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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2:47:54

建国初期范文篇1

MaoZedong/earlyyearsafterthefoundingofnewChina/thoughtsaboutethnicminorities/greatachievements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575（2001）01—0028—06

新中国建立初期，即1949年10月到1957年12月，是我国民族事业发展最健康的时期之一。党和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迅速解放各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各项建设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民族思想和理论观点，并在各地区民族工作中卓有成效地得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和平解放西藏等地，实现祖国统一

新中国成立时，西藏等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未得到解放。迅速解放这些民族地区，是彻底解放全国各族人民的需要，是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的需要。

在解放西藏等民族地区问题上，将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重大的斗争任务和当前的总方针加以高度重视，表现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等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坚定原则立场。他说，“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1］，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2］。完全相信西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相信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把西藏人民的爱国心作为制定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他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2］。在党和政府的多方工作和的亲切关怀以及西藏进步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字。这标志着帝国主义企图制造“”、分裂中国阴谋的破产，它对捍卫祖国统一，巩固国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5月24日，给达赖喇嘛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高度评价了协议的签订，表达了他对西藏各族人民的美好祝愿。他说：“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1］。

二、消除民族隔阂，实现各民族紧密团结

各民族紧密团结联合，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坚持民族团结的原则，阐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民族团结与反对民族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等思想，并肯定了新中国的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攸关的高度。1957年2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他还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列入了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他一再强调指出：“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3］。“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的经济是不行的。”

敏锐地洞视到了当时在我国还严重存在着的阻碍民族团结的不利因素，认为这种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活动；二是历史造成的严重的民族隔阂；三是人民内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说，国内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合作，这是我们前进的一大障碍。对此，必须提高警惕。他还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1］。对大汉族主义，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他在许多场合和文件中，反复严肃批判了大汉族主义，深刻分析了其表现形式、严重危害和思想本质。他认为，只有根除大汉族主义思想，才能消除民族隔阂，实现相互信赖、平等团结。他说：“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1］。“不尊重少数民族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说人家怎么样落后，侵犯少数民族利益，甚至侮辱、歧视少数民族，诸此等等都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3］。

为了加强民族团结，还提出了消除民族隔阂，疏通民族关系的各项对策。

首先，是深刻批判和坚决反对民族主义，而重点是大汉族主义。他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3］。

其次，对各民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政策教育，注意检查民族关系，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说：“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3］。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要给以严肃的批评和教育，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错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第三，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友谊。他提出，中央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民族地区访问，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和解决问题。派到民族地区的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严守纪律，要以自己为少数民族服务的实际行动来消除历史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此同时，要组织少数民族各界人士到内地各处参观学习，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和团结友爱。

关于民族团结的思想，对建立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它能有效地保障少数民族享受管理本民族本地区内部事务的权利，并能有力地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使之从无到有得以形成发展的第一人。建国初期，他在有关报告和指示中多次论及民族区域自治问题，概括起来，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共同纲领》的有关规定，把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他说，要“认真在各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推行区域自治和训练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是两项中心工作”［1］。二是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民族区域自治，不断取得新的成就。1956年1月，他在给达赖喇嘛的电报中，希望达赖在“领导西藏人民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进行各种建设的工作上，取得重大的成就”；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电报中又希望班禅“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做出重大的贡献”［4］。三是认为民族区域自治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必须统筹安排。1950年9月，他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批语中说，这个问题，牵涉很广，有的须成立省一级的自治政府，有的须成立县一级或区一级的自治政府，“疆域划分，人员配备，政策指导，问题甚多，须加统筹”［2］。

对民族区域自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把它纳入《共同纲领》和《宪法》之中，使之法律化和制度化。曾把《共同纲领》称之为“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1］。《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5］。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法律上确立了其重要地位。1954年9月，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问世，它是在亲自主持领导下制定的，他多次审阅了起草中的宪法，并进行了多处重要修改，写了不少批语。该宪法系统总结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内容，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性质和地位，以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原则。这样，民族区域自治就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在新中国的根本大法中得到确认，使之由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转变为国家制度。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才能充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才能不断增强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才能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把金钥匙。

四、慎重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步骤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各少数民族繁荣兴旺的必由之路。但是，各民族地区情况不同，问题复杂，必须采用特殊的灵活的措施和步骤。为此，提出了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坚决而稳步地在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

为了顺利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原则。其主要内容，一是根据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有快有慢，有先有后，有步骤地进行；二是要慎重稳妥地进行，要善于等待，不要性急，不要鲁莽行事，严禁强迫命令；三是要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进行，其他任何人都不要包办代替。他说，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谨慎对待。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1］。“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1］。在提出的这些工作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大多采用和平的方式，稳步地摆脱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跨跃一个或几个社会发展阶段，顺利进入社会主义社会，避免了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动荡，使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五、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繁荣兴旺

建国初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生活极端贫苦，经济建设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及时提出了把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把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作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的正确主张。

认为，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经济不仅是经济工作，而且是关系到民族工作成败的根本。他在谈西藏工作方针时说，在西藏我们惟靠生产和贸易这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25］。

对少数民族人民团结奋斗，自力更生，改变家乡面貌寄予厚望。1949年10月，他为新疆和平解放给各界人士的贺电中，号召新疆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共同建设人民民主的新新疆而奋斗”［2］。他在给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以及西藏各界人士的许多信函、电报中，殷切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地兴旺起来”，祝愿西藏日渐繁荣，西藏僧俗人民的生活日加改善，藏族的前途日加光明，祖国的边防日加巩固。他号召各民族地区，“努力生产，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6］。

十分重视由中央和内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认为这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他说，“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3］，“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1］。还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在我国现实社会中重要地位的高度，进一步阐述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强调指出：“不要以为只是汉族帮助了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也很大地帮助了汉族”［1］。各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做过贡献，他们加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是在政治上帮助了汉族。“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1］。

的民族经济思想，在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中还将发挥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六、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和使用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

大量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民族干部问题上，不仅指出了其重要性，而且具体地提出了其数量、结构，以及培养途径等。

在民族干部的数量上，主张大批地培养和使用。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明确指出：“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请你们注意这一点，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次年6月，他又指出：“我们一定要帮助少数民族训练他们自己的干部，团结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1］。在这里反复使用“大量”、“大批”、“一定”等文字，表明了他对大量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迫切的心情。

在民族干部的结构上，强调了党政干部、专业人才和上层人士三个方面。他指出，各民族地区除政府部门外，党的组织中也要有民族干部，要培养出少数民族出身的党的书记。1956年7月，他在一个会议上说：“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逐步以少数民族干部来代替汉族干部。当然，不是说汉族干部走得一个也没有，而是说不要去代替他们办事。”“县、州、区的少数民族干部要逐年增加，少数民族中要出书记”［7］。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即将开始之际，又及时地提出了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方面专业人才的任务。他说，少数民族不仅要有行政干部，要出党的书记，要有军事干部、文化教育干部，还要有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以及各方面的人才［7］。他还说，各自治区“要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己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要有自己的出色的报纸和刊物的编辑和记者”［4］。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提出了注意区别对待，政治上做适当安排，政策上做必要让步，生活上给予切实保障，思想上帮助其进步的方针。1953年，他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强调说，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人物，要肯定他们是可以改造的。要采取一切适当办法把可以改造的人都改造过来［7］。不仅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方针，而且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他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人结为朋友，时常关心他们的工作、思想和生活，频频地给他们写信、致电，不断鼓励他们为建设新西藏、建设祖国，为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取得新成就，做出新贡献。

在民族干部的培养途径方面，主张放手使用民族干部，不要包办代替，让少数民族干部在工作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同时要组织他们到内地参观学习，使他们增长知识，开扩眼界。他尤其重视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把创办民族院校、民族干部训练班，作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主要途径之一。早在1949年11月他就提出，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等省的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党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或干部训练学校”［5］。不久，他在关于解放西藏问题的一封电报中又指出，“训练藏民干部极为重要”，“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作出计划”［2］。1954年4月，他在给班禅额尔德尼的一封信中还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8］。在的关怀下，1950年11月政务院批准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决定为了大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北京设立中央民族学院，并在西北、西南、中南等地分别设立民族学院。实践证明，发展民族院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是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各类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建国初期为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这对我们党和政府制定新中国的基本的民族纲领和政策，从容不迫、得心应手地解决当时以及后来错综复杂的国内民族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0—07—06

【参考文献】

〔1〕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3〕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建国以来文稿.第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5〕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人民日报.1952—12—8.

