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学范文10篇

简帛学范文篇1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

（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

简帛学范文篇2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纳⒓?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简帛学范文篇3

一、简甲三礼则寡而为仁

此六字在简三上端，整理者以为与简二“行之以礼”有关，周凤五先生认为可从①。是！另外，有学者已经指出甲篇第二、三简相连②。第三简“教之以型（刑）”与第二简中的“守之以信”、“教之以义”、“行之以礼”句型结构相应，也表明以第三简接第二简较妥。

周凤五先生认为简二下端可以拟补“夫是则教之以刑守之以义则□行之以”十六字。简文“寡而为仁”可能是“寡过而为仁”，误脱“过”字，否则“寡”字可能写错，或者必须改读。“寡过”见《论语·宪问》，“为仁”见《论语·学而》。一个人言行如果守礼，当然可以寡过，也可以为仁了。

但是，为了通解而怀疑脱字有些勉强。我们认为，既然甲篇前三简可以连读，不妨前后文结合起来观察。连读之后，其文为：

[简甲一]闻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余（予）也，而□（终）取之，民皆以为义。夫是则守之以信，教［简甲二］之以义，行之以礼也。其乱王，余（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义。夫……［简甲三］礼则寡而为仁，教之以刑则述(遂)。”③

简甲一中的“夫是则”表示肯定的判断。夫：发语词。是则：乃，与“此则”同义。“夫是则”以下是对前面的解释。“明王”因为“守之以信，教之以义，行之以礼”，所以“民皆以为义”；与之相应，“乱王”因为“……礼则寡而为仁，教之以刑则遂”，所以“而民或弗义”。这样，对于判断本章后面的两个分句就有很大帮助。

基于以上，我们以为“礼则寡而为仁”前可以补“齐之以”三字，一则，《论语·为政》有“齐之以礼”句，指以礼义规范民众。“寡而为仁”的“而”是连接状语，表修饰关系。“寡而为仁”即“寡为仁”，是单纯“齐之以礼”的后果；二则不仅与上文的“守之以信，教之以义，行之以礼”相应，也与下文的“教之以刑”呼应。

二、简甲十六以□（犯）赓□（犯）见不训行以出之

此处原《考释》断句为“以犯赓犯见，不训行以出之”，认为“以犯赓犯见”之“文意未明”。④

今按：两“□”字，原《考释》认为都是“犯”，当是。赓，继续。以犯赓犯，后一犯字多一近似于“心”的构件，使之区别于前者，如果前者为“侵犯”义，后者应该是“恶意”或者“有意”的侵犯。

以犯赓犯，当与《礼记·表记》“以怨报怨”意义相近。《礼记·表记》曰：“以怨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

不训，原《考释》释“训”为“顺”，我们以为可能读为“训”之本字更妥。《尚书·毕命》：“不由古训”，《左传》僖公二十九年：“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文公十八年：“颛顼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与之义近。

行以出之，古籍多有“□以□之”的句式，如《易经》：“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简文的“行以出之”与《论语》的“孙（逊）以出之”可以对读。出，表达。行以出之，用行动来表达它。

全句的断句可以改成‘以犯庚犯，见不顺，行以出之’，意思可能是：为了有所惩戒而用侵犯回应恶意侵犯，见有不足为训的行为，就用行动来表达它。

三、简乙一壅戒先匿则自□（己）司(始)

原《考释》以第一字为“壅”，旧读为“掩”，认为从字形分析，该字乃从公得声，可读为“雍”，而用为“壅”，取“壅蔽”之义。“□”读为“忌”，原《考释》还举出郭店楚简中的例子，认为揆诸文意，应读为“忌”。全句盖言戒备之心若失，则已先启微亡之徵，此皆因有猜忌之心故也。

今按：壅，同“塞”。戒，简文像两手持戈,表示戒备。《说文》：“戒,警也。……持戈以戒不虞。”《诗·小雅·采薇》：“岂不日戒。”《庄子·养生主》：“怵然为戒。”《国语·吴语》：“息民不戒。”《礼记·曾子问》：“以三年之戒。”并同此义。匿，《说文》：“亡也。”有隐藏、隐蔽、消除之义。忌：原《考释》以为有猜忌之义，王中江先生读为“己”，并指出郭店竹书中的《语丛一》有“知己而后知人”，按照字形，其中的“己”应隶定为“忌”，读如“己”，字形与之近；《五行》篇有“忌（己）有弗为而美者也”。⑤王读是。

本句可与《孔子家语·王言》对读：“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悫而女贞，六者，教之至也，布诸天下四方而不窕，纳诸寻常之室而不塞。”《大戴礼记·主言》与之意义相同而表述有异，亦可对读。简文的“壅戒”应该是“壅蔽之警戒”，而不是“警戒受壅蔽”，它不是一个动宾词组。“壅戒先匿”与《孔子家语》的“不窕”、“不塞”义近，意思是被壅蔽的危险就没有了；“则自己始”就是“就从自己开始”，与《孔子家语》的“先立人于己”义近。

“壅戒先匿，则自忌（己）始”，意思是要消除被壅蔽的危险，就必须从自己开始，自己先要做好。

注释：

简帛学范文篇4

在早期图书馆的发展过程中，书写的材料即藏书的载体十分重要。载体是图书存在的依据，又是图书赖以传播的凭藉。由于载体的不同，出现了各种生产制作图书的方法，形成了各种书籍制度和多种不同形态的图书。同时图书馆藏书的编排和使用也随着载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几乎尝试过使用每一种可用的材料，希望能找出一种最合适的书写材料。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试用木片、石片、各种金属片、各式的兽皮、树叶、树皮、布匹、泥土以及纸张作为书写材料。由于社会发展程度、自然环境和科学技术水平等诸多原因，中国和西方国家在使用的书写材料上存在很大差导。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代书写载体主要是龟甲、兽骨、青铜器、石头、竹木片和缣帛。中国文字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很进步了，当时记录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甲骨文大多是商王朝当时占卜的记录，因此又称它为卜辞。因为多是刻写的，所以又叫殷契、契等，清末河南安阳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内容涉及很广，是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情况的真实记载。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并不都是单片存放的，有的是成套甲骨，即将较长的卜辞分刻在几块龟甲或肩胛骨上，有的三板，有的四板不等。龟甲有的截成半圆形，中凿一孔，贯连起来，称为龟册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典籍。中国图书馆，从殷墟甲骨卜辞起，即随着社会前进的步伐，蜿蜒曲折地前进，所以说，殷墟甲骨卜辞是对中国图书馆进行研究的起点。

随着殷商后期人们对冶炼铸造技术的掌握，生产了铜、锡等金属器物，青铜原是铜、锡的合金，以青铜为材料做的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极受重视的器具，分为礼器、乐器、兵器、食器及日用器物。其中礼器是统治权力的象征，所以被称为“重器”。当时的统治阶级凡遇重大事情，必铸器物一件，并把那桩盛事记于青铜器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铭文，或金文、钟鼎文。铭文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当时战争、盟约、条例、任命、赏赐、典礼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铭文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书籍，但却起了书籍的作用。它是商周时期一种重要的历史文献。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留的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由于竹木方便书写和易得，汉代以前，简牍是我国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竹木应用于书写起源很早，在甲骨文中“册”“典”二字不仅指甲骨龟册，也包括史官记录帝王诰命的“简策”。简策从公元前1300多年沿用到公元4世纪，对后世影响很深。

缣帛是丝织品的总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制丝织绢在殷代已较发达。帛书与简策几乎同时并行使用。缣帛作为书写的材料，只要有笔墨，就能立刻写出来，具有质地轻软、便于携带、易于收藏等特点，且色白、吸墨、不易腐蚀、经久耐用，纤维能适当伸缩，卷舒自如，便于阅览，很适宜绘画和制图，可弥补简牍之不足。但缣帛当时是与同等重量黄金进行交换的贵重物品，而且产量也有限，所以价廉易得的简策是当时的主要文献载体。[2]

