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9 06:05:38

祭祀范文篇1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祭祀范文篇2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6]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刊殿版本《大清会典事例》。

[17]纪昀等总篡《四库全书》《满洲祭神天典礼》原本书前提要。

祭祀范文篇3

国际上许多学者对萨满习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归于对“萨满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国学术界通常也使用“萨满教”一词,但谁都知道,萨满在中国北方诸民族中的传承由来已久,它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一种原始的民间崇拜和信仰的产物,其传承和传播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之中,属于信仰文化或巫术文化的范畴。直到今天,“萨满”绝非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的传承和传播方式,仍然是一种巫术行为,也可以称之为萨满巫术。这样看来,萨满信仰属于中国巫文化系统,或者说它是中国巫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中国的巫文化是一个历史悠久,内容十分庞杂的系统,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现代的民俗传承,如果将中国的巫文化作学术上的分类,笔者认为它包括了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中国北方诸民族传承的萨满文化和中国南方诸民族中传承的傩文化(即面具文化)。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俗学对中国巫文化的宏观关照和学术研究的新的走向。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萨满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考察所得资料异常丰富。最近几年,傩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居上,造成一种十分热烈的空气。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相互关照,一定会使中国巫文化的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学研究中往往将其归入原始信仰,有时也称为“民俗宗教”[2],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一词使用了广义的概念。长期以来,“宗教”一词在民俗学研究中经常给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们很难描述某些民俗事象。为了区别于“现代宗教”,学者们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适用的。“民俗宗教”将巫文化包含其中,为叙述和研究带来方便。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巫文化曾是中国文化的源头,中国古老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均与巫文化有关,如文字、天文、医疗、数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历史学的产生、发展,都和巫术活动有关,甚至连知识分子阶层都是由巫发展而来。可见巫文化作为各种文化的母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严格说来,巫文化是一种民间传承,它在原始社会尚未出现阶级分化时,尤其如此。在那时由巫文化所构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观。当社会出现阶级分化,特别是国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传播情景则完全不同。这时,巫文化除在民间继续传承外,其中许多成分被统治阶级吸收,并将其系统化,仪礼化,用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服务。作为中国巫文化组成部分的傩文化和萨满文化,都没有逃脱这种命运。本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探讨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将民间萨满信仰和宫廷萨满典礼作些比较。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民俗宗教——萨满信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为历来的萨满文化研究所忽视了的问题。现在将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为清代文献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会典》(雍正、嘉庆时代)、《礼部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纽祜禄氏满洲祭天、祭神典礼》、《国朝宫史》等,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钧的《天咫偶闻》、昭梿的《啸亭杂录》、吴振城的《养吉斋丛录》、姚元之的《竹叶亭杂录》、麟庆的《鸿雪因缘图记》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宫廷、王室有关萨满祭祀的实录。特别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编纂的《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我们研究满族萨满习俗和清代宫廷萨满仪典,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萨满及其信仰,本是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普遍传承的一种习俗,流传地区十分广阔。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白山黑水和大小兴安岭一带的满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锡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汉族(汉军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萨满习俗流传。中国东北地区的萨满信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也是萨满文化传承最稳固的地区。这种传承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森林、狩猎和渔猎色彩,可称为森林萨满文化圈。华北蒙古族地区,是中国萨满传承的又一个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带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称为草原萨满文化圈。蒙古族萨满,传承十分古老,但变异也较大。在元代(1279-1368)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和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一部分萨满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渐次消失,人为的因素曾一度割断了蒙古族萨满信仰的传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萨满信仰在部落上层和民众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一些大萨满(巫师)都被收罗在蒙古宫廷中,他们守护偶像,并谙星术,预言日月之蚀,择定吉日凶日,人们有事必去咨询。“凡宫廷所用之物,以及贡品,必经此辈以火净之,此辈得留取若干。儿童之诞生,则召其至,以卜命运。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术。托其欲构谄某人,只须言某人之疾,盖因某人厌禳所致。人有咨询者,此辈则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伪作神语以答之。”[3]当时,萨满几乎主宰部落或国家大事。据《多桑蒙古史》载:“塔塔尔诸游牧部落既平,铁木真应有适合其新势权之尊号。1206年春,遂集诸部长开大会于斡难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蛮或卜者阔阔出者,常代神发言,素为蒙古人所信奉,兹庄然告铁木真曰:‘具有古儿汗和大汗尊号之数主既已败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迹之同一尊号。今奉天命,命其为成吉思汗或强者之汗。’诸部长群赞其议,乃上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时年44岁。”[4]此类记载,在蒙古族古代文献中经常见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层社会,喇嘛与萨满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萨满供奉的偶像“翁衮”,历加取缔。元代灭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渐深入民间,萨满更处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规定取缔翁衮。对邀请男女萨满来家者,给予不等马匹的处罚。对请来男女妖术师耍魔术者的乘马和妖术师的马,归告发者所有,知而不报者受罚,甚至使高贵者受到诅咒,也要罚马五匹等等[5]。这些条律,对萨满信仰是很大的打击。但尽管如此,在广袤的蒙古草原,萨满信仰并未绝迹,甚至在近代,科尔沁草原仍流行萨满信仰[6]。

