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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约范文10篇

时间：2023-04-10 16:19:02

婚约范文篇1

一、婚约内涵的界定与婚约的订立

婚约，简而言之，是指男女双方当事人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婚约的成立一般又称订婚或定婚。

婚约不是婚姻契约，而是婚姻预约À。预约是与本约相对而言的。在民法中，根据订立契约（契约也即我们通常所习称的合同）是否有事先约定的关系而有预约与本约之分。所谓预约，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契约的契约，而于将来所订立的契约即是本约Á。在西文传统法律文化当中，婚姻一直被视为一种契约关系，而婚约即是男女双方约定于将来缔结婚姻，因而是一种婚姻预约。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要深蒂固的影响，人们不习惯于接受婚姻即契约的观念。但尽管如此，从其本质上讲，我们并不能否认婚姻为一种契约（不过为一种特殊契约）的性质。而且事实上，我国的相关立法也已认可了这一点，例如我国于1999年3月15日颁行的新的统一《合同法》便于总则部分将婚姻界定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而所谓“协议”，按照我国的立法规定并参考我国有关权威学者的学理解释，即是指“契约”Â。因此，作为“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之一种的婚约的契约（预约）性质不容否认。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作为身份关系契约的婚约，其与一般财产法上的契约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显著差别的。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加论及。

一般来说，婚约为不要式行为。婚约既可采书面形式，也可采口头形式。明示固然可以，特定情况下默示也无妨。在现实生活中，交换订婚戒指、举办订婚仪式或宴会、甚至在报纸上刊登订婚启事等，均可视为婚约的订立，即使在亲属或朋友面前自称为未婚夫妻，也可视为当事人之间已成立婚约关系。但婚约必须由男女当事人双方订立，因为婚约是“男女双方接受的婚姻诺言”Ã，依其性质，是不适用制度的。父母代订的婚约为无效，即使事后业经本人同意，也只能理解为系由男女双方当事人新订的婚约。另外，婚约当事人双方自然还必须达到法定的订婚年龄。至于具体的法定订婚年龄应为多少，各国与各地区的法律差异很大。在罗马法，只要男女双方当事人已满七岁即可，而依墨西哥民法的规定，男满16岁、女满14岁方可订婚。在我国台湾地区，“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得订立婚约”。我国现行法律即对婚约制度未有涉及，自然也不可能涉及订婚年龄问题。但有学者认为，不妨将法定订婚年龄规定为男21岁、女19岁，即比法定结婚年龄各低1岁。Ä笔者认为，若以男21岁、女19岁作为订婚年龄仍然偏高，因为订婚在性质上毕竟不同于结婚，在年龄上不妨从宽掌握，而且许多国家与地区也均是如此作法。依笔者之见，以成年年龄即18岁作为男女双方法定订婚年龄即可。最后，在婚约订立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婚约当事人间不应存在法定的婚姻障碍。因为婚约是对于将来婚姻的预约，那么作为婚约标的的婚姻必须合法。例如，禁婚亲属间所订立的婚约、有配偶而与他人订立的婚约等均为无效。

二、婚约的效力

婚约既为契约之一种，自应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从婚约的历史沿革来看，盛行于古代社会的早期型婚约对当事人双方具有很强的法律约束力，如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便规定，在婚约订立后，女方之父便不得将其女嫁与他人。在罗马市民法当中，当事人间一旦订立婚约，即排队了其中任何一方与第三人再订婚约与结婚的可能性。在欧州中世纪的寺院法，在一方违反婚约时，甚至还赋予另一方以结婚诉权。在我国古代，定婚以后即发生婚姻的部分效力，婚约中男女双方及其主婚人均受其拘束，不得反悔，否则依律科刑，并得责令履行原约。一直到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大理院还对婚约的效力问题作出过明确解释。及至近、现代的晚期型婚约，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婚约的效力大大弱化。近、现代不少国家的法律均规定，婚约的履行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前提，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对他方予以强迫，更不得基于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德国民法典第1297条即有此明文规定：不得基于婚约诉请结婚。由此可见，作为身份法的契约的婚约与作为一般财产法上的契约之间的最大区别即在于，前者不具有强制执行性，婚约成立后一方不履行时，对方不得诉请法院强制其履行。

但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契约的婚约，它毕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儿戏，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应予保护。有鉴于此，不少国家与地区的立法例却又同时规定，一方无重大事由而解除婚约时，须对他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这一立法经验，我们在将来对相关法律作进一步修订时可予以借鉴。

三、婚约的解除及其损害赔偿责任

婚约的解除一般有当事人双方的协议解除（合意解除）与一方要求解除（片意解除）两种形式。不论是合意解除还是片意解除，在片意解除也不论当事人有无正当事由或有无过失，均发生身份法的效力，即双方当事人均自解约时起不受婚约拘束。Å但是否因此而产生损害赔偿责任，则不能一概而定，得视具体情况而为，分别处理。

婚约既然可以由当事人双方在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自行订立，自然也可以根据双方的共同意志协议予以解除。在这种当事人双方合意解除的情况下，一般不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但可请求返还聘礼和其他赠与物。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79条第一款即有此规定。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然，当事人间的约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原则，也不得借订婚之名索取或诈骗财物。

另外，在片意解除的场合，如有正当事由或自己之所以解约纯粹系由对方过错行为所造成的，解约方一般也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在当事人一方没有正当事由而解约或因自己的过错而解约的情况，当事人才往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有关国家的法律，这种损害赔偿，不仅包括财产上的损害赔偿，有时甚或还包括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而所谓非财产损害上的赔偿，一般是指清白的女方在婚约期间与男婚约当事人发生同居或性关系，当男方无重大事由而解约，或女方因男方过错构成解约的事由，女方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此处所谓“相当之金额”，其实即指一定的慰抚金。德国、瑞士、墨西哥、秘鲁等国法律均有此规定。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也有明文规定，即：“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当然，该条之适用是以受害人不存在过错为前提的。

应当认为，上述有关国家与地区有立法对于保护女婚约当事人尤其是对于保护无过错的女婚约当事人的利益有着重要意义。而在我国，女婚约当事人一方一般并不享有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对此有学者也认为，这种非道德行为系双方过错行为，女方不得依此享有经济上补偿的权利，而只主张通过道德上的教育手段来解决。Ç笔者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上的这种作法与有关学者的主张，不仅让无过错的女方当事人所受的精神上的损害无法得以抚慰，而且更重要的，是放纵了那些恶意当事人的不道德行为，尤其对那些借订婚之名而玩弄女性的少数当事人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鼓励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应大胆吸收与借鉴德国与瑞士等国成功的立法经验。至于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事人间即使因订婚而造成经济上的损失亦应自负其责、不得要求赔偿È。笔者不敢苟同。

四、因婚约的解除而引起的赠与和返还责任

关于赠与物物的返还问题，多数国家的立法例均认为，订婚时当事人双方交换的纪念品或互赠的礼物，在婚约解除时得依不当得利原则，请求他方予以返还，德国、瑞士、法国以及墨西哥等国即有此规定。É实际上，基于婚约所为的赠与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赠与，（11）它不同于一般的单纯以无偿转移产权为目的的赠与行为。在这种赠与中，其赠与行为是为了实现于将来一定时期成立婚姻关系，而一旦婚姻关系确定地不成立，则赠与契约即失其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应恢复到婚约订立前的状态，即，所受领的赠与物因为丧失合法根据而应返还于赠与人。即使是第三人所为的赠与，一旦当事人间的婚姻关系未成立，也应允许其请求返还赠与物。对于这一点，无论是瑞士、德国的法律解释还是美国的判例，均无歧异。

当然，在赠与物的请求返还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即：当事人一方死亡时的赠与物的返还责任、赠与的时间、以及请求权人是否须为无过错等等，以下笔者将依次加以论述。

对于第一个问题，各国法律的规定互为歧异根据德国民法典，对赠与物有疑义时，不得请求返还，无疑义时，方可请求返还。而依瑞士民法典的规定，在此情况下，赠与物一律不得请求返还。日本的作法与上述两国又有不同，即，除有特别规定的以外，推定有返还请求权。我国法律对此当然缺乏明文规定，不过，笔者倾向于以返还为原则。，因为，前文已述，基于婚约而为的赠与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赠与的目的在于将来成立婚姻关系，而一旦当事人一方死亡，条件便无法成就，赠与也便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与前提，在此情况下，赠与物自应允许另一方请求返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婚约范文篇2

关键词：婚约；近代化；转型；启示

我国婚约文明源远流长，在累世传承中都最大限度地保留着固有文化的传统因子，保留着先民情感的原始风情，集中体现着民族特色与国情民风。在清末、民国时期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基于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原则并结合原有传统，实现了较为成功的转型。研究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及其近代转型，既是出于对其发展演化轨迹、规律的了解和尊重，更是为当代构建新型婚约制度提供历史镜鉴。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基本特征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

我国素有注重婚约的传统。据史料记载：“上古男女无别，太吴始设嫁娶，以俪皮为礼，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伦之本，而民始不渎。”进入奴隶社会后，统治者将源自原始氏族组织的各种礼仪习俗系统化、制度化并不断发展，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关于婚约的内容从未间断、日益完善。不论所谓的“五礼”、“六礼”还是“九礼”，皆包括“婚”礼在内。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更是对从订立婚约到成婚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婚礼不仅由此达到了当时的完备状态，赢得了“万世之始”Ⅲ的美誉，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后来习惯法向成文法的发展以及法律儒家化所导致的礼法融合，原来关于婚约的礼仪规则开始不断向成文法律领域渗透。有关婚约的成文立法也相应产生。这样，调整和规范婚约的法的渊源就有了礼仪规则、成文立法和儒学经典等多种形式。我国成文法中最早关于婚约方面的正式立法应当属于《九章律》，它开启了后市“户婚律”的先河。到了唐代，有关婚约的立法及实践已涉及到婚约的成立与生效、婚约的内容与形式、婚约的效力与解除等内容，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封建婚约制度，不仅成为后世宋、元、明、清诸朝婚约立法的范本，而且对近邻国家和地区的有关立法也有相当的影响。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基本特征

透过上述关于婚约的各种法律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

在传统观念中，男女两性的结合并非当事人的个人私事，而只不过是宗族联姻或政治结盟的媒介或载体而已。同时，男女婚姻还承载着家族薪火相传的神圣使命。故《礼记·昏义》日：“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这就决定了婚约的订立主体主要是双方尊长而不是男女当事人本人。对此，历代的有关文献中都有明确而一致的要求。当然，在强调尊长主婚权的同时，有时也存在着一些酌量的变通。如，唐代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为订婚，而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未成者。从尊长。违者，杖一百。”另外，与尊长主婚权相联系的是，主婚尊长通常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唐律规定：“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余亲主婚者，事由主婚，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

2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

在传统婚姻制度中，订立婚约是后续成婚的必经程序。早在西周时期，即将订婚到结婚的全过程区分为六大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其中，前四步骤即为订婚程序，纳征即宣告亲事已定。到了宋代，始将“问名”并入“纳采”内，“请期”合在“纳征”内，形成“纳采、纳吉、纳征和亲迎”四礼，从而将“六礼”简化。元世祖至元八年，经礼部议定，都省批准婚礼7条，即从“议婚”开始至“婚成回拜”共7个过程。除“议婚”、“纳采”、“纳币”、“亲迎”外，增加以下三个礼仪过程：即“妇见姑舅”。第二日清晨，新娘拜见公婆，次见诸尊长。“庙见”。男家主人与新郎新娘入拜祖宗祠堂。“婿见妇之父母”。第四日，女婿回见岳父母，次见妇家诸尊长。至此，整个婚姻缔结的全过程才始告完成，即“明媒正娶”取得合法地位。明清两代基本承袭了这一程式。

3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

既然婚约是双方以将来成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因而婚约的订立及其内容就必须符合成婚实质要件的要求。所谓成婚的实质要件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结婚必须符合的条件。它主要包括：主婚权人主婚；主婚人合意；不违反成婚的禁止性规定等等。对此，我国传统法向来有明确的要求。如在成婚的禁止性规定方面，唐代就有禁止同姓为婚和亲属为婚、禁止良贱为婚、禁娶逃亡妇女为妻妾、监临官禁娶监临女等内容，直到清代仍有类似的规定。这些内容同样是订立婚约时应当遵守的。

4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

婚约一旦订立。就必须履行。否则，将会给双方带来一系列否定性评价和法律责任。如唐宋时期的法律规定：请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也就是说，对于通过婚书或虽无婚书但收受聘财而订立婚约的女方而言，如果悔婚，将视情形追究相应的责任：一是单纯悔婚者，要承担杖责六十的责任；二是悔婚后又与他人订立婚约者，要处以杖责一百的处罚(对于一、二情形，“婚仍如约”，笔者注)；三是悔婚后又与他人成婚者，处以徒刑一年半的处罚。同时，对于迎娶已与他人订婚的女子为妻的男方，如果知道该女子已先于自己与他人订婚情形的，也要处以减一等即徒刑一年的处罚；女子追归前夫，若前夫不娶，女方须退还聘财。其与后夫的婚姻关系始为合法。另一方面，唐宋律对悔婚的男方的处理明显要轻得多，仅为“聘财不追”。可见，唐宋婚约的强制力主要是针对女方而言的。

元朝关于婚约强制力的法律精神未变，但处罚变轻。女方悔婚者“笞三十七，更许他人者笞四十七，已成婚者笞五十七”。明清时期对于违反婚约的处罚规定轻于唐宋而重于元。《大明律》规定：“辄悔者，笞五十。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者，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前夫不愿者，倍追财礼给还，其女仍从后夫。男家悔者，罪亦如之，不追财礼。”大清律的规定也大抵如此。可见，明清律还增加了对男方悔婚的处罚，这也体现了婚姻立法的进步。

5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

我国传统婚约制度是与财礼相伴相随的。早在西周时期的婚姻六礼程序中，纳征即是订婚时男方向女方提供的正式聘礼。此外，其他每个环节，男方也都需要向女方馈赠一定的礼物。这一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到了唐代，婚姻论财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基本原则。受这种状况的影响，唐律在将婚书作为订立婚约的正式形式外，又将接受聘财作为婚约成立的补充形式，即“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样，聘财就不仅有了传统礼制根据。更获得了法的认同。随着该项规定由宋至清的累世传承，婚约中的财礼问题也一直贯穿到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全过程，并对当今的婚姻问题产生直接的影响。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