古代西方应用最普遍的书写材料有三种，大多数现存的早期文献都是记载在这三种书写材料上，即纸莎草纸、泥版和羊皮纸。其中应用时间最长、区域最广的可能就是纸莎草纸了。纸莎草纸出产于尼罗河下游和地中海沿岸。

羊皮纸卷的质地和外表与纸莎草纸不同，但其形态却相似。羊皮纸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羔皮纸，是经过处理的小绵羊皮或山羊皮。羊皮除去毛和油脂，然后经过硫化鞣制，做成薄薄的半透明薄片。制成的羊皮纸可以裁剪成页，也可以粘成长幅。羊皮纸是在天然羊皮用于书写几个世纪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后来特殊情况下仍然使用天然羊皮，特别是用于书写宗教著作和仪礼方面的文章。天然羊皮和羊皮纸比纸莎草纸耐用，并适于两面书写。而纸莎草纸则因为过薄，墨水可以渗透，只能单面书写。羊皮纸的使用始于公元前两世纪，而后数百年间与纸莎草纸同时被普遍应用。

第三种在西方古代广泛用作书写材料的是泥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其邻近地区，泥版是用来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使用的地域从波斯湾直到地中海地区，使用时间自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公元后数世纪。

此外，在公元4世纪时，另一种形式的图书，折页式图书在西方开始广泛流行，其形式和现代图书基本相同。“折页书”一词来自拉丁文，原意是“树干”。最早的折页书是“书写板”，由两片木板或象牙板组成，在一边用链连在一起。两片板的里面涂上蜡，可以用带尖的笔书写，蜡面涂平后还可以再用。这种书写板是由单片的涂蜡板发展演变而来的，是将单片的蜡板用链连接而成的。书写板可用来写信函、演算、备课或做记录笔记。后来连接在一起的板片逐渐增多，有了金属片、木片、象牙片等。当易于折叠的羊皮纸广泛应用时，一张羊皮纸也可以像书写板一样，折成两页或四页来使用。几张折叠好的羊皮纸沿折线缝好，就成了单独的小折页本；若干这样的小折页本经缝合粘连而成册，加上皮革或木头的封面，就成了折页本图书，可以保存几百年之久。[3]

在古代西方虽然也有连句成篇的泥版书和纸沙草书的存在，但当时从形式上尚未编连成册

，更缺乏丰富的古代文献的直接描述。因而从文字体系的载体——典籍方面来讲，中国早于西方并优于西方。

第二个阶段：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藏书文化的东学西渐

简帛学范文篇5

比较简、帛、通行本《老子》在文本及思想上的区别与联系，本文认为从《老子》一书的原始本向郭店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及各通行本发展，编者们都是在有意识地重新编辑《老子》文，使之趋向更为合理化的。从简书经过帛书本，发展到各通行本有其内在的不得已的合理性，且从先秦到两汉，在保持文本活页自然稳定的基础上，几乎一切古籍都是处在不断编辑中的流动变化的东西。在《老子》文本的变化过程中，帛书甲本奠定了其后诸本缀属的基本框架，具有重大的意义。其后诸通行本虽按上下文的语意关联作了精致的81章次划分，但仍不脱其大体。此外，有两点值得特别一议。其一，关于简帛书的墨记符号的内涵问题。相对于简书来说，帛甲的小圆点具有间断文本连续性的作用，它们反映出墨钉之间及其前后的文本原非是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在重新联接文句、编辑文本的操作过程中，小圆

点除有识别文本，保存文本活页的作用外，而更多地是指向在努力探索文本内在联系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某种怀疑和疑虑：加上小圆点，盖表疑问和审慎也。其二，关于通行本在文本编辑上的增句、减句问题。本文在考察了大量例证后，认为以王本为代表的通行本特别讲求对偶与蝉联，正是此两修辞格的运用，使通行本的文本编辑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增句、减句，增字、减字，乃至不断重复语句、字词的现象。因此蝉联与对偶，也就演变成通行本编者进行文本编辑的两条重要原则。

在《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系列中，有几个概念颇为重要，本文选取了“太一”、“水”、“神明”三词着重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太一生水》并非关尹或其弟子之作；无论从文化源流，还是从地域特征来看，楚国最有条件产生出《太一生水》篇，应是楚国学人的道家作品。《太一生水》篇的发现，对于先秦学术思想有着重要的贡献。首先，它以“太一”为最高存有，构造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生成论系统，共目的是指向成岁的解释，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其次，在这一宇宙生成论系统中，“水”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有着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先人对水的深沉体验与玄思。再次，它表明了自然哲学在中国古代的发达，具有比较复杂、纯粹的思想深度，有力地回击了今人动辙谓中国文化无科学的论调。最后，它还鲜明地表示出中国人具有双重宇宙观，这双重宇宙观即太一的形上宇宙观与天地万物的形下宇宙观，且二者是上下贯通、和谐并存的。

对于儒家作品，本文主要研究了与先秦心性论密切相关的几篇简书。简书《五行》的再次发现，证实了其制作当在《孟子》之前，而很可能产生在战国早期，出于孔门第三代学人之手。而其学派的归属可能有二，一是属思孟学派，为《子思子》一篇；二是有可能为世子之作，而帛书《五行》说解部分属其门人之作。权衡这两种可能性，本文以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可靠。从思想上来看，楚简《五行》首先对“五行”一词进行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分析与理解，认为仁、义、礼、智、圣五行，形于内则谓之德之行，未形于内则谓之形。德之行五和谓之德，仁义礼智四行和谓之善。德，天道也；善，人道也。二者所适用的范围与所成就的境界是不同的。《五行》强调心的作用，认为达善成德，乃在于涵摄四行、五行之心自体的和乐一同。这也就是所谓“为一”、“慎独”的修养工夫。总结从简帛《五行》经说到帛书《德圣》思想的变化，简帛“经”的部分其思想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无甚变化；从“经”到“说”则突出地以心、性、气来疏释五行的思想系统了，其中“圣”一行似有被拔出抬高的迹象。到了《德圣》篇，其思想旨趣、学派性质可能有较多的变化，它抽出《五行》经说中论天道与德圣的这条线索加以偏执，且对圣智二者进行了比较，已显露出重圣轻智的论调。不过，《德圣》仍当是“《五行》学派”内部自觉分化的结果。

《性自命出》是一篇颇为重要的先秦儒家楚简佚籍，此篇的出土对于先秦心性论的肯定及其出现时间的上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思想内涵来看，该篇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但性本身不即是天命，与《中庸》“天命之谓性”尚有差别。性有善有不善，但性并不即是善或不善。简书以情气为性，就其情气兼有善、不善言，“四海之内其性一也”。性之所以能出情，乃因心取之而出，及其见于外，物又取之。物感心，心取性，情则顺心物之取感而出。心、性、情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皆尚真信。心性之修养皆在于反己修身，修身必以道。道以心术为主，以人道为可道。道兼情义，有情有义方为道，情与义亦尚真信。教，根源于心性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生德于中”，把儒家之伦理内化于人的个体生命之中。

在《性自命出》的具体学派归属问题上，本文首先考察了思孟学派与该篇的关系。认为子思的思想与《性自命出》颇为相近，但亦有重要的不同。而世子的思想在性之善否和性情论上，与《性自命出》较为一致，不能否认世子作《性自命出》的可能性。总而言之，从心性论的角度及原始儒家学术思想的异同来看，子思或世子很有可能是《性自命出》的作者。与此相对的是，子游、曾子、宓子贱、漆雕开和公孙尼子等人，虽仍有可能是该篇简书的作者，但其可能性不及子思与世子之大。

