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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4 12:52:39

光绪皇帝范文篇1

[摘要]：光绪的开明自由传播观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准许报刊自由出版和报道；二允许士民上书言事。光绪的开明自由传播观念和政策，在现实中积极推动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兴起，在历史上为中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内涵。

Abstract:AsapartofthesystemofGuangXu’sreformingthought,Heregardedthepressasanimportanttooltorealizenationalrichandstrong.Headvocatedandimplementedasetofpolicyofthefreedomofexpress.GuangXu’snewsthoughthasplayedanactiveroleinthenewsthoughtandactivityofreformists.

Keywords:EmperorGuangXuCommunicationIdeasInfluenceandEvaluation

光绪皇帝在晚清诸帝中思想最为开明。作为他维新变法思想和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在期间形成和推行一种开明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政策。虽然，光绪的变法政策大多由于顽固派千方百计的阻挠和抵制并未真正付诸实行，[1]但他开明的传播政策却基本得到了贯彻和落实，并且在短暂的实施时间中产生了显著的现实影响：直接推动和促成了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的兴起。[2]本文拟对时期光绪皇帝的开明传播观念和政策作一简要述评。

一、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主要内容

光绪的开明传播观念主要体现在他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谕旨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开明传播观念和传播政策基本是一致的。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开明的新闻出版观念和政策

作为一位国家统治者，光绪主要是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角度来认识和利用报刊的。他赋予了报刊两大使命：一是“宣国是而达民情”，[3]二是“开风气以扩见闻”。[4]显然，报刊这两大使命对于推行维新变法，实现国家富强具有重要作用：一能够自上而下地传达政府变法政令，宣传国家维新政策；二可以传播世界新信息，开阔民众视野，更新民众观念，为维新变法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三能够自下而上地反映新法新政在社会中的实际实施情况以及民情民意对其的反响。为了保证报刊能够有效地执行和实现他所赋予其的使命，光绪下谕：

允许民间自由创办报纸，并且要求官员切实倡导民间办报。“该学士所称，现在商约同志，于京城创设报馆，翻译新报，为上海官报之续等语。即著瑞洵创办，以为之提倡。此外官绅士民，并著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切实劝办，以期一律举行。”[5]

准许报纸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他下谕说，“至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扩见闻为主。”[6]随后，他又在一则谕旨中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一切学校农商兵刑财赋，均准胪陈利弊，藉为鼗铎之助，兼可翻译各国报章，以备官商士庶开扩见闻，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浅。”[7]由此可以看出，他要求报刊一要能够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中一切重大事务进行如实地报道和评论，以助人们全面认识事物的真相；二报刊还要能够广泛传播中外知识和信息，以利人们开阔视野，增长见闻。为确保报刊能够做到以上两点，他还特别强调赋予报刊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权利，“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8]此外，光绪上述谕旨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各报”都拥有“胪陈利弊”权利，即无论清政府创办的官报和民间创办的民报都享有自由报道新闻和发表评论的权利。而同一时期，洋务派重臣张之洞则提出了“官报定国是，民报达民情”的主张。[9]张之洞这种将官报和民报划定不同报道范围，肩负不同社会功能的思想，其目的就是限制民报报道和评论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权利，其实质就是剥夺民报的言论自由权利。揆诸实际，张之洞也常常是对官报大力扶持，而对民报采取打压措施。[10]相比之下，在这一点上光绪的思想要比主张洋务的张氏开明。

光绪意识到他推行的报业理念和政策要落到实处必需依靠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因此他批准创设报律。“……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有康有为详细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11]值得注意的是，光绪制定现代报律的思想是作为他学习西方现代法律体系全面改革清政府法律系统的部分而展开的。百日维新期间他电令法学家、时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大使伍廷芳“博考各国律例，及日本改定新例，酌拟条款，咨送总理衙门覆办。”[12]事实上，现代报律只有在现代法律体系中才能真正发挥它保护人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法律效应。如果，单独将现代报律镶嵌在封建法律体系内，它即使不是形同虚设，也很难完全发挥其法律效应。[13]因此，在这一点上，光绪要比前一阶段改良思想家陈炽、郑观应等在不触动整个封建法律系统的前提下，而单独要求制定报律的认识要深刻。但是由于戊戌政变随即发生，包括创设报律在内的全面改革清政府法律系统的政策未能付诸实行。

为了进一步鼓励和支持报业发展，光绪还颁布书籍报纸免税的优惠政策：“书籍报纸一律免税”。[14]这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最大受益者是读者，尤其是边远地区的读者。按当时清政府的财税政策，出版发行报刊不须纳税，但报刊是作为纸张须交纳关税和厘金，特别是厘金的征收，其实际额度虽不高一般在4%-10%，但各地“关卡林立，一物数征”。[15]报纸从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发行到内地，经历重重厘卡，层层征收厘金，待报刊送到读者手中时，价格就远远高于定价了。所以梁启超在请求减免报刊书籍税收的奏折中，指出报刊上税最大危害就是使得“山、陕、云、贵、四川各省士子欲购一书，欲览一报，殊不易易”。[16]“书籍报纸一律免税”有利于降低报刊外销售价，使得内地读者自然会从中“获益匪鲜”。

除新闻出版自由权利外，光绪还赋予士民著述出版自由的权利，并对士民的著述出版行为予以积极鼓励。“各省士民著书……给予奖励”。[17]

