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应性范文10篇

回应性范文篇1

自从开展对经济法的研究以来，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提法达30余种。（注：参见王晨雁：《试探经济法的弹性特征》，《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类：（1）着眼于处理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用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认为，经济法的特征就是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不同点。据此，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出发，比较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调整对象、范围、方法等因素，将其相异之处作为经济法的特征。（2）着眼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经济法的某些功能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规制性等。（3）着眼于划定经济法的范围，以经济法体系的构造特色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边缘性、综合性、弹性是经济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学者借用某些对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威严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有些教材认为，经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经济领域；而有的人把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每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经济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确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对人们正确理解经济法的科学含义有较大帮助。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事变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性行为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性行为法院判决，限制性行为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性行为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立足本国特定阶段的国情。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不同点当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注：参见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第92～94页。）这些本土特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手段、途径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怎样发挥好经济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促进功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立足现实，研究解决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回应性范文篇2

自从开展对经济法的研究以来，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提法达30余种。（注：参见王晨雁：《试探经济法的弹性特征》，《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大致说来，可分为以下几类：（1）着眼于处理经济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用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的教材认为，经济法的特征就是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不同点。据此，从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出发，比较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调整对象、范围、方法等因素，将其相异之处作为经济法的特征。（2）着眼于揭示经济法的独特功能，将经济法的某些功能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规制性等。（3）着眼于划定经济法的范围，以经济法体系的构造特色作为经济法的特征。如有人认为边缘性、综合性、弹性是经济法的特征。（4）泛化的描述。有些学者借用某些对一般法律特征的表述，认为经济法的特征是威严的约束性、严格的强制性和明确的规定性；有些教材认为，经济法不仅具有一般法律所共有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而且还有自己的特征，那就是面向经济领域；而有的人把经济性作为经济法的特征。

虽然，关于经济法特征的每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提出者在明晰经济法的角色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且有的提法也的确体现了经济法的特色，对人们正确理解经济法的科学含义有较大帮助。然而，当前关于经济法特征的研究尚存在一些偏差。

第一，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封闭性倾向。任何事物的特征都是在与其他事物的比较过程中显露出来的，经济法也必然如此。要把握经济法的特征，就必须将经济法置于整个法律体系中，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比较，从而归纳出经济法独具特质的一面。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不同，经济法将显现出不同的特质。而比较的对象、角度、方法等必定是多元的、开放的，故经济法的特征也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当前的某些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试图以一种或几种提法替代经济法的特征的整体，这种封闭性倾向不利于对经济法的特征的全方位研究。

第二，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空洞化倾向。某些论者论及经济法特征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而是带有强烈的“形而上学”的痕迹，想当然地罗列所谓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是以具体的比较作基础的，内容十分空洞。这种倾向使人们对经济法产生一种玄妙的印象，自然也不会对正确认识经济法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三，对经济法特征的理解和把握存在主次不分倾向。当前，有关经济法特征的某些表述，其名虽然被冠之以“主要特征”、“本质特征”，但不是基于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比较，有的甚至是民商法等法律部门所共有的。这种倾向造成了关于经济法特征的表述混杂。以辩证的观点看待经济法的诸特征，必定有一些是主要的、关键的、本质的，而其他的则是次要的。哪些特征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这应当联系研究经济法特征的目的来确定。从开始对经济法的研究至今，最关键、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科学界定经济法同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关系，这一直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研究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为这个核心服务。因而，将经济法与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相比较显露出来的特质才应当是经济法的主要特征。

总之，笔者认为，对经济法的特征应当以开放的态度进行个别性、具体性研究，分清主次，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总结出经济法的特征。

二、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表现

从普遍意义上说，法作为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一方面，法律的内容、性质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一定的法的变更与发展也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另一方面，法又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法对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经济基础起引导、促进和保障作用，法对于与其相矛盾的、旧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和摧毁。（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3页。）

经济法和民商法等都具有这种反映性。但是，脱胎于传统法律土壤的经济法的这种反映性绝不是仅仅局限于这种普遍意义的反映性的水平，即它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的水平而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

首先，经济法对现实的经济关系的反映速度更为敏捷。不论是经济法体系已经相对稳定的西方各国，还是正在建构经济法体系的经济体制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的改革，小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以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变动都能从经济法的变化中得到反映。这时，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其变化的速度十分敏捷，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有时甚至超前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以日本的禁止垄断法为例。日本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的法律》（以下简称《禁止垄断法》）。该法明确规定对垄断行为和垄断结构予以严格规制，这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民主化”改造的产物。这种严厉的结构规制一度给日本的经济振兴造成极大困难，于是“经济民主化”的要求让位于经济振兴的需要，法律上的反映即是1949年修改《禁止垄断法》，缓和对大公司持股的限制，放宽对公司合并的控制。随后，日本还制定了两个《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的法规，即《关于稳定特定中小企业临时措施法》和《出易法》，以后关于适用除外规定的范围逐步扩大并与产业政策法相配套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到了六、七十年代，日本的产业垄断化倾向极其强烈，物价上涨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1977年日本修订了《禁止垄断法》，恢复对垄断结构的规制。以上经济法的变动都是及时地反映了日本经济政策的变动。在美国，其反垄断立法虽然比较稳定，但司法、执法的标准和尺度却随着经济政策的变动也发生了灵活的变动，这突出表现在美国司法部等部门先后的几个《横向合并指南》的内容变化中。至于中国的经济立法变动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步关系则更是表明经济法对现实经济关系变动的反映的迅速和敏感。比较而言，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的反应则迟钝得多。比如，南斯拉夫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以后一直没有制定新的民法典，旧的民法典除少数与现行法律制度抵触的规范以外仍然得以适用。

其次，经济法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范围更广、敏感度更高。不仅经济关系的大的变动会引起经济法的相应变化，而且其他的如政府及其经济目标的变动，社会主流舆论的移转，经济状况的波动，无不会引起经济法某种程度的变化。政府的变化往往意味着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的变化，会直接引起某些经济立法的改变。有关经济的社会舆论尤其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对经济法变化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而经济法随着经济状况的波动而变动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各国经济危机时期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经济法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就连通货膨胀状况、进出口状况等这些细微的经济因素有时也能对一国的经济法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现象若发生在民商法等部门法领域简直不可思议。

再次，经济法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也远远超过民商法等相邻部门法。政府的更替，政治人物的个人特性，政治利益集

团之间的对抗与妥协，以及各种政治性目标都会或大或小地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而各国的经济政策日益趋于用经济法来体现，因而经济法的有关内容及经济执法与司法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在中国，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政治因素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作用一直没有消退过。政治体制的状况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运转，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经济法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影响到经济法的实施。这是造成我国现行经济法文件数量繁多、抵触多、协调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之，工具性色彩在经济法尤其是一些具体的经济立法上体现得十分突出。比较而言，民商法对政治的独立性要强得多。1804年制定的《法国民法典》至今已经历近200年的风云却少有变动即是明证。

最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反作用更为明显。适当的经济法能促进经济发展，不适当的经济法只能阻碍经济发展，效果往往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各国日益重视通过经济立法，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工具有意识地调节社会经济，使其朝着经济法所设定的方向前进。日本在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大量的以基本法为主导的产业政策法，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进行规范和调整。例如，1961年的《农业基本法》、《农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1962年的《石油业法》，1963年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中小企业现代化促进法》、《中小企业指导法》及《沿海渔业振兴法》，1964年的《林业基本法》，1966年修正颁布的《中小企业现代化资金促进法》以及1967年的《中小企业振兴事业团体法》等。实践表明这些法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日本经济进入20年高速增长期奠定了基础。而民商法等其他部门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作用是非导向性、间接性和事后性的。

总之，经济法的反映性在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民商法等部门法。在此意义上，“反映性”已不能十分恰当地体现经济法的上述特色，因而，笔者主张使用“回应性”一词来表述经济法的这种特征。“回应性”一词源出于当代西方一些法学家的论述。即提倡法律应当具有较强的回应性，使法律能够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积极回应。美国的诺内特等人还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以区别于“压制型法”和“自治型法”。他们认为“回应型法”的法律目的是权能，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其规则从属于原则和政策，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一体化。（注：参见［美］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可见，经济法的反映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的要求，用“回应性”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三、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原因