从1907年清政府制订大清民律草案开始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完成中华民国民法，我国婚约立法近代化的尝试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完成了如下几部与婚约问题有关的法律草案和法典：1907年－1911年的《大清民律草案》(简称“大清民草”，下同)、1915年的《民律亲属编草案》、1925年－1926年的民国《民律草案》(简称“第二次民律草案”，下同)、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和1929年－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通过这些立法活动及有关的司法实践，在经历了一度的徘徊和探索之后，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终于实现了其向近代的转型。

(一)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

由于受到日本民法无婚约规定的影响，处于我国婚约制度近代化初始阶段的大清民草并无关于婚约的规定，而是直接规定成婚。1915年《民律亲属编草案》几乎是前者的翻版，也没有关于婚约的规定。在经历了前两草案对婚约传统的断裂之后。从第二次民律草案开始迎来了婚约制度的转型性回归。第二次民律草案共规定了7个定婚条款，传统色彩仍然浓烈，但已出现了不少松动的迹象。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规定了5个婚约条款，其中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订定婚约。”“未成年之男女订定婚约，应得父母之同意。父母死亡，或不能表示意思时，须得监护人之同意。违反前项规定之婚姻，其当事人或有同意权人得撤销之。”从这些规定来看，法律已允许成年男女自行订定婚约。到了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则进一步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男未满十七岁，女未满十五岁者，不得订定婚约。”“未成年人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人之同意。”这时，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婚约已成了一项基本原则。通过这些立法，不难看出，在婚约订定过程中，尊长意志逐步减弱，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二)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

与传统婚约制度相比，近代有关婚约和结婚的立法已不再将前者作为后者的必经程序和当然阶段。而是赋予前者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在体例上仿照德国民法的做法，将婚约和结婚分开、分别规定，以示婚约仅为婚姻缔结的一个阶段。为结婚常经程序而并非必经程序(即并非结婚的要件)，即便没有婚约，也不影响婚姻关系的成立。

另外，传统婚约制度以婚书为定婚的首要和正式形式并以聘财为补充，第二次民律草案仍然固守这一传统，其中规定：“定婚，因交换婚书或已纳聘财而生效力。”但从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开始，已无关于婚约形式的规定和要求了。换言之，婚约已从原来的要式演变为不要式契约。诚如史尚宽先生所言：“同居、交换订婚戒指、接受聘礼、定婚宴会、共同嫁妆之购置、登报或在亲属或朋友前自称为未婚配偶，均可为婚约之推断的行为。”

(三)婚约的效力逐步弱化

关于婚约效力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婚约失去了强制履行力。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男女双方虽经定婚，仍不得以之提起履行婚约之诉。但父母或监护人于定婚后反悔，而当事人两相情愿结婚者，不在此限。”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和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均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二是婚约解除障碍得以基本消除。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了5项法定解除事由，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笼统规定有正当理由即可解除婚约，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规定的婚约解除事由多达9项。只要有法定情形出现，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即可向对方为解除婚约的单方意思表示，而不必征得其同意。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甚至规定，依法定解除事由解除婚约者，如事实上不能向他方为解除之意思表示时，无须为意思表示，自得为解除时起，不受婚约之拘束。即便不符合法定的解除事由，双方也可解除婚约，只不过须向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而已。

(四)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

婚约订定后，如果出现无效、撤销或解除等情形时，双方难免会因此发生纷争。传统婚约制度主要借助于刑事责任条款解决问题，民国时期受清朱以来民刑分立原则和观念的影响，逐步构建了新型的民事责任范畴内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且打破了在责任追究方面“重女轻男”的传统，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归责原则。第二次民律草案规定：“定婚之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除退还婚书或聘财外，无过失之一方，对于有过失之一方得请求赔偿损害或抚慰金。”“定婚之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男女双方对于相互之赠与物，得请求返还。赠与物如已不存在，依不当利得之规定，请求回复原状。因男女之一方亡故而解除婚约者，其相互之赠与物，若无特别意思表示，不得请求返还。”草案还规定，损害赔偿或抚慰金请求权人对于聘财及其他相互之赠与物有留置权；赔偿损害或抚慰金请求权以及赠与物返还请求权等自定婚无效或撤销或解除时起，经6个月而消灭。1928年的《民法亲属编草案》规定：“当事人因婚约无效、解除或被撤销。而受有物质或精神上之损害者，得要求对造赔偿之，但对造并无过失者，不在此限。”1930年的《中华民国民法》第977条规定：“依前条之规定(即第976条法定解除条件的规定)，婚约解除时，无过失之一方，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其因此所受之损害。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其第978条规定：“婚约当事人之一方，无第976条之理由而违反婚约者，对于他方因此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第979条规定：“前条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前项请求权，不得让与或继承。但已依契约承诺或已起诉者，不在此限。

总括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近代确立的因婚约无效、解除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纠纷的处置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返还财产。除返还聘财外，还应返还相互的赠与物。第二，过错赔偿。因己方的过错或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的情况下解除婚约，应向无过错的对方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赔偿范围不限于物质性损害，还包括精神损害的物质赔偿问题。

三、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评价

应当说，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由草案到正式立法的演化变迁后，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总体上是比较成功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就代表了此次制度转型的主流和积极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转型之后的婚约制度，其传统痕迹依然明显：定婚年龄偏低、定婚过程中尊长意志仍然经常充斥其间、与婚约相伴相随的财礼问题依然如故等等就是明证，而且，这些做法一直延续到当今我国台湾地区的婚姻立法。笔者认为，对于积极成果，我们自然应当倍加珍视，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该如何客观、理性地看待这些“封建性”遗留，这比简单地肯定有关的积极成果更有意义，因为，这不仅关乎到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科学评价问题，更关乎到对我国整个法制近代化的态度和当代镜鉴的大问题。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传统法制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近代法制往往批判有余而肯定不足。在诸多批判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封建性。正是对于封建的过度批判及对其中糟粕性因素认识上的无限放大，使得我们拒绝传统、拒绝吸纳、借鉴。实际上，传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落后、封建和近代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并不一定都是糟粕，恰恰相反，过去的做法中尚有不少值得当今借鉴和传承的内容。但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随着1949年2月由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建立解放区新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出台后，我国就走上了与传统决裂的道路，导致了“新中国以来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已割断了自己的两根脐带，一根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脐带。另一根是大陆法系的脐带。割断了脐带以后，又未能完全自主独立地生长和发育……。一种兼采西方法制文明精华和中国法律传统精华的新的法制体系并未产生，这就是我国法制今天面临的尴尬。”就婚约制度来说，除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外。已没有相关的系统规定。取而代之的是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等原则规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确立的彩礼退还规则更是在割裂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即其第10条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笔者并不否认婚姻法倡导新型婚姻家庭观念的必要性，也理解司法解释出于落实婚姻法的原则规定、彻底解决彩礼陋习的初衷，但问题是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落实这些规定的社会条件，婚姻法长期对此只做原则规定而没有可操作性的细则恐怕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况且解释的规定也并没有做到公平合理。由于缺乏传统文化的支撑、脱离国情民风，这些规定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而显得苍白无力。

只要对世界范围内法制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凡涉及婚姻家庭或者说亲属伦常领域的法制，其进化大都显得异常缓慢，表现出对传统、对“封建”的无限眷恋，而其他领域的法制进步则要轻松许多。这种法制进步的不同步性实质上反映了法律进步的某种基本规律。对此，朱勇先生曾明确指出：“……构建人类社会的制度，以理性的设计和运行为基础；随着社会的演进和发展，其理性的成分愈发加重。在以理性为主旋律的近现代社会之中，惟独家庭成为情感的绿洲，保持着些许非理性的设计，保留着些许人类情感的原始风情。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家庭领域始终是制度理性需要占领但又难以攻克的最后一个堡垒。……无论是法律制度的渐进式演变、革命性变革，还是移植式引进。婚姻、家庭、继承制度都最大限度地保留本国文化中的传统因子，并展示其保守性、稳定性。”

婚约范文篇3

关键词：婚约；近代化；转型；启示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及基本特征

(一)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立法概况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基本特征

透过上述关于婚约的各种法律形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

2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

3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

4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

5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

二、我国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

(一)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

(二)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

(三)婚约的效力逐步弱化

(四)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

三、对我国传统婚约制度近代转型的评价

婚约范文篇4

关键词：《遥远的婚约》;电视剧频道;知青题材;老年观众

37集电视连续剧《遥远的婚约》于2016年4月4日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收视一路走高并稳居全国收视榜首。该剧平均收视率1.81%，平均收视份额7.46%；单集最高收视率2.62%（33集），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4.49%（34集），成为2016年上半年的收视黑马①。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在网络上播出的效果也不错，短短一周时间，在腾讯、爱奇艺、优酷、土豆、搜狐、乐视、华数TV的播放总量已超过1亿次。电视剧《遥远的婚约》是一部中小投资规模的知青情感剧，在当下的电视剧市场中能取得如此不俗的成绩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该剧以下几点吸引了观众。

一、知青题材，怀旧共鸣

《遥远的婚约》导演顾晶说：“知青是中国特有的人群，拍它就像讲自己的故事一样，该剧唤醒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该剧虽然是讲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它不局限于表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还很大程度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剧中人物经历的高考、返城、市场经济大潮、“洋插队”以及个人情感的无奈等都会引发人们的共鸣。尤其激发了那些曾经拥有知青经历的观众的深情回忆，而他们正是央视电视剧频道的主要收视人群。在人物塑造上，无论是主人公乔慧敏、刘思扬，还是李大丫、王富贵、马家骏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30年的岁月变迁中浓缩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给《遥远的婚约》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和怀旧气息。笔者认为，观众认可剧中人物，并注入怀旧情感是该剧赢得高收视率的因素之一。

二、爱情故事，情节密集

爱情是影视剧永恒的主题，但随着目前各大卫视逐渐定位年轻时尚化后，大部分的爱情题材多偏重现代偶像剧或古装玄幻剧，真正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描写我们父辈的情感生活和心路历程的题材并不多见，适合中老年观众的爱情故事成为当今屏幕的稀缺资源。但即便题材和故事都有特色，内容不真实尤其是情感不真实、不好看依旧留不住观众。日播电视剧每天要播出三四集的量，如果前几集不能抓住观众，即使后面的故事再精彩，想要再留住观众也很难，所以一部剧的前几集尤为重要，几乎是吸引观众最重要的时段。该剧前十集故事非常紧凑，事件一波三折，尤为可贵的是，所有的坎坷都不是人为臆想、故意捏造，全部来自日常生活，非常接地气：才华横溢的刘思扬与聪慧善良的乔慧敏是东北靠山屯村的知青，故事就从这对恋人即将参加高考讲起。他俩相约考同一所大学，然后结婚。同村王富贵看上了乔慧敏，倚仗舅舅治保主任李大傻的势力，诬陷刘思扬“睡寡妇”，送他去拘留。知青吴老八率男知青在路上截下刘思扬，李大傻持枪恫吓，吴老八等人下了李大傻的枪，惹下大祸。乔慧敏为解救男知青，违心地答应嫁给王富贵……由此开始了他俩长达30年的爱情守望。全剧几乎没有任何铺垫就直接进入事件，戏剧化程度高，事件密集，环环相扣。人物性格上，男主角的桀骜不驯和女主角的善良隐忍，在李大傻和王大丫等人蛮横嚣张的衬托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构成悬念，使观众对他们的命运开始担忧。剧中的人物被观众认可后，事件、情感的真实性和命运悬念便成为留住观众的重要砝码。笔者认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悬念，尤其是女主人公的遭遇引起观众的同情和关注，是该剧高收视的第二因素。

三、制作细腻，叙事传统

《遥远的婚约》创作态度严谨，制作朴实认真。为了还原当年知青在黑土地插队的真实情景，剧组在黑龙江海林县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积雪一尺厚的条件下，实地搭建了“知青农场”：白桦林、黑土地、小木屋，一切都是当年的味道；回城后的主要场景也都在完整保留20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筑特色的浙江大学等校区拍摄完成。仅道具一项，剧组就准备了1500种5000余件。军大衣、中山装等具有年代符号感的服装更是真实讲究。美术、布景方面的严谨创作，从视觉上营造了浓郁的怀旧氛围，细节真实使全剧散发出厚重的岁月质感。同时该剧以时间发展为序展开叙事，30年的时间跨度，沟沟坎坎娓娓道来，一波三折从容叙事：在之后的岁月中，男女主人公或为儿女，或为事业，或为责任怎么也走不到一起，这其中有柴米油盐、工作困境、儿女叛逆、生老病死……是中国当下六七十岁老人生活经历的写照。笔者认为，似曾相识的生活质感和娓娓道来的舒缓节奏，更符合中老年观众的收视的习惯，是该剧高收视的因素之三。

四、价值观积极，传递温暖

知青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如何评价众说纷纭。创作这类题材作品需要胆识、勇气和智慧。与以往的知青题材电视剧相比，《遥远的婚约》在价值观、爱情观、人生观上表现得更加积极温暖。剧中男女主人公长达30年的婚姻等待和爱情坚守，虽然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观众可能有些无法理解，但这种纯美、隽永的爱情确实存在于那个年代，也是时下的物质时代难以寻找的。剧中主人公的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历经30年的社会变化和个人生活的种种坎坷，待到暮年这些同学聚在一起时，他们没有埋怨岁月蹉跎、命运不公，反而把苦难看成是生活的馈赠，是人生的财富。在经历了青春、爱情、奋斗、坎坷、波折、痛苦乃至成长后，男女主人公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选择回靠山屯举行婚礼——重走知青路。男主人公刘思扬说：“因为那里有他们的年少轻狂，有他们的似水年华，最重要的还曾经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温暖：知青间为了兄弟姐妹仗义相救；恋人之间为了对方，委屈自己相互成全；就是“仇人”对手之间，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所有的恩恩怨怨最终归为美好和宽容。年轻时代的理想主义情怀，感情生活的无奈，老年后的豁达宽容，对美好情感的向往是电视机前老年观众共有的追求。笔者认为，价值观的认同是该剧高收视的因素之四。

