。他说：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这种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各地诸侯对中央政权来说已是“尾大不掉”，这样一来，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并进而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已经到了非解决此矛盾不可的地步。为此，贾谊提出了“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希望通过让诸侯国分为若干国，分王其子孙，化大为小，以削弱诸侯国的力量。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目的。这就是说，贾谊希望通过这一措施，使诸侯失去作乱的形势，使诸侯只能听命于中央。进而树立中央的绝对权威，维护中央大一统的专制统治。

对反叛作乱的诸侯，贾谊建议汉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举，“以刑去刑”，毫不手软，从而以儆效尤。他说：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丸，臣以为不缺则拆。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这是要求汉朝的统治者用“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的两手来对付诸侯。该强硬的时候一定要强硬起来，不能对枝大干小现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闻。如果一味地对诸侯仁慈宽厚，只能放纵诸侯的反乱之心，这是非常危险的。

对于如何防范诸侯王势力膨胀，贾谊提出了两个对策：一是定礼制，二是定地制。贾谊并不反对分封，反对的是诸侯王势力过大，威胁中央政权。他的对策“出发点仍是‘仁’与‘义’。因为所谓‘活大臣，全爱子’，正是‘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的具体表现”。

贾谊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主张，生前虽未被采用，但“其言验于身后”。他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后来被汉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实行，彻底解除了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统治。贾谊为汉初政治的完全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为思想上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民本思想

以民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在西周时，《尚书·泰誓》中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战国时，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周桂钿说：“民本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从西周到西汉，是这个思想的确立过程。”贾谊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传统民本思想。与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从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论高度。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

贾谊不仅把民众看作是国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众看作是一切事业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贾谊还列举了民为本的各种情况，在《新书·大政上》中他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国以为命，君以为命，吏以为命，故国以民为存亡，君以民为盲明，吏以民为贤不肖，此之谓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也。故国以为功，君以为功，吏以为功。国以民为兴坏，君以民为强弱，吏以民为能不能。此之谓民无不为功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也。故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

贾谊认为，国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众才能成功，一切失败都是君主和官吏的过失造成的，和民众无关。这就是说，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君主官吏，他们的命运都取决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业成败、战争胜负的关键，民众决定着国家、君主的前途与命运。“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切帝王要想使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就必须认真对待民众。民众不可违，民众是一切事业成功必须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众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对于如何做到以民为本，贾谊认为：安民是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核心，只要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就会稳定发展。他说：“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矣。”贾谊认为，要安民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爱民。贾谊说：“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又说：“德莫高于博爱人。”“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爱民是以民为本、安民的道德基础。

第二要富民、惠民。这是说当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质利益，要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要让老百姓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贾谊认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当政，就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身体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驱民归农，发展生产。

第三是要注重道德教化，约法省刑。贾谊非常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主张约法省刑。他认为施政应该发挥道德教育和刑罚的不同作用(“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法并用。

贾谊安民思想的目的，是要求统治者要任忠贤，施仁义，要“爱民、乐民、富民”，刑罚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实现长治久安。

在贾谊民本思想中，最为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故夫民者，吏之程也”的观点。就是说，官吏的贤否是由民众来评价决定的，民众对官吏满意与否决定着官吏是升迁还是被贬谪、罢黜。并且贾谊还提出让民众参与对官吏的选举。他说：

故夫民者虽愚也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爱焉。

贾谊重申民本思想于孟、荀百年之后，足见他对孟、苟百年后政治及秦施“愚黔首”政策以致败亡的事实反思之深切。被贾谊回归、发展了的民本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贾谊的民本思想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对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它以新的时代含义。现在提倡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要求各级官员要以民为本，要爱民，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目前，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的决策，以及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温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关注民生”的说法，无不体现着“以民为本”的思想。

三、礼治思想

汉承秦制，伦理关系十分混乱，造成了上下失序，宗法混乱。再加上当时“制度疏阔”，致使人们无规矩可循，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贾谊的有关“礼”的理论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伦理道德、二是典章制度、三是礼节仪式(行为规范)。他的礼治主张也围绕这三方面的内容而展开。

首先，重视伦理道德教育。贾谊认为伦理道德是礼的精神实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是进行礼治的基础性的工作。他说“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至也。君仁则不厉，臣忠则不贰，父慈则教，子孝则协，兄爱则友，弟敬则顺，夫和则义，妻柔则正，姑慈则从，妇听则婉，礼之质也。”以伦理为基础进行礼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当时的国家政治结构的基层组织仍然是以“亲亲”为支配原则的家族制。

其次，加强典章制度建设。贾谊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第一表现在他要求建立分明的等级制上。他说：“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由于汉初以来在黄老清静无为思想支配下，统治者对一切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等级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以下犯上、以臣凌君的情况。这严重威胁着大一统的专制统治，削弱了皇帝的权威，给皇帝和各级官吏治理国家带来麻烦，不利于汉家政权的巩固。所以，贾谊提出要建立等级分明的礼制。贾谊继续发扬传统儒家的“尊尊贵贵”思想，把皇帝列为至高至尊的一级，其次是不同等级的诸侯、大臣，再其次是小吏，最卑微的是庶人。这样，整个社会的政治结构就成了金字塔式，皇帝处于塔尖，民众在最底层，等级分明，下一层不可冒犯上一层。第二是强调服饰和名号等方面的区别。关于服饰的区别，他说：“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是以高下异，则名号异，则权力异，则事势异，则旗章异，……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这就是说，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要穿戴不同的衣服，以区别身份、地位。世人从衣着服饰上就可以判断出穿衣者的尊卑贵贱。这样一来，衣服成了“衔”，成了卑尊的象征。从君王到诸侯再到各级官吏，不同的等级，在服饰、名号、宫室、旗章、器用、秩禄、佩饰、车马、祭祀等方面都有不同的规定。贾谊提出此观念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确立、落实上下有别的等级制度，使得“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

第三，注意礼节仪式(行为规范)的规定。贾谊在《容经》中，具体规定了志色之经、容经、视经、言经、立容、坐容、蹲旋之容、跪容、伏容、坐车之容、立车之容、兵车之容等等，分别针对朝廷之礼、祭祀之礼、军旅之礼、丧纪之礼以及日常行事时在心志、仪容、目视、言语上的规定。

贾谊崇尚礼治，但并不是说刑和法不能用，贾谊的礼治思想是礼法结合、以礼为主的思想。他强调刑和法是末而不是本，作为治国之本的应该是仁、义、礼、乐。他认为，周朝能“千余年不绝”，就是因为能使两者“序得其道”。秦朝所以速亡，是因为“本末并失”，忽略了礼治。与荀子礼法结合的思想相比，贾谊重视制度建设，更有强调法治而不是人治的意思在里面。在“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从贾谊的礼法并用、以礼为主的思想中汲取营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贾谊礼治思想的政治目的，是希望在整个社会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虽然他的典章制度建设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并且繁琐不堪。但是，他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重视制度建设，重视行为规范的规定的思想，在道德滑坡的今日社会对于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仍然有着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考察了社会时弊以后，对社会政治认真反思的结果，是社会转型(由“无为”社会到“有为”社会)和思想转型(由“百家融汇”到“儒家一统”)之际政治生活的概括和总结。直接体现着汉代统治阶级的根本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需要。贾谊的政治哲学思想表现在当时现实中，就是想建立一个统一、文明、和谐的国家，巩固社会的安定团结，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其政治哲学充满了理想性，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贾谊的政治哲学是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的丰富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智慧。他的维护国家统一、以民为本、推行仁政、礼法并用的思想，以及“民本”中的爱民、富民、安民的思想，不仅展示了中国西汉初期思想文明的精髓，而且它对于理解和建设当今社会主义三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

贾谊范文篇3

1.了解贾谊对秦王朝迅速灭亡原因的分析及作者借古讽今，劝谏汉文帝施仁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意义。2.归纳掌握“制、亡、利、固、遗、度”等词的一词多义、八个通假字、三种古汉语特殊句式。3.熟读课文，背诵课文最后三段。

教学重点背诵课文，理解并积累文言实词、虚词和句式。

教学难点结合课文词句的特点，归纳文言词法句法知识，逐步掌握文言字词句运用规律。

教具准备录音机、教学磁带、投影仪、投影胶片

课时安排3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课时

[教学要点]引导学生了解贾谊及秦统一前后的历史背景。放录音范读，以求学生准确认读。熟读课文，理解文意。

[教学步骤]

一、导语

请同学们欣赏两首诗

投影（一）贾生

李商隐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学生默读，理解。

教师提示：汉文帝渴求贤臣，坐在宣室里征求贾谊的意见，贾谊的政治才干无与伦比。可惜文帝空自夜半前席，不向贾谊征求社稷大计却问及鬼魅神仙。此诗选取宣室召见、夜半前席两个细节，揭示出贾谊似受恩遇实则不遇的实质。

投影（二）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需哀伤付一生。

学生默读，理解。

教师提示：贾谊怀才不遇，空有抱负，曾深情吟咏出《吊屈原赋》。梁王落马而死本是寻常之事，贾谊又何必为此自悲自责呢，抑郁而终呢？

那么，贾谊“才调”到底如何呢？让我们从被鲁迅称为“西汉鸿文”的《过秦论》中寻找答案吧。

二、作者简介

选一生读注解①。教师稍作补充：贾谊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善属文闻名于郡中。年二十提出改革制度的主张，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得到汉文帝的赏识，但却因此受到守旧派的诋毁，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贬谪后，虽身居闲职，仍心系朝事，后为梁王太傅。正如诗中所讲，梁王落马而死，贾谊以为是自己失职，哭泣岁余，抑郁而终，年仅33岁。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从此长逝历史天空。所著政论文以《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最为有名。

三、背景简介

目的是明确贾谊“过秦”的深刻含义。

投影（三）

战国时代，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各国竞相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功效卓著，秦国空前强大起来，于是以秦统一为主线的多年的兼并战争开始了。如齐魏马陵之战、秦赵长平之战等，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最后秦终于兼并了六国。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百姓横征暴敛，滥施严刑苛法；对异族大肆兴伐。它的暴政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民怨沸腾，终于在秦二世元年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随着人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也是历时最短（16年）的王朝很快结束了。

四、放录音，使学生准确认读

学生听录音一遍。

教师强调一些字的读音。

投影（四）

生字：

腴（yú）轸（zhěn）镞（cú）笞（chī）恬（tián）藩（fān）瓮（wèng）牖（yǒu）

多音字：（判断在具体语境中的读音）

孝公既没（mò）召滑（shào）俯首颈系（xì）践华为城（huà）劲弩（jìng）

不及中人（zhōng）墨翟（dí）蹑足行伍（háng）将数百之众（jiàng）

度长絜大（duó）比权量力（liàng）万乘之势（shèng）朝同列（cháo）一夫作难（nàn）

通假字：（读本字音）

约从离衡（通“横”）合从缔交（通“纵”）制其弊（通“敝”）

陈利兵而谁何（通“呵”）倔起阡陌之中（通“崛”）赢粮而景从（通“影”）

百有余年（通“又”）

五、学生自由朗读课文，借助注解及熟知的文言知识理解文意

六、布置作业

1．掌握本课的生字、多音字、通假字。

2．反复诵读全文，熟悉文意。

第二课时

[教学要点]采用诵读教学法，以指导学生诵读为主。包括两部分内容：①对课文内容作简单的分析点拨，以期尽快形成背诵思路；②语气提示

[教学步骤]一、检查朗读情况，采用个别朗读与集体朗读的形式，抽查生字、多音字、通假字的掌握情况。

二、分析理解，指导诵读。

（一）课堂问答设计

提问：读全文后回答，这一篇史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如何理解这句话？

明确：“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句话是对秦王朝所犯过失的总结，秦王朝“仁义不施”结果导致亡国。