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英美契约法巨擘科宾教授终其一生都认为法律不会确定不变，必须符合社会之需要及要求而改变方可。（注：参见杨桢：《英美契约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还会具有超越民商法等部门法之变动性的回应性特征呢？

首先，这是由经济法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规范国家调整社会经济的活动，“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为完成此种任务，经济法与民商法严格受制于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较有不同，其着眼点不是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而是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即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于是，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表现，体现出较强的变动性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这也是由经济法的性质决定的。在公法与私法的分野中，经济法的归属目前学界虽然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都认为，经济法既有公法性质，又兼具私法性质。从公法、私法概念的提出者乌尔比安的定义来看，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注：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不仅经济法的宗旨体现出公法性质，而且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然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却又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之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法有很多任意性法律规范，在契约自由原则的统领下，民商法主体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只要不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它们就能以相互间的合意排除民商法的积极介入，因而，民间社会的许多局部的变动都没有引起民商法的变动。而经济法则与此不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力和义务的运用及承担是不容许任意变通的，社会经济的变化引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这样回应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经济法的特征。

最后，在国与国之间，民商立法差别不大，而经济法的差别却十分显著。这是因为由价值规律所支配的市场机制在各国有较显著的共性特征，而各国社会经济的构成及其要素却有较大的差别。前者决定了各国民商立法的基本原则及制度的变动性不会很大；而后者使得各国干预本国经济的目标、手段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法都有不同。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民商法是共性多于个性，经济法却是个性大于共性，经济法对于地域范围的回应性也就变得十分必要了。

四、经济法具有回应性的意义

（一）实践意义

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在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经济法的非法典化。由于经济法需要及时回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它就不可能在整体上达到高度的、相当稳定的系统化程度，因而在立法方面，经济法很难表现为法典形式。经济法产生以来，唯一一部名为“法典”的经济法是196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但这部《法典》的基本部分是关于各种社会主义组织的法律地位和经济活动以及关于经济债的规范，而有关计划工作、经济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则几乎没有什么规定，许多经济法问题，仍需专门制定单行的经济法规来加以解决，“无怪乎有些法学家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经济合同法”。（注：陈汉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法律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3期。）在苏联，以b·b·拉普捷夫为首的某些经济法学者也曾主张制定经济法典，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注：参见［苏联］b·b·拉普捷夫：《经济机制改革的法律问题》，陈汉

章译，《法学译丛》1988年第1期。）在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法学界部分同志也呼吁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动机虽好，但是“缺乏操作性”，（注：刘惊海：《有关经济法学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6期。）因而应者寥寥。事实上，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经济法的法典化是难以达到的。若为提高经济立法的统一化和整体化水平，可以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纲要》之类的文件，而各种具体的经济法规则必须以专项、灵活的形式出现，使之符合“短、平、快”的要求，以便对社会经济的变动作出及时的回应。

2.经济法移植必须慎行。经济法由于具有回应性特征，就必须紧密联系各国的实际情况，从各国社会经济的具体实际出发建构各国的经济法体系。对于民商法领域，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法律移植也许是一种简便可行的立法模式。但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移植却存在较大的障碍。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投降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主导下，直接仿照美国的反垄断法制定了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反垄断法。事实证明，这样的法律并不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至于在日本的反垄断法实践中没有出现一个结构规制的案例，日本不得不在旧金山条约生效后自己修改了《禁止垄断法》，淡化了结构主义的色彩，从而才比较适合日本的实际情况。目前，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主张更多并加快移植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这种主张对民商法等法律部门也许并无危害，但对经济法而言，则不得不需慎重行事，其理由已不言自明。

3.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的必然。“‘法律必须是稳定的，但不可一成不变。’罗斯科·庞德的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永恒的无可辩驳的真理。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制度，只能是一组仅为了对付一时事变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尽管经济法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和相对较弱的稳定性，但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这是经济法发生效力的基础。回应性与稳定性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得以协调。实践证明它们可以通过立法、执法、司法过程的精心安排以实现协调。从立法来说，某些基本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内容应当保持较强的原则性，不宜规定得过细；只有较低层级的法律文件的内容才可以具体化、细致化。这样，原则性较强的基本法律文件与较为具体、细致的经济法律文件配套组成一个体系，可以很好地解决回应性和稳定性二者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制定原则性较强的经济法律文件的同时，创设一种较为灵活的执法、司法机制，赋予执法者、司法者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解决不同情形下的具体法律问题，这也有助于解决经济法的回应性与稳定性之间的矛盾。例如，英国1976年制定的《限制性行为法》，较为原则地规定了限制性协议的定义、种类、处理程序及处罚方式等，对于某种具体的限制性协议是否需要进行登记，是否提交限制性行为法院判决，限制性行为法院是否将之判为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的处理，授予公平贸易总局长、国务大臣、限制性行为法院等较大的决断权，这使得以法律文件形式表现的经济法保持了较大的稳定性，而经济法对于社会经济的回应能力并没有因此减弱。

（二）理论意义

把握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以更务实的态度从事经济法的理论研究，我们应当重视以下几个环节：

首先，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经济法的回应性特征决定了经济法理论研究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尤其是立足本国特定阶段的国情。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同于以前的计划经济，而且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些不同点当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具有特别意义的是：我国现阶段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市场经济。（注：参见王全兴：《立足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中外法学》1998年第3期，第92～94页。）这些本土特性决定了我国国家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手段、途径都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地方。怎样发挥好经济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规范和促进功能，从其他国家的经济法实践和理论中找不到现存的答案，只能依靠我国经济法学者们立足现实，研究解决经济法实践中的问题，积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

回应性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回应;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我国作为教育强国和教育大国，一直重视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从2010年开始，国家不断出台政策法规，鼓励地方政府扶持幼儿园的兴建和发展，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各地，幼儿园数量同比逐年攀升，可见，政策层面有利地推进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另一方面，国家注重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地方大力兴办幼儿园后，政府有责任对幼儿园的学前教育教学质量、师资等进行监督和检查，确保保质保量的开展国民性学前教育。但是，近年来，有些地方学前教育质量低下等问题逐渐暴露，引发学者和各界人士深思。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向国民提供高质量的学前教育。很多学者提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成熟的学前教育经验，学习他们如何培养师资人才队伍、开展多维度学前教育课程以及如何不断探索提升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等。但是考虑到文化背景的不同，我国应该如何甄选别国的成功点，如何基于我国的文化观进行学前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改革转型，都是引人深思的核心要点。因此，本文首先论述目前在文化回应性上两种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观，其次提出我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对策建议，期望对我国学前教育质量做出贡献。

1普适论和相对论

大众对学前教育质量的评价是一种主观行为，不同人群可能基于不同的视角，因此形成的评价观是不一样的。如：个体基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因而在评价学前教育质量时，形成了不一样的评价标准，出具不同的评价意见。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价值取向存在差异，以及自身的文化观念不同，评价的标准高低不一，形成不一样的评价方案。目前，基于文化回应性，存在两种思路对学前教育质量进行评价，即普适论和相对论。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维度展开，进行详尽论述。1.1普适论。作为评价学前教育质量的其中一种路径——普适论，许多学者认为，此方式具有较明确的测量方法和定量研究模型，因而此方式较成熟。普适论认为，若一个幼儿园被评为拥有较好的学前教育质量，那么一定存在一些人们共同认同的质量评价标准，此标准可得到全球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的认同，因此具有较好的普遍适应性。因此，在普适论方案下，人们可以充分借鉴和引用别国成熟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方案、标准、理论，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方面吸纳成功经验，提升本国学前教育质量。学术界已有的普适论方案为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该表经过全球教育机构和专家学者的研究和探讨，认为其中的教育评价指标和统计学依据和算法，具有较好的普遍适用性，可以被广泛吸收和采纳。因此，截至目前，该表已经推向全球，得到全球范围内30个国家认同并适用，涉及的国家既包含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德国、英国等，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及各国运用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发现该表对于幼儿园学生的数理逻辑以及科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诉求不足，不太注重儿童文化多样性的培养以及社会适应性和社会发展能力的熏陶，因此，美国结合各地的反馈，以及研究机构的调研问卷，对原表进行了分析与修订，并出台新版的美国《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以期更契合幼儿园对学生和智力开发和语言训练培养。其实，虽然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每个客体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但是全球学校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促进学前儿童身心、体智的发展，因此美国的《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恰恰可以从广度和深度上满足全球学前教育者的诉求。1.2相对论。相对论强调，特殊性因素的影响对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具有关键作用。由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以及社会价值取向的不一致，会导致每个客体形成不同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因而，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更具有相对性。通过文献阅读可发现，众多外国学者认为，好的学前教育是基于客体所处的社会背景所形成的观点。从宏观层面讲，若一个儿童出生在一个高速发展、全球和谐稳定的年代，社会大背景安稳，国家GDP发展快速，社会倡导先进、健康的文化观，那么社会经济大背景是极好的。从微观层面说，若该儿童的家庭背景较好，社会地位较高，家庭为儿童能提供较好的人脉资源、教育水平，那么该儿童一定能接受较好的教育。综合考量后，该儿童从客观和主观方面受到的教育质量都是较高的。因此，学者认为，由于国家的环境不同，每个客体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不同，不应该用标准化、普适性的标准去衡量学前教育质量，应充分认识到评价标准的相对性。

