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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释制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2 10:16:33

假释制度

假释制度范文篇1

一、我国假释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对那些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依法适用假释,通过社会予以矫正,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改造需要矫正的罪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提高行刑效率,有效缓解监狱的拥挤率。但是我国假释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于两点:

(一)假释的适用率低我国近年来假释率基本在1.5%至3%之间浮动。比较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假释适用率一般都在30%以上,差距相当巨大。横向比较,我国存在着明显的重减刑轻假释的趋向,每年减刑率基本都在20%以上,是假释率的10倍左右。这种畸低的假释适用率,从我国社会存在的对假释制度的认知情况来看,却是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的。

(二)假释机制运作不畅在我国,假释审批权由人民法院行使,行刑机关只能提出建议,这样虽然有利于遏制腐败,保证假释公正,但同时也意味着牺牲效率。一方面,由于法院刑事审判任务繁重,审判人员严重不足,难以及时审查;另一方面,由于法院不了解罪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的表现情况,仅根据行刑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对罪犯的一贯思想和改造表现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造成法院对假释裁定周期过长。有时会出现在犯人表现好时得不到假释,准予假释时,又表现不好了,甚至出现宣布裁定之日亦即罪犯刑满释放之时的非正常现象,由于假释审批周期长,使一些罪犯不仅没有得到假释,反而失去了报请减刑的机会,给改造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假释适用过少,一方面造成监狱人满为患。有相当一部分符合刑法规定的假释条件,由于假释工作开展不力,致使其滞留狱中,成了监狱的一个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假释适用过少也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对符合条件的罪犯适用假释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减少监禁刑对罪犯的不良影响,使其尽早、尽多地接触社会,更好地获得适应社会的能力。但是在假释数量和假释率很低的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罪犯失去了回归社会的机会和条件。从这点来看,我国假释制度适用的实际状况与我国的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是有一定差距的,是与我国刑罚制度不匹配的。二、造成我国假释制度的实施弊端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因素我国报应思想影响深远,中国的普通民众所坚持的正义观即是“恶有恶报”,犯罪人必须对其犯罪行为承担责任,假释制度有被民众片面的认为是提前释放,甚至有些法律工作者也有如此思想,因此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重重困难也可见一斑了。

(二)立法因素假释与减刑适用的实质性条件基本相同,即“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对符合这一实质条件的罪犯,可以适用减刑,也基本可以适用假释。但在适用条件中假释比减刑多了“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预测。而在实践中,这一条件客观上导致了严重的弊端:一方面,假释的建议机关—监狱机关担心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生“再犯新罪”、“发现余罪”、“严重违法”等情形,进而“反证”了假释建议的错误,为避免担负责任,不愿申报假释,而多以减刑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假释的决定机关—人民法院,基于同样的考虑,顾虑也较多,因而从严控制假释的适用,而亦以裁定减刑取而代之,从而造成假释适用率很低、与减刑比例极不协调的情况。

(三)假释体制不健全在我国,假释的具体程序:首先监狱行使假释建议权,人民法院掌司假释决定权,公安机关负责对罪犯的释后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裁定假释予以法律监督。从理论上来讲,四个机关分各司其职,彼此配合,互相制约,似乎相当完善。但这只是理论上的状态,实际运作并非如此。首先,犯罪人不具有假释主张权,监狱的完全建议权也可能忽视了罪犯的权利。其次执行刑罚的机关与运用刑罚的方法的权利分离,由于监狱虽享有建议权,但不能批准假释,很难使假释成为一种适时的有针对性的激发罪犯积极改造的手段;而法院假释虽有裁定权,但并不了解罪犯的狱内表现,仅凭监狱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同时又怕假释不当,承担风险,因而顾虑重重,严重影响假释裁定。

(四)实践上的弊端假释制度是附条件提前释放,犯罪人在社会上执行刑罚,接受监督,如果有违法行为则收监关押,而这正是假释制度的优势之一。但在我国现阶段,公安等部门任务繁重无力实施有效监管,假释犯人一旦进入社会即等同于释放,社区矫正制度尚未建立,假释罪犯释放之后没有一技之长,很难融入社会,同时由于在人们的社会观念对于罪犯存在严重的偏见,一旦假释犯人大量释放,在不受监督的情况下犯人不但容易再犯而且将极大的打击社会对于假释制度本身的信心。

三、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若干建议

(一)借鉴国外立法建立良性互动的假释权利—权力制衡关系,赋予罪犯假释申请权基本程序是:凡是已服完法定刑期、认为自己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的罪犯,就可向其所在监狱提出假释申请。监狱对罪犯的假释申请进行初审,再有各级假释委员会做出假释决定,人民检察院对此实行监督权。上述权利——权力关系的基本模型是:假释申请权——假释建议权——假释决定权——假释监督权。权利、权力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构成一个完整的权利——权力制衡关系体系,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防卫。

(二)建立假释委员会制度,同时引进听证制度当然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必须听证,否则过多的案件将导致听证制度形同虚设,笔者认为应限于下列范围:1.重大、疑难、复杂的假释案件;2.犯罪人申请,监狱不予提出假释建议的案件;3.各级假释委员会决定不予假释,罪犯提出复核或复议的案件;4.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的案件。假释听证一般应在罪犯所在监狱进行,参加方有假释委员会、监狱、人民检察院、罪犯及其人。罪犯应享有陈述权和辩解权,其人可以代为辩解。听证会后,对于事实清楚,各方经讨论、辩论后无较大分歧的案件,假释委员会可以当场作出裁决。

假释制度范文篇2

作为一种非监禁化措施和行刑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假释具有调动罪犯积极改造的内在力量的激扬功能，对罪犯施行正反馈的鼓舞功能和对于刑罚执行的调控功能，并为罪犯由完全剥夺自由的监禁生活逐渐适应完全恢复自由的正常社会生活架设过渡的桥梁。但是，从我国鉴于目前的情况来看，假释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之间存在着较大距离。据有关统计资料，全国监狱每年假释比例平均为1%--2%，不仅大大低于其他国家，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调查得到的数据，吉林全省1993—1998年假释总数为2442人，占在押犯241794人的1%；辽宁省1996—1999年假释比例分别为0.67%、0.8%、0.6%、0.8%。[1]对课题组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出：假释的绝对数量和比例非常低；假释率总体上成下降趋势。我们知道，假释设置的初衷是激励罪犯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犯人对获得假释充满了渴望，然而假释条件的过分严格，假释率太低，就会使犯人望而却步，从而影响了他们改造的信心和决心。如此低的假释率，使本来经济负担沉重的监狱雪上加霜，大量可以假释而没有假释的犯人，特别是那些老、弱、病、残者和相当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者，只能在监狱里“坐吃闲饭”，再加上昂贵的医疗费，使原本就经费紧张的监狱不堪重负。

与假释率低成鲜明对比的是减刑的大量适用。据统计，全国每年有超过20%的在押犯获得减刑[2]，实践中如此巨大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两项类似的刑罚制度。减刑与假释作为行刑中的措施，都是对罪犯在狱中良好表现的奖励。然而，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假释只是具体行刑方式的改变，是对罪犯在社会环境中的继续矫正，而减刑则意味着余刑届满行刑过程的终结。假释是附加条件的，犯人虽步入社会却仍粘贴着罪犯的标签；而减刑在余刑届满后，则完全获得了自由。由此观之，作为狱内表现良好的奖励，被减刑者所获得的报偿要高于被假释者。[3]也就是说，被减刑的罪犯，其悔罪迁善及回归社会的程度应当高于被假释的罪犯，对减刑的运用相对于假释应更慎重、更严格。

但是，我们的法律与实践却与此相左。在行刑法构建中，与假释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减刑司法实践中却倍受行刑机关青睐。首先，我国减刑幅度窄小却可重复适用，其灵活、心理刺激连续的特点，使它能够始终成为在押罪犯争取的现实目标。而假释则只能适用一次，且适用假释的条件有严格限制，有期徒刑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须执行十年以上，这样，对于被长期监禁的犯人而言，假释的获得遥远而渺茫，这显然不利于其在押期间的改造。其次，适用减刑时，罪犯仍在监狱，对社会没有现实的威胁；而假释的适用，使罪犯直接生活于事实上缺乏有力监督保护措施的社会，不仅为我国的具体环境所难以接受，而且也增加了社会所承担的再犯风险。再次，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害怕承担风险。假释是对罪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同时规定一定的考验期，在此期间，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如果再犯新罪、发现漏罪或者违反规定则应撤销假释也就说明了对其适用假释的失败。

综上所述，行刑机关和司法机关重减刑轻假释是造成假释率低这种现状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假释率低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第一，传统刑罚观念的影响。自从自由刑替代传统的刑罚方法并在刑罚中占据主导地位后，人们在惩治犯罪的观念上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惩治罪犯的最好方法就是拘捕监禁，剥夺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是其失去再次危害社会的条件。面对犯罪危害，社会公众更信赖自由刑的隔绝作用，尤其是长期自由刑的适用。所以，公共舆论对假释的适用表现得十分敏感，他们绝对不愿承担非监禁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往往一个适用假释的个案失败，都可能导致舆论大哗。于是，执法机关在适用假释时表现出相当谨慎乃至消极的态度。

第二，假释运作机制不畅，程序繁琐。在我国，假释的具体运作程序是：监狱行使假释建议权，人民法院掌司假释决定权，公安机关负责对罪犯的释后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裁定假释予以法律监督。从理论上来讲，这四个机关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彼此配合，互相制约，假释的运作应当非常顺畅。但实际并非如此。首先，假释运行中出现脱节。由于监狱只能提请假释，而不能批准假释，再加上监狱办理假释有严格的程序，使得假释很难成为及时有效的奖励措施。其次，公安机关面临严峻的社会形势，不能切实落实监督任务，害怕出问题既影响社会治安又增加工作量，因此竭力反对适用假释。基于上述分析，假释运作机制不畅，造成实践中假释适用率极低。

二、我国假释制度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假释率低不仅受外部因素影响，而且与假释制度本身也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刑法第8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立法上看对假释对象规定的条件比较严格。犯罪分子除经过法定的服刑期限外，还必须同时具备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三个必备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适用假释。那么，在假释前如何预测罪犯的再犯可能性呢？实践中，行刑部门适用假释时，主要考虑犯罪分子的狱内悔改表现，据此判断其人身危险性的大小。然而，仅靠狱内表现进行预测是片面的。罪犯在附条件释放后能否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会因缺乏科学的预测机制而无法预测。所以，监管者对罪犯狱内表现没有具体的量化标准，受人为因素影响，随意性较大,对罪犯被假释后是否再危害社会，很难准确判断，这就容易导致两种后果。一方面是监狱和法院主张多报减刑少报假释，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另一方面，由于立法的不完善，一些犯罪分子利用假释的软性条件，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管教干部，少数管教干部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见钱眼看，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罪犯获得了假释,达到假释的目的。这样，罪犯不仅逃脱法律惩罚，而且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第二，现行的假释制度缺乏健全合理的配套法规来约束和保护被假释人员。我国刑法将监督假释分子的重任赋予了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如何监督假释，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公安机关警力不足，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督考察，被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一方面公安机关不可能时时了解他们的活动，另一方面，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导致一个派出所管辖范围很大，而警力普遍不足，使公安机关根本无精力去认真对假释犯进行考察。此外，刑法第86条第3款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行为，应依法撤销假释。而法律条文中未明确“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范围，对此，各地司法机关掌握标准不尽同一，极易造成执法混乱。

我国目前对假释犯考验期内遵守事项的规定几乎全是义务性的，很少根据其真正需要采取必要的观护措施，致使有些犯罪人被宣告假释，回归社会后，由于就业安置问题得不到解决，又无一技之长可以自谋生路，缺乏可靠的经济来源，生活无保障，以及受到各种歧视、嫌弃时，就认为社会对他们不公而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一旦受到不良的消极社会文化影响与刺激，就会再次犯罪，危害社会。[4]

三、我国假释制度之完善

针对上述我国假释制度中所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设性构想。

（一）放宽假释适用的条件

1．赋予累犯、重刑犯（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暴力性罪犯）假释适用权

新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如此规定，有人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假释适用过程中，可能出现所犯罪行极其恶劣，但因在改造期间的表现而被假释，从而导致被害人和社会正常舆论对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第二，累犯可能表现出极大社会危害性；而因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则表现出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限制适用假释。[5]