光绪不仅提出一套开明自由的新闻出版观念和制度，而且也能将其贯彻落实到实际的政务处理工作中。如他在处理《知新报》报道失实时，仅以警告处置，表现出了他所秉持的开明自由言论观。“褚成博奏，澳门知新报所纪各事，语极悖诞等语。此次俄使觐见，礼颇恭顺，该报馆内所纪，实系信口编造。著谭钟麟、许振祎，派员晓谕该馆，嗣后记事，务当采访真确，不得传布讹言。”[18]甚至对汪康年抗旨不交《时务报》将其私改为《昌言报》，光绪也提出要查明报刊究竟属于汪系还是康梁，实事求是地处理。总之，以不耽误报纸的正常出版发行为要。“该报馆是否创自汪康年？及现在应如何交收之处？著黄遵宪道经上海时，查明原委，秉公覆议电奏，毋任彼此各执意见，致旷报务。”[19]

日本明治维新是光绪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学习目标。其实，就新闻出版政策而言，光绪时期推行的这一系列新闻出版政策，不仅比日本明治维新初期，而且比日本在同一时期实施的新闻出版政策都要进步。明治维新初期颁行的《报纸刊行条例》（1869年）规定，报刊出版需经政府批准，报刊内容“不许妄加批评政法”。[20]而与同一时期，日本实行《新闻条例》更是细密峻苛，不仅从严取缔报纸，对批评政府的新闻记者及政治评论家更是处以重罚。这一时期被称为日本“新闻纸的恐怖时代”。[21]

（二）开明的言论观念和政策

按清旧制，四品以下京官，三品以下地方官，都没有资格直接上书皇帝，一般中下级官吏如有上书，须由高级官员转奏。布衣上书只能通过都察院，而都察院有权视其内容是否适宜，决定是否转递。由于繁复的程序和诸多的限制，实际上很少有一般百姓上书，即使上书也是申白诉冤，发表政治见解的可能性极小。[22]梁启超譬之，“如十七重浮屠，层层塞隔，虽有才人志士，扼腕嗟叹，而敌患民隐，无由达于上听”。[23]

光绪原本意欲完全采纳康有为“许天下人上书”[24]的建议，允许士民自由上书言事，但为顽固派以祖制为由横阻，改为低级官员由所属衙门代递，普通士民由都察院代递，代递官员无权审查其内容，更无权借故扣压不递。代递者只是起到代为传递的中介作用。[25]百日维新时期，1898年8月2日，光绪再次明降谕旨，强调各衙门在执行士民上书言事政策时，“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著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著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用副迩言必察之至意。”[26]

随即，光绪就在王照上书事件中显示出了他落实士民上书政策的决心。就在1898年8月2日这天，官阶微末的礼部主事王照“开人所不敢开之口”，[27]上书建议光绪皇帝游历日本，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按照光绪新政谕旨，此折应由礼部部堂[28]代递光绪。可是，以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为首的礼部六部堂以条陈荒谬为由，不予代呈。王照生性直勇，指斥六部堂阻挠上书是违旨不遵，并宣称如果礼部不予代递，他将通过都察院上奏。六部堂害怕事态闹大，只好代递，并在代递的上奏中参奏王照上书居心叵测，“咆哮署堂，借端挟制”，请严加惩治。[29]光绪对礼部压制王照上书的事情感到极为愤怒，随即将许应骙、怀塔布等礼部六部堂尽行革职，并对勇于上书的王照予以嘉奖。同时，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光绪又一再颁谕旨，重申保护士民上书，各级官员“傥有阻隔，即以违旨惩处。”[30]

由于允许士民上书言事不仅废除了惟有朝廷重臣上书言事的特权，而且反将他们置于民众普遍的舆论监督之下，因此朝廷诸大臣将此政策视“为第一切肤之痛”。[31]但光绪这一举措得到民间舆论的欢迎。《申报》发表评论谴责礼部六部堂压制王照上书，指出其实质，“盖恐此风一启，诸大臣或有蒙蔽之处，即遭指摘之虞，故于王照所条陈，请为代奏者，阻遏其言，为先发之举，俾皆钳口结舌，不敢有所指陈，然后诸大僚得各揽大权，保全禄位，虽然，其用心亦可谓左矣。”并高度赞誉“许士民上书言事”政策，认为“国家转弱为强，其机即伏于此”。[32]同时，光绪这一举措有力地鼓舞了低级官吏和一般民众的上书热情。《国闻报》当时报道称，此事件后村野鱼樵、三教九流也纷纷上书光绪，“封奏每日多至数十件”。[33]据茅海建先生考证，1898年2月28日至9月26日之间，共457人次至少上递567件上书，其中最多一天有37人次上书53件。[34]

难能可贵的是，面对日益增多而且内容从富国强兵、奇门遁甲甚至向光绪本人告贷借款，等等鱼龙混杂的上书，光绪均能认真对待。康有为记述，当时光绪面对“各衙门每日折数十件，厚式盈寸，上鸡鸣而起，披览章奏，至于日昃不尽，体裁沓杂，上并不责问，至有野民渔人上书，纸用二尺长条，称及皇上亦不抬头，上以一笑置之。”[35]光绪还改革旧制设法提高士民上书的传递效率，以便其能尽快批阅。“近日各衙门呈递封奏，有一日多至数十件者。嗣后凡有呈请代递之件，随到随即分日进呈，不必拘定值日之期。”[36]甚至面对顽固派反对他变法的上书，光绪也能大度处之。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指责光绪不敬祖宗，变祖宗成法，并要求光绪斩康有为以谢天下。军机章京谭嗣同欲加以毁谤新政之罪，但光绪还宽恕了曾廉，他说：“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37]