2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

随着全球化，我国学前教育研究人士应积极探寻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文化背景，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一套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2.1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的内涵是指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大背景和人们文化价值取向，编撰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并形成一套指标评价教育质量水平和形成评价结果。基于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现状，我国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应围绕三个维度展开。第一，广泛采纳国际先进的、普遍认同的学前教育评价标准，并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进行具体条例的编撰；第二，总结本国学前教育历程。充分回顾和总结本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过程，把握其中的规律性；第三，结合时代变化进程。结合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发展，不断改进和修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2.2应考虑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因素。随着全球化进程和社会文化进程，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因素可包含以下几点因素。第一，关注普适性的评价标准。应该采纳全球范围内适用的普适性学前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例如：教师应对学龄前儿童充满爱心、悉心照顾等，在具体标准制定是，应明确界定何为充满爱心、悉心照顾，照顾方式等。同时应该加强智力开发、语言能力培养课程，所以不断提升幼儿园师资力量也很关键。第二，采纳各方对学前教育的诉求。学前教育作为儿童教育重要的起点，引起各方关注。因此针对如何提高学前教育质量问题，应进行专家学者研讨、家长意见调查和儿童的真切反馈等，综合不同角度意见，全方位的文化观念交融，形成良好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减少幼儿园不良事件发生概率。第三，全面深化质量评判深度。评价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时，不应仅关注质量水平的高低，应对影响质量的内生性因素进行深层次分析和探寻。例如：评价学前教育水平时，不应单纯通过调查问卷方式，还可综合其他因素，并且询问被访者意见，同时应加强提高学前教育质量测试程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儿童对幼儿园的程度来衡量幼儿园质量，不是仅看幼儿园的硬性条件等。

3文化回应性下，提升学前教育质量

目前，我国学校教育暴露出的“入园门槛高”和“园区收费贵”的问题，引发社会广泛的舆论讨论。因此，政府广泛征求民众建议，并吸取和借鉴外国成功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后，我国充分结合自身特色，形成一套适合本国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我国学前教育改革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3.1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力度。政府应该设立幼儿园设立准入门槛，严格核查幼儿园办学资质、师资实力等，定期对幼儿园的园区环境、班级开设规模核查，避免师生比例失调情况出现，要求幼儿园定期和不定期对教师的职业胜任能力进行培训，并且应注重教师道德方面的培养。将上述纳入学前质量评价指标，对幼儿园学前教育质量全面考量。3.2加大政策扶持基金投放。学前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影响儿童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的繁荣。政府应加大经费投入，帮助幼儿园改善硬件设施建设，如：园区环境的改善，为儿童营造良好的活动环境，及时更换教学设备，保障与教学内容的配套；同时政府应加强软投入。将我国的传统文化课程纳入学前教育体系，将《弟子规》、《道德经》的传诵纳入学前教育体系课程，在园区的宣传栏和教室宣传栏等多处，张贴我国传统文化语句等，形成对儿童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在评价幼儿园教育质量时，应多关注幼儿园文化价值观的建设力度。3.3定期核查学前教育质量和完善评价指标。充分响应文化回应性要求，注重将文化因素纳入学前教育评价框架与指标构建。并且，应定期和不定期对幼儿园管理者、家长、儿童进行调研和访谈，对反馈结果进行分析，探明问卷结果的内涵，从而寻求不同主体对评价体系构建的意见，进而完善评价体系，客观上提高学前教育质量，也有利于我国教育体系改革。

4结语

我国作为教育大国，应重视学前教育。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在借鉴国外先进学前教育经验的同时，应充分考虑本国文化特色，构架文化影响与学前教育质量之间良好的桥梁，通过壮大学前教育师资实力、加大政府学前教育公共资金投入和邀请专家、家长、儿童对当下学前教育意见反馈，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学前教育质量提升问题，形成一套中国特色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1]李召存.探寻文化回应性的学前教育质量评价[J].教育研究,2017.38(4):64-71.

[2]胡伟.学前教育质量评价研究[J].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16.27(2):28-32.

[3]李玉杰,肖晓雪.发达国家学前教育机构保教质量评价的特点及其启示[J].教育探索,2014(12):142-144.

回应性范文篇4

关键词：获得感；公共政策；网络民意；有效回应习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要“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这里的获得感，即强调公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得到提高和满足。获得感具有公平性和包容性两个特征，[1]这些特性与公共政策所倡导的公正、民主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随着服务型政府的推进，通过回应增强公众的获得感已成为评估政府决策能力的重要指标。以获得感为指引，公共政策回应网络民意有着怎样的内涵、价值？又该如何形成回应机制？

获得感理念下公共政策回应网络民意的内涵

当前，公众的政策参与已从一般性参与的“存在感”向有效性参与的“获得感”转移。[2]公共政策对网络民意的回应也要从关注民意表达方式的存在感向注重民意表达价值的获得感转移，做到及时性回应和有效性回应。1.及时性回应。网络民意是公众以“怒刷存在感”的方式所进行的利益表达，因此就要以获得感为指向，做好及时回应。这种及时回应不只是回应的提速，更是要让网民从回应中感知到其意见诉求被政策所重视，这要求决策者给予网络民意及时反馈。当网络民意期盼一些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时，决策者要向网民说明这些问题是否受到关注，哪些政策正在制定，让其了解政策进展。时机未到时，也不应随意搁置网络民意，而要说明尚不具备政策制定的缘由，以便安抚社会情绪，减缓不良效应。在公共政策的不同阶段，及时回应网络民意也有着不同要求。在征集民意阶段，及时回应表现在向公众说明政策设计草案经过怎样的前期准备、过程如何、理由何在。当征集民意告一段落，应梳理分析民意并将结果告知公众，让其了解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政策选择阶段，还应向公众说明其对民意的采纳内容及吸纳程度，以便为公众答疑解惑。2.有效性回应。及时性回应展示了决策者的主动姿态，体现的是获得感的浅层价值，有效性回应是让公众从政策参与中收获物质性和精神性满足，真正导向获得感的深层价值。政策解释，即当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制定、操作、实施等环节有所不满或质疑时，决策者应向社会说明政策的理念，解答公众疑问，详细说明网络民意对政策的理解是否存有偏差，这种偏差究竟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公众的理解有误，尤其要解释为何某些民意或某类群体未被纳入政策考量。这既是公共政策公共性和公开性的本质要求，也是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体现。民意吸纳，即在回应时不只是解读政策，还要与网络民意进行互动，吸纳合理意见，不断完善公共政策。其中，既要接受网络民意对公共政策可能存在的方案不公、公平性缺失等批评，及时作出补充修改，又要采纳网络民意对操作、评估公共政策的合理建议，不断优化政策的实施效果。