建国初期范文篇2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面临的考验众多，形势十分复杂。为防止资产阶级及旧政权贪污腐化思想的影响，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产生，带领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廉政文化建设。这使得党的面貌焕然一新，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化解了腐败风险，密切了党群血肉联系，为社会主义事业的起步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一、反腐倡廉思想文化建设

“反腐倡廉教育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和实践举措”[1]，对党员干部具有重要的引导、教化作用，有利于筑牢反腐防腐的思想防线。建国初期，针对党内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和贪污浪费现象，加强反腐倡廉思想教育，在思想上建党，成为建国初期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首先，加强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理想信念不坚定，是党内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是筑牢反腐防线必不可少的手段。1951年2月，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认为党内之所以存在信念不坚定的党员，之所以存在经验主义、官僚主义现象，根源就在于未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因此，很有必要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理论教育。这次教育有很详细的规划，十分贴近实际情况。一是注重因材施教。根据党员文化水平的不同，采取有针对性的教育，分别设置了政治常识、理论常识、理论著作三种不同的理论内容。二是设定了严格的学习时间。规定每周学习不少于八小时，每年学习八个月。三是规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由上级党委出题，每期考试合格者可以领取合格证书，不合格者继续接受教育。四是根据实际情况培养理论教员、学习顾问，解决教员缺乏的问题。另外，还结合报纸等刊物加强宣传，强化理论教育。为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党中央还用两年多的时间组织出版了《选集》1到3卷。全党掀起了理论学习的高潮，党员干部坚定了共产党人的信仰，拧紧了“总开关”，反对腐败的思想入脑又入心，提高了拒腐防变的能力。其次，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建国后，针对部分党员变质，蜕变为人民的主人的问题，党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强调党的权力来自人民，决不可用来谋取私利。要树立公仆意识和服务观念，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49年我国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其中就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机关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后来，在1954年的宪法中又重申了上述思想。1951年开始的整党运动中，党中央决定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共产主义教育。同年3月，刘少奇明确规定了执政后党员必备的八项条件，其中之一便是“一切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2]63。此外，党还通过各种灵活的教育方式对党员进行宗旨教育，比如，通过发行各种以革命先烈事迹为主题的书籍、拍摄电影、演出戏曲等，宣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通过宗旨教育，党员干部普遍树立起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密切了党群关系，自觉地划清与腐败的界限，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二、反腐倡廉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建设是廉政建设的关键，是廉政建设的治本之策。制度好了坏人才能无机可趁。建国初期，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是以制度建设为着眼点，通过制度约束构建廉政文化认同的。党中央通过在党内外建立立体化的反腐监督制度，为反腐败提供了最为严密的监督机制；通过建立相关法律制度，为反腐败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严格财经管理制度，减少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对腐败起到了有效的预防作用。首先，建立反腐监督制度。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严格监督，是廉政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对该问题也极为关注，认为唱对台戏比单干好。这一时期，一是建立廉政监察制度。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前者主要负责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违反国法党纪的情况，后者主要负责对国家公务人员实行监督与检举。1954年1月，又对处分党的组织和党员的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1955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又设置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了原来的纪委，独立性更强，职权也更大。监察制度的设立对腐败人员起到重要监督作用，保障了党政机关的廉洁。二是虚心接受派的监督。曾指出互相监督是好办法，可以促进党的事业迅速进步。派有其各自联系的对象，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对社会现象进行考察，是对共产党进行监督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三反”运动中放手发动派进行监督，对反腐倡廉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具有广泛、普遍的特点，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建国初期的反腐运动是把群众监督力量发挥得最充分的运动之一。1951年，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应该热情接待群众来信，不得积压、推脱。之后，还建立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反对贪污浪费的积极性。此外，建国初期，报刊发挥了重要的监督作用。很多贪污腐败的典型案例被公开发表在人民面前，贪腐分子无处藏身。同时，还对廉洁自律的榜样作了宣传，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次，建立相关法律制度。建国伊始，党中央就比较重视法律法规在反腐倡廉中的作用，在建立相关司法机关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反腐败的法律。1952年，随着反腐败斗争的进行，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我国反腐领域法律法规的欠缺，并决心要逐步完善相关法律条文。如，1952年4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条例指出，“凡侵吞、盗窃、骗取、套取国家财物，强索他人财物，收受贿赂以及其他假公济私违法取利之行为，均为贪污罪。”[3]135并根据贪污错误的严重性和贪污数额的大小制定了不同的处分规定。这成为建国初期制裁贪污犯的重要依据，并一直沿用到1980年，对惩治腐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再次，规范财经管理制度。建国初期，国内经济亟待恢复，但是由于经济方面各项制度的不完善，部分人员钻了制度的漏洞，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规范财经制度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一是建立统一的财经制度。建国初期，中央与地方在经济方面存在财政上不统一和收支机关之间脱节的现象，很多环节都是腐败易发区。1950年3月3日，陈云作了《统一财经经济工作》的报告，要求统一财经管理制度，堵住了制度漏洞。二是禁止一切部队机关从事商业活动。建国后，部分机关保持了建国前从事生产工作的习惯，但不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而是利用机关权力去谋取小集团的利益，引发了严重的贪污问题。为此，1950年4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严禁机关部队从事商业经营的指示》，规定“任何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从事商业经营。”[4]172如果不遵守该指示，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或没收、或上报。之后，国家又反复强调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与生产脱钩。上述举措有效解决了机关人员投机倒把的问题，既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又对国家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保障了政治的清廉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三、反腐倡廉社会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不仅需要良好的廉政思想文化、廉政制度文化，还需要良好的廉政社会文化环境。反对腐败，提倡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建国初期，面对旧社会遗留的娼妓、烟毒痼疾和封建愚昧的婚丧礼俗，党中央决定坚决铲除娼妓制度、禁止贩毒吸毒、改革封建繁琐愚昧的婚丧礼俗，铲除了产生贪污腐败的社会根基，形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气。首先，铲除娼妓制度与烟毒痼疾，去除导致腐败的外界诱因。很多贪腐问题都是和烟毒、等社会恶习联系在一起的。建国初期，部分党员干部、机关工作人员没能经受住这些诱惑，逐渐改变了革命的本性，走上贪污腐败的邪路。如刘青山就是典型的吸毒成瘾、腐败堕落的案例。为了杜绝这些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党中央实行了一系列举措。一是肃清烟毒。建国初期的反腐运动中暴露出很多毒贩和国家工作人员甚至部队人员勾结的现象，通过多种手段对党的干部进行腐蚀。1950年2月，政务院颁布《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宣传禁毒，并对种毒、贩毒、吸毒行为严惩。1952年4月国家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流行的指示》，认为在全国范围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结合“三反”、“五反”中暴露的线索，根除烟毒，对实行了“四禁”，即禁种、禁制、禁贩、禁吸。二是铲除娼妓制度。娼妓制度在我国古代和近代延续数千年，建国前夕仍有数万所妓院，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犯罪行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影响极其恶劣。建国后，国家决定铲除娼妓制度，净化社会风气。先是关闭妓院，惩治班主。这场运动首先在北京展开，1949年11月21日晚，北京市2400多名警察集体出动，一夜之间关闭所有场所。其后又在天津、上海等地扫除了污毒。关闭相关场所的同时，还处理了很多逼迫妇女的班主。之后收容部分娼妓，并对其进行医治、教育和改造，鼓励她们靠合法劳动致富。总之，铲除娼妓制度与肃清烟毒痼疾的活动，极大地净化了社会风气，铲除了腐败的社会基础。其次，改革封建婚丧礼俗，打造勤俭节约的社会新风尚。崇尚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容。建国初期，改革封建婚丧礼俗，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改变人民的思想观念，打造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社会新风尚成为党和政府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旧中国的婚丧礼俗十分繁琐，讲究大操大办，浪费十分严重，且封建色彩浓厚。为此，党和政府作出了实际行动，带领人民改变了这种社会风气。一是废除封建婚姻制度。195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4]148实行男女平等的新婚姻制度，并且禁止以婚姻关系为由索取财物。之后大力宣传新婚姻法，并让党员干部带头执行。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桎梏后，在城市与农村都开始出现崇尚简单朴素的婚礼形式的风气。其次，改革殡葬制度。封建制度下，丧事讲究厚葬久丧，礼节十分繁琐，部分穷苦家庭甚至为此而陷入破产的境地。为了改变封建殡葬制度，党和国家领导人首先做出了表率。提倡所有人死后都实行火葬，认为火葬一方面可以节约木材和土地，另一方面可以节约葬礼的高额费用，且火葬对缅怀亲人无根本影响。他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第一个签了名字，、等国家领导人也纷纷签字，表明自己的意志。人民大众也逐渐被这些先进、文明的思想影响，纷纷改变以往大办丧事的做法，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总之，改革封建婚丧礼俗，不仅仅是改变了这些社会行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在他们的头脑中树立起了以勤俭节约为荣、骄奢淫逸为耻的价值观，形成了一种廉洁的社会生活文化，这为建国初期我国的廉政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综上，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廉政文化建设思想已十分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廉政思想文化、廉政制度文化、廉政社会文化。实践证明，建国初期的廉政文化建设，促进了党的建设，使刚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新时代，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并取得重大进展。考察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新时代党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孙立军.论廉政文化建设思想[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5).