在维新变法各项举措中，光绪坚持最力的就是广开言路，鼓励臣民上书言事，[38]并且表现出超乎清代所有帝王的耐心和宽容。康、雍、乾厉行言禁自不必说。嘉、道放开言路主要也是针对统治阶级内部。并且嘉庆仅面向官员开放言路后，就对上奏数量增加，内容庞杂表现得十分烦躁：“朕近阅臣工条奏，累牍连篇，率多摭拾浮词，毛具细故。嗣后，有官守者各言官守，有言责者各进言责，不得以琐事空言，逞臆渎听。”[39]随后，他还严惩了上书揭露时弊，建议改革的洪亮吉。这更使群臣噤若寒蝉，言者日稀。[40]

二、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思想来源

光绪之所以具有开明的传播观念，并倡导和力行开明的传播政策，其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推行维新变法，富强国家的需要。光绪并不是甫一亲政就开始推行开明自由的传播政策，甚至甲午后还查禁《中外纪闻》，[41]并要求官书局报“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随着甲午巨变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日益紧迫。光绪这才逐渐意识到“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42]而光绪认识到报刊的“宣国是而达民情”的社会功能在推行维新变法，实现富强国家中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光绪本人并不清楚变法的具体内容、方式和步骤，为此，也亟需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以与天下官员士民共同寻求和探讨维新变法的方法和途径。实事上，光绪的新政举措基本上也是广开言路之后据维新派人士和其他开明官员的奏议拟定的。[43]

二是光绪的西学素养为其提供了知识资源和借鉴经验。自幼喜爱玩留声机、火轮车等西洋玩具的嗜好可能潜移默化地熏陶光绪从小就对西方文化形成一种开明的态度，及壮，他学习英文，阅读现代报刊，尊重基督教。[44]光绪学习英文的举动，甚至得到在华西报《字林西报》的报道和赞誉，“恭闻皇上神圣英武，万几余暇，典学不倦，现欲通英国语言文字”。[45]甲午战后，胶旅变起，光绪更是“大购西人政书览之”，[46]同时也开始广泛阅读《校邠庐抗议》、《庸书》、《盛世危言》、《日本国志》等中国改良思想家所著的传播西学，呼吁变法的著作。他颇为认同和赞赏这些著作，还曾大规模地组织臣僚阅读和讨论一些著作的新政观点和改革建议。[47]这些著作或提到过，或系统论证过报刊的性质、功能以及西方言论自由制度，并都在一定程度上提出言论自由的要求。因此，光绪对西方报刊的性质、功能以及言论自由制度有一定的了解。此外，出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都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报刊在实现国家富强中的影响和作用，[48]光绪对报刊在实现国家富强中的作用抱持的过于乐观的，甚至不切实际的估计与期待，与这种夸大的论述恐怕不无联系。

三是出于光绪加强自己政治统治权力的需要。由于他的年轻，更是由于他实际上的无权，大臣常对他进行欺瞒和敷衍，他深切地体会到倍受臣僚愚弄，昧于政情民意的痛苦。[49]要获取政治社会真实信息，破除臣僚的欺瞒和敷衍，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广开言路，扩大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失为一种有效方法。

四是深受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员一再上奏进谏要求言论自由的影响。甚至，光绪一些具体的开明自由传播政策就是对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员相关奏议的直接批复。如书籍报纸免税政策是孙家鼐、梁启超等提议的，创设官报、制定报律、奖励新书出版是康有为提议，[50]等等

三、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实质及其局限性

在充分肯定光绪开明传播观念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梁启超曾对光绪开明的传播政策评价甚高，“虽古圣之悬鼗设铎，岂能比之哉？虽泰西立宪政治之国，亦不过是也。”[51]其实，正好相反。光绪心仪的恰是前者而非后者，后者只是维新派一厢情愿的远大政治愿景。尽管，光绪与维新派在传播政策上取得大体一致的看法，但他们在对这种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远景的认识和思考上存在着本质差别。

指导光绪倡行开明传播观念和政策的思想基础依然是洋务思潮的核心理念——“中体西用”，这在他著名的标志百日维新正式启动的《明定国是诏》中揭示的最为清楚：“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52]虽然此谕由翁同龢草拟，但也经过光绪本人审定，代表了他的观念。光绪开明传播观的出发点是贤君圣王从谏如流的民本思想，其推行开明传播政策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他本人的皇权和清政府的统治，“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53]而维新派所追求的自由传播政策，是以西方自由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自由权利视为天赋人权，如康有为所说，“人有自主之权……此为几何公理所出之法，与人各分原质以为人，及各具一魂之实理全合，最有益于人道。”[54]他们将言论自由视为创造自由民主社会的前提条件和必要步骤，这正如倾向维新的孙宝瑄谈到许士民上书之事，则说到“要在居上者之渐散其权而已。今之许士民上书言事，即散权之机，而议院之先声也。”[55]

四、小结

质言之，光绪传播观念和政策中开明自由的一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当时维新思潮中维新派人士和部分开明官员所思索和呼吁的言论自由观念的集中体现。但，出于巩固自己皇权和维持清政府统治的根本立场，他与维新派的传播观念在理论基础和发展远景上又存在着本质差别。

戊戌政变后，光绪的开明传播政策被慈禧全部废除，但其在短暂的实施期间，在现实中积极推动和促进了国人第一办报高潮的兴起，在历史上则为中国言论自由思想的发展增添了独特的内涵。

[注释]

[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编：《》（一），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336页。为节省篇幅，以下凡引中国史学会编撰的《》丛书，只注引文篇名、书名、册数和页码。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3]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4]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5]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此外，值得商榷的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变法维新，公布了……‘准许自由开设报馆’等项命令”。并且一些著述也常常引述‘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这一说法。仅据笔者查阅光绪维新变法时期的上谕，未见到刊有‘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字样的上谕，并且《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也没有注明这一引语的出处。所以，仅就笔者所见，这一引语似不准确。