提问：从全文看，“攻守之势异也”，“攻”“守”的不同形势在课文中的具体表现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明确“攻之势”体现在第一段到第三段，崛起——强大——鼎盛。“守之势”体现在第三段、第四段，由统一天下到覆灭。

选一学生朗读第一段。

朗读提示：注意语势，体现秦王朝势力的崛起，突出秦国地利（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人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政通（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等的优势。整段以中速读。

集体朗读第一段。

选学生读第二段。

朗读提示：应注意一下两方面：①秦国“从孝公既没……南……西……东……北收要害之都”语调上扬，应有秦扩张领土、势力空前增强的气势。②六国攻秦、赂秦、服秦三部曲：“诸侯恐惧……叩关而攻秦”众诸侯约从缔交，罗致人才，戮力攻秦，语势上扬，以诸侯之强反衬突出强秦之不可战胜；“秦人开关延敌……争割地而赂秦”，强秦轻而易举，获得大胜，六国却不堪一击，语势由强到弱；“秦有余力而制其弊……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应由低缓的语气读出。最后一句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即可。

学生齐读第二段，体味语意。

男生齐读第三段。

（二）理清背诵思路

提问：研读课文，作者总写秦始皇的功业，从政治、军事、文化、刑法、地理防务五个方面来谈，请用选文中的语句回答各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学生速读后明确：统一天下前，政治上“吞二周而忘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军事上“南取百越之地……北筑长城而首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

统一天下之后，采取了愚民、弱民、防民之策。文化上“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刑法上“隳名城，杀豪杰，销锋镝，以弱天下之民，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地理防务上“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朗读指导：统一天下前，应由较强的语势读出，充分渲染塑造一个“威加海内”的帝王形象。统一天下之后，秦王朝至此已达顶峰，这意味着从此转入守势。这段文字义正辞严，充分揭露了秦的暴虐无道，故诵读应有“声讨”之势。末句“天下已定”总承以上内容，其后应有长停顿，然后转入叙秦始皇的心态，用以反衬下文灭亡之速，读时须有嘲讽意，突出“自以为”“万世之业”等词语。

集体朗读第三段，背诵。

女生齐读第四段。

教师提问：第四段写了强秦的灭亡。“陈涉起义，天下响应”有哪几方面的铺叙呢？选文中语句回答。用意何在？

学生明确：五个方面。出身地位：“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个人素质：“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起义军成分：“疲弊之卒，数百之众”。武器：“斩木为兵，揭杆为旗”。起义的影响：“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起义结果：“山东豪俊遂并起而忘秦族矣”。这五方面的铺叙为第五段内容作了铺垫。

朗读指导：①“始皇”二句，暗示民心不服，人人自危，宜用从容、沉着的语调读出。②“然”急转直下，稍作停顿，以下先抑（“陈涉”至“之富”）后扬（“蹑足”至段末）读出对比情调。③末句叙事结束全篇，要读得沉着、有力。

集体诵读一次。

教师提问：既为史论，那么“论”自然体现在末段，作者的思路如何？

学生默读思考。

明确：先对比论述九国之师何陈涉之众的力量，重点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八字。然后归纳中心论点，“然秦以区区之地”以下四句照应第一二段；“以六合为家”二句照应第三段；“一夫作难”三句照应第四段，水到渠成点出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朗读指导：“且夫”推进一层领起议论的语气。以下连用六个“也”表示及其肯定的意思。四个排比句的重音是：“尊”“銛”“抗”“及”。特别应重读“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换假设语气，读出惋惜之意。“然秦”以下句子语势由弱到强，逼出“何也”，结句显志，须用深责的语气读出，“仁义不施”是重点，宜一字一顿。

集体诵读第五段。

三、全体学生齐读课文两遍，尝试背诵课文三至五段

四、布置作业

背诵课文三、四、五段

第三课时

[教学要点]检查背诵。师生回顾交流西汉初的社会情形，明确作者写《过秦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总结字、词、句等文言知识，落到实处。

[教学步骤]

一、教师示范背诵，学生低和集体背诵三、四、五段

二、回顾汉初社会情形，明确作者写作意图

提问：作者借古讽今，强秦的速亡给后人的启示是什么？汉初的社会情形如何？贾谊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学生讨论明确：①“施仁政，行仁政”。②贾谊生活在汉文帝时代。其时，社会经济已渐渐恢复，人民生活也较安定，但是阶级矛盾却在不断地滋生暗长，统治阶级日益滋长“淫侈之俗”，并横征暴敛，加重人民负担，以至逼迫农民卖鬻子。贾谊担心“大命将泛，莫之振救”，于是借此文，要求汉文帝以秦亡为警示，施行仁政，免蹈秦亡之覆辙。③从前面对贾谊的介绍可以看出，贾谊是个对政治功名有强烈愿望的人，他想通过这篇文章引起皇帝的注意，实现其政治抱负。

教师总结引申：同学们的分析很有见地。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像贾谊一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如战国时代有为楚国前途大声呼喊“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的爱国诗人屈原；南宋有“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的忧患诗人陆游；有希望“试手补天裂”“西北洗胡沙”的爱国词人辛弃疾……这种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传统在正直而富有理想的知识分子身上是一脉相承的。现在请大家回想一下，哪些句子体现了作者的忧思满怀、语重心长？

学生思考、吟诵。

三、小结贾谊以其纵观天下，通览古今的博学与睿智，将炽热的爱国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确实才调无伦。

四、分类归纳文言知识

1.教师提问：请找出本文中所有的词类活用现象，并初步归纳其活用的规律。

学生讨论明确。

教师总结：

资料显示（投影或多媒体）

A.名词的活用

例句活用类型释义

席卷、包举、囊括名词作状语像席子、包裹、布袋一样

天下云集响应同上像云一样、像声音一样

赢粮而景从同上像影子一样

内立法度，南取汉中同上在国内、向南

序八州而朝同列名词动用招致

履至尊而制六合同上登上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同上用破瓮作用草绳系

教师归纳：活用规律：名词作状语，名词放在动词前，1、2、3句表示动作行为的特征和状态，第4句表示动作行为发生的处所或方位。

名词活用作动词，第5句和第7句，两个名词连用，表示事物的动作意义；第6句，名词和动词用“而”连接，这个名词常用如动词。B.动词的活用

例句活用类型释义

追亡逐北动词作名词逃走的人

却匈奴七百余里使动用法使……退却

约从离衡使动用法使……离散

序八州而朝同列使动用法使……朝拜

外连横而斗诸侯使动用法使……争斗

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使动用法使……灭亡

教师归纳：活用规律：动词用作名词，动词在句中充当宾语，如例1。动词的使动用法，例2、3、6句，不及物动词带了宾语，4、5句，动作对它的宾语含有“使它怎样”的意思，这说明这些动词都产生了使动用法。

C.形容词活用

例句活用类型释义

会盟而谋弱秦形容词使动使……弱

以弱天下之民形容词使动使……弱，削弱

以愚黔首形容词使动使……愚蠢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形容词动用变小，变弱

教师归纳：活用规律：形容词后带有宾语，且对它的宾语含有“使它怎样”的意思，说明形容词用作动词，表示使动的意义，如例1、2、3。

2.提问：课后思考练习第三题中有6个实词，归纳其一词多义，力求在动态的语境中辨析词义。

学生逐一明确。

教师归纳总结。

资料显示（投影或多媒体）

①制

例句出处释义

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齐桓晋文之事》制作、缝制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后汉书•张衡传》制造、制作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赤壁之战》压制、控制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过秦论》制服

王寥、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过秦论》统率、指挥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养足以事父母《齐桓晋文之事》规定、制定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岳阳楼记》规模

②亡

例句出处释义

从径道亡，归璧于赵《廉颇蔺相如列传》逃跑、逃脱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过秦论》丢失、失去

燕虽小国而后亡《六国论》灭亡、消亡

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赤壁之战》死亡

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过秦论》逃兵、逃亡的人

河曲智叟亡以应《愚公移山》通“无”，没有

吞二周而亡诸侯《过秦论》使动用法，使……灭亡

③固

例句出处释义

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过秦论》牢固、坚固（的地势）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巩固

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廉颇蔺相如列传》坚持、坚决

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王忠肃公翱事》一定、必

吾固知公子之还也《信陵君窃符救赵》本来、原来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陈涉世家》既、已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阿房宫赋》固执、顽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固然、诚然

④利

例句出处释义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劝学》锐利、锋利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劝学》快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有利、条件好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过秦论》有利的形势

有蒋士者，专其利三世矣《捕蛇者说》利益、好处

商人重利轻别离《琵琶行》利润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谋攻》胜利

火器利袭远，技击利巷战《冯婉贞》有利于

⑤遗

例句出处释义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候已困矣《过秦论》丢失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封神演义》丢失的东西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师说》遗漏、忽略

此三者，吾遗恨也《伶官传序》死去的人遗留下来的

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出师表》给予

⑥度B.动词的活用

例句活用类型释义

追亡逐北动词作名词逃走的人

却匈奴七百余里使动用法使……退却

约从离衡使动用法使……离散

序八州而朝同列使动用法使……朝拜

外连横而斗诸侯使动用法使……争斗

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使动用法使……灭亡

教师归纳：活用规律：动词用作名词，动词在句中充当宾语，如例1。动词的使动用法，例2、3、6句，不及物动词带了宾语，4、5句，动作对它的宾语含有“使它怎样”的意思，这说明这些动词都产生了使动用法。

C.形容词活用

例句活用类型释义

会盟而谋弱秦形容词使动使……弱

以弱天下之民形容词使动使……弱，削弱

以愚黔首形容词使动使……愚蠢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形容词动用变小，变弱

教师归纳：活用规律：形容词后带有宾语，且对它的宾语含有“使它怎样”的意思，说明形容词用作动词，表示使动的意义，如例1、2、3。

2.提问：课后思考练习第三题中有6个实词，归纳其一词多义，力求在动态的语境中辨析词义。

学生逐一明确。

教师归纳总结。

资料显示（投影或多媒体）

①制

例句出处释义

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齐桓晋文之事》制作、缝制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后汉书•张衡传》制造、制作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赤壁之战》压制、控制

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过秦论》制服

王寥、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过秦论》统率、指挥

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养足以事父母《齐桓晋文之事》规定、制定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岳阳楼记》规模

②亡

例句出处释义

从径道亡，归璧于赵《廉颇蔺相如列传》逃跑、逃脱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过秦论》丢失、失去