[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建国初期范文篇3

在农业技术教育方面，1949年10月，国家设立农业部，由其中的研究教育司负责农业教育与科学研究的相关事项。到1955年，建立了27所部属高等农业院校，其中有研究室10个，发展成约有5460多名教师的农业教学队伍[1](P58)。在农业科研机构方面，国家首先在农业部下设林业部、农垦部、水产部等，并在各部下成立了林业科学研究所、水产科学研究所等专业研究机构。然后依据当时的行政划分，在7大行政区设立综合性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即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华南和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最后在省、市、县设立适应地方农业特点的农技研究和试验机构，如镇江蚕业研究所、西安农具研究所、兴城棉作试验场、兰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所等。到1957年，已经形成了6个大区研究所和169个省、地研究所（试验场、站）以及11个学科、专业所构成的较为完备的农业科研体系。农业技术的推广也十分重要，因为农业技术只有在实践中被充分地扩散，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萨克斯等人指出：非洲之所以长久贫困，技术扩散缓慢是一个重要原因[2]。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村成为小农经济的大海，而这些小农基本都是教育水平很低、极为贫困的小农，政府明确认识到仅依靠小农无法完成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因此农业部通过不断制定相关政策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1952年农业部制定的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目标是：以县为单位，照顾经济区划，平均每666.67公顷设立一个综合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以农场为中心，互助组为基础，劳模、技术员为骨干”的技术推广网络。1953年全国农技推广站和农事试验性质的农场分别有232和2170个[1](P69)。1954年，农业部通过《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条例》，进一步充实了如何改进农技推广工作的政策。1955年，中央政府要求各地尽快建立深入乡村、靠近农民的基层推广组织，要迅速壮大推广队伍，技术先进的农民、农校毕业生等都可担任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上述密集出台的系列措施大大加快了农村基层推广机构的建设，“全国到1954年底有55%的县和10%的区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共建站4549个，配备职工32740人，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17.24名农技推广人员；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16466个农业技术推广站，配有技术干部94219人，除边远山区外，基本做到了一区一站，每6.67万公顷播种面积有农技人员46.07人。”[1](P70)

二、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的运行特点

建国初期的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与群众广泛参与这两个特点。

（一）政府主导下的层级化运作

建国初期，我国农业经历了和合作化运动，各级政府在农业发展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的干预覆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由于国家在农村构建了广泛而有效的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从中央到各级政府到基层组织再到农户，自上而下存在着高效畅通的信息流。何朝银通过对石城县档案的研究发现，中央的政策和决议传达到农户的速度之快、时间之及时令人吃惊。他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为例加以说明，1955年11月9日全国人大通过该草案，1955年11月11日，签发了《国务院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而在同一天，石城县档案已有《委员会通知<55>石农第083号》：石城县人民委员会，接中华人民共和国<55>国秘云字第024号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通知[3]。如此高效的信息传递保证了农业技术研究与推广体系在政府主导下的高效运行。在农业技术的研究方面，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农业部等中央农业研究机构的领导下，省、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进行农业技术研究工作；在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从中央的行政机构和农业研究机构，经过地方政府和地方农业研究机构，以及农村基层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最后到达农业活动的从事者———农户，农业技术通过密集出台的政策和文件进行推广，体现出鲜明的层级化运作的特点。

（二）群众广泛参与农技革新和推广

中国共产党在以往革命战争时期，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这一经验在建国后被推广到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建国初期农业技术推广也不例外，广泛发动群众来参与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推广。下面以群众性选种、积肥运动来说明这一特点。

1.群众性选种运动

种子对于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建国初期是我国种子技术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虽从国外引进了水稻、小麦、棉花等一些作物品种，但是产量的提高主要是从改良现有的作物入手。1950年农业部召开农业技术会议，提出要“总结群众选种经验”，发动家家选种，户户留种。1951年农业部提出的五年良种普及计划强调“用由下而上的评选良种，由上而下的普及良种的方法，达到真正普及的目的。”[4]即发动广大群众进行选种和换种，开展群众性的品种改良运动。群众性选种运动是从普选和评选两个层面进行的。普选就是发动群众从他们种植作物的收获物中选出肥大的、无病的，作为好种子单独收割和贮存；评选就是各地以县为单位、以乡为基础评选地方优良品种，成立选种委员会，有组织有领导地从全县境内各种不同的品种中，由乡到县逐级评比，评选出好品种。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就地繁殖、就地推广；另一方面送省农场等研究机构进行试验，利用杂交改良等技术更换地方品种。群众性选种运动选出了一批优良品种，如普遍推广的碧玛一号小麦良种，在陕西关中等地，亩产可增加10-100斤，1953年全国种植面积300多万亩，1956年迅速扩大到5500多万亩[5]。系统选育的早籼稻品种陆财号和矮脚南特、徐州438等小麦良种也都得到大面积推广。

2.群众性积肥运动

增施肥料是提高地力的有效办法之一，上世纪50年代国家始终贯彻“农家肥料为主，商品肥料为辅”，领导各地开展群众性积肥运动，大大扩大了肥源和肥量。全国农业第一次工作会议要求老解放区在1950年要增施15%的肥料，新解放区也要增加。为此，国家采取了各种相关措施：要求农民“家家养猪，修圈积肥”；供销合作社及时向农民提供豆饼；进行各种肥料有效成分的测定，指导农民“要根据不同土壤和作物的需要来确定施肥的次数和数量”；大力推广绿肥的栽培；提出肥料工作要“就地取材，就地加工”[6]。1952年全国施肥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70%，1957年扩大到85%以上。一般每亩施肥量由1952年1500斤上下增加到2500斤左右，不少丰产地区超过万斤以上[7](P65)。在群众性积肥运动和劳动竞赛中，创造和总结了很多新的更有效的施肥方法和技术。如河南省偃师县韩俊昌，根据玉米的生长发育规律，创造出玉米“三攻”施肥法，即重施基肥攻苗，追施拔节肥攻杆，巧施孕穗肥攻穗，获得夏玉米每亩621公斤的高产纪录[8]。

三、建国初期农业技术研究和推广体系运行的效果分析

建国初期范文篇4

关键词：历史动因；知识分子政策；个人因素；其他因素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中国。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以为首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制定了外交上“一边倒”政策，共同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与信仰使新中国得以在国际上迅速打开局面。随着对外政策的顺利推行，与之相伴随的国内经济改革也开始进行。但应该看到的是，新中国仍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月型”包围之中，尖锐的社会对立，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都使新中国的领导人深刻地意识到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开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领导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955年3月1日《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在三个五年计划、十五年左右(一九五三年算起)时期内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达到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在六万万人口的伟大国家中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在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阻碍。”由于新中国刚刚建立时思想上仍很混乱，受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群体仍较多，马克思主义文化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文化斗争，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就面临着反动阶级的围剿，在其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由弱到强，由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由于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党把阶级斗争、劳动阶级的利益和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其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是党在实践中最为有力的思想武器，用这种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改造，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胜利了的革命政党，继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坚持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品格，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清除与其相对立或不相适应的思想成分。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的思想文化批判中，知识分子成了主要批判对象。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都是对作品本身所带有的知识分子倾向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更是对胡风本人及其文艺思想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指向性。众所周知，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早期中共领导认为，知识分子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即宣传革命、发动革命和领导革命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对知识分子产生了排斥和不信任态度。使党内本能地认为知识分子不具备革命性的片面认识，发展成为“整个党的指导机关差不多完全操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这些是党的机会主义的组织上的根基”的结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根据地建设的需要，人才缺乏，特别是文化教育领域，使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日趋实际。主持起草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指出:“知识分子不应该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益其所属的阶级决定。”中国革命胜利后，“大知识分子”多分布于大城市，其心目中一直有着西方式的政治理念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于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有警戒、疑虑、观望，甚至敌视。纵观解放前的二十多年，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自身的两面性和阶级性有重要关系，但同时也与党的斗争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具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性质的知识分子如何相处，虽然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怎样处理知识分子内部的学术争论，也是一个巫待解决的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召开，知识分子始终处于被改造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则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就很容易使有些批判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建国之初，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分子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作为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于看到的或接触到的一些事件，具有自己的想法，对于党提出的一些政策与主张也难免不能理解，其自身仍有一些旧思想，并把这些不切合实际的思想带人到新社会之中。例如，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亲英美思想，个人主义和“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理论与实践脱离，只重本本的思想等等。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自然也是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原因之一。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作为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知识分子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他曾指出:“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历史上的革新者是受教育者而非教育者”。的上述言论虽然是特定条件下说的，而且有特定的涵义，但其一旦超越了时空界限，则必将产生不同的后果。的政治性格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有着巨大的联系，经历了长达22年的革命斗争，使其对于阶级分析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建国初期，由于国内外仍然存在着反动势力的威胁，对阶级斗争始终常抓不懈，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始终处于“团结、改造、使用”上，谈不上信任，对于学历较高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限制的办法。对于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所产生的影响是大的，同时也是造成建国后党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重要原因之一。胡乔木曾指出:“同志对于当代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始终将知识分子放到改造、团结的位置上，对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本身的进步不够重视，使得知识分子政策始终处于摇摆之中，将知识分子基本上等同于资产阶级，成为了无产阶级改造的对象，并未能客观认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改造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要作用，失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在建国后，由于国内思想状况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历史的惯性作用很自然地把的经验运用于实践之中，但同时也将历史经验绝对化、扩大化、程式化，并将这些经验应用于思想文化改造的运动之中，造成了负面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建国初期范文篇5

关键词：建国初期；；社会事业

OnMaozedong’sthougtsoftheDevelopmentoftheSocialCause

Zhangyong_guang

（Taiyuan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DepartmentofHumannityandScience，ShanxiTaiyuan030024）