[6]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7]1898年8月9日《上谕》，《》（二），第51页。

[8]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9]张之洞，《劝学篇•阅报第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10]关于张之洞和报业关系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11]1898年8月9日《上谕》，《》（二），第51页。

[12]1898年8月2日《上谕》，《》（二），第49页。

[13]梁启超曾对此问题进行过批判，虽其针对的是商法，但报律依然。“仅一商法不足以独立，则不可不颁定各种法律以相辅，……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权限，……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责任，推其极也，非制宪法，开议会，立责任政府，而商务终不可得兴。”见：《新民说•论进步》，《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

[14]1898年8月26日《上谕》，《》（二），第62页。

[15]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16]1898年8月4日《梁启超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6页。

[17]1898年7月13日《上谕》，《》（二），第37页。

[18]1897年6月18日《上谕》，《》（二），第5页。

[19]1898年8月23日《上谕》，《》（二），第59页。

[20]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21]苏进添，《日本新闻自由与传播事业》，致良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页。转引自殷莉《清末民初新闻立法研究（1898—1926）》，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142页。

[22]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9页。

[23]梁启超，《光绪圣德记》，《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4]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载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25]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26]1898年8月2日《上谕》，《》（二），第48页。

[27]1898年9月1日《上谕》，《•梁启超案》（二），第68页。

[28]清代对中央各部长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通称。

[2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30]1898年9月2日《上谕》，《》（二），第71页，另见1898年9月1日、13日《上谕》，《》（二），第68、91页。

[3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一），第342页。

[32]《申报》1898年9月8日，《》（三），第357页。

[33]《国闻报》1989年9月13日，《》（三），第412页。

[34]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9页。

[3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四），第156页。

[36]1989年9月9日《上谕》，《》（二），第81页。

[3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38]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39]转引自彭明、程肃，《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0]有关嘉道开放言路政策，以及洪亮吉上书事件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关文发《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黄俊军《论道光皇帝开放言路政策与内政改革》，《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41]1896年1月20日《上谕》，《》（二），第2页。

[4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四），第257页。

[43]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44]相关详细讨论参见：王日根，《光绪VS明治》，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1页。

[45]转引自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46]梁启超，《光绪圣德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47]光绪对这三本书评阅情况的相关详细讨论，《校邠庐抗议》见李侃《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文物》1978年第7期；《庸书》见赵树贵《陈炽年谱简编》，《陈炽集》，赵树贵、曾丽雅编，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1页；《盛世危言》见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页。

[48]相关详细讨论见，孙振斌《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现代传播》1987年第3期。

[49]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50]康有为，《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设立特许专卖，以励人才而开民智折》，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274页。

[51]1898年7月26日《上谕•梁启超案》，《》（二），第44页。

[52]1898年6月11日《上谕》，《》（二），第17页。

[53]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张朋园先生也认为，“光绪可能想做大比得，未必甘心做明治皇帝。”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54页。

光绪皇帝范文篇2

（一）开明的新闻出版观念和政策

除新闻出版自由权利外，光绪还赋予士民著述出版自由的权利，并对士民的著述出版行为予以积极鼓励。“各省士民著书……给予奖励”。[17]

（二）开明的言论观念和政策

二、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思想来源

光绪之所以具有开明的传播观念，并倡导和力行开明的传播政策，其原因大致有四：

四是深受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员一再上奏进谏要求言论自由的影响。甚至，光绪一些具体的开明自由传播政策就是对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员相关奏议的直接批复。如书籍报纸免税政策是孙家鼐、梁启超等提议的，创设官报、制定报律、奖励新书出版是康有为提议，[50]等等。

三、光绪开明自由传播观的实质及其局限性

四、小结

[注释]

[2]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9页。

[3]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4]1898年9月12日《上谕》，《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6]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7]1898年8月9日《上谕》，《》（二），第51页。

[8]1898年7月26日《上谕》，《》（二），第44页。

[9]张之洞，《劝学篇•阅报第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10]关于张之洞和报业关系的相关详细讨论参见，裴晓军《张之洞报刊管理与报刊思想的双重性》，《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8期。

[11]1898年8月9日《上谕》，《》（二），第51页。

[12]1898年8月2日《上谕》，《》（二），第49页。

[14]1898年8月26日《上谕》，《》（二），第62页。

[15]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清代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16]1898年8月4日《梁启超呈》，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56页。

[17]1898年7月13日《上谕》，《》（二），第37页。

[18]1897年6月18日《上谕》，《》（二），第5页。

[19]1898年8月23日《上谕》，《》（二），第59页。

[20]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22]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9页。

[23]梁启超，《光绪圣德记》，《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3页。

[24]康有为，《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载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25]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26]1898年8月2日《上谕》，《》（二），第48页。

[27]1898年9月1日《上谕》，《•梁启超案》（二），第68页。

[28]清代对中央各部长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通称。

[2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30]1898年9月2日《上谕》，《》（二），第71页，另见1898年9月1日、13日《上谕》，《》（二），第68、91页。

[31]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一），第342页。

[32]《申报》1898年9月8日，《》（三），第357页。

[33]《国闻报》1989年9月13日，《》（三），第412页。

[34]相关详细讨论可参见，茅海建《史事考》，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19页。

[3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四），第156页。

[36]1989年9月9日《上谕》，《》（二），第81页。

[3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38]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39]转引自彭明、程肃，《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41]1896年1月20日《上谕》，《》（二），第2页。