五、正剧气质，科学排播

我们常说：一部剧一个命运。制作出一部好剧不容易，好的剧目也不一定都有好的播出效果，说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一点也不为过。一部电视剧的播出平台、时段、同期播出的其他剧目、观众接受心态等因素都会影响这部剧的播出效果。2015年，“一剧两星”政策全面实施，购剧风险逐步加大，网络剧异军突起，各台竞争异常激烈。中央电视台在坚守媒体责任和国家电视台品质的同时，进一步将黄金时段电视剧定位为“国家气质精品正剧”，电视剧频道则突出“好剧好看合家欢乐”，明确了以扎实剧本、精良制作、感人题材为本的选剧原则。综上分析，《遥远的婚约》正是符合中央电视台气质的作品。不仅如此，科学优质的编排也在电视剧竞争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央电视台的排播部门着重研究了不同时段的收视构成，为培养观众的约会意识、加强收视黏性，配合推出了主题编播的排片方式。将《遥远的婚约》与《女人的天空》《麻辣芳邻》《我在锡林格勒等你》等几部剧放在一起，打造“情感系列主题季”连续播出，有效留住了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观众，也为《遥远的婚约》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认为，优质匹配的播出平台、科学的排播是这部剧高收视的因素之五。

六、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独特的题材、感人的故事、认真的制作、温暖而积极的价值观、适合的播出平台和科学的排播，使《遥远的婚约》取得了良好的播出效果。这也说明，只要内容好看、制作精良，主旋律电视剧同样能够在市场上受到观众的欢迎。值得欣慰的是，《遥远的婚约》充分传递了温暖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剧中人物淳朴善良、理想主义的情怀也感染了当下的年轻人。因此该剧在播出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老一代人忙追忆，年轻一代看热闹。通过知青们追求真爱、坚持道德底线的爱情故事，让当下广大的年轻人了解到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温了父母辈、祖父母辈的生活经历与人生起伏，感受到中华传统美德的正能量，让今天的年轻人了解历史、感受坚守、思考爱情，更使他们尊重父母、感恩时代。

作者:曹红梅单位: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婚约范文篇5

内容提要:】“违反婚约之诉”为英美法系国家所特有。它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普通法院。17世纪，它又获得了发展。随着英国在海外建立殖民地，该制度传播到了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废除或限制了该项诉讼。推动该项变革的主要原因是妇女就业率的提高、对女性童贞要求的缓和以及离婚制度的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婚约(nuptialpromise)的性质如何、形式如何、法律效力如何，古今中外“通常在结婚之前，均存在婚约或订婚”。[1]婚约的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四项：其一，它提示利害关系人远离未婚夫妻双方；其二，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亲属、增强双方情感的机会；其三，它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解对方潜在或目前身体方面问题的机会；其四，如果当事人双方已经同居、生育子女，它使得结合、生育合法化。[2]对于一方违反婚约而承担的法律责任，近、现代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以下方面存在质的区别：(1)首先，前者将违反婚约的行为定性为“违反合同”的行为，当然，只要违反婚约没有正当理由，就应该承担责任；后者将其定性为侵权行为，当然，部分国家认为单纯的违反婚约的事实还不足以构成侵权行为；[3](2)前者准许赔偿的损害包括信赖利益损失、履行利益损失、人格利益损害等，而后者原则上只准许赔偿信赖利益损失；[4](3)前者在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纷纷废除了违反婚约之诉，而后者则一直予以保留。那么，近、现代英美法系国家违反婚约之诉是如何产生的呢？它的废除过程及其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二、违反婚约之诉的产生和传播

1.违反婚约之诉的产生

“昂格鲁-撒克逊时代(公元5到10世纪)，并没有世俗的司法权和教会的司法权之分；郡县法院既是教会法院，又是世俗法院；教会的权力与世俗的权力均在相同的时刻，由相同的法官加以查明和维护。诺曼征服之后，普通法法院和教会法院分离开来。后者对涉及教会的案件(ecclesiasticalcauses)获得了专门的管辖权”。[5]“1085年，征服者威廉将婚姻方面的事务委托给刚成立的教会法院管辖。”[6]至少自12世纪开始，教会法院赋予婚约以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执行的方式分为两种：其一，在当事人双方已经交换了等于教会法承认的结婚形式之承诺的情况下，教会法院命令双方举行形式上的典礼；其二，在其他情况下，一旦拒绝履行婚约，有过错的一方可能收到来自教会法院的劝诫或警告。1753年，教会法院强制当事人履行婚约的权力被最终废止。[7]

“到了15世纪，英国的‘普通法院’(courtoflaw)开始对婚约案件实施司法权，但是仅限于受害人主张违反婚约的一方欺诈性地制定婚约的案件。在这些早期的案件中，被抛弃的受害人原则上只能就因信赖欺诈性的婚约而支付的费用获得损害赔偿金”。[8]此即“最初的违反婚约之诉。它建立在侵权行为的原理之上”。[9]

16世纪，西欧实行宗教改革运动。其结果导致婚姻还俗。“17世纪中期，结婚是世俗的权利、违反婚约的案件应该由世俗法院审理得到了英国法的承认”。[10]据说，“在1676年采用适用欺诈方面的成文法之后，普通法法院开始受理基于违反婚约提起的民事诉讼。”[11]此即现代意义上的“违反婚约的普通法诉讼”(common-lawactionforbreachofpromiseofmarriage)。其主要特征是：(1)此种诉讼横跨违反合同之诉和侵权之诉，属于复合之诉。“从诉讼原因上看，此种诉讼属于违反合同之诉；从准许赔偿的损害上看，此种诉讼非常类似于侵权之诉”。[12]其理由是“在17世纪的英国，婚姻主要当作基于财产原因和感情(sentimental)原因而进行的财产交换”。[13](2)损害赔偿的要件有三：其一是婚约已经成立。判例规定，如果相互交换结婚承诺，则产生有效的契约。[14]婚约的成立可以从情事中推断出来。[15]婚约可以附加条件，但所附条件不得违反公共政策。如果婚约附有对方配偶死亡、对方获得离婚判决、对方获得宣告婚姻无效的判决[16]之条件，则属违反了公共政策，因为它们可能促进不忠实(infidelity)、不道德的性行为(sexualimmorality)、甚至犯罪行为。[17]不过，如果原告方不知被告方已经结婚，则一旦被告方的配偶死亡或双方离婚，婚约仍然可以成立。[18]其二是一方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结婚。拒绝结婚不必采取明确的形式，只要在约定的时间或在合理的时间不结婚就可以构成。[19]如果原告方没有首先要求被告方结婚，则不得依据被告方的行为推断其拒绝结婚。[20]即使原定的结婚期限尚未到来或者所附的条件尚未成就，只要被告方违反婚约，就可以立即提起损害赔偿诉讼。[21]其三是违反婚约给原告造成了损失。(3)赔偿的范围包括以下四项：其一是因信赖婚约得到履行所受的损失。此类损失在学说上可之称为“信赖利益损失”。英国判例通常称之为“特殊的损失”。只有该损失属于财产性的且处于双方在订立婚约时可以预见到的范围之内，才能获得赔偿，[22]因“信赖婚约所做的金钱支出、放弃职业、改换工作”、为购置新婚用的服装支出的金钱属之。其二是丧失的婚姻身份。此类损失在学说上可称之为“履行利益损失”。其三是人身伤害。它是指对一方的情感、名誉、自尊心、健康等人格因素造成的伤害。其四是恶化的损害。它是指更为严重的损害。依据判例，如果被告方诱奸原告、传染了性病，[23]进行恶毒的指控等，则属之。对于此种损害，应该判给惩罚性的赔偿金。(4)抗辩理由。依据判例，抗辩理由分为两类。其一是违反合同通用的抗辩事由；[24]其二是特有的抗辩事由。被告在订婚之后发现女性原告并不贞洁、在订婚之后被告方的身体或精神虚弱或者被告方得知对方的身体或精神虚弱、原告方乳房上的脓肿不断恶化、[25]双方合意解除婚约、婚约处于禁止结婚的血亲或姻亲范围之内构成抗辩。[26](5)举证责任。原告方承担举证责任，而且，不再要求被告方证明违反婚约的一方欺诈性地制定了婚约。[27](6)受害人不限于女性。当然，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是女性。[28]

“起初，普通法法院的违反婚约之诉受到教会法院的强烈反对，因为后者认为已经存在救济”。后来，“经过相当多的讨论之后”，“双方决定由当事人进行选择。如果向普通法法院起诉，就等于放弃了教会法院的救济，从而只能获得替代强制履行的损害赔偿金”。[29]

2.违反婚约之诉的传播

17世纪，随着英国在美洲建立殖民地，违反婚约之诉传播到了美国。早在1633年，美国殖民地就开始适用该项制度。“截止到19世纪末期，婚约违反损害赔偿制度在美国受到极大的欢迎，因婚约解除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比在英国本土还要普遍。违反婚约的案件比比皆是，很多人都是出于娱乐而提起了精神损害赔偿诉讼。与现代小报一样，那时的新闻媒体经常以引起轰动效应的方式，长篇累牍地报道违反婚约的案件。”[30]与此同时，违反婚约之诉制度也传播到了加拿大。18世纪末期，随着英国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殖民地，该制度也为它们所采用。[31]

三、废除或者限制违反婚约之诉的历程

自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美国的多数州、英国、新西兰、爱尔兰、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省相继废除或限制了违反婚约之诉。

1.美国

1868年，吉尔博特(Gilbert)律师率先对违反婚约之诉提出批评。[32]自19世纪和20世纪转折之际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报道的案件急剧增多，还由于人们估计庭外和解的案件也在急剧增多，批评达到了第一次高峰。随着违反婚约之诉的废除，批评声逐渐销声匿迹。1956年，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在兰利诉舒马赫(Langleyv.Schumacker)一案中认为，出于欺诈订立的婚约不处于法律禁止损害赔偿之列。该判例引发了第二次高峰。两次批评所持的主要理由是承认违反婚约之诉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态度已经不复存在。”[33]1935年6月22日，美国印地安那州率先通过了废除违反婚约之诉的成文法。截止到1999年，有2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废除该项制度，还有六个州以某种形式限制了违反婚约之诉。伊利诺伊州的成文法规定，禁止判给惩罚性赔偿金或加重的损失之赔偿金；受害人必须自违反婚约之日起三个月内交给法院一个载明打算结婚的日期、所引起的损害、被告是否继续愿意结婚之书面通知。[34]华盛顿州最高法院不再准许赔偿履行利益损失。[35]南卡罗莱纳州的成文法规定，婚约必须通过书面文书的形式予以证明。[36]密苏里州禁止判给惩罚性赔偿金。马里兰州(Maryland)规定，只有在女方怀孕的情况下，才能提起此项诉讼。田纳西州规定，婚约必须通过书面形式的证据或两个无利害关系的证人加以证明；陪审团必须斟酌双方当事人的年龄和经历。如果原告已经结婚，在减少损害赔偿金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一事实。如果被告已经年满60岁，赔偿的范围只限于实际损失。[37]

美国多数州废除或限制违反婚约之诉的主要理由是：(1)由于“此项诉讼准许的赔偿范围过多、过于感情用事的陪审员在确定赔偿金时，获得了过大的权力”，“违反婚约之诉的赔偿金过高”；(2)“男性对法院裁决的损害赔偿金额将会过高和违反婚约之诉将会产生流言蜚语所持有的恐惧，促使女性提起了并无根据的诉讼，或以提起并无根据的诉讼相要挟迫使男方接受敲诈性的庭外和解”；(3)由于“婚姻主要不再视为财产交易，而视为基于爱情的结合”，还由于“订婚之后的期间被视为重要的试验期间，以供双方当事人斟酌是否真正地希望与对方结合，在此期间不受惩罚地拒绝结婚乃是最起码的”，所以“受害人因违反婚约所受的伤害不再视为足以值得获得司法救济的伤害。”[38]

2.英国

19世纪末期，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们提出了数个试图废除婚约违反之诉的议案，但是没有获得成功。1969年，英国法律委员会发表题为“违反婚约”的报告。当时就违反婚约之诉问题存在着三种立法建议。第一种建议认为，法院只准许“特别的损害”赔偿金请求。第二种建议认为，对于因信赖婚约而进行的并在斟酌全部情况之后认定为合理的交易带来的利益，由双方公平地分享，对于其带来的损失，由双方公平地分担。第三种建议认为，对于因信赖婚约而进行的、在斟酌全部情况之后认定为合理的交易带来的损失，由双方公平地分担。法律委员会认为，第一种建议不妥，其理由是难以将“特别的损害”与“诸如婚姻将带来的利益”等损害区别开来；它认为，第二种建议也不妥当。其理由是：(1)对于当事人双方支出的费用，只有经过长期调查才能计算清楚；(2)即使法律委员会以后提出夫妻应该实行共同财产制这一建议，但是将共同财产制强加给婚约当事人双方既不妥当，也令人难以接受；(3)由于“公平”这一标准过于抽象，所以法院将审理更多的案件。既然很多当事人于婚约终止之后互相憎恨，法律就应该提供比较明确的标准；(4)对于私人事务进行详细的检查可能招致公众的反感。基于大体相同的理由，它认为第三种建议也不妥当。

英国法律委员会主要基于以下理由建议废除违反婚约之诉：(1)违反婚约之诉“给‘以色相为诱惑骗取男人金钱’提供了机会”；(2)“婚姻的稳定对于社会的稳定如此地重要，以至于法律不应该支持此项可能迫使人们缔结本来不想缔结的婚姻之诉讼。”[39]

1970年，英国通过《法律改革(杂录)法》。该法第1条规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下，两人之间的婚约并不赋予双方合同权利，无论适用哪一个法律，当事人都不能在英格兰或威尔士就违背婚约提起诉讼”。[40]

3.新西兰

1968年，新西兰“关于多种诉讼的侵权和一般法律修改委员会”发表了包含违反婚约之诉在内的报告。新西兰法律委员会基于以下理由建议废除违反婚约之诉：(1)违反婚约之诉可能引起以色相为诱惑骗取男人金钱的后果；(2)“妇女在将来结婚的机会不会因为婚约违反受到损害”；(3)“一方面，违反婚约给受害人获得了损害赔偿的权利；另一方面，违反婚姻合同本身，尽管带来了无比严重的后果，但没有给受害人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这是不正常的。”[41]

1975年，新西兰通过了《家庭关系法》。其中的第5条第1款规定，“双方之间将来缔结婚姻的合意，无论在哪里达成，均不构成合同。据此，废除违反婚约之诉。”[42]