获得感理念下公共政策回应网络民意的价值

获得感突出了回应人民期待的实现路径。[3]以这一理念为指引，公共政策回应网络民意有着重要的价值。1.激发真实的民意表达。在新媒体赋权下，公众可以将真实的意见直接诉诸决策者，因此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公共政策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唯有对网络民意进行回应，真实而理性的声音才会不断涌现，公众的获得感才能有真正保障。网络民意不是个体意见的简单汇集，而是整个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它传递着公众的诉求，渴望得到公共政策的关注和回应。如果不闻不问，公共政策与网络民意之间就无法形成对话，造成政策与公众的疏离，决策者也将陷入自说自话的“尬聊”境地。在获得感的导向下，积极回应网络民意，能够减少对话阻隔，使公众感受到其意见有人倾听，其情感为决策者所关注，其诉求能影响政策本身，这样公众的获得感就会比较强烈，真实的民意表达才能源源不断。2.保障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向度。首先，回应网络民意能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在公共政策的动议、执行和评估等环节中，政策本身的疏漏可能损害其公共性。网络民意能就其短板提出见解，对其回应就能将群体智慧吸纳到政策设计中，填补漏洞，进而有效维护其公共性；其次，回应网络民意能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离不开民意的认同。网络民意能跨越信息传播的藩篱，直接将真实声音反馈至决策者，因此其价值并不逊于真实民意。对其进行回应，能提高公众对政策的支持认可，确保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再次，回应网络民意能保障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公共政策的权威源于其公平和科学。回应网络民意，既能及时修订偏离目标的政策，又能以“众筹”智慧的方式优化政策，最终在公平与科学中保障其权威性；最后，回应网络民意能保证公共政策的民主性。网络为各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和参政议政的空间，对网络民意进行回应，就能将多元的声音融入公共政策，有效观照各群体的利益，真正体现“获得感”的包容性要求。3.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作为政策的编码者与译码者，决策者和网民有着不同的立场，出于利益考量，他们对政策的理解运用也会有不同侧重。从公众的获得感出发，积极回应网络民意，能减少政策执行的阻力，确保其有效实施。网络民意可以就公共政策的各项议题、实施方案等提出见解，也能就政策的评估标准、预期效果等给出建议，依据这些反馈，决策者就能对公共政策作出及时调整和修订，在完善和优化政策的同时，减少彼此的理解分歧，增进社会共识。这样，公众的获得感才能有所提升，公共政策也才能获取更多支持和信任，最终确保其得以科学、顺利、有效地实施。罔顾网络民意，只会加大政策被歪曲和误解的可能，强制实施还可能遭遇舆论的强烈抵制，导致公共政策失效。

获得感理念下公共政策回应网络民意的机制

1.尊重公众表达，做好话语性回应。一方面，尊重公众的表达权利，平等对待网络民意。全媒体时代，公众已经成为新传播链条中的重要主体，他们可以自主表达需求，衡量各群体的获得程度，继而通过自我议程设置消解政府和大众媒体的话语权。[4]冷漠应对网络民意，不仅可能引发网络集体行动，而且可能导致政府信任危机。因此，需要尊重公众的表达权利，积极回应其意见诉求。另一方面，尊重公众的表达自由，耐心倾听网络民意。当前，网络民意的生成与爆发越来越快，一味封堵不仅无法消除舆情，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在回应网络民意时，应正视公众的表达自由，克服对“不受欢迎的话”的偏见，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有了表达的自由，才有真实民意的各抒己见，民间智慧才能竞相呈现。2.回应社会关切，做好行动性回应。一方面，从行动上主动回应，做好双向沟通。全媒体时代，决策者的信息主导权遭到网民挑战，因被动应对网络民意而导致权威受损的情况屡屡发生。因此，公共政策回应网络民意时，必须主动信息，及时进行回应。决策者可通过新闻会、官方网站、媒体等渠道详细阐释公共政策的初衷、理念与目的，积极回应公众关切。当政策遭遇不解或反对时，也应通过官员访谈、专家解释等制度化、非制度化的渠道及时澄清原委，防止非理性情绪的蔓延。另一方面，从行动上有效回应，吸纳合理诉求。网络民意暗含着公众的自我诉求、集体期待和群体智慧。回应网络民意，就是要对这些寓意进行有效回应，以增加公众的获得感。3.推进法制建设，建立制度性回应机制。一方面，将回应流程规范化，提高回应质量。政府在回应中往往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规范等问题，因而必须将政策的回应主体明确为统一、权威而稳定的部门，回应的负责人也应具备专业知识和优秀素质，能与公众坦诚交流、积极对话。此外，还应与媒体、科研院所等建立合作关系，以增强回应的科学性和权威性，提高回应质量，确保公众能从回应中有所收获。另一方面，将回应行动制度化，建立长效机制。制度性回应的目的是从根源上减少损失，最大化解决问题，因此就要系统性地推进制度建设，建立事前咨询、事中调整、事后完善的责任制度。在建构公共问题、动议公共政策的前后，要常设民意表达的平台，疏通参与渠道，健全信息公开和社会听证制度，将网络民意表达的互动和反馈制度化；在评估公共政策前后，还要建立投诉举报平台，总结经验教训，启动问责追究制，以形成回应网络民意的良性循环制度，保障公众的获得感稳定而持久。

参考文献：

[1]曹现强，李烁.获得感的时代内涵与国外经验借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

[2]张宇.从“存在感”到“获得感”：寻找政策意见聚合的理性逻辑[J].行政论坛，2019（2).[3]《学术前沿》编者：《获得感的理论意蕴》[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2).

回应性范文篇5

【关键词】领导者；危机管理；舆情回应

危机管理是领导者必须掌握的一门管理科学，它既包含应对现实突发事件且使损害降至最低的预判防范，也包括为改变危局并促动“转危为安”所采取的决策处置。全媒体时代的危机管理通常与突发的舆情回应相伴而来，减缓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促进危局向好发展，离不开领导者对危机管理中舆情的科学把控。作为单位组织中危机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能否在时间紧迫和不确定的条件下精准掌控舆情回应时机，是构成考验和评价领导者知识素养、决策水平、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并决定危机走向的关键要素。

