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界范文10篇

划界范文篇1

东海东西宽150—360海里，南北长约630海里，是中、韩、日三国领土环绕的一个半闭海。海底地貌主要包括大陆架、大陆坡、冲绳海槽和琉球西侧岛坡等4个部分。东海大陆架和中国大陆地势一样，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但从陆架外缘的转折处坡度急剧增大，进入到冲绳海槽西侧大陆坡，①冲绳海槽以东为琉球西侧岛坡。东海油气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东海大陆架坳陷带、钓鱼岛陆架边缘隆褶带以及冲绳海槽坳陷带。②

中国在东海面临同韩国和日本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边界的问题，而日韩之间也需要划界。此外，在东海北部还存在确定三方划界交叉点的问题。中韩和中日划界大致以北纬30°线为界。中日划界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海岸与日本琉球群岛相向海岸之间进行。两国自1995年开始进行海洋法磋商，但迄今为止在划界问题上分歧依旧。

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核心是冲绳海槽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反映了双方在划界原则上的严重分歧。中国主张“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公平合理原则”，而“等距离线只是划分海洋界限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则”。③1996年中国在批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1982年公约）时声明：“将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通过协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各自海洋管辖权界限”。④而1998年颁布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法》同样规定“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⑤就东海大陆架划界而言，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而非日本岛屿的自然延伸，因为冲绳海槽构成了两国大陆架之间的天然界线。而公平的划界结果就是要实现自然延伸原则。因此，应当以冲绳海槽，而不是中间线作为两国的大陆架边界。相反，日本是一个传统主张按照中间线划界的国家，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属于“中间线”集团，其1996年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如果日本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从日本基线量起的中间线，则中间线（或日本同外国议定的其他线）将代替外部界限的那一部分”。⑥就冲绳海槽而言，日本认为它只是两国自然延伸之间的一个偶然凹陷，不足以中断两国大陆架的连续性，因此主张以中间线为界。不仅如此，日本在1974年1月30日同韩国签订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中单方面将其划定的中日假想中间线作为开发区朝向中国一侧的界限。⑦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东海究竟应当如何划界呢？

二有关海洋划界的国际法规则

（一）海洋划界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公平解决

中日两国都于1996年先后批准了1982年公约，⑧因此有关海洋划界问题应适用该公约的有关规定。然而，由于海洋划界问题是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核心问题”，为避免会议破裂，公约的有关划界条款“有意识地尽量避免含有实质性内容”。⑨结果，1982年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第74条和关于大陆架划界的第83条第1款都只规定，海洋划界应在“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国际法院1985年在“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中评论说：“《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必须达到的目标，但未设计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遵循的方法”。⑩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海洋划界必须以获得公平结果为其最终目的，而且公平的划界结果“必须是有关国家间协议的产物”。(11)因此，“不顾其他国家的立场，企图用单方面行动确定国际海洋边界的行为是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12)同时当然也是违反公约上述要求的。

（二）公平原则／有关情况规则是海洋划界的习惯法

公平原则／有关情况规则主要是由国际法院在仲裁机构的帮助下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13)它要求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以期达到公平结果”。(14)该规则包含三个基本规范：一是和1982年公约一样强调结果公平；二是要求适用公平原则；三是应考虑一切与划界有关的情况。就第二项基本规范而言，国际法院在其审理的第一起海洋划界案件——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就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公平原则，即“协议不成时则应按照平分重叠区域的办法解决”。(15)国际法院分庭1984年在“缅因湾案”中重申了这一原则，认为其“本质上是公平的”，(16)强调划界的“基本标准”是“在考虑案件特殊情况的同时，对当事国向海延伸的重叠区域，原则上要加以均分。”(17)这里的“重叠区域”指的是“权利重叠区域”，即有关各国依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基础所能主张的最大海域界限之间的重叠部分。对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其“权利重叠区域”一般为有关国家从各自海岸量起200海里界限之间的重叠海域。(18)但大陆架划界中的“权利重叠区域”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大陆架是沿海国“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19)因此领土自然延伸原则是沿海国对大陆架最早的权利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出现的影响，如今沿海国可以对从其海岸量起直到200海里的大陆架提出权利主张，而不论自然延伸是否存在，这就是所谓的“距离标准”。(20)这一发展将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基础从之前唯一的自然延伸原则变为如今的自然延伸加距离标准。就划界而言，距离标准的出现使得那些以前由于存在自然延伸的中断而不需要划界的大陆架区域如今也出现权利的重叠了，即由距离标准和自然延伸原则所引发的权利重叠。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划界同那些完全由距离标准所引发的权利重叠或共处单一大陆架的划界是不同的，因为它需要均分的“权利重叠区域”是一国自然延伸界限和另一国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而不是从有关国家各自海岸量起的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或是两国海岸之间的区域。在划分此种大陆架边界时，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自然延伸的中断以及自然延伸的界限，就必须要考虑地质和地貌因素这些“同大陆架法律制度有关”的情况。(21)

（三）等距离不是划界原则，而只是一种划界方法

等距离是一种便利的制图方法，适用等距离方法所画出的线就是“等距离线”，它在海岸相向的情况下一般被称作“中间线”。最早将等距离方法正式引入海洋划界的是1958年《大陆架公约》。其第6条规定，如果有关国家不能就大陆架划界达成协议，“除因特殊情况应另定界线外”，海岸相向国家应“以每一点均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间线为界线”（即海岸中间线），而相邻国家间的界线则应“适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等距离原则决定之”。很清楚，该条的意图绝非要规定一个独立的“等距离原则”，而是要规定一个受“特殊情况规则”限制的等距离规则，“即结合起来的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22)“由于特殊地理结构，适用等距离规则往往产生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划界结果”，而“‘特殊情况’这个条件的作用是保证公平的划界”。(23)因此，只有当不存在“应另定界线”的特殊情况时，该规则才要求使用等距离方法划界。而且，“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是一个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的条约法规则，由于中日两国均未参加1958年《大陆架公约》，因此两国间划界并没有义务适用这一规则。

就海洋划界习惯法而言，国际法院和仲裁机构反复强调“没有单一的、强制性的划界方法”，(24)等距离既非一种强制方法，也不比其他划界方法优先，而是否使用该方法取决于它“是否适于实现公平划界的目的。”(25)国际裁判机构之所以对等距离方法采取如此态度，原因很简单，因为等距离不是基于自然延伸思想的“大陆架基本学说的天然伴随物”。(26)等距离的思想基础是邻近，而自然延伸“并不含有禁止任何国家在距离他国海岸更为接近的区域行使大陆架权利的规则”。(27)“如果一定的海底区域不构成一个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或说最自然——的延伸，那么，即使该区域距离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更近，也不能被认为属于该国”。(28)因此，当发生重叠的大陆架权利分别基于自然延伸原则和距离标准时，适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等距离方法划分大陆架边界就将产生不公平结果，因为它只均分了有关国家海岸间的距离，而未能均分两国的“权利重叠区域”，从而把属于一国的大陆架区域划给了另一国。就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虽然等距离是较经常使用的划界方法，但僵硬的适用同样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29)因此仍需要时时根据各种有关情况进行调整。迄今为止，在国际法院审理过的7起海洋划界案中，只有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30)1例采用了严格的等距离边界。而各国划界实践中也很少采用等距离界线而不加调整。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洋划界习惯法中同样不存在所谓的“等距离原则”。三冲绳海槽中断了中日领土间的自然延伸

冲绳海槽是自日本九州西经琉球群岛至我国台湾东北的弧形海槽，形同舟状。海槽南北长648海里，宽19—80海里，槽底平均宽56海里，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海槽北浅南深，北部最深894米、中部1188米，而南部深达2700米。(31)海槽内水深1000米的海床超过总面积的一半，水深逾2000米的海床也占1／5左右。冲绳海槽隔着琉球海脊与琉球海沟平行，海脊的顶端冒出海平面形成琉球群岛。(32)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取决于能否证明这一特征构成了中日两国领土自然延伸的中断。因为“为划界的目的，只有存在着大陆架的分离，对于自然延伸规则的引用才能是有效的”；而“如果大陆架被认为是连续的，那么根据现今国际法，人们便再不能有效地引用任何特征来支持其关于自然延伸原则并旨在为一个确定自然分界的划界提供依据的主张”。(33)

那么，如何判断自然延伸的中断与否呢？虽然1982年公约没有对“自然延伸”这一概念下过定义，但司法和仲裁判例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某些指引。特别是1969年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为了阐明自然延伸的概念，考察了挪威海槽。该海槽位于挪威南部和西南部海岸边缘，从斯卡格拉克海峡尽头起到北纬62°止，深235—650米，长约430海里，宽度从南部的30海里到北部的70海里。国际法院指出，被该海槽“同挪威海岸分隔开来的北海大陆架区域在任何自然意义上都不能被说成是邻接该国海岸，或是其自然延伸”。(34)考虑到国际法院当时是以相当肯定的语气做出这一判断的，据此推论，那些比挪威海槽更明显的地貌特征无疑应被视为中断了有关国家间的自然延伸。而且，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判断某个地貌特征的性质也是国际法律程序中经常运用的方法。例如，1977年仲裁法庭在“英法大陆架案”认为：“同北海的挪威海槽相比，只能将它们（赫德海渊——赫德海渊断层区）看成是陆架地质结构上的小断层”，因此不能影响划界地区“大陆架的基本完整性”。(35)而1982年国际法院在“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中否定突尼斯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海沟构成两国间“一条真正、自然的海底边界”这一主张的理由是：“像赫德海渊这一实质特征在1977年法国—英国大陆架划界仲裁案中都没有赋予如此重要性”(36)而缅因湾案的分庭为了支持其有关东北水道这一最受重视的地貌特征“不具备标志着两个不同地貌单元之间的分界线的真正海槽的特点”的结论，也指出：“存在明显得多的特征的情况，如英法大陆架仲裁案中的赫德海渊和赫德海渊断层区，它们的存在没有妨碍仲裁法庭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断层没有中断该陆架的地质连续性。”(37)因此可以说，只要冲绳海槽比挪威海槽的特征更加显著的话，就有理由得出冲绳海槽中断了中日两国在东海的自然延伸这一结论。

表一冲绳海槽与挪威海槽地貌特征之比较序号名称长（海里）宽（海里）深度（米）周围水深（米）

1挪威海槽43030—70235—650小于200

2冲绳海槽64819—80894—270090（平均）

上表清楚地显示出，冲绳海槽的地貌特征比挪威海槽显著得多。不仅如此，两者地质构造的情况也迥然不同。包括挪威海槽在内的整个北海下面都是陆壳，而冲绳海槽底部的地壳厚度为18.5—22公里，(38)属于陆壳向洋壳过渡的构造带，并且陆壳特点少而洋壳特点多。(39)其西侧属于陆壳，厚度达30公里以上；而其东侧琉球岛弧的地壳则薄得多。这样看来，如果说挪威海槽中断了挪威海岸向北海的自然延伸的话，那么地质、地貌特征比它显著得多的冲绳海槽无疑中断了日本琉球群岛向东海的自然延伸。因此，直到冲绳海槽的东海大陆架完全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延伸。

四东海划界不应以海岸中间线为界

中日两国处于两个分离的大陆架，而非“共大陆架”的事实对两国间的大陆架划界具有决定性影响。冲绳海槽的存在使得“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等距离方法不适宜中日大陆架划界，(40)因为这样的等距离线只平分了两国海岸间的距离，而没有平分两国的“权利重叠区域”，即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事实上，海岸中间线将位于“权利重叠区域”中间线的中国一侧，同时也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国根据1982年公约所享有的主张直到冲绳海槽的构成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全部大陆架的权利。因此，以海岸中间线为界将完全违背公平划界的要求。相反，如果适用国际法院所强调的“平分重叠区域”这一公平原则，那么东海的大陆架边界应当是一条位于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线之间的等距离线。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先例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划界。

印尼／澳大利亚在阿拉费拉海和帝汶海的划界与中日东海划界十分相似，两者都是相向国家间的划界，都存在着显著的地貌特征，而且冲绳海槽与帝汶海槽的基本情况也大致相当（参见上表），然而后者在印尼／澳大利亚间的一系列划界中都被赋予了重要作用。帝汶海槽距帝汶岛以南25—50海里，其轴线大致与帝汶岛的南部海岸平行，宽达70海里，最深2380米。澳大利亚认为该海槽切断了澳大利亚与帝汶岛之间的大陆架，因此主张以海槽轴线作为两国大陆架界线。而印度尼西亚则认为两国间是一个单一的大陆架，帝汶海槽只不过是这个单一大陆架上偶然出现的海底洼地，因此主张使用中间线。(41)经过谈判，两国1972年将大陆架界线定在帝汶海槽轴线和中间线之间，并且更靠近帝汶海槽轴线，从而将争议地区的80％划给了澳大利亚。(42)1989年两国在“帝汶缺口”(43)设立共同开发区时又将帝汶海槽轴线作为开发区的北部界限。(44)而1997年两国将海床边界向西延伸时再次赋予了地貌因素以重要作用。(45)从点A49开始，海床界线与基于中间线划定的专属经济区界线分离，位于后者以北，更靠近印尼海岸。而从点A51到点A79的海床边界则是一条位于澳大利亚大陆边外部界限和印度尼西亚200海里界限线之间的等距离线。这样，大约1800平方海里的海床和底土距离澳大利亚的最近领土超过200海里，而距离印度尼西亚却不足200海里。(46)中日大陆架划界可以参考的另一个重要先例是1974年日本和韩国建立共同开发区的实践。与中日东海划界面临的困难相似，韩国在东海同样主张适用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与日本的大陆架边界，而日本则同样坚持按照中间线划界。由于分歧严重，两国1974年只就划分北部大陆架边界达成协议，(47)而在涉及冲绳海槽的南部大陆架建立了一个面积约24092平方海里的菱形共同开发区。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区的大部分位于日韩假想中间线的日本一侧。(48)这一先例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日本同样认为在东海大陆架划界时应当考虑冲绳海槽的存在。

除大陆架划界外，中日两国在东海还需划分专属经济区边界。然而，由于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基础只有距离一个标准，因此专属经济区划界中并不需要考虑地质、地貌因素。1992年“加拿大／法国案”的仲裁法庭指出：“当案件的目的是对大陆架及其上覆水域进行单一的、全方位划界时，海床的自然结构就不再重要了”。(49)因此，要使冲绳海槽在划界中发挥作用，就需要像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划界那样分别为海床和上覆水域划界。这当然极有可能导致两条不同的界线，因此两国还需要就有关重叠部分的管辖权分配问题做出安排。(50)

就中日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虽然同大陆架划界相比，海岸中间线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画中间线所需的基点必须由双方协商确定，而绝不能由一国单方确定后强加于另一国。协议划界是位于包括“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在内的“所有其他”划界规则之上的“首要规则”。(51)其次，鉴于双方有关海岸线长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专属经济区界线也不应是一条严格的中间线。在划界海区，中国一侧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岸线长度为748公里，而日本琉球群岛面向东海一侧的海岸线长度仅为415公里，(52)比例为1.8∶1（中∶日）。从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的划界实践来看，如此悬殊的海岸线长度差别足以构成修改中间线的充分理由，从而将更大的海域划归中国。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一直强调公平的划界应当在归属于有关国家的海域面积和各自海岸线长度之间产生一个“合理的比例”。(53)而在1984年“缅因湾案”中，美加两国的海岸线长度之比虽然仅为1.38∶1，但国际法院分庭仍然认为这一差别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为修改等距离线……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因此将中间线做了有利于美国的调整。(54)

五结论

海洋划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一国企图单方面确定国际海洋边界并将之强加于对方的行为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就中日东海划界而言，由于冲绳海槽中断了两国领土在东海的自然延伸，因此公平的大陆架划界结果应当是一条位于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线之间的等距离线，而不是日本所主张的两国海岸间的中间线。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可以海岸中间线为基础，但有关基点必须由双方协商确定。同时，鉴于两国有关海岸线长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应当将中间线做有利于中国的调整。基于上述分析，日本在东海单方面划定的中间线是毫无国际法根据的，而其基于这条非法界线提出的对东海海底资源的主张，以及对我国开发“春晓”油气田的指责，当然也就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了。(55)

注释：

①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②杨金森、高之国编：《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页。

③“沈韦良副团长在第七协商组会议上的发言（1978.4.25）”，载《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78.1—6）》，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127页。

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5号，第2页。

⑤第2条。该法自1998年6月26日起施行。

⑥第1条，第2条。该法自1996年7月20日生效。

⑦中国对此多次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该协议侵害了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权利，因此“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两国不顾中国抗议于1978年6月22日交换批准书使之生效。

⑧中国1996年5月15日，日本1996年6月20日批准1982年公约。

⑨PermanentCourtofArbitration:Eritrea-YemenArbitration,Awardof17Dec.1999(SecondStage:MaritimeDelimitation),reprintedinXLILM983(2002),para.116.