4.爱尔兰

1978年，爱尔兰法律修改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关于违反婚约的法律》的报告。法律委员会将主张废除违反婚约之诉的理由归纳如下：(1)“很多国家注意到违反婚约之诉可能引起以色相为诱惑骗取男人金钱的后果”；(2)“其他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它确实提供了敲诈的机会”；(3)“在最近的几年中，如果男方违反婚约，女孩将会受到潜在的婚姻伴侣的排斥之风险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了”；(4)“在很多情况下，将终止婚约的责任与过错划等号可能是错误的政策；”(5)“如果准许提出损害诉讼请求，就可能鼓励那些尚未做好准备的双方结婚。其结果可能是婚姻的不幸；”(6)“家庭成员之间的大多数协议并没有当作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对待。因此，如果废除违反婚约之诉，与夫妻之间的协议有关的法律就可以适用。”它同时又将主张保留违反婚约之诉的理由归纳如下：(1)“违反婚约之诉一般不会引起以色相为诱惑骗取男人金钱的后果。因为证据规则要求原告的证据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支持，这足以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2)“对于敲诈的担心是一个涉及诸多法律领域的问题，但是解决它的办法不应该是废除诉讼权利。如果潜在的被告尚未做出真正严肃的或最终的决定，就应该运用自己的常识加以处理，避免尴尬的后果”；(3)“诚然，在最近的几年中，违反婚约带来的污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但是被可能怀有欺诈或冷漠之心处世的人抛弃，几乎都会导致痛苦和羞辱。委员会也认为，与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受抛弃的女孩相比，农村地区的女孩可能经受更多的痛苦，丧失更多的结婚机会(lossofchances)”；(4)“由于订婚或放弃其他结婚的机会，被抛弃的一方可能已经遭受财产损失”；(5)“诚然，在有些情况下，将一方违反婚约与过错划等号并不正确。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婚约的违反是出于贪婪的原因或不名誉的原因。在这些情况下，应该以赔偿金的形式进行救济。”法律委员会在衡量正反两方面的观点之后，建议废除当前的诉讼权利。[43]

1981年，爱尔兰通过了《家庭关系法》，从而废除了违反婚约之诉。[44]

5.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

1983年，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法律修改委员会发表了题为《违反婚约的报告》。法律委员会认为，对于违反婚约之诉进行修改可以存在以下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在保留普通法诉讼的同时，禁止一项或数项损害赔偿金请求。第二种是废除违反婚约之诉。法律委员会认为第一种方案不妥。其理由是：(1)“对于丧失的经济安全这一损失不应该赔偿，因为婚姻并不能确保任何一方的经济安全达到某一水平或维护在某一水平之上”；(2)“对于所受的感情伤害这一损失也不应该赔偿，因为在任何社会关系中，感情伤害都有可能发生。对于感情伤害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干预并没有政策支持”；(3)“对于因信赖婚约而支付的费用这一损害也不应该赔偿”，因为“即使婚姻按照计划缔结，也要支付这些费用，而且，在有些情况下，支付费用的一方可能已经获得了足以弥补这些费用之无条件的礼物或其他利益。此外，因信赖婚约而购买的财物可以用做其他的用途。”“法院难以确定实际支付的费用，这需要法院澄清双方之间的所有经济往来，而有的往来已经持续了数年；法院难以确定到底应该包括赔偿哪些费用。例如，如果一方就作废的婚礼请柬请求对方赔偿一百元，那么对方是否可以就自己探望前者的父母支付的机票费用——如果不订婚，就不可能有这笔支出——请求抵销呢？如果前者辩称后者在旅行途中顺便进行了滑雪运动，后者是否还有权请求抵销呢？法院还难以确定与订婚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是否应该包括在内。如果一方迁居到另一城市居住损失了两千元的工资，那么从对方获得的更加丰厚的圣诞节礼物是否可以抵销呢”？还因为“双方就支付的费用达成的协议具有执行力”，而“法院就费用纠纷制定的判例并不多见这一事实表明，所支出的费用要么非常少，要么当事人双方能够自行解决纠纷”。因此，法律委员会建议，应该制定禁止当事人就违反婚约或违反婚约导致的损失提起诉讼的法律。[45]

1996年6月，加拿大哥伦比亚省通过了《家庭关系法》。其中的第123条第2款第3项规定，禁止因违反婚约提起诉讼。

四、废除或限制“违反婚约之诉”的背景

英美法系国家废除或者限制违反婚约之诉是由当时的主要社会背景和法律背景决定的。

1.妇女的广泛就业使得该制度存续的必要性不复存在。“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前，两性之间存在明确的劳动分工这一观念得到了认可。男人是武士、农民、工匠、商人、专业人员、社会的领导者，他们的工作遍及全球，而妇女是住所的看守人、厨房的管理人、儿童的保姆。男子是负担家计的人；他的责任就是赚取维护家庭生活需要的费用。对妇女来说，婚姻据说已经成为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手段。”[46]“这些性别偏见塑造了传统的普通法”。[47]而且，近代的工业生产部门和工厂纪律极大地限制了妇女外出工作，尤其是已婚妇女外出工作。既然当时的社会观念和社会现实使得妇女难以实现经济独立，那么“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妇女过上舒适生活的首要机会就是嫁给富裕的丈夫——成为‘良好的配偶’。即使不能嫁给那样的丈夫，有丈夫一般总比没有更好……如果几乎所有的婚姻都能为妇女提供经济和社会的利益，那么有效的婚约就是一件有价值的商品，失去它也就是一个可计量的、可以赔偿的损失。如果未来的丈夫极其富有，或者出身名门，那么损失尤其巨大。”[48]“对女性而言，在婚姻市场的前景又取决于其是否年轻……因此，在女性信赖的，尤其是长期信赖的婚约受到违反的情况下，女性的价值通常会降低很多……既然女性的利益与婚约得失攸关，那么法律为违反婚约的女性受害人提供类似于离婚妻子享有的救济也就不足为奇。”[49]

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在19世纪，美国也完成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终止了传统的两性分工观念。”[50]“在工业化国家中……两性之间传统的劳动分工观念不再被视为正确。妇女和男子在社会角色上的界限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清楚。通常不再期待男子是唯一的家庭供养者。妇女在教育上倾向于与男子平等。妇女不再被看作需要依赖男子。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教育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妇女与男子已经没有差别。因此，在婚姻模式方面，法律从男性统治转变为平等地、自由选择角色地合作经营。”[51]而且，20世纪中期之后的新生产方式为妇女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52]新的历史条件改变了妇女的前途。“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婚姻不再是妇女的唯一希望。妇女结婚的前景不可能因曾被解除婚约而受到损害”。[53]“对没有正当理由而解除婚约的一方追究民事责任的最重要作用是保护女性……由于妇女在职业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因此对她们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就减少了。”[54]

2.两性观念的转变也使得该制度存续的必要性不复存在。近代的社会观念十分重视女性的童贞。“从某种角度来看，欧洲文艺复兴以来那种肯定现世人生、追求人世快乐的人文主义思想一旦和性联系起来，就成了对‘性自由’的追求；但是欧洲清教运动的兴起和维多利亚主义的广泛流行，使人文主义的光辉暗淡了下来，社会思想从开放又走向了保守和禁锢。”[55]自16世纪[56]直至维多利亚女王时期(1837-1901年)，[57]“在这种受基督教道德观影响的家庭理想中，过分强调性道德，尤其看重女性的性道德。”[58]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择偶时“处女膜仍是人们考虑的目标”。[59]“男性只渴望与贞洁的女性结婚”。[60]因此，对女性而言，在婚姻市场的前景除了取决于其是否“年轻”之外，还“取决于是否贞洁”。[61]如果“女性因信赖婚约而被诱奸，那么她的损失的确是相当严重的。由于失去童贞，所以成为了二手商品，成为了婚姻市场的‘零交易’对象，日后结婚的可能性急剧降低”。[62]

“大约在1920年和1980年间，社会的习俗有一些巨大的转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大多数其他西方国家。这些变化主要有：婚前性交的发生率直线上升，大多数妇女在结婚时都不再是处女。即使校正了婚龄之后，也还是如此……无论是男是女，但尤其是妇女，初次性交的平均年龄急剧下降了……”。此种现象被“隐喻”为“性革命”。[63]性革命对于童贞的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性革命之后，大多数男性不再期待女性在结婚时对于性毫无经验。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前景也不会因其在婚前尽情享受性行为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64]因此，“对于没有正当理由而解除婚约的一方追究民事责任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保护女性……由于性道德发生了变化……对她们进行保护的必要性减少了”。[65]

3.法定离婚理由和离婚后的扶养制度的变革使得婚姻不再成为女性可以终身依赖的对象。19世纪末期，英美法系国家才准许离婚。“离婚是非常困难的。通常只有具备过错，才能准许离婚。因此，妇女一旦结婚，就意味着她对于男性的连续性收入终生享有合法的权利。”[66]即使判决离婚，无过错的妻子也有权终生获得扶养费。而且，扶养费的数额按照假定婚姻存续使女性拥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一标准来确定。[67]在这种制度的影响下，“一种终局感也附加在了婚约之上”。[68]

20世纪60年代末期之后，英美法系国家在离婚理由方面相继实行无过错离婚。“这使得任何一方配偶实际上都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婚姻关系。从这一角度来看，婚约不再是缔结永久婚姻关系的约定。”[69]而且，即使离婚，“如果婚姻关系持续短暂，不仅难以获得离婚后的扶养费，而且难以分得婚姻财产。”[70]因此，“如果违反缔结婚姻合同的约定产生的法律后果比违反婚约合同本身产生的法律后果还要严重，则是不正常的。”[71]

注释:

[1][英]P.M.BromleyandNVlowe,FamilyLaw,LondonButtersorths,1987,p.19，转引自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三民书局1988年版，第45页。

[2][美]NijoleV.Benokraitis,MarriagesandFamilies,Prentice-HallInc.,1993,p.239.

[3][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145页。

[4][德]IngeborgSchwenzer,RestitutionofBenefitsinFamilyRelationships,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and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97,p.20，转引自胡长清：《中国民法亲属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2页。

[5]Shortv.Stotts,58Ind.29,SupremeCourtofIndiana,NovemberTerm,1877,p.35.

[6][德]DagmarCoester-WaltjenandMichaelCoester,FormationofMarriage,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and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97,p.72.

[7][加拿大]LawReformCommissionofBritishColumbia,ReportonBreachofPromiseofMarriage.August1983:Chapter1(A).

[8][美]NeilG.Williams,Whattodowithwhenthere''''sno“Ido”:Amodelforawardingdamagesunderpromissoryestoppel,WashingtonLawReview,Vol.70October1995,p.1024.

[9][美]JudithAreen,FamilyLaw:CasesandMaterials,TheFoundationPress,Inc.,1992,p.55.

[10][英国]Finlayv.ChirneyandAnother,20QBD494,CourtofAppeal,15February1888.

[11][美]HiramJ.Lewisv.EmmaTapman,90Md.294,CourtofAppealsofMaryland,January9,1990,p.296.

[12][美]WalterO.Weyrauch,SandfordN.KatzandFrancesOlsen,CasesandMaterialsonFamilyLaw,WestPublishingCompany,1994,p.3.

[13]前引9，[美]JudithAreen书，p.56.

[14]Cohenv.Sellar,[1926]1KB536.

[15]Harveyv.Johnston,(1848)6C.B.295,136E.R;Besselav.Stern,(1877)2C.P.D.265(C.A.);Skipv.Kelley,(1926)42T.L.R.258(J.C.P.C.)

[16]Siveyerv.Allison,[1935]2K.B.403.

[17]Spiersv.Hunt,[1908]1K.B.720,at724.

[18]Shawv.Shaw,[1954]2Q.B.429(C.A.);Wildv.Harris,(1849)7C.B.999,137E.R.395;Millwardv.Littlewood,(1850)5Ex.775,155E.R.339.

[19]Atchinsonv.Baker,(1796)PeakeAdd.Cas.103,124,170E.R.209,217.

[20]Shortv.Stone,(1846)8Q.B.358,115E.R.911.

[21]Frostv.Knight,(1872)L.R.7Exch.111.

[22]Finlayv.ChirneyandAnother.20QBD494,CourtofAppeal,15February1888;Quirkv.Thomas,[1916]1KB516,CourtofAppeal.

[23]Millingtonv.Loring,(1880)6Q.B.D.190,CourtofAppeal.

[24]前引1，[英]P.M.Bromley书，p.19.

[25]Atchinsonv.Baker,(1796)PeakeAdd.Cas.103.

[26]同前引4。

[27]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24.

[28]同前引25。

[29]HiramJ.Lewisv.EmmaTapman,90Md.294,CourtofAppealsofMaryland,January9,1990,p.297.

[30]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25.

[31][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97页。

[32]Askewv.Askew,22Cal.App.4th942,CourtofAppealofCalifornia,February17,1994,p.954.

[33][美]Note:HeartbalmStatutesandDeceitActions,MichiganLawReview,Vol.83.,June,1985,pp.1773-1774.

[34][美]LawrenceM.Friedman,NameRobbers:Privacy,Blackmail,andAssortedMattersinLegalHistory,HofstraLawReview,Vol.30.,Summer,2002,p.1121.

[35]前引12，[美]WalterO.Weyrauch,SandfordN.KatzandFrancesOlsen书，p.4.

[36]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21.

[37][爱尔兰]LawreformcommissionofIreland,TheLawRelatingtoBreachofPromiseofMarriage,1978,p.32.

[38]前引33，pp.1774-1778.

[39]前引36，LawreformcommissionofIreland的报告，p.5.

[40]前引3，[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3-144页。

[41]前引36，LawreformcommissionofIreland的报告，p.23.

[42][44]前引7，LawReformCommissionofBritishColumbia报告，Chapter4(B).

[43]前引36，LawreformcommissionofIreland的报告，pp.39-40.

[45]前引7，LawReformCommissionofBritishColumbia报告，Chapter4(C)2.

[46][美]MaxRheinsteinandMaryAnnGlendon,InterspousalRelations,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andMartinusNijhoffPublishers1980,p.3.

[47][美]ClaudiaZaher,WhenaWoman''''sMaritalStatusDeterminedHerLegalStatus:AResearchGuideontheCommonLawDoctrineofCoverture,LawLibraryJournal,Vol.94.,Summer,2002,p.482.

[48][澳大利亚]H.A.Finlay,FamilyLawinAustralia,Butterworths,1979,p.71.

[49]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p.1035-1036.

[50]前引47，[美]ClaudiaZaher文，p.461.