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有点不妥。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这种限制性规定有悖于刑罚执行个别化。无论累犯，还是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等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其犯罪经历、罪行表明其犯罪主观恶性较一般罪犯要大，因而，从实现刑罚正义的角度讲，这些罪犯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从预防犯罪的角度讲，对这些罪犯要进行从严管理，重点矫治。[6]然而，即使都是累犯，都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经历、家庭、所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的不同，其犯罪倾向性仍存在差异。因而不能一概排除假释的适用。另外现实生活中有些犯罪人属于偶犯或者激情犯，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民事矛盾激化而实施犯罪。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菲利认为“偶发的犯罪人，不是因为内部的倾向而是由于外部机会的支配而陷入犯罪的人，这其中包括因有外部机会十分充分而受到一般刺激即可引起冲动陷入犯罪者和外部机会引起异常反应在激情下陷入犯罪者。”[7]激情性犯罪的人，即由于受某种激情的支配而犯罪的人。菲利主张“一个人的道德观念正常，过去的历史清白，其犯罪行为系由于某种社会激情引起的，这种激情是可以宽恕的。”[8]从我国改造这类犯罪的实践来看，他们中多数人在服刑期间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造成的重判后果感到得不偿失，希望能通过在监服刑时自己的主观努力而争取早日出狱。他们的主观恶性并非很深，而且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为何不赋予他们假释权呢？

其次，我国刑罚的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如果限制这两类罪犯适用假释，无疑会使他们产生绝望，从而从根本上打消他们通过努力改造，获得假释的积极性。甚至适得其反，他们可能会采取破罐子破率，做出一些更极端的行为。这样，一方面增加监管的难度，另一方面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第三，不符合刑罚的经济性原则。所谓刑罚的经济性是指在执行刑罚时应尽量以较少的实际执行量获得最大的执行效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审判机关根据已然的犯罪事实、性质、客观危害，统筹行为人主观恶性与改造难度做出裁判。但在实际行刑中，受刑人的改造完全可能不需要原判所拟的改造时间和执行方式，这时如不依据罪犯主观构成的矫正状况使确定刑予以调整，则会导致刑罚过剩。目前，我国的监狱十分拥挤，且经济负担沉重，适当使一些该假释的犯罪分子出狱，则符合刑罚经济性原则。。

第四，暴力犯罪的再犯率低。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发现，严重犯罪的再犯率低，而再犯率较高的则为盗窃、抢夺、伪造等较轻微的犯罪。也就是说，在刑释人员中往往有长刑犯的重犯率低于短刑犯的特点。我国假释限制对长刑犯的适用，从重新犯罪率方面看是不合理的，假释的条件之一是“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如果对真正改过迁善的暴力犯仍继续关押，则不符合假释设置的目的，而且不利于刑罚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

第五，对累犯和严重暴力犯罪不得假释，但可以通过减刑弥补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矛盾的[9]。我国刑法规定减刑的适用对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对累犯和暴力犯罪也可适用减刑，并无条件限制。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累犯和暴力性重犯不得适用假释，并不意味着不给他们改悔的出路。对他们当中真正重新做人的仍可通过减刑的途径争取早日回归社会。[10]从表面来看，这种观点确实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作用。然而，减刑是减去原判刑期，不再执行；而假释是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期，若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发现漏罪或者有严重违法行为，将被撤消假释，将没有执行的原判刑罚和新罪、漏罪按数罪并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减刑是一种比假释更高一层次的奖励。然而，累犯和重刑暴力犯可以适用减刑，但却不能适用假释，这不能不说是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建立再犯预测机制，并将“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具体化

现行刑法第81条规定“……,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这与1979年刑法有关假释的规定相比，增加了“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的内容,但这些仍是软性条件,不易操作。为此，1997年10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了解释：认罪服法；一贯遵守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不致违法，从新犯罪的；或者是年老、身体有残疾（不包括自伤自残），并丧失作案能力的。但这一解释不尽人意，它没有揭示“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考察、评定和检验标准。“不致再危害社会”，仅靠司法解释规定的几种情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必要建立再犯预测机制。首先，应重视人格调查。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事项：第一，犯罪与违法行为的调查。主要是调查犯罪分子的违法经历。第二，社会调查。包括犯罪分子的家庭情况、受教育状况、生活工作经历以及经济状况。第三，调查确认。调查人员通过各种手段了解犯罪人周围的环境，确认调查的真实性。第四，身心鉴定调查。法院可以委托精神医学、神经医学、法医学等各方面的专家组成鉴定机构对犯罪分子的身心进行鉴别。以上四个方面的调查，形成犯罪人的人格调查表，作为判断再犯可能的依据。

在对体现再犯可能的表征诸如犯罪人的个体因素、所处的环境、犯罪人的表现和已然的犯罪状况等方面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再犯预测量表。[11]再犯预测量表主要用来测定罪犯的改造质量水平，其内容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罪犯心理素质状况；二是改造质量的评估状况；三是重新犯罪评估状况。通过这种预测评估来确定罪犯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来决定对其是否适用假释。

（二）完善我国假释考验期中的监督机制

“假释就是对行刑中显有成效的受刑者设定了一个作为能真正适应社会生活的新人的预备阶段（称为试验或者考验期），成为能适应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的阶梯或过渡期。”针对我国考验期内监督不力、社会观护弱化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设置完备的观护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假释犯的辅导与考核工作。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对假释犯罪分子的监督考察。具体做法，在每个市、县设立一个专门的假释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行刑、审判和公安机关的人员以及基于法律、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相关知识的专家。其主要职责有以下几方面：制定假释罪犯监督考察及管理规则；定期检查假释罪犯的改造情况，分析其思想动态；假释犯期满，及时向有关群众公布；办理假释罪犯移交手续；组织培训监管人员；协同有关社会组织对假释罪犯做帮教工作，等等。此外，假释委员会还可以吸收被假释者基层单位治安管理人员、当地群众代表以及假释犯的亲属组成五至七人的监督考察小组。该小组须熟知假释犯已然的罪行、服刑期间的悔改表现，有的放矢的继续督导被假释者改悔罪行，遵纪守法，从新做人；定期与被假释者见面，以谈话或组织被假释者参加某种活动的方式实行监督考核。

第二完善刑法第84条关于假释考验期内有关活动的规定。我们知道，减少再犯，降低撤销假释比率，是假释制度价值取向之一。而要使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就需要一套制约假释犯考验期间活动的具有约束力的规定，以便随时矫治其不良习性，使其消灭于萌芽状态。毋庸置疑，假释犯应遵守刑法第84条规定，具体可要求犯人每周从事一定的劳动和社区服务，如清扫街道、为公众免费修理自行车或电器、为残疾人及老年人提供服务等。

第三：借鉴日本保护观察中的辅导援助制度，为假释犯的重新社会化提供社会援助。由于犯罪分子在高墙之内监禁，长期和社会隔离，形成了自卑、自暴自弃等不健全的人格，即使获得假释后，他们也很难适应现实生活。为此，假释监督机构在对假释犯进行监管考察的同时，为假释犯提供心理、物质和社会生活技能等方面的必要辅导和帮助。具体言之，为他们提供免费心理咨询；协助得到医疗保护；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过渡住所；对被假释者进行职业培训，帮助其就业；改善、调整其生活环境；帮助其回乡定居，等等。采取一切有益于其本人改造所必需的措施，促使假释犯尽快走出心理阴影，增强适应社会的信心，实现犯人与社会的重新平衡。

第四,建立假释保证金和人保制度。为了更好地保证假释犯遵守考验期内的规定，可以借鉴目前监外执行保证金和国外缓刑保证金的做法，建议设立假释保证金制度。假释委员会可视假释犯及其家庭的经济状况，要求假释犯亲属提供假释保证金。如果假释犯在考验期届满行为良好，假释委员会在宣布其恢复自由时，发还缴纳的全部保证金；相反，在考验期内假释犯发生违法犯罪行为，除按刑法第85条规定予以撤销外，还应没收保证金的一部或全部上缴国库。另外，还可建立人保制度。保证人要符合以下条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未受到限制；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与本案无牵连。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应履行职责，保证假释犯遵守规定。总之，建立假释保证金制度和人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经济手段促使假释犯加强自律能力，同时也可督促假释犯的家属和保证人家加强对假释犯的管束。

（三）假释决定权应归属狱政部门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假释决定权属于法院，监狱管理部门对于假释只有建议权。笔者认为这是不妥当的。首先，假释是在刑事审判所做出的有罪并判刑的裁决在执行过程中的一种执行措施，它只是根据罪犯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而提前附条件予以释放，属于行刑调控手段，是刑罚执行的一项制度。可见，假释并不影响原生效判决的效力，并不涉及审判权问题，而是属于对改造表现好的罪犯的一种刑事奖励，是根据刑罚执行过程中罪犯的客观表现和人身危害性向良性方向变化而实施的，属于执行权即制度性行刑权，并不影响原已确定的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的改变，因此，假释权完全可以由监狱行施。

其次，由监狱行使决定权将有利于假释效能发挥。监狱是专门的行刑机关，对于改造矫正罪犯工作有着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掌握着罪犯改造的规律，能够根据犯罪人的外在表现判断其是否真正具有悔改决心，并可随时监控他的表现，及时根据其表现做出奖惩决定，激励犯罪人积极改造。而法院是专门的审判机关，对于改造工作是陌生的，至少是不熟悉的。假释工作是一项融刑法学、矫正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为一体的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关系到假释工作的成果，因此应由专门人员负责。另外，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有自己分工负责的事项，很难保证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精力办理减刑、假释等行刑事务。在实践中，常常造成时间上的延误，这与及时性原则是相悖的。心理学研究表明，及时地评价比迟延的评价效果要好。[12]此外，从刑罚的经济效益角度看，由法院做假释决定，浪费法律资源。因为，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有自己专职职责，若法院行使假释决定权，则使本来极其有限的法律资源更为薄弱，这样，不仅影响假释的功能发挥，也会影响到审判工作的质量。

再次，假释决定权移交狱政部门并不必然导致假释滥用。[13]要防止假释中的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可以通过完善假释制度来实现，如明确和细化假释的条件、公开假释的运作程序、规定罪犯对假释裁定有异议的申诉权或救济渠道、加强假释工作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等。

（四）对罪犯假释施行公开评审

目前，大部分监狱对罪犯的假释工作规范性不强，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笔者建议，制定一系列罪犯改造过程中假释的有关规章制度，并确立比较严厉、完备的“以分计奖、以奖依法假释”的奖励体系，同时，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在审批过程中，接受服刑罪犯、罪犯亲属和社会各界的监督。罪犯及其亲属认为监狱建议假释意见不当的，可以提出申辩，各监所狱政部门可负责调查核实并负责答复。这样，将执法工作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堵塞和避免了执法中出现的随意性，有效防止了个别干警可能发生的违法违纪行为，同时也是服刑人员和其亲属直接感受到了监狱方面的严格公正执法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组课题：《假释问题研究》，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6期。

[2]陈敏：《减刑制度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整合》，载《中国监狱学刊》1999第4期。

[3]朱伟临：《论我国罪犯减刑假释制度的变革》，载《刑事法学》1996年第2期。

[4]李均任：《中国重新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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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意]菲利著：《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4页。

[8][意]菲利著：《实证派犯罪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27页。

[9]刘强：《我国应当适当放弃对假释的限制》，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10]朱启昌：《对我国现行假释制度的评析》，载《法学学刊》1998年第2期。