⑩ContinentalShelf(LibyanArabJamahiriya/Malta),JudgmentofJune3,1985,reprintedin24ILM1189(1985)〔下称Libya/Malta〕,para.28.

(11)NorthSeaContinentalShelf(FRG/Den.;FRG/Neth.),JudgmentofFeb.20,1969,reprintedin8ILM340(1969)〔下称NorthSea〕,para.85.

(12)ContinentalShelf(Tunisia/LibyanArabJamahiriya),JudgmentofFeb.24,1982,reprintedin21ILM225(1982)〔下称Tunisia/Libya〕,para.87.

(13)国际法院的判例包括：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1982年突尼斯／利比亚案、1984年缅因湾案、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1993年扬马延案、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案、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仲裁法庭的判例包括：1977年英法大陆架案、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1992年加拿大／法国仲裁案和1999年厄立特里亚／也门仲裁案。

(14)Libya/Malta,para.79(A).

(15)NorthSea,para.99.国际法院在第101段中再次提到平分的方法。

(16)DelimitationoftheMaritimeBoundaryintheGulfofMaineArea(Can.v.U.S.),JudgmentofOct.12,1984,reprintedinILM1197(1984)〔下称GulfofMaine〕,para.197.

(17)GulfofMaine,paras.195—196.分庭在第115、195、209、217和228段重复提及该标准。

(18)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57条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二百海里”。

(19)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76条（1）。

(20)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76条（1）同时规定：“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

(21)Libya/Malta,para.48.

(22)CaseconcerningtheDelimitationoftheContinentalShelfbetween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andtheFrenchRepublic,Decisionof30June1977,reprintedin18ILM397(1979)〔下称Anglo-French〕,para.68.

(23)Anglo-French,para.70.

(24)Tunisia/Libya,para.111.

(25)Anglo-French,para.97.

(26)NorthSea,paras.43,46.

(27)NorthSea,paras.39—42.

(28)NorthSea,para.43.

(29)IanBrownlie,TheRuleofLawinInternationalAffairs:InternationalLawattheFiftiethAnniversaryoftheUnitedNations,MartinusNijhoffPub.1998,p.166.

(30)CaseConcerningtheLandandMaritimeBoundarybetweenCameroonandNigeriaCameroonv.Nigeria:EquatorialGuineaIntervening,Judgmentof10October2002,inwww.icj-/icjwww/idocket/icn/icnjudgment/icn_ijudgment_20021010.PDF.

(31)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80页。

(32)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中正书局1986年版，第16～17页。

(33)Guinea/Guinea-BissauMaritimeDelimitationCase,Decisionof14Feb.1985,reprintedin77InternationalLawReports636(1988),paras.116—117.

(34)NorthSea,para.45.

(35)Anglo-French,para.107.赫德海渊长80海里，宽1—3海里，深121—240米，其周围水深80—90米。

(36)Tunisia/Libya,para.66.

(37)GulfofMaine,para.46.

(38)魏敏主编：《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39)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80页。

(40)若以海岸中间线为界，中国将只能获得140—180海里宽的大陆架，而日本将获得冲绳海槽以西最具石油储藏前景的大部分海域。魏敏主编：《海洋法》，第183页。

(41)J.R.V.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王铁崖、邵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4—166页。

(42)1972年10月9日《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关于补充1971年5月18日协定确定帝汶海和阿拉弗拉海某些海床边界的协定》，1973年11月8日生效。JonathanI.Charney&LewisM.Alexander(eds),InternationalMaritimeBoundaries,MartinusNijihoffPub.1993,Vol.11,pp.1211—1218.

(43)1972年双方进行划界谈判时，东帝汶还处于葡萄牙控制下，因此该部分岛屿南侧的水域没有划界，形成一个空档，称为“帝汶缺口”。1976年印尼将东帝汶划入印尼版图。

(44)JonathanI.Charney&LewisM.Alexander(eds),InternationalMaritimneBoundaries,Vol.Ⅱ,p.1251.

(45)1997年3月14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专属经济区边界和某些海床边界的条约》。

(46)JonathanI.Charney&RobertW.Smith(eds),InternationalMaritimeBoundaries,MartinusNijihoffPub.2002,Vol.IV,pp.2707—2709.

(47)1974年1月30日《日本和韩国关于确定邻接两国的大陆架北部边界的协定》，1978年6月22日生效。

(48)S.P.Jagota,MaritimeBoundary,MartinusNijihoffPub.1985,p.87.

(49)DelimitationoftheMaritimeAreasbetweenCanadaandFrance,AwardofJune10,1992,reprintedinILM1149(1992),para.47.

(50)经过数次划界，目前澳大利亚在4个区域内的海床和底土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管辖海域之下，总面积大约261600平方海里。两国约定，在重叠区域印度尼西亚对水体享有1982年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澳大利亚则对海床享有1982年公约规定的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见1997年《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条约》第6、7条。

(51)GulfofMaine,paras.22,154.

(52)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78页。

(53)NorthSea,para.98.

划界范文篇2

北部湾为中国越南环绕，长期以来（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旦台风来临，许多越南渔民的渔船就会到中方位于海南和广西港口避风，当然中方的渔船也会到越南港口避风，这说明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的渔民都是在在北部湾共同劳动，活动的范围涵盖整个海湾，并没有明确的经济界限，双方那时之所以不发生渔业纠纷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恐怕还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当时都非常落后，渔船很小，捕鱼量很少，渔业资源丰富的北部湾对捕捞量很小的两国来说是双方取之不竭的宝库，双方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70年代后期以后，一方面中越关系恶化，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西、广东的渔民最先改革，拥有的捕捞装备的规模和捕捞量有了跳跃的增长，在加之由于经济利益驱动，中方普遍采用掠夺性的捕捞方法，在捕鱼规模上越南开始明显处于下风，中方的捕鱼区域也越来越靠近越南的海岸，于是越南开始采用控制措施，有时甚至开枪射击，武装没收中国渔船。渔业冲突和政治冲突军事冲突纠结在一起，成为中越关系难解的死结。

90年代以后，中越关系好转，越南也效法中国进行了改革，越方渔民的捕捞能力也有很大的发展，为了经济利益，双方渔民在北部湾不断发生纠纷，越南的政府人员也参与纠纷，屡次以在越南水域非法捕鱼为由出现没收中国渔船，（但如果你留意一下，这些事件的发生地点往往在108度03分以西）。由于双方没有明确划界，渔民又为经济利益驱动，掠夺式捕捞是家常便饭，北部湾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长期下去对双方都不利，一方面早日划定专属经济区成为双方健康发展的必要，另一方面中越政治合作也使划界成为可能。

通常的说法是，越南对北部湾的经济取划分要求是按照1887年清政府和法国条约所划定的分界线，以中国的万注为基点，沿东经108度03分18秒线向南分割北部湾，按照这种分割方法，在北纬20度以北划分对中方有利，北纬20度以南对中国不利。双方分割的比例是2：3。中国明显吃亏。

而中方主张是按北部湾的中心划界，在北纬20度以北中方应让一篇海域地图上A域给越南，在北纬30度以南越方让一片海域（地图上B区域）给中国，双方按各1／2的比例分割北部湾。

双方划界谈判最后的结果是基本上按照中方的主张划分了北部湾，但对于渔业捕捞，双方另有一个特殊的规定，那就是在北纬20度以南设立一个共同的渔业区（有效期12年），由双方政府部门确定每年的捕捞量，在发给双方确定的两国渔船捕捞，由两国渔政部门共同执法，以利于海洋鱼类资源的保护。

对于应对共同渔区以北（自北纬20度北），双方同意对现有渔业活动做出过渡性安排。从渔业协定生效之日（2000年12月25日）起逐年削减在对方区域内的渔业活动，四年内全部退出对方水域。

从总体上看，对外来看，越南放弃了按东经108度03分18秒线划分的方案，双方北纬20度南北区域部分海域调整后，双方划分北部湾的解决方案是合理的。对内来看，中方沿海各省有得有失，广西、广东渔民失去的多，海南渔民得到的多。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维护和发展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睦邻友好关系，养护和持续利用北部湾协定水域的海洋生物资源，加强两国在北部湾的渔业合作，根据国际法，特别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二00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以下简称"北部湾划界协定"），经友好协商，在相互尊重各自在北部湾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总则

第一条

本协定适用于北部湾两国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两国领海相邻水域的一部分（以下简称"协定水域"）。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基础上，在协定水域进行渔业合作。这种渔业合作不影响两国各自的领海主权和两国各自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其他权益。

第二部分共同渔区

第三条

一、缔约双方同意在北部湾封口线以北、北纬20度以南、距北部湾划界协定所确定的分界线（以下简称"分界线"）各自30.5海里的两国各自专属经济区设立共同渔区。

二、共同渔区的具体范围为下列各点顺次用直线连接而围成的水域：

1、北纬17度23分38秒，东经107度34分43秒之点

2、北纬18度09分20秒，东经108度20分18秒之点

3、北纬18度44分25秒，东经107度41分51秒之点

4、北纬19度08分09秒，东经107度41分51秒之点

5、北纬19度43分00秒，东经108度20分30秒之点

6、北纬20度00分00秒，东经108度42分32秒之点

7、北纬20度00分00秒，东经107度57分42秒之点

8、北纬19度52分34秒，东经107度57分42秒之点

9、北纬19度52分34秒，东经107度29分00秒之点

10、北纬20度00分00秒，东经107度29分00秒之点

11、北纬20度00分00秒，东经107度07分41秒之点

12、北纬19度33分07秒，东经106度37分17秒之点

13、北纬18度40分00秒，东经106度37分17秒之点

14、北纬18度18分58秒，东经106度53分08秒之点

15、北纬18度00分00秒，东经107度01分55秒之点

16、北纬17度23分38秒，东经107度34分43秒之点

第四条

缔约双方本着互利的精神，在共同渔区内进行长期渔业合作。

第五条

缔约双方根据共同渔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生物资源特点、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和环境保护以及对缔约各方渔业活动的影响，共同制订共同渔区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措施。

第六条

缔约双方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在定期联合渔业资源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所确定的可捕量和对缔约各方渔业活动的影响,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根据本协定第十三条设立的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每年确定缔约各方在共同渔区内的作业渔船数量。

第七条

一、缔约各方对在共同渔区从事渔业活动的己方渔船实行捕捞许可制度。捕捞许可证须按照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确定的当年作业渔船数量发放，并将获得许可证的渔船船名号通报缔约另一方。缔约双方有义务对进入共同渔区从事渔业活动的渔民进行教育和培训。

二、凡进入共同渔区从事渔业活动的渔船均须向本国政府授权机关提出申请，并在领取捕捞许可证后，方可进入共同渔区从事渔业活动。缔约双方进入共同渔区从事渔业活动的渔船应按照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的规定进行标识。

第八条

缔约各方进入共同渔区从事渔业活动的国民和渔船在进行渔业活动时须遵守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规定，依照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的要求正确填写捕捞日志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交本国政府授权机关。

第九条

一、根据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在符合共同渔区特点以及符合两国各自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国内法的基础上制订的规定，缔约各方授权机关对进入共同渔区内己方一侧水域的缔约双方国民和渔船进行监督检查。

二、缔约一方授权机关发现缔约另一方国民和渔船在共同渔区内己方一侧水域违反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的规定时，有权按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的规定对该违规行为进行处理，并应通过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商定的途径，将有关情况和处理结果迅速通知缔约另一方。被扣留的渔船和船员，在提出适当的保证书或其他担保后，应迅速获得释放。

三、必要时，缔约双方授权机关可相互配合进行联合监督检查，对在共同渔区内违反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理。

四、缔约各方有权根据各自国内法对未获许可证进入共同渔区内己方一侧水域从事渔业活动或虽获许可证进入共同渔区但从事渔业活动以外不合法活动的渔船进行处罚。

五、缔约各方应为获得许可证进入共同渔区的缔约另一方渔船提供便利。缔约各方授权机关不得滥用职权，妨碍缔约另一方获得许可证的国民和渔船在共同渔区内从事正常渔业活动。缔约一方如发现缔约另一方授权机关未按照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制订的共同管理措施进行执法，有权要求该授权机关做出解释，必要时，可提交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予以讨论和解决。

第十条

缔约各方在共同渔区己方作业规模框架内，可采取任何一种国际合作或联营方式。所有获许可证在共同渔区内以上述合作或联营方式从事渔业活动的渔船均须遵守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制订的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的规定，悬挂向其颁发许可证的缔约一方的国旗，按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的规定进行标识，在共同渔区向其颁发许可证的缔约一方一侧水域从事渔业活动。

第三部分过渡性安排

第十一条

一、缔约各方应对共同渔区以北（自北纬20度起算）本国专属经济区内缔约另一方的现有渔业活动做出过渡性安排。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过渡性安排开始实施。缔约另一方应采取措施，逐年削减上述渔业活动。过渡性安排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四年内结束。

二、关于过渡性安排水域的范围和过渡性安排的管理办法，由缔约双方以补充议定书形式加以规定，该补充议定书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三、过渡性安排结束后，缔约各方应在相同条件下优先准许缔约另一方在本国专属经济区入渔。

第四部分小型渔船缓冲区

第十二条

一、为避免缔约双方小型渔船误入缔约另一方领海引起纠纷，缔约双方在两国领海相邻部分自分界线第一界点起沿分界线向南延伸10海里、距分界线各自3海里的范围内设立小型渔船缓冲区，具体范围为下列各点顺次用直线连接而围成的水域：

1、北纬21度28分12.5秒，东经108度06分04.3秒之点

2、北纬21度25分40.7秒，东经108度02分46.1秒之点

3、北纬21度17分52.1秒，东经108度04分30.3秒之点

4、北纬21度18分29.0秒，东经108度07分39.0秒之点

5、北纬21度19分05.7秒，东经108度10分47.8秒之点

6、北纬21度25分41.7秒，东经108度09分20.0秒之点

7、北纬21度28分12.5秒，东经108度06分04.3秒之点

二、缔约一方如发现缔约另一方小型渔船进入小型渔船缓冲区己方一侧水域从事渔业活动，可予以警告，并采取必要措施令其离开该水域，但应克制：不扣留，不逮捕，不处罚或使用武力。如发生有关渔业活动的争议，应报告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予以解决；如发生有关渔业活动以外的争议，由两国各自相关授权机关依照国内法予以解决。

第五部分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

第十三条

一、为实施本协定，缔约双方决定设立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渔委会"）。渔委会由两国政府各自任命的一名代表和若干名委员组成。