[51]前引46，[美]MaxRheinsteinandMaryAnnGlendon书，pp.3-4.

[52]参见前引(47)，[美]ClaudiaZaher文，第221-226页。

[53]前引7，LawReformCommissionofBritishColumbia报告，Chapter1(A).

[54][德]DieterSchwa：《ドイツ家庭法》，[日]铃木禄弥译，创文社1986年版，第28页。

[55]刘达临、徐兆寿：《褒贬不一的性命》，载《西部人》2003年第6期。

[56]林中泽：《16世纪新教婚姻与观评析》，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

[57][美]JaneE.Larson,"WomenUnderstandSoLittle,TheyCallMyGoodNature''''Deceit''''":AFeministRethinkingofSeduction,93ColumbiaLawReview,March1993,p.388；参见王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女子教育的变化轨迹》，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58]郭俊、梅雪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中产阶级中上层的家庭意识探究》，载《世界历史》2003年第1期。

[59]傅新球：《16-18世纪英国中上阶层的择偶标准》，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60][美]KatherineShawSpaht,TheLastOneHundredYears:TheIncredibleRetreatofLawfromtheRegulationofMarriage,63LouisianaLawReview,Winter2003,p.249.

[61]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35.

[62]前引48，[澳大利亚]H.A.Finlay书，pp.71-72.

[63][美]RichardA.Posner：《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3-75页。[美]]HelenM.Alvare,SayingYesBeforeSayingIDo:PremaritalSexandCohabitationasaPieceoftheDivorcePuzzle,18NotreDameJournalofLaw,Ethics&PublicPolicy,2004,p.24.

[64]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36.

[65]前引54，[德]DieterSchwab著、[日]铃木禄弥译书，第28页。

[66][加拿大]MaryCoombs,AgencyandPartnership:AStudyofBreachofPromiseofPlaintiffs,YaleJournalandFeminism,Vol.2,Fall,1989,p.3.

[67]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35.

[68]前引66，[加拿大]MaryCoombs文，p.3.

[69]前引8，[美]NeilG.Williams文，p.1036.

婚约范文篇6

[关键词]婚约、婚约问题、婚约性质、婚约法律效力、财产归属、精神损害赔偿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作的事先约定。论文百事通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往往是结婚前的必经程序。就其形式而言，建国后因无法律的明文规定，实践中表现为多种形式。但正式结婚前男女双方多以某种方式订婚，即达成婚约，宣布建立恋爱关系。此后，婚约当事人即以未婚夫妻相称，其近亲属间亦以“亲戚”相称。这样，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内，基于婚约关系，必然在男女双方及双方近亲属间发生多种关系。作为结婚前的一个阶段，若双方最终结婚，相互间的财产移转关系多不会发生纠纷；但若最终未能结婚，以结婚为目的而发生的财产关系及某些人身关系势必需要法律调整。并且，从订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以未婚夫妻相称的婚约当事人及其近亲属间形成的准“夫妻关系”和准“姻亲关系”，也应构成诉讼法上诸如回避和证据效力减弱等事由的法律依据。然而，我国1950年《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及历次《婚姻登记办法》均无关于婚约的任何规定。而因婚约关系而生纠纷诉至法院时，人民法院又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予受理。于是婚约法律问题就处在大量发生却又无相应法律调整的尴尬状态。因此，无法可依的法官们只能依据法理参照有关法律规范审案。这势必导致审判活动中认识上的偏差和适用法律上的随意性。因而，亟需加强婚约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以指导司法实践，并为将来修订《婚姻法》做些理论探讨。不幸的是，学界对此似乎缺乏兴趣，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少而又少。随着2001年新的《婚姻法》的出台，婚约到底作为法律问题还是作为道德问题，又似已尘埃落定，更似无人问津。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将近年来的一些思考成果形成文字呈现给学界，以期能抛砖引玉，促使法律问题受到更多的关注，最终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

一、婚约性质的比较分析

“婚约最初渊源于买卖婚姻，买卖女子的要约成为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都一贯注重对婚约的规制。究其原因，无外乎通过对婚约的规制以维护其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维持。

婚约在西方各国法律体制历来具有重要地位。早在古巴比仑时期的《汉穆拉比法典》中即有婚约为有效婚姻的必备要件。古罗马将缔结婚约视为公民的权利，法律允许订婚，故婚约盛行，但法律效力有所削弱。罗马法中订婚由双方家父决定，婚约成立后女方家父有交付其女与对方成婚的义务，但若不履行该项义务，对方也不能请求强制履行和损害赔偿。如此规定，婚约似乎并无法律效力。但法律又对因婚约而生法律关系予以调整，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使之成为法律范畴的问题。之所以如此规定，当是因为婚约盛行，而婚约成立后，又必然在双方当事人所属家庭间产生相应财产和人生关系，无论是否发生纠纷，无疑都需要法律予以调整。但婚约毕竟是为将来缔结婚姻之预约，若强制履行，则与其作为社会基本理念的婚姻伦理观念相违背。因此，法律对此规定又有别于一般契约之规定。及至寺院法时代，因婚姻被视为神的意志，婚约的缔结已包含了神意的参与，法律自不允许随意毁约。因此，法律对婚约当事人的义务予以规定，并对违反婚约者予以处罚。尽管如此，基于婚姻的传统理念，法律仍不允许对婚约强制履行。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因自由及其他人权意识的觉醒，普遍废止了“婚约为婚姻有效成立的前提”的规定，婚约的法律效力进一步降低，自然更谈不上请求强制履行结婚义务了。但这些国家并不将婚约视为纯粹的道德问题，而是普遍对婚约予以法律调整。这样婚约成立后形成的种种社会关系便纳入了法律的渠道，对当事人起到良好的指引作用，并在纠纷发生时可以依法作出正确处理。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婚姻始终都不是婚姻当事人个人间的事，而是所谓“合两姓之好”“所以祀宗庙而继后世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统治者借以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以。封建时代婚姻礼制中占重要地位的“六礼”的前四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都与定婚（婚约）有关。“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可见定婚乃合法婚姻的前提。而定婚与嫁娶（结婚）合为一体，即定婚后已发生了结婚的部分效力，双方除法定原因外不得悔盟解约。悔盟者除追究刑事责任外，仍令履行婚约。对此唐律、明律有详细规定，其他各朝律令中亦有明确规定。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定婚解释为“定婚为结婚之前提”。

在宗法礼制之下，婚约关系的成立，即在双方家庭间形成特定的“亲戚”关系，以婚姻为纽带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又恰恰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婚约就不能不为统治者所关注。只是在中国特定的婚姻礼制观念的影响之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封建时代的中国借助于刑罚的方法以保障婚约的履行，除对毁约者施以刑罚外，对毁约方还可强令其履行。这表明婚约在古代中国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很重要的法律问题。自清末西方法律思想传入中国以来，对婚约的特殊伦理属性渐有认识。颁布于1929年的民法亲属编对婚约的相关规定中已排除了对婚约予以强制履行等非文明规定。但鉴于婚约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早已成为国人的习惯，又有已如上述的普遍的原因，民法典还是对婚约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地方红色政权的婚姻条例基于传统与民俗尚能对婚约表示正式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受社会主义国家对婚约的道德问题属性认识的影响，仅在1950年和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的两个文件中对婚约有认可性规定，此外别无其他法律规定。

通过对婚约的比较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在法律对婚姻作出规定而婚约又往往是结婚的或法定或习惯的程序的情况下，法律对婚约作出规定乃必然要求。至于我国所接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婚约观，其本身就并非经过实践检验过了的真理，当然需要以科学的态度重新予以检讨。毕竟，尽管我国婚姻法一再回避了这个问题，但实践中因婚约引起的各种法律问题并不会因此减少。并且，由于缺少了法律事前的指引和事后的调整，更易引发矛盾甚至产生恶性冲突。应该说这就远离了立法者及统治者的初衷了。

因此，婚约应为法律所调整，几乎是一项共识。即使是在中国也可从相关文件中看出立法和司法者对婚约属性的矛盾态度。从上述关于对军人婚约关系予以保护的司法文件的规定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在1979年军人婚约还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尽管该规定是出于对军人的婚姻利益予以特别保护的初衷，但军人的婚约毕竟还是婚约，应算是对婚约的法律效力的间接承认。（应当说明的是，1980年《婚姻法》颁布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曾指出对军人的婚约不承认其效力。因此，这只能算是一个时期的态度。）由于我国已不承

认事实婚姻，而因种种原因未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者尚为数不少，若仅仅宣告为无效婚姻，不但对保护妇女的权益不利也有悖于无效婚姻和婚约制度自身特性。对此，担任2001年修订婚姻法报告人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的顾昂然指出，应区别具体情况，对违反结婚实质要件的按无效婚姻处理，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者应采取不办登记的办法予以解决。这固然是一项务实之举，但到底算是合理而不太合法之举。笔者认为若采用婚约制度并结合中国国情予以完善，则可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仅仅举行婚礼而未登记，从法律上说并未结婚，依现行婚姻法双方当事人间应无任何法律关系。至于那些既未登记又未举行婚礼但长期共同生活或交往日久早已形成复杂关系者，就更无法律关系可言。对于那些符合结婚实质要且无意“分手”者，令其补办了婚姻登记手续后，问题也就解决了。但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而宣告为无效婚姻，若其纠纷也按无效婚姻处理则并不和法。毕竟无效婚姻乃对已经成立但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否定性价值评价。而未登记者其婚姻根本就未成立，只能算是成立了婚约关系。尽管我们一贯反对诸如试婚、非婚同居等现象，但这毕竟也算是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理应由法律予以调整。如果我们对婚约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则在形成婚约到结婚前的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社会关系便可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从而避免因无法可依而适用法律混乱的尴尬局面。因此，我们也应将婚约问题视为法律问题，纳入婚姻法调整的轨道。

至于婚约本身究竟是怎样的民事法律事实，在对婚约有明文规定的国家中并无一致意见：有视为契约者，有视为事实行为者，有视为事件者，还有视为特殊法律事实者。笔者认为，既然现代意义上的婚约乃男女双方当事人以将来结婚为目的而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的预约，能基于其意思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算作契约的一种。只是，因婚姻特定的伦理属性，其权利的行使、义务的履行不同于一般的契约，但本质上仍应属于契约无疑。

二、婚约法律效力界定

一般来说，研究婚约的法律效力必然涉及婚约的有效、无效及其相应后果等。若将婚约视为民事法律行为，还要讨论婚约可撤销、效力待定两种情况。鉴于我国法律并未对此作出规定，而婚姻法理论研究首要任务乃在解决婚约的性质问题及婚约解除后财产归属问题，因此，笔者此处无意花费太多笔墨去研究婚约的各种效力状态，只想做一些务实工作，对婚约的成立时间、婚约关系存续期间对诉讼法律关系的影响、婚约当事人应负义务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亟需之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在将婚约作为民事法律事实予以法律调整的国家，因对其究竟属于何种法律事实有不同认识，婚约成立的时间也相应存在分歧。至于生效，只有将婚约视为法律行为（契约），才谈得上生效时间。即使是同样将婚约视为契约的国家，对其成立与生效的时间也有不同认识。但不管怎样，既然将婚约视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契约，契约的一般处成立与生效要件就必然对其适用。对于婚约的亲属法上的特殊属性，以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处理便了。

我国现行法律尚未对婚约作出规定，理论与实践上又基本上不将婚约看作契约之一种，因而难以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合同法》的规定。而实践中从男女双方宣布确立恋爱关系到结婚期间，因相互交往甚至共同生活日益密切，会产生大量的财产关系，并形成特别的“准人身关系”。一旦因此发生纠纷诉至法院，就势必要确定婚约成立与生效的时间。由于定婚（婚约）只是出于传统与习惯，各地婚俗各各不同本就极其复杂，而现代人又往往超越传统，更增添了确定婚约成立与生效的难度。笔者以为，对于这个目前尚非法律问题的问题，就不必严格依照民法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或合同法关于合同的规定处理。因而就无须按照民事法律行为或合同的生效要件确定其生效时间，对其成立时间予以确定即可。简单地说，如果男女双方仅以赠送信物的方式达成订婚的默契而未向公众公开宣布，双方对此无异议的，则可以赠送信物的时间为婚约成立的时间。如果按照当地的婚俗举行了定婚仪式，则定婚仪式举行的时间即为婚约成立的时间。如果既未赠送信物又未举行仪式，则要以社会一般观念判断。一般来说，若双方长期共处并公开以恋人相称，则可以其身边一般社会公众认为其已定婚的时间为准。

婚约的成立（定婚）使得男女双方取得受社会认可的正常交往的“权利”，定婚后的情侣也往往相互视为只是尚未结婚的“夫妻”，其关系自是非同一般。子女定婚后，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双方父母也彼此以“亲家”、“亲母”相称，成为关系密切的“亲戚”。其他近亲属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亲戚”。尽管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来说，定婚的男女双方尚非配偶，其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也非姻亲，均未形成任何法律关系，但不容否定的是，他们之间事实上的关系远强于一般的亲戚或朋友关系。那么如此特别的关系在诉讼法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民事诉讼法》第45条第1款规定的构成回避的原因有三种：（一）审判人员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人的近亲属；（二）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三）审判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前两种情况与本文所研究问题无涉。第三种情况该作如何理解呢？对此权威解释是：“所谓其他关系，是指除上述关系以外的其他亲密社会关系或恩怨关系。前者如师生、同学、同事、邻居、上下级关系等，后者如双方曾发生过纠纷、相处不睦等。”显然，依照一般观念理解，因婚约而发生的诸种关系不在此列。这不能不让人迷惑：事实上非常密切的婚约关系对回避原因的影响力上尚不及上述一般关系？究其原因，不外乎未将婚约问题视为法律问题予以规制耳。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呢？民法界泰斗史尚宽先生指出：“因婚约而成立未婚配偶关系，在民事及刑事诉讼上构成回避原因，并得拒绝证言。”作为一项诉讼法上的通例，史先生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值得借鉴。另外，笔者认为，婚约关系在诉讼法上也应构成对证据效力的影响。应当认为婚约关系当事人间具有诉讼法上的利害关系，理当减损其有利于诉讼当事人一方证言的证明力。