一、领导者在危机管理各节点中回应舆情存在的问题

（一）在危机潜伏期的预判不足。危机常具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特点，一旦集中爆发，往往会对组织内外造成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加之留给领导者决策的时间与信息有限，如若伴有决策的失时失误，其带来的损害则更加不可估量。全媒体时代的危机管理与舆情回应，所面对的是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重大公共事件，往往呈现出关注度高、参与度高的“双高”态势，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从危机潜伏期就开始关注和预判可能出现的舆情苗头，为可能发生的决策做好准备。但现实中，领导者对危机潜伏期的风险管理与舆情预判往往重视不足，对舆情发生和演变的规律性特征认识不够深刻、研判不够精准，主动应对意识和事前防控理念明显滞后，表现为对立割裂地看待日常工作安排与舆情事前处置，在舆情风险评估的机制建设上存在短板，没有将舆情预判纳入日常工作之中进行事先部署，这就容易造成舆情苗头出现前缺乏有针对性的防控预案与信息收集，舆情苗头出现后则陷入疲于应付甚至手足无措。（二）在危机预警期的回应失语。领导者所关注的危机管理，不应仅是舆情爆发后的公关处理，而是要在危机预警期内即做好应对舆情扩散的风险识别与预警监测，根据危机状况在不同层级和不同节点的舆情表现进行有针对性的有效回应。这是因为现实中的舆情类型多样、叠加共振，其扩散态势往往比想象中来得更快速、更复杂，经过夹带情绪后的导向性观点，容易在利益相关者的集聚影响下产生更大范围的“同群效应”，带动整个舆情呈几何式增长和波浪式扩散。可以说，如若在危机预警期这一节点没有通过预警机制将舆情消除于萌芽状态，那么突发事件的舆论热潮便会迅速形成。但实践中，有的领导者无法做到对舆情话语权的精准掌控，存在“想回应但不知如何回应、何时回应、回应什么”等问题，缺乏掌控舆情话语与引导舆论走向的方法能力；有的领导者研判不清舆情回应时机，舆情尚未出现时匆忙下定论，搞得公众一头雾水，舆情已然出现时却不愿回应、不敢回应，怕因发声而惹上麻烦；有的领导者回应或明显滞后，或缺乏深度，或疏于关注回应效果和方式，以简单说辞应付了事。这些应对舆情扩散的回应失语，从根本上说，都是领导者缺乏责任担当意识和危机管控能力的外在表现，不仅错失危机预警期内舆情管控的最佳时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公众更强烈的不满情绪。（三）在危机处置期的沟通不畅。危机处置期的舆情应对对遏制舆情爆发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一节点所需要的是领导者迅速找到舆情发生源头，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并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为快速精准回应公众关切、及时疏导和化解公众负面情绪做好准备。但具体实务中，领导者恰恰容易因回应沟通的不力不畅，酿成舆情爆发后危机态势的进一步恶化，诸如沟通措辞不当、回应表态恶劣、回应舆情迟缓、信息“含金量”偏低、推卸推诿责任等问题，都极有可能在危机处置期内引发舆情的“次生灾害”。有的领导者欠缺应对全媒体时代舆情治理的能力和素养，只关注事件处置而忽视舆情及时回应，回避躲闪、一拖了之、自说自话，甚至抱有“鸵鸟政策”的应对心理，完全拒斥沟通回应，想当然地认为不管、不说、不闻，把事件本身处理好就能自然度过危机；有的领导者缺乏“第一时间”回应舆情的节点控制能力，虽然快速做出反应，但由于核心信息欠缺或者回应内容含糊草率而最终造成胡乱响应、不当回应，白白丧失了“第一时间”客观公正回应舆情、真诚精准沟通公众的最佳时机，以致引发更大规模的公众质疑和不断追问；还有的领导者面对舆情爆发下大规模负面情绪，仍以“官话套话”“雷言雷语”“冷言冷语”生硬沟通，只会造成失语妄语，引发舆论负能量反弹。可以说，危机处置期的舆情沟通回应不畅，不仅无助于解决危机，反而会让领导者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四）在危机修复期的引导乏力。危机修复期的舆情应对，目标是迅速平息危机造成的不良舆论影响、早日恢复正常秩序。在这一时期领导者应将舆情回应的重点放在争取公众支持、修复单位形象、重塑发展信心等方面，及时做好经验教训总结与信息反馈处置，跟进防控舆情反弹并消除公众后续忧虑情绪。但实践中，部分领导者缺乏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舆情引导能力，或是惧怕后危机时期的追责问责，在尚未明确责任事实的前提下，搞急于撇清关系的“责任认定”，或是为刻意维护责任单位所谓的“整体形象”，不假思索地随意进行“责任切割”，却将及时监测跟踪舆情、完善危机后续处置、引导正向舆论环境的“最后一公里”工作抛于脑后，很可能助长非理性情绪重燃，甚至拉长舆情影响的持续时间；有的领导者认为主要危机已经渡过，便放松了引导舆论减弱和消除危机负面影响的意识，不再“第一时间”回应舆情、倾听民意，对引发危机的诉求和实质性问题怠于彻底解决，“重道歉轻问责”“重表态轻行动”，敷衍回应后续舆情，甚至挑战公众常识和制度底线，缺少坦诚面对质疑、虚心接受批评并真纠错、真整改的勇气担当，殊不知这类行为不仅无助于扭转未来舆论走向，重塑后危机时期的单位形象，反而容易成为诱发“二次危机”的导火索。

二、领导者舆情回应的原则把握

（一）舆情回应的时机重在及时。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及时回应是占领全媒体时代舆论制高点的首要要求，舆情反应与回应要把握好“第一时间”。在危机出现的最初12到24小时里，负面舆情往往像病毒一样以裂变方式高速传播。面对舆情的汹涌发酵，仅凭受众自身的鉴别能力来甄别信息真假、澄清谣言猜测是远远不够的，领导者必须及时把控舆情回应时机，在舆论扩散发酵前的“黄金期”介入发声，对事件的起因、经过、性质等给出权威界定，做舆情事件的“第一定义者”，并以此引导设置议题，掌握舆情回应的主动权与先机，避免官方声音缺失导致的媒体不当解读和舆论失焦。同时，要注重舆情动态条件下的“及时”，有些舆情回应并不是固定一时或一蹴而就的，领导者第一时间回应不仅仅包括舆情爆发前后第一次介入的时间节点，也要求根据舆情演变情况，适时、连续事件的最新动态和处置进展，形成舆情闭环。（二）舆情回应的内容重在精准。危急管理中舆情回应内容是否真实精准，是与回应时机同等重要的关键要素。领导者对舆情回应内容的掌握和输出，是将信息观点传递给受众的一种双向互动过程，领导者在信息内容把控、受众接受程度、语言与传播媒介的使用上都要务求精准适时。首先，要在回应内容与回应时机的协同性上力求精准，这就要求领导者根据危机演变态势和现实舆情状况，科学作出信息取舍，尽可能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事实经过，在查清事件原因前谨慎定性，根据舆情在不同阶段所暴露的问题亮明态度，始终在应当发声的时机节点第一时间回应关切，做到既不失语，也不妄语。其次，要注重回应内容与回应技巧的精准适配，面对灾害、事故、抗议、质疑等不同危机类型与舆情特征，应当及时适时地调整回应的话语方式，使之与舆情特征和回应内容始终保持适配关系。比如，面对网络舆情中以“网言网语”表达的问题诉求时，领导者最好也能以一种“接地气”的表达方式精准回应舆情，即善于运用生动准确又易于接受的话语方式传递核心信息、阐明观点立场，这不仅有利于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获得广泛理解认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回应内容的说服力。再次，要注重精准界定和收集核心信息并做到及时，舆情扩散和爆发期的内容回应，要求聚焦公众最为关切的关键问题与核心信息，这样才能缓解舆情干扰下受众的“信息饥渴”，避免在黄金回应时间低效信息而导致的时机成本浪费。（三）舆情回应的方式重在依法。依法披露权威信息并回应舆情是危机管理与化解舆情风险的重要原则。“舆论没有法外之地”，现实中的网络舆情是把具有“非线性”、发散性特征的“双刃剑”，如若不将对其回应和治理的方式纳入法治化轨道，任由不良虚假信息大量卷入，则有可能形成破坏安定秩序的“观众暴力效应”。依靠法治化、制度化方式回应舆情、管控危机，既是危机管理过程中领导者高度法治思维的具体体现，也是完善危机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实现依法管控危机的必要方式。此外，危机管理条件下的舆情依法回应，还要求领导者通盘考虑突发事件的应急实际与制度规范适用之间的度的问题，根据舆情发展与事件特点辩证运用合法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等法的基本原则，哪些舆情信息必须全面回应、哪些可作部分回应、回应的程序要求、回应的尺度口径等，都应当在科学合法、权限清晰的预案制定和依法执行中得到明确。

三、领导者提升舆情回应能力的路径选择

回应性范文篇6

关键词：政府回应性；政府主导；政府责任

政府回应性作为公共管理和善治理论强调的重要理念日益受到关注。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地应对社会的需求。因此，有效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回应本质上强调政府与社会形成良好的互动，政府对社会的需求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和回复。政府回应社会从应然层面描述是一个美好的图景，政府实然层面很大程度上还是管制型的模式，互动互治的服务成分很少。因此，现阶段的政府回应总体上是单向性的、滞后性的、低水平的、高成本的。从根本上讲，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中体制因素非常关键，本文对体制因素成为政府回应不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一、政府实然层面的管制方式制约政府回应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范式从“管制”走向“服务”，但实然层面的政府很大程度还是管制型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之上，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中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建立在法理型权为基础上的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机构”。它的核心精神在于崇尚理性、规范和制度化，在现代行政中实质上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我国政府现代公共行政制度并没有完全建立，人治和非理性的行政仍未消除，缺少灵活性和互动性，造成机构膨胀和行政的低效等问题在我国表现得很明显。同时我国政府又有自身特殊的问题，比如：其一，党政体制上党权和政权应该更加明晰各自的权力边界和责任，逐步实现党政分开，这是政府要进一步改革，走向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绕不过去的问题。其二，市场经济不成熟，政府依法行政和民主行政还处在过渡阶段。其三，官本位的行政文化的影响，有些政府官员缺少对法律和契约的敬畏，缺少对法律有效的遵从和执行。

