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勒范文10篇

后勒范文篇1

1.1简要案情

某日07：00许，公安机关接到报警称，在某闹市地段一桥下发现一具未知名男性尸体，死因不明。经查，死者系流浪人员黄某，65岁。

1.2现场勘验

尸体位于长江支流一河边的水泥护堤上，头西脚东呈俯卧位。尸体上方为一水泥空坝（图1A），空坝边缘由间隔水泥桩连接铁链作为防护物，铁链距空坝地面高度为40cm，铁链距尸体所在的护堤地面为1.9m。尸体胸腹部下方有由两根鞋带系成的闭合绳套（图1B），长60cm，宽0.5cm；尸体右肘部下方有一棕色运动鞋（无鞋带，图1C），尸体北侧122cm处有另一棕色运动鞋（无鞋带）。尸体西侧420cm处见少量由北向南分布的血迹，血迹附近地面青苔可见拖擦痕迹。

1.3尸体检验

尸表检查：尸长165cm，发长4cm；发育正常，体态中等；尸僵存在于身体诸关节；尸斑呈暗红色，位于面部及胸腹部未受压处，尸体解剖时转移至腰背部未受压处。双眼下睑结膜可见出血点，口唇黏膜未见损伤，左颧部见多处片状表皮剥脱伴皮下出血，已结痂，方向由下向上；颈部甲状软骨水平可见两条横行条状暗红色勒痕（图2A），宽度、纹路与鞋带吻合；胸腹部左侧可见皮肤暗红色变伴出血点；右肘部见一皮肤青紫区，其上有一破口，可见脓液流出；右膝部可见擦伤；右足第4、5趾掌侧根部可见裂创，足底可见流柱状血痂，流向与尸体姿态符合。余无明显异常。尸体解剖：顶部左侧头皮可见一青紫区，左侧颞肌浅层出血，左侧颞顶部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脑实质无破损、出血，脑回增宽，脑沟变浅。颈部皮下甲状软骨水平可见4.0cm×2.5cm淡红色出血区，甲状软骨周围肌肉可见2.5cm×2.0cm暗红色出血区（图2B），颈部深层肌肉未见出血（图2C），甲状软骨、舌骨未见骨折。双侧肺膜与胸壁粘连严重，左侧第5肋骨中段、第3~9肋骨腋段、第5~12肋骨背段以及右侧第6、7肋骨中段可见骨折，上述骨折断端及周围肋间肌出血明显（图2D）。心包完整，心腔内可见鸡脂样血凝块；肝、脾包膜完整；胃内空虚。余无明显异常。组织病理学检验：左顶叶蛛网膜下腔散在出血。左心室局部心肌间质纤维组织增生；右冠状动脉见偏心性粥样硬化斑块伴片状钙盐沉积，管腔Ⅱ级狭窄。部分肺泡腔内见较多吞噬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肺泡壁及间质见大小不等的片灶状炭末沉积伴胶原纤维增生；部分区域肺泡壁增厚，纤维组织增生伴灶性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浸润；部分区域肺泡壁菲薄、断裂，肺泡腔扩张、融合；小支气管黏膜上皮杯状细胞增生，平滑肌萎缩，黏液腺增生、肥大，管壁见数量不等的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浸润；部分区域脏胸膜增厚，纤维组织增生，伴片状玻璃样变。舌骨、甲状软骨附着软组织未见异常。颈部正中皮肤表皮见灶性坏死伴散在中性粒细胞浸润，真皮散在出血伴较多中性粒细胞浸润。左侧肋骨骨折处肋间肌见片状出血伴局部散在、小灶性中性粒细胞浸润。左侧胸壁皮下肌肉组织见片状出血，局部见少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其余器官未检见致死性机械性损伤及疾病改变。毒（药）物检验：提取心血、胃组织进行毒（药）物检验，未检出常见毒（药）物成分。法医病理学诊断：（1）慢性肺源性心脏病；（2）炭末沉着症，肺气肿，慢性间质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陈旧性胸膜炎；（3）左顶叶蛛网膜下腔出血；（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右冠状动脉Ⅱ级狭窄；（5）颈部正中皮肤坏死、出血伴中性粒细胞浸润，左侧肋骨骨折处肋间肌、左侧胸壁皮下肌肉出血伴中性粒细胞浸润。DNA检验：经检验，尸体旁血迹为死者所留，双鞋、鞋带上未检出他人DNA。

1.4鉴定意见

本例系高坠致胸部损伤创伤性休克死亡，颈部勒痕可由死者鞋带自勒形成。

2讨论

2.1高坠的认定

本例死者顶部左侧局部头皮青紫，对应左侧颞肌浅层出血、左侧颞顶部蛛网膜下腔出血，胸腹部左侧腋区广泛皮肤青紫，对应左侧第3~12肋骨骨折，右侧第6、7肋骨骨折，骨折断端周围肋间肌生前出血，符合体表损伤轻、内部损伤重，损伤较广泛，多发生复合型骨折，损伤集中于身体某一侧的高坠伤特点[1]，结合现场具有形成高处坠落的地形条件，尸体西侧420cm处少量血迹分布，经检验为死者所留，血迹附近地面青苔可见拖擦痕迹，符合高坠损伤的特点。尸体检验证实死者除双眼下睑结膜点状出血外，未发现颜面部发绀、肿胀以及胸腹部器官被膜下点状出血等其他机械性窒息征象；颈部除甲状软骨水平见两条横行条状暗红色勒痕，对应浅表部位肌肉局限性片状出血外，颈部其余部位组织、肌肉及甲状腺未见出血，舌骨和甲状软骨未见骨折。因此，分析认为颈部压迫所致的机械性窒息轻微，不足以导致死亡，排除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可能。