燕虽小国而后亡《六国论》灭亡、消亡

今刘表新亡，二子不协《赤壁之战》死亡

追亡逐北，伏尸百万《过秦论》逃兵、逃亡的人

河曲智叟亡以应《愚公移山》通“无”，没有

吞二周而亡诸侯《过秦论》使动用法，使……灭亡

③固

例句出处释义

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过秦论》牢固、坚固（的地势）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孟子》巩固

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廉颇蔺相如列传》坚持、坚决

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王忠肃公翱事》一定、必

吾固知公子之还也《信陵君窃符救赵》本来、原来

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陈涉世家》既、已

独夫之心，日益骄固《阿房宫赋》固执、顽固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安书》固然、诚然

④利

例句出处释义

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劝学》锐利、锋利

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劝学》快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有利、条件好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过秦论》有利的形势

有蒋士者，专其利三世矣《捕蛇者说》利益、好处

商人重利轻别离《琵琶行》利润

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谋攻》胜利

火器利袭远，技击利巷战《冯婉贞》有利于

⑤遗

例句出处释义

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候已困矣《过秦论》丢失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封神演义》丢失的东西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师说》遗漏、忽略

此三者，吾遗恨也《伶官传序》死去的人遗留下来的

贾谊范文篇4

历代文人、政治家选取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而后又顷刻瓦解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议论的题材，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贾谊的《过秦论》。贾谊作为西汉一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以赋体笔墨写论说文，使其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一

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力求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而提到汉代辞赋，不能不提到贾谊。正是因为贾谊是一个辞赋、散文皆长的作家，他在写作论说文时，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致使后代诸家以论说文标准来匡衡《过秦论》难以合矩。近现作理论者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过秦论》，它很难算得上一篇入格的论说文。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篇绝纱的论说文。《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并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根据《过秦论》的经验认为，“敷陈则与辞、赋通家”，并援引了一系列前人关于文无常体的议论，得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固以恢弘焉”的结论。《过秦论》实是一篇多方吸收辞赋滋养的破体之作。

《过秦论》中的赋体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让自己的结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得出，作者自己的议论却很少。论说文体决定了该文的铺陈不可能照搬汉赋的铺张扬厉，描写事物面面俱到，形成图案化。但对史实的逐一陈说分明形成了一股强烈气势，用明人方孝孺的“深笃有谋，悲壮矫许”（《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这可以从《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对比中窥见一斑。就体裁而言，《过秦论》是史论，《阿房宫赋》为赋体。两篇的共同之处都充分发挥了赋的“铺采chī＠①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是先极言秦之兴，秦之强，秦之盛，或是先极写阿房宫建设之美，宫中生活之侈，收藏之丰。无独有偶，两文同在极尽铺陈渲染的基础上，笔锋突转，分别加以对比，而后点出画睛之笔，得出结论。这种方式都可说是“一气团结，直至末段，一齐例卷，画出结句，何等神力”。又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文，符采相旺，如组织之占朱紫，画绘之若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诠赋》）。那么，贾谊为何将《过秦论》上篇写得如此雄骏宏肆？这还得从上篇在全文中的作用来看。金圣叹的评说很是精当：“《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后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可见贾谊在上篇铺陈雄肆，完全出于危言耸听，痛陈秦过以诫汉的目的。上篇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凤头，作者用秦兴盛时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与覆亡时的一败涂地、顷刻瓦解构成巨大的反差，制造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惊骇和疑问：为什么秦在统一前能打败力量大于自己的六国，却在统一天下后亡于远弱于六国的陈涉？在发问后遂即提出论点。文章前部大量铺陈夸张的叙述都是为结尾处的几句作准备，从而揭示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设疑的效果，强化“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反差，贾谊在前部引入六国作陪，叙六国抗秦力量之强，正是反衬秦在攻取天下时的所向披靡；借六国贬抑陈涉力量之弱，正是突出秦统一后之不堪一击。只有写出极强的秦朝亡于极弱之陈涉，才能耸动视听，引人探寻究竟。

二

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弊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

三

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赋体迅速兴起并走向成熟，也使赋体作品在写物、体物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纵观汉代大赋，多写宫观园囿之盛以夸耀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过秦论》中，贾谊则借其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气势。通过夸饰与排偶的结合，使全文文势如长江巨浪，峰谷相寻，奔腾而下，势不可当。为了力求行文气势顺畅，语意词句的排偶，因此有些地方的叙述并不完全合于史实。如文中列举的许多六国抗秦之士，吴起其实在秦孝公出生前便死了，乐毅之功绩在伐齐，孙膑之功劳在攻魏，都与谋秦无关。又如把“吞二周而亡诸侯”之事记在始皇的帐上，实际上吞并西周的是秦昭襄王（始皇的曾祖父），灭东周的是庄襄王（始皇父）。但贾谊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某些事件的叙述失实，却仍保持其本质的真实。因为凭贾谊的才华，并非是不知史实而是有意为之，实乃赋家本性使然。这正如西方印象派大师塞尚所言：“我们既不太细，也不太诚实，又不太顺从大自然，可是，我们多少总是自己模特的主人”。贾谊的《过秦论》既不像司马迁那样精雕细刻，也不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言必有据。他的夸饰，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并且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因而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它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历来人们仍然予以高度评价。

为了力求行文气势流畅，贾谊还十分注重运用赋体所擅长的排偶。他善用同文叠句，如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极言秦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古文观止》）；写秦始皇“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笤天下”四句，也只涉及始皇登帝位对人民的驱使奴役；写陈涉“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也”三句，共同形容陈涉地位之卑微。而排比在文中更是俯拾皆是。如“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短语写合纵范围之大；“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并列短语写四君子品德之高，威望之重；“有宁越徐尚、苏秦、社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绶、颛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写合纵一方人才济济，势力之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并列、动宾、主谓短语交错，极写秦夺取天下摧枯拉朽之势。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为作者有意的反复对比做了有力的铺垫，也折射出汉赋在语言上骈散结合的特点，既富有文彩，又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一般说来，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俳丽。由于贾谊在《过秦论》中充分发挥了赋家的长处，使该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露出俳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溺后人，其泽甚远”，是很有见地的评价。

贾谊范文篇5

历代文人、政治家选取秦灭六国、统一中国而后又顷刻瓦解这一历史现象作为议论的题材，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推贾谊的《过秦论》。贾谊作为西汉一代著名的散文家和辞赋家，以赋体笔墨写论说文，使其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作家。

一

汉代盛行的赋体作品，假设问答，韵散间出，文采华丽，辞藻丰富，铺张扬厉，踵事增华，力求层层铺垫，造成波澜壮阔的场面，雄厚充沛的气势。而提到汉代辞赋，不能不提到贾谊。正是因为贾谊是一个辞赋、散文皆长的作家，他在写作论说文时，行文波澜起伏，文笔酣畅淋漓，可谓滔滔而言，其势不可犯，其理亦无穷，致使后代诸家以论说文标准来匡衡《过秦论》难以合矩。近现作理论者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如果以此标准来衡量《过秦论》，它很难算得上一篇入格的论说文。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一篇绝纱的论说文。《文心雕龙·论说》早就指出：“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辩史则与赞、评并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根据《过秦论》的经验认为，“敷陈则与辞、赋通家”，并援引了一系列前人关于文无常体的议论，得出“足见名家名篇，往往破体，而文体亦固以恢弘焉”的结论。《过秦论》实是一篇多方吸收辞赋滋养的破体之作。

《过秦论》中的赋体因素，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说理时援史实以为据，让自己的结论在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得出，作者自己的议论却很少。论说文体决定了该文的铺陈不可能照搬汉赋的铺张扬厉，描写事物面面俱到，形成图案化。但对史实的逐一陈说分明形成了一股强烈气势，用明人方孝孺的“深笃有谋，悲壮矫许”（《逊志斋集、张彦辉文集序》）来概括，是比较恰当的。这可以从《过秦论》与《阿房宫赋》的对比中窥见一斑。就体裁而言，《过秦论》是史论，《阿房宫赋》为赋体。两篇的共同之处都充分发挥了赋的“铺采chī＠①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或是先极言秦之兴，秦之强，秦之盛，或是先极写阿房宫建设之美，宫中生活之侈，收藏之丰。无独有偶，两文同在极尽铺陈渲染的基础上，笔锋突转，分别加以对比，而后点出画睛之笔，得出结论。这种方式都可说是“一气团结，直至末段，一齐例卷，画出结句，何等神力”。又正如刘勰所云：“丽词雅文，符采相旺，如组织之占朱紫，画绘之若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文心雕龙·诠赋》）。那么，贾谊为何将《过秦论》上篇写得如此雄骏宏肆？这还得从上篇在全文中的作用来看。金圣叹的评说很是精当：“《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以后，后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六）可见贾谊在上篇铺陈雄肆，完全出于危言耸听，痛陈秦过以诫汉的目的。上篇只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漂亮的凤头，作者用秦兴盛时之一往无前、势如破竹与覆亡时的一败涂地、顷刻瓦解构成巨大的反差，制造悬念，以引起读者的惊骇和疑问：为什么秦在统一前能打败力量大于自己的六国，却在统一天下后亡于远弱于六国的陈涉？在发问后遂即提出论点。文章前部大量铺陈夸张的叙述都是为结尾处的几句作准备，从而揭示中心论点。为了增强设疑的效果，强化“成败异变，功业相反”的反差，贾谊在前部引入六国作陪，叙六国抗秦力量之强，正是反衬秦在攻取天下时的所向披靡；借六国贬抑陈涉力量之弱，正是突出秦统一后之不堪一击。只有写出极强的秦朝亡于极弱之陈涉，才能耸动视听，引人探寻究竟。

二

赋体作品在结构上常取主客对话的形式，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描绘各自喜爱的景和物，如《七发》、《子虚赋》、《上林赋》等都是如此，从而成为赋体一个重要的标志。在《过秦论》中，贾谊并未照搬主客对话，而是独具匠心地运用抑扬之法进行极化对比。以上文为例，作者先进行纵比：六国合纵抗秦声势浩大，结果却一败涂地，这是前后形势之比；陈涉起义，一举灭秦，这是秦的兴亡之比，同时以此衬托出攻守之势的巨大变化。作者用大半篇幅详述孝公以来秦之兴起过程，用意也在为第二段中秦的迅速崩溃作对照和铺垫。对前者的大肆渲染。主旨却在极力夸张后者，“扬”秦正是为“过”秦。这种先扬之于九天之上，然后猛然一扣，击之于九地之下的手法，实在堪称空绝。接下去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横比：极力写陈涉的出身贫贱、才能拙劣、地位卑下，起义军人少力弱，疲弊不堪，目的却是反衬秦朝败亡之易。此外，尚有兴与亡时“天下非小弱”之比，雍州之地与崤函之固相比。对比之后提出“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一明显的问题，而后用一个过渡句“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挈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承上启下，再以“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概括前半篇，同以“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总结后半篇作一个总括的对比。这样，多种比较造成层层进逼步步蓄势的强烈气氛，而后来采用设问得出的结论就如山洪爆发，势不可挡。立足此论点，我们再回顾作者不惜工本，用墨如泼极写秦之强盛，乃是为了说明这一切是秦在统一六国的攻势中采取“高诈力”的结果，而秦在统一中原后的守势中没有认识到“安定者贵顺权”的道理，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制定一套新的政治方案，施行仁义，而把“守”和“取”混为一谈，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必然招致速亡之祸。这种先含于内，后托于外，先扬后过，“扬”秦是为了张扬仁义，“过”秦是为了指斥“仁义不施”，手法可谓别致工巧。