社会事业，是指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新闻出版、档案等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对于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和生活质量，增进其选择、发展能力以及生活满意度，积蓄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和潜力，最终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视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从此，他始终把建设一个高度科学文化的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之一。他十分关注全民族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注意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要同现代化建设的其他目标相适应，并作了许多关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指示。重温建国初期关于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与实践，以期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所启示。

一、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

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国民党二十余年来的法西斯统治，劳动人民得不到教育的机会，文盲占到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缘，自然科学的研究事业被摧残得奄奄一息，就连原来极少的科学设备多被国民党匪帮破坏或搬走。新中国成立后，在的领导下，人民政府积极对旧有的文化教育制度进行改造，大力开展扫盲教育，使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断振兴。

（一）确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新中国成立前，半殖民地教育是中国教育的主体，文盲占9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在农村，农民的受教育权利更是受到剥夺。[3]新中国成立后，以为首的人民政府革故鼎新，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早在1945年，根据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需要，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4]的这个方针在《共同纲领》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共同纲领》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5]194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也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确立，符合建国初期新中国教育的特点，特别是对于改变当时落后的教育现状奠定了基础。

（二）开展扫盲教育。由于旧中国把创造历史和文明的人民群众置于学校教育之外，广大工农群众因失去学习的机会而沦为文盲。因此，只有普遍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开展扫盲教育，才能真正体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人民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人。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扫盲运动。早在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6]后来，同志在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书写的按语中，也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7]因此，必须迅速展开。由于扫盲教育的特殊政治地位，各级政府、社会团体积极推动，人民群众广泛参与。1952年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8]同年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又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扫除文盲座谈会，会议确定在今后5年至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9]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以楚图南为主任的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各省、地、县也建立了相应的扫盲机构。1956年3月15日，又成立了以副总理为会长的扫盲协会，协助政府广泛地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按国家计划如期完成扫除文盲的任务。由于组织有序，群众积极参与，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又联系实际，特别是人们把文化翻身看作是政治上解放的延伸，因此，建国初期全国人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扫盲教育中来。到1956年11月，全国接受扫盲教育的人数达7000万人，其中农民6200万，职工3000万，累计扫除文盲800多万人。[10]

（三）大力发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新中国教育的一大特点，而当时的社会教育又以业余教育为主，这也是“积极发展工业教育，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教育与国家建设密切联系”的重要体现。[11]1949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除维持原有学校外，教育应着重为工农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12]对于发展社会教育，提出既要注意干部职工文化层次的提高，也要注意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扫盲教育中就讲：“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3]因此，对于随后开展的业余教育，政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及《关于冬学转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等文件，对社会教育的学制、课程与学习组织形式，教师、教材与组织领导以及经费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通过举办社会教育，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得到显著提高，新中国的文化教育真正成为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四）进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教育的发展从来都是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因此，建国初期的教育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1952年以华北和华东两区为重点的院系调整工作，就是对旧的高等教育制度、教学组织所采取的重大改革步骤。作为党和政府最高决策人的在这次调整中影响巨大，其教育思想和理念直接决定着院系调整的方向。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对旧有的教育文化事业进行改革的任务，他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14]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1952年6月4日到9月下旬，人民政府有步骤地进行了院系调整工作。此次全国院系调整的总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与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逐步创办函授学校和夜大学，并在机构上大量吸收工农成分入高等学校准备条件。[15]与此同时，我们还学习苏联经验，根据专业教学或学科研究的需要，在高等学校普遍建立教学研究组（或教研室）。通过院系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到苏联模式，培养目标从重基础知识转到重专业技能，办学形式从多元转到一元，教育结构从自主分散转到集中办学的方向，[16]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准备了大批人才和干部。

二、推动技术革命

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持续的物质资源投入，而且需要关键的技术创新，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新中国成立时，人类历史已历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科技革命通过变革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有力地改造着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从而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变，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更新。认为技术革命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目标的前提条件，而知识分子又是知识和科学技术的重要载体，决定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

（一）知识分子是技术的重要载体，决定着技术革命的发展。因此，抓技术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积极性的发挥。建国初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一是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事业的依靠力量。提出要使用知识分子，但同时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7]1956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高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好。”[18]这些论述及政策的落实，使知识分子很受鼓舞，他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在各行各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科学技术是关系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是促进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强大动力。一贯重视科学技术的这种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并预计到随着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建设更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1940年2月5日，延安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到会祝贺，他说：“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19]1941年1月31日，写信给远在苏联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再次强调学习自然科学的重要性。他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20]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任务逐步提上日程，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普及科学知识就显得非常必要。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醒大家：“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1]的这些论述，科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指出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建设的推动作用。

（三）科技发展应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应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技术革命来推动社会发展。1956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22]1956年，在的关怀下，根据的建议，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酝酿、讨论，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科学家、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编写了我国《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关系到中国社会现代化前途的宏伟规划的制定，成为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

（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推动技术革命的方针。科学技术的作用再强大，科技规划再鼓舞人心，没有一个促进科技发展的社会环境也是不行的。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实际上是要在科学技术问题上，走集中大家智慧，扬各人所长的发展道路。“百家争鸣”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是在这个领域的独特贡献。[23]

在科技革命思想的指引下，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得以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许多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冒着危险回国参加建设，到1952年，中国科学院已经拥有包括众多学科的31个研究所。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选集》第一卷、二卷、三卷相继出版，并很快被翻译成俄、英、法、日等20多种文字，介绍到许多国家，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24]1956年，全国科研机构达1714个，专门从事科研的人员达12万人。[25]科技革命的高潮在全国不断掀起，从中央到地方涌现出大批科技成果，并在工农业生产实际应用中发挥了重大的效益。

三、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顾拜旦说过：“体育不仅锻炼体魄、培养意志、促进身心健康，而且还具有社会职能，培养青少年具有社会意识。”指出：“体育工作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能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一个国家富强文明的标志。”[26]早在青年时期，就论述过体育的重要性，将强身与强国结合起来。他在1917年4月发表的《体育之研究》就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野蛮其体魄。”认为强国必强民，强国民之体力为强国之基础。新中国的成立，为实践这种构想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体育工作关系青年的成长。学校体育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青年一代的成长。1950年6月19日，就学生的健康问题写信给教育部马叙伦部长，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27]要将青年的健康与身体置于教育的首位。据此，1951年7月13日政务院第九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要求“各级学校应切实改进体育教学，尽可能地充实体育娱乐的设备，加强学生体格的锻炼。除晨操及课间活动外，应组织学生普遍参加体育运动及娱乐活动。”[28]1952年再次提出：“应该把青少年的体育运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使青少年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1953年，他又向全国青年提出“三好”号召，指示要“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强调“要充分兼顾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娱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29]

（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群众体育是提升整个民族体质的重要措施，是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健康的人力资源的有效途径。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要把增强人民体质视为一项政治任务。1952年6月20日至24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为该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30]全民体育运动逐步展开。1953年，在中央讨论体育工作时指出，体育是关系六亿人民健康的大事，要积极开展群众体育运动，使体育活动普及和经常化。1954年国家体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方针，全国掀起了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群众体育运动开展的文件。1955年10月2到9日，全国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京举行，参加大会的男女职工运动员1700多人，参加了大会的开幕式。[31]1956年1月16到26日，国家体委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加速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争取两三年内在若干项目分别接近或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方针。[32]

到1956年底，我国运动员共打破全国记录659次，比1953年增加416次，其中，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分别与6月7日、11月29日两次以133公斤、135.5公斤的成绩打破了最轻量级双手挺举世界记录，使中国举重运动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1951年5月14日，国际奥委会第49届会议正式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奥委会的会员国地位。[33]

四、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

卫生与防疫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一贯重视人民的卫生防疫事业，早在革命战争岁月里，就亲自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卫生运动，组织人员打小井、盖厕所、打扫院子，亲自看望伤员，并号召军民预防和减少疾病。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后人民的政府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卫生防疫事业。”[34]新中国的成立，使人民的健康权益有了可靠的保证。

（一）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是我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极力发展这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立即组织力量把对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20种传染病作为防治目标。到1951年10月，天花、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其他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也收到一定成效。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1951年9月7日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中央的报告指出，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数是可以预防的。对此，及时做了《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量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35]

（二）卫生防疫工作要与其它工作相结合，发展速度要相适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提出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应相应地加快发展，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36]认为，除加快卫生事业发展的速度外，卫生事业的发展还必须与生产等其他方面相结合。指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结合起来。”[37]

（三）必须充分发动、组织和依靠群众。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工作，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这既是卫生防疫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要特征。从建国后消灭各种传染疾病到1952年反细菌战及1955年开始的除四害运动。一方面党和政府正确发动，一方面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在反细菌战中，其中就有一个原则是“在发动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基础之上，结合专家指导，进行防疫工作。”[38]在除四害中，长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居民在城镇约占91%，在农村约占60%。[39]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无论老人，小孩，青年，壮年，教员，学生，男子，女子，都要尽可能地受执蝇拍及其他工具，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害。”[40]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许多地区的苍蝇、蚊子、老鼠、臭虫明显减少，环境卫生、庭院卫生和个人卫生都有了很大改善，几种烈性传染病也因此得到基本控制。