对于《语丛》，本文首先将前三篇与第四篇分辨、剥离开来。前三篇是当时流行的儒家文献的摘抄，其语录中心仍然是以心性论为统系的。《语丛一》着重论述了“天生百物，人为贵”的道理；《语丛二》主要论述了人的喜怒悲乐及虑、欲、智等皆源于“性”的问题。简书论性，从情、欲、理、力四路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理解。由此可以推断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诸子所持的人性论状况，其丰富、驳杂的程度当颇为惊人。《语丛三》，包括《语丛》前两篇，对人伦、人道有比较系统、深刻的理解，对儒家伦理与血缘伦理的区别、联系有比较深刻独到的论述。《语丛》前三篇有许多思想能与思孟学派的作品相沟通。

简帛学范文篇6

近十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态势，总的说来有：方法论的检讨、中国经典的诠释、出土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思想、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及致力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等。在这些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此外，儒学与当代、儒学的宗教性、《周易》、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明清之际与清代学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三《礼》之学、名家与汉语语言逻辑哲学、中国政治法律哲学、生态环境哲学、和谐思想、身体观、身心平衡论与心理调节学说等，正进入重新探讨的阶段并不断深入。

从学界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当前国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前沿、重点与热点问题或领域有：

第一，关于方法论的检讨或反思。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从不同视角，积极检视以西方现代化理论、启蒙理性、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等来研究东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学术文本的局限性，借鉴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经验并检讨其得失，总结中国哲学学科创建百年来从依傍、模仿西方哲学到逐步建立起学科自主性的经验，研究哲学与史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路数的区别与联系，试图摸索、建构更切合东方、东亚或中国哲学的方法学系统。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之思的这些本原特征，都说明应该“在与西方哲学的比照、对话中，超越西方哲学的范畴、框架与体系的束缚，确立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哲学传统、哲学智慧与哲学思维的自主性或主体性”。学界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或“自主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去排斥西方哲学或非中国哲学，犹如提出饮食的个体健康、个体选择问题不等于排斥饮食或反对饮食，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是常识，我们当然不能陷入因噎废食和中西对立与隔绝的陷阱。

简帛学范文篇7

1湖湘文化和产品设计

1.1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湖湘文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历史文化，从空间上看湖湘文化是以湖南省为核心区域的地域文化，从时间上看，是从两宋开始延续到近现代后完全形成固定区域文化形态的历史文化，从文化内容上看，湖湘文化是一部分南下中原文化和本土文化相互融合、渗透后形成的综合性文化。湖湘文化本身是一个结合体，在兼容并蓄的同时，又自成一派，挖掘湖湘文化的深刻内涵对产品设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1.2湖湘文化的现代设计。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产品设计中文化融合度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传承发展民族文化产品设计，形成本土设计风格，是产品设计的首要任务，而产品设计对湖湘地区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程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发展。首先要了解湖湘文化精神和对应着的现代产品设计思想。“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实事求是”、“兼收并蓄”这些代表性的湖湘文化精神，所对应现代产品设计思想就是要意识到产品设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坚持与时俱进的创新设计精神，意识到产品设计创新是一个需要不断实践的工作，在设计产品的同时也要学会吸收和融合，发展壮大本土文化[1]。

2产品设计在湖湘地区的文化继承体现

2.1湖湘陶瓷和产品设计。陶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标志性发明，而湖南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陶瓷的故乡，也是最早的陶瓷产地之一，湖湘的陶瓷文化已经成为湖湘地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湖湘地区的陶瓷，造型奇特，富于变化，设计风格中既兼容了浪漫主义精神，也有着现实主义的风格，也正是这样的艺术特点，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创作思路，陶瓷材质在产品设计中得到广泛应用，比如，酒鬼酒的产品设计，其中瓶体就是采用湘西土陶工艺制作而成，而瓶子形状采用了扎口麻袋的造型，造型奇特，别具一格，利用湖湘文化全面提升了酒鬼酒的设计文化品位和个性。2.2湘绣和产品设计。湘绣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其精湛的技艺可以说世界闻名，和蜀绣、苏绣、粤绣并称为中国的四大名绣，而且早在2006年，湘绣就作为湖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2]。湘绣起源于长沙，具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湘绣属于绘画的艺术加工，湘绣拥有70多种针法和200多种颜色的绣线。而现代湘绣艺术更是得到了充分的提升，2.3湖南印染画布和产品设计。民间印染画布涵盖了印染、蜡染等工艺形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湘西的蓝印花布和蜡染布，这两种画布在民间流传已久，长期以来，这种花布中已经具有了湘西地区的文化精神。比如，将蓝印花布的材质融入到现代创意设计中，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民间手工技艺进行改良，比如银饰项链的设计中就能够融入鲜明特征的蓝印花布纹样，或者在酒瓶的设计上也能够运用传统的蓝印花布图形，给人带来一种强烈的民族特色。2.4青铜器和产品设计。湖南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在南方各省之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青铜器就成为了湖湘文化中的元素之一，湖南的青铜器和中原青铜器之间的区别不大，样式和风格都较为相似，但是其中也蕴藏着着湖湘地区鲜明的特色，是湖南地区劳动人员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湖南的四羊方尊造型奇特，样式精巧，铜器纹饰也极为精美，这些饰纹都充分体现出了湖南的地区特色和文化特点。将湖湘文化中的青铜器造型进行改造，就可以运用到产品的包装、造型、对现代产品设计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5湖南简帛和产品设计帛书、帛画和简牍都是马王堆汉墓中的重要发现，其中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有40余种，10万余字，这其中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历史等众多学科常识，这些出土的简帛真实的再现了古代湖湘地区的人民生活和人文情况。而在包装设计中，帛书、帛画、简牍等材质也可以进行创作，利用在产品包装设计中，能够增加产品的历史沉淀感和厚重感。此外在书本进行装帧设计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丝帛材质，体现产品的高档精美，利用简帛为现代产品设计提供纹样、色彩、线条等造型元素。

3推动产品设计在湖湘地区的创新对策

3.1结合科技推动产品设计的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是共同发展的两个方面，能够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科学影响着文化主体的发展变革，而文化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产品的生产方式、文化的传播方式都会随着改变。产品设计作为文化活动的一种，自然也会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人类生产生活随技术的进步而发生着改变，因此产品设计需要科技的支持。现阶段，湖湘文化作为区域文化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区域之一，传统文化产品非常之多，但是产品本身的识别性较差，很多产品的市场销售情况不理想。因此产品设计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还要结合最新科技，继而全面提升产品本身的品味和档次，比如，湖湘的陶瓷艺术等具有湖湘特色的文化艺术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就可以使用新材料和新技术，创新出符合生产需求的高品质产品。此外，在产品设计开发中，除了直接的运用传统文化特色元素外，新时期文化背景下，还要对产品中的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和现代数字科学技术进行有效结合，比如可以利用传统文化对产品外观造型进行设计，以掌上电脑设计为例，整体外观设计采用圆弧造型，而颜色选择了黑色，按键上还结合了传统阴阳太极等文化，满足现代社会下人们的多变需求，给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全新的机会。3.2明确设计产品的具体市场定位。产品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消费市场中的重点对象，国家对文化产业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让产品市场逐渐从“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将设计服务经济作为核心指导思想。由此可知，设计成为国家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产品市场应该在传承文化的同时，立足于市场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经济发展，为湖湘地区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要认识到创新能力对产品设计发展的重要性，要利用文化传承提升产品附加值，结合市场需求设计产品。但是，产品设计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产品的销售本身存在一定的未知性，风险较大，即使如此，也不能够为了规避风险，选择抄袭和模仿，在这种情况下，产品本身的文化内涵就会缺失，产品不会得到真正的发展。因此，产品设计在湖湘地区要致力于发展文化特色，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整合资源，为设计赋予全新的内容。比如，当地政府可以利用相关政策引导产品创新设计，鼓励设计师利用湖湘文化特色设计产品，打击山寨产品。通过多种手段为产品设计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空间，形成湖湘文化特色产业链[3]。以产品包装为例，产品包装设计的独特性直接关系到市场竞争，尤其是在产品推销业务中，产品包装设计的独特性尤为重要，通过包装设计能够最大程度的传递视觉信息，以高尔夫产品为例，将青铜元素和青花瓷元素进行融合，利用湖湘地区的文化元素，设计高尔夫产品的外观，能够让产品呈现出浓郁的湖湘历史文化气息，体现出地域文化特色之外，也能够走出同质化的怪圈，满足市场需求，避免出现产品低销或者滞销的情况，发展形成湖湘文化特色的产业，整合市场资源，发展湖湘文化特色，赋予产品全新的文化形象符号，让产品能够有的放矢的发展，积极推进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打造形成具有湖湘文化特点的产品和品牌，通过具有特色的文化产品产业链带动湖湘地区的经济发展。3.3强化地方特色丰富产品的内涵。全面的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应用到产品设计中，设计出别具一格的产品，才能够真正的吸引到现代人民群众。现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距离缩小，消息也日益畅通，文化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承载着文化的产品以商品的方式，可以销售到全国各地，甚至远洋海外。虽然推动了文化之间的传播，但同时，文化之间的界限也逐渐模糊，国外文化的进入，对国家地区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随着日韩、欧美文化产品在中国的销售，中国本土的设计文化却逐渐减少，文化侵入现象日益严重，很多地区的文化产品缺少特色、品种单一、包装老套，严重阻碍了产品和文化的推广。因此新时期，湖湘文化在产品设计方面要深入挖掘湖湘文化深层次的内在含义，提炼出文化特色。比如在湖湘文化中，湖湘古建筑、民居建筑、湖湘民间印染花布等都是湖湘独一无二的特色文化，这些文化也是产品设计创新的最佳元素之一，其他地区无法模仿和复制，让这些文化成为湖湘地区产品的代表名片，全面推广这种地域文化特色，在现代化的产品设计中融入传统资源，继而提升产品本身的文化价值，才能够从根本上引领文化产业发展。最后，还要对现有文化产业进行充分整合，将传统文化资源融入到现代化的生产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继而引领文化产业得到全面的发展。