[11]张甘妹：《刑事政策》，台北三民书局1979版，第197页。

假释制度范文篇3

一、我国假释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二、造成我国假释制度的实施弊端的原因分析

三、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若干建议

假释制度范文篇4

（一）国外对假释实质条件之立法规定国外对假释实质条件的规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狱内服刑的悔改表现，二是人身危险性。目前，大多数国家都要求审查罪犯在狱中的表现，判断其是否悔改。如《阿根廷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假释的实质条件之一为“遵守刑罚机关规章”[8]。此外，俄罗斯、瑞士刑法典均规定了罪犯在监狱内服刑的改造情况。有些国家还将罪犯是否履行民事赔偿作为其假释实质条件的要素。如意大利刑法典第176条规定，“假释以履行附带民事义务为条件，但证明受刑人无履行能力者，不在此限”[9]。虽然各国对假释实质条件的表述不同，但其所表达的精神大都一致。通过其在监狱服刑期间的表现判断其改造情况，并且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进行预测，从而做出较为客观的评判。（二）我国对假释实质条件的法律规定及评析我国立法中也将罪犯的监狱内表现作为一个判断条件。此外，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八十一条作了修订，将假释的实质条件更改为“罪犯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并增加了“对犯罪分子决定假释时，应当考虑其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在此之前的原条文：“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从该条文的修订，可以看出，我国对假释适用条件由过去模糊的“不致再危害社会”修改为“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给法官相对明确的判断方向，体现了假释制度立法的进步与发展。之前规定的“不致再危害社会”较为笼统，没有对“不致再危害社会”做出明确的阐释，对其进行评判更侧重于对罪犯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这便使罪犯“狱内表现与人身危险性”二者之间有脱节之嫌。对罪犯而言，刑罚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其再犯。故将该条文修改为再犯的预测更为合理，也更具有针对性，更有利于司法操作。此外，《刑法修正案（八）》还专门增加了罪犯假释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这一规定，完善了假释适用的条件。而对于审查认定的具体标准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对此，关于实质条件的细化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立法的规定，采取以刑法为主，其他刑事法律、司法解释予以补充。

关于假释的刑期条件的规定与评析

（一）国外立法的规定对于假释的刑期条件是否需要最低服刑期限，目前，世界各国立法例主要有两种，一是无限期制，二是有限期制。无限期制较为简便，即任何服刑人员只有符合实质和对象等条件，便可以予以假释。如《日本刑法典》第三十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留的人，根据情节，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行政机关的决定，准许假释出所。”[10]此外美国少数几个州也规定了罪犯可以随时假释。无限期制的规定较为简单，但也存在很大问题，即对假释不设置最低服刑期限有违假释制度的初衷，对司法权威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因此，各国刑法对此采用较少，多采取有限期制。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裁量假释而非法定假释，即服刑人员即使达到一定服刑期限并不自动被假释，而必须符合其他条件才可以提请假释。在此，各国对刑期条件的规定又不尽相同，主要有三种规定，即比例制、年限制和二者混合制。比例制主要是规定罪犯需要经过原判的刑罚的几分之几才可以被假释，而年限制则是规定服刑经过具体时间才可以获得假释。单纯规定比例制和年限制的国家较少，大多数国家还是采取的比例与年限的混合制，而在具体混合时，又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二者选择适用，如意大利刑法明确规定，“服刑30个月或者至少已服满所判刑期的一半并且剩余的刑罚不超过5年，可以假释”[11]；另一种是叠加适用。如德国刑法规定，假释应执行所判刑罚的三分之一且至少已满6个月[12]。（二）我国立法规定及评析我国立法中对有期徒刑部分采取的比例制，对无期徒刑部分采取的是年限制。对于有期徒刑部分，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分之一以上，……”。而对于无期徒刑部分，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提高了无期徒刑罪犯的假释门槛，将1997刑法第八十一条修订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在提高无期徒刑罪犯的假释门槛方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的一面，也是国家对社会防卫理论的加深理解，是比较合理的。从上述规定来看，我国立法例和国外的模式不尽相同。虽然我国假释适用的刑期条件基本是合理的，但是还存在待完善的空间，例如对于过失犯罪及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应该进行特别规定。对此，笔者将会在第四章立法完善中予以明确。此外，我国刑法第八十一条还规定“如果有特殊情况下，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该规定在刑法修正案中继续保留了，对于何种系特殊情况，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特殊情况，是指有国家政治、国防、外交等方面特殊需要的情况。”对于该解释是否合理，在扩大假释适用的大背景下，该规定的范围还是较为狭隘的，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关于假释适用的限制条件规定与评析

假释制度范文篇5

【关键词】减刑假释、权利保障、程序

94年监狱法，七章七十八条，没有规定减刑、假释会议的监督制度。近年，一些监狱狱务公开的经验在一些刊物上时有介绍。主要做法大同小异，基本上可以概括为：罪犯减刑、假释公示制度、监狱减刑、假释会议邀请部分罪犯家属、罪犯、社会执法监督员等参加监督的监督制度，设立狱务公开信箱及监督电话等。这一尝试，从监狱行刑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方面，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监狱执法的透明度，是监狱执法向公开、公正、公平和文明的方向发展的步骤之一，是监狱法治的可喜的进步。

家司法体制上，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的减刑、假释委员会或非监禁执行局，对罪犯的减刑、假释，仍然是由人民法院裁定的。监狱对罪犯的减刑、假释，行使的是“建议权”。即“由监狱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报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一做法，在监狱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有一个通俗的提法叫做“搞减刑（假释）材料”或“做材料”。监狱把一批“材料”做好后，一般提前一个月报给中级或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至于报哪些材料，94年监狱法没有任何规定，完全由监狱操作，这是监狱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

（一）立法方面

1.减刑假释条文设置过于简陋。我国刑法对于罪犯定罪量刑的规定篇幅大、内容多、规定细化、设计合理，而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则显得过于单薄和笼统，操作性不强。

2.现有减刑规定造成执法不统一。根据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减刑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确有悔改表现或者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二是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应当减刑”的情形，法律规定明确具体，实践中易于操作。而“可以减刑”是授权性规范，属于自由裁量权范畴。由于认识不同，会导致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出现偏差。

3.减刑制度缺乏减刑后的制约机制。我国法律目前对假释的罪犯设立了一定期限的考验期，在考验期内重新犯罪或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假释的监督管理规定的行为，就要撤销假释。这一规定设计较为合理，防止了部分罪犯重新犯罪。而从减刑来看，法律只是对减刑作出了具体规定，而对减刑是否能够予以撤销以及如何撤销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4.减刑假释程序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关于减刑假释案件的办理程序，一是减刑案件的管辖权属于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二是由刑罚执行机关对罪犯进行考察并提出减刑的建议；三是由法院经法定程序裁定减刑。法律虽然确立了减刑假释工作的基本构架，但不够具体明确，如对减刑假释的提出、呈报条件、时间、比例、程序、减刑假释的审理程序、机构设置、工作机制如何规范、罪犯的程序性权利等等均未规定，这样就造成了实务中减刑假释呈报的随意性、审理程序的集中书面化、裁定的不透明性，有悖于程序的公开和正义性要求，容易形成暗箱操作。

（二）司法方面

1.减刑适用扩张，有滥用的趋势。我国刑法规定的减刑有“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两种。但在刑罚执行实践中，“可以减刑”已经逐步演变为“应当减刑”，呈现减刑扩张之势。

2.没有法律和科学依据。目前，各地在适用减刑假释时，普遍对减刑人数占在押罪犯人数的比例规定了限制。这一做法明显具有负面效应。（1）放弃法律标准。（2）减刑比例的规定，没有科学的统计分析论证。（3）规定的减刑比例一般是“一刀切”，往往忽视罪犯的具体情况。

3.减刑比例、减刑幅度与罪犯的罪行轻重不对称。罪犯刑期越长，获得减刑的几率越高，减刑比例越高，而且，刑期长的罪犯得到的减刑的幅度一般要大于刑期较短的罪犯，导致重罪的犯罪人比轻罪的犯罪人得到了更多的减刑优惠待遇，为数不少的五年以下短期自由刑罪犯享受不到减刑优惠。减刑幅度与罪犯罪行轻重不相称，以至于重罪犯比轻罪犯能获得更多减刑优惠的结果，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有悖于刑罚的报应性和公正性，不利于罪犯的改造。

4.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缺乏公开，影响公正性。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的裁定权，属于审判权范畴，但对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设定过于简单，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严重困扰着司法实践。当前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特点是：（1）集中批量化办理。（2）书面审理。（3）形式审查。

二、解决执行监督问题的对策

1．完善相关立法内容，增强执行监督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取消“可以减刑”的表述。为解决因自由裁量权行使引起的执法不统一，修改我国刑法第七十八条，取消“可以减刑”的表述，将“可以减刑”和“应当减刑”的两种情形设计，归为“应当减刑”一种情形。

完善“确有悔改表现”的规定。对罪犯纯粹主观思想状态的考察，缺乏可操作性，建议修改为“有证据证明确有悔改表现”。至于可以证明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证据，司法解释可以做出细化的规定。具体到证据范围，课题组建议应注重外在客观行为表现：（1）主动接受教育改造；（2）遵守监规狱纪；（3）积极参加劳动；（4）履行罚金、附带民事赔偿；（5）不进行无理申诉等等。

设立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减刑可以参照假释制度确定一个考验期，在减刑考验期内，表现好的，减刑就有效；如果发生违法乱纪的行为，甚至犯罪的，减刑予以撤销。建议在现行刑法中增加规定：（1）有期徒刑的减刑考验期限，为所减刑期，剩余刑期少于所减刑期的，考验期限为剩余刑期；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的减刑考验期限为二年。减刑考验期限，从减刑之日起计算。（2）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刑罚执行机关管理规定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撤销减刑。被减刑的犯罪分子，在减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应当撤销减刑，依照刑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实行数罪并罚。建立减刑考验期和减刑撤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弥补对罪犯主观思想改造情况无法予以具体量化从而无法考核的缺陷。

在审理减刑假释案件的程序上规定诉讼机制。在立法层面上，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应逐渐引入诉讼机制。监狱依法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提出减刑建议，报送人民法院同时将副本送达监狱住所地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收到减刑建议书后，通过提审罪犯等形式对罪犯的改造情况进行实质考察，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开庭审理，监狱就减刑假释建议进行说明，罪犯陈述其改造情况，经过检察机关的对抗，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定，条件许可的也可以吸收被害人同时参与进来。

2.减刑假释制度的司法完善

逐步取消减刑比例限制。鉴于目前减刑适用呈扩张趋势，在实践中确定一个适当的比例对减刑进行宏观上控制还是需要的，这个比例应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执法环境、社会治安、犯罪形势等因素确定，而且，宜作为一个参考数对待，符合法律标准的，应当依法减刑，不能因为怕超过限定比例，该减刑不予减刑，也不能因为总体比例还比较低，不该减刑的降低标准减刑。

依法扩大假释的适用，发挥假释功能。

（1）正确理解假释条件。假释条件最为核心的是“不致再危害社会”。衡量服刑罪犯是否“不致再危害社会”时，不仅要考虑罪犯的改造表现，而且要综合考虑罪犯原判犯罪性质，犯罪原因、主观恶性、身体条件，假释后的居住、生活环境、家庭背景和就业情况等因素。

（2）正确选择假释对象。为扩大假释在实践中的适用比例，我们认为，重点要放在假释对象选择上，以下几类犯罪人群可以作为假释的对象优先予以考虑适用：①被判处五年以下短期自由刑罪犯。②未成年罪犯。③老病残犯。④女子罪犯。但在假释对象选择上，还要避免矫枉过正。

假释制度范文篇6

内容提要:据调查显示，我国监狱在押犯数量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在押犯的假释率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大量罪犯滞留在监狱内部，然而监狱现有的机构人员设置及经费却无太大改观，监狱的负担在加重。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在于能否对假释罪犯进行有效的监管，我国假释监管体系存在机构设置失当和衔接机制缺失等弊端，必须在尊重刑事执行规律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监狱大多建于山区或城市的远郊，交通不便且相对封闭，因此监狱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其正常运作需要诸多资源的支撑，当前监狱的运营经费大多源于自身创收，在押犯人数的激增加重了监狱负担，老弱病残罪犯医疗费用及普通罪犯基本饮食费用的超支加剧了监狱财政紧张的现状，使得监狱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去改造相关场所和设施，其改造罪犯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对罪犯进行思想改造，使其重返社会，是监禁刑的最终目标，然这一目标非监狱以一己之力所能完成，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监狱仅在其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监狱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去承担改造罪犯、使其重返社会的全部责任。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监狱在押人数从1979年的62万人增至2002年的154万余人，[1]20年间增长了25倍之多。从假释情况来看，在押犯的假释比例非常低，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在押犯假释的比例，1984年至1991年为0.55％至1.62%;1992年至1997年为2.27％至2.9%。