婚约作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预约，当事人是否应负如约结婚的义务呢？基于上文所说的特殊的伦理原因，婚约当事人尽管应尽量履行与对方结婚的义务，但该项义务并无责任的强制，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履行婚约。那么婚约当事人到底应负何种实质性义务呢？史尚宽先生指出：“消极的负有不与第三人订婚、结婚及保守贞操之义务，积极的负有相互结婚的义务。”其实，即使这些所谓“义务”严格说来也并非法律上之义务，没有实质性意义。笔者认为，鉴于婚约关系当事人的特殊关系，若婚约解除，该曾经存在的婚约势必会对当事人造成影响。因此婚约当事人应负婚约解除后的保密义务，毕竟这些内容构成了对方当事人的隐私，任何一方都不得予以散发、公开。从法律上讲，这应算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后合同义务”。至于婚约解除后是否应负与对方父母或子女结婚禁止义务（罗马法对此有规定），笔者认为这尽管符合一般伦理观念，但为追求权利最大化实现的现代民法所不容，不应承认。

三、婚约解除的法律效果

婚约解除后当事人间自不再存在上文所述义务，但原本基于婚约而存在的法律关系也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法律必须对此予以清理。

婚约与定婚同义，婚约的成立往往以聘礼或信物的交付为标志，并且从定婚到结婚的这段时间内，双方还有大量的财物往来。一旦婚约解除，这些财物的归属往往发生纠纷。司法实践中因婚约而起纠纷也绝大多数为此类问题。另外婚约解除后一方因此受到的精神损害是否应予赔偿、如何赔偿，作为日益增加的问题也亟待研究解决。限于篇幅，笔者便仅对这两个问题加以探讨。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财物归属问题是指定婚后相互移转财物的归属而无意涉及财产损害赔偿问题（作者将另文研究）。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法院对婚约解除后要求返还财物纠纷，一般分两种情况处理：一种情况是，若受害人以订婚为名行骗取财物之实，则须将所受财物返还给对方；另一种情况是，若定婚后一方自愿赠送财物给对方且已实际交付，则视为无偿赠与，无须返还。我国法学界也基本赞同这种观点。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处理应是合理合法：若将婚约看作民事法律行为，则因欺诈而无效，自应返还；若将婚约看作其他法律事实，则构成不当得利也应返还。对于第二种情况，一概视为无偿赠与则属不当。应当说因婚约的存在而自愿或不太自愿作出的赠与，都是以将来能与对方结婚为前提，若对方不会与其结婚是断不会发生这种赠与的。因此可认为是附条件的赠与。至于其具体性质，“在日本有谓以婚姻之成立为停止条件之赠与”，“通说为以婚姻之不成立为解除条件之赠与。”事实上定婚后至婚约解除前婚约赠与已经发生，所有权也已经转移，只不过该赠与附有其特定条件：受赠人将来与其结婚。若将来婚姻不能成立，受赠人所受赠物便失去其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由此看来将婚约赠与理解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较妥。因此，婚约解除后，原赠与所附条件成就，赠与无效，受赠人自应返还受赠物。值得注意的是，应返还的赠与物应为有较大价值者。当然那些对对方有特殊纪念价值者也应在返还之列。公务员之家

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因此婚约的解除就很难说有什么过错。但婚约的解除毕竟会给对方造成或大或小的损害，尤其是精神上的损害，有时甚至非常严重。因此，在现代民法中精神损害越来越多地受到关注的趋势下，有必要对解除婚约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认真研究。对此，各国理论与立法多予以肯定，但其具体操作及依据又略有不同。如《瑞士民法典》第93条第1款即赋予受损害一方获得抚慰金的权利。就我国而言，因受传统观念影响至深，婚约的解除往往对他方精神伤害更为严重，因而精神损害赔偿更应当受到关注。问题是，有没有法律依据？通观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现行法律规范，仅规定了人格权损害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损害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显然，因婚约解除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只能以人格权损害为其诉由。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可见，可以上述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请求保护。实践中，因婚约解除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诉由可谓形形色色：有以赔偿青春损失费为由者，有以侵害身体权为由者，有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者。其实，严格地说，这些诉由都不能成立。较为合适的是，以人格尊严权受损害为由提起诉讼。至此，因婚约解除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法律问题就基本得以解决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此必须把握好度，以免为恶意者所滥用。

参考文献：

[①]邱玉梅，婚约问题探析[J]法商研究，2000（5）。

[②]巫昌桢，婚姻与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9。

[③]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立法资料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3.94。

[④]参见顾昂然，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1（4）。

[⑤]谭兵，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11。

[⑥]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1。

[⑦]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31。

婚约范文篇7

一、婚约性质的比较分析

二、婚约法律效力界定

三、婚约解除的法律效果

婚约解除后当事人间自不再存在上文所述义务，但原本基于婚约而存在的法律关系也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基础，法律必须对此予以清理。

婚约范文篇8

关键词：婚约婚姻法婚约财产

婚约，从字面理解即关于婚姻的约定。我国著名婚姻家庭法学家巫昌祯教授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进行地事先约定，又称订婚或定婚。我国在1950年、1958年、2001年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对婚约均未作规定，订婚不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但婚姻当事人自行订婚不予禁止，也不予保护，因而婚约对男女双方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有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履行，解除婚约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男女双方可以自由解除婚约。婚约是双方当事人为结婚所作的约定，是一种约定就意味着双方合意。既然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双方都有义务为这一约定的目的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即努力促成结婚，以及等待对方或某一条件成就时结婚，在约定内不与他人订婚或不从事有损于对方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注释1）可以看出婚姻身份关系的协议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合同。

一、关于婚约的性质、特征和法律效力

（一）婚约的性质、特征：

关于婚约的性质法学界有两种见解：一是契约说。婚约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违反婚约的责任的一种契约责任。另一种是非契约说，婚约是结婚的一个事实阶段，但不是必经阶段，不是独立的契约，也不是一种契约之债。因此任何人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也不能约定在不履行婚约时支付违约金。

1、婚约是具有一定形式的确定婚姻关系的预约行为。一般订立婚约应有一定仪式，或由双方口头的约定而为双方亲友和周围群众所公认。

2、婚约确定后在婚约当事人之间发生有交换信物或赠送财物等现象。如农村中出现的“见面礼”、“投契”、“认亲”、“送日子”等。

3、婚约一般不发生同居行为。现实中有不少在订立婚约后便同居生活，这不是婚约的本意，因为它已超出了婚约的界限，具有某种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属于非法同居。一旦婚约解除，往往造成纠纷。

（二）婚约法律效力

关于婚约的法律效力，我国相关法律解释、政策的态度是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婚姻不以婚约为必经程序，但国家也不禁止民间订婚的行为。但在民间习俗上，尤其在农村，婚约仍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力，婚约一旦订立，不管是否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在外界看来就已基本确立了相关男女的婚姻关系，伴随婚约的还有财物的转移和双方亲友的往来，一方毁约便可能会带来财物的损失，人际关系的恶化及社会风俗的谴责。所以一旦婚约订立，任何一方要解除婚约都会面临极大的压力。那么在当前我国社会仍存在父母未经子女同意擅自订立婚约现象的情况下，子女要想解除父母擅自订立的婚约必然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还会因此放弃抗争，委曲求全，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酿成悲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可以把原先体现在法律解释、民事政策中关于婚约效力的态度上升为法律，在婚姻法中明确宣告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婚约，为一方当事人解除婚约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

我国政策、法律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是：

1、订婚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手续和条件，是否订立婚约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律不予干涉，但订立婚约必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愿，其他人不得强迫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1950年6月26日公布的《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中作出了规定（注释2）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新的《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注释3）此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律的解释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都坚持了同样的原则，

2、婚约没有法律约束力。婚约订立后，任何一方均可作出解除婚约的意思表示，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即产生婚约解除的效力。这是因为，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爱情的结合，而且是双方自主自愿，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约，说明在他们之间已不存在结婚的基础条件，因此应当允许，否则即是干涉婚姻自由。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3、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二、正确认定婚约财产的性质，是正确处理婚约财产纠纷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在民间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在审理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获的财物的手段区分为“索取”和“受赠”而进行处理，由于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对于恋爱中互赠财物或者订婚时互赠彩礼，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

（一）关于婚约财产，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性质的类型。

1、基于买卖婚姻而发生的财产给付。这种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而是由父母或其他第三人强制干涉男女双方婚姻自由，以交付不定期的财物作为婚姻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索取财物，谋取一定的利益。

2、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这种形式下的婚姻与买卖婚姻的相同之处在于当事人或其父母在婚前向另一方索取财物，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婚姻一般来说并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男女双方的婚姻往往是在自主、自由原则下确定的。实践中，这种婚姻行为的危害程度有时要远远大于买卖婚姻。由此而发生的婚约财产明显违背了《婚姻法》的规定，因而也是违法的。

3、男女双方处于生活上的关心、帮助，或相互尊重彼此感情而相互赠与双方父母、亲属的财物。这种财产赠与是建立在男女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是双方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法律并不禁止，应属于赠与财产。囿于此，学者们认为因前两种婚约财产纠纷或在男女双方解除婚约时，应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婚约财产应酌情返还。而对于互赠或赠与的财产，因当事人出于自愿，则不需返还。

（二）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婚约财产不限于此，因而婚约财产性质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界定；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也不能拘泥于上述情况，要注意在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统领下，具体事务具体处理：

1、欺骗婚中的财产给付。这种婚姻无意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订婚或结婚虽系双方自愿，但婚姻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成立婚姻关系的真意，不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他们往往为了履行婚姻手续而欺骗对方以及婚姻登记机关，而在达到政治或经济（主要是索取财物）目的后，即要求解除婚约或离婚。这种婚约形式下的财产给付，实质上超出了一般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围，往往表现为诈骗财物，因而也是触犯刑律的。

2、当事人在婚前有良好的感情基础，婚前一方并无明显索取行为，另一方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参照当地婚前一般财物给付数额而给付对方的财物，其给付数额一般较大。这种情况在城市、农村大量存在，常发生于男女双方婚前一段时期，此时双方恋爱一段时间后，认为结婚条件成熟，准备订婚或举行结婚仪式，女方无积极的、明显的索取行为，男方则认为应按照当地习俗给付一定的“彩礼”。该行为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旧婚姻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旧婚姻观念的延续，与现行婚姻法精神相违背。

对第二种财产的性质，有些学者认为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应按不当得利对待，还有学者认为它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性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多数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或附义务，但在婚姻这种特殊的人身关系中附条件或附义务，显然有悖于法律的本义，违背婚姻法的立法精神，附条件的（或附义务）赠与关系中的“条件”（或义务）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原则和规定，不得使用违法的或没有法律依据的“条件”（或义务）。在此财产给付中，当事人双方也并未约定财产给付的条件或义务，把结婚作为赠与关系的“条件”（或义务），实际上是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当事人的，明显与此行为中男女婚姻自主的事实不相符。若将上述行为视为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实质是是对买卖婚姻的承认，对婚姻自主、自由的否定，这将会助长封建的旧婚姻观念的发展，不利于促进人们向现代婚姻观念的转变更不利于法律对婚姻自由这种特殊人身关系的保护。其二，将此类财产按不当得利对待，虽然符合“不当得利”的多个条件，但因给付人利益受损害非悖于其本人的意志，即其利益受损害与本人行为有关，给付是主动、积极的行为，因而并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实质条件，这种观点实质是是否定婚姻这种人身关系中的物性。以此作为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法理基础，将会违背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既达不到合法又达不到合理之目的。其三，将此类财产给付视为是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一种形式更为不妥，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是一方借订婚、结婚之机向另一方索取大量财物的行为，“索取”是一方主动的、积极的行为，而给付一方的给付行为则表现为“迫不得已”。在此类财产给付中，给付是出于自愿，其大量地表现为赠与行为。所以，这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混淆了“索取”与“赠与”的法律概念，抹灭了二者的原则界限。

（三）实践中，对买卖婚姻的财产给付、借婚姻索取财产、欺骗婚中的财产给付，以及男女婚前的互赠礼物，都比较容易界定，也往往会产生歧义。笔者认为，此类财产应视为赠与财产，理由如下：

1、赠与财产行为具有单务合同的性质，是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受领该赠与财产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此类财产给付中，给付方的给付行为完全表现为自愿，受领方也自愿接受，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又符合赠与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

2、虽然该行为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一种传统“陋习”，不为现代婚姻法所倡导，但现代婚姻法并无明文禁止。

3、由上述所知，此类财产给付行为，除视为“赠与行为”外，界定为其他任何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均缺乏法律根据，无法理基础。

4、界定为“赠与财产”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有利于促进人们特别是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现代婚姻法观念的形成，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的婚约“陋习”。

三、坚持法律原则，合理处理婚约财产纠纷

（一）婚约财产纠纷属何种性质的债，应区别情况认定：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一方当事人借助优势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风俗习惯胁迫或欺诈另一方交付一定的财产，方可订立婚约或缔结婚姻，该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也可理解为广义的侵权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侵权行为之债，其法律后果当然是视情形返还全部或大部份财产，不能返还的应赔偿损失；基于婚约关系发生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不形成债的关系，赠与行为完成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消失，赠与方没有要求对方返还财产的实体权利。上述两种情况法律关系明确，处理起来应无争议，但实践中有明显索取或赠与情节的情况较少见，通常是婚约当事人或其亲属参照当时当地“行情”和自身情况，经过来回数次“要约”、“反要约”确定彩礼数额，形成合意，难以区分是索取还是赠与，对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何种财产关系，如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分岐，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在此情况下，应通过细致考察具体情节来确定到底是“索取”还是“赠与”，如果是权利方主动表示赠送一定财物，对方没有异议，则可认为是“赠与”，如果义务方首先开出条件，权利方被动接受，则可认定为“索取”，两种认定分别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赠与的规定和《婚姻法》关于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

二是有人认为“赠与”、“索取”难以确定时，应以“赠与”论，理由是主张按“索取”处理的权利方负有举证责任，既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索取”，则可推定为“赠与”，由权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后，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无据，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应驳回权利方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请。

三是认为两者难以确定时，应以“索取”论，理由是多数情况下看似一方主动向对方赠送财产，实际是迫于不良习俗不得已而为，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法官应当凭借其社会经验，作出这样的推断，判决义务方返还财物，以体现司法对健康社会风尚的倡导，对“恶俗”的抑制。

以上三种观点差异很大，都有一定的道理，让人难以取舍，实践中采纳这三种观点的都不少，这就是婚约财产纠纷司法标准悬殊之所在。实际上这三种观点均有理论上的漏洞和操作上的缺陷，下面逐一分析：