4总结

综上所述，产品设计需要不断创新发展，而文化传承的核心在于将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结合后形成的典型文化保留下来，在信息技术时代，产品设计想要体现出地方文化，就要深入挖掘地域特色，全面研究产品设计的结构和功能，实现文化和经济双重价值的统一。因此，产品设计要融合湖湘文化进行创新发展，形成以现代文化为核心价值取向，以文化传承为目标，做到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江丽．湖湘文化中设计元素的传承与创新分析[J]．美与时代旬刊，2017（5）：130-131．

简帛学范文篇8

第二，中国经典的诠释成为主潮。“经典文本—思想学术”两者之间，有一定的思想空间和语言张力，关键是时代背景及学者们的学术方式或思想理路。由于中国典籍的丰富、深刻与远久，由于时代性问题的凸显和学者的理论自觉，由于中西之间的学术、学者的交流与对话，经典诠释的问题是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的焦点之一。

学界引进伽达默尔诠释学方法或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等，同时思考自身的诠释传统，加强了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学研究。而当前大家关注的经典诠释问题不仅包括经典诠释的方法或方式问题，也包括经典诠释方面有哪些人士做了哪些重要工作；不仅包括现代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也包括古代中国学者与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仅包括西方经典诠释学与中国现代学术的结合，也包括中国固有之经典诠释的历史与内在理路。

中国的哲学经典汗牛充栋，在传统宋学、汉学的基础上，如何借鉴西方、日本学者的微观研究，以深入探讨儒、释、道三教及诸子百家的文本及其注疏的衍变细节，阐释其间所反映的不同时间、地域之学者的创造性解读及外域文化的影响，是极有价值的。特别是，经典文本与传统的民间社会生活，与传统政治法律制度的关联，经典文本在东亚地区的互动与发展中所获得的不同意蕴，经典文本的东西方翻译史，印度与中国佛教的传播及发展，近代中、西、日词语或范畴的格义与互释……这些都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不断深入和细化。

还要说明的是，当前中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学即中国传统学问或学术，突出了文史哲不分家的综合性，尤其是重视对经学或某一单经的阅读与研究，并注意在传承历史与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与建构自我的意义上去培养后学。有关儒家、道家、佛家经典等的诠释，要花很大的气力，要有扎实的学术功夫和厚重的思想涵养，需要一代代学者的努力与传承。随着时代的步伐与对生活意义的开拓，学者们也将进一步创造性地阐发经典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第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与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第四，出土简帛的哲学研究仍然是热

点。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上世纪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一批楚简，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诸家的资料弥足珍贵。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哲学界与法学界联起手来研究。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第五，宋元明清学术一直是中国哲学界的研究重心。这一研究在上世纪前半叶就很发达，这是由于宋明理学与清学的巨大成就及二者的内在联系，由于宋明理学较前代学术呈现出了更高的哲学形式、哲学意味所致，另外也有时代较近、存世文献充裕等原因。

宋明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宋明理学的哲学范畴、哲学体系，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派别师承和学术流变等。另外宋明理学的民间化、官学化与明清新哲学的兴起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比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明清哲学研究，就特别重视“宋明—明清”哲学的演变及其现代性之动向，萧萐父先生、许苏民先生与年轻学者吴根友等教授的研究成果颇有创见和学术影响。但也有不同学者的挑战，质疑侯外庐——萧萐父先生的“明清之际早期启蒙”说，质疑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乃至清代戴震与宋明儒学有根本区别之说，也有专家质疑清代以“礼”代“理”之说。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并且历史上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世界数百年，所以宋明学术与佛家、道家、文学、科学、商业、政治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琉球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

第六，探索中国哲学的内涵与特色，确立起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哲学专家特别关心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与自我形式或方式，注重研究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与形上学，研究中国人的思维、情感、行为方式与语言方式中的哲学问题与学说特色。

对此，我在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综合海内外专家们的见解，总结出中国哲学的某些特色：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的上帝与尘世、超越与内在、本体与现象等绝对二分的构架，而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而是彼此包涵、相互依存、相成相济的，人在天地之中可深切体认宇宙自然蓬勃生机、创进不息的精神，进而产生了一种个人价值的美与善。

粗略言之：①“中国哲学的气论是自然生机主义的”；②“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是创进不息、常生常化的”；③“中国哲学有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和智慧”；④“中国哲学重视存在的体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着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与实践功夫的达成”；⑤“中国哲学实践性强”；⑥“中国哲学有自身独特的概念、逻辑、理性”；⑦“中国哲学中，道、诚、仁、性、理等本体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因而在中国哲学中，天人之间、形上形下之间、价值理想和现实人生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等。

简帛学范文篇9

在《〈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中，我将《诗论》共29号简，按照文句之间、各章之间语意和位置的关系，分为4组，然后寻找各组间最佳的排序，也考虑到一部分简首尾皱缩脱字的现象，由此推想原简不少于23支。依此做出的编排，是简数最少的方案，能体现简文自国风二南到颂的叙说次第，似可供读者参考。为了方便，现将初步的分章释文附于本文后面，以下的论述便从这一释文出发。不妥之处，敬希方家指教。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这篇《诗论》是有严密组织和中心主旨的论文。大家知道，《诗》固然有的出自民间，有的成于庙堂，在当时已居六经之列。孔门论《诗》，必有着思想的涵义。《书·舜典》已云："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咏)，律和声。"儒家《诗》学由此引申，故《诗序》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吠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对照《诗论》所载：

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观点全然一贯。《诗论》这一篇论文，正是从这种角度论《诗》，并涉及性、情、德、命之说，可与同出《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相联系。有关这些问题，容另文详论，这里先就《诗论》的组织结构，作一探讨。

如果我们的分章释文是可取的话，《诗论》简文可分为十二章。

在十二章中，第二、六两章都冠有"孔子曰"，而且看来全章都肯定是孔子的话。如第二章："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以下有"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吾以〕□□〔得〕币帛之不可去也"，"吾以《杕杜》得爵〔服〕……"，四语互相比次，"吾"都是孔子自称，非常明显。