2001年“严打”前后，假释率又有所下降，2000年假释率仅为1.63%。[2]笔者在四川省某监狱调研时发现，该监狱2004年在押犯为1573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3人，假释率为0.19%;2005年在押犯为1541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2人，假释率仅为0.12%;2006年在押犯为1567人，法院最终裁定假释罪犯6人，假释率仅0.38%，该监狱为四川省重刑犯监狱，其在押犯的刑期大多在10年以上，如此低的假释率使监狱的在押犯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极大的加重了监狱的负担。

实践中假释适用率如此之低有多种原因，但最根本的是对假释制度缺乏深刻认识。假释制度的鲜明特点是倡导教育刑而反对报应刑，其目的是通过社会化的行刑手段来教育犯罪人，鼓励罪犯主动进行改造，及早回归社会。假释制度的优点是在没有触动原判刑罚的基础上对刑罚执行方法的变更，本质上属于刑事执行的一种灵活性措施，这种措施既有利于犯罪人的改造，又有利于国家降低执行成本，在法律层面也没有对刑事判决的既判力造成冲击。但是，实践中习惯将假释看成是国家对服刑罪犯的一种恩惠，将其作为对表现好的服刑罪犯的一种奖赏。对假释的这种片面认识，导致只求对假释有所体现，并不追求努力运用和发挥这一制度优越的行刑效果。

从立法层面上看，刑法针对假释条件的规定过于笼统，缺乏量化，特别是“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是要求执法者对罪犯假释后的行为做出预断，且预断的基础是罪犯狱内的日常表现行为，该行为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此超前的判断方式存在诸多风险，使监狱部门和人民法院在适用假释时十分谨慎。

在操作层面上，罪犯假释后，通常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由公安机关交给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进行监督考察。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性空前增大，治安形势严峻，警力普遍不足，公安机关无暇顾及对假释犯的监督管理。同时我国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若干年来呈弱化趋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普遍建立和发挥作用，加以就业安置的困难较多等因素，导致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十分不力，假释罪犯再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加之相关部门将假释人员的再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狱改造绩效的重要指标，使得监狱部门不敢轻易适用假释。上述事实清晰的传递一个信息，即假释罪犯出狱后的表现优劣是衡量能否扩大适用假释的重要砝码，假释罪犯出狱后，直接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化改造，如若监管体系不健全，就会导致撤销假释，重新收监的恶性循环，从某种意义上讲，假释裁定生效确定之后，繁重的考察监督工作才开始。台湾刑法学家林纪东先生认为，要把假释制度运用好，有赖于事前精密的审查和事后适当的管束。[3]因此，完善假释制度，扩大适用假释的关键不仅仅在监狱内，更重要是在社会中，构建行之有效的假释监管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假释监管体系的运行

根据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假释考察机关是公安机关。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应遵守下列规定：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按照监督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监督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县、市或者迁居，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这些规定既是假释犯在考察期间内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是公安机关对其监督考察的法律依据。原则上，罪犯在假释后需接受公安机关的有效监督和社会的良性改造，但目前针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却事与愿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机构设置失当，监管缺位

从近年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将假释的监管机构定位为公安机关有失当之嫌，这也是我国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所带来的弊端。公安机关肩负着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的重任，在治安繁重的地区，警力不足成为普遍的现象，其已无足够的精力对假释人员进行监管，况且对假释罪犯的监管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公安机关对此相对陌生，在技术层面也难以胜任。我国地域辽阔，公安机关是按行政区域分级设置，一个派出所管辖地域很大，人口相对较多，加之警力的不足，不可能安排具体人员对假释犯进行监管，有些假释罪犯甚至在出狱后便下落不明，假释演变为“真释”，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有些罪犯所在的地区交通不便，公安机关不可能随时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假释罪犯无人监管的现象己属司空见惯。

（二）衔接机制缺失，帮教不力

我国刑法第85条规定，罪犯假释后，由其居住地公安机关统一监督，由公安机关交给犯罪分子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进行监督考察，也就是说，有关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对假释罪犯的监管具有协助义务。在假释罪犯出狱接受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衔接环节：首先是法院与假释罪犯所在地的公安机关的衔接；其次是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单位、社区矫正组织或农村基层组织的衔接。其中任何环节衔接松懈都可能造成假释罪犯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笔者在对开展社区矫正试点街道调研时发现，有些假释罪犯从被宣告假释之日起到社区正式接收之时，其间己经过几周甚至几个月，还有些假释罪犯完全和社区矫正管理部门失去了联系，这反映了交接制度上的不健全，法院与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在工作衔接上不到位，在平时的管理上出现空档，衔接机制的缺失不利于对假释罪犯的监督和改造。

衔接机制缺失的另一表现是有关假释罪犯接受的配套措施不健全。目前，我国监管机构对假释罪犯主要着力于规范其行为，防止其重新犯罪，对于假释罪犯再社会化的问题考虑较少，且缺乏具体的应对措施。实践中有些精神病、老弱病残假释罪犯无人接收，原因各异。有些老弱病残假释罪犯因没有家属，出狱后生活无着落；有些老弱病残犯人虽有家属，但家属或因不愿承担医疗费用或因犯人所犯罪行恶劣而不愿接收；还有些家属将自己家人的身体疾病归责于监狱部门，更有甚者通过上访等途径请求国家赔偿，此类型假释罪犯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社会影响较差，严重损害了刑罚执行的权威性。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给假释罪犯的监管带来很多困难。司法实务界的相关人员指出，社会保障的机制的不健全是出现上述情形的根源之一，应对措施的出台有赖于民政、司法、公安、劳动保障各部门的通力配合。

由于假释罪犯长期与社会脱离，心理上与社会产生了疏远感，加之缺乏必要的社会帮助和心理干预而难以适应社会，这就需要有相应的帮教组织协助假释罪犯进行就业安置。而罪犯所在单位（或原单位）、社区、街道的基层组织等，尚未普遍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机构。少数地方虽然建立了社区矫正组织之类的机构，但对于开展对假释罪犯的安置帮教工作却不甚重视，假释罪犯普遍存在文化素质偏低，法律意识淡薄的特点，加之自身仍在服刑期内，犯罪标签化比较明显，这些都给帮教工作带来困难。

三、假释监管不力的深层原因

假释监管体系运行不畅，监管不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

（一）多元刑事执行主体弱化了监管职能的行使

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理应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事执行法，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修改，刑法以修正案的方式去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刑事诉讼法为了全面修订而显得炙手可热，唯独刑事执行方面既没有出现统一的法典，也没有形成热议的局面。刑事执行包括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我国于1994年制订了《监狱法》，该法对监禁刑的执行进行了初步的规定，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对刑事执行做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分散而粗略，且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色彩。律出多门导致我国刑事执行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刑事执行主体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监禁刑由司法行政部门执行：非监禁刑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徒刑缓刑以及监禁刑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假释、保外就医、暂予监外执行等，由公安机关执行；罚金、没收财产由人民法院执行。同为刑事执行，却由具有不同职责和特质的国家机关去履行，这在本质上是混淆了矛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必然会造成职能的弱化和效率的低下。

监禁刑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而同为监禁刑执行变更的假释却由公安机关执行，姑且不论公安机关是否有足够的警力去履行这项职责，单从职责分工的角度分析，就难以给出满意的答案，如上文所交代的，多年的司法实践已经暴露了公安机关在假释罪犯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试想如若履行一项国家职能的主体都存在适格的问题，更何谈其他诸方面（罪犯原所在单位或社区基层组织）的配合与协助。刑事执行主体的多元化，割裂了同类事物的内部联系，使得假释工作环节增加，衔接出现了较大的疏漏，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假释罪犯监管职能的行使。

假释作为刑罚执行的变更措施，虽然与监禁刑的执行在场所与方式上略有不同，但联系相当紧密，从对象上看，监禁刑和假释的对象都是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其心理特征具有相似性，且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局具有丰富的监管与改造罪犯的经验，某些监狱的技术性劳作能培养罪犯的再就业技能，这些对于假释罪犯的监管都具有借鉴意义。

（二）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

犯罪标签的负面效应是导致假释罪犯监管不力的另一深层原因。犯罪标签理论，又名标签论，是西方犯罪学的一种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越轨并不是个人行为的固有性质，是他人运用法律规则惩罚“犯规者”的结果，而所谓越轨者只是一个被贴上犯罪标签的人，越轨行为只不过是被人如此标定的行为。[4]对标签理论做出第一次系统论述的HowardS.Becker对此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社会群体通过制定法规用在那些与该法规发生摩擦或相背离的具体人身上，并称他们为“局外人”[5]，也就是说“罪犯”或“越轨者”所以具有的这种“身份”，并不是由其本身固有的特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看法决定的。由此可见，犯罪标签是社会大众将对于一种行为的评价外化于某些群体之上而形成的，这种评价本身就包含着隔离和排斥的情绪。公务员之家

对于假释人员来说，“假释罪犯”这种称呼本身就是一种标签，假释罪犯仍在服刑期内，加之社会大众并不了解罪犯被假释的前提，所以犯罪标签的效应就愈加明显。诚然，我们不能忽视犯罪标签所具有的约束与预防的正面效应，但其负面效应却给假释罪犯的监管带来很大的困难。首先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人们习惯于将假释罪犯曾经的犯罪行为归结于其恶劣的品行和道德，虽然他们己受到了惩罚，但是人们却不容易接纳他们，社会对假释罪犯的歧视心理仍大量存在，很多人不愿意从事假释罪犯的安置帮教工作，安置帮教群体不稳定且文化水平不高，薪水偏低，大多数假释罪犯又无一技之长，诸多因素使得假释罪犯很难重新就业，没有稳定的收入和生活来源，致使一些假释犯重新犯罪。其次从假释罪犯自身的角度分析，当假释罪犯被贴上含有负面印象的标签后，假释罪犯会逐渐产生对标签的认同，会产生标签所包含的负面印象的自我图像。被标签者成了被他人描述的那样，或者说标签强化了假释罪犯的负面自我印象。社会中，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及其所采取行动的态度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他人，通过“镜中我”，即从他人眼中看到自我，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就影响了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及自己的行动。假释罪犯通常是在其原居住地或者工作、劳动地的基层组织接受监督改造，熟人社会的这种排斥和抵触情绪使得假释罪犯产生自暴自弃之感，不仅给监管工作带来压力更有甚者会导致假释罪犯重新犯罪。

四、假释监管体系的重构

笔者基于对我国假释监管现状的考察，遵循刑事执行的规律，尝试着对我国假释监管体系进行重构，下文主要从两部分对其进行重构，即假释监管机构、人员以及具体的监管措施。

（一）假释监管机构和人员

关于假释监管机构的设置，我国学术界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执行比较合理。理由是现行刑法的规定和1997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始大力推行的社区警务改革思路相一致，即派出所社区民警的工作重点由打击和处理向防范和管理上转移，派出所不再承担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打击、处理的考核指标，这样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做好本职的防范和管理工作，包括对缓刑犯、假释犯、管制犯等非监禁刑的考察监督。[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应当彻底改变现行的刑事执行主体配置，如建立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缓刑、假释等非监禁刑的执行。[7]

笔者对上述两种观点不敢苟同。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期，犯罪呈高发态势，社区建设还很不完善，社区矫正组织的发展存在资金短缺和运作不畅等诸多问题。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上海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社区中的社工队伍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一名社工要帮教100个人，且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没有形成稳定的队伍，由此可见，社区及其矫正组织很难在短期内发挥应有的功效，而新设的假释监督机构需要长时期的磨合才能真正发挥其监管和改造之功效，如若在此阶段让公安机关完全退出假释的监管体系，将会使监管的强制力大大减弱，这样很可能出现部分假释罪犯抗拒监管、拒绝改造的情况。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对假释监管机构改革应遵循“专门机构领导，社会力量配合，公安机关辅助”的原则进行。具体建议如下：

1、设立假释监管的三级管理机构

即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中设假释管理委员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的监狱局中设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市、县司法局中设司法执行处（科）及司法执行员。假释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指导、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假释监管工作的实施，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其组成人员应为司法行政机关有关领导和监狱管理部门的有关领导。在假释罪犯原来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建立具体的监督组织，制定相关监督考察制度，明确责任，把假释罪犯的监督改造工作落到实处。