2.2自勒的认定

鉴别自勒还是他勒是实际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结合本例的现场勘验、尸体检验和案情调查，分析如下：（1）本例位于室外，尸体周围未见他人足迹，尸体旁墙面未见蹬踩、拖擦痕迹，中心现场平静，无他人参与的证据。（2）他勒时，被害人指甲内可能留有嫌疑人衣服碎片、皮肤组织或血迹[2]。本例死者十指指甲内未见异物，仅检出自身DNA。（3）他勒死者机械性窒息征象明显，常伴舌骨、甲状软骨骨折[3]。本例死者颜面部、内部器官表面均未见机械性窒息征象，颈部皮下出血轻微，深层肌肉未见出血，舌骨、甲状软骨未见骨折，不符合他勒的尸体征象。（4）本例组织病理学检验见颈部皮肤出血、坏死伴中性粒细胞浸润，其颈部损伤为生前损伤，推断伤后存活时间为6~8h[4]；心腔内可见鸡脂样血凝块，推测死亡过程缓慢[5]；足底流柱状血迹完整，流向与尸体姿态符合，提示死前现场平静。以上均不符合他勒的特点。（5）他勒案件中勒索常由嫌疑人自备，事后多留在颈部或带离现场，自勒可就地取材。本例尸体检验证实颈部勒痕的宽度、纹路与死者鞋带吻合，故本例中颈部勒痕可由死者的两根鞋带自勒形成，但勒索已从颈部脱落，显然不是自勒致死。自勒致死多见有辅助工具，如坠石、坠重物、绞紧工具或勒紧后打死结等，本例未见此类方式。

2.3死亡方式分析

后勒范文篇2

男，汉族，现年46岁，中共党员。现为干部。到新区工作以来，他认真学习、勤于钻研、吃苦耐劳、忘我工作，在安全保卫、食宿保障、改善办公条件等机关后勤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好评，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品格和素质。

一、勤奋学习，提高素质。同志注重加强对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会议精神，深入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领会新区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认真书写读书笔记，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剖析，使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自身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明显增强，从事后勤工作的决心和恒心更加坚定，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爱岗敬业，任劳任怨。机关后勤管理工作繁杂琐碎、头绪众多，一定要能忍得住寂寞、吃得下清苦、挨得下劳累。与其他业务工作的轰轰烈烈、众人瞩目相比，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显得默默无闻、少人问津。但作为机关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又责任重大，稍有闪失就会牵涉全局。为认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同志经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经常熬夜，对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都亲自安排，尽力把所有工作抓实抓好，做的细之又细，确保不出一点差错。刚到新区的时候，面对新区后勤工作混乱、整个库房空无一物、办公设施配备滞后，而新区各单位、各部门又多次催促增加办公用具的现状，他多次向领导沟通汇报，想尽一切办法，发动一切力量，赊欠10多万元，为各办公室购置了办公桌椅等必备家具，添置了电脑、打印机以及其他日常办公用品，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在短时间内使新区机关整体形象焕然一新。为进一步缓解办公和住宿条件紧张问题，新区决定建设综合服务大楼。从大楼开建那天起，同志就一心扑在工程建设上，从工程立项审批到工程图纸设计等每一个环节，他都认真参与。特别是工程建设中因土地权属问题，多次受到秦王川园区办阻挡而无法按期开工，面对日益紧张的工期，面对新区领导尽快开工的要求，他竭尽全力与省农牧厅、秦王川园区办协调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力促项目开工建设，有力保障了工程建设如期推进。为进一步改善新区办公条件，同志积极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对新区机关内的部分场地进行了硬化和改造，修建了停车场，进一步方便了来新区调研或办事车辆的停放；与友谊宾馆签订协议，对食堂进行托管，着力加强食堂管理，大力提高饭菜质量；积极改善住宿条件，尽量为干部职工安排宿舍，并在宿舍不足的情况下，协调购买了一辆大巴车，每天接送在兰州市区居住的干部职工，为广大干部职工创造了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另外，面对新区繁重的接待任务，同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次接待活动，确保让领导放心、让客人满意，短短半年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刘伟平省长、陆武成书记、袁占亭市长以及其他省市领导的调研接待任务，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另外，他还着力加强新区机关卫生清洁和安全保卫工作，使机关整体形象有了极大改善。

三、率先垂范，改进作风。同志深知，群众对党的印象是从党员身上获得的，作为党员就应当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自觉维护党的形象。因此，在平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他时时牢记党的宗旨，事事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树立起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努力当好“后勤部长”和“大管家”，以热情周到的服务、细致入微的安排，赢得了来访客人及各级领导的称赞。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真实体现着“创先争优”的深刻内涵，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朴素事例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后勒范文篇3

一、勤奋学习，提高素质

同志注重加强对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会议精神，深入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领会新区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认真书写读书笔记，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剖析，使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自身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明显增强，从事后勤工作的决心和恒心更加坚定，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机关后勤管理工作繁杂琐碎、头绪众多，一定要能忍得住寂寞、吃得下清苦、挨得下劳累。与其他业务工作的轰轰烈烈、众人瞩目相比，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显得默默无闻、少人问津。但作为机关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又责任重大，稍有闪失就会牵涉全局。为认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同志经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经常熬夜，对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都亲自安排，尽力把所有工作抓实抓好，做的细之又细，确保不出一点差错。刚到新区的时候，面对新区后勤工作混乱、整个库房空无一物、办公设施配备滞后，而新区各单位、各部门又多次催促增加办公用具的现状，他多次向领导沟通汇报，想尽一切办法，发动一切力量，赊欠10多万元，为各办公室购置了办公桌椅等必备家具，添置了电脑、打印机以及其他日常办公用品，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在短时间内使新区机关整体形象焕然一新。为进一步缓解办公和住宿条件紧张问题，新区决定建设综合服务大楼。从大楼开建那天起，同志就一心扑在工程建设上，从工程立项审批到工程图纸设计等每一个环节，他都认真参与。特别是工程建设中因土地权属问题，多次受到区办阻挡而无法按期开工，面对日益紧张的工期，面对新区领导尽快开工的要求，他竭尽全力与省农牧厅、区办协调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力促项目开工建设，有力保障了工程建设如期推进。为进一步改善新区办公条件，同志积极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对新区机关内的部分场地进行了硬化和改造，修建了停车场，进一步方便了来新区调研或办事车辆的停放；与友谊宾馆签订协议，对食堂进行托管，着力加强食堂管理，大力提高饭菜质量；积极改善住宿条件，尽量为干部职工安排宿舍，并在宿舍不足的情况下，协调购买了一辆大巴车，每天接送在兰州市区居住的干部职工，为广大干部职工创造了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另外，面对新区繁重的接待任务，同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次接待活动，确保让领导放心、让客人满意，短短半年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刘伟平省长、陆武成书记、袁占亭市长以及其他省市领导的调研接待任务，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另外，他还着力加强新区机关卫生清洁和安全保卫工作，使机关整体形象有了极大改善。