第六章也是这样，孔子列举《宛丘》、《猗嗟》、《鸤鸠》、《文王》《清庙》、《烈文》、《昊天有成命》七篇，反复评论，其间"吾"也必是孔子自称。

第十二章即上引"诗亡隐志"一条，语意似已完备，可能孔子就讲了这么多。假如是这样，自然没有别人的话在内，但这一点无法确定。

还有第九章，开头也是"孔子曰"，下面若无整支缺简，孔子的话一定很简短。不过这一章也可能接在第八章后面，详见下论。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只有第三章首冠以"孔子曰"，以下是否还有，缺损太多，不能知道。看第五章的第二十三简有：

《兔罝》其用人，则吾取……

很像也是孔子所说。把这三章看成是孔子的话，或许不会大错。

第一章开头是：

《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

这显然是在对"《关睢》之改"等七句进行阐释。这样的文例，可参照郭店简《成之闻之》

下列文句：

《君奭》曰："惟冒丕单称德"，曷?言疾也。

《君奭》曰："襄我二人，汝有合才(在)言"，曷?道不悦之词也。

"槁(乔)木三年，不必为邦基"，曷?言富(逼)之也。

《大禹》曰："余(舍)才(兹)宅天心"，曷?此言也，言余(舍)之此而宅于天心也。

昔者君子有言曰："圣人天德"，曷?言慎求之于己而可以至顺天常矣。

《康诰》曰："不还〈率〉大暊〈戛〉"，"文王作罚，刑兹亡赦"，曷?此言也，言不敦大常者，文王之刑莫厚焉。

《诗论》下面第七章还有：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

所有这些都不难看出，有"曷"字前面都是前人所说，或系《诗》、《书》，或为成语，无一例外。

因此，《诗论》的"《关睢》之改"云云，也只能为前人所说，不是作者的话。假设这些话来自孔子，后面的论述就不能属于孔子。

第七章的情形尤为清楚。在上引"诚谓之也"，"诚命之也"等语下面，有：

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

等语，容易明白，"诚谓之也"二句都不出于孔子之口。

第八章也没有"孔子曰"。这里可以有不同理解，如将第九章接于第八章下，其文例便同于第七章，也就是说作者引孔子的话。但由于第九章孔子所言已缺，不能作出判断。无论如何，第八章很难视为孔子所言。第十一章情形，与第八章相同，没有"孔子曰"字样。

第十章前云：

〔孔子〕曰：诗其犹平门与?

同下面的文字并非一体，看来也是引文。"戔民而裕之，其用心将何如?"等语，则是作者口气。

以上关于《诗论》体裁的分析，表明一个重要事实，即《诗论》非出孔子之手，也不像《论语》那样直记孔子言行，而是孔门儒者所撰，内中多引孔子亲说。类似的作品，在儒家著作中还有不少，最适于比较的，是子思的《中庸》。

《中庸》乃子思所作，见于《史记》等书，通过近些年竹简佚书的发现研究，应认为可据。该篇保存于《礼记》，宋明以来备受推崇，有关说法很多，本文只为与《诗论》结构对比，没有必要一一征引，只用最流行的朱子《中庸章句》之说，也就够了。在此特别要说的，是朱子把《中庸》分为三十三章，这和我们试把《诗论》分章一样，仅是一种办法，并非古人本意。

《中庸》的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云云，文字很长。朱子说："右第一章，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这意味着文字出于子思，而思想来自孔子；其中"慎独"之说，又来自曾子。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开头都冠以"仲尼曰"或"子曰"，朱子认为都是孔子所说，故于第一章下云："其下十章，盖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终此章之义。"这些章，有的很简短，如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但第十章、第十一章等便比较长，语意也有曲折，如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两处"吾"字均孔子自称，而"君子依乎中庸"以下，是不是孔子语，就难讲了。

再往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一大段，朱子说"子思之言"，怎样与第十一章分开，却没有确切理由。

以上情形，和《诗论》颇多相似。后者有"孔子曰"的，也有非常短的话，易于判定；比较长的，有的即难与作者的文句区分。

《中庸》第十三至二十章，文中均有"子曰"，然而容易知道不都是孔子的话，故朱子云系"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章"哀公问政"云云。这一章非常长，后半论点繁多，朱子划为一章，只是由于"《孔子家语》亦载此章，而其文尤详"。按晚出《家语》列此章文于《哀公问政》篇，多了一些话，成为问答体，实际恐为改编《中庸》而成。《中庸》此章里的好多话，很可能仍出子思。

《中庸》第二十一至三十二章，朱子云"皆子思之言"。看第三十章有"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等话，当属可信。其间第二十八章也有"子曰"二处，前面一处是：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朱子认为"烖及其身"句"以上孔子之言，"非天子""此以下子思之言"，也只是一种分法而已。

第三十三章仍是子思之言，最后又引有：

子曰：声色之于化民，末也。

这与《诗伦》末引孔子语，亦甚相近。由以上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孔门弟子的论文是怎样引述阐释孔子。他们在有些地方全系征引孔子，有些地方杂引原文，同自己的话联成一体，再有些地方则只申述孔子之意，不少是作者自己的思想语言。这样的作品，可说是七十子及其弟子常有的风格。

《诗论》的作者，能引述孔子论《诗》这么多话，无疑和子思一般，有着与孔子相当接近的关系。符合这个条件，能传《诗》学的人，我认为只能是子夏。

东汉时徐防说："《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④子夏在孔子身后，教经艺于西河，为魏文侯师，对六经的传流贡献甚大。即以现存子史记载而论，子夏问学孔子，或其本人论述，涉及《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都有若干条⑤。在经学历史上，子夏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子夏与《诗》的关系，最为密切。《汉书·艺文志》言《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主胃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传授相当明细。《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说，则释："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陆玑、徐整，都是三国吴人，而所说不同。吴承仕先生曾评论说："徐以子夏四传而及毛公，世次疏阔，又谓大毛公为河间人(应为鲁人)，似不如陆疏之谛。"⑥

吴承仕先生又指出，"高行子即高子，与孟仲子俱见于《孟子》书，《诗·丝衣》序引高子，《维天之命》及《閟宫》传引孟仲子是也。"⑦是二人传《诗》都有一定根据，陆、徐二说均未必是杜撰。郑玄《诗谱》还提到孟仲子是"子思之弟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战国中期传《诗》的一些情况。

这些表明，传《诗》的源头，一定要追溯到子夏。

梁玉绳《古今人表考》卷三云："子夏始见《论语》。姓卜，名商，是为卜商，字子夏，卫人。亦曰子夏氏(《檀弓》)，亦曰卜子夏(《吕氏春秋·察贤》)，亦曰卜先生(《韩诗外传》六)。魏文侯师之。……案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九。"⑧《先秦诸子系年》估计其生率年为公元前507-420年，约88岁。他活动期间长，影响特别深远。

《论语》一书，郑玄云系"仲弓、子夏等所撰定"⑨，其《八佾》篇记：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所论为《卫风·硕人》。由此已可见子夏对《诗》的兴趣，且有突出心得，故《韩诗外传》称"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认为是"教学相长"的范例。

孔子与子夏论《诗》，更见于《礼记》的《孔子闲居》篇。篇中记载"孔子闲居，子夏侍"，子夏以《大雅·泂酌》诗义问于孔子，孔子讲了"五至"、"三无"等说，引及的《诗》，有《周颂》的《昊天有成命》、《邶风》的《柏舟》、《商颂》的《长发》、《大雅》的《嵩高》和《江汉》等篇。《孔子闲居》正好在上博简中存在。

一些书中记录的子夏言论，也有引《诗》的，如《韩诗外传》卷二载，孔子与子夏论《书》，子夏曾引用《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疗饥。"同书卷五及《新序·杂事》记，鲁哀公问子夏："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也引用《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10