第一种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看似公允，实际犯了表面化的错误，如前所述，赠收彩礼是建立、维持婚约的固有习俗，为周围群众认可，婚约当事人遵从，属约定俗成。就象订立合同，只要双方达成合意，至于订立时是哪一方要约，哪一方承诺对合同成立后的双方权利义务并不产生任何影响，此时再考察是谁首先提出婚约财产数额已无意义，不管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还是第三方提出均不是解除婚约时确定财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以“主动要’还是“主动给”来确定法律性质，有失偏颇。

第二种观点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将模糊不清的状态推断为“赠与”，好像无懈可击，但是“索取”与“赠与”并非两个对立概念，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证明为“索取”并不当然就是“赠与”，它们之间有“中间状态”，对这一点的忽略导致这种过于草率的处理方式，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为依据，其实婚约财产纠纷显然不符合此条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

第三种观点注意到了民事习惯在婚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明智的，但对这种习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通过对婚约财产纠纷的分析，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婚约财产作不同处理，做到既合法又合理，既体现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又符合具体实际情况。

1、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是以索取财物为共同特征，其行为都具有违法性，且符合《民法通则》和《婚姻法》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要件，是无效民事行为。比较起来，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有较可靠的法律原则，解决较为容易。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之规定（注释5），一方借婚姻向对方索取的财物，另一方可以向对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返还，同时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全部返还财物问题上，可以考虑恋爱终止或者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因素，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精神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的集体操作中，对“一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还可以考虑用下面几种方式来处理；一是因借婚姻大肆向对方索取财物，直接导致男女双方婚约解除或者离婚的，这种行为的目的是索取财产而非男女自主婚姻，是严重违背《婚姻法》的违法行为，因而在财产返还上，要部分返还或全部返还。二是男女双方因感情基础薄弱或者无感情基础，而导致恋爱终止或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三是要根据财物本身的性质即是属于耐用消费品还是易耗品等不同情况来处理。对于现金或者家电、摩托车、金银首饰等耐用消费品，一般应当全部返还；而对于衣服、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易耗商品，则可以不返还或折旧后部分返还。

2、对于互赠或赠与对方父母、亲属的某些财物，一般数额较小，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赠与合同来处理，一般不予返还，当事人自愿返还的不受此限制。应当注意的是，婚约财产的赠与应属于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与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同，它必须是实际交付财产，若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口头赠与，并未交付财产，受赠人不得请求交付，赠与人也无交付的义务。因此，婚约的解除也就意味着赠与合同的终止。

3、对于“一方无明显索取行为”，另一方按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的财产。如前所述，应视为赠与财产。对这类财产的处理，若一概不予返还，则明显违背民法基本原则，显失公平。因此，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既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又不能否定实际情况的存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处理：一是受赠方在受赠后提出解除婚约并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利益，则赠与人享有撤销权，既撤销赠与，受赠人应全部返还受赠财物；二是受赠方在受赠后提出解除婚约未损害赠与方利益的，对赠与数额较大的，应予全部返还；三是赠与人在赠与行为发生后提出解除婚约的，可视为完全的赠与行为，不能请求返还；四是受赠行为发生后，因其他原因或双方协商达成解除婚约协议的，对较大数额的赠与财物双方可先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返还、不返还的裁判。

4、对欺骗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财产，因该行为无意以婚姻为目的，直接导致另一方财产和精神受损害。因此，对这类诈骗财产的行为，双方解除或离婚后，无过错一方除请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外，还可以附带请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如返还被诈骗的财产，请求精神赔偿等。

注释

1、“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2、“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任何包办强迫的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订婚的最低年龄，男为19岁，女为17岁。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

3、“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段，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但别人不得强迫包办。”

4、“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产。”

5、“民事行为被确定无效或者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3、《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法律与适用》尚晨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婚约范文篇9

一、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类型和特点

1、案件以彩礼纠纷为主，并涉及婚约缔结后的债务问题。在这类纠纷中，不仅包括交付聘礼、见面礼、酒水钱、太婆盘和贵重物品等内容，而且还涉及债务等纠纷。在以上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纯属彩礼的为23件，其余3件还涉及欠款、装修款等债务纠纷，分别占此类案件总数的88.46%和11.54%。

2、案件当事人以缔结婚约的男女为主，并涉及父母。在以上案件中，原、被告为婚约缔结者的有20件，占案件总数的76.92%；涉及父母的6件，其中5件为女方的父亲或母亲，1件当事人双方为男、女双方的父亲。

3、案件当事人以农村为主。以上案件当事人，其中50人分布在我区17个街道、镇的39个居委会和村委会，5人为绍兴、滨江和城区户口。在上述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均为农村户口的23件，占案件总数的88.46%；一方为农村户口的3件，占案件总数的11.54%，其中女方为农村户口的2件，城镇户口的1件。

4、纠纷以经济发达地区为主。从统计数据来看，以上55位当事人中，有34人（占案件总人数的61.82%）来自我区东片地区10个镇28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其中一个镇就涉及到7个村。这些镇的经济实力在我区来说也是名列前茅的。而相对经济欠发达的南片地区仅涉及2个镇2个村。

5、案件标的额相对较大。据统计，以上案件的总标的额为838392元，平均每案为32245.86元，是我区农民人均收入的4.4倍（以2002年7336元为标准）。如果按三口之家的标准来计算，一家人必须不吃不喝一年多才能攒够这笔钱。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风俗和子女参加工作不久，彩礼大多要靠父母举债来承担。例如原告吕某与被告单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所涉及的10万元彩礼一部分是原告父母借债来承担的。

6、结案方式以撤诉、调解为主。26件案件中，撤诉为11件，调解为10件，合计21件，占案件总数的80.77%。其中双方当事人大多居住在我区各街道、镇的，占撤诉、调解案件总数的90.48%。由于许多案件能够自行和解或调解结案，因此76.92%的案件都能自动履行。而其余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也能在1个月内执行完毕。

二、引起婚约财产纠纷的原因

常言道“金榜题名大登科，洞房花烛小登科”，因此，中国的老百姓对结婚历来十分重视。虽然现在的结婚不象过去那么烦琐，但是产生于西周的“六礼”（即纳采、问吉、纳吉〈卜得吉兆后订婚〉、纳征、请期、亲迎）中的“纳吉”一直流传至今，而且在农村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结婚登记，说到订婚就必然要谈起彩礼。下面分析婚约财产纠纷原因：

1、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许多父母，特别是农村的父母们，总把儿子能不能讨到媳妇当成自己的头等大事，如果办不到，不仅脸上无光，而且愧对祖先和子女。而当前步入适婚年龄的男女大多是独生子女，“不能白养、白送”的想法也逐步被许多人接受，作为男方家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认为付给女方彩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许多男方父母宁可举债也要承担。

2、商品意识的加深。自古以来，人们就将婚约视作契约的一种，男、女双方一旦订立婚约就要履行义务，否则将会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最流行的就是男方“违约”，其支付的彩礼将作为违约金；女方提出的，收受的彩礼将退还。因此，在案件中，女方为了避免返还彩礼，往往多次拒绝登记结婚，迫使男方提出解除婚约。随着商品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不仅这一习俗沿袭至今，而且又有了新的发展。现在，凡与婚约相关的行为都可以转化为货币或商品。如在东片一些城镇的文具店、礼品店中，只要花上5元钱就可以买到两本制作精美且为烫金文字的订婚书。同时还出现了以媒人为职业的群体，一旦婚姻成功，他们可以收取500左右的“好处费”。这与过去流行的请媒人吃“十八顿半”相比可谓“进步”不少。

3、媒妁之言与现实的差距。虽然父母之命已远离婚姻的形成，但媒妁之言不仅是双方确定恋爱关系的关键，也是订婚成功的基础。尽管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但在农村，青年男女的相识一定程度上还须媒人的介绍，因为这种方式对广大农民来说比较牢靠。由于考虑到今后的生活质量，男方的经济条件始终是女方选择对象的首选，因此作为媒人，为了迎合女方的心理以提高成功率，就会将男方的经济条件有所夸大。一旦女方发现言过其实，就会拖延或拒绝登记结婚逼迫对方提出解除婚约。这种情况又以双方或女方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居多。如我院审理的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双方均有企业、公司开办，但经过交往后，女方觉得还是自己家庭的经济实力强于对方，由此拒绝登记结婚，导致男方为彩礼将女方告上法庭。

4、非法同居多。有的青年男女追求感官享受，订婚后不久就同居，有的甚至怀孕、流产，一旦发生纠纷，矛盾就更加突出。这也是目前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撤诉、调解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因为男方考虑到与女方曾经同居过，在彩礼返还中予以一定让步。

5、一方患病或遭遇其他意外伤害。青年男女订婚后，在恋爱交往过程中如发现对方患有乙肝、肺结核等慢性疾病，或对方因车祸、工伤等意外事故造成身体伤残的，解除婚约的可能性较大。如今年我院审理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件中，男方经婚检被查出患有尿毒症，女方遂拒绝登记结婚，男方只得提出解除婚约并为彩礼提起诉讼。

三、法院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存在的困难

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会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以下是对于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几种观点。

1、将支付彩礼认为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所得财物一律不予返还。这种观点问题在于将缔结婚姻过程中双方互赠财物的行为等同于民法理论中普通的赠与行为。我国目前民间男女双方订婚时互送彩礼已成一种风俗，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双方婚约成立的标志，给付方和接受方均是以将来能共同享有此类财物的所有权为心理因素，当解除婚约时，民间通常的作法是接受方将数额较大的财物返还给对方。如果将此种行为一概视为纯粹的赠与行为，当不能缔结婚姻时，给付一方在承受了精神痛苦后，又因财产性利益受损而不能得到补偿，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损害，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

2、将支付彩礼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馈赠财产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回彩礼。此种观点虽然也弥补了赠与人的财产损失，但将此行为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有不妥之处。首先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中来看，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义务必须是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在给付另一方财物的同时，强加给对方必须与己结婚的负担，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干涉了接受方对婚姻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意志。另外，此种附义务赠与，通俗的讲，就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财物，理应与我结婚，否则就返还财物,按照此种通常的解释，附义务赠与的定性方法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互赠财物行为便难逃买卖婚姻之嫌了。

3、将支付彩礼归入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因为目的赠与附义务的赠与的区别在于：目的赠与的赠与人不得向受赠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赠与人在目的不能实现时，可请求受赠方返还其给付的财物。对此，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

4、对返还彩礼请求权的法律界定。承上，如果对支付彩礼归入目的赠与，那么权利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的性质是属于物上请求权，还是债权性请求权，也有争议。笔者认为，该请求权应确定为债权性请求权，并属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因为将婚约财产纠纷按照不当得利处理，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我国民间的风俗习惯，有效的平争息讼。理由有三：一是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请求权，是以恢复其合法物权的良好状态为目的的权利，而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将财物赠与对方，其所有权已发生实际转移，那么在丧失物权的基础上该所谓的“物上请求权”便是无本之源了。二是作为债权性请求权，因债的发生原因不同，男女双方缔结婚约的，虽为平等主体之间涉及财产利益的民事行为，但其带有强烈的人身性质，不是一般的合同关系。对方因故不能缔结婚姻不能说是违约或侵权，所以此请求权显然不是合同上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三是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就其“没有合法根据”的解释，当涵纳本无合法根据和合法根据尔后消灭两类，笔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应为后者。男女双方在订婚时，因双方存在将来必然结婚这个默示的合意，一方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对方加以占有存在一定的根据，而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不论原因如何，此种默示的合意便不存在了，且一方面其主张返还，那么取得财物方便丧失了占有的合法证据，且使对方财产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取得的利益便转为不当利益，受损方可依此法定理由主张权利。

四、建议和对策

婚约财物纠纷案件的发生，反映出一些社会不健康因素。它影响了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民间矛盾，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1、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公民法制意识。早在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就规定婚约不受法律保护，但是当我们已经进入“四五普法”的今天，因婚约引起的财产纠纷的频发，不能不令我们引起重视。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婚姻法》的宣传力度，使人们明白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让人们由被动地接受法律约束变为主动地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2、大力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倡移风易俗，婚事简办。运用社会舆论力量，加大宣传力度，对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案例及时予以曝光，宣传、表扬好的典型和事迹，从而让广大青年人自省、自励、自警、自强。

3、加强社会干预力量。基层组织、调解委员会、妇联、民政、司法等部门要联手合作，提倡优良的婚姻道德风尚，健全民间调解网络，将矛盾和纠纷及时解决在萌芽状态，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婚约范文篇10

关键词：婚约；彩礼返还；立法完善

一、婚约与彩礼的法学分析

婚约，亦称订婚或定婚，是男女双方当事人为了结婚的目的而对婚姻关系所作的事先约定。“众所周知，婚约并非婚姻契约，而是以将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男女预约。”换言之，“婚约通过对婚姻的许诺而建立”，相对于婚姻契约而言，婚约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是在将来努力使婚姻成立，即结婚，但这种义务在具有一般法律义务的普遍共性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那就是如果当事人一方解除婚约，法律并不能强制其履行结婚义务，不能强制婚姻成立。至于能否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各国法律有不同的规定，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都认为婚约是结婚的一个阶段，但不是独立的契约，不承认这是一种契约债，所以任何人不得根据婚约而提起结婚之诉，也不得追究违约责任；而英美法系国家把婚约视为婚姻的手段，也就是以婚姻为目的契约行为，因此，可以追究毁约人的违约责任。在我国，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感情一致而自愿结合，婚姻本身在法律上没有拘束力，它只不过是男女双方将来缔结婚姻的事先约定，因此，一旦一方违反婚约，不能要求毁约人承担违约责任。

尽管，我国并未在立法上明确婚约，婚约本身也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婚约却是男女结婚的一道“必经程序”。通常情况下，订立婚约要举行订婚仪式，男女双方及各自父母还要向未来的女婿或儿媳赠送订婚礼物及金钱(俗称聘金或彩礼)，从婚约订立直到正式结婚，男女双方及各自家庭还要时常向对方赠送财物，婚约和彩礼往往交织在一起。彩礼，一般是指男女订婚或结婚时，由男方给付女方或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作为婚约或婚姻成立的程序和标志。彩礼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实行的聘娶婚制(它是以男方给予女方或女方家一定数额的聘礼作为成婚条件的婚姻)，以“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为其成婚程序。“六礼”之一的纳征或称纳币，即为彩礼之意。这种婚姻制度，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沿袭至清代和中华民国末期。直至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旧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通过这一产生过程，我们不难看到男家娶女必交聘财或彩礼，女家嫁女必收聘财，反映出一种礼仪形式掩盖下的交换关系，即男家出了聘财换回了儿媳，女家收受了聘财嫁出去了女儿。