司法部的假释管理委员会负责全国范围内假释监管领导和协调工作；各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从总体上负责该区域内假释监管工作，制订本区域内的总体监管计划，对基层假释监管工作进行检查和指导：市、县司法局的司法执行处（科）及司法执行员是假释监管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其职责是接受假释罪犯的报告和汇报，对假释罪犯进行说服和教育工作，协助其解决工作、生活和其它方面遇到的困难等，遇有重大情况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及时向省级假释管理委员会汇报。在各市、县司法局内设司法执行员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据司法部统计，截止2005年，我国司法所工作人员发展到99800人，比2004年增加3850人，平均每所2.4人，司法所队伍的学历构成也有明显改善，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6万人，占队伍总数的66.3%。[8]从如此丰富的司法资源中，选聘一批业务素质高且具有丰富基层司法实践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司法执行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地利和人和优势，完全能够做好假释监管工作。

2、完善社区矫正组织，建立一支多方参与的社区矫正队伍

我国的社区矫正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对假释罪犯再社会化的改造功能尚未真正发挥出来，在社区矫正执行人员的配置上，没有广泛利用社会力量，没有把志愿人员、刑释等人员纳入进来，对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力量还没有挖掘。

加强对矫正对象的分类与分层管理，采取形式多样的矫正手段。由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经历、犯罪经历、家庭状况、性格特征、所犯罪行各不相同，因而，每个被矫正对象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也不一样，要因人制宜地进行分类指导教育、矫治，针对不同的犯罪人群、犯罪类型、犯罪的危害程度采用不同的社区矫正方法。对被矫正对象分别进行个别辅导，以解决被矫正的精神、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问题，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但在实践中要处理好社区矫正组织和假释管理委员会的关系。在社区矫正组织的建设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假释犯罪的改造援助工作应由假释委员会负责。而在社区矫正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对假释犯的改造援助工作应主要由社区矫正组织和相关社会团体负责，假释管理委员会指导协助。如向社区矫正组织提供假释犯的相关资料和信息等，假释管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则放在对假释犯的监管上面。由此，社区矫正组织和假释管理委员会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假释犯再社会化的工作。

3、建立和公安派出所的横向联系

各市、县的司法执行员和公安机关及其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员建立良性沟通机制，如可以将本辖区假释罪犯的日常活动在同级公安机关备案，遇有假释罪犯抗拒监管和拒绝改造的情形，公安机关适时介入，对其加以强制性约束和指导，这样可以对假释罪犯形成一种软性约束，使其安心接受监管和改造。

（二）假释监管的具体措施

1、细化对假释罪犯的监督条件

将假释监管条件分为一般条件和特别条件。一般条件是对所有的假释犯都一体适用的条件，特别条件也是选择性条件，由假释委员会根据罪犯的个别情况选择适用。综合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对我国假释罪犯监督措施的设定应在立法中以列举的方式加以规定，假释监督的一般性条件应当包括：不得从事犯罪活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按时向司法行政机关汇报；迁居或暂时离开居住地应得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批准；服从司法行政机关和相关人员的监管：从事正当、合法职业；不得吸食和使用，不得：按规定参加社会公益劳动：有能力的，应当对其犯罪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假释监督的特别条件可以包括：不得出入某些特定场所如娱乐场所、竞技场所等；不得过量饮用酒精饮料；不得服用和其它易使人形成瘾癖的物品，如海洛因、大麻等；尽量避免与有犯罪记录的人交往，与共同犯罪中其它成员接触应得到假释监管机关的批准。

2、增设对假释罪犯帮教方面的规定

对假释罪犯的帮教，在他们重返社会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假释出狱者重新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出狱初期衣食无着、居无定所但又得不到合适的帮助，于是铤而走险，重新犯罪。关于对假释罪犯帮教的内容，主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帮助无家可归者寻找栖身之所，或在一定时期内向其提供居住场所；(2)协助假释罪犯寻找一份正当合法的工作：(3)向假释罪犯提供职业、技能方面的训练；(4)为假释罪犯提供心理辅导和咨询；(5)向暂时没有工作而又无其它生活来源的假释罪犯提供一定的生活救济；(6)协助假释罪犯解决在重新适应社会过程中所遇到的其它一些问题。

假释监管体系是假释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合理的构建及良性运作是假释制度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将符合条件的犯罪人员纳入社会化的监管体系，不仅减轻了监狱部门的负担，也迎合了全球行刑社会化的趋势。在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我国假释监管体系还存在非常大的缺陷，其完善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罪犯在相对人性化的环境中接受改造，使其尽快的回归社会，是刑罚执行应坚持的方向。

注释:

[1]参见上海市监狱管理局社区矫正工作课题组：《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1期。

[2]参见郭建安：《社区矫正制度：改革与完善》，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4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8页。

[3]参见林纪东著：《监狱学》，台北三民书局1978年版，第89页。

[4]参见谢勇著：《犯罪学研究导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42页。

[5]HowardS.Becker，outsiders:“studiesinthesociologyofDeviance”，NewYork:TheFreepress.1963.p9.

[6]参见黄河：《关于缓刑制度的两个问题》，载《山东省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6期。

假释制度范文篇7

减刑、假释是我国有关刑法具体运用的两项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对犯罪分子实行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精神。减刑、假释如果运用得当不仅能够促进罪犯认罪服法，积极改造，有效实现改造罪犯的目的，而且对于强化社会主义法制，促进社会综合治理有重要意义。相反，如果减刑、假释运用不合理不仅不利于罪犯认罪服法，而且还会增加犯罪分子违法犯罪的嚣张气焰，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秩序。所以，减刑假释是刑罚执行机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工作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职责。对减刑假释的实施行使有效的监督，对于提高监所检察的监督质量和水平，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严格执法，鼓励服刑犯人加速改造，实现刑罚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检察监督的效力受到一定的影响，现就如何加强减刑假释检察监督谈一些我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中存在的问题

1、检察机关虽然对刑罚执行机关提请减刑、假释和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活动可以予以监督和制约，但在程序操作中有些相互脱节、在公安、监狱、检察、法院三个诉讼环节司法的透明度不高，存在暗箱操作现象，影响了司法公正形象。受执法环节的影响，不可否认存在个别服刑犯利用减刑、假释制度逃避法律制裁现象，由于现行司法程序的不完善，在减刑、假释活动中容易产生执法不公的问题和腐败问题。

2、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对象表现的真实情况了解掌握的不够准确、全面。服刑犯的表现是决定其是否具备减刑、假释条件的重要依据。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服刑犯人的具体表现主要分为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政治文化学习、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四个方面，刑罚执行机关对服刑犯人以这四个方面的考核作为基础，实行量化计分，然后根据量化分数，对照减刑条件，确定其是否应当减刑，减刑幅度的大小等等。以上反映服刑犯具体表现的四个方面，后三个方面还可以具体量化，比较客观进行考核，而认罪服法一项由于其表现隐性化，笼统化，概念化，无法依据有关标准衡量计分，这就造成司法人员考核量化的弹性操作。作为监所检察部门对此项工作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全面、客观、准确地掌握每一位服刑犯的具体表现，而作为监所检察部门首先由于驻狱所人员力量所限，要通过自身的工作，全面、客观、准确的了解掌握每一位服刑犯的表现是很难做到的；其次就是驻狱所人员就是深入到押犯劳动、生活、学习三大现场，也有“看不到、问不着”掌握不了的情况；三是驻狱所人员通过查档案，看“双联”考核记载来了解服刑犯表现，这些文字记录如果中间有“水分”也是很难发现的。假若驻狱所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敷衍马虎，不深入调查了解那就更无法对服刑犯人的日常表现全面、准确、真实的了解和掌握。

3、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呈报的程序和环节难以有效监督。监狱对减刑假释的呈报一般是由分监区根据所分指标研究好减刑假释对象报到监区，监区再研究好减刑假释对象后上报监狱，监狱再召开由管教三科等部门参加的会议决定本监狱向法院上报的减刑假释对象。在以上程序中只有在监狱研究减刑假释对象中才邀请监所检察部门人员参加，检察监督只有对减刑假释的各个呈报程序和内容进行全方位的监督才能确保监督效果，仅对某一个环节的监督，参加某一个研究会议，听听汇报材料是难以确保监督效果的实现。

4、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检察和监督是滞后的和无力的。对中级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按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进行监督。但实际操作中，是法院裁定后，将裁定书送达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才能审查监督，属事后监督，很难有效地发现和纠正法院裁定减刑中的违法现象。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减刑裁定不当，应当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内，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法院应当在收到纠正意见后一个月以内重新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最终裁定。但司法实践中，减刑裁定一经送达，立即生效。这样，一些减余刑的人员，就已刑罚期满当裁定送达后，即予以释放，或几天即予释放，假释的罪犯也立即予以执行，即使检察机关发现裁定有误，提起纠正意见时，也难以收监执行。这样就造成检察机关对法院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等于零，形同虚设。

二、影响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原因

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检察监督中存在的以上种种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检察监督效力的发挥，从而也影响了减刑假释的依法公正进行，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减刑检察监督重视不够，认识不到位。对减刑、假释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使命，也是确保减刑假释公平、公开、公正，严格依法进行的重要保障，对此认识不到位是影响监督效力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驻监所检察部门远离检察机关，缺乏监督制约再加上监所机关提供了不少办公、工作、生活条件，从而造成一些干警怕惹麻烦不想监督，怕出错误不敢监督，业务不精不会监督，措施不力不能监督，检察监督工作不能深入、细致、全面的进行。

2、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监督措施不到位。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监督权，这就要求监所检察不仅要履行这种监督权，而且要达到法律要求和期望的监督效果。而在实际监督工作中，存在着监所检察部门死抠法律程序上的条文，被动地听取监所部门的意见，不是主动出击，采取积极有效地措施，将监督落到实处，而是片面强调法律只明确监督权，而对如何监督，如何保障监督效力没有具体说明，监所部门不好好配合，不欢迎你对其监督的太仔细，太认真，而得过且过，应付了事。该深入调查的不深入调查，该进入程序的不进入程序，使监督流于形式，难收效果。

3、法律对减刑检察监督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最突出的表现是法律仅规定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监督权，但如何开展减刑假释监督，如何保障减刑假释监督效力没有具体规定，这就是监督活动的过程无法可依，无法保障。例如对监管场所在减刑假释监督中你提出的意见，监所部门不接受怎么办，无法可依。另外对法院减刑假释裁定的监督，仅是法院裁定后送达检察机关审查，发现问题可提出纠正意见，但法院裁定的程序是否能保证严格依法进行，只有法院一家说了算，没有人能监督，法院裁定后基本上是同时送达监所和检察机关，而法院一送达监狱宣布到犯人就生效力，检察机关要对裁定书进行审查，时间上如何保障，很可能产生你发现了问题，监所已把人放了的情况。

三、如何加强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的检察监督

1、充分认识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重要性。监所干警要站在“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高度，充分认识减刑假释监督的重要意义，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要认识到不履行好监督职责就可能导致减刑假释活动的不公平、不公正；就可能影响服刑犯的改造积极性；就可能影响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认真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确保监督效果的实现。

2、减刑、假释监督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监所部门的一项工作，对于监所检察干警要有高标准的要求。要掌握刑法、刑诉法的有关知识，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正义感，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这就要求对监所检察的干警要加强培训，提高业务和思想素质的水平。

3、做好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准备工作。驻所检察室把减刑、假释的监督工作同日常检察监督工作结合起来，随时注意了解、掌握罪犯思想动态及悔罪态度，为日后的减刑、假释工作打好基础。这中间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监督监管单位实行“三公开一推荐”减刑、假释办法。即对罪犯考核量化得分公开、奖惩公开、奖励条件和指标公开，由群犯选举推荐本监区减刑、假释的被听证人员。通过“三公开一推荐”减刑、假释办法制度的实施，一方面增强了减刑、假释的准确性和公开性；另一方面也赋予了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工作以新的手段和内容，使检察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和监督效力大为增强；再一方面对加强监狱干警的廉政建设、树立检察机关的崇高形象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三公开一推荐”减刑、假释办法充分体现了执法工作的公正公平，有效稳定了罪犯的思想情绪，从促进了监管场所的安全和监管秩序的稳定。