二、渔委会将对其活动机制做出具体规定。

三、渔委会的职责如下：

（一）协商协定水域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关问题，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二）协商两国在协定水域渔业合作的有关事项，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三）根据本协定第五条，制订共同渔区的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

（四）根据本协定第六条，每年确定缔约各方进入共同渔区的作业渔船数量；

（五）协商和决定与共同渔区有关的其他事项；

（六）根据过渡性安排补充议定书的规定履行其职能；

（七）解决发生在小型渔船缓冲区内的有关渔业活动的争议；

（八）在其职能范围内对渔业纠纷和海损事故的处理进行指导；

（九）对本协定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向两国政府报告；

（十）可就本协定、本协定附件和本协定补充议定书的补充和修改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十一）对缔约双方共同关注的其他事项进行协商。

四、渔委会的一切建议和决定均须经缔约双方代表一致同意。

五、渔委会每年举行一至二次会议，在两国轮流举行。必要时，经缔约双方同意可举行临时会议。

第六部分其他条款

第十四条

为确保航行安全，维护海上捕捞作业秩序和安全，并顺利及时处理协定水域海上事故，缔约各方应对本国国民和渔船进行指导、法律教育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第十五条

一、缔约一方国民和渔船在缔约另一方一侧海域遭遇海难或发生其他紧急事态需要救助时，缔约另一方有义务予以救助和保护，同时迅速将有关情况通报缔约一方的有关部门。

二、缔约一方的国民和渔船因天气恶劣或其他紧急事态需要避难时，可按本协定附件和渔委会的规定，经与缔约另一方有关部门联系，到缔约另一方避难。该国民和渔船在避难期间须遵守缔约另一方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并服从缔约另一方有关部门的管理。

第十六条

缔约各方按照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确保缔约另一方渔船的无害通过权和航行便利。

第十七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协定水域就渔业科学研究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进行合作。

二、缔约各方可在协定水域己方一侧进行国际渔业科研合作。

第七部分最后条款

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之间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而产生的任何争端，应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第十九条

本协定附件和本协定补充议定书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条

经协商，缔约双方可对本协定、本协定附件和本协定补充议定书进行补充和修改。

第二十一条

本协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共同渔区的地理坐标和本协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小型渔船缓冲区的地理坐标均从作为北部湾划界协定附图的北部湾全图和北仑河口专题地图上量取。

第二十二条

一、本协定经缔约双方履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自两国政府换文商定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定有效期为十二年，其后自动顺延三年。顺延期满后，继续合作事宜由缔约双方通过协商商定。

本协定于二000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和越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准。

第四部分小型渔船缓冲区

第十二条

一、为避免缔约双方小型渔船误入缔约另一方领海引起纠纷，缔约双方在两国领海相邻部分自分界线第一界点起沿分界线向南延伸10海里、距分界线各自3海里的范围内设立小型渔船缓冲区，具体范围为下列各点顺次用直线连接而围成的水域：

1、北纬21度28分12.5秒，东经108度06分04.3秒之点

2、北纬21度25分40.7秒，东经108度02分46.1秒之点

3、北纬21度17分52.1秒，东经108度04分30.3秒之点

4、北纬21度18分29.0秒，东经108度07分39.0秒之点

5、北纬21度19分05.7秒，东经108度10分47.8秒之点

6、北纬21度25分41.7秒，东经108度09分20.0秒之点

7、北纬21度28分12.5秒，东经108度06分04.3秒之点

二、缔约一方如发现缔约另一方小型渔船进入小型渔船缓冲区己方一侧水域从事渔业活动，可予以警告，并采取必要措施令其离开该水域，但应克制：不扣留，不逮捕，不处罚或使用武力。如发生有关渔业活动的争议，应报告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予以解决；如发生有关渔业活动以外的争议，由两国各自相关授权机关依照国内法予以解决。

第五部分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

第十三条

一、为实施本协定，缔约双方决定设立中越北部湾渔业联合委员会（以下简称"渔委会"）。渔委会由两国政府各自任命的一名代表和若干名委员组成。

二、渔委会将对其活动机制做出具体规定。

三、渔委会的职责如下：

（一）协商协定水域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关问题，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二）协商两国在协定水域渔业合作的有关事项，并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三）根据本协定第五条，制订共同渔区的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规定及其实施办法；

（四）根据本协定第六条，每年确定缔约各方进入共同渔区的作业渔船数量；

（五）协商和决定与共同渔区有关的其他事项；

（六）根据过渡性安排补充议定书的规定履行其职能；

（七）解决发生在小型渔船缓冲区内的有关渔业活动的争议；

（八）在其职能范围内对渔业纠纷和海损事故的处理进行指导；

（九）对本协定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向两国政府报告；

（十）可就本协定、本协定附件和本协定补充议定书的补充和修改向两国政府提出建议；

（十一）对缔约双方共同关注的其他事项进行协商。

四、渔委会的一切建议和决定均须经缔约双方代表一致同意。

五、渔委会每年举行一至二次会议，在两国轮流举行。必要时，经缔约双方同意可举行临时会议。

第六部分其他条款

第十四条

为确保航行安全，维护海上捕捞作业秩序和安全，并顺利及时处理协定水域海上事故，缔约各方应对本国国民和渔船进行指导、法律教育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

第十五条

一、缔约一方国民和渔船在缔约另一方一侧海域遭遇海难或发生其他紧急事态需要救助时，缔约另一方有义务予以救助和保护，同时迅速将有关情况通报缔约一方的有关部门。

二、缔约一方的国民和渔船因天气恶劣或其他紧急事态需要避难时，可按本协定附件和渔委会的规定，经与缔约另一方有关部门联系，到缔约另一方避难。该国民和渔船在避难期间须遵守缔约另一方的有关法律和法规，并服从缔约另一方有关部门的管理。

第十六条

缔约各方按照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确保缔约另一方渔船的无害通过权和航行便利。

第十七条

一、缔约双方应在协定水域就渔业科学研究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进行合作。

二、缔约各方可在协定水域己方一侧进行国际渔业科研合作。

第七部分最后条款

第十八条

缔约双方之间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而产生的任何争端，应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第十九条

本协定附件和本协定补充议定书为本协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二十条

经协商，缔约双方可对本协定、本协定附件和本协定补充议定书进行补充和修改。

第二十一条

本协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共同渔区的地理坐标和本协定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小型渔船缓冲区的地理坐标均从作为北部湾划界协定附图的北部湾全图和北仑河口专题地图上量取。

第二十二条

一、本协定经缔约双方履行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后，自两国政府换文商定之日起生效。

划界范文篇3

（一）海洋划界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公平解决

中日两国都于1996年先后批准了1982年公约，⑧因此有关海洋划界问题应适用该公约的有关规定。然而，由于海洋划界问题是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一个存在严重分歧的“核心问题”，为避免会议破裂，公约的有关划界条款“有意识地尽量避免含有实质性内容”。⑨结果，1982年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划界的第74条和关于大陆架划界的第83条第1款都只规定，海洋划界应在“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国际法院1985年在“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中评论说：“《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必须达到的目标，但未设计为达到这一目标可以遵循的方法”。⑩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海洋划界必须以获得公平结果为其最终目的，而且公平的划界结果“必须是有关国家间协议的产物”。(11)因此，“不顾其他国家的立场，企图用单方面行动确定国际海洋边界的行为是违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的”，(12)同时当然也是违反公约上述要求的。

（二）公平原则／有关情况规则是海洋划界的习惯法

公平原则／有关情况规则主要是由国际法院在仲裁机构的帮助下通过判例发展起来的。(13)它要求划界“应按照公平原则并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以期达到公平结果”。(14)该规则包含三个基本规范：一是和1982年公约一样强调结果公平；二是要求适用公平原则；三是应考虑一切与划界有关的情况。就第二项基本规范而言，国际法院在其审理的第一起海洋划界案件——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就提出了一条重要的公平原则，即“协议不成时则应按照平分重叠区域的办法解决”。(15)国际法院分庭1984年在“缅因湾案”中重申了这一原则，认为其“本质上是公平的”，(16)强调划界的“基本标准”是“在考虑案件特殊情况的同时，对当事国向海延伸的重叠区域，原则上要加以均分。”(17)这里的“重叠区域”指的是“权利重叠区域”，即有关各国依据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基础所能主张的最大海域界限之间的重叠部分。对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其“权利重叠区域”一般为有关国家从各自海岸量起200海里界限之间的重叠海域。(18)但大陆架划界中的“权利重叠区域”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大陆架是沿海国“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19)因此领土自然延伸原则是沿海国对大陆架最早的权利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制度出现的影响，如今沿海国可以对从其海岸量起直到200海里的大陆架提出权利主张，而不论自然延伸是否存在，这就是所谓的“距离标准”。(20)这一发展将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基础从之前唯一的自然延伸原则变为如今的自然延伸加距离标准。就划界而言，距离标准的出现使得那些以前由于存在自然延伸的中断而不需要划界的大陆架区域如今也出现权利的重叠了，即由距离标准和自然延伸原则所引发的权利重叠。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划界同那些完全由距离标准所引发的权利重叠或共处单一大陆架的划界是不同的，因为它需要均分的“权利重叠区域”是一国自然延伸界限和另一国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而不是从有关国家各自海岸量起的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或是两国海岸之间的区域。在划分此种大陆架边界时，为了确定是否存在自然延伸的中断以及自然延伸的界限，就必须要考虑地质和地貌因素这些“同大陆架法律制度有关”的情况。(21)

（三）等距离不是划界原则，而只是一种划界方法

等距离是一种便利的制图方法，适用等距离方法所画出的线就是“等距离线”，它在海岸相向的情况下一般被称作“中间线”。最早将等距离方法正式引入海洋划界的是1958年《大陆架公约》。其第6条规定，如果有关国家不能就大陆架划界达成协议，“除因特殊情况应另定界线外”，海岸相向国家应“以每一点均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间线为界线”（即海岸中间线），而相邻国家间的界线则应“适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等距离原则决定之”。很清楚，该条的意图绝非要规定一个独立的“等距离原则”，而是要规定一个受“特殊情况规则”限制的等距离规则，“即结合起来的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22)“由于特殊地理结构，适用等距离规则往往产生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划界结果”，而“‘特殊情况’这个条件的作用是保证公平的划界”。(23)因此，只有当不存在“应另定界线”的特殊情况时，该规则才要求使用等距离方法划界。而且，“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是一个只对缔约国有拘束力的条约法规则，由于中日两国均未参加1958年《大陆架公约》，因此两国间划界并没有义务适用这一规则。

就海洋划界习惯法而言，国际法院和仲裁机构反复强调“没有单一的、强制性的划界方法”，(24)等距离既非一种强制方法，也不比其他划界方法优先，而是否使用该方法取决于它“是否适于实现公平划界的目的。”(25)国际裁判机构之所以对等距离方法采取如此态度，原因很简单，因为等距离不是基于自然延伸思想的“大陆架基本学说的天然伴随物”。(26)等距离的思想基础是邻近，而自然延伸“并不含有禁止任何国家在距离他国海岸更为接近的区域行使大陆架权利的规则”。(27)“如果一定的海底区域不构成一个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或说最自然——的延伸，那么，即使该区域距离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土更近，也不能被认为属于该国”。(28)因此，当发生重叠的大陆架权利分别基于自然延伸原则和距离标准时，适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等距离方法划分大陆架边界就将产生不公平结果，因为它只均分了有关国家海岸间的距离，而未能均分两国的“权利重叠区域”，从而把属于一国的大陆架区域划给了另一国。就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虽然等距离是较经常使用的划界方法，但僵硬的适用同样会造成不公平的结果，(29)因此仍需要时时根据各种有关情况进行调整。迄今为止，在国际法院审理过的7起海洋划界案中，只有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30)1例采用了严格的等距离边界。而各国划界实践中也很少采用等距离界线而不加调整。在这个意义上说，海洋划界习惯法中同样不存在所谓的“等距离原则”。三冲绳海槽中断了中日领土间的自然延伸

二东海地理环境与双方划界主张

东海东西宽150—360海里，南北长约630海里，是中、韩、日三国领土环绕的一个半闭海。海底地貌主要包括大陆架、大陆坡、冲绳海槽和琉球西侧岛坡等4个部分。东海大陆架和中国大陆地势一样，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倾斜，但从陆架外缘的转折处坡度急剧增大，进入到冲绳海槽西侧大陆坡，①冲绳海槽以东为琉球西侧岛坡。东海油气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东海大陆架坳陷带、钓鱼岛陆架边缘隆褶带以及冲绳海槽坳陷带。②

中国在东海面临同韩国和日本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边界的问题，而日韩之间也需要划界。此外，在东海北部还存在确定三方划界交叉点的问题。中韩和中日划界大致以北纬30°线为界。中日划界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海岸与日本琉球群岛相向海岸之间进行。两国自1995年开始进行海洋法磋商，但迄今为止在划界问题上分歧依旧。

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核心是冲绳海槽的地位问题。这一问题反映了双方在划界原则上的严重分歧。中国主张“海洋划界应遵循的根本原则是公平合理原则”，而“等距离线只是划分海洋界限的一种方法，不应把它规定为必须采取的方法，更不应把这种方法规定为划界的原则”。③1996年中国在批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1982年公约）时声明：“将与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通过协商，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划定各自海洋管辖权界限”。④而1998年颁布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法》同样规定“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⑤就东海大陆架划界而言，中国主张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而非日本岛屿的自然延伸，因为冲绳海槽构成了两国大陆架之间的天然界线。而公平的划界结果就是要实现自然延伸原则。因此，应当以冲绳海槽，而不是中间线作为两国的大陆架边界。相反，日本是一个传统主张按照中间线划界的国家，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属于“中间线”集团，其1996年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规定，如果日本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外部界限的任何部分超过了从日本基线量起的中间线，则中间线（或日本同外国议定的其他线）将代替外部界限的那一部分”。⑥就冲绳海槽而言，日本认为它只是两国自然延伸之间的一个偶然凹陷，不足以中断两国大陆架的连续性，因此主张以中间线为界。不仅如此，日本在1974年1月30日同韩国签订的《日韩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中单方面将其划定的中日假想中间线作为开发区朝向中国一侧的界限。⑦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东海究竟应当如何划界呢？

冲绳海槽是自日本九州西经琉球群岛至我国台湾东北的弧形海槽，形同舟状。海槽南北长648海里，宽19—80海里，槽底平均宽56海里，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海槽北浅南深，北部最深894米、中部1188米，而南部深达2700米。(31)海槽内水深1000米的海床超过总面积的一半，水深逾2000米的海床也占1／5左右。冲绳海槽隔着琉球海脊与琉球海沟平行，海脊的顶端冒出海平面形成琉球群岛。(32)冲绳海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取决于能否证明这一特征构成了中日两国领土自然延伸的中断。因为“为划界的目的，只有存在着大陆架的分离，对于自然延伸规则的引用才能是有效的”；而“如果大陆架被认为是连续的，那么根据现今国际法，人们便再不能有效地引用任何特征来支持其关于自然延伸原则并旨在为一个确定自然分界的划界提供依据的主张”。(33)