中国萨满传承的第三个文化圈,是新疆各民族地区。那里的维吾尔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都曾信奉过萨满。其中尤以哈萨克族最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哈萨克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氏族和部落组织,对大自然的依赖对部落英雄祖先的崇拜,为萨满传承提供了条件。所以直至今天,哈萨克民族民间信仰中还留有许多萨满文化的痕迹。在哈萨克族的神话《迦萨甘创世》[7]中,详述了对天、地等自然神的信仰。笔者1986年到新疆喀什地区,这里是维吾尔聚居地。在喀什近郊的阿尔斯兰汗墓地,有成百上千座坟墓,均按伊斯兰葬式安葬死者,但在阿尔斯兰汗墓旁的树枝上,挂满了红、黄、蓝、自各色布条。黄昏时遇到一位维吾尔族老年妇女在树下点燃灯烛,并作祈祷,询问得知,家人有了疾病,祈祷驱邪,这也许是古老萨满习俗的表现。新疆锡伯族萨满信仰属于东北文化圈。

话题回到满族的萨满信仰上来。满族的萨满信仰习俗起源很早。“萨满”一词即来源于满——通古斯语族诸民族。十二世纪中叶,南宋学者徐梦莘在其所著《三朝北盟会编》中说:“珊蛮(即萨满)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8],这是有关萨满的最早文献记载。女真系满族祖先,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907—960)始称女真。1115年建立金政权,与南宋并立。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用“八旗制度”统一女真各部,形成后来的满族。满族文化,在其活跃于白山黑水之间时,主要是萨满文化。它继承了靺鞨、女真以来的传统,带有浓郁的森林和农牧特色。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融为一体。在满族的萨满世界中,天体和大地崇拜,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也是信奉萨满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共同特色。天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满族神话中说,天有17层,地有9层,人住地上国,神住天上国,魔鬼住地下国,统管天、地、人间的是至高无上的天神阿布凯恩都里[9]。这反映了萨满世界的宇宙观念是垂直的。满族祭天时,必须设置神杆,这一神杆是联系天上与人间的通道。天神通过神杆到达天界或下到人间。这种宇宙观显然产生于森林民族。锡伯族的登刀梯(天梯)也是这样的含义。这是森林带给所住民族的自然观念。人们有什么祈祷之事,必通过大树(神树)或神杆告知天神,这种习俗一直在满族中保存。由天神观念引伸出的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崇拜,山神、林神、岩神、火的崇拜,使萨满世界的自然崇拜朴朔迷离,神秘莫测。满族的图腾崇拜,也古老的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期的产物,比之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和达斡尔族要逊色很多。如上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脱离森林狩猎生活,所以民间信仰中对动物的崇拜十分虔城。如对熊的崇拜,从图腾学上来考察,都是十分标准的。满族则不然,它从女真时代开始,就与汉族交往甚密,天神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与汉族的“天命观”交织在一起。有人认为满族的图腾是乌鸦和犬,这是不正确的。满族中盛传他们的始祖布库哩雍顺为天女佛库伦吞神鹊所衔朱果而生,故人们均以鹊为神,从不加害。满族不杀狗,不食狗肉,不使用狗皮。满族民间传说中的《天鹅仙女》[10]、《索伦杆子和影壁的来历》[11]以及“义犬救主”(努尔哈赤)一类的故事,涉及到神鹊和狗,因其与努尔哈赤的圣迹有关,鹊与犬只是象征物,而并非图腾。满族除了对天神表示极度的崇敬外,祖先神在萨满祭祀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主要是天神和祖先神的代言人。从这种意义上讲,萨满信仰是凝聚氏族和部落力量的纽带。满族萨满是多神信仰,这和阿尔泰语系其他民族的萨满信仰是共同的,许多学者的论文中都曾论及。