后勒范文篇4

一、勤奋学习，提高素质

同志注重加强对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认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七届四中、五中会议精神，深入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领会新区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同时，认真书写读书笔记，对自己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剖析，使自身的政治理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自身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明显增强，从事后勤工作的决心和恒心更加坚定，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机关后勤管理工作繁杂琐碎、头绪众多，一定要能忍得住寂寞、吃得下清苦、挨得下劳累。与其他业务工作的轰轰烈烈、众人瞩目相比，机关后勤保障工作显得默默无闻、少人问津。但作为机关正常运转的重要保障，又责任重大，稍有闪失就会牵涉全局。为认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同志经常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经常熬夜，对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都亲自安排，尽力把所有工作抓实抓好，做的细之又细，确保不出一点差错。刚到新区的时候，面对新区后勤工作混乱、整个库房空无一物、办公设施配备滞后，而新区各单位、各部门又多次催促增加办公用具的现状，他多次向领导沟通汇报，想尽一切办法，发动一切力量，赊欠10多万元，为各办公室购置了办公桌椅等必备家具，添置了电脑、打印机以及其他日常办公用品，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在短时间内使新区机关整体形象焕然一新。为进一步缓解办公和住宿条件紧张问题，新区决定建设综合服务大楼。从大楼开建那天起，同志就一心扑在工程建设上，从工程立项审批到工程图纸设计等每一个环节，他都认真参与。

特别是工程建设中因土地权属问题，多次受到秦王川园区办阻挡而无法按期开工，面对日益紧张的工期，面对新区领导尽快开工的要求，他竭尽全力与省农牧厅、秦王川园区办协调沟通，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力促项目开工建设，有力保障了工程建设如期推进。为进一步改善新区办公条件，同志积极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对新区机关内的部分场地进行了硬化和改造，修建了停车场，进一步方便了来新区调研或办事车辆的停放；与友谊宾馆签订协议，对食堂进行托管，着力加强食堂管理，大力提高饭菜质量；积极改善住宿条件，尽量为干部职工安排宿舍，并在宿舍不足的情况下，协调购买了一辆大巴车，每天接送在兰州市区居住的干部职工，为广大干部职工创造了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另外，面对新区繁重的接待任务，同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地做好每一次接待活动，确保让领导放心、让客人满意，短短半年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刘伟平省长、陆武成书记、袁占亭市长以及其他省市领导的调研接待任务，受到了领导的一致好评。另外，他还着力加强新区机关卫生清洁和安全保卫工作，使机关整体形象有了极大改善。

后勒范文篇5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后勒范文篇6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后勒范文篇7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后勒范文篇8

一、对宏大叙事历史哲学的批判。《历史理论》作为赫勒现代性理论三部曲的开山之作，标志着赫勒本人思想与立场上的一个重要转向，即从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对马克思的左翼激进历史理论进行自觉反思的思想家。赫勒以后现代的后结构主义为视角来重新审视和评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她认为，传统历史哲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种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赫勒指出了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哲学的主要缺陷:历史哲学以大写的、整体的历史遮蔽了特殊的、具体民族的历史;对历史的进步与历史有目的、必然的发展规律的预设限制了人的自由选择和行动，进而造成了通向自由这一最高价值道路的堵塞。

二、历史理论的维度。赫勒认为，是我们的时代和时代的现实需要历史理论。她认为，她所设计的历史理论是一种未完成的历史哲学。总的来看，赫勒并没有否定历史哲学的全部内容，这首先体现在她对大写历史的重新解读和说明上。不但如此，她还部分地接受了传统历史哲学关于历史进步观念的前提预设，悬置历史哲学中的目的论。纵观《历史理论》，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解读它，但从赫勒本人从前期到后期的思想发展逻辑来看，最重要的是历史理论的伦理学维度。就历史理论而言，这一伦理维度内在于其他的维度之中并统摄其他内容。正是这一维度使得赫勒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赫勒在明确历史理论的内涵后，其历史理论的真正用意在于她在历史理论框架内，以历史理论范式替代历史哲学范式对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我们看到，赫勒之所以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特征的过于强调，以政治包容伦理价值的方式，把社会主义的诉求完全交给历史哲学关于对必然的未来社会主义的许诺和警告。相比马克思，赫勒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选择则更多地强调它的价值维度，即赫勒试图使社会主义摆脱对线性的历史发展与历史规律的依赖，进而呼唤人们立足于现在自觉地进行价值选择。

后勒范文篇9

一、探究性学习的前期准备

先简单介绍多普勒效应源于184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带着女儿在铁道旁散步时，听到火车汽笛声音调变化的偶然发现，启迪学生应留意生活中的物理知识，或许伟大的发现就在自己身边，从而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然后让学生预习并自学本节的知识，使学生对该节物理知识具有一定的认识，同时介绍一课外小制作，完成探究性活动的准备工作。

[小制作]：叫蝉──民间玩具。

叫蝉是一种用竹木制作的民间玩具，由鸣蝉(发音体)、细线和甩棒构成(如图1所示)。转动甩棒，使细线带动鸣蝉做圆周运动，此时将会听到音调起伏变化的鸣叫声(类似蝉鸣)。而且叫蝉分别沿顺时针、逆时针或低速和高速旋转时均能发出不同的蝉鸣声。