总之，从传世文献推考，子夏很可能是《诗论》的作者。

2002年1月20日

附录《诗论》分章释文

说明：简号注于简末。缺字能补出的，用〔〕号表示；不能补出而可数的，用□表示；不能补出又不可确数的，用……号表示。原有误字照写，用〈〉注出正字。句读符号不再标出。《楚竹书》已释出的字，一般不作隶定。分章系为阅读方便，仅供参考。

第一章《关睢》之改，《樛木》之时，《汉广》之知，《鹊巢》之归，《甘棠》之保（报），《绿衣》之思，《燕燕》之情"，曷？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於礼，……十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十四□□□□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樛木》福斯在君子，不……十二……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知恒乎？《鹊巢》出以百两，不亦有（离）乎？《甘[棠》]十三……及其人，敬爱其树，其保（报）厚矣。甘棠之爱，以召公……十五……情爱也。《关雎》之改，则其思賹（益）矣。《樛木》之时，则以其禄也。《汉广》之知，则知不可得也。《鹊巢》之归，则（离）者十一……[召]公也。《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独也。

第二章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葉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二十四□□[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俞（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内，或前之而后交，人不可也。吾以《杕杜》得雀（爵）[（服）]二十……如此可，斯雀（爵）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

第三章孔子曰：《蟋蟀》知难。《仲氏》君子。《北风》不绝，人之（怨）子，泣不……二十七……志，既曰"天也"，犹有（怨）言；《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因《木瓜》之保（报），以俞（抒）其（悁）者也，《杕杜》则情，喜其至也.

第四章十九……《十月》善諀（譬）言。《雨无正》、《节南山》皆言上之衰也，王公恥之。《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者也。《小（宛）》其言不恶，少有（仁）焉；《小弁》、《巧言》则言〈谗〉人之害也。《伐木》……八咎于其也。《天保》其得禄蔑疆矣，巽寡德故也。《祈父》之贵，亦有以也。《黄鸟》则困而欲反其故也，多恥者其病之乎？《菁菁者我》则以人益也。《裳裳者华》则……九

第五章《东方未明》有利词。《将仲》之言，不可不韦（畏）也。《扬之水》其爱妇悡（烈）。《采葛》之爱妇□。[《君子]阳阳》少人。《有兔》不逢时。《大田》之卒章，知言而有礼。《小明》不……二十五……忠。《邶·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萇楚》得而悔之也。二十六《鹿鸣》以乐司而会以道，交见善而学，终乎不厌人。《兔苴》其用人，则吾取二十三……恶而不（悯）。《墙有茨》慎密而不知言。《青蝇》知二十八（患）而不知人。《涉溱》其绝而士；角妇。《河水》知……二十九贵也。《将大车》之嚣也，则以为不可如何也。《湛露》之賹也，其犹与？

第六章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憙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清[庙》吾敬之，《烈文》吾悦二十一之，《昊天有成命》吾]□之。《（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憙之；《鸤鸠》曰："其仪一"，是"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二十二[《清庙》曰："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吾敬之。《烈文》曰："乍〈亡〉競维人"，"丕显维德"，"於乎前王不忘"，吾悦之。"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贵且显矣，讼（颂）……六

第七章……["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谷（欲）也，得乎？此命也……七……寺（时）也，文王受命矣。

第八章颂，平德也，多言後，其乐安而迟，其歌绅（引）而（逖），其思深而远，至矣！大夏（雅），盛德也，多言……二……也，多言难而（怨）退（怼）者也，衰也，少（小）矣。《邦风》其内物也尃（博），观人谷（俗）焉，大佥（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

第九章孔子曰：惟能夫……三……

第十章[孔子]曰：诗其犹平门与？戔民而（裕）之，其用心也将何如？曰：《邦风》是也。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者，其用心也将何如？……四……是也。有成功者何如？曰：颂是也。

第十一章《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肃雍[显相]……五……行此者其有不王乎？

第十二章孔子曰：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

共十二章，原简二十三支。

注释：“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①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

②李学勤：《〈诗论〉简的编排与复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

③李学勤：《〈诗论〉与〈诗〉》，《中国哲学》，待刊。

④《后汉书·徐防传》。

⑤李启谦、王式伦：《孔子弟子资料汇编》，第479-541页，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

⑥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第88-89页，中华书局，1984年。

⑦同⑥第89页。

⑧《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第602页，中华书局，1982年。

简帛学范文篇10

关键词：甲骨档案;金石档案;简牍档案;缣帛;档案;纸质档案;演变

中国古代档案的年代之久远，数量之庞大，内容之广泛，价值之珍贵，堪为举世罕见。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张等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代档案为世界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因此，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特点、产生与演变，不仅对研究人类历史以及档案的产生和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古代档案也有具重要的实现意义。

一、甲骨档案

（一）甲骨档案及其特点。甲骨档案主要是指刻写在龟甲、牛肩胛骨或其他兽骨甲骨载体上的文字材料。甲骨档案按出土地点不同，可分为河南殷墟甲骨档案及陕西甲骨档案两种类型，其中陕西甲骨档案又分为眉坞岭甲骨档案、周原甲骨档案、齐家甲骨档案、未央骨签档案，河南殷墟与陕西甲骨档案，其在载体、文字、形成时间、反映的内容等方面又各有特点。河南殷墟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用的是单一的文字，主要形成于奴隶社会的殷商时代，反映的商代后期的历史情况，而陕西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牛骨及其他兽骨，用多种文字刻写，形成于不同社会的不同时代，反映不同的社会和朝代的历史情况。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将甲骨文内容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及其他在内的四大类共二十二小类。[2]甲骨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载体硬度比较大，耐久性强。甲骨档案载体主要是龟甲和牛肩胛骨及其他兽骨。在甲骨文书的形成过程中，甲骨要经过锯、削、刮、磨的整治，还要经过凿、钻、灼烧，用锋利的刀刻卜辞的程序，足以可见其硬度之大，而且坚固耐久。从公元前14世纪至前11世纪，历时几千年仍能保持原貌。二是载体形式多样。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是主要载体形式，如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档案就是以牛肩胛骨作为载体。但也有其他的载体形式，如眉坞岭甲骨档案就完全是以兽骨牙为载体，小屯村甲骨档案中也出现了以鹿头骨作为载体的情况。三是信息存储量以及密度比较小。虽然一条完整的卜辞大致包括有前辞、命辞、占辞、验辞四部分，且甲骨档案反映的内容涉及面比较广泛，但其存储容量仍存在局限性。一份龟骨或牛骨最多可以刻30字左右，如果以Byte作为信息存储量单位，则其容量为20Byte至60Byte。根据《史记•龟策列传》的记载，占卜的时候“其卜必向北”，而记录占卜结果的“龟甲必尺二寸”，一尺相当于23厘米左右，据此可换算出其存储密度约为0.11B每平方厘米。（二）甲骨档案的产生与演变。我国档案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商朝晚期（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用于记录占卜活动而产生的甲骨档案是目前中国已知最古老的档案载体。由于早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类对一些自然现象还无法解释，占卜活动成为当时盛行的习俗，商朝时，一切行事都要由史官占卜并记录在一定的载体材料上。诸如祭祀、征伐、年成、天时以及商王的游猎、疾病、生育、今夕来旬的祸福等都要通过商王或史官，用龟甲和兽骨卜问于鬼神和先王先公，以求得保佑与赐福。龟在当时象征神圣、代表着神灵之物，其外壳坚硬且布满花纹，留给古人足够的想象空间，龟甲就成为了当时最适宜的占卜材料。然而可供占卜之用的龟甲数量稀少，于是在畜牧业发达的商代，质地坚硬易于显兆却更为易得的兽骨成为了龟甲的替代品。供祭祀所用的牛死后，取出其肩胛骨并妥善保存，占卜后将相关信息刻录在龟甲或兽骨上，大量的甲骨档案就这样产生了。远在三千五百多年前，人们迷信神鬼，以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神的支配。当时，商王从处理国家大事到安排重要的家庭事务，都要事先求神问卜，以表示他的行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办的，任何人不得违抗。由于当时迷信严重，甲骨档案的形成需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占卜之前要对甲骨材料进行锯、削、刮、磨的整治，作好占卜准备。占卜的方法是先将龟的腹甲和牛的肩胛骨刮削平整，加以凿刻，然后用火烤炙，观看甲骨的裂纹来推断事情的凶吉。占卜之后，就把卜事人的名字、占卜的日期，事件的内容以及神示的结果都刻在甲骨上。经过以上一系列程序，甲骨文书制作完成。随着年代的变迁，就成了今天的甲骨档案。甲骨处理与文字刻录工作很不方便，加上石器与青铜器也是当时的档案载体之一，所以甲骨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这样，甲骨载体在商朝后期以后逐渐被其他书写材料所代替。甲骨尽管坚固耐久，但毕竟来源有限，制作程序繁多，且较为笨重不便于传递，与大量产生的公务文书不相适应。受西周先进文化的影响，秦大批兴起以石头作为书写材料的石刻档案。刻石取材容易，传世久远，便于保存，弥补了甲骨的不足。