彩礼多为金钱，也有一些贵重物品，彩礼现象在某些地区相当盛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不是很发达的地区，已经形成了当地的一种习俗。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民收入的增加，订婚后，男女双方互相赠送礼物的价值也不断增加，小到金银首饰，大到汽车、住房、股票、金钱，由于互赠礼物价值的增加，男女双方因为感情不合及其他原因而解除婚约后互赠礼物的归属纠纷也日益增多，同样，解除婚约后因赠与财物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而诉至法院的案件也逐渐增多。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这种赠送彩礼的风俗还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而必须明令加以废除和禁止的话，那么，在男女平等特别是男女在经济上完全平等的今天，赠送彩礼的风俗已经极少包含有包办买卖婚姻的性质了，赠送彩礼的，已不仅仅是男方及其家长，而且女方及其家长向男方赠送彩礼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彩礼成为确立男女双方恋爱关系的一种象征，在今天，男女双方互相赠送彩礼，既是为了确认婚约成立并预想将来婚姻成立，又是为了双方的婚姻在将来建立亲戚关系时，使这种亲戚关系更加深厚，即所谓的“亲上加亲”，这是一般的社会习俗，但这种习俗并不违反法律，又不违反“公序良俗”。今天，人们更加看重的，不是彩礼的经济价值的多寡，而是彩礼所包含的丰富的内涵及它们所代表的意义。

对于彩礼的性质问题，尽管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无法达成共识，但均认为这种彩礼的给付是基于当地的风俗习惯，很少有心甘情愿主动给付的，与一般意义上的无条件赠与行为不同。具体而言：

彩礼就其法律性质而言，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正如史尚宽所说的，“证明婚约的成立并以将来应成立的婚姻为前提而敦厚其因亲属关系所发生的相互间的情谊为目的的一种赠与，它是一种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它具有普遍无偿赠与所不具有的特性。”从法律角度讲，赠送彩礼确是一种无偿赠与行为，但这种赠与行为并非单纯以无偿转移财产权为目的，实际上这种赠与行为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所谓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所约定的条件不成就时仍保持其原有效力，当条件成就时，其效力便消灭，解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老百姓操劳多年，倾其所有给付彩礼，是迫于地方习惯做法，为了最终缔结婚姻关系，不得已而为之的。这种目的性、现实性、无奈性，都不容否认和忽视。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就蕴涵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如果没有结成婚，其目的落空，此时彩礼如仍归对方所有，与其当初给付时的本意明显背离”。赠送彩礼行为，实际上是预想将来婚约得到履行，而以婚约的解除为解除条件的赠与行为，其中，婚约的解除是所附的条件，如果条件不成就，那么赠与行为继续有效，彩礼归受赠人所有，如果条件成就，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解除，赠与财产应当恢复到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彩礼应当返还给赠与人。

婚约解除后，彩礼的不当得利性。“婚约的聘财究为附负担的赠与，抑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其主要区别，在乎前者须先经撤消始得返还，后者则于条件成就时，赠与即失其效力，受赠人负有返还的义务。对当事人言，此项区别非属重要，因赠与人叙明理由对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物时，得解为含有默示撤消赠与之意思表示。问题在于究采何说较为可采，盖将聘财解为附有‘结婚’负担的义务，不啻视婚姻为买卖，与当事人意思显有不合。其须强调的是，以聘金为附解除条件之赠与，纯属对当事人意思之拟制。又结婚在法律上之性质原非可认为系财产上之给付，且不得强制执行，以结婚为赠与之负担，与婚姻之本质，实有不合。理论上较为圆通者，系认为赠与聘礼乃在期待成立婚姻，婚姻不能成立时，赠与聘礼之目的不达，受赠人受领给付，无法律上之原因，应成立不当得利。”婚约彩礼是附有解除条件的赠与，以婚约解除作为条件，彩礼从一方向另一方转移，是因为存在着预约婚姻这种法律关系，随着男女双方当事人婚约的解除，赠与彩礼的缘由归于消灭，受赠人在婚约解除后丧失了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由于婚约解除后彩礼继续由受赠人占有的法律依据消失，那么根据民法的公平与诚信原则应将财产“恢复原状”，即订立婚约前的状态。因此，婚约解除后，受赠人应当将彩礼返还给赠与人，如果受赠人拒不返还而继续占有彩礼，将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有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返还不当得利，受益人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当事人一方依照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向另一方为给付后，因为附解除条件成就，另一方因受领给付所获得之利益，失去法律上的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予返还”。在赠送彩礼的行为中，虽然财产已经转移归受赠人占有，但由于成为财产转移的原因的法律关系已消灭，当事人所期待的婚姻关系未建立，这意味着赠送和接受彩礼的终极目的未能达到，受赠人缺乏接受彩礼的法律上的依据，由此可以视拒绝返还彩礼构成不当得利，赠与人有权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财产，受赠人则有将自己基于婚约产生的不当利益全部或部分返还的义务。综上所述，婚约成立后男女互赠彩礼，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婚姻成立为条件而进行的一种赠与。这种赠与，既是确立男女双方婚约的成立，又是为了将来正式缔结婚姻做准备，一旦解除婚约，受赠人继续占有彩礼的法律依据将不存在，赠与人有权基于不当得利请求受赠人返还，受赠人则负有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

二、比较法上的考察

婚约解除时，考察各国立法例，关于彩礼是否返还，如何返还，返还多少，其规定不完全一致。

1．大陆法系国家规定。大陆法系各国的通说多认为彩礼为附条件的赠予。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又可以分为附生效条件和附解除条件两类，此分类对于彩礼的处置至关重要。如果是“附生效条件”的赠予的话，那么结婚时赠予才生效，此前彩礼之所有权仍在男方手中；而如果认为是“附解除条件”的赠予的话，彩礼的所有权一经交付即转移到对方手中，只不过在婚姻不成时，赠予合同予以解除而已。一般在对彩礼有规定的国家的学理上或立法上以认为此种赠予为“附解除条件”为通说。只有少数的判例和学理认为是“附生效条件”或类似证约定金的(主要为日本旧说)。德国、瑞士的民法均明文规定了此种赠予，从其规定看，均要求在婚姻不成时，对赠予之物得请求返还。

一般在解除婚约时，如果一方有重大过错，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财产和非财产上的赔偿，同时涉及赠与物返还问题。《墨西哥民法典》规定：订婚后，如果结婚未能实现，订婚人双方都有权要求退还因准备结婚而相互赠送的礼物；但婚前赠品(为夫妻一方在婚前送给另一方的赠品，无论其习惯名称如何，都称为婚前赠品)则应适用关于一般赠品的规则。《瑞士民法典》规定：一方有重大过错时，不仅可要求获得赔偿金，还可要求获得慰抚金，但允许婚约双方请求返还各自的赠与物。联邦德国有关解释称，婚约人无重大正当事由而解约，或自己有过错而造成他方之解约，均丧失赠与物的返还请求权。

2．英美法系国家规定。以美国为例，当一方对另一方以结婚为条件赠与礼物，婚约关系破裂后，双方发生争议，各州法院在处理时所遵循的原则及规定各不相同。有些法院认为，赠与人只有在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关系或受赠人不正当解除婚约关系时，才能要求返还赠与物。有些法院认为，不论双方是否同意，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物在婚约解除时，都应当返还而不考虑是否有过错。许多法院在办理案件时，凡没有证据证明婚前赠与是以结婚为条件的，在婚约解除时，该赠与物可以不返还。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可以对国外的立法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有的国家视婚约解除是否有重大过错来决定是否返还财物，如有重大过错，则不享有返还请求权。其次，有的国家男女双方均享有返还请求权，表现出在行使这一权利上的形式平等。其三，在婚约赠与物是否返还问题上，有多种救济途径。如因婚约解除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包括财产上的和精神上的)，同时可以请求返还赠与物。最后，有的国家对婚约赠与物范围有明确的界定，比如仅限于订婚当时的赠品或信物，这就大大缩小了返还的范围。

三、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25日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对婚姻关系中的财产问题和处理婚姻关系的程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并且第一次对彩礼的返还问题及其情形进行了明确。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对此司法解释条款，笔者有以下疑惑：

1．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首先，在该规定中，没有正式办理结婚登记的，彩礼一律返还。事实上，对于没办理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多年的，很多情况下，彩礼早已转化为共同财产或被共同消耗了，因此法律规定女方返还彩礼显然有违公平。

另外，诉讼时效的计算会成为一个在实践中难于操作的问题。“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即丧失了请求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之权利的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之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知道权利遭受侵害是指权利人现实地于主观上已明知自己权利被侵害事实的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计算返还彩礼的诉讼时效相当复杂。当然，收受彩礼的一方与给付彩礼一方以外的人结婚，或者明确告知不与给付彩礼一方结婚，诉讼时效的起算日就不存在争议，但若收受彩礼的一方既不与别人结婚，也并不明确拒绝与给付彩礼一方结婚，只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最后给付彩礼一方欲解除双方的婚约，要求返还彩礼，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诉讼时效的计算就变得复杂。是从给付彩礼之日起计算，适用两年的时效，还是直接适用《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规定的最长保护期限，从给付彩礼之日起二十年之内，只要收受彩礼方没有与给付方结婚，都可以请求返还彩礼?如果是依前者，给付彩礼方若在给付之后三、五年甚至十年才提出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那么会因为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而超过诉讼时效得不到司法保护。但若依后者，会因为有二十年的诉讼时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让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

2．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对此规定，关于确定“共同生活”的问题上，会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困难。一般认为，“共同生活”除共同的住所外大体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夫妻间的性生活；(2)夫妻共同的精神生活，主要是基于配偶身份的相互理解和慰籍；(3)夫妻相互扶助的义务；(4)夫妻共同承担对其他家庭生活所负的义务。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返还彩礼的诉讼举证责任应当在主张返还彩礼的一方，即彩礼给付方必须证明已结婚登记的双方，并没有真正共同生活。事实上，除了是否有共同的住所，相对容易证明之外，其他都很难通过举证来完成，特别是要证明夫妻间无性生活，如果要以证明有性生活尚是可能的，但要证明无性生活就只有依靠当事人的陈述，只要对方不承认，就很难把事实证明。因此笔者认为要求请求返还彩礼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是缺乏操作的可能性，因此法律赋予的该项权利是很难真正落实的。

3．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三项：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有的当事人之所以要求返还彩礼款的请求没得到支持，因为其生活是相对困难而非绝对困难。对于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而应返还彩礼的，是指生活的绝对困难而非相对困难。所谓绝对困难是其生活靠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所谓相对困难，是与给付彩礼之前相比，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条件来说，出现困难。

4．解释(二)诉讼主体规定不够明确。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以自己的名义就特定的民事争议要求法院行使民事裁判权的人及相对人，其分为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和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实体意义上的当事人是指与案件有利害关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如《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换言之，如果没有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就不是当事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应诉，要求法院就具体的诉讼案件行使审判权并作出裁判的人及相对人，即只要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请求权，主张人就是原告当事人，至于该原告在客观上是否确实具有实体上的请求权与当事人的地位没有关系。我国诉讼法主张的当事人概念是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在此司法解释中“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关于“当事人”是指婚姻关系的双方还是用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即在一个离婚诉讼中，是将请求解除婚姻关系的男方给付彩礼的人一起作为原告?还是将给付彩礼方作为第三人或者给付彩礼方只能单独起诉的问题?如果此处的“当事人”仅指婚姻关系的双方，那么会出现以下两个情形：婚前的彩礼为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自己给付的，在其起诉离婚时可以一并提出返还请求；但如果婚前的彩礼为婚姻关系的一方当事人的父母或家人给付的，其父母或家人就不是这里所称的当事人，因此他们该如何进入诉讼程序?

5．解释(二)并未考虑到关于证据的认定问题。赠送彩礼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所不同，其一，赠与方不可能要求对方出具收条等书面手续，以表明其已收到彩礼。其二，既使有证人，参与者一般也多为亲友。因此，原告方对于给付彩礼的主张通常举证困难并且证明力不大。对方当事人也常以此作为抗辩，主张不予采信。

四、立法建议

综上所述，关于适用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从实体上是想解决在民间婚姻法律关系中引发纠纷的彩礼问题，但在民事诉讼程序上却又存在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讨论，也有待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进一步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于彩礼返还问题，应在以下方面进行立法上完善：

1．确定返还彩礼的排除因素。有人认为根据该规定，婚约财物今后处理应是全额返还。因为“本解释在决定彩礼是否返还时，是以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给付彩礼后未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收受彩礼一方应当返还彩礼。给付彩礼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予返还，只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才支持当事人的返还请求”。-3j1“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给付彩礼，本身就是一种陋习、法律不提倡这种行为，由此引发纠纷，如法院判决全额返还，则助长了这种陋习的泛滥。对于婚姻不成的彩礼之债，在立法时应当考虑以返还为原则，而以不返还为特例，要注意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利益，而对彩礼的不同处理也可以稍微弥补一下这方面的立法不足。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可拒绝返还彩礼：

首先，是否返还应当主要依据婚史的长短，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的，可不支持返还彩礼的请求。因为，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长的，第一可以排除女方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的主观可能性；第二，经过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女方接受的彩礼大多已经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已经用于共同生活，没有返还的必要。作者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婚姻关系存续两年以上的，可认定为婚史较长，不再支持返还彩礼的要求。此外，对于没有办理婚姻登记的，应当考虑其共同生活的时间，参照以上规定执行。

其次，如果有证据证明，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的，就算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女方可拒绝返还。

其三，对于因男方具有《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所规定的情形导致离婚的，女方也可拒绝返还彩礼。

其四，对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属男方过错的，可拒绝返还彩礼。

最后，还应该确定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返还彩礼诉讼时效的计算标准，超出该标准不应再支持返还。

2．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据认定问题。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若将举证责任倒置，将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比如应由彩礼给付方证明双方无共同生活，改为由收受彩礼的一方证明双方有共同生活，证明难度就会大大降低。收受彩礼的一方只要能证明双方存在以上所述的任何一种共同生活的事实，就完成了举证责任，不承担败诉的风险。这样更有利于彩礼给付方实现法律赋予他的返还彩礼请求权，也有利于提高当事人的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