（四）初步建立卫生体制。1950年8月，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的题词中明确提出：“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41]。1952年12月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上，又进一步规定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从而解决了卫生工作的方向、方针、力量和方法问题，在此基础上，政务院签发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专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决定自1952年起对国家工作人员和革命伤残军人实行公费医疗，同年8月，政务院进一步明确公费医疗预防经费列入财政预算。1952年12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医院诊所免征工商业税的规定》，规定公立医院免征工商业税，对私力医院，诊所也规定符合一定条件也可以免征工商税。同时大力发展公立卫生机构。1950年8月，国务院批准第一个卫生工作会议报告，提出建立全国各级的基层卫生组织，通过了“关于健全发展全国基层组织的决定”，要求“中央及各级行政区卫生部门应有计划的健全和发展全国现有的卫生院所，使其适应当前的卫生方针和任务。”[42]

虽然由于一些“左”的思想也曾导致卫生领域出现一些失误，但总体上，这一时期一系列卫生管理制度和机构的建立，对于我国人民的健康起立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也为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起点。

五、关于发展社会事业思想的特点

（一）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普通的党员，在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事业方面他的党性和个性得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体现。建国初期，不论是教育、科技、群众体育还是卫生防疫等社会事业，都是促进新民主主义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最终为全体人民的健康素质、文化素质及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依靠群众运动来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其依靠力量也是非常明显的。即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智慧和经验，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推动社会事业，实行社会管理。认为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像卫生、防疫、治安、养老、救灾等社会事业，是可以交给广大群众去办的，或者让他们办一部分。建国初期，好多社会事业的开展都带有“全民性”、运动性的特征，像扫盲教育，社会教育，爱国卫生运动，全民体育运动等项工作，无不是全民的事业。用此种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运动模式来治理社会问题，推动社会事业发展，在短时期内对改善人民群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质及健康素质作用很大，但它主要适用于革命战争时期，如果在和平建设时期一味地普及，则会成为对社会发展的制约。

（三）政治化的社会事业。建国初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的思想和实践说明，当时党中央是按照统筹安排，协调发展的思路进行的，并且历史的发展也证明这种以社会建设促经济恢复，政权巩固是有成效的。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社会事业的作用和功能有如此的认识程度，投入如此大，已是非常宝贵，但是政治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不论是扫盲教育、卫生防疫还是体育工作，都被定性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社会建设要按照政治发展的标准和尺度进行。因此，发展社会事业的思想较明显地受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所制约和影响。作为主要是政治家、战略家而不是社会思想家的，他所阐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政策，是服从于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因此，其政治路线正确，其社会思想就会正确。社会事业作为公共服务，公共物品，它的享有者是全民，因而不应该过多地受政治斗争的影响。

（四）社会化水平较低。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并且也受一定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于建国初期，我国国民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社会事业的发展曾充当了国民经济恢复和政权巩固的手段。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不是很相称，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公共事业的需求差距还比较大，因而使社会事业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同时，由于国家财政用于经济建设的投入远远高于社会文教事业的投入，使社会事业的发展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建国初期社会事业基本上是由国家包办，因而行政色彩、主观色彩较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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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34]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P1083．

[5]转引自，王生玉：中国教育思想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P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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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华月报，1950年5月号，第2卷第1期，P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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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徐东：与建国初期我国高等院系调整[J]．思想研究，2006，（4）P16-20．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P507．

[19]新中华报，1940年8月15日．

[20]中央文献研究室：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P166．

[22]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P2．

[23]郭学旺：与中国社会的变迁[M]．北京：言实出版社，1997，P297．

[26]转引自，韩丹：我国近年对体育本质功能的认识和体育战略重点的决策[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1997，（3）P1-4．

[28]新华月报，1951年9月25日，第4卷第5期，P1150．

[29]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P219．

[37]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P150．

[38]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J]．党的文献，2003，（5）P19．

[39]肖树爱：与爱国卫生运动[J]．青海社会科学，2003，（4）P4．

[40]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J]．党的文献，2003，（5）P23．

建国初期范文篇6

[关键词]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

我们党历来重视总结经验。建国初期，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建国初期党执政的历史经验，反思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丧权亡党的惨痛教训，对于我们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学习，努力提高执政本领

针对执政后党的任务的改变，从事关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共产党会不会失败的高度。反复号召全党加强学习，迅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学会管理经济建设。

首先，他十分重视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早在1948年“九月会议”时就明确指出：“我党的理论水平，必须承认还是低的，必须提高一步。……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他在为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的决议，即著名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一文中又指出：“我党在不要很久的时期内，是能够有把握地取得全国政权的。为了保证胜利，一九四九年还要进行普遍的和深入的政策教育工作。说是学会了，并不等于不要再学了，我们还要学习很多东西。”。

其次，他着力强调学习经济工作，认为这是全党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他对全党的学习能力充满信心：“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建国初期，还就干部学习问题谈到了学习的目的、范围和方法。他强调：一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党内就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要学辩证法，讲辩证法就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起来。二是在与自然界斗争方面，我们的第一个先生是苏联，我们首先要学习苏联，但美国也是我们的先生。三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机械地搬用，包括马克思的话都不能照搬。学习要与独创相结合。四是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学习，要当群众的先生，就得先当群众的学生。五是政治家必须懂些业务，不能当空头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要求全党要不断地学习，就是要引导全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提高党执政兴国的能力。

在党中央和的号召下，建国初期，全党掀起了学习工业、农业、商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的热潮，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发展，各项工作顺利进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不断提高。

二、重视研究党执政的政策、策略和方法，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非常重视党的政策、策略及方法的研究。他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他在党的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又向全党宣告：“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要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的确，一个政党的政策与策略的制定，反映了这个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反映了民心所向。

建国初期，多次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领导方法很重要。要不犯错误，就要注重领导方法加强领导。”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搞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领导方法。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提出：“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任何工作时必须采用的方法；领导干部要善于“解剖麻雀”，从个别中发现一般的、普遍的东西，推广典型经验时要经过试验，由点到面；抓工作时要在用主要力量抓紧中心工作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中心工作与其他一般工作的关系，学会“弹钢琴”；要将质量和数量辩证统一的原理运用于领导工作，还提出了“胸中有‘数’的工作方法”；他在制定规划和计划时还提出了“留有余地”的思想，要求各级干部要考虑两方面问题：一是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考虑进去，二是要量力而行，他称这种方法为四面受敌法，也就是全方位思考问题，同时又要给自己留有余地和可供机动的力量；认为任何运动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运动，表现在工作上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有时要上、有时要下，有时要快一点、有时要慢一点，按照这种运动规律安排工作就叫波浪式前进。结合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所提出的这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很重要，至今对于指导我们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都有积极意义。

三、从严治党，增强党拒腐防变的能力

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提高执政党的思想政治素质。革命胜利之初，清醒地认识到，在党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来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针对这些新情况与新问题，他警告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为此，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党内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切实做到“两个务必”，这是反骄破满、拒腐防变、增强党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党员干部自身思想政治素质的需要。只有转变作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才能永远保持党的健康肌体，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

开展整党整风运动，坚决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纯洁队伍。建国之初，以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利用三年时间在全党有计划地进行一次整风的决定。1953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在全党开展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为内容的新三反运动的指示。到6月，经审查，已查出了一批陷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的不良分子。被这种现象震怒了，他极其严肃地向全党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他还在一份中央的复电中说：“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951年12月，中央发出了由亲自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示》强调：这次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三反”与“五反”运动的结合进行，形成了建国初期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败斗争。自始至终抓了斗争的领导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10至12月，他批转的有关“三反”的指示和报告就有40多件，到1952年2月，他批转的文件高达85件。这次反腐败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被处决；一批犯罪的贪污犯，根据不同情况也得到不同惩办。之所以下狠心处决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是因为：“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这场反腐败斗争，更加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同时，它也用行动向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四、加强制度建设，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建国初期，党和通过制度建设加强各方面对执政党的监督，密切党群关系，注重用制度建设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问题。

“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这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重要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最高权力，让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也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法律。这是依法治国的一个根本思路。

还领导我们党创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了同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两个万岁”的思想。认为，“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所以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占比重很大。在整风运动中，动员派帮助中共整风，给中共提意见，形成内外夹攻之势，也是提出来的。

为了便于人民对执政党的监督和克服官僚主义，倡导建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要求干部同工、农、兵打成一片，坚持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保障人民授予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不被滥用，提出，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群众监督。他还提出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社员代表大会制度，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等群众管理形式，注意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监督作用。坚信“群众监督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良药”。

还十分重视舆论监督。1953年1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强调：“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强调：“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可摆官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在的领导下和广大人民群众、派的监督下，广大干部工作谨慎，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受到很大程度的遏制。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时期，在“反右”、“”严重失误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过对党执政的信念。

五、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保证党和国家永不变色

建国初期，党和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图谋，提出了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干部队伍体制，以保证党不变质，国不变色。