[制作方法]：取一小竹筒，用烧红的细铁钉在竹筒的底部戳穿一小孔，让一细线穿孔系牢。再取一根筷子，在其粗端用刀刻一凹槽，在槽中熔入少许松香，细线的另一端套在凹槽中可以自由转动。用万能胶粘一对透明薄绢作为翅膀，稍加修饰，便制成一叫蝉。转动筷子，使叫蝉绕筷子旋转，此时叫蝉就能发出音调起伏的鸣叫声。

[原因解释]：声音是由于物体的振动产生的。叫蝉是由蝉体(空腔)、空腔底膜和细线组成。甩棒使叫蝉做圆周运动时，细线被拉紧，细线的一端在棒上的凹槽中转动，由于有松香细末的参与，加大了细线与棒的摩擦，从而通过细线使得竹筒底膜发生振动，膜的振动又推动竹制空腔的空气产生共鸣，便听到了声音。

布置学生课外自己制作“叫蝉”，启迪学生能不能通过设计方案来探究多普勒效应呢?

二、探究性学习实施过程

学生制作完成后，教师带着学生列队到学校操场完成探究性学习。让学生先旋转自己制作的叫蝉，使其发出“知知……”的声音。对于不发声的叫蝉，教师指导学生改进，并让学生汇报自己的探索设计方案。然后，确定探究方案(学生兴奋不已)。

将学生分成10组，选出叫声较响的10个叫蝉做实验。指导学生完成以下问题探究，研究在哪些条件下会发生多普勒效应?(或者让学生做实验并设计方案自主探索研究。)

第一种情况：一人在水平面内匀速率快速旋转细线(如图1所示)，使叫蝉发声，该组的其他同学站在原地仔细听，判断音调是否变化，是否有多普勒效应发生?探究后，学生回答：有。

第二种情况：一人在水平面内匀速快速旋转细线(如图1所示)，使叫蝉发声，该组的其他同学靠近或远离叫蝉，判断音调是否变化，是否有多普勒效应发生?探究后，学生回答：有。效果比第一种情况更明显。

第三种情况：一人在水平面内旋转细线，使声源(叫蝉)绕着人做匀速圆周运动，此人在转动轴心处倾听，判断音调是否变化，是否有多普勒效应发生?探究后，学生回答：有。

第四种情况：学生甲在水平面内旋转较长的细线，使叫蝉做匀速率圆周运动，另一学生乙随着叫蝉一起运动，学生乙、叫蝉和圆心始终三点共线(如图2所示)，判断音调是否变化，是否有多普勒效应发生?探究后，学生回答：有。

第五种情况：让每组学生拿出事先带来的小录音机，并用粉笔在操场上画出标准圆圈，录音机的喇叭口放在圆心处，使其口朝上放出某一音调的音，每个学生沿着圆圈做圆周运动，判断音调是否变化，是否有多普勒效应发生?探究后，学生回答：无。

每组学生都积极主动地进行实验，仔细感知、分析，沉浸在探究的愉悦之中，在身心愉快中进行学习。等几组实验都完成后，分别让他们汇报探究结果，从而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收集处理能力、语言交流表达能力、团队协调合作能力，等等。最后，下课铃响以后，学生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操场。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让我们一起来仔细探讨其中的原因：

设观察者相对于均匀介质不动，而波源相对于均匀介质运动(就像我们站在铁道旁听驶来和驶去的火车的汽笛声)，这时波源发出的波的波面如图3所示。当波源向右运动时，观察者不动，波源由位置S1运动到位置S2，波源右方的波面变得密集，波长变短，左方的波面变得稀疏，波长变长，但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并没有改变。观察者在波源右侧时，在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完全波的个数增多，观测频率增大，音调变高;同理，观察者在波源左侧时，其观测频率减小，音调变低。

对于上述学生分组实验的几种情况，我们也可以形象地画出其波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种情况：当观测者站着不动时，叫蝉转过去，属于远离观测者，形成的波面如图4所示的波面A，观察者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完全波的个数减少，观测频率小于波源频率，故音调变低;叫蝉转过来属于靠近观测者，所形成的波面如图4所示的波面B，观察者所感知的观测频率大于波源频率，故音调变高。

第二种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观测者还在做靠近或远离波源运动，观测者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完全波的个数更多或更少，效果更为明显。

第三种情况：当波源(叫蝉)绕着圆心O(或人)做匀速率圆周运动时，沿圆周的法向波面发生了变化(如图5所示)，使人耳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完全波的个数发生了变化，故音调发生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波源与观察者之间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却发生了多普勒效应。第四种情况：人随着叫蝉沿圆周的切向一起前进，匀速率旋转的叫蝉所形成的波面如图6所示。在圆的法线方向，人始终与波源S的间距不变(人、叫蝉和圆心始终三点共线)，沿圆的法线方向波面发生了变化，故人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完全波的个数发生了变化，即发生了多普勒效应。这又是一种人与波源既没有靠近，也没有远离，但能发生多普勒效应的实例。

第五种情况：如图7所示，以波源为圆心，波在均匀介质中向四面八方均匀传播，人在其中的一个波面上绕着波源做圆周运动，人耳单位时间内接收到的完全波的个数并没有改变，故不会发生多普勒效应。虽然人与波源之间发生了相对运动，但观测频率没有变化，所以不会发生多普勒效应。

三、探究性学习成果是对课本知识的创新

拓展该探究性实验拓宽了学生的思路，启迪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教材中只描述波源与观察者相对运动中的相互靠近或远离会产生多普勒效应。通过探究性学习，同学们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波源和观察者即使有靠近或远离，也会有多普勒效应发生，如第三、四种情况;即使没有相对运动，也不一定有多普勒效应发生，如第五种情况。所以教科书最好略作修改，适当地增加一些定性探讨的其他实例，以丰富学生对多普勒效应的认识深度。

四、探究性学习能激发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他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学生通过实验探究，兴趣大增，思维的闸门打开，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例1小时候捕捉到的真蝉，握在手中，旋转手臂，听到音调发生变化的蝉鸣，是否属于多普勒效应?