三

汉代社会经济的繁荣使赋体迅速兴起并走向成熟，也使赋体作品在写物、体物上极尽夸饰之能事。纵观汉代大赋，多写宫观园囿之盛以夸耀帝王穷奢极侈的生活。在《过秦论》中，贾谊则借其来进一步增强文章的气势。通过夸饰与排偶的结合，使全文文势如长江巨浪，峰谷相寻，奔腾而下，势不可当。为了力求行文气势顺畅，语意词句的排偶，因此有些地方的叙述并不完全合于史实。如文中列举的许多六国抗秦之士，吴起其实在秦孝公出生前便死了，乐毅之功绩在伐齐，孙膑之功劳在攻魏，都与谋秦无关。又如把“吞二周而亡诸侯”之事记在始皇的帐上，实际上吞并西周的是秦昭襄王（始皇的曾祖父），灭东周的是庄襄王（始皇父）。但贾谊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虽然对某些事件的叙述失实，却仍保持其本质的真实。因为凭贾谊的才华，并非是不知史实而是有意为之，实乃赋家本性使然。这正如西方印象派大师塞尚所言：“我们既不太细，也不太诚实，又不太顺从大自然，可是，我们多少总是自己模特的主人”。贾谊的《过秦论》既不像司马迁那样精雕细刻，也不像左思的《三都赋》那样言必有据。他的夸饰，不仅符合历史本质的真实，并且给人以更强烈的印象，因而他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够深入人心。所以尽管它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历来人们仍然予以高度评价。

为了力求行文气势流畅，贾谊还十分注重运用赋体所擅长的排偶。他善用同文叠句，如写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极言秦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古文观止》）；写秦始皇“撮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而鞭笤天下”四句，也只涉及始皇登帝位对人民的驱使奴役；写陈涉“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也”三句，共同形容陈涉地位之卑微。而排比在文中更是俯拾皆是。如“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短语写合纵范围之大；“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并列短语写四君子品德之高，威望之重；“有宁越徐尚、苏秦、社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绶、颛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三个结构相同的句子写合纵一方人才济济，势力之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并列、动宾、主谓短语交错，极写秦夺取天下摧枯拉朽之势。这些语言技巧的运用都为作者有意的反复对比做了有力的铺垫，也折射出汉赋在语言上骈散结合的特点，既富有文彩，又使文章显得生动活泼。

一般说来，从战国到西汉再到东汉，文风凡三变：战国文雄奇，西汉文醇厚，东汉文俳丽。由于贾谊在《过秦论》中充分发挥了赋家的长处，使该文既有战国文的雄奇，又有西汉文的醇厚，同时也露出俳丽的端倪，开一代创作的先河。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贾谊和晁错的散文为“西汉鸿文”，“沾溺后人，其泽甚远”，是很有见地的评价。

贾谊范文篇6

知识能带来权力。知识分子常常迷恋权力。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对他们来说，政界就像一场恶梦，但事实上，纯粹的为”理念”而生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⑴。掌权的知识分子总在少数，而且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如美国的开国诸父们⑵。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均被证明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对普遍的抽象价值的关注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和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感。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实际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常常以灾难告终⑶。

根据知识和权力的远近，可以将知识分子分成七个类型：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破坏权力的知识分子。

掌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常常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进行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能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的想扭转和改变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夺取权力，但是，当随后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就保不住了。

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掌握权力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来。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直接实现自己的蓝图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压力，几乎总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厌倦，消除这种厌倦的办法，或是从没有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主动变为依附的官员，或者以多少戏剧性的方式离开权力。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

帮助权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要求意识形态为其夺取权力提供合法性，承担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权，自以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他们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会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识形态被一同抛弃了，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关系又一次明显起来。甚至那些欢迎新的统治体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们不愿成为无批判精神的宣传家--品尝着苦涩的幻灭结束其使命。

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

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这七种根据权力的远近而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事实上存在着因社会变迁、时局动荡而发生位移的可能。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战国、秦、汉，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识分子如何从掌握权力走向内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从内部穿孔走到掌握权力的历程。⑷

二．内部穿孔--汉儒知识分子掌握权力的历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历史的幸运儿，好像今日的美国，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开国者人格、思想的先进，铸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这在宿命论者看来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断励精图治，扩大疆土，在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能出六代有为的君主，不间断的富国强兵，实在是一种奇迹。换言之，拿我们后世的所谓总结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来讲，法家思想在秦国如日中天，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这个时候的法家，与其说是权力拥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认法家思想首先统领了秦国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谓的正统史学家归咎于”暴政”二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把一个王朝的兴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战争体制

法家思想源于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在四邻皆敌的环境下，强调战时体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由于比较注重从眼前的现实政治出发，因此崇尚权力，主张专制。但是在统一和国家趋向和平的时候，战争的创伤不能不平复，就像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拼足了力气，危机过后就没有力气一样，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然而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继续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劳民伤财，征战四方。他坐稳中国，伸出两个拳头向南北方向打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方是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还未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不低于三十万人。

法家理论是在战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部分国家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中产生的。所以它具备两个特点：

一，适应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需要，逐渐产生和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集权理论；

二，带着强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需要的强力色彩，即战时体制。

由于秦始皇自继位以后就连年征战，扫平六国，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已经实现，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自以为这种战争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国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国法律来自魏国魏文侯时期魏相李悝编著的《法经》，被商鞅仕秦变法时带入秦国。《法经》今已不存，据《晋书·刑法志》的介绍，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经》。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盗》、《贼》，古代法律术语中，”盗”与”贼”是有区别的，”盗”为窃取他人财物，”贼”为伤残他人身体，所以要分章讨论。三、四章是《网》、《捕》，”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第五章《杂律》，包括、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第六章《具律》，则是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这本《法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⑹。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了，说道：

吾能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阴历十月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⑹。”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应该也封官。于是高祖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

3，贾谊的《治安策》

前面谈到，秦法来自于战国时代魏国李悝的《法经》，事实上，汉初之法又来自于秦法。虽然刘邦攻入咸阳城时与民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汉朝建立以后，三章无法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由萧何删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汉法。所以就其法律体系而言，汉法自然来自秦法系统，并没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问可知了。

当时，供汉文帝选择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种是道家刑狱观，一种是儒家刑狱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寥寥数语，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民众受剥削以致饥寒交迫而流为强盗的因果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儒家的刑狱观，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狱措施上，则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种无法操作的刑狱观。

“孟氏以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⑻

这就是说，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这一看法同道家并无两样。但是，犯了罪还是要判刑的，只不过，因为认识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还是要采取对罪犯有所同情的态度。

所以贾谊的《治安策》说：”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禁于犯罪将要发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发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礼的作用难以知道……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

3，贾谊的《治安策》

前面谈到，秦法来自于战国时代魏国李悝的《法经》，事实上，汉初之法又来自于秦法。虽然刘邦攻入咸阳城时与民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汉朝建立以后，三章无法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由萧何删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汉法。所以就其法律体系而言，汉法自然来自秦法系统，并没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问可知了。

当时，供汉文帝选择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种是道家刑狱观，一种是儒家刑狱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寥寥数语，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民众受剥削以致饥寒交迫而流为强盗的因果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儒家的刑狱观，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狱措施上，则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种无法操作的刑狱观。

”孟氏以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⑻

这就是说，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这一看法同道家并无两样。但是，犯了罪还是要判刑的，只不过，因为认识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还是要采取对罪犯有所同情的态度。

所以贾谊的《治安策》说：”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禁于犯罪将要发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发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礼的作用难以知道……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

3，贾谊的《治安策》

前面谈到，秦法来自于战国时代魏国李悝的《法经》，事实上，汉初之法又来自于秦法。虽然刘邦攻入咸阳城时与民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汉朝建立以后，三章无法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由萧何删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汉法。所以就其法律体系而言，汉法自然来自秦法系统，并没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问可知了。

当时，供汉文帝选择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种是道家刑狱观，一种是儒家刑狱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寥寥数语，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民众受剥削以致饥寒交迫而流为强盗的因果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儒家的刑狱观，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狱措施上，则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种无法操作的刑狱观。

”孟氏以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⑻

这就是说，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这一看法同道家并无两样。但是，犯了罪还是要判刑的，只不过，因为认识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还是要采取对罪犯有所同情的态度。

所以贾谊的《治安策》说：”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禁于犯罪将要发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发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礼的作用难以知道……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与此相联系的，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规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们从后世的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学治国的时代，一旦官吏出现腐败的情况，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阶层，即自觉出面担负清洗剂的职能，如汉末的党人，唐宋的太学生，明之东林党等。在这种清洁职能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支持的条件下，作为回报，士人阶层身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农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稳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阶层在对官僚的制约和对民众的影响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稳定社会和淳厚风俗的好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确实是一股把社会带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历史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贾谊范文篇7

知识能带来权力。知识分子常常迷恋权力。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对他们来说，政界就像一场恶梦，但事实上，纯粹的为”理念”而生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⑴。掌权的知识分子总在少数，而且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如美国的开国诸父们⑵。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均被证明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对普遍的抽象价值的关注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和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感。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实际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常常以灾难告终⑶。

根据知识和权力的远近，可以将知识分子分成七个类型：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破坏权力的知识分子。

掌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常常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进行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能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的想扭转和改变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夺取权力，但是，当随后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就保不住了。

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掌握权力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来。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直接实现自己的蓝图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压力，几乎总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厌倦，消除这种厌倦的办法，或是从没有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主动变为依附的官员，或者以多少戏剧性的方式离开权力。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

帮助权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要求意识形态为其夺取权力提供合法性，承担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权，自以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他们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会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识形态被一同抛弃了，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关系又一次明显起来。甚至那些欢迎新的统治体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们不愿成为无批判精神的宣传家--品尝着苦涩的幻灭结束其使命。

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

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这七种根据权力的远近而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事实上存在着因社会变迁、时局动荡而发生位移的可能。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战国、秦、汉，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识分子如何从掌握权力走向内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从内部穿孔走到掌握权力的历程。⑷

二．内部穿孔--汉儒知识分子掌握权力的历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历史的幸运儿，好像今日的美国，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开国者人格、思想的先进，铸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这在宿命论者看来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断励精图治，扩大疆土，在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能出六代有为的君主，不间断的富国强兵，实在是一种奇迹。换言之，拿我们后世的所谓总结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来讲，法家思想在秦国如日中天，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这个时候的法家，与其说是权力拥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认法家思想首先统领了秦国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谓的正统史学家归咎于”暴政”二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把一个王朝的兴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战争体制

法家思想源于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在四邻皆敌的环境下，强调战时体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由于比较注重从眼前的现实政治出发，因此崇尚权力，主张专制。但是在统一和国家趋向和平的时候，战争的创伤不能不平复，就像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拼足了力气，危机过后就没有力气一样，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然而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继续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劳民伤财，征战四方。他坐稳中国，伸出两个拳头向南北方向打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方是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还未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不低于三十万人。