那么，如何判断自然延伸的中断与否呢？虽然1982年公约没有对“自然延伸”这一概念下过定义，但司法和仲裁判例却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某些指引。特别是1969年国际法院在“北海大陆架案”中为了阐明自然延伸的概念，考察了挪威海槽。该海槽位于挪威南部和西南部海岸边缘，从斯卡格拉克海峡尽头起到北纬62°止，深235—650米，长约430海里，宽度从南部的30海里到北部的70海里。国际法院指出，被该海槽“同挪威海岸分隔开来的北海大陆架区域在任何自然意义上都不能被说成是邻接该国海岸，或是其自然延伸”。(34)考虑到国际法院当时是以相当肯定的语气做出这一判断的，据此推论，那些比挪威海槽更明显的地貌特征无疑应被视为中断了有关国家间的自然延伸。而且，通过比较的方式来判断某个地貌特征的性质也是国际法律程序中经常运用的方法。例如，1977年仲裁法庭在“英法大陆架案”认为：“同北海的挪威海槽相比，只能将它们（赫德海渊——赫德海渊断层区）看成是陆架地质结构上的小断层”，因此不能影响划界地区“大陆架的基本完整性”。(35)而1982年国际法院在“突尼斯／利比亚大陆架案”中否定突尼斯关于的黎波里塔尼亚海沟构成两国间“一条真正、自然的海底边界”这一主张的理由是：“像赫德海渊这一实质特征在1977年法国—英国大陆架划界仲裁案中都没有赋予如此重要性”(36)而缅因湾案的分庭为了支持其有关东北水道这一最受重视的地貌特征“不具备标志着两个不同地貌单元之间的分界线的真正海槽的特点”的结论，也指出：“存在明显得多的特征的情况，如英法大陆架仲裁案中的赫德海渊和赫德海渊断层区，它们的存在没有妨碍仲裁法庭得出如下结论：这些断层没有中断该陆架的地质连续性。”(37)因此可以说，只要冲绳海槽比挪威海槽的特征更加显著的话，就有理由得出冲绳海槽中断了中日两国在东海的自然延伸这一结论。

表一冲绳海槽与挪威海槽地貌特征之比较序号名称长（海里）宽（海里）深度（米）周围水深（米）

1挪威海槽43030—70235—650小于200

2冲绳海槽64819—80894—270090（平均）

上表清楚地显示出，冲绳海槽的地貌特征比挪威海槽显著得多。不仅如此，两者地质构造的情况也迥然不同。包括挪威海槽在内的整个北海下面都是陆壳，而冲绳海槽底部的地壳厚度为18.5—22公里，(38)属于陆壳向洋壳过渡的构造带，并且陆壳特点少而洋壳特点多。(39)其西侧属于陆壳，厚度达30公里以上；而其东侧琉球岛弧的地壳则薄得多。这样看来，如果说挪威海槽中断了挪威海岸向北海的自然延伸的话，那么地质、地貌特征比它显著得多的冲绳海槽无疑中断了日本琉球群岛向东海的自然延伸。因此，直到冲绳海槽的东海大陆架完全是中国领土的自然延伸。

四东海划界不应以海岸中间线为界

中日两国处于两个分离的大陆架，而非“共大陆架”的事实对两国间的大陆架划界具有决定性影响。冲绳海槽的存在使得“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的等距离方法不适宜中日大陆架划界，(40)因为这样的等距离线只平分了两国海岸间的距离，而没有平分两国的“权利重叠区域”，即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之间的区域。事实上，海岸中间线将位于“权利重叠区域”中间线的中国一侧，同时也就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国根据1982年公约所享有的主张直到冲绳海槽的构成其领土自然延伸的全部大陆架的权利。因此，以海岸中间线为界将完全违背公平划界的要求。相反，如果适用国际法院所强调的“平分重叠区域”这一公平原则，那么东海的大陆架边界应当是一条位于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线之间的等距离线。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先例是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划界。

印尼／澳大利亚在阿拉费拉海和帝汶海的划界与中日东海划界十分相似，两者都是相向国家间的划界，都存在着显著的地貌特征，而且冲绳海槽与帝汶海槽的基本情况也大致相当（参见上表），然而后者在印尼／澳大利亚间的一系列划界中都被赋予了重要作用。帝汶海槽距帝汶岛以南25—50海里，其轴线大致与帝汶岛的南部海岸平行，宽达70海里，最深2380米。澳大利亚认为该海槽切断了澳大利亚与帝汶岛之间的大陆架，因此主张以海槽轴线作为两国大陆架界线。而印度尼西亚则认为两国间是一个单一的大陆架，帝汶海槽只不过是这个单一大陆架上偶然出现的海底洼地，因此主张使用中间线。(41)经过谈判，两国1972年将大陆架界线定在帝汶海槽轴线和中间线之间，并且更靠近帝汶海槽轴线，从而将争议地区的80％划给了澳大利亚。(42)1989年两国在“帝汶缺口”(43)设立共同开发区时又将帝汶海槽轴线作为开发区的北部界限。(44)而1997年两国将海床边界向西延伸时再次赋予了地貌因素以重要作用。(45)从点A49开始，海床界线与基于中间线划定的专属经济区界线分离，位于后者以北，更靠近印尼海岸。而从点A51到点A79的海床边界则是一条位于澳大利亚大陆边外部界限和印度尼西亚200海里界限线之间的等距离线。这样，大约1800平方海里的海床和底土距离澳大利亚的最近领土超过200海里，而距离印度尼西亚却不足200海里。(46)中日大陆架划界可以参考的另一个重要先例是1974年日本和韩国建立共同开发区的实践。与中日东海划界面临的困难相似，韩国在东海同样主张适用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与日本的大陆架边界，而日本则同样坚持按照中间线划界。由于分歧严重，两国1974年只就划分北部大陆架边界达成协议，(47)而在涉及冲绳海槽的南部大陆架建立了一个面积约24092平方海里的菱形共同开发区。值得注意的是，开发区的大部分位于日韩假想中间线的日本一侧。(48)这一先例具有重大意义，它说明日本同样认为在东海大陆架划界时应当考虑冲绳海槽的存在。

除大陆架划界外，中日两国在东海还需划分专属经济区边界。然而，由于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基础只有距离一个标准，因此专属经济区划界中并不需要考虑地质、地貌因素。1992年“加拿大／法国案”的仲裁法庭指出：“当案件的目的是对大陆架及其上覆水域进行单一的、全方位划界时，海床的自然结构就不再重要了”。(49)因此，要使冲绳海槽在划界中发挥作用，就需要像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划界那样分别为海床和上覆水域划界。这当然极有可能导致两条不同的界线，因此两国还需要就有关重叠部分的管辖权分配问题做出安排。(50)

就中日专属经济区划界而言，虽然同大陆架划界相比，海岸中间线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画中间线所需的基点必须由双方协商确定，而绝不能由一国单方确定后强加于另一国。协议划界是位于包括“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在内的“所有其他”划界规则之上的“首要规则”。(51)其次，鉴于双方有关海岸线长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专属经济区界线也不应是一条严格的中间线。在划界海区，中国一侧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岸线长度为748公里，而日本琉球群岛面向东海一侧的海岸线长度仅为415公里，(52)比例为1.8∶1（中∶日）。从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的划界实践来看，如此悬殊的海岸线长度差别足以构成修改中间线的充分理由，从而将更大的海域划归中国。国际法院和仲裁法庭一直强调公平的划界应当在归属于有关国家的海域面积和各自海岸线长度之间产生一个“合理的比例”。(53)而在1984年“缅因湾案”中，美加两国的海岸线长度之比虽然仅为1.38∶1，但国际法院分庭仍然认为这一差别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为修改等距离线……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因此将中间线做了有利于美国的调整。(54)

五结论

海洋划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有关国家通过协议实现公平解决。一国企图单方面确定国际海洋边界并将之强加于对方的行为是国际法所不允许的。就中日东海划界而言，由于冲绳海槽中断了两国领土在东海的自然延伸，因此公平的大陆架划界结果应当是一条位于冲绳海槽轴线和日本200海里界限线之间的等距离线，而不是日本所主张的两国海岸间的中间线。专属经济区的界线可以海岸中间线为基础，但有关基点必须由双方协商确定。同时，鉴于两国有关海岸线长度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应当将中间线做有利于中国的调整。基于上述分析，日本在东海单方面划定的中间线是毫无国际法根据的，而其基于这条非法界线提出的对东海海底资源的主张，以及对我国开发“春晓”油气田的指责，当然也就都是没有法律根据的了。(55)

注释：

①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2页。

②杨金森、高之国编：《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页。

③“沈韦良副团长在第七协商组会议上的发言（1978.4.25）”，载《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1978.1—6）》，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127页。

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决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6年第5号，第2页。

⑤第2条。该法自1998年6月26日起施行。

⑥第1条，第2条。该法自1996年7月20日生效。

⑦中国对此多次表示强烈抗议，认为该协议侵害了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权利，因此“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两国不顾中国抗议于1978年6月22日交换批准书使之生效。

⑧中国1996年5月15日，日本1996年6月20日批准1982年公约。

⑨PermanentCourtofArbitration:Eritrea-YemenArbitration,Awardof17Dec.1999(SecondStage:MaritimeDelimitation),reprintedinXLILM983(2002),para.116.

⑩ContinentalShelf(LibyanArabJamahiriya/Malta),JudgmentofJune3,1985,reprintedin24ILM1189(1985)〔下称Libya/Malta〕,para.28.

(11)NorthSeaContinentalShelf(FRG/Den.;FRG/Neth.),JudgmentofFeb.20,1969,reprintedin8ILM340(1969)〔下称NorthSea〕,para.85.

(12)ContinentalShelf(Tunisia/LibyanArabJamahiriya),JudgmentofFeb.24,1982,reprintedin21ILM225(1982)〔下称Tunisia/Libya〕,para.87.

(13)国际法院的判例包括：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1982年突尼斯／利比亚案、1984年缅因湾案、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案、1993年扬马延案、2001年卡塔尔诉巴林案、2002年喀麦隆诉尼日利亚案。仲裁法庭的判例包括：1977年英法大陆架案、1985年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案、1992年加拿大／法国仲裁案和1999年厄立特里亚／也门仲裁案。

(14)Libya/Malta,para.79(A).

(15)NorthSea,para.99.国际法院在第101段中再次提到平分的方法。

(16)DelimitationoftheMaritimeBoundaryintheGulfofMaineArea(Can.v.U.S.),JudgmentofOct.12,1984,reprintedinILM1197(1984)〔下称GulfofMaine〕,para.197.

(17)GulfofMaine,paras.195—196.分庭在第115、195、209、217和228段重复提及该标准。

(18)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57条规定：“专属经济区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应超过二百海里”。

(19)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76条（1）。

(20)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76条（1）同时规定：“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

(21)Libya/Malta,para.48.

(22)CaseconcerningtheDelimitationoftheContinentalShelfbetween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NorthernIreland,andtheFrenchRepublic,Decisionof30June1977,reprintedin18ILM397(1979)〔下称Anglo-French〕,para.68.

(23)Anglo-French,para.70.

(24)Tunisia/Libya,para.111.

(25)Anglo-French,para.97.

(26)NorthSea,paras.43,46.

(27)NorthSea,paras.39—42.

(28)NorthSea,para.43.

(29)IanBrownlie,TheRuleofLawinInternationalAffairs:InternationalLawattheFiftiethAnniversaryoftheUnitedNations,MartinusNijhoffPub.1998,p.166.

(30)CaseConcerningtheLandandMaritimeBoundarybetweenCameroonandNigeriaCameroonv.Nigeria:EquatorialGuineaIntervening,Judgmentof10October2002,inwww.icj-/icjwww/idocket/icn/icnjudgment/icn_ijudgment_20021010.PDF.

(31)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80页。

(32)马英九：《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中正书局1986年版，第16～17页。

(33)Guinea/Guinea-BissauMaritimeDelimitationCase,Decisionof14Feb.1985,reprintedin77InternationalLawReports636(1988),paras.116—117.

(34)NorthSea,para.45.

(35)Anglo-French,para.107.赫德海渊长80海里，宽1—3海里，深121—240米，其周围水深80—90米。

(36)Tunisia/Libya,para.66.

(37)GulfofMaine,para.46.

(38)魏敏主编：《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39)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80页。

(40)若以海岸中间线为界，中国将只能获得140—180海里宽的大陆架，而日本将获得冲绳海槽以西最具石油储藏前景的大部分海域。魏敏主编：《海洋法》，第183页。

(41)J.R.V.普雷斯科特：《海洋政治地理》，王铁崖、邵津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64—166页。

(42)1972年10月9日《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关于补充1971年5月18日协定确定帝汶海和阿拉弗拉海某些海床边界的协定》，1973年11月8日生效。JonathanI.Charney&LewisM.Alexander(eds),InternationalMaritimeBoundaries,MartinusNijihoffPub.1993,Vol.11,pp.1211—1218.

(43)1972年双方进行划界谈判时，东帝汶还处于葡萄牙控制下，因此该部分岛屿南侧的水域没有划界，形成一个空档，称为“帝汶缺口”。1976年印尼将东帝汶划入印尼版图。

(44)JonathanI.Charney&LewisM.Alexander(eds),InternationalMaritimneBoundaries,Vol.Ⅱ,p.1251.

(45)1997年3月14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专属经济区边界和某些海床边界的条约》。

(46)JonathanI.Charney&RobertW.Smith(eds),InternationalMaritimeBoundaries,MartinusNijihoffPub.2002,Vol.IV,pp.2707—2709.

(47)1974年1月30日《日本和韩国关于确定邻接两国的大陆架北部边界的协定》，1978年6月22日生效。

(48)S.P.Jagota,MaritimeBoundary,MartinusNijihoffPub.1985,p.87.

(49)DelimitationoftheMaritimeAreasbetweenCanadaandFrance,AwardofJune10,1992,reprintedinILM1149(1992),para.47.

(50)经过数次划界，目前澳大利亚在4个区域内的海床和底土位于印度尼西亚的管辖海域之下，总面积大约261600平方海里。两国约定，在重叠区域印度尼西亚对水体享有1982年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澳大利亚则对海床享有1982年公约规定的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见1997年《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条约》第6、7条。

(51)GulfofMaine,paras.22,154.

(52)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第78页。

(53)NorthSea,para.98.