[42]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四），第257页。

[43]刘振岚，《戊戌维新运动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45]转引自薛福成，《薛福日记》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683页。

[46]梁启超，《光绪圣德记》，《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48]相关详细讨论见，孙振斌《郑观应新闻思想述评》，《现代传播》1987年第3期。

[49]张鸣，《再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8页。

[51]1898年7月26日《上谕•梁启超案》，《》（二），第44页。

[52]1898年6月11日《上谕》，《》（二），第17页。

光绪皇帝范文篇3

政府确曾考虑过改革。如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当时称自强新政）、光绪皇帝主持的、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实施的新政，等等，都未能成功。洋务运动是在面对“船坚炮利”的外国侵略以后，由在中央和地方的若干大员发起的。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革新政治，只想学习西洋如何造船造炮，以为这样就“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奕欣为发动自强运动给皇帝呈送的奏折，也说，英、俄不过是“肘腋之患”，只有发、捻才是“心腹之患”。可见，发动洋务“自强”，不是出发于国家之“自强”，而是出发于政府之“自强”。强化军事机器，对内是根本目的。所谓“勤远略”，不过是在奏折上说说罢了。因为在事实上，军事工业发展以后，未能在“勤远略”上发挥作用。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福建马尾造船厂被法舰摧毁，北洋舰队最后在它的威海卫基地对日投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是不无道理的。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洋务运动时期发展起来的若干近代工业一笔抹杀，只是说清政府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拿差不多同时的日本明治维新作比较，这个问题就看得更清楚了。明治政府举国一致、从上到下支持维新事业，政府出钱出力支持民间办西洋工业，不过三十年就打下了打胜一场对华战争的基础。清政府只是洋务派在操办，顽固派却一片反对之声，慈禧太后正好玩弄权术，居间驾驭，朝廷并没有表示支持洋务运动的明确意向。

洋务运动引起民间质疑，批评之声颇多。改良派思想家批评它徒袭西艺之皮毛，未得西艺之要领。于是，康、梁领衔，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百日之内，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学校教育诸方面的诏谕，像雪片一样的飞来，看似轰轰烈烈，大有作为的样子。不过旬日之间，慈禧变脸，反掌之下，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这样的封建专制统治，岂能领导国家的改革。戊戌维新如果提前到洋务运动时期，并且得以顺利进行，中国的面貌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但是，当八国联军之役后，《辛丑条约》谈判过程中，列强要求清政府实行改革。慈禧太后还在西安，尚未还都，即发表新政谕旨。随后，练新军、废科举、宣布预备立宪、鼓励工商业、修改法律，不仅把戊戌维新时期废止的维新办法都恢复了，且大有过之。1905年还派出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考察大臣回国送呈考察报告，建议实行君主立宪，改革官制，除要求撤废一些中央部外，还要求撤废军机处，实行责任内阁。慈禧太后视军机处为禁脔，不准擅议，政治改革搁浅。预备立宪也要等到宣统五年。但是，现在时代变了。甲午战后受民族危亡刺激起而从事救国活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包括康梁在内的改良派、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改革措施都不满意。革命派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立宪派也要求加快立宪步伐。最后，清朝的专制统治终于在革命派发动的强大攻势下被推翻。

这里就涉及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此岸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彼岸学者坚决不同意，认为是全民革命，或者国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讨论辛亥革命，中国大陆的章开沅教授与中国台湾的张玉法教授，不仅在会议上相互辩驳，在会下也着文讨论，好不热闹。这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可见分歧之大之深。台湾学者认为，领导革命的孙中山等人不是资产阶级，怎么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中国当时还没有资产阶级，即或有，也是大贫、小贫，难道说辛亥革命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吗？而且，照共产党的观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都是要被埋葬的，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否定、贬低辛亥革命，怎么能接受这种说法？

对这种驳难，这里简单说一下我的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上的一次革命，如果是针对封建统治的，是要推翻君主专制的，其社会发展目标是要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发展到现代机器工业的大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方向的，这样的革命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辛亥革命就是这样的革命，它是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改朝换代的，所建立的是不同于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它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辛亥革命针对清朝统治，推翻了皇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选举了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这样的革命怎么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呢。至于发动这场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是否资本家出身，并不重要。事实上，十七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2月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出面领导革命的人都未必是资本家出身。领导英国革命并把英国国王送上断头台的克伦威尔，出身于中等贵族家庭，本人是议员；北美独立战争的领导人华盛顿是种植园主；法国大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比尔是律师出身；俄国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克伦斯基也是律师。但是，这些不是资本家出身的革命领导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奋斗目标、纲领、他们所建国家的政治、经济取向都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的，都是为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以及随后所阐述的“三民主义”不都是说明了这种政治经济取向吗。说到中国没有资产阶级，只有大贫小贫，这不是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自从洋务运动从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以后，一部分握有资金的人，以及一部分买办，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的方向转变。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1901年实行新政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形成。上海、汉口、天津、广州，大体上已形成为当时中国的工业基地。中国当然不像欧洲那样有大资产阶级，但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了也是事实。这有当时现代机器工业的统计资料可以证明。罗列这些资料是枯燥的，我只想指出，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显示力量的表示。清末三次立宪请愿运动多由上海、江苏一带发动，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显示。应当指出，清末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之夹缝间生长的，它惧怕这二者，又不能不依靠这二者，它与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根本利益来说，它们应当欢迎辛亥革命，从它们的眼前利益来说，它们不一定欢迎革命派用武装斗争形式发动的、以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为目的的革命。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辛亥革命不代表它们的利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光绪皇帝范文篇4