培养接班人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培养接班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我们党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的伟大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高瞻远瞩，从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出发。向全党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关于培养接班人的战略思想非常丰富，明确提出培养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条，要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的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的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有事要同群众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取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强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不是在学校里、书斋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在阶级斗争中造就的，是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五条标准是对我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经验总结，也是结合执政实践和苏共经验教训提出来的。既包括对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要求，也包括方法论和工作作风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觉地、有计划地培养接班人的一种积极尝试。

六、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形势，不断提高党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总揽全局的能力主要是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把党的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解决带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上，牢牢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善于驾驭整个国家的全局，站在全局上思考和谋划问题，从全局的角度、战略的角度有效地领导整个国家的事业。1957年提出的“统筹兼顾”方针，就包含了这种总揽全局的思想。

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提出一个基本方针：“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7年，他进一步提出：“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就是说：我们已成为执政党了，执政党的方针就是要对所有的人负责，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重要著作中，深刻地阐述了“统筹兼顾”这种执政党总揽全局的思想：“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的这些论述，特别是统筹兼顾的思想告诉我们：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正视人民群众中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党的八大前后确定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目标，也可以说突出地表现了党总揽全局的能力。这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改革开放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和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情比较复杂。作为执政党，必须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在突发事件和各种不测事件到来时，才能做到清醒判断、从容应对、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国家面临非常复杂的社会情况和繁重任务。在我党执政后的第一次中央全会即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集中全党智慧，科学判断形势，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任务，孤立和打击了当时的主要敌人，较好地完成了肃清“三大敌人”的残余势力，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任务。

1956年是新中国进入社会大变动的历史转折时期，是“多事之秋”。国际上，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引起东欧一些国家政局动荡，陆续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大罢工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高潮，由于社会大变动、经济建设冒进等原因，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多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农村中不少地方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这些是新的复杂的情况，执政刚刚七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对老百姓向自己的罢工、罢课，许多党员和干部感到了茫然，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局面，冷静分析，深入研究。1957年2月，在长时间考虑和酝酿的基础上，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理论，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对当时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有了科学的解释和解决办法，稳定了局势。这一思想对于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于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

正因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提高，我们党在执掌新中国政权的早期阶段，创造性地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并经过艰苦努力，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党建立和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创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人民民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我们党确立了指导文化建设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我们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战胜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破坏和武装挑衅，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安全，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一切，都使党的执政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一时期党执政方面也有一些缺憾和失误。例如，以不间断的政治运动的方式反腐败，防演变；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党内斗争扩大化；一些好的思路、制度由于没有得到进一步坚持和完善，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研究和总结建国初期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就是为了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党的执政规律，进一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执政水平，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不动摇。

注释：

①②《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7－138页，第232页。

③④⑤《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第688页，第667页。

⑥⑨⑩(11)(12)《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第1438－1439页，第1438－1439页，第1438－1439页。第1438－1439页。

⑦《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⑧《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6页。

(13)(14)《、邓小平、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82－183页，第182页。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16)罗广武《统一战线工作100例》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12)(18)《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第225页。

建国初期范文篇7

一、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从总体上看，建国初期（特别是经过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之后）我国行政腐败的状况无论从发生频度还是规模上都比改革开放后要小。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相对较有效的公务员他律制度是重要的一条。当时的公务员他律制度之所以有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

（一）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顺应了当时的内在制度和法律文化

内在制度是指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规则，它体现着过去曾最有益于人类的各种解决方法。主要包括价值观、习惯、伦理规范、礼貌和习俗，以及自然法等。[2]在建国初期公务员系统内在制度的众多特征中，与他律制度联系紧密的主要有：其一，在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占主导地位；其二，对党组织发自内心地拥护、信赖和敬畏，直至发展成对党的领导人的盲目崇拜；其三，政治观念、阶级斗争观念以及纪律观念特别强烈（这三个特征的形成都是与共产党在执政后继续保留浓厚的革命党色彩分不开的）。由于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导致了当时公务员的价值观及伦理道德规范比较统一，因而公务员对建立于此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上的他律制度的自觉认同程度很深，再加上公务员队伍对党组织的忠诚和很强的纪律性，以及由于阶级斗争观念的持续保持和强化，产生了强大的虚拟外界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公务员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十分强劲，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公务员执行上级政策、法规的积极性和热情。这种自觉的认同和服从对他律制度能否发挥应有功效是至关重要的。已经有人估计，如果没有形成自觉性服从，“政府靠强制在任何时候最多只能执行全部法律规范的3-7%”。[3]因为“当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冲突时，监督外在制度服从情况的成本和执行外在制度的成本会限制政府靠外在制度所能取得的成就。”[4]更进一步，公务员的这种自觉和热情还能对法规、政策本身的不够周详和完善之处加以弥补，使法规、政策的目的与宗旨得以实现，甚至比在周详、完备的情况下做得更富有创造性与成效。

法律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人们对法的性质、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他法律现象的看法和评价，是渗透到法律生活当中的思想传统、思维模式。建国初期的法律文化可以概括为“不重视制度理性化的文化”。这种文化不重视正式法规及其贯彻机制的建立，以至排斥规范化、理性化的制度结构，非正式的行为规则和具体情况下随机的行为控制居于支配地位，正式成文的法律可以因特殊的需要而改写，从而使得所谓成文的正式制度事实上也不同程度地等同于非正式的制度。[5]在这种只重内容和实质上的公平，而不追求形式上的正规化的文化中，法规越全面而详尽，也就意味着违法违规行为越广泛而普遍，从而使法规的权威资源流失。与其如此，还不如多用政策来代替法规，因为政策往往针对特定事情、特定对象和特定领域，因而对法治文化要求不高，且最适合人治文化。在建国初期的公务员他律制度中，政策无论从数量上还是震慑力上都远大于法规，且不论其副作用，这种状况确实顺应了当时的法律文化，从而增强和放大了他律制度对公务员行为的规范功能。

（二）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极具灵活性与弹性

虽然从宏观上讲，制度的变迁总是滞后于环境的变化，但从一定角度看，法规、政策等制度是环境的产物，有效的制度体现着人们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最佳方法。如果制度僵化并严重地滞后于环境，制度的功效必将降低，甚至成为组织发展的桎梏。因此制度必须具备必要的灵活性和弹性，要有回旋和调整的余地，这样才能降低制度的执行成本和服从成本，提高制度对环境的适应性，增强制度的生命力。回顾一下建国初期他律制度，其灵活性与弹性可谓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主要表现为：其一，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环境的变化，他律制度被及时地制定和修改。例如，为配合“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国家及时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等法规；其二，公务员他律制度的内容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他律制度的执行者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1957年10月颁布的《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第七条中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对于违反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在追究纪律责任和给予纪律处分的时候，……按照所犯错误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参照本人平常的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分别予以适当的纪律处分或者免予处分。”可以这样说，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的极大灵活性与弹性不但提高了他律制度对环境的适应性和生命力，而且这种灵活性与弹性依托于党的巨大权威资源，使他律制度在保持必要权威与尊严基础上，充分享有了便宜行事以及激发他律制度执行者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等好处，从而极大地提升了他律制度对党和国家各项具体任务的工具性价值。

（三）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比较简约

“认识论和法理学正日益证明，复杂规则不起作用，因为它们对人的认识要求过高并硬使服从法律的代价超过了必要的水平（Schuck，1992；Epstein，1995）。”[6]“在人性的认识局限和其他局限既定的情况下，制度，要富有效率，就必须易于理解。为此，它们应当是简单而确定，对违规的惩罚应当得到清晰的传达和理解。”[7]况且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的整体文化素质并不高，这就更要求他律制度简约而显明。纵观建国初期的他律制度，虽然体系和条款不够完备，但确实比较简约。其一，法规数量不多。虽然自1950年至1957年我国制定的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数量达873件，[8]但这对于一个对旧法规采取推倒重来方针的新政权而言，并不算多，而且其中不少法规是临时性的，也就是说，在具体某一时期，实际生效的法规数量比这个数字要少的多，至于其中涉及公务员他律的法规，为数就更少了。其二，公务员他律制度的条款、内容比较简约。比如，195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只有18条；《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只有17条；《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只有13条等。至于党的对公务员进行他律的政策，虽然数量远多于法规，但其内容也往往简单明了，时效性与操作性都较强，例如，1952年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中作了这样的规定：“请你们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9]姑且不论此规定的科学性，但其显明性确是十分突出的。

以上因素（不管这些因素的具备是源于政治决策者对制度规律的深刻洞识与主动把握还是受当时的客观现实所迫）系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比较有效的重要成因，值得今天借鉴，因此，换一个角度讲，这些因素亦可称之为当时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二、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教训

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在爆发出炫目的暂时性光芒之后，很快就凸现出其巨大的副作用。从1957年起，“法律虚无主义”思潮开始弥漫并日趋严重，并最终出现了“”期间“无法无天”的境况。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建国初期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教训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有缺陷的文化与生长其上的公务员他律制度形成了恶性循环