二、金石档案

（一）金石档案及其特点。金石档案是金文档案与石刻档案的统称。《吕氏春秋•求人》载：“故功绩铭乎金石。”高诱注：“金，釧鼎也；石，丰碑也。”石刻档案主要指以文字形式镌刻在石质载体上的、有保存价值的历史活动记录，金石档案主要包括金文档案和石刻档案两大类型。金文档案又分为铜钟铭文和铜质官印两类，石刻档案又分为墓志铭表、学宫文庙书院、寺观殿宇、城楼桥梁、摩崖石刻、砖雕等其他六类。“金书铁券”是古代遗留至今，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尚属独一无二的特殊载体的档案文献。“金书铁券”的形状为“半圆柱体”，体积为：长37.5cm，宽21.2cm，厚2cm。正面204字，每字大约1平方厘米。[3]内容实质为古代君臣之间订立的“盟约”，即“合同条款”。金书铁券的名称、形状、体积、内容（约定条款）这几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砖雕，即刻有纹饰的砖石。由于其造型精美、制作成本高，故在古代常作为墓穴建筑的装饰品深埋于地下。与用于装饰地面建筑、种类繁多、存世量大的瓦当不同，根据现有出土实物的情况证实，砖雕的种类稀少，且存世量也不多。金石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经久耐用。金石文字质地朴实无华，书法笔动随意，经久耐用。二是选材容易。石刻档案选材比较自由、容易，其信息存储量随石头体积大小而差别较大，有的石刻上只刻了几个字或几十个字，有的则刻了上百字。甲骨、简牍等随着时代进步而逐渐作古，石刻的生命力仍在。三是内容丰富。金石档案内容丰富，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意识形态的情趣与理想，既有皇帝的诏谕和敕命，又有忠臣将士的兴国良策；既有明贤先哲的伦理道德，又有革命烈士的功德颂章，它浓缩了从古迄今的历史。（二）金石档案的产生与演变。金文档案是继甲骨档案后中国历史上又一种珍贵特有的历史档案。青铜器上铭文刻字最早出现于商朝，古时先民以金属统称为“金”，称金为黄金，称银为白金，称铜为赤金，是为“金三品”。[4]故后世人把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称为“金文”。石刻档案则产生于秦代，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学派兴起，各抒己见，争奇斗艳，需要记录的文字大幅增加。青铜的冶炼技术虽有所提高，其产量仍不足以作为文献载体。石刻体积大，可以记载很多内容，而且取材容易，所以在秦代，石被广泛用于书写材料，大量的石刻档案就这样产生了。通过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可将金文档案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之为铭文的初起阶段，时间跨度从商朝晚期出现青铜铭刻起到进入西周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青铜器物多雕刻精美，造型大气磅礴，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和艺术性，但冶炼青铜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刻录铭文，而是为实际使用服务。第二阶段可称为铭文的发展阶段，从西周早期开始，随着铸器技术的成熟，记录的铭文内容也随之发展，刻录篇幅越来越多，涵盖范围越来越广，青铜器具也多为刻录铭文服务。这一阶段的铭文也逐渐体现出其书史性质，被称为金文档案。第三阶段为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阶段的铭文书史性质日渐式微，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具多被用于装饰。战国时期，铭文也进入了终结时期。金文档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石刻档案开始崭露头角。学界一般将春秋战国至秦代的石刻档案称为刻石，这一时期尚处于石刻档案的发展初期，数量也不多，铭文内容普遍较短，也没有统一的文字格式；所用石材也并不考究，多将形状各异的竖石经过简单加工即可使用。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刻石是战国时期最早的石刻档案，因其形状似鼓而得名，共计十枚，现存于故宫博物院中。汉代是石刻档案的形成阶段，西汉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二十余种石刻档案大多形状不甚规整，其范畴仍属于刻石。但在这一时期，前代的“碑”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石碑。西汉晚期（公元前26年）的《孝禹碑》就已初具石碑的形制。东汉是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原来立在宫庙里的竖石演变为刻写记功颂德文字的石碑，原来立在墓穴旁的厚木板（柱）演变成记写死者姓氏、籍贯、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等纪念文字的石质墓碑。[5]在这一时期石碑的形制趋于稳定，雕刻时也更加注重艺术性和美感。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第一个发展高峰过后的低谷期，该时代碑的形制更为规范，碑文书体也由隶书向形态方正的楷书过渡。隋唐时代，中国石刻档案进入成熟与鼎盛阶段。刊石立碑在这一时期重新盛行，出土的这一时期石碑大多也选材精良，雕刻华丽，且拥有统一的形制标准。石刻档案耗材成本低廉，加工难度低，坚固且易于保存，其内容与形制也多根据所处时代的文化特点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美感，因而从春秋时期直到民国末年的石刻档案至今仍时有所见。

三、简牍档案

（一）简牍档案及其特点。简牍档案就是以竹片和木板为载体，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的原始记录。现在通行的《辞源》注：“简牍，即书牍。古时无纸，书于木片曰牍，书于竹版曰简。”简和牍的根本区别不在于质料，而在于形状。简是狭长的薄片，可以编连成册。牍是宽厚的版，宜于单件使用。牍多用木制，但也有竹制的。简的长度不一，二尺四寸、二尺、一尺四寸、一尺二寸均有，所容字数也不同，有40字、30字、25字、22字不等。简牍档案的种类大体可分为4种[6]：①文书档案。主要包括皇帝下达的诏书、政府部门的文书、契约、私人书信。②律法档案。简牍中的律法档案主要为秦律和汉律两种，其中秦律简牍档案比汉律简牍档案内容较为系统丰富。③籍簿档案。簿是簿书，古为赋税之依据；籍，则是人事档案。汉简中籍簿档案较为丰富。④证件档案。即为通行证和身份证。在汉代，无论是官吏还是一般平民，要往来于各地，必须持有政府发给的证件才能顺利通过设置在各交通要道上的关卡。简牍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做简牍的材料，质地坚硬、纤细。木简大多是一种木料制成，竹简则为短穗竹或与苦竹近似的竹子制成。地区不同，简牍用料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简牍质地坚硬、纤细，不易破裂，便于长久保存。二是比较经济，获取容易，随地可取，即使当地没有，也容易买到。在当时金石不易携带、缣帛不易保存、造纸术尚未出现的情况下，竹木简牍作为记录方式和信息载体是较为适宜的一种选择。（二）简牍档案的产生与演变。由于春秋中期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商业也相应发达起来，整个社会有了巨大的变革。甲骨、青铜尽管坚固耐久，但毕竟来源有限，制作程序杂多且较为笨重不便于传递。而我国南方盛产竹子，北方盛产木，所以西周王朝的大量政务文书皆书于竹木，称简牍或简册。简牍档案历史悠久，跨越从自商周至东晋时期十余世纪，在《诗•小雅》中就有记载“岂不怕归？畏此简书”。尤其是由周至汉的一千余年中，简牍是文字记录与档案保存的主要载体。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的又一个动乱的年代，也是古代文书载体材料的大变革时期。公元2世纪汉和帝时，造纸术这项伟大发明的推广及普及使档案载体材料发生了巨变。公元404年，豪族桓玄颁令停止使用简牍，自此纸张最终完全取代简牍成为国家文书的正式书写材料。历经几个世纪的简牍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用于制作简牍的竹木易损坏、腐烂，但迄今为止出土的大批简牍大多保存完好，这主要依靠于当时采取的保存处理措施。从该时期一直到今天，仍然采取对新竹先进行烘干“杀青”，也叫“汗青”的保护做法，就是“以火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既好写又防腐。《后汉书》：“恢欲杀青简以写经书。”李贤注：“以炙简令汗，取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织物包裹简册档案进行存储，称为“帙”。这样可以起到防尘、防止磨损和错乱等作用。同时还采取烟熏灭蠹即以莽草熏杀害虫，晾晒灭蠹等方式。这些原始而有效的方法，成为我国古代档案保护技术的萌芽和诞生标志，并为后世沿用。[7]竹木有容易获取、书写方便等优点，但却十分笨重不易携带，无论是查阅、传递还是保管过程都很不方便。