法家理论是在战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部分国家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中产生的。所以它具备两个特点：

一，适应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需要，逐渐产生和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集权理论；

二，带着强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需要的强力色彩，即战时体制。

由于秦始皇自继位以后就连年征战，扫平六国，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已经实现，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自以为这种战争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国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国法律来自魏国魏文侯时期魏相李悝编著的《法经》，被商鞅仕秦变法时带入秦国。《法经》今已不存，据《晋书·刑法志》的介绍，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经》。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盗》、《贼》，古代法律术语中，”盗”与”贼”是有区别的，”盗”为窃取他人财物，”贼”为伤残他人身体，所以要分章讨论。三、四章是《网》、《捕》，”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第五章《杂律》，包括、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第六章《具律》，则是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这本《法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⑹。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了，说道：

吾能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阴历十月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⑹。”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应该也封官。于是高祖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

3，贾谊的《治安策》

前面谈到，秦法来自于战国时代魏国李悝的《法经》，事实上，汉初之法又来自于秦法。虽然刘邦攻入咸阳城时与民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汉朝建立以后，三章无法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由萧何删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汉法。所以就其法律体系而言，汉法自然来自秦法系统，并没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问可知了。

当时，供汉文帝选择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种是道家刑狱观，一种是儒家刑狱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寥寥数语，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民众受剥削以致饥寒交迫而流为强盗的因果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儒家的刑狱观，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狱措施上，则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种无法操作的刑狱观。

”孟氏以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⑻

这就是说，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这一看法同道家并无两样。但是，犯了罪还是要判刑的，只不过，因为认识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还是要采取对罪犯有所同情的态度。

所以贾谊的《治安策》说：”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禁于犯罪将要发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发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礼的作用难以知道……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与此相联系的，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规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们从后世的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学治国的时代，一旦官吏出现腐败的情况，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阶层，即自觉出面担负清洗剂的职能，如汉末的党人，唐宋的太学生，明之东林党等。在这种清洁职能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支持的条件下，作为回报，士人阶层身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农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稳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阶层在对官僚的制约和对民众的影响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稳定社会和淳厚风俗的好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确实是一股把社会带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历史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知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行为，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同时，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虽然独立的研究基础不复存在，成为专家，虽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注释：

⑴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233页。

⑵主要指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迪逊，以及杰·约翰，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宪的要角（麦迪逊号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新共和国的领导人。

⑶如法国的吉伦特派、亚各宾派和沙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大多数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错等。

⑷本章源自【美】刘易斯·科赛《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科学考察》（中央编译局2001年1月第一版）一书的第二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原文共有六章，十万余字，作者系统的考察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并针对西方的知识分子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本章将科赛的观点加以提炼和突破。应当看到，科赛在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时，是将他们放在一个静态的场景下加以考察。对于在社会变迁、时局变动时候，知识分子类型可能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没有涉及。本文则是在尝试阐述知识分子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移，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从思想学派和知识分子类型发生位移的角度出发，恰恰是本文对科赛观点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是从社学学新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一种尝试。

⑸《资治通鉴·卷第三·周纪三·慎靓王二年》（壬寅，公元前三一九年）

⑹《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⑺原文载于《史记·卷七十九·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贾谊范文篇8

知识能带来权力。知识分子常常迷恋权力。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对他们来说，政界就像一场恶梦，但事实上，纯粹的为”理念”而生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⑴。掌权的知识分子总在少数，而且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如美国的开国诸父们⑵。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均被证明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对普遍的抽象价值的关注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和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感。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实际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常常以灾难告终⑶。

根据知识和权力的远近，可以将知识分子分成七个类型：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破坏权力的知识分子。

掌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常常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进行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能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的想扭转和改变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夺取权力，但是，当随后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就保不住了。

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掌握权力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来。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直接实现自己的蓝图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压力，几乎总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厌倦，消除这种厌倦的办法，或是从没有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主动变为依附的官员，或者以多少戏剧性的方式离开权力。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

帮助权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要求意识形态为其夺取权力提供合法性，承担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权，自以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他们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会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识形态被一同抛弃了，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关系又一次明显起来。甚至那些欢迎新的统治体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们不愿成为无批判精神的宣传家--品尝着苦涩的幻灭结束其使命。

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

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这七种根据权力的远近而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事实上存在着因社会变迁、时局动荡而发生位移的可能。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战国、秦、汉，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识分子如何从掌握权力走向内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从内部穿孔走到掌握权力的历程。⑷

二．内部穿孔--汉儒知识分子掌握权力的历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历史的幸运儿，好像今日的美国，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开国者人格、思想的先进，铸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这在宿命论者看来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断励精图治，扩大疆土，在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能出六代有为的君主，不间断的富国强兵，实在是一种奇迹。换言之，拿我们后世的所谓总结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来讲，法家思想在秦国如日中天，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这个时候的法家，与其说是权力拥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认法家思想首先统领了秦国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谓的正统史学家归咎于”暴政”二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把一个王朝的兴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战争体制

法家思想源于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在四邻皆敌的环境下，强调战时体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由于比较注重从眼前的现实政治出发，因此崇尚权力，主张专制。但是在统一和国家趋向和平的时候，战争的创伤不能不平复，就像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拼足了力气，危机过后就没有力气一样，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然而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继续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劳民伤财，征战四方。他坐稳中国，伸出两个拳头向南北方向打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方是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还未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不低于三十万人。

法家理论是在战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部分国家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中产生的。所以它具备两个特点：

一，适应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需要，逐渐产生和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集权理论；

二，带着强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需要的强力色彩，即战时体制。

由于秦始皇自继位以后就连年征战，扫平六国，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已经实现，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自以为这种战争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国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国法律来自魏国魏文侯时期魏相李悝编著的《法经》，被商鞅仕秦变法时带入秦国。《法经》今已不存，据《晋书·刑法志》的介绍，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经》。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盗》、《贼》，古代法律术语中，”盗”与”贼”是有区别的，”盗”为窃取他人财物，”贼”为伤残他人身体，所以要分章讨论。三、四章是《网》、《捕》，”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第五章《杂律》，包括、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第六章《具律》，则是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这本《法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⑹。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了，说道：

吾能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阴历十月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⑹。”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应该也封官。于是高祖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

3，贾谊的《治安策》

前面谈到，秦法来自于战国时代魏国李悝的《法经》，事实上，汉初之法又来自于秦法。虽然刘邦攻入咸阳城时与民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汉朝建立以后，三章无法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由萧何删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汉法。所以就其法律体系而言，汉法自然来自秦法系统，并没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问可知了。

当时，供汉文帝选择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种是道家刑狱观，一种是儒家刑狱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寥寥数语，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民众受剥削以致饥寒交迫而流为强盗的因果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儒家的刑狱观，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狱措施上，则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种无法操作的刑狱观。

”孟氏以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⑻

这就是说，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这一看法同道家并无两样。但是，犯了罪还是要判刑的，只不过，因为认识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还是要采取对罪犯有所同情的态度。

所以贾谊的《治安策》说：”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禁于犯罪将要发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发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礼的作用难以知道……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与此相联系的，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规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们从后世的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学治国的时代，一旦官吏出现腐败的情况，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阶层，即自觉出面担负清洗剂的职能，如汉末的党人，唐宋的太学生，明之东林党等。在这种清洁职能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支持的条件下，作为回报，士人阶层身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农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稳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阶层在对官僚的制约和对民众的影响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稳定社会和淳厚风俗的好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确实是一股把社会带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历史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知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行为，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同时，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虽然独立的研究基础不复存在，成为专家，虽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注释：

⑴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233页。

⑵主要指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迪逊，以及杰·约翰，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宪的要角（麦迪逊号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新共和国的领导人。

⑶如法国的吉伦特派、亚各宾派和沙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大多数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错等。

⑷本章源自【美】刘易斯·科赛《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科学考察》（中央编译局2001年1月第一版）一书的第二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原文共有六章，十万余字，作者系统的考察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并针对西方的知识分子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本章将科赛的观点加以提炼和突破。应当看到，科赛在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时，是将他们放在一个静态的场景下加以考察。对于在社会变迁、时局变动时候，知识分子类型可能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没有涉及。本文则是在尝试阐述知识分子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移，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从思想学派和知识分子类型发生位移的角度出发，恰恰是本文对科赛观点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是从社学学新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一种尝试。

⑸《资治通鉴·卷第三·周纪三·慎靓王二年》（壬寅，公元前三一九年）

⑹《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⑺原文载于《史记·卷七十九·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⑻《论语·子张》

贾谊范文篇9

知识能带来权力。知识分子常常迷恋权力。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对他们来说，政界就像一场恶梦，但事实上，纯粹的为”理念”而生的知识分子并不多。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⑴。掌权的知识分子总在少数，而且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如美国的开国诸父们⑵。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均被证明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对普遍的抽象价值的关注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冲突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埋头于日复一日的妥协和调和的实际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担心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感。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实际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常常以灾难告终⑶。

根据知识和权力的远近，可以将知识分子分成七个类型：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破坏权力的知识分子。

掌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常常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进行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能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的想扭转和改变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夺取权力，但是，当随后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就保不住了。

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掌握权力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来。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直接实现自己的蓝图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压力，几乎总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厌倦，消除这种厌倦的办法，或是从没有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主动变为依附的官员，或者以多少戏剧性的方式离开权力。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

帮助权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要求意识形态为其夺取权力提供合法性，承担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权，自以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他们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会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识形态被一同抛弃了，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关系又一次明显起来。甚至那些欢迎新的统治体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们不愿成为无批判精神的宣传家--品尝着苦涩的幻灭结束其使命。

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

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这七种根据权力的远近而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事实上存在着因社会变迁、时局动荡而发生位移的可能。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战国、秦、汉，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识分子如何从掌握权力走向内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从内部穿孔走到掌握权力的历程。⑷

二．内部穿孔--汉儒知识分子掌握权力的历史考察

（一）法家的弊端

秦王朝是历史的幸运儿，好像今日的美国，特殊的文化、政治、地域以及开国者人格、思想的先进，铸就了霸主的地位。秦统一中国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偶然因素，这在宿命论者看来是天意，就是自秦孝公以来，六世君王都能秉承法家思想，不断励精图治，扩大疆土，在嫡长子继承制的条件下，能出六代有为的君主，不间断的富国强兵，实在是一种奇迹。换言之，拿我们后世的所谓总结式的历史研究方式来讲，法家思想在秦国如日中天，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这个时候的法家，与其说是权力拥有者的工具，倒不如承认法家思想首先统领了秦国君臣的思想。

秦朝二世而亡，所谓的正统史学家归咎于”暴政”二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秦亡的原因，但毫无疑问，这种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把一个王朝的兴衰看到骨髓里去。