二是监督监管单位实行听证制度，并列席参加听证会议。对监管单位每次进行的减刑、假释活动都进行全程监督，监督监管单位必须举行听证会，驻所检察人员列席参加“罪犯推荐、公开听证”会议，实行同步监督，并具有监督、举证、指证、反证和发问的权利，掌握被听证人员的真实情况。以便在研究减刑、假释对象时，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

三是及时掌握罪犯的服刑表现情况。主要采取“五个经常”。即经常找在押犯人谈话，了解其认罪悔罪态度；经常到罪犯劳动、学习、生活三大场所实地观察，去主动发现问题；经常到监管部门“双联考核”办公室了解罪犯的双联考核分数，以及奖、扣分情况，和重大违规、违纪情况；经常与监管部门联系，了解罪犯奖惩情况；每月与各包号干警座谈一次了解罪犯表现情况。同时还通过检察官约见制、投诉制等形式全面、准确、客观了解服刑犯的表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积极采取措施，确保法律监督效果的实现。法律既然赋予了监所检察对减刑假释的监督权，我们就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积极探索，开拓进取，确保监督效果的实现。对监管部门呈报的减刑、假释材料检察机关也都要进行认真审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我认为主要审查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是审查监管部门上报的减刑、假释罪犯的对象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应向监管单位口头建议或发《检察建议书》督促监管单位及时纠正。

二是核实监管部门上报的罪犯表现情况与掌握的表现情况是否一致，是否确有悔改表现，证明材料是否真实，提出建议的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等。一方面要通过调阅该罪犯档案等有关资料进行书面审查；另一方面要通过向包号干警了解，与同号室的在押人员谈话等形式全面了解该罪犯在狱内的表现情况，是否遵守监规，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来进行实质审查。通过书面和实质审查后，以便发现监管部门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活动中有无违反法律或有关规定的情况，及时向监管单位提出纠正意见。

5、对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的有关部门，凡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坚决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依纪严肃处理。同时对违法减刑、假释的依法纠正，决不姑息迁就，放纵犯罪。

四、对检察机关加强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几点建议

对减刑、假释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责。然而，目前有关法律和监所检察工作细则对监所检察部门开展减刑、假释工作的程序、方法并未做统一明确规定，所以，如何有效开展减刑假释监督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制度和规章，规范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行为。

1、建议增加事前监督、事中监督有关条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21条的规定，减刑、假释活动分为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和人民法院审核裁定两个阶段。刑事诉讼法第222条同时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罪犯减刑、假释活动实行监督的程序，可内容只限于检察机关对后一阶段，即对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实行监督，而对前一阶段即刑罚执行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建议活动的监督没有做出规定。我认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依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减刑、假释进行"事后监督"不能使其刑罚执行监督权得到充分、切实的实现。这是因为：⑴监所检察部门接到人民法院的减刑、假释裁定书后进行监督只是对书面材料的审核监督，属被动性，补偿性监督，发现违法减刑、假释的机率小。⑵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的人民法院平时不接触罪犯，不了解罪犯在执行机关的真实表现，作出裁决只单凭执行机关上报的书面材料，容易造成疏漏。⑶是监狱看守所为罪犯办理减刑、假释工作比较集中，使监所检察部门很难在20日内完成审查工作，而且罪犯接到假释裁定后即出狱，接到减刑裁定后也开始执行，这些都给监所检察部门审查工作带来很多不便。所以，我认为刑诉法的相关解释应对此加以补充和完善。而在减刑、假释检察监督的程序方面应包括如下内容：

（1、）监狱、看守所在决定提请罪犯减刑、假释时，应将提请减刑、假释意见书，一审或二审判决书，罪犯表现情况及评审表，监狱、看守所领导意见等材料装订成卷移送检察机关派驻监狱或看守所的监所检察部门。

（2、）监所检察部门的检察人员应当在接到监狱、看守所报送材料的第二天起若干日内认真审查，对监狱、看守所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核实。对手续不全，需要补充的，应退回对监狱、看守所。对准备予以办理减刑、假释的罪犯，要找该罪犯所在分监区的干警和同队、同监室人犯了解其表现情况。

（3、）审查完毕后，应制作检察机关《减刑、假释监督审查意见书》，送交监狱或看守所，并移送法院裁定。

鉴于此，我认为应当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在提请减刑、假释的时候，执行机关应将提出减刑、假释建议书，报送人民检察院审查，经人民检察院审查后，执行机关报请人民法院审核裁定。”这样不仅使减刑、假释的全过程都置于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而且还使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事前监督更具有法定的程序。这样补充和完善，既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与刑诉法第224条相一致。

2、修改有关对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检察监督的条文

假释制度范文篇8

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一般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目前大多数人是把累犯作为一种犯罪人看待的。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

一般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其构成条件是：

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这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所决定我国刑法是以同故意犯罪作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遏制犯罪人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累犯从重制度，必然也要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是累犯比初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即再犯的可能性大，由故意犯罪的主观性质决定，故意犯罪的实施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实施犯罪，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希望的，因此，过失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甚至没有。由此决定，刑法规定的一般累犯的前后两罪只能限于故意犯罪。

2、刑度条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是在有期徒刑以上。“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全部情况，最后确定其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同时也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因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通过减刑或假释最终出狱，回归社会，从而有可能再次犯罪、构成累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指根据后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及其他有关情况，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说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期徒以上的刑罚，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

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从重处罚，使他们最终得到改造，而犯罪人只有通过刑罚的执行之后，才能看出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一般说来，未经刑罚的执行，是难以测定出犯罪人是否已经得到改造，是否还会实施犯罪。

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五年内。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回归社会的一定时期，是其重新适应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其重新犯罪的危险期。而刑法规定的构成累犯的前后两罪的时间间隔，实际上即是这一过渡时期。只有渡过这一时期之后，特殊预防目的才可以说得以实现。因此，这一过渡时期适当长一些，会更加激励刚刚回归社会的犯罪人遵纪守法，重新做人。修订后的刑法将两罪的间隔时间修改为五年，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

刑法第66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是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根据该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不同于普通累犯的构成。其构成条件是前罪和后罪必须是同质之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前罪和后罪的性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后两罪或者其中有一罪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构不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除此之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既不受量刑条件的限制，也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前罪所判刑罚和后罪应判刑罚的轻重不受限制，一般累犯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均在有期徒刑以上，而特殊累犯没有这种限制，哪怕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判处管制、拘役甚至单处附加刑，也不影响特殊累犯的构成。同时，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

二、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

我国累犯制度确立于1979年刑法，并在1997年新刑法中作了较大的修改：将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由3年改为5年，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把以前的反革命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和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矫正改善的关注。这些都是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科学、合理、进步之处。然而，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只适用于自然人犯罪，没有把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调整的范围之中，这无疑同单位犯罪这一新的犯罪情势不相协调。刑法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的规定，其适用主体只限于自然人，单位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就适用累犯的标准而言，现行累犯制度并不适合单位犯罪主体的适用。就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来看，在刑度条件上，要求前后罪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而目前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的是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因单位只适用罚金刑不适用自由刑，按照单位被处罚的程度来对照起点标准是永不可能构成累犯的，而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所受刑罚去对照标准，虽然有可能够上标准，但有可能存在主体不一致问题，即单位犯前后罪其受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有可能是非同一人。因此，以目前累犯制度设计而言，本身难以直接适用单位犯罪。要想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必须对现有累犯制度予以发展，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其次，未成年人可以成为累犯适格主体太过于苛刻。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质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但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也就是说，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也是累犯的适格主体，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可以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我国刑法未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的适格主体之外，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以及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这显然有点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

再次，我国累犯制度中的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执行部分，根据犯罪人狱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决定是否对受刑人适用的行刑制度。判断是否适用假释的时间前提，是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只有在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后，才能根据犯罪人刑罚执行中的教育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来决定假释的适用。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这并不等于，后罪之刑期执行了部分后累犯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仍然较大，以至于适用假释“确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假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部分后的教育改造和悔改表现，而并非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纵然犯罪人是累犯，也并不必然表明不符合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否定了所有累犯者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其次，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与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害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最后，累犯之条规定的条文用语尚欠严谨、周密。我国刑法第65条在规定普通累犯之后罪发生的时间时，规定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这里“刑罚执行完毕”的使用，就有失严谨、周密。在我国，刑罚，既包括主刑，也包括附加刑。当累犯之前罪被判处主刑且附加刑时，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即可，还是指主、附加刑都执行完毕，对此，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无争议。我国刑法把普通累犯限制在前罪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除了考虑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外，还在于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教育改造功能最为明显，行为人在监狱内接受教育改造后又犯罪，就能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行为人在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罪，即使附加刑尚未执行完毕，就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认为其尚不构成累犯而不予以从重处罚，不尽合理。其次，认为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不利于对刑满释放者权利的保护。

三、我国累犯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单位累犯制度。

累犯制度是刑法规定的影响量刑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预防和打击已决犯重新犯罪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犯罪情势的发展变化，累犯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鉴于目前我国累犯不适用于单位犯罪的情况，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累犯制度，预防和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具有法理依据，在刑法理论上，承认单位累犯与承认单位犯罪的刑事哲学基础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基于社会责任理论。预防和惩治单位再次犯罪具有客观必要性。随着大生产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法人（单位）涌现而生，并具有区别于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各自小团体利益，它们在追求特殊的团体利益的过程中，可能走上犯罪道路，而因其凭借自己聚集的强大财力、物力、人力和规范化的组织在犯罪过程中又往往较自然人犯罪更具有犯罪能力和危害性。现实中，单位犯罪后再次犯罪往往是屡见不鲜的，其社会危害性也非自然人犯罪所能比拟的。因此，有必要设立单位累犯制度。单位累犯立法，除单位特殊累犯可直接适用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外，既要考虑同自然人累犯的协调，又要考虑到同自然人累犯的区别，应在参照自然人累犯制度立法基础上，结合单位犯罪的自身特征来进行制度选择，从而使整个累犯制度趋于完善规范，适用预防和打击自然人和单位犯罪的现实需要。单位累犯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罪过要件、刑罚要件和时间要件。同自然人犯罪一样，单位犯罪也受到罪过的支配。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单位犯罪，大多数由故意构成，而累犯制度设立的出发点之一在于强调前后罪在主观上的关联性，即单位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从严打击再次犯罪提供法理依据。因此，单位累犯前后两罪的罪过形式应为故意犯罪。选择什么样的刑罚标准，体现了对单位累犯构成的宽严程度。相比较自然人犯罪而言，单位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看都要严重的多，因此对于单位累犯，为体现从严预防和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现实需要出发，凡前后两罪都可判处刑罚的即应归为累犯。这样既在立法和司法上易于*作，也能适应现实需要。单位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也应有一个期限限制问题。如果没有时间限制，首先在立法上过于严厉，在司法实践中也不便*作。如果前后两罪时间相隔太长，若仍引用累犯也达不到惩治效果。因此，对单位累犯的时间设置，要有时间限制，同时又要适当长于自然人累犯的时间设置，可以将前后罪的时间间距设置为10年。

单位累犯同自然人累犯一样，也应是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凡单位累犯应实行从重处罚的原则。由于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用双罚制，因此，对于单位累犯从重处罚的具体适用，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单位自身的从重处罚，应在后罪该判刑的基础上从重处罚。鉴于目前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只规定了罚金刑，因此，从重处罚应以单位累犯后罪该判罚金为基础，再适当从重处罚。但这并不排除今后在对单位犯罪适用其它刑种时选择其它从重处罚手段的可能性。二是从重处罚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适用应区别对待。当前后罪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前后一致时，应适用从重处罚原则，这符合罪责自负原则。而当前后罪人员不一致时，就不应适用从重处罚原则，否则就违背了罪责自负原则，对后罪自然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应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来看，未成年人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其主观上的可谴责性和人身危险性较未成年初犯固然要大，但他终究还是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认识世界、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上的可塑性强。因此，即使符合累犯条件的未成年人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人再犯，仍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看，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一直以来是我国法律强调保护的对象。我国新刑法就是一部体现充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精神的刑法典，如未成年人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等。而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未成年再犯承受从重处罚、不适用缓刑和假释一系列累犯严厉的法律后果，显然是与上述精神相违背的。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并预防其复次犯罪和初犯者变成累犯。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过于狭小，则不能很好地实现打击和预防的目的；过于宽泛，则一方面使那些主观恶性不那么深、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的再犯者遭受了不应有的严厉处罚，另一方面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固然比其他未成年犯要大，但由于其未成年人可改造性强、可塑力大的特点，应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适格主体之外。这一排除，并非漠视或损害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因为不管规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与否，从时间上看，未成年人构成累犯不具有时间的充分性，事实上未成年人构成累犯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另外，排除未成年人的适格性，也不必然导致未成年人累犯比例的攀升。