分析蝉靠腹部的振动片振动发声，一般振动频率是一定的，即叫声频率不变。当用手在水平面内摇动它时，观测频率发生了变化，属于多普勒效应。

例2人耳听到警车发出的警笛声是否属于多普勒效应?分析老式警车的报警系统是一个可以绕轴旋转的喇叭，置于汽车顶盖上，喇叭口朝前。当报警时，该喇叭口沿水平面绕自身的轴旋转(如图8所示)。随着警车的开动，使人们感知的观测频率发生改变，音调发生变化，故属于多普勒效应。

后勒范文篇10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刚建立时，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尔布什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满洲）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

天聪年间，经皇太极不断对蒙古诸部征讨，除察哈尔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已经基本臣服于后金国。此时，皇太极就再也不能容忍后金国内蒙古二旗与八旗满洲并存的二元体制了。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皇太极“以归顺蒙古诸贝勒所行违背，不令别立一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3〕即令二旗蒙古贝勒归属于各自联姻的八旗满洲贝勒之下。

这里所谓吴讷格、鄂本兑二旗，乃是属于八旗满洲内的蒙古牛录，只是作战之时由二人统率，并未拨出另立系统，故虽名曰“二旗”（或称二营即蒙古左右营，后又称左右翼），实际上又经常被称为“八旗蒙古”。〔4〕而且，吴讷格天命十年在镶黄旗，天聪时改为正白旗。鄂本兑二天命十年在正白旗，天聪时改为正黄旗。在八王共治制的天命天聪之际，也决无可能将此二人率领的蒙古二旗，分别归于满洲正白、正黄旗下。天聪八年（1634）五月攻明时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5〕可见，原喀尔喀、兀鲁特蒙古五旗解散之后，“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的各牛录，是分隶在八旗满洲之内的，所有权虽仍归蒙古诸贝勒，但征战时已不由他们率领，而受八旗满洲下的各甲喇章京统率。

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6〕除外喀喇沁的九千一百二十三名壮丁组成古鲁思辖布旗、俄木布楚虎尔旗及耿格尔与单把同管旗，仍属外藩蒙古三旗之外，其余八旗皆由原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加上这次新归附的内喀喇沁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混编而居，成为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立。

八旗汉军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较之八旗蒙古，其形成更为艰难，过程也更为曲折。努乐哈齐时期后金中汉人将领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李永芳、佟养性和刘兴祚（爱塔）三人。天命三年克抚顺时，曾允许李永芳仍辖旧部，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特权。而佟养性“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迨获释后，来归有功，以女妻之为婿，授副将职。”刘爱塔“原系开原城平民，以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7〕二人只身来归，并无旧部。天命七年，就在编立明安、恩格德尔蒙古二旗同时，却将绝大部分汉民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八旗满洲之下。天命时，李永芳、佟养性、刘爱塔虽还各有自己的辖区，但已降为八旗贝勒的属人。后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8〕知刘爱塔确属正红旗满洲无疑。《八旗通志》中李永芳后定为正蓝旗汉军，则天命时应隶于满洲镶黄旗，崇德以后随其姻亲阿巴泰转入新建之正兰旗。八旗汉军成立后，才由正蓝旗满洲转入正蓝旗汉军。天命末年，后金国内的汉人叛乱被镇压后，又将大量壮丁编入庄园，沦为各级满洲官员的奴仆，即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编立汉军旗。

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对汉人的策略，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10〕天聪三年又通过考试，将沦为八旗贝勒包衣的部分汉人诸申拨出二百余人。同时，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作用。天聪四年，八旗满洲之下，已有所谓“炮手兵”，与新降附的汉兵混住。

汉军编旗的开始，即同火炮在后金国军事上的广泛作用相关。天聪五年（1631）初，首批红衣大将军炮铸成，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11〕天聪六年在汉人奏疏中，已有汉兵六甲喇与八固山并提。天聪七年正月，“汉兵一旗”的名称出现于《实录》。〔12〕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13〕如果以天聪五年作为汉军一旗之肇始，经过崇德二年分为二旗，四年分为四旗，到七年正式成立八旗汉军，前后凡十一年。其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后金国统治者对汉人的政策与蒙古不同，对后者担心的只是其散漫难治，而对汉人则始终存在着极重的猜忌心理。这在天聪以来许多汉人的遭遇中都能找到解释。

同八旗蒙古一样，八旗汉军成立之前，所谓一旗、二旗、四旗，皆不能视为八旗制中正式的旗。换言之，即在崇德七年之前，汉军旗的各牛录仍然分隶于八旗满洲。如汉军一旗时，虽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官民，但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召宴燕京及大凌河的归顺各官，“时预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上见之曰：‘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遂遣人遍谕贝勒。贝勒等奏曰：‘诚如上谕，臣等嗣后加意恩养，自不敢忘。’”〔14〕可见此时虽有汉军一旗，但众官员仍分属于八旗贝勒。由此可知天聪六年出现的汉兵六甲喇，亦应隶属八旗满洲。又，天聪五年七月，“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15〕故知汉军一旗这炮队，也是分属于八旗满洲的，只是因兵器的制造、训练、给养之特殊性，才由佟养性总辖。那么，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正月对众汉官的一道上谕中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朕）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家，另编为一旗。”〔16〕似汉军旗独立于八旗满洲之外，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一，应该注意到皇太极说的是从“满洲大臣家”，而非从满洲贝勒属下拨出。第二，原来众汉官在满洲大臣家时，按皇太极说的是有马不得乘，牲畜不得用，有腴田不获耕种等等，实际就是当奴隶。皇太极将其从满洲大臣的家奴地位中拨出，并非指脱离满洲八旗贝勒而言。因而所谓“另编一旗”，只是意味众汉官在获得自由民地位后，组成牛录，由汉官自行管理，与这些汉人牛录分属八旗满洲并不矛盾。天聪七年文馆汉人胡贡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谷丰衣足，然缺短少长，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生死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17〕汉军一旗建立后，其成员仍分隶于各贝勒不是很清楚吗？