清代立国之后,对原属于满族民间信仰的萨满文化,并未随之抛弃。相反作为凝聚满民族心理的一种手段,加以尊重和传承。早在创基盛京(今沈阳)的时代,便传习古老习俗,恭建“堂子”祭天,又在寝宫正殿,恭建神位,祖佛(释迦牟尼)、菩萨(观世音)和神(萨满诸神)等。嗣后,虽建立坛、庙,分神、天、佛及神,而旧俗未改,与祭祀之礼并行。至清代定鼎中原,迁都北京,祭祀仍循昔日之制,而且满族各姓,也都以祭祀为至重,大内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于堂子内向南祭祀,其余均于各家院内,向南以祭。“又有建立神杆以祭者,此皆祭天也。”[12]也就是说,满族在入主中原以后,并未放弃萨满祭祀的古俗。上至宫廷,王公大臣,下至普通满族,都尊守旧俗,祭天和祭神。但中原地区的文化环境必竟不同于白山黑水之间,汉族文化必然要影响满族文化。实际上这种影响早就开始了,特别是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已浸入萨满祭祀之中。汉语代替满语,汉文代替满文,使清代最高统治者对满族文化的渐次消失与变异产生忧虑。特别是在历史上对满民族产生过凝聚力的萨满文化,如不加以保护和利用,民族意识也会渐渐消失。这就是满族在入主中原的初期,王室中存在的一种顾虑。所以乾隆十二年(1747年)农历丁卯年七月丁酉“上谕”管理内务府事的和硕亲王允禄等大臣,总办、承修、监造、监绘、誊录《满州祭神祭天典礼》,使满族民间的萨满信仰,系统化和典礼化,在清宫仪礼中加以永久保存。这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举动。关于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原由和具体要求,在乾隆皇帝给内阁的《上谕》中讲得十分清楚。

上谕

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厥礼均重,惟姓氏各殊,礼皆随俗。凡祭神、祭天,背灯诸祭,虽微有不同,而大端不甚相远。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则自大内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词为重,但昔时司祝(萨满——引者)之人,但生于本处,幼习国语(满语——引者),凡祭神、祭天、背灯、献神,行祭、求福,及以面猪,祭天去祟,祭田苗种、祭马神,无不斟酌事体,偏为吉祥之语,以祷祝之。厥后,司祝者,国语俱由学而能,互相授受,于赞祝之原字、原音,斯至淆舛,不惟大内分出之王等,累世相传,家各异词,即大内之祭神、祭天诸祭,赞祝之语,亦有与原字、原韵不相吻合者。若不及今改正,垂之于书,恐日文讹漏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谨详考,分别编纂,并绘祭器形式,陆续呈览,朕亲加详覆酌定,凡祝词内字韵不符者,或询之故老,或访之士人,朕复加改正。至若器用内楠木等项,原无国语者,不得不以汉语读念,今悉取其意,译为国语,共纂成六卷。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不坠。而朕尊崇祀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书既告竣,名之曰《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有承办王大臣官员等职名,亦著叙入,钦此[13]。

乾隆《上谕》言明,满族诸般祭祀“皆以祝词为重”,他所最担心的也是主持祭祀典礼的萨满,由于所习满族语言的变化,使祝词原字、原因渐致淆舛,且恐日久讹漏越甚。所以命令专人稽考旧章,正异同并译成汉文。这从承担翻译事务的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阿桂《揍折》和附于《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第四卷末尾的《跋语》中可看出来。

根据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所载,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

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

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

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

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

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

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

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

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

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

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隸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

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

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

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

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

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

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

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

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

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

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

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

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

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是一个笃信萨满的民族,萨满文化在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满族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入主中原之后,建立了统一王朝,并大量吸收和学习汉族文化。但作为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并未忘记发迹于白山黑水的历史,更没有忘记曾起过民族凝聚力的萨满文化。特别是乾隆一代,将满族的萨满信仰用宫廷典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作为圣训代代相沿,这在中国历朝历代是绝无仅有的。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集民间萨满信仰之大成,变为宫廷仪礼,这为我们研究萨满信仰提供了另一领域的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讲,清宫萨满祭祀具有着独特的文化史价值。

[1]1692年(清康熙三十一年),俄国莫斯科大公的使节艾维尔特·伊斯兰布特·伊代斯和他的同伴亚当·布兰特一起访问中国,在他们撰写和发表的游行记中,第一次把“萨满”习俗介绍到西方世界,而且“萨满”一词成了后来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参阅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第2-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1989年。

[2]民俗宗教,是一个新创造的学术名词,用来区别于人为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人为宗教本为宗教学研究的范围,与民俗学无关。但人为宗教一旦转化为普通民众的信仰,就与生活结下不解之缘,变为民众信仰的一部分,特别是全民信仰某一宗教的民族更是这样。如藏族信仰大乘佛教,傣族信仰小乘佛教,许多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教已成为民俗,民俗宗教包括了巫术、信仰、禁忌以及人为宗教在民间的传承部分。

[3]《多桑蒙古史》上册,第265页,中华书局,1962年。

[4]《多桑蒙古史》上册,第59页,中华书局,1962年。

[5]参阅秋浦主编《萨满教研究》第112-11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参阅白翠英、邢源、福宝琳、王笑:《科尔沁博艺术初探》,内蒙古哲理木盟文化处编印(内部资料)1986年4月。