一、体验式教学的目标设定要明确

在进行体验式教学时，教师首先要设定明确的教学目标，要让学生围绕这一目标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这样才能够体现教学过程的实效性。不少教师都能够意识到体验式教学的作用，但在教学组织与设计上却缺乏合理考虑，所以教师要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设定更有针对性的体验式教学目标。如果是针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学习，则要让学生通过各种体验活动来了解事件的梗概、熟悉事情发展的整个经历;如果涉及对于一些历史人物的分析，则要让学生在体验活动中全面综合地衡量历史人物，客观评定其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影响，以及这个人的功过。在明确的教学目标的引导下会让体验式教学方向更加清晰，学生在进行各种学习活动时需要实现的目标也会十分明确，这样才能够保障知识教学的实效性。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课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设计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分别代表了什么，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出现的?”让学生以小组的形式对问题进行讨论。而教师就以小组成员的身份与学生一同探讨，并给予提示。在明确的教学目标的引导下学生在交流探讨时思路会更加清晰，讨论的重点也会更为突出。为了丰富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师还可以适时地给学生引入一些相关的资料背景，可以给学生介绍先秦时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留下的经典著作，这会帮助学生更直观地领会到“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思想内涵，也能够让学生感受到那个时代积极蓬勃的状态。这样，才能够体现体验式教学的特征，才能够让学生对于这些内容的体验与感受更深刻。

二、丰富体验式教学的展开形式

对于体验式教学过程而言，教师很有必要丰富课程教学的展开形式，要让体验式教学更加新颖多样，这样才能够真正实现增强学生对于教学内容体验的教学目标。具体来说，教师可以将很多有效的教学方法融入课堂，如可以让学生结合课本内容编排一些课本剧，通过扮演剧中具体的角色来增强对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体验。当然，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学完相应的内容后记录下自己的感受，可以将自己对于某一课程的学习心得写成一篇小论文，这同样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方式。例如，教师在讲解“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部分内容时可以分配不同的人物角色给学生，如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八国联军首领等，利用这种方式让学生更充分地走近人物，体会这段沉重的历史。当然，教师也可以利用情景再现的形式展现慈禧太后的丑恶、光绪皇帝的无可奈何等人物特征，进而使学生懂得那时的清政府已变为外国侵略者占有中国的一项工具，而且当时的中国社会已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唯有摆脱清政府的无能统治和打败外国侵略者，方能让中国重新获得全世界的尊重。对于很多历史事件，学生如果只是简单地读到或者学到，对于内容的体验并不会太深。如果能够让学生走进历史事件中，甚至“参与”这些事件，那学生的感受会非常直观，学生对于这段历史的体验也会异常深刻。

三、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辅助工具

光绪皇帝范文篇5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Essayon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1875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写《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结集名为《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还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交道。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蓝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0］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1895年10月7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1］(234—235)这些都说明李提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头提出要他写一份“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11］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万国公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12］“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三、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论坛，增强他们变革现实的责任心

光绪皇帝范文篇6

当然，在立法上，英美法系纵有千般不是，也有一好，如上文所说的”修补主义“就深为国人所看好。大陆法系纵有诸多优点，但也经常被诟病过于死板，落后于社会生活的需要等。我国目前的法主要是向西方人学的思想，结合国民实际，加以改造而成的中国特色法。颇与当年闻名于世的”韩国模仿猫“相似。国人深刻的了解了两大法系的长短，继而回到国内，一方面大谈西方法治文化的发达，另一方面又鼓吹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政治家在法治问题上的敏感度并不像其对战火与动乱那样敏感，因而大多数时候所谓的京派几名专家左右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在立法上更是如此。

因为宪法规定了国家包括政治的根本问题，所以天生法律与政治是连体婴儿，政治家期望依托宪法公式其政治的合乎天理人性，法学家则在政治家耳边喁喁耳语，不断地敲击着政治家心里那个沉闷而敏感的钟。中央如此，地方亦如此。这就是中国立法的规矩。

中国立法体系的丰富性或叫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我读法学本科时期明白了从法律到地方性法规的层次，但到现在作为法律工作者依然没有搞清楚部门规定与级别政府规定的冲突解决。我记得有位老教授在给我们上课时信心百倍的点名让他的得意门生概述中国的立法体系，结果教授自己也只讲了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就草草结束了。不管是人大常委会的裁决还是立法法的解答，这个问题上能说清的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民众能看懂这样的法律么？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法制局面是比较混乱的，至少法治层次不高。到了当前，中央说中国法治体系基本健全，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国家好还是人治国家好，基本上是倾向于赞同前者，然而人治与法治的根本区别与怎样进行协调至今没有人给出解答。我们要怎么样的法制，要怎么开展法治，最终实现什么样的法治？不清楚。老百姓只知道守法就够了。法学家则绞尽脑汁让立法更为健全。方法就是”修修补补“。

光绪皇帝范文篇7

关键词:知识财产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是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经验、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却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先后于1803年和1809年颁布了两个《备案商标保护法令》,其中1809年颁布的法令把商标权与其他有形财产同等看待,被认为是最早的商标保护的单行成文法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着作权法当推英国于1709年颁布的《安娜法》。

知识产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几百年,在我国的产生时间学界有还不同认识,有“二十年说”,和“百年左右说”。“二十年说”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20年前。“百年左右说”是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算起的,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清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国人于1904年起草的,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着作权法《大清着作权律》。学术界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的争论对我们普通民众和企业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事实上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清末就颁布了条文比较完善的法律,其后的国民政府也制订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因为时局的动荡、政权的更迭,这项对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真正产生影响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20来年前逐渐才建立起来,而对我国普通民众和普通企业甚至是各地的基层地方政府而言,知识产权制度在他们的意识中却还没有真正建立。