虽然建国初期他律制度与当时的文化（主要指内在制度和法律文化）比较匹配，但这种文化是有缺陷的，其中最明显的缺陷就是：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制度理性化观念、政治市场观念、思想市场观念、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等理性文化要素严重缺乏。[10]面对这种有缺陷的文化，当时的他律制度不是在积极矫正的基础上去适应它，而是一味地迎合、利用甚至强化这种缺陷，其结果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当时的具体任务和目标可能达成了，但却是以大量地耗费党和政府稀缺的权威资源和合法性资源为代价，从而最终使他律制度趋于“软性化”和无效。并且在此基础上，还会进一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有缺陷的文化诱发畸形的他律制度，而畸形的他律制度又进一步加剧文化的缺陷。笔者认为，这是建国初期他律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二）他律制度缺乏普适性

普适性是法治的一个基本态度，违背普适性准则一般都会削弱对规则的服从和规则的显明性，并因此而削弱制度的规范性、协调性品质。普适性包括三项准则：其一，制度应具有一般性。换言之，制度不应在无确切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和情境实施差别待遇；其二，有效规则必须在两种意义上具有确定性：它必须是可以识别的（显明的），它必须就未来的环境提供可靠的指南；其三，制度应当具有开放性，以便允许行为者通过创新行动对新环境作出反应。[11]而建国初期的他律制度（特别是政策），为了执行的便捷以及其它诸如政治、经济等相关考虑，赋予了制度执行者过大的自由裁量权，规定了过多的“如果……那么……”式条款，并且有时还根据人们的阶级、地位、影响力等因素，有差别地运用规则和惩罚，比如：“其有在革命工作中一贯表现好，偶犯贪污错误，数量甚小者，还可以免予行政处分。”[12]这就使公务员不能清晰地看懂制度的信号，确切地知道违规的后果，并恰当地将自己的行为与之对照，因而与制度的普适性要求背道而驰。可以说，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严重缺乏普适性是酿成后来“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盛行的重要祸根之一。

（三）不重视元规则的建设

元规则又叫程序性规则，它们决定实体性规则可以规定什么和不可以规定什么，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制度变革，以及如何进行制度变革，比如，谁能启动变革，要通过变革需要什么样的多数票，如何解决制度变革上的冲突。元规则对于使规则系统在不同时期合乎预期地发挥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规则激增，整个规则系统发生功能障碍的风险增大时更是如此），它们能保证规则系统的内在协调性，并使制度变革的整体局面保持可预见性。缺少这种元规则的制度系统限制着演化性适应，从长期来讲，它们很可能将难以保证制度的连续性，并变得不确定。[13]纵观建国初期他律制度，在法规中很少设立元规则，即使有，也往往过于笼统而难于实践和操作。至于政策就更不用提，几乎难觅元规则的踪影。元规则的缺失带给我国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是严重而持久的，它不但是后来“法律虚无主义”盛行的重要促成因素之一，而且对当今法制建设中“重实体，轻程序”格局的形成也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四）他律制度缺乏稳定性

稳定制度的优越性在于，人们已使自己的优点最佳地适应于老的制度，养成了近乎本能地遵守它们的习惯。因此，制度的稳定性减少了制度的执行成本，提高了制度的可信赖性，并因此而促进着人际交往。[14]所以，他律制度在保持对环境的必要适应和改造基础上，应尽最可能地维持稳定性。而建国初期的公务员他律制度由于过分地追求灵活性、权变性以及实用性，致使制度的稳定性受到巨大冲击。一些他律制度（特别是政策）几乎是朝令夕改，严重破坏了公务员的正当行为预期，并逐渐腐蚀了他律制度在公务员心目中的权威性。

三、对当前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启示

建国初期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给当前我国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启示。

（一）保持公务员他律制度与文化的良性互动

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必须在积极矫正文化缺陷，构建健康的理性化文化基础上与文化（特别是内在制度和法律文化）保持一致，以文化来支持制度和弥补制度的不足（比如以诸如社会不满、羞耻心和群体排斥等自发性惩治来补充正式的司法惩罚），并进而形成制度与理性化文化的良性互动。这其中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不能被旧文化牵着鼻子走，做旧文化的奴隶，否则将重蹈前他律的覆辙；其二，不能逆文化而行，与文化对抗，否则将导致他律制度的低效。他律制度对文化应该采取的态度是：既顺应又改造，在顺应中积极改造，在改造中保持顺应，将改造和顺应有机结合而不是对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他律制度（特别是法规）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比建国初期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但他律制度却日趋“软性化”，对公务员的规范功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与新型他律制度相匹配的理性化文化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从而不但不能对他律制度起支持、促进作用，反而发挥着阻碍、抵消的负面效应。

（二）在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与弹性基础上，尽最大可能地维护他律制度的普适性和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公务员他律制度建设虽然在朝普适性和稳定性方向迈进，但离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和稳定性还有较长距离，而且也逐渐失去了建国初期他律制度的灵活性与弹性优势。当然，这在社会过渡与转型时期是难免甚至不可避免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到位之后才能真正得到解决。但这并不等于说目前在这一点上可以无所作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来促成普适性、稳定性目标的早日达成。在处理他律制度的灵活性、弹性与普适性和稳定性的关系时，如果它们之间发生冲突，鉴于我国的法律文化现状，宁愿牺牲一点灵活性与弹性，以维护和促进他律制度的普适性与稳定性。

建国初期范文篇8

【关键词】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1关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背景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三大改造时期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分析主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农业集体化、工业化政策、农村文化转型和农民自身思想特点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学界普遍认为三大改造时期加强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保证农业集体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顺利进行。例如李文超认为党面对农民“滞后的社会心理和落后的生产能力”，为“引导农民走农业合作化道路”，进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崔晓麟，牛艳红则认为过渡时期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物质积累和现实需要；廖义军等人则从农村文化建设的视角出发，认为“把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在此基础上“开展科技文化教育、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农村文艺事业”，进而实现新中国农村的文化转型；李平贵认为农民阶级存在的“革命性与落后性并存、保守性与满足心理滋长、政治上求纯与经济上怕富共生”的政治思想特点是党在这一时期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因所在。

2关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研究

当前学界对三大改造时期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分析主要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工农联盟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尚婷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线，是解决过渡时期农村社会中新矛盾、新问题的思想保证；彭正德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是“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思想的一次重大介入”，推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开展。其次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黄道霞在《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中论述的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就是“教育社员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加强劳动纪律和互助团结”，同时，响应国家号召、爱护公共财产和帮扶单干农民也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是工农联盟教育。杜君，张学凤认为“对农民宣传巩固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既要明确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又要宣传“合作互助的新型工农关系”。

3关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

对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研究，学界大多关注于活动载体、大众传媒载体和文化载体等教育载体的应用上。首先是活动载体，将党相关政策解读用农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讲，包括“忆苦思甜教育”、冬学运动等活动。例如王员重点论述了活动载体在建国初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张举认为农民协会的日常教育活动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次是大众传媒载体。李飞龙等列举了“广播网、宣传员传授站、会议、报刊、电影、剧团剧场”等多种大众传媒途径在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中承担的重要角色。最后是文化载体的应用。杜君等认为主席亲自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出现的诸多案例就是文化载体的典型应用。

4关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启示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三大改造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较多，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原则的应用与发展，包括物质利益原则、政治教育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原则和搞试点、树立典型原则。运迪认为物质利益原则的运用“明确农民的角色定位，并与农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增强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宁小梅认为“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是政治教育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原则的完美运用；尚婷则重点论述了“群体广泛宣传和个体逐一开导”的教育经验。此外，周竞风认为，三大改造时期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方法灵活；成效显著，影响深远”等特点。

5评述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总体上来说较为丰富，但是对于三大改造中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题研究还是不够充实、完善，尚未做到由点到线、由线及面的系统、全面的研究。希望本研究可以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有所增益。

参考文献

[1]李文超.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5.

[2]崔晓麟,牛艳红.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教育思想[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6):156-160.

[3]廖义军.1949-1956年新中国农村文化建设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3.

[4]李平贵.建国初期党对农民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J].学习与实践,2009(6):90-98.

[5]尚婷.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海口:海南大学,2015.

[6]彭正德.新中国成立初期合作化中的政治动员与农民认同——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例[J].中共党史研究,2010(5):80-88.

[7]黄道霞.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8]杜君,张学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考察[J].理论学刊,2012(2):24-29.

[9]王员.建国初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基本经验[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10.

[10]张举.建国初期农民协会兴起与隐退原因考察[J].理论导刊,2007(12):41-43.

[11]李飞龙.建国初期农民教育和农村社会变迁(1949-1957)[D].保定:河北大学,2006.

[12]运迪.建国以来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基本经验[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4):56-61.