四、缣帛档案

（一）缣帛档案及其特点。缣帛档案是中国古代以丝织品为载体的公私文书。缣帛是古代丝织品的通称，书写在不同缣帛上的文书也有不同的称呼。由于古代丝织品品种不同，写在缣帛上的重要文件也有不同称呼。如书于微黄色细绢上的称为“缣书”，书写在白色生绢上的称为“素书”。现存的缣帛档案有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古文书，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等。从考古发掘的原件来看，大致可分为书信、画卷、绘图三种类型。[8]①帛信：最早两件帛书于1908年在甘肃敦煌发现，内容主要反映内地与边疆的往来通信。信中虽未注明日期，但据同时出土的文物考证，系西汉末年东汉初年的信件。②帛画：1942年在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一件帛画，画上有文字、图像，是十分珍贵的缣帛档案，但原件已流失国外。迄今发现的最早一件白描粉画古物为《人物御龙帛图》。③帛图：有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彗星图》《行星运行图》《地图》等，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天文、地理、医学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缣帛档案有如下特点。一是缣帛质地柔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裁剪折叠，便于携带，展开后不影响书写阅读。二是缣帛书写效率高，其表面平滑易着墨，书写字迹清晰且不易损毁。三是缣帛材质稳定性强，遇水不易变形，且有一定的张力。四是缣帛价格高昂，多为贵族使用，彰显身份。（二）缣帛档案的产生与演变。学界一般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缣帛作为书写材料。在当时，简牍主要充当一般性的书写材料，缣帛由于其价格昂贵，往往象征着尊贵与庄重，只有在遇到有纪念意义或重大事件时才会以缣帛为书写材料进行记录。缣帛作为档案载体经历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纸张出现后，缣帛虽已日渐式微，但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作为文人撰文和绘画的载体沿用至今。质地轻薄细密的缣帛也被用来装裱字画。由于丝织品容易虫蛀朽烂，难以长久保存。古代缣帛档案的保管方式有二：一是折叠式存放，即一篇帛书上面未能卷起的东西折成一叠，放在柜子里保存，继承了西周金匮保存档案的传统。二是卷轴式存放，即在一篇帛书的左右或上下用细棍或竹木作轴，然后以轴为中心卷起来成为一束，形似卷筒。这样便于保存，又可减少占据的空间，但轴易生虫。缣帛的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为人们发明创造出物美价廉的书写材料提供了动力。经过摸索，终于在漂丝和沤丝的基础上发明了造纸术，纸张问世。

五、纸质档案

（一）纸质档案及其特点。纸质档案主要是指以纸张为载体的书写材料。纸张的类型由造纸使所使用的原料决定，如东晋用稻秆、麦秆造纸，叫“土纸”；又用藤皮造纸，叫“藤纸”或“藤角纸”；北方生长楮树，用楮树皮造纸，叫“楮皮纸”；南方产竹，从宋代开始用竹造纸，叫“竹纸”等。由于造纸原料范围的扩大，造纸工业自然也就迅速地发展。在魏晋时，已经有人用黄叶汁将纸染成黄色；南北朝时更有青、赤、绿等各种颜色的纸，十分美观。纸质档案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书写方便。甲骨硬度大，需要用尖刀锲刻；简牍、石刻质地坚硬笨重，需要用特制工具经过凿、刻等程序才能完成书写。纸张柔韧性较强、质地轻薄，书写时容易着墨，非常方便，即拿即写。二是容量大。甲骨上最多可以刻30个字，竹简最多也只有40个字左右；石刻上可刻上百个字，但体积相对增大很多。而一张普通的纸可书写几百个字，印刷品可容纳更多的字数，容量远远大于古代档案其他载体。三是制作成本低。相对于缣帛、青铜器而言，纸的制作成本比较低。缣帛为丝织品，价格昂贵，制作起来程序复杂。青铜器是贵族世家的标志，一般老百姓很少使用，说明其制作成本也是相对昂贵的。四是利用便利。纸张轻而柔软，可随身携带，阅读也很方便；保管时可使用卷轴式或水平叠放式进行存放，所占空间比较小，而且使用起来很方便，即拿即用。（二）纸质档案的产生与演变。纸张作为书写材料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商周时代已经出现了较为完备的文字体系，却缺少记录文字的载体，古人想出了各种记录文字的办法，最初将文字刻录在龟甲兽骨上。春秋战国时期，简牍、缣帛与甲骨、青铜相比，具有材料易得、便于加工、适合书写、质地轻薄等优点，开始作为书写材料逐渐普及开来。但简牍和缣帛也同样有许多不便之处，简牍十分笨重不易携带，缣帛虽比简牍轻但价格昂贵。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终于发明了一种能为大多数人所用的书写材料——纸，纸质档案也就这样产生了。公元前2世纪的“灞桥纸”，虽然制作工艺粗糙，成品质量不佳，但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由于纸张是用植物纤维制成的，极易成为档案有害生物生长繁衍的温床，促使古人不断探索药物驱蠹方法。[9]东汉时期的蔡伦总结了民间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的工艺，又选用价格便宜、便于加工的树皮、麻头、破布、废渔网作为造纸原料。[10]随着造纸技术的提高和完善，造纸规模不断扩大，纸张产量不断提高，优越性不断增强。东晋末年，结束了简牍、缣帛的时代，确立了纸张作为档案物质载体的主体地位，并得以广泛使用。纸张作为档案的物质载体能够成为主要载体并独领风骚一千多年，就是因其较之以前的物质载体而言，存储密度高，方便携带，易于生产，且生产原料丰富，生产工艺简单，价格便宜。[11]

六、结语

中国古代档案载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经历了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纸质五个阶段的漫长演变，从不同层面折射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多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12]是世界珍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档案载体演变的考察研究，目的是为了继承发展中国古代档案载体保护技术、方法，吸收当代新技术、新方法，使其得以长久保存，并进一步开发中国古代档案载体的价值，使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得到广泛利用，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7.

[2]郝文勉.殷墟甲骨档案的形成[J].档案管理,2003(3):45.

[3]申玉宝.“金书铁券”解读[J].中国档案,2005(1):69.[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22.

[5]徐立刚.中国古代石刻档案的源流与特点[J].档案与建设,2000(12):52-54.

[6]杨小红.简牍档案百年述论[J].档案学通讯,2000(6):73-75.

[7]王宗征.中国古代档案保藏范例[J].北京档案,2015(10):56-58.

[8]陈子丹.缣帛档案浅说[J].档案,1996(5):37-38.

[9]麻新纯.中国古代档案保护思想探析[J].北京档案,2005(11):12-15.

[10]张美芳.中日韩修复用手工纸起源与发展的比较研究[J].档案学研究,2013(3):55-59.

[11]丁海斌,方鸣,陈永生.档案学概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