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对市民社会的需求表现出超强的自我中心主义，政府的管理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转而以政府公务员为主导，然后集中在以政府领导人为主导的权力运行。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社会结构注定政府无法较好地回应社会。现实的管制政府模式是政府增强回应性的关键制约，长远看管制型政府注定是个过渡的模式。随着公民社会的崛起、政治现代性进一步发展，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政府必须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转型，实现权力型社会向权利型社会的转换，政府回应社会才能双向互动，不断解决社会的利益诉求。但这个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复杂而艰难的过程。

二、权力主导型的决策抑制政府回应

政府行政决策体制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而事实上各政府部门运作机制是行政首长为主体的党组民主集中制。我国在不断深化首长负责制，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和集中决策的方式。但是在实然层面，首长权力决策依然占主导地位。政府部门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往往将个人价值观念、长官意志和行为方式融入决策过程之中，决策过程充其量只是在决策层内不同权力群体的政治互动。根据公共选择学派揭示的道理，政府也有某种自利的属性，政府部门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会超出自身的权限范围，制定出有违民意的公共政策。事实上，很多政府官员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和权力体系，权力主导的公共决策造成了官民分化，使公众被排除在决策主体之外。这种权力主导型的决策模式一旦被整个政府体系官员内化为一种习惯，就会形成政府与社会回应的封闭，使公民无法真正参与其中。而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是多元主体互治，比如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可以以听证会的形式让部分公民参与、以相关专家组成咨询团为政策把脉、以网络调查倾听基层民意，这样增加政策制定环节中的互动性，增强政策的合法性、民主性、科学性和有效的回应性。长远看，政府回应机制的建立，根本上要促进政府决策参与制度，使政府回应方式逐渐制度化。

三、政府缺少有效的行政问责和监督机制使回应难以形成

政策的执行力是政策的生命，提高政策执行力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中的监督和问责。政府手中的权力不能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权力和责任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权责对等、责任明确、责任到位应该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但在社会处于转型期、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中，各级政府和公务员的执行力程度上多多少少不适应现实，管理方式不能及时更新，比如有些人员仍热衷于权力崇拜、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寻租、行政不作为等，这些均说明政府的执行力不足，政府回应社会受阻，意味着政府的问责和监督机制亟需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问责其实是对责任的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制是针对政府而言的普遍的责任制度，是指“特定的责任主体对各级政府和公务员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履行情况实行的、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精神在于政府手中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政府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公民可以以法定程序对其行为进行监督、质询和要求答复。行政问责制具体实施需要多重努力，政府要积极探索可行的问责路径，在目前的“引咎辞职”制度和司法问责发挥作用的同时，不断地进行问责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同时要彰显责任追究机制的功能还必须充分发挥各类监督主体的作用。首先要加强体制内监督，就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在监督方面的政治领导，编制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和机制，使党内监督、司法监督、政府层级监督、审计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政治团体监督各尽其力，各兴其效；还要更加注重体制外监督，让媒体监督、网络监督、中介组织监督等社会监督主体参与进来，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氛围，这样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剑合并、双向监督、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形成监督的矩阵网络，那必然形成监督的巨大合力和综合效应，政府的问责机制就能有效落实。行政问责突出责任政府的理念，一旦形成文化常态，作为一种行政价值观内化为政府自觉意识，那政府的回应层次和水平可大大提高。

四、政府层级繁多削弱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能力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层级的设计。首先，政府层级过多易形成结构性信息断层，信息传递易失真和扭曲，社会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社会转型期，人们的利益分化日益明朗，产生了强势群体、中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国家在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易受强势群体的影响，强势利益群体掌握话语，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的利益表达渠道不足，信息输送政府的途径和能力就很有限。现在在信息输送的过程中又不得不考虑政府层级过多的影响，一般说来，政府层级越多，其信息传递和回应能力就越差。我国政府结构的构成，从政府架构来说一般就有五层，加上各级部门自身的多层级划分，总计多达十几层，甚至二十多层。可以想见，一个普通公民向政府表达其意向是何等的困难。而且政府与公民的信息沟通基本上是政府命令式的单线性的机制，不是适应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变化的特点建立的双向的、互动式的沟通机制。政府在下传信息或者公民上递信息过程中，政府通常会控制不利于自身的信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条政治潜规则就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公民的利益诉求在信息表达的时候会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百般阻扰，千方百计地屏蔽或者控制此种信息，另外缺乏信息的公众也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也不可能监督政府的决策行为。政府层级繁多轻者会制约公众信息的表达，制约了政府对公民要求的及时性反应和回复，重者使得政府可以强势地控制和限制民意反映，使政府回应低效、公民的利益诉求严重受阻。

政府自身的结构体系不完善是政府回应不足的根本性障碍。为了有效提高政府的回应能力，更好地与民众接触，激励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发展，减少中间层，强化省级政府和县级政府的决策与回应的职能分化，对我国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回应性政府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

五、政府回应载体建设尚不完善使回应难以提高

回应性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府回应；公民社会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大学科的社会理论，为社会行为、政府管理、制度研究以及社会民主等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社会资本增长在公共利益表达、公共利益分配、公民政治参与、群体间的有效沟通等公共性维度上体现诸多作用，影响着公民社会发展进程，对增强政府回应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回应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敏感的反应和回复的过程，它已越来越成为公众及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当前，政府本身正做出变革体制、加强监督、提高公务人员素质、推进民主进程等各种努力来提高政府回应。实践中我国政府已经在执行的有利于促进回应机制建设的举措，主要有承诺制、公示制、政务公开制、听证制度、国家相关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和行政质询制度等。这些实践对于促进“阳光行政”和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对于政府回应机制的建设起到良好的导向作用。但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看，形式有余，效用不足。这些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目的在于查缺补漏，平息社会矛盾，弥补权力作为的过失，自身具有不可避免的沟通单向性、回应被动性的缺陷。在实际的运作中，存在反应过程的迟钝和回复过程的隐形化、非制度化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也存在政府对不同社会群体回应不对称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促使我们要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政府回应不足问题，笔者试图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找到答案。

二、理解社会资本理论

什么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随笔”的短文，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我国学者杨雪冬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和行为范式。”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他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他将社会资本理论进一步运用到分析政府与民主绩效当中，为如何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找到了一条途径。按照普特南的定义，肯尼斯·纽顿认为社会资本至少可作三方面的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公民的支持与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去信任、去理解、去同情的主观的世界观所具有的特征；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第三，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和搞定事情的特性。

尽管目前学术界有关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尚未完全统一，但社会资本具有以信任、互惠、合作而使社会成员相互联系成网络这一核心特征是学者们都能接受的理论框架。在这一框架之下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资源，它作用于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可以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软环境，特别是在主体公共精神融合、凝聚和个体精神的体认与认同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

三、社会资本理论与政府回应的内在关联性

所谓增进政府回应，就是指政府在公共管理中，对公众的需求和所提出的问题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和回复。增进政府回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是政府管理民主、富有责任感和效率的体现，也是公众与政府相互信任、共同参与社会管理、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的体现。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不难发现，有效的政府回应隐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前提——“社会资本”的存在。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普遍具有团结、互助、信任的人文精神，具有高度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以及与这些精神和意识相伴而生的独立、自愿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发展的前提下，公民社会才能作为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的普遍主体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从而促进政府对公众的诉求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社会资本与政府回应的内在关联在于：