[7]哈萨克族神话《迦萨某创业》、《神与灵魂》保留了浓厚的萨满信仰成分,充满了对天体、自然和畜牧神的崇拜。尼哈迈德·蒙加尼搜集,《新疆民族文学》1982年第2期。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此书对宋金交涉、金人风习制度多有记载,然仅有抄本流传。

[9]满族神话《天神创业》,傅英仁讲述,流传于黑龙江省宁安县,见《满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0]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第26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1]乌丙安等《满族民间故事选》第13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12]《重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文献篇》,姜园精舍刊行。

[13]上谕,同上书。

[14]《跋语》,同上书。

[15]吴振棫《养吉斋从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祭祀范文篇4

[关键词]书院;祭祀概况;功能

一、书院的祭祀概况

1.书院祭祀溯源

祭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间祭祀的类型分为:天地山川崇拜及祭祀;祖先崇拜及祭祀;君师圣贤崇拜及祭祀。可以说,学校祭祀起源于上述的祖先崇拜及师贤崇拜。对于祖先的祭祀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这种活动主要是在家祠中进行,君主则在太庙中进行。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先师先贤、乡宦乡贤。而这些先师先贤是文化学术的祖先,他们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放在学校这种文化机构中进行,是非常适宜的。

书院祭祀的前身应该是这些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正史上记载书院起始于唐代,但唐代只有丽正书院和贤殿书院,且只是兼藏书、校书与皇家礼仪及学术顾问于一体的机关,并不是教育机构。我们所指的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出现在中唐以后。随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的出现,它沿袭了古代学校祭祀先贤的传统,开始了书院除藏书、教学之外的另一个功能——祭祀。如北宋开宝元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正式创建岳麓书院,咸平二年(999年),由潭州太守李允扩建,“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从此岳麓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形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

2.书院祭祀的对象

先圣:从各书院建立伊始,都要祭祀孔子及其门徒,诸如四圣、十二贤、七十二弟子等。如岳麓书院建有文庙,主祭孔子,孔子像的左右两壁上有孟子、子思、颜回、曾参四配像。这类祭祀对象体现了历代书院祭祀制度对儒学源流的高度重视。

先贤:主要祭祀本书院的开创者、各代山长及书院的有功之臣。明朝重修白鹿洞书院,始作先贤祠,主要祭祀白鹿洞洞主或有功之名官,如开洞之主李涉、李渤、颜翊、李善道等人。岳麓书院的六君子堂、李中丞祠、罗典专祠、欧阳厚均专祠等所供祀的人都对书院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朱洞、李允则、周式是岳麓书院开创时期的人物,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岳麓书院名扬天下。

先儒:祭祀与本书院学术渊源有关并受到本书院尊崇的学术大师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宋学盛行,书院主要以宣讲理学为主,因此宋代书院特别重视供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理学大师。各书院还有它们各自特有的供祀对象,多是本学派的创始人或与该书院有密切关系的代表人物,用以表明或保持该书院的学派特点和学术特色,如白鹿洞书院祭祀朱熹,象山书院祭祀陆九渊。

名宦:对本地或本书院做出贡献的地方官员。地方官或造福一方,受到民众的赞扬与怀念;或直接关心过书院的建设,为书院的发展作过贡献;或地方官员本身是儒学大师,关心文教,促进文化发展。如江西的很多地方都有濂溪书院,是用来祭祀周敦颐的,这是因为周敦颐曾在这些地方做过官,功绩显著,同时又是理学开山人,受到百姓的怀念。白鹿洞书院祭祀的名宦如邵宝、李梦阳、邵吴远等,对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多有赞助,理应受到书院生徒的尊重。

乡贤:即当地的乡土先贤。如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白鹿洞书院曾设忠节祠祭祀陶渊明、诸葛亮等。南昌豫章书院还设乡贤祠、吉安白鹭洲书院设景贤祠专门祭祀乡土先贤。

祖先:清代以前的书院并不祭祀祖先。嘉道以后,世风日下,有钱人家捐官捐学,出身贫寒人家的子弟唯有选取正途,但每年考取的士子,在晋见学师时都要送礼,礼品中必须要有一份厚重礼金,俗称为印金。贫寒士子如交不起印金,则学师不悦,前途便更为渺茫。地方上便出现一种带有教育基金会所性质的书院。这些书院广置学田,以田租支助士子的印金费用,又俗称为印金局。书院实质上是一座议事会所,其中大部分是用买牌位的形式集资,因此,较大的宗族都在书院买有牌位,并以牌位作为议事的选票,每年春秋二祭等大型祭祀活动便成为祭祀乡贤的活动,而且开了祭祀祖先的先例。清末书院改学堂之时,又产生了家族书院,这种书院不是学校,它只供本姓子弟住宿、聚会,实际上也是宗族会所,每年都在春秋二祭举行大型祭祀活动。它是一种集书院与祠堂,教化与祭祖这两种功能于一身的独特的建筑。家族书院每举行一次大型的祭祖活动,无疑是给家族的每个成员又进行了一次宗法教育,使大家更加尊敬祖宗,不忘祖先的恩典,并求祖宗保佑自己,使事业得到发展,人才更快成长。