1，战争体制

法家思想源于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代，法家强调中央集权，在四邻皆敌的环境下，强调战时体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我所用。由于比较注重从眼前的现实政治出发，因此崇尚权力，主张专制。但是在统一和国家趋向和平的时候，战争的创伤不能不平复，就像一个人在危机时刻拼足了力气，危机过后就没有力气一样，国家需要的是休养生息。然而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继续在天下统一的时候劳民伤财，征战四方。他坐稳中国，伸出两个拳头向南北方向打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南方是发兵攻打南越，守五岭，据徐广注是五十万人，同时发役夫在湘江上游筑石堤，人工开凿渠道来运送粮草，役夫人数也不在少数，还未算进建筑宫殿陵墓的劳力，南征结束以后，南方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并且有相当规模的移民；北方，派蒙恬发三十万军队击胡，同时修筑长城，人数也不低于三十万人。

法家理论是在战时中央集权体制下，一部分国家不断发生兼并战争中产生的。所以它具备两个特点：

一，适应国家疆域不断扩大的需要，逐渐产生和发展了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制的集权理论；

二，带着强烈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需要的强力色彩，即战时体制。

由于秦始皇自继位以后就连年征战，扫平六国，平定天下的宏图大志已经实现，缺乏统治经验的秦始皇自以为这种战争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所以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国力消耗，民不聊生。

2，苛酷秦法

秦国法律来自魏国魏文侯时期魏相李悝编著的《法经》，被商鞅仕秦变法时带入秦国。《法经》今已不存，据《晋书·刑法志》的介绍，著名法家人物李悝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他把战国初年各国所通行的法律搜集起来，加以排比、分类、整理，编成一本具有完整系统的法律大全，就是《法经》。内容共分六个部分，即六章。一、二章是《盗》、《贼》，古代法律术语中，”盗”与”贼”是有区别的，”盗”为窃取他人财物，”贼”为伤残他人身体，所以要分章讨论。三、四章是《网》、《捕》，”网”指对付盗、贼的组织系统，包括刑狱制度、户口制度等；”捕”则指具体缉捕盗贼的方法。第五章《杂律》，包括、偷越城墙、借贷不廉（高利贷）、官吏生活超过制度允许范围等。第六章《具律》，则是判刑的种类以及轻刑、重刑的原则，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这本《法经》对中国的统一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打下了一个法律基础，其历史作用显而易见。

然而，《法经》总结的是各国战时体制之下要求过度集中专制的统治阶级思想，而不是和平时期有利于长治久安的统治阶级思想。这样，《法经》就必然产生两大弊端，其一，它主要针对盗贼而不是针对官吏的，它在约束官吏方面只占极少份量，这就说明，它对政治措施不当和官吏腐败导致盗贼孳生的这一规律认识不足。其二，由于集中各国刑罚，就集中了各国的严刑峻法。而这两大弊端正是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3，耕战入仕

战国时代，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以”耕战”作为进入官吏队伍的唯一道路，完全排斥了教育、培训、教化的因素，思想、道德、文化等官员必备的素质被挤在一个十分微弱的地位上。这在战争时期，固然可以收到集中物力人力财力的速效，但时间一久，官员素质急剧下降，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其实，自春秋以降，各派私学兴起，庶民上层可以进入官吏队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也会失去地位，这就给新形成的士人阶层一个机会，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士人阶层既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又包括庶民上层，既是官僚下层，又是官僚后备军。这一新形成的士人阶层，既有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考虑利益的趋向，又有站在庶民立场为庶民代言人的趋向。”处士横议”，士人有议政之权，几乎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各国国君都认可了。这就形成一种社会监督力量，对于防止官吏腐败，是一剂特殊的清洗剂。今天我们看《孟子》、《墨子》，甚至道家著作，里面对政治的批评，随处可见，就是明证！但是，自从法家商鞅一派，以耕战作为唯一的晋身之阶，士人阶层的队伍和职能，都不断破坏和缩小。这就从两个方面使社会失衡，官吏缺少监督力量，民众少了榜样和代言人，时间一长，势必造成官吏腐败，民众道德水准下降，官民对立尖锐的后果，最后则是天下大乱。中国封建社会实行法家时间一长，这种弊政就非常明显，包括汉武帝后期对匈奴的长期征战把全国拖入战时体制，同样也出现了官吏腐败，素质下降和社会风俗败坏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的人民承担不起政府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忍受残酷的社会控制，缺乏统治官员的上下流动和表达民意的渠道时，它离灭亡还会远吗？可见，秦王朝的灭亡，法家思想是始作俑者，法家使天下分崩离析”定于一”⑸，然而它赤裸裸的统治理念和方式没有遮羞布，终于在历史的演进中败下阵来，成了一个隐藏在中国政治舞台后面数千年的”导演”。

（二）儒家的登场

儒家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权力的热衷，这从他们教授”《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可以看出，和周代官吏教育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比较，去除了习武的内容，增加了当代史教育，以自觉加强自我修养为核心，形成一整套文官制度的教学内容。老夫子授学三千，带徒七十二人，声势可谓浩大，他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伤透了儒家门徒的心，那时候，正是战国纷争时代，儒家的一套，根本不适合战时体制。于是，儒学成了春秋战国时代的”未来学”，”向隅而泣”不被人理睬。

历史总是喜欢跟人开玩笑，帮助儒家权力穿孔的，是文才武略都不如秦始皇嬴政的汉高祖刘邦。历史记载：亭长出生，担任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刘邦，”好酒及色”，性情豁达大度，善于结交人，属于那种见面熟的人物。他来自平民，懂得民生的艰难，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从善如流的刘邦善于审时度势，拥护谁，反对谁，拿的很准。招降纳顺，赏善惩恶的一套也做得出色。张良是没落贵族的后裔，陈平是游士，大将樊哙是个屠夫，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个卖布贩子，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渔民，彭越是强盗，这些人无论出身如何，地位怎样，刘邦都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至于韩信，一生最怕者，恐怕就是刘邦，刘邦两夺军符，两次囚禁韩信，都像老鹰捉小鸡，轻轻松松。这些天生的和后天磨练的政治家素质，使刘邦成为一个开明的帝王。

1，叔孙通干仕

秦亡汉兴，民生凋敝，百废待举。儒家开始干仕。首先是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秦朝时叔孙通已经是待诏博士。当陈胜农民起义军起，秦二世召博士咨询将如何处理，众博士都说陈胜将反或者为盗，必须发兵征讨，胡亥不高兴，于是叔孙通说，几个”群盗鼠窃狗盗”⑹而已，地方官吏就可以捕捉了。议论的结果，讳病忌医的秦二世胡亥下令将那些主张出兵征讨的博士全部拿下，奖励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⑹。出来以后，一些人纷纷责备叔孙通”谀”，叔孙通则回答说刚刚脱离虎口，于是连夜逃亡，先投怀王，再投项王，最后降汉。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价他是一个没有气节的人，在战乱时代，知识分子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不存在和某个政治军事集团的依附关系，所以叔孙通最后降汉，实在是敏锐观察到天下大势的明智之举。

刘邦文化不高，看不惯儒生的装束。于是叔孙通改穿楚地的短服，在那些顽固的儒生中，有一个能采取这样的姿态，自然博得了刘邦的赏识。据《史记》记载，叔孙通降汉时跟随的儒生有一百多位，可见叔孙通在当时的儒家学者中颇有声望和势力，这种情况下曲节投靠，没有非常之谋是难以做到的。

但非常奇怪的是，叔孙通向刘邦举荐的人都是一些原来当过强盗、壮士的人，儒家弟子一个也不举荐。于是儒生埋怨叔孙通不举荐他们。叔孙通解释说：汉王正在冒矢石打天下，你们不会打仗，所以先举荐斩将擎旗的勇士，你们要耐心等待，到一定的时间会推荐你们。叔孙通的这席话，并非信口胡说，而是”心有所定，计有所守”的表现。由于他举荐的人多次立功，刘邦欢喜，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刘邦已统一天下。叔孙通拿出秦朝朝仪、官制给新皇帝应用。刘邦认为过于复杂，指示一切从简。结果群臣在朝廷之上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刘邦又觉得这样太没有规矩。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不失时机的郑重提出：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⑹。臣愿意去征召鲁地的儒生们，与臣的弟子们共同制定朝仪。”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这句话非常的厉害。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打天下儒家不行，治天下非儒家不可。可见叔孙通已经接触到战争时期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秦始皇没有将中央集权制度和战时体制厘分开来，结果秦穷兵黩武，二世而亡。从这个角度出发，叔孙通的观点无疑是政治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

于是汉高祖请叔孙通制定朝仪，他的训令只有一句话：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为之⑹。

叔孙通的朝仪草成以后，先在野外搭蓬演习，演习了一个多月，叔孙通请高祖参观演习。高祖看了，说道：

吾能为之⑹。

于是他命令群臣都学习这个新朝仪。

易知易行的朝仪制度在汉七年阴历十月长乐宫正式实行。气氛肃敬庄重，群臣按尊卑秩序喝酒，叩拜皇帝，没有敢失礼者。朝仪结束，高祖喜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⑹。”尝到皇帝滋味的刘邦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乘机进言：诸儒生跟随臣很久了，朝仪是他们共同商议制定的，应该也封官。于是高祖将这一百多名儒生全部封为郎官。

善于审时度势的叔孙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但没有改的是儒家的信念和干仕的决心。他的思想和行为务实而踏实，不唱高调，制定朝仪易知易行，因此得到了高祖的青睐和信任。由于他的行为，使得儒家知识分子陆续进入权力机构，为儒家的掌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陆贾《新语》

儒生陆贾和汉高祖刘邦的谈话，是极有深度的。汉高祖刘邦文化水平不高，但有听书的习惯，类似于今天听学者的讲座，所以学者有接近皇帝传播自己思想的可能。汉初几代皇帝都有听书的习惯，如汉文帝也听过贾谊、晁错的讲座，汉高祖实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但皇帝也有不虚心的时候，这个时候陆贾就开始顶撞高祖了，文化偏低的汉高祖，治国远远高于秦始皇，一方面是他出身低微，了解民生疾苦；另一方面是他能听取不同意见，利于发挥身边有头脑的思想家的作用。像陆贾那样的顶撞，能够容忍和接受，确实拥有着豁达大度的政治家风范。

”陆生时时在汉高祖面前说《诗》、《书》，高祖不耐烦，骂他说：\’老子骑在马上得了天下，要《诗》、《书》何用？”陆生说：\’骑在马上得天下，难道可以骑在马上治天下吗？况且汤武以武力取天下而以文治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过去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代任刑而治，得到天下以后依然不变，终于亡国。假如过去秦国在吞并天下以后，实行仁义之治，效法先圣，陛下安能得到今日之天下？”

”高祖被陆贾顶撞之后，面有惭色，说：\’试为我写出秦之所以失天下，我之所以得天下，以及古代国家兴亡的道理。\’陆生于是扼要叙说国家兴亡的事迹，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赞陆贾讲得好，左右皆呼万岁，名其书曰：《新语》。”⑺