划界范文篇4

关键词:河长制;河湖划界;无人机航测;工程测量;实景三维

河湖与水利工程是生态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水资源保护的重要载体，是服务民生、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近年来，一些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保护范围边界模糊不清，越界侵占河湖和水利工程用地范围、建筑及垃圾乱占、乱堆和乱建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河湖与水利工程行洪及生态安全［2］。依法依规开展河湖与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工作，明确管理界线，设立界桩等保护标志，对河湖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深化水利改革、加强水利工程管理的重要内容［3］。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是加强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为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长效机制，加强河湖管理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河湖长制从“有名”到“有实”转变，山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2017年3月印发了《山东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工作方案》，要求在全省全面实行河长制，建立起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目标和时间节点，在划界工作推动的同时，完备相关确权手续，对具备条件的同步进行确权。2017年6月，山东省水利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划定工作意见》，将河湖与水利工程划界工作纳入河长制考核范畴［4］。

1河湖划界实际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难题

(1)工作量大。聊城号称“江北水城”，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水系发达，划界工作体量巨大［5］。而水利业务通常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作业难度较大。(2)河湖现状变化快。在20世纪90年代，聊城市集中开展了一批河道确权，档案成果资料相对简单，部分仅有证载面积，缺乏相应的图纸，在经历了二三十年耕种和城市化发展之后，部分河道已经改道或经过综合治理，城区部分河湖变化更是日新月异，相应的水利档案却不健全。既有确权资料与现状早已不符，部分未确权的河道更是缺少相应的权属来源证明材料。(3)确权界限太笼统，测量定位不精确，既有档案资料可利用程度低。原确权资料测绘手段相对落后，其资料和成果样式均无法满足当前国土部门划界确权要求，部分资料与国土部门掌握的地籍数据库存在矛盾冲突，特别是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边界之间、基本农田和水工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和冲突［6］。(4)存在历史遗留问题。部分无堤防河道原则上需要按现状划定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由于部分坡地、滩地可能长期处于耕种状态，明确划界范围后势必影响部分群体利益，容易引发矛盾事件。另外原确权过程存在未补偿现象，在当前新建工程征地高额补偿对比之下，该项工作的开展势必存在困难。部分河湖虽然边界明确，但存在土地以租的补偿方式，后续问题如何解决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确定［7］。(5)划界成果应用效果考验难题。各级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必须认清河湖划界工作的复杂性和严峻性，把快速推进划界并让划界成果在河长制建设过程中发挥实效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8-9］。

2聊城市河湖划界实施方案

2．1聊城市河湖及水利工程概况。聊城市区域内主要河流有黄河、金堤河、徒骇河、马颊河、卫运河及京杭大运河。其中卫运河、黄河常年流水，金堤河、马颊河及徒骇河均为季节性河道。全市流域面积超过10km2的河流多达200余条;流域面积小于10km2的河流及田间排水沟渠3362条。河流累计长度1950．84km，河网密度极大。湖泊有东昌湖、金牛湖、鱼丘湖、临清城南水库、高唐南王水库，总库容共计0．8亿m3。南水北调配套工程8座水库、古云水库及赵王河水库总库容1．1亿m3。聊城市境内有4个引黄灌区，分别为位山引黄灌区、彭楼引黄灌区、陶城铺引黄灌区和郭口引黄灌区。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治理，聊城市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洪、灌溉、排涝工程体系，在防洪减灾及灌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2．2工作内容。河湖划界测绘主要工作内容:①调查摸底，编制、审查和批复《实施方案》;②现场踏勘、编写《技术设计书》;③工作底图制作、既有图纸矢量化，进行堤防横断面和河口线、左右岸堤防的内外堤肩线、内外堤脚线测量;④实地调查管理范围线和保护范围线，与既有资料不一致或有边界争议的协商解决;⑤桩牌点位图上布置、桩牌预制与埋设、桩牌位置现场调整;⑥业内数据整理编辑，形成划界数据成果，验收合格后对外［10］。2．3项目特色《山东省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技术指南(试行)》要求“收集整理河湖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1∶10000及以上比例尺的地形图、0．3m精度的正射影像航拍图”。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和界桩预布设准确性，降低边界争议风险，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11］。①利用飞鹭免相控无人机获取10cm分辨率正射影像，立测、编制1∶2000大比例尺地形图。②重点对堤防、县乡村、道路、桥梁、坑塘、闸坝、提水站、排水站等地类、地形要素进行详细绘制。③结合既有档案资料矢量化还原边界，在高分辨影像基础上进行管理范围线界桩预布。界桩点尽量设置于田块、河塘、道路边缘等不影响田间耕作和行人、车辆通行的位置，设置密度以能准确清晰反映界线走向为原则，并在工作底图上预设界桩点处标注出界桩点坐标。④采用该方法避免了界桩现场位置反复调整，基本实现界桩埋设“零移位”，显著提升了外业调查和测绘工作效率。⑤采用大疆精灵4无人机沿河道航拍调查，对重要水利工程设施、耕种的滩涂区域、边界模糊区域及争议区域进行取证，在确保国有土地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划定用地边界［12］(如图1所示)。图1利用无人机航拍开展河湖现状调查实景三维在线展示平台融合了影像数据、地形数据、行政权属边界数据、地名地址数据等丰富的地理信息数据及管理范围线与保护范围线、界桩、公告牌等河道划界矢量成果数据，以直观可视化的方式直接呈现在决策者面前［13］(如图2所示)。在该平台辅助决策下进行论证分析、方案优化完善和应急风险预判，解决了大范围、分布式河湖管理调度难题，掌握了各水利工程划界进度，提高了工程管理水平［14］。本项目充分利用无人机航测、大数据、互联网等高新技术，融合遥感影像、地名地址、地理国情、地形地貌、三维实景等多类型、多尺度、多时态海量时空大数据，提供直观展示、可视表达、时空推演、从内业界桩预布设到划界范围线位置预审、边界争议区域确认，90%以上的多单位、跨部门协调、调度工作都是在指挥中心完成的［15］。图2实景三维划界成果在线展示效果

3结语

划界范文篇5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区划界定重点公益林，是国家推进林业分类经营，加强对公益林保护管理和逐步放开商品林经营的重大举措。重点公益林的区划界定，有利于争取国家对生态公益林的资金投入，更好地发挥森林生态效益，促进我县林业健康的发展。根据省林业厅、财政厅《关于抓紧开展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的紧急通知》(赣林计字［**］176号)文件精神，为认真做好我县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迅速组织安排开展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工作。本次重点公益林的区划界定和申报工作，由县林业局会同县财政局统一组织，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要求根据上级有关部门下发的区划界定方案制定我县工作方案，森林分类区划界定要在200年区划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并立即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工作。

二、明确目的。这次区划界定重点公益林成果作为各地重点公益林资源基本数据，一级一级上报到国家林业局、财政部审批。国家林业局将根据国家生态建设需要和国民经济发展情况，分期分批公布，纳入国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范围。

三、做好宣传和签订禁伐或限伐协议书工作。重点公益林的区划界定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利县利民的公益性事业，各乡镇政府、县林业等部门要积极向广大林农和林权单位宣传此次界定工作的目的意义、做法和要求，按要求签订好《重点公益林禁伐或限伐协议书》，凡林权权利人不愿区划为重点公益林的，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划界范文篇6

关键词：大学校园；建筑；城市规划；校园文化；跨学科研究

随着大学校园建设量成倍增长，有关大学校园的研究也日益升温。因为大学校园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建筑性和教育性。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多局限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高等教育三个学科领域。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

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3]胡智丹．关于有效控制校园文化整合方向的几点思考[J]．江南学院学报，2001，(9)．

划界范文篇7

关键词：康德维特根斯坦理性批判语言批判

在1931年“杂评”中，维特根斯坦明确谈到了影响他的几位思想家：“我相信我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思想，我的思想总是从他人那里获得的。我只不过立即满怀热情地抓住它，把它运用于我的阐释工作。布尔兹曼、赫兹、叔本华、弗雷格、罗素、克劳斯、卢斯（Loos）、魏宁格、斯宾格勒、斯拉法就是这样对我发生影响的。”[①]在这里，令人奇怪的不止是他相信自己从未创造出任何思想，而且是他没有提到康德。不过，这也许会激励我们去探寻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的深层关系。

实际上，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二人思想令人惊讶的相似性或亲和性（affinity）。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他们常常把康德的批判哲学和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加以比较，以期在哲学史和问题史的广阔背景中挖掘后者的思想脉络，为他的哲学定位。这一比较研究既涉及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时期的思想，也涉及《哲学研究》时期的思想，当然其中不少论题是贯穿始终的。[②]

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全面比较，不是本文的目的；即便《纯粹理性批判》与《逻辑哲学论》的全面比较也非本文所能胜任。本文作为初步的探讨，首先提供若干背景性的传记材料，其次讨论《纯粹理性批判》与《逻辑哲学论》的若干论题的比较研究，包括思想主旨、形而上学、逻辑以及对哲学的理解等方面。

哲学家的比较研究是有趣的思想探索，同时也充满了危险。危险之一来自研究者的偏好，以及由此产生的“误读”；本文的视角是从维特根斯坦出发透视二者的亲和性。危险之二来自研究者的目的，有人求同，则不免把不同的体系和方法嫁接到一起，有人求异，则不免以某个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本文以求同存异为主，若有牛首而马面之处，或可属于“误差”范围之内。

一、维特根斯坦对康德的理解

按照瑞伊·蒙克（RayMonk）的记述，在维特根斯坦的早期生活中，有两个人对他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魏宁格（Weininger）和克劳斯（Kraus）。魏宁格的著作《性与性格》（SexandCharacter）和自杀行为（1903，23岁）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其中包括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承认魏宁格对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人。魏宁格的理论归结为这样一个阴郁而残酷的选择：要么成为天才，要么选择死亡（geniusordeath）。如果一个人只能像“女人”或“犹太人”（即无法让自己摆脱性欲和世俗欲望）那样生活，则他根本没有资格活着。惟一值得过的生活是精神生活。这种爱与性欲的严格区分，这种除了天才的创造之外一切皆无价值、而天才对诚实的要求与性欲势不两立的强硬观点，与维特根斯坦一生中反复表达的态度有一致之处。1903年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也曾有自杀的念头（14岁），同时为他不敢自杀而羞愧。这种自杀想法一直持续了9年之久，直至遇到罗素。

特别重要的是，魏宁格曲解了康德的道德律，按照他的解释，道德律不仅把诚实作为神圣的义务，而且在成为诚实的人的过程中，为所有人发现自己所具有的天才创造了途径。因此，成为天才，不仅是高贵的野心，而且是绝对律令。而1912年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天才的肯定，才让他（暂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也意味着他接受了这个可怕的绝对律令。

其实早在维特根斯坦8、9岁的时候，他就向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谎有利，我们为什么还应当说实话？”后来，在克劳斯的影响下，他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康德的绝对律令式的回答：“你应当说真话，仅此而已；而‘为什么’的问题，既不适当，也不可能回答。”而“你要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惟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

上面这些简要的记述，似乎表明维特根斯坦的道德取向与康德伦理学所规定的道德取向有强烈的亲和性，而这种道德取向深刻决定了维特根斯坦思想和著作的基本定位，尤其是在《逻辑哲学论》中。[③]

除此之外，康德的哲学观对童年的维特根斯坦也有深刻的影响。学生时期的维特根斯坦读过赫兹的《力学原理》（HeinrichHertz’sPrinciplesofMechanics）和布尔兹曼的《通俗读本》（LudwigBoltzmann’sPopuldreSchriften）。这两部著作的兴趣实际上是科学哲学，而且都基本上赞成是对哲学的本性和方法的康德式观点。前者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于，哲学思考对他来说始于“痛苦的矛盾”（而不是罗素式的对确定知识的追求），而哲学的目标就在于解决这些矛盾，以清晰取代混乱。后者则体现了一种康德式的科学观，即我们关于实在的模型应当与我们对世界的经验相适应，而不是像经验主义传统所认为的那样来自经验世界。这种看法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十分牢固，使他始终无法认可经验主义观点。[④]

至此，似乎可以认为，康德式的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早年思想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至于实际的影响程度和范围只能通过对文本的比较研究来获得。

当然，叔本华以及叔本华式的康德对维特根斯坦影响也相当重要，[⑤]但维特根斯坦不仅熟悉叔本华的著作，也读过《纯粹理性批判》（的一些部分），[⑥]而且，对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比较研究能够充分说明，维特根斯坦是直接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叔本华理解康德的。[⑦]实际上，在他晚年（1948）曾和杜里（M.O’C.Drury）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根据杜里的回忆，

维特根斯坦频繁使用的两个词是“深刻”与“肤浅”。我记得他说：“康德和贝克莱对我来说是非常深刻的思想家”；关于叔本华，他说：“我好像能很快就能把他看得一清二楚。”……“艾耶尔有点可说的，但他难以置信地肤浅，克普莱斯顿牧师（FrCopleston）对讨论根本没有贡献。[⑧]

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凡是维特根斯坦所肯定的就是完全正确、毫无疑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维特根斯坦是诚实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对理解其他思想家的程度是存疑的。根据特兰诺伊的回忆，

有一次，在他去逝前不久，他谈到真正理解另一个人的思想是多么困难。他说，不要以为你能够理解另一个哲学家在说什么（我相信这时他提到斯宾诺莎的例子）。你能够达到的最接近的程度是这样的：“这片景象是我熟悉的。我自己曾经是它的邻居。”[⑨]

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对康德的兴趣似乎在不断增长。杜里在1930年左右曾经问过他：“我认为你最近的演讲直接关注的是康德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维特根斯坦说：“是的，你可以这样说。我关注先天综合问题。当你对你自己的一个问题思考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逐渐认识到，它与以前曾经讨论过的问题密切相关，你只是想从不同的方式表现这个问题而已。这些思想对你现在似乎至关重要，但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像一袋陈旧生锈的钉子，毫无用处了。”[⑩]

以上的若干传记材料见证了康德对维特根斯坦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把握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也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实证的基础。[11]

二、经验的界限与语言的界限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序言（1781）中，康德形象地描绘了形而上学这个无休止的争吵的战场；在第二版序言（1787）中，康德的理性法庭对形而上学的问题做出了裁定：理性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内的事物，而没有能力认识经验界限之外的事物。“我们不能凭借这种能力【先天认识能力】超越可能经验的界限”（KRV，Bxix）。[12]康德的策略是：寻找区分理性的合法运用与不合法运用的基础，并在不同的形而上学之间做出原则性的区分。这个基础是由经验确定的：当理性运用到经验提供的材料上时，是合法的；当理性与经验分道扬镳的时候，就会与自身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法的。因此，知识的界限就与经验的界限一致：可知的即可经验的；不可经验者不可知。[13]

一百四十年之后，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言（1921）中说：“因此本书是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是为思维而是为思维的表达划一条界限。因为要为思维划一条界限，我们就必须能思及这个界限的两边（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思不可思者）。因此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而在界限那一边的东西则根本是无意义的。”（TLP，187页）

对康德来说，知性的超验运用导致幻相。之所以如此，也许关键的因素在于，经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倒转了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认识对象不再是现成的被给予的，而是被主体建构的；但主体的建构虽基于先天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却又必须始于经验。这就是说，人作为认知主体，其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通过理智直观本身创造对象，思维行为和对象的呈现分别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而经验对象及其知识的形成要求接受性的感性能力（直观）与主动的知性能力（概念）的结合：没有通过客体刺激感官而被给予的杂多和进而由先天感性形式直观到的显象，知性就无用武之地；没有知性概念的综合作用，显象也永远无法成为认识的对象。所以，知性虽然具有产生知识的可能性，但只有与被直观到的显象相结合才能具有产生知识的现实性。因此，如果“因为感官世界给知性设置了如此狭窄的界限而离开了感官世界，冒险在感官世界的彼岸鼓起理念的双翼飞入纯粹知性的真空”（KRV，A5/B9，37页），即便竭尽全力也不会有所进展，而只会陷入幻相的风洞。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家的问题和命题大多是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语言的逻辑”（TLP，4.003）。这里的“语言”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能够摹画世界、符合真正的逻辑形式、具有真值的事实语言或表象语言（representationallanguage）。这就是说，表象语言通过摹画世界的逻辑空间中的事实来表象现实世界，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表象语言与世界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因而能够客观地表象世界。日常语言固然言说着经验世界、经验世界中的事情（derFallsein）、事况（Sachlage）中的事物（Sache），日常语言固然有自己的形式和目的，但不同于表达思想或知识所需的表象语言的形式和目的，因此“语言遮饰着思想”，“人不可能从日常语言中直接获知语言逻辑”（TLP，4.002），“命题的表面的逻辑形式未必是它的真实的逻辑形式”（TLP，4.0031）。可是，如果人们认为可以用非表象语言表达知识或知识之知识，并且这样的知识具有真理性，那就错了。因此，知识的界限就是（表象）语言的界限；能够有意义地言说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和语言共同具有的真正的逻辑形式。

这样，我们看到，康德和维特根斯坦分别试图以经验和语言为知识划定界限，而划界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保证知识或科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先天综合判断/真命题），一是为了确立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如果不划定界限，那么理性超越经验的界限而追求超验知识的冲动，哲学对语言的界限的无视和冲撞，不但只能使试图成为知识的形而上学成为泡影，而且必定损害知识本身成立的可能性。究其原因，就在于如果不进行划界工作，就无法勘定人类思想能力的地图，划分各种思想能力各自的权限；这项划界工作，对康德来说，就是理性批判，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就是语言批判。因此，康德说：“我所理解的批判，并不是对某些书或者体系的批判，而是就它独立于一切经验能够追求的一切知识而言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对一般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决，对它的起源、范围和界限加以规定，但这一切都是出自原则。”（KRV，Axii，5页）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应当把不加以澄清似乎就暗昧而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且给它们划出明确的界限。”（TLP，4.112）“哲学应当通过可思的东西从内部为不可思的东西划界限。”（TLP，4.114）