3.书院祭祀费用的来源

为了保证书院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书院多有置办祭田、产、祠田、祀田者,这些田产大部分为捐赠,也有部分为政府拨给。其中多作为书院的祭祀费用。如长沙岳麓书院,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复明代故亩四十亩,收租谷四十八石,专作道乡祀事之用。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院中诸生又捐置文昌阁田产,年收租四十一石,专祀文昌帝君。祭田之设,实可视为一种专款专用,意在确保其正常进行。祭祀之费的名目,还可细列为祭品费、礼生衣资、香火、灯油等。

4.书院祭祀的形式

书院祭祀是有一定形式的,一般由山长主持,也有由当地行政长官或监院主持的。祭祀有两种祭典:释奠和释菜。

所谓释奠,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就是说,释奠是每年春秋举行的,春祭定于二月初三,秋祀则在八月初九。祭品为猪羊全牲等。

所谓释菜,也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般在学校开学时举行。《礼记·学记》云:“大学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郑玄注:“祭菜,礼先圣先师,菜谓芹藻之属。”“释菜”也可读“舍菜”,解释为“置菜”,即放置菜蔬于先师祭位之前,以通其神灵。释菜之祭品多属常见的芹、藻之菜蔬,并不名贵。

此外,书院在每月朔望(即农历初一和十五)也要举行祭礼,由山长主持;每日则要“早晚堂仪”,形成一套严格的规矩。

不同时期,不同的书院,其祭祀形式是不太相同的。这种师生对先师先儒顶礼膜拜的形式,就是为了宣扬他们的事迹,牢记他们的学术旨趣,怀念他们的功德,为师生树立仰慕和依效的典范,成为进行学派学术渊源和书院奋斗历程教育的极佳形式。

二、书院祭祀的教育功能

1.道德教育功能

祭祀实际上是书院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书院把祭祀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种手段和形式,以先圣先贤的道德人品为楷模,来陶冶学生之品德,树立德育规范。

宋代苏州州学祭祀乡贤范仲淹,吴潜说祭祀的目的就在于使“诸生朝游而夕思,景行先哲,睹文正(范仲淹)容貌,而企慕其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勉,以六经为师,文章论说一本仁义而后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无利害,与上官反复论辩,不以官职轻人性命而后可;其仕而通显也,必如文正至诚许国,终始不渝,天下闻风,夷狄委命而后可”。一句话,就是要学习范仲淹刻苦自强,不计得失,忠贞报国的爱国精神。

2.学术认同功能

书院是具有学派性的,一代宗师创立学派。他们的门徒往往建立书院,传习本门学派的学说,祟祀学派的祖师。书院学子朝夕生活在有着浓郁学派气息的氛围里,目睹本门学派祖师的遗容塑像(或画像),研习他们的著作,体会他们的教导,自然容易产生对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与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如象山书院主陆九渊学说,直至明代,书院依然祭祀陆氏兄弟,明景泰四年(1453年),书院重建告成,大堂中仍设陆九渊、陆九龄、陆九韶三先生供像。岳麓书院则一直祭祀朱熹、张栻,直至清末。3.榜样示范功能书院除了直接向学子传授知识以及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之外,还采取更富有宗教味的方法,即通过祭祀使学子更直观地看到先圣先儒的形象,产生心灵的震撼。读“圣贤”书,并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向神灵高踞的“圣贤”顶礼膜拜,理论学习与祭祀有机结合,“圣贤”再也不是字里行间的想象,而是一排排的塑像与木主,直观的效果缩短了士子与“圣贤”的心理距离,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激励功能,使学子们从中受到启迪,勤奋研读儒家经典,最终达到教育之目的。如岳麓书院的船山祠,就是祭祀明代的王夫之,他的学术水平和高尚的民族气节,让学子们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前进的榜样和目标,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

4.学派凝聚功能

祭祀范文篇5

一、以纪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火葬五十周年为契机,大力宣传殡葬改革

为了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加强殡葬管理,推动殡葬事业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各地要以纪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倡导火葬五十周年为契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要充分利用宣传媒介,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做好殡葬改革宣传工作。可以举办座谈会、报告会、图片展览、有奖征文等,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搞一次集中性的宣传活动,把殡葬改革宣传工作推向高潮。要宣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宣传他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博大胸怀;宣传国家关于殡葬管理的法规、政策;宣传殡葬改革成就和经验;宣传创建文明祭祀新风尚的典型事例;宣传殡葬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殡葬改革宣传要做到经常性与阶段性相结合,通过大力宣传,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殡葬改革对于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轻群众负担、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