[13]宁小梅.论建国初期党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

建国初期范文篇9

论文摘要：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及其著作《(红楼梦)研究》和对胡适思想、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事件，对新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有重大影响。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知识分子的定位、学术属性与价值、宗派斗争、思想改造方式等问题。

一、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历史动因

(一)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

(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

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开展文化批判的影响

三、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四、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其它因素

(一)党对思想问题的处理方式对于建国初期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二)党的文艺方针对于建国初期开展思想文化批判的影响

建国初期范文篇10

关键词：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

建国初期，对于中国的基督教来说是一个特殊时期。一方面，由于全国刚刚解放，基督教会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依然在一定范围内藕断丝连，教会自身逐渐地从盲目走向理性；另一方面，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执行不断趋向完善下，基督教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支配而走上“三自”道路。建国初期是宗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相适应的起步阶段。历史证明，宗教是能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研究宗教历史，有助于指导社会主义时期宗教的自身建设，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

黔西北地处贵州西北与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山区，是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地区，该地生活着彝、苗、回等几十个少数民族，是多宗教并存的地区，尤以基督教为显著。黔西北基督教由英、美、德、法等国先后传入，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极具群众性、民族性和复杂性。宗教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和传承性，建国初期，黔西北基督教依然派别众多，而且“复兴”再起，尤其在苗族、彝族社会中。从组织派别来看有内地会、循道公会、安息日会、小群会；从其信仰方式来看还有其衍生派灵恩、灵火烧、圣徒派等。

1.内地会

内地会系英、美等国基督教专门对中国山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宣教团体，是跨宗派的国际传教组织，1865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在中国创立，总部设于伦敦。1877年，英国传教士祝明扬由湖南进入贵州，在贵阳设立“贵州基督教内地总会”，1884年，英国另一传教士白德礼被派到黔西重地安顺传教，1888年增派党居仁。党居仁来到安顺后设立宣道会，始建礼拜堂。1903年秋，党居仁同安顺官府瞿鸿锡、威宁州官府邓循卿、当地土目安康宁、安圻到葛布协商建构教堂。教堂建成之后同时开设了小学。之后很多教堂及其教会学校都相继建起。建国初期，各教派发展状况如下：

1.1内地会葛布教区（苗系）

黔西北基督教葛布教区属苗系教区，由英籍传教士党居仁创立，解放前历经英籍传教士党居、刘谷森、岳克敦、裴仲渔，澳籍传教士罗彼德，加籍传教士贝尔特等人主持教务；50年代有中国人士杨志成、朱文正、王明道（均为苗族）主持教务。建国初期其组织体系如下：

葛布总堂：东区有支堂小花地、燕家营、岩头上、包包寨、野鸡寨、丰冲、菜甘丹、裸布、大岩洞、八井口子、凉水井；西区有支堂大松树、鱼秋湾、以独、轿顶山、马拉冲、隆兴厂；中区有支堂葛布、岩头上、公鸡寨、凹多沟、刘家屋基、歹丕坪、合山寨、岩脚寨、滑石板、报都；北区有支堂水口子、矮子坡、老鹰山、茅坡、口子坝、以那秋。

从分布区域来看，葛布教区各堂口主要分布于赫章的二、三、四、五、六区，威宁的二、三、十、十一区，水城的四、五区，其次还有云南彝良、镇雄等地。据56年调查，共有牧师1人，长老22人，传道23人，执事50人，教徒4200人。自58年7月份以后，仅有个别堂口有宗教活动。

1.2内地会结构教区（彝系）

内地会结构教区1913年由英籍牧师艾文斯设立，后历经德国牧师代洛安、海恒博、海利员等人主持教务，50年代有中国牧师张永学主持教务。建国初期其组织体系如下：

结构总堂：中部片区有支堂结构、扯拖罗、乐那哦俄、蛇具嘎、毛姑、色居河、田坎上、以都嘎、营盘寨、高坎子、嵩嘎丫口；东部片区有支堂麻嘎青、家竹园、四卓子井、依姑、多块；北部片区有支堂甘河井、初初、周坡、安口井、安家寨、妥摆寨；南部片区分为四个部，南一部有支堂的卓井、三口坪、甘堰塘、兜马冲、鸡滑寨、张家院子、以扒块、九谷寨、岩洞门前，南二部有支堂大板底、麻窝、倮布营、雄姑、海嘎、石丫口、海子边、扎都、嘎泥块、内以婵子、郎底、嘎丕寨、毛拉柱、说开，南三部有支堂朱市河、大坪子、矮炉、板房、口素、阿维寨、新官寨、春老各、发窝寨、老底井、马圈岩、茶树、山木箐、坪子上、海子头、顺马坎、大山脚，南四部有支堂色开古、木城、龙井、龙泉、左女、登亨、发达。

以上各堂口主要分布于赫章一、三、四、五、六、七区，威宁二、三、十三区，水城的五区，云南镇雄等地。据56年调查，该教区共有长老104人，传道31人，执事42人，教徒6300人。58年以后，95%的堂口都停止了礼拜活动。

1.3内地会大方教区

内地会大方教区于1911年由德籍牧苏宽仁创立，解放前历经巴宽敬、毕纶德、孔希增等人主持教务，50年代由中国牧师王德生、陈绍光（女）等主持教务。其总堂设于大定，建国初期其组织体系如下：

大定总堂：中上区有支堂大定、显母、科官寨、勺底、雾露宽、黑冲地、发窝、杨家寨、风山、平安村、底垮、果井、钟箐、海嘎、小勺柏；中下区有支堂龙井、田坎寨、伙马、小衣厂、普宜、岔河、箐麦井、风吹地、白花山；西区有支堂硝灰洞、羊坡寨、爬敦河、以布盖、邓寨营、奶扒寨、瓜种河、地他、以支丹、老凹坝、威冲、木下河、阿基咪、哪迈块、寨块、岩脚寨、发科俄、土部、岩石。

2.循道公会

循道公会属于英国基督教宣教会，18世纪创立，属卫斯理宗。咸丰元年（1851年）传入中国。光绪九年（1883年）传入云南，时称“圣道公会”。1904年由英籍传教士柏格理传入威宁石门坎，之后便在黔西北苗族社会中迅速兴起。先后创立了小学、中学、医院等。建国初期石门坎循道公会总教区下属两个教区，即石门坎教区和四方井教区。石门坎教区又下属两个联区，即：石门坎教区有支堂石门坎、爱华山、天生桥、陆家营、简角寨、倮布甲、水槽、大寨、马街；长海子联区有支堂长海子、岭子河、山海、切冲、龙井。

四方井教区下属五个联区，即四方井教有支堂四方井、狗街子、锅底岩、海嘎、勺乐多；大街联区有支堂大街、沙厂、觉落块、白岩脚；四十五户联区有支堂四十五户、果河凹、基兴嘎、哈拉河；威宁联区有支堂威宁、三道河、色共嘎、刘大路、瓜拉；大桥联区有支堂大桥、岩口堂、李子井、歹古鲁等。

以上各堂点均分布于威宁的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八个区，循道公会石门坎总教区（仅威宁属），曾发展最高教徒为12000余人，信徒有苗、汉、彝三种，石门坎教区有教徒8282人，其中苗7932人，占95.77%；彝306人，占3.7%；汉44人，仅占0.53%。

3.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

基督教复临安息日会系属美国基督教宣教会，1863年成立，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为世界性团体，属基督宗教复临派及安息日派的综合性派别。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来华开教。1926年华籍牧师贺爱敦在黔西北毕节县创立该派，设立教堂。解放前历经曾志素、罗国义等人负责教务及其它活动。50年代有彭福顺暂代。58年仅有教徒17人。

4.小群会

1953年由汉族王谈道传入，该会主要负责人王谈道到威宁后积极发展组织，56年将沙厂循道公会的几户教徒拉入其组织。后发展为兴隆厂、沙厂、补处等三个聚会处，主要分布于威宁十、十一区。58年3月召开具有反动性的秘密会议，58年有教徒59人，58年底被取缔。

5.“灵恩运动”

早在1932年，威宁的朱某去安顺参加圣经短期培训班回来宣传“灵的生命”、“灵的恩赐”后，就在当地发展为灵恩派、复兴派、属灵派。至50年代，“灵恩运动”再次兴起，55年至56年最为严重，蔓延到兴隆厂、轿定山、大松等五个支堂及水城、赫章、彝良等县，参加跳“灵舞”的教徒有时达几百人。这不但严重地影响了生产，而且还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家庭和睦，当时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张某以“灵恩”信仰为借口，乘机奸污妇女数十人，破坏了很多家庭的和睦，仅大街、大松两乡溺婴事件就有十余起，女教徒孕妇张某在“跳灵舞”中因疲劳过度而流产致死，有的借机利用医病、赶鬼、圣灵充满、喜乐跳舞、同心同爱搞非法活动，骗取钱财，奸污女教徒，长老罗某在礼拜时吃儿媳的奶称之为“吃圣奶”，传道陈某、长老陆某借圣灵充满、喜乐跳舞，分别奸污妇女10余人。

从以上来看，解放后在黔西北基督教各派别中，内地会的势力最大，分布最广，影响最深。建国初期内地会教徒的增长是循道公会教徒的10倍以上。还有，50年代黔西北基督教教徒表面上下降了很多，其实与基督教活动从地面走向地下有关，“复兴”运动的兴起也就成为其表现形式之一。而在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中又以苗族尤为突出，内地会葛布教区及循道公会石门坎总教区，其信徒都是以苗族为中心的。其次大方教区、织金教会、水城教会中的信徒苗族也明显超过其他族别，彝族次之。

参考文献：

[1][英]柏格理、[英]邰慕廉、[英]王树德、[英]甘铎理、[英]张绍乔著，东人达、东旻译《在未知的中国》，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杨汉先著《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带苗族地区史略》载《民族研究参考资料》，贵州民族研究所编。

[3]张坦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