司马迁描述的这一段历史，是极富政治表现力的。仔细归纳可以看到：第一，陆贾认为取天下和治天下，政治上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很明显的指出了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区别问题。第二，陆贾指出，战时体制的特点是极武、任刑，也是清楚的说明了这是法家的一套；和平时期的特点是行仁义、法先王。行仁义，显然是指儒家思想可与他讲述的《诗》、《书》对照；法先王则是儒、道、墨在野派学术的共同特点：法家思想是主张法后王的。可见，陆贾已经对儒、法的不同适用范围加以区分开来，这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后来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的政治失误，往往就是不善于区分不同政治体制与不同学术思想的使用范围这个问题上失足的。比如现代史上，为什么””进行到一定阶段，主持者非要拿出法家的战时体制的一套做法加以肯定，并以此作为革命还是保守的分界线；再比如，当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争执等，都是使人感到饶有兴趣的题目。

如果说陆贾的认识水平只是停留在区分开战时体制与和平体制的不同，那他和叔孙通提出的”夫儒者难于进取，可与守成”的观点没有区别，也和后来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撰写的《过秦论》没有多少区别。贾谊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就是战时政治体制与和平时期政治体制的差别性问题，”仁义”是儒家的核心。仍然归结到政治体制和儒法两家学说不同适用范围的问题。

陆贾思想高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他吸收先秦学术思想时达到了极为精细的程度。《新语·怀虑》一文中，他提出：”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圣人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可见陆贾的高明处，在于他否定了法家的战时体制思想，而又取其封建中央集权理论。

应当注意到，陆贾在给刘邦讲述《新语》十二篇时，左右皆呼万岁，”左右”当为高祖身边的大臣和其他高级参谋人员，所以他在《新语》中确立的，得天下以后应当从战时政治体制及时转为和平政治体制的总方针，是得到汉初君臣的一致赞同的。

于是，西汉政权开始走一条”南授符印，北通和亲”的息战政策。南方，楚汉战争期间，秦代所委托的南海龙川令赵陀，受南海尉任嚣临死前的委托，代为南海尉，因称尉陀，并乘机自立为南海越王。汉高祖十一年，汉朝派陆贾为使者，承认尉陀南越王身份。北面，韩王信背汉投匈奴，汉高祖御驾亲征，结果被围平城，七天不得脱，贿赂匈奴皇后以后才得以安全退兵。于是汉高祖采纳刘敬的建议，用一个假公主嫁给匈奴国王冒顿，采取和亲政策，基本上停止了北方的战事。

南北两个方向的战事都停了下来，这才有可能改变战时体制，实行和平时期的政治体制。

3，贾谊的《治安策》

前面谈到，秦法来自于战国时代魏国李悝的《法经》，事实上，汉初之法又来自于秦法。虽然刘邦攻入咸阳城时与民约法三章说：”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但汉朝建立以后，三章无法统摄社会的方方面面。据《汉书刑法志》记载：由萧何删削，整理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就成了汉法。所以就其法律体系而言，汉法自然来自秦法系统，并没有大的革新。那么需要加以改造，也是不问可知了。

当时，供汉文帝选择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种是道家刑狱观，一种是儒家刑狱观。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寥寥数语，把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同民众受剥削以致饥寒交迫而流为强盗的因果关系，说得十分透彻。儒家的刑狱观，在某种程度上接近道家，即在追究百姓之所以犯罪的原因上；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刑狱措施上，则又有接近法家的一面，因为儒家是希望用世的，它就很自然的不可采取道家那种无法操作的刑狱观。

”孟氏以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⑻

这就是说，百姓犯罪，是”上失其道”这一根本原因引起的。这一看法同道家并无两样。但是，犯了罪还是要判刑的，只不过，因为认识百姓犯罪的根子并不在百姓身上，所以抓住了罪犯，弄清了罪行，还是要采取对罪犯有所同情的态度。

所以贾谊的《治安策》说：”普通人的智慧，能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看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礼是禁于犯罪将要发生之前，而法是禁于犯罪发生以后，所以法的作用容易知道，而礼的作用难以知道……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以礼义治之者，积仁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亲和。”⑼

这是地地道道的儒家刑狱观，从根本上消除犯罪，用教化和礼义来避免犯罪行为的发生。多次听过贾谊讲座的汉文帝吸取了儒家的刑狱观来指导刑狱实践。因此除肉刑，减轻刑罚，废止了法家刑狱观和刑狱实践。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上从一开始当皇帝就开始了。因为此时朝廷之内儒家已经渐渐占多数，儒家的理论优势和政治优势在诸如叔孙通、陆贾、贾谊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下，已经愈益明显了。十六岁继位的汉武帝，身边都是信奉儒家的大臣，受儒家的影响，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儒家的信奉者。年轻的汉武帝能形成独尊儒术的方针，恐怕和这些身边的影响不无关系。

其实，最初提出要以儒家为治国主要指导理念的人是贾谊，后来则因董仲舒的对策和公孙弘的具体部署而变得更加明朗化。

法家的弊端，其中一条就是”耕战入仕”，造成官吏素质的下降和社会风俗的败坏。法家的执法，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商鞅变法时，许多人都说变法不便，这样说的人”千数”，于是商君在太子犯法的时候”刑其傅”，于是第二天老百姓都老老实实的遵照法令了，这样法令执行了十年，道不拾遗，路不闭户，原来说变法不好的人又出来说变法的好处，结果商君把这些议论变法的人全部充军。在这里我们姑且不研究商鞅为人的忌刻不容人，单就法家思想而言，这就表示：政府和百姓的关系，是绝对的专制关系；我定法令，你照办，百姓没有任何发言权，不但不能反对，连说好话也不行。与此相联系的，什么礼义廉耻之类的道德规范，全部不需要了。

我们从后世的封建社会历史可以知道，凡是以儒学治国的时代，一旦官吏出现腐败的情况，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士人阶层，即自觉出面担负清洗剂的职能，如汉末的党人，唐宋的太学生，明之东林党等。在这种清洁职能得到统治阶级当权者的支持的条件下，作为回报，士人阶层身为四民之首，又以自己的道德、文化在农工商中起表率作用其作用稳定而持久。所以士人阶层在对官僚的制约和对民众的影响力量各方面，都能起到稳定社会和淳厚风俗的好作用。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作用，有似于今日西方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确实是一股把社会带入良性循环的重要力量。

在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政令下，实际上必然有一个选拔官僚和教育民众的标准问题，这一标准如果不趋于统一，执政者往往难以措其手足。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实际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尝到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项成功经验。

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落实，中国儒家知识分子从此正式走上权力的舞台，成为规范中国几千年意识形态、社会风俗、伦理道德、政治秩序的名副其实的指挥者，儒家从内部穿孔走向掌握实权。

三，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启示

熟悉秦汉史的学者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儒、墨、道、法四大学派都有体现的西汉王朝，偏偏选中了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呢？

要知道，西汉初六七十年，统治者是讲究无为政治的，”西汉三杰”之一的张良，讲究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道家之术；著名的政治家曹参，就是道家无为政治思想的实践者。再比如，历史记载，刘邦被推选为农民起义军总领袖，以及后来被内部诸领袖推选为皇帝，汉文帝能成为天子，也是被大臣推选出来的；汉文帝死前拟诏，要求薄葬；汉景帝曾下尚俭诏书，这些选举天子、尚俭、薄葬的思想，实际是墨家的产物。再比如文景之治中治法家言的晁错一度官居御史大夫，即副丞相；汉文帝时因治平第一而从郡太守提拔为廷尉的吴公，是曾经和李斯同乡而从学于李斯的法家人物。

同样在权力部门有一席之地，最后只有儒家取胜，在考察了汉儒知识分子权力穿孔的政治活动以后，我们已经不难得出结论了。

当旧的学说已经跟不上历史发展的时候，必然要求有一种新学说出现。社会的发展极富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可以解释为一种有用性。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不受重视的，孔夫子周游列国，各国君主赞其论而不用其人，就是这种有用性的体现。法家思想经过秦王朝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在平世使用的局限性和致命的弱点，所以兴起的汉王朝不会继续秦王朝的路线走下去。它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决秦王朝遗产的弊端，需要一种理论支撑起整个权力大厦，使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走向良性的轨道。这在任何变革的朝代和时代都会遇到，所以一种学说能否成功的被掌权者运用和支持，关键在于这种有用性能否付诸实现。

知识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权力穿孔行为，叔孙通解决了朝仪问题，使皇帝真正尝到了做皇帝的滋味；陆贾废弃战时体制，采纳中央集权制度，使得汉王朝的权力运作有了自己的国体和政体；贾谊强调德政、教化的作用，废弃了秦法体系，极大的缓和了统治集团和民众的矛盾；董仲舒讲究儒家士风，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良性循环作用。同时，这些汉儒也不是抱残守缺的人物，如陆贾取法家的中央集权制度，贾谊强调儒家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思想治国，用儒家思想统摄其他各家，最后自成一家，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极富针对性。

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找准自己的位置。叔孙通能够抛弃儒家的形式，审时度势，不失时机的钻空子，把儒家的影响打入权力机构，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了。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虽然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虽然独立的研究基础不复存在，成为专家，虽然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但他们恰恰利用这些将自己的政治思想实施出去，最后形成了一种俾睨千古的浩荡霸气，天下之大，舍我其谁？！

注释：

⑴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233页。

⑵主要指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迪逊，以及杰·约翰，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宪的要角（麦迪逊号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新共和国的领导人。

⑶如法国的吉伦特派、亚各宾派和沙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大多数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错等。

⑷本章源自【美】刘易斯·科赛《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科学考察》（中央编译局2001年1月第一版）一书的第二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原文共有六章，十万余字，作者系统的考察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并针对西方的知识分子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本章将科赛的观点加以提炼和突破。应当看到，科赛在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时，是将他们放在一个静态的场景下加以考察。对于在社会变迁、时局变动时候，知识分子类型可能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没有涉及。本文则是在尝试阐述知识分子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移，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从思想学派和知识分子类型发生位移的角度出发，恰恰是本文对科赛观点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是从社学学新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一种尝试。

⑸《资治通鉴·卷第三·周纪三·慎靓王二年》（壬寅，公元前三一九年）

⑹《史记·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⑺原文载于《史记·卷七十九·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贾谊范文篇10

中国古代文学史简介

01、中国古代文学史分期及各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

（1）上古时期；神话传说

（2）先秦时期：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

（3）两汉时期：辞赋乐府民歌历史散文

（4）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等

（5）唐代时期：诗

（6）宋代时期：词

（7）元代时期：曲

（8）明清时期：小说

02、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

（1）所谓神话，是上古时代的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所幻想出来的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叙

的集体口头创作。

（2）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有：

A、解释自然现象的：女娲补天、女娲造人、盘古开天

B、反映人类同自然斗争的：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精卫填海

C、反映社会斗争的：黄帝战蚩尤

（3）记载上古神话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经》、《庄子》等.