二、以倡导绿色殡葬为主题,树立文明祭祀新风

清明节前后,是祭祀活动高峰期,也是封建迷信活动多发期,各地要在清明节期间,探索文明祭祀新方式,引导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树立文明祭祀新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倡导“绿色殡葬”为主题,引导和鼓励群众采取骨灰撒散、深埋植树,以及花葬、草坪葬、生态葬等其它不占或少占土地的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倡导和推广网上祭扫、集体“追思会”或家庭“追思会”等形式,广泛开展群众性文明祭祀活动。对于群众文明祭祀的新形式、新作法,要及时总结经验、适时推广,努力营造文明祭祀的良好社会氛围。

祭祀范文篇6

一、居民在县城区范围内办理丧事过程中,不准占用城市道路、公共场地设置道场。

二、居民在县城区办理丧事,晚上22∶00至次日凌晨6∶00期间不准吹拉弹唱,严禁扰乱居民的正常休息和正常的生活生产。

三、县城区居民及田州镇各村送葬路经城区街道和我县境内平百二级公路时,不准随地撒纸钱,不准燃放炮竹,不准将素布、白花等绑扎在路树和电杆上。

四、我县干部职工办理丧事,严禁使用公车送葬,送葬从简。

五、本通告所述“县城区范围”是指:以县政府所在地为中心,东至空军机场路口,西至龙河村部,南至右江河各码头渡口,北至三雷木材检查站。

六、我县居民、村民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城管、环卫、交通公路等部门责成户主清扫由此产生的垃圾,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祭祀范文篇7

根据屏民政函〔2015〕14号文件精神,乡加强了清明节期间群众祭祀活动管理,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和宣传引导工作,创造安全、文明、和谐的祭祀环境,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按照我乡清明节祭祀管理工作实际,我乡从4月4日至4月6日期间,启动清明节应急工作预案,设立清明节工作办公室,落实领导带班、工作人员双值班和重大事故及时报告等制度,全力以赴保障清明节各项工作部署落实到位。乡成立2015年清明节安全祭祀工作领导组,组长由副乡长和同志担任,下设办事处在民政办。

二是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乡把安全放在首位,杜绝火灾隐患作为重点,切实加强巡查值守、人员疏导、安全防范,全力应对了祭扫高峰。

三是加强应急值守。乡结合实际,及时建立工作方案。认真制定应急预案,成立由相关方面人员组成的“处置突发事件领导机构”,在清明期间,我乡实行双值班制,单位负责人要承担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相关办所要履行具体责任,24小时值班,责任落实,措施到位,防止各类责任事故的发生。

四是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乡以清明节为契机,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推广既能满足群众精神需要,又符合殡葬改革方向和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祭扫形式和文明礼仪。广泛宣传殡葬法规政策,提高广大群众对节约土地、保护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营造了关心支持殡葬改革的良好社会氛围。引导群众采取植树、献花等健康环保的祭祀形式,不断提升了文明意识。通过开展殡葬改革系列宣传活动,梳理文明祭祀新风尚,使先进殡葬文化得到弘扬,健康文化得到发展,落后文化得到改造。

祭祀范文篇8

清明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是祭祖扫墓、缅怀先人、悼念逝者、慎终追远的日子。今年清明节是国家法定节日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清明节“小长假”在给人们的祭祀活动更多时间选择的同时,也增加了祭祀活动管理的难度。今年清明节祭祀活动主要集中在3月29日至4月6日,其中3月29日、30日和4月4日、5日、6日是祭祀高峰,预计在此期间前往市殡仪馆、市烈士陵园、东山生态园(东山公墓,以下同)、北郊公墓以及城市周边其他公墓、墓地祭祀扫墓的人员将达到40余万人,祭祀活动管理和服务接待任务十分繁重。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清明节期间群众祭奠活动相关工作的通知》(新政办发明电[2008]91号)精神,为做好今年我市清明节祭祀活动管理和殡葬改革宣传工作,确保群众祭祀活动安全有序,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管理,通力合作,确保祭祀活动顺利进行

清明祭祀活动参与人多,涉及面广,影响面大。为确保清明祭祀活动顺利进行,各区(县)、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根据职责,分工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清明祭祀活动管理和殡葬服务工作。

(一)加强交通秩序管理和治安防范工作。

1.市殡仪馆、市烈士陵园、东山生态园、北郊公墓和其他祭祀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由市公安局负责交通秩序管理和治安防范工作,根据往年情况合理安排警力。重点管理时间为3月29日、30日和4月4日、5日、6日五天时间,每天上午9时至下午19时(北京时间)。