我国可采用“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的立法形式。采用这种立法形式充分照顾了未成年时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公众利益。因此笔者建议在累犯专节中增设一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三）确立“累犯可以假释制度”，促进累犯的积极改造。

对于累犯者而言，其在监狱中积极改造、悔过自新的动力，就是期望能早日出狱。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即累犯人有条件提前释放的可能性为零，如此一来，则打击了累犯者的积极改造，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

累犯应该可以假释，但条件较一般犯罪分子可适当从严。既然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极不合理，但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毕竟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另外，因为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方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笔者认为，“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一假释的实质性条件，应对累犯者和初犯者作同样要求，但在适用假释的时间条件上，可以对累犯要求更严。借鉴其他国家累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的要求，笔者建议，可以将第81条第2款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二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15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假释制度范文篇9

[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问题，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社会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2、法国。法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有缓刑、假释、公益劳动、剥夺权利等方式，法国各类社区矫正形式都是由被判决人惯常居住地区的刑罚执行法官负责执行。每一个大审法院应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裁判的执行。负责判决执行的执行法官是在征求了最高司法会议的意见之后，以法令形式指定的，任期三年。缓刑考验期内，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殊要求以及有罪判决本身的要求可在任何时候由刑罚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刑罚执行法官在缓刑考验期内也可以随时作出决定变更或取消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定义务。如果被缓刑人不履行特定义务，刑罚执行法官可以作出附具理由的裁定，将被缓刑人立即关押至最近的监禁场所。[4]由于假释人员应遵守的义务大部分与缓刑人员所规定的义务相类似，假释也是由执行法官负责监督执行。[5]

3、美国。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中间制裁等。由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美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各州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措施。对于缓刑，从目前来看，成人缓刑大致有四种模式：有三十多个州由政府的矫正局管理，6个州由州法院系统管理，6个州是由当地市县法院管理，4个州由市县政府部门管理。青少年缓刑多数是由法院系统管理。赞成法院管理的人认为，法院对缓刑有更多的责任，在缓刑的全过程中，法院能对缓刑工作者进行指导并随时采取及时的行动，法院往往更相信自己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6]但是法院对假释人员没有执行权，因为在美国，假释都是司法部下设的假释委员会的管理下运作，由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的决定和监督，没有法院的参与，因此法院也就不介入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

二、国内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

在我国，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社区中的服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承担。其实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当时的司法实务界曾出现过对于缓刑——这一最重要的社区矫正形式，究竟是由法院负责执行还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选择问题。最高法院在与公安部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对于一般缓刑犯由当地公安部门负责监督执行。[7]建国初期，管制的适用和制度也都比较混乱，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刑罚方式适用，公安机关可以将其作为行政处罚适用，有的地方，区乡人民政府也承担执行管制的任务。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公布之后，管制也正式开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8]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公安机关执行非监禁刑刑罚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服刑人员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在实践中，有的法院迫于无奈，为了不使非监禁刑服刑人员脱管，只能自己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如2004年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实行“新政”，首次对17名缓刑犯建档考察，缓刑判决生效后，法院在每月初向缓刑犯发送《思想汇报表》，缓刑犯必须作出书面的工作、生活汇报，由当地公安机关认可后在月底反馈到法院。法院还会定期向缓刑犯寄送法律学习资料，缓刑人员也要写出学习心得。有业内人士认为，法院注重和加大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管理，有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9]贵阳市中级法院在对一起假释案件的审理中，为确保服刑人员在假释后不再危害社会，法院特别对假释条件进行延伸，包括假释人员出监后有无生活来源等，还将征求服刑人员家庭成员及原所在社区的意见，查明其是否愿意接纳。在服刑人员获得假释后，法院将不定期对其回访，一旦发现有轻微违法行为或表现不佳，要立即取消假释。有人认为，法院这样加强假释人员的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监督假释罪犯是公安机关而非法院的职责和权能，[10]但是，设想如果公安机关真正切实做好了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法院不会多此一举，这一做法虽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但是法院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维护刑罚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切实保证刑罚的顺利实现，预防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近几年，法院系统还出现了一些我们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社区矫正形式，如社会服务令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已经很具代表意义，在国内进行相关探索实践能够大力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与国际接轨。社会服务令，是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已构成犯罪的未成年涉罪对象，责令其至某一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社会服务劳动的非刑罚化的矫治措施。适用范围包括：试行暂缓判决的，判处管制的，单处罚金的，判处免刑的，宣告缓刑的。[11]这种社会服务令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长宁法院首次试行之后，国内许多省市的基层法院相继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尝试探索社会服务令，取得了较好的教育矫正效果。社会服务在法院指定或者法院同意的劳动场所内进行，劳动场所须有必要的帮教组织和反馈机制，及时向法院反映信息，因此社会服务令的全程运作都是由法院进行监督。同时，法院与劳动场所密切合作，可以开展多种有效的矫正项目和教育活动，积极促使涉罪未成年人改恶从善，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实践证明，由法院负责社会服务令——这一社区矫正形式的监督和矫正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通过以上实践表明，在我国，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和矫正任务。

三、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比较混乱，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具体来说是由基层司法所负责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工作。现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普遍倾向于由司法行政机关取代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但是，基层司法所是否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由于当前基层司法所不具有刑事执法性，不适应对社区矫正进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力量不足以及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因此，基层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12]既然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所都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的工作，在我国应当如何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这是我国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开展之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既要参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体制情况，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盲目照搬。历史证明公安机关已不适合作为非监禁刑的监管和矫治工作，基层司法所的现有体制和资源也难以胜任。国外很多国家是存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先例，但是在我国“两高两部”在确定社区矫正试点的管理体制时缺乏深入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13]我们应当看到，国外也存在不少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经验，而国内司法实务界又自发出现了由基层法院负责监督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这也反映了我国实践中的发展方向和实践需要。任何真理都是从实践中来，我们有必要对法院的这些探索加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

1、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专业性、法律性的基本要求。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刑罚的执行过程，刑罚的执行必定是一项专业性和法律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刑罚的执行主体必须具备刑事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修养。同时，社区矫正更是对罪犯的矫正过程，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对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通过多种形式的矫正活动和矫正项目，通过集中学习和个别教育等方式，帮助其克服不良心理的影响，并及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的一些困难，对特殊需要加以引导，最终的目标是使其避免再次犯罪，成为守法公民。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要求执行主体队伍必须具备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犯罪发生、犯罪心理方面的经验，培养了大量熟悉罪犯心理、了解罪犯处境的一线工作者，再加上可以聘任社会上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帮助开展社区矫正，因此，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这一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

2、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刚柔并济的工作要求。在社区矫正中，既要在监督管理上有刚性的一面，因为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过程，须进行轻微强制性的管束，必须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又要在教育矫治上有柔性的一面，因为刑罚的适用要以罪犯的心理康复为最终目标，心理矫治需要在对罪犯心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项目，强调对罪犯心理和情绪障碍的引导和疏通。我国法院拥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量，有自己的司法警察队伍，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执行。另外，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现已在全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审理的制度。多年来少年法庭的运作，积累了丰富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柔性审判和管理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实践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并运用到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中去。此外，还可以通过聘任志愿者的形式，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和生活援助等。因此，法院的工作方式符合社区矫正刚柔并济的要求。

3、法院管理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国家里，法院一般也是社区矫正刑罚措施的决定机关。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对罪犯各方面情况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的矫正项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

（2）罪犯在被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都是由法院规定的，因此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些义务要求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3）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反应。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刑罚执行过程中奖惩的处理结果。罪犯在服刑过程中表现较好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减刑的决定。对于服刑人员违反监管义务的，法院也可以及时作出惩罚措施，严重的可以将违规者带回法庭，并及时根据情节轻重和恶性大小，酌情作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如果由其他如行政机关管理社区矫正，出现以上情况时，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最终的减刑或者其他刑罚执行方式变更的决定仍要由法院作出。因此，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不同机关之间不必要的繁琐交接程序，节约行刑资源，提高行刑效率。

四、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

借鉴国外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刑罚的经验，总结国内法院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探索，试对我国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模式作如下设想：

1、关于机构设置。建议在基层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该部门可以叫作“社区矫正局”，与原有的“执行局”并列。社区矫正局内部可以设置管制庭、缓刑庭、假释庭等分支机构，具体管理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有其不同的特点，对其也应当展开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因此应当设置不同的庭，根据罪犯的类别分类矫正。这样，在刑事审判庭判决生效之后，相关司法文书立即转交社区矫正局，避免了不同机关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的弊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案件也按照就近的原则交由基层法院负责执行。

2、关于执行人员的配备。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支专职队伍来负责执行，因此要在部门内部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而不能由审判法官或者其他人员兼任。建议可以由具有审判经验的刑事审判法官调任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监督、执行。因为他们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刑法学、犯罪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对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的形成，以及对罪犯的需求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可以在对罪犯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活动。这样，通过法院内部调任的方式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改变工作者的原有人事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也可以通过向社会招聘的方式，聘任社区矫正工作者。无论哪种方式，要成为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

3、关于志愿者队伍建设。法院专职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毕竟还是有限的，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吸收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活动。志愿者可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心理医生或者高校学生，也可以是表现较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被矫正对象的心理，与被矫正对象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一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在帮助矫正的过程中，与被矫正对象一起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4、关于奖惩的处理。建议赋予法院社区矫正局充分的奖惩决定权，即社区矫正局有权直接对被矫正对象的奖惩作出处理，而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约宝贵时间，既可以提高被矫正人员的接受矫正的积极性，也能够对违反监管规定的人员及时作出处理，提高工作效率。社区矫正局也应当享受减刑决定权，对表现较好，符合条件的被矫正对象依法进行减刑，使社区矫正保持在一个高效、动态的运作过程中。使那些表现较好、已经没有矫正必要的人员及早脱离被监管的状态，对恶性较大的对象加强或延长矫正，充分体现个别化的原则。对于违反监管规定的对象，社区矫正局可以直接作出惩罚的决定，对于重新犯罪的，应当立即撤销社区矫正，转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侦察、起诉。

参考文献：

[1]张文学编著《中国缓刑制度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144-145页。

[2]陈泽宪《德国、法国非监禁刑罚及替代措施》，/shownews.asp？id=2762.