三、理性批判和语言批判的双重后果

康德和维特根斯坦的理性批判或语言批判的双重后果，都可以用各自的一句名言来概括——康德：“我不得不扬弃知识，以便为信念腾出地盘”（KRV，Bxxx，23页）；维特根斯坦：“时空中的人生之谜是在时空之外解开的”（TLP，6.4312）。

对于康德来说，理性批判导致了消极的和积极的双重后果。前者是“限制思辨理性”，后者则是“排除了限制或者有完全根除理性的实践应用的危险的障碍”（KRV，Bxxv，20页），“道德性的学说就保住了自己的地盘，自然学说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KRV，Bxxix，23页）。虽然这双重后果实际上都是积极的，因为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道德的自由自律同时都得到了保证，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知识与道德（信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鸿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两个领域各自的合法性，显象与物自身的分离造成了人类思想能力及其客体的分离：知与思，或通过人类的感性和知性而被把握的东西以及与感性和知性相分离的东西。这就是说，一方面，从人的立场出发，我们只能把握在感性中被直观到的事物的显象，对象不可能摆脱感性而在时间和空间中被建构和认识，我们的认识对象在先验的意义上是观念性的（transcendentallyideal），虽然它们同时在经验上是实在的（empiricallyreal）；另一方面，从人的立场出发，由于人只有感性直观而不具有理性直观的认识能力，所以无法认识在先验意义上是实在的（transcendentallyreal）非表象性的物自身，即与人类感性无涉的具有自身独立构造的无条件者，而只能把它设想为理性的理念调节和范导我们的知识。但在实践理性的领域，“实践理念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富成果的，而且就现实行动而言是不可避免地必要的。在它里面，纯粹理性甚至拥有将它的概念所包含的东西现实地产生出来的因果性；因此，对于这种智慧，我们不能仿佛是蔑视地说：它只是一个理念；而正因为它是具有一切可能目的的必然统一性的理念，所以它必须作为源始的、至少是限制性的条件对一切实践的东西充当规则。”（KRV，A328/B385，291页）理性、理念在实践理性、道德形而上学领域为人的自由奠定了条件、动力和目标。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

套用康德的思路，我们不妨这样解说维特根斯坦。如果人想获得他作为主体所遭遇的经验世界或现实世界的知识（全部真命题），他就只能把世界视为以逻辑形式为基础的世界，逻辑空间的结构（事实－基本事实－对象）决定了现实世界（事情－事况－事物）的所有可能性；我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言说这个世界，但惟一能够有意义地（进而以真值的形式）描画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在于必须以世界和思想共同具有的逻辑结构为基础。逻辑结构或逻辑形式是先验的，但同时又是实在的；这里的实在并非超越性的实在，而是世界和（客观）思想在逻辑上共同具有的东西。以逻辑形式为基础的符合逻辑形式的命题只是表达了知识的可能性，只有我们将其与实在（事实）加以比较，才能获得现实性的知识——“先天地真的图像是没有的”（TLP，2.225）。套用康德的思路，逻辑句法的规则类似于知性范畴和原理，其本身可能提供知识的先天可能性，却不提供先天的真，它们必须与经验发生关系（触及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实在）才能形成现实性的知识。因此，虽然表面上维特根斯坦的世界是独断论的、超验的世界，但实际上仍然是被逻辑地建构起来的世界，某种先天形式或先天法则充当了世界和知识大厦的构造基础和条件，命题的真假仍然要与实在进行经验的比较。

维特根斯坦的特殊之处在于，他试图在严格贯彻的唯我论与纯粹的实在论之间建立一致性（TLP，5.64），“我是我的世界”（TLP，5.63），这一思考所欲达致的目的之一是“主体不属于世界，但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TLP，5.632）。就自我/主体和对象/客体而言，维特根斯坦与康德之间的亲和性既饶有趣味，也相当深刻，这里仅做一点初步的阐释。似乎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主体与康德的包含着思维主体的绝对统一的第一类先验理念具有可比性。也就是说，经验主体在世界中，而且是世界中的事实，但事实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如此这般的事实与如此这般的“应该”无涉，因此人作为经验主体在世界中的种种遭遇不是绝对价值的的来源，时空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构成的世界不是形而上学主体的居所。“哲学的自我并不是人，既不是人的身体，也不是心理学讨论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是世界的界限——而非世界的一部分”（TLP，5.641）。同样，先验主体也不是显象世界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先验理念也可以视为显象世界永远无法达到的无条件者。维特根斯坦说：“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TLP，5.6）因此，“我的语言”，也就是表象性、描画性的语言无法言说“我”这样一个形而上学主体。同样，感性形式和知性范畴也无法言说先验主体，先验理念是知识性、表象性语言的界限。但是，世界始终是我所看到的、我所描画的世界，正如“‘我思’必须能够伴随我的一切表象”一样（KRV，B132，118页）。

实践理性领域的自由是理性批判所欲达致的积极后果，人生之谜在时空之外的解答、人生意义在世界之外的实现却是语言批判的消极后果。正如对康德来说自由问题不是知识问题一样，对维特根斯坦来说价值问题也不是事实问题，不可能用表象性的事实语言有意义地言说。理性批判和语言批判同样开辟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只是维特根斯坦对这个世界保持了彻底的沉默。借用维特根斯坦后期对自己的批判，在《逻辑哲学论》中，他把一种特定的语言游戏当作丰富多彩的语言活动的本质了。

四、逻辑与形而上学

在许多近现代富有原创性的伟大体系中，“逻辑”的地位举足轻重：康德的“先验逻辑”是《纯粹理性批判》的主干，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构成了其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之一（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弗雷格的《算术基础》、“概念文字”，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卡尔那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海德格尔也曾借莱布尼茨探讨过《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我们不妨借用海德格尔的观点，把逻辑理解为逻各斯学（thescienceoflogos），即思维之学。[14]逻各斯学不仅涉及思维的形式，而且涉及思维的内容——即思维对象的形成和构造。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学不仅仅是普通的逻辑，而且是形而上学，是存在论。逻各斯学才是存在论、辩证法。

康德对先验逻辑的规定似乎是认识论的：“这样一门规定这样一些知识的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的科学，就会必须叫做先验逻辑……”（KRV，A57/B82，87页）但由于先验逻辑本身既涉及认识对象的形成、经验世界的建构和认识能力的批判，因此实际上是批判的形而上学，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规定也不仅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形式的”，因为真正的逻辑不仅规定了有意义的思想表达的可能性，而且规定了世界和语言的基本结构，并划定了可言说的界限。因此，逻辑不仅仅是命题的逻辑，而是“命题借助一种逻辑构架来构造一个世界”（TLP，4.023）。

由于以先验感性论为基础的先验逻辑，康德的存在论不再涉及关于物自身的思辨，不再是一种先验实在论，而是关于显象的存在论，即先验观念论与经验实在论的统一。而显象是综合作用的产物，用以综合的范畴表是从判断表引出的，因此，康德追问的不是物本身“是什么”，而是物“是如何”向我们呈现的，关于显象的知识又是“如何”可能。认识对象的建构不再是独断论的“物”的形而上学，毋宁说是一种“事”的形而上学，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

后来的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在他们高举拒斥形而上学大旗的时候，实际上拒斥的是“物”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一切形而上学；在拒斥这种形而上学的同时，实证主义者暗地里为科学知识设定了“事实”的存在论基础，不可避免地预设了一种“事”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的建立是由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完成的。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对象、物、实体虽然是世界的“逻辑原子”，但世界的可理解性、可描述性、可思想性、可言说性，简言之，有意义的世界，在于它是事情、事实而非物、对象的总和。维特根斯坦的对象似乎与康德的物自身一样，是逻辑意义上的先验的设定。对世界及其事实来说，对象在逻辑上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而事实对于世界不仅在逻辑上是充分必要的，而且在经验上也是如此。因此，可认识、可理解的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而不是对象的总和。故曰：“诸基本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即是实在”（TLP，2.06）；“全部实在即是世界”（TLP，2.063）。

五、哲学批判的定位

康德的哲学被称为批判哲学。批判哲学通过对认识能力的“批判”，既批判了传统的形而上学，也为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更为道德形而上学开辟了广阔的领域。这样，“真正说来惟有形而上学，无论是自然形而上学还是道德形而上学，尤其是以预习的方式（以预科的方式）走在前面的对贸然鼓起自己双翼的理性的批判，才构成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能够称之为哲学的东西”（KRV，A850/B878，620页）。

与康德相比，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哲学”似乎也可以认为由语言批判的预科、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构成。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是由阐释构成的。哲学的结果不是得到‘哲学的命题’，而是对命题的澄清。哲学应当把不加以澄清似乎就暗昧而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且给它们划出明确的界限。”（TLP，4.112）“对思想的逻辑澄清”、“对命题的澄清”既确立了表象性语言的逻辑基础，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可说性”奠定了基础（4.116：“凡是可思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思。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说。”），同时也为意志或价值的世界划定了界限，“哲学通过清楚地表现可说的东西而意谓着不可说的东西”（TLP，4.115）。

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的“神秘之域”是不能用表象性的语言言说的领域，其结果和目的之一是要说明：批判哲学不是认知性的科学，关于经验世界的正确的言说方式完全不是关于价值世界的正确的“言说”方式；哲学批判不提供知识，而是展示知识的界限，确立知识的基础。这似乎也适用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是先验哲学的建筑术。在康德看来，“批判是为了促进一门缜密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所采取的必要的、暂时的措施”（KRV，Bxxxvi，26页），它虽然不是科学体系自身，但是，它“仍然既在这门科学的界限方面、也在它的整个内部构造方面描画了它的整个轮廓”（KRV，Bxxii，19页）。不过，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本身就是哲学本身，并不想成为建筑术，而只是一架梯子：“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后才会正确地看世界。”（TLP，6.54

[①]维特根斯坦：《杂评》，载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2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人名的译名有改动）

[②]关于康德和维特根斯坦比较研究的英语文献，较全面的导论性著作参见：（1）HansSluga&DavidG.Stem(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Wittgenste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2）P.M.S.Hacker,InsightandIllusion:ThemesinthePhilosophyofWittgenstein,RevisedEdition,Oxford:ClarendonPress,1986（特别是此书的第一版）。关于后期维特根斯坦与康德的比较文献，参见：（1）MeredithWilliams,Wittgenstein,Mind,andMeaning:towardaSocialConceptionofMind,Routledge,1999；（2）Garver,N.,ThisComplicatedFormofLife:EssaysonWittgenstein.LaSalleandChicago:OpenCourt,1994。

[③]例如，《逻辑哲学论》6.422：“在提出一条具有‘汝应……’形式的伦理准则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不遵行这条准则，那会如何呢？但是，伦理与通常所谓的赏罚没有关系。因此关于一种行为的后果问题必然是无关紧要的。——至少这些后果不应该成为什么事件。因为这个问题的提出必含有某种正确的东西。诚然必须有某一种类的伦理的赏和伦理的罚，但是这些赏罚必然就在行为自身之内。”（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载涂纪亮主编：《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26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以下凡引《逻辑哲学论》处，只注序号或中译本页码。）

[④]上述材料引自：RayMonk,“TheLaboratoryforSelf-Destruction”,PortraitsofWittgenstein,Volume1,EditedandIntroducedbyF.A.FlowersIII,ThoemmesPress,1999,p.78-99.（布尔兹曼虽然对康德有一定的敌意，但在科学观上却是如出一辙的。参见Hans-JohannGlock,“TheDevelopmentofWittgenstein’sPhilosophy”,inHans-JohannGlocked.Wittgenstein:ACriticalReader,BlackwellPublishers,2001,p.3.）

[⑤]参见麦琪（BryanMagee）《叔本华的哲学》（ThePhilosophyofSchopenhauer，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附录3“叔本华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

[⑥]HansSluga&DavidG.Stem(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Wittgenste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p.327.

[⑦]HenryLeroyFinch,Wittgenstein,TheEarlyPhilosophy:AnExpositionofthe“Tractatus”,AtlanticHighlands,N.J.:HumanitiesPress,1971,p.265.

[⑧]M.O’C.Drury,“SomeNotesonConversationswithWittgenstein”,PortraitsofWittgenstein,Volume3,p.174。参见JohnHayes,“Wittgenstein,Religion,FreudandIreland”,PortraitsofWittgenstein,Volume4,p.76。

[⑨]KnutE.Tranoy,“WittgensteininCambridge1949-1951:SomePersonalRecollections”,PortraitsofWittgenstein,Volume4,p.127。

[⑩]M.O’C.Drury,“ConversationswithWittgenstein”,PortraitsofWittgenstein,Volume3,p.206。

[11]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对托尔斯泰的影响，以及托尔斯泰的伦理和宗教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影响，在此就不赘述了。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页。以下随正文标A、B版及此中译本页码。

划界范文篇8

关键词：水利工程；标准化；划界技术

水利工程标准化划界是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重要环节，通常是指在地形图或影像图等划界底图上，依据划界任务、划界精度、基准线、划界范围和管理实际，划定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并埋设界桩、告示牌等桩牌的过程。其中，管理范围一般指水利工程设施建设占地以及有关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和观测设施占地的总面积；保护范围指管理范围以外为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和进行正常维护，以及水资源保护所必须的范围[1]。水利工程划界是保护水利工程安全性、保障水利工程管理科学性的重要举措，因此开展水利工程划界对实现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水利工程分布范围广泛、实际管理需求复杂，划界工作具有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工作量大等特点。为此，本文结合在浙江省内开展水利工程划界的经验，对划界的流程、划界依据、精度控制、外业及内业技术、成果及质量检查等进行研究探讨。

1划界基本流程

水利工程划界工作重点在于保护水利工程自身安全和满足水利工程实际管理需求，通过划定管护范围对水利工程进行“划界限权”[2]。一般地，水利工程划界的内业和外业工作量较大、工期较长，可概括为3个阶段，即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检查验收阶段。水利工程划界基本流程见图1。

2划界依据

水利工程划界符合“五水共治”和“标准强省”的总体要求[3]，是开展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的基础工作。划界依据是制定划界标准的参考，为了确保划界成果的科学合理，可以参照现行的相关政策性文件、法律法规和工程立项审批文件等为依据开展划界实施工作。2.1政策文件依据。中央颁布的《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号）》和《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办建管〔2015〕59号）》是对河流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的战略性部署文件，是开展全局水利工程划界的指导性文件，而浙江省的《关于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浙政办发〔2016〕4号）》和《全面推行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实施方（2016—2020年）的通知（浙水利〔2016〕1号）》等政策文件，则是对水利工程标准化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工作内容和保障措施的详细指导。2.2法律法规及技术性规范依据。水利工程划界成果的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对推进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在划界底图制作、收集和基准线测量时，可以现行的相关测绘规范，如GB50026—2007《工程测量规范》、SL197—2013《水利水电工程测量规范》等作为依据对底图和基准线进行质量控制。在实施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的划定时，可将水利工程对应的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例如以《浙江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作为水库、水闸和堤防的划界依据，以《浙江省海塘建设管理条例》作为海塘划界依据。2.3其他依据除了以相关政策性文件和法律法规作为划界的依据，工程立项审批文件往往结合了水利工程的管理实际，也可作为划界依据。另外，在实施划界的过程中，还需结合水利工程的管理实际，考虑某些水利工程的景观保护需求、规划需求以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的管理意见。对于存在历史划界成果的，还需本着尊重历史、考虑现实的原则进行划界。