社会资本的信任和互惠要素有利于政治参与活动中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团体，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信任与合作。“社会资本使得公民有合作、信任、理解和彼此产生共鸣的倾向——互相以公民而不是陌生人、竞争者或潜在的敌人来对待。所以，社会资本非常重要，因为它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的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从公民与政府互信的层次看，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源作用于公民文化、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使公民对社会制度及当权者——政府产生信任，同时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的人文关怀在行政伦理方面得到体认。社会文化资本对促进政府回应、维持社会稳定在深层次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可以整合各种利益和要求，为伸张公平正义、政府善治创造基础。一方面，社会资本存在于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之间，促进公众彼此联系，发挥着桥梁纽带作用。社会资本的存在使信息等资源的互通有无成为可能，使普通民众能够在社会话语权方面改善劣势状况。同时，使彼此之间的整合与影响成为必然，它将各个社会成员联系起来，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社会分层所造成层级间的断裂，可以使公众的诉求更多以团体的形式反映出来，以获得政府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现代民主国家制度建立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还有赖于“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支撑。随着知识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问题的日趋复杂，社会管理的主体己不可能再简单地局限于政府，而是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一个广泛的参与群体。政府不再是社会的唯一管理者，它必须依靠市场机制、众多非政府组织、广大民众来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社会资本所蕴含的参与网络为政府善治提供了基础。

四、政府回应不足的成因分析——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结构、精神层面的价值选择、社会信任机制及社会群体行为方式纳入到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以及社会行为的分析框架之中，对社会行动系统中行动者的动因解释得更加全面深入，为我们透视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提供了崭新视角。当前政府回应不足固然有制度、体制上的原因，需要我们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加以完善，而我们更要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洞悉政府回应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具有为生产活动提供便利的积极功能，“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科尔曼还指出，“与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比，一个相互恪守承诺、彼此信任的群体更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进行。”如果没有社会资本，成员的目标很难实现或者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实现，社会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于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受市场经济的两面性、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弱小且彼此间链合脆弱、沟通不畅；社会信任下降、腐败现象、公德缺失、社会不公平、个人与社会关系疏离化等，可以概括说是社会资本中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阙如。现代公民意识是一个具有多维结构的有机统一体，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而公共精神的强弱体现着公民彼此心理认同、相互团结、信任合作、互惠互利的水平。

公民意识和公共精神阙如对政府有效回应产生了极大的制约。现实中国家机构行使着太多的权力，承担着太多的责任，形成所谓的“超载政府”。一方面，政府是有心无力承担更多的回应责任；另一方面，超载政府使权力本位意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公务员的权力本位思想导致行政伦理失范，漠视民众的利益，民本位的价值取向被忽视；相应地，民众个体则习惯于被规范、被束缚，造成对权威的盲目服从依附心理和对权力的屈从，进而抑制了对自身利益的保护和争取。因而，社会联系的纽带、交流的准则、行为的尺度、集体行动的取向等等，都会带有权力操控的味道，这时的社会资本为“权力本位”张目了，而一旦社会资本为“权力本位”张目，那么，社会成员的自由和权利就会受到吞噬，等级、封闭的“垂直”体系就会卷土重来，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就只能是一种空中楼阁。政府回应不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五、增强政府回应的对策

鉴于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诸多缺陷以及社会资本增量不足，一方面我们要对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进行改造，挖掘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要全方位培养公民意识、人文精神，倡导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加强政治社团和非政府组织建设以发展社团式社会资本，提升弱势群体及公民的社会融合度。通过社团组织与政府、社团成员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增强社会对政府的信任以及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从而形成政府与公民的良好互动，提升政府的回应能力。

1．强化政治社团在政府回应中的作用。塞谬尔·亨廷顿指出：政治社团凝聚公民的利益要求，把分散的、模糊的个人意志转化为明确的、一致的组织意志。同时，政治社团还把个体公民组织起来，将分散的政治资源统一为整体力量。政治社团处于公民和政府之间，通过同双方的经常联系和对话，能够有效地缩短决策者和公民之间的距离，沟通政府和社会成员。政治社团把分散、无序的群体力量组织起来，使之形成为既有分工合作又有统一领导指挥的完整、有序的整体合力。以组织化参与方式将民众集体利益传达给政府，影响政府决策，让民众更真实、更有效地参与和影响并监督政府活动，形成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氛围，使民众能切实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而政府可以利用政治社团的组织作用实现自己的意图。政府在重大决策中主动地与相关的、有影响的团体进行协商，通过政治社团这个渠道宣传、贯彻自己的政策，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足够力量为实现政治目标奠定组织基础。

在“统治——管制型”的行政运行模式中，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威的唯一拥有者，其对于社会、市场、公众的管理和规制活动体现出强自我中心主义，公众与社会的意见和需求只被理解为一系列公共政策实施和公共权力行为后的附带结果。政府回应机制属于被动的制度设计，在实际的运作中会因为集权、僵化、以层级节制为特点的低效官僚机构运作方式而出现针对问题没有反应和有应无答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以其自身的优势可以对公众诉求有效回应，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参与，可以承担大量的政府组织无力完成的社会服务性职能。

回应性范文篇8

关键词:司法裁判;法理;民意;行政意志;裁判规范

为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化解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化”、“司法和谐”等理念与司法政策得以提出与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法院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尽可能实现法律、政治、社会三者的和谐与统一。但是就目前实际发展现状来看，“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化”等政治性司法政策从某种角度来讲与司法裁判存在思维不一致性。使得法院依据法理回应民意的过程中出现民意在主观裁判中的过度干扰性。大大降低了司法裁判所具有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因此，认知司法裁判中法理与民意的关系，寻找关系平衡点，化解二者之前存在的矛盾至关重要。

一、司法裁判中法律与民意的现实考量

在提倡社会、国际、政府法治统一建设的背景下，司法裁判观念与方法得到转变，回应民意在司法裁判中越发凸显，形成司法裁判新流程。即，司法法官根据法理进行疏导、鉴别、说服说理以及民意吸纳，并基于回应民意探寻科学合理的司法裁判规范与标准。但是,结合司法裁判回应民意实际发展情况，可知司法裁判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基于政治性法治政策，以政治化方法为司法裁判犯法进纠纷的处理与解决，不以法理为依据进行“大调解”，从而导致司法裁判出现不公性。通常情况下，在依法进行纠纷解决与处理的过程中，“调解”与“裁判”属于不相同的两种方法，政治性司法政策和司法裁判存在思维差异性。但是，在实际司法裁判过程中，一些法院为彰显自身对民意的回应，将“调解”作为司法裁判的核心手段，以“调解率”为法官政治的考核评价指标，从而导致在司法裁判过程中一味的追求“调解率”，并不依据法理要求进行最终判决，对当事人给予了让步。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司法对民权的重视，蕴含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望，但是民意吸纳过度将降低司法的公信力、权威性以及法律的震慑性，注重当事人不良风气，出现司法裁判不公。第二，没有根据法理阐述判决结果形成的原因，导致事件当事人无法认同与接受司法裁判结果。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提升当事人对判决结果认同的基本要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目的（当事人合理需求的满足）与工具（知识裁判结果的法律论证）。但是，从目前中国司法裁判文书实践调查中发现，法官裁判文书中关于法律论证方面的说明并不明显，仅侧重于对最终结果的阐述，从而导致当事人无法对结果给予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严重影响司法裁判在公众心中的可信性与权威性。例如，张继成在《可能生活的证成与接受——司法判决可接受性的规范研究》中提到的某一行政案件司法裁判中，当事人在承担较轻的刑罚处罚时，对处罚结果并不满意，从而提出上诉。而上诉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要一个明确的道理，认为如果自身存在违法行为，希望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如实处罚；如果自身不存在违法行为，则不愿承担任何处罚；而这种不知其原因的“从轻处罚”并不是自身真正想要的。第三，司法裁判过程中没有结合法律探寻适用的裁判规范，从而致使司法裁判错误行为的产生。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司法机关过于迎合现实生活中公众形成的价值观念，并在此此基础上摈弃法理探寻适应回应民意的法律法规，从而导致法官在进行司法判断时，以迎合民意为主，进行不规范、不正确的司法判决。例如，在法律界备受争议的“四川沪州遗赠案”针对黄某所立遗嘱有效性的司法审判，法院为迎合民意，以遗嘱内容违背“社会良俗原则”、“破坏公共秩序”、“破坏社会公德”为法律依据，给予无效判定。并未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以下简称《继承法》)中的法律法规进行司法裁判。在社会公众价值观念中，法定妻子应享有继承权，而“小三”、“二奶”不应具备继承权。当法院为迎合社会公众价值观念，在关于继承权有效性司法审判过程中，摒弃了《继承法》相关法律，则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裁判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法理“规范导向的推理论证”方式相违背。其二，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判决时为回应民意，摆脱法理的专业性分析与判断，选择一般社会公众常识性判断，寻找适用回应民意的法律法规，形成司法裁判争议，引发司法裁判不公。例如，在“许霆案”中，关于一审与二审两种相差甚远的司法裁判结果备受争议。在一审中，以“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为依据，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其全部个人财产”处罚；在二审中，以“事实不清”为理由，以“盗窃罪”为依据，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罚金人民币两万元，并赔偿从银行ATM机中获取的现金”。基于“民意大潮”的影响下，二审的从轻处罚使人不得不思考：庭从银行ATM机中私自取走不属于自己的175000元人民币，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成犯罪，有属于什么罪？这无疑是专业性的法律问题，需从专业性法律角度出发进行司法裁判。而从“无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的转变，不可否认的是法院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受民意影响，没有依据法理进行适当法律的探寻。由此可知，司法裁判中法理与民意存在相互矛盾的关系，当在司法裁判中无法实现法理与民意的有效协调，对回应民意存在不正确的理解与认知时，会导致司法裁判出现本质上的问题，制约司法裁判在法律体系中实际意义与作用的发挥。