[3]司法部赴德国社区矫正培训团《德国社区矫正概览》，《中国司法》2005年11期。

[4]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35-436页。

[5][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罗结珍译：《法国刑罚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43页。

[6]刘强编著《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4、65页。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缓刑的一般刑事犯由公安部门监督执行的复函》，1953年3月27日，法办字第1657号。

[8]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61-462页。

[9]《开发区法院为缓刑犯建档，法官和犯人间的沟通更紧密——监外管理导入“社区矫正”》，《无锡日报》2004年03月10日。

[10]《这样假释不妥》，《法制日报》2004年1月6日。

假释制度范文篇10

【论文摘要】：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对累犯制度的规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仍存在不少缺陷。现行累犯制度不应当把未成年人纳入其中，而未考虑单位累犯，在特殊累犯的构成上仅考虑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而未将贩卖、走私等同样恶劣的犯罪行为纳入其中，规定对累犯一律不得假释，这些规定不利于累犯制度的准确执行，应当在立法上加以修改和完善。

前言：累犯是指因犯罪而受过一定的刑罚处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犯罪人。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可分为一般累犯、特殊累犯两类。累犯制度根植于现实生活。1997年《刑法》对1979年的《刑法》中的累犯制度作了较大修改，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的矫正和关注。然而,“法律像人类创建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某些弊端”①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有不足之处。

一．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缺陷

（一）规定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

我国现行的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就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假释和缓刑。

鉴于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如此规定，是否符合我国刑法设定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是否科学、合理呢？以下做简单分析。

1．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各国对未成年人都提供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上的特殊保护。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现行刑法典对未成年人给予了较大关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此外，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例如强迫他人吸毒罪，如果所强迫的对象属于未成年人，则应当从重处罚；严厉打击以未成年人为犯罪工具的犯罪，例如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从重处罚；最后，未成年人犯罪的，在处罚时应当从宽处罚，例如《刑法》第17第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典所体现的以上整体精神，在未成年人犯罪时，不管其是否存在累犯的情节，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是从我国刑法典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以及累犯的规定，不但在未成年时实施前罪成年时实施后罪的情况下可以成立累犯，而且前后罪均在未成年时实施的也可构成累犯。如此一来累犯从严的刑罚处罚原则就与对未成年人均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原则产生了逻辑上的冲突。

2．从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来考虑。未成年人在受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和未成年人初犯相比固然要大，但考虑到是未成年人，其生理和心理发育都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自我控制能力有限，性格和心理上的可塑性强。由此可以说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就大于成年人再犯，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把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适用缓刑和假释的机会，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分子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造。

3．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预防其再次犯罪和初犯者变成累犯。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生理、心理发育不够成熟，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未必就一定要适应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的原则。

4.按照我国累犯的条件，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条件的，应当是刑事司法实践的非典型事例，因此要将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范畴。

综上所述，我国刑法规定未成年人构成累犯具有不科学合理之处。

（二）尚未明确规定单位累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类性质的单位越来越多,特别是出现了很多法人单位。这些单位的出现活跃了市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单位犯罪的行为也越来越多,单位犯罪后即便受过刑罚处罚,只要不解散或不被解散,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国刑法第65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显然是针对自然人犯罪而言的，对于犯罪的单位是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见，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承认了单位犯罪，但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单位累。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的规定,理由如下：1.单位再次犯罪的大量事实，为刑法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现实基础。法律植根于现实生活。是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初次犯罪和再次犯罪的事实。自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的增多，法人犯罪也逐年增加，主要集中在走私、、偷漏税、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及非法出资、经营等领域②。许多法人不仅仅是初次犯罪，而且缴纳完判处罚金后，又继续实施牟利犯罪或经济犯罪。单位再次犯罪的现实存在，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所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的目标，也就是说，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是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2．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前提条件。单位犯罪在我国新刑法中第30条和31条已有明确规定。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从我国新刑法分则的规定来看,单位犯罪广泛存在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和贪污贿赂罪等章中,具体罪种约有120个左右。而且,这些单位犯罪多数是故意犯罪。

3.增设单位累犯,可以充分体现公平、平等原则。自然人存在再犯的可能性,单位犯罪同样存在再犯的可能性。我国刑法典将自然人和单位同视为适格的犯罪主体，平等原则要求对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给与平等的处遇。既然承认了单位犯罪的存在,对于单位的再犯罪,我们同样应该作好预防准备。然而，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自然人再次犯罪，符合一定条件的，便可构成累犯，从重处罚；而单位再次犯罪的，即使符合一定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不从重处罚。这未免有违法律的平等原则。因此，刑法只要承认了单位犯罪，就应承认单位累犯。

4．增设单位累犯，是单位犯罪的特征性所决定的，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单位也存在着自己的意志活动，犯罪单位在被判处刑罚后的一定时期内再犯新罪的，同样表明其主观恶性深，社会危险性大。此外，单位作为社会组织，拥有和掌握着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其再次犯罪具有更雄厚的物质基础，并且单位的犯罪意志一旦形成之后，较为顽固，因而，单位受到刑罚处罚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极大，其再犯造成的危害也极大。因此，需要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单位，从重处罚，以打击和预防单位累犯。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会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对符合条件的单位再犯只按初犯一样处理，势必不能更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

累犯制度类型分为特殊累犯制、普通累犯制和混合累犯制三种。我国采混合累犯制，既规定了普通累犯，又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别累犯，但仅将特别累犯囿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种过于狭窄，使得特别累犯特别对待的功能未能完全发挥。

1、1997年《刑法》将特别累犯仍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一因袭忽视了国内外犯罪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我国目前打击某些犯罪累犯的现实需要。法律是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其应尽可能适时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我国危害国家安全罪特别累犯的立法源于19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特别累犯的规定，1979年刑法对反革命罪做出特别累犯的规定有其历史成因性和历史合理性。然而，今天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从阶级斗争转向会主义经济建设。纵然有少数搞分裂、搞破坏的敌对分子的存在，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进行预防和打击的迫切性也比不上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生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犯罪③。这一因袭，不但忽视了当今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刑事司法实践的实际情况，而且对于那些客观危害较大、扩散性强、重犯率高的犯罪分子，已不能进行有效、严厉打击。现行特别累犯的规定已经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学者争论极大的《刑法》第356条关于犯罪再犯从重处罚的规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就是现行累犯制度不能满足打击累犯需要之下的无奈选择④。

2、将特别累犯仅局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不符合我国设定特别累犯的目的。我国之所以在普通累犯之外规定特别累犯，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罪，因其对国家统一、民主政权等重大利益的特殊危害，作为特别累犯来重点打击，自然合理。然而，仅将危害国家安全罪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是不能满足了我国特别累犯的设定的目的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涌现了许多客观危害较大、犯罪结果容易扩散、复发率较高的犯罪，对于这些犯罪，用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来要求已不能满足打击和预防的现实需要。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别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别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别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不仅对累犯制度的完善无益,混合累犯制中特殊累犯形同虚设，还会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安定。

（四）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

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符合假释条件的，可以假释。然而，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显然，1997年《刑法》的累犯不得假释的这一规定，有失科学。其理由是：

1．累犯不得假释违背了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我国刑法规定的假释是在刑罚执行一部分将其提前释放的刑罚制度。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并不表明其后罪执行一段时间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仍然较大。而判断是否假释的关键要看犯罪分子在被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我国新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就规定了所有累犯不得假释,是与刑罚执行中的假释制度相违背的。

2．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重新回归社会。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予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谈到促进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假释制度则应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而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伤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累犯重新回归社会的目的，妨碍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目的的实现。

3．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监狱的负担，不利于监狱提高其教育改造的质量。1997年刑法针对我国重新犯罪的态势，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累犯者的人数增加，相应的被判重大刑犯人也增多。而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就意味着，即使是符合假释其他条件的累犯人，也不能附条件的提前释放，监狱内的人口自然就随之攀升，导致了监狱负担增加。而监狱又是一种有限的国家资源，其结果自然是影响监管改造的质量，对累犯者的教育改造质量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提高。

二．对我国累犯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

观诸外国立法例，排除未成年人适格性的立法例有两种：其一，只要是未成年时所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罪犯时的“前罪”考虑。即，不但前后罪均实施在未成年时的情况，不构成累犯，而且前罪实施在未成年时后罪实施在成年时，也不构成累犯。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明确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其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即如果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尚不满一定年龄，即使符合累犯的其他条件，也不构成累犯；但后罪实施时，行为人已超出一定年龄，即使前罪是在未成年时实施的，符合累犯其他条件的，也构成累犯。可见，第一种立法例，排除累犯适格主体的范围，显然要比后者宽泛很多。然则，我国应采用何种立法例为宜?在我看来，第二种立法例在我国更可取。第一种立法例为未成年人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但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保护上有些不足。行为人在前罪实施时，固然因为未成年人辨认、控制能力有限，但在成年以后就应以前罪为戒，成年后又故意犯罪的，其犯后罪时生理、心理皆发育成熟，足以说明其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如仍不作为累犯处理，未免不利于保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而第二种立法例将不构成累犯限制在一定的年龄内，则充分照顾了未成年时实施前后罪的生理、心理特点，又注意保护了公众利益，更为可取。因此，建议应在累犯相关制度中增设一款：“未成年人不应构成累犯”。

（二）增设单位累犯

综上所述，我国应增设单位累犯。在确定单位普通累犯的条件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的条件一样，既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过于狭窄。普通单位累犯的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和主观条件，应与自然人普通累犯相同，即单位前后犯了两次罪，并且后罪是发生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或赦免后的5年以内；单位所犯的前后罪都是故意。至于单位普通累犯前后罪的严重程度，也应以前后罪所判处的刑罚来确定。那么，以多大数额的罚金为构成单位普通累犯的刑度条件呢？我个人认为，在具体数额的确定上，应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单位犯罪的特点来确定。在我国现阶段，以10万元作为单位累犯前后罪的刑度条件，应比较合适。

至于能否增设单位特殊累犯，有学者考虑到，我国现行刑法只将特殊累犯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单位又不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犯罪主体，因而不主张增设单位特殊累犯。这种考虑有一定道理，但我国现行特殊累犯的规定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应将特殊累犯之罪由危害国家安全罪扩大到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则第六章第七节和第九节规定之罪等。如此一来，单位自然也就可构成特殊累犯。

综上所述，建议将单位累犯的条文设计为：被判处10万元以上罚金的犯罪单位，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10万元以上罚之罪的，是单位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三）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累犯制度规定的特殊累犯范围过于狭窄，因而应予以适当扩大。那么，我国应如何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呢？综观国外立法，在关于构成特殊累犯之前后罪的性质和种类上，可分为两种：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只能是某一或某类特定之罪累犯。另一种立法例要求，特殊累犯就是累犯同一或同类之罪，但对具体犯罪的种类或性质不作特别要求。扩大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是指将特殊累犯由原先唯一的国家安全罪扩大到其他特定种类的犯罪呢，还是规定，只要前后犯的是同一罪名，就可构成特殊累犯？我国持扩大说的学者多主张后者，建议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应不限定具体的种类和性质，而只规定特殊累犯是前后犯同一罪的累犯⑤。在规定特殊累犯时，一方面，应放宽特殊累犯的刑度条件、时间条件，使其在范围上具有扩张性；另一方面，又应限制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使其在范围上具有紧缩性，如此一来，特殊累犯的范围方能恰当。我国刑法对特殊累犯的刑度和时间间隔不作要求，因而，合理界定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关键在于合理确定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现行累犯制度，将构成特殊累犯之罪仅限于危害国家安全罪，固然过于狭窄；然而，主张只要前后罪为同一犯罪或同一性质之罪即可，不限定其具体的种类或性质，从而几乎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可能构成特殊累犯，实则矫枉过正、失之宽泛，但实际不利于集中力量重点打击那些客观危害较大的累犯。

因此，主张将我国特殊累犯的范围扩大到前后犯同一或同类之罪的观点，不是很合理。有学者认为，确定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种类，应遵循以下三个标准：一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客观危害，应比较严重；二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复发性应较高；三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的犯罪后果，在社会上易于扩散和流传。遵循这一思路，建议可将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分则第!6章第7节规定的犯罪和该章第9节规定的淫秽物品犯罪纳入可构成特殊累犯之罪。这几种犯罪客观危害比较大，犯罪后果易于流传和扩散，并且在实践中易于复发，将它们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应比较合适。

所以，建议应将刑法第66条关于特殊累犯的条文设计为：因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本法分则第6章第7节或第9节规定之罪被刑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前述相应之罪，都以累犯论处。

（四）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条件应从严

既然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有失合理，就应规定对累犯可以假释，但累犯与其他类型犯人相比，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大，如果累犯假释的条件与其他类型犯人的条件相同，体现不出对累犯从严的精神。而且，累犯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需要通过更长一段时间的教育改造，才能判断其是否“确有悔改表现”，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在对累犯适用假释的同时，在时间条件上，规定应更为严格。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值得借鉴，如巴西刑法典规定，初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是必须服刑一半以上，累犯者假释的时间条件必须是服刑四分之三以上。所以，应将我国刑法关于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修改为：“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累犯，执行原判刑期四分之三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累犯，实际执行15年以上，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假释。”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我国累犯制度基本上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累犯制度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当代世界各国刑法所普遍规定的重要的刑罚裁量制度之一。我们应更好地运用累犯制度这一武器同犯罪作斗争并根据累犯的特点调整刑事政策完善对累犯的刑事立法。

注释：

①[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88页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②夏冰《对我国累犯制度的反思及建议》2007年10月

③赵欣《试论我国累犯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07年3月《学术论坛》

④苏彩霞著累犯制度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

⑤罗堂庆：《从累犯比较研究看完善我国刑法的累犯制度》，《法律科学》1990年第4期，第20页

【参考文献】

1．《累犯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厦门大学邱春霖2006年4月

2．谢应霞《我国累犯制度研究》2000年

3．苏彩霞.《累犯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