2.在重点管理时间内,对进入市殡仪馆的车辆实行通行管制,除办理当天火化业务的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进入院内;对高峰时段进入烈士陵园的车辆进行管制,车辆一律禁止进入园内,对青年路与高尔夫路口至东山生态园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管制;对高峰时段进入市第二殡仪馆的车辆实行单向行驶管制,从后门进(喀什东路北一巷),前门出(喀什东路)。上述路段交通管制具体时间段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开放1路公交车陵园终点站新建停车场,作为祭祀车辆临时停车场。

4.市殡仪馆、市烈士陵园、东山生态园、市第二殡仪馆、北郊公墓所在地区公安部门要组织治安人员对祭祀活动场所进行巡查,及时排除不安全隐患,维护祭祀活动现场的正常秩序。

5.三屯碑至市殡仪馆和市烈士陵园,北门至东山生态园,市区通往市第二殡仪馆以及城市周边公墓、墓地的公交线路,由市城市交通局负责协调各公交公司及其他城市客运单位,根据往年经验和实际情况安排车辆,确保广大群众祭祀活动乘车需要。

(二)加强祭祀接待和殡葬服务工作。

1.各殡葬服务单位要在做好日常服务工作的同时,对祭祀活动现场的安全防范、服务接待、环境卫生、殡葬用品、祭扫用具准备情况以及各种服务标识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要以方便市民群众祭祀活动为原则,合理调配人力、物力资源,适当调整和延长工作时间,增设服务窗口,满足群众服务需求,确保祭祀活动平稳正常进行。

2.市殡仪馆、市烈士陵园、东山生态园、北郊公墓等祭祀活动比较集中的单位,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祭祀活动进行分流,引导市民群众合理安排祭祀时间,规避祭祀高峰,减少扎堆拥挤现象,共同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祭祀环境。分流工作要通过新闻媒体提前广为告知,并制定处置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墓地分布较多的其他区(县)民政部门,要根据本辖区往年祭祀活动的情况,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人员加强对本区域内公墓(含民营公墓)祭祀活动的管理,保证祭祀活动的顺利进行。

3.各区(县)、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祭祀活动场所防火和安全工作,加强防火宣传和祭祀活动现场的巡查。禁止燃放鞭炮,禁止在规定地点以外的地方焚香烧纸,对在清明节期间路边或十字路口祭祀焚烧纸钱、物品的行为要进行劝导和制止,防止火灾及其他意外事故的发生,确保祭祀活动的安全。

二、加强殡葬市场管理

各区(县)民政部门要会同工商、行政执法等部门加强对本辖区殡葬用品市场的检查,检点是违规销售公墓、无证摊点和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检查时间集中在3月底4月初。市民政局会同市工商和行政执法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在3月29日至4月6日期间对全市的殡葬用品市场进行抽查。

祭祀范文篇9

**年,是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假日的第一年。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营造“文明祭祀、平安清明”的活动氛围,确保我市群众清明祭奠活动安全、有序、文明、和谐进行,经与有关方面协商,并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进一步提高认识

清明节是群众缅怀先人、悼念逝者的传统节日,是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祭祀活动的高峰时期。今年是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假日的第一年,群众祭奠活动将呈现短时间、小空间、高密度的特点,必将给交通安全、森林防火和殡葬服务等社会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为此,做好清明节群众祭奠活动的组织引导和管理服务工作,确保群众清明祭奠活动安全、规范、文明、有序地进行,是全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清明节群众祭奠活动各项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加强领导,增强责任感,克服消极、麻痹思想,充分估计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假日对群众祭奠活动管理工作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制订可行方案,严防发生重大人身安全、森林火灾和交通安全事故,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文明、有序的清明节。

二、广泛宣传,积极引导,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清明节期间,全市各级宣传、民政部门要做好以“文明祭祀,平安清明”为主题,以展示改革成果、宣传政策法规、倡导祭祀新风、传播殡葬文化、引导错峰祭扫为主要内容的殡葬宣传工作。要以报刊、广播、网络等宣传媒介为载体,积极主动地开展清明节宣传工作。通过开设专栏、制作展板、宣传册、公益广告、手机短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宣传国家关于殡葬管理的政策法规;宣传地方殡葬事业的发展成就、殡葬惠民政策、新的殡葬理念和殡葬服务行业的先进典型;宣传实行火葬、改革土葬的好经验、好做法,大力推广家庭追思会、鲜花祭祀、网上祭祀、祭祀等文明、节俭、便捷的祭祀方式,树立文明祭奠新风;宣传殡葬改革对节约土地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减轻群众负担以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要通过媒体呼吁公众增强安全意识,遵守公共秩序,规范有序地开展祭祀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提高群众对殡葬改革的认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丧葬观念,自觉抵制丧葬陋习,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文明祭祀氛围。