3划界精度控制

3.1底图精度控制。底图是开展水利工程划界工作的基础，其精度直接影响划界成果的准确性。建议划界底图采用2~3a比例尺为1:2000及以上的地形图或地面分辨率为0.2m及以内的数字正射影像。3.1.1地形图。可通过测绘地形图或收集已有最新地形图作为划界底图。在地形图满足划界范围的基础上，按照地形图测图规范进行测绘，仪器检校、控制测量、高程点密度等都应符合规范要求；对于收集的地形图成果，需对其来源、坐标系、地物现势性、控制点等进行检查，必要时对地形图进行坐标系转换和修测。若无特殊比例尺要求，可根据水利工程规模选择测图比例尺，例如山塘、水文测站、水闸等范围较小的水利工程可按1:500地形图测绘，水库、堤防、海塘等范围较大的水利工程可按1:1000或1:2000地形图测绘。3.1.2数字正射影像。以数字正射影像（DOM）作为划界底图，其划界成果与地形图相比更加直观。一般地，选择分辨率0.2m及以内的DOM作为划界底图，能够满足1:2000及以上地形图测绘的要求[4]。在DOM生产过程中，应注意控制制作软件、空三成果精度、DEM精度、像点坐标系统误差和投影误差等对成果精度的影响。在DOM底图上进行水利工程划界，管理范围线或保护范围线的准确性和精度难以验证。为此，建议结合实测的基准线在0.2m及以内分辨率的DOM底图上进行划界。3.2基准线精度控制。水利工程的管理范围或保护范围，是以基准线所包含的范围或基准线按特定规则外扩得到的范围，例如水库库区的基准线为库区移民线或校核洪水位，海塘的基准线为迎水坡脚和背水坡脚、山塘的库区划界基准线为设计洪水位等。因此，基准线的精度直接影响管理范围或保护范围的精度。基准线精度需满足对应比例尺地形图测绘的要求。参考GB50026—2007《工程测量规范》和TD/T1001—2012《地籍测量规范》，对于1:500比例尺划界底图，基准线可按图上1~3cm的间距测绘，1:500以上比例尺划界底图，基准线可按图上1~2cm的间距测绘。基准线也可根据实际需求，按特定精度测绘，但以保证基准线准确性和现势性为前提。3.3界桩放样精度控制。告示牌、工程简介牌等需埋设在管理范围或保护范围之内，界桩需埋设在管理范围线上。参考TD/T1001—2012《地籍测量规范》中一级界址点的要求，界桩放样精度相对于临近控制点点位误差控制在±10cm；对于采用洪水位进行界桩放样，建议界桩高程误差控制在±15cm。

4划界外业及内业

4.1划界外业。划界外业工作主要包括控制测量、底图测绘或修测、基准线测量、桩牌放样[5]。由于CORS系统的应用和普及，在划界外业测量中优先考虑应用基于CORS系统的网络RTK技术。（1）控制测量：基于CORS系统的网络RTK技术能够满足GPSRTK一级精度[6-7]，且高程控制精度能够满足四等和五等精度[8]，但高程控制精度具有偶然性[9]。因此在划界控制测量中，建议平面控制精度选择GPSRTK一级精度，高程控制等级为五等。若需进行更高等级的控制测量时，可采用导线测量或GPS静态测量进行平面控制测量，水准测量进行高程控制测量。（2）底图测绘或修测：地形图优先采用CORS进行测量或修测，并结合全站仪对房区、密林等CORS信号薄弱处进行补测。DOM的控制测量和航摄均需满足相关规范技术要求。（3）基准线测量：一般地，基准线测量需体现水利工程的真实边界或走势，可先在影像图上预判，再进行野外测量。对于存在规划成果的水利工程，还需要根据需求进一步结合规划成果开展基准线测量。（4）界桩放样：按照精度要求和预设位置进行界桩放样，但如果现场复核调整后的位置仍无法满足界桩埋设条件，需对界桩的位置进行移位处理。界桩的现场埋设可采用“骑马桩”埋设法，埋设结束后还需要对界桩顶部中心进行坐标回收，以检查界桩放样和埋设的精度是否满足要求。4.2划界内业可采用CASS或ArcGIS等绘图软件开展水利工程划界内业，根据划界标准对基准线外扩获得管理范围线或保护范围线，并对其进行必要的顺滑和连接等处理，在管理范围线上预设界桩，在管理范围内预设告示牌、公告牌等，桩牌预设成果在通过现场复核调整后，进行划界成果的标准分幅或者A3分幅出图。

5划界内业成果及质量检查

5.1划界成果。水利工程划界成果分为中间成果和送审成果。中间成果指在完成送审成果之前所形成的划界标准、划界底图和基准线成果。送审成果一般是指提交送审的划界方案及图集，其中划界方案中主要包含水利工程概况、划定依据及标准、划界内容和划界成果等；划界图集指附着界线成果的划界底图分幅图集，地形图或数字正射影像均可采用自由分幅或标准分幅，也可将地形图及划界成果叠加在影像图上形成直观的划界成果。划界成果除了整理文本和图集成果资料，还应生成便于形成基础数据库的矢量格式成果，为建立完备的管理责任体系做好基础工作。5.2成果质量检查。5.2.1中间成果质量检查。划界标准是指对水利工程划界依据和划界方法的汇总，划界底图范围、基准线位置、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都是根据划界标准确定的，可通过复查所依据的相关政策性文件、法律法规和历史划界成果，同时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及相关部门交流意见，以保证划界标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划界底图可根据GB/T18316—2008《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进行“二级检查一级验收”质量检查，根据划界标准和基准线检查底图的图面范围是否足够。同时，应检查大坝枢纽区及管理房、海塘护塘河及沿塘水闸、山塘管理房及溢洪道、河道工程的岸线和堤线等与划界标准相关的水利工程要素是否测绘完备。划界基准线在满足水利工程划界标准和测绘精度及间距要求的基础上，也要检查其是否符合逻辑关系。例如，水库库区的划界基准线为校核洪水位或库区移民线，则在没有特殊情况下库区的划界基准线应在水位线之上；山塘库区划界基准线为设计洪水位，逻辑上不应和等高线相交等。5.2.2送审成果质量检查。在划界中间成果质量达标的基础上，可通过成果编制单位自查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检查对送审成果进行质量检查。成果编制单位应对划界方案的完整性和方案编排的规范性进行内部检查，同时检查划界成果图是否分幅合理、表达清晰。在编制单位自查结束后，可将成果提交给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检查，主要检查划界方案是否符合管理单位要求，管理线和保护线是否符合水利工程的管理实际，划界成果是否存在历史遗留问题等。

6标准化划界技术展望

6.1智能化划界。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智能划界技术已在海域划界中得到长足发展和实践[10-11]。水利工程划界可以借鉴海域智能划界技术，通过智能化划界减少划界工作量，避免人为因素对划界结果过多干涉。所谓水利工程智能化划界是指采用测量新技术制作划界底图，并通过智能平台进行水利工程划界。在外业方面，可在成本合理的情况下，采用无人机测图、影像全站仪和三维激光扫描等测量新技术进行底图测量，减少外业测图工作难度及工作量。在内业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计算机智能平台，采用智能化制图技术及划界智能算法，对栅格数据或矢量数据的划界底图进行划界，既减轻了工作人员的内业负担，又减少了人为因素对划界成果的影响。6.2划界成果多样化。划界成果主要是服务水利工程标准化建设，目前其形式以纸质和电子的水利工程划界方案及图集为主，使得划界成果专业性过强、受众面有限。因此，划界成果可根据成果使用者在成果的不同应用阶段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划界成果形式，例如具有划界成果更新、规划和地理分析等功能的辅助划界成果，便于成果展示、宣传和网络共享的二维或多维的交互性多媒体资料等。划界成果的多样性，使划界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和管理单位。

7结语

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的划定，为水利工程落实管护范围和推进管理规范化打好基础，有利于提高水利工程标准化的管理水平。从思想层面和技术层面重视水利工程划界工作，通过结合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划界工作中出现的政策性及技术性难题，形成具有规范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水利工程划界技术体系，不仅有利于划界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水利工程标准化体系的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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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志伟，辛占国，许进.基于CORS系统的网络RTK技术在控制测量中的应用[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5(9)：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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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建辉.海洋划界技术的发展与实践[J].地理空间信息，2014(1)：58-60.

划界范文篇9

关键词东海大陆架中间线原则公平原则自然延伸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正文

2004年5月，日本对中国开发“春晓”油气田的反应逐步升级，中日东海油气田的争端再次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日海洋权益争端的关注。其实，中日东海资源之争并非始自今日，早在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中日之间的东海是另一个波斯湾，该海域拥有众多被埋藏的宝藏，比如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日就东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一直存在争端。

一、国际法上关于相向或相临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一）大陆架划界在国际法上研究的必要性

沿海国的大陆架是在其领海以外由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1）大陆架作为蕴藏资源丰富及开采相对便利的海域，加之其所具有的重要军事意义，从20世纪中叶起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海洋中争夺的焦点之一，也随之出现了大陆架划界问题。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对大陆架外部界限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态度，致使海域划界纠纷迭起，双边和多边矛盾不断产生，据统计，全世界144个沿海国家中，海岸相向或相邻的国家间有380多处海洋边界需要划定，目前只解决了约三分之一。（2）因此，解决好相向或相临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问题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国际法上关于相向或相临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规定

国际社会关于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划界的原则和方法一直存在严重分歧。（3）根据1956年《大陆架公约》规定的“协议——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大陆架划界应由有关各国协议解决。倘无协议，除因特殊情况应另定界线外，相向国家之间应以每一点均预测酸梅异国领海宽度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中间线为界线，相邻国家之间的界线应适用与测算每一国领海宽度之基线上最近各点距离相等之等距离原则决定。然而，该规则只是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条约规则，而非习惯规则。随后“公平原则”作为海洋划界习惯法规则首先在国际法院的判例中得到确认（4），接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83条对其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协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二、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各方主张

（一）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的背景

东海海域东西宽约300至500公里，南北长1300公里，总面积约77万平方公里，是中，日，韩三国陆地领土环绕的一个半封闭的海域。东海海底有大约2/3为大陆架，水深不超过200米，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在东海东部的大陆架上，中日、中韩、韩日存在大片重叠区。

自联合国相关机构公布技术报告（1969年出版，简称埃默里报告）中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可望成为世界上油气储藏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5）以来，油气资源十分贫乏的日本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74年，在未经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日本与韩国签订了《日韩东海大陆架共同开发协定》所划定的共同开发区包括了我国主张的大陆架的一部分。日本海上保安厅从1983年起就开始对大陆架的地形、地质和资源情况进行各方面的调查，更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决定从2004年度开始用6年时间，投入1000亿日元对其周围涉及65万平方公里的9个海域的大陆架的地形、地质等，进行全面调查和勘探工作，以争取在2009年5月前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有关日本大陆架的测量数据和证明材料的报告，以证明东海大陆架是日本陆地的自然延伸。对日本以上种种行为，中国政府已多次发表声明予以谴责，指出其行为已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在2004年，中国在东海的“春晓”气井采掘成功，并宣布将向浙江、江苏一带提供天然气，日方反应逐步升级，甚至威胁说如果中方今后仍不向日方提供信息，日本就将在“春晓”油气田附近的日方水域进行勘探，并可能中断磋商。（6）虽然春晓气田距离日方划定的“中间线”还有5公里，但是日方仍然抛出了所谓“吸管效应”问题，称中国在这边开采，日本那边的油会被吸过去。对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日本问题专家梁云祥副教授反驳说，这种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他说，大陆架是西高东低，油作为液体，即使流动，也是从中国这边往日本那边流，不可能倒着流。（7）至此，中日东海大陆架争端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二）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日方观点

1、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问题。日本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同时企图把钓鱼岛据为己有。

2、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问题。日本方面一直以来主张中间线原则（principleofequidistance），该原则即海岸相邻或相向国家间进行大陆架划界时应以一条其上每一点均与领海基线的最近点距离相等的线作为分界线。（8）日方认为冲绳海槽对于东海大陆架划界不是决定性因素，应不予考虑，而以无人居住的小岛男女列岛和鸟岛为基点，按中间线原则划分才是合适。同时，采取一国一半的解决办法，因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大陆架交错的国家应该经过协商解决划界问题，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则依照中间线原则。

3、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问题。冲绳海槽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冲绳海槽，位于东海东南边缘，大陆架与琉球群岛之间，北起日本九州，南达中国台湾，是西太平洋大陆边缘一个持续活动的弧后盆地。它平行琉球岛弧展布约1200lm，东西宽约100——120lim，海槽主体水深大于1000m，最大水深约2719m.（9）事实上，东海最为富裕的油气产地应位于此，一个沉积许多个世纪的矿床。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仅是大陆架连续的偶然凹陷，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应该忽略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

（三）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我方立场

1、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问题。中国坚持大陆架是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支持大陆架可以超过200海里的观点，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关于“大陆架外部边缘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350海里”的原则是合理的。基于这一立场，中国声明“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10）

2、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问题。对此中国政府认为，东海大陆架是中国大陆领土的自然延伸，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协商确定如何划分。（11）同时明确表示反对中间线原则，因为中国的大陆架一直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中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规定，大陆架的边缘是2500米的等深线，而东海大陆架是一个广阔而平缓的大陆架，向东伸延到冲绳海槽，即在水深2940米的断层戛然而止，所以所谓的共享大陆架根本就不存在。“划界应在平等的基础上，考虑一切有关的因素，通过协商加以解决。等中间线的方法只有符合公平原则才能被接受。”（12）即中方在此主张自然延伸原则（principleofnaturalprolongation）（要求在相向或相邻国家间进行划界的大陆架影视有关国家所在大陆向海洋的共同的自然延伸。）和公平原则（equitableprinciple）（是指在大陆架划界中，不管采取何种划界方法都须考虑相关的具体情况，以便找到公平的解决办法或达到公平解决的目的。（13

3、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问题。中国认为，中日两国已被冲绳海槽隔开，不共大陆架。冲绳海槽是我国东海大陆架和日本琉球岛架的天然分界线，海槽的因素在划界时不应被忽视且必须给予充分考虑。

三、争端解决的可能性办法

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妨参照国际法院的判例，结合国际条约法规定、国际习惯法规则及公法学家提出的学说进行分析：

首先，1969年北海大陆架案使公平原则在大陆架划界中取得显著地位。在荷兰和丹麦诉联邦德国的北海大陆架案中，国际法院认为，可以从《杜鲁门声明》中引申出一个原则即公平原则。法院认为，采用划界方法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按照公平原则，通过谈判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适用公平原则的方式是应使每一个当事国都尽可能得到“构成其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的大陆架的一切部分而不侵犯另一当事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14）同时考虑其他具体的地理因素，以达到公平合理的划界效果。北海大陆架案是通过国际司法程序解决的第一个大陆架划界案，在此案中，国际法院提出的根据公平原则考虑一切有关情况通过协议解决的观念，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多次肯定与支持。（15）因此说明，在关于东海大陆架划界的问题上中日双方仍需要进一步就如何实现公平合理的划界进行协商，必要时可能双方都需要有所让步。

其次，英国与阿根廷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达成的《关于在西南大西洋合作进行近海活动的联合声明》也可以供中日双方参考。比如有学者提出的“双方可将冲绳海槽中轴线与距离日本海岸200海里之间的区域划为合作区”，具体再细分为若干小区，“每个小区适用不同的管理和开发制度。”（16）

最后，根据《海洋法公约》第74条、第83条的要求，在成功划界之前，有关的国家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中日双方的当务之急是改变彼此间的对立情绪，真诚谈判以达成在此时期切实可行的临时安排。这不仅是中日双方的在国际法上的义务，更是在国际法的规范下，良好解决国际冲突，为维护世界和平局势，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