二、实现司法裁判过程中法理与民意良好互动的建议

沙龙•汉森（SharonHanson）基于实证研究与分析在《法律方法与法律推理》（LegalMethodReasoning）中指出：“司法行动的正确与否，从来不是依据它是否能够受到大众的欢迎或者是迎合大多数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进行判定的。”因此，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需根据法理给出合适、正确的理由。而司法裁判中的回应民意，则是根据法理进行民意的鉴别、疏导与说服、吸纳。因此本文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出发，实现司法裁判过程中法理与民意良好互动，维护民权的同时，保障司法裁判正确性、公正性。（一）进行正当民意的有效甄别。从文献资料分析与实证研究中可知，协调好法律与民意之间的关系，强化法律与民意之间的有效沟通是保证司法裁判在回应民意时，不形成干扰问题的重要基础。博登海默则在司法裁判法律与民意关系研究中指出：“社会取向如果要在裁判法律问题方面起到一种适当尺度的作用，就应当是一种强有力的和占支配地位”，在社会取向权衡过程中，需给予司法机关“某种自由”。对此，司法机关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应有效区分哪些是正当民意，哪些属于不正当民意。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法理探寻回应民意的法律规定。本文基于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经验总结认为：正当民意是具有一定价值标准，且不与法理相冲突，同时又不属于法律法规附属，对现有法律法规不合理、不完善具备改善作用的意见与建议。因此，在进行正当民意甄别时，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综合性分析：其一，民意是否占支配地位。即，民意作为民众诉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是确定且在社会取向中占据较高支配地位的意见；其二，民意是否属于社会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中的正确观念与意识。即，民意不能违背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不能够打破社会道德伦理，不能有悖于人类在社会发展中，体现的科学规律；其三，民意在司法机关中的权衡性。即，司法机构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应在保证法律法规权威性、严谨性、客观性的基础上，对民意中存在的道德因素进行权衡，包括原则、规则与后果的实质权衡。（二）科学借助修辞方法改善基于法律下司法回应民意存在的问题。在司法裁判中，裁判是否成功取决于论证的逻辑、内心情感的诉求以及理智、意志的诉诸。而通过借助右下的修辞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法理和常理的平衡性，将法理中存在的主观性转化为客观性，存在的争议性转化为确定性，实现法律与民意的共识，从而提升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结果的认同度。例如，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利用“理性论辩规则”进行有价值民意的吸纳，促进法理与民意的有效沟通，保证司法裁判回应民意的具体体现。实践分析显示，修辞方法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强化语言表达效果，它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理性论辩可促使不同主张主体意见的统一。从司法裁判的形成意义可知，凡是经由司法裁判进行个案判处或调解案件，往往存在绝大的利益冲突，而且这种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通过简单的调解使当事人达成共识。例如，关于城镇国有土地房屋拆迁等行政案件，司法机关在进行案件司法裁判时，要求尽可能化解案件中催债的社会矛盾，在保证法律公正公平的基础上，提升社会效益。而王琳在《夯实基层法院的“意见”仍然虚虚实实》中指出：现阶段我国地方司法机关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地方党政领导的管控，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地方其他因素的干扰较大。在此背景下，法院在进行案件裁判时面临着地方政府利益与社会公民个人利益选择的难题。对此，运用理性辩论规则针对实际问题进行理性论辩，实现正确民意的吸纳。及时没有将民意渗透到司法裁判过程中，基于理性辩论下的司法裁判同样在保证裁判理性的同时，渗透着感性，使当事人双方能够在情感上与司法裁判达成共识。而关于理性辩论修辞方法的应用，可借鉴相关学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经验进行总结与科学选择。例如，佩雷尔曼（Perelman）提出的：“理性的作用不仅仅是要发现在狭隘逻辑意义上的事实和错误，而且还是要证明和论辩”；阿列克西（RobertAlexy）提出的：理性论辩规则是超越一般逻辑规则诉诸下的说话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语用学规则”，因此基于理性论辩规则进行修辞其多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正确性。而这种100%确定性的结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结论”。

三、结论

回应性范文篇9

时间：10月8日下午3：30。

地点：体育局会议室

二.活动主要内容

1.通报整改落实情况。通报我局整改落实情况。通报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按照“四个回应”(即:回应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回应对照检查材料查摆的突出问题，回应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专题组织生活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回应督导组点明的问题)，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的情况；二是开展专项整治进展情况；三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情况；四是上级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2.回应群众诉求关切。开展互动交流，现场答复群众的诉求关切，接受群众的质询和监督。由参加了活动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对已经解决到位的，向群众反映相关措施和结果，对群众不明确、不理解的政策性问题，现场予以答复，对群众提出的具体诉求，作出办理承诺，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并纳入整改台账进行交督办，对因条件所限和政策不允许的问题，作出解释说明。

回应性范文篇10

时间：10月16日上午9：00

地点：县城投公司会议室

二、活动主要内容

1、通报整改落实情况。通报县城投公司整改落实情况。通报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按照“四个回应”(即:回应征求到的群众意见，回应对照检查材料查摆的突出问题，回应专题民主生活会和专题组织生活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回应上级党组织、巡视组、督导组点明的问题)，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的情况；二是开展专项整治进展情况；三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情况；四是上级党组织和督导组点名的问题、上级巡视组反馈问题的整改情况。

2、回应群众诉求关切。开展互动交流，现场答复群众和服务对象的诉求关切，接受群众和服务对象的质询和监督。由参加活动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应。对已经解决到位的，向群众反映相关措施和结果，对群众不明确、不理解的政策性问题，现场予以答复，对群众提出的具体诉求，作出办理承诺，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并纳入整改台账进行交督办，对因条件所限和政策不允许的问题，作出解释说明。

3、听取整改意见建议。营造良好氛围，鼓励群众和服务对象积极提意见建议，指出问题和不足。对群众和服务对象提出的意见建议，能当场答复的要当场答复，一时不能答复的，于活动结束7个工作日以适当方式向群众和服务对象反馈。

4、开展群众满意度测评。与群众“整改面对面”活动结束前，邀请与会的群众代表和服务对象就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情况进行民主测评。民主测评按“满意、一般、不满意”三个格次进行，测评由县委督导组组织实施并进行汇总。

三、主要议程

主持：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同志主持

1、公司总经理同志通报公司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情况。

2、与群众互动交流，回应群众诉求关切，听取群众整改意见建议。

3、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同志讲话

4、县委第25督导组组长李清森同志就“整改面对面”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工作进行布置。（由县委第25督导组组织实施）。

四、参加人员

1、县委第25督导组全体同志（3人）。

2、公司班子成员（5人）

3、公司各部门负责人、公司“活动办”成员、“四风监督员”、群众代表（20人）。

3、工作对象、服务对象代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测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银行、购房户代表（15人）。

五、有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