崇德四年（1639）设汉军四旗时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是年六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以马光远为两黄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两白旗固山额真，王世选为两红旗固山额真，巴颜为两蓝旗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虽各领二旗，但旗纛却只有一个。“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18〕既称四旗，何以固山额真各辖两旗？解释只能是每旗之两翼分别在满洲同色之正镶两旗，属于不同旗分，其中固山额真各在相应的满洲正色旗中，因为此时汉军旗未分正镶，所以他的旗分只能是其隶属的满洲旗。而且，此时八旗满洲中，除两黄旗由皇太极独掌外，其余六旗皆各有主，因此要将汉军四旗各自归于相应的正色满洲旗分之中，不仅是不可能的，也违背八旗制的基本原则。所以，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形式。

崇德七年，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决定性的松锦大捷。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八旗汉军才正式建立。

二

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旗），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0〕

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竟将三者视为彼此独立的三类不同族别的八旗。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而皇帝——皇太极则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21〕这就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而涉及到蒙、汉八旗的隶属性，同进也涉及到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八旗制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八旗满洲的成立，将后金国划为八家，分隶于八旗贝勒，凡后金国人，不论成年编丁与否，皆分隶于某旗贝勒，即使是闲散奴仆亦无例外，绝无独立之人能超然于八旗之外。旗主贝勒是一旗之共主，全旗之衣食生计、婚丧嫁娶、赋役征派，皆取决于各旗贝勒。因此，各旗成员与各旗贝勒的关系，乃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才是国家（即皇权）对各旗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持八旗成员的自由民身份，使之免于沦为各旗贝勒的私属，在此以外，国家对各旗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作过分干预。尽管皇太极后期，皇权已经绝对压倒各旗旗主，国家对旗内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多，但在入关之前，未改变八旗隶属的基本关系。这是八旗国家不同于其它民族国家的地方，也是讨论蒙、汉八旗隶属性的基本出发点。

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蒙古牛录、汉军牛录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状况。但蒙、汉八旗之建立又并非形成蒙古、汉军各自独立于八旗满洲以外的八旗体系，仍然是分别隶属于同一旗色的八旗满洲贝勒。最明显的事实是，蒙、汉八旗皆只设固山额真，其上并未另置旗主。天聪九年二月八旗蒙古成立时，八固山额真为正黄旗阿代、镶黄旗达赖、正红旗恩格图、镶红旗布彦代、正白旗伊拜、镶白旗苏纳、正蓝旗吴赖、镶蓝旗扈什布。〔22〕据《八旗通志》各本传，此八人皆由同旗色之八旗满洲出任，而且其中仅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三人为蒙古人，达赖无传，其他四人皆以满洲人出任。八旗汉军成立时的固山额真，依以上次序为祖润泽、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由于汉军八固山额真皆为汉人，未有满人出任，而且《八旗通志》、《满洲名臣传》、《清史列传》中各传所记旗分多依汉军八旗编立之后而定，故不像蒙古八固山额真那样明确由原来相应旗色之八旗满洲成员出任。但以刘之源曾追述其原为“镶黄旗满洲包衣人”〔23〕揆之，其余七人原先也应属于相应旗色之满洲旗。

蒙汉八旗固山额真的满洲旗分根原，表明在蒙、汉八旗成立以前，他们是八旗满洲贝勒的属人，这是无疑的。而蒙汉八旗分立后，情况又如何呢？崇德二年（1637）九月审理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罪状时，谓“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字，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告于巴奉塔布囊、沙济达喇，遂奏闻。上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结果豪格罢管部务，俄莫克图革固山额真职。〔24〕时豪格为满洲正蓝旗旗主，而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亦以豪格为主，他们的隶属关系甚明。再如崇德四年正月阿玉石一案，也说：“先是，阿玉石绐其兄苏纳（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云‘上命兄往汤泉，其妻亦欲偕往。’王曰：“其妻不可去。尔当告知固山贝子尼堪、罗托、承政英俄尔岱、满达尔汗。’阿玉石遂往告之。尼堪等问曰：‘王云何？’阿玉石答曰：‘王已许其偕往矣。’尼堪等云：‘王虽许去，奈是边地，实不应往。’因遣人问王。王曰：‘我亦云不可去，并未尝许。’至是审实，以阿玉石既给其兄，又诈称王命，论死。奏闻，上命革职，鞭八十。”〔25〕阿济格天聪时为镶白旗不主旗之议政贝勒，崇德后封郡王，虽不任旗主，仍领有自己的牛录。看来苏纳原隶镶白旗满洲时，即为阿济格之属人，此时虽出任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但仍然以阿济格为其主。八旗汉军的情况亦同。崇德八年正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26〕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通过以上三例，可以清楚看出，蒙、汉八旗与八旗满洲分离之后，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对原八旗满洲旗主、贝勒（崇德后之亲王、郡王、贝勒）的隶属关系，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未因此而稍有变更。

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与之混编的内喀喇沁的壮丁数7830名，亦以每户5丁计算，大约是1500多户，只够编30个牛录。所以，八旗蒙古成立时，其主干仍然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移营蒙古从八旗满洲中分立出来，编为八旗蒙古后，并未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崇德三年正月，“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礼亲王代善）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31〕据《八旗通志·旗分志》，托克托衣似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四佐领之托克退。又同年八月，“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偿马一匹，博博罗偿驼一只。〔32〕同日，又有“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汗年录下库达奏称：‘托诺念旧鸷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吴赖往讯之。”〔33〕按上述两段史料中的古鲁克或库鲁克，即《八旗通志·旗分志》中镶黄旗蒙古都统右参领下第十二佐领。吴赖自崇德元年（1636）即为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故托讷所管镶黄旗下移营蒙古，即指镶黄旗蒙古固山所属牛录甚明。同年十二月围猎时，“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辉灿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第二佐领惠三，则此牛录亦属移营蒙古无疑。同时获罪的还有“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如此看来，八旗蒙古成立之后，移营蒙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式和名称。虽然分立为蒙古旗，另设蒙古固山额真统辖，但仍在相同旗色之旗主属下。

不仅如此，如同八旗满洲牛录并非全由一旗旗主所专管一样，蒙、汉八旗之牛录亦各为一旗诸贝勒所分有。天聪九年（1635）九月，正红旗代善子瓦克达得罪，将其部分家奴、牲畜、财物及“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给萨哈廉台吉。”〔34〕此时八旗汉军尚未成立，汉人牛录自然仍在八旗满洲之下，但八旗蒙古已经编成。据《八旗志通·旗分志》，正红旗满洲都统下的国初牛录中并无蒙古牛录，故瓦克达所领的蒙古牛录似应是属于正红旗蒙古都统之下的。又，崇德八年（1643）镶蓝旗公扎喀纳获罪，皇太极“免监禁，还其奴仆家财及满洲牛录，其马匹、甲胄，蒙古、汉人牛录，俱不准给。”〔35〕查《八旗通志·旗分志》，镶蓝旗满洲都统下之国初牛录，唯第二参领第十佐领是“国初以蒙古来归人丁编立，始为半个牛录”，直到康熙时，才以本旗余丁编入，为一整牛录。并无汉人牛录。可以推断，扎喀纳的蒙古、汉人牛录当是在蒙、汉八旗之下的。扎喀纳的爵位不过为公，其上更有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扎喀纳可以同时兼领镶蓝旗下满、蒙、汉三个固山牛录，位居其上者当更是如此。崇德四年，正蓝旗贝勒阿巴泰出征，以筹备军饷遣其家人取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怀胎牛一头，后军中未用，不还毛巴里，反杀之用于筵宴。阿济拜为正蓝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三佐领，看来是归阿巴泰领有的。崇德四年五月，豫亲王多铎降为贝勒，“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古牛录为三分。留二分给豫亲王，其一分奴仆、牲畜全给和硕睿亲王。其满洲、蒙古、汉人牛录及库中财物，和硕睿亲王与武英郡王均分。”〔36〕从多铎正白旗中调出的牛录包括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人二牛录，共十六牛录，〔37〕肯定不是正白旗全部，而只是多铎专管的牛录。而且也不可能都是正白旗满洲固山的牛录，而是分别属于满、蒙、汉三固山的。蒙、汉八旗各牛录既为八旗满洲贝勒属人，因而有责任承供本旗贝勒之征调。阿巴泰之罪不在于征用属下牛录之牛，而在于满足私人享用。崇德八年八月，镶红旗主罗洛宏被告强取牛录章京巴尔哈孙所获狐袭及接受牛录额真多尔济馈赠等事，罚银一千两。巴尔哈孙、多尔济皆镶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章京佐领，其牛录当为罗洛宏专领牛录。

由是可知，不仅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固山皆宗同一旗主，而且同一旗内不主旗贝勒等也同时兼从三个固山中分得各自所专有的牛录。所有这些专管牛录连同本旗三个固山的公中牛录，再全部集合在同一旗主之下，正是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构成了八旗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固山已经不像仅有八旗满洲时那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而出现了。虽然在管理上服从于本固山额真，然而在隶属关系、供役对象上，同一旗下各固山的牛录又与别固山的牛录发生联系，分属于旗内不同的贝勒。但从八旗（八家）的角度看，则每旗（每家）仍是统一完整的社会组织。

作为各旗贝勒的属人，既受其赡养，即有责任为之服役。如天聪初年来归的喀喇沁蒙古台吉弼喇什，“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崇德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囚，论罚。”〔38〕弼喇什虽为蒙古台吉，但对本主贝勒如同家人。汉军情况亦复相同。清初著名大臣宁完我，辽阳人，天命中降于后金，“给事贝勒萨哈廉家”，萨哈廉为正红旗贝勒，故史载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后为文馆巴克什。天聪十年二月因为人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直至顺治初才复起用。很清楚，汉军的旗分是由原在八旗满洲中的旗分而定，即使出任国家要职，其身份依然隶属原主，犯罪后亦仍由原主收养为奴。

综上所述，可以说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只有八旗满洲时八旗制的单一性。原来的“旗”与固山是合一的，所谓八旗就是八固山。迨蒙、汉八旗各为固山，即每旗之下有三固山，八旗共有二十四固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旗的含意就只是旗色了。〔39〕换言之，即作为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个固山组成的团体，已不具有特有的社会联系。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八旗制度的本质。满、蒙、汉八旗既然分别依旗色隶属于八旗贝勒，那么，一旗之下固然是由满洲一固山增加了蒙、汉二固山，但一国分为八旗（即八家）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一点，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崇德二年八月，即八旗蒙古建立之后，皇太极在对议政大臣的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有将各旗妄分彼此，明目张胆，明知本旗有悖乱之人，隐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护者，尤朕心之所深恶者也。八旗皆朝廷之人。”〔40〕这里蒙古八固山和汉军二旗，是包括在八旗之中的。到八旗汉军建立之后，崇德八年六月又有一个上谕，责备在松锦之战中，各旗“固山额真大臣等，各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41〕亦将满、蒙、汉各固山额真的隶属关系说得很明白。所以，八旗即八家仍然构成后金国家的支柱。

三

皇太极继位以来，努力加强对八旗的控制，为此，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各旗固山额真的地位，使其成为总管一旗（固山）事务的大臣，凡各旗行军围猎、生产行政、内部监察，无一不有权处理。总之，将一旗之管理、监察大权，逐渐从各旗贝勒手中分离出来，转移到固山额真手中。而且固山额真的任免权，不属于各旗旗主，天聪五年之前属议政大臣会议，其后均归于皇太极控制下的吏部。尽管如此，各旗人口、财产仍隶于本旗贝勒。旗内成员的婚丧嫁娶必须征得本旗贝勒同意。财产的继承转移，也必须事先申报，征得本旗贝勒的同意。后金国家仍然尊重这一权力。即使旗内处理不公，国家出面干预，也只限在本旗之内，遵循先在本家族内按亲疏分配，若无亲戚，方归本牛录，或归本旗贝勒。旗下属人，除讦告离主者得以改旗外，一般仍留在本旗，或由本旗旗主处理。崇德八年，镶蓝旗贝子罗托（斋桑古子）得罪，“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皆镶蓝旗宗室），听王自便。”〔42〕若是两旗之间发生关系，则须同时征得两旗贝勒的同意。如崇德三年，镶白旗星讷欲以正白旗之寡妻为子妇，“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新王所议。”〔43〕据此可见，各旗旗主贝勒是以一旗最高所有者的身分出现的。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结果，“石廷柱另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44〕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八旗各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分别容纳、赡养外来人口，这是当时解决蒙、汉八旗生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崇德三年七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等云：“我国家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喀在在归附，皆分给与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又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云：“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45〕崇德八年，又重申各旗王、贝勒、贝子须加意赡养“新旧人等”，即满、蒙、汉八固山全体成员。反之，若允许蒙古、汉人各以自己的经济隶属关系结合成八旗满洲之外的社会集团，按满洲人口比例，就不足以控制。所以，将蒙、汉八固山分隶于八旗满洲，同样是一种强制，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王锺翰先生指出的：“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即应被视为满族。〔46〕这一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八旗内部满、蒙、汉三固山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将八旗蒙古、汉军排斥在八旗之外，各成系统，那么，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号召满、蒙、汉同为一体，也势必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汉人的满化。没有后一点，单凭原有的女真族人，是无法征服明朝，进而统一全中国的。

八旗（八分、八家）构成后金—清国家中最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人口财产隶属于一旗之王、贝勒，这一法律表现的经济原因，则是八旗各自独立的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基础。此外的国有经济，不过靠八家捐出。但终皇太极之世，清朝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入关之前，皇太极之所以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势力彻底削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天聪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皇太极企图以断然措施，将八旗经济纳入国家控制之内，但当时的汉人官员就已经指出这条路走不通。〔47〕从以后的史料中，也未见有因多储不售而受告计者。崇德元年十月，国中不充，皇太极又宣谕君臣：“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48〕这种强制手段，恐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所以，次年闰四月，阿济格征朝鲜获皮岛储粮六百余石，皇太极限令“运至东京，赈济贫若无粟之民。若不足，令各牛录下有粮之家均卖与本牛录下人，取其值，或借给取息。如再不足，各旗王可周给之。”〔49〕归根到底，还得依赖各旗王、贝勒、贝子、公解决本旗的生计。崇德以后，国家权力机构已牢牢控制在皇太极手中，大清国的大计方针无不按其意志确定，然而各旗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自旗主贝勒领域。皇太极在将各旗事务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过程中，虽然竭力干预各旗内部事务，限制各旗旗主贝勒越轨擅行，但同时又须依赖他们的配合，尊重其既得权益，关系十分微妙。崇德八年，是皇太极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但他仍说：“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50〕皇太极此言“俱不预闻”，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出他对八旗王贝勒既有不满，又不能越俎代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注释：

〔1〕《满洲实录》卷7，336～338页。

〔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369页。

〔3〕《太宗实录》卷12，171～172页。

〔4〕《太宗实录》卷3，48页；卷6，89页；《满文老档》天聪朝卷17，944页。

〔5〕同〔1〕卷18，241页。

〔6〕同〔1〕卷22，292～293页；《国史院档》上，146～148页。

〔7〕同〔2〕天陪朝卷15，920页

〔8〕《国史院档》上，198页。

〔9〕同〔1〕卷3，52页。

〔10〕同〔1〕卷1，26页

〔11〕同〔1〕卷8，109页

〔12〕同〔1〕卷13，180页。

〔13〕同〔1〕卷18，240页。

〔14〕同〔1〕卷22，291页。

〔15〕同〔1〕卷22，126页。

〔16〕同〔1〕卷17，233页。

〔17〕《天聪朝臣工奏议》下，七年四月十四日《胡贡明请用才纳谏奏》。

〔18〕同〔1〕47，626页。

〔19〕王锺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杂考》117～118页。

〔20〕金德纯：《旗军志》。

〔21〕李治亭：《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7页。

〔22〕同〔1〕卷22，292～293页。

〔23〕《八旗通志》卷114，《刘之源传》。

〔24〕同〔1〕卷39，504页。

〔25〕同〔1〕卷45，592页。

〔26〕同〔1〕卷65，908页。

〔27〕同〔1〕卷26，276页。

〔28〕《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359页。

〔29〕同〔1〕卷2，35页。

〔30〕同〔2〕天聪朝卷1，811页。

〔31〕同〔8〕，274～275页

〔32〕同〔8〕，363页。

〔33〕同〔8〕，361页。

〔34〕同〔8〕，201～202页。

〔35〕同〔1〕卷65，907页。

〔36〕同〔1〕卷46，620页。

〔37〕同〔1〕卷47，621页。

〔38〕《清史稿》卷229，9281页。

〔39〕同〔28〕，291页下注一。

〔40〕同〔1〕卷34，445页。

〔41〕同〔1〕卷65，893页。

〔42〕同〔1〕卷65，907页。

〔43〕同〔8〕，378页。

〔44〕同〔8〕，181～192页。

〔45〕同〔1〕卷42，556～557页。

〔46〕《清史新考》51页。

〔47〕同〔38〕卷239页，《罗绣锦传》。

〔48〕同〔2〕天聪朝卷32，1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