03、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西周到春秋时期的诗歌305篇。

（2）在先秦,《诗经》统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武帝时期，儒学者将起奉为经典，才名为《诗经》。

（3）《诗经》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形式上以四言为主，现手法为“赋”“比”“兴”。

（4）《诗经》的名篇有：《硕鼠》、《伐檀》、《关雎》等。

（5）《诗经》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基础。

（6）《诗经》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靡不有初，鲜克有初

04、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

（1）屈原，名平，字原，战国时期楚国人，出身贵族。他“博闻强记，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政治上主张修明

法度，联齐抗秦，遭保守派反对，先后两次被放逐（前——汉北；后——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历

5月5日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是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得伸展抱负的愤懑。

名篇有：《离骚》《天问》《九章》《九歌》等。

（3）《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义杰作，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首抒情诗（第一首叙事诗是

汉代的《孔雀东南飞》）。诗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国古典

诗歌的浪漫主义基础。

（4）我国诗歌史上常有“风骚”并称。“风”指的是诗经国风，“骚”指的是《离骚》，二者又代表了文学。

05、我国第二部诗歌总集——《楚辞》

（1）“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首的楚国人在本国民歌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新的诗体。

（2）《楚辞》是汉人刘向将楚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的东方朔、淮南小山和他自己的诗歌编为一个集子。它是

继《诗经》之后的又一部诗歌总集，有诗歌17篇，其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多数。

06、先秦历史散文

（1）《尚书》：上古之书，记言古史，上自唐虞，下到尚周。作者不详。今存

（2）《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内容从鲁隐公到鲁哀公共240多年的历史。

孔子编订。记事简单，类似现在的新闻标题。

（3）《左传》：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是为春秋做传的，记事比《春秋》多13年，

作者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

（4）《国语》：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内容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500多年的历史相传作者为左丘明。

（5）《国策》：又名《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国别体史书，共12策33篇。西汉刘向编订。

（6）名句：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满招损，谦受益|辅车相依，唇亡齿寒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亡羊补牢,犹为迟也

07、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孔子弟子编纂。反映孔子思想（礼治），20篇。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

孟子，名轲，字子舆，鲁国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义），32篇

荀子，名况，后人尊称“荀卿”，赵人，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爱），53篇

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创始人。

（5）《老子》：即《道德经》，道家经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无为）81章

老子，名耳，字伯阳，道家创始人。

（6）《庄子》：即《南华经》，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清净无为），33篇

庄子，名周，宋国人，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韩非著，反映韩非思想（法治），55篇。

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即《孙子兵法》，孙子著。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13篇。

孙子，名武，字长卿，齐国人，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即《吕氏春秋》，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人编写，160篇。

吕不韦，韩国商人，曾为秦的相国。

（10）名句：工欲上其事，必先利其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可忍，孰不可|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08、汉处著名文学家——贾谊

（1）贾谊，西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世称贾生、贾长沙，33岁死。

（2）贾谊的著名散文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

贾谊的著名辞赋有：《吊屈原赋》，《鸟赋》

（3）贾谊共有文章58篇，西汉刘向将其编订为《新书》。

09、汉赋发展的三个阶段及主要作家

（1）“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属于韵文。

（2）形成期（汉初---汉武帝）多为书写悲愤之情的“骚体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枚乘的《七发》等。

全盛期（汉武帝---顺帝）多为歌功颂德的长篇“大赋”，有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班固的《两都

赋》和杨雄的《甘泉赋》等。

转变期（汉顺帝---汉末）多为篇幅较小的抒情“小赋”，有张衡的《二京赋》蔡邕的《述行赋》等。

（3）“汉赋四大家”是：杨雄、司马相如、班固、张衡

10、司马迁与《史记》

（1）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二十岁开始漫游，三十二岁继父职为太始令，四十二岁开始

写〈史记〉。后因李陵（李广之孙）降匈奴一事得罪汉武帝受宫刑并下狱。出狱后发愤著书，历经十多

年，完成《史记》。

（2）《史记》，又叫《太始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130篇，52万余字，分为本纪（12）、

世家（30）、列传（70）书（8）、表（10）五部分，记载了从传中的黄帝到汉武帝长达三千年的历史。

（3）《史记》既是史学巨著，又是文学巨著，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4）司马迁还有辞赋8篇和著名的散文《报任安书》

（5）名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11、班固与《汉书》

（1）班固，字孟坚，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其父班彪曾撰〈史记后传〉。班固曾被污入狱，其弟班超替其

力辩，出狱后任兰台史令，奉诏写史，历经二十余年，完成《汉书》。

（2）《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西汉）。全书共100篇，分为帝记（12）、列传（70）、表（8）、

志（10）四部分记载了从汉武帝到王莽共229年历史。

（3）班固还是东汉著名的辞赋家（〈两都赋〉）

（4）名句：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12、汉乐府民歌

（1）“乐府”是两汉时期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有二：一是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演奏，二是采集

民歌。后来，乐府就成了民歌的代名词。

（2）乐府民歌的最大特点是写现实生活，叙事性强。

（3）乐府民歌的佳作：《陌上桑》，《孔雀东南飞》，《长歌行》等。

（4）《孔雀东南飞》是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是〈离骚〉），它与北朝的《木兰诗》

合称为“乐府双璧”。

13、先秦诸子散文

（1）《论语》：儒家经典。反映孔子思想（孔子，名丘，儒家创始人。）

（2）《孟子》：儒家经典。反映孟子思想（孟子，名轲，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反映荀子思想（荀子，名况，儒家最后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反映墨子思想（墨子，名翟，墨家创始人。）

（5）《老子》：道家经典。反映老子思想（老子，名耳，道家创始人。）

（6）《庄子》：道家经典。反映庄子思想（庄子，名周，道家学派重要人物。）

（7）《韩非子》法家重要著作。反映韩非思想（韩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孙子》：我国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孙子，名武，我国古代军事家。）

（9）《吕览》：杂家代表著作。吕不韦集门客编。（吕不韦，曾为秦的相国。）

古文化常识

一、年龄称谓

01、襁褓：未满周岁的婴儿

02、孩提：指2——3岁的儿童

03、垂髫：指幼年儿童（又叫“总角”）

04、豆蔻：指女子十三岁

05、及笄：指女子十五岁

06、加冠：指男子二十岁（又“弱冠”）

07、而立之年：指三十岁

08、不惑之年：指四十岁

09、知命之年：指五十岁（又“知天命”、“半百”）

10、花甲之年：指六十岁

11、古稀之年：指七十岁

12、耄耋之年：指八、九十岁

13、期颐之年：一百岁

二、明清科举考试（起于隋代，盛于明清，清光绪31年废止）

（1）等级：院试（又叫“童试”，县级考试，童生参加，考上为“生员”，即“秀才”。）

乡试（又叫“秋闱”，省级考试，生员参加，考上为“举人”。）

会试（又叫“春闱”，部级考试，举人参加，考上为“贡士”。）

殿试（部级考试，皇帝主考，贡士参加，考上为“进士”。其中，第一名叫“状元”

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

（2）内容：四书五经等，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

三、古代主要节日

（01）元日：正月初一，一年开始。

（02）人日：正月初七，主小孩。

（03）上元：正月十五，张灯为戏，又叫“灯节”

（04）社日：春分前后，祭祀祈祷农事。

（05）寒食：清明前两日，禁火三日（吴子胥）

（06）清明：四月初，扫墓、祭祀。

（07）端午：五月初五，吃粽子，划龙（屈原）

（08）七夕：七月初七，妇女乞巧（牛郎织女）

（09）中元：七月十五，祭祀鬼神，又叫“鬼节”

（10）中秋：八月十五，赏月，思乡

（11）重阳：九月初九，登高，插茱萸免灾

（12）冬至：又叫“至日”，节气的起点。

（13）腊日：腊月初八，喝“腊八粥”

（14）除夕：一年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初旧迎新

四、古代的刑罚

（01）黥刑：又叫“墨刑”，额颊上刺字涂墨。

（02）劓刑：割鼻子

（03）笞刑：又叫“杖刑”，打板子（背、腿、臀）

（04）刖刑：将脚砍掉（和氏璧）

（05）宫刑：又叫“腐刑”，去掉男子生殖器（司马迁）

（06）膑刑：剔去膝盖骨（孙膑）

（07）大辟：砍头

（08）炮烙：将人烧烤死

（09）车裂：又叫“五马分尸”（商鞅）

（10）汤镬：将人煮死

（11）腰斩：从腰部斩簖

（12）凌迟：又叫“千刀万剐”

（13）弃市：暴尸街头

五、古代纪年法（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干支纪年：用“天干”和“地支”一一相配来纪年的方法。其特点是：

A、天干和地支各一位组成一个纪年，如“甲子年”、“乙丑年”等。

B、天干和地支的相配永远是单数对单数、双数对双数，不可能出现奇偶相组合。

C、60年一循环，周而复始。

*将公历年换算成干支年的方法（略）

（2）年号纪年：从汉武帝起，帝王即位都有年号，后就用帝王年号来纪年。如：康熙元年等。

*年号纪年和干支纪年可兼用，如：顺治二年乙酉四月

（3）王公年次纪年：用于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纪年方法，如：赵惠文王十六年

六、有关官职的问题

1、词语

（1）授官：除拜

（2）升官：迁擢

（3）降官：谪左迁

（4）免官：罢黜

（5）招聘：征辟

（6）京官调任地方官：出徙

（7）大臣辞职：乞骸骨

2、六部：

（1）吏部（官职任免升调等）

（2）户部（土地税收户口等）

（3）礼部（典礼科举学校等）

（4）刑部（司法刑狱案件等）

（5）兵部（军事军队边防等）

（6）工部（工程营造水利等）

*“六部”是汉以后的中央官职，各部长官为尚书，副职为侍郎

关于史书

（1）编年体：以年代为线索编排的有关历史事件。（共三部）

第一部是春秋时期孔子编的《春秋》；

记事详备的一部是春秋时期左丘明作的《左传》；

最大的一部是北宋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2）国别体：以诸侯国为单位分别记叙的历史。（共两部）

最早的一部春秋时期左丘明作的《国语》；

较好的一部是汉代初期刘向编订的《战国策》。

（3）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来反映历史事件。

第一部是西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

第二部是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清史》。（共二十多部）

（4）通史：打破朝代界限，自古及今地记叙历史。

第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

第二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共两部）

（5）断代史：记叙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历史。

第一部是东汉时期班固的《汉书》；

第二部是南北朝时期范晔的《后汉书》；……《清史》。（共二十多部）

说明

（1）以上是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实际上同一史书可归入不同体例。如《史记》，可以说它

是一部纪传体通史。

（2）清代乾隆年间编订的“二十四史”是24部史书，打头的一部是《史记》，压尾的一部

是《明史》，体例全都是纪传体。而且除《史记》是通史外，其余23部都是断代史。

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

（1）《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作者不详）

（2）《孙子兵法》：我国第一部军事著作。（春秋•孙武）

（3）《国语》：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春秋•左丘明）

（4）《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

（5）《左传》：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丘明）

（6）《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西汉•司马迁）

（7）《汉书》：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东汉•班固）

（8）《孔雀东南飞》：我国第一首长篇叙事诗。（作者不详）

（9）《离骚》：我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战国•屈原）

（10）《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

（11）《尔雅》：我国第一部词典。（汉代经师汇集）

（12）《马氏文通》：我国第一部语法书。（作者不详）

（13）《文心雕龙》：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南朝•刘勰）

（14）《狂人日记》：我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现代•鲁迅）

（15）《女神》：我国现代第一部新诗集。（现代•郭沫若）

（16）屈原：我国第一位诗人。（战国）

（17）陶渊明：我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东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