当知识成为财产

知识产权是由“知识的(intellectual)”与“财产(property)”两个词组合构成。当知识成为了财产,也就意味着拥有知识与拥有房子、汽车、土地相同,意味着知识的价值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音乐剧《剧院魅影》和《猫》的作者韦伯是版权受益者的典型例子。仅《剧院魅影》至少有三个剧团在英国、美国常年演出,另有一个剧团在全世界巡演。仅在美国一场演出的版税就足以使韦伯成为百万富翁。《哈利?波特》小说作者罗琳几年之内变成富翁,也是由于版税的收入。当这个标志着法学理论取得重大进步的概念出现时,知识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和企业实力的最重要的象征。拥有知识多的一方就有可能占据市场的优势地位,而少的一方则会千方百计地改变弱势,知识竞争的出现也就会导致利益的冲突。为了保证竞争有序,就需要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一旦知识财产得到保护,就会大大提高知识的价值,激励知识竞争和技术创新。

创造性智力劳动应予以保护,否则就是犯法,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说是深入人心的观念。当我国政府加大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时,我们听到更多的是抱怨,认为政府是在屈从外国的压力,认为我们的保护过了头。就此有专家撰文指出在科技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永远缺少能与外国企业竞争的核心技术。在文化领域退回去吃大锅饭,只会使我们自己创作的优秀作品越来越少。这种结果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靠吃作者及吃消费者自肥的侵权者,虽然号召人们回到过去的大锅饭时代,但他们自己肯定不会加入吃大锅饭的行列,却依旧扛着“代表公众”的旗,走着侵权致富的路。

当知识产权成为一种商业手段

2004年8月底,发生在德国的一起中国产品在德国被销毁案,是“欧盟关于海关打击涉嫌侵权产品及其措施的法令”生效后的第一起严重损害中国产品国际声誉的知识产权案件。

中国驰名商标“海信”在德国遭到博世—西门子公司抢注。东林电子是一家知名节能灯具制造商,一直使用的中英文“萤火虫(Firefly)”商标,被西门子旗下公司欧司朗抢注当我们的着名企业正豪言国际化时,却发现自己的产品无法进入国际市场,他们的商标已经被抢注。当我们DVD制造业为占到世界分额%而喜悦时,突然有人找上门来收钱,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专利,结果我们的企业却在为他人做嫁衣裳。将你的商标注而不用,微小的注册费用,却可以将你阻止在这个市场之外,轻而易举地排斥了你这个竞争对手。先让你使用他们的专利技术,等你长大了,再来收拾你,这种“放水养鱼”的策略,正大肆将我国的企业辛苦积累的利润收为其囊中……

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一种商业手段,被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娴熟地使用在商业竞争中,他们早已经把知识产权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目前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数量过少,仅有2000多家,仅占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很多企业处在有‘制造’无‘创造’、有‘产权’无‘知识’的状态,甚至靠仿造过日子。”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曾经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这样讲述。

我国有的专家学者还耿耿于怀:抱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太高”,指责我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比国外还高,搞“超世界水平保护”;还有许多人在经常提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日本20世纪6、70年代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相似,而当时它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比我们现在低得多。20世纪70年代之前,国际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基本没有开始。我们如果在今天坚持按照我们认为合理的水平保护知识产权、而不愿考虑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以及相应国际条约的要求,在国际竞争的大环境中看,其唯一的结果只可能是我们在竞争中被自我淘汰出局。

当知识产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输给日本,并陷入了经济萧条。而真正打破这一局面的正是知识产权政策,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重视知识产权的政策,美国顺利地摆脱了经济困境。

2002年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战略会议上发表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将“知识产权立国”列为国家战略。同年11月27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为“知识产权立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日本成立知识产权战略总部,由全体内阁成员和10名在知识产权方面有专长的成员组成。首相小泉纯一郎任部长,副部长由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科学技术的大臣、文部科学大臣、经济产业大臣担任。知识产权战略总部下设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进秘书处,由副部长级的干部担任政府审议会秘书处秘书长这在日本还是首次。有专长的成员包括三菱电机等大公司的总裁,着名大学和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以及律师等。知识产权战略总部规格如此之高,充分说明日本对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视。随着知识产权法的实施,日本在大学研究成果转化为产品、处理侵犯知识产权纠纷、取缔海外侵犯日本知识产权现象和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保护等各个方面将会加大管理力度。

2002年,英国贸工部、专利局与大学联盟等共同出版了知识产权管理手册,以期让更多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企业产品。政府官员表示,英国拥有世界级的科学家,若能将好的点子转换成更多商机与工作机会,将有助于强化英国整体竞争力。有效的知识产权管理将有助于充分利用研发成果并产生扩散效应,进而提升民众生活品质。

当我们的国家还在激烈讨论如何“移植”知识产权理念时,发达国家早已在我们国家急需要得到的知识打上了所有权的印记。我们必须懂得尊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意义,并努力学习、引进新的技术和知识,必须面对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铁壁铜墙。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自己国家的知识产权战略。

我们该做什么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张平教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在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惟一没有与国际接轨的,就是企业意识不接轨,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善意侵权我们就制止了,恶意侵权我们也能抵制住。

而政府应该更多的培训、指导和扶持我们的企业。”而正是由于大部分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过于稚嫩的处理方式,以及政府相关统计数字的缺乏,才导致中国企业落入国外知识产权“陷阱”。