三、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全力做好安全保障工作

民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清明祭祀活动的管理和服务指导,指导各殡葬服务单位做好清明节期间的各项服务工作,合理调配人员,严肃工作纪律,保证服务人员定岗定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确保各个环节正常运转。要开展优质服务活动,保护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要根据条件增设便民服务项目和网点,开通服务监督电话,设立接待咨询点,安排专人负责受理群众意见和建议,并向群众宣传安全祭祀常识。要加强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群众集中祭祀场所的安全检查,完善安全保障设施,合理疏导人流、车流,及时堵塞漏洞,消除安全隐患,引导群众有序地开展祭祀活动。

公安部门要积极做好交通组织和疏导工作,最大限度地保障交通畅通,对祭祀活动中组织、教唆、胁迫、诱骗他人从事邪教、会道门等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要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通部门要结合实际,加强客运车辆调度,合理调整通往重点祭祀地点的班次密度,以满足祭祀群众出行需要。

林业、消防部门要加强森林防火宣传和林区火源管理,严禁在林内及林缘上坟烧纸、烧香化烛、燃放烟花爆竹,严防发生森林火灾。要加大森林火灾查处力度,依法查处森林火灾肇事者和违章用火人员。督促社会单位落实各项消防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加强防火安全巡查、检查,做好灭火救援的各项准备工作。

工商部门要加大对违规经营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法打击不法经营行为,维护群众利益。

宣传部门要从正面进行积极引导,大力宣传殡葬政策法规,宣传殡葬改革的好经验、好做法,特别是要认真做好引导群众错峰祭扫和文明祭祀的宣传工作,营造清明祭祀活动的良好社会氛围。

祭祀范文篇10

一、舆论造势,宣传发动到位

近年来,随着我区殡葬改革力度的加大,厚养薄葬、文明祭祀逐渐取代了重殓厚葬和愚昧迷信的陋习,社会文明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清明祭扫禁火、禁用塑料祭祀品活动的宣传,引导广大群众移风易俗,破除迷信,以现代文明的理念开展祭祀活动。各乡镇街道按属地管理原则,实行行政一把手负责制,负责本辖区的清明祭扫禁火、禁塑工作,重点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将公告印发张贴至各村(居)集中居住区、各交通路口及丧葬用品经营门店站点,利用板报、宣传栏、小喇叭等各种载体,使清明祭扫禁火禁塑工作家喻户晓。要安排专人进驻公墓区值班指导,确保各公墓区清明祭扫工作安全、有序、文明。

二、明确职责,加强部门协作

区清明祭扫禁火、禁用塑料祭品工作,由区民政局牵头,区工商局、区公安分局、区执法大队、区教育局、区广影中心、区文明办、区直机关工委、区监察局、区环保局、区林业局、市交警三大队、团区委等单位共同参与配合。

区民政局牵头负责清明祭扫禁火、禁用塑料祭品指导工作,加强祭扫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区监察局要结合严禁公车扫墓,要求党员干部禁火、禁用塑料祭品,并利用党风廉政建设信息平台发送相关信息,同时要实行督查制度,对在清明祭扫禁火禁塑工作中发生纠纷和冲突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肃处理。

区工商局要做好丧葬用品市场监管,动员经营业主作出承诺,不销售塑料和其它封建迷信祭祀用品。

区公安分局要依法对阻碍清明禁火禁塑工作、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给予处罚,维护清明祭祀秩序。

区执法大队负责查处乱摆、乱设经营塑料祭祀品的摊点,严禁在墓区周边公共场所未经许可经营祭祀用品。

区教育局负责学校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主题班会、作文、晨会、国旗下的讲话等多种形式加强学生自我教育,开展“小手牵大手”活动,将清明禁火禁塑活动通过学生向家长做好宣传工作。

区环保局负责所有环保电子屏上显示禁塑祭扫标语,界定塑料祭品种类和非环保祭祀品类别,组织环保志愿者清除墓区的塑料祭祀品。

区林业局要做好森林防火相关工作。

区文明办要认真拟定具体宣传方案,部署各新闻单位做好清明禁火、禁用塑料祭祀品的通告、标语、倡议书等宣传,全程做好清明祭扫宣传工作,要结合城区文明创建工作,开展清明文明祭扫活动。

区广影中心负责清明节期间播放宣传禁火禁塑的滚动字幕,跟踪报道禁火禁塑活动,宣传正面典型,曝光不文明的祭祀行为。

团区委负责组织青年志愿者散发清明祭扫禁火禁塑宣传单。

区直机关工委部署区直机关带头做好清明祭扫禁火禁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