注释：

（1）马呈元《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38页

（2）朱文奇《国际法与中国发展》人大复印资料，国际法学，2005年第2期

（3）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4）1985年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案

（5）杨金森，高之国《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32-33页，海洋出版社，1990

（6）参见《日本威胁开始开采东海资源》，《参考消息》2004年10月29日

（7）《中日东海争端全景》，2005年07月25日15：23：32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8）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354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9）研究报告,冲绳海槽中部玄武岩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韩宗珠，于航，赵广涛，吕海燕（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山东青岛266003）

（10）中国外交部1977年6月13日声明，载《人民日报》1977年6月14日第1版

（11）《论大陆架划界中的公平原则——兼论公平原则在东海大陆架划界中的作用》，李超，

（12）魏敏主编，《海洋法》172页，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

（13）李斌编著《现代国际法学》35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

（14）陈致中编著：《国际法案例》，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14页。

划界范文篇10

摘要：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寻找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是徒劳无功的，反本质主义消解划界问题的做法也有欠妥当。为了更充分地理解科学的边界，我们必须从本质主义走向建构论，把边界当作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种边界是相对的，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它随着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科学划界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论问题，它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和政治问题。

关键词：科学划界；本质主义；情境化；建构论

一，引言

在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科学划界（demarcationofscienc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科学划界就是为科学划定一个边界，从而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区分开来，比如宗教、迷信、伪科学等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哲学家们必须追问“什么是科学”，也就是说必须给出科学的本质定义，然后再把此定义作为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20世纪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波普尔都试图这样做。然而，费耶阿本德以及罗蒂等人意识到，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因为科学不仅处于发展之中，而且它本身就是异质性的。因此，他们试图消解划界问题。然而，不管是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还是对边界的消解都是不合理的，因为科学的边界问题不仅仅是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1]在科学教育、政府决策、临床医学以及科研经费的资助等实践场合，相关的群体必须回答“何谓科学”，科学的边界正是在这些地方性的情境中得到勾画的，它是这些群体的地方性建构的结果。因此，为了理解科学实际上是如何被定义的，科学与其他知识形式事实上是如何被区分开来的，我们有必要从本质主义的规范性划界走向建构论。

二，本质主义划界及其消解

在20世纪早期，逻辑实证主义首先提出了“可证实的”科学划界标准。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逻辑实证主义把分析的目光投向了语言系统。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是一系列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的有意义的命题集合，那么何谓“有意义”呢？为此，逻辑实证主义制定了两条标准，首先是符合逻辑和句法，其次是经验证实。一个命题要有意义首先要符合句法，词汇的混乱堆积当然无法获得意义，其次，诸命题之间要逻辑自洽，违反逻辑当然是不允许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命题必须能够被还原成观察命题从而得到经验的证实，无法被还原成观察命题的语句是无意义的，包含无法得到经验证实的词汇的命题也是无意义的，无所谓真假。因此，“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2]

但是，波普尔认为可证实标准无法成为科学划界的充分必要标准，因为这个标准既宽又窄：过宽是因为它无法把占星术等知识形式与科学划分开来，占星术的某些结论也是可证实的；过窄是因为它把某些重要的科学理论排除在科学之外了，比如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等等。所以，波普尔提出了自己的可证伪性标准：“应作为划界标准的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一个经验的科学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反驳”。[3]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猜想与反驳的过程。科学从问题开始，为了解决问题，科学家们提出大胆的猜想（假设）。但是猜想仅仅是猜想，还不足以构成知识。为了不断地逼近真理，科学家们必须用经验来证伪那些猜想，从而不断地剔除错误，走向更高的精确性和真理性。没有什么理论能够免于批判，没有什么能够躲避经验的证伪。那些从逻辑上无法得到经验证伪的命题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所以，在波普尔那里，可证伪性成为划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

但是，波普尔的划界标准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也无法为科学划界提供充分必要条件。它是不充分的，因为占星术的某些命题虽然不是科学但可以证伪；它是不必要的，因为生物学的进化理论虽然无法被直接证伪但它依然是科学。在波普尔之后，许多科学哲学家都意识到了科学划界的困难，所以划界标准不断被弱化。萨迦特（P.Thagard）和邦格（J.Bunge）不认同上述本质主义的划界思想，认为此种做法过于苛刻，从实践上说是失败的。他们试图从逻辑、心理学、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提出多元的划界标准，邦格（J.Bunge）甚至给出了由12个变量组成的划界标准。[4]但是，所有这些划界标准都是有问题的，众多标准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划界问题是多么棘手。

在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看来，寻找本质主义的划界标准是徒劳的，因为科学没有本质。费耶阿本德把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表达的观点推向了极端，提出了“怎么都行”的无政府主义的知识论立场。传统的思想家们总是试图为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辩护，所以中立性实验、观察或者理性方法成为科学的救命稻草。但是，在费耶阿本德看来，“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可以作为恰当性的不变尺度，甚至认为存在着普遍的、不变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就像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测量仪器可以测量任何量值而不管环境如何的思想一样是不现实的。”[5]与库恩一样，他也否认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任何永恒的方法论、理论或者经验等等。这样，科学的权威就再也无法得到辩护了，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和进步等概念成了空中楼阁。在费耶阿本德那里，划界问题被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不利于知识的进步”，“断言‘科学以外无知识’只不过是又一个最便宜不过的童话”。[6]

罗蒂同样取消了科学划界问题。在罗蒂看来，科学划界试图把科学当作是宗教的替代品，从而把科学当作是文明的坚实基础。在传统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实在的正确表象，正确的方法和程序可以保证科学知识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但是，在对实在论和“镜式”知识论作出批判之后，罗蒂发现无论是方法论还是中立的实在、概念框架都无法为科学奠基。因此，他提倡用“连带性”（sodality）替代实在论意义上的“客观性”，连带性存在于特定的人类共同体之中，是共同体的人之间经由对话达成的一致和共识。这样，科学就从实在走向了主体间性，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一旦把科学置于对话和共同体之内，科学与人文科学、艺术之间的对立就有可能被取消，科学与其他文化部门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

三，走向建构论

本质主义的科学划界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而反本质主义者则试图消解科学的边界，否认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但是这两者都是有问题的。首先，本质主义者无法找到科学的权威来源，无论是恰当的方法论、理性程序、经验验证等等都是行不通的，这突出表现在科学划界所遭遇的诸多困境上。其次，反本质主义消解科学边界的做法无法解释科学的权威性。在当代，科学无疑是知识权威的主要源泉，任何知识主张只有把自己标注成“科学的”才能够活动权威性。反本质主义否认科学的权威显然不妥。最后，无论是本质主义者还是反本质主义者都是站在知识论的规范性立场上来谈论科学划界问题的。他们把自己当作是科学的立法者，一方说科学应该有边界，另一方说科学无所谓边界。但是有无边界的问题不是哲学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具有重大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7]科学边界的实践意义提醒我们要把目光从哲学的层面转移到社会学或者政治学层面，但是应该采取何种进路呢？

我们知道，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科学论（sciencestudies）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不满于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方法，他们试图从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那里寻找灵感，试图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以及科学知识本身，这样的进路一般被称为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其核心的知识论立场一般被称为建构论。以往的科学哲学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来看待科学，认为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象，表象的精确性一方面受经验观察的证实或者证伪，另一方面受制于理性的逻辑方法。科学知识的发现过程则被当作是社学心理学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发现的情境”与“辩护的情境”的分离。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专注于科学制度和科学的规范结构，丝毫没有触及科学知识这个内核，而以曼海姆为代表的知识社会学则把科学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之外，从而否认了社会要素对于科学知识的影响。但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开端的社会建构论则一反传统，它试图弥合“发现”与“辩护”的鸿沟，实现科学的“情境化”（contexualizationofscience）。科学的情境化意味着，任何科学知识和科学语句都无法离开具体的情境条件来抽象地加以研究。科学知识和事实是在地方性的情境中被生产和辩护的，离开利益、权力、价值观等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就无从理解科学，无从把握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在建构论那里，知识论与社会学、历史学甚至政治学融为一体了。

在建构论者看来，实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科学也不是对实在的客观表象。如果说实在无法为科学知识辩护的话，那么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是如何得到辩护的呢？答案只能在情境条件中寻找，权力、利益、价值观、修辞等社会文化要素为特定情境中的科学知识的有效性提供了基础。所以，科学的有效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情境化的、地方性的。那种无情境的、凌驾于社会和历史发展之上的普遍主义科学观只能是一种幻觉。既然科学知识的内涵和意义只能在具体的情境中才能获得，那么由此必然得出，意义可以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我们就理解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为什么走错了方向，因为为一个处于历史发展中的、具有情境依赖性的东西划定一个永恒的边界是非常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认可科学是社会建构的，实在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科学的边界也是社会建构的，科学自身为何同样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权威以及边界。[8]

四，作为社会建构的科学边界

建构论无疑为我们考察科学边界问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进路。如果说科学知识是在实验室中被建构出来的，那么科学在实验室和专业共同体之外的形象和权威同样也是社会建构的结果，所以托马斯•基恩（ThomasF.Gieryn）主张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9]把建构论带出实验室的意思是说，既然我们无法找到科学的永恒本质可以为科学辩护，那么我们也就没有理由认为科学在实验室之外的形象、边界和权威可以由科学的本质来加以说明，它们同样要用建构论加以解释。哪些主张具有知识权威因而是科学的？谁称得上是科学家？科学与宗教和巫术的边界在哪里？哪些项目应该得到资助？这些问题只能在特定的情境中才能得到回答。在这些情境中，相关的群体基于自己的目标、立场和利益而塑造着科学的形象，勾画着科学的边界，建构着科学的权威。

从建构论的角度研究科学的边界还要求我们转换自己的角色，从科学边界的立法者变成建构过程的描述者和记录者，要把目光投向所有在特定的情境中参与边界建构的参与者身上。哲学家无法决定“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要由相关的社会群体来回答：科学家、政府官员、普通大众、决策者、激进资助者等等。基恩提出的划界-活动（boundary-work）概念恰当地说明了建构论的研究对象。所谓划界-活动就是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把某些主张看作是科学而否认其他主张的权威性和科学性，“当人们相互争夺科学的认知权威（以及可信性、声望、权力以及物质资源，这需要占据特权地位），或者使其合法化，或者对其提出挑战的时候，划界-活动就会出现”。[10]那么，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性是如何在地方性的情境中通过相关群体的划界-活动而被建构出来的呢？我们不妨通过案例来加以说明。[11]

17世纪6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与托马斯•霍布斯之争不仅仅是实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其实质是对真正的、权威的知识的描述：何谓真正的、合法的知识？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谁生产了这种知识？它的目的为何？这场争论是划界-活动的典型案例，各个相互竞争的群体以不同的方式给出了不同的知识图景，其中每个群体都赋予自己的主张和实践以权威性和合法性，而拒绝其他群体的权威性。

在波义耳之前，实验方法往往与传统的炼金术联系在一起，但是波义耳试图用实验方法来改造传统的自然哲学，并把知识的合法性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科学寻找的是事实，实验得出的结果是否是事实有赖于集体见证（科学共同体和观察者共同体的认同）。那些超越于实验和集体见证之外的知识都是不合法的，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比如形而上学、宗教、个人体验等等。但是在霍布斯看来，确定的科学知识要以理性演绎为基础，科学寻求的不是事实，而是因果解释。这种逻辑演绎的强制力量并不在于它们在自然界中的对象化，而恰恰在于它们的约定性质和反事实的性质：当人们从约定的定义出发，理性地演绎出必然的解释时，知识就变成确定的了，反之就无所谓知识。

我们不能认为波义耳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的观点更符合科学的“本质”，这样的话我们就又回到了本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我们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看看波义耳为什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战胜霍布斯。正如《利维坦与气泵》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旨在考察实验成为权威性知识之基础的历史条件。波义耳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的科学划界更好地满足了一些人的利益和需要，而这些人和群体的力量最终压倒了霍布斯。波义耳的集体见证保证了绅士阶层的利益和权威性。在波义耳那里，并不是所有的人的见证都是有效的，只有特定的群体才能生产可靠的知识，比如具有绅士身份的皇家学会的会员。波义耳对知识的规定还更好地满足了复辟时期的英格兰的当权者的需要。王朝复辟时期的危机清楚地表明，保证社会秩序是多么重要。在霍布斯看来，秩序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问题，他试图通过利维坦式的知识演绎模型来构造一种统一性和秩序。但是在波义耳看来，霍布斯的方案是行不通的，因为理性无法保证共和的统一性，况且利维坦式的专制还会导致查理一世式的暴政。波义耳的划界方案正好借予“专制与极端个人主义之间”，这既避免了专制暴政，又避免了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和事实的集体见证），所以他的方案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恰好一致，从而得到了当权者的支持。

最终，波义耳的划界-活动获得了胜利，但是这样的胜利不是永恒的。波义耳的划界标准在其它情境中是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它具有解释的可塑性，所以不能决定以后的科学边界标划在何处。总之，研究科学的边界问题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划界所在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地考察划界-活动中所包含的权力、利益、价值观以及社会和文化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理解科学边界的历史可变性和情境依赖性。

五，结语

“在现代社会，科学几乎是认知权威的唯一源泉，任何想要得到广泛信任并被认为是自然的解说者的人都需要获得科学共同体的许可”。[12]但是科学的权威并不是先天的，也无法用科学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和辩护。正如自然无法决定科学知识的真伪一样，科学知识和科学事实本身也无法决定科学在社会中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科学的理解。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在地方性的情境中，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他们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斥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所以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的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

科学边界只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因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部分依赖于特定的实践关怀而非关于‘科学的’哲学理论或哲学定义。我们需要在人们的实际决策和选择的情境中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13]这意味着建构出来的边界不是永恒的，而是可变的，随着情境和时间的不同而各不相同。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目标和利益使得科学边界无法被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历史上的科学边界无法决定当下的科学划界，当下的科学划界也无法决定以后科学边界的划定。所以，科学的边界永远处于不停的重构当中，当某一科学家的知识权威受到威胁时，或者当某个人的科学合法资格受到质疑时，划界-活动就出现了。任何划界-活动都时对科学边界的重构，这样的重构无法由任何既定的科学形象所决定，也无法为科学的任何本质特征所决定，重构的结果取决于各方的资源占有、修辞技巧等各种要素。

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边界是地方性情境的建构结果，这样的建构随着情境的不同而不断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之间的边界是相对的呢？是否意味着关于科学的定义是随意的呢？是否意味着科学边界的建构“怎么都行”呢？在否定了本质主义的划界之后，我们无法用科学的本质来反对相对主义。这样，不可避免的是，科学的边界具有相对性，它相对于特定的情境。但是，建构并非是任意的，它要受到一系列情境条件的约束。先前的边界在何处？在从事划界-活动中相关群体可资利用的资源有多少？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为何？所有这些要素都决定了科学边界的建构。虽然对科学的解释和理解具有可塑性，但是解释的可塑性并非意味着任何解释都是允许的。相关的群体在特定的情境中就科学的边界问题进行商讨，各方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手段来说服对方，当共识达成的时候，科学的边界就被建构起来了。虽然这条边界仅具有暂时的稳定性，然而它对此情境中的相关群体而言无疑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1]ThomasF.Gieryn.BoundaryWorkandtheDemarcationofSciencefromNon-science[J].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48,1983:792-793.

[2]石里克.意义与证实[A].洪谦主编.逻辑实证主义[C].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9.

[3]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7.28.

[4]陈健.科学划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第8章.

[5]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05.

[6]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266。

[7]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9.

[8]ThomasF.Gieryn.CultualBoundariesofScience[M].Chicago&Londo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v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