光绪皇帝范文篇8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光绪皇帝范文篇9

近百年以来，“民主”这个词儿在世界上出现的频率算是最高的了，它也是在国内外的各种媒体上叫喊得最响亮的了。认真研究一下，在各个地方，各种思想里对于民主的理解却是很不相同的。在世界意义上不断掀起的民主潮流来看，好象有它们的共识之处，但往往在许多具体事情上它们的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一般说来，西方的文化习惯和价值观念所解释是民主是一大块。咱们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又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中国国内的各种思想流派对于民主的理解也不相同的。尽管中国现在也有许多人比较认同来自西方的民主理念，在实际操作起来却并非是容易的事情。但对于大多数中国来说，民主到底的如何理解的？目前还没有多少共同的看法。

很多人都知道这句来自西方人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个著名的诗句曾经影响了不少中国人为之而努力奋斗。它说明了渴望自由的宝贵，自己当家做主人的难得。人们也往往喜欢把民主与自由比较自然的连在一起。其实，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惯，生命，爱情与民主，自由并不应该相互矛盾的。那是因为在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环境里不得已而进行取舍的无奈之举罢了。中国的民主希望“天人合一”，希望自然和谐。虽然中国人不断追求着“修身，齐家，安天下”，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里，只有皇帝老子可以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清朝为最）。就是那些大臣官员们也只能称自己为奴才而已。至于广大的老百姓那就统统算是草民了。因此，历代的皇权更替几乎都是血淋淋的权力争夺历史。想必都是为了自己的民主自由一把而奋斗了吧？甚至有的皇帝自己也很难民主的。比如，当年的光绪皇帝就因为想改革而得罪了习惯势力结果永远失去了自由。他自己民主就非常困难了，别说还让老百姓民主了。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努力民主事业也被习惯势力所淹没了。中国的民主桥在开始修建时，太狭窄了，大家都想过去，谁也不想去按照秩序排队走过去的。于是乎，谁是权利大，势力强，谁就可以获得优先通过的权利。主席曾经以诗人的浪漫，针对中国几千年的症结来设计一个“大民主”形式试验一下。结果却差一点把中国给闹腾得天翻地覆概而慷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运用辩证法的。中国人就是因为经过了许多次痛苦经历和经验教训，才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地走向成熟和理性。在当时那样单极思想的压力下，一时的“假大空”盛行反而中国的优秀传统也破坏了。当时跳出了少数几个极左面貌人士想借着一时的盲目与侥幸发迹却完全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显然，如果不看到整个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单凭着一相情愿的想当然理想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过比较幸运的是，中国历代的领导人始终都把坚持中国自己的民主特色紧密地联系在中国不断发展与前进的实践之中。民主是与科学分不开的。民主还是存在于必然王国里面。民主还必须要经过必然王国不断磨练才能得到自由王国的通行证。因此，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道德与纪律，享受与奉献等等，它们应当是相互制约，相互提高的关系。

中国的道德修养一直是非常重要的自觉行为。我认为具有起码的道德修养是实现民主的基础。道德修养的重要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中也是普遍意义的。自己不讲道德而去要求别人给你民主那就是没道德的民主。没道德的民主是难以行得通的民主。自己不给别人自由而去要求个人的自由那是霸道的自由。霸道的自由只会引起别人的抵触和反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应该做到，不要把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去强加给别人。中国想要达到长治久安，建立一个良好的民主社会发展环境，就要有比较宽容，文明的民主道德风尚。国家要发展，人民要富裕，就要在帮助老百姓发展经济，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多办实事，多做基础工作。金字塔千年高耸，就是因为它的基本结构稳定。国家的强盛不衰，就是要体现在民众的基础牢固。原来说：大河有水小河满。我想，如果小河里没水了，大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来的？老子比喻过，说大海是百谷之王。就是因为大海有容纳百川的胸怀才能形成承载千万巨轮的气魄。只有广大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了，民主社会才能真正的得以实现。

现在的中国正是发展民主事业最好的时期，中国的互联网上展现出各种论坛上的探讨和争论，也是发展中国民主事业的模拟大演习。就目前情况看来，中国许多的论坛上已经趋于走向理智和成熟了。由开始许多象“式”的吵骂到争论不休，又从各种派别的彼此激烈地批判到逐渐的相互理解与包容。现在又开始相互学习，相互提高。民主不能离开团结，有利于团结的民主才的健康发展的民主。我们要尽快地摆脱过去中国人那种热衷于“窝里斗”的小聪明毛病，中国人应该拿出集体智慧的团队精神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民主事业已经从过去那种限制在比较单一的思想理论空间发展到了今天能够允许容纳多元思想理论的发展空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这样的局面是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理论创新时代的。有许多网友都感觉到了大家在讨论中相互碰撞而引发出的新理论出来的好处。因此，在中国的互联网论坛上对于发展中国的民主化事业是功不可没的。那些有志于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民主道理的广大网友们都在作出了自己伟大贡献。大家可以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从独立分散到相互融和，从融和到进一步提高升华，然后再融合于世界上来显示中国民主理论的特色而给人类的文明增加更加灿烂的光辉。本文写在前几天，现在北京正在召开举世注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感谢主席向全世界发出庄严的声音，给中国走向强大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伟大的创新理论。其中报告内容里非常具体的讲到了关于中国如何进一步搞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发展方向。这个大会真正代表民心所向，真正体现了“三个代表”精神的具体行为准则。他给中国新世纪的发展和创造规划了更加光明的前景。我这里祝贺党的十六大圆满成功！中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光绪